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太平军与捻军成败原因论

《太平天国与捻军关系述略》（郭豫明）认为：

 （一）

自1851年至1857年，是双方互有影响阶段。捻党起源甚早，可能始于清代康熙年间，较为确切的记载表明，它产生于19世纪初年，准确地说，应是1804年至1807年间，1807年已有捻党活动的档案记载（注：此系后来捻首被捕时提供的，见河南巡抚方受畴：《拿获马三振、王义等办理由》（嘉庆二十年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它的最初成员，系嘉庆初年收元教与混元教起义失败后隐伏下来的教徒和参与镇压这次起义被撤回籍的乡勇。它的起先活动地区，是皖北、豫南以及湖北、山东、江苏等与之连接的区域。捻的含义是什么，以往人们的解释各不相同，而一般和比较合理的说法，应是群聚成股之意。
随着捻党从隐蔽秘密向公开活动转化，其成员也逐渐增多起来。除原先加入者外，还有兵勇与差役、盗贼和小偷、船夫与渔夫、灾民与饥民、农民与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以及缺乏权势的中小地主等，比较复杂，但就其主体而言，是贫穷农民和其他破产失业的劳苦群众。时人曾说，“捻则农民也”（注：刘光：《烟霞草堂文集》，《捻军》资料丛刊第6册，第337页。），清方文书也道，“多系无赖穷黎”（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1卷，第25页。），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捻党的初期活动除所谓“偷窃”外，主要有集体讨吃和“吃大户”、突击劫夺与公然索取财物、抗差抗粮、参与贩运私盐、结队远行劫掠财物即“打捎”等，还有设赌局与“争光棍”（互争雄长而聚众械斗）。
根据有关的档案，从1807年起，捻党便聚众开展活动，不久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成员罹难，活动受挫。可是，由于社会矛盾与吏治衰弱诸种因素的存在，他们未被消灭，其活动没有绝迹。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伸了进来，国内的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捻党也日趋活跃。
北方捻党的抗争同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彼此呼应、同步高涨的。1851年1月，经过多年的秘密筹划，洪秀全统率拜上帝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誓师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随即转战武宣、象州、桂平、平南等地，9月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县），取得首次占据城市的重大胜利。在永安驻守期间，洪秀全分封诸王，建立一些制度，建国规模初具。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掀起，对于捻党活动自然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剿平捻匪方略》序中写道：“当粤西初用兵时，皖、豫之间，伏莽即已蠢蠢欲肆，一二年后，日益鸱张，分股数十，贼圩林立。”《湖北通志》还记载：“自粤匪倡乱，群捻揭竿而起，受其嗾指，或分扰以掣我军，或前驱以助贼势，亡虏千数百股。”（注：张仲炘等：《湖北通志》，《捻军》第3册，第175页。）捻党的活动更加积极了。
1851年，捻众在苏北丰县、邳州（今邳县）、铜山（今徐州）、萧县、沛县等地活动。次年，他们在苏北丰县和河南虞城、苏北铜山、砀山（今属安徽）等地以及山东、河南、安徽一带进出。同年11月，河南永城与皖北有捻党“十八铺”（即十八股）在皖北蒙城、亳州间的雉河集起事。1853年1月，河南、安徽、江苏、山东边界地方，捻党继续活动。显然，在1851年初至1853年初，捻党此伏彼起，开始向捻军转化。
太平军于1852年4月从广西永安突围北趋，转入湖南，挺进湖北，1853年1月，占领省城武昌，后分水陆两路沿长江东下，夺取江西门户九江，攻占安徽省城安庆，3月取得江苏省城南京，并在此建都，改称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运动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震撼了清朝的腐朽统治，也鼓舞了捻党的斗争，尤其是安庆的攻占，太平军释放监狱中有正被查办的捻党在内的“囚犯”，并每人授以一刀，鼓动反抗，对捻党的影响比较直接，有的起事就是被释人员发动的。在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的辽阔地区，捻党闻风而起，积极响应，近在皖北的捻党更是如此。兵部侍郎周天爵奏道：“皖省自安庆失守后，土匪闻风而起，宿州、怀远、亳州、蒙城、灵璧等州县尤多，著名捻匪聚众抢劫。”（注：王先谦等：《东华续录》（咸丰朝）第1卷，第30页。）可见皖北、豫东、苏北、山东等地的捻党及其他农民起义军纷纷集结起来，展开斗争。其中捻党有如下一些比较主要的活动：
1853年2月，捻党冲入安徽合肥县署，劫夺被捕在狱的一百数十人，这些人遂成为捻党的骨干力量。同时，皖北亳州捻党进至河南永城同清朝兵勇对抗，蒙、亳“十八铺”捻党控制涡河、淝河流域。3月，江苏萧县有大批捻党活动，山东西南部聚有一批群众（可能是捻党或其中就有捻党）“劫夺居旅”（注：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第4册，第211页。），安徽灵璧、泗州（今泗县）捻党夺得米车并将米粮散给贫民，安徽临淮、豫东与皖北的捻党同清朝兵勇团练对抗。也在3月，安徽定远捻首陆遐龄聚众起义，他们同饥民联合，“淮上大震”（注：冯煦等：《凤阳府志》第17卷，第89页。），4月中旬，被清军镇压。3、4月间，安徽合肥梁园有群众（似是捻众）展开斗争，阜阳捻众屡败清军。不难看出，在太平军进向江南的影响下，捻党活动积极异常，并且大大增强了同清朝兵勇的武装斗争，从而加速了自身向捻军转化的过程。这样，捻党向捻军转化的过程至是完成。
捻军在北方举行起义，是同太平军北伐紧密相连的。为了达到推翻清廷的目的，太平天国决定出师北伐。1853年5月，北伐军从江苏扬州经仪征出发，开始了英勇的进军。他们取得浦口后，以风驰电掣之势进入安徽，接着攻进河南，越过黄河天险，围攻怀庆（今泌阳）不下，西入山西，冲进直隶，前锋抵达离保定仅60里的张登集（今张登镇），北京宣布戒严。北伐军转而东进，10月底，进逼天津。
北伐军的到来，更加激发捻军的斗志。《涡阳县志》写道：“奥匪到处仇官而不害民，市不易肆，凡藏有印信公文者杀无赦，革新潮汛，渐染渐深，匪胆愈壮。”（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99页。）又说：“时州县无官，匪始蜂起。”（注：石成之等：《涡阳县志》第4卷。）这清晰表明，太平军攻城夺地仇杀官吏的抗清行动，使捻军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同时，北伐军深入敌后，抗击了大量清军，减轻了捻军的压力，对捻军起义也起着屏障作用。与北伐同时，太平军举行的西征，其影响同样及于捻军，有力地促进捻军的斗争。
捻军斗争的展开，迫切要求自身队伍的聚合和力量的集结，以便抗击敌人。因此，他们于1855年秋举行了著名的雉河集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实行黄、白、黑、红、蓝五旗军制，首次将各股捻军组织起来，使之从分散走向集中与统一，并提出反清的目标，意义重大。会盟之后，他们以雉河集为基地，向皖北、豫东、苏北等地出击敌人，“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100页。）。
事实显示，捻党由来以久，在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情况下，斗争逐渐发展，力量不断壮大，倘若没有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他们的反抗也会继续扩展开来。《粤氛纪事》曾言：“皖之养痈同于西粤，即使金田不起，而厝薪伏莽，江、淮之间，亦未必能晏然无事。”（注：谢山居士：《粤氛纪事》第5卷，第24页。）这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不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却给他们以积极的影响；北伐军的到来，直接促使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起义；北伐援军的北上，推动捻军斗争前进，他们自称王侯，举行会盟，建号“大汉”，树起一帜。当然，捻军抗击了一些清军和团练，截断了畿辅重地至江南的交通线，对太平天国包括其北伐、西征、天京外围战也是有利的，起着屏障的作用。此外，捻军还多方支持北伐军。两军互相配合，共抗敌人，使清军顾此失彼，难以招架。

（二）

自1857年至1864年，是两军联合作战阶段。雉河集会盟后，捻军的斗争有了初步的发展，然而他们存在的政治主张、组织领导与军事行动等方面的不少弱点，使其一时取得的胜利成果难以得到巩固与扩大，且在清军的反扑下，抵挡不住，同敌人反复争夺过的雉河集于1856年11月再陷，次年2月尹家沟又失，张乐行等不得不率领捻军主力南下霍丘三河尖等地，可是仍然受到清军的沉重压力，他们深感必须争取太平军的支持与帮助。太平天国方面由于1856年的天京变乱，罹难者二万多人，次年翼王石达开又率部出走，致使太平天国力量大为削弱，也迫切需要团结友军一致对敌。所以，洪秀全非常重视在北方活动的捻军，认为是可靠的盟友，应该采取联合的方针，使其“能掌北门之锁钥”，成为“南国之屏藩”（注：王大球：《张乐行传略》，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正是在当时形势下，产生这种共同要求，促使奋战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这两支起义军实行合作。
1857年3月6日，两军在安徽霍丘、六安交界处会师。从此，捻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他们的首领也得到封号，如盟主张乐行后被封为征北主将、鼎天福、义爵和沃王，五旗将领各有封号，如龚德树后被封为征北正总提、盖天义，苏天福后被封为立天侯。全军同太平军一样蓄发，有的部队且改用太平天国旗帜。太平天国除经常遣员与捻军联系作战外，另有专任代表驻在捻军中，捻军也常派人至天京，或到豫天侯陈玉成、合天侯李秀成等部，彼此联络会商，协调行动。不过，捻军依然保持自己的领导系统和原有制度，配合太平军作战一般只限于安徽境内及邻近地区，即“听封而不能听调用”（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00页。），以便日后北征，再建基业。太平天国也不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没有改编他们的队伍和加强他们的纪律。显然，两军的联合还是有限度的，说明双方都无法根除农民小资产者经济地位所必然产生的那种狭隘自私的偏见。尽管如此，捻军却开始走上和太平军共同作战的道路。
两军会师后，旌旗齐奋，桴鼓相应，随即在淮河两岸向敌人发起强大的攻势。张乐行所部捻军与韦志俊、薛之元所部太平军合作，进攻河南固始等地；韩奇峰所部捻军和陈玉成等所部太平军一道，攻打正阳关、寿州等地；龚德树、苏天福所部捻军同李秀成、李昭寿等所部太平军会合，围攻霍丘、颍上等地。
两军首次联合作战取得一些战果，后太平军因往攻鄂东与拟援天京而离去，捻军单独作战，难以阻挡敌人的反扑，6月三河尖失守，该地捻军退往正阳关，8月霍丘又失，该地捻军南走六安，10月正阳关也陷，该地捻军也撤向六安，已得的一些战果化为乌有。
但是，两军的合作并未就此终止，而是断断续续。其原因在于：皖北的太平军因为负有繁重的作战任务，既要抗击自湖北东犯的湘军，又要对付天京外围的清军，不得不常常东西往返征战，而捻军主要在淮河流域一带作战，没有远离这一地区。这样，捻军和太平军的协作，难免受到长江中游太平军战局的影响，以至出现上述的状况。当然，捻军还是直接参加或间接协助太平军在东面和西面战场上所开展的一些战役。
1857年4月，为稳固安徽基地，牵制敌人进攻江西，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进攻鄂东，捻军参加这次战役，经过较量，他们未能取胜，9月退回安徽。10月，驻守六安的龚德树所部捻军和李秀成所部太平军进占安徽舒城及附近一些地区，逼近庐州（今合肥），旅太平军因天京外围战局紧张而东下，捻军回守六安，张乐行则率一部分捻军配合太平军作战，打通道路，当护送太平军绕过庐州后便返回六安。12月，六安捻军内部出现矛盾，有些人要求撤回淮北，不再与太平军联合，而张乐行、龚德树等广大将士仍坚持同太平军合作。
1858年春，太平军和捻军的联合部队攻打河南固始不下，太平军南往湖北，捻军东回六安。不久，清军反攻六安，5月六安失守，捻军经正阳关于6月转辗怀远、临淮和凤阳，控制了淮河中游地区，很有意义。皖抚福济曾经奏道：“该逆分踞怀远、凤、临，为犄角之势，南北阻塞不通，庐州后路全失。”（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44卷，第29页。）就是说，这截断了清军在淮河中游一带的水陆饷道，孤立了其据有的庐州，而且将淮河北岸的抗清力量同南方的太平天国连接起来，使北方的清军难以南下，直接支援了太平天国。当时，张乐行在怀远曾以“大汉盟主”的身份发出檄文，号召淮北捻军“北取宿（州）、灵（璧）、蒙（城）、亳（州）、颍州，直抵黄河，开创疆宇，以图王霸之业。”（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资料辑》，《近代史资料》（总30号）1963年第1期。）这说明他们准备会兵北伐，再建自己的基业。
1858年9月，捻军与吴如孝所部太平军围攻定远，与东进的太平军相呼应，捻军还参与东进的太平军在安徽滁州乌衣与江苏江浦小店、浦口等地作战，打败清军，彻底击灭清军江北大营，解除天京的北面威胁，恢复天京与江北的交通，其功不可没。11月，捻军又参与太平军在安徽庐州三河镇的战斗，歼灭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所部湘军，且乘胜前进，收复曾被敌人占据的舒城、桐城、潜山、太湖等地，迫使围困安庆的清军撤退，从而制止了敌人长驱直入的攻势，扭转了近两年来皖北战场的颓败局面，后方也能安稳。他们在此役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59年3月，太平军重占安徽六安，后取天长、盱眙（两地今属江苏）。7月，捻军与太平军联合攻占定远，使捻军控制的地区可向南扩展，与太平天国辖区庐州等地“联为一片”（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65卷，第6页。），声势更大。
为了向北另谋发展，陈玉成派张乐行所部捻军北往颍州，又遣主将马融和等部太平军北上援助表示归附太平天国的苗沛霖团练，还命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部太平军远征西北。淮南局势的不断恶化，也促使张乐行想回淮北。11月底，太平军和捻军撤出来安。12月，张乐行将定远防务交给太平军，率领捻军至颍上，这标志着他们同太平军在淮南联合作战的结束。
捻军主力在淮南同太平军一道抗清，虽然其组织与纪律不及太平军，且有一些消极影响，《被掳纪略》曾说，“长发起事，规条甚好。攻城略地，凡安民后，深加体恤，所以江南半壁全为所有。自与捻匪合队，生灵涂炭，不堪言状”（注：刀口余生：《被掳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214页。），这多少反映其中问题。他们在战略上也有失策之外，如在淮河中游获胜后，便分兵把守所占城市，进行消极防御，没有注意歼灭敌人的实力，以致所占城市被清军各个击破，但是从整体考察，无论是对捻军还是对太平天国都是有利的。
综观两淮捻军的战斗，对太平天国来说，其正面影响是很明显的。当然，太平天国同捻军协同作战，对捻军也大有裨益。1856年雉河集等地失守后，捻军处境艰难，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援助，他们才能在淮河两岸重新站稳脚跟，继续同敌人抗争。同时，他们还从太平军那里学习了修筑防御工事等技术。
捻军撤出淮南后，他们与太平军的斗争仍息息相关。1862年1月，捻军与北上的马融和等部太平军围攻颍州，4月失利撤围，退往颍上，旋颍上又失。还在颍州战役进行时，陈得才、赖文光等太平军经淮北、河南进入陕西，张宗禹等捻军自淮北也经河南入陕，5月攻雒南，与西北太平军一道战斗，联合部队随即转逼西安，由于传来庐州危急的消息，便离陕西东入河南回援。可是，陈玉成已率部撤出庐州，北走寿州，被苗练诱捕，张乐行等捻军与马融和等太平军图谋搭救未果，后陈玉成牺牲于河南延津，马融和等太平军转与联合部队会合，河南陈大喜等捻军也赶来会合。联合部队得知上述讯息，便改变赴皖计划，进入湖北，拟东趋援天京受阻，张宗禹等捻军回皖，陈大喜等捻军返豫，太平军在豫南会合另一部捻军，再次远征西北，1863年10月，占领陕西汉中、城固。
清军厚集兵力，大举进攻淮北。李成、任化邦等捻军经苏北转战山东（后李成被害）。张乐行率领捻军硬拼，结果惨败，1863年3月19日雉河集失陷，旅张乐行殉难。突围的张宗禹等捻军联合陈大喜等捻军继续战斗后，于1863年5月同马融和等太平军重返蒙、亳地区，后马融和等太平军入陕与西北太平军会合，张宗禹等捻军至南召西北一带。陈大喜等捻军自豫至湖北襄阳、光化等地。
1864年1月，西北太平军“图解京师重困”（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附件，军机处录副奏折。），自陕再次东下。陈大喜等捻军会合了自山东转战而来的任化邦等捻军，4月于河南淅川李官桥同西北太平军会合。张宗禹等捻军也于4月在内乡西坪、赤眉城之南与西北太平军会师。联合部队经豫至鄂东，同敌酣战，不幸6月洪秀全逝世，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1月，联合部队冲至安徽霍山遭到截击而溃灭。
捻军同西北太平军并肩作战，虽然没有完成救援庐州和天京的任务，但是增进了彼此的联系与协作，也加深了双方向舟共济的理解和认识，为日后两军的结合与共抗强敌，准备了更为坚实的条件。

（三）

自1864年至1868年，是双方合并苦斗阶段。安徽霍山黑石渡之战后，清朝政府和地主士绅大搞反攻倒算，起义人们惨遭祸殃，血流遍地，尸骨堆积。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将领充分认识到：合则可存，分则败亡；只有同西北太平军余部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凶恶强敌的进犯，将北方的反清斗争延续下去，打开新的局面。因此，他们代表广大将士坚决表示，愿与太平军结合一起，“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遵王赖文光领带，赖文光“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散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两军将领采取这一步骤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斗争处于低潮之际，起义人们更应坚持团结战斗，才有出路。
于是，在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领导下，1864年12月上中旬，捻军和西北太平军余部于河南南部进行整顿与改编。这次整编，决定部队没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如原先赖文光为遵王、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等封号依然采用，而且提出“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即复兴太平天国事业的斗争任务；关于队伍的内部组织，基本上仍以捻军的五色旗区分，但作了一些变动，较前严密，如每一大旗下辖50小旗，每一小旗统众500人，分为10馆，每馆约50人，实际人数视具体情况而多寡不等，有的部队可能由于人数特别多，就把小旗中的一部分成营（如内五营、外五营）一类的单位。
通过这次整编，捻军同西北太平军余部结为一体，组成新捻军，在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意义十分显著。清廷曾觉察到，新捻军“绝非从前捻匪志在剽掠者可比”（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230卷，第16页。）。就是说，新捻军同以往捻军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不过，他们没有提出明显的斗争纲领，未能制定整体的战略计划，无法解决面临的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活动基地等重大问题，因而留下不利的影响。
新捻军组建后，便运用流动战术，同强敌展开英勇斗争。1864年12月12日，他们在河南邓州西南唐坡击败僧格林沁所部清军，使其“名望顿尽”（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5页。）。1865年1月18日，他们于宝丰甘露台、张八桥等地有些折损。1月29日，他们在鲁山水推磨地方再败僧军，阵斩悍将翼长恒龄。接着，他们在河南境内继续转战，4月进入山东，转至苏北，5月初重返山东。他们连续流动作战，忽东忽西，时南时北，一再挫败强敌，还拖得僧军疲累已极，5月18日，终于在山东荷泽高楼寨击毙僧格林沁，歼灭其所部清军，增强自身的作战力量和本领，取得了重大胜利。
高楼寨之战后，清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统率湘军、淮军及其他部队镇压新捻军，曾国藩提出重点设防、设立马队、修筑圩寨等一套“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6页。），以及“聚兵防河”的计策（注：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第1册，第42页。），企图缩小作战区域，形成包围圈，消灭新捻军。尽管新捻军经过顽强拼搏而接连获胜，然而局势仍很艰难。所以，同年10月中旬新捻军返至河南陈留、中牟等地后，赖文光认为，若再长此作战下去，深恐“独力难持，孤军难立”，便决定派张宗禹等统率一部分队伍，前往陕西、甘肃，“连结回众（指回民军——笔者），以为犄角之势”（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10月21日，张宗禹等领军从中牟西进，史称西捻军，而赖文光、任化邦等领军自中牟东往山东，史称东捻军。自此两军各自展开活动，再也没有会合。
东捻军入鲁后，拟往运河以东地区筹集军粮，扩充部队，可是由于敌人阻挡，被迫放弃东进计划，返回河南，准备入陕与西捻军会合，也为敌所阻，便于12月转至湖北。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稍作休整、补充给养后，以大军挺进四川，留一部屯扎湖北作为声援，另一部拟攻豫、陕交界的荆子关，连结西捻军，然后以四川为中心，以陕、鄂、云、贵为外围，逐步扩展力量，重建太平天国政权，并同西北和云南的回族、贵州的苗族等人民起义队伍联合起来，坚持斗争；倘若各路皆不得手，则“共趋秦中”（注：陈昌：《霆军纪略》，《捻军》第1册，第257页。），结合回民军，在陕西建立基地。由于敌强己弱，这个计划要付诸实施困难很大。
面对强敌，东捻军采用流动战术。1867年1月11日，他们在钟祥罗家集大败提督郭松林所部湘军。1月26日，他们于应城杨家河东岸歼灭总兵张树珊所部淮军。2月19日，他们在京山尹隆河之战中先胜后败，失去大批人马，更重要的是战略计划受挫，损失巨大。3月23日，他们于蕲水六神港至溪潭坳消灭记名布政使彭毓橘所部湘军。不过，他们多次抢渡汉水均未成功，无法实现由鄂进军川、陕的计划。5月下旬东捻军入豫后，经新野、邓州、南阳、镇平、内乡等地，拟西进陕西，因敌人连续追击，内部对行军方向意见不一，来自山东郓城梁山地区的将士要求前往粮食充足的山东沿海的青州府（治今益都）、莱州府（治今掖县）、登州府（治今蓬莱），遂决定向东进军，铸成大错。6月13日，他们从郓城戴家庙一带抢渡运河，进入运河以东地区，月底直逼烟台。
李鸿章随即制定围困计划，以胶莱河为内圈防线，运河为外圈防线，黄河为北面防线，六塘河为南面防线，并抽调军队进攻，使东捻军陷入十分险恶的境地。东捻军虽然于8月19日在西北海仓口外海滩海神庙北土岭地方冲过敌人的胶莱河防线，却未能越过运河。随后他们“军心自散”（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行动盲目，往返抢渡不成，连遭攻击，11月12日潍县松树山之战，一日三败，11月19日苏北赣榆之战，任化邦遇害，12月24日山东寿光海滨与南北洋河、弥河间之战，范汝增等牺牲，主力丧失殆尽。赖文光率领余部于1868年1月1日深夜冲过六塘河南下，1月5日在苏北扬州东北的运河渡口湾头、瓦窑铺等处战败，随后赖文光因负伤被俘而殉难。
东捻军失败后，西捻军仍在战斗。自中牟分军后，西捻军急速西进，进入陕西境内。1867年1月23日，他们运用流动战术，在临潼灞桥十里坡歼灭留陕帮办军务刘蓉所部清军主力，取得入陕首次大捷，却没有乘胜挥戈南下汉中入川，而是进围西安，究为失策。由于攻城未克，打援受挫，敌人又来犯，西捻军撤离西安，沿渭水南岸西行，从郿县以西过渭水，与回民军拟定联合作战计划，由回民军攻西安，西捻军攻同州（今大荔）、朝邑等地，但是受敌梗阻，计划无法实现。于是他们更改计划，共同逼近西安，见城防甚严，遂转向咸阳、泾阳，后趋三原、富平、蒲城，抵同州、乾邑一带，5月在同州北面许庄附近作战，未能取胜，后又西进，在武功普集镇（今武功）南渡渭水，再攻西安。西安一时未下，回民军退至咸阳附近，西捻军继续攻打仍不得手，东退临潼一带，复折而向西，从盩厔（今周至）又转战渭北三原、富平、蒲城等地。西捻军与回民军在渭水南北的联合斗争，因为自身阶级地位的局限，加上民族、信仰的不同，以及清朝的分化离间等，处于“时离时合”、“分合不常”的状态（注：易孔昭等：《平定关陇纪略》、曾毓瑜：《征西纪略》，《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3册，第363、29页。），有过矛盾冲突，甚至彼此发生交斗攻杀之事，难免产生消极影响。
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入陕镇压西捻军与回民军。1868年2月3日夜，西捻军攻直隶省城保定，接着进至满城、安肃（今徐水）、易州（今易县），前锋深入房山，直达宛平县西芦沟桥，“京畿大骇”（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10页。）。清朝政府于2月8日下令京师戒严，又命恭亲王奕訢办理巡防事宜，且从各方面调兵保卫京师。因为敌人麇集直隶，新捻军转而南走。李鸿章与左宗棠商讨，准备在卫河以西、太行山之南、黄河之北的狭长地带消灭西捻军。西捻军折而东出延津，没有落入敌人设下的圈套。随后，他们冲破敌人的围攻，进入山东，4月17日于东昌（今聊城）李海务渡口过运河，沿东岸北趋，4月27日，直达直隶天津附近杨柳青和稍直口，直逼天津，清军急忙勾结外国侵略者加以防堵。4月29日，西捻军被迫自天津外围、静海撤退，后经盐山、庆云等地，南趋山东，至海丰（今无棣）、阳信、武定（今惠民）等滨海地区。张宗禹见有比较充足的粮食供应，且对敌人的内部矛盾估计过高，产生轻敌思想，也怕影响部队情绪，而忽略地形的不利，没有及早转移，终于吃了大亏。
敌人趁机部署围困计划：北面以减河为防线，西面以运河为防线，南面以黄河为防线，东南是大海，严禁鱼船下海，又抽调军队进入滨海地区进行围攻堵击。5月14日，西捻军北往直隶沧州，攻减河河墙，争取渡河北上，结果失利。接着，他们力争抢渡运河也未成。8月16日，他们从茌平广平镇向东北转移途中，被敌人扑灭，张宗禹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而去（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108页。）。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灭，标志着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合并苦斗的终结。
在人民反抗斗争趋于低潮的情况下，太平军余部和捻军结合起来，以新的态势，顽强抵抗清军的疯狂镇压，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在北方的继续，对太平天国运动起了继承的作用，否则是难以设想的。
谢选骏指出：太平军的失败，由于其僵化的建国思想无法自新，终于坐困穷城、一筹莫展。捻军的失败，由于其根本缺乏建国思想，只能导致一盘散沙、不相联属。太平军与捻军的相加，也无法改变这一“核心死亡”和“缺乏核心”的状态。
总结一下“神汉建国”的道路，刘邦与朱元璋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并不固守僵硬的教条，而是积极努力吸取有生力量。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失败、邓小平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在。
另外一面，任何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独立建国；如果缺乏独立建国的规划，必败无疑。正如虽有独立建国的规划，但不能积极吸取有生力量，其政权生命也将日将枯竭。更加深入一层，邓小平虽然成功，但由于其缺乏独立建国的规划，长期来看也就无法摆脱毛泽东的失败，终将功亏一篑也。

谢选骏：基督教与白莲教

网民问答《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扯上关系？》这样说：

问题：

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我国明确的14个邪教组织中就有8个……

（回答一）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准备多答一点。长文预警。

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应该描述成“为什么在当代，邪教大多数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一、从秦汉到隋唐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历史——自然也有着同样源远流长的邪教史。从五斗米道到大乘教，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邪教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邪教从来就没有原创的能力。邪教从来都是依附正常宗教而存在的。甚至有的时候，正教与邪教的差别可以达到极其微小的程度。

从汉末到唐朝，邪教常常以道教形态出现；唐末至明清，邪教又开始依附于佛教；近现代，大多数邪教则以基督教自居。其中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政府对邪教崇拜对象的打击力度；政府对邪教所依附的正教的支持程度；正教本身的能力水平；正教背后的潜在势力，等等。

从秦末到两汉再到晋代，这段时间是道教系邪教的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准确地说，是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黄巾之乱，和以孙恩、孙泰、卢循为代表的五斗米道暴乱。这段时间正是正统道教形成的时期，邪教亦依附道教而产生。秦汉的方术、巫蛊对道教系邪教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而外来的佛教在此时势力较弱，无论是在宗教的活性上、信徒的规模上还是经典的现实化作用上，都比不过方兴未艾的道教，在此时道教几乎成了邪教依附的唯一选择。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势力开始兴盛。经过五斗米道暴乱之后，政府对道教已经产生了提防；民间佛徒人数迅速增长，政府也对佛教大力支持，无论南朝北朝都大力崇信佛教，佛寺如雨后春笋，因而邪教开始转而依附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经典再一次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更加坚定了邪教产生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邪教依托于佛教，更确切地说是依附于弥勒崇拜。所谓“新佛出世，除去众魔”，邪教教主把自己神化成弥勒佛化身，反视正信佛教为魔。邪教将杀人视为度化，企图在人间建立弥勒净土——也就是邪教首领所引领下的、利用宗教手段叛乱建立的政权。弥勒崇拜的理论依据是三佛应劫，代表流派是以法庆大乘教、傅歙弥勒教为首的一系列沙门暴乱。

二、从唐朝三夷教看当代基督教

有唐一代，邪教作乱并不频繁，也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具有代表性的邪教活动。一方面，经历了汉末的道教暴乱和南北朝的佛教暴乱，唐朝政府对佛道两教的邪教化倾向作出了一定的防备；另一方面，唐朝国力雄厚，对待宗教海纳百川，不对某一宗教作出过度的扶持，无论是传统的佛教道教还是外来的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然，后来武宗灭佛，将佛教和三夷教一并铲除，这也正体现了在国力衰微时对于宗教的控制力显着减弱，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将其消灭。

三夷教对于这个问题而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邪教，准确地说是当代邪教，大多数与基督教产生关系，但基督教早在唐朝就已经传入中国——准确地说是东方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景教——这一教派在元代仍有影响，但从未产生过邪教依附的情况。与当代基督教对比来看，可以有以下几种原因：

1、宗教的思想基础严重不足。

我们生活中所见的众多基督徒，一旦谈及宗教，便会用一种半文半白，不明所以的腔调来说话——这就是所谓的圣经体。基督教新教号称唯独圣经，具体到信徒身上，往往会异化成“脑子里只有圣经”，于其经典，言必称之，不敢增减一句一字。这种对宗教经典的高度重视，造就了当代基督教信徒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了一种潜意识的宗教凝聚力，成为了划分“选民”和“外邦人”的显着特征。反观景教，其经典高度中国化，也不搞“唯独圣经”。从近年发现的景教经典来看，无论是圣经、教理、赞美诗都有所体现，并且具有相当地中国化特征。为了促进中国信徒的接受，景教经典往往采用佛化、道化的手法来阐释教理。

“岑稳僧伽！凡修胜道，先除动欲。无动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晤能证；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志玄安乐经》

“吾囙太阿罗诃，开无开异，生无心浼，藏化自然浑元发。无发，无性，无动，灵虚空买，因缘机轴。自然着为象本，因缘配为感乘。”——《宣元至本经》

佛化、道化的景教经典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对于邪教而言自然也就无从依附；过度本土化的经典难以使信徒产生向心力，自然也就无形中削弱了信徒的组织能力。

2、景教背后没有政治势力支持。

景教的源头是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是被基督教正统所驱逐出教的异端，其教会在波斯得到发展；然而，景教对波斯的影响力未必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就更为有限了。景教在唐朝的发展，更多的是传教士的个人行为，而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自然发展较为艰难。唐朝势力雄厚，国民底气十足，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根基的国外教派，信徒人数较少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伴随着国外的政治势力而来，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其背后都有着国外势力的潜在支持。中国国力衰微，“洋教”等于“先进宗教”的观点深入人心，要扭转这种成见，定非一朝一夕之事。

3、没第三了。

光是这两点就已经让景教的根基不稳，在武宗灭佛时一拔就倒，直到在元代接受输血之后才短暂复活了一阵——还要什么第三啊。

然后我们再针对三夷教的另外两个宗教来分析。三夷教，包含了景教（基督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还有摩尼教。摩尼教的作用最为复杂，放到最后再说。

先说祆教。祆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虽然它在波斯呼风唤雨，但在中国最多也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时至今日，只有祆教被灭后没有任何复兴，考古资料也未曾发现祆教的任何经典甚至寺庙遗址。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景教相同，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祆教本身类似于一种典型的民族宗教，信徒对外传教的热情极低，甚至达到了维持宗教纯净不惜近亲结婚的程度——这也就是目前所发现的祆教遗迹多为墓葬的原因。

反观今日的基督教——确切说是基督新教，已经深深地把“传教”两个大字刻在了自己的骨髓之中。对于信徒而言，“传福音”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行为，而且是义务。相信大多数接触过基督教的人，对基督教的恶感都来自于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对方传福音，并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真理，甚至达到了诋毁其它宗教的地步。这一点是基督教的共同特征，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都是如此；利用这种手段，邪教最初的信徒积累就变得极为容易。传福音的后果是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后果请参见通天教主。正所谓红莲白藕青荷花，三教本来是一家。耶稣基督一教传三友，东正教似老子，存在感低，信徒也少；天主教似元始，门徒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信徒质量甚高；基督教似通天，教门广开，无论根基如何，都一并收进囊中，其戾气也是最重。

然后再说摩尼教。摩尼教在唐代的传播，其实就是当代基督教传教的缩影。论经典，摩尼七经在手，体量比起圣经差不到哪去；论组织，摩尼教有波斯教廷，有中亚牧首，有东方教区主教，形态与基督宗教类似；论思想，摩尼教承接祆教二元论，基督教救赎观，以二宗三际一以贯之，思想深度也是足够的；论政治影响，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微，摩尼教为回鹘国教，借回鹘之力强迫唐朝给予摩尼教充分的传教自由，从长安到江浙，从西北到东南，大云光明寺比比皆是。以上种种，使得摩尼教成为三夷教之首位，祆教景教与之相比远远不如。

然而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为摩尼教埋下了衰败的伏笔。摩尼教的传播与回鹘的政治势力密切相关，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唐朝即将其严加禁断。然其余力犹存，摩尼教残余势力在宋元时期以明教的形态重新出现，成为了邪教的又一依附对象。

三、从摩尼教到明教

从摩尼教到明教的过程，就是由正信走向邪教的过程——不可否认，明教产生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向邪教发展，但之后的一系列邪教将明教教义收归己有却是不可否认的。唐代摩尼教在回鹘的支持下地位显赫，并未出现依附摩尼教的邪教。一方面，摩尼教的主流作为合法宗教，没有必要转入地下和邪教同流；另一方面，虽然摩尼教地位较高，但这个高度是就祆教景教而言，比起佛教道教，摩尼教的势力远远不如，自然也就难以引发邪教效仿。

而到了宋代，摩尼教由城市转入乡村，由庙堂走向民间，由合法宗教变为附佛外道，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向邪教方向转化。摩尼教在会昌法难时受到了巨大打击，经典流散，信徒逃亡，与中亚教会、东方教区主教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摩尼教残余中的一支选择了走入乡村，与民间信仰结合——这个过程，与当今的农村基督教颇为类似。一个本来正信的宗教，缺失了其存在的思想基础，又缺少水平较高的引导者，在民间的发展往往会趋向于邪教。在摩尼教而言，缺失了摩尼七经，宗教领袖由回鹘僧侣变为民间神汉；对于基督教而言，缺失的则是两千年来积累的基督教文化底蕴，只剩下了圣经本身——在因信称义、自由解经的理念推动下，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其宗教领袖，也从具有相当神学素养、受过正规培训的牧师变为神学素养差却擅长搞传销的传教士。

此外，摩尼教的组织形态也成为了邪教化的重要推手。摩尼教在巴比伦有教廷圣座，在中亚有东方正统教会牧首，在高昌回鹘有东方教区主教，十二大主教之一甚至亲自拜谒过唐玄宗。摩尼教的组织与基督宗教颇为类似，而与组织松散的佛道两教截然不同。转入地下后，其基层组织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团结性——宋代史书所谓“食菜事魔、夜聚晓散”者即为此理。一个组织明确的宗教，显然更善于团结基层信众，使之增强凝聚力，大大提高信徒的依赖感，弥补佛教道教在心灵关怀上的缺失。佛教道教的宗教活动需要信徒的主动参与，而摩尼教存在着组织严密的基层教会、周日的聚会和圣餐、还有组织人员讲解教义的活动——这一切都使得摩尼教在民间受到广泛信奉。对照基督教，我们可以发现今日的农村基督教几乎是摩尼教的翻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们前面说到，佛道两教都曾经被邪教依附，掀起过大规模的叛乱；这一次，随着摩尼教转入地下传播，被邪教依附自然也不可避免。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方腊为首的邪教作乱。历来对方腊的固有印象，往往将其视为摩尼教教主，但真实的方腊与摩尼教的联系显然较为有限。准确的说，方腊之乱是一次融合了三教教义的杂烩式邪教暴乱。

“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物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方敛，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次问衣履，遂亦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包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后至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宴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谷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右者谓之魔母，各有诱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公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不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讹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

从中可以看出，方腊思想中既有来自于佛教的金刚经，也有来自于道教的张角崇拜，也有来自摩尼教的日月崇拜。我们可以推测，方腊一党受到了转入地下的摩尼教-明教思想的影响，但其依附的是否是某一个特定宗教，仍然很难评价。

四、弥勒和弥陀，二宗三际和三阳劫变

元明时期，白莲教作为又一个新兴的邪教而得到了广泛关注。白莲教向上承接弥勒教、大乘教、白莲宗，又和同时期的摩尼、白云若即若离，所奉“三阳劫变”思想成为后代众多邪教的理论基础。三阳劫变认为世界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周期，分别为青阳、红阳、白阳，由燃灯、释迦、弥勒三佛执掌。——白莲教的具体信仰内容很难考证，因白莲教支派广泛，信仰繁杂，信徒又往往处于正教和邪教之间；但可以确定的是，弥勒信仰、弥陀信仰、三阳劫变都是白莲教信仰的一部分。三阳劫变思想继承自两晋时期的弥勒净土，又融合了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理论，更加强化了其中明暗斗争的色彩。后代的罗教、弘阳教、圆顿教、八卦教，乃至建国后称帝的三期普度大中华佛国，都秉承这种思想。从元代到清末，邪教一直以三阳劫变思想为指引；这种思想的骨架来自佛教，带有一定的摩尼教色彩，道教思想也时常被裹挟其中。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依然具有一定影响——元代景教再度兴盛，景教传教士得到礼遇，同时天主教方面的传教团也到达中国，教廷开始与中国官方正式接触。景教和天主教在此时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明教一同由主教管辖。“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此时的邪教之所以不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显然和唐代相同——基督教的势力太过弱小，缺乏来自外部的支持和民间信众的思想基础，而作为正当宗教的基督教显然没有必要转化为邪教；到了明清时期，基督教自身尚且自顾不暇，天主教文化和中华文化产生冲突，朝廷态度时宽时禁，天主教传教士就更没有理由化为邪教以落人口实了——更何况，对于正信的宗教而言，转化为邪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保持自身纯洁性稳扎稳打——这两个选择之中，传教士显然更倾向于后者。这也是正信和邪教的本质区别之一：正信更希望保持自身教义的纯洁性，即使这样会加重宗教发展的困难程度——而邪教，更希望用尽一切方式进行传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五、邪教依附基督教

晚清时期，邪教依附基督教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国力衰弱之时，洋教等于进步宗教的思想开始产生；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多次佛教、道教作乱，统治者对邪教所依附的对象已经产生了警惕；外国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依靠其政治势力传播基督教，此时也不必考虑什么过度华化的影响了；主张因信称义的基督新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降低了信仰基督教的成本。在此情况下，太平天国应运而生。洪秀全企图建立一个利用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庞大的政教合一帝国，基督教——确切地说是基督新教，正好适应了他的政治需求。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暴政；加尔文如此，洪秀全如此，今日的Isis也是如此。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所作出的邪教行为此处略过不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拜上帝教只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而已，它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政治实体。至于拜上帝教所拜的是否是基督宗教两千年来所崇拜的那个存在，这对洪秀全而言并不重要。他并不关心宗教教义的传播，他唯一的企图就是通过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虽然外国传教士借助于政治势力推动传教，但他们的第一目的始终是宗教而非政治。正因如此，不管哪一派的传教士在考察了太平天国之后，都不禁大皱眉头，啼笑皆非。他们甚至不承认洪秀全是基督徒。无论在何时何地，正信与邪教必然水火不容。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显然融合了很多民间宗教元素，并不是严格的基督教。从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曾有大规模依托基督教的叛乱。洪秀全之后的又一个宗教活动高峰是义和团，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己任，坚决反对一切洋教——无论是正信或是邪教，只要沾上一个洋字，拳民必然怒发冲冠，将其打成粉末。义和团甚至谈不上依附哪一种宗教，只是民间信仰的集中体现而已。到了民国，又有以一贯道为首的众多道门兴盛；然而建国初期，政府以雷霆手段打击一切反动会道门，这些邪教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了。虽然仍有秉承三阳劫变精神的邪教头目企图发动叛乱，但基本都在几日之内灰飞烟灭。时至今日，以邪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企图称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再好笑不过的笑话了。

建国后的又一个邪教高峰，来自于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轮子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邪教组织。轮子功的理论基础，从佛教道教中都有借鉴，为了适应气功热的时代潮流，其头目还引入了一些气功动作和舞蹈动作，真真让人笑掉大牙。犹记得小时候地方新闻报道：一老太太信了轮子功，按照大师指引，盘腿而坐，五心朝天，无奈脚心怎么也朝不上去。老太太发起性来，两只手拽住脚丫子一用力——嘎嘣一声。

现代邪教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我想在这里就可以总结出来了：第一，佛教道教势力衰微，基督教代表着“进步宗教”；第二，佛道两教缺乏基层人文关怀，基督教的组织形态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第三，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缺乏压倒性优势，基督教受国外势力支持，传教资本雄厚；第四，基督新教的因信称义、唯独圣经、自由解经是邪教发育的良好土壤；第五，经历了轮子事件后，政府对于佛教系邪教产生了充分的警惕，而在基督教方面还待加强；第六，基督教以圣经为中心，以聚会为手段，维持了信徒的宗教向心力；第七，基督教对于传教工作具有极高的热情，从未间断；第八，信仰基督新教成本极低，对于平信徒而言只需熟读圣经，而不需深入研究神学；第九，新教往往继承了加尔文一宗的暴戾气质，不仅佛教道教无力反击，就连同属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东正教，与之相比也难以抗衡；第十，我想不起来还有啥了，但不凑个第十出来，我会犯强迫症。

总而言之，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邪教都将以基督教面目出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基督宗教的信徒，或是其它宗教的信奉者，都必须加以重视。邪教绝不会因为你是信徒就开恩放你一马；与之相反，如果邪教得势，第一刀就会捅在正信者的身上。

哦，你说中国不是还有一种大宗教嘛，邪教怎么不依附于它？

抱歉，对于这个问题，我一句话也不说，那是坠吼滴。

（回答二）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4个。其中与基督教有关的邪教有12个，与佛教有关的有2个。这些基督邪教分别是：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派，新约教会，主神教，被立王，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三班仆人派，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

2014年，在山东招远6名“全能神教徒”将无辜女性殴打致死。这里面的“全能神教”也是基督教相关邪教，它还末入列前12名。

美国的邪教比中国恐怖得多，“千禧年观察研究中心”统计了1200多个邪教组织，基本全部是基督教相关的邪教。人民圣殿教就是令全球震惊的基督邪教。

面对众多邪教，基督徒辩称：这不是基督教的错，是基督徒的错，是这些牧师和信徒误解圣经的错。

当年孔教成为吃人的宗教，新文化干将进行猛烈抨击。有些老先生们想出个卫道的法子，“这些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孔道的结果……”这个法子和基督徒的法子如出一辙。

胡适、陈独秀的驳斥鞭辟入里：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都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当穆斯林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穆斯林干的。

当基督徒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基督徒干的。

那么，

当法西斯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法西斯干的呢？

当侵略者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侵略者干的呢？

如果我们这么认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任何现象都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着本质，现象与本质有内在一致性，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无法脱离干系。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部分人打着穆斯林的旗号干恐怖主义，这就能说明伊斯兰信仰里有恐怖主义的成分和基因。

部分人打着基督教的牌子搞邪教，这就能说明基督教信仰里有邪教的成分和基因。

何以全世界的邪教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基督教的招牌。故不管是基督教本宗，还是基督教邪教，都需要摘下你们的招牌，至少向公众公布你们的存在，登记你们的领袖，申报你们的活动，交代你们的资金流动，并依法上税。若不做到如此，一律依法取缔。

【国内三自教会基本可以做到，极少数家庭教会可以做到，大量家庭教会差得很远。】

为什么基督教能衍生出如此多邪教？难道基督教成为全球邪教孵化中心了？

1、基督教的超理性给邪教发挥空间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三位一体”“因信称义”都是超理性的，即用理性无法解释。由此可见基督教超理性的东西的影响有多么深。

这些超理性的东西，给邪教无限的想象发挥空间。

2、圣经的经文是矛盾的

信的话，连数字、人数、年份、人物等数据的差错都可以被解释成无误，不信则处处皆为矛盾，这些矛盾被神学家称为“真理的反合性（Paradox）”

因为对某段经文的不同理解，基督教就能分裂成两派。正因为圣经经文的矛盾，基督教教派如此众多，邪教滋生也不奇怪。

而且“真理的反合性”的方法，不过是颠倒黑白的方法。这不给邪教立论提供了绝佳的方法吗？

3、与世界的敌对

圣经多次明确表示，世界是属于魔鬼的，服从世界就不属于上帝。

邪教疯狂利用这点，与现行政府、法律、道德论理敌对，建立自己的邪教帝国。

4、宣教

圣经非常看重宣教，称宣教是拯教别人的灵魂。

邪教利用宣教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变得理所当然。

5、奉献

圣经认为基督徒要什一奉献，即将个人所多的十分之一奉献教会，供教会的需要。

这成就邪教的敛财工具。

《圣经》提供了邪教所需要的材料、空气、工具、方法、招牌，不滋生邪教才怪。

附：

问：那为什么基督教自己没有成为邪教呢？

答：谁说没有，以今天的标准，中世纪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不就是邪教！只是那时候他们占大多数，把当时的少数派【包括无神论、其它信仰者、甚至基督教的部分支派】定义为邪教，通过异端裁判所进行残酷镇压。

（回答三）

因为佛祖明白说过，下一个佛是“弥勒佛”，要非常久的时间后才能降世。

在圣经中，对耶稣再次降世也没有明确说明时间，并且圣经里一再的强调这日子，没有人知道。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甚至圣经还一再强调要堤防假基督，假先知。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路加福音·21章8节）

今天刚在为何邪教组织大多以基督教作为蓝本? 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原文再次转述如下：

1、歪解比创造更容易。

凭空创造一个宗教要比基于现有宗教基础去歪解教义更难。现有的宗教信仰，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即使不了解，也是混的过耳熟，而在此基础上的加工曲解，省去占领心智的一部分工作。一个未知凭空出现的东西，包装起来的代价也更大，你要原创教义、编造历史，还要构架一个合乎逻辑又利于自己的价值观，这对于普遍智商不高的邪教创始人来说真的要求太高了，教主做不到。

2、基督教在中国位置尴尬，有机可乘。

这话题很敏感，说几个存在的事实：

我国的天主教，在官方层面至今不承认受梵蒂冈的管辖和控制；

我国的官办基督教又称为“三自爱国教会”，即“自治、自养、自传”。

我国除了三自教会外，存在最多的是家庭教会，即脱离三自教会之外的民间组织。这种组织数量之多，人数之广非常难统计，也因为我们的大环境，他们游走在所谓非法集会的边缘，有些甚至经常会被抄家喝茶。

明白了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系统、正常、健康的宗教发展体系，而自以为是搞了一套“社会主义无神论指导下”的宗教发展模式（不仅仅是指基督教），这种模式一方面造成正统的信仰不被扶持甚至反被打压，另一方面，在这种模式下催生了家庭教会，而这也为邪教提供了便利——他们可以假借家庭教会的名义和方式组织聚会和发展会员。

3、圣经“资源”完整，且没有唯一解释

邪教无非是要这几个关键词：钱、拉人、恐吓、绝对服从。

而对照圣经，他们似乎能找到非常完整的理论资源来做依据：

钱——圣经强调你只是神在世上财富的管理员，而且圣经里有十一奉献的要求（即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

拉人——圣经非常看重传福音。所谓福音，即好消息，正统的基督教义认为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不是人人都知罪，许多人活在罪中不知悔改，而又因着爱人如己的原则，传福音给万民是基本行为。

恐吓——是的，圣经里有末日论，也有地狱撒旦之说。但是圣经同时又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绝对服从——圣经强调一神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

所以，对比其它宗教，圣经简直就是一本指导手册啊！这种断章取义，妖魔歪解圣经的行为糊弄了不少人，以至于有些人甚至不加了解和思考就认为圣经是邪教的温床。

但！是！圣经里更加强调：

爱——圣经里的爱，是我所知最丰富丰盛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有过明确的解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同时，圣经里不止一次的强调要爱人如己。“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19）；“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布书2·8）……

谦卑——圣经的谦卑恰正是神的谦卑。也许没有信主，没有了解过基督的人，是无法理解一些主耶稣的事情（如果愿意可以跳过这部分~）：虽然祂在永远里就居在高位，但当祂降生的时候，连客店里也没有祂可降生的小床铺，祂降生在破烂不堪的马槽里；耶稣基督为了抢救灵魂，满怀热切，日夜奔劳，遍走四方，祂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连饭也顾不得吃（可三：20）；在拿撒勒城的民众对祂怒气填胸，撵祂出城，带祂到山崖，要把祂推下去（路四：29），然而，主耶稣都感谢天地的主，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26）；祂是这样的不争竞，不喧嚷，甚至街上的人也没有听见祂的声音（赛四二：2）；被出卖的那一夜，祂看见门徒仍然不知大难当头，仍然汲汲于名位，互相争大，彼此夺权。于是在坐席时，祂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每一位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擦干（约一三：4-5）。祂不但洗十一位门徒的脚，连那一位已经存心要出卖祂，用脚踢祂的犹大的脚，也一视同仁的俯腰洗净他（约一三：11-12）。

平安——信主以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内心的平安。无论遭遇什么，心里始终有盼望，有依靠，知道总有个人是对你不离不弃。平安是上帝所赐的恩惠，“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27）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在遭遇苦难、挫折，始终平安自若，微笑面对的原因。对了，还有人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廖智吗？她前段时间结婚了。感谢主。廖智六一教堂举办婚礼 丈夫跪地戴假肢照片震撼人心

4、自我纠错能力有限。

这个原因是我认为的主要因素。虽然全能神、耶稣门徒会等这种邪教异端早就被一些国内外知名基督团体经过严格的观察和讨论认定为邪教异端，但是却“认而不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基督教普遍施行“个人解经”的制度（勉强称为制度吧），千人千面，每个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邪教教主们提供了便利的大门——“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圣经，不服来咬我啊”；“哎呦！还真咬！那我自己单干可以了吧？”

受制于个人解经的行为，对异端的认知和判断就非常滞后，例如东方闪电1993年成立，但是直到2013年3月2日，基督教论坛报与台湾各新教教派针对全能神教会发布联合声明，并刊登于台湾各大报，声明该教为邪教；同年罗马教廷媒体“今日梵蒂冈”以一篇名为《全能神袭击中国教众天空》 ： 全能神以暴力、诱拐、绑架等手段裹挟人，向整个天主教世界发出防备全能神警示。

但是，就算有了警示，被声明是邪教了，到了我们国家又不一样。前面讲了我国独有的家庭教会现象，受制于国内的宗教管制，和少林寺这种高富帅不同，家庭教会能活下来就已经竭尽全力了！也因为艰难苟且的偷生，散乱无章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信息滞后性和不对等性。国外（含台、港的大陆以外）可能早就认定为异端邪教的组织，反而在大长城的保护下能得以延续发展。如果不是这次招远事件，你觉得全能神能不能再潇洒下个十年呢？我觉得是能。

最后，就算退一万步，国内的家庭教会也都知道了某个教派是邪教，那又怎么样？由于xxxx，家庭教会的大小各有不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非常有限。大的家庭教会有几百上千人，小的家庭教会三五个人，家庭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沟通不畅，造成联手抵制邪教，并拯救落入邪教的同胞事情变得异常艰难，稍有不慎，ZF可能会把你当邪教一起打击，“反正都是读圣经的，劳资怎么知道你们谁是邪教！”

综上，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邪教都会以基督教为蓝本的原因了。

最后还有一些话想说：

正统的基督教都是引人有爱，导人向善的。地狱论，末世论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环，不是全部，也不应该被恶意放大。美国以基督教义立国，世界以基督诞生纪年，斗转星移了几千年，基督教的发展和作为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都常常在说中国人现在没掉了信仰，礼崩乐坏的年代我们丧失的仅仅是信仰吗？我在国内接触过很多国外的家庭教会，你知道他们都在祷告些什么吗？他们一直祷告求神眷顾中国，求神来拯救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冷漠，自负，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内心深处渴望被救赎，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爱。我刚来深圳接触的一个乌干达牧师，20岁突然蒙神感召让他来中国传福音，在他根本连中国是什么，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建教会，传福音，你知道谈起小月月事件看到一个乌干达人眼眶含泪是什么感觉吗？我女朋友祖上是国外的宣教士，在中国最黑暗动荡的年代，放弃优越雄厚的家庭环境来到中国，一边做医生给别人治病一边传播福音，而后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繁衍。那些持有阴谋论的人，你们真的觉得这些都是别有用心吗？你们真的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做出这些不可思议的神迹吗？

（回答四）

事实上，题主所言，只是现在的状况。在寄附基督教以前，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从元末到解放初，有六百年的时间，秘密教门是依附于弥勒佛这一佛教符号来传播的。明代更演化出弥勒的上界主人“无生老母”这一概念，认为无生老母派弥勒佛下世来拯救世人。这一概念的演化，让佛教的一些底层教义完全被同化进秘密教门自己的体系中。后来的清水教（乾隆中期在山东活动）、白莲教（嘉庆时闹大起义的那个）、八卦教（嘉庆时在直隶、山东、河南传播）都是秘密教门的一部分。甚至义和团也可能是其一支（相关讨论可参见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我觉得他的讨论很全面）。

而为什么民间秘密宗教放弃了弥勒佛而选择了耶稣基督，我自己的看法，有以下几个原因。

1、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将大量秘密教门的传教者处决，经卷多被销毁，导致秘密教门出现断层。教义中断。现在的秘密教门传播，虽然渠道很类似，但教义是不同的。所谓全能神教，虽然仍鼓吹世界末日，但已经不提“青阳”“白阳”“红阳”这一套说法了。

2、雕刻与塑造技术的推广，使得弥勒佛的形象迅速世俗化、幽默化。今天我们看到弥勒佛，第一反应一定是一个笑模笑样的幽默形象，这一形象随着塑料制的廉价弥勒玩偶而迅速深入人心，使得弥勒佛的肃穆感消失。故而对弥勒的崇拜难以建立。让你拜笑嘻嘻的弥勒为偶像，就跟让你拜郭德纲当神一样，总觉得有点不严肃有点扯淡，是吧……

3、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或明或暗地受到境外组织的帮助。这不一定是说境外的敌对间谍组织，也包括部分可能存在相对善意的NGO。而弥勒崇拜……你总不能指望泰国给援助吧。

4、以我所见，基督教会已经被反党反政府思想严重渗透。本人所见到的合法的、具有一定地位牧师，私下的谈论也都是低级的反党言论。这一状况无疑特别适宜具有反政府色彩的秘密宗教传播。

（回答五）

最重要的一条压轴。基督教是主流宗教中唯一和现代工业社会稳定结合过的宗教，现今仍有握有一定实权的教皇，对于如何在混凝土丛林中发展有着最丰富的经验，绿教和藏密控制的地盘不过是宗族社会和古代国王，道教佛教被世俗政权挤的不像样，印度教感染的社会四不像，所以基督教这点长项恐怕只有近代产生的马教才能与之相比（所以冷战是基教和马教成为旗帜，没其它宗教什么事）对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安利基督教可以用欧美的先进来当卖点诱骗之，和人权自由反暴君等词汇绑定（尽管关系并不大，比如反对君王，似乎和现代社会反君主制之诉求相呼应，然而宗教敌视王权，是因为它自身是曾经被王权打败，比君主制和共和制低级两级的祭司制与神权的产物，比王权还糟糕，说它有现代精神的影子，实际是个错把杭州作汴州的大乌龙）。

谢选骏指出：就“神汉建国”的层面讲，基督教取代道教、佛教、摩尼教，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其实是道教白莲教与基督教的混合体——“太平”来自道教，“天国”则来自基督教。虽然白莲教依然在二十世纪的“反动会道门”具有回光返照的势力，但是显然是江河日下了。随着基督教的深入人心，新兴的基督教与古旧的白莲教日趋混合，而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因此不可避免的，它会渗入神汉建国的实践之中。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事情的另个方面，基督教如果能够获得官方地位，就能免除基督教的地下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可能发挥基督教的庙堂化所带来的建设性作用，对从根本上充实第三期中国文明，进行真正的奠基工作。

谢选骏：美联社向北韩乞和

《化解危机？华府、平壤 保持私下接触》（世界日报编译黄秀媛／综合11日电 2017年8月12日）说：

川普再撂狠话，若北韩胆敢攻击关岛或任何美国领土，将立刻后悔。

川普总统警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旦攻击关岛或任何美国领土，将立刻后悔。

北韩与美国互相恫吓剑拔弩张，可是川普政府几个月来一直透过非正式管道私下与平壤保持外交接触，以营救被北韩囚禁的美国人，以及处理双方不断恶化的关系；透过这个被美联社形容为「宁静外交」(Quiet Diplomacy)的管道，有可能为双方正式对话铺路，化解此次危机。

「美联社」报导，外界早就知道华府与平壤有对话，促使北韩6月间释放一名美国大学生，可是不知道这种接触一直在继续，并扩及其它事务。

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说，这些互动并未能遏制北韩发展核子武器和飞弹，导致当前的军事对抗危机，可是如川普总统和北韩的金正恩决定放弃近日的好战言论同意对话，原有的幕后连系将为双方进行更严肃谈判提供基础。

消息人士说，代表双方接触的是美国国务院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Joseph Yun)，以及北韩驻联合国代表团高级外交官朴成日(Pak Song Il，音译)，而这个「纽约管道」的功能，主要是交换信息。

川普扬言用「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战火和怒火」对付北韩之时，他的国务卿提勒森却表示只要平壤停止试射飞弹，美国愿意与平壤谈判。提勒森甚至暗示双方之间仍存在非正式沟通管道，确保互通信息。

这种互动可能显示川普政府对北韩的威胁保持某种程度的务实态度，平壤也愿意谈判。

川普对北韩在某些方面比欧巴马更有弹性；消息人士说，美国多年来一直透过类似「纽约管道」的途径，断断续续的与北韩保持接触，可是欧巴马卸任前七个月，平壤因美国制裁金正恩愤而断绝连络，欧巴马也没有设法恢复，而川普就任后很快就重建沟通管道，只是双方互不信任，无法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

北韩最近数周加速试射飞弹之时，仍迂回的表示愿意谈判，条件是美国必须放弃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和核子威胁。

「新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苏珊‧狄马乔说，北韩正评估其选项，他们知道到某个时候他们必须返回谈判桌解决危机，而他们现在正衡量谈判时机。

谢选骏指出：也许美联社还不代表美国，但在这个时候发出这种论调进行报道，无异于向北韩献媚乞和。大国的悲哀！“要北韩弃核”，变成了“向北韩乞和”！这是小国时代特有的风景。

谢选骏：四派勘误

谢选骏：四派勘误

《当今中国社会四大政治派别的正确历史定位与坐标》（宣昶玮）说：

首先在这里我要指出：过去通行的对当今中国官方民间的所有政治派别的划分，是依靠原先人们的认识背景为依托的。原来的划分反映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复杂政治斗争即利益与观念争夺的理论总结认识成果。但当今中国是政治上日新月异的变化着；特别是当一个政权新领袖上台执政之后，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权力结构，新领袖个人的特质对国家政治权力构成和影响巨大；因此当一个新领袖出现以后，往往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而这个时候如果人们依然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继续看待已经发生了巨变的社会政治结构，那么就是万分错误和非常不正确的了。

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作为一个超级思想家和政治研究者，我今天就写了本篇研究，把今天中国的政治分布重新梳理出来，以为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士提供一种全新的也是相当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思维逻辑。

一．时代是在变化着的，过去人们对中国政治派别的划分已经完全不正确了

中国过去对于国内各个政治派别和团体的划分，按照过去流行的观点，人们通常对于政权内有“太子党”派、“江派”、“团派”等等划分；对于整个社会则有“既得利益集团”、毛左派、自由民主派、宪政派、民主社会主义派之类。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些看似简单的中国社会几个政治派别的划分：因为这种划分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内在逻辑规律的认识：如果划分的不对，那么显然就是人们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了中国的真实政治格局。而既然人们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国的政治实质，那么所有其他的相关的对于中国的政治评论政治分析就都不可能正确了。

二．习近平上台执政中国政坛上崛起一最大最有力量的新的政治派别：中华复兴进步派

宣昶玮曾经把政权内划分为三大政治派别，他们分别是信念派、利益派和开明派。

现在习近平上台执政，提出了许多新的政治主张如中华复兴等等，又铁心反腐，给中国政治派别格局带来了巨大变化：习近平代表的一大政治派别——我定义为中华复兴派，其作用和地位甚至已经是对中国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大政治派别，因此对于现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派别的划分，就是不得不考虑的重大因素了。这样一来过去的所有对中国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都不正确和不合理了：因为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吗！

三．根据最新的理论认识成果今日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应该是四大派别

当今已经变化了的中国政治格局主要包括四大主要政治派别，他们分别是：中共利益集团派；中共中华复兴派；毛左派；自由民主派，就是上述四大主要政治派别。

像原来流行的划分：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利益集团）派、左派（毛派）、自由民主派、宪政派、民主社会主义派。。。等等，其实是不能反映真实的中国政治斗争力量格局和政治斗争规律与逻辑的，因此废弃不用；而改为现在的四大主要政治派别的划分：因为这样划分更能真实的反映中国政治争夺的内部逻辑和斗争的规律。

四．当今中国四大主要政治派别的政治定位与政治坐标

笔者在分析、综合对比，以及详细研究的过程这里就不需要详细叙述了，我们这里就直接的言简意赅的陈述笔者的研究结论。

四大主要政治派别的政治定位与政治坐标如下：

中共利益集团派是代表中国社会权贵统治阶级家族特权利益的政治派别。他们的宗旨是为中国政权内的权贵势力及其家族谋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为此他们企图永远的垄断中国的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个政治派别对于中国实行什么政治制度完全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信仰的派别；即他们并不真的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真正信仰的是能够维持他们特权和垄断国家民族的政权权力：只要能保证他们掌握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并保持他们的家族享受特权，那么即使实行现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他们也举双手赞成。他们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反动派。

把他们定位成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反动派的原因，是这个集团长期暗中执行只做不说的“全面阻挡中国社会的进步”，作为他们的所有行动和行为的总纲领：相关的理论研究思想家宣昶玮早就发表，感兴趣者可以去搜索阅读。

左派（毛派）应该说大部分成员都在民间，当然政权内也有其部分成员。左派（毛派）的宗旨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和代表许多坚持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派别。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众多的左派（毛派）群众头脑简单，结果就上了中国第一大反动派利益集团故意派遣安插到左派队伍的奸细如张宏良之类的当，张宏良引导、引诱毛左派攻击中国利益集团的所有敌人如温家宝和民主派等，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今天的左派（毛派）事实上是当今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

这是由于中国的毛左派头脑太耿直太简单造成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主观上中国的左派（毛派）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派别；而客观上当今中国的左派（毛派）却是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

自由民主派的政治纲领和宗旨是要求实行西方那样的或者类似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治制度：该政治派别代表了许多当今中国社会信赖西方民主社会模式的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政权体制内也有）的观点。

中华复兴派是新近上台执政的中共领袖习近平及其追随者支持者所组成的一大新的政治派别。该派有一系列新的主张如“中华复兴”、坚决清除中国政权内的腐败、“中国梦”、以及许多习近平的具体的执政理念等的阐述。

由于风云际会和历史演变的缘故，当今新崛起的以习近平为领袖的中华复兴派掌握了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

习近平上台执政并诞生了一大最有力量的新的中国政治派别，结果导致在现在的中共政权内部，就第一次具有了两大完全不同政治诉求的政治派别：一个是已经经营了几十年了的树大根深而且政治经验丰富也是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中共利益集团派；另外一个则是习近平为首的掌握着中共最高国家权力的新近诞生的非常具有力量的政治派别：中华复兴派。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因为铁了心要推动中华复兴；而推动中华复兴就是全面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这样一来就和中共利益集团的铁了心的“全面阻挡中华社会进步”的总纲领发生不可回避的巨大冲突！于是进步与反进步的斗争不可避免。

由于中共利益集团派是当今中国第一大反动派，又有民间的当今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左派（毛派）全力协助他们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于是便和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之间发生了一场明的暗的政治较量和殊死搏斗：直打得天昏地暗惊雷滚滚！

因此综合观察当今中国的最大的政治逻辑是：

中共利益集团派和左派（毛派）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政治同盟，来试图和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决一死战！当然现在形成这一政治格局的前提是左派（毛派）一直被张宏良等权贵奸细欺骗长期蒙在鼓里，并不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全力帮助中共利益集团派巩固自己的权力，以最后打败习近平为首的政治进步势力的中华复兴派。

大家看啊：现在中国的最大政治斗争就是上述两大都各自掌握着中共政权部分权力的两大政治势力在那里进行殊死的搏斗。

无疑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是当今中国的最大进步势力；

而中共利益集团派和左派（毛派），他们本来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反动派和第二大反动派，所以他们的所有努力其实都造成了他们必然是当今的最大反进步势力了！

最后还有一个自由民主派在那里观战。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给中国海内外的众多的自由民主派进行政治坐标定位呢？他们是进步势力？是反进步势力？

说他们是进步势力吧，他们又竭力反对中国现在的最大进步势力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说他们是反进步势力吧，他们又主张普世价值和保护人权等等含有进步要求的主张。

在实在不好给他们进行政治定位的时刻，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把他们称为一种“既进步也反进步的势力”。

因为其实众多的中国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派，大都是只有小聪明却无大见识的主流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他们本来就是一帮无大才无大智者。他们论智力不如当今中共利益集团派；论见识又是只有小聪明却无大见识；论人品论道德则不如耿直而单纯的毛左派分子。所以在这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下，他们就处于非常尴尬的政治定位坐标上了。

因此现在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分布是：

中国政权内两大政治势力一为进步势力一为反进步势力在进行殊死的搏斗；而另外一方面则有糊涂笨蛋的众多左派（毛派）在那里竭力的帮助中共利益集团派这个反进步势力和进步势力习近平的中华复兴派搏斗；现在还有一个既反动也进步的众多的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派在旁边起哄闹腾。

毫无什么大见识的自由民主派根本还没明白过来将来中国的民主进步铁定的要靠习近平去打江山了；而是他们还在做梦认为他们才是目前中国民主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呢。

上面我们描述的，就是最真实、最正确的当今中国的最新政治版图了。

当然了上述的描述完全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如果一个人还继续用老眼光去看新时代，那么他就会愈看愈糊涂：因为他的老脑筋无法领会新事物了。

眼下的中国就象一个生了重病的病人；上述四大派就是中国这个重病人的免疫力（即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在和导致中国重病的病毒、致病因素（就是中共利益集团和毛左派）进行斗争。而中华思想家现在则是一个高明的医生：他看出了中国这个重病人的病因病机；经过号脉把问，弄清楚了疾病的所有前因后果，最后开出了药方：本篇文章就是最好的药方之一。

当年的毛泽东作为一名高明的社会实践导师，在抗日战争之初为中国开出了《论持久战》的好药方；今天的中华思想家则在新时代已经来临而天下尚未弄明白、仍然处于蒙昧之时，为今天的中国开出了厘清今天中国新政治格局及其主要矛盾之好药方。中华思想家早就声称自己的理论智慧远远超过毛泽东：这种评价是尽人皆知的，而且似乎也无人能够质疑。

所以今日中国之好导师最高明导师在这里。

中华思想家这个人有一大特点：就是在需要他为人类进步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从来也非常的不谦虚。而是该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只要能使人们振聋发聩。

仁者你以为如何呢？

谢选骏指出：我以为，上面这篇文章别的不说，起码有个要命的误点需要首先指出——它说，“当今已经变化了的中国政治格局主要包括四大主要政治派别，他们分别是：中共利益集团派；中共中华复兴派；毛左派；自由民主派，就是上述四大主要政治派别。”这是严重的以偏概全。因为这里面，有两个派别其实是重复的——中共利益集团派；中共中华复兴派。与此同时，则相应缺少了一个“中华复兴派”。由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这篇文章被一叶障目了。再进一步看，则不难发现了：此文所说的“四派”，其实都是“中共”——“中共利益集团派”、“中共中华复兴派”、“中共毛左派”、“中共党内自由民主派”。按照这种“分析”，此文的题目只能叫做“当今中共四大政治派别的正确历史定位与坐标”，而不能叫做“当今中国社会四大政治派别的正确历史定位与坐标”。否则，此文还有“分裂祖国”的嫌疑，因为他所说的“中国社会”竟然没有包括港澳台！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