谢选骏：没有中国压力，印度瓦解更快

《印巴分治70年 对中国影响几何？》（2017-08-06BBC）说：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即将分别庆祝独立日（国庆）之际，人们重新回顾70年前大英帝国下属的印度次大陆分治的历史，及其对后来中国的国际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

目前总人口约17亿的南亚次大陆与其北方的中国各占世界总人口的约1/5之多。联合国预计，占南亚土地面积约3/4的印度一国的人口将在7年内超过中国。要预计南亚对世界未来的重大影响，无法忽略70年前南亚次大陆在暴力和流血中分裂为印巴两大国家的历史。

南亚是世界古文明发源地之一，又是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发源地。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宗教、种族、文化、经济、政治等原因，比如历史上受到亚历山大大帝、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等入侵征服，曾有很多次民族融合分化，因此形成多达两千多种类的多元文化，语言数百种，为后来试图以大一统方式治理南亚的历代帝国统治者留下似乎无法破解的难题。

古文明的浩劫

1947年，受到二战摧毁性冲击、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的大英帝国在南亚已经无法维持，在和南亚最大的印度教与穆斯林政党领导人商定后，决定"分治"。1947年8月9日，此前从来没有访问过南亚、来自伦敦的律师拉德克利夫勋爵领导的划界小组在5周内潦草划出国界。5天后（14日），以穆斯林为主导的巴基斯坦独立当天，国界线对外宣布，次日，印度宣布独立。

1947年，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尼赫鲁，大英帝国末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和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讨论分治问题；匆忙潦草的分治计划没有给南亚带来和平与稳定。相反，重重旧账，又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新仇点燃，把南亚次大陆投入一片刀山火海，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由此在血与火中，在痛苦和希望中诞生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人道灾难之一：1947年的分治期间，次大陆的印度教、锡克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暴行，种族、宗教仇杀，暴乱，加之饥荒、疫病等，造成约百万人口死亡，数百万人受伤，约1千两百万人无家可归。一些地方尸横遍野，断垣残壁，惨绝人寰。

BBC乌尔都语部的高级制作人贾韦德·苏穆罗对BBC中文表示，印巴分治对亚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分治导致次大陆直接分裂为两国，而后来在历史上巴基斯坦继续分裂。中国和印巴分治无直接关系，但印巴分治对中国客观上产生的效果是：无论如何，中国都不再会在南方次大陆上面对一个更巨大的敌对国家的可能性了。

贾维德指出，分治没有经过认真的边界和社会规划而匆草进行，不仅没有解决多少次大陆的矛盾，反而制造出更多矛盾和问题，为后来数十年中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国内外矛盾和长期的敌对埋下了伏笔。

1947年3月，阿姆利则市要求该市加入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和要求该市加入印度的印度和锡克教徒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城市很多地方沦为断垣残壁。

人间炼狱

分治宣布前后，特别是在旁遮普等地爆发了不同种族宗教人士之间的疯狂攻击和大屠杀，难以计数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在内的人民被杀戮、绑架、强奸、攻击，无数的房屋财产被焚毁。人们纷纷逃往和自己宗教信仰相同的地区。目击者称，一些载满难民的火车半路被截停，等火车抵达目的地，车上除司机外已经没有生存者。

大约1450万人逃过突然宣布的国界，成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难民迁移。

这些难民很多聚集到大都市附近，形成巨大的贫民窟，继续给两国各自造成严重社会隐患。在此之后的10年里，这些难民中多数才逐渐得到安置。

匆忙分治造成的地缘政治、文化、宗教、种族的深刻鸿沟并未得到修补，相反在后来的70历史中持续存在下来，并不断释放动荡的力量。

两国首都虽然相距并不远，但即使到今天，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之间也没有直达的航班飞机。

自由的代价

时至今日，印巴在克什米尔停火线附近仍时有武装冲突。

印巴分治让主张分治的人士和团体认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但惨痛的经历给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带来了无法忘却的惨痛回忆，仇恨的种子在无数人心中撒下，铺垫了之后70年里的新仇旧恨。

印巴分治并未解决新独立的两个国家间的边境和领土争议，目前两国最大的争议在于接壤中国的克什米尔地区。在后来70年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爆发了三次大战，以及时缓时急、持续至今的小规模冲突。

1947年，由在次大陆独立运动中一直在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地位相对较弱的穆斯林组成的巴基斯坦，分治的灾难远未结束：巴基斯坦被分为在印度西边的西巴基斯坦（现巴基斯坦）和在印度东边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

1947年分治时流亡到东巴基斯坦的比哈尔穆斯林和孟加拉穆斯林之间的种族、语言、文化差异在政治经济矛盾下1971年演变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在印度军队击败巴基斯坦军队的战争支持下，孟加拉国成立，巴基斯坦被分裂为两国。这次分裂又伴随着一次不同种族、宗教派别群众之间残忍的大规模攻击和仇杀。

中国无暇南顾和西藏问题

正当1947年印巴分治、次大陆一片混乱之际，中国也陷入了二战结束后逐渐开始的国共大规模内战，中央政府无暇南顾。

但中国和南亚的历史文化联系却无法割断，特别是对南亚的文化、语言等有千丝万缕联系、和南亚多国直接接壤的西藏地区。

现在历史学者认为，出乎当时对世界可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苏联和美国的意外，也可能出乎南亚统治者的意外，被认为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49年之后拿下除了台湾、香港等少数地区的中国大部地区（外蒙古在苏联控制下独立），包括新疆和西藏，一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大国出现在次大陆的北方。

和过去的中国历朝历代与国民党政府不同的是，新疆和西藏不再由地方政府左右，而与北京保持一致不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

长期以来次大陆和中国之间的模糊划界问题，包括清政府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合约与分歧，也在次大陆分治、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新时期再次凸现出来。

中印交恶与中巴结盟

中国并没有在南亚的分治中起任何作用，但南亚分治及后来的印巴分别的外交行动却影响了中国的外交走向。

50年代初，巴基斯坦还是美国在亚洲反共军事同盟国成员，印度和中国却同在倡导发展中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口号下立场更为接近。不过，中国对分治后的两国均未敌视，中国1950年同印度建交，1951年即与巴基斯坦建交，巴基斯坦也是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

但西藏问题和流亡海外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走得到印度收留，使得与美苏均开始交恶的北京感觉得到美苏支持的尼赫鲁治下的印度"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与美苏交恶、台湾威胁反攻大陆、国内经济陷入困境之际，北京认为印度在中印边界划分问题上步步进逼、毫无谈判妥协的姿态和边境的敌对行动更让中国倍感威胁外，台湾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印度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后）的秘密往来使北京难以容忍。

于此同时，巴基斯坦则不满美国和苏联在巴印、巴阿（阿富汗）争端等问题上巴方认为偏袒印度的态度，在与印度的长期敌对状态下的巴基斯坦和与印度爆发边境战争的中国迅速接近。

中国则依靠巴基斯坦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牵线搭桥，打破外交孤立，与美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崛起

南亚分治结果产生的印巴两国在90年代末都进行核武器试爆，让他们之间的敌对进入了一个可能影响全球的、令人担心的新阶段。时至今日，印巴在克什米尔停火线附近仍时有武装冲突。

在21世纪，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际，印度近年来也开始进入迅速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同被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属"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国际学者越来越关注被称为"龙象之争"的中印两国全方位竞争。

中国和巴基斯坦半个世纪以来保持着"全天候"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友好合作关系。中巴关系被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国家间关系典范"。

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得到巴基斯坦的积极响应。连接新疆和瓜达尔的"中巴经济走廊"开建，中国获得瓜达尔港的建设和运营权，印度认为中国打通了南下印度洋的通道。北京和伊斯兰堡均称，未来中巴关系还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

新德里对中巴关系以及中国与其它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保持戒心，这常常在印度媒体上体现出来。虽然在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改善，但两国在边境问题上的争端仍时而凸现。

中印两国在边境爆发的战争虽然过去半个世纪，边境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数次出现紧张军事对峙，包括 1967年再次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近期，中印在不丹（印度宣布武装保护）与中国边境上的洞朗地区的对峙又一次把两国争议推上风口浪尖。

在南亚分治70年到来之际，试想如果没有当年印巴分治，中国和南亚的历史又将如何书写？

谢选骏指出：BBC不懂“如果没有当年印巴分治，中国和南亚的历史又将如何书写？”那么我就来告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我看来，自从古代南北朝开始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以来的一千七百年以来，中国核心地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外族占领和统治之下，之所以会这么悲惨，就是因为中国接受了印度宗教。这个印度宗教也就是佛教，鼓吹的是吃素，而且还要不杀生，彻底剥夺了中国在先秦两汉的尚武精神，能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的苟活民族和乞活社会。“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佛教精神，让中国人安于亡国奴现状，所以一直受到强盗政权的扶植。例如满清，不仅在汉人中传播“好男不当兵”的弱种思想，而且对蒙古人灌输喇嘛教，成功废去其武功。与此同时，满人自己却保持兵力，直到八旗子弟也变成了废物——于是整个中国如同无人之境，任凭列强宰割了。由此可见，佛教是中国复兴的致命软肋。

由于问题的答案浮现出来了：这个亡国灭种的佛教，恰恰是亡国灭种的印度思想。产生了亡国灭种的佛教的印度次大陆，因此比接受了佛教的中国更加悲惨——印度很少由自己本地人“统一”，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西北民族入侵印度。那么，仅有的那两个由印度本地人建立的王朝呢？所谓孔雀王朝，其实是马其顿帝国入侵的副产品；所谓笈多王朝，其实贵霜帝国入侵的副产品。也就是说，懒散的印度人，根本没有自发地建立帝国的愿望或意志。

虽然奉行佛教的孔雀王朝，后来被奉行印度教的笈多王朝取代了，但这两个印度宗教之间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而且笈多王朝虽然统一了北印度，但在南方则并没有扩张得太远。

由此可见，没有外来力量，印度就无法整合，更不用说统一了。莫卧儿人瓦解、英国退出以后，印度应该维持不久。现在，印度就靠着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的对立而勉力支撑着。但巴基斯坦太弱小了，只有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才能凝聚印度内部，不至于分崩离析。所以说没有中国的压力，印度会瓦解得更快。

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关键一步

《专家：“一带一路”是为了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2017年8月4日说：  

“一带一路”在中国被描绘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战略，目的是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打造“命运共同体”。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希望外界将“一带一路”视为一项旨在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倡议，但是这项计划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大战略，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一位学者说，在这个秩序中，开放、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势头似乎正猛。土耳其和中国就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还说，中国的安全就是土耳其的安全，并承诺将在土耳其国内媒体中消除反华报道。中国媒体还报道说，菲律宾、缅甸和印尼也有强烈意愿参与“一带一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的“一带一路”论坛上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工程。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的那次峰会，其中有近30个国家是国家元首出席。

中国承诺在欧洲、亚洲和非洲60多个国家的包括铁路、港口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万亿美元。

新瓶装旧酒 独缺民主与自由

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利?罗兰（Nedege Rolland）说，让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构想并非中国首创。她表示，在冷战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尝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形成各国间的相互连通并促进经济发展，并希望借此将后共产主义的欧亚大陆打造成一个不仅是商贸自由流动，而且也是政治和思想上民主开放的地区。

罗兰说，虽然现在中国拾起了曾经的旧命题，但是中国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她星期三（8月2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中国所谓的连通是与中国连接，这个想法的背后不是开放，不是让所有思想理念开放争鸣，绝对不是。”

罗兰：“一带一路”意在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

她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一个大战略，终极目的是实现中国的“复兴”。她说，“一带一路”既是一种愿景，也是实现这种愿景的手段，包括在经济上帮助国有企业找到新的市场、输出过剩产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让中国不必通过改革就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过罗兰说，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战略的政治和地缘政治意图，也就是通过经济利益来吸引他国，让中国获得更大的地区影响力。

她说：“命运共同体简短地说，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就是21世纪数字时代的唐朝秩序：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围绕着中国。”

罗兰的这些观察来自于她三年多来对中文资料文献的梳理分析和在中国的采访考察，也是她最近出版的《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与战略影响》（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书的主要观点之一。

中国的欧亚世纪会是怎样的？

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这样的欧亚秩序，那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罗兰在书中花了一小部分篇幅进行了想象：坐标是2035年，欧亚地区人口50亿，其中33亿中产阶级使用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及银联系统进行人民币消费；由于贯穿欧亚大陆的高铁，中国的货物到达西欧只要不到10天，速度远远快于海运。

欧亚地区被中国的北斗系统覆盖，人们使用的5G网络由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提供；人们不用谷歌，没有脸书和推特账号，不看BBC或CNN而是使用百度、微博，看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看中国的肥皂剧和大片。

新的欧亚互联网由自动和人口的审查员进行监控，控制网络领域的公众讨论，打压对中国和地区伙伴的批评。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通过区域和一系列的双边安排与中国相互联系，如果他们与中国发生争端，他们不能通过任何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法律机制解决，而是必须与北京进行双边谈判；中国控制着位于香港的争端解决和仲裁系统，任命仲裁法庭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而且和中国国内的司法体系一样，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这个西方标准。

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已经由近及远，甚至辐射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西欧这些发达地区，并依照友好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友好友好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等级秩序进行划分和打交道；中国注重“发展权“而不是个人自由的权利，中国的投资、经济援助和安全合作不像西方国家一样附加任何条件，因此，中国在帮助其专制邻国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维持了这些国家的统治，并让他们能够不断改善控制社会的技术。

简言之，罗兰写道：“西方的自由思想被扫除了，民主没有在欧亚传播，中国的周边地区稳定了。中国在区域秩序的至高之位上君临天下，无人挑战，其他在经济、政治、安全上依赖北京的国家向北京俯首，尊重北京的利益。”

西方国家如何因应？

未来是否真的会如此发展？没有人知道。但是罗兰说，由于中国主导的投资项目不附带其他条件，这些项目受到专制领导人的欢迎。她认为，如果放任不管，“一带一路”也许会助长专制做法在欧亚大陆的盛行，放慢普世价值的传播。

她还指出，当“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之后，他们也许会越来越难以在政治问题上挑战中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几个月前，欧盟原计划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最终因为希腊的反对，计划流产。在此之前，希腊总理访华，期望可以从中国那里获得更多投资以缓解其财务压力。

那么，西方政府应当怎么做？

罗兰认为，西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应当开展一场反“一带一路”运动或是试图破坏北京的努力，而是应当思考如何将“一带一路”潜在的危害最小化、利益最大化。

罗兰说，对于那些想要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应当审慎，不应仅考虑商业利益，而是要更加全面地看问题。其次，她认为，西方国家虽然不能像中国那样出手阔绰，但是可以整合资源，在一些国家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中国主导项目之外的其他方案。她说，尤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方案应当坚持一贯的高标准，包括强调透明度和善治。

“一带一路”是否会成功？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这个计划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从中国媒体的宣传来看，中国对这个“世纪工程”似乎是信心满满。

不过罗兰说，她在中国接触到的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批评，但是私下里认为习近平的这个项目“太自负”、“野心太大”。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项目主任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表示，他在最近访问中国的过程中，也听到一些质疑之声。

他说：“如果习近平招致许多批评，比如由于很多项目失败，或是因为引发外界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担忧，或是中国民众说，为什么把钱撒到其他国家而不用于自己国家，如果他招致那种批评，这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是个问题。我认为，到那时他就不得不改变路线。但是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感觉，会有足够多的成功项目和积极因素让中国去宣传展示，并宣称‘一带一路’是一项成功的倡议。”

罗兰说，对于中国在推进过程中会遇到那些挑战与阻碍，中国的专家学者们都已经分析地很透彻。这些挑战包括欧亚达多社会、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济投资的可行性，安全因素，以及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周边小国的负面反应。

她说，中国也正在思考解决方案。

不过她说，如果中国想要以“一带一路”为基础构建一个未来的新秩序，那么中国必须说服其他国家中国领导地区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中国在其中展现出的价值观与规范也应当具有普世性。

谢选骏指出：罗兰说，“虽然现在中国拾起了曾经的旧命题，但是中国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从大趋势来看，“命题”和“目的”其实不如“后果”来得重要。因为“命题”和“目的”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后果”却构成了某种“客观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客观的东西”呢？

我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首先，全球有两个“世界岛”：1、亚非拉板块；2、南北美洲板块。其次，谁控制了亚非拉板块说就控制了南北美洲板块。这是因为亚非拉板块比南北美洲板块的分量大得多。

那么这在现实政治之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绝对不能允许亚非拉板块整合起来，否则的话，美国即使控制了美洲也无法与之抗衡的。至于澳洲和日本，当然只能依附亚非拉板块而无法依靠美洲板块的。

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在推进亚非拉板块的一体化。如果中国和西欧都能整合到一起了，那么这两极之间的地区也就整合到一起来了，就是最不情愿归顺欧洲的英伦三岛、最不情愿归顺中国的日本四岛，也不得不归顺未来那个实现了一体化了的“亚非拉板块”——这就是美洲板块遭到边缘化甚至“出局”的前景，当然也是美国这个美洲板块头领的最大噩梦。

所以，美国不能容忍“一带一路”的成功，也不会促成和帮助“一带一路”，除非美国愿意自宫，无条件地奉献自己的优势地位。毕竟，现在的“亚非拉板块”四分五裂、乱七八糟，远远不及美洲板块整合有序，所以没有一个强国可以和美国抗衡。

美国人罗兰现在没有把话说透，仅仅指出“一带一路”是为了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但我不相信罗兰没有读过地缘政治的基本书籍，因此不知道“一带一路”的实际后果会是“整合欧亚非板块”。我认为，罗兰不把这个话说透的目的，是不想为“一带一路”做义务宣传。因为“一带一路”要是真能做成了，那就不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了，而是在“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了——那就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全球政府开始诞生了。

至于现在开始推行“一带一路”是否时机成熟，那就见仁见智了。

至于“开放、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其实是古代希腊城邦殖民主义和现代西方民族国家殖民主义的基础。但是，开放、民主、自由的希腊城邦，后来被不那么开放、民主、自由的希腊化王国所并吞和取代了，最后被完全封闭的罗马共和国和日益专制、独裁的罗马帝国并吞和取代了……那么，谁是未来世界的罗马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谢选骏：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

《北大：中共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2017-8-06 多维）说：

混合体制

讨论当代中国体制，首先需要厘清政体正当性（justness）和合法性（legitimacy）之间的关系。正当性是指一个政体符合一些先验的合意原则，合法性是指一个政体经由一定的既定程序获得的公民的认同。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原则性的区别。

就现代社会而言，正当性应该包括三个原则：（1）保障个人自由；（2）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3）实现良治。第一原则保障个人表达、迁徙、结社以及拥有财产的自由；也就是说，一个正当的政体必须保证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正当政体需要得到民众的同意，但是，如果不能保护个人自由，要想获得民众的同意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没有民众的同意，一个政体就可能不得不随时面临民众的挑战，即使它能够为民众提供好的结果。比如，一个善意的独裁者可能会善待他的百姓，但是，这不能保证他的继承者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此一来，民众就不可能接受这个独裁政体的正当性。第二原则是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它把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区分开来。在多数古代社会里，世袭是其政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到了现代社会，人生而平等成为主流政治思潮，政府职位因此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且，个人的能力和德性必须是决定他能否获得那些职位的先决条件。然而，保护个人自由和政治竞争并不总是能够保证一个政体的正当性。如果一个政体总是无法维持一定的政治秩序并改善民众的福利，它就不太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它也不太可能生存下去。所以，一个正当的政体还需要满足第三个原则，即能够保障良治，包括政治秩序、合理的决策和社会福利的改进等。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正当性的政体应该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而获得合法性，但现实可能未必如此。一种情况是，公民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了解政体运作的全貌，因而无法理解政体的正当性。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一定时期，政体无法满足正当性的所有要求，因而无法得到公民的一致认同。反过来，一个合法的政体未必是一个正当的政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德国，它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却不是正当的。

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混合体制逐渐确立为西方政体的主要形式，它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从满足正当性的角度出发，它是人类社会迄今发现的最佳治理方式。就其纯粹形式而言，君主制保证决策的灵活性和一致性，同时，由于无需担心民众短期诉求的干扰，它也更容易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因而它是实现良治的最佳形式。原始的贵族制由世袭的贵族主导，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世袭制度，在带有贵族制性质的机构中（如英国的上院和我国的政协），组成人员往往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就其本意而言，贵族制通过一些非民选的“贵族”保证政体能够实现一些超越民众短期诉求的正当性原则，如个人自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最后，民主制保证公民的政治参与，并借此成为保障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的最后屏障。

就其设计而言，当代中国体制可以理解为一个混合政体。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是君主的角色，用郑永年的名词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皇帝”（organizational emperor）；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机构，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政协体现了贵族制的要义，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统一战线的机构，也是各民主党派监督党的领导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当代中国体制的核心，因此，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中国共产党体制”是恰当的。要理解当代中国体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

首先，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二是代表社会中一定群体的民众。中国共产党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政党，但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演变已经改变了党的性质。去政治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特征之一。汪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政治的去政治化”，即党派界限趋于消失。他认为，这个趋势有碍公共空间的形成，不利于不同利益的公开表达，进而有利于国家的集权。然而，在中国，去政治化对于党维护正当性是必要而紧迫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以邓小平为主的务实派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更加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自此以后，党的意识形态就随着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而演变。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经济制度的巨变最终导致党的纲领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里面。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全民党的转变。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去政治化的结果是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了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其次，党是我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在民主制中，国家和政党是分离的，政党通过选举竞争政府职位，政党一旦掌权就受到宪法的制约。与此不同，在中国的政体中，中国共产党不是和国家分离的政治组织，而是混合体制的一部分。党的第一个职能是对国家重大政策进行决策。八二宪法赋予党领导中国的权力。“领导”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确立党在宪法架构中的核心地位，也确立党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控制。党的去政治化使得党可以从容地成为民众利益的加总机构，正如民主制下的议会一样，党得以成为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差别在于，议会不存在一个集中机制，而党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和加总。党的第二个职能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提供指导。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因而，在立法方面，“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是有结论的。党的第三个职能是选拔政府官员。尽管八二宪法删去了党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权，但党管干部仍然是党的一个重要职责，而且，这一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因为党的这个职能，笔者也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选拔制”（selectocracy），后文将对它进行详细论述。由于党的三个宪法职能，党既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制度安排。

第三，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较高的制度化程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西方学者经常误解中国的原因之一。多位学者指出（如强世功和柯华庆），《党章》应当纳入宪法架构中加以考虑，以此弥补《宪法》的不足。《党章》和其它党的重要文件对党的决策和官员选拔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是《宪法》所没有确定的，但却涉及中国政体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不同于其它非民主体制，我国的党内继承实现了制度化。在宪法框架下，党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基本得到保障，政府的决策趋于理性。

如同其它混合政体一样，中国共产党体制也不是完美的。它的长处是充分发挥了君主制的优势，因而较完整地实现正当性政体的第三原则，即实现良治；与此同时，它能够基本做到选贤任能，因而满足正当性政体的第二原则，即实现公共职位的开放性。它的短处是没有充分发挥混合体制其它两个构成要素，即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积极性，后文将专门论述这两方面的改进。

选拔制

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官员的选拔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即中国共产党来完成，而不是像民主体制那样，由选民来完成。为此，我们也可以用选拔制来描述当代中国体制。选拔制暗含的两个前提是：（1）国家治理是有层级机构构成的；（2）进入一定的层级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资质。这与当代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当代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大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背离了混合体制，变成了纯粹的民主制。在西方，大众民主的滥斛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并最终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其政治哲学终结。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公民可以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愿的、容忍所有政治主张和思潮的联合体。罗尔斯认为，由于这是公民在理性计算之后采取的自愿选择，因而政治自由主义是强大的。然而，当代自由主义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以它作为一个政体的政治哲学基础就势必在现实中产生巨大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选拔制。

自由主义是西方在现代化早期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哲学，它的核心理念包括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和平等主义三大价值。自由主义的兴起代表了人性和个体的觉醒，它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个人价值把个人置于社会和组织之前，要求社会以弘扬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个人自决赋予个体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摒弃社会给个体施加的不合理的限制；平等主义认定每个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要求社会在各个方面 --- 包括在政治参与领域 --- 都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在现代社会，这些价值无疑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和理性力量。然而，作为一种“全面的”（comprehensive）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的三大价值之间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人类价值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必须面对许多不同的环境，进而构造了与这些环境相匹配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的适用性依赖于使用它们的环境，因而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自由主义的矛盾出自于对人性过于乐观的假设。自由主义既界定个体的权利，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又界定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强调平等主义，并把它们统一到单个个体身上。然而，在现实中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个人因智力、家庭、社会、地理等方面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因而也只能实现不同的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平等主义和个人价值以及个人自决是矛盾的。自由主义是为人的发展设立的乌托邦理想，而不是对个体的实然判断。把一个乌托邦理想应用到现实，必然要产生问题。就国家治理而言，自由主义要求每个人的意见在政治决策中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但在现实中个体所掌握的信息量有差异、判断能力亦有高下之分，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极有可能导致政治的不可治理性。当西方民主中的非民主成分尚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矛盾被一些工具性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所降服；但是，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洲随处可见的民粹主义运动无不表明，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西方将不得不接受原子化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主能否继续实现良治，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

中国的选拔制深深地植根于儒家的传统之中。儒家对人性的描述是基于对社会中的人的观察的基础上做出的实然判断，因此比自由主义更为可靠。具体而言，孔子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认为人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在今天的语境里，“君子”是那些道德高尚、严以律己且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小人”则是那些只顾私利、患得患失的人。孔子认为，这种差异部分是天生的，即“唯上知和下愚不移”。但他也认为，通过克己复礼、下学上达，中人是可以成为圣人的。与孔子不同，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即“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个人能否最终成为圣贤，则取决于后天的教化和努力。“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他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对于当代而言，儒家的感召力不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平等主义肯定，而在于对人的向善之心的肯定。相较而言，自由主义把人性看作天然和固定的，相当于儒家所谓的“性”；而儒家更重视人性后天习得的部分，是动态的。

基于儒家的人性观，我们所能建构的政治体系是一种层级制度，位列其中的成员，其贤能高低大体上对应着层级的高低。因为具备一定德性和能力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体系，因此这种体系具有开放性，即向贤能者开放。这种有限制的开放性看起来没有无限制的开放性那样激动人心，但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政治领域，由贤能所施加的限制却可能是极其必要的。公共事务事关人们的根本利益，但并非人人都具备处理公共事务的德性和能力，即便具备，也存在高低之分。由此，如果政治体系中职位的数量有限、少于合格的贤能者的人数，那么，具有开放性和层级性的政治体系也就相应地具有竞争性。这个竞争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自己竞争，表现为不断修善自我，即孔子所谓的“为仁由己”，孟子所谓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另一方面是由于每个人在修善自我时既受自身努力程度的影响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人际比较上，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具有德性与能力。大体而言，第二方面的竞争就是与他人的竞争。这两种竞争投射到政治领域，其意义便是孔子所谓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选拔制继承了中国历史上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党选拔和任用官员，各级官员处在一场长期的晋升锦标赛当中，通过激烈的竞争实现晋升。对党的忠诚固然是干部选拔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由于党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这里的忠诚并不是对某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忠诚，而是对以党为中心的宪法构架的忠诚，是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忠诚。如果中国所特有的选拔体制能够得到全体人民的一致认同，从而获得宪法意义上的一致同意的话，那么，对党的忠诚就是对于政体的忠诚，党作为国家架构的正当性就转换为政体的正当性。在这里，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党的选拔制度是否满足开放性、竞争性和选贤任能的特征。西方主流意见对此持否定的态度。然而，如果我们近距离地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制度，就会发现，它满足这三个特征。

首先，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基于贤能的开放系统，党对所有认可中国共产党体制且有志于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的优秀人士开放。入党是有志之士进入国家科层体制的先决条件，正如科举中第是古代社会进入统治阶层的先决条件一样。如儒家所倡导的，当代中国科层体制的开放是以贤能为条件的。这与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制度没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因而为一些特朗普式的投机分子提供了进入国家治理核心的机会。

其次，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体制。这种竞争不是党派之间的竞争，而是官员个体之间的竞争。中国共产党为各种利益之争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平台，因而消解了西方式的党派竞争。党本身是一个利益加总机制，社会的利益表达无需通过官员个体呈现，为此，官员之间的竞争也从利益代表之争演变为个体之间的能力和德性之争。尽管党的官方文件从来没有提及党与儒家之间的相通之处，但党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第三，中国共产党体制也具备选贤任能的特征。选贤任能之所以是一个正当政体的重要特征，是因为否则的话，裙带主义就会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腐败和不可治理就会变成常态。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如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裙带主义的确存在于一些地方的干部管理之中。但是，案例研究往往不能反映全貌；要获取全貌，就必须把研究建立在对大样本数据的分析基础上。一些这样的研究表明，能力的确是中国选拔制中的重要选拔标准。早期影响较大的研究见于李洪彬和周黎安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他们研究了相对经济增长率如何影响省级领导干部进入中央的概率，发现在一个官员任职期间，如果他任职省份的经济增长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个标准差，则这个官员的升迁概率就会在平均概率的基础上提高15%。笔者和张牧扬把目光下移到市级官员，使用更为精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我们测量了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并发现，对于49岁以上的官员而言，能力越强的官员越可能得到升迁，能力最强的官员比能力最低的官员拥有高出30%的升迁概率。考虑到经济增长是党在相当长时期里的工作重心，官员选拔把发展经济的能力作为关键性标准，就不足为奇了。为适应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回应大众的要求，党也在尝试建立更加全面的干部考察制度，将其他指标加入到考核体系中。

总之，选拔制使得中国共产党体制满足了政体正当性的第二个原则，即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只不过这种开放不允许“抄近道”，而是需要个人拥有耐心，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就加入到竞争之中。另一方面，选拔制没有被裙带关系所左右，而是基本上能够做到奖励贤能，特别是能够让具备施政能力的官员脱颖而出。选拔制为官员提供充足的激励，促使他们积极为国家和民众工作。即使是那些腐败官员（如刘志军和仇和），升迁的动机也促使他们为国家和民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腐败，而是选拔制为官员提供了正向激励。

改进

现代国家是一部复杂而精巧的机器，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和宪法架构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必须能够娴熟地驾驭这部机器。党是由党员个体构成的组织，无论是在制定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还是在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都必须依赖党员的作用。党内纪律是规范党员行为的重要力量，但无法做到让党员具有整齐划一的思想，更不可能改变党员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就必然要面对复杂的委托-代理局面，党组织是委托者，而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员是代理者。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切割代理者的权力，减少他们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另一个是如何实施对代理者的监督，防止他们滥用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体制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和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是一样的，即必须解决权力的分割和监督问题。邓小平早就说过，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邓小平的意思是，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因而社会主义不应该拒绝。把邓小平的思想应用到国家治理层面，我们也可以说，权力的分割和制衡（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宪政”）不是民主制的专利，中国共产党体制不应该拒绝。为此，中国共产党体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

首先，明确党与国家的关系。《宪法》需要进行修订，为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供双向权力保障。一方面，《宪法》需要恢复五四宪法的条款，保障党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权。而且，党还应当拥有在这些权力上的一定程度的否决权。举例来说，如果党提名的人选没有获得人大通过，党有权再次提名同一候选人，而人大需要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票才能二次否决提名。另一方面，党不能僭越作为选拔机构的角色，要让人大成为民众意愿表达和交锋的制度平台。这个要求没有超越现有的《宪法》框架。《宪法》反映了党自身的意志；遵守《宪法》对党的威信有利无害。

其次，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宪法》赋予它的职责。在本质上，一个正当政体的第一原则是要求对民众意愿的尊重。如前文所述，选拔制找到了解决政治选拔的方案，但是，它需要在尊重民众意愿方面做得更好。在一个多元社会里，究竟什么是社会福利必须经由公开讨论才可能得到答案。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做得很好。但是，民主制也存在着无法达成共识的危险。就其设计而言，中国共产党体制提供了一个找到平衡点的机会，即将官员的选拔和监督区分开来，选拔由党完成，监督则由人大完成。但是，人大的监督是不完备的。完善人大制度的最根本性的措施是人大代表通过公开和公正的程序由民众选举产生。为了保障党的领导，《宪法》可以赋予党提名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的权力。

第三，完善政协对党的监督功能。党是中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混合体制中担负着君主制的作用。正因为此，对党的监督就变得更加重要。我国《宪法》对此已经有所准备，人民政协的主要责任就是多党合作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宪法》规定，人民政协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人民政协在我国的混合政体承担贵族制的功能，应该肩负起维护政体正当性的责任，其中包括对党的工作进行监督。但是，目前的政协规模过于庞大，委员的参政素质良莠不齐，要充分发挥政协的监督作用，缩小政协规模、提高委员的参政素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政协制度的严肃性，政协委员的提名应该由党来完成，但必须经全国人大投票通过。这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但必须经过参议院认可是一样的。

最后，法律是对社会的一种承诺，既然党主导立法过程，党尊重法律就是尊重自己的承诺。在常态下，党因此不应该干预司法过程。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而且也是从民众中间获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党的领导在中国具有历史、政治和法理上的正当性，但是，要取得民众的认同，即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党不仅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而且要尊重自己主导制定的法律和程序。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对民众权利的保护并不差，在许多地方甚至好于一些国家。如果党尊重自己主导制定的法律，民众就会有安全感，接受党对社会的承诺，从而认可党的执政合法性。如果党干预司法过程，民众就会觉得党的立法承诺是时间不一致的，法律是可以被随意解释的，从而会对自己的权利产生疑虑，失去对法律和党的信心。尽管在例外情况下党干预司法具有合理性，但是，如何定义“例外”是不清楚的，民众并不知道“例外”是真实的还是某些人或机构根据自己的利益或判断确定的。前面说过，党的工作必须通过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才能够完成，与司法相关的代理者出于自利或自保的目的，可能扭曲司法过程和结果，雷阳案就是一个例子。为防止司法变成一些权力拥有者或机构谋取私利的工具，在司法和党 --- 当然也包括政府和立法机构 --- 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是必要的，如此，党和社会之间才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确信”的关系，即社会确信党保护民众个体的权利，而党确信民众信赖党的领导并承认其合法性。

显然，即使完成这些改进，中国共产党体制还是和自由主义民主是不同的，但是，这些改进足以让中国共产党体制满足一个正当政体的所有三个原则。最终，这些改进能否完成，取决于党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长期执政条件的认识和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认同。党必须意识到，分权和制衡（宪政）不是“西方民主”的专利，而是国家治理的技术；向国家治理的其它机构（人大和政协）让渡部分权力，是确保民众相信党不僭越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必须意识到，在最低限度上，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混合体制是自由主义民主之外实现正当政体三原则的一个有益尝试，在自由主义民主面临民粹主义巨大挑战的今天，这个尝试更加弥为珍贵。无论何种制度，它的持续最终都取决于利益攸关方的信念。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如果几个强势集团都不再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民主制度也不可持续。阿根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从自由主义民主向民粹主义独裁的转变、俄罗斯在普京时代向威权主义的回归、泰国的民选政府和军人政府之间的轮回，等等，无不说明民主制度是脆弱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和维护正当政体，我们就不应该拘泥于一定的制度形式；特别地，我们需要摒弃不假思索的“民主叙事”，转而寻找描述当代中国体制并指明其改进方向的“新叙事”。不假思索的“民主叙事”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弥漫在中国政治帷幕之后的深刻的“合法性焦虑”。在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做的，恐怕不是加深这个“合法性焦虑”，而是找到国家治理的“重叠共识”，推进中国走向更加完备的正当性政体。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论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去共产党化”，完全从共产主义以外的理论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这实际上就是“去共产党化”。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变成“共产党”以外的某种东西。这种“去共产党化”当然是对共产党革命的彻底背弃，只是对“共产党掌权”的片面执着。这种“阳奉阴违”实际上造成了“名存实亡”的结局。这就像上一次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直到隋朝，虽然几经反复，但是“去鲜卑化”的改革最后还是成功了。古代的“去鲜卑化”相当于现代的“去苏联化”。“去鲜卑化”的改革虽然成功了，但是掌权的还是鲜卑人，汉人不过是给他们充当门面。但是承认汉人而不是屠杀汉人，尊重汉化而不是排斥汉化，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了，已经是一个“文明战胜野蛮”的范例了。

现在的共产党，虽然像古代的鲜卑人一样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但毕竟愿意承认（哪怕只是口头承认）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力图全面毁灭这些规则，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了，已经是一个“文明战胜野蛮”的范例了。

网民评论说：

oneplusone 今天 05:42

写的真多呀，实际上5个字足够了，共产党万岁！

壹旁观者 今天 05:24

这篇文章出于御用文人之手。想想看文人书生在共产党之下是个什么地位？让你讨论国家治理，引导共产党“善治”？没门！只能让你为它涂姿抹粉，哥功颂德。不然的话，过去是逼你改造，现在是将你封杀，如果还不致于把你关起来的话。

wkghm2288 今天 04:42

共产党“反腐”，反出个皇帝来，创举呀。

Mbtech 今天 04:39

为什么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呢？你们看看印度一群穷鬼，俄罗斯经济一塌糊涂，美国腐败的社会！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可以开创一种全新的，最美好的制度，到时候一定会解救全人类的！

海外愚公 今天 02:58

选拔制不是不可以，但很难达到人民的授权和权力的制衡。结果就是腐败横行，却无法根治，

真智 今天 01:30

为什么一定要往西方民主制上靠呢，西方民主制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制度，中国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制度

温杯 今天 00:31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本质就是君主威权体制，其实应该向中国百姓讲清楚这一点，重视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含糊其辞的结果只能是乱作一锅粥，坏人浑水摸鱼，好人蒙冤受屈。

谢选骏指出：不论上述网民的意见如何分歧，但是大家都默认了，现在的中国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所以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还是一个进行时，远远没有完成。等到完成的时候，现代南北朝就会结束，中国就会统一，新的隋唐盛世就会来临了。

谢选骏：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缺乏王者意识！

《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失去了“新疆”“宁夏”“缅甸”》（2017年8月1日）说：一篇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的分析文章，作者温骏轩将中国内部诸板块与印度进行一一的对应比较，发现了十分有趣的差异。

    其实自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两国在边境线上的小规模冲突可以说一直就没有断过，只不过不一定都见诸媒体罢了。然而这一次的冲突，倒的确有些不同。原因在于，中印两军对峙的那片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洞朗地区），印度本身并不是当事方。真正的争议双方，是中国和不丹两国。印度之所以自认为有资格出头，是因为不丹的外交、军事事务完全交由印度处理，经济上亦严重依赖印度，甚至因此没有和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国建交。

   

    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失去了“新疆”“宁夏”“缅甸”   

    中印对峙区域示意图

   

    中国和印度是不丹仅有的两个邻国，并且是两个有矛盾的大国。可想而知，不丹的处境有多么的尴尬。从不丹的角度来说，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一方，而与另一方为敌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些年尽管没建交，中、不两国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甚至有解决边境争议和建交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情况，印度显然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这次与其说是印度为不丹强出头，倒不如说是逼迫不丹明确表态站队。

   

    世界上有五个可以参与全球竞争的一类地缘政治板块，包括有：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不包括俄罗斯部分），以及印度。苏联解体之前，美、俄这两个分别代表海洋、大陆势力的前超级大国，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的主角。冷战之后，除了中国逐渐成长，印度作为欧亚大陆的另一个边缘国家，一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也已是个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说到中国和印度，可比的东西的确很多：都是文明古国，人口都有十几亿，都被列强入侵过，现在都在复兴阶段······总之比下来无非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印度前景好，一种是认为中国后劲足。印度人认为他们前景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他的地理位置好，两面靠洋（跟美国多像啊），而中国很难冲出第一岛链。不过从印度本身的位置及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来说，却存在无法弥补的短板。这使得印度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注定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包括直接来自中国的压力。

   

    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失去了“新疆”“宁夏”“缅甸”

    中美印海上战略示意图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区大体在长城以南，东北方向的“东北平原”，北方的“蒙古高原”，西北的“西域”，西部的“青藏高原”，一直影响着中央王朝的稳定。中国强盛时，这些地方可以采用羁縻、朝贡的方式加以制约。一旦衰弱，居于其上的马上民族便有可能觊觎中原。当某个马上民族入主中原并融入华夏后，新的部落和威胁又开始在上述边缘地区滋生，如此周而复始。

   

    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失去了“新疆”“宁夏”“缅甸”

    中央王朝及周边各主要势力示意图

   

    现在上述边缘地区大都纳入了中国的领土（外蒙古地区除外），中国的国防线得以大幅度推进，中央集权力也得到极大加强。客观上，如果从实际管控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内部地缘政治状况，是两千年来最好的时候。

   

    从外部环境来看，历史上中国最大的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即使在海洋成为全球博弈主战场之后，这一战略威胁也并没有被削弱。在游牧势力被工业革命的力量碾压殆尽后，俄国成为了中国在陆地方面最大的压力源。当然，工业技术也让人口占优的中国，有机会积蓄更多的力量并反制北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有鉴于此，蒙古国、中亚五国作为中俄两国之间的缓冲国，客观上为中、俄两国建立互信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建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背靠背”式的战略伙伴关系。

   

    既然中国在内外地缘政治环境上，都比较乐观，甚至解决了北方压力问题，那么一直对飙中国的印度，情况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并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印度”更多是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真正统一的时间非常少。大英帝国在南亚、东南亚的殖民史，反倒给了印度一个整合甚至扩张的机会。只不过在上世纪中叶，全球迎来民族独立潮之时，完全被动依赖前宗主国制定整合原则的印度（不同于中国的主动争取），并没有机会将自己的边境线，推进到一个安全的程度。

   

    不管印度当时到底有多大机会做到这点，将英国控制下的南亚地区，包括曾经划入“英属印度”范围的缅甸放在一起，拿来与中国内部诸板块（以及独立的外蒙古）进行一个对应比较，都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由此大家也能够看到，印度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最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差异。

   

    1、巴基斯坦—西域。从地理结构上看，巴基斯坦的核心区是印度河流域。印度河也是印度文明的起源之地。然而历史上，印度河流域一直处在印度次大陆，抵御外部压力的前线。一支支跨过开伯尔山口的中亚民族，最终使得印度河流域的居民，放弃了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本土宗教信仰，转而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一员。也最终导致在1947年的印巴分治方案中，巴基斯坦脱离印度成为了独立国家。

   

    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失去了“新疆”“宁夏”“缅甸”

    印巴分治前印度国土范围示意图

   

    除去与中亚相接的地理位置以外，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是巴基斯坦与印度渐行渐远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与南亚整体所呈现的湿热“热带季风气候”不同的是，印度河流域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区。这一环境特点，使之更容易与同样身处干热气候区的中、西亚民族，在文化上找到共同点。

   

    从位置上看，失去巴基斯坦并与之交恶，意味着印度失去了向欧亚大陆腹地扩张的可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半数居民呈现相同信仰（与巴基斯坦），并且在气候、位置上亦极为相似的西域地区，建立了受中央政权管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在上个世纪失去了新疆，那么中国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上合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帮助中国西进的平台，同样难以成型。

   

    2、孟加拉国—西套平原。恒河是印度的母亲河，孟加拉国所处的恒河三角洲地区，历来是印度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英属印度最初的突破点。70年前的印巴分治方案中，孟加拉国因为信仰的关系，也被划入了巴基斯坦的范围（称之为“东巴”）。然而印度居于其间的格局，使得这一整合完全不具备持久性。1971年，在印度的军事支持下，孟加拉国终结了自己“东巴基斯坦”的身份，成为了独立国家。

   

    由于与印度核心区地缘关系紧密，且远离其它伊斯兰国家，孟加拉国与印度的关系并没有像印、巴关系那么紧张。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的上游地区，依托“西套平原”而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地缘类型上可以与之对应。很显然，就中国内部的情况而言，无论从民族还是与核心区的地缘关系来看，宁夏地区都较新疆地区更为稳定。当然，无论是宁夏还是新疆，现在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有问题也容易在内部调解掉。至于印度，即使是现实威胁没有那么大的孟加拉国，也同样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上为对手所利用。

   

    3、山南地区—蒙古高原。中国的北方强邻是俄国，印度的北方强邻是中国。大国之间需要一条稳定的地理分割线，或者缓冲国来维持平衡。中国北方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是蒙古高原；印度则希望最起码能够将中国阻止于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之北。

   

    就中国北方的情况而言，蒙古高原因中间的大漠戈壁分割，结构上分为漠南、漠北两部分。历史上，为保护长城以南核心区的安全，中原王朝一直试图控制漠南诸游牧部落。今天，漠南地区加上漠北的呼伦贝尔地区，形成了内蒙古自治区。

   

    与之相比，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山南地区）的收获也差不多。在喜马拉雅山东、西两端，印度的控制线大体都推进到了喜马拉雅山分水岭，这其中就包括与中国有争议的藏南地区。在中段，尽管大英帝国在19世纪将尼泊尔、锡金、不丹三个王国，纳为了自己的保护国，却没有将此三国变成“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这也导致印度，在独立之时无法顺势得到整个山南地区。

   

    不过印度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在1975年通过策动公投的方式，将锡金王国变成了印度的锡金邦，从而在尼泊尔与不丹之间，打开了一个与中国相接的缺口，此次中、印爆发冲突的地点正位于此。除此之外，印度还在极力阻止尼、不两个缓冲国倒向中国。从战略防御的角度来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就像上世纪中苏交恶之后，身处苏联阵营的蒙古国，加重了中国的北方压力一样。

   

    4、锡兰岛—台湾岛。与台湾岛情况类似的是，锡兰岛的绝大多数人口和文化，源自于对应的大陆，亦是同样位于大陆东南角最重要的外岛，战略位置显著。需要说明的是，在大英帝国控制南亚期间，这颗南亚明珠在行政上并没有纳入“英属印度”的范围，而是成为了英国王室的直属领地。

   

    与印度人主要信仰印度教不同的是，锡兰岛上的主体民族“僧伽罗人”信仰的是佛教。在印度独立前夜，印度曾试图将锡兰拉入印度联邦。不过坚持以宗教信仰作为分治标准的英国并没有同意。独立之后的锡兰在1972年将国名变更为了现在的斯里兰卡。失去这个机会之后，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印度再想吞并斯里兰卡的机会基本为零。

   

    相比之下，中国这边海峡两岸虽未统一，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统一只是时间和技术问题。成功将台湾问题拉回到“内政”范畴的中国，在外岛控制上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5、缅甸—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东亚的一部分，而属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一部分；缅甸也同样不属于南亚版块，而属于东南亚。在中国现在的版图中，青藏高原目前大体被分为两部分：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其中除了青海省会西宁所在的河湟谷地以外（这部分可追溯到西汉），青藏高原绝大部分地区接受中原王朝统治时间点，起始于清朝。可以说，是最晚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边缘板块。

   

    缅甸与印度发生政治联系的时间则要更晚些。公元1886年，英国在征服缅甸之后，将后者变身“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完成了英属印度的最后一块拼图。然而在英国势力衰退之后，这种基于外部力量的强行整合并无法持续。1937年缅甸脱离印度，直接接受英国的统治，并在1948年获得独立。

   

    从技术上看，如果中国失去了青藏高原，哪怕仅仅是南部的西藏，印度的北方压力都将不复存在。反观印度，如果得到了缅甸，则不仅能够在争夺东南亚影响力的问题上占得先机，更能从云南方向直接威胁中央之国的核心区。此消彼涨，地缘力量的天平在这个点上，开始明显向中国方向倾斜。

   

    6、印度东北地区—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气候原因，除了南部少量土地以外，中国东北地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大规模农业开发的禁区。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东北地区在文化上，长期无法融入华夏。清朝建立之后，更是从留后路的角度出发，将东北地区圈禁为政治保护区。

   

    然而受益于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中国内地人口在18世纪时就开始出现爆炸式增长，人口压力加上清朝开始进入衰弱期，导致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上千万人口快速填充了这片土地（史称“闯关东”），也使得中国东北地区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从低人口密度的边缘板块，彻底升格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

   

    在中国开始利用人口优势，融合东北地区之时，印度则刚刚在英国的帮助下，将印度东北地区纳入“英属印度”的范围内（1838年）。在此之前，印度东北地区并不是印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一个叫“阿萨姆”的独立王国。今天享誉世界的阿萨姆红茶便是出产于此。

   

    基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印度东北地区一直是中南半岛民族迁居之地。阿萨姆王国的建立者“阿萨姆族”，便是源于来自中南半岛的泰民族的一支。由于印度东北地区历史上，并不存在中国东北地区那样的农业瓶颈（导致有足够数量的土著人口），且种族迥异，使得印度开始想融合这片土地时，面临非常大的障碍。以至于今天的印度东北地区，成为了印度分离主义思想最严重的地区。

   

    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孟加拉国的独立，印度东北地区与核心区之间，仅仅依靠一条狭长的“西里古里走廊”相连，而这条与锡金相连的走廊，又在中国（亚东）的威胁之下。可想而知，即使没有种族、文化融合问题，印度东北地区也会天然产生分离倾向。

   

    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失去了“新疆”“宁夏”“缅甸”

    西里古里走廊位置示意图

   

    通过上述对比，以及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定位分析，相信大家心目对这场龙-象竞争今后的走势已经有了答案。客观说，在从古老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这个历史转折点上，中国抓住了更多的机会，印度则多少有点输在起跑线上的感觉。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两国当下的地缘政治结构环境上，更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合法拥核国家身份，是显示大国身份的两个重要指标，也是印度这些年的努力方向。中国则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已经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以联合国席位及拥核国身份这两个指标来说，中国也是唯一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跻身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国家。正常情况下，作为一个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本是没有机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如此好的身位的。这一切，包括今天中国领土的形成，都不是因为当年那些列强的施舍，而是100年来中国人民从未间断的抗争及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反观印度，70年前的“非暴力不合作”及听从宗主国安排的做法，固然为其求得了一个独立地位，但当印度希望自己成为世界一极时，就会发现付出和回报其实是成正比的。即使今后能够通过合纵连横，解决两个大国身份认证的问题，但对于印度来说，将自己国境线推进到一个更完美的程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谢选骏指出：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不是因为它失去了“新疆”“宁夏”“缅甸”；而是因为印度缺乏王者意识。所谓王者意识，也就是统治意志——中国的王者意识十分强烈，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不仅在现实层面，而且在历史层面；不仅不仅在社会层面，而且在文字层面。例如，“中国”的概念本身就是王者意识和统治意志的鲜明表达；再如，甚至连汉字也是王者意识和统治意志的工具。所以通过法国和日本殖民统治而获得了独立的越南和朝鲜，不得不废除汉字，以脱离中国的王化。如果没有汉字这一王者意识的载体，中国汉人就会像印度和欧洲那样分裂为许多民族。】

谢选骏：英国通过并吞印度才成为帝国

《英国是怎样从王国上升为帝国的？》说：

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就是英国的“印度女皇/皇帝”这个头衔是继承自莫卧儿帝国的皇位。

但实际上根据 Royal Titles Act 1876（An Act to enable Her most Gracious Majesty to make an addition to the Royal Style and Titles appertaining to the Imperial Crow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ts Dependencies.），以及据此发布的诏书，“印度女皇”这个头衔是跟莫卧儿帝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

Royal Titles Act 1876的法理基础如下：

1. 指任头衔的权限属于英王王权( 联合王国国玺，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Kingdom）。这条直接援引自《1800爱尔兰联合法案》第一条：

...[and] that the royal stile and titles appertaining to the imperial crown of the said United Kingdom and its dependencies...should be such as His Majesty by his royal proclamation under the 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shall be pleased to appoint.

2. 维多利亚女王现有的头衔是“蒙上帝恩典，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信仰的守卫者”

3. 根据《1858年印度规管法案》，英属东印度公司被撤销，印度政府由英属东印度公司信托管理，移转到以女王名义的英国政府管理。根据该管治的变化，上议院俗职和灵职议员和下议院建议女王应采用合适的头衔。

随后女王根据本法发表诏书，宣布创设“印度女皇”这个头衔：

...our present style and titles are "Victoria, by the Grace of God,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Queen, Defender of the Faith:" and which Act also recites that...theretofore vested i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trust for us, should become vested in us, and that India should thenceforth be governed by us and in our name, and that it is expedient that there should be a recognition of the transfer of government so made by means of an addition to be made to our style and titles : and

which Act...by our Royal Proclamation under the 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make such addition to the style and  titles at present appertaining to the Imperial Crow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ts Dependencies as to its may seem meet ; we have thought fit, by and with the advice of our Privy Council to appoint and declare...the following addition shall be made to the style and titles at present appertaining to the Imperial Crow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ts Dependencies : that is to say, in the Latin tongue in these words:  "Indiae Imperatrix;" and in the English tongue in these words: "Empress of India."

无论怎么解读《1876年王家头衔法案》和这份诏书，都是找不到任何一丁点莫卧儿帝国的痕迹的。“印度皇帝”这个头衔是由英国枢密院建议，由英国两院批准的成文法确定，由英王的权能予以创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印度皇冠反而是低于联合王国皇冠的。

顺便说句联合王国皇冠（Imperial Crown of the United

Kingdom）是继承自英格兰皇冠的。英格兰由亨利八世在1532年《禁止上诉法》(An 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通过发明历史的手段升格成帝国：

Where by divers sundry old authentic histories and chronicles, it is manifestly declared and expressed that this realm of England is an Empire...

推荐阅读对英国君主的翻译为什么是「国王」或「女王」，而不是「皇帝」？

中世纪的帝国从本质上是一个神学概念，神圣罗马皇帝是first among equal的地位，在政治上是诸国国王是平等，只是享有某种仪式性的尊荣权。《禁止上诉法》中的升格帝国是神学意义上的，目的是消灭罗马天主教会及其代表的罗马帝国的普世性，从而割裂出圣公会。

而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撕碎神圣罗马帝国神学上的优越感，之后称帝的帝国基本只需要兵强马壮和获得国际承认即可。这点拜占庭倒是早早就看穿了，统帅Imperator（Autokrator）才是皇帝本质，奥古斯都和凯撒都是商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称帝其实就不讲究什么罗马法统，帝俄和拿破仑倒是多多少少附会罗马情结，至于奥地利、德国、大英、巴西和墨西哥。称帝的目的就纯粹是基于国内政治目的，不外乎是满足君主的虚荣心或者作为俾斯麦的政治勾当之类。

维多利亚女王称帝的动机确实是希望获得Empress这个称号，她本人直接希望加冕成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和印度女皇，迪斯雷利担心变动英国的头衔会造成麻烦所以建议采取印度女皇的头衔减少阻力。但是都跟什么莫卧儿什么的完全没有关系，当时正是英国人自诩高等文明，用炮舰全世界在履行“白人的负担”和卖鸦片的时期，怎么可能自降身份去附会莫卧儿帝国呢？

所以“印度皇帝”的所谓法统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国的国内法，追根究底是《1800年爱尔兰联合法案》，英王钦定的。当然国会的决定权也很重要，要根据英国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去产生。

随着印度女皇的加冕，大英殖民帝国正式把自己命名为“大英帝国”，并在外交和政治场合使用。以下为《凡尔赛和约》：

如果涉及海外自治领和印度一般是这么表示的：

所以你要指“the United Kingdom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the Dominion of Canada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and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 and the Dominion of New Zealand and India”这个政治实体的时候，这个政治实体在国联和海峡委员会这种国际机构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那这个政治实体的名字是很明确的：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国

虽然“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这个词确实存在，英国也具有真正帝国的实力，但事实上英国从来没有在一个最正式的官方场合称自己为British Empire，各代君主也没有宣称自己是大英帝国皇帝（ British Emperor，Emperor of British）——虽然在各种半官方或官方的资料中，英国也经常用empire，imperial 这样的和帝国有关的术语——但“大英帝国”，更多只是对于强大英国的俗语和通称，因为从来不存在这样一个法理上的British Empire，维多利亚女皇最盛时的头衔也仅是“维多利亚陛下，蒙上帝恩典，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信仰的守卫者，印度女皇”。

维多利亚是女皇没错，但只是“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不能因为她是印度女皇，英国也就自动升级成了帝国。就像最初，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者称国王，但是他们同时统治的勃兰登堡，不能同时随之升成勃兰登堡王国一样。事实上，欧洲大陆上所有的皇帝和帝国的称号，或多或少都和罗马帝国有关，但与神罗帝国关联不大的有实力的统治者并不一定要求成为皇帝，就像当年路易十四，就并没有让法国成为帝国。乔治三世当年曾被建议使用 Emperor of the British Isles这个称号，但他没有答应，只使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的称号。但在国内事务中，与帝国有关的词语还是经常出现的。比如各种勋章，直接就是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原本已经强大到完全不需要一个帝国的虚衔。面维多利亚女王之所以选择升级成为女皇，有一个原因便是因为其女儿维多利亚·阿德莱德·玛丽·路易丝公主，她是维多利亚的长公主，后来嫁给德国的腓特烈-威廉，而腓特烈-威廉之父威廉一世在1871年已自称德意志皇帝，腓特烈-威廉也由王储变为皇储。所以一旦腓特烈-威廉登基，维多利亚长公主就会顺理成为德意志皇后。但是她的母亲的头衔却仅仅是女王。

虽然英国才是真正强大的“日不落”，但依照欧洲古老的礼宾习惯，女皇（Empress、同皇后）仍然是要比女王（queen,同王后）更尊贵，所以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便竭力推动，希望维多利亚女王能够接受印度女皇的头衔，这样就不会出现女儿比母亲更尊贵的情况——虽然这仅仅是文字功夫，但在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便开始使用Empress of India的头衔，而1888年，维多利亚长公主果然成为了腓特烈皇后。但无论如何，此后英国历代君主的签名也依然是Rex Imperator，即国王-皇帝，而并非简单的皇帝。因为英国在法理上，始终只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皇帝的称号，只是基于印度而已。所以，以法统而言，根本不存在“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这个政体。

英国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独立前全称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她自始至终都没正式成为帝国，不是她能力达不到，而是在欧洲的传统贵族体系中她的资格不够。

但可以承认的是，在十九世纪中下叶一直到二十世纪前期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实实在在地承认英国“大英帝国”资格的，这就是由实力决定的，由遍及世界大大小小的殖民地和对海上贸易的控制权决定的。要知道西班牙或葡萄牙建立殖民帝国时西班牙葡萄牙君主也只是国王或女王——你的殖民地再广大，在欧洲贵族体系中也不过是更有实力更有钱罢了，地位是升不了的，跟小国王室地位平等，除非当拿破仑。

从凡尔赛条约可见（Treaty of Versailles/Preambl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ITALY AND JAPAN,

 these Powers being described in the present Treaty as the Principal 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s,

BELGIUM, BOLIVIA, BRAZIL, CHINA, CUBA, ECUADOR, GREECE, GUATEMALA, HAITI, THE HEDJAZ, HONDURAS, LIBERIA, NICARAGUA, PANAMA, PERU, POLAND, PORTUGAL, ROUMANIA, THE SERB-CROAT-SLOVENE STATE, SIAM, CZECHOSLOVAKIA AND URUGUAY……”

——THE BRITISH EMPIRE其实和FRANCE, ITALY,JAPAN等简称是并列的，还有美国的简称就是USA（但条约中不能缩写，即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可不是the America或者the North America,否则大英帝国的加拿大领地表示不服。

“His Majestythe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 Emperor of India by:

The Right Honourable David Lloyd George MP, First Lord of His Treasury and Prime Minister;

The Right Honourable Andrew Bonar Law MP, His Lord Privy Seal;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Milner GCB, GCMG, Hi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he Right Honourable Arthur James Balfour OM, MP, Hi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The Right Honourable George Nicoll Barnes MP,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看清楚第一行，条约是如何称呼英王的，只称印度皇帝。

英王国（UK）正式名称：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君主为王或女王（King or Queen）。

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指代(看清楚是指代并不是正式名称)：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并不列颠海外领地，君主为王或女王（King or Queen），并印度皇帝或女皇（Emperor or Emperess of India）。

British Empire 只是英国统治地域的统称，和France是并列的，因为France是法国统治地域的统称，虽然他也有殖民地，但法国此时废除了君主制，其正式名称是République fran?aise。有人会说应该是Britain和France并列吧，然而Britain（准确说是UK,United Kingdom ）通指不列颠群岛即联合王国，不包括英国海外领地，不能指代英国当时的真正实力，而British Empire才包括了不列颠群岛和海外领地，这才指代英国称霸全球的真正实力，大英帝国解体后才是UK,而不是British Empire 和France并列。

其中，印度本不过是英国海外领地的一种，但印度被分离出来无非可以折腾出一个印度皇帝，不然印度和加拿大有什么区别？有人会说英国女王自称印度女皇和莫卧儿帝国皇帝没关系，这是不知道历史。

“During the following century Mughal power had become severely limited, and the last emperor, Bahadur Shah II, had authority over only the city of Shahjahanabad. He issued a firman supporting the Indian Rebellion of 1857 and following the defeat was therefore tried by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for treason, imprisoned and exiled to Rangoon.The last remnants of the empire were formally taken over by the British, and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858 let the British Crown formally assume direct control of India in the form of the new British Raj.”

简单翻译就是莫卧儿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被流放，英国完全控制印度，1858年印度管理法案使印度正式归于英国王室控制，英国女王加冕成为印度女王（Queen）。——莫卧儿帝国没挂掉，英国女王能称印度女王吗？直到 the Royal Titles Act 1876,维多利亚女王才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但这个称号欧洲贵族是不认同（是认同不是承认）的，不过是英国议会自娱自乐而已，虽然英国及其海外领地包括印度香港等都认同。

在传统欧洲贵族体系中，英国应该一直都没有帝国资格的，因为要成为帝国其君主需要成为皇帝或者他有本事统一欧洲（其实就是打败欧洲所有的皇帝竞争者）。而欧洲的皇帝传承看似混乱其实还是有律可循的。

这就要从罗马帝国分裂说起，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帝国，也就产生了东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罗马帝国两个皇帝帝位。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东罗马灭亡，东罗马帝国皇帝资格随着东正教逃亡到俄国（西边可是天主教，认自己为异端，再回想回想十字军东征的到底是谁？只能往东边逃），被俄国获得成为沙皇俄国。虽然欧洲鄙视俄国，但也不得不承认人家沙皇资格是货真价实的。

而西罗马帝国皇帝资格在查理曼统一欧洲后继承且被教廷承认，后来843年《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后，东法兰克继承帝位，就是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德意志第一帝国）。不少人以为德国称皇帝是自吹自擂，实际上人家本来就有这个资格，而且其实力后来也是一次一次被证明。而法兰西（西法兰克王国）国王路易十四只敢自称太阳王可就是不称皇帝，原因很简单，他没能力把神罗干趴下，反而差点被围殴，顶多就一欧洲霸主。1806年拿破仑勒令弗朗茨二世于8月6日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尊号，仅保留奥地利皇帝称号，神圣罗马帝国瓦解为奥地利帝国、莱茵邦联等，并强拉教皇到巴黎给他加冕，这才有了拿破仑皇帝及其帝国。后来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夺回了帝位，威廉一世得以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

到1918年11月9日,德国君主制被推翻，建立共和制，西罗马帝国皇帝传承终结。

而在1917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东罗马帝国皇帝传承终结。

回到正题，这两个皇帝帝位跟英国实在扯不上关系，因此英国王室作为欧洲贵族的话只能是王爵，她又不曾征服欧洲过，最多靠打败了莫卧儿帝国而抢来一个非欧洲的印度皇帝，但那是印度体系，欧洲贵族体系是不会承认的。所以英国从来都没有正式作为一个帝国过，但有一段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承认英国强大得足够成为一个帝国，她在欧洲只是个王国，但在世界却是日不落帝国。这里的帝国不是爵位而是地位！

所以准确的问法应该是，英国如何从欧洲边缘岛国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

谢选骏指出：英国如何从欧洲边缘岛国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还不是靠占领了印度？当然，你可以说大英帝国不是莫卧儿帝国的继承人，因为英国还有其他海外领地；但是要没有印度这块大饼吃下肚子，英国哪里有资格自称帝国呢？总不能像日本那样，才吃进去几个小岛半岛就号称“大日本帝国”了，难怪就此打住，无法扩大了。但事实也很明显，自从英国吃下印度以后，就开始走向没落了，不到百年，所有的殖民地都输光了。印度就像个老妖婆，吸光了英国的精气神，让精力充沛的恶棍变成了举步维艰的绅士。而老妖婆自己倒抖了起来，开始学着英国，想靠印度人自己建立帝国了。这很像孔雀王朝在马其顿人撤退之后，开始建立帝国；笈多王朝在贵霜人撤退之后建立帝国……但这种月光式的帝国，毕竟缺乏内在的传统，难以为继的。说到底，印度缺乏中国式的统一意识。中国的“天下”“天子”“中央”，就是统一意识的内核，它渗透在一切“汉字”之中。我在1975年的时候发现，这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没有的特殊现象。这是任何主义都绕不过去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摧毁的思想，于是它们只能反过来利用“天下”“天子”“中央”这些思想，以便统治使用“汉字”的人们。所以，中国很难征服，只能“入主”，日本人、苏联人不把首都搬到中国，就无法控制中国；所以他们无法像英国人控制印度一样控制中国。因为印度人没有中国的“天下”“天子”“中央”这些思想。印度人只有神话。但是，谁控制了印度，谁却能成就帝国，而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了，即便是像英国那样的蕞尔小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