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表象世界的直观
第一节 神祇的变迁
一、动物神祇
二、人兽同体
三、神人同形同性
四、西王母与复仇女神
五、兽形与人形的意义
第二节 古神、老神、新神
一、堤福俄斯与宙斯
二、潘神的传奇
三、太阳神的故事
四、普罗米修斯的功过
五、神界层次的来历
六、神界层次的意义
七、动物神明的遗形
八、北欧神话中的遗形
九、在众神末日的背后
第三节 中国式的分裂
一、神的改良道路
二、古史神话的善恶之战
三、系统与分裂
四、分裂的始末
五、玛雅─中国连续体
六、玛雅诸神的人形与非人性
在原始神话的系列中，各地域的部族都按自己最为迷恋的直观表象塑造着自己的神话。古代希腊的著名作家色诺芬（Xenophanes of Kolophon, 约前570─478年）在一首诗里写到：
“荷马与赫西俄德一起描写了
关于诸神的一切……
埃塞俄比亚人说他的神
皮肤是黑的、鼻子是扁的！
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
眼睛是蓝的、头发是红的。
但是，如果牡牛、狮子
或马有双手，
而且，像人一样能用手描画
和创造出一切的话
那时，它们也会用类似的相貌──
来描绘诸神──
马描画出来像马一样的神，
牡牛描画出像牡牛一样的神。
它们所创造的形象，
恰恰是它们自己的形象？”
但是色诺芬这样批判，又何尝不是囿于古代希腊人自己的经验因而也是偏见呢？因为大多数古代民族的神，竟然还不是人形的，甚至是缺乏没有人性！尊贵的神灵，往往是禽兽，或是半人半兽、或是人鸟同体的！各民族的神祇，具有各不相同的造型，并随着社会的演变发展而不断推移。
第一节神祇的变迁
一、动物神祇
正如前述，公元前六世纪，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著名诗人兼哲学家色诺芬，阐发了对古希腊神人同形同性宗教观念（Anthropomorphism）的极尖锐批判。这一论断几经众多的研究者援引而举世闻名，甚至两千年后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还就此引申了更为狂放的名言：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要造一个出来。
但是，人类不会忘记在其遥远的童年时代，在神话发展比较低级的阶段，人们恰恰不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去塑造神祇的，而正好是模仿马、牛、鹰、蛇、虎、熊，以及各类动植物，甚至无机物（如石头、太阳等）──去塑造人类心目中关于神灵的种种外在造型。这，就是神话发生发展的最初阶段──原始的神祇形象：动物造型。
所谓动物神祇即这类神话形象采取了纯粹的动物外形或某种灵性思想中的怪物外形。对动物神祇们的崇拜，属于原始的图腾崇拜，即所谓“拜物教”（Fetishism）。这种崇拜产自原始思维的早期阶段，带有浓厚的神秘性和万物有灵信仰的特征，很少掺有“人文因素”，在它影响下产生出来的神话因此极少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种种面貌。这类神祇或神话形象大都带有孤立独处的倾向，绝少发生横向联系──就像它所折射的氏族时期“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一样。
各民族部族的神话所囊括的各色神祇和神话造型，尽管千差万别、各有特性，但从根本上说，无一不经过这一过程，这也是神话学的研究可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之一。例如在埃及的宗教和神话中，动物神祇占据着压倒地位。古埃及流行崇尚“神圣动物”的风尚，牯牛、毒蛇、猫、鹫、鳄鱼……都可以被当作圣物供养起来；就像印度教徒，迄今依然视牛为神圣动物，不得屠宰和杀害，这种风尚显然是某种宗教观念及其神话传说的表现。和许多古代民族一样，埃及人相信公牛神圣──公牛以体力强大而受到尊敬，埃及人相信公牛可以恢复土地肥沃，并选择一只公牛作为神来代表所有公牛。人们甚至用神牛来占卜：将写有相反见解的陶罐排成两行，然后让公牛走过陶罐之间，观察公牛将头摆向哪面，靠这种办法询问牛神有关问题的答案。当这只公牛死后，就挑选另一只公牛作为替代品。再如战神莫特（Month／Mentu／Men／Thu）神，是阿蒙神兴起之前的底比斯城的主神，通常以鹰头人身的形象和荷拉斯神一起出现。而阿蒙神后来则演变为更为人形人性的。
公元前三千年埃及第一王朝时，古老的太阳神荷拉斯（Horus）完全是鹰形的。但从第二王朝起，荷拉斯（Horus）的敌对神月神托特（Thoth）则开始受到崇拜，后者的形状已经是一种混合型的“奇形怪状的动物”──章鱼头，鸟嘴，人身，或作红鹭，或作狒狒──显然比前者有着较多的人造痕迹，这表明人的要素在神的创造活动中开始增加了。月神托特（Thoth）是所有语言、文字和社会秩序的发明者；他的妻子女神玛特（Ma’at）则代表基于语言文字和社会秩序的真理和正义。第四王朝（约前2625─2510年）有一位著名的法老卡夫拉（Khafre），他的闪长岩雕像现存开罗博物馆，雕像的造形是鹰状的荷拉斯（Horus）神用自己的翅膀保护着法老的头颅。（参见阿·费克里（A.Fakhry，1905─1973年：《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可见，那时埃及人心目中的伟大神灵并不是人形的，而完全采取了动物的形体。直到今天，在埃及与印度，许多“神圣的动物”依然受到保护与崇拜；而这一风俗在各民族的民间生活中，不是例外，倒是通例。
那时在埃及，墓地神阿努比斯（Anubis）长有犬科动物胡狼的兽头，胡狼的形象则是与他在神话中的角色息息相关：胡狼是一种食腐动物、清理尸体，同时也被看作死者灵魂的守护者。在某些艺术作品中，阿努比斯被描绘为一位长着胡狼头的男性，竖着耳朵、手执鞭子。阿努比斯最初是冥界之王，奥西里斯崇拜产生以后，他降低成了地下世界的看门人，其主要职责是将死者的灵魂与玛特女神（Ma’at）的羽毛在天平上进行对比：如果灵魂与羽毛一样轻，表示死者生前很纯洁，阿努比斯就带他去见冥王奥西里斯，否则就将他喂给灵魂的吞噬者阿米特（Ammit）女神。阿米特又名“AMMAM”、“AMEMAIT”、“AMMUT”、“AHEMAIT”。阿努比斯（Anubis）不仅引导死者的灵魂到接受审判的地方，同时也监督审判，避免让死者第二次死亡。有研究表明，阿努比斯崇拜比奥西里斯崇拜还要早。早在第五王朝（前2510─2460年）乌纳斯（Unas/Wenis）的金字塔文（Pyramid Text）里，就将他与荷拉斯的眼睛联系起来（第七十行），在《亡灵书》中，描述他为奥西里斯的尸体涂油、用亚麻布包裹起来，并用自己的手按在奥西里斯的尸体上保护他。奥西里斯（Osiris，也作Usiris）也是一位反复重生的神，传说他的最终埋葬地是阿比多斯（Abydos）城，并成为那里的守护神。
再以蛇的故事为例，它几乎在世界各地区都被赋予了某种神性。在中国不必说了，学者们一致公认它是龙、夔等幻想动物的原型（archetype），在古代中国据说还曾存在过广泛的“龙蛇图腾的部落联盟”，现代华人还喜欢自称是蛇形的伏羲女娲或是龙形的炎帝黄帝的子孙，尽管大家并不喜欢承认自己像是蛇的子孙那么阴柔、狡诈甚至狠毒。即便在人神同形现象比较发达的希腊、罗马，蛇也被视为治病之神，如雅典的卫城，就是由一条极大的蛇来防卫的，该地还盛行跳蛇的风俗。在古代克里特，奉蛇为地母，印度人、印地安人也都认为蛇是神的化身。在其他原始民族那里，也大体如此。“阿兹特克人像玛雅人和托尔特克人（Toltecs）一样，都习惯于崇拜蛇神，并在祭坛上以人体牺牲来献祭……”（海斯［Hess］著：《世界史》上卷，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97页）只有耶和华（Jehovah/YHWH）神直接启示的《圣约》，才明确指出蛇乃是魔鬼（Satan）的化身，是来诱惑人，并使人堕落、万劫不复的；因此蛇也必定诱使人类崇拜它，从而远离灵性的上帝。（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章》）
中国宗教神话中的兽形因素，表明在记录的时候有关神话的发展还处于较为原始、朴野的阶段，多数材料都是零散的、片断的、不相联贯的；而有关的大多数神祇似乎都处在孤立的或半孤立的状态里，他们孤零零地存在着或盘踞一方，彼此之间很少往来，也看不出什么密切的从属关系或共存关系。我们知道，比较可靠的宗教神话记录，不是文字的而是美术的。那些雕铸在殷周青铜礼器上的“动物纹样”，给我们提供了更为接近原始时代的较早信息。反之，在甲骨文里却殊少神话故事的材料，除了一些零碎的神名、庙号、氏族徽记之类，很难有深入的发见。西周的金文在这方面也显得十分贫乏。现在我们看到的“殷代神话”（如简狄吞卵生契之类），基本上只能看作东周时代的神话，它们也许有着古老的渊源，但不可避免地已经打上了记录时代如东周的烙印。比如，简狄生契的神话与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周的神话，就十分相象，所以也很难用它来代表宗教神话的早期形态。
在商周时代的神话美术中，动物形象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神话里，动物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从氏族的祖先到上帝的使者，从传奇的英雄到被英雄征戮的妖魔。据研究，传说里中国上古时代的圣贤豪杰，十分之九是远古动物神灵的化身，或是从动物神灵发展演变而来的。从青铜礼器上的纹样与图画看，殷商时代的神话也明显带有动物神话的特征。其中偶尔出现的人形，显然只是屈服在兽形（如饕餮）“神力”下的可怜形象，处于配角地位。（参见顾颉刚等人编著的《古史辨》）
一位中国古史专家认为：“在美术上，自商周两代，种种的动物，或是动物身体的部分，构成装饰美术单元的一大部分……另外还有些动物，则是神话性而为自然界所无的，如饕餮、龙、凤及其种种的变形，……商周的美术大致上是以动物形为支配样式的美术……商周神话与美术中的动物，具有宗教上与仪式上的意义。”（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88─290页）显然，商周美术的这些特征与古希腊的美术与雕刻大不相似，倒是更为接近埃及。而呈现于希腊甚至两河流域的的主流神话形象，大多具有优美的人形，并漾溢着温馨的现世精神。这表明，创造这两种美术的社会，流行着极为悬殊的宗教观念。这两种宗教观念，分别产生了动物因素浓重的神话（中国、埃及）和神人同形同性的神话（希腊、两河）。而对动物神的崇拜，在世界各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在宗教观念或神话发展的最后阶段，动物形体的神才逐步让位给人兽（禽、爬虫等）同体的乃至神人同形同性的神。
二、人兽同体
随着观念的变化，动物神祇身上的“人文要素”（体现为人形、人性）渐渐增长，动物的因素慢慢减弱。埃及著名的“河马女神”的造型，充分说明了这种转变；她已不是人兽身体不同部分的简单拼接，而是彻底的杂糅与重塑──头部是河马型的，却留有披肩长发；四肢末端是兽蹄形的，但乳房却近乎于人类。呲牙咧嘴，给人以正在咆哮的印象；可身体却是直立的并手执武器（参见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年]：《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译本第222页）这种进程缓缓但不断向前延伸的神话主流中的动物形象易容，终于让位给了人兽同体的形象。这在人类精神发展史和神话的历程上，无疑是一次值得纪念的飞跃。
人兽同体（或人与爬虫、飞禽、植物的形体结合）的神祇，采用了人体与动物、怪物体貌相杂糅的外形，或为人首兽身（中国的古神多为这种形象）、或为人身兽头（埃及的古神多为这种形象）。对于人兽同体的神灵所进行的崇拜，有一部分是属于较高级的图腾崇拜，一部分已超越氏族、部族的范围，具有了普遍的世界宗教意义。尽管这种崇拜产自原始思维的中期，神秘性和万物有灵观念的色彩依然浓厚，但毕竟“人文要素”已经开始慢慢浸入，“人”已经成为“神”的一部分，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形体来塑造神祇。伴随着“人文要素”的继续膨胀，人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也悄悄地进入了古代神话的系统。这就使得这类神灵和神话形象，隐含朦胧的“启蒙要求”，尽管还是神话式的，尚不足以构成一个神界秩序的理性系统，距离体系神话的成熟样态，还有一定间距。
神话学家们通常认为，具有人兽同体特征或人与植物互通灵魂的是“低级神话”，代表着某种更古老、更原始的宗教信仰。这种“低级神话”，并不是以神人同形同性为基础的“高级神话的可怜残迹”或“退化的表现”；而是“上古时代的遗粹”，是先出现的。这兽行兽形兽性兽行的原始宗教，才是神人同形同性同行的神话得以形成的基础。这个理论，被现代神话学的田野调查和学理研究一再证实。
在埃及的宗教经典《亡灵书》（The Book of the Dead）里，保存着一幅“奥西里斯（Osiris）阴间法庭图”（参见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中的彩色插页），上面绘着几个兽首人身的之神，有的正拿死者的心脏在过秤，有的正在完成登记……整个画面还以许多动物或植物形的神秘符号为背景，给人以天堂或是地狱等“超人间”的印象。而这幅图画，制作于“新王国时代”，离开鹰形荷拉斯（Horus）流行的的时代已有1000多年，纯粹的动物神已然消失，人兽同体的神灵，已经占有主导地位。如出生保护神贝斯（Bes），长着狮子头；河马与人混体的女神塔维瑞特（Taweret）是妇女和婴孩的保护神；蛇与人混体的女神雷奈努泰特（Renenutet）掌管收获；欢乐女神贝斯特（Baster/Bast/Bastet）长着猫头，她杀死攻击太阳神的蛇的故事，常被画在纸沙草上。金龟头的克柏拉（Khepri）神代表上升的太阳、万物的创造者。此外，上埃及的保护神奈克贝特（Nekhbet）是秃鹰女神，创造生命的是羊首神克农（Khnum），狮首女神塞克迈特（Sekhmet）则在每年的最后五天大发雷霆，传播疾病。
而使奥西里斯（Osris）神复活的奈芙蒂斯（Nephthys）神，则具有不知其名的神秘动物头；她是守护死者的女神，也是塞特的妻子、阿努比斯（Anubis）的母亲、盖伯和努特最小的孩子，当塞特杀了哥哥奥西里斯时，她背弃丈夫塞特，并协助伊西丝照顾荷拉斯。鳄鱼头的战神索贝克（Sobek）与胡狼头的亡灵守护神阿努比斯（Anubis），鸟头的文字、智慧、魔法、文学和学术之神托特（Thoth，即月神）──这些赫赫有名的大神，无一不采取人兽同体的形态，甚至公元前1000年的伊西丝（Isis）造型也长着翅膀！更遑论代表代表超自然力量的神圣眼镜蛇（Uraeus）了。索贝克（Sobek）具有四倍的神性和四种元素：拉神的火，修神的空气，盖伯神的地球以及奥西里斯神的水。鳄魚神索贝克的母亲是非常古老的战争女神奈斯（Neith／Net／Neit），鳄鱼神的希腊名称是“Crocoldilopolis”，其崇拜地在阿斯诺（Arsinoe），《亡灵书》说它保护刚刚出生的太阳神荷拉斯，并帮助伊西丝消灭了塞特。可见鳄鱼这个物种在古代埃及多受尊崇。
这与中国人崇拜龙多少有些类似。中国宗教神话也具有相当鲜明的人兽同体特征。仅从《山海经》看，这一类人兽同体的神灵即达数十位之多，数量远远地超过了可能是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灵。而先秦典籍中很少有关于神人同形同性同行的直接描述。在《山海经》中，河神“冰夷”、水神“天吴”、海神“禺京”和“禹（豸虎）”、沼泽神“相柳”、园林神“英招”、沙漠神“长乘”、时令神“陆吾”、昼夜神“烛龙”，以及昆虫神“骄虫”、海鸟神“欢头”、玉神“泰逢”等等，都是人面兽身、人面马尾和人头蛇躯的神灵。其次，如脱出《山海经》的范围，就中国宗教神话普遍现象看，其神话造型同样多为人兽同体的形式，有些干脆现形为完全的禽兽形态，其中被认为中国民族神话象徵的龙、凤，就是比较著名的例子。这些禽兽形貌的神灵，大多具有神秘超人的能力、居心叵测的魔力，足以左右人类的祸福……这种看法可能是从原始部落图腾崇拜脱胎而来的。
文明的演进，使得图腾制度本身逐渐衰落了，但图腾观念并没有消亡。相反，在不同民族的传统中，图腾观念继续获得不同程度的表现。除去这类神奇动物或人兽同体的神灵造型，图腾崇拜还化为各种偶像崇拜，主宰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甚至形成“国家意识”与“党性原则”。君不见，每个国家甚至政党派阀、贵族世系，都有它们自己特定的旗帜、徽章，并要求成员为了这些象徵物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些团队，其实只是原始部落的扩大──在领土、人口以致“文明程度”的规模方面；但是，其图腾崇拜的制度纽带与意识形态的神话性质，并没有性质上的改变。
以伏羲、女娲的形象为例：根据先秦两汉的考古发现，一般而言，这两位祖先神腰身以上通为人形，甚至穿袍子、戴冠帽；但腰身以下则为蛇躯或鳄龙躯干等。此雌雄同体的神灵，尾部亲昵而紧密地扭作一团，相当恐怖并令人作呕；而“两人”的脸面则呈现正向或背向的分开，男的手中握曲尺，女的手中持圆规──也许是生殖器象徵，也许是图腾制度的体现。有趣的是，在山东省区此雌雄二祖多描绘成人首蛇身，手执规矩；而河南南阳地区多描绘成人首鳄体，手执芝草；再如江苏徐州地区多为人首蛇身，手捧日月……这表明，这些民间信仰还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另方面，尽管有这些地区性差别，伏羲、女娲造型迟至东汉末年仍然具有恒定如一的、极其顽冥的半人半爬虫性质，似无可推诿。以山东嘉祥武氏祠为例，武开明死于公元148年，武粱、武班死于公元151年，武荣死于公元172年。他们死后建立的祠堂，时间可能在黄巾起义（公元184年）前后。
而伏羲、女娲在中国宗教神话中的地位，尽管不同于宙斯与赫拉夫妇的主神身份，至少也近于人类──华夏民族的始祖。这两位与人类生活关系极密切的尊神，到了世俗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东汉末年，依然保持着半动物化形象，这一现象值得深思。它表明，中国宗教神话未被完全纳入历史神话（古史传说）系列的那些原始部分，始终不具备神人同形同性的性质，其中动物因素和万物有灵信仰的内核始终是十分顽强的。伏羲与女娲的人虫（爬虫类）同体的特征并非孤立的现象。在汉代的墓葬艺术的出土遗物中，除了伏羲、女娲，还有许多神灵保持着极富原始意味的动物形象。如日神被描绘成乌鸦，在阳乌载日的日轮图象里往往还加刻上一只蟾蜍；再如一个双鸟的图象，乌腹部有一圆环，环中有一只玉兔，有时还做着“捣药”的动作。（参见周到：《南阴汉画像石中的几幅天象图》，载《考古》1975年，第1期）这两种图象合称“日月若连璧”，表现吉祥之意。除此而外，动物化的神灵形象所在多见，如应龙、兕牛，（《南阳县王寨汉面像石墓》，载《中原文物》1982年，第l期。）长虹、苍龙、虎吃女魃，（《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载《文物》1973年，第6期）朱雀、青龙、白虎、黄蛇、麋羊、墓主乘风升仙等等（《洛阳两汉卜千秋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第6期）……都以其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生动姿态表现出非凡的活力与浓郁的神秘气息。
我们知道，在各民族的古代神话中，人类始祖神和日月神都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它们在各自的神话领域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这些地位显赫、举足轻重的神灵，其形态表明了该民族的理想！崇拜凶神的民族，容易变得凶残；崇拜爱神的民族，渐渐归于仁德──这是教化使然。在中国宗教神话中，不论雌雄始祖神（如伏羲、女娲）还是日神月神（如羲和与常羲），还都没有脱离人兽同体的发展阶段，这说明中国意识形态中的人本主义（Humanism），是始终受到压制的。国人始终具有“吃什么补什么”的迷信观念，结果导致吃食人体（较为间接的方式是吃用人类自己的胎盘）、视为进补的恶习，迄今不衰，不仅令人毛骨悚然，而且说明这可能与兽类崇拜有关。凡是兽，都是理所当然可以吃人的，崇拜兽型神明因此多少拥有兽行兽性的人们，效法兽神吃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上部（天的部分），其中央部分绘有一个醒目而显赫的神话造型，这个形象在画面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无疑代表着某位身份很高的天神。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神话中“烛龙”神的造型，有的研究者则倾向于把它看作中国神话中的始祖神“伏羲”。（钟敬文《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第75──98页。）从神话史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个造型应给予极大的重视，因为它可能代表着“陈地一个部落的主神，或竟是一个以蛇类为图腾的氏族的传说祖先”。（钟敬文《马王堆汉基的神话史意义》，戴《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78页）还有的研究者则把这一显赫的天神与日神羲和联系起来，认为这一天神具有日神羲和的身份，进而得出以下结论：画面上的这一日神羲和本是女神；另一捧月女子则是女月神常羲，日月神同为女性，是因为这种女神身份“取材于流传于楚地的古老神话传说”，“最初来源于母系氏族中妇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象。”（周士琦《马王堆汉墓帛画日月神话起源考》，戴《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第99──103页。）
这种论点尽管不同意这一神话造形的始祖神身分，但却赋予了同样重要的日月神身分。在宗教神话时代，日月神的重要性并不次于始祖神，而且这两种神灵往往发生合流的现象。如在古代埃及和夏商中原，以及现代的日本、秘鲁（印加帝国）等地，太阳神与始祖神就是合而为一的。这些半开化民族的原始信仰认为，他们自己是“太阳的子孙”，而他们的君主（如倭王──后来受到中国道教影响，改称“日本天皇”）往往被目为“太阳神的化身”。因此，不论给予怎样的解释，帛画上的天神都不失为一个大神，一个代表着神界主流的尊神。
马王堆帛画还告诉我们，不论那位显赫的天神是始祖神伏羲，还是太阳神羲和，都有一个至关重要、难以否认的共同点：这位天神的造型显然是人虫（爬虫）同体的。从画面上看，他（或她）披散着头发，上身穿著蓝色袍子，下身却是蛇体，长长的躯干环绕在他（或她）的四周。可以认为，这一造型的描绘者们，显然不具备成熟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因此，人虫（蛇）同体的倾向异常鲜明。这样原始的神灵，不能免除低级的兽性（爬虫性质），很难说他具备完全的人性，更遑论高于人性的真正灵性呢！他的生活是神秘而朦胧的，难于反映丰富的、世俗化、文明化的社会生活。
参考这幅帛画的年代，已在西汉初年，离开宗教神话主导文明发展的时代已经久远，但其仍未脱离人兽同体观念的支配，甚至到了世俗文明熟透而解体东汉末年，武氏祠的石刻依然如此！可见“兽”（包括兽禽虫）的要素，确实已经构成中国宗教神话不可缺少的内容。后世尚且如此，人兽同体的倾向在先秦时代，岂不更为严重？这种“非理性的神秘”和“非人文的原始”，无疑会阻碍宗教神话的理性化、系统化、社会化进程，也会阻碍政治神话和历史神话向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演变。这样就使得联贯完整的“神界故事”，最终未能在古代中国出现，也使得中国无法创造学科意义而非意识形态意义的政治学和历史学。
从神话研究的专业角度来看，一般说来越古老的神话，就表现出越多的兽形因素，同时体现出的“人”与社会关系的因素也就相对越少。人兽同体神灵，较之动物植物乃至无机物（如石头、天体、水、火、风）神灵，诚然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但仍然低于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灵阶段，是人们没有摆脱对非人力量依附心理的体现：人兽同体的神灵虽已具人的面目和半人心智，但身体还停留在泛灵论的动物世界里。这样的神，比之完全人形的神，就带有更多非人的难解的因而是“不合理”的神秘性。
三、神人同形同性
神人同形同性的神，则采用了彻底的人类外形，且使得神明具有人的意志、欲望、性格，并拥有超人的能力和达到自己目标的非凡手段。然而，通过这种神界的能力、手段所实现的目标，却依然是充分“人性化”了的。由于“人文化”的程度甚深，有关他们的神话，往往直接反映了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图景。对他们的崇拜，在文明发展史上，一般晚于图腾崇拜的历史阶段，而构成半理性化的宗教崇拜。以所谓雅利安宗教（北欧、希腊、波斯、印度）看，这些众神以某主神为首形成了神族系谱，受到广泛而统一的崇拜。但这种神族系谱的崇拜，已是晚期宗教神话的产物，具有相当的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作为编制主干的要素。
一方面，这种神族系谱中的“合理因素”较之前面的独立神话即图腾动物或人兽同体的神话，大为增进；另一方面，它本质上并不压制文明时代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然流露，有不少地方甚至是自由放纵的甚至胡作非为的。例如希腊神族系谱，就是如此偏重于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无论是根据赫希俄德古老的《神谱》和荷马的《伊利亚特》，还是后来悲剧作家们的作品，希腊诸神，尤其是主要神祇（即主神宙斯的“直系亲属”），已经历过相当彻底的“人化”，不论是其造型，还是其行为。他们不仅有七情六欲，还经常干出些荒唐走板的勾当来，诸神的世俗化，使得他们贪图眼前享受与现世快乐，除了在发怒和施威的时候，很少端起一副“神的架势”。他们与人类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能够长生并具有其他超人的能力，而且可以通过生殖方式把这些特性传递下去。按照基督教（Christianity）的标准看，希腊的神充其量不过是些超人，实在算不上具有真正的神格；希腊人的奥林匹斯山（Olympus）比之犹太人的锡安山（Zion）都不如，怎能和天国相提并论呢？
奥林匹斯诸神，不仅是自然力量的宗教象徵，而且是社会力量的神话表现，这些社会化了的神，过着近似人世的生活，只是更为随心所欲不受拘束而已。他们的性质与作风，与那些古老的图腾动物神或人兽同体神，可说是很少共同之处。他们也喝酒，也恋爱，也争斗，也宣泄，一如古代的豪强和氏族贵族。在他们那里，古老神祇的恐怖和神秘消失无踪。他们一会儿为争风吃醋打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玩世不恭地追求女人，甚至进行毫无廉耻的恶作剧──如战神阿瑞斯（Ares）与爱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私通，被爱神的丈夫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发觉，于是把他们包在一张网里送到众神会议那里，引得他们哄堂大笑。这些故事大多充满了轻浮而奢华的享乐主义和现世主义味道。以致后来的基督教（Christianity）神学家攻击希腊神话有“淫邪”的内容，力主排斥。但有时诸神的争霸行径却又是血淋淋的，爱情也带上了欺行霸市的气息。如爱神阿佛洛狄特（Aphrodite）魅惑了美少年，这本非少年的罪过，但爱神的奸夫阿瑞斯（Ares，即被火神网住的那位尊神）却大为嫉妒，用法力使野猪咬死了这个不幸的少年。后来，诸神怜悯少年的不幸，才让他每年复活六个月，与爱神团聚。……这些神话，总的说来都很值得现代世俗性很强的读者予以回味；并不给人以威严、怪诞、阴森、神秘、遥远的距离感。很明显，这是因为它写的实际上是希腊社会当时的世俗生活，当然与东方神界的威严、阴森、怪诞、神秘相去甚远。
希腊的人形人性诸神，像希腊的氏族贵族一样缺乏责任感。有时，为了一点小小虚荣，竟不惜挑动内战、涂炭生灵，使千百万人民为了他们的意气用事而悲惨地死去，和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何其相似乃尔。如，希腊神话里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的直接导因──“不和的金苹果”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不和女神”（Eris）为了虚荣播下了争端，而三位高贵的女神竟也为了虚荣而加入了战争。对于神人同形同性的始祖神和日月神，人们自然会赋予更多的人的因素，进而把更多的社会因素和社会生活场景，混合到关于他们的故事里。希腊神话里的日月神也已达到神人同形同性的形态，连希腊各地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其中的日神阿波罗（Apollo）以及他的妹妹月神阿尔特弥斯（Artemis）已具备完全的人形。关于他们的神话传说，就包含着更多的人性因素和更丰富的理性文明的社会内容。如说，月神阿尔特弥斯（Artemis）贞节但是十分残忍，她是处女及女性病患的保护者，但却手持弓箭，射杀负心人。
正因为神人同形同性的希腊神话充满了世俗内容，广泛反映了人间的社会生活面，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才在他的名著《新科学》（Scienza Nuova，New Science，1725,1730,1744年）中提出，奥林匹斯的十二大神是社会发展十二阶段的象徵。这种看法虽然忽视了“十二”这一数字的普遍象徵性，但仅从神话发展、神系形成的角度看，不能说毫无道理。纵览希腊神话，人们看到的不是一群怪模怪样的鬼神，而是些有着超人能力的人形神，以及由这些人形神组织的人文化的家族生活与社会生活。围绕着诸神的一套又一套人化的“神的故事”的，实际上是基于人的体验和人的故事，难怪希腊宗教虽然毁灭，但依附这过气宗教的神话却流传下来，还被无知的后人视为文学艺术的宝库。
四、西王母与复仇女神
脱离了宗教母体并且“文学艺术化”了的希腊神话，所展示的是一幅幅夸张的、神奇化的历史画卷。它们的形成其实经历了不同的文明史阶段，因此具有丰富但又彼此矛盾的内容。给人的总印象，特别是与其他古代民族的神话相比之下，希腊神话体现的是一个漾溢着浓厚人间气息的神界。这首先由于，神话固有的神秘性和原始性，受希腊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冲击，而大大淡化了。希腊的神与非雅利安（包括中国）的神,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下。第一，非雅利安神话中的动植物因素（人兽同体等）一般强于希腊神话；第二，非雅利安的神是威严的，庄重的，超人文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他们不是人的理智可以译解的，因此，古代非雅利安人并不试图去译解神的起源的全部秘密，也殚精竭虑地为天上地下的众神们编制完整的神际关系及其谱系，然后再把他们统统归于一个“始基”或“本原”。非雅利安宗教观念的特点，是在事实上限制了体系神话在更广阔的世俗空间和更丰富的人文层次的发展。
神话虽然讲的是“神的故事”，但实际上还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归根到底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作出的设想和解释。与原始的独立神话相比，文明的体系神话的这一解释特征，就更为明显。那些非雅利安神话的设想、解释，受到“神秘性”的限制越大，其发展的潜力也就越小，如《圣经》的神，可谓无限神秘，所以关于这位神，就几乎没有神话，而只有启示；没有人能够说出有关圣经上帝的话语，更遑论故事情节，相反，只有这位上帝对人说的话语展示开来，这也就所谓启示（Revelation）。“人的因素”既然被排除出神话越多，神话（神的故事）本身就难免变得越贫乏──因为“神话”说到底只能是人在描述神，而不是神的自我启示。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西王母”和复仇女神的比较中，获得某些结论。
关于西王母的神格身分，历来没有定论，原因在于西王母这一神话形象经历了极大的演变。早期的西王母是人兽同体的，拥有高深莫测的神格：“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西山经》）从这相当原始风貌的记载看，西王母的身分类似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所谓“司天之厉及五残”，也就是替“天”（在中国古代，“天”与“帝”相通，可作“至上主神”解）主掌瘟疫灾厉和“五刑残杀之气”，意合惩罚之意，带有浓郁的非雅利安式的、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复仇”意味。“豹尾虎齿而善啸”，固然给人一种原始可怖的印象，增添了这个中国复仇（惩罚）女神的威严，但最值得注意的却是“蓬发戴胜”。所谓蓬发戴胜，即在满头乱发中装戴着一支玲珑的玉簪。这种“乱中有序”的象徵，与希腊复仇女神的蛇发略不相同，但这“乱发”还是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希腊女神的狰狞蛇发。当然，这些细节上的近似可能是巧合，但早期西王母的复仇（惩罚）之神身份大致可以确立。由此可见中国宗教具有更多的兽形兽行与兽性崇拜。
而复仇女神在希腊神话系列中的各个故事和各种场景，都有广泛的出场，且有明确的分工，体现不同社会职能的观念已经出现。通过她们的活动，希腊社会英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习俗展现出来。复仇女神们不但掌管人间事物，而且裁决诸神之间的纠纷并执行判决──这不但显示了人间与神界之间的某种可通性，从而展示了一个绵延于天上地下、阳间阴间的无限广阔的生活之流；而且表明，复仇女神是比奥林匹斯神系更为古老且有威权的神。就像欧洲社会的司法当局要比行政当局更加具有传统的权威。希腊复仇女神分化为三姊妹位格，意味着她们之间出现了比较细致的社会分工。相反，原始的西王母只是一人并集复仇──惩罚的职能于一身，又管瘟疫灾疠、又管“五刑”，还没有像希腊神话那样涉及到分工的问题。这一侧面表明，神话中所折射的中国宗教神话时代的职业分工，尚不及希腊那么细致，更说明西王母这一神话形象是更接近原始时代的产物。因此，她──中国复仇女神的职能范围比较笼统，复仇或惩罚的方法手段也更富于原始巫术意义上的“统一性”。外貌特征的比较，也证明西王母比复仇三女神具有更多的动物遗形和更浓厚的原始性质。这一方面保存了神话较为原始的风貌，因而在神话史上具有较大的价值；另一方面，兽形因素却阻碍这一形象广泛参与丰富的人间的生活。
《山海经》中，“精卫”的故事也很典型。她是炎帝的女儿，虽然具有人的意志，但没有人的形体，这种状况无疑会限制她广泛的社会联系。她除了“衔石填海”，就不再参与其它社会活动，而“衔石填海”的举动尽管充满了“英雄气概”，但从象徵意义上说，却是一则“物源神话”，是用来解释某种鸟类的起源。这种独立神话缺乏社会联系，排除在“人”的世界之外是十分自然的，勉强加上“炎帝少女”的头衔也不能帮助她进入体系神话。因此她的所作所为也就不能反映更丰富的生活面，因而关于她的神话也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了。
而那些人面兽身的“烛龙”、“天吴”、“陆吾”诸神，都以怪异、神秘的非人色彩，限制其人文化、社会化的程度，因而限制了神的故事更为人文化、社会化。广泛地参与“人”的生活，是“神的人化”的第一前提──这就是“神支配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八章将要谈到的晚出的“中国仙话”，就十分成功地达到了类似希腊神话的“艺术效果”。反观神话，要想在完整而丰富的“神界故事”中扮演一个角色，神的社会化则是不可避免的。后来，在仙话的发展中，西王母形象的历史演变，就清楚显示了神的社会化：汉朝出现的《穆天子传》，开“仙话”之先河，里面的西王母被彻底人化了，十分类似希腊女神了。这样，她也就和“人”的社会活动如周穆王的历史活动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已经密切到可以构成一个著名故事的程度了。神人同形同性的神话、与神人同性的观念紧密结合，形成了神人之间的共同的情感、欲望、意志，这就在根本上为体系神话的发展，提供了“人世生活”这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之源。
五、兽形与人形的意义
神的人化与神话的社会化，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子。一种神话中的神，如果越是富于人的性格，那么神话的社会化程度，就相对越高，该神话所体现的社会生活面就越是宽阔、社会冲突的场景就越是丰富，它因此也就具有越为深刻、越为有力的哲理性。哲理性，是社会意识增强的标记；产生于理性判断人自身的生活的精神活动。如果离开了对于社会生活多角度的反思，其中包括神话式的反思，基于对社会生活深刻理解的多角度哲理性，也就无从展现了。希腊神话是以其深刻而隽永的世俗哲理性声闻遐迩、驰名古今的，但是这种世俗哲理并不是来自特殊的“希腊人的智慧”，而是由于希腊神话潜入到人性的深层进行反思的结果。比如现代心理学经常使用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又译为“恋母情结”），即来自希腊神话对人性的反思。“依靠人性”，正是希腊神话取得辉煌成就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又是与神人同形同性的信仰（Anthropomorphism）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所以，神人同形同性的宗教观念，是神话中的世俗哲理性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如若缺失了这个环节，神话折射社会生活面的努力会受到极大的掣肘，它的社会哲理内容就会因为营养匮乏而沦为枯燥无味的宗教教条。
从另方面看，社会哲理性又是神际关系的明朗化和体系神话终于成形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当人们试图对自己面临的复杂世界作出溯本道源式的全面理解，体系神话才会被系统性地创造出来，才能够对充满“求知”热望的纷繁疑问，作出一个终极性的解答。缺失了哲理性这条脊柱，希腊神系就难以完成其整体结构，各个神话片断，也就难以贯穿起来。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前525─前45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在其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借着普罗米修斯的口大声宣布：“我憎恨一切的神！”这一方面表现了希腊思想界怀疑主义和理性精神的真正觉醒，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里的“神”已经不是原始的、自然力量化身的神了。这里的“神”，显然带有丰富的社会象徵性，是某种社会压迫势力的化身。埃斯库罗斯的这一宣言，固然象徵着希腊宗教的式微，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希腊体系神话的成熟以及作为一种故事形态的普遍流传。
关键在于，神话中内在的古老禁忌已经消解了，希腊古典作家们才得以用他们强烈的社会感和想象力，给神界故事灌注了崭新而丰富的人世内容，其批判性格使得希腊诸神的宗教禁忌大大弱化，世俗情调大大增强，为希腊神话的文学艺术化，开拓了新的前景。类似的条件与类似的发展，在古代中国，只在春秋以后的《大雅》、《天问》里才出现萌芽，在汉朝以后的仙话和志怪小说中才有所发展，而并不存在于宗教神话和政治神话、历史神话的改良过程中，更没有成为宗教和神话发展的主流。希腊神话的主流所奉行的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使它有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世俗化条件。这个条件，对于其他古代民族和许多现代原始民族来说，是不充分的，或是根本不存在的。甚至在许多近代文明民族的偏僻区域的民间信仰中，神人同形同性的因素，仍然低于希腊神话。如日耳曼民间信仰里众多的“精灵”，多为幽灵鬼怪，虽有人形，也不乏人性，但作为神灵的基质而言，远远不及希腊神祇的人形、人性那么稳定。他们有时变成恶鬼的样子来恐吓人们，有时化为怪兽、老树、冰川、巨人来为善乡里……。以致卡尔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还把共产主义称为“幽灵”。这显然是日耳曼神话的影响所致。
而在中国近代的民间信仰中，许多“精怪”也是非人形、非人性的；他们只是有时幻化为人形来施其蛊惑之木，其前身却是从各种生物（如蛇、狐、怪树等等）或非生物（如巨石、古木等等）演变而来。在《聊斋志异》、《西游记》、《阅微草堂笔记》和许多我们称之为“迷信”的民间信仰中，都可以找到这类例子。再看“日本天皇”（古代倭王的中国道教化称谓）──他虽然具有人形，但不具有人性，所以希特勒战败需要自杀谢罪，但裕仁却不必遭受绞刑、承担法律责任，因为他不被看作人，不被认为具备人性，所以虽是领袖，却不必为他的民族罪行承担罪责、接受惩罚。代替它接受惩罚的，是它（天皇）手下的人，如东条英机之辈，而不是已经神化的它本身。
希腊神话中较为彻底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并不能证明希腊民族的宗教观念或文化形态具有任何特殊起源和精湛的、不同凡响的内核，而仅说明希腊神话的起源较晚，因而很快接受了从周围更高级的文明区域（如巴比伦、埃及）传来的神人同形萌芽因素的影响。这种萌芽因素，本存在于那些较希腊人文明程度更为高级的文化区域（就公元前七八世纪以前的情况而言），但还没有居于如此显赫的主流地位。但传到希腊这个蛮荒地区以后，经过野蛮的希腊人后来居上的努力发展，终于形成新的主流，且达到了引人注目的经典水平。
第二章 表象世界的直观
第二节 古神、老神、新神
第二节 古神、老神、新神
一、堤福俄斯与宙斯
希腊神话中神祇形象的神人同形同性化，是经过了诸多的努力──不同层次的神们经过较量、斗争，才得以完成的。有个著名的故事讲到，怪神之祖堤福俄斯（Typhoeus）曾经战胜了天神宙斯，抽去了宙斯的脚筋，把他剁成碎块、塞进一个幽深的山洞。幸亏古老的山林之神潘（Pan）和信使神赫耳墨斯（Hermes）前来救援，才使宙斯复活。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堤福俄斯（Typhoeus）镇服在大山的底层。在这则充满了搏斗和血腥的神话故事中，出现了堤福俄斯、潘和赫耳基斯、宙斯等不同层次的神，因为他们原本是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神系的，是不同民族和部落的崇拜物，后来随着文化交流才走到一起。
研究者们因此常把希腊诸神分成“老神”与“新神”。所谓老神，即指宙斯以前的希腊诸神──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地母盖娅（Gaea）以及由他们结合所生的六男和六女巨神，总名为“提坦”（Titan）。传说这些巨神受母亲唆使，推翻了父亲乌拉诺斯（Uranus）的统治，最小的兄弟克洛诺斯（Crenos），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并把除瑞亚（Rhea）以外的哥哥姐姐统统打入地狱（Tartarus），自立为新型的主神。地母盖娅赐给小儿子克洛诺斯一把镶嵌着钻石的镰刀，克洛诺斯因此就成为最早的农神。克洛诺斯与自己的姐妹瑞亚（Rhea）匹配生下许多子女，但他害怕重蹈父亲的覆辙，被自己的儿子推翻掉，所以瑞亚每生出一个儿子他就吃掉一个，无一遗留。当宙斯出生时，瑞亚爱子心切，出于无奈，中逃到克里特岛的一个山洞，只给克洛诺斯吞下一块用尿布包裹起来的石头，蒙混过去，总算救下了宙斯。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Minoan）文明，发生在六千年以前，是世界最古老的海洋文明之一，上述宙斯神话可能暗示克里特岛为希腊文明发祥地。提到“提坦”，还有一个不幸的现代版。1912年在北大西洋发生的“冰海沉船”，其触冰的巨轮就是叫做“提坦尼克号”（Titanic）。人们当时命名这艘巨轮时，只是切中它“庞然大物”的含义，谁知一语成谶，这艘以希腊神话提坦巨人（Titans）命名的巨轮，也遭遇到提坦巨人一样的覆灭厄运。
宙斯后来起而推翻父亲克洛诺斯独裁暴虐的统治，在奥林匹斯山上建立了以他为首的新神系统。这一新神系统一般称为“奥林匹斯神系”（Olympus Theogony）。宙斯的出生，即标志着新神族类的诞生。
曾战胜宙斯的巨人堤福俄斯（Typhoeus），是传说中塔尔塔洛斯地狱（Tartarus）与该亚地母的儿子。因此，从族系上说虽是天神乌拉诺斯（Uranus）的同母兄弟，却与之并无直接的承继关系。他是巨人中的最强有力者，也是最古老的巨人，带有鲜明的人兽同体特征。他身上缠绕着许多毒蛇，手臂上生长着“一百个龙头”。他的儿子、著名的巨人提丰（Ty─phon，后来的研究者往往认为Ty─phon和Typhoeus是同一者）也是一个怪物，他与半人半蛇的女怪厄喀德娜（Echidna）生下了一连串著名的怪物：前半身像狮子、后半身像蛇、中段像山羊的喷火怪物喀迈拉（Chimera）；长着翅膀的狮身女怪斯芬克司（Sphinx），三头、蛇尾的恶狗刻耳柏洛斯（Cerberus）（它负责看守地狱Tartarus的大门）；以及人形因素极少的涅墨亚（Nemea）、勒耳那（Lerna）等处的怪物等等。显然，从现存的材料看，巨人堤福俄斯（Typhoeus）拥有一个庞大的神族家系。如果把散失和改纂等情况造成的缺漏考虑进去，这个家系原本的规模与影响就相当可观了。但是，他的家系的神族特征却与奥林匹斯神系的神人同形同性截然不同。他的家系麇集了形形色色的“怪物”，即古老的兽形神祇（如喷火怪物喀迈拉[Chimera]、地狱[Tartarus]恶狗刻耳柏洛斯[Cerberus]等）和人兽同体神祇，如斯芬克司（Sphinx）以及害死英雄赫拉克勒斯（Helacles）的人头马腿怪涅索斯（Nessus）等。可以理解，当新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兴起后，社会化、人文化的奥林匹斯神系，才逐步战胜并取代了这个古老而吓人的类似中国原始宗教的禽人兽人混合的神族家系。
从那以后，一度威严神秘、震摄人心的禽兽古神家系，就被新的人文信仰贬为“怪物”的家族，一直驱逐到神界的最底层。从这种角度说，“地狱（Tartarus）之子”堤福俄斯（Typhoeus）家系的起源，可能比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家系还要古老，因为他与乌拉诺斯（Uranus）都是地母盖哑的儿子，但他的父亲（地狱Tartarus的主宰）显然要比乌拉诺斯（Uranus，天堂主宰）高了一辈。而从两个家系成份的对比看，地狱（Tartarus）家族的动物因素要远胜于天堂家族，因此，就更可能属于更古老的一个神族层次。从乌拉诺斯（Uranus）到克洛诺斯（Crenos）的这个天堂家系，显然也比最后兴起的宙斯高山家系含有更多的动物因素。
话说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不但埃及的木乃伊理想通过复制人正在实现；希腊神话的妖怪也正在成为现实，例如怪物喀迈拉（Chimera）可望出现：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相当于古代的巫师），已经培育出了拥有百分之一人类大脑的老鼠，还试图培养拥有百分之百人类大脑的老鼠，这将通过把人类神经细胞注入老鼠胚胎的大脑中来实现。老鼠出生之前将被解剖，以观察人的大脑是否在其中形成，并在其中寻找人类认知行为的迹象。这样，科学世界的喀迈拉（Chimera）──半人半兽杂交生物，就将登上历史舞台、混淆人与动物的界线。科学家们还试图修改老鼠的基因，让它们生产人类的精子和卵子，然后通过体外受精培育出一个拥有老鼠双亲的“人类”婴儿。也许，这个“人”比身材矮小的拿破仑和人格缺陷的斯大林具有更加出色的智力和更加伟大的人格。希腊神话的梦魇，终于出现在人类未来历史的曙光中了。
二、潘神的传奇
潘神（Pan），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家伙，传说当他“死去”的时候，希腊大地充满了深切的悲悼。潘神也不是一个地方性的神，据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说，在古代埃及早就流行着对这位“长着山羊的面孔和山羊的腿”的山林和畜牧之神的崇拜。这位历史之父甚至认为，潘神属于比（奥林匹斯）“十二神”更为古老的“八神”之列，具有一万五千年以上的历史。这比有些无知的神职人员“根据《圣经》”推算出来的创世历史的六千多年的长度，还要多出一倍有余。潘神头上有角，住在山林里保护牧人、猎人、牲畜。他爱好音乐，还发明了排萧，经常带领着山林女神舞蹈玩耍嬉戏。在英语中，排萧就是以他命名的（Pan's Pipe）。此外，英语的“Panic”（惊耸）一词也起源于路人在荒野中听到怪声时产生的恐惧，人们认为那怪声意味着潘神来临。而与潘神一起的是帮性情凶恶的羊人，专事饮酒、跳舞和淫欲。到了基督教时代，潘神还被说成强抢女人、掳走进入他们荒野魔窟的孩子。事情之所以会演变成这样，可能和以下渊源有关：潘神的身体大部分虽然像人，但他的羊角和羊脚却使得自己不懈追求的山林女神总是拒绝他的求爱，一再失败的潘神最后不得不用手淫来自我满足。
关于潘神的传说和潘神本身的特点表明：古代各民族的神话确有互渗现象，而后起的希腊诸神也确有外来因素的痕迹；同时，希腊神话也并非像现代学者想象的那么严密，一开始就完全逻辑地采取了彻底的神人同形同性观。事实上，希腊宗教神话本身也是经历了一个禽兽主宰──人兽同体──神人同形──的观念演化过程。只是它没有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罢了。很显然，巨人堤福俄斯与宙斯的斗争、克洛诺斯与宙斯的斗争，都是新老神界交替的斗争。这些斗争表明，神人同形同性的新神系统的胜利，来之不易。在古神的残余势力下，新神有时竟被弄得身首分离的故事说明，古神的反扑还是顽强而有力的，他们团结一致对付新神及其新的神系，与之展开了长期、酷烈的斗争。这一斗争绵延不断、历时弥久。潘神和信使神的救援也表明──在神人同形、同性的新观念流行的初期，新观念一度不够强大，所以新观念造出的新神还需要半动物化的老神予以扶助。直到人世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采用完全彻底的“人”的力量帮助新神，他们才最终击败古神、老神们的团结反抗，将之打入塔尔塔洛斯地狱（Tartarus）。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地狱”，也正是最古一代巨人们的“原始发祥地”。所以，将巨人们打入地狱这一“革命行动”，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还原”，将哪里来的赶回哪里去。“驱回老巢”的行动由老神潘和新英雄赫拉克勒斯联合完成：好像孙辈为了击败父辈而联合祖辈。在命运的驱使下，极端不同的力量，反而十分奇妙地走到了一起。
潘神还象征包罗万象的“宇宙生命”、“大地神明”，因此西方语言中的“Pan”同时也有“泛……”的含义。如泛美（Pan American）、泛亚细亚主义（Pan Asianism）等等。
三、太阳神的故事
我们可以从法厄同（Phaethon）的故事里，进一步看清希腊神系的上述特点。法厄同（Phaethon），是古老的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不同于新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的儿子，他十分仰慕他的父亲老太阳神。一天，他走近父亲的宫殿叩见父王。太阳神的周围依次肃立着他的雇从人员：日神（每日之神）、月神、四季之神、年神、世纪之神……。年轻的春神饰着鲜花的发带，夏神戴着谷穗的花冠、秋神面容如醉、冬神长着一头雪白的卷发……。法厄同（Phaethon）是来要求父亲准许他试驾太阳车的，最后操纵不当，引起地球的巨大火灾，触怒了宙斯而被闪电击死。
这个名为赫利俄斯（Helios）的太阳神显然不是阿波罗（Apollo）。他是提坦巨神许柏里翁（Hyperion，克洛诺斯的兄弟）及其妹妹兼任妻子的特伊亚（Theia）之子。传说他每日乘四马金车在空中奔驰，从东到西，晨出昏没，用光明普照人间，又负责洞察人间的一切活动。从身世上看，他比阿波罗（Apollo）古老得多，他和阿波罗（Apollo）的父亲宙斯是平辈，同为克洛诺斯之子。在古代希腊，此神香火极盛，希腊罗德岛（island of Rhodes）有他一座巨大雕像，大理石材料、青铜包裹，高约三十三米 ，传说雕像两腿分开站在港口，船只都从神像的两腿中间通过，非常壮观。矗立在港口的入口处的雕像，其实际用途是作为灯塔而存在的，号称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建筑物之一。大约公元前282年完工，五十六年后毁于前226年的一次强烈地震。其致命伤就是分开的两腿所形成的脆弱的膝盖，仿佛圣经所说的泥足巨人一样不堪一击。654年，阿拉伯海盗入侵罗德岛，把剩余的残骸掳掠一空，运往叙利亚，象征希腊文明的末日终于来临。
从职能上看，赫利俄斯似乎与阿波罗（Apollo）重叠，但又不尽然。比如，他兼领日、月、季、年神，但阿波罗（Apollo）仅为日（太阳）神，并不干预自己的妹妹月神阿尔特弥斯（Artemis）的运行、往来。但阿波罗（Apollo）神又具有远比赫利俄斯（Helios）广泛的管辖范围：青春、医药、畜牧、诗歌、音乐、以及最重要的宣示“神谕”等。显然，晚出的阿波罗（Apollo），比之赫利俄斯（Helios），更具有人文性，肩负更多的社会化职能。
四、普罗米修斯的功过
出身于提坦巨人族的普罗米修斯神（Prometheus），他的名字是“先知者”的意思。依照希腊神话，他靠弟弟厄庇米修斯（Epimetheus）的帮助，按照神的形象用泥和水创造人类，赋予人以生命，还教导人们木工和农业的技术，宙斯因此忌妒人类，拒绝给予人类最需要的火，于是普罗米修斯潜入爱琴海的火山岛，从火神赫淮斯托斯的铁工厂里偷火带到人间。结果被牢牢钉在高加索山（Mount Caucasus）的峭壁上，每天有一只大鹰来啄食他的肝脏，夜晚肝脏又长出来，恢复原形，然后重新开始被啄……普罗米修斯受这样的折磨达三万年之久。而厄庇米修斯虽是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却只有短见，事后聪明，负责分配各种动物的习性与天赋本能，不听哥哥的劝告，与神造出来的美女潘朵拉（Pandora）结婚，给人间带来数不清的疾病、不幸、祸害和死亡。
了解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事迹的人们，都知道他造人并偷窃天火赠予人类，还把畜牧、航行、医药、历法、计算、文字、发现矿藏、预言未来等技能传授给人类。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除了盗火以外的后面这一切，却是与他的敌人、主神宙斯的子女阿波罗（Apollo）、赫耳墨斯（Hermes）和雅典娜（Athena）等新神的职能范围相重叠的。在悲剧作家的笔下，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成了人类的朋友，他盗火是为了人类──他成为受到惩罚的殉难者，成为类似中国的鲧、希伯莱的撒旦（Satan）那样的反叛角色。鲧是禹的父亲，某种爬行类动物，窃取上帝的神土“息壤”来遏制洪水；他的儿子禹也是一种“王八”，形体和龟类似。撒旦则在伊甸园里帮助人获得智慧果，也是爬行动物，是“狡猾的蛇”。但其实，从神系构成的角度看，普罗米修斯盗火的原始动机却是为了反抗宙斯、破坏新神的秩序──和撒旦的犯上作乱、鲧的自作主张何其相似乃尔！本质上，这都是“老神对新神的反动与报复”。而盗火予人，正如嗾使人类偷取智慧果和生命树（The tree of life），或是授予赃物给洪水中的灾民一样，不过是老神用以反抗新神秩序的合理方式罢了，很可能是临时起意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也许我们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就有点像二十世纪的革命者，表面上“为了人民”，其实是“人人为自己”，和“反动统治阶级”一样都是在用最合理的借口在谋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其方式号称是“利益最大化”。这样就需要打出“人民”、“国家”、“阶级”、“种族”、“真主”、“圣战”等系列幌子，来愚弄那些和他们一样充满欲望，却不如他们的智商那么高强的下层民众。
是希腊的悲剧作家们，对普罗米修斯的形象进行了再塑造，把他描绘成一个破坏旧秩序的革新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悲剧作家们诞生的时候，主神宙斯的秩序早已不“新”了，也已固定为一种传统宗教的压迫势力了。作为神界革命的发难者，奥林匹斯新神也已退化成一些虽无生气却横行霸道的偶像。这时，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缅怀往古的思潮萌生了。当然，这不是“反革命复辟”，而是“继续革命”，要除掉革命成功的新老爷。这种继续前进，采取了“怀古”、“复古”的形式，于是人们又想起了反抗新神宙斯的老神普罗米修斯，想起了他还被绑缚在高加索山（Mount Caucasus）的荒凉悬崖上……于是“新反革命”运动也就是“再革命”运动，类似于“打倒走资派的文革”（区别于党同伐异的文革），把老一代反革命的残渣余孽，变成了再次革命的要角。
人类就是这样厌恶新神宙斯代表的压迫力量，这当然也是人文性、世俗化的启蒙（Enlightenment）意识增长的结果──并非仅仅为了拥戴老神的复辟。这又像“反清”（再革命）是实，“复明”（反革命）是虚；反清复明的口号其实是为了在展开排满革命时，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阻力。因此，重新塑造过的普罗米修斯可以被解放，但老神的集体反叛还是必须镇压下去！而且，没有人类成员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帮助，新神也就镇压不了老神的反叛。这意味着──新神的层次也相对陈旧落伍了。结果新的半神、超人、英雄们，就这样代代而兴。尽管在神话传说中，他们还要受制于天神，要得到某些天神的帮助、扶持，才能击败顽敌、夺获胜利──但再革命的势力，已经作为独立的力量，活跃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了。
五、神界层次的来历
前面我们讲到老神与新神的层次及其“革命与再革命”的关系，为了清晰起见，这里概述一下“神界层次”如下：
大地之母盖娅（Gaea）是希腊神话中最早出现的神，也是万物之母，她由混沌（Chaos）所生。
大地生天空（圣经创世记则是先造天空后造大地），盖娅生了天神乌拉诺斯（Uranus），乌拉诺斯反过去和母亲交配，生下六男六女，共十二个提坦巨人。
他们分别是：克洛诺斯（Cronus），十二个巨人中最年幼者，杀父而成第二任主神，也被自己的儿子推翻，后来逃到意大利去了。
瑞亚（Rhea），是克洛诺斯的妻子，代表自由。
俄刻阿诺斯（Oceanus），水神，生育了世上所有的河流及海洋水仙。
特提斯（Tethys），俄刻阿诺斯的妻子。是各位河神和海仙的母亲，意味丰收和新鲜。
希泼利恩（Hyperion），光神，太阳、月亮和黎明的父亲。
特伊亚（Theia），希泼利恩之妻，丰盛美观的女神。
科欧斯（Koios），代表登高和前进的神。
尼莫西妮（Mnemosyne），记忆女神，万物灵性的主宰，和宙斯生下九个缪斯（Muses）。
艾泼特斯（Iapetus），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厄庇米修斯（Epimetheus）、阿特拉斯（Atlas）之父。
克瑞斯（Crius），生长之神。
特弥斯（Themis），时序女神、命运女神和四季之母。
福柏（Phoebe），月女神，智力之神科俄斯（Coeus）的妻子。
这些巨人神彼此交配，生出光神，如日神赫利俄斯（Helios）、月神塞勒妮（Selene）、黎明神伊俄斯（Eos）、天枰座女神阿斯德莱（Astraea）等等。
克洛诺斯后来推翻了父亲乌拉诺斯，成为统治宇宙的第二代主神，他与瑞亚结合，生下十二减半的三男神和三女神，有宙斯、波塞冬、哈得斯、希拉、得墨忒耳和赫斯提亚，其中最小的是宙斯。克洛诺斯后来也被儿子宙斯推翻，并形成了希腊奥林匹克（Olympus）新神体系的十二主神：
宙斯（Zeus）：罗马名字是朱庇特（Jupiter），战胜父亲并将其送押到大地最底层、九大行星中最大的木星。希腊人把威严的宙斯居住的地方想象成高山深处、云气迷漫、橡树生长的地方。古希腊最有名的圣地之一包括多多纳（Dodona），就长满橡树，据说宙斯在多多纳的一棵神圣橡树下聆听人们的声音，橡树叶的飒飒作响就是他对信徒的回应，公元前四世纪，哲学家柏拉图提到，希腊最著名的神庙，一座是德尔斐（De1phi）的阿波罗神庙，另一座就是多多纳（Dodona）的宙斯神庙。那里的女祭司，“常被她们所敬拜的神所控制”，进入狂迷，失去理智，代神说话。有学者认为，希腊最古的神谕发自多多纳的宙斯神庙，早于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那里有座名叫特马努斯（Tmarus）的小山，宙斯神庙的建庙时间约在公元前1503年前后。
赫拉（Hera）：罗马名字朱诺（Juno），宙斯的姐姐和妻子，大地为庆祝他们的婚姻，长出很多结着金光灿烂的苹果的树，这就是生命树。她掌管婚姻，保护生育及婚姻，代表女性的美德和尊严，掌握五谷丰歉，她的使女是时序诸女神荷瑞（Horae）及霓虹女神伊里斯（Iris）。
海神波塞冬（Poseidon）：罗马名字涅普顿（Neptune），宙斯的哥哥，地位仅次于宙斯，九大行星中的海王星，他与宙斯一同战胜了父亲，分割世界，掌管海洋，以三叉戟主宰水域，动摇大地。
农神得墨特尔（Demeter）：罗马名字刻瑞斯（Ceres），宙斯的姐姐和妻子，掌管农业，也是正义女神。
灶神赫斯提亚（Hestia）：罗马名字维斯塔（Vesta），宙斯的姐姐，是贞洁的处女神，掌管万民家事，当人们搬新家、迁新居、或建立新的殖民地时，都要从灶神接引神圣之火，她的神像造型身穿长袍，右手拿着圣火火炬，左手则拿着玉石笏板。
冥王哈德斯（Hades）：罗马名字普路同（Pluto），宙斯的哥哥，在战胜父亲克洛诺斯后，负责掌管下界冥土，成为冥王。拥有隐形帽子，被称为看不见的神，掌管地下埋藏的黄金宝石。
日神阿波罗（Apollo）：又名福波斯（Phoebus），意思是“光辉灿烂”，宙斯与女巨人勒托（Leto）的儿子，阿耳特弥斯的孪生兄弟，阿波罗和他的双胞胎妹妹是在棕榈树下诞生的，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所以也称真理之神，传说阿波罗杀死为害德尔菲（Delphi）地方的恶龙派同（Python）后，戴著用月桂的冠冕，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德尔菲城，所以“桂冠”也就成了崇高声誉的象徵。阿波罗与月桂（Daphne）的渊源如下：阿波罗爱恋仙女达芙妮（Daphne），达芙妮避之而化为月桂树，所以阿波罗始终不能忘情，他就让达芬妮永葆青春。
月神阿耳特弥斯（Artemis）：罗马名字戴安娜（Diana），阿波罗的孪生姐妹，还是凶残的狩猎女神，桧木是象徵她的圣树。
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e）：密涅瓦（Minerva），是宙斯与聪慧女神墨提斯（Metis）所生，是处女神，她胸前装有妖怪（Gorgon）的头，手拿天下无敌的羊皮盾（Aegis），雅典城的名字就是她命名的。
战神阿瑞斯（Ares）：罗马名字玛尔斯（Mars），九大行星中的火星，宙斯与赫拉之子，他的职司是战争，性格强暴好斗，生性变幻莫测，常常帮助敌人和希腊作战，是制造叛乱的祸端。他的姐妹“不和女神”（Eris）挑起特洛伊战争。
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罗马名字伏尔坎（Vulcan），是宙斯与希赫的儿子，长得丑陋却娶了美神阿佛洛狄特。他也是诸神的铁匠，造了许多武器、工具和艺术品。
神使赫尔墨斯（Hermes）：罗马名字墨丘利（Mercury），九大行星中的水星，他是宙斯与女星神迈亚（Maia）所生，担任宙斯和诸神的使者，穿著一双长有翅膀的草鞋，快速如飞，后来戴一顶羽毛帽子，主司畜牧、商业、交通旅游和体育运动和盗窃。身兼道路神，希腊各地路傍有他的石像，他还是是睡神，负责将死者的灵魂引渡到冥间。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神：
最著名的美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罗马名字维纳斯（Venus），九大行星中的金星，宙斯与女巨人狄俄涅（Dione）所生，又说这位女神是天神乌拉诺斯的阳物被儿子克洛诺斯割下后，投入海中时溅起的泡沫所生！但如此丑恶的来源，却象徵爱情与女性的美丽：她有古希腊最完美的身段和样貌，一直被认为是女性体格美的最高典范，甚至主神宙斯也追求过她。但宙斯的求爱遭到拒绝之后，就把她强行配给既丑陋又瘸腿的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但是阿佛洛狄忒却爱上战神阿瑞斯（Ares），并和阿瑞斯结合生下几个儿女。研究者认为她原为丰收女神，奥林匹斯神系形成之后，才成了爱神、美神。她也曾被奉为海神，因为在海岛和海港普遍崇拜她，有些地方还把她作为战神崇拜。
冥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罗马名字普洛塞庇娜（Proserpina），年轻貌美，被冥王哈得斯劫往地狱，吃了地狱的食物后便只能长居地府，每年四分之一时间可以回到阳间的母亲身边。
死神达拿都斯（Thanatos），披黑斗蓬，持致命之剑，依据生命册来执行取人性命的工作。
睡神休普诺斯（Hypnos），带翼的神灵，敲打神奇法杖、扇动黑色翅膀，使人入睡。
梦神（Oniros），梦境需要通过他的两道门才能进入凡人的世界。例如，角门（Gate of
Horn）可为睡眠者带来真实的梦境，梦境成真；牙门（Gate of Ivory）则不真实，梦境无法实现。
死神达拿都斯（Thanatos），夜神之子，披黑斗蓬，持致命之剑，依据生命册来执行取人性命的工作。
夜神尼克斯（Nyx），睡神、梦神和死神的母亲。
青春女神赫柏（Hebe），宙斯与赫拉的女儿，永远年青，容貌姣好，诸神的斟酒官。后来嫁给升上天界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而斟酒官一职，宙斯就从人间找来特洛伊（Troy）王子加尼米德（Ganymede）充任。
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罗马名字巴克科斯（Bacchus），宙斯与凡女塞墨勒（Semele）所生，塞墨勒是阿佛洛狄特和阿瑞斯外孙女，父母双亲都属神系。她受宙斯诱惑乱伦怀孕后，又不幸被宙斯用雷电击死，只是婴儿酒神没有烧毁，因为他是宙斯的神种，所以宙斯从塞墨勒的灰烬中将小酒神拿出，放进自己的大腿中继续抚养。这种“死后再生”的现象，象徵草木种子在母体死后的再生。
牧神潘（Pan），半人半兽神，头上长一对山羊角，下半身长一条羊尾巴与两条羊腿。在神系中他也被被编排为神使赫尔墨斯的儿子，爱喧闹和喜乐，一切荒野、丛林、群山都是他的故乡。他因此也是山林之神，可以用芦笛吹出曲子，吸引山林的仙女倾听，但由于他的外貌怪异，每一位仙女都刻意逃避他。
安菲特丽特（Amphitrite）是海洋女神尼蕾德（Nereid）所生五十个美女之一。
胜利女神尼姬（Nike），罗马名字维多利亚（Victoria），长一对翅膀，从天漂然而降，披挂单臂衣服，露一个乳房，衣袂飘然。她能赐真理正义予英雄们，帮助他们获得胜利，所到之处，胜利紧随。她曾鼓励赫拉克勒斯完成十二业绩。
希腊的智慧就是如此用力，把形形色色的部落神编排到一起，形成了全希腊甚至全南欧的统一神系。这与希腊人在政治上的涣散与分裂，相传鲜明的反差。
六、神界层次的意义
希腊神话上述新旧神界的交替现象，折射了当时的社会冲突。在中国宗教神话中，除了“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鲧窃息壤”等孤立而零碎的片断外，很少呈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的画面。而新旧神界的交替神话，也可以视为社会变革在神话意象中的意识形态的体现，比如农神克洛诺斯（Crenos）取代天神乌拉诺斯，可能意味着农业生活方式的胜利，这与《圣经·旧约》中农夫该隐（Cain）杀死亲弟弟牧羊人亚伯（Abel）的神话，有着近似的但各具特色的意识形态的象徵意义。
那么，宙斯推翻农神克洛诺斯（Crenos）又是以怎样可能的社会变化为其背景的呢？
同样，这很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文明例如航海文明正在逐渐取代古老的农业文明，并在希腊的文化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奥林匹斯神系”（Olympus Theogony）的诞生，乃是这种新文明的出现，在神话意象（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种文明革命，就是古代爱琴海区特别出色的海上文明的兴起。这种海上文明不论形态上还是性质上，都与以农业为主的内陆文明包括希腊式样的内陆文明，如斯巴达等国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当然，和东亚内陆腹地的中国比较起来，希腊半岛地区的斯巴达和意大利半岛地区的罗马，虽属农业形态，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较为合作的贵族统治。在希腊世界的“东方”，也就是在欧洲以外的其它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有一个神话值得回味：在奥林匹斯神系中地位很高的新日神阿波罗（Apollo），就是在他的母亲横遭一切陆地驱逐、被迫流亡海上的过程中诞生的。这个“诞生神话”多少反映了古代希腊人对自己文明渊源的体认，流露了古代希腊的航海人，面对广大的内陆腹地时，所怀有的疑惧心理，和对海洋的亲切眷恋之情。海洋才是希腊文明的故乡和避难所！
众所周知，宙斯也不是一个独处一隅的土地神，而是一个上天入地的宇宙主宰，他一会儿飞往西亚，一会儿往来北非与希腊之间，是一个流动性极大的超越时空的飞行之神。在他身上，凝结了古希腊航海民族和依靠远程海上贸易生活的人们，渴望超越空间限制的思想。宙斯，曾经多次保护海上冒险家和海上征服者。在海上势力与内陆势力的斗争中，他无疑站在前者一边。阿耳戈号的远征和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的结果，都充分显示了宙斯的这一立场。
希腊神话的上述层次表明，越是后起的、年轻的神，越富于人的特征，其中包括生理、心理、行为诸方面的特征，这些人化了的神，浸透了人文历史的色彩。这种浸透着智性色彩、相当人文和社会化的神话层次，形成较晚，不会早于公元前八世纪，也就是说，不会早于希腊城邦文明形成初期。希腊神人同形同性神话系列的诞生，使神话离开了图腾崇拜，原始思维的成份因而降低。其中逻辑思维、理性意识的因素，距离人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已经不远。难怪在《神谱》记录后短短几百年，号称“客观历史”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71—前40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就出版问世了，并决定了欧洲史学此后两千年的大致走向。该书的结构显示，从第一卷第一章的《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的希腊国家》，到第八卷第二十六章的《战争的第二十一年》，与希腊史诗不乏相思之处。可以说，在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引导下，史诗向史学著作的过渡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神人同形同性观念，不仅套用体系神话的形式，为多方表现人与社会的动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且还开拓了一个全宇宙适用的普遍规律，打开了闭锁的神的城门，其贡献不可抹煞。当然，也必须看到，希腊文明这一发展毕竟是基于较古老的“东方”文明──如埃及、巴比伦、赫梯诸文明的历史积累，并非抽象神秘的“希腊人的天才”（The genius of Hellene）一举造就的。
其中与希腊同为雅利安人的赫梯文明，作为埃及和巴比伦文明向希腊的中转站，起过很大作用。说到赫梯人，还有一段故事：
据印欧语系“家族树”的研究推测，大约九千年前印欧语开始在地理上分离，逐渐形成印欧语系诸语言。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研究人员格雷（Russell Gray）和阿特金森（Quentin Atkinson）利用语系中各语言的词汇变化比例来确定其从印欧语系“原始语言”分离的年代。这种方法和遗传学家用不同物种基因变异的比例来确定新物种出现的年代的方法，具有类似之处。根据他们的推算，印欧语中最古老的成员可能是距今八千年到一万年前留下的赫梯语（Hittite），而后来记录下来的其他印欧语的可能是从赫梯语演化而来。考古学证据表明，八千到一万年前，农耕技术开始由安纳托利亚也就是小亚细亚和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领土内，向欧洲传播。掌握了农耕技术的农民开始向欧洲和亚洲迁徙，在这个殖民过程中，欧洲和亚洲其它的地方的原住居民可能在接受新的农耕技术的同时开始采用这些农民的词汇──就像今天的落后国家在接受先进技术的同时也接受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赫梯人的社会严格分成几个等级，最上层是国王和王后，王室的权力由一个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王室之下是贵族阶层，再下面是文武官吏，再往下是商人和手工人如铁匠和陶匠，然后是农民，最底层的是奴隶。社会秩序由一个成文的、详尽的法律系统来支持，对各种罪行的惩罚有详细规定。酷刑已经被法律禁止，多数罪犯是向受害人提供赔偿，包括谋杀犯。赫梯人也蓄用战俘来充当奴隶，但赫梯社会的奴隶被允许拥有财产并可以赎买自身的自由。
赫梯王国的妇女也有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妇女所无的权利和自由，法律充许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职业；王家文件显示国王和王后分享大权，赫梯王朝的某一时期，曾有王后单独临朝统治的记载。赫梯人也容忍别的宗教信仰，作为“万神的民众”，他们自由信仰叙利亚、巴比伦和其它国家的神，并把这些神请进自己修建的万神殿。考古学家在其首都赫梯沙（Hattusha）的遗址上找到过三十一座神庙，其中最大也保存最好的大殿占地五英亩 左右，是一座构造复杂、四通八达的庙宇，曾有二百多名神职人员在其中工作。在大殿的一间贮藏室里发现一块陶碑，文字显示庙宇是为供奉风雨雷电之神和太阳女神而修建的──他们是赫梯人的最高神明，赫梯王国晚期，国王也被认为是众神之一。不难看出，这多少是埃及法老崇拜的影响所致。
七、动物神明的遗形
希腊神话中表现出来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并非完全彻底。正如在宇宙中很少有“纯粹”的原质一样，在人的精神表象世界中，也没有纯净的素质。实际情况往往是诸种因素混杂一起，彼此交织，很难分开。正因如此，即便在新兴的高度神人同形同性化的希腊神话中，也还存在人兽同体的遗迹；只是这些遗迹比起非雅利安的“东方民族”悠久、鲜明的人兽同体的神话传统来，不那么引人注目罢了。比如，雅典城的保护神雅典娜（Athena），其原始形态有猫头鹰遗形。虽然流传下来的关于雅典娜的神话传说已失去了猫头鹰故事的许多成份，而主要保留了其“人形”的一面之词。但直到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典时代，在雅典城邦（Athens）政治人物伯里克里斯（Pericles，约前495—429年）的头盔上，雅典娜（Athena）那猫头鹰形的装饰仍然居于顶端的显赫位置。这并非孤立现象。伯里克里斯的同时代人、萨拉米（Salamis）海战的胜利统帅、雅典名将泰米托克利斯（Themistocles）的雕像上，也同样有着这种非人的宗教性装饰。可见这并不是个人的爱好，而是雅典城邦的普遍风尚。
可见在希腊神话里，诸神的动物外形虽然消退了，但在许多“变形”故事和诸神“象徵”的传说中，动物因素仍然潜藏著，并深深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比如，鹰被看做宙斯的象徵（圣鸟）；天后叫做“牛眼的赫拉”，宙斯还曾化作白牛劫走欧罗巴（Europa），这个传说可能受到埃及“圣牛崇拜”的影响。阿波罗则与月桂树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现今许多欧美国家，还用古老的宙斯符号──鹰，作为武装力量和其他力量的象徵。例如，有些基督教（Christianity）的礼拜堂还有鹰的标志，，而按照圣经，受到尊敬的应该是鸽子，作为圣灵的象征，而不是鹰，作为异教的象征。至于欧洲民间迄今依然尊重猫头鹰，视为吉祥和智慧的动物，就更和雅典神话的影响脱不了干系。
可以设想，假如希腊神话未能形成其神人同形同性的主流部分，则上述具有动物遗形因素的支流、回流部分，所体现的社会生活内涵也会降低。希腊神话中的社会生活，借助神人同形同性的主流部分得以体现，而原本较少表现社会生活内容的动物神话，在纳入这一主流的过程中，也被赋予了某种社会内容。如埃及神话中蹲卧金字塔旁的“斯芬克斯”（Sphinx）像，其造型就是人兽同体的“狮身人面”，这一造型进入希腊神话后，其故事之一就是逼迫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猜迷，否则便要把他吃掉。这个妖怪与埃及金字塔的守护者“斯芬克斯”（Sphinx）同名同形，只是受到巴比伦的影响，希腊的妖怪斯芬克斯比埃及的守护神斯芬克斯多了一对翅膀。埃及神圣的守护神，传到希腊人那里堕落成了一个拦路强盗的妖魔，这一性质上的变异，与希腊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兴起，密切有关。正如古神堤福俄斯虽然还在希腊的神话中，但却被新神彻底制服并压在神界的最底层，地位比老神系的乌拉诺斯洛诺斯更低微软弱。根据同样的理由，基督教兴起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明也就在民间传说中被日益丑化，最终沦为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例如德国民间传说中的精灵就是源于日耳曼神话中的神祇。
在希腊神话中，这些动物遗形的因素，只是一些退化的微不足道的支流、回流；其主流已在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支配下，坐上思想之车，直接奔赴历史与科学的王国了。在今人溯本追源的透视之下，这些退化的遗形、微末的支流，也就有了足够的份量，它指出一条古老曲折的幽径：希腊神话的道路上，先是走着动物和飞禽，或盘踞巨石和古木，继而出现了半人半兽的怪物，或人与飞禽的混合；最后在文明历史的晨曦中，人类自己的身影才迎着朝霞健步走来……
八、北欧神话中的遗形
北欧神话是希腊神话之后形成的神人同形同性的体系神话。从不少细节看，其神人同形同性的色彩比希腊神话更为浓厚，其系统性及戏剧性的内容也丝毫不亚于希腊神话。但即便如此，北欧神话中也依然存有人兽同体观念的遗迹。例如掌管爱恋与美色的春天女神弗蕾亚（Freyra），有一件“鹰毛的羽衣”，穿上这件羽衣，就可“化为飞鸟”。在北欧神话里，最低级的海神鲛人也就是人鱼，他们经常变形为鹅或海鸥；高级一些的海神则是人首人身但拖着一条鱼尾。就像是波兰（Poland）首都华沙城（Warsaw）的城徽“美人鱼”那样；而最高级的海神则具有完全的人形。
海神的这种层次之分，意味着低级海神可能产生较早，是远古所遗的动物神，以后逐步“人化”，与人体混同，但还不彻底。而高级的海神则可能是神人同形同性观念流行以后出现的新神。他们之所以具有比古老的动物神更为强大的权威与力量，是与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加强、人类力量逐渐增长的进程，相一致的。这种神话层次的演变，和希腊神话大体相当。
从北欧神话的这些层次，不难发现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对古老的动物神话，所发生的革命性影响。对于北欧人而言，这些影响很可能是外来的，即从业已高度文明化的希腊罗马世界输入的。我们知道，当罗马帝国已经统一了全部的地中海区的时候，北欧人还住在原始森林中，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在罗马势力的强烈渗透面前，又过了一千多年，北欧地区才开始出现第一个统一国家，向文明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在前此漫长的一千年中，希腊、罗马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进入北欧的神话传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有证据表明，不但希腊、罗马的“异教”（Paganism）即前基督教神话，而且基督教（Christianity）的神话与宗教观，都在北欧神话中留下了印记。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北欧神话许多古老传说的风貌，是一个明显的的事实。
除了海神的层次，原始的、象徵自然力的冰霜巨人族（Frost Giant）和天神阿斯加尔特（Asgard）神系之间的层次区分，更加引人注目。这一层次横贯北欧神话的主干部分，它在北欧体系神话的一统天地中象徵基本对立的二元。与希腊神话不同，北欧巨人族并未被神族彻底击败。在决定世界命运的最后一战中，他们与众神进行惊天动地的厮杀，并且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这就是所谓“神之劫难”（Ragnarok）或译作“众神的末日”。
九、在众神末日的背后
北欧神话里，巨人族与神族自始至终并存的现象，值得思索。以巨人族为代表的恶势力具有更多的人兽同体因素。号称“斗争之父”（Father of Strife）的恶神洛克（Loki），和预言死亡的女巨人安古尔蒲达（Angrbotha）交合，生下了名叫芬利斯（the Fenris Wolf）的天狼种族和名叫约芒加特（Jormundgard）的宇宙巨蛇（the World Serpent）。这两种动物形状的妖怪却是“人形的”巨人族生下的。虽然恶神洛克（Logi）不属神族，却是被诸神杀死的冰巨人伊密尔（Ymir）的儿子，其实就是类似希腊神话中巨人族的“更为古老的神族”。
巨人族成员体积庞大、形貌丑陋、性格凶暴，实质上具备人兽同体的性质。有关巨人族的传说，甚至可能是现代人种对于距今十五万年到约三万年之前生活在欧洲和中东的尼安德特人的“回忆”，特别是尼安德特人还和现代人种的克罗马农人在欧洲共存了一万几千年，后者当有充裕的时间来制造神话。而在巨人族与诸神的最后决战中，他们伙同地下冥府的加尔姆恶犬（Garm）和地上的毒龙尼德霍格（Nidhog）等古老的动物神明，向人形人性的诸神展开了复仇战争，终致巨人族与诸神的“共同毁灭”。
为什么阿斯加尔特（Asgard）神族先是夺取了对巨人族的优势，最终却未能保持住这一优势并和巨人族同遭覆灭的厄运呢？我们猜测，这很可能是由于基督教（Christianity）信仰等外来干预的因素起了裁决作用。在基督教会看来，巨人族也罢，天神也罢，都是异端信仰的产物，同样应该遭到覆灭。而北欧体系神话的记录者，恰恰是基督教修道士！难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热衷于北欧神话的德国民族主义不得不失败，因为他们先天不足，早在一千年前就被判处了死刑。1945年11月20日 至1946年10月1日 开庭的纽伦堡审判，似乎早有“预演”了—那就是基督教修士对于北欧神话的记录和伴随记录经常出现的删削。
北欧神话的形成较希腊为晚。但其中仍有大量动物遗形的因素存在，这表明北欧神人同形的体系神话同希腊一样，也并非一下子产生出来的，因此人形的神不得不留有动物神界脱胎而来的迹象。北欧人惯于吸取异族语言文化，具有易被同化的特性，这多少也和他们的跨海迁移所造成的航海民族的生活有关。其结果是在无形中使得希腊罗马世界的神话甚至基督教观念，十分轻易地深入到北欧神话的各种细节中，甚至对北欧神话的主干及其根本精神──悲观的“众神的末日”（Ragnarok）的意识，也发挥了极大的塑造作用。
就这样，北欧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不仅像希腊人那样取用了神人同形同性的形式；甚至还采纳了基督教观点来反思前基督教的异教（Paganism）诸神的命运。这可以算是比较希腊更为彻底的一种历史意识的觉醒。其标志就是奥丁神族与巨人族的同归于尽的“众神的末日”──这意味神话的结束、历史的曙光，以便为教会的统治，让开道路。
第三节 中国式的“分裂”
一、神的改良道路
不论希腊、北欧，还是中国，大凡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兴起，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初期文明社会尤其是城市生活带来的精神反思的结果。所谓“文明化”，必须经过反思的过程才能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从而得以完成。也就是说，缺乏反思，文明不可能完成。所谓就是反思，简单说就是“认识你自己”，不仅孔子如此，释迦牟尼如此，苏格拉底如此，就是《福音书》里发言的那位至圣者也是教导人们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局限从而消除自己的罪恶、企及上帝的荣耀。其性质，不同于原始神话赖以起源并存在的“拒绝反思”的坚持传统的原始思维。
在中国，历史意识兴起的标志，是古代神祇通过“改良道路”悄悄转化为古史神话人物；其特点是不需经历一个神明族系推翻另外一个神明族系的暴烈的“神族覆灭”。因而，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以步入历史神话、政治神话、伦理神话为特征。虽然这一变化本身包含一个无形迹的“神的劫难”──巧经改编的古史传说系列了，并被世人广泛接受了，那就是我们称为“少典氏帝系的政治神话─历史神话”的“道统”。
中国分散的宗教神话既然演化为“道统”，演化为这种与历史记载混同为一的体系神话，道统里那些被改作历史圣人的古代神祇的身上，动物因素也就突然奇迹般地消失了。这一演化固然意味原始神话的人性化、历史化、伦理化、政治化的转折点已经来临，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神格也就同样突然地消亡了。因此，关于他们的故事，也就不再属于宗教神话，而成为有口皆碑的“古史”了。尽管这种“古史”只是历史神话、政治神话，与历史的实况相去甚远。不仅和修昔底德严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无法相提并论，就是和希罗多德道听途说的的《历史》也完全不同，基本上书属于希腊史诗和《古事记》《日本书纪》一类的“历史”，也就是体系神话。
当然，中国体系神话是历史神话，希腊与北欧的体系神话则是宗教神话。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希腊北欧的独立神话，被体系神话的神人同形同性特征充分吸收了，神话的人文化与社会的文明化一同来临。在中国，类似的文明意识却脱离了宗教神话的基本规范而发展为“天命远，人命迩”的历史意识，其结果就不是在独立神话的基础上发展起人文、逻辑、理性的宗教神话体系，而是直接采取了“历史”的假造形式，把神明化为帝王，把宗教神话化为历史传说系列。所以中国的帝王神话特别发达，甚至在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后的改革时期，都有帝王神话的变态体现，如毛的崇拜、邓的隔代指定接班人，都是不见于一般的专制政体的政治行为，是立足于历史神话传统的帝王崇拜的准宗教行为。帝王神话的运动，在先秦就造成了中国宗教神话的“分裂”，其中一部分形成了以“少典氏帝系”为核心的历史神话，即中国式的体系神话的主构，这一部分的神祇，化为帝王将相，是人形化、文雅化、社会化的，有关他们的故事比较合理一些。另外的部分则被排出历史系统，保存在各种古籍的片断之中，保存在民间传说和人民的内心深处，长期保留着动植物因素和原始的性质、神秘的风貌，例如在清代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中，仍有生动的体现。
有人在谈到中国“古史传说”的背景时写道：“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刘邦），皆其例也。”（《鲁迅全集》第9卷，第59页。）这说得好像贴切，但从尚未纳入“传说”系列的神话人物看，这个“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的过程实际上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主角甚至被推迟了好几百年，而有的主角则永远不能渐近于人性，永久排除在历史传说之外。我们因此得以发现了中国先秦神祇造形上的上述“分裂”，及其“归队”的区别：或为政治人物或为宗教神明。先秦宗教神话的这一分裂，很大程度是因为宗教神话的历史化过程造成的。历史化──使神话与历史的距离更加缩短，神话的历史化过程，即神话文雅化、人性化、社会化进程。因此，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的历史意识，在“反思”的意义上是相似的；二者的兴起和盛行，一方面造成体系神话的系统化、集约化；另方面也为宗教神话意识的抽象化与普适化，打开了新的道路，部落宗教由此发展为世界宗教。中国没有出现世界宗教（如佛教），但出现了世界帝国（如秦汉），因为中国的体系神话走的是政治路线而不是宗教路线。如前所述，甚至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依然完全没有脱离这个既定“中国特色”的模式。
二、古史神话的善恶之战
在先秦中国，改造成古史传说后被纳入历史系列的那些宗教神话，其层次则较为清晰，发展线索也较清楚，例如《尚书经》里《周书》以前的部分就是如此，尤其是《虞书》，如《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以及《夏书》，如《甘誓》、《胤征》，以及《商书》的若干部分，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其实是历史神话的典范。可以说，《尚书经》与《山海经》的区别，这是类似北欧神话两大神族即阿斯加尔特（Asgard）的奥丁族系（Odin）与冰巨人（Frost Giant）的伊密尔族系（Ymir）始终对立的故事：基本内容是善恶两大势力的永恒斗争，支配着这些故事的是一些或隐或显的“道德伦理原则”。在黄帝与蚩尤、颛顼与共工、舜与丹朱、启与伯益、汤与夏桀的一系列故事中，到处可见惩恶扬善的政治原则的魔力在施加影响。作为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显然不同的是，其中心人物都采取了彻底的人格化形式，不同层次的差别只有伦理道德的意义而没有不同的外形或生理特征的种族区分。由于人文要素的发酵，历史神话系列虽从动物神话演化而来，但较之未被历史化的宗教神话，显得秩序井然、逻辑清楚，富于内在一致的体系性。
中国社会中的善恶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带有对象性，它是因事、因时而异的，它很少被时空相交的纵横网络给固定住，不像希腊、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之网那样绝对，而经常成为权力的工具、心理控制的悬念。这本身就是一个实力范畴，从来没有上升为一种宗教；或说它从来只是一种“工具”，而没有成为一种“本体”。
在以后讨论中国政治文明起源的黄河流域所形成的“黄河心理”时，我们会谈到：
缺乏绝对正义观念，即善恶准则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中，不是一个偶然的缺失。探讨其起源，不难发现，那是被黄河的横暴存在，给一再否决了的。中国文化本来也许有机会形成宗教式的、普遍而绝对的、作为本体而存在的“正义”──这可以从它也曾获得了工具性善恶观念这一事实看出一些端倪来；但是，这一可能的发展却在过于强大的压力下夭折了。但对社会的健全发展，善恶的准则是必要的，否则社会不能形成一致有效的普遍行为规范，从而很容易陷入内乱。但是，中国式的善恶二分法，却与“法治”的观念无缘。严格说来，它只是相对的：只有空间上的一元化（Monism），没有时间的延续性；所以，连中国的历法和纪元，都是因朝代而改变的！一个皇帝一个纪元，甚至一个“思想”来潮一个新纪元！在这种“一边倒”之下，甚至没有建立异端裁判所的必要。因为，中国的异端根本无须审判也无从审判──因为政治既然不守法度，就可以随便消灭干净。中国的异端甚至长不到受审的标准就早已夭折了，“把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大大小小的裁判所无所不在，把革新的萌芽扼杀在萌芽状态。
由此可见，社会分化及其人的文雅进程，和人的自我意识、社会的历史意识之膨胀，对于神和神话层次的形成，以及最终对于体系神话的构成，具有决定意义。其结果，在中国出现了历史神话系列。
三、系统与分裂
神话材料的时间跨度，注定了它含有相当的内在矛盾性。但如何对待这些前后不一的材料，则关乎对神话的发展、形态的稳定。在中国，因为政治权力的随时干预，记录的遗漏、不断的篡改、故意的曲解、随意的散失等等，都使宗教神话遭受损失。但阻碍神话材料综合为一个完整系列的最重要因素，却是国人态度上的不严肃、玩世不恭以及过分的投机取巧，结果听任歧说并存，对矛盾和阙漏采取了不闻不问的鼠目寸光。
正是这种态度，加剧了中国先秦神话材料之间的混乱程度，使得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材料杂糅一道、混沌一片，并陈种种矛盾说法，从而使隐藏在这些矛盾背后的“神的层次”，于无形中更加模糊了，因为“神的层次”正是神话时间跨度的标尺。与中国的上述状态形成另一极端表现的希腊北欧等国，则对神话中固有的矛盾较少听之任之，而是力图用一些生动的故事予以串联解释，因而形成了曲折动人的故事系列。这样，在解释上述不同时期形成的神话变异所造成的“矛盾”的过程中，新的故事情节就一步步发展出来了。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属于中国神话。
而解释神话层次之间的矛盾、弥合各种异文的抵触，正是促成希腊与北欧神话系列中故事要素大量繁衍的条件之一。中国宗教神话由于缺乏这种促进的酵母因素，而显得故事性不强。另方面，除去已经历史化、体系化的神话（如《尚书经》），在中国现存的原始神话材料里（如《山海经》）里，很难发现有希腊的古神、老神、新神层次，以及北欧的冰霜巨人与神族争霸等事件那样泾渭分明的层次。依据神话发展的历程，上述神话层次和神的层次，在不同民族的精神发展史上其实普遍存在过，只是在“中国特色”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背景下，它采取了不同于印欧式神话层次的另一种形式：少典氏帝系。这一形式的出现，创造了中国“炎黄子孙”的历史神话。正因为“炎黄历史”是动物图腾和宗教神话派生出来“历史神话”，所以迄今一切考古活动都无从发现这子虚乌有的“历史”，而力图用“炎黄子孙的向心力”来维持马列主义官方合法性的改革计划，虽然花钱制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但总体上并没有找到“黄帝陵”、“炎帝陵”的考古依据，无法抓住推行这一“新型祖先崇拜”所需要的充足证据。那些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并不能和某某王朝直接挂钩，更不能像“毛泽东纪念堂”那样和某个具体人物挂钩，用来为政治权力招魂。况且“毛泽东纪念堂”本来就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是斯大林、列宁等社会帝国主义头目陵墓的翻版，是苏联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一个遗留物。
回看希腊、北欧等“神的层次”的鲜明存在，表明希腊或北欧的体系神话，也并非一个严谨、完满、内无杂质的体系；另方面，也说明经过发展之后，希腊、北欧的原始神话材料毕竟能够形成大致一贯的系统。这里的层次，是系统内部的层次，是与体系神话的主构关系密切的、而非游离于主构之外的层次。如希腊神话的宙斯新神与老神、古神的战争；北欧神话的奥丁（Odin）与冰霜巨人（Frost Giant）共同毁灭，都有不可割裂的联系。同理，新神层次与老神、古神层次的关系，是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这样的层次在中国宗教神话里是隐藏的甚至是根本没有的。中国那些可怜的宗教神话材料，除了被迫改造成古史神话而后被强行纳入历史系列的那些“少典氏帝系”部分外，其他的就像文革中的“四旧”和改革中的倒卖文物那样，被扔得乱七八糟，陷入了含混、零散、矛盾百出的状态，并无全盘系统化趋势，更未形成大致一贯的系统。试想，基督教的修士都为自己的异教敌人整理典籍，这种怜悯心怀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何以如此冷漠甚至残忍？不同时期形成的中国神话层次及其神的层次，既然没有并入一个体系神话之中，那么对古老动物神话的整容改造，只能造成大量原始材料的毁灭。实际上连现代中国人也还是以同样的态度在毁灭自己的文献档案，或以完全的鼠目寸光在篡改历史文献，仅仅出于暂时的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的“考虑”。
在先秦，把原先的动物神祇直接化为圣君贤相的运动，萌芽于西周初年，而后不断延伸、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历史系统”越编越长，到了伏羲。神话历史化的倾向，使得诸子学派习惯于对神话作人事的理解，例如对“夔一足”和“黄帝四面”的解释即其显例）。高级文化的这种变化，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似乎不大，因为人兽同体的遗迹，一直到东汉时代的武氏祠石刻依然清晰可见，只是他们进入不了上层文化。尽管伏羲与女娲这两位人首蛇躯的始祖神明，还是盘踞在马王堆三界帛画的核心位置。
四、分裂的始末
以上层文化为先驱的神话历史化运动，直接导致了中国宗教神话的断裂。自从东周时代甚至西周末年神话的历史化运动兴起之后，宗教神话的一部分被转化为古史神话传说，好像是终于纳入了正统文献的文字记录；而剩余部分则被随意抛弃在其他更原始的文献中（如《山海经》），好像是排除在定稿之外的草稿一般，其比较容易辨认的突出特点，是动物遗形等因素占了主导地位。而在古史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身上，“人文要素”（人形与人性）和人类行为的社会因果联系，则掩盖了动物遗形，上升到主导地位。
中国宗教神话的上述分裂状态，一直延续到两汉。到东汉末年，由于长期灌输教育，历史神话系列已被公认为无可置疑的“古史”，纳入其中的远古神灵已被公认为确有其人的历史人物；但同时，在民间信仰和受这种“历史信仰”影响的上层人士的宗教意识中，天神地祇们则还保留着强烈的动物特征（如伏羲、女娲等祖神）。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固然被春秋以降的人文运动打得丢盔卸甲，但到两汉的复古运动兴起之后，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东汉谶纬学说的盛行，就意味民间信仰的潜流，重新征服久已逻辑理性化了的上层文化。这种回流现象的发生，一方面与秦汉帝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局面确立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活力与创新精神不断低落的趋势有关；另方面也说明，当春秋战国人文运动（宗教神话的历史化运动是它的一个侧影）高涨时，业已退出上层文化表层的民间信仰和有关宗教神话，只在意识形态领域相对转入了地下状态，并未彻底消灭。就像文革过后，四旧纷纷复活，不仅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正因为这样，现存的先秦宗教神话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两汉时代记录下来的。
在西汉的《淮南子》，以及东汉初年王充（27—97年）所著的《论衡》等书中，可以搜集到汉代民间信仰和有关神话的许多材料。它告诉我们，汉代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文化所呈现的这种“倒退回潮”现象，确实具有相当的声势。当然，由于春秋战国时代人本主义运动的冲击，上述的信仰和神话，难以恢复东周以前曾经有过的形态、规模与影响力，对上层文化的表层也远未重获支配地位，所以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仍是以“不语怪力乱神”相标榜的儒家学说；但是，民间信仰和有关神话的重新盛行，甚至深刻影响了西汉以后的儒学，致使谶纬之学，风行海内，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也为我们研究先秦神话的“分裂”现象及其造成的二元性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辅助资料。
汉代的墓葬画和画像石所包含的神话形象，也是研究古代宗教神话演变问题的重要材料之一。其中比较著名约有山东嘉祥的武氏祠画像石和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画。由于墓葬艺术分布地区极广，包括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四川、湖北诸省区，带有各自的地区特色，为神话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比较对象。可以说，汉代墓葬艺术所展示的神话形象，并非汉代的首创，而有其相对悠久的渊源。比如曾多次出现于壁画之中的“九尾狐”这一神话形象（参见《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1957年第4期；《文物》1977年第2期。），早在《山海经》中就有过众多记载了：
“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蠖。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郭璞注：即九尾狐），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郭璞：啖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气）。”（见《山海经·南山经》。）
“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见《山海经·大荒东经》。）
“青丘之国在其（朝阳之谷）北，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见《山海经·海外东经》。）
墓葬壁画中出现九尾狐，大意是取其“不蛊”、“不逢妖邪之气”的意思。从这个例子可以见出，从战国中期到东汉末年，潜入上层文化之地下状态的中国宗教神话本身，尽管有其发展演变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稳定呈停滞状态的另一面。“九尾狐”始终如一地存在，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方面，在上层文化中，许多原先具有动物外形的古代神祇（如一足的夔和四面的黄帝等），诚然逐步演化为全面人化和文明化的帝王、将相；但在另方面，民间信仰中，对神圣动物的崇拜依然历久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本土的宗教神话本身，除了那些已经化为“历史”的部分，在东汉以前从来没有发展到神人同形同性的阶段，而长期停留在人兽—人禽—人爬虫等同体的水平上。这样，作为信仰意义的活化石，它们反而能脱离时代的主流，而保持不变，从而向我们传递了更古老的野蛮时代的神话信息。相对而言，中国古史神话也就比较纯粹的宗教神话展示了较为广阔的时代特征，因为它容纳了更为活跃的思想成份。这里所谓“中国本土的宗教神话”，是指佛教（Buddhism）于东汉传入中国之前，基本没有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宗教神话影响的先秦和西汉的宗教神话而言。
说到底，古史神话由于说的是“人话”，而不是动物神话，所以它的记叙中心，已经易位到人形、人性的圣人圣王，其中当然也包括许多远古神祇转化而来的传说英雄，这一历史神话系统倒在不期然之中与希腊的人形神祇的宗教系统具有了某种近似性。因此，中国那个黄帝和炎帝共同出身的“少典氏帝系”，也就成了历史神话的中坚，其中的“历史人物”，虽然不再具有神格，但仍然是超人式的，他们的道德和能力，都是人类无法企及的；他们的存在当然也就使得从此以后的中国政治领导人，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承受了莫大的精神压力：君臣们要不然成为恶棍，要不然成为伪 君子；再就是命令可怜的史官和理论家编造事实，来颂扬他们做到了任何人类都不可能做到的“好人好事”。因此，从真实性方面着眼，中国人形的古史神话不见得比兽形的宗教神话更加可靠，尽管它披上了人形人性的外衣，但还是讲述了非人的超人的神话。──使得中国社会的“成功的领导人物”经常好像“披着羊皮的狼”在人民中间“不食人间烟火”。
这样看来，虽然中国的道路和希腊的道路是如此不同，但中国的少典氏帝系（“炎黄子孙”创造的古史神话传说系列）和希腊的奥林匹斯神系（Olympus Theogony），却在各自的背景下，不约而同表达了人类的极端梦想：“要像神那样美丽公正全能，永垂不朽。”
五、玛雅─中国连续体
在1988年1月完成的《河殇第一稿》（见《向东方》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中，谢选骏曾经讨论过“亚洲地中海”概念，即中国海岸线地区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这个亚洲地中海又与整个太平洋文明（一直延伸到美洲西岸和东岸）汲汲相关。种种迹象表明，整个环太平洋的海洋古文化，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作为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这个文化其实构成了隐藏在一般所说的“中原史官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这个基层文化就构成所谓“玛雅─中国连续体”，它可能是相当注重航海并一度依赖航海的，而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可能就是其前锋。不仅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等神秘奇迹可能与此有关，而且亚洲黄种人远渡整个印度洋（Indian Ocean）移民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的壮举，也与此相关。波利尼西亚群岛（Polynesia）上的八十万土著民族，在家畜和栽培作物方面虽与东南亚地区相近，但在人种方面却与其东面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相似。例如，人类学研究表明，在血型上，波利尼西亚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缺少B型和AB型血型。在东亚，汉人的B型血较多而倭人的A型血较多。此外，波利尼西亚人的神话传说和传统习惯中，也有若干与印第安人相似之处，有些人类学家因此认为，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是从东面的美洲迁移过来的，而且他们也进入日本列岛，构成现代倭人（现代译为“和族”，和与倭，只是汉字写法上的不同）复杂血统的有机成分。
毛利人（Maori）的传说和历史说明，包括毛利人在内的波利尼西亚人，曾经伟大的航海民族，他们驰骋太平洋，正如他们的同胞横贯印度洋。他们的“独木船”长度二三十米，两只船相距两米 ，中间用横梁连接起来，横梁上固定着甲板，约有四五米宽，上面可以盖起房子，船员就住在里面，船肚子则是仓库，储藏食物和植物种子，这样的船可以乘载一百多人。那么，这样巨大的“独木船”是怎样制作的呢？原来，南洋群岛一种名叫阿帕朴（theapapo）的树，树干长度十五米 以上，直径将近一米 ，
可以用来制作“独木船”。还有一种名叫塔马奴（tamanu）的树，直径达一．三米 ，可制作更为大型独木船。古代毛利人航海经验丰富，善于识别天象和气象，靠太阳、星星和月亮导航，能出海也能返航，航程长达两千海哩以上。
考古发现，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青海、甘肃等地，相继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可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北地中海”的洋流是自西向东（自亚洲到美洲），“南地中海”的洋流则是自东向西（自美洲到亚洲）。实际上，在欧洲人十六世纪来到这里之前，从美洲到非洲的广大海洋世界，都是黄种人的天下。
早在战国时代，楚国和齐国，一度都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的海洋文化，和从梯形下来的内陆强权的斗争（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好像延伸到大海的梯形）。这以后，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而百越民族被迫南逃，挤压马来人进入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秦王嬴政（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向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主流地位的。
从“玛雅─中国连续体”的角度看，玛雅经卷和东巴经卷，可能都是黄种人共同体原始记忆的延伸，是比之中国儒家传统更早的“中国文明”。在这种意义上，殷文明显然比周文明更加切近“玛雅─中国连续体”。玛雅神系也许可以递补中国原始神话的缺失，但同样远离了中国的高级文明。从这一点考察，我们对张光直提出的“同源异质”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认为美洲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似性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展的结果”，他将之称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也就是说，太平洋两岸的蒙古人种“平行而独立”地发展起各自的文明。现代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包括玛雅人在内的北美印第安人体质上与亚洲东北部人最为接近，都属蒙古人种。而玛雅社会严格的等级划分，可能是导致后古典期文明衰落后玛雅文明销声匿迹的首要原因。公众崇奉的宗教，却是高度秘传的，由组织严密的星象家、数学家、先知预言家和精通仪式者共同构成的垄断集团，来掌握和诠释，后来虽然纳入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参与诠释和主持，也只是形成了巫师—国王的专政。如果一种高深的知识和文化像玛雅文明那样只是掌握在极少数贵族和祭司的手中，那将十分脆弱，失传的危险很大：普通玛雅居民无法读懂文字和史书，当西班牙人消灭了玛雅上层社会后，其文明系统就立即中断了。这多少有点像中国近代所遭遇的命运。但在先秦时代，正是由于官方垄断的破裂，才迎来了私学和百家争鸣的文明突破。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份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当人们说到“知识份子”这个字眼的时候，不仅指代一种知识的保存者、应用者，还指代知识的洗涤者、创新者，甚至指代民族的脊梁。一个够格的知识份子，必定是民族的一脊梁──这是从社会功能上去看。从文化功能上看知识份子，就会发现两种知识份子。一种主要肩负传播的使命，他们是教师、翻译工作者；还有一种肩负设计与制作的使命，他们是思想家和工程师，是文化的创造者。实际生活领域中的知识份子，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分担这两种使命。知识份子问题不仅是如何让长官来使用人才和安置就业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的晴雨表。被称作“知识份子”的那种人，是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能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知识份子的变化，因此是社会变化的前奏。
思索一下印第安人的文明。公元前353年或235年，玛雅人发展了先进的农业、高明的历法编年和精致的象形文字。历法、编年和象形文字这三项祭司的发明专利，使得一种独特的宗教哲学渐渐成型，围绕日益重要的天文观察，历法编年中的神明出现了。考古发掘证实这种重大的宗教转折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从这以后，特别是材料较多的古典时期（下限为公元九世纪），玛雅宗教哲学并无重大变化。它相因相袭近千年，表明文明趋于僵化。也许玛雅人把创造潜能都宣泄到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石料建筑与雕刻中去了──如此费力的方式不过是精神上不断重复的“论证”，是创造力衰竭的表现。自然力量的人格化、天体的神格化、用各种形式崇拜时间……古典期各种雕刻的和平主义宗旨，如几乎没有人祭的内容。在古典期的黄金时代，也较少使用偶像崇拜，无论是石头、木质还是陶制的。
尤其十世纪开始的后古典时期，墨西哥中部来的托尔特克人（Toltec）带来了人祭和偶像崇拜等较低级的宗教内容。大型宗教建筑和偶像盛行，贵族、祭司和富人也在自家设立小型祈祷场所和私人偶像，用作私人的祷告和献祭。后古典时期的偶像不胜枚举，总数超过十万。这表明玛雅文明退化了了，没有像先秦文明那样继续前进，超出殷文明的宗教阶段，而抵达西周文明的合理主义，因此无法进一步发展出私学和百家争鸣的盛况。
六、玛雅诸神的人形与非人性
如果根据在玛雅经书例如《波波武经》（PopolVuh）等抄本中的出现频率，来推出玛雅人地位显赫的神，可以得出以下十多个：
一，创世神胡纳伯·库（HunabKu），遥远而抽象。
二，造人的天神伊扎姆纳（Itzamna）特别受到崇拜，在仅存的几部经卷中就出现一百多次。他是一位老人，没有牙齿，脸色古铜，长着鹰钩鼻子，有些胡须。玛雅建筑物的浮雕上，或单刻他的头像，或专刻他所代表的那个日期的符号（Ahau），他是“Ahau”这天的保护神，因此“Ahau”这天是玛雅历法二十天周期中的最为重要的一天，太阳神（KinichAhau）可能与他也有关系。他是玛雅文字的发明者，还是历法的发明者和对付灾荒病害的药神。
三，雨神恰克（Chac）是一位后来居上的保护神，大约后古典时期从墨西哥中部传来的，其形象是尖长鼻子，弯曲的獠牙一前一后，头饰是打结的箍带。他的符号是一只眼睛，边上一正一反的空心“T”形，代表眼泪，代表雨水、丰饶，代表Ik这一天，也是该日的保护神。他是风神、雷电神、丰产神、农业神，不仅代表生长，也代表玉米地。那个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红黄黑白四个大缸里取水行雨的善神，就是他。由于与玛雅人农业生产息息相关，他最受崇拜，存世经卷里两百多次出现他的名字。
四，谷神吁姆·卡虚（Yumkaax）的形象年轻清秀，通常用玉米作头饰，他是勤俭的神，又是森林之神。他的头饰有不少变体，出现的场合也千变万化，和雨神一起时象徵着庇佑，他的名字出现过上百次。
五，死神普切（Puch）的形象可怕，骷髅头，无肉的肋骨，多刺的脊柱，假如他穿上衣服，则有黑圈代表腐烂。他的符号是闭目的头像，象徵死亡。
六，战神艾克·曲瓦（EkChuah）的下唇肥大下垂，嘴外圈总是红棕色，他的名符是黑圈的眼睛，代表战争，他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作为恶神，他手持利矛；常在洪水灾难和战斗杀俘中出现；作为好神，他像个背着货物游走各地的武装商旅，保护可可的种植。
七，北极星神夏曼·艾克（Xaman Ek）的鼻子形状扁平，符号就是他的头像，颇似猴头，被视为商旅的指南。
八，人祭神马尼克（Manik），他一手火炬烧房子，一手用剑拆房子，是战争、暴死、人祭等三项合一的神，标志是握紧的手，代表抓获战俘和用于献祭的人类牺牲品。在那些临祭场面中，他与死神一同出现。
九，风神同时也是玛雅乃至美洲的文化英雄库库尔坎（Kukulcan）。他在后古典时期与雨神一同出现。
十，月亮女神伊希切尔（Ixchel）主持水灾、纺织、怀孕，她是一个怒气冲冲的老太婆，小瓶子里盛满洪水，一发怒就向大地倾倒，惩罚人类，威力很大。但她也是天神伊扎姆纳的配偶，和太阳神匹配，掌管纺织，是创造发明神。她被画得充满敌意，头上有一条扭曲盘绕的毒蛇；她的裙衩上有交叉骨头的恐怖图案；她的手和脚又像凶猛动物的利爪，所以她又被称作是“虎爪老妪”。
十一，玛雅人还有一位自杀女神伊希塔布（Ixtab），她的性别特征鲜明，夸张的胸乳，双眼紧闭意味死亡，脸颊上的黑点代表腐烂，尸身死亡但她的灵魂却被天堂上垂下来的绞索接走了。此外还有冥府神博龙提库（Bolontiku）以及“hau─Chamahez”─隐蔽的治疗神和魔术工具的主；“Ahluic”，商业、尺度、财富的神；“Ahmucen─Cab”，制造业的神；“Ajbit”，是制造业的神；“Ajtzak”还是制造业的神；“Akna”，母性和生育女神；“BacklumChaam”，男性神；“Balam”，美洲虎神，森林和原野之神；“Chin”，死神；“E”，农业神；“GucupCakix”，邪恶巨人神；“Hacha'kyum”，星空的神；“Hapikern”，邪恶的破坏神；“Hobnil”，丰产神；“Hunahpu”和“Ixbalanque”，孪生神；“Hun─Nal─Ye”，海神；“Itzamnaj”，老人神，能使人复活；“L”，黑夜神；“Nohochacyum”，创造与毁灭之神；“Xamaniqinqu”，北面方向神，他的兄弟有“Nohochacyum”、“Yantho”、“Usukun”、“Uyitzin”；“YumCamil”，玛雅地狱“Xibalba”的守护神；“Zipacna”，日光神……
以上只是著名的神，至于不著名的神，一位十七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在描写最后一个独立的玛雅城堡塔亚沙（Tayasal）时写道：“他们的公共偶像，就像鳞次栉比的街道房屋一样多。”玛雅人正如巴比伦人一样，无论贵族还是祭司，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有自己私人偶像，有人说玛雅的偶像有十万以上，甚至有人说有上百万个。这两个数字，前者超过了巴比伦官方统计的六万个神灵，后者超过了印度史诗记载的三十三万个神灵，真可谓新大陆超过旧大陆的成就。此外，最令人惊奇的就是玛雅神灵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几乎全部具有“人形”的！如果用旧大陆的标准看，这是与玛雅人“低下的生产力”和“落后的文明”状态，完全不相称的。因为在整个旧大陆，相应于玛雅人和其他美洲黄种人文明的发展阶段，其神话造型多为动物形体或是人兽（人鸟）混合形体的。同时，这些人形的神灵，又不像希腊神话那样具有“人性”。这不禁使人想到可能与玛雅相关的中国：玛雅与中国的差别其实挺大的，就像双方居民的血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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