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中国（全集第14卷）

 被囚禁的中国

──1980年代的中国思考

（《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

Imprisoned China

──Thoughts on China In the 80's

（Part Two of Imprisoned Era）

谢选骏

1975─1991年写作

2010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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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集文字作于1975年─1991年间，主要部分是谢选骏先生在1980年代所作的有关中国命运的思考，是《新王国》一书的原始笔记。

本集文字偏重于社会政治的方面，故取名为《被囚禁的中国》（1991年），作为《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它和《被囚禁的时代》第一部《被囚禁的思想》（1989年）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偏重于个人哲理方面的。

Synopsis

What you see here is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Mr. Xie Xuanjun between 1975 and 1991, the main contents of which were Mr. Xie's thoughts in the 80's about the destiny of China. They can be considered the original notes upon which the book The New Kingdom was based. The writings here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social-political aspects of China, as its title Imprisoned China(1991) indicates. Imprisoned China is Part Two of the series Imprisoned Era , of which Imprisoned Thoughts(1989) is Part One. The focus of Imprisoned Thoughts is rather individually-philosophically oriented.

出版说明

本集文字作于1975年─1991年间，主要部分是我在1980年代所作的有关中国的思考，也是《新王国》一书的原始主题目。

本集文字偏重于社会政治方面，故取名为《被囚禁的中国》（1991年），作为《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它和第一部《被囚禁的思想》（1989年）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偏重于个人哲理方面的。

但即使这样，《被囚禁的时代》第一部《被囚禁的思想》“六四”以后也不能正常地在中国出版，只能以化名出版。（玄峻：《生命放歌？悲歌？》，海天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所以，《被囚禁的中国》（1991年）作为《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就更加不可能在中国出版了。

我曾经托人带着这些手稿，从中国到了日本；然后再自己背着这些手稿，从日本到了美国……

好在二十年后的网络时代，给出了一种无需经过层层过滤的出版空间。所以我又把这些手稿扫描成为照片，传回中国花钱请人打字成为电脑文本。

于是，我们可以展现以下思考的本来面貌了。这种革命性的工具变化，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前无法实现的一个梦，但现在，遥不可及的梦想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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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1

导论

新王国的出现10

第一章

国家的兴衰与政治制度考37

第二章

政治权能所需要的助力66

第三章

对中国观念的重新理解87

第四章

古老形式中的新生命130

第五章

“中国进入世界”的四步158

第六章

中国的再统一199

第七章

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世界统治235

后记267

附录之一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268

附录之二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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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5月─1983年2月26日）

（001）

我们的时代是“被囚禁的时代”，和犹太人的“被掳”（巴比伦之囚）异曲同工，我们是就地监禁，他们是异地流放──而我们的就地监禁还是由于犹太人的异地流放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

我们的思想是“被囚禁的意识”，发源于我们的国家是“被囚禁的中国”。但是思想却能够突破囚禁状态，帮助我们到达当前的时代与国家到达不了的光明状态，给我们带来一个新时代与新国家！

思想本是一种囿于个体，并从个体心灵中迸发出来的感受，往往不可言传；但这个感受还能通过文字脱离个体、注入群体、创造历史。庄子，对这一点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说明：“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师》）

真正的哲学，不可能得到他人理解，尤其不可能得到另一时代的他人理解……但是可以在误解中，产生不可思议的“生理化学反应”。

（002）

我们来，与其说是建立一种新哲学；还不如说是驱散关于哲学的传统神话……

“我们的相对主义”并不企图建立什么哲学体系大厦。它要完成的使命只是：

1、摧毁一切绝对主义的独断论。

2、对哲学、对人类的认识功能、对人类观念的定义，作一个乃至一堆实际的说明，用来祛除各式各样的迷信。这样一种哲学与方法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它根本不会成为固定的哲学、僵化的方法。它所拥有的，只是“随波逐流”；它所拒绝的，真只是“刻舟求剑”而已。

3、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感知，一切知识包括哲学的知识都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存而被设计出来并继续存在着的。

（003）

天理是什么？就是精神人物的血汗！精神人物，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天理；这天理笼罩着信从者们的心理状态、提炼了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但是从根本上说，“改造生活”的伟大目标却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人们首先是动物，他们无法自我改造；他们只能自我欺骗，把自己打扮成不是动物的样子。

其实，并不仅仅是“历史提供了机会给我们”，也是“我们满足了历史的需要”。历史要求我们去回答它贪得无厌的求索。现在，历史的需要是什么？1、复兴中国；2、然后用中国作为“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的基地。

我们，就是来完成“这样两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鬼怪。

（004）

十九世纪的梦想是，“自由，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山道尔裴多菲的诗）

二十世纪的现实是，“暴力，色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金钱、权势，我存的就是这两样。”

当自由主义者结成自由主义社会时，这种“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变就会发生。当民主主义者结成社会主义社会时，这种“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变也会发生。活生生的“人”，一旦成了“政治正确的人道主义者”，成了标签化的“者”──那时“优秀的个人”就会蜕变成“社会的败类”。

我的思想，因此不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而是写给“民族良心”看的。也就是说，从我而出的一切──和任何政治正确的官方文化的奴仆们都是无缘的。就现代世界范围而言，我也是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无缘的。

（005）

我的文字是为了新新一代而书写的。如果他们还不够新，那就为新新新一代并且再新新一代人而写吧。那一代人，将从一切官方文化的囚牢中解放出来，从自我放纵的荒唐中挣扎出来──而把他们的精力提升到一个精神的归宿，也就是上述的“那两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层次，他们因此成为新型的自由人，成为塑造历史的人！

为了引导这个最庞大的民族和它的文化模式在此后五百年间的发展，必要的孤独对心身发育是有益的甚至是不可少的，甚至需要不断忍受超量的孤独，从而负荷超量的精神折磨、肉身疲累──对这样的生存状态，我们该冠以何等的形容词？这并不是自我牺牲，不是无私的奉献，也不是出于利他的即回报的动机；这是为了自己的心愿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是一种高级的自我愉悦，一种高峰体验，是“狂喜”，是“操纵历史与俯视众生”的感觉？抑或，仅仅是疯狂？

“野心！”──有的人会这样嚎叫着批判。是的。野心。野心又怎样？没有野心才奇怪。一个民族的野心，一种文化模式的生成冲动，以及，一个独特的心灵对此的感应！不论怎么形容也不过分，仅仅但愿这一生存状态是稀有的、罕见的！

（006）

“义”，不就是“义务”吗？

“义气”，不就是重视义务的品质吗？

我们的“义务本位”似较梁漱溟（1893年）的“伦理本位”更能说清中国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念：“伦理”本身只是达到家族政治的一种手段，是“家天下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家族以外，运转的其实不是伦理，而是义气。超越家族伦理的大人，就是那克己以从天命的人！他不做人民欲望的“公仆”，而遵循义务规范的表率。他不仅为此，而且以此作为一种“潜在的统治力量”。

但是如果情势不利，他完全应该放弃这个手段，转而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所以《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蒋介石不懂这个道理，一味强调“言必信，行必果”，结果败给从来不守信誉的毛泽东。1945年的“重庆谈判”，重现了“鸿门宴”，徒然惹得毛泽东耻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蒋介石没有因此被活活气死，而是逃到台湾苟延残喘，丝毫没有项羽的豪爽。试想，如果蒋介石敢于在1945年的双十节违抗美国的意愿而将毛泽东绳之以法，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007）

近三个月来（1978年2月到5月），为了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之试，我再三研读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这是我十七八岁时候读过的老套，我不太喜欢它，而更喜欢刘大杰一人写作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本来都是我年轻时候的无聊游戏，已经久违了，但是现在为了试一试自己的命运，而不得不进行“逢场作戏”。如果你永远不做拼搏的努力，命运的意图也是永远不会显现与改观的。我认为命运之结果实为“主观努力及客观态势之综合产物”。“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其实只是一面之词，人的命运其实是一个“两面之神”。所以反过来说也是对的：“你的命运造成了你的性格。”例如，家庭的排行就对人的一生具有初次的、无法磨灭的影响。

可是，我的无聊阅读却得到了意外收获。对中国文学史的研读使我确信：在晚清时代，中国文学的一切范畴皆已步入式微之境。古老的诗、文、赋、辞等自不待言，盖自元明以来已成定式；即使号称鼎盛于明清两代的《俗文学》如小说、戏剧等亦已开发得非常充分了。此种文学的未发意境及程度已属罄然。再看看更低级的“俗文学”如弹词等讲唱文学及民歌亦是庸碌不堪，完全丧失了创造精神。总之，当此之际，中国文学呈现出一派日暮萧条的感觉。

“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欧洲文化在1919年对中国的全面胜利，这一发展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来自一种并不对称的角力：是欧洲的文化尖端对中国的文化末流的胜利，因而这是一种十分表面化的胜利。那么，中国有没有的文化尖端呢？如果有的话，又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尖端早已被中国自己的文化末流给淹没了，因而完全没有机会出来，与欧洲的文化尖端作一对决。

既然中国被自己的末流给歪曲了、庸俗化了，中国自己的尖端与精华也就被历史的演绎暂时掩蔽起来了。但是，只要对历史稍具常识的人就可预知，这种掩蔽绝不等于埋葬！“中国文化的复兴”并非臆想，它是可以预言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也使得我们知道，并不是欧洲文化具有何等绝对的、不会颓废的、客观的真善美，而是由于命运对其暂时宠爱，以及中国自己的内在危机给欧洲造成了“千载一次”的良机，欧洲文化才有可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甚至造成了“两个中国”这个“第二南北朝”的历史怪胎。但是，谁能保证欧洲这样得来的胜利能持之以恒呢？更别说马克思主义的怪胎能够永远桎梏中国的灵魂。

可以说，上天鞭笞中华，自有它的神机，这是激励而不是加害于中华，只要我能够不骄不躁地做一个人，中国的命运一定改观！

（008）

一切都在变，甚至我的思想，这个万变中难变的存在，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以前我认为，以历史角度来看，革命对于中国社会是“善”的，如果避免它而走改良之路更好了，所谓改良即自我调整的表现。现在我认为，革命就其“善意”而言，是因为它已经不可避免了。这时，在应该革命的时、位、所里，特意避免革命而专走改良之路，可以说是在纵容邪恶，这甚至要比顽固守旧派的活动更加有害于社会的发展。

革命的一个定义就是：用暴力方式打破旧的平衡。这种意义的革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乎一种“外科手术”，是“难以回避的恶”，因此也是“不得已的善”。当然能够避免外科手术而用保守疗法、走改良道路，未尝不好；但暴力革命作为外科手术，应该永远列为一个必要的选项。一切善恶，都必须从它“对历史的发展、新生活的创造是否有利”这一点来判断，因此“君子日新其德”是最大的善。

我的意思是，在能够以改良来解决问题的时、位、所，比只能以革命来解决问题的时、位、所，其危机肯定相应更小。危机越小，解决问题所造成改变及其破坏自然越小，不论精神破坏还是物质破坏，都是如此。于是反过来看，革命之弊病，非革命之罪也，是个革命之前的作孽所造成的。说到底，破坏较小是否一定就更好呢？也不见得吧。还是要看结局和疗效而定，只有等到命运的结局来到，人们才会知道哪一种更好，哪一种更坏，是所谓“盖棺论定”。

（009）

中国历史命运的种种表现都可以为我的思想作证：我们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我们要突破中国受到的囚禁。我们要扭转中国近代史的错误方向，把弯路变成正路。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感。是的，中国应该复兴了，中国会洗掉自己的屈辱。

“命运把我们和民族连在一起！”我们因此必须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百折不挠中创造新的王国，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

“这些都是新王国的平整地基的工作”──这是我给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盖棺论定。二十世纪一切令人窒息的“经历”、二十世纪各种使人颓废的“见闻”，到头来只能激起“我们更为强烈更为执着的反抗”，并在这拼命的抵抗中创建了我们的“第三中国”、我们的“新王国”。

我们带来了日益焦灼的渴望和似乎盲目的信仰，我们将把中国头上深不可测的失望情绪一扫而空──犹太人的“理想社会”将跌入他们的恶鬼卡尔马克思的西天地狱里……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压力下，我们被迫立着、蹲着、倚着、甚至趴着──以各种可能的姿势以及基于这些“生存方式”的“思想方法”写下了这些文字。在囚禁状态下，为了保持思考的能力，我们不得不屈尊，我们不得不像鼹鼠一样地工作着……这就是我们的地下思想，我们的岩浆。

这使我们的心地快乐，充满灵性的遐想。我知道，最令人苦恼的：不是这类艰难的书写；而是坐在舒适甚至豪华的桌边，却写不出一行字来……

我所以能写下这些费解的东西──多少还要感谢：苏联的殖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中国造成的空前破坏。精神界的破坏和物质界的双重破坏……彻底粉碎了我们的生活，有力激起了我们的思想，并迫使我们找出对策来。社会的破坏、中国国家生活的断裂和中国文化生活的消灭：恰恰成为我们这个漫长的思想探险的激素……和新的出发点……命运使我们永远不能停止：刚刚到达一个完美的句号，立刻又开始了新的疑问与新的探究。

（010）

有一些神奇的灵感又向我辐集而来、奔涌而至……我的身体几乎支撑不住它的重量……几乎被压倒了，有时不得不跪下来：跪下来写出这些神差鬼使的“文字”──

我的灵感悄悄秘语：你的辛劳不是徒然的。现在流行在市场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党八股”、“瞎黑话”，混杂不堪的“怪象”、“官腔”──还能苟延其残存、再在中国流行五十年吗？五十年的流行病足以淹没我们的一生，但无法淹没五千年的中国。秦朝和隋朝的暴虐，压在个人身上诚然是一个又一个“千秋万代”；但对于华夏民族、中国文明，秦、隋、毛，不过是瞬间的飘逝。

（011）

乱世中的精神在流浪。因肉体疲劳而起的颤抖让我感到由衷的快意。我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我在极度的禁欲中，体验到了精神的喜悦。难道这貌似冲突的二者，不正是混乱时代的衷心祈盼和倾心爱好？难道我们从心灵深处，感受的苦涩梦想，不正是未来世界的缩影？既然如此，为什么害怕这种《大雅》一般的孤独呢？

多少年来，我被世俗生活流放了；但活在这流离之世，好奇心却驱使我的精神解开一个民族的秘密。这个民族的人口占有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精神的探险养成了这一癖好：对于飘流的、不确定生活的特殊癖好。这是对日常生活的反抗，也是中国民族新一轮的游牧生活、新一轮民族大迁移的预兆。奇妙的是，漂流反而使我感到了真正的休息：只有在运动的感觉中，一种真正的放松，伴随着梦幻般的想象，来到精神的身边。“运动的感觉真好。”

漂流中的精神……在这之前是极度的压抑和厌倦；在这之后是极度的振奋忘我和灵感奔腾：这岂不也是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流浪概要？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无家可归和就地死亡的中心。它的前后还各有两次的“死亡旅游”：八国联军、军阀混战；日苏之轮暴、文化大革命……每一次都深刻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些死亡之旅分化了中国民族的思想也净化了中国民族的思绪，改变了中国民族的气质也再造了中国民族的广场……于是，每当中国民族难以为继的时候，它便以死亡之旅来摆脱困境。它把死亡之旅叫作“革命”。社会的、民族的紧张状态，通过革命得以缓解…… 

（012）

康（有为）梁（启超）之流曾经预言：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必将延续百年以上。我们的一生，前半段被这百年淹没了，但愿我们的后半生，能够摆脱这个灾难世纪，抵达中国复兴的城门。现在就是潮流即将转向的神圣前夜……

我的灵思从未如此沸腾；我的情绪从未如此高涨──但愿这不是中国民族的最后闪光，因此我把感人至深的希望寄寓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起衰振弊，在我们倒下的地方，建起中国民族的胜利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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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新王国的出现

（1984年2月11日─1991年10月22日）

（013）

我对历史的思索起源于：为什么中国如此衰颓而欧洲如此兴盛？我对文明的思索起源于：为什么中国、日本这两个“同文同种”的民族在近代的命运显示如此巨大的差异？

经过了1972年─1975年这三年的研究，我发现先秦中国的“王国时代”注重地方分权，与后秦中国的“帝国时代”日益膨胀的中央集权，十分不同：前者显然更能保存社会的活力，而后者的极端元明清大一统，显而易见压制甚至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使中国民族迄今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

在我的想法中，先秦的政治制度更能调动社会活力。我看到：其实日本与欧洲在近代化以前，也是奉行类似先秦的地方自治而不是秦后的中央集权的。这样，才有可能让它们完成近代化和“民主法治”。中央集权，导致腐败，道德上缺乏张力，文化上缺乏建树。因为人性经受不住权力的诱惑，即使希腊的火花、罗马的统一，也都先后在马其顿和帝国的带领下走向了腐化堕落和文明涂炭。

西周解体的重要原因就是王政的颓废伴随地方军权的不断增长，结果造成政治的分立。由于这一进程伴随着文明的扩散，使得诸侯具有日益扩大的余力，得以互相兼并，而后势力进一步扩张，进而与中央王国争衡，甚至问鼎中原、步步完成“统一”之举。

后来的西汉就消除了这个缺点，抑制地方势力的增长。当然，西周与西汉这两个朝代的经济与技术力量悬殊很大，西周的军权分立是因为当时中央权力太弱，需要用封建制度拱卫自己所致。封建制度十分有利于文明的生长，中央集权则相反，不利于生长但有利于保存。由此可见，政治制度与文明周期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这往往表现为“国家兴衰”，其实内容要远为深刻。

西周王国的封建制度尽管有其缺陷，可是秦汉以后的帝国集权制度反而不如它具有活力。这是因为：封建制度是一种相对文明的、制度化的君主政治，它可以包容文雅。而郡县制度表明上是文官制度，其实它的权力来源却是军事力量，而且越是到了晚期就越是演化为一种赤裸裸的、野蛮化的、非制度化的军事专政，不论这一专政是外来的蛮族，还是内生的军阀。军队介入了政治，野心家往往利用军队乘机而起，军队成了国家内部生活的决定因素。这个“钢铁长城”往往还是和特务组织密切结合的：它或是明朝的“太监”，或是清朝的“旗人”，或是现代的“党员”。

普遍的武力压迫也造成了全国性的人民起事。在先秦，我们看不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中世纪欧洲我们也同样看不到这种情况。因为封建制度不会形成社会大板块的矛盾冲突，在小的封建领地里，国家与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基于私人感情，而且贵族政治层层节制，野心家无法通过军队而只能通过宫廷势力来达到目的。而中央集权的帝国就不同了，它通过整齐划一的镇压促成了整齐划一的反抗。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这样的规模在先秦是无法想象的。

（014）

中国“从先秦地方自治（封建制）走向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一过程，曾经焕发出最大的文明创造的活力；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尤其是汉武帝的“推恩令”，直接导致了文明的衰落。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在“从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回归先秦地方自治”这一过程，能否再度唤醒中国社会的创造能力？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努力朝这方向前进。

为了保证第三中国在落实“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不致发生分裂和武装割据，未来中国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

我们的原则是，军队应受国家与法律的支配，而在礼仪上服从宪政权威，例如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服从君主这个三军统帅，就是军人的最高荣誉之所在。服从与勇敢是军人的美德，军队不该只是让人民感到恐惧与憎恨，军队应使人民爱戴并为之骄傲！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做到以下几项：

1、军队完全退出国内政治生活，仅仅作为抵御外侮、扩张国家权力的工具而儿存在。即使君主和三军统帅也无权命令军队介入国内争执，更加不能下令向人民开枪。

2、国内治安与镇压叛乱的任务应交由警察、民兵去完成，这样就能避免大规模内战。假使内战不幸出现，军人也不可卷入，免得失败的一方为了自救不得不勾结外敌、出卖国家。军队应该永远退出政治，回归保卫国家的岗位。“镇压叛乱”这样的垃圾动作，留给警察部队去完成。除非，“叛乱分子”已经勾结了外国势力。如果信守上述原则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不会有内战出现，最多只是小规模的暴动而已，因为一切都由“多数”通过选举决定，而不走这条合法道路的，就是叛乱。对叛乱需要镇压，但决定者不是军事领袖，而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政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类的“军阀造国”的语言，千万不能成为法律。

3、中国不再需要什么“人民军队”，而是需要“国家军队”。第三中国的军队将不再是“阶级的还乡团”；而是“民族的国防军”。第三中国不要兄弟阋墙的“阶级斗争”，而要平定天下的“新文化战”；不要兼并称雄的霸权国家；而要为天下一体而奉献自己！

（015）

关于“建设宪政”的几点思考：

1、一切有活力的社会都是相对分权的社会。

2、一切上升的社会都是懂得“权力分享”的社会。

3、唐的分权与明的集权之比较。

4、宋朝廷企图垄断权力，是受迫于辽、金、元的军事压力。从春秋进入战国。

5、“宪政”的本质就是“分权”。

6、中国在一百年之内可能还无法消费“普遍的公民权”。

7、教派秘仪在形成公民社会中的象征作用。

8、“公民权”还是“教派组织”？前者易趋官僚化，后者易招分裂之虞。

9、“皇帝”的政治性质，“教派”的宗教性质。

10、罗马公民权的世界性与雅典公民权的城邦性的不同。

11、“一人之下的民主政治”：元首拥有最高法官的任命权、兼军队统帅的指挥权等“统权”──但是不能拥有行政权与司法权等“治权”。

（016）

新王国的战略

自从1971年开始系统自学以后，在1974年以前，我崇拜欧洲，作为“社会分权”的信徒，向往古希腊和中世纪。我那时认为社会的活力来自分权的现实以及随之而至的“竞争”。对希腊文明的崇敬和对于立法者梭仑的景仰，成为我这一时期的历史兴趣的中心。

1974年以后我渐渐趋向了社会集权的信念，并认定这是在中国这个惰性如此深重的社会，推动民族自新的唯一可行之路。

时光冉冉，到了1984年，我已较为客观而超脱地看待社会分权与社会集权的问题，并把它看作一个“文明史的季节现象”。这种历史精神的“交汇运动”使我萌发了一个新观念：单纯的分权倾向与单纯的集权倾向都是不可持久的。而追随其中任何一个倾向都不足以使文明摆脱历史的惰性，更无法让中国直趋复兴之途。

基于以上考虑，我设想了“宪政时代的第三中国（区别于王国时代的第一中国、帝国时代的第二中国）的三步战略”：

1、民主的口号、分权的措施，造成普遍的社会革新，激发整个民族的活力。

2、社会动员之后，用新的集权实践来全面重建国家体制。

3、宪政时代的第三中国以自己的创造能力，投入这个“以民主和人权为名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个“分权的世界”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唤醒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资源，在全球世界的范围内建立整合的权力。结束分权时代，走向集权时代：新的罗马、新的秦汉，于是出现。

第1步为分权，驱散借“集权”之名而大行其道的现代腐败。

第2步为集权，以便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某种过渡性的、“后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

第3步为“用分权国家实现集权世界”：是从业已制度化了的“分权国家的系统结构”（例如“联合国会员国”）中，归纳出世界性集权的大趋势，从而在根本上弘扬中国“治国平天下”的世界主义精神。至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想，才可能咸鱼翻身，首次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实践指南。前此的这类企图，都是“高中博士”那样的早产儿。

如此看来，分权不是目标，集权也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在于追求政治的适用性，在不断完善的运动中，保持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持续的增长……

复兴中国的新战略，不该停留在“兼顾与并用‘分权措施与集权措施’的理论水平”；而应深入“交替与发展‘分权实践与集权实践’的政治堂奥”。也就是说，在非常时期，交替使用极端化的发展，比兼顾使用中庸化的理论，更有效率，更容易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完成发展的运动。

（1984年4月20日）

（017）

如果仿照埃及历史的分期，中国文明可以分为相应的三期：

1、“古王国”（夏商周三代、秦两汉）；本土时代。

2、“中王国”（魏晋南北朝、唐、两宋、元明）；佛教影响时代。

3、“新王国”（明末、有清、“共和”八十年来的“西学东渐”）；基督教影响时代。

如果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观察，则可以三分中国史为“古王国”的王国时代，其政治单元是：三代的“封建制”；“中王国”的帝国时代，其政治单元是：秦两汉至元明清的“大一统”；“新王国”的宪政时代，其政治单位是：自鸦片战争开辟de “第二个南北朝时代”以来的过渡期以及未来几百年的宪政结构。这三个区分，不仅得自埃及史的启发，且得自地层生物史所提示更大背景：如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等三分概念。也有些接近历史课本上的“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

诚然，社会史与自然史之间，实具不可比拟性；正如政治史与文化史也不是齐一的。例如在中国事例中，相关年代的政治、文化多有“超前发展”或“滞后发展”现象。如王国时代结束、帝国时代开辟，是在秦汉之际；但其文化改变却相应滞后，“古王国的本土文化”直到四百年后的魏晋时代才告一结束。相反，新王国的文化却有超前现象，新王国的西学东渐始于四百年前，但政治发展却极为滞后，如新王国的宪政政治虽然努力了百年，迄今尚未成形。

（018）

（一）先秦王国的三代文化，各有相应的出土陶器为证：

1、夏人尚黑，约400年（西元前21世纪初──前17世纪初）

2、殷人尚白，约600年（西元前17世纪初──前11世纪）

3、周人尚赤，约800年（西元前11世纪──前256年）

（二）秦后帝国也有三期文化：

1、秦两汉本土文化的统一，第一期中国文明、古王国文化的高度综合、发展。约四百年（西元前256─后220年）。

2、魏晋南北朝（下延包括隋及唐的前期）的佛教渗透、道教应战，约六百年（西元220─824年韩愈死）。

3、韩愈的道统说、古文运动和禅宗的大盛，一同来临，标志第二期中国文明、中王国文化的成熟。开“三教合流”之先河。三教合一，构成了宋明理学之内核，体现为中王国混合型文化之登峰造极。直至明末（西元1644年）西学东渐，骣入新的文化因子，始逐步打破三教合一传统的旧局，准备转入第三期中国文明、新王国文化。此期约为八百年。

（三）新王国的文化展望

正如帝国时代（中王国“帝国一统”）在文化方面集合了王国时代（古王国“封建诸侯”）文化之大成，下结三教合一之硕果，而其核心则为中古东渐之“西学”（佛教文明）；新王国在文化方面虽然承受的是中王国之遗绪，其核心却在“吸收欧洲的冲击波”。

自明末以来，新王国的文化迄今已有三百五十年的历史萌芽。预计新王国文化的第一期，将在西元2044年前后告一结束。这也是类似于古王国第一期、中王国第一期的四百年。这在文化史上的位置，相当于中王国时期的“魏晋南北朝”。

（019）

如果中国能够恢复民族的活力，那么等待中国的，还有一个“第三期中国文明”──区别于先秦至秦两汉的第一期本土文明与魏晋南北朝至元明清第二期混合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内容则是以“基督教元素”取代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佛教元素”，作为中国复兴的内燃机。

第三期中国文明因此可以比较于埃及的“新王国”，继其第一期的“古王国”与第二期的“中王国”之后……埃及新王国是一个颇为新颖的“军国主义”的政治实体；那么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否也会陷入此一宿命？十分明显，现代以来的中国，已经陷入了“军阀造国”的窠臼。这是因为，古代的希克索斯人与现代的欧洲人，都是擅长征战的“雅利安战士”，第三期文明里的中国人，其反应很可能会和新王国的埃及人相似，变得好斗甚至尚武？

“新王国”的政治分期与其文化分期略有不同：王国时代──先秦；帝国时代──秦至清；新王国时代──军阀混战、党阀专政作为“帝国时代”的结束、“新王国时代”的开幕。

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居民是“汉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居民是“唐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居民是“华人”。汉人和唐人的区别，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宋朝已经相当明显，以至于统一之后的元朝，其法令仍然区别二者，而把唐人叫做“南人”。现代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地为何叫做“唐人街”而不叫做“汉人街”？因为那是南中国（如广东、福建等南朝、南宋故地）人的聚居地，而很少有北中国人光顾。相反，与西部北部各族接触较多的北中国人，则仍然被叫做“汉人”。而第三期中国文明，则将整合汉人与唐人，以及其他亚洲民族，共同形成“华人”。

古王国时期、王国时代：“封建之邦”，由习惯法（“礼”）统治。

中王国时期、帝国时代：“皇帝之邦”，由个人意志（“法”、“律”、“令”）统治。（《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个意义上的“法令”，是礼乐崩坏之后出现的“意志横行”，因此反而激发了盗贼的反抗，所以帝国时代多有王国时代绝对没有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老子》的作者，对于帝国时代确有“先见之明”。）

我所期待的“新王国时期、宪政时代”：是“保民官之邦”、“大保衡之国”，保民官和大保衡，就是新的王。新的元首是由成文宪法治理的“立宪君主”。立宪君主制下的君主，等于罗马共和制度下的保民官、先秦王国时代的大保衡。

（020）

以法律治国，国之大幸。

以政策治国，国之大贼。

只有大能者，才可以在中国遂行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尽管新王国是从中国民族的自身命运中生长出来的。

（021）

中国字与中国文化：中国之所以历尽沧桑仍能保持为一个完整、连续的政治文化实体，不仅得力于它的地缘环境和它举世无双的政治智慧；且得力于它的文字。

如果中国字早在古代就采取了拼音形式，印度与欧洲的分裂命运早就降临到它的头上。根据其他文化圈的经验推论，那么可望粤语、闽语、吴语等代表的数十种无法互相听懂的方言，早就有机会形成不同的民族语言系统了。

欧洲的拉丁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等语系都经历了这一“由一个母语分化为多种民族语言”的过程。其间，时或有之的政治分裂又可对此推波助澜了。中国之所以能“分久必合”，端赖汉字的凝聚力量。由此可见，保存中国字，就是保存中国“民族”的统一性。

中国字不仅构成世界史上最富于特色的文字体系──而且也是天子精神的外在体现，是文化创造者们的灵魂闪现。

中国字不是人民风俗的傀儡，而所谓“拼音文字”则属此列。中国字，是指导人民风俗的“君子之风”，不是人民风俗的工具。中国民族之所以能延续至今──而没有像印度拉丁那么四分五裂、希腊犹太那么小，中国字的统一是一个领先的纽带。

中国字与中国的及中国文化的命运密不可分。若欲消灭中国，请首先消灭中国文化；若欲消灭中国文化，请首先消灭中国文字。

正如一种语言往往有其独具的思维方式一样：一种文字更具它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尤其像中国文字如此独特、如此成熟、如此丰富而自成一体的文字体系──不能设想它没有一种与世殊异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可以到整个中国文化的系统及其历史中去寻找。

总的说来，中国字促成了一种注重视觉的思维方式，重视与视觉有关的直觉、灵感，结果就不够理性；信任人的智慧与机巧胜过信任工具与机器，信赖人性超过信赖神性，就不容易建立稳固的积累。反抗异化而注重性灵──就是由于中国文字的这类特征而使然的？对普遍“规律”的不信任、对外在事物（非人、超我）的天然反抗──这就是中国文字给予人们的“独特遗产”。

（022）

新王国可能运用的文字是“拼音文字”？

1、古王国的“王字”（甲骨文、金文），到各国文字（秦齐楚燕韩赵魏）的发展；

2、中王国（帝国时代）的“王字”（隶书、楷书），到各国文字的发展（西夏、朝鲜、越南、日本）。

3、新王国的“王字”形成，目前还在一个争夺战之中！简化字、正体字，不过是中王国的遗迹；变体字、拼音字，不过是新王国的尝试。

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理解：中国文字（汉字）不是“千篇一律”的应用题，而是因情设施的艺术品，一种超乎群伦的特有结晶。汉字是天子精神变易无穷、出神入化的表现形式。汉字是定居民族世世代代的精血所凝成，并非航海民族应付商业活动所拼凑的“拼音文字工具”。

事实上，文字决不是现代人所想的那样简单，“纯乎是一种工具”，相反，文字是有其生命，而且对民族心理的形成反过去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欧洲人当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的文字太简单太易变也太工具化了，所以他们体会不出其中的奥蕴。现代中国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自己身为欧洲人的俘虏与奴隶，甚至以此自虐且自乐。然而，中国自身文化的历史却在在证明了：中国文字培养了中国人的灵魂与感受力、造就了中国文化接受者们的志趣，其影响无微不至。中国文化的接受者们，最后就成了“中国人”，成了“汉字民族”。

要有一定程度的感受力──才会对中国文字的妙处有所感悟。对于丧尽了感受力的现代中国的芸芸众生──这一点显然是谈不上的。这还有待于未来。

但不论意识与否，中国文字对于中国的命运负有重大的责任是毫无疑问的。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定型与发展确实具有决定性。“如果”──中国字不是这样：那中国文化必定呈现另种状态，甚至面目全非。

（023）

在历史上，中国字征服了多少蛮人？这种不可替代、唯一卓绝的形式。即使日本、越南、朝鲜、西夏这些一个比一个野蛮的民族，他们还是依据汉字来实现了自己的文字，对于中国文字的替代和超越基本上都不存在。他们的失败说明中国文字的精神就只能产生一种形式，其他形式是全然多余的。

回顾历史，拼音文字扩张到了一定限度都会招致人群分裂。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反过来看，汉字对中国的制约性影响，也要比一切风俗、意识形态甚至社会结构都严重得多，因此一旦废除汉字之后，中国将发生最彻底而不可逆转的“社会核裂变”。这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将发生不可估量的“化学反应”。想一想都会令人恐惧：

一群群不识汉字、背着拼音字母的“中国人”将走遍世界，使发达世界饱受蝗灾之苦。世界名城的贫民窟里，将住满此等无传统、无信仰的极力钻营之辈，他们不讲信义，没有约束，什么事情都肯干……他们搓着身上的油污而腐蚀世界。

（024）

难道第三期中国文明──中国新王国时代的降临：有待于“在流通领域废除汉字”？

我们不要忘记：汉语（尤其是汉字）是最古老的世界语！它不像梵语、拉丁语甚至阿拉伯语（以及某种程度的现代英语）等世界语那样，是由部落语言演化而来，而是经历了混同，在各族语言的集合下，在王都里发展起来的“王字语言”。

在失去了“王的凝聚作用”的前提下，“汉字的拼音化方向”，就是中国民族的消解方向，就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世界主义方向，就是一个亡国灭种的方向。

还有语言学者认为，美式英语正在发生一种可以称之为“汉语化”的简练化、习惯语化的倾向。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正是一种世界语正在形成的经典过程。而英语本身，也由于其“西欧世界语”的渊源（凯尔特语/盎格鲁──撒克逊语/维京语/法语），为美式英语的进一步世界化倾向，打下了基础。因此，这不是什么英语的汉语化，而是英语的世界语化。

（1990年3月23日）

（025）

略论中国进入“新王国时代”的几大步骤──十年前我心中的“梭仑热”之复萌。

（一）中国解体过程和普遍无序状态

1、革命精神的崛起

2、新权威之凝集

（二）新锁国政策

1、新权力的第一步：内在的封锁，反抗与压制

2、新权力的第二步：对外联络的相对闭锁

3、中国一体化政策的贯彻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中国重振其民族精神的新锁国政策──决不是要把中国带回满洲人及共产党的旧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带到新未来。中国若欲作为现代文明的救助出现：势必还要经历长达百年的相对隔离与闭门苦修。对于中国，这是再度隐退；对于世界，这意味更好地复出。

新锁国政策是中国自新运动的有力武器。“自新运动”最终将反射过来，加强而不是削弱这一武器──“我们要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精神及新的手段来复兴汉唐帝国”──这不过只是新复古主义的一个口号罢了！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历史哲学家的眼光，就会看破这个灿烂辉煌的障眼法，而透入了它的底蕴：不过在于激励人心。

根据对人性的理解，我们知道“种族潜意识”的能量是多么雄厚强韧！什么“民族主义”，什么“怀古的幽情”，什么“光复的狂澜”，什么“完好如初”，什么“推陈出新”……不过都是它的伪装，至多是枝蔓……因为在新时代的光芒下──“现代化”的贯彻，终究只是个时间问题！那时，人们所担心的不是现代化的不够，而是现代化的过了头。

但是为了振兴中国，还请好好利用“复古”这股至今尚未开发出来的潜力；这种潜力超越物质性，却能够激发物质性，因而并非可以车载斗量。

（026）

勇敢的人们！要是我们只能停留在汉唐等“两千年局限的集权生活与压抑精神”里──试问我们的生存如何突破现代的死局呢？

中国复兴的关键在于强化“社会的可塑性”──不再死抱某个现成的“模式”、“道路”、“理论”、“主义”，并且和它载浮载沉、一道陨灭。我们要认清“模式”、“道路”、“理论”、“主义”之类的工具性质。对于一个还有远大前程的民族而言，要“善于更换工具以求续航”；否则，与某种工具一道沉沦，仅仅充当其陪葬品，是可悲的，并非什么“伟大光荣正确”，而是比刻舟求剑更为可笑。

（027）

少数具有“笼罩性”（“垄断性”）和“渗透性”（“革命性”）的野蛮人（“先锋队”），加上一大片废墟和一连串传说──这就是红区、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这里除了苏联的恶毒影响之外，还因为中国人很早就不知道民族与国家为何物了，因而也就忘却了“责任和建设”的要义。细细考究下来，“民族与国家”这类概念只能是在“与外部敌人的对峙中”产生并发展的。而追随一个外国（如苏联）充当其卫星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正好与此高贵的状态背道而驰。而所谓“民主与法治”，其实是命运在赏赐那些给予敢于和外国对着干并且取得了真正胜利和优势的民族与国家。过分的例子则是：罗马共和国消灭了一切外敌，结果反而导致自己变成了帝国，导致了拉丁民族的殖民化终致衰颓，结果就是民主的死亡、法治的腐烂。罗马这还是一个世界霸权的下场，如果一开始就像中共这样充当外国独裁者（如斯大林）的打手，那又怎能达到建设民族国家的目标呢？

而近代兴起之前的欧洲人，则是在与罗马帝国的相反的趋势中（“封建化”、地方分权），确立了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和民主与法治的传统。但这后来也造成了弊端：欧洲中心论者的历史视野其实是局促的！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那种历史形态，而不知即使在同一种历史形态之内，仍有春夏秋冬等不同季节的分别……而中国古代的天下政治的视野则有助于消除欧洲人的小家子气。中国历史哲学明言：我们自己只是为某一历史形态中的某一季节而准备出来的等候使用的道具。所以，我们不该为“弃而不用”的偶然，而感到什么失落甚至悲伤的。

（1984年2月11日，乙亥日）

（028）

中国所急需的，不是“正确的政治理论”，而是某种“新信仰的基础”！政治理论的救世，已经太晚太晚了，已经太多太多了。“不断的思想改造”，哪有“行为规范的定型”来得重要？“新的社会制度”，怎能与“新的生活方式”相提并论！干瘪的定义、枯燥的条例，应当见鬼去──见卡尔马克思去。

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内在醒悟。它势如燎原，不可控御。它类似于历史上的“人民道教”（从“五斗米教”到“白莲教”），是真正的人民运动而不是运动人民──没有这种来自底层的活力，中国的彻底变革和巨大建设所要消耗的超级能量，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个巨型的人民运动，不仅席卷“寻求个人温饱的流民”，而且打动“寻求民族出路的志士”。它以全新的符咒指引全新的方向，它不是要破坏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建设新的民族国家。这场既超越政治又超越宗教、既囊括政治又囊括宗教的人民运动，将把外在的崇拜和内心的服从有机结合起来──“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不是武装夺权的掩护；它是为中国的社会复兴和精神复活而斗争的一个武器”。它延伸出：“从中王国走向新王国的桥”。这桥本身并不是新大陆，但能通向新大陆。

它说：宗教是人生战略的终极形态；战略的人生，则是一切虔诚者的归宿！

它说：往世的宗教，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创教者的内心战略──一个征服潜意识的“水一般的利器”！新的宗教，则不执著于自己，而自觉于自己之作为人生的战略！它是至高者的思想星空，而非宗教实相的终极目标。

（029）

中国必须恢复自信。中国必能恢复自信。中国的自由，取决于精神的自信与独立。有了自信与独立，中国将拒绝做“晚期欧洲文明的学步者”，而宁肯是“自说自话的新蛮族”！晚期的学步者是没有前途的，新蛮族反倒可能创造历史。

中国的自由，将是民族的自由而非个人的自由；因为任何个人的自由必须以民族的自由为前提！中国人要获得个人的自由，还有很长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要走，而它的第一步，就是焚毁“半殖民地时代最后的遗产”──共产主义的奴性枷锁！

为了扫荡这一枷锁及其的残渣余孽，中国人民必须实现全面的动员──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为了在这枷锁粉碎之后的真空里建立秩序，就需要“恢复”对中国传统资源的某种尊崇。天神一般的汉官威仪，才能使得世人重新侧目。这不是“新儒学”，这不是“新礼教”；而是有“更广背景”和“更深根须”的人民宗教。只有这种全民运动，才能重新唤起全民的热情，并使之持久、且无法“被证伪”。

（030）

新王国时代是以“伪民国”（实际是军阀的国家）、“伪人民共和国”（实际是党阀的国家）开端的，它们是否能转化为“真民国”、“真人民共和国”呢？这是一个大问号。但是无需质疑的是，“伪民国”、“伪人民共和国”已经作为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新王国”在中国大地上“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了！

“名正言顺的新王国”则不同于“伪民国”、“伪人民共和国”。

名正言顺的新王国，其大保衡对内是爱国者，对外是征服者，他们都是永恒者的体现。《中庸》说圣人之道曰：“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这深合我们历史思想之精髓。错行、代明，貌似不同，实则为一。不错行、不代明，则会造成文明的解体、历史的断层。伪民国、伪人民共和国的独裁者强行之，则浩劫来临，社会混乱、暴乱迭起。

（1988年6月23日）

（031）

新王国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他将实现“治权与统权的分离”，以此反对中王国“帝国时代”的主要价值，如君主独裁（他将代之以立宪君主）、官僚制（他将代之以代议制）、中央集权的霸道（他将代之以地方自治的王道）；而代之以“中国社会政治的双层抗震结构”：

1、统权与治权的分离。

2、多党制并不比一党制高明：都是单层结构。

3、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可以代行天子事，但却无法代践天子位。

4、无一元则不免于乱（故所谓“一放就乱”）。故统权的一元与治权的多元之间的有效平衡，才能使中国统而不死，放而不乱。

5、不是“统一思想”，而是建立统权一元性的精神向心力！

6、思想应该多元，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应当互通、并源于一。不互通、不源于一，则无从对话；不多元，则无以对话。

7、治权更迭时，统权发挥稳定及过渡作用；统权发生问题时，治权亦可依据程序、习惯法来协助解决。

8、在中国，统权实行多元化竞选，易动摇国本；治权实行一元化专制，易导致腐败；合一的统权如实行多元化，很容易分裂中国社会；合一的统治权又实行一元化，在中国历史上仅有秦、隋、元明清这些军事强权，但结果皆不甚理想。

（032）

1、主权在民。

2、主权之下可以分为统权与治权。

3、统权的代表是国家元首，具有人格化象征，维护信仰、进行监督，是真理与意志，体现民族的自豪感和价值感；

4，治权的代表是政府机构，没有人格化象征，进行操作、握有权柄，是方法与道路，是民主的机制、自由的保障。

5、统权与治权的双重构造，可以形成捍卫主权的防震抗震结构。

（033）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这个问题对上述结构来说也许是过于幼稚、不着边际了。中国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个“政治体制”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个“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然是个生态失衡的问题，是一场人与环境破裂尤其是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破裂的生态灾难。可怜的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所能交出的政治答案仅仅是：“要什么样的专制？”以及“怎样推行比较开明的专制？”就“专制”这词最无贬义的意义而言，也就是“集权”。

（034）

“毛时代的舵手”自诩为秦始皇，其实他连忽必烈都不如，因为毛只是“第二蒙古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仆从，而不是主人。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可以与之相比的，不过是吴三桂；连石敬瑭都算不上，因为石敬瑭毕竟不是汉人，只是一个沙陀。除非，我们把毛泽东算作苗人，否则绝对不能原谅他的叛卖行为。

比较一下毛泽东与忽必烈，就会发现“后来者不见得就能居上”：

1、毛在种族上是汉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委任代表；而忽必烈则不同，他是由蒙古人的大本营的核心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嫡系。

2、二十世纪具有文明大扩散、民族大解放这一背景，因此连法西斯轴心国甚至欧洲老一辈殖民国家都必须培植各国的代理政权及其“领袖”，斯大林当然也无法脱离这一背景，所以他培养了毛，所以毛管斯大林叫父亲，比吴三桂叫满洲人还要肉麻。

3、毛的“阶级斗争的居委会”，比忽必烈的“民族压迫的保甲制”，更注重文攻，即洗脑、宣传技巧、思想改造；但在武斗上即虐待、酷刑、监禁、处决上，也毫不逊色。

4、毛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比忽必烈对中国社会的摧残，所造成的破坏与解构作用更大，如把知识分子定为“老九”，就明显是毛从忽必烈的“八娼九儒十丐”那里学来的；但一贯到底的农奴制（人民公社）、工奴制（单位所有制），则比蒙古人还要凶残。所以，明朝复国比较简单，而未来第三中国则需要“重建”，较之“复国”远为困难。

5、自忽必烈的第一蒙古帝国（元朝）摧残中国以来，汉人已经异化了，并逐渐习惯外来统治，所以有满清二百六十七年的“稳定”，和第二蒙古帝国（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国际阵营）来自东北地区的顺利接管。也因为这种对外来统治的习惯，人们就可以把毛当作“斯大林的替身”来崇拜，以致毛死之后，甚至苏联灭亡之后，中国的群氓还是浑浑噩噩地延续了对于“替身的替身”的屈从。

以下几个细节是研究者们不得不予以考虑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具有明显的外来性质，从易北河到朝鲜越南的“第二蒙古帝国──苏联”的卫星国们，都使用“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这些奴化的称号，就像牲口身上的烙印一样。

2、这群“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的仆从国家的治国方式，是“权”不是“法”，是“初一与十五不一样的政策与运动”，而不是“有制度的国家生活”……这是因为，这些政权都是“外生型的”、听命于苏联的“傀儡统治”。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杀俘虏（镇反）、宰肥鹅（三反五反）、整肃同路人（肃反反胡风）、杀鸡取蛋（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集体化）、全民表态（反右不同于古代文字狱）、全民献丑（文革忠字舞）、对本国首都的军事征服（八九民运）、国家财产的私相授受（国企改革），无一属于中国传统（“所谓封建”）的，而是明显移植的斯大林主义模式，是外来的“毒瘤爆裂发作”。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继承方式，也是在苏联式的木乃伊（毛泽东）旁边完成的，全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甚至那个伪称“中华民国”的木乃伊政权也是在孙中山的木乃伊旁边表演其合法性的。

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扩大版，是在苏联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训练的有计划的支持下，展开的一场“红色割据”，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分裂国家而不是统一国家。

5、“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惟一“不是外来的”，似乎就是那种依据中国农村的迷信特点，发展出类似于黄巾军和太平军的那种“宗教军事统治”。这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五十年也无法形成稳定的内在制度。任何现代的军事独裁和专制制度，都只有在限制了“无限权力”和“政策治国”之后，才能逐渐走上“宪政”的轨道，逐渐确立正常的、内在的国家生活。而对于外国来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须切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脐带，例如“暴力夺权”、“强盗专政”（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自产自销的恶性循环。

（035）

中国要登上世界舞台，要充分吸收历史上的经验，例如思考一下：秦王嬴政的成功是否得力于他能广用六国来的客卿？并因此得到“天下一体、无有间隔”的效果。实际上，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天下”了；秦王因而得以成为一个“胸怀四海的超级大王”了。他手里的那个政治实体已经吸取了中国大地的一切精华，只是等待最后一击，并吞所有的土地、组织、君主、臣民……他推行地理上的扩张并完成最后的兼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秦王兼并六国以后的失败，在于未能等视天下臣民；故使其域内自生隔阂、版图自相崩溃。实际上，焚诗书、禁百家的行动虽是其“大一统的顶点”，也是其“大一统的危机”。因为，对于一个英明的统治者而言，在学派、教派、乃至门阀帮派上，拉一边打一边或拉一边打几边，是极不明智的。天子的天职在于从根本上兼容并蓄，像自然一样生养万物，而不是某一种动物或是植物那样迫害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敦促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把纷扰嚣腾的分裂对峙升华为一个宁静肃穆的统一秩序，是可以的；但决不是通过种族斗争或是阶级斗争的肮脏手段来加剧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的分裂、特化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的对峙，从而为整个社会秩序埋下了一个破坏力无比的定时炸弹。

秦始皇摧残文化、扼杀分化，其苦果导致天下萧条，并使自己终于成为六国人民的敌人。而他的“统一过程”却又剪灭了各国的社会精华，使中国失去了地方自治的能力，也使自己失去了谈判对象。假如六国的精英人物未被毁灭的话，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全国性起义，也是无从发生的。全面的社会爆炸，就无法摧毁中国文明。

（036）

毛泽东曾坦承自己是秦始皇的高徒，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亦为秦俑之一。秦俑虽然伟大、光荣、正确，但毕竟已到“该进博物馆的退役时刻”了。为了彻底消解秦政的阴影，也为了唤醒被秦政催眠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创造精神，我们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意即需要一位结束中王国的帝国时代、开创新王国的宪政时代的“创造者──天子”。没有同等能量的大力、大能、大德，不足以解除秦政之咒；缺乏同等或超等度数的人格魅力，不足以辟开新王国的关锁。而人格魅力的另一面相，其实就是人格恐惧。

（1982年6月7日）

（037）

“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神话”，即假定中国文明是由“中原”向“四方”辐射、蔓延而成的──这实际上是形成于“中王国”（秦至清的统一帝国时代的“古王国的重塑与理解”。“古王国”就是夏、商、周三代“封建”区域国家群的时代。根据这种理解，区域国家群中的某个国家（如称四方为“夷”的殷国），被定义为类似于统一帝国的王朝，其结果，就是将夏、商、周的王国与汉、唐、明、清的帝国，相提并论，从而构成了“正统史观”。但是平心而论，这一史观，主要是“二十四史”的产物，是由司马迁的“本纪”重构出来的。

（038）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也如埃及历史般，每个新时代的来临，都是与严重的外来影响即外患与“外来入侵”相关的。远的王国时代不说，近的帝国时代，就是由秦这个“非中原国家”开创的。更近的现代中国，也是由英国这个“夷狄之邦”的大炮带头开创的。

相应于此，在中国主流思想即儒学方面，也可以明显见到大约的三分期：

1、春秋战国秦两汉的本土儒学；

2、隋唐两宋元明的三教合一的儒学；

3、明末尤其是鸦片战争开启的第二南北朝以来逐步形成的新儒学。

虽然有些滞后，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分为明显的三期：

1、宗教性的天子崇拜（夏商周王国地方自治的封建时代）；

2、政治挂帅的天子崇拜（秦以后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代）；

3、科学主义的天子崇拜(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宪政时代)。此项虽有明显的滞后，但毕竟正在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中。

就儒学而言，本土儒学是儒学第一期，其背景是“中华世界”的本土文明。三教合一儒学是儒学第二期，其背景是本土儒学与“印度－中亚”来的西域文明的混同。第三期的新儒学，其背景是三教合一之后的“中国儒学”与“欧洲半岛来的航海文明”的混同。从历史看，相应于儒学第二期的中国文明，其实壮大于佛教文明在其西域本土已经衰落之后，西元七世纪，伊斯兰教文明在中亚兴起，对印度－西域文明犁庭扫穴，断绝其进入中国的通道。有了这个“条件”，百多年后，禅宗等中国本土教派，才开始壮大于中国，而独立的中国精神抵达全盛，还需要再历经两三百年，到北宋时代的“儒学复兴”才宣告完成。在未来，相应于儒学第三期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即使可能取得历史胜利，也难在航海文明在欧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之前予以实现。这是因为，源源不断的西洋压力所造成的国际性注入，使中国精神不得不把吸收强势的西洋文明列在民族目标的首位，而难以形成禅宗那样的综合性的内在生长。

（039）

中国的“国教”传统，在秦始皇之前就被斩断了：殷人的国教是纯然宗教性的，但由于滥用，而一蹶不振；周人的国教是半政治化的，但在春秋战国的杀伐中也烟消云散；自汉刘邦以下，平民政治、流氓政治成为主流，社会准则流于世俗，以短视的实用、竞争的成败为归，成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急用先学、精神颓废的遁词。所以，中国不像伊斯兰国家、印度甚至日本的社会依然拥有准则，比较经得起欧洲势力的冲击。在此意义上，中国本是最易现代化的。然而，恰恰由于缺失了超验性，中国社会也最容易成为风派的国度、动乱的渊薮，因而反倒难以持续有效地现代化了：徒有强烈的思想欲望，却少贯彻实行的能力。

（040）

在一个其成员的大多数皆为风派性格所支配的社会中，“形势”的微妙成了决定人们命运的力量，历史发展成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件。只因大多数人都在随时随地风转，准备把自己的灵与肉一概投资给世俗胜利的魔坛，所以成败不仅可以决定王与寇，而且可以在瞬间发生逆转。于是，“天命”的观念形成了，成为无所不在的神。在游移不定的沙滩上建立一座持久屹立的纪念碑──这是一项多么强烈的诱惑啊！孩童都喜欢这一类的沙土工程。

在“风派社会”（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称此为“费拉民族”，Fellah type，即“后文化民族”）中，而对某人的最大嘲讽莫过于“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意谓该人仿佛一个押错了宝的赌徒；对某人的最大恭维莫过于“高瞻远瞩”、“料事如神”，意谓该人是一位牌桌上的博弈高手……

对于风派社会的价值表，“良心”、“原则”是什么呢？“良心”就是“受到表彰”，所以做不做婊子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立牌坊。“婊子牌坊”的现象所示：“风派的人就是最高的原则”！所以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则；对同一的良心，有分隔的诠释。

风派社会尤如一望无际的沙滩，它憎恨一切比自己更崇高的事物，风派社会只对无理性、无规则的狂风顶礼膜拜，而决不宽容一切敢于和流沙对抗的建树。“运动”成了风派社会的目标，“运动”成了风派社会的道路，言行飘忽不定的湖南精神病人自称“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却成了风派社会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

谴责风派社会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一位著名的风派诗人称这一谴责为“桀犬吠尧”，尽管把桀与尧相提并论那才真是“风牛马”之类的“公主驸马的婚姻”。另一位风派诗人则自况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改造风派社会是毫无政治意义的。因为，这决非十代八代所能成就的。俄国革命党人对孙文夸说并令孙文惊叹不已的“革命需要百年成功”的海量，于此亦为沧海一粟。百年可以改造千年历史的俄国；但改造不了五千年历史的中国。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化了：重要的是如何顺应风派社会：把沙滩改造成良田并非人力可及，因为这太昂贵了；要在此设立一个大工业基地亦是事倍功不半──何如辟沙滩为“本色的本乡旅游胜地”，或浴日光，或享涉水之乐，以补农工之阙。

（041）

新概念：

1、斯宾格勒所谓的“费拉民族”（即如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等“后文化民族”），实际上是一些奉行着世界主义的人们，他们早已国破家亡了，所以，在当今的国家主义时代，他们的生存无一不是举步维艰、难以适应。

2、斯宾格勒所谓的“文化民族”（如现代欧洲诸国和日本，除了意大利、希腊、土耳其这些半费拉），实际上是奉行着国家主义的人们，他们的国家都是在公元十世纪以后才开始兴起的，所以他们在当今的多国环境下，可谓如鱼得水。

3、原始民族进化到文化民族容易，费拉民族退化为文化民族则难──除非，有罗马世界的崩溃和中世纪的黑暗那样惊天动地的脱胎换骨，否则一个积重难返的社会、一个由烂人组成的民族，如何能够革面洗心！

4、当代费拉民族的变数有二：或退化为国家主义意识指导的文化民族，或等候整个国际环境趋于费拉化。

5、“后现代化社会”，很可能就是整个世界随着自身的成熟身不由已地跌入费拉状态。《后现代化之路》（这将与《天子》、《新王国》一同成为我写下的“第二个三部曲”），因此不仅是“走向世界秩序的过程”，也是走向“无形式”的过程。“凯撒主义”将作为“个人自由的补充”而出现于整个世界，所以孙中山曾说过，传统的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要比欧美人还丰厚，以致到了一盘散沙的地步。以后，这也许会成为一笔腐蚀世界财富。

不过现代中国人却不得不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渴望民主与法治。无奈的是，民主不可能产生于乌合之众，正如法治不可能产生于社会结构的病态、社会组织的无序。

（042）

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

1、原始社会

2、奴隶社会

3、封建社会

4、自由社会

5、风派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风派社会的意识形态亦是严重风化了的。于是，连“五阶段论”的经典论述本身也最终变得可疑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用千百万人头去捍卫的“果实”？

换一个更有意思的角度：

我发现，我们的一生实际上经历了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的浓缩版本：

1、原始社会，1949年──1957年，废除六法全书、取缔一切法规。

2、奴隶社会，1957年──1966年，限制人身自由、镇压一切活物。

3、封建社会，1966年──1978年，推行红色恐怖、摧毁一切建筑。

4、自由社会，1978年──1989年，进行改革开放、许诺一切福利。

5、风派社会（“社会主义社会”），1989年──迄今，放弃游戏规则，交易一切原则，“不再辩论姓资姓社”。

这样，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就不幸成为人类社会上“经历最为丰富的一代人”。从我们这样的不幸中，产生出了最大的幸运之星。

（043）

幸运之星与“新王国”的线索：

1、“六四”：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2、中国近代史的核心挑战：适应国际秩序。

3、中国文明的几次变形：三期中国文明之划分。

4、是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二者的因果关系以及近代思想家对二者因果的争执。

5、联邦之梦：分裂割据与统一专制之间的循环。

6、统权与治权的分离：“礼乐之邦”的脊椎就是“王道”。

7、新王国的历史意义：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8、新王国的现实功能：结束中国的第二南北朝。

9、中国的新王国与后现代世界的关系。

（1991年10月22日晨梦）

（另起一页）

第一章

国家的兴衰与政治制度考

（1979年11月9日─1983年9月16日傍晚）

（044）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类酋长制：

1、军事酋长制。军事酋长们是由一个社会内部兴起的或是从外部侵入，但更多地是从外部侵入的，因为一个处于其他制度形态下的社会，很难从内兴起一个真正的军事酋长制。

2、教派酋长制。教派酋长们往往是从内部兴起的土生土长物；其所凭借的教义，既可能是土著的，也可能是输入的；既可以能是酋长自创的，也可能是利用前代思想家的。

3、政党酋长制。政党酋长们是近代兴起的新现象，它起源于英国革命，盛行于法国革命之后，到了俄国革命后，即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似不应归于这一类，因为它既未能产生“政党酋长”（即“党魁”），又未能施行统治，从而创新一代的“政治贵族制”。当然，这里的政党决不是指西方标准的多党议会制式的政党，而是指“一党专政”式的新权力集团。它既有军事集团的武力，又有教会集团的教义，还有它自己特有的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它也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唯一可行的酋长制……

酋长制与君主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稳定要依据酋长个人的存在。所以，每当酋长因失势或死亡而去位，政局即发生严重动荡。但我们不能把君主制国家中继承方式的不稳定状态和酋长制混同起来。

与君主制一同来临的，不仅是文化上的僵化、标准化──缺乏创造性和缺乏相应的气魄──墨守成规、斤斤计较……君主制是社会普遍衰落的可靠标记。

（045）

对酋长制的发展是君主制，对贵族制的发展则是民主制。民主制并不是在推翻君主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取代贵族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相对于欧洲，中国似乎缺乏“民主制度”，但是中国也还是有自己的民主时代，这就是大众时代，就是以汉朝的举孝廉、文学和唐朝以后的科举为代表的大众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贵族时代，就是有限制的民主时代，而民主时代则是漫无限制的或曰扩大了的贵族时代……但综合各方面来看（文化的命运、社会的安全、甚至人民的幸福），贵族时代其实要比民主时代更为健全。民主时代不失为“盛极而衰”的“文化徐娘”：贵族时代是“众阳制众阴”的时辰（酋长时代则为“一阳众阴”）；而民主时代则反过来成了“众阳制众阴”的时辰。群众始终是被动的，而当被动的实力竟然起来执掌国家命运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会走向衰落的。因为在民主时代，没有创造力的人却能够宰割有创造力的人，可谓众阴制众阳。众阳的不堪压抑及其必然兴起的反抗，就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动摇和社会基础的崩溃。什么是压抑？钳制他们的创造力就是对他们的压抑。压抑使得社会生活的日趋紧张、骚扰不安，最终违背了文明的效率，也瓦解了秩序化要求。这种过度的阴阳交战（“众阴制众阳”），这种违背自然秩序（“天秩”）的现象，必然导出那个宿命的“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就是为什么“众阳制众阴”不会迅即酿成灾难，但反过来也不能使一个社会逃避灾难。

有效的阴阳化合──新君主，他从个人来讲是大阳的体现，从其社会作用来讲却是阴阳调和的产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将愈来愈富于“阴性”，守成之主更是如此。

（046）

每个国家社会由于各自的内外条件大相径庭，故各个国家社会之间同一制度形态的差异是极大的，有时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两个国家社会之间同一制度形态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一个国家社会的内部各类制度形态之间的差异。

中国以往的政治制度大致可分为四类形态：1、五帝的酋长制；2、三王的贵族制；3、秦到清的君主制；4、辛亥革命以来的群氓时代……尽管这五种类型形态的区别要从一个国家社会内部去找，不能从各个国家社会之间的对比之下得出的，这里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数学方程；而且，上述四种形态的时间也不是齐一的，差距往往是很大的。

就中国政治制度形态史而言：西周与唐为贵族制，地方诸侯独立性强、权力很大；秦、两汉与元、明、清为君主制，压制豪强、中央集权；魏晋南北朝为多元化时代。同时，西周及唐都起源于酋长制──西周的统治家族及唐统治集团实际上都出自蛮族军事集团。但同样，他们吸收文化并借以扩张其统治的能力，是异乎寻常的杰出……

这是就大体大端而言。就细部而言，每一制度形态内部，又可分别分为酋长的，君主的，贵族的，大众的──诸个时期，力量盛衰消长的结果也。

（047）

中国历史中真正具有原创性、道德上又有超越的领袖是谁呢？对此，我和孔子的看法比较接近：那就是周文王父子，包括文王、武王和周公。美中不足的是，周公后来和他的兄弟们同室操戈，还杀死了管叔与蔡叔。这和唐太宗的处境颇为相像，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周公他们后来不得不做制礼作乐，终于成为千古政治标杆。唐太宗的故事和周公惊人地相像。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贤君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我的思想中，最好的世界秩序就是周天子式的政治系统，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进步最为迅速，后来的汉唐都比不上。当然，周天子的政治系统无法照搬于现代，必须充分地予以现代化，但其精髓依然可以借鉴，并且依然光可鉴人。例如：各国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同时接受中枢政权的裁决，并向中枢政权纳贡、纳税。这很像美国联邦（US），也很像联合国组织（UN），但松紧度似乎应该处在联邦（US）和联国（UN）之间，我们姑且称之为“联侯”，也就是“封建诸侯联合体”。其要点是：

1、中枢政权必须比任何一个地区侯国要强大数倍；

2、各地区诸侯国间应维持平衡，请勿使得一国过于强大；

3、各国间均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如果未来的世界，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精神来发扬《周礼》，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的王畿！

这个就是萦绕我多年的梦幻的最佳表述。至于这个历史使命将由哪一民族来实现、社会择优制将由哪一个最宽容的民族来督促……这就要视历史的具体发展了。我属意于中国是毫无意义的，关键要看中国民族还有没有这么强盛的生命力。

而为了达到这样的远景，中国需要分两步走：

1、汉唐式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2、殷周式的礼制的天下统治。

这对以往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和“倒退”：以往的中国历史是“从王国到帝国”，以后的中国历史却是“由帝国到王国”。中国只有回到王国状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才可能从王国出发再度进军帝国，这一次才是真正的全球帝国（天下）了，而不仅仅是东亚的帝国。

（048）

我们的理想是建立这样一种“贵族”制度，可以激励文化的创造者。

在那里，地位和财富都是不能继承的，年轻一代无权享有父母的劳苦所造就的特权，除非他依靠自己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优势。每个家族成员的一切都不能坐享其成，他们必须从头做起。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免除了腐败与惰性。这个理想如果由法律规定下来，即使无法完全贯彻，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可以让贫家子弟更容易地“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另一方面，那些无能力的富家子弟只应享有他法律规定的那些条件。这就是正义。甚至“立宪君主”都不能给他继承人以外的子孙留下什么东西──他的亲属都不可担任何公职，以防家族窃国。国家高于一切，国王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属于人民，但人民必须听从法律。“君主”就是执法者，监督者，他在名义上享有周天子的荣誉，但无权执法。他只充当一个调停人，一个裁判者，但是君主自己如果违反了法律，也必须受到人民代表──贵族的审判。总之法律高于一切，因为人性的邪恶需要控制。

晋恭帝禅位诏书曰：“盖闻天生烝民，树之以君；帝皇寄世，实公四海。崇替系于勋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国必亡，卜年著其数；代谢无常，圣哲握其符。昔在上世，三圣系轨，畴哲四岳以弘揖让，惟先王之有作，永垂范于无穷。”这虽是“刀枪谱写的官样文章”，“不得已而发”，但其“最后的陈述”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哲学的传统精神……这就是“统治者必须为社会效劳”，甚至“国王必须服从国家，否则就是犯了叛国罪。

（1979年11月9日）

（049）

上面讲过从酋长时代向君主时代的过渡。下面说说贵族时代向民主时代的过渡。

从贵族时代向欧洲的民主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的大众时代(秦汉“全国农民起义”以来)的过渡，似乎是必然的，尽管二者遵循的道路并不相同。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违抗这个“平均化”的宿命。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优秀阶层被较差阶层暗暗同化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贵族能够长期与平民们共处而不丧失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无法保持自己内力，也无法阻止平民们模仿自己的外表装束和举止言谈。于是贵族的优势总会随着他们“行为的扩散”一天天失去，“阴阳易位”迟早来临。贵族在贵族时代的广泛活动势将耗尽他们以前所积蓄的精力，当贵族们没落下去的地方，庶民中的佼佼者继之而起。但使这些佼佼者得以活跃的情势也同样使庶民中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乘势兴起……

（050）

春秋时代是启蒙的、艺术的时代，战国则是理性精神逐渐凝成的时代。

在新一轮的周期中，隋唐是启蒙的、艺术的时代，两宋（包括其他周边列国）则是理性精神逐渐凝成的时代。

我们在秦两汉时代与元明清时代之间发现了某些类似之处。

元代是明清的准备时代，它是文化发达的唐宋时代到政治稳定的明清时代的中继站和转捩点；因此，元的文化政策是出了名的残暴之至。元与虎狼之秦有惊人的相似。秦，是从春秋战国的文化时代向西汉政治时代过渡的桥梁。秦与元一样矫枉过正，在许多方面比两汉政治走得还要远，还要深。正如明清的许多特征，也是在元那里形成的，甚至明清的首都也承袭了元；正如汉承秦制，而且首都也在同一位置。

元与明清和秦与两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随着高级文化活动的逐渐岑寂，民间宗教大量渗进了“上层建筑”。于是出现了民间宗教与官方哲学暗暗合流的奇异景观。而且，元与秦一样，执行的都是“反文化”政策。

秦汉时代，这种合流的最后结果是东汉谶纬神学的出现。在元明清，则是各种民间道教的出现。二者同样默不作声地浸入上层社会的文化，在“儒学”的表层下，鼓荡的却是迷信心灵的久久振动……

这种合流有其强烈的预兆，就秦汉时代而言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中已露端倪。秦朝排斥这种学说；汉朝也没有真正接受它。秦汉之际，它只在民间和一些“人民知识分子”中悄然流传。

假设秦汉统治者接受了这种学说，作为官方哲学或宗教，那“秦”朝、“汉”朝这些以皇室发祥地来命名朝代的办法，也许就改变了。

本来，夏、商、周都是民族而兼地域的称号，秦也是如此。可是当以夏、商、周、秦等封建时代一去不返时，这种状况就应结束了。可惜，继承这个局面的是那个毫无创新精神、缺乏想象力的市井之辈──刘邦。他一成不变地承袭前代做法，但却“画虎类犬”。试想，这个刘邦本人并非“汉人”（他是沛人，距陕西的汉地甚远）人，他的统治势力和群众基础也不在“汉”地，而“汉”作为一个民族早就不存在了──也许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可是他却笨拙地把别人赐给他的“汉”字招牌“一成不变”地承袭下来，进而作为王朝名称，冠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头上。

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后来魏、晋、隋、唐、宋都以各自的方式“重复了”这一拙劣的“成例”。其实，这是王国时代的遗迹，本不该成为帝国时代的主流。

就长期稳定的全国意义上说，是蒙古人首先改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蒙古人被称为“骚鞑子”，他们是些没有根基的人，他们因此也对中国文化怀有一种敌视与轻蔑。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流浪狗”既然无法自称某地之“人”，也就无法用中国某个地域来命名自己的皇朝。但同时为了避嫌，为了掩盖自己的来源，蒙古人又不能直用“蒙古”一名（就像后来的满洲人不能直接叫做满洲而必须叫做“清”），因此，他们便用了富于道教色彩的一个字：“元”。

用意义而不是地名来命名朝代，最初的创造者其实也并不是蒙古人，而是作为改革家而篡位失败的王莽。他用“新”字来命名自己的战利品。“新”字缺乏道教渊源，但作为想象力丰富的改革者，王莽一定意识到“汉”朝命名的不合理性。所以，他一改地域命名法，而采取了意义命名法（顺便说一句，中国的人名上也有类似的演变过程）。但随着王氏的惨败、汉朝的“中兴”，以后的历朝统治者再也不愿自讨晦气地维持这项伟大的创举了了。意义命名法，重新退回到了地狱命名法。

后来的女真人，一反五胡与辽人的惯例，不复盗用中国式的地域部落朝代名字，而采取了富于道教色彩的“金”字，以思想寓意来命名朝代，随着熟女真（金人）统治势力扩展到整个北中国，作为原先的臣服者的蒙古人也就自然承袭了他们，在“金”的基础上继续做下去，就号称了“元”。

而蒙古称元的成例，统一了中国本部及周边的各个附庸国家，无疑给予明清统治者以直接影响。

明先称“吴”，清先称“满洲”，都还是以地域命名的王朝；但后来都转到新、金、元的路子上，从而永远结束了刘邦的错误。

“新、金、元、明、清”──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它表明，在白热化的理性时代终结之后，宗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它首先是民间宗教，而后或被升为国家宗教，或依然故我。在中国，民间宗教首先是民间道教。甚至王莽，也是深受那个时代谶纬神话的影响的，和民间宗教的联系千丝万缕。

从高级文化的角度看，民间宗教也许不足称道。但对历史研究者和对现实政治家来说，却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紧迫的需要：估量民间宗教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份量。对于后者而言，怎样对待这一份量，乃是一个关系到自身存亡的严峻任务。

（051）

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善于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风俗、以及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达成某种妥协。当然，他不能无止境地让步；他充满斗志，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人民生活里面去……但是，他必须懂得妥协。懂得去发掘和利用那些收藏在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之中的深刻力量；而不是一味压制它。

他不必说：“人民生活的种种恶臭和不和状态使我恶心。我真憎恶自己──为什么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本来，人民生活应该充满愚蠢的快乐和琐屑的平和；伟大的战争和痛苦的智慧──这些重任应由少数“特种兵”毅然承担起来才对。压制人欲是简单不过的。只要不惜蛮力，谁都会来那一套。但那不是政治，那是暴虐。那是最可怕的浪费和最沉寂的下坡路。妥协是难的。有利的妥协更是一种高超技巧的结果。但它的远景却是诱人的，它不压制已成的力量而是巧妙地把这些力量引到有利于国家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方向去。任何压制，都会消费或挥霍掉另一方面的宝贵力量。

他要对自己说：“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沉沦命运的主宰者饿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献上我们的筋肉；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破落命运的主宰者渴了──我们责无旁贷地献上我们的鲜血……”为此，他要与人民一体。

移风易俗，是每一朝代的统治者都做过的事。但历史也同样表明，没有一次成功的移风易俗，是通过政策压制或禁令取缔来实现的。成功的移风易俗，必须通过“上行下效”的方式，通过“改变价值观”来实现。毛泽东号召“斗私批修”，但他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纵欲败德，结果他的反修防修运动不得不失败了，而且留下了邓小平时代的纵欲后遗症。

为了创造新的文明，必须拿出合乎国情民情的替代品来！

（052）

“国家”的本质，并不是像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欧洲人所设想的，仅仅是个“统治权”问题。

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叛乱势力和割剧势力──尽管手持强大的统治权并拥有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延续了几十年之久并占领了广袤的领地：却难以被承认为“国家”。人们只能用“政权”（“共产党政权”即是一例）一词来称呼它们。可见，“统治权”只是“国家”的一个基础；并非“国家”的“本质特征”。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法律。国家是高度发展的文明有机体。古代中国文明认为：国家的成败兴衰不仅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保持并维护其统治的权力；还在于它能否完成“议礼、制度、考文”的百年大计。中国文明认为：一个未能完成“议礼、制度、考文”至上事业（它甚至高于政权本身）的政权──即使将其统治权扩张到全国大部地区甚至全部地区（如秦、隋等朝廷）：也不能算作一个完全成熟的国家。它们只是作为暴政或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记在失败的典册上。除非一代巨臂如汉唐诸帝那样起而补救──否则暴政的末日总是迅疾而至的。

“国家”的本质在于产生一种心理统一基础；再去获得并保持所谓的“统治权”。这并不仅仅是“神权国家”或“政教合一型国家”的特征；而是一切类型国家的特征，这是所有国家存在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只要翻一下史籍就会明白这个论断的真确性。若是丧失了这一前提──“统治权”只是由旧国家向新国家过渡的“改造型政权”而已。若然，则一旦完成了它改造旧国家的使命，它自己就会被历史给遗弃掉。这就是秦、隋的下场，也是中共的未来。

中国文明对于“国家本质”的最高理解和最后解释──凝聚在“天命”一辞之中。在中国文明看来：承受天命者必能承受地土；丧失天命者必将丧失地土。可见：统治权和“心理统一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个先是体现着天命、而后获取了统治权的象征人物身上──既闪现着新宗教、新理想、新观念、甚至新学说的耀眼光辉；又预示着新国家的精神威力和心理倾向。而这一切，当然也是有其时间性的。

国家和文明是真命天子（文化创造者）的孪生子，文明和天子是互相依存的。马基雅维利他们矫枉过正──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历史表明他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巨大错误，只知道统治权，就不知道统治权。统治权是需要理由的，统治权是需要满足某种“保护文明”的功能的。历史还将表明：二十一世纪会是“纠正”这个历史错误的时候。

（053）

政治制度虽与文化结构、意识形态、社会风气、民族心理等有关，但毕竟是直接由社会的动静变化中，择要总结而成的。政治制度是从实际的历史沿革出发，而不是从纸上谈兵的理想出发：所以我们的理想只有参考作用，现实需要与历史的沿革结合起来，才有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尽管秦、隋是那样不得人心。

在理想的背面，权术也并不是万能的。耍花招有助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政治问题不可能靠耍花招来获得解决。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政治诈骗可以瞒天过海，但终究无法长治久安。

（054）

国家是信用：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普遍表现！

我们不是十九世纪欧洲的乐观主义者，我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主义者。

（055）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不稳定──表明了它内在秩序的混乱。个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一个“国家”在整整一代乃至两代人、三代人的时间里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无能也无法建立一个国家所必不可缺的制度、法律程序以及伦理规范、国家宪法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其实就没有合法性和生命力，它的“国家”只不过是武装暴政、军事管制的一块遮盖布，是蒙面大盗的黑色面罩──但决不是整个民族的精华所荟萃的政治结晶。摧毁这样一个“国家形式”是无上的善举；而不构成对民族的冒犯。甚至要由暴力革命来推翻这一不成体统的“秩序”的时候──爱国者也只能连声说“好”！

（056）

谈到武装暴政和军事管制的时候，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人类战争的五种形态：

1、个人之间的力量比试、街头斗殴。

2、抢劫团伙等有组织的社会犯罪。

3、村落械斗、部落战争。

4、国家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反过来侵略”。

5、国家联盟之间的斗争，世界走向统一。

现代的正确思想认为：

1、参与前三种战争的双方均属犯罪。

2、参与后两种战争的双方只有战败的一方才算是犯罪。

总之，文明对战争作出的限制日益增多了。但是战争却是人类的本能，例如第一种战争就是人类在组织社会时，排列社会秩序的最初级的方法：从原始社会的比武，到现代社会的儿童打架，都是在“列队”、“举行分列式”、“选出部落英雄”、“选出孩子王”等等。

（057）

我们承认：军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有效部分，我们甚至承认：军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但是，这并不等于承认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暴政和军事管制。

我们的原则是，军队应受国家与法律牢牢支配，而不是受到个人与党派的绝对领导。服从与勇敢是军人的最高美德，但军队不该使人民感到恐惧与憎恨！只有使人民爱戴并为之骄傲的军队，才能成为保护民族的“公民部队”，而不仅仅是用于阶级斗争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那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部队，即使不算汉奸，也还是为外国势力效劳的，例如，为苏联的世界革命效劳的。

为了缔造一支能够复兴中国的公民部队，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军队完全退出国内政治生活，只成为抵御外侮与扩张民族权力的工具，即使国家元首也无权命令军队介入国内政治。

2、国内治安与镇压叛乱的任务应交由警察与公民自卫队去完成。这样，就能在危机发生时，避免国家陷入全面内战。假使内战已经不幸出现，军队需要根据有关法律和自己的责任去镇压叛乱──那么在执行完成任务之后，也必须立即回到军营，回归保卫国家的岗位，严禁军队盘踞在政治舞台上，更不得以“军事管制”的名义帮助窃国大盗在大街上杀人放火、像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那样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这样，才不会在中国再度出现内战。而局部的叛乱与暴动，基本上被视为治安事件，不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应由多数通过选举协商决定，而不走这条合法道路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个人野心家的叛乱。对叛乱必须镇压，而作出该项决定的也不是军事领袖，而是合法的政府及其遵循的法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不能再度成为法律，否则还会有上十亿人民再度遭到屠杀。

不要“人民军队”而要“国家军队”；不是“还乡团”而是“国防军”；不要“阶级斗争”而要“文化战”！不要兼并称雄而要为天下一体而牺牲自己！

（058）

核子武器的发展以及各种毁灭性武器的极大破坏潜力，使得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年）以来的欧洲兵学理论变得殊为可疑，同时，使孙吴表率的中国兵学理论及其战略复兴获得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照奸、却敌、图强、治世：这是中国心略、军略、经略、政略复兴的步骤。

（059）

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了两个命题：

1、中国必须有一个超脱于机构、党派、地区、民族、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之上的最终裁决者。

2、由于中国的广大与复杂，不可能持久有效地施行军事独裁而避免地方割据，因此，这个裁决者必须是由法理认可的，而不能是由暴力建立的。

为此，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哲学！

（060）

中国式的全国大选，长的几百年一次，那就是改朝换代。故《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是就其极限而言。中国式的全国大选，短的几十年就有一次，其或是宫廷政变，或是“朝代更迭”。

中国式的“中期选举”数年、十数年或数十年才有一次，这就是独裁者的灭亡与独裁者的继位。有作为的“新皇上”必改掉“老皇上”的规范，因为他不如此，则不足以显示独创的能力和运筹的能力。

中国式的选举比欧洲式的选举，更“合乎自然状态”。他有自己的人为限制和“法律规定”。中国式的选举还是双向的：不仅是选民对主宰的选择，也是主宰对选民的选择。所以，许多“站错了队”的选民，只有人头落地，永远只有一次的选举机会。

在任何一个社会，“数人头”都是发生在“砍人头”之后。

（061）

“中国式的全国大选”即“改朝换代”：不仅是政治过程，也是生态过程，那是“除旧布新”，世界上不仅只有中国人懂得这个词汇的血腥含义，它的意思和“斩草除根”是相差不远的。

（062）

中国朝代更迭的社会力量是什么？

是旧结构和旧王朝秩序下的失业者，是游民大众，是越聚越多的无根基的“盲流”也就是“盲目流动的人民”；而不是任何欧洲意义上的“阶级”。

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社会涌现了三种失业者：

1、被迫的完全失业者，即规范意义的失业者。

2、被迫的半失业者，即无法充分就业的人。

3、自愿失业者，即心理上的隐士、流放者、自我放逐者。

这三种人士的增加，是对中国社会主流结构的基本威胁，因为这三种人士的存在本身，即已构成了“动乱因素”。当然，这三种人士的出现本身，也是国家机能业已丧失的证明。

（063）

历史上每一个下层出身的王朝的奠基者及其核心仆从，都是自愿的失业者。所谓“破产不为家”以及“结交江湖豪杰”已成为他们引以自豪的生存特性。这种典型的“流氓性”，足以摧毁旧国家、建立新国家。

西汉、刘宋、萧齐、陈、宋、明，都是这样的。

东汉、晋、隋、唐、清，表面上不是这样。但即使其开国者不这样出身于下层，也只有在游离于社会的主构之外，然后才能“举大业”。

所谓“江湖”，即脱离了社会主构的、“藏龙卧虎”的宝地，其任务是冶炼失业大军，从中提取真金，也就是“真命天子”。不是这种经历了充分煎熬的“真金流氓”，便无从建立流氓大亨的新王朝。

（064）

诊断中国的社会病、卜算王朝的寿命时，一定要从探索其“失业大军”的角度着手。尤其要关注那种“自愿失业”、“隐性失业”、“心理失业”的社会活动分子。他们的脱离主构，不仅将削弱主构的凝聚力（即消灭了潜在的“治世之能臣”），还增强了对于主构的消解力与破坏力，从而大大扩充了“乱世之枭雄”的队伍。

实际上，新王朝的核心谋士，多从旧王朝的著名隐士之中来。如范增、诸葛亮、王猛等等。

（065）

每一次“党锢之祸”，都在知识阶层中制造了一大批失业人员，其中也同样包括三个层次：

1、被迫的、显性的失业人员，即被罢黜、开除、禁锢、监禁的人们。

2、被迫的、隐性的失业人员，他们受到辱没和压力后不再愿意“效命”，不愿再像以往那样埋头于主构之内（体制内）的工作。

3、自愿退出主流结构的人员，即看到惨状而有所悟的人们。

要知道，这些知识界的失业者──而不是整个知识界──将成为向新体制过渡的桥梁。

“两个百分之五”，失业者的人数一旦超过总量的百分之五，即将产生核裂变式的连锁反应。

据此，我们该对“流氓性”作出一些新的估量了。所谓“流氓性”，即是新社会、新王朝所依托的基本力量──形形色色的游民、失业大军──所拥有的一种“乱世的适应性”。

如，有的游民出身于军界却不安于行伍，另些游民出身于教育界却不好好教书。于是，他们各以各的方式开辟了一个王朝，当然，是不怎么稳定的王朝。

（066）

中国式的“流氓领袖”决不等于西方甚至俄国意义的“职业革命家”。因为，在他们从事真正的革命活动许久之前，就已是不安于室的江湖豪杰了。他们有的是土豪如刘邦、董卓，有的是私盐贩子如黄巢，有的是鹰犬如张献忠、李自成，有的是梦想功名的私塾学生如洪秀全、毛泽东等。

是“豪杰亡秦”而不是“农民起义”：豪杰不是“有形式”（“有法治”）的西方甚至俄国社会的革命使徒，而是“无形式”、“无法活”的中国社会的混世魔王。

中国式的“江湖”与“魏阙”的对立，几近于欧洲式的“在野党”与“执政党”，但又不同。所谓“江湖”，是法统之外的半壁天，故又近于“黑社会”。说古代中国的“反对党即黑社会”，决非虚夸；中国社会不容合法的另种声音、不容“忠诚的反对党”。

（067）

1982年2月3日的《痛言》：

“支那人”是不同于“中国人”的一种“亡国奴”。支那人什么时候才能抛弃自己的虚伪、怯懦、假冒为善、矫揉造作、攀比依附、逃避现实以及猥琐的自卑感？

我的理解──凡是能够发挥上述的“抛弃”的，就还有残余的道德热忱 ，就再度成为“中国人”。这种道德热忱，使得“中国的保护者”得以出现。反之，凡是不能发挥这一热忱生命的高贵闪光：就属于“支那人”，就属于“中国的被保护者”。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统一的中国民族”。至少就未来若干年而言，情形依然大抵如此。

起来吧！中国的保护者，至于被保护者们，敬请服从。

敬请服从──这是新贵族主义的有力口号，它礼貌而客气地对待服从者；但要求“劣质的服从优质的”。

当然，这不是一种意志，这是许多美德的综合，并且配备了文武周公那样的命运──像秦汉人和罗马人那样获得天命。让自己的对象充满希望，同时又让他们变得顺从。

（068）

1975年，当我尝试写作《老子注》的时候，我就想写一篇《君主的美德──理想的颛顼》，用以阐释老子那种“功成弗居”、“功成身退”的君王理想。伟大的明君是“感时救弊”的创造性天才，他是奉天承运的受命者，不是传子传孙、牺牲国家社会的篡位者。理想的颛顼总结了《礼记》所说的“君民同治”的理想！

（069）

世上最强的自然力都是暴力，但是，当人们的暴力不够的时候，其他种种口号、权谋、驾驭……等等“元首的美德”就开始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是历史过程、程序正义！

“君主的美德”首先不是教条，甚至不是“教君主照着去行的规则”；而是明君的为人、明君的本能，只有这样的明君，才是受命者。

（070）

伟大的创造者，功成身退，一个人完成一件历史使命而已。

伟大的开国者，中国的创造者──

请定国本。

请定民族之本。

请定文化道德之本。

一个国家失去自己的根本精神，则必乱，如现在的“中国”。

一种文化系统和道德系统若脱离了自己的根本精神，则必枯死、毁灭，如三百年以来的中国。

（1983年9月16日傍晚）

（071）

中国的大悲剧──就是由于中国人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国本，从而使自己一再战败、沦为日本人心目中的“支那人”了，沦为一群无所适从的新蛮人。现在，观察家们只看见构成这一悲剧并由它所包括的那些小悲剧；而忘记这个大悲剧本身、忘记了“忘记国本”这才是一切中国悲剧的根由。“忘记国本”这个大悲剧的几部曲，分别是历史悲剧、文化悲剧、宗教悲剧，其共同旋律是：天子被漠视的悲剧。

自从中国人抛弃了“文化创造者──天子”之后，连串的灾难就成为不可免除的了；如果还以轻慢的态度和卑污的语言来对待主宰命运的创造者──那么，可以想象，遭到可怕的报应和无穷的惩罚就是“必然的宿命”了。也许这些苦苦的折磨和慢性的屠杀──意在使中国人醒悟过来并且行动起来：归向并事奉自己的规矩？从而挽救中国于“命定覆灭”的厄运；并震新（而非“振兴”）中国古旧而尘蒙的一切。否则，中国的苦难怨谁呢？

（072）

上面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理解：制度是秩序之源，也是罪恶之源。商标常常是“货物的疮疤”，而广告业已流为“商品的病毒”，包装更是成了“用户的负担”。这就是“角色冲突”。教师与学生、神职与信徒、总统与人民的关系，大抵也是如此，不论其社会形态具体如何。

“国家的消亡”虽然可贵，却是难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会遇到越来越多限制，否则文明的大厦将会因为管理难度日大而难以为继。这样一来，“国家”的形态不论如何变幻，总会趋向于“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总有一天会使整个人类都不幸沦为其附庸及“建筑材料”。

（073）

汉唐式“社会民主”（精英民主）社会的复活

思考题：

1、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

2、社会民主与政治威权

3、社会民主与政治活力

4、社会民主制度的几大要素

A）多元化的社会权力分离

B）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信仰（或曰：强有力的种族向心力）

C）文化阶层的崛起

D）劳力阶层的安定

答案：

“汉唐式的民主社会及其历史意义”：说明一切繁荣昌盛的社会必然都是“社会民主”社会，甚至连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也可以算是“社会民主”的、平民社会的。至少和阿拉伯人专政的倭马亚王朝（661年─750年）相比之下，确实可以这样说。倭马亚王朝比较近似秦朝和元朝和中共，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而阿拔斯王朝就比较接近汉朝和明朝，是多数人“汉承秦制”的结果。正如明清的许多特征，也是在元那里形成的，甚至明清的首都也承袭了元。未来中国、第三中国对中共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也可能采取这个路线。

（1982年8月25日）

参考一下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

在伊斯兰教最初的四位哈里发（即所谓“纯洁的哈里发”或“正统哈里发”）的执政结束之后，由哈里发帝国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即后来的哈里发穆阿维叶一世）建立。从661年至750年，该王朝是穆斯林世界的统治王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倭马亚家族是麦加贵族古来氏族中十二个支系中最强盛的一支，为四世纪时古来氏族部落首领库赛伊的长子阿卜杜勒马纳夫的后代。至于“倭马亚”一名，则得自于阿卜杜勒马纳夫的后代倭马亚伊本阿卜杜勒沙姆斯的名字。先知穆罕默德传教时期，倭马亚家族首领阿布苏富扬是麦加贵族的代表，以坚决反对穆罕默德闻名，曾迫使穆罕默德迁居麦地那（希吉来）。但同时，作为狡猾的家族投机伎俩，倭马亚家族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奥斯曼伊本阿凡却是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和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由于穆罕默德生前未对其继承人的产生方式作出任何指示，伊斯兰教世界在哈里发王朝的人选问题上不久即发生分裂。倭马亚家族的奥斯曼伊本阿凡于644年成为哈里发，他大力扶持本家族成员在帝国境内担任要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倭马亚家族在奥斯曼时代势力大为扩张，尽管许多人记得他们是先知创教初期最凶恶的对手。656年奥斯曼伊本阿凡遇刺，其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反对先知的侄子和女婿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继任哈里发，从而引起大规模内战。

穆阿维叶系穆罕默德传教时代的宿敌阿布苏富扬的儿子，在630年麦加被穆罕默德占领后与父亲一起皈依伊斯兰教。他于633年参加伊斯兰军队对叙利亚的征服之战，战后成为大马士革总督。后来穆阿维叶在其堂兄奥斯曼任哈里发时代获得对整个叙利亚的统治权，他完全把叙利亚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来经营。穆阿维叶在657年的隋芬战役中依靠“神裁”的方式战胜阿里，并在阿里（最后一位“纯洁的哈里发”）于661年被刺杀后压服反对者，成为哈里发。679年，穆阿维叶一世宣布其子叶齐德一世为哈里发继承人，从而将哈里发的选举制破坏。从此阿拉伯帝国成为一个由世袭王朝统治的封建国家。

倭马亚王朝的建立伴随着其最大的反对者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兴起。什叶派不承认马亚王朝亚王朝的哈里发地位为合法，坚持哈里发一职只能从先知女婿阿里的后代中产生。由于阿里的长子哈桑主动放弃哈里发地位并于穆阿维叶一世统治时期被毒死，什叶派转而支持阿里的次子侯赛因成为哈里发。侯赛因在682年（叶齐德一世统治时期）于库法附近被倭马亚王朝军队杀害，使什叶派极为震怒。阿卜杜拉伊本祖拜尔（穆罕默德最初的信徒和战友祖拜尔之子）强烈反对倭马亚王朝，他实际上占领了阿拉伯帝国境内的很多地区，并于汉志（希贾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时代，倭马亚王朝才消灭了麦加的什叶派政权。在整个倭马亚王朝时期，政府与什叶派一直发生战斗，但什叶派从未被彻底剪除。而且什叶派最后协助阿拔斯王朝终结了倭马亚家族的统治。

由于与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的持续冲突，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长年陷于不稳定的情况之中。两派都采取暴力手段抵抗倭马亚王朝的镇压行动，以至数位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死于刺客之手。而且，几乎所有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在位时间都极短。国内的政治敌对最后葬送了倭马亚王朝。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的后代阿布阿拔斯-萨法赫利用什叶派与哈瓦利吉派暴动之机，借助波斯人阿布穆斯里姆的军事力量最终推翻了倭马亚王朝。所有倭马亚家族成员不久都遭屠杀。

阿拔斯王朝是哈里发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旗帜尚黑，故中国史书称该朝为“黑衣大食”，欧洲人称之为“东萨拉森帝国”。阿拔斯王朝的特点是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各族人民实行开放政策，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

747年，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利用波斯籍释奴艾卜穆斯林在呼罗珊的力量，联合什叶派穆斯林，于750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阿拔斯王朝，定都库法，倭马亚王朝势力退缩到伊比利亚半岛，中国称之为“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762年迁新都巴格达。1258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率西征的蒙古军攻陷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哈里发穆斯台绥木被杀，前阿拔斯王朝结束。其后的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虽于1260年名义上复位，实际上仅仅是埃及马木留克苏丹的廷臣，阿巴斯帝国哈里发逐渐沦为苏丹的傀儡。

阿拔斯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哈里发帝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已不再是征服者阿拉伯贵族阶级，新帝国的高级官吏不仅有阿拉伯人，也有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特别是波斯人。新的官僚阶级代替了阿拉伯贵族的统治。在这个时代，帝国境内各民族基本上实现了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阿拉伯血统已不再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迁都巴格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帝国的重心由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转移到美索不达米亚，这里不仅是两河流域的肥沃地带，而且正处于四通八达商道交接的要冲。巴格达的商业很快发展起来。另方面，首都由大马士革东迁巴格达以后，波斯政治因素以及波斯的社会风尚，对帝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倭马亚王朝已经征服了东起中亚、西至大西洋的广大地区，但哈里发帝国控制下的大多数地区却是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完成文化信仰方面的转变，彻底伊斯兰化的。

（074）

上面所谓的“民主”，非指现代欧洲意义的政治民主，而是指欧洲以外的“社会民主”。在这种意义上，汉、唐不仅是“社会民主”的精英民主社会，还是确立了社会择优制度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唐宋正式形成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正是在晋末及南北朝大混乱中酝酿及成长的。酝酿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摇篮，发挥类似中东和欧洲的宗教组织的作用的，在中国南方是士族系谱，在中国北方是蛮族部落，因为这二者在当时的中国比佛教组织的独立性更大，少受皇朝更迭之影响，反之它们却可以影响皇朝的更迭。南方士族为新文明酝酿了新文化，而北方蛮族及其政权，为新时代带来了新结构，二者融合之后，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国社会。我们从“武则天的女权主义”等一大批现象中可发现北朝的新气象、新布局。从诗乐服饰等一大批现象也可发现南朝的新文化。由此可说，一切新文明都是在老文明毁灭的灰烬中酝酿的，虽然毁灭的程度有所不同。

（075）

在第三中国出现的过程中，不要幻想“奇迹会突然显现”；在第三期中国文明成熟的过程中，不要迷信“渺茫难测的天命”，作为理解生命的哲学家，应在内心里恬淡、坚忍：在现实里求得不现实，在不现实中求得最大的现实。这就是“超越现实”，就是孤魂的梦想。所以，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现实政治的层面来观察，王道与礼制的精神征服，需要配合以王道与礼制为掩饰的暴力。王国时代的圣王、春秋战国的霸王，多少都是这样一脉相承的。

（076）

直接统治是间接统治的继承者，这是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欲望和内心贪婪，都在增长。另一方面，直接统治也是继间接统治之衰而卓然兴起的。直接统治的各类分化为：

1、“独裁君主制”（如秦始皇和路易十四、伊凡雷帝）；2、“独裁共和制”（雅各宾专政、共产党专政）；3、“独裁民主制”（林肯、小罗斯福操纵之下的非常时期的美国）；4、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流行“军事独裁制”（流行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上述各类直接统治的后裔几乎构成了今日世界的主要图谱，尽管它们互相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却有一个深刻的共同点：握有统治权的人直接参与行政工作，统权与治权的高度合一。

上述四种制度的统治者分别为：一、君主；二、独裁者或寡头；三、总统；四、军事领袖。这四者之中，好像第三比较特殊，因为它的最高权力不是来自个人，而是一本纸做的宪法，但即使如此，“独裁民主制”也未能免除直接统治之嫌：它已经把统治权力委托给了某人，这个人在至少四年之内，是可以巧妙操纵国运的。可以说，这种统权与治权高度合一的“独裁共和制”，还不如统权与治权分离制衡的“君主立宪制”，更符合“间接统治”的仁政。

可以说，对间接统治的那个威胁，并非来自直接统治的模式，而是来自人性中的贪欲及其必然引起的“逾越”：这在和平时代体现为个人的犯罪和群众的骚动，在动荡时代则体现为小范围的暴乱和大范围的革命：“犯罪”是个人的革命，“革命”是集体的“犯罪”──“暴乱”与“革命”的区别仅仅在于装饰性不同！

可以建立新政权的暴乱被后人称为“革命”；无法建立新政权的革命被后人称为“暴乱”。

第三中国顺延集权──效率──法治──秩序──开化──礼制──文明，这一历史运动的契机当是“解决共产主义的遗留问题”。

（077）

一般来说，对被统治阶层而言，间接统治比之直接统治，对群众的福利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人们总是讴歌“王道”与“仁政”，讴歌“统权与治权的分离”。但在另一方面，间接统治对于暴乱的压制效应则远不如直接统治来得有效。所以，唯有建立起“文明秩序”的社会不过这种有效，才能消费得起“王道”这一间接统治的顶级奢侈品。而直接统治的压制越是有效，就蕴含了越大的爆炸力，一旦引信启动，就会构成“全国起义”。秦两汉、元明清，皆如是也。

我想这实在是同一特征的两个侧面：间接统治对社会福利的促进，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它对暴乱的压制有所不力。而直接统治对暴乱的有力压制，也就包含了它对群众福利的相应冷漠，或仅有某些应景的表面文章。甚至像顺治还懂得废除人头税，毛泽东还假装要推行平等政策。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说一句话：上述四种现代国家体制好像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关心人民福利”的样子，然而这更多是一种“国际效应”：其基础是“和外国进行争夺民心的心理战需要”。各国政府为了争取自己的“国际声望”、“国际地位”，有效推动“国际竞争”，而在国内采取了收买人心、笼络人才的“福利措施”。

这是因为，尽管现代世界被各个直接统治的主权国家所瓜分，但由于这一瓜分，也使得“国内的直接统治”，变成了“国际范围的间接统治”。从而使得各个直接统治的主权国家，由于无法彻底管死自己的百姓，而变得比较仁慈一点了。

可以推测，一旦“世界国家”、“全球政府”形成了，这种“人心争夺战”的需要不再存在了，那时的政府必然是贯彻了直接统治原则的政府，它会对人民福利变得相当冷漠，因为它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唯一的主宰了，不需要“让步政策”了。

我认为这并非臆想，这种现象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也在罗马历史上出现过，还在阿拉伯帝国和一切有案可查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上出现过。将来这会在更大范围、在全球世界中重新上演，是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的。

正因为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相比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尽管它是一种宽容的仁政和善政，但随着文明的扩张和秩序的统一，而不能持久，终于敌不过人性中贪婪并吞的强大内驱力，一体化的社会压力，使得统治权再度以严酷的、直接的形式出现了。

（078）

护宪者必非治权的代表而只能是统而不治的统权代表，因为在任何社会，治权总是渴望尽量摆脱礼制和宪章的约束，所以连美国都会发生“水门”、“伊朗门”等丑闻。

而“委员会体制”的统权，则给治权以可乘之机；进一步，被操纵的委员、议员，也可能反过来授权扩大治权，推动它成为专制权力。例如中华民国和纳粹德国就是如此。

作为立宪的统权代表，“委员会制”远不及“神圣家族制”来得有效。

1、委员会制是纷争的温床。

2、在中国，委员会制度极易成为“猪崽国会”和“橡胶图章”。这已有1912年──1926年及1949年──1989年两段历史可鉴。政治的古王国结束于秦，文化的古王国又延续了四百年，贯秦汉而迄魏晋。相比之下，政治的中王国结束于西历1911年，文化的古王国则仅再延续了八年，结束于1919年。这是因为，古王国末期的中国本土文化在当时世界上还算得强磁文化，而中王国末期的中国文化，已沦为弱磁文化。

（079）

相比之下，还是家族形式的“统而不治”，社会成本较小。

孔子家族衍圣公支系出任立宪君主的有利条件：

1、其大陆已断根基，难以构成专制及帮派核心。

2、其西化程度可与大陆的自然状态形成一股“张力”。

3、孔学、“孔家店”、“士大夫阶层”、“儒教官僚系统”……根脉已绝。故衍圣公的立宪君主化，不会形成“封建复辟”。

（080）

中国大地上，正孕育某种空前磅礴的伟大征象，已越来越被经验而不仅仅是被“预感”所证明了。尽管这一征象的结构仍是模糊的，但它的能量之初动，已使世界感到震撼。中国民族，正以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姿态走向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在这个过程中，也只有在这个充满周折与世俗苦难的过程中，这巨大规模所具有的轮廓，方能逐步显现出来。无论如何，它都将拥有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更因其“中国特色”而非“苏联特色”的新颖，而激动人心。

无疑，这场结构性的和根本精神的巨型变革，需要耗费相应于此规模的巨大能量。十多亿人！上千万平方公里！而这人类构成的能量，当然只能取自中国国内的大众人头：

1、社会动员的对象

2、承受牺牲的主体

3、政治革命的动力

无疑，这种聚敛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处境越艰难的人们将遭受越多的牺牲，社会反差势必日益扩大……但文明的扩张力量向来都是内部的反差造成的。

（081）

欧洲列强称霸、瓜分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二战以后世界已进入了两个阵营统治的时代，今后的欧洲国家只能作为“地区国家”而存在。这就意味着最终“两霸的霸道”也将从历史上消逝，那时一个唯一王道将君临地球。它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以利己的、掠夺的、经济的“目的”为归宿的；而是以利他的、施予的、和平的政治、礼制的文明等“宣传”为归宿。强──霸──王，就是文明历史的发展所一再显示的“文明公式”。《书经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新的王道用天下主义的德音，通过社会择优制度推行到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地看待各个种族、地域、阶层的黎民百姓，以此创造新文化。但是到这一切都稳固下来了以后，这个唯一强权将从“王道的宣传”转化为“皇帝的权力”，于是“王道”在其统治下也就蜕化变质成了“皇帝的新衣”。这是由人性里的“原罪”预先决定了的。

这就是我所“看见”的历史前景。中国人如果能再度接受王道，或许就能担负起一个“平天下”的世界使命！否则就只能等待别人来平掉自己了。而且，中国人在两千年的帝国时代里面，已经积攒了足够的接受“唯一强权统治”的历史经验，编成一个“越来越容易征服的民族”，因此不论主动或是被动，都最有资格成为“第一批接受王道者”……并以此面目出现在未来世界的全球环境中。而作为“王道的祖国”，中国再度拥抱王道应非奢望，尽管现代中国曾因背离王道而沦为世界末流。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急起直追的可能性反而变得更大、更可不择手段、更能再度成为“世界重心”。从而恢复真正意义的“中国”。

（另起一页）

第二章

政治权能所需要的助力

（1982年6月16日─1982年7月20日）

（082）

人有两种本能：求生存、求扩张；后者包括物质及精神诸面，也包括寻求异性进行生殖活动、基因扩张。所谓良知，说到底是指精神方面的一种扩张冲动或曰自我维护。任何道学先生要把这良知予以客观化、绝对化的企图，都不是我敢于赞成的。否则那人岂不是把自己抬高到了神灵的地位。在某种意义言之，求扩张也是求生存的深化，但并不能等于求生存本身。相反，有时求扩张是与求生存相冲突的；而伟大天才为了前者而拿后者当作赌注，也正是其生存力强韧、生殖力强盛的表现。这种下注的愿望并不矛盾，而与生存、扩张相辅相成。于是，我们并不鄙视求生的欲望，但我们更加推崇扩张的意志，因为这是生命力的更高体现，也是文化的真正底蕴！

（083）

法国人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说过，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本无大错。然而他指这为人类“伟大的标志”却多少有些辛酸的意味。人的思想给人带来的苦涩，其实要多于甜美；人的神话与哲学给人带来的迷误，其实要多于明澈彻。如果说，这就是“人类伟大的标志”，那么，“人类的伟大”岂不仅仅是“人有伟大的痛苦”，而且“能亲眼目睹并亲自反思这些痛苦”？──这真是病夫的哲学！此外，从巴斯卡的观念看他自己关于“勿走极端”的说法也是非常离奇的。按照他在别的地方的说法，人和人的一切本来就是一个“中项”──那么真正的极端对人而言显然是根本不可企及的。既然人企及不了真正的极端，那么“人间的极端”又算什么？在我看来，最多不过是“中项之内的小小波动”罢了──如果连中项的小小波动也要加以禁止，“责怪别人不能像他一样静卧于病榻之上”，那么……巴斯卡岂不犯了多数思想家必定要犯的“错误”（借用他自己的口气）──“他们的思想，只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一生所作的辩护词。”难道这就是“真理”和“哲学”的本来面目？

（084）

从社会学角度看，所谓“天人合一”，不但是一种“宗教意境”，也是一种“政治设计”。何以谓之？因为基于汉儒的特殊情况，不论公学私学单靠一己之力，对治理社会而言必显薄弱。汉儒要获得政治地位，既需公学式的权威又需私学式的良知，单靠公学无以服君子，单靠私学无以为表率，于是“天人合一”就应运而生了。

私学的诞生表明中国的良知开始大彻大悟……官方垄断的学问总是发育不良的，就像官府垄断的行业总是效率低下的。私学的觉悟，不但得之于史官文明的传统积累；也得之于中国神话的旷野性格，如《山海经》所显示的；还得之于这二者之间的对话、融合与中庸之道───易道及其派生的易学所形成的独特系统。私学的创始者孔老二最后变成了“集大成者”，似乎不是偶然的！

（085）

归属感源自人生的软弱状态。人生中的软弱时刻往往多于刚强时刻，其余的时刻则被二者的惰性延续所支配──这就使得归属感上升为一种迫切的心理需要。

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属感，也有人把归属感称作“信仰”──只是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人人都有他的归属对象──普通群众的归属对象为权势、金钱（货币化的权势）、家庭、朋友、习惯等等；中等人的归属对象为“自己的事业”；大人物的归属对象则为自己的观念或“控制力”。

一个人的归属对象的价值，似乎决定着这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软弱程度和软弱样态，决定了这个人将归属何等对象。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机遇或曰“命运”的问题───这往往关系着更大的未知数、更大的神秘性。

归属感与流浪感，正好相反。

一个人的身体可能不在流浪状态，但他的心却可能陷入流浪感。这时他感到无归属、无凭借，感到前途茫茫、往事不堪回首。这使得他失去了方向感，尽管从外观上看，他的生活仿佛并无改观甚至相当安稳。

社会的秩序瓦解、礼坏乐崩，会使得个人的流浪感变得强烈。流浪感因此也是精神危机的重大征兆：不仅是个人的生活危机，还是整个社会、民族甚至整个文明世界的精神危机的集中表现。

哥伦布与麦哲伦之辈的远渡重洋、背井离乡，好像并不是基于上述意义的流浪感。相反，这些强盗的动力和动机是贪婪的憧憬和顽强的冒险精神。

与此相反，现代中国的学奴们被迫“上山下乡”，现代中国的工奴或农奴们“世界大串联”──心里却充满了无所依归的流浪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此前的人身依附关系造成的。工厂里或农田里的螺丝钉们的唯一被许可的思想，就是“无人格的毛泽东思想”。

归属感的基础其实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实体，尽管看起来这种信仰是基于某种实体。哥伦布与麦哲伦他们的稳定基地，给他们的探险活动提供了一种信仰的依据，造就了一种有案可查的依赖之情。所谓“坚实的信心”，就是从这种“保证”（“担保”）之中衍生出来的。而现代中国的浪人们则没有基地，完全是自己挣扎（“打拼”），他们不产生流浪感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流浪感则是幻灭时代的产物。所以，如果说归属感是人生软弱状态的产物；流浪感则是人生破碎的结果，是分裂状态的产物。人生不可能是不软弱的，但人生却可以是不破碎的和完整的。

这就是新人生的基础：要建立一种东西必先建立对那种东西的归属感。要神化一种东西必先建立对那种东西的归属感。而只有建立了某种东西──人生的破碎状态和分裂状态才能被有效地弥合起来。只有神化了这种东西──人生的软弱状态才能被暂时地克服。人生没有作为无机状态的“刚强”，只有出于“抵抗软弱”而产生的有机刚强。

（086）

人的本性原不喜欢“变”（突变、革命逆转）而喜欢“化”（渐变、潜移默化），只有在遇到最严重的麻烦时，没有方法可供渐变的化解，才不得不接受突变的事实。这是因为“化”有依托与传统的庇护，可以使事半功倍；“变”的冒险性则比较大，收效难以保证。

（087）

关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神秘派，把历史的原因归于“神”、归之于“命运”。一种是直觉派，用一种离奇恍惚的“精神”来说明那种指使历史发展的动力。一种是实证派，以各种“论据”来证明其自己的观念。第一种神秘派最高级，因而也最抽象、无须意义、更多谬误，人自己在那儿可以不作任何努力而把一切都归之为上帝。第二种直觉派只是少数心智优越者所能心领神会的，别人是难以信服的。况且，在这些优越者中间关于这直觉的对象究竟是何，分歧也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第三种实证派太狭窄，太拘泥，太支离破碎了。并且在直觉派和神秘派看来，实证派也只是表达了一种自我观念而已：实证派割裂了历史，再拼凑成自己所需要或自以为真实的那种形态。

那么在我看来，“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看来，“历史”的根源是不必追究的，也是追究不出的。你如果一定要追究，只有陷入泥潭而不可自拔，到达目的就更别谈了。我想，人们所能弄清的，最多只是“已经形成与正在形成”的。严格地讲，“已经形成的”包括在“正在形成的”之中，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不已……至少，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已经形成与正在形成的历史中，发现我们所需要或叫“自以为真的东西”来达到一种理论，于是，这种理论就有其现实意义了，并因为有其现实意义而获得了真实性。

已经形成与正在形成的一切，对我们的上述理解也不无影响，而且随前者改观，后者也不断改观。

（088）

我发现了一个“文化史的堂奥”：

伟大的政治，只能从伟大的思想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一种政治，不论它本身具有何等的价值──都不可能产生相同品级的思想。政治，从本性上讲，是思想的堕落、庸俗化甚至是思想的奴役者，是伟大的道“在蝼蚁”、“在稊稗”甚至在……。

董仲舒思想，并非汉武帝政治的基石；而仅是装饰。汉武帝政治的思想源头──应上溯到《荀子》。同样，塞内加也不是罗马元首们的思想指导者──指导者该是柏拉图或斯多噶。

政治，就是思想世界的探照灯们与现实界的可能性们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政治上的创造性，即在于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妥协和堕落；而根本不在于什么“理想世界的开创”……

伟大的思想，只能从伟大的艺术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色彩的思想，不论其本身的得失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出相应的艺术图解。依据某种思想（不论这些思想多么动人）泡制出来的艺术──都是些缺乏内在生命的“木乃伊”，尽管不会再老，但完全丧失了活力；缺乏魅力的老处女尽管有“贞操”，但却干巴巴，甚至十分别扭。

我们应把宋明诸子看作是唐宋文人的文化继承者。他们的思想性学说，实际上是后者艺术化生活的某种概括。

伟大的艺术，只能从的炽热的宗教情感来，而决不是相反。激动不安的宗教热，藉着艺术的狂放得以倾泻而出。

不论是先秦的诗人、魏晋的名士、唐宋的文人，都是这样。屈原、谢灵运、李白，不过其中佼佼者。屈原，在萨满教巫术与儒家精神的矛盾中，充当了一个悠久的牺牲品。谢灵运，在对神秘易理的宗教崇拜和对山水的留连中，消磨了短促的一生。李白，则在功名心与成仙的梦想中，实现了一个水中捞月的挣扎……而唐宋文人，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又只是汉隋之间诸大高僧与众多名士的变相继承者。

伟大的宗教从哪里来？从强大而详尽的政治压迫和全面而残酷的精神专政之中来……

秦汉帝国，作为完善了的国家政治之楷模──只是激发了佛教的内流和崛起。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历史和基督教、摩尼教、太阳神教的关系，也绰绰有余地证明这一点。

（089）

人，生而陷于奴役与不幸，因而人的精神才渴望自由。而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成宗教上的寻求。这是人类心理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宗教之成为精神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在一切宗教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化变成了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不是由于“宗教本身的矛盾性质”使然，而是更深而不可根除地基于人性的矛盾中！

善神与恶神的区别，只有在趋利避害的人看来才是重要的──二者终于殊途同归了。所以世上尽管有善恶两大力量，但同为太极之属性──诚如阴阳同为太极之属性。由于宇宙的终极善，所以“恶神”是不存在的，“恶”只是神或是太极用来实现其“终极之善”的一种手段！

（090）

现代哲人则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对生活已经到了一无所求的时候，他才可能真正得到幸福。热烈追逐到的“幸福”总是并不持久，更不牢靠。

古老的哲学家们热衷于谴责“肉欲”，我自己也一度如此。但这种做法在生物学上却是一种大惊小怪：“肉欲”并不罪恶，只是微不足道。哲学家不应当去谴责群众的肉欲，而应当彼此争论甚至厮杀，以便提炼出更纯粹的“精华”。

（091）

一个人的肉身需求是十分有限的，而精神的欲求则相对无限。无论东方式的“好事”、“坏事”或欧洲式的“圣洁”、“罪恶”──其极端表现都来自“精神的欲求”，而不是“肉体的欲望”──创造历史的并非“肉欲”，而是“精神上的贪欲”。

许多群众其实是戴着王冠、盘踞高位、富于教养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精神上的浑浑噩噩。哲学的使命，不是战胜“群众的肉欲”──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哲学的使命仅仅是开启、洞照“灵魂的生命”，为“人类”熔制一小批特殊的精粹。

（092）

古代罗马的哲学家帝王自吹，只有“当不想统治（没有统治欲）的人成为最高统治者”时──政治才可能变得清明公正。拿这一标准去衡量，中国的“贞观之治”也许只是一个骗局而已，因为唐太宗的统治欲过于旺盛了，为此他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囚禁了自己的父亲。

相对来说，在各种政体的“国家元首”之中，哪一种更加接近“不想统治的人成了最高统治者”呢？显然，是君主制。因为君主是以生来的方式继承的来，不是自己选择并且挖空心思谋求来的。除了像唐太宗那样通过政变上台的例外。

（093）

西周诸王大多是顺利继位而来的，只是其道德权威的丧失，最后构成西周灭亡的重大原因。随着诸侯国日益强大，间接统治逐渐让位给了直接统治，终致战国。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在我看来，天子──诸侯──大夫──陪臣，这是间接统治走向直接统治的堕落三部曲，而且日益严酷的统治，最后导致天下大乱、庶人横议。直接统治走向极端，秦始皇那样的暴政就会起来包揽一切、实行全面专政。

（094）

难道周人真的相信卜筮吗？相信卜筮，这不是与他们这个现实的、擅长政治的统治种族的本性正好相反了吗？我的答案是：周人并非殷人那样的卜筮迷信者。试看，在宁王出师夺取天下之际，都不顾出师之日的不吉利，而仅仅从现实的、政治的方面考虑，何况在其他方面呢？那么，周人又为何经常大谈其天命及其卜筮的灵验呢？我认为：答案是周人虽非卜筮的迷信者，却是卜筮的利用者！而在古代，“天命”与“卜筮”是不可分的；“卜筮”是作为“天命”的证据而被提出来并得到重视的。

（095）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什么要号召“圣人以孝悌治天下”？答案是：出于巧妙的间接统治策略。

表面上看，提倡孝悌而非提倡忠义似乎对统治者不是最有利的，因为这无形中扩大了家族的权势、增强了家族的威望。反对者说──自从西晋颁布这一法令后，南北朝的分裂和家族的割据状态就不可阻挡了，因此推行这一法令可算是统治集团的极大蠢行。但是公平地说──当中央政权官僚机构的势力日趋衰弱之际，提倡这样一种新的伦理，还是有助于巧妙利用家族力量以达间接统治的目标的。这样的间接统治通过家族的自治，在社会的管理上非常省力，成本也低，同时还能维持一定的秩序；此外也给文化的发展留下了一些空间。

（096）

中国的家族有祖先崇拜，但在家族之间缺乏沟通的纽带。也许是基于社会横向联系的需要，日本的“神社”不同于中国“保甲制”和“居委会”的，而且神社还有治安以外的宗教职能，宗教可以发挥间接的治安功能，甚至比直接的治安功能还要好。这样可以把居委会的“政工性质”，变为神社的“教化性质”，比中国传统的“乡学”更能调动神秘感，又比“家族祠堂”更能调动社会合作。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社会整合，先不求多，只是予以鼓励辅导，让它在自由竞争中自然发展起来。

未来得以主持中国社会改革的人们──最好重新学会掌握这一核心要义：“自治精神”。尽管“家族自治”不合现代潮流；但“社区自治”却与革新的要求并不抵触。而这两者之间，应该是能够互相转化的，而且必须完成互相转化。

（097）

为什么需要宗教？这是因为，宗教以外的一切具有实相的人、组织、制度、生活方式，都难逃某种慢性撕裂式的证伪过程。一切社会上层的政变、中产阶级的革命，都难以在宗教一般的深度与广度上，“唤醒麻木的大众”或“催眠激动的群众”，使他们自觉成为文明进程的工具和“器皿”。

只有“产自中国文化原始土壤”的力量，方能“使中国民族回到她原来的出发点上”，并通过“贴近大地母亲”的还原运动，获得自然的生殖能力。而“儒学”也好，“礼教”也好，作为“百家中的一家”、作为“士人的教养”，并不能在空间、时间两个深度上，同时让中国民族获得“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同质性”。

如果有必要，新的宗教可以把国粹派奉为国粹的繁文缛节送上祭坛；正如复古主义可以把考古家视为瑰宝的文物古董送入博物馆藏。死人的东西，只是在“鼓动活力”而不是“限制活力”的意义上，才可以成为“现代的合伙人”；为了“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精神”，请允许我们，把“代价”一词从新宗教的辞典中永久删除！

（098）

中国现代史的一切周折，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各种政治理论、主义思想及其商标、口号是多么贫乏、小器！它们治标而不治本，无助于澄清中国的苦难。结果是火上浇油、乱中添乱。中国哪里需要它们的“建国大纲”、“五年计划”？即使那些不近人性的“路线斗争”、丧尽天良的“阶级斗争”，也不过是把中国一次又一次拖入了更深的深渊！

然而，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遭遇的一切苦难，并没有白费。它已经并还将化为一股新宗教的热能。今天，已经很清楚了：没有这种全民动员的热能，中国的巨艋不可能驶向遥远的地平线。没有这把一意孤行的快刀，中国的乱麻不可能断为生长的线索。新的宗教诞生，将是旧的“理论世界”的葬礼！

今天，很少有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宗教精神的宿命。但深不可测的星空却已安排了它的注定，它谅解人性的贫乏、小器。哪一位“学者名流”的“认识”能赶在“宇宙春潮”的前面？这些不能语秋的夏虫，能落在认识的后面、不被甩出生存的轨道，就算生存的万幸万幸万万幸了。

宗教精神，必将成为中国生活的要素！经过宗教精神扩充了生存空间的中国，才可能成为自由的中国！

（099）

只有分化到了僵硬地步的文化，“历史必然性”才作为一种衰朽的标记孳生出来。

主义，本来是对事物的过分性质的一种制约，它的本质是思想的图腾，它的形式是思想的禁忌。而任何新生的民族、新型的社会、新创的文化、新开的历史，都还处于焦渴般的追求之中，它拒绝接受主义的控制。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篇》）其实不仅孔子，每个思想家甚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贯之道”，而每个“一贯之道”的确立，就意味着对于其它思想体系的忽视、曲解甚至否定。当然，这并不排除同时也会利用它们的合于自己的部分；即“对自己有用的某些碎片”，作为“思想建设的材料”。

向欧洲寻求真理的东施效颦者们学习的是什么哲学？东效颦们以为，哲学就是三段论，就是辩证逻辑，了不起是数理逻辑……东效颦自命为设计师，他懂的是什么哲学呢？他以为哲学就是对世界的认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最多也就是经验的结晶……无怪乎当今名为智人实为愚公的哲学大行其道了。他要“摸着石头过河”，那还能不造成一个灭顶之灾？除非他只在小河沟里爬行。其实，这种拜物教哲学几千年来甚至几万年以来并未有过什么“进步”，他们的行动指南，无非是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尽管那挂上了“成王败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的招牌……

（100）

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过时。

这种风潮倒促使我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及其症结。

没有一种思想会全然“过时”的。哪怕是最古老的巫术和迷信，至今仍然强力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因为它的内核里也总是包含着某些可以日新月异的因素。人类智慧的共通性、流变性和转化功能，是这些因素存在的永久性基础。

思想的过时，主要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权力的腐蚀使得某种思想的持有者和垄断者趋于老化。是人及其组织的老化，阻碍了思想中的活性转化为行动中的力量。

（101）

中国的命运真是倒霉到了奇特的程度：

当中国隆然跪倒在欧洲脚下的时候（1919年五四运动是其标志）──欧洲巨人的泥足自己却已崩裂了。当欧洲的没落已经表面化──中国人才开始倾心于欧洲的主义，这说明中国模仿欧洲的努力注定了要半途夭折的，甚至无法达到日本那样的成功。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吗？这种命运，也是可以通过实证来说明的。

中国社会在其转型过程之中的危机，是过于深刻了。它像一道无法填补、难以逾越的鸿沟和裂罅──横亘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发出放肆的挑衅。我们却在它面前惊恐不安；切感自身脆弱与无能，幻灭感不断袭来……

一种深切的沦落感、彻底的空虚感，正在侵袭每一个中国的心灵，使之丢脸，并蛀空它。这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这是中国民族的生存危机───精神危机不过是它的一种自觉状态、一个小小的侧影而已。

虚幻的、超人世、更需要诉诸人类宗教本能而非政治本能的“上帝”──已无助于平息这场危机了。

我们需要真实的上帝来到人间，来到中国，来到我们身边！帮助我们架起一道通向“彼岸”的桥！

谢谢命运！我们并不要求一座宗教上通向天国的桥，我们只要一座政治上通向未来的桥。这个卑微的愿望可以满足吗？

（102）

中国不需要“截长补短”。中国需要的是“裁短续长”。

为了让有的人患上肥胖症；就必须有人饿死。这样的社会才丰富多彩。

为了一个江洋大盗的厚黑学也能悬诸清史、甚至成为道术，就需要有人成为他的牺牲品，甚至需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等差就没有文化。没有“不公道”就显不出“历史的规律”、“上帝的意志”。

试想：把一只健康的眼睛摘下，装到一个瞎子的眼眶里──这里既有了伟大的坚忍精神，又有了硕硕的文化果实，还有了某种残酷的趣味。其实，所有这些说词仅仅是因为：那个健康的眼球属于一个“无价值的穷人”或“即将处决的反革命分子”。这两者在不同的社会，其实是一个意思。

（103）

欲建立道德，必先建立神话──因为一切道德都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如果一种神话体系被“启蒙主义”所摧毁，由它而兴起的道德体系亦将濒临崩溃。

现代中国的灾难之源就是古代神话的破灭和现代神话的缺席。新神话的缺乏导致新道德的难产，新道德的难产导致新社会的涣散。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最重大的使命，因此就是创立新神话和信奉新神话，从而创立新道德、建设新社会。并以新神话的原动力，来推进中国荒废已久的百业。

（104）

文明创造者往往能够激发强有力的神话，而且是能被绝望焦渴的大众所信仰的神话。这样他就为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结构，同样也为新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持久的基础。神话只能建立在某种敬畏之中。恕我直言，一种神话的有效程度，是与其体现的压抑程度成为正比的。神话来自希望，而它的希望就是忍受苦难的力量──这就是道德的起源。

（105）

人群不能不组成社会，社会不能不基于秩序，秩序不得不仰赖法律，法律不得不借助道德，道德不得不从神话的精髓中派生出来；所以，神话不仅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根本命脉，也是一切文化得以诞生、成活、培育、发扬的精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文化，一旦从神话的活壤中“解放”了出来，“启蒙”了出来，这种文化的气数也就走到了尽头了，枯萎的命运指日可待，这种文化终成失去血气的木乃伊。我们的人生，是依靠假设和预期存在的！谁的人生又非如此呢？

（106）

道德不可以堕落为“主义”，宗教不可以沦为任何来源、任何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假设和预期不可以一一加以论证和兑现。道德乃是一种独立的行为方式，是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有机体系。政治的理论与“主义”只是道德与宗教的工具，而绝不是道德本身。用政治理论来代替道德，是喧宾夺主，只能带来深远的恶果。而失去了宗教内容的道德，最终也只能流于利害的权衡。

（107）

中国革命如果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果，必将体现为新道德体系以至新宗教体系的建立。那时，姗姗来迟的“中国人”作为世界道德的展现者们，才能影响文明的进程。他们的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作为有机体系在中国形成，中国对于世界影响才可能持久。

（108）

一个“盲信者”，若无其超等慧眼作其先导，岂不是要翻下深渊吗？一个“梦游者”，若无其神明赋予的超声波，会得到什么结局呢？所以，未来在中国肆行复古主义并以此获得了辉煌胜利的人，一方面是个“不知饜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上天恩赐他的超等感应，知道什么地方是他的界限……他甚至可能是不自觉于这一点的，但事实上只能如此：复古主义只是被作为一种创建新的生活方式的工具、创造新文化结构的招贴来使用的“蛊感性的宣传”──它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目标”。

（109）

《礼经经解》曰：“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由此可见，天子是上天意志的代表或叫自然律的应合者、人类最高精神状态的体现者。天子因此沟通天地人，并超乎一切的人与物。甚至可以说他是“非人形的天道的人形体现”。

一个兴旺辉煌的时代，理应是天子居于天子之位的；一个停滞腐朽的时代，必然是暴君尸于天子之位的。如果真命天子一生都被压在非人境地，他不仅不能为王，甚至连表达天命的机会都不可企及。这样的一个社会，就会迎来一个革命的甚至毁灭的大时代。天命的启示于是说，推翻那具腐朽的却又十分沉重的尸位，为此不惜流血飘杵。真命天子的出现，将给这个血腥的世界带来秩序与光亮。光亮是天子与生俱来的功能，否则如何与天地参？否则如何德配天地、兼利万物？

秩序的得来是不易的。秩序的建立需要力量，需要物质的实力，而不仅仅是精神力量。因此，天子之光的普及世界，结果就是秩序的诞生，而新的秩序又以天子之光催化民众、催化物质力量的运动，来实现。天子王霸兼备。光是王道，王道不能必然带来秩序，霸是王的后盾，王是霸的归宿。

真命天子之所以“与天地参”，因为他是与天地同德的人。这主要在于他的兼利万物，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活着，不是为自己的肉体及欲望而活着；他是为了那被他独特的眼睛看到的神秘天命、那默默无语却昭然若揭的历史趋向，而活着并奋斗的。一个超越的意志，一种不甘毁灭的思想……

天子必须兼利万物，他必须是一个圣人即“听着与说者（耳口王）的合一”、“思想家与行动家的完美结合”。只有这样，他才能兼利万物。兼利万物是一种修养，兼利万物的修养是为了兼利万民。天子不存偏袒之心，更无偏袒之行。他的一生是为兼利万民而来，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幸福在他的身上得到体现。他不是为了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民族而来的，否则怎能称为天子？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子无偏无袒，成为天下王，实现“天下国家可平也”的宏图，实现礼制的世界秩序……是其天命。

（110）

《礼经经解》又曰：

1、“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

2、“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

3、“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

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必须要有霸王之器，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如前所述，光不一定带来秩序，新的统治有待霸王之器，当然，霸王之器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光，世界历史需要的光。

和，不是一团未经分化的和气，而是“发号出令而民悦”。天子之和，在于他代表了历史的趋势、人心的背向、社会的需要，这样的和，就是社会的共振，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天子的号令既然能令民悦，当然不会遇到强烈的抗拒。因此就可以行仁政：仁，就是同化。上下相亲，不是上下勾结、互相利用，而是同舟共济、心心相印。上下相亲才会产生持久的力量。真命天子同化了人民，人民也就亲敬了他。

信，在于给人民带来直接的利益，这使得人民可能爱戴天子、依附天子。

（111）

为什么古人一贯宣布上下相亲必须以义为基础，而不能以利为基础呢？以利为纽带的相亲，一旦遇到无利之时就会冰泮瓦解了。而以义为纽带的上下相亲，却能渡过无利的险滩而患难与共。一切事业都会遇到艰难险阻的，但以义连结的上下相亲所产生的力量会克服一切困难的。义的相亲比利的相亲具有更高一层的生命力。上不为利而为义者，方能取得最根本的大利，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义，对于天子而言是一种本能的力量。除去天地之害，也就是除去对天子和人民的有害之物。天子与天地参，又兼利万物万民，天子与天地、与万物万民变得同一。义对天子因而是本能，能除天地之害的义者，方能称为天子。天子是社会需要的雪里炭人，治民之意是其精神力量，霸王之器是其物质力量。

（112）

“天子”作为文明的创造者，是极为广泛、无所不在的生命原动力。把“天子”单纯政治化的倾向，包含着权力腐化、社会僵化的巨大的危险。这不仅会导向专制政治的“霸道”而非“王道”，而且会导致文明的僵化、社会的偶像化……现在，是结束这一个人崇拜的谬误的时候了！

“天子”的庸俗化与政治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世俗统治者、强盗出身的皇帝称为“天子”，这种僭越与篡夺把整个帝国时代的文明拖入了死胡同！

现代人，从另一个极端重复这一谬误，他们批判天子就是专制君主，而中国一切灾祸的根源，就是对于天子的“个人崇拜”……其实，天子不是个人，天子是一种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3）

中国文化的解放，就是对中国文化精魂的解放，也就是让“天子”真正来到人民中间。中国持久而剧烈的苦难中，将释放一道空前的精神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天子，也就是未来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历来中国文化的参透者……

中国民族的解放，首先必须是中国精神的解放，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此之前，必须是“对文化创造者天子的深切信念及永恒期待”。这是“中国文化精魂的崭露头角”。“死灰尚可复燃”，何况是中国的精魂。

民族的灵魂是其文化精神──文化衰亡了，民族还能复兴？所以，中国民族若不转向创造者，若不恢复“对天子的深切信念及永恒期待”，则中国无法获得前进的动力、无法获得协调的机能、无法获得正确的方向，如此，则中国的得救将是无望的，中国的苦难将是无尽的。

（114）

新风的喧嚣：“天子”、“一尊”、“创造者”──就是生命的本原。他只在“喧宾夺主”的浮游生物们都被剥落之后，才显露出金色的光。一切都要归顺他，一切都由他来肯定。

中国历史的整个衰弱过程──就是对这创造本原的逐渐遗忘过程；中国民族重新振奋的过程──就是重行恢复对这本原的追随过程！

（115）

天朝的理想作为陈旧的古装已经破碎不堪、甚至随风而弃了。在今天，还有谁能理解它？甚至还有几个人能够知道它并珍藏着对它的追忆？中国的一切都似乎已经完结；中国的历史好像已经“到此为止”了，人类好像已经“达到顶峰”了。但是嘲笑“天朝”的理想，也许到头来自己也会变成一个笑料。

且慢！且不要大笑于失声──“天朝”虽然已归乌有；但酝酿了它的那种“需要”并未消失。中国文明失去了天朝的心灵，因此而奄奄一息，陷入深刻的病态。我深深知道：形式的破败不能否定内容的必要，褴褛的衣衫装着的不一定就是死尸……华贵更不是生命力的可靠标记……

（116）

一座大厦可以坍塌，但也可以重新建立，甚至建造得更好、更出人意表──只要建造这大厦的心灵具有虎虎生气。一个真正的生命冲动决不会被限定于单一形式的牢笼中，命运告诉我们：富于生机和魅力的崭新形式，很快就将展示在世人面前！放胆创造吧。放胆跟着创造者，跟他前去纵横天下！

成为巨流中的微滴，是水的福气；成为社会成员，是人的福气，流亡者无法得到平安，只有地头蛇才有“长生久视之道”。人类的文明也是这样，只有融洽地活在自然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致萎缩。个人反抗历史、人类反抗自然，是同样没有希望的挣扎，也是历史对个人、自然对人类的更深的奴役……

（117）

能够创造历史的那个人，是文明的再创者，是真正意义的“天子”。其意志不仅是控制人群的意志，而且是超人一等的意志。他的创造性愈是受到抑制就愈是增多，就像我们要统治世界、塑造历史的意志一样。他就是为了这个而生存、而斗争、而胜利的。他受到的抑制愈强，他的成长就愈是成倍增长。“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

（118）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他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戏、小小的半成品。并不是因为他“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他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古代帝王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他必将完成中国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否则中国的健康发展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119）

永恒的期待、命定的兑现：中国心灵对“真命天子──文明的创造者”的永恒期待，是不会消失的。从真挚的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中涌现而出的这种情感十分顽固，他是中国文明论的灵魂！只要这一期待还存在着，中国民族的生命力量就不会断绝。“真命天子”是强有力的精神凝聚剂，是无法毁灭的精神引力，他聚揽五光十色的人类物质──造就新的机体、分泌新的社会。

（120）

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百折不挠，富于耐心的。他们永远都在真诚地等待，永远都怀着最动人的希望默默等待，等待什么？──等待“真命天子”来横空出世。希望什么？──希望这惊天动地的横空出世会创造“超越理性”的奇迹。

有人说这种希望是可怜的，注定要落空；有人说这一等待是徒劳的自我麻醉──但其实这种纯朴的信仰才是中国历史的基调、才是中国文化借以发光的基本动力。

在历史上，这种永恒的期待多次把中国从可怕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给中国人民以新的存在形式、新的生活方向，为中国文化披上新的圣装，注入新的内力……整个中国历史都这样写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是一个充满了凝聚力的国度，愿它以后还能增加创造的能力。

这种纯朴的、基本的信仰并未消灭，它还在各类事变的表层、各种生活的万花筒之后，闪烁着不朽的微光……这是“中国文明的原教旨”。

哀哉！自暴自弃的支那人！悲哉！自怨自艾的支那人！你们看不见这一微光──因为你们的眼已被现代文明的霓虹灯，炫耀得半瞎了！你们忘记了在中国深厚而坚定的沃壤中──永远会徘徊着这样一个富于创造能力的心灵！一个永不消逝的电波。

现代中国被欧洲文明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在国内外的复杂压力下趋于分裂瓦解、对峙自残、阶级斗争……这时，充满创造能力的心灵，满带着祝福与诅咒的电波并未消散：他只是暂且隐居、伺机复出……让我们期待他，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创造者。

（另起一页）

第三章

对中国观念的重新理解

（1975年4月27日─1982年6月7日）

（121）

为了成功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我们需要对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流行观念，进行一番重新的分析和理解。

1、分别列出──根据重要性质或循序渐进的精神──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基本观念数十条至百余条，并重新解释其精髓。

2、重新的理解与估价，不仅是一种“学术”与“整理国故”，而且是对它们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并通过作者的预见来引导未来中国的行动。

3、顺序：《易》、《书》、《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诗经》、《楚辞》、《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4、新的沉思是“高级理解”；而非训诂小学。用“述自不作”的本土来开辟欧化的新文明。用黑暗时代的隐士趣味，超越布满了深渊和陷阱的现实。

5、我们的复兴大计：非理论性、反样板化、超社会效用。

6、主轴：如何创造不同于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新文明，“沉思第三中国的构图”。

7、对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基本观念及其价值的预判。

8、写作上述观念所采取的形式，不是诠释、不是发挥、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无所不在的沉思。不是教条与论证的，而是随笔集成的：即，把我若干年代形成、累积的思想精华，凝聚在一连串不同的标题之下。

换言之，连续性的书写只能产生讲义或理论，而真正的思想精华却不是一个时间刻度内能够连续分泌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要求“全面”；而要求“深刻”；不要求“平直公允”，而要求“独到体验”；不要求逻辑性，而要求预见性。

（122）

我第一次读《周易》，是在1974年，那时中共推动“批孔”运动，我很反感，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啃读《四书五经》。读了以后，感觉《周易》最为难懂，因为没有人教，只好自己进入，我化了最大力气，钻研注解，三个月才读懂入门，了解《周易》的基本内容。通过注解，首先接触的是《易传》，然后才是《易经》的文本，最后通过经文，才能慢慢摸索其卦象系统的象征意义。经文与卦象所构成的系统，可以容纳许多观念，组构不同时空。

当时我看《易传》的文字，觉得它主要是战国时代的产物，不会太早；但《易经》的文字显然更早，而八卦的卦象就更不用说了，可能起源于文明初期。

在我看来，《周易》精神体现了相对主义的原则。在衰世，刺激感官的音乐更优于陶冶精神的音乐，不但是因为它能流行，更在于它能消除焦虑，更能作用于一个狂乱的时代如当代世界。当易道进入衰世，自然产生衰颓的方式予以应付，那就形成了易经的机会主义。

（123）

经学也就是对“经”的解释，这在西周就产生了，《左传》上已有记载，国王和诸侯都利用释经学来说明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世界观在《易传》里面得到了发挥，这是我们运用来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宝贵财富，有些话说得言简意赅，寥寥数语，意趣横生，很好发挥，不像西方与俄国的大部头那么繁琐。

先秦精神，给个人很大自由，没有繁琐哲学。当时的社会不仅具有多元性质，而且崇尚国家主义，还有责任与义务的统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易”本身就带有一种“交换”的观念在里面，可以说是相当“现代化”的精神。

先秦的王国时代是竞争时代，那是上升的时代、活力的时代，就像现代全球化世界这样多元化。秦汉以后的帝国时代发展起来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则是“世界主义”的、“大一统”的，不再是国家主义的、地方自治的了。老百姓连出国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外国人也不能进入中国，整个世界好像统一了，其实却被隔离分割了。臣子在一元统治下就没办法讲道理，叫你死你不得不死，整个社会完全沦为家天下的了。

家天下的致命之处，首先还不是“不公正”，而是它会导致了“社会退化”。因为人性在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的，如果整个社会都为皇帝服务，那么其他人活着就会无精打采，并且缺乏必要的自觉、自信、自强了，整个社会的能量与积极性显然无从调动起来了。

如果遵循合理的政治法则，强调义务和权利的平衡，每个人既有社会义务又有个人权利，这样人们的热情就不会遭到窃国者的滥用。例如“文革”，毛泽东滥用人们的热情，导致社会感情透支太多，导致后来的人们极端冷漠、自私自利，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其实这是对毛泽东篡权时代滥用社会权力的一个反弹和报复。所以我们现在提倡义务和权利的平衡，是非常必要的，这能导致社会公平的出现，目的是要确保社会获得长期发展的持续能力。其实中国古人很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

（124）

《礼记曲礼》是一部深入人心的书。小时候听我母亲告诉我一些规矩，比如“食不言，寝不语”，出门之前要告诉家人自己去哪里了等等，后来一看书，全是《礼记曲礼》上面的。

遵守礼节，可以把人们引导到文明的、中庸的道路上面去。只有做到了《中庸》，摆正了自己，才能达到《大学》所谓的“八目”这个终极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就是观察，致知就是归纳，诚意就是端正自己，正心就是确立世界观，修身就是锻炼身心使之适应社会需要，齐家就是整合集团力量，治国就是治理国家，平天下就是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当然，《中庸》、《大学》所开化的对象，不仅限于哲学家、革命者，而是所有的公民。如果从王国时代的国家主义而不是从帝国时代的世界主义，去解读《中庸》、《大学》，一定能读出不同的味道。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这个“伪世界主义”，才是继往开来的新国家之桥。

（125）

先秦学说中，有金有沙。金者，万代不变之真道也，沙者，适时应用之时器也。我们必须区分，何者是圣人的真思想真精神，何者是他为了使同时代的人了解与接受而临时应用的思想道具。

（126）

先秦儒家子书自宋代以后也被渐次归入“十三经”范畴，例如汉代称《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唐代则将五经加上《周礼》、《仪礼》、《春秋》三传，扩大为九经，南宋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清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刻《十三经》于石，奠定十三经的地位。可见春秋时代的子书与经书，本有明确界限，后来的汉唐宋尤其是伪清的执政者根据政治需要来随意更改，混乱经典。

（127）

《孟子》的“民为本”思想，在《左传》中已经出现，其国家思想虽然没有近代欧洲的人民主权论，却是反对以人祭祀、殉葬，具有强烈的“轴心时代”的正义感。现代的人民主权论（popular sovereignty）的基础是“人民统治”（Democracy），是从希腊文的“人民”（demos）衍生而来的，是指赋予人民以最高主权的政治体制。古代希腊模式的人民主权是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利，现代则以代议制度（Representation）为主。在代议制度下，市民们委任一个“代表人”来参与立法。因为当人口不断增长时，集体统治会变得越来越低效。在代议制下，国家被细分为更小的地区（或者省、州等不同名字），每个地区选择一位或多位代表来对国家进行管理。这些代表会形成一个议会或等价的概念。部分代议制政府是共和制的，但也有选出暂时或永久的“国王”或者贵族来管理自己。

与此不同的是，孟子的“民为本”的这个“本”，还是“本钱”的本、“一本万利”的本，而不是人民主权论的。孟子这是看到了：“民”是社会的本钱，社会是君主的本钱。如果君主失去了民，也就会失去社会：其基本立意还是从君主主权论出发的。这样的“民本”思想，说到底其实还是一种“君本”思想，也就是说，是一种为君王考虑的策略理论，甚至是“策论”。因此，中国的民本思想不同于欧洲的人民主权论。在人民主权论那里，人民并不是一种统治的资本，而是统治的主体，因此，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不应翻译为“民本主义”，甚至不该翻译为“民主主义”，因为“民主”在中文里可以是“人民的主人”之简称；而应该直接翻译为“人民主权论”。因为无论什么社会制度及其思想都承认“人民是社会资本”这个事实，即使专制统治也是如此，所以专制者也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只有少数社会制度及其思想才承认“人民是社会资本”这个理想。

但是，人民主权论也并非没有局限性，而是有着三重的局限性。

第一，说人民是社会的本体，而其余一切都只应为人民生活服务──这失之于笼统、含混。这就为政治骗子们的“游说活动”，提供了广泛的空子。

第二，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居民，构成社会的主权──这显然是一种骗术，是“反动”与“反应”，而不是一种“真实”与“真理”，这是针对人民这些实际无权势者的被动状态，而炮制出来的安慰剂，所以我称之为的“反动”与“反应”：思想的反动与行为的反应，是一种自我防卫式的反击。

第三，“多数人的统治”，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因而是一个伪命题。“统治”的意思，只能是由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的，如果多数人都是官吏，那么官吏的职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什么是“人民”？“主权”又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在民主主义者那里经常缺乏明确的定义。如果把“民”定义为“多数人”，那么很显然，主权经常是治权的傀儡，多数人是被少数人愚弄的。如果把“民”定义为“实际统治者”，那么很显然，这些处于贪婪状态的人们和专制者的行径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只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就可以“合法地”为所欲为。民主政治家和专制者五十步笑百步，正以空前的胃口巧取豪夺、尽力榨取被法律剥夺了基本自卫能力的人们──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意义的民主主义实为统治者设下的一帖“精神麻醉剂”，以其“朝三暮四”的投票技巧，愚弄了“握有主权的多数人”。这种技巧把人民主权变成了一种相当于古代的“国家宗教”的礼仪。而“人民代表”、“议员阁下”、那些参与统治的人们，使得民主主义的台词变成了贵族政治的宣传。

这样，结论就自己出来了：民本思想，实际上仅仅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本质上与一切理想相同，都出自对生活中根本没有或不可能有之事物的深刻希望。欧洲民主政治实践，接近于人民主权论的理想，但却不可能成为人民主权论的实现。因为，一个不可能获解的矛盾是：当人民也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多半数居民掌握了某些权力，并获取了某种权利──那么“人民”便分裂了，“人民内部”的冲突将随着“人民”地位的提高而越演越烈。当原先利害大致相近的“人民内部”，分裂出一些不可调和，甚至誓不两立的势力集团──试问，这时“人民”的桂冠应戴在哪一集团的头上？而大多数民众，却永远处在边缘，无法入主权力中心。

可见，人民主权论并不是“真理”，它既不是，也不“接近”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它不是某种追溯，而是某种先驱。既然“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本体，那人民主权论也显然只能是某些思想家针对世弊而发的良好心愿。它不是追溯、不是“科学总结”，只是先驱式的幻想。在固有的社会结构一再发生危机，日趋解体的过程中，人民主权论之作为一种心理动力和感召力，曾起过某种推动这一解体过程的作用。这是它的有力之处。但是，当它成为某种维护现状和维持（由于长久安定和繁荣必将引起的）腐朽状态的借口时，它的软弱无力就是显而易见了。这就使民主政治总有一天会没落、会被取代的人性原因。

（128）

《韩非子显学》云：“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这真不愧是“乱世的真理。”在纷扰乱离之世，有一个伟大的强有力者兴起了，他的唯一目标是“治”，所以不论是君子文化中的“贤智”，还是人民生活中的“安适”──都不在他追求的目标之内。这些东西之所以还未被驱逐于他的视野之外，唯一的原因是它们还能为他的“治”起一些工具性的作用。要是这类作用一旦消失，或减弱到“得不偿失”的程度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摧残它、虐待它，必欲歼灭之而后快。中国数十年来横遭僭主专政的命运，不正好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解吗？

然而，要把这种“乱世的真理”奉为“天子之道”；或欲将这类乱世奸雄奉为真命天子的话，就未免太不恭敬，也太充满亵渎的意味了！

（129）

韩非提倡以装腔作势来保持吸引力与神秘感，这是不足取法的。尤其在我们大众媒体的这个时代，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除非大家比的是下三滥：容貌、口才、人气。治理社会，需要真正有创造性的天才，而不要只会装腔弄权的市侩。否则，那就与僵尸政治、僵尸治国相去不远了。

群众离开宗教，社会就会动摇。人民少不了偶像，没有精神偶像，他们也要造出体育偶像和电影偶像。仪礼就证明了这一点。“礼法”的形成，就更是以法律来迫使民众守礼的结果，也许这正是从群神岭（“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海沟（菲律宾、日本一线）的“昆仑人”（昆仑山脉以东的黄种人）的特性吧！这就是“亚洲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之处？

（130）

古代中国文化可以成为某种对现代社会的“专业化趋向”、“机器人运动”的有力抵制？但愿未来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也能造就全能的人而非专家。至少我们理解的“中国文化”理应如此。

（131）

人类心灵的唯一标准就是：价值标准。人们每天都用价值标准在衡量自己碰到的事情，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运用价值标准衡量自己碰到的每个人，然后才决定对他们采取怎样的态度。

（132）

所谓“黎”也称“庶黎”，这“黎”具有“黑”的意思，作为民族的名称，正与“黎族”相同。这是因为黎族在古代属于矮黑人种，在古代中原人心目中可能属于种族奴隶之类，相当于斯巴达眼中的希洛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眼中的“斯拉夫民族”。

（1979年6月11日）

（133）

在我看来，蚩尤部落可能既非“三苗”，亦非“九黎”。蚩尤可能是西方入侵者的酋长，因为传说是蚩尤发明了金属冶炼和金属兵器的制造，而根据考古调查，金属冶炼和金属兵器的制造，在西亚比在中国要早了两千年左右。在1920年代的中国，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曾把“蚩尤”解释为“赤疣”；而当时苏俄，正在大力向中国输出军火、策动中国的内战。最终配合勾结了日本的入寇。

《世本作篇》说蚩尤“以金作兵器”，蚩尤的兵器有剑铠矛戟和刀戟大弩等等。另外，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都是人首兽身，铜头铁额，有八条胳膊、九只脚趾，就像某种“骑士装备”……他们带着较为先进的物质文明来了，乘着有利的时机来了。好在蚩尤兄弟被黄帝一举击溃，不然黄种人就会遭受“先进文明”的异种奴役。黄帝因此以弱胜强，开创了中国的政治文明！黄河虽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舞台，可是谁能否认四面八方的民族都曾经在这里会演，并造成了新的机运呢？

共工之流更是后来居上的异族酋长，有人把他们比作“共产主义工人党”，也就是纳粹党的同僚，因为纳粹党的全名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如此说来，共工他们也应该来自西方，很可能是一批白人，而不是苗族的酋长。这些共工，他们打破了中国的和平生活，可是最后却再次唤醒了中国的国魂、促成了中国统一，反而使他们自己这些“西方真理的党代表们”，遭到了毁灭与同化的历史命运！

苗族与汉人本属一大族系（汉藏语系），只因他们既未受黄河的磨练，又未受蚩尤的侵袭，因而既未文明化，又未中原化，无法卷入“逐鹿中原”的统一旋涡，因此无法让自己更上层楼。最后在华族彻底击溃了蚩尤等来自西方的几批入侵者之后，苗族也被逐鹿得胜的中原人驱除到了南方，变成了文明扩张的牺牲品。

《诗经商颂长发》歌颂了这段伟大的史诗场景：

睿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士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其中一节具有深刻的预言性质：“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大矣哉！这个预言是说天下唯一的骏厖就要作为奠基的主宰，收伏作为贡品的小共大共！其功勋如此，就是天命的元子。

由此可见，抵抗侵略和保持接触，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不抵抗侵略，将使自身消灭；不保持接触，将使自己落伍。

（1979年6月17日）

（134）

商王常自称为一人或余一人（《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第124片、《国语周语》所引《汤誓》、《盘庚》）。

王位传受，盘庚以前是兄终弟及，以后大都是父死子继，我想这不仅和继承制度有关，也和当时人们的包括殷王的寿命过短有关。殷代晚期，大宗、小宗和庶嫡的宗法制度已逐渐形成……周人入主时已奉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故周公姬旦其才虽大却不得继位。

末代两位殷王才开始“称帝”：帝乙、帝辛（纣）。但是周朝却拒绝称帝，直到异种族的秦国和齐国才重新开始称帝。

殷官名：武官有“多马”、“多亚”、“多射”；文官有：“多尹”、“乍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卿吏”。

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有“百执事”、“殷正百辟”、“惟亚”、“惟服”、“宗工”。

分封制的雏形商代已有：武丁之子，受命戍守奠地，命为子奠或奠侯。异姓受封的有犬侯、周侯等，均见于卜辞；但还不是主流模式。

（135）

从周幽王的故事，可知其人之狂妄与自信。别人不敢发的事他敢发，别人不敢做的游戏──烽火戏诸侯，他都敢做，终至身败国丧。可见那个时代也充满着危机，周的后王不再有周的先王那样的警惕精神而日趋腐败堕落、骄奢淫逸。其丧国亦是那时的怀疑精神开始萌动，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开始衰落的征兆，一切祸乱皆由怀疑而起！

从褒姒的故事可以看到类似希腊悲剧命运之主题。须知褒姒亦非一个凶恶妇人，实乃一位姣美的丽人。褒姒也是神秘命运的可怜工具。褒姒何其不笑，而一笑竟致失国？悲剧中并无好人恶人之分，有的只是神秘命运的拨弄，褒姒之事验之矣。这是人类的命运，历史的悲剧，岂可以“祸水”一词而概之呢！

（136）

《春秋》

《春秋》本是“记事的简策”，有各种各样流水帐，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春秋”。现存的《春秋》据说是经过孔子编修的鲁国史记，囊括了二百四十一年的历史。它用编年的体裁，简短、平易的散文，仅有大纲而无详细的事实记录。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则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十八万余字。他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见《论语公冶长篇》【译文】孔子说：“甜言蜜语、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心怀怨恨跟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由此可见，左丘明确有其人。但此《论语》左丘明是否彼《左传》左丘明，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春秋》的提纲式历史大事记，在《左传》那里成为事实详备、讲叙生动的画卷。

《左传》1、叙事富于戏剧性，2、善于描写战争和复杂事件。3、描写人物富于形象性。4、生动洗炼的语言。5、通过歌谣反映人民爱憎，增强感染力。《左传》规模宏大、组织完整、散文发展新里程碑。对后世文学、历史作品不可磨灭的影响。且开小说的先河。

《国语》记事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前1000－前440年）。凡二十一篇，体例为分国记事。司马迁、班固以左丘明为《国语》作者，实际上《国语》与《春秋左传》颇有抵触之处，作者应为熟悉王庭历史掌故的人。体例由分国记事。《国语》文学成就不如《左传》，但也有生动之处。《国语》中的韵语、对话，生动表现人物性格及史事政情。

战国策三十三卷，杂记东西周、多诸侯之事，上接春秋，下至秦灭六国，跨度二百四十年，秦汉间人杂采史料而成。

在创造性方面，中国先秦史的丰富程度要超过后来的二十五史，真是无奇不有。尤其对现代人来说，想象与发挥的余地非常之大，实是激励民族再生之绝妙题材。因为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先秦的王国时代而不是秦后的帝国时代，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137）

我对《春秋》的理解不是经今文学派的，而是古文经学派的。我并不企图在《春秋》中寻求什么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纯属形而下学，已不适于现时代之需要了。相反，我却非常愿意读研春秋左传，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历史，这也是真正的大义所在，用腐儒们的观念是不能找到天上的星辰的。

我要在《左传》中寻求什么呢？寻求英雄业绩！寻求那些华夏民族的生命力量最为沸腾的时代里的业绩，用《左传》来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并非从来就是而且将来也是一个情性的、奴性的、缺乏生命力的民族！用它《左传》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总有一天“萎缩中的支那”能够恢复生命与光荣，复兴为“再度生长的中国”！用《左传》来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中国民族并非愚钝，在许多方面它甚至是世界的先行者！中国在现代的种种波折以致沦落为滞纳的支那，只不过是一种命运的曲线所致，而并非生来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

我热爱春秋时代的“《左传》人物”，以致超过了战国时代的“《战国策》人物”，是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股忠义的力量。我觉得我的灵魂与他们的气息遥遥相通，他们比《战国策》上的人物较多古风，较多宗教的力量，较少盘算的诡计。同时又比《书经》上的人物更生动、更丰满。另外一面，他们比较帝国时代尤其是两大统一的帝国时代（秦两汉与元明清）的人物，充满蓬勃的生命力与种种只有在国际环境下才可能发展起来的美德。《战国策》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的。

我的这种偏爱，也许是由于当今世界并非统一时代，而是一个“全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分裂状态的缘故吧，所以我们才对“同时代的春秋人物”如此敏感、如此向往吧！尽管他们是位于先秦中国。

《春秋左传》中有许多美妙的故事，每一次重读都给我以启迪。它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中国人并非一个天生劣败的民族。我因此对这个民族还怀有最后一点绝望中的希望，理由就在“中国的古代”，而不在“中国的现实”之中。

《春秋左传》中的无次数的征服、役使、反抗、解放等运动形式出现的英雄业绩真是精彩，而且先于世界其他文明，且其留下的丰富记载在世界各族中都算是首屈一指的。我希望，第三中国的新民族、新社会总有一天会兴起，并踏着中国书经时代、春秋时代的英雄们的足迹，去创建比中国自己的帝国时代更伟大、更持久的世界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刻上一个统一的印记！

（138）

为了催活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我们不妨为中国还原一大批精神上的创造者、空间上的征服者。上自黄帝及颛顼、少昊、帝喾、帝挚；然后是禹、汤、文、武，春秋的“霸”、战国的“帝”……那时，大一统的衰势尚未凝成，国人还怀抱着一颗新奇的心在从事拓殖。这种格局与秦至清的两千年间的帝制守成，是根本相反的。这段极珍贵的早期历史，就是“先秦”的“前帝国主义时代”、贵族时代。它无疑昭示人们：中国人并非只是内耗与兄弟阋墙的行家。中国人也有过征服与扩散文明之光的历史！那时，中国人曾经具有的品格，对现代的中国和将来的世界无疑都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

读《春秋左传》，吾知礼之真髓矣，非儒家之杜撰也。我要从《春秋三传》中获取古代的政治哲学的精华，而不仅仅是《易经》所示的历史哲学。古代的政治哲学常把社会的兴衰归之于人心，这是非常高妙的。人心就像一座桥梁，从现实中来又到现实中去！现实常常通过人心折射出来，又通过人心改变现实的发展，这是一个循环。人心，并不仅仅是人心，它是现实的总和，正如钱币不仅仅是钱币而是商品的总和；社会的兴衰过程，正是由于一切的总和而完成的……我们应好好发挥这种“人心政治哲学”，这也是通往历史哲学的途径，值得认真研究。

（139）

《春秋左传》是以“郑庄公克段于鄢”以及“郑人伐卫”即“诸侯专征伐之始”为开端，至勾践灭吴以终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春秋”的特点就是违抗天子的秩序、消灭别人的国家。“三家分晋”则为战国之开端矣。“战国”的特点不仅是消灭别人的国家，而且是消灭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革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这明显地违背了“礼”的精义：《左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140）

读《韩信传》，方知韩信确为胆怯的人。当然他的胆怯并不在于不敢拼命，而在于缺乏果断的判断力及“一经计定就不再犹豫”的意志。在作战方面他多用权谋，这固然表示了他的机智，另一方面也与他犹豫不决的性格有关。这与“不顾形势”的项羽适成反比：项羽是决断力多于权谋的，其缺点是“执而不通，不亡几希”。

韩信青年时代曾有胯下之辱，此为其性格怯懦的表现，我就不信一个人会用这种奇怪的方法来激励自己，何况他根本不必杀人，只需要拖延磨蹭就可过此一关，何必胯下一游？难道屠夫会杀他么？不，他们只不过是在寻开心呢！惜哉！天才之于韩信！白白死于妇人吕雉（前241年－前180年）之手。这个妇人由于比其丈夫刘邦（前256年—前195年），小了十五岁，所以能够利用年龄优势把持朝政十五年。最为怪异的是，刘邦比他所取代的秦皇帝嬴政（前259年—前210年），还大了三岁。命运就是如此捉弄人的。

（141）

刘邦的成功是由于他的“无赖”，项羽的失败是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这不是历史的嘲弄吗？一般而言，在这种斗争中贵族总不如庶民之易于取胜，盖蔽于性情也。另外一面，我也想到：刘邦的成功也由于他曾经出任亭长、有些统治经验；而项羽的失败则和他始终流亡、与社会脱节，有些关系。

项羽的失败还因为他的屠杀政策，他模仿秦国将领活埋战俘的方法，而不知时代已不同，他尤其未注意：在内战中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秦末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七个国家了。因此任何人对屠杀都不会采取完全赞助的态度的。项羽是一个征服者，征服者容易落入骄兵必败的陷阱；项羽却不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善于玩弄哀兵必胜的把戏。

项羽就像后唐庄宗一样：天下无敌、从未打过败仗，但却以失败告终，这是为何？我看项羽即使消灭了刘邦，最后仍不免要失败的！刘邦收拾了韩信、彭越后，把彭越的肉汁分赠诸侯，这明明是刺激诸侯造反，从而得到一个借口，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不料这些人没有一个像张良那样看透了刘邦，反而愚蠢地贸然起兵，正中刘邦之下怀！因为刘邦早已布置好了陷阱在等着他们，否则，还会继续低声下气地哀求他们不要造反呢。

（142）

项羽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秦末豪杰的最高精神代表；在于他说出了“彼可取而代也”的生命实况；这位“先秦贵族的最后一人”戳穿了皇帝的新衣。他败于楚汉争霸，形式上他是先秦时代的灿烂晚霞，但在精神上却是以后两千年帝国时代的刺目朝霞：这朝霞永远反抗暴政；永远不为世俗的成败利钝而屈身折节；永远是陈腐的社会得以振新的虎虎生气……

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纵兵坑秦、火烧宫室、发掘秦陵为过度之举；更有“劳动人民的理论家”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这些惊天动地的壮举对于彻底摧毁秦人数百年养成的霸主精神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一个“历史性的回答”和“正义的清算”。这就是所谓历史的报应。我想，有一天类似的命运也会降临到类似的扩张者头上，例如，降临到一直东扩的俄国人头上。

（143）

文天祥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能“杀身成仁”──那是许多人都尝试过了的“规矩”、“陈言”。而“务去陈言”尽管也只是一句最陈的陈言但仍值得我们记取──在我看来，文天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忍受精神上的孤寂。

宋末的面临蒙古入侵的中国并非1930年代面临日本入侵的中国，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国际支援而已丧尽抵抗的潜能与意志──“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中国的冠带就此沉沦了，所以，在囚禁状态下的文天祥也就成为惟此惟大的高标了。

文文山，他明白“天命难违”；他不是一个浅薄的“民族主义青年”。他是为某种更高的东西即“古道”而死去的。他很清楚自已的绝境，所以他写道：“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可以做两层理解。浅的一层不必说了，那就是他在现实中已经走投无路；深的一层的意思是说──他与古道遥相辉映；成为古道在沉沦的现代社会里的唯一闪光了。他的心孤寂，却照亮自己的古道：这“道”，其实仅仅存于他自己一个人的心中。这就是伟人的命运？

（1975年9月10日晚间）

（在这种“道”的意义上，文天祥其实不是臣子，而是天子：他的古道就是天。他虽然没有像周文王那样开创一个新的王朝，但却为现代的“中国民族”或“第三中国”，留下了一个起点。2010年8月1日补记）

（144）

陆秀夫的崖山英雄业迹已成为中华民族以血谱写的历史颂歌。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应该学习陆秀夫的气节，更当效法其不惧灭顶的精神。

（145）

龚定庵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确为至论。崖山之后，中国人没有忘记历史，所以还能复国。但1949年“解放”以后，中国人忘记了历史，所以至今不能驱逐苏联、恢复中国。

史官是一个民族的骨干，新闻管制、出版管制、言论管制、思想管制，扼杀了中国人的历史精神，所以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一定能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国大业。我们清醒地看到：历史的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没有什么比“历史的伟大业迹与教训”给人的影响更为深远的了。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诸如印度），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权力中心。同时，历史学家的哲学、史官的贬恶扬善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凡此种种，对发扬民族精神、达到天子的期望，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广义地说来，史官还是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多种知识的伟大使臣。真正的史官正如真正的创造者一样，不是古时的皇帝与太史，而是新的天与历史命运的代言人、预言家、先知、圣人。

（146）

曾国藩可称为“满清士人”的典范矣：学问、修养、家事、政事，样样兼通；据说还善执中庸之道，难怪他身为汉人却可以屈膝事奉满人。他没有宗教感情与道德情操，难怪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之后就会“失去大陆”。再往前推，难怪满清余孽赞誉曾国藩为“中国士人最后一人”、说他“保有国粹”云云之后，自己就会亡于八国联军。灭亡满清的八国联军与灭亡中华民国的苏联红军，比起他们的征服对象来，其思想训练都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宗教感情与道德情操，成为他们征服对立面的最大本钱。

从曾国藩侍奉满人我就看出：曾氏之修养，实为人生之修养，非人性之修养。人生之修养，就是人之处世生活的修养者也；人性修养，才能人得以克敌制胜的根本。帝国时代的中国士人，以人生修养为日课，而忘记了人性的修养，曾氏即此辈之代表。他们茫然于王国时代的人性修养，此所以中国文明无法再度辉煌之关键所在也。相比之下，满洲人、苏联人入主中国时，八国联军、日本人进出中国时，他们的人性修养都比对手来得强。

（147）

有一种“反传统”的含义是把欧洲和中国传统对立起来，认为不破不立，一定把中国的传统彻底砸烂，以欧洲的马列主义为镰刀斧头、用杀伐屠戮的绝对斗争造成一种变局。在把欧洲文化当作工具使用的过程中，结果发生了一种野蛮化的蜕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本来不是如此”，传到中国后才变种了。可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也不是善类，长期发展到中国被用为杀伐屠戮的工具，并非偶然。一种价值观念若被工具化，虽会发生变化，但毕竟不是南辕北辙的。

现在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黔驴技穷了，只能破坏中国传统，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反而加重了这些问题。我们如是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变革，但现在确实已经到了部分回归传统的时候了。一切现代化，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回到传统”只是一种心理认同的过程，实际上说都没有真的离开过传统。认同的意思，就是重新利用传统资源，不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不在两者之间制造人为的对立，相反要尽量调和，使得社会内耗更少。

日本人利用天皇制，为现代的社会变革服务，中国被卷入了革命，却没有把握好分寸，走上了破坏性日益加剧的道路，现在依然分裂两个中国，未有明显的结束迹象。这使得大家认识到，单纯破坏传统，并不能建成现代国家……

（148）

我们希望，再过百年，世界趋同之时，中国的“天下传统”能再次焕发青春，对全球秩序的整合，发挥作用。而这一作用的第一个着力点，就是通过“天下传统”的世界主义性格，把中国自身造就成为当代世界的最大基盘，然后用它来为全球世界奠定一个稳固的中心。

但现在，我们在中国更加需要的是鼓励春秋战国时代的那种竞争力量，把中国的内在活力充分激发起来。我们意识到：列国的并立与分争，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合久必分：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周易》的《易传》，就传达给我们一种追求变化、适应时代潮流的动向，那恰是春秋战国的精神。这一精神非常适合中国进入现代的国际竞争。

中国先秦时代的活力和生气，首屈一指。中国文明的许多重要因素、观念、设施，在那时就已发生，后来不过是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已。

到了两汉之时，文明退化、神学兴起，先秦时代的生龙活虎消失了。现在我们说“回到传统精神”，首先不是回到秦至清的帝国时代精神能，而是回到秦以前的精神，这相当于现代欧洲民主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那种王国时代的精神。

既然中国近代的路走歪了，我们就不妨回到出发点，从君主立宪重新开始，至少在内心可以是这样的。王国时代的中国，就像欧洲民主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表面封建，内含创新，平静的外表下波涛汹涌，一旦时机来临，人才辈出，竞争激烈。

（149）

我常有一个“历史的假想”：如果欧洲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形态是战国时期那样的，中国还未被两千年的帝国统治给“驯化”，欧洲列强和日本鬼子就打进来了，会是什么结果？我的结论是，如果那样，那么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会更加接近日本的变法图新，而不是现在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反而会比现在这个样子更少坎坷。战国七雄并立，还没有欧洲文化传入，他们都知道要纷纷变法维新，绝对不会像满清那样闭关自守。后来十九世纪日本列国那样竞相传播欧洲文化，其实是和先秦列国学来的。列国格局之下，无法推行愚民政策，还没有稳定的官僚政治来窒息民间的活力。十九世纪的中国如果没有大一统帝国政治，而像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末年那样四分五裂，中国的现代化反而会顺利得多，也不会发生军阀混战，因为大家都还记着如何进行地方国家的自治事务。

我正是从这种“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说“回到春秋战国的起点重新出发，是中国复兴的关键”。春秋的精神传统，是中国恢复国家能力、公民恢复政治能力的无价之宝。

实际上，近代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就是“回到春秋战国重新出发”，分裂成为三国（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南北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经过毛泽东这个“北朝领袖”，通过“僭主政治”，得隋望唐，有望再建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

那时，中国人民将再获机会均等，谁能给人才或文化因子提供更好的出路，谁就可在竞争中占尽上风，而受其庇护的人与文化因子则会得到良好的发展。在这一双向选择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更易生长，不像在全面专政和官僚体制下，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我们理解：多元是一种秩序。我们看希腊文化有活力，但城邦政治比较软弱，便被罗马统一了，以后欧洲文明就发生了退化。后经蛮族入侵，一统打破，但混乱开始，进入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前夕，欧洲才逐步进入列国秩序，实际开始新的多元化时期。

（150）

处于当今社会大变革、文化大调整的冲击下，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态度是：在第一领域即在理智的、文化的、意识的领域中抛弃它。不论我们的背离多么彻底──在第二领域中即在习惯上和心思上我们都将与它始终厮守。

（151）

“历史”的价值在于“今天”；“今天”的价值存乎“未来”──这才是正的，而不该是反过来让“光荣的传统”成为人的囚笼、堕落为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因为说穿了，不论“传统”还是那些值得留恋的陈迹──都是“伟大光辉的皮相”。伟大是伟大，光辉是光辉，动人心弦是动人心弦，富于长久的魅力是富于长久的魅力──但仍然是皮相而非精魂，是现象而非本体。

这些现象是如此丰富；如此夺人心目；这些现象是如此复杂、如此难于缕清；但现象毕竟是现象，而非本体。现象不值得迷恋；本体才值得追求。如若现象与本体一致──我则一举而两得；如若二者根本相背──我则弃现象而求本体！

那么，本体是什么？本体就是健康的生命，本体就是健全的生活。文化的本体论，就是为了健康的生命、健全的生活，而创造新的文化；而不是为了一种腐朽的现象例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种种诡辩的体系，而牺牲人民、牺牲健康的生命、牺牲健全的生活。

（152）

不同的世界生出不同的思想方式。

古典西欧的思维方式（尤以巴罗克时代为然）是数理演绎式的；其论证方法属于几何型的。其佼佼者如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以及半个巴斯卡。

而古典东方的思维方式（尤以先秦诸子或宋明诸子为然）则为感悟跳跃式的；其论证方法属于寓言式的，含有怀疑的生活智慧。其特出者如庄子、孟子和集大成的韩非子。

西方和东方，并不属于一个世界，无法用同把标尺衡量它们、评价优劣。

（1982年3月4日）

（153）

“中华”，不应退化为一个国家概念，而应还原为一个文明概念！

一个作为“文明实体”的中华，而不是作为“国家政权”的中华，方能展示未来一轮“世界文明”的要素，而不仅仅是古典意义的“世界帝国”的雏形。

中华，不应沦为“某类餐馆”的别名，而应还原为一种“精神范畴”，否则，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残缺不全的，是只有动物功能而没有文明功能的。

一个作为文明元素而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华、一个拥戴符号胜过拥戴粉脂的中华，也许更能济世除弊。

因此我们述说“三个中华论”：

“政治中华”是现有版图，“文化中华”是汉字文化圈，“地理中华”是喜马拉雅山和唐古拉昆仑山直到美洲的全部黄种人土地。

政治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恢复汉人统治；文化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弘扬汉字文明；地理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则是重建支离破碎的黄种人家园，整合吸收白鞑子和黑鞑子。因此也可以说太平洋是大中国海，正如南海是“小中国海”。

就我上面的论述而言，误解者们夸夸其谈的“中国文化”其实只是无力的文化。它吹捧无力的病态为至善至美，它把文明理解为忍让，把智慧理解为圆滑，把好理解为伪善，把道德理解为合群，把政治理解为权术，把生活理解为应酬与周旋，把“混的好”当作成功的标志……

这正与欧洲人的海盗精神相反。现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化了的欧洲精神。而现代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力的崇拜。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只是变相的力的崇拜。它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浮士德的故事，实际上一篇关于“意志的胜利”的寓言。这意志的化身就是浮士德博士：他野心勃勃，想穷尽天下之妙但终因精疲力竭而死去。于是，人欲升华到神力那里去了。但归根结底这还是体现了“力的崇拜”。

中国要想积极进入现代生活，而不是迄今为止的被动卷入、被迫拖进现代生活，必须放弃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必须拒绝帝国时代而拥抱王国时代，必须放弃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对帝国统治者的弱民政策来说，人民的无力状态也许再好不过。但对于一个即将争衡世界的新文明及其新民族来说，“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太危险了！“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会使新的天地，夭折在荒凉的摇篮中……

（154）

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十大分期：

经学开辟时代：孔子删六经──孔子殁世

经学流传时代：儒八股派──宋六艺──前汉武

经学昌明时代：汉武尊儒──昭宣之世

经学极盛时代：元、成之世──桓灵之世

经学中衰时代：魏晋──十六国

经学分立时代：北魏、南北朝之世

经学统一时代：隋统一

经学变古时代：唐──宋初（王安石）

经学积衰时代：宋神宗──明末

经学复盛时代：清

皮锡瑞持有今文经学家之见，故不尽为我所接受。其最为显著一例，是在他所列“积衰”的时代内，竟包有王安石、北宋五子以及朱熹等著名经学家在内。

我认为，应将此“积衰时代”一劈为三，断自朱熹：

1、王安石──朱熹为创造期；

2、朱熹──王阳明为官学鼎盛期；

3、王阳明──明末为崩溃期。

皮锡瑞的所谓“经学复盛时代”，其实只是考据盛行的满洲人统治时期。这种训诂小学如果也算经学的话，那么我就要说“经学非经”了。相比之下，还是经学的“变古”（唐──宋初）与“积衰”比较可爱一些。令人不解的是，清朝的辫奴，竟要把乾嘉训诂小学说成是“汉学”，其实汉儒尤其是今文学派是最能胡说八道地自由发挥的，和清朝的辫奴在满人的胯下谨小慎微的奴隶状态，全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如果按我以上的理解，来观察经学的盛衰，有两点务须注意：

1、满人的异族压迫导致清朝“经学复盛”；这其实只是研究、整理国故，全然没有创造性可言。亡国奴除了整理国故，还能做什么呢。

2、我们因此勿忘：清朝卵翼下的“经学”不同于汉朝的“普遍信仰”。毕竟清朝的经学除了官学地位外，还是带有学术考据性质的。

（155）

皮锡瑞的观点，其实和南宋的奸相秦桧颇有几分相似。秦桧当政时期，富于思想的道学就被斥为“狂言乱语，淫说鄙论”，而道学家们亦因此纷纷落职。而朱熹其实是主张兼容并蓄的，他一方面是佛教特别是禅宗、华严宗和道教精神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又是二程儒家经学的集大成者。南宋屡禁道学，不仅是为了把道学家集团从政权中驱逐出去，而且因为道学的反对者们无法提出与道学相对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们显然不愿意看到道学的独盛。而道学的独盛到了明清，就成了道学的独尊。所以《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才会说：“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以法矣！”

这种矛盾现象也是因为，宋代毕竟在大体上还是一个允许自由思考的时代，还没有落入元明清的大一统死局。

（156）

佛教，在一个绝望的即“无希望无追求而又令人不满”的时代，可以说是天生宠儿，但在一个革命时代，佛教精神却是赘物。难怪佛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日益衰败，倒是战斗性较强的基督教，日益昌盛。

革命时代不是得过且过的时代，而是以重大斗争与现实牺牲来“换取新生”的时代。况且从积极意义去理解佛教，其奥秘也在于克服历史因素（所谓“业报”以及“孽债”）的累积，并切断一切陈腐的因果链。从这个意义去理解佛教：神就是某一超人最高的精神状态，是理性的灵感，或称“慈悲的爱”。小乘佛教是自救，大乘佛教则救世，大乘体现了热爱生命与身体力行，这已经背离了佛教的宗旨。佛光普照的结果，就是佛光的变质。佛光完成其外在同化的时候，自己的内在仁慈却丧失了。顾此失彼，人类终于无法臻于至善，无法达到“成佛”或是“神化”的崇高意境。

（157）

湿婆天就是“阳”的形象化。湿婆天无处不在，无所不预，乃是一种普遍的阳。他生殖、他毁灭、他创造、他破坏、他善、他恶……这种论调与生物学的原则和现实，并不矛盾。

（1976年12月27日）

（158）

酝酿新信仰的时代，是文化鼎盛的时代。但是新的信仰一经确立，文化创新就会渐息。新信仰的建立与新文化的衰落，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用我的理解说：世衰而后百家竞起，百家息而治世复得。韩愈《读墨子》换了一个角度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至于问“普遍信仰与文化昌盛之间何以呈现兴衰消长的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此起彼伏的盛况？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我们迄今未曾知道的某种秘密；如果容我推断，我想说这种秘密并非容易描述，更非很快就能确认的──但多少有些类似“道德与艺术的冲突”。

如果允许我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出浅显的原因，则我认为社会历史就像个人生命一样，既有活动期，也有休息期。活动期被人称为“盛”，休息期则被称为“衰”──从文明史的角度言，文化创造期为“活动”、为“盛”，普遍信仰期为“休息”、为“衰”……政治上的盛衰与文化上的盛衰虽然总是先后出现的，但往往不是同时出现的──它们彼此之间也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设想文化的衰落是由于政治及社会的动乱导致的，那是本末倒置的想法。这里没有因果关系，举一个例子，中华民国政治分裂、社会动乱、外敌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统一、社会高压、入侵外国，但是后者的文化比前者远为衰落、凋敝，而且进入了黑暗时代。

政治上的盛衰也是一种“活动与休息的间奏”，尽管那与文化的盛衰并无因果关系。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永葆青春，因此永不可能。相反，我认为“活动与休息的间奏”这种“历史的报应”却是丝毫不爽地应验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之中：正如一个人在白天活动得愈厉害、创造行为愈辉煌灿烂；那么他在夜晚的沉睡也愈是丧尽知觉、心如死灰──否则他就无法长期平衡自己的身心。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活动集团，它在“盛世”所消耗的能量愈是巨大无匹，则在接下来的“衰世”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就愈是软弱无力……看看蒙古人的例子就知道了：由于他们过去比阿拉伯人更疯狂，所以他们现在比阿拉伯人更无能。所以，就“全体”而言，并无“盛衰”的问题，甚至也没有盛衰的“现象”。所谓盛衰，不过是“力量的分布状态”罢了。

一般说来，长期的受压抑势力，一旦突破了压抑势力的牢笼，就将突出为政治上“盛”者；而长期以来的压抑势力，则随着不断地自我消耗，而日趋“衰落”。一切统治或控制，都需要维持自己的压力，都不得不消耗自己以前受压抑时期所积蓄的力量。

（159）

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为血缘氏族，后来发展为宗族国家、国家联盟、一统天下。

欧洲社会的基本单位为村社与地区，后来发展为民族国家、国家联盟、联合国组织。

现在世界正以“主权国家”这一单位向前发展，不过各个主权国家正在合流，甚至中国与欧洲也是如此。我们因势利导，终究可在国家基础上建立国家联盟甚至世界政府。

（160）

为了让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得到活力及优势，中国要“对内让步”，为此要认真考虑下几项：

1、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开禁；

2、正常社会生活的逐步恢复；

3、各种高级文化的日益复苏；

4、经济结构的民间化；

5、政治结构的宪政化；

6、保护宗教的社会价值及文化功能。

（161）

孙叔通说汉高祖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一语道破了儒的本质，在于建立文明的秩序。不过他紧接着说的一句话却把儒生们奴化了：“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这大约开启了帝国时代儒生的仕途，直到曾国藩、康有为之流。其实这只是儒术而非儒学，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为霸术。

儒学加上霸术可以接近王道，单凭儒术，不足以定国。王道还有儒学与霸术未有之贵质：仁慈。那是从一个伟大的人格派生出来的。时转运来，世界发展至今，危机深重……新儒学、新霸术、新王道，其兴乎。

（162）

国家的利益应高于一切，党派的利益包括凌驾于国家。“国家高于国王”这个促使欧洲进步的原则，也应该成为第三中国的行动指南。“国家高于国王”是一切现代国家的灵魂，这样的灵魂使得国家可以为全体国民服务，以便调动全体国民来为国效劳，而不仅仅使全体公民得到利益均占。

至于说到“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那在目前还只是空话，除非全人类面对一个共同的可怕敌人，“人类”就没有共同利益可言。人从人那里可以抢到的，远远多于从别处可以抢到的。显然，一个国家内部的居民之所以有共同利益的存在，是由于有其他敌对国家的存在。因此我说“国家利益应高于一切”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如果这个国家的权力扩展到了全人类头上，那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那“国家高于一切”就等于是“全人类高于一切”了。

由此可见，为了人类的利益虽然可以主张“真命天子高于一切”，但天子终究不能高于他自己的使命，如促进天下的和谐。天子──文化的创造者，他不能参加人类集团，他只能利用人间的斗争，实现他统一世界的天命。天子不能成为某种狂热信仰的牺牲品；他要人类服从秩序以促进世界和平。人民对天子的崇拜应是毫无保留的，但天子切不可陷于自我崇拜之中，他应该遵循更高的法则。谁要是忘记了上面这些真言，就请看看秦王政家族的可悲终局吧。

（163）

秦以后“帝国时代”的帝室们何其愚哉！他们是在域内搞分封，而不是像周武王那样在域外的蛮夷之地进行分封。国内分封，只会造成国内不睦与外藩不亲。辩护者也许会说，这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了：一是由于中国的地理因素使然，二是由于当时的交通无法胜任远距离的殖民。但这两个因素其实彼此相关，例如俄国的哥萨克与美国的牛仔，都是仰仗火器的使用，才能向东方与西方前进的。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个制度性的考虑被人忽略了：汉朝在朝鲜、越南这些新近归附的地方，也是推行郡县制而非分封制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汉武帝不在国内推行“推恩法”，而是向国外发展其殖民活动，那么世界的格局可能会有所不同了。

（164）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就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和内部分离的叛乱。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根本忘了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其结果，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生机的方法来维持秩序的，所以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纽企图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结局宣告失败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免此厄。

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也许，这一切设想现在已成为过去。人类的各种工具在过去数百年间已变得格外强大了。以致历史上的障碍已不成其为现时代的障碍了。不仅如此，历史的进程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不。其实不是机会而是一种需要。要我们去满足、去回答这历史的需要。这历史的需要是什么？是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

（165）

中国之所以令人一再失望，还是因为人们用一种根本不适于它的标准去衡量着它──从欧洲世界传来的“民族国家”的观念。

其实，（一）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的“民族”（Nation），而是由一大群浑浑噩噩的盲流和钉子户混杂而成的乌合之众（“黔首”）。中国民族溃散、消匿了，散居在这里的群众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其中分散的精华召唤出来，聚合成一新民族。（二）现存的中国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国家（State），而仅只是盘踞在上述无知觉群众头上的“政权”而已。辽、金、元、清等外来政权以及“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及其孵化出来的中共中央”，皆此类也。

（166）

多党代议制不能整合苏联，亦不能在可以预测的未来（如五十年以内）整合中国。因为议会民主对于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不仅是“政治危机”、“道德信仰危机”、“社会制度与文化结构的危机”）的中国来说，是过于奢侈的东西。共产党俄国将被民族自决所分裂，共产党中国将被开化过程所粉碎。

当然，东欧小国和古巴、北韩、越南之类的小邦，仿行欧洲式的（或南朝韩式的）体制，在战略和技术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中、俄这两个内陆心脏地带的巨大帝国若不放弃集权体制，其周边的附庸又如何走到多元格局呢？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俄这两个内陆心脏地带的巨大帝国，最多演化为“开明专制”或“精英民主”。

（167）

民主政治，只能从开明专制或贵族政体（尤其是从后者）演化而来；而从无一个先例显示，它可以从极权政治的腐败状态中产生。所以，俄国革命必不可免地要失败，以便让位给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雅各宾专政。而中国国民党的“相对于共产党的开明”，始终是和涣散无力互为表里的。

（168）

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三个相关问题：

1、肃清汉奸思想，复兴中国本位，驱逐以苏联文化为宗的奴隶主义，驱逐“认欧洲偶像为祖”的叛国思想。

2、中国如果再像七十年前（1921年）宗法苏俄思想那样去宗法美国思想，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而再次无法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3、既反对极权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并不计较这些方法上的区分，而是要站立在民族自豪感上！中国再也不要重入任何一种“××国际”的陷阱，哪怕是“民主自由人权国际”的陷阱！要知道，那不过是一种“新式的共产国际”，其目的是要中国永远居于从属地位。

（169）

读《佛学词典》颇有一点感慨之意。任何学说包括任何宗教学说甚至包括任何人间事物的衰落及沦丧，都是由于体系太大及其造成的“僵化”，体系太大造成了“僵化”，而僵化就不能适应变化与新的需要。所以苏联和共产党阵营诚然体系庞大，但僵化已经使得它们无法有效运转。

当然，一切学说（包括马列毛）及人间事物（包括苏联及其卫星国、“人民共和国体系”）都必然僵化与衰落。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到一个衰落要素──“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个致命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积累，终致扼杀了一切生机，导致“阴霾”的统治，于是一切学说及人间事物的生命周期就走到尽头了。这是可以从生命现象得到具体启示的！历史因素的沉着就像“皱纹”、“纤维质”、“老人斑”、“老人党”，是机能退化的体现，是不可避免的生命现象。

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以生物学原则”来研究一切学说及人间事物的命运。“历史因素是不可逃避的劫数”：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每隔一个周期就会有战乱及革命爆发的原因所在，因为积累沉淀的社会渣滓（“人渣”）太多，必须清理完毕才能继续前进。

（170）

在“冲刷历史因素积累沉淀的必须”面前，再大的革命者也只能随其波而逐其流，因为一切力挽狂澜的努力最后都是注定失败的：“你可以多活几年，但不可能活到永远。”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悲剧，却都是充满讽刺意味的，因为高贵的心灵总是过于仁慈、企图力挽狂澜。但我们需要记住：高贵的心灵，往往也是过时的心灵！

命运说：“历史因素”每隔一个周期，就会通过革命或战乱等“社会力量的巨大重构”而被淘汰掉一部分。这也被叫做“洗牌”，然而这些被洗掉的牌、这些被淘汰的历史因素，并未在历史上消逝掉，它们还可以通过隐性的遗传，传递给以后的过程。正因为有“历史因素”的存在，所以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死灰复燃”的奥秘现象。正因为历史因素具有这种死灰复燃的特质，历史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言，都是“具有连续性”的。同样，正因为历史因素的沉淀会导致战乱及革命，历史也才可能在万变不离其宗的运行中，出现新的意义及新的形式。

综观之，我们可以说，历史因素本身既是压抑生命力的、阻碍生命体现其自我的；也能够刺激生命力、使生命力自我体现的冲动潜力得以充分发挥。历史上无数的事件证明以上两点：1、传统的力量往往阻碍创造精神；而最伟大的创造精神也被迫是从传统中汲取灵感的。2、一个生命体难以凭借自己的生命冲动创造许多东西：他必须借助于历史因素就像借助于遗传资源或是阶梯登山一样。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历史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不纯然是消极的，它完全可以得到“积极转化”的。例如“抽象继承”就可以达到积极转化的效果。更何况，若无历史因素的作用，则历史本身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串，不复有任何延续性了。

（171）

关键的问题是，行为者如何对待历史因素：是逆来顺受地被历史因素奴役呢？还是处心积虑地摧毁及剔除历史因素呢？而我们要知道，后者是不可能成功的，因而是近乎自杀的行为！例如“破四旧”就是如此。破四旧容易，立四新很难。倒是“改编历史因素的排列顺序”比较实际：使原来次要的上升为主要的，使原来主要的下降为次要的；使原来具有甲种意义的，易化为具有乙种意义的；又使原来具有丁种意义的，易化为具有丙种意义的……这种以“重新排列顺序”为形式的易化，是来自《周易》的启示，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将一切阻碍生命力体现、阻碍新生活创造、阻碍新文化建立的历史因素，化为发扬生命力的、创造新生活的、建立新文化的历史因素。这就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谁改变了历史因素的排列顺序，他就等于创造了新的历史因素的组合。“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虽是真理，但也要明白：原来的东西虽然不是新的，但是经过新的排列，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功能：这个道理类似“字母与书本”的关系。新的作者，将用旧的字母创造新的作品，尽管外国的人看不出相同的字母可以组成不同的书，就像外行的人看不出“新的组合将改变以往一切历史因素的现在意义”……

（172）

一个创造者，就是“一个重新排列顺序的人”，就是“一个用旧的字母写出新书的人”：他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不但要重新构置序列，而且在这之前还要选择那些他所需要并能保证其成功的历史因素。

这不仅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需要敏锐的眼力。一个不能超越自己环境及同代人的死死围困甚至包抄进攻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创造者。然而创造者必须突围，他必须成为创造者。

一个创造者，他具有如此神奇的感觉，以致他不会被浩如烟海的历史因素所淹没，他能从中超脱出来，并以创造精神来支配、改组任何汪洋恣肆的对象！

以佛学为例，创造者不会津津于它的细微末节，从而被其淹没，而空度一生。创造者会从自己需要的细微末节中，参悟出那个自己所需要的本质，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创造活动。

这样看来，创造活动无非是重新构置序列的活动，用一种社会政治的语言来说，是“建立新秩序”的活动。“秩序”的精义是万古不变的，正如“创造”的精义是万古不变的一样。所不同的仅是，各种秩序与各种创造活动所借以形成的素材不同，所面对实施的对象略有不同而已。

（173）

万物的差异，在于构成它的序列不同。至于这种种不同的排列顺序所体现的“本质”，则无非基于人类的想象，包括幻觉与幻想。“事物的本质”充其量不过是“人类的需要”。因此也可以说，“序列就是本质”。

（174）

历史的变化、“易化”的本质，也是序列的变化。所以，创造者之体现了历史需要即在于：他所创造的序列是体现了历史的新序列之缩影，因而他成了天命的仆人。然而，有时他所参与的序列却是一个恶化的过程，他所体现的历史是一个堕落的缩影──这样，他还是天命的媒介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例如，从历史人物观察历史因素的日益沉淀就可以看出：徐偃王的灭、宋襄公的败，就说明了先秦文明的衰落。元首之沦丧，乱世之来临，乱世之末，“法西斯”即将兴乎？王莽与王安石虽同为“社会主义改革家”，但又都不够法西斯化，原因是他们不是趁乱而起的底层人物，而是身在高位的，这就妨碍了他们的改革活动深入基层。

根据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即使没有辽金元等外族入侵，宋以后也会出现一个更加集权的统一帝国，虽然那会与野蛮化的朱明、禽兽服饰的满洲大不相同，因为朱明是建立在元蒙的废墟上的，而满清又是窃据朱明阉党的残汤剩饭而登堂入室的。他们甚至把儒释道都变成入室盗。

（175）

对“法西斯”、“无产阶级专政”这类乱世的暴政，不需要进行深入的哲学研究也能明白：这毕竟不是千年之计。这种东西只是处理乱世之急的一种紧急状态法，绝非长治久安之策。更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一种文化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统一帝国的出现就有所不同了，那是一个文明成熟的果子，而不同于法西斯、全面专政这种揠苗助长的早产儿。

当然，我不会否认历史因素及“历史的报应”对法西斯专政（包括共产党专政）的所作所为起了“决定作用”，单靠恶意是无法犯下如此大规模的恶行的。但这毕竟是通过法西斯（包括共产党）他们自己的哲学而发挥作用的。现代的法西斯与全面专政者似乎缺乏足够的智力能够理解：得天下者，逆取而顺守而已。法西斯（包括共产党）使人类的政治智慧倒退了两千年。

两千多年前，西汉初年的谋士陆贾就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以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就是说，你刘邦能在马上得天下，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打天下和治理天下是不同的，用武的方式打下天下，必须用文的方式来进行治理；文武并用，才是长久的办法。商汤、周武王采取“逆取而顺守”的方略，所以国祚长久；吴王、智伯、秦始皇，都是一味尚武，任刑不变，所以终于败亡。

法西斯（包括共产党）像是吴王、智伯、秦始皇，始终不能放弃军事管制和全面专政，所以只能像吴王、智伯、秦始皇一样灭亡，无法像商汤、周武王以及后来的汉、唐那样，建立长治久安的文明。

（176）

任何一个革命政权，在其建立之初，无不实行极权政策甚至极端政策，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尤其在此前的“建立过程”中尤其血腥残暴。但是当它稳定之后即应施行“仁政”，即礼制的同化，而非法制的强权。这个残暴期最多十年至二十年，而绝非现代暴君的“千秋万代”或古代暴君的“垂之万世”。为什么第三中国需要汉朝与唐朝那样的“仁政”，而非秦朝与隋朝那样的暴政？因为只有仁政，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百年大计、千年之计，才是长治久安的保障。这种“以逆取而顺守之”的自我转变，是一切文明国家必不可缺的。不能完成这种“儒表法里”的自我转变的野蛮势力，一味尚刑、滥用武力，势必被他者（如汉、唐）取而代之。我称这一取代为“二次革命”。

第三中国需要通过这样的二次革命，消除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余势力。

（177）

明清以来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尾大不掉的庞大帝国，便采取了一种贻害长久的错误方式──不是克服停滞，而是把停滞状态变成“理想”，给奴性以制度化。他们使用了整套扼杀独立精神的社会工程，这种僵化策略终于把现代中国推入了进退维谷、万劫不复的两难之境。这历史责任在谁？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统治的一时之利，竟然不惜让全民的种族退化！对于满清，这可以用异族的野心加以解释；但对于明室和现代的汉人政客，则如此简化的说辞并不能解释清楚问题之所在。

于是我尝试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明清的一元化衰世，是从唐宋的多元化盛世发展过来的。但在社会层面上，明清又是鉴于唐宋的散漫教训而推进高压政治的，其间当然还禀承了蒙古牧人对付野兽和家畜的奴化遗产。这个历史的枷锁何其沉重！而满清又通过八旗制度和满人监国，强化了明朝的太监专政，发展出中国历史上统御术最细密完善的一个朝代。但也正因为它的细密完善，反而变成了尾大不掉；因此在面对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新世界格局的挑战时，也就沦为一个最为低能的病夫和恐龙。

（178）

专制制度有利于“收割”，却不利于“生长”，一穷二白的现代中国，不能只要一元专制而不要多元发展！

西洋正在沉沦，我们要起而创新！1970年代“代议制度”在世界范围的衰落以及寡头制度咄咄逼人的崛起；有限战争又重新流行起来；宗教的死灰复燃……这一切都强烈暗示着一个新机运的来临。新的机运也许不是关于“神”和“天命”的精神暗示；而是一些可怕的物质毁灭手段。这些手段的严峻性质，迫使人类不得不稍事收敛自己的欲望，过一种较为理智的生活。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再也无人来问津……马基雅维利是个历史家，但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说他是一个“不懂得历史命运为何物的历史学家”。他不明白：历史是周而复始的。他赞扬罗马共和制，却不懂得元首制度的历史必要。他鼓吹无限战争，却不懂得有限战争的伟大价值。他嘲笑宗教道德，却不懂得宗教道德背面的主权和力量。总之，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正，不知反。现代历史的发展，虽然证实了马基雅维利的预见，但也暴露了他的盲点和弱点。因为理性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的萧瑟秋天已经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一针见血的韩非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官府收藏、被学者误解，以至面目全非。

我们和韩非及马基雅雅利不同了，他们是鼓吹专制，是因为他们生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晚期。我们却生在一个遭到毁灭的“毛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成品的洪荒时代，这个时代的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我们既然生在这个茹毛饮血的绝境，只有祈祷上帝开恩，如果神的恩典真的降下，绝境才会成为一个更生的时代。

（179）

“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这是一种绑匪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掠夺欲望的表达，他们把绑架勒赎叫做“社会主义改造”，其对社会的危害十分巨大。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你的就是公共的”，这比起两千年前的孔孟思想，都是一个极大的退步，不仅比孔孟是退步，甚至比秦政亦有退化，而且是比陈涉刘邦之类的流氓无产阶级思想更为凶恶的意识形态。秦政毕竟还有贵族政治之遗绪，他还承认天下的自在性，也即文明的传统价值，而不希求与一切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即使刘邦在儒冠中撒尿，虽与毛泽东的破四旧相似，是十足的流氓习气，但刘邦毕竟知错能改，不像毛泽东死不悔改。

“毛泽东思想的完成式”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你的就是公共的”变成了“公共的就是我的”，就是“让我们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今天，经过毛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丧失了这种自信：中国还是能够再度文明化的。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野蛮状态的谷底之中，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但也正因我们在谷底，所以我们看清了许多东西，并且知道应该做出根本的改变了，否则山洪一到，我们就会变成蚂蚁飘走。

为了自救，我们必须“回到中国的传统去”。这不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幻想”，这不是“违背现代潮流的反动”，这是对毛时代野蛮状态的真正清理。有人认为毛泽东尚未从“封建传统”中脱胎，但我认为，毛泽东的基本概念是斗争哲学，其根本的内核并不是中国化的，而是“去中国化”的。中国的传统讲求和谐，讲求化解；即使斗争也是通过化解的方式，但毛泽东却追求巨变、天翻地覆慨而慷。

同时，我深深感到中国文化之伟大：即使像毛那样一个“中国文化的罪人”，“中国历史的毁灭者”，最后也被中国文化深深支配了，尽管他以为他在毁灭中国并乐意如此──毛唱出了反抗霸道的歌曲。山沟里来的土匪也会否定霸道！王道的深仁厚泽可见一斑。否定霸道，岂不就是肯定王道？即使这是以“反抗美帝苏修”的形式出现的。

这也使我想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就是世界问题的解决：世界问题的解决需待中国问题的解决。

（180）

无法无天无君无父的二十世纪，满清虽然瓦解了，但留下的却是一个“满清遗民统治中国”的时代，袁世凯和北洋南洋的军阀，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东和共产党，都是作为“满清遗民”，在这样的时代生态中如鱼得水的。即使脱毛化的邓小平也不例外：他生于西元1904年，须知，他七八岁甚至十几岁的时候，头上还拖着满鞑子的猪尾巴！有些偏僻地区如四川乡下，辛亥革命好几年以后才革除猪尾巴，早经奴化了的老百姓对于拿走满人的猪尾巴还相当不习惯呢。

腐朽变态的文人鲁迅有过一句自我反省的话，说是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求为奴隶而可得的时代和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正是基于鲁迅这种满清遗民的心态，他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与创新。其实鲁迅这种亡国奴对中国历史的这种划分，仅仅适用于蒙古和满清等蛮族入主的时代，而不适用于先秦与唐宋！先秦与唐宋的中国，是具有自由与创新能力的中国，是具有社会民主的中国，是文明统治的中国。而鲁迅自己，虽然生在一个求为奴隶而可得的时代，可是他却亲日媚日，鼓吹一个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最后促成了毛泽东时代，并因此被毛封为“文化革命的旗手”。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了：中国需要文明化，也就是“脱毛化”，让人从带毛的野兽状态重新进化成为人。

（181）

好的态度，加上强烈的本能冲动──我们就只有这两项宝贵的文化资源了。然而，看看过去、现在，再想想未来，中国所取得过的成就不是偶然的，这样，在我们身上，也许依然潜流着那股创造了中国文明的血液。

中国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民族，杂质甚多。他曾经强盛过，但近代以来，他积弱不振了。现在，作为个人，中国人有许多杰出者；但作为群体，则仍然良莠不齐，坏东西把好东西淹没了。有个说法也许是老生常谈了：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相比，中国人杰出；三个中国人与三个日本人，势均力敌；但只要十个日本人，就强过好几十个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只会互相拆台，而不懂得基本的协作。

（182）

略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德化”：

“德化”是精神，是方向。不是措施，不是技术，不是方法，不是道路。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创造性文化的同化状态……

“天子──文化创造者”，就是“德化”的奇妙象征。我们并不认识“天子”；除非我们首先沐浴在天子的德化之光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德化史”，一部文化英雄的历史。尽管不是毫无瑕疵的历史──但毕竟是一种超乎世俗所谓的“文化”之上，而卓然屹立着的政治史，艺术史，道德史，文明史。这里，有着人性最深刻的表现和最充分的流露──谁说它们总是“压抑着人性”呢？

我不否认“德化”的消极性。任何伟大的“德”，一旦社会化，就染上了深重的惰性。这是文化史上永远也祛除不了的阴影。可是，它若不社会化，又如何施展其历史功用、圆满其文化功德呢？让我们原谅“可以饶恕的惰性”吧！对于“不可饶恕的惰性”、对于那些削弱生命、扼杀活力的惰性──让我们以“欢呼新德的诞生”来驱逐它！

1、作为伟大个人的“德”

不论“德”的根源是什么，不论“德”的形式、样态、色彩、方向如何如何──它，都首先体现于某个伟大的人格。可以说，“德”，永远都是某个伟大心灵的附产品；它，只有藉助某个个人的诞生得以成形，并发挥社会性影响。从来就没有能够脱离现实的活生生人格而独立存在的“德”。“德”，从来就无所谓“客观性”之可言；它的“客观性”，仅仅在于它当时当地的社会性。这就是“天子论”的基础。

2、作为社会规范的“德”

“德”，不是“私德”，而是“公德”；因为只有“公德”才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私德”与“公德”，尽管这二者不很协调、甚至有时完全对立，但是只有当“私德”也变成了一种“公德”、“君子慎其独也”的时候，“德”才有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时，并不客观的“德”，就有了某种“客观性”：它已经从伟大人格中相对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超越个人、超越伟大个人的东西。作为社会规范的“德”，从伟大的心灵流出，凝固为坚定的社会规范，“百姓得以攸序”。这就是“道德论”的基础。

3、实现了“化己化人化世”之圣功的“德”

“德”，从伟大个人的人格中汩汩流出，凝练为一种超乎个人的社会规范和历史结晶。它不仅化人化世，而且首先化育那颗分泌出它的心；它催化万物、催化文明、催化历史，首先催化了高级政治。“德化”并不是一种个人的东西，尽管它先由个人来表现。它的主要作用，不在于个体的解脱，而在于普世的超渡。这超渡的最强有力、最现实、最可触摸的形式就是“大政治”。这就是“政治论”的基础。

（另起一页）

第四章

古老形式中的新生命

（1981年5月4日─1990年3月23日）

（183）

“中原所居中国之中，中国所居昆仑之中，昆仑所居天下之中。”

中国文化是一个古老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仍然还有新的生命可能。

于是我还是想最后研究一下中国奇特命运的构成要素：

1、地形。中国的地形确有“伟大”的特点，从西部的世界最高山峰到东部的世界最深海谷，一个巨型的梯形，兼容并蓄了各种地貌。

2、文字。中国文字确实复杂，而且造就了中国的复杂。用现代眼光视之诚为缺陷，但也成就了中土文明的持久要素。

3、传统。中国的政治传统实为中国的独特成就。它不但提供了统一的连续观念，也使中国的统一成为现实。

地形、文字、传统，综合起来，使得中国具有一种顽强的排他性与稳固性。勿忘希腊罗马文明的衰亡，皆是由于基督教成功地使其人民丧失了传统观念，以及自信及抵抗精神。

犹太之亡是由于国土狭小，印度之亡是因为漠视政治，印度教过于出世，虽不及犹太教封闭，但其种姓制度过分压抑并凝固了社会的发展。埃及之亡是由于社会僵化，最后沦为金字塔一样的文明化石。中国要摆脱埃及的命运，唯有恢复创造者的地位。创造的精神传统对一个民族的独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即落入了所谓“从精神上解除武装”的陷阱。

（184）

再看中国文化的两大来源：北方的政治文化（史官文化）与南方的神话文化（巫觋文化）。

我忽然想到：北中国尤其是西北中国，在唐以后的衰落，出了持续的干旱化使得北方的压力从西北转向了东北，还有一个“人文因素”不得不加以考虑：宋代的中亚由于蒙古人的毁灭性征服而造成了永久的衰落。随着中亚的残败、两河流域的毁灭，往日繁华的大商道全部化为乌有。甘肃也衰落了，西安沦为边境城市。这种状况又加深了中国对西北的漠然态度──西北地区对中国已无多大价值及吸引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明清两朝。在 “民国”和“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中国时代”，这一衰落也无根本改观。

由此可以想到：中国北方与西北要复兴和繁荣，必须加强与中亚的联系，并通过中亚与两河流域、西亚、欧洲重建繁荣的商道。甚至需要密切与“白匈奴”俄罗斯的关系，不论这种关系为和平友好抑或敌对抗争。后者看起来虽无实际利益，毕竟可以引起第三中国对西北的重视。为了对抗俄罗斯这个白匈奴而实行填充政策，可以使得白匈奴对中国的威胁挑战，转变为激励中国复兴的马刺。而时过境迁之后，谁人又能断言白匈奴不会成为中国复兴的牺牲品呢？那时，西伯利亚将重回黄种人怀抱。以往，中国没有“不远万里”地侵略匈奴，但遭到俄国祸害几百年以后的未来世纪，就难说了。反击俄罗斯，收复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就是文王西伯的封地。

（185）

进入广东已经一个多星期。这段经历使我再次肯定了1973年我初游上海时萌发的思想：必须消灭方言，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这决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消灭方言──决不仅意味着外表的形式上的统一；它还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建设的意义。根据我的经验──方言的差异导致居民在心理上的差异。包括其思维方式、甚至许多心理习惯的差异。在“分裂人群”的意义上──不同的方言所造成的社会分化作用虽然不及语言来得那么显著，但确实具有潜移默化的分裂作用。只是地区方言的分裂作用，不及民族语言那么突出罢了，但我们切不可因此忽视它，妨害了中国一体化的进程。

（186）

方言的流行──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失败标志。就中国而言，也是中国的文明开化、同化运动未能进行到底的标志。我们必须彻底拔除方言这一并不光彩的落后标志。尤其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语言的统一更是民族统一与国家统一的前提。这个以表意文字为交际工具的国家，方言林立的现象无疑受到了纵容──但时至今日，决不能再让这一分裂现象再漫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了！

（187）

“内外之分”两面战略──将成为“中国的罗马法”。这种战备精神的内核，不是罗马法的“公民精神”，而是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天子精神”。所以全国范围内消灭方言的运动：正在成为中国一体化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有助于增强中国人民的认同感。同时也有助于使一切“少数民族”语言随之皆化、修成正果。

在这块貌不惊人的语言土地里播种、投资──我们一定会取得出人意表的物质收获！这是只能感到而不可言传的……中国的语言统一，将被证明是一项巨大的收益，是一项一本万利的事业，可以大大“促进中国的生产能力”。

（188）

“喜马拉雅山”不应叫做“喜马拉雅山”，因为“山”只是一个，而群山只能叫做“岭”。“喜马拉雅”更是“群神”的异族语言的音译。难道在一个最终将奠定世界新秩序的统一国家中这是可以容忍的？“喜马拉雅山”应该叫做“群神岭”。我们就是这样既不失统治的尊严同时又保留了人类的文化，因为我们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正如中国人应称“白令海峡”为“昆仑海峡”一样，因为那里是昆仑地区的终点。总有一天，在中国大地上不再留下一个异族的地名。例如“哈尔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拉萨”之类……全部要用汉语地名取而代之。中国应该中国化。

（1981年5月4日凌晨二时，汕头汽车站）

（189）

历观以往诸大世界帝国，似乎未有若往昔中国之稳定绵长、颠扑不破者，历观世界诸大民族的政治传统，似也未有如中国历史之不绝如缕，一再渡过最黑暗的历史厄运。一方面这可归功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众，未可一日灭之；另方面又可归功于中国择优而仕的政治制度，得以网收天下精英。但是，谁曾想过，古埃及在西元前3100年由美尼斯王统一，历经古王国（前2685－前2180年）、中王国、新王国（前1567－前1090年），最后由亚述人灭亡（前663年），统一帝国时期也曾享祚两千五百余年。这比秦至清的两千两百年大一统时期确实还要长些。而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运动”与当年埃及和近东如巴比伦、波斯等所经历的“希腊化运动”，又何其相似！

这难道不值得当今的国人警觉，并为之深思吗？

要知道，即使从世界主义的角度看，中国如果完全彻底的现代化并国际化，对世界的互补性贡献反而较小，如此一来，中国对世界历史作出转折式的推动的能力，也会下降。

（190）

对中国的发展来说，重要的是勿在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脱轨”；而“落后”并不可怕，而且是不可避免、“极难缩小差距”的、甚至是“有益的”。

当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试炼时：“文化”成为多余。毋宁说；在这样一个亡国灭种的历史时代──如何应付这一亡国灭种的考验就将成为中国的“最高文化”，就将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源泉。其实，这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出发点。

（191）

中国是个特殊的“社会文化实体”，而不是一个普通意义的“国家”。例如，在中国，社会的整合功能是由意识形态而非由法律制度来承担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构成了道德、政治乃至社会经济制度的总枢纽。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在根本上只能由意识形态的变革来引导。

如果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和意识形态的变革配套，则将流于“社会解体的预备阶段”。不仅由于社会变革失去了新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成为动乱的根源；还将由于社会变革与旧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导致社会撕裂。

“摸着石头过河”是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所能够发明的最为愚蠢的“战略”。这样缺乏思想引导的盲动，迟早会把趟水过河的矮柜人淹死的。

（192）

新的意识形态！

历史决定论在根本上是一种神话而不是一种科学，但是，神话不是常常比科学更有力地摆布了历史过程吗？过程比“结果”更实在。其结果是，关键不在于“预测”，而在于“影响”！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193）

法国式的决斗有公证人充当裁判，美国式的决斗则没有裁判。这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体现：有规则限制和无规则限制的区别，贵族化与平民化的区别，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区别。

在法国式的决斗中，裁判有时还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故使决斗以和解告终。但美国式的决斗由于少了这关键人物，大都以流血和死亡告终。

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社会的法则。

如果在一个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没有类似公证人、裁判的调停者，这个社会的和平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在1989年的中国，学生一边，中共一边，没有中间人调停，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大屠杀。

（194）

波兰、匈牙利的和平变革所以能有所成就，是因为影响极大的天主教会做了双方的调停人；东德、捷克的变革，则显见是由戈尔巴乔夫做了调停人。

但苏联社会本身却没有自己的调停人。最后不得不以国家分裂为各个加盟共和国告终。

中国社会更加没有调停人，连苏式的软弱但统一的东正教会都没有！中国社会的和平变革因此根本就是与虎谋皮、痴心妄想。

（195）

对一个变革中的社会来说，最可怕的前景还不是武力至上原则的横行霸道，而是整合力量的阙如。事实上，“唯暴是从”的风尚正是从社会整合力的全面解体开始的；而没有调停人的改革，则必定导致整合力的消亡。

不幸的是，法国人的决斗需要公证人的原则，无法贯穿到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去，所以，暴力革命代替了和平改革，左右了法国的现代化过程。相反，美国人的决斗不需要公证人的原则，却贯穿到了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去了，结果美国也就经历了两次暴力革命：独立革命与南北战争的爆发，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意外。

（196）

近代中国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一败涂地？因为，中国断了脊梁骨！中国的脊梁，就是它的“文化阶层”、古代的“士”；中国近代的灾难，就是由于“士”后来演变为成分复杂的“读书人”和功能衰退的官僚们，这些食禄者们“学而优则仕”，却没有能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作为军阀头目的皇帝陛下也不允许他们承担责任。结果社会陷入群龙无首的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共产党趁乱而起，虽然号称“专政峻法”，但终不脱乱党本色，既失政，又无法，只是加深了中国的危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完全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但共产党的本性又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必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所以，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他们就要拼死以赴、阻止中国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民间组织”。现代的中国，因此具有典型的“外强中干”的双重性：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亿人民一条心”，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勾心斗角、各怀鬼胎，“消极抵抗”成了整个社会的第二本能──“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已是很难克服的社会并发症。

中国的双重未来，酝酿着重大的危机！

中国社会的混乱，靠什么来消除？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靠什么来平息？──新的文化阶层的崛起！

（197）

“提出问题的文化层”，是知识分子。

“解决问题的文化层”，是政治家官僚。

提出总是有针对性的，解决却难以圆满，因为再圆满的解决方案，也经不起时针的移动。生活中的刻舟求剑遭人耻笑，政治上的刻舟求剑却受人吹捧。

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官僚之间，一定要有充分的谅解与合作，这样，社会才会有谅解与合作。如果这两部份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那社会也就滑向了破产与革命的边缘。

（198）

“反”需要这样一种力度：至少得和“正”一样强大（而从中国近代史不断升高的压力状态看，一样强大的内力，势将表现得更为强大）！只有这样，“反”才能成为合力的有效构成！

一个新的综合的文化阶层，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读书人，甚至不是“名士”、“大儒”，而是先秦意义的“贵族”和从贵族派生出来的“士”！新的文化阶层，不仅是舞文弄墨者，不仅是技术专家，不仅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更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而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

新的文化阶层，相当于欧洲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字；他们的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化的爱好”。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隐士，而是积极的社会干预者。也就是说，他们接近法国人而不是接近美国人。

新的文化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于他们一身。文化阶层，堪称各种社会共同的一个中坚力量；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是靠着它的文化阶层，它才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一个社会固有的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造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朝有计划消灭文化阶层，不仅未能固其根本，反而速其死亡。

（199）

新文化复兴的基础是什么？是新文化阶层的兴起。是新精神贵族的重新确立。是新士大夫阶层地位的重建……这是一切文明的真正基础，这是一切文化的土壤。

现代中国，乃至近代中国的各种凋弊，就是由于固有文化阶层的崩溃，而新文化阶层又未能确立，因此整个民族缺乏应付挑战、解决危机的能力──这与日本近现代史正成反照。

中国已是一片荒漠，文化土壤遭到彻底破坏，反文明的共产党取代了文化阶层，在中国大力推行野蛮化运动。因此，若非在中国重新培植出一代文明沃土，一切重振中国的努力只能流于徒然。中国现代史可以为我的这一结论作出许多不同角度的论证。

新文化阶层的形态，决不等同于旧的中国文化阶层的简单复活；由于中国经历了野蛮化的“革命中断”，新文化阶层也不再可能通过“借尸还魂”的法术来施行。新文化阶层的建设只能从头做起，新的华卉不幸只能从现今的荒漠中生长起来。

（200）

我梦想一个遥远的未来：新文化阶层不以“文绉绉”的风度称许于世的，而是浸透着新野蛮主义的原始精神，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它是化育者。一切文化之衰，都是“自食其果”的报应──新文化阶层不食文化之果，而吃野蛮之餐。野蛮之餐将提供给这样一群怪物：他们“为而不有”──只是创造，决不享有，因为他们对“自食其果”的衰局，非常恐惧。他们牢记古人所说的“日新其德”──他们禁欲，不因信奉道学先生的教条，而因一个超欲的欲望：渴望不朽，渴望逃避“殊途同归”之衰……

（201）

“一切文化都是奴隶们创造”──我不知道哪里还有比这更能传神的胡说八道。此语的潜台词要从反面来看：若不压榨奴隶，就没有文明创造的空间；奴隶阶层一旦清除，文明就缺乏资源；奴役现象一旦减缓，文明就因失去动力而虚脱了……所以，新文明的创造者有必要重建一个奴隶阶层，一个“服务生阶级”──否则一切高等文化都是不能诞生更无法壮大的。一种文化越精深、越伟大越富于生命力，它所仰赖的奴役状况亦必越严酷、越广泛、越惨无人道。

一种新的奴隶文化就要继欧洲文化的虚脱疲惫、惰怠、衰颓之后沛然兴起了。它的原则却是以一句模棱两可的古语来表述的：“中庸之道”。

（202）

东方人特别适宜做这种新文化的创建者，因为东方人是一种特别优秀的“政治动物”。东方人的服从性、耐受力，确实不同凡响，这样的品性，就为一个新文明体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那就是“奴隶基础”、“服务者阶级”。

现代中国的混乱，一方面是由于文化阶层的崩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服务阶层（即“下等华人”、“苦力”、“劳动阶级”等）丧失了服务精神。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实在够不上“文化阶层”的雅号。他们充其量只是一批翻译工具和未经消化的食客，而无精神上的创造性和社会上的影响力。

中国的瓦解，第一步是文化阶层的丧失创造性精神及其本身的崩溃；进一步则是服务阶级的惰怠（这是最近三十年即“解放以后”的新发展）……可是，在这场大灾难、大悲剧之中，却酝酿着新的野蛮精神──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一线希望了……

这就是希望！这就是曙光！──中国新文化阶层，决不等于现代人所谓的“知识分子”，将从新野蛮主义的冲天火焰中熊熊升起，回答中国两百年来的社会崩溃、文化毁灭的荒漠状况。真的，中国的崩溃所招致的巨额灾难已经是世界级别的了，它的收获也应该是同样的巨大才对：那就是一个新文化阶层的兴起，那就是一个新文明心的秘密酝酿，那就是新的文明创造者像天子一样冲天而起！

（203）

新的文化阶层应是世俗教养的最大敌人。唯其如此，他们才有可能在现代中国的混沌状态中开天辟地、恣意生生。大凡文化的创建者──都充满着原始的强劲精神，不论是讲学授徒、周游列国的孔子，还是运筹帷幄、东征西战、封建列国的文武周公……

就目前中国的状况而言，可说是毫无希望之可言，但允许我说一句预言：野蛮精神这个中国的唯一希望：再加上中国的唯一遗产（强韧的传统）一旦披上了复古主义的外衣，就将化合成一座无物不载的、通往第三期中国文明、第三中国的巨型桥梁。

（204）

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覆汉廷的黄巾之乱？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十八路流寇”也烧不掉明朝的皇陵！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是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暴徒毛泽东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摆不脱的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预言家般的伟大英明”，而是由于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知识界”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散了架的知识分子……所以，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现代中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运动周期”。这样“国将不国”地运动连天，是为“史无前例的以乱治国”，这还被总结为“乱中取胜”的革命战略。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一切革命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秦、汉、明、清，都毁灭于这样的革命；在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覆灭，黄巢当然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他之前很久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满清毁于“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同治中兴”，那是因为，洪秀全（相当于毛泽东）的伪教“拜上帝会”（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了满清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中兴名臣”）的强烈反感与联合反抗，终告失败；而后者的主干，原非统治集团的八旗核心（相当于现代的“党团”）。

（205）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比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决不像毛泽东伪善的颠倒黑白：“与工农兵相结合”……这个关键的区别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

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那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的文化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而是从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从那新文明、新文化阶层的摇篮中诞生的。

（206）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文化阶层正在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这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胡说八道可以取代的。

新的文化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螺丝钉，而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们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经济活动，而是心理性的创造活动；他们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是彼岸的。他们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是他们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们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们的动能；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累，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一种挖苦。

（207）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侈──只是下等人类处心积虑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这些下等人多有自命为“中产阶级”的，或被其他更贱的人群视为“上流社会”的。但精神贵族却拒绝“与民争利”，否则，他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能量。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208）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此叫做“运动”：这种“治理”，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对于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依靠所谓“榜样的力量”施行“间接的统治”，这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而“舆论监督”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作用，就因为“独立的舆论”乃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影响力量。

新的文化阶层，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能仅仅充当从“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新的文化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仰慕、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主干道路！

“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告！

（209）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沙陀、辽、金、蒙古、满清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所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化阶层的头上。

新的文化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1、新的文化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其“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的生活。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临近死亡的消极状态。

2、新的文化阶层到统治集团中间，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提升统治者的品质，并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3、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同情底层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的压榨所进行的自我保护。

（210）

新文化的创造者──革命者──天子，这是三位一体的。他需要三方面准备：意识形态、设施、策略。另外必须为建立新文化而奋斗。策略堪称为“王道”三部曲：议礼、制度、考文！

（211）

革命的势力若不终于放弃革命──则必定自取败亡。生活是如此强大，生活的法则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致于它被某些哲学家形容为“性恶”，形容为自私、庸俗、残酷。任何革命的冲动和革命的理念，充其量只能改变“性恶”的表现形式及其色彩与方向；却不可能取消性恶与生活的法则。例如，把一个和平的社会变成一个好战的集体，或把红色娘子军变成黄色娘子军、把靓丽的色彩注入灰色的空间……这些都很容易。因为这些改变丝毫没有违背“性恶与生活的法则”。但是，所谓理性若不向现实妥协屈服、同流合污，从而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物化了的东西，甚至沦为“性恶与生活的法则”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自身就会被现实生活无情地粉碎。

（212）

关键的问题在于认清自己的使命，认清任何使命就其本来意义而言都是具有强烈的时间性。没有永恒的使命；只有永恒的“生活法则”。刻舟求剑是理想，但却是“不对”的，因为那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作广阔的洞察和全面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于自己使命的伟大自觉。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既要“无所不用其极”，又要有强烈的分寸感和高度的戒备性。要预防自己干了“非份之事”、以致越出了自己的使命之轨，从而导致翻车覆舟的危险。

如果需要的话，文化阶层应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作为自己使命的牺牲，而不是要别人来供养自己甚至为自己牺牲。这并不是百无聊赖的理想主义，而是避免堕入一个低级的交换。因为说到底，这些超级动物依然有其动物性，但他们不该让自己的动物性受到诱惑：他们的“使命”是“天性”的体现，而不是摇尾乞怜的表演。

（213）

“客观的使命”那只是宣传。使命首先发自某个心灵的深处，然后传遍四方；最后才成为一种“实在的即客观的东西”。至于“生命”，都是“天性”也即“使命”的附庸──这不是自我意识及高尚情操使然；而是自然存在、是性恶的生活法则。他的行为必然收取他的果实，不论这果实是什么。

未来执掌中国命脉的大能者！请听听这些金言！因为它也暗示着你的命运。一方面，你是个不会间断毕业进程的革命者、学习者；另方面，你又要时刻准备将不合时宜的“革命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因为只有你能体察到宇宙的变化、进程的脉搏──并灵巧而坚定地伴随它跳着你的“骷髅舞”。其余的一切你都是不管不顾、充耳不闻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是古代的先知贡献在你座下的奇妙预言！你把《庄子》变成了先知书。

大能者！愿你成为庄严的胜利者。愿你的仆从都习诵献给你的《胜利者的书》！那是一本新的《庄子》。我们应该以我们的良心──给这能者戴上象征的桂冠：胜利和荣耀、纯洁和道义！因为他不愧为政治的谋略、历史的主人。

他的这种高级艺术，得之于那全方位的视野、无与伦比的透视、历史鉴别力、行为的判断力、高雅的决断力、近乎虚无的轮回、圆圈式的柔韧……

（214）

与其说支配历史的是某物的作用力──不如说支配历史的是某物的反作用力。虽然这种表述从语法上看略欠畅达，但事实毕竟是：反作用力“在历史中”与“在物理上”并不一样──它往往大于作用力。这就是“反动者”的价值所在。虽然还有许多反作用力激发不起来或没被激发起来，但那终于被激发起来的反作用力──将对历史施加格外强大的影响。

在我们“世界之海”出现了这样一个杰出的能者：他施行他根本反对甚至厌恶的东西、他助长他切齿痛恨的势力──为的是“以速其败”。而且，不是在小处试练；而是要“瞒天过海”：稳稳地欺骗时人也巧妙地瞒过历史。因为他意欲操纵和揉捏的，恰恰是历史本身──时人不过是其垫底的材料而已。

（215）

社会变革的节奏，烙印在三种人身上；换言之，社会变革的节奏通过三种人的登场而被认识的。这就是：

1、宣传家

2、组织家

3、战略家

宣传家是煽动者，爱好表演的戏子。他的本能钱是身体的姿势、唇舌的灵巧、丰富感人的面部表情。

组织家是工程师，喜欢对人进行机械组装。他的本钱是交际能力、记忆容量、热衷操作。

战略家是下棋者，他以组织为器具，以宣传煽起的热情为动力，去从事历史的博弈。他的本钱是优越的判断力和对全局的了然。他的特征是对可能的目标，具有透彻的认识和把握。

宣传家的时代，变革浅而泛；组织家的时代，变革深而窄；战略家的时代，变革深而广。

至于精神领袖的作用，既开其务，又成其物；周流而不息，贯穿在整个过程中。“目标是没有的，过程便是一切！”──这是不对的。事实上，“目标是有的──精神创造世界！”中国的圣人、希伯莱的先知、希腊的哲学家，皆此类也。

（216）

器是精神的体现。欲治器者，必先调养精神。中国人若不明此理，一切“现代化”之器都是无缘的！飞机的前身是汽车，汽车的前身是奔马，而正是训练了奔马的那种飞马精神，创造了一切现代交通工具！首先飞翔起来的是精神，这在神话里已经体现得活灵活现了：飞翔的希腊精神，天马行空的中国精神。

“人类的巨大牺牲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无法回答的。看穿了，那一切吸引人类为之赴死的目标，也就是希腊神话所总结的财富、爱情、权力、智慧、名声等等，都是虚设的，是一些勾引人们上当的圈套而已。在我视之，人的一切牺牲，其价值就在牺牲行为本身的壮丽，其目的就在于显示生命循环本身的力度。除此之外的“目标”、“召唤”之类，都是虚设的圈套，一些网鱼和捕兽的诱饵。

（217）

在中国的风景网点中，存在太多的“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关，天下第一浴，天下第一山，天下第一谷……其要害在于，正如中国生活的其它方面，这里也缺乏一种“有效、普遍、权威的评价机制”，结果，太多的“天下第一”在那里聚讼不休。甚至更糟：互不闻问地自在，仿佛其他一切都不存在！

（1978年7月5日）

（218）

中国古人对“名山大川”的赞慕，其实含有风水观念和宗教观念。当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对于自然都有敬畏，只是他们的观念不同于“风水观念”而已。中国的风水观念不仅含有审美意味和卫生内容，而且含有宗教甚至迷信思想，以为风水设置能够影响政治兴废以及天下兴亡。

（219）

古代中国还有一种哲学教义，通过《周易》卦象与卦义，把事物分为现象与本质两种形态。前者构成现象世界中的一切：天地、万物、星辰、日月、雷电、云雨……后者则被人类的语言概括为“乾”、“坤”、“屯”、“蒙”、“需”、“讼”、“师”……前者是后者的现象化、物质化，后者则为前者的抽象化、本质化。由是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完满的宇宙秩序……

（220）

从《周易》的阴阳化合来分析世界，哪一种要素相当于阴，哪一种要素相当于阳？我以为：此两大要素之任何一种，本身都是阴阳运化之结果，都是既包含阴又包含阳的。所以，这两大要素的任何一种都不可以独立存在。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复合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如此复杂”。

“开辟新生活、创造新文化”这一思想本身，也是复合的：它摄取儒、道两家特点而成。一方面它是入世的；另方面它寻求异境，所以这一思想兼容并蓄了儒道阴阳。

（221）

中国哲学里的“天”，本身是不具备人格的：“天”只是一种天上的秩序即天道的简称。只有“天帝”或“上帝”才具备人格，因为他是天的统治者，而在西方他还是天的创造者。古代中国的神明，只有文化世界创造者的身份，没有自然世界创造者的功能。

（222）

一个产生庸人的时代肯定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即比较“阴”的时代。

在“痛苦”而伟大的时代即“阳”的时代里是很少庸人的。不是善者，就是恶者，产生庸人的平衡已被打破，有的只是失重的人、奇特的人。中庸难矣哉！中、庸，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征。革命时代则可能反之。所以从更深一层而言，子程子解释“庸”为“不易”，是有道理的。“不易”不就是“特定”与“长在”吗？

中庸实为和平时代的政治要素，在那样的时代，不中庸则危矣！中庸也是不走极端而富于自我调节能力的表现。中庸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靠中庸来维持或创造”。

中庸之道是和平统治的真理，是保守勿失的真理，是歌舞升平的真理，不是革命、进取、苦斗的真理。因为，革命、进取、苦斗时，即使需要“中道”，也不会需要“庸道”的。

（223）

伟大天才之所以不同凡响，不在于他们从不失败；而在于他们能从失败的残酷击打中迅速恢复；更在于他们能从失败的耻辱中汲取教益与革新的力量，经过一番重新酝酿后，用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勇气、技巧与狂妄，投入新的战斗，用精血洗净失败的耻恨，此之谓“失败者成功之母”也。第三期中国文明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很大程度要取决于阴阳两大要素之间的互相冲突、消长、厮杀、融合……

（224）

儒家学说是史官文化心灵的公开表现形式；道家文化则为巫觋文化心灵的秘密表现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北风（史官文化）终于压倒了南风（巫觋文化）；南风只能在北风的隐蔽形式下找到自己的出路，并以北风的观念为自己的外表形式。

儒家文化是动的、入世的；它要达到的目标却是静的。即实现良好的秩序、宏大的天下统治。

道家文化是静的、出世的；它要达到的目标却是动的。即不断寻求异境、与天地造物者游。

这样说来，儒家以动为静、静里动表；道家以静为动、静表动里。它们一往一来、一张一弛、错综反对、殊途同归──不断形成精神浪潮与文化潮涌，暗淡的消歇与灿烂的崛起，互为交易……

中国政治史、社会史表明：每当政治紊乱、社会崩解的时代──道家文化就油然复兴。每当政治稳定、社会升平的时代──儒家文化就占有主导地位。这表明了什么？而中国的艺术和有活力的文化──却往往和道家文化的兴衰同其命运；而与儒家文化却取互相消长的态势……

两大文化要素哪一种更“好”呢？我们更需要哪一种呢？

这还要到中国精神本身去寻求答案！

伟大神奇的《易》曾用阴阳观念启示我们：两者都不可偏废。它们的各自价值随着易道的轮回而不断移易、永无固定的一天！我们的需要也无非如此：不断地迁异、不断地自新、不断地革命……永远存在的只是一颗不安的心灵！

不应彼此指责、评判孰是孰非；只应该说：我们顺从天命的呼唤、挚爱终极的善，并奉此为最高的善：谁胜利了；谁就是圣人。这就是准则。

总之，阴阳两大要素在易化的浩荡中，和谐地融汇贯通。儒道要素之于中国文化，犹如阴阳观念之于易学。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体现在他的古籍就已谆谆告诫人们：“兵者凶器”、“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等等，所以中国古籍中很少印欧民族那样的好战神话。但是，这些还不是主要的，中国和平还在其悠久的政治传统、礼制的天下秩序，以及把长治久安放在高于一切的考虑和位置上。

（225）

中国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史官文明，用人的力量、社会的规范、政治的算计来代替宗教，也就是“代替意义的宗教”即“对神的变相崇拜”，其结果造成了“中国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礼制的天下统治”。

到了近代，黄河的不肖子孙们，现在已经丧失了自己祖先的可贵品德，在异族强加的因循守旧与惰性消沉里，奄奄一息了。但是，古代中国并不比近代日本更少自我调节能力，黄河更不比日本海更为减色。中国只是被二千余年大统一帝国所搓成了一团烂泥。

我读《左传》，就发现其中的人物更像近代的日本人，行事为人比较干脆，敢于负责，不像现代中国人这样首鼠两端、拖泥带水。

（226）

圣人出而黄河清，这是一个真理吗？无论如何，中国文明的每个胜利，都是对黄河的胜利，都可以表现为“消除黄河的弊害”。有人曾经解释，“黄河清”的原因主要是农耕减少、水土得到了保持，以此使得黄河能清的圣人，该是游牧民族的野蛮杀伐者与征服者。黄河清，也就是农业文明退化的结果。

但我们却是要用一种文明的方法而非野蛮的方法根除黄河弊害的，我们要让黄河流域比欧洲更像一个花园。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文明的再造者。我们如果不能根除黄河之弊，就不堪称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创立者。

在古代，中华民族在其无与伦比的艰苦环境中，在黄河流域糟糕的地理条件及其严酷气候下诞生了！在这种惨淡困难的包围之中，它产生了什么？它产生了礼制的文明！它用礼制的光芒照亮了黄河，也照亮了中国，也许，还能照亮整个世界，用礼制恢复世界的平衡。

（227）

考不上大学的毛泽东晚年用枪杆子强迫推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荒唐闹剧，自以为是一大发明，其实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完全不懂，这不过是东汉“察举征辟”制度的回光返照，诚如桓灵时期童谣所嘲讽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毛的“工农兵推荐”，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整个共产党中国在毛的癫痫发作中垂死挣扎，漫漫长夜之后，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其兴乎。

（228）

由于中国在先秦王国时代的伟大成就和后秦帝国时代的奇异命运，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的失调，似乎就是“罪有应得”的了，这正是所谓的“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也许是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感到委屈和绝望的，尽管落在每个“无辜者”的头上备感痛苦。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与奴性的习惯中挣脱出来，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如此持久的成就。

这里的成就，是指中国的历史连续性在世界历史所占有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且中国社会还有一种绝境求生的奇特能力：指不被异族征服所消灭、瓜分、蚕食，或没有因内部动乱而彻底分裂。中国对抗异族压迫的力量，比起埃及、两河及印度来，似乎还略胜一筹。相比之下，和中国的处境十分相似的希腊，现在的状态比中国还不如。

（229）

最伟大的胜利往往来自不流血的政治，而在当代，中国的悲惨遭遇已经证明：流血将导致进一步的流血。在此，我们应该好好回顾明智的《孙子》所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

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建之所以一再失败，始终未能达到其振兴中国的目的，是由于犯了一个方法上的错误：没有将新野蛮主义（这是一切真正革命的原动力）与复古主义（这是一切文明民族创建新文化时所惯常借用的斗篷）结合起来，反而使二者对立，并进而互相摧残──这是一个可以理解但决不能重犯的错误！这个错误一再妨碍我们刷新民族的历史目标。纠正这个错误，使得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披上复古主义的外衣”，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进而创建一种能给世界带来希望的新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

（230）

我反对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不变的机体来看待，王国时代的公学变私学、帝国时代的儒学变道学……都可为我此说作个注脚。当然中国文化始终都有一个核心遭人忽略，那就是天子观念。易学及其派生物：政治精神与艺术精神、史官与巫官、传统与神话……可谓其注解矣。别的都是其更为次生的派生物，派生物的派生物！

（231）

在我看来，政治──军事上的事业若不能在文化上留下深刻印记，则无建树，所以成吉思汗不能媲美穆罕默德。一切具有伟大影响的政治──军事，也就是所谓文治武功，必在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影响。于是，伟大的文治武功本身也就成了文化运动在权力方面的体现：一种文治武功若无新的文化作其背景、为其陪衬，那将多么黯然失色、平庸无奇！从今以后，创造新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232）

历史发展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逆转，尤其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倒退”──充其量不过是“高潮之后的低潮”罢了，或是“社会重心的转移”。因此，一切“内容上的复辟”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形式上的复辟”亦不易成功，盖形式上的复辟往往导致内容上的复辟，如斯，则复辟反而冰泮瓦解矣。

创造者怀抱不可抑制的狂欢，相信文明即使失败，历史也一定会向前的，野蛮力量的胜利不过是为新的文明打扫战场：文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多方研究，也使我印证了上述这个结论。

（233）

欧洲文化的胜利，正如蒙古征服的胜利一样，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及历史意义上不可逆转性。欧洲文化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它们四周民族的文化衰落和社会解体，因此只能向他们提供成就却未能及时吸取他们的成就而造成的。中国并不只是从明朝末年才开始落后于欧洲的，在建筑和工艺上（例如盔甲），正如在科学上，中国其实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就开始落后了。不但如此，中国的衰败还进一步鼓励了欧洲的扩张，并使西方文明显得格外强大起来，到如今已经四五百年了。可是，天晓得一百年后，随着彼此力量的消长，又会是怎样的世界格局在历史上出现哪！

（234）

尽管现象暗淡，但唯有如斯，我们背后的真灼本质方会更加灿烂！

尽管人生充满苦难，但唯有如斯，我们动人的梦幻方会显得愈发的美仑美奂！

尽管时常碰壁，但唯有如斯，我们的观念方能历久弥新。

奇特的命运如此昭示。

（235）

一个新的生物种族的完成突变，是否也像一个社会的变革一样：一点首先突破，导致基因改变，尔后一系列较小的进化，以之恢复基因突变与社会变革所破坏的平衡？拉马克主义者注意到了这一系列（小进化以保持平衡），却未注意到根本的一点所造成的神秘“突变”。其实突变并不神秘，它与社会变革一样，都是随机的，并因为随机而不可预测，而被视为神秘的！

（236）

我怀疑：礼制与良知是否黄种人的种族特性？黄种人比他种人更严肃、更执着、更重实际，所以由这种“德”而产生了礼制与良知，而不是反过来由礼制与良知培育了这种德！常人认为是中国的历史与礼制、教化等等养成了中国人的这种“德”……我怀疑实为倒果为因的说法。

中国文化的核心，它的本质精神，在那么一个接近死亡的社会里还开创了明清帝国的伟大局面。尽管这种局面有许多值得非议之处，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取得了政治艺术的高度成就……在那种无望的情况下，若非中华强有力的传统，中国文明的总崩溃似乎所难免……然而，中国没有死，还在苟延残喘，直等真命天子来复兴它。难道我们不能说，这象征了中国奇特的命运？这不显示了中国文明的生命力量？

在欧洲式的社会组织之外，在中国式的价值观念之外──再去创造何其难哉！不过，人类需要的也正是这两者的合一。

（237）

现代世界的“虾夷人们”的道德沦丧，每每与其家庭的崩坏构成一个恶性循环……或许只有古代中国的家庭伦理通过中和作用可以以救之。可哀的是，这些可怜的民族遗产现在也被吴三桂、毛泽东这些不肖子孙们毁坏得所剩无几了……

但是我依然深信中国文化的伟大：即使那些罪人曾经用文革不遗余力地出卖了中国，甚至破坏了中国的文字──他们也还是不得不陷入中国文化的陷阱中，用他们自以为是毁灭的方式，帮助了中国。他们不是在国际上高唱反抗霸道的调子吗？尽管这是出自目光短浅的政治需要，但否定霸道，不就是对王道的肯定和对天命的赞颂吗？即使这是从一个破坏者的狗嘴里吐出的象牙。

（238）

从一个长期的角度看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就是世界问题的解决：世界问题的解决需待中国问题的解决。这决非虚妄的言辞，而是体现了《周易》的精神。我们要使中国文化死灰复燃，焕发出史无前例的光芒，照亮世界人心，此之谓“德音”。

（239）

我承认有一个“最适点”，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谓的“中庸之道”，如能立于或是接近这个最适点，则可以延长盛世（不浪费或少浪费精力）及推迟衰世（原理相同）──但即使这伟大的理想是可能实现于万一的，盛衰轮回的宿命也还是不会丝毫动摇的。因为盛世有赖于人力的维持，这是必须耗费精力的，其结果无疑需要在下一个阶段进行相应的“休息”，而“社会的休息期”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

（240）

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是以几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过程的时间过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过于短促了。

只有对那些衰落期中的先知先觉者来说，衰落才是真正使人痛苦的事。因为他们既对衰落有很鲜明的感觉，又记得历史上关于黄金时代的故事。虽然他们的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意识，但他们却意识到自己被别人的灌输给麻痹了，想振作起来而又无能为力。

当盛世的人们回顾衰世时，不仅带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快慰感，甚至还会带有一种庆幸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作为起衰振敝的人，正是前代的衰落，促成了自己的兴起。

不过，衰世中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中祭祀的太牢。

这个衰世实际上就是从一个盛世通往另一个盛世的伟大的桥。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奴役……可是从大的历史跨度来看，这种剧烈的混乱，岂不正是文明的休耕──间歇与休息吗？

（另起一页）

第五章

“中国进入世界”的四步

（1977年7月7日─1983年12月14日）

（241）

巨大的涡轮绞肉机就要开绞了。伟大的中国民族之曙光！满含着创造精神的民族灵魂！你将运化出一种全新的“绞刑”──它不用绞索；不用绞架，只用一个巨大的镰刀斧头和一道封锁一切钢铁长城。它每天要吞食无数的生灵，至于这样的意义──让人们去议论纷纷好了，好官我自为之。

这个巨大的涡轮绞肉机的隆隆巨响及其绞刑所散发的刺鼻气味──生动地预示了未来中国的全部恐怖和全部希望。其中的数理只有懂得的人才能懂得──实在是无法言传。只有等到它的行刑吏开始“遭到身教”的时候──世人才能“理解”它。无疑的：这一“身教”将出之以历史悲剧的形式──祖宗欠下的债，必须要由子孙来偿还：真的“报应”，永远丝毫不爽。

（1979年2月6日晚）

（242）

中国人的十大不幸

1、社会组织原始，胞族血缘氏族社会演变为五毒俱全的“共产主义单位”。

2、“五千年历史”又使许多原始的行为方式，成为“解放以后”民族文化、社会生活的定式。

3、秦以后的大一统社会废除了长子继承法，导致游侠精神的死亡。统治规则丧失殆尽，人民遭到奴化，进取精神消失。

4、高级法规变得模糊原始，人治盛行，而且朝令夕改。

5、土地开发过度、资源全面破坏。

6、崇拜恶神的原始宗教根深蒂固，民族精神退化到拜物教阶段。

7、盲目的排外要求，不懂装懂的夜郎自大，恐外排外心理严重纠缠。

8、依赖人力资源，不擅学习技术。

9、自我造境，迷信宣传，迷恋已有传统、文字、风俗，排斥创造的能力。

10、道德从个性的修养变成了政治的形容词和压力器。

（243）

次殖民地命运的九个结果：

1、多国殖民化，任何一个“列强”都足以并吞中国。中国的表面独立不是因为自己强大，而是因为列强竞争，没有一国敢于冒犯他国，后来日本蒙昧，斗胆而行，则与英美反目宣战，自取败亡。

2、多国殖民化并未使得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层面得以现代化。比印度等“一国的殖民地”，中国都更为“国将不国”，失去社会重心与文化构架。

3、作为列强的演兵场，中国甩掉的包袱不如奥斯曼帝国多，又无俄罗斯帝国的实力以维持蒙藏新疆等地的秩序。日本、德国等国无条件投降以后，仍然得以飞跃发展，皆由其包袱较少，后起的韩国亦然。

4、1927年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城市的反抗态势所产生的“农村搞乱城市”的历次政治运动。

5、1949年“解放以后”城市力量的严重萎缩，大量农民进城执掌政权，使得社会发展大幅度倒退。

6、商品经济的退化，从供给制到统购统销，再到共产风。

7、国家法律如六法全书遭到废除，农村的党章与帮规，取代城市的法律。

8、“民族文化”变成了“贫农文化”、“乞丐文化”、“痞子文化”。

9、对文明的全面清算，被西方左派美化为“清教主义”。

（1983年12月29日）

（244）

治国可以有两种方式：

1、以法律治国；

2、以政策治国。

以法律治国的是“统治性的国家”；以政策治国的“革命性的政权”。

法律是恒定的、公议的、普遍的；政策是多变的、私设的、特定的。

以法律治国，国之大善；以政策治国，国之大恶。

（245）

中西冲突：十六世纪──1842年

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立宪运动）：1842──1919年

西体中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文化革命、共产主义）：1919年──至今

中西相融（以中国传统的名义，实现现代化即必要的欧洲化）：二十一世纪──

（246）

清俄《尼布楚条约》三百年：

西伯利亚的矿坑和青海的牧场，是作为蒙古人的共同遗产而留下来的。二十世纪的“巧合”，原有十三世纪的共同命运作为基础。在欧亚大陆最深的腹地，有一条世界上最漫长、最多事的分界线。它自古以来就像长龙一般南北走向地摆动着，从未固定过。气候演变、动植物的生长状况、居民的脾性、社会内部的力量平衡、文明的兴与衰──都是推动这一改变的动力。

原先孤立于欧亚大板块核心部位的那片广漠空间，三百年前被一条边境线给分割了。用火器武装起来的清、俄两国分取了这块世界上最危险、最不稳定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原始的区域。现代文明迟迟进入不了这一板块核心，反倒在此出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就不足为奇。而此板块被浸透之时，既是现代文明全胜之日，也是它行将走到尽头、被逐出大舞台之前夕。因为此大板块的原始惰性，会产生致命的反弹，且渗入现代文明结构之中，使之僵硬。就像如今的“第三世界国家”正以狂热的姿态把剩余人口输入发达国家，使之在一时的廉价劳力之后，终尝类似“蛮族入侵”的苦果。

（247）

蒙古统治以来，整个中国破败凋敝，好像几千年从来住的就不是人，到处都是蜘蛛网、垃圾堆、令人惨不忍睹的一切。尤其最近四百年，中国民族精神的晦暗，使得中国人常在黑暗与屠杀中苟延残喘。我们，承衰而起，我们要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我们要建立“第三中国”。

古人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满洲灭亡中国已经将近四百年了，那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在我们百年之后吗？百年之后的中国，将有大圣大哲继我等而起，开创中国数千年未有之生面，并进而以此拯救人类文明？

由于元蒙满清日本苏联相继侵入，中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波折。从那时起，中国历史发展就注定与“正常发展”有所不同了。这还导致了中国人的精神中心──君主制度的崩溃以及野蛮化、革命化进程的开始，这样，中国社会就非得从头开始来个大改组不可了。

当时看来，满清似乎还是“天命嘉许”的势力。有什么办法呢？历史是由胜利者孵化的卵蛋，野鸡可以变成凤凰，这就是历史命运。明末的何心隐与李贽等极端派人物的命运，也被这种历史命运决定了。何、李的声名之所以不著，是由于满清恢复了旧秩序。本来，明末士大夫多喜何、李言论，但到清初，屠刀一下却杳乎不存了。难怪土匪军阀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显示了“历史的命运”对人进行的裁决是那么无情。

另外一面，何心隐，李贽一流的思想，在当时虽是一种“异端”思潮，但本身却是没有太多创造性。他们的价值，在于影响了当时的思潮。他们的出现说明：明末社会失去了方向。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相当于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而明朝末年的社会腐败程度，确实也赶上了西晋末年，难怪外来力量如此顺利地接管了中国。五胡乱华、满清接管，都是拥有内应的。

1、何心隐、李贽等人相当崇敬阮籍、嵇康等魏晋人物。

2、就消解旧的文明而言，明代王阳明的地位与魏晋王弼的地位大致相等。而何、李之流正是王学的“魏晋士人”。

3、何心隐、李贽及其后学公然以“不守礼法”、“狂放不羁”来破坏旧秩序，虽然他们与魏晋人物一样没有指出建设的方向。这样，他们就为蛮族入侵准备了道路。

满清人比五胡更有组织，又比辽、金更有经验，且因他们时在明代之后，承受了元、明统治者的大一统及其一切黑暗措施。满清人到中国来的使命，是以“扼杀活的精神”为手段，来恢复旧的秩序，并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统治权术的政权。在其手段的卑鄙而言，满清是最恶毒的一个王朝。满清统治者，扼杀了生机，使中国人麻木不仁，使中国社会进一步黑暗、停滞与没落。

到了满清末年，其种种措施阻碍了改革，这种延迟最终导致中国落伍于欧洲。可见，满清的“修复措施”恰恰使中国社会更难改革了，到西方入侵以后。只能通过革命的大破坏，才能适应世界的新局。

中国的崩溃导致了一连串的革命、动乱、屠杀、破坏，包括制度、文化、生命财产、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满洲统治的历史后果，到现在还在深深地作怪。野蛮人终于从东北入关了，二十世纪一再重复了这样的“历史嘲弄”。

（1980年4月24日）

（248）

满清的统治真是“杰出”，在修修补补方面确实还很有些“创造性”，甚至达到了人类史上都引人注目的一个“样式”！在它的党团（旗人）统治下，人民麻木而愚昧、安静而卑顺，对作威作福的统治者而言，确实再也没有比这更为理想的“老子哲学的意境”了。如果欧洲人不来，这种原始、僵化而幸福的时代，还不知何时结束呢！即使所谓“启蒙学者龚自珍”，不也是在欧洲入侵的时候才发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看他对于“病梅馆”的批判，谁说没有借鉴欧洲的镜子呢？

（249）

面对欧洲的步步进逼，明清统治者为了巩固因停滞而变得危机重重的大帝国，便采取了一种贻害长久的错误方式：不是克服停滞，而是把停滞变成制度，不是鼓励创造性，而是对奴性进行制度化。野蛮的满洲人，他们使用了整套扼杀独立精神的社会战略，这种策略虽然有效冻结了当时动荡不已的中国社会，但却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严重后果：社会僵化、人民低能。现代中国继承了满洲辫帅们的遗产，就像脑瘫患者一样可怜：东倒西歪、左右摇摆、语无伦次。

为什么满清大汗康熙、乾隆，比大多数明朝皇帝更有作为？这不是因为“他是满人”，而是因为“双重统治”：用团结的满人来监督分裂的汉人，再用众多的汉人去完成满人做不了的事情。但任何方法再好，都是有其极限的。不信你看，乾隆一死，清朝就江河日下，他的那些继承人后来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了，比明朝皇帝更加不堪，足足让一个雌性（慈禧太后）统治了半个世纪。因为在汉人僵死以后，满人也随之僵死了，并且比汉人更加低能。

（250）

满清王朝的慢性死亡过程为一百年之久。而在各个方面都很像“满清”的“中共”，其百足之虫死而未僵，又何足怪哉！但时去运来，一切都会表面化、激烈化的。

满清的洋务运动，主要起了一种加强统治机构、镇压人民起义的作用，并未能真正汲取欧洲文明……在这种意义上，洋务运动推迟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邓小平推行的新洋务运动，基本上也是如此，它不是新的文明，不过是为新的文明准备了一个过渡。

（251）

当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金田起义一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以1850年为轴心的1838年──1864年这段中国历史上，有四种对峙的、交错的政治势力，但没有一种是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的，没有一种是可以列为后来中国的先驱的：

1、满清帝国主义，代表对中国的直接的民族压迫，以维持现状和特权为务，是一种反动的帝国主义。

2、欧洲帝国主义，代表先进的技术文明，和有力的政治文化，从长期看，可以帮助中国下入世界，以短期看，但预示着中国民族的侵略和压迫。是一种“进步的帝国主义”。

3、拜上帝会，在政治上是中国民族对满清帝国主义的反抗，但在政治文化上又受欧洲影响对中国进行催化。最后，退化为特权集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

4、湘淮皖勇。在政治上帮助满清帝国主义镇压汉人，在文化上又代表了腐朽的乡下人对欧洲城市文明的反抗。

这四股力量没有一股是“好”的。依其有害于中国民族可做如下排列：

1、满清帝国主义：100％有害。──完全反动。

2、欧洲帝国主义：50％有害。──文明进步，民族侵略。

3、拜上帝会：50％有害。──革命，愚昧。

4、湘淮皖勇：50％有害。──镇压，洋务。

（252）

以林则徐其人为例来分析上述冲突：

1、在其宦游的前期即鸦片战争前后，他作为满清的帝国主义的差役，对外参与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其目的并不是保卫中国民族而是保卫“大清朝”。结果是反动的帝国主义被先进的帝国主义击败。林顶戴自己也蒙受了历史的羞辱。

2、在其宦游的后期即金田起义后，他作为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差役前往镇压，企图推行民族压迫。

从上述两方面看，林氏完全说不上是什么“民族英雄”，他只是清廷的奴仆而已。因为他受命镇压反清民族起义的行为，难以用一句“历史局限”轻轻带过，而是其“汉奸身份”的最好说明。林则徐和吴三桂，殊途同归。难道林则徐不知道，在“欧洲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前，中国已经被一个野蛮的“满洲帝国主义”奴役了两百年了？如果可以原谅林则徐，为什么不能原谅汪精卫？

（253）

上述如此这般不堪入目的中国近代传统，完全提不出一个我们可以奉为“先行者”的楷模。──这预示了中国革命的深度和漫长！

而中国百年革命揭示出来的两大任务是：1、摧毁过去的，2、建设未来的。“建设”不仅指的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且指的是尚须建设新的政制、新的礼制、新的文化甚至包括新的哲学、观念、心理！

（254）

辛亥革命：文官系统崩溃。从此武人阶层与知识阶层开始了迄今为止八十年对立（1911年—1989年），“专政”从“民主的补充”，变成了“民主的代替”。武人阶层更是进化为“党国体制”。所谓“民主的补充”是指：“多数人统治”虽然“民主”，但任何民主国家也都有其对待少数人的“专政性质”。而“民主的代替”则是“民主集中制”的“党国体制”，其实质是军事管制、武人专政。武人专政也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255）

在1911年以前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个“律”统治的国家，依靠惯例（“祖法”）和“大清律”治国，上谕和圣旨仅在特殊时偶尔使用，对惯例和法律作例外的变通。但当中国陷入欧洲帝国主义侵略，陷入内乱和外侮之后，惯例和法律不再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而逐渐崩溃了。于是爆发了革命，结果形成了《六法全书》。1949年“解放以后”，一切法律宣告作废，开始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政策治国”的时代。

（256）

满清以来的中国问题：中国的统一有赖于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又对社会的发展极为不利。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我的答案是：一个由社会择优制度而来的、非世袭的精英阶层及其辅佐的立宪君主制。一个由这样的文明创造者为象征的普遍礼制，能够再度安定中国。所谓“普遍礼制”就是普遍的、中立的、没有任何人身限制的社会择优制度。就像美国的“执照制度”那样。没有执照就没有资格，没有执照就不能越俎代庖。

（257）

中国当代的种种问题起源于“无法自我调整”。既然中国社会无法像日本社会那样自己出面调整由于欧洲的入侵所带来的全面失调，那么就只好任凭外人来予以强迫调整，于是列强、日本、苏联继满洲势衰而纷纷入侵中国、入主中国、在中国培养代理人：军阀、汉奸、共产党。在这痛苦过程中，习惯了亡国状态而且没有能力自治的中国社会随波逐流地改变着自己的一切──包括整个的观念世界以及社会环境、衣着打扮，甚至对于自身的看法都是由外部世界决定的。在对中国本身的看法与感受上，中国人从民族自大者变成了民族自卑者。

可是这一巨变还不是我的历史哲学的起点。

我的历史哲学起始于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与日本的命运不同？二者在文化上原来不是很相似吗？二者在种族上不也是相去不远吗？为什么两者的命运以及他们对同一事物的反应如此有别呢？仅仅因为中国的文明没有自觉地学习别人的传统吗？我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实上，中国人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也是很善于学习别人的东西的，学习佛教、印度、西域的文化元素。

我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一个区别，那就是中国人似乎有点暮气沉沉，而日本人的心态却更年轻。于是我想探究“人间事物衰落的原因”、“自我调节能力为什么丧失”的这一奥秘。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心态殊悬，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话题。这主要不是生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并且是社会心理──历史记忆的差异所造成的。

（258）

如果说，“中国问题实因文化失调所致”，为什么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而两国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须知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非文献也，非文字也，而是指“文明之总括”，所以中国的“文化失调”首先体现为“社会失调”。中国与日本，就“文献”意义的文化来说，似乎没有很大差异，但是若就社会结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论之，两者的文化（“文明之总括”）则大相异趣，绝对不是什么“同文同种”了。此因两个文化的起源发展并不相同，传承发展更有歧义。结果不同，是很自然，就像欧洲各国虽然同为“基督教民族”，但是差异也有天渊之别。难怪日本人也可以自称：“日本固有文化”并非中国文化，实为“和魂”而已；他们甚至说中国文化对日本只是一层画皮，极易剔除。

但对于中国人自己，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与社会风俗，结为一体。欲革新中国文化，不得不先革新中国人的大脑，甚至演变到了“革命的砍头主义”，也是效果不彰。

（259）

在“革命的砍头主义”的支配下，中国的社会改造，包括了一切方面的斩首行动：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的改造，语言、文化、心理甚至表情的改造。其结果，现在的中国人都是愁眉苦脸或是横眉怒目的。而每一项改造之下又可细分为更多的项目。社会的砍头主义、改造运动，体现为“历次政治运动”。但是究其实际，社会改造运动不是人的意志掀起的，而是由于历史的压力，人的意志，不过是 在躲避历史的压力。人的天性中有极大的堕性，而习惯性如不遇到某些深刻的危机就会自然延续，相形之下，社会改造因此变成根本多余的。而根据《周易》体现的历史原理，社会改造运动一旦掀起，本质上就不可逆转了。任何危机如不深刻到一定程度，不会引起社会改造对之抵抗的；相反还不易为人们察觉。而当危机深化，终于引起社会改造运动时，这种危机于此不仅已经无法得到解决，反而因为僵化的秩序遭到破坏而格外加剧了。这就给予社会改造运动以更强有力的动机器，从而使社会改造的剧烈程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计甚至想象，甚至危机已经缓解了，社会改造运动依然不会停止。因为“易”的进程开始，一切都不可逆转，除非把社会改造运动的领袖以另一种罪名捕杀之，而强制社会改道。

人的生存条件不断在变，人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活不下去。而腐朽没落的大人先生们却属于坐以待毙的人，并阻挠别人求生存求升华的意志。这种人是更深意义的“秽多”与“非人”，这种“大人”不被赶入地狱，社会就无法更新。社会改造运动所体现的，就是“天命”。天命是人类一切命运的契机，其中包括人的诞生在内。人的优越之处在于他较能体味天命，人所禀受的基本天命即是：生存与升华，其余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

反抗天命就是违背自然，而违背自然的人即已丧失了生存的依据，这种人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利，沦为事实上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260）

反对中国的“共产党内民主派”：

1、一个叫化子手持打狗棍，（又名“讨饭棒”），一个绅士手执“文明棍”──难道，你们能说这叫化子贫穷的原因在于他的打狗棍？或者，你们断言绅士之所以文明是因为他较有风度地使用了他的“身份标志”（“文明棍”）？

2、我们知道──人们把“打狗棍”叫做“专制”、“独裁”，但我相信它却不是贫困的原因。相反，它只是贫困动乱的社会常常使用的一种“防卫机制”。人们把“文明棍”叫做“民主”、“自由”，但我相信它却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相反，它只是一个健康强大社会的最后装饰品，和它的“自我调节机制”。

3、党内民主派们认为──叫化子只要把手上的打狗棍换成文明棍，就可以变成绅士；或者，只要剥夺绅士手上的文明棍而飨之以一根打狗棍，就可以沦为叫化子。

4、但是，我们反对你们的这种一厢情愿！正因为我还没有浅薄到成为一个党内民主派的地步，所以，我一开始就不相信这场所谓的“改革开放”能够达到它预期的目的。

5、中国“共产党内民主派”的特征：

（1）信奉经济决定论。（2）把现代中国贫困破产的原因，诿过于中国传统及所谓“小农经济”。（3）信奉“欧洲社会产生的现代技术及其经济管理系统可以迅速移植于中国，并使中国迅速成为现代化国家”。（3）相信和平演变的奇迹。认为在中国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来改变用共产专政建立起来的结构”。然而，中国历史只能对此提出否决的证明，因为一个用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用暴力来结束。（4）误信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或“联邦的”方式予以整合。

（261）

罗马尼亚化，正严重威胁着东欧的民主进程，如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取缔之，也就是对欧洲式法治与民主原则的一个致命打击，激进的极端主义与反动的极端主义，很有可能分裂社会，并使和平主义的改革进程最终失败。

（262）

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之所以遇到相当困难，反复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是因为整个社会还缺乏一个健全的法律基础。能不能健全这个法律基础，将关系国民经济建设的成败。

返观现行中国的经济建设，由于在缺乏法律基础的国情下推行承包、增加市场调节机制，结果该发展的（如企业精神）没有发展起来，不该发展的（如投机心理）却大大发展了。这不是经济的单方面“过热”，而是法律基础的全面缺失所致。那么，一个社会缺乏法律基础意味着什么呢？

1989年“五十天的民主历程”（4月15日胡耀邦死亡至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表明，中国的民主进程想要有所建树，必先确立一个最高仲裁者的权能，然后以此类似现代国家最高法院的最高仲裁者为中介、为灵媒，去护育民主制度的自然生成。否则，文革式的“大民主”意味着暴民的“先锋队专政”。这种“民主运动”离民主制度的建成何啻千里之遥。

从民主运动到民主制度之间，须有漫长的道路以为生成过程。在法国，这个过程是八十年（1789─1870年）。而普选在英国的发育，则花了二百七十四年时间（1644─1918年）！没有拿破仑专政，没有克伦威尔专政，民主制度的最后确立是不可想象的。

（263）

从十九世纪的百日维新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天民主，中国现代化的路途在某种含义上确是“圈形”的。这都是随着洋务运动在实践（经济的或军事的）和精神上的破产而来的。引进西学为用，但却不变“中体”，结果前后两次“中体”一为满洲化的，一为苏联化的。在维新之前，是洋务运动；在维新之后，是革命运动；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这两次运动不同又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势足以说明中国史还是在向前（即某个“目标”）滑行的。这种滑行已经产生了一些成果，还将产生更大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化、野蛮化的倾向大大增强了，但与之俱来的则是民气的张扬，是民族活力的某种“恢复”。中国也许有希望在我们之后的百年，迎来又一个盛唐那样的黄金时代。

前述两个运动中最富于指向性的事件是“公车上书”和“武昌起义”。从形式上说，二者有相类似性。但性质是不同的。公车上书开启了当时知识阶级叛离统治力量的时期，而武昌起义本身，就是知识阶级叛离的结果。这一区别是意味深长的。

如果说，第一个运动（“公车上书”）还是以满怀归顺之情为始的，尚且逐渐触发了政治的与社会的革命，那么以明确对立而宣告诞生的第二个运动（“公车上书”）又会导向什么，将是不言而喻的。思考历史并预测未来的人们，对此不会感到陌生。

（264）

知识阶层的背离，也是西汉社会的危机已经超过了“临界线”因而变得不可逆转了的严重信号。它以这个社会的精神崩溃为背景，从而导入这个社会结构解体的剧情高潮。尤其是就中国这样的社会类型而言，它一无教会势力，二无许多民族的发挥社会主导作用的教士阶层（如犹太系三宗教以及印度系两宗教的实践所示），三无作为社会中坚的贵族传统（如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印度的刹帝利、中国先秦的公侯伯子男卿士系统等等），四是秦汉以来，平民出身的知识阶层就成了游侠般的“民族脊梁”。

我们看到，“党锢之祸”使得知识阶层的背离统治机构（镇压之后背离更甚），不过一代人时间，“黄巾之乱”就来临了。因为（1）在精神上可以抗衡太平“妖道”的儒学风范已被帝室宦官们给摧毁了，和平演变的道路已被堵死。（2）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制衡下层骚动的“中间阶级”（士绅）的威信已由于一个特殊的下层人集团（宦官）的崛起而消失了。既无恒产又无恒心的无规范集团，由于胡作非为而被击溃。“群龙无首”的乱势已成，只等待张角等辈一声令下就天下大乱了。

（265）

知识阶层的背离，同时还兼有整个中间阶级完全瘫痪和束手无策的特征。中间阶层并不是从此就一蹶不振、退出角逐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中间阶级只是放弃并被迫失去了原先的社会功能而转入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

原先，中间阶级的社会使命是沟通统治的上层和被治的下层，用调解和疏通作用来弥合分歧、防止社会分裂。后来，随着中间阶级的疲软瘫痪，社会的分裂（朝向两个极端的运动）终成定局。革命因此爆发了。

（266）

历史上的一切宗教之所以风行一时，甚至迄今保持强大的影响力，无非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恒定久远的希望。一切信仰无非是一种希望。革命也是需要新的信仰的，因为革命可以提供一个最后的希望，在国家那黑色的灾难深渊中兴起、发光。

（267）

就现代中国而言，通向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应是坚硬有力的；而泥泽式的道路反而足以迷惑迈向目标的人们。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因此也是无法自下而上的获得的，因为想从暴民脚下中产生民主和法治，比想从暴君手里产生民主与法治，还要艰难。中国百姓不会自治，互相又不合作。

就未来中国而言，只能由一个“手握绝对权力的家伙”，在“牺牲了个人权利”之后，“化私为公”，在中国创造一个可以有效统治的公共权力。面对中国人民的苦难，他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途径来结束这苦难。他的历史作用将发挥示范的作用，消除秦始皇以来的礼崩乐坏、个人专断的历史。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他大权在握，那么又有什么力量能保证他不滥用独裁的权力并遵照“功成身退”的古训，有计划地利用专制的权力开通法治的遂道呢？

这就在于他一念之间。

他将拥有一种新道德。一种放眼于生物哲学的种族脉搏。

这道德说服他：克制自己的人欲一面。

这道德鼓励他：把中国的宪政当作自己的作品载入中国历史……

民主和法治，将作为“他的作品”被创造出来，不是“蓝图”，而是“工程”！艺术的冲动，战胜了人欲的冲动。──这就是历史给他的报酬。而他的永久名声，就是社会给他的赎金！

他是一个“比毛泽东和秦始皇的总和更伟大的人”。他要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帝王都远远地抛开──从人格意义上。他将成为中国的梭仑，一种凯撒式的梭仑，一种秦始皇与梭仑的混合体。

（268）

“秦始皇与梭仑的混合体”──这信念比一切外在约束都更深地更有效地保证了他的纯洁性。

他将开辟政治制度意义的第三中国（宪政时代）。正如秦始皇开辟了政治制度意义的第二中国（帝国时代），禹和他的儿子夏启开辟了政治制度意义的第一中国（王国时代）。

我们期待新时代的大禹！

他调动传统能量，革新中国的行为环境，劈开未来中国的前进道路。他鼓舞传统的骄傲，达到当代的文明。他把以传统列为神剑，而不贬为革命的对象，他把神剑指向外部世界的压力，而不指向中国人自己。

（269）

在中国的传统和中共的现实之间寻求一致性，有助于揭示中国不变的特性，以预测未来中国的走向：例如，民主集中制即是以斯大林主义者语汇表达的古老中国传统之一，即基于圣听的裁决。这对应于欧洲传统，则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但是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却是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基于中国本位，而是基于苏联本位，它根本就不把中国人放在心上，所以它搜刮成千上万的民脂民膏，输往境外，去支持所谓的世界革命，即共产国际的联合行动！到了毛的继承人邓小平那里，虽然不再援助外国的共产兄弟，却要自肥家族，把国库挖空，送进私人帐号。他们把这个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因此绰号“邓先富”。

（270）

中国为什么这样贫？因为意识形态的指向错了！民族目标被模糊了！

中国为什么这样穷？被国际资本给吸干了！共产国际的政治资本，造成了极权主义；跨国公司的商业资本，造成了买办主义。

中国人，请把中国重新放在心上！这样你们才有资格站着说话。

即使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也绝不等于中国的希望在于国际，任何国际组织，都是不可能以中国人的利益为利益的。中国人，应该抛弃对一切“国际”组织的幻想，哪怕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国际阵线”！

国际主义决不能成为听命于外国的藉口！

（271）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人种已由于长期的文化定向选择及其“政策”而趋于退化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曾是强大的。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文化是要以人为食的。这就是狂人鲁迅终于悟出来的“仁义道德吃人”。而中国的人种又能否负载如此沉重而丰硕的文化？所以首先的中国问题不在减少恶性膨胀的人口数量，而在改善恶性萎缩的人口质量！

有了这层明晰，再深入一层，当发现人口的数量膨胀实际上只是人口的质量萎缩的一个后果。即，膨胀中的人口是以其数量在代偿迅速退化中的质量。这里也在演绎一个最基本的生物学原则。例如，当肝功能退化之后，肝脏就会发生肿大，以代偿衰落中的机能。心脏和肺脏也是如此。人口的数量问题还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人种的质量则关乎民族的兴衰。这是非常严峻的。

（272）

全民性的、分摊式的节育万万要不得！

首先，这将加剧中国种族退化的危机：各色人等都有同样的遗传机会，结果各类致病基因就会在中国大地上泛滥成灾。因为大家只有一个孩子：即使是先天性痴呆的也要好好哺养他，并让他生儿育女！这种局面将使中国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恶化，并给中国社会罩上一层先天的阴影。

其次，普遍的节育引发了一场心理危机。如果节育成为一种风尚，这个国家就要大大倒霉了！试看古罗马帝国和今日的欧洲的人口萎缩──中国决不可以走上他们的覆辙！姑且不谈什么“一个孩子难教育”、“对下代的培养影响深远”之类的陈词滥调；仅仅人口萎缩，就将引起文明的瘫痪。中国在西晋末年，也是因为人口萎缩，迎来了五胡乱华的绝世。

任何一个对民族的未来负有责任的中国人──都应责无旁贷地起来反对这些“计划生育的错施”！为了中国──必须取消建立在极其荒谬的“平等生育”基础上的节育法。

我们的意见是：宁愿让孩子们生出来，经过社会化的自然淘汰后再死去──也不能让他们阴郁地、无选择地死在母亲的腹中！这既是太残忍、太唯物主义、太不“人道”；也是太不科学、太不经济、太不合乎大自然的一般法则了。

中国的新制度将是“内外有别”、“双轨并行”的伟大礼序──它的天然优点、也势必体现在新中国的人口政策上！

（1981年12月30日）

（273）

“独生子女”运动──不仅将给未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将给社会心理、民族精神以深刻的影响。

在一个注重亲戚关系的社会里──釜底抽薪式地翦除了亲戚集团存在的实际可能：这将预示着一场多么广泛、多么彻底的革命！许多传统的美德和传统的丑恶都将因此消亡。许多人将会产生孤独感，许多古已有之的屏障将要崩解；只有一个抽象的“精神家园”变得可依靠起来了。

一种全民性的信仰因此就要取代家族性、地区性、部落性、宗族性的联络──成为第三中国的精神纽带。若非如此，“一盘散沙”就会化为“一团齑粉”了。

既然“人自为战”在事实上并不可能──而以往的亲族关系又不复存在了：全民性的信仰联系，于是成为中国人民唯一的精神纽带。

一种新的哲学乃至于新的宗教──就会崛起于上述的社会背景中。

（274）

中国社会对付革新规范者的无上法宝，曾经是“使之失去对象”。这在《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命运中得到了象征性表达：当孙悟空面对对象时，他几乎不可战胜，因为他拥有的神奇的力量，足以与世周旋、日新月异、立在不败之地。但西天的如来佛祖终于来了──他在此扮演了一个比东土的玉皇大帝还要中国化的角色：他使孙悟空一下子失去了对象……被罩在了五指山下。

五指山的圈套，终于化为无所逾越的虚无：它无所不在，因而无可针对，孙悟空的锐气对此也只能束手无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智慧”，“不朽的息壤”。但这种发霉的智慧，用来对付外来的欧洲人，却不灵验了，因为欧洲殖民者是恰恰不依赖对象的！他们我行我素，排闼直入。

（275）

在立意要对抗西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毫无西方精神储备，让人怀疑这场战争如何进行？

1、群体的意识，已经渗透到最为个体化的学术研究中来了。

2、中国人的合群本能，首先照顾到的总是“别人怎么看”，而不是“自己怎么想”。

3、但在实际上，“人们”并非理念的坐标，而是一些朝三暮四的人。大家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社会只能陷入混乱、丧失规范。

4、可敬的实证主义者们，已陷入一种文献崇拜或叫“概念真理”的风尚中；但文献并不构成历史本身，更不构成历史的动力。

5、用前人创造物的遗迹去佐证自己──如果不是出于一种说服的策略、躲闪的智慧，那就很可能是发自一种迷误，一种因循的愿望。这是懒惰而不是忠诚。

（276）

处于当今社会大变革、文化大调整的冲击下，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态度是：在第一领域即在理智的、文化的、意识的领域中抛弃它。不论我们的背离多么彻底──在第二领域中即在习惯上和心思上我们都将与它始终厮守。

（277）

为什么近代史上的多数革新之士，到了晚年大都成为思想保守的代表人物？因为，第二领域的“深层结构”，始终存在。且当第一领域中意识的力量弱化之后，这第二领域中本能的力量将再度强化，与生理上的“第二童年”结伴而来，在思想掀起一场复古即返老还童的运动。

在长久的探索中，在寒夜的孤思中，我认识到了一个真理──不论祖国现在怎样，并且以后还将怎样，只要他没有灭绝，他就是历史的中国之继续。继绝世者，若使自己成了最大的绝世者，这岂不违背美好的初衷？这才是最惨的失败。

现代中国，虽受种种外来影响，本质上仍是数千年来之延续。我们是历史连续性的工具，即生在此，就有了责任、义务！我们承前启后，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278）

我们不幸地降生为人。又不幸地降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更不幸地降生在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所以我们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发展阶段”。我们整个一生，都有一种遭到活埋、彻底浪费的感觉。

这个人满为患的时代、这个人满为患的国土，没有“国家”！一切都是昂贵无比的，只有人是廉价的、低贱的、卑劣的、无意义的。人的无价值，使人的尊严还不如一块猪肉那么值钱！

由于民族的灾难，我们的文化已经一败涂地了。几十年来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了。所以，在此历史的大困境中，我们应该开始自救。唯有自救者方能为民族开出一条路来。他不强求别人接受，但他的风范将吸引那些真正感到饥渴的人，开启民族的自救。

困难的是怎样把祖宗的书和现代的心，结合起来。这决不是现成的。这需要我们毕生的努力。需要一点一滴的努力，而不是振臂一呼。我们说“返祖”，也并非返回祖先的状态，而是从祖先的智慧中获得启示。你有激情，这很可贵。我建议你在读书的同时一定要拼命去读欧洲人写的历史著作。到时候功效自然显示。只有这样，方能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

（279）

在我们这个无文化的社会中，“文化本位”不仅是梦呓，且如果真的实行起来，就会带来谬种流传的绝望！

当今的汉人、唐人、华人，已是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少数民族！甚至连中国的城市都比主流文化圈中的乡村还要更为土气与残败。

1、努力追击先进民族的结果，是显出了后进民族的格外蹩脚。

2、后进的、蹩脚的民族艺术的政治化，工奴、农奴、兵奴，集体“创作”大跃进民歌及其变种“毛语录歌”等等。

3、“写给谁看”的困境，实际反映了：本土文化意识与外来文化压力的冲突，中国人的教养和共产党的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年印第安人与欧洲殖民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如此相似。

4、吸收了外来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与保留着本土文化习俗的民族大众之间的隔阂。

5、这些隔阂突出表现为语言与观念的断层。两难处境：接受同化还是反抗同化。而语言在终极上的不可翻译性质，加剧了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

6、在这样快速变化的时代，文化的碰撞及其冲突实际上不可避免。这是好事，是活力之源。对此，过于的神经紧张其实只是心态衰老的表现。事实上，也只有在冲突和冲突之后所进行的协调的基础上，新的民族及其文化方能诞生，乃至健康成长。

（280）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或叫“智囊”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智囊的囊，就是酒囊饭袋的囊。于是，历史在这些鼠目寸光的智囊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以难理解的非人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上帝（顾客）接受诱骗的专家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自然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客观规律”。“历史”与“人”就这样遭到绝缘，成为异化的源泉。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就成了奴役的根源，代替了古代的“天命”，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捏造出了许多极端政策的借口，不把人当作人而是把人当作物质。

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不仅支配专政国家的权力，甚至也渗透到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与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互相勾结了起来。极左派和自由派，甚至和保守派，都结为盟友了。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上面这些东西多少有些不同的。它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相信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建立在自然主义的、非宗教性的、人文主义的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人文主义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环境保护”思想的兴起，不啻于西方思想传统的转辙。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导向了僵化的功利主义，从而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一发不可收恰。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习惯，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的子孙们日益空洞的心灵。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的欧洲信徒。当然，这也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

（281）

二十世纪的欧洲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现代欧洲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让它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这得多多少少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教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与历史的和社会与政治的诸多思想甚至易经原理，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著名人物，深受“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自己观念的曲解。

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了作用，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初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就是一个典型。他还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说“上帝死了”也就是说基督殉难了，尼采的妹妹后来通过不厌其烦的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地误解为“上帝真的死了”。从此，欧洲人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士大夫“历史”。如卡尔马克思就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圣西门的“新基督教”，来宣传他的共产主义的胡思乱想。

（282）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认定，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自创”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从中国“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思辨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自诩创造而非引进的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这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只有封建的精髓；尽管这还是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但它毕竟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基督教欧洲崇尚的是竞争，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283）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唯物史观”仅是其中一种。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神学”了，例如“解放神学”什么的。

无怪孙中山曾对类似的现象感叹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战国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是的。甚至现今世界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协约国/同盟国”，也有古代中国的“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近来改换了“发达”一词）的欧蛮，而是他们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效颦东施”（摸着石头过河的“东效颦”）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欧洲法宝”，在中国大地上互相对垒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先是军阀，后是党阀，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祸乱中国的武器，日益酷烈的内战，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

丑陋的东施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欧洲列强的致强之道，而是欧洲文明的衰颓之光。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以治为本的思想，是对欧洲文明的内在危机所作出的“补救式反应”，这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对于平息欧洲社会转型过程所造成的内乱也许有用；但对中国寻求富强的努力来说，却是南辕北辙的。

而且这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复兴，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积弱的病态体现。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无法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只有人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才能激发社会的全面复兴。中国的命运一再证明了这一“螺旋式上升”的常识。尽管现代中国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估价。

（284）

人人都生活在全球环境中。

而这个地球，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村落”。

可是在这个“村落”中，如今“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荒唐！因为人，已经意识到那看不见的、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

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一种基本被动的月光式的东西（有限的主观能动性！）──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呢？它仅仅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吗？它仅仅是种“被扭曲了的意识”吗？

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是在什么地方呢？

（1983年12月18日）

（285）

民间文化，往往以其沉默的敌意，与高级文化对峙着。作为一种可能的替代者，它往往在历史性变革的关头，才跃入历史学家的视野。

诚然，民间文化的视野、历史感和进取精神，常常逊于高级文化；但不要忘了，它却是高级文化的基础。民间文化较为稳定，又较有弹性，可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在高级文化的面前，民间文化显得粗陋，但这又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它还没有丧失原始性，它也许是幼稚的，因为尚未分化，但也因此具有发展的潜力。

（286）

高级文化的代表，没有必要时刻向民间文化宣战。这类战争向来利少弊多，容易流于迫害行为，其恶果使整个社会生活趋于沙漠化。这就是“文革”的教训之一。

高级文化和民间文化，分属不同领域。它们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相侵犯甚至谋图并吞只会使社会生活的分野与节律趋于紊乱。

当一个社会“其命维新”的时刻来临之际，这种分野与节律应予调整；但不到此刻硬性“改造”则会导致紊乱则应紊乱。况且，“维新”的最大限度也只是“改变”旧有的分野与节律；而不是“废弃”分野与节律。

（287）

许多民族的高级文化之形态和气质，都与其民间文化的形态和气质大相径庭，甚至趋于相反。这并不构成高级文化对民间文化宣战的借口。对于一个民族的生活而言，民间文化既有其重要性，又有其影响力，不容忽视。它有时对民族命运的影响甚至大于高级文化。而这并不是这个民族的佼佼者为民间文化规定的短期目标或长期目标。

高级文化，往往只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象；民间文化有时才是隐居幕后的操纵者。这就是“沉默的大众”的力量所在。再者，随着时间的逝去和表象不可避免地褪色、剥落：民间文化会上升为新形式的高级文化，更会使得智囊团里的秀才们大吃一惊。

（288）

就当今中国的情势而言，必须努力保护那些备遭摧残的民间文化。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民间文化乃是高级文化的潜在土壤。破坏了这种“文化土壤”，也就摧残了高级文化之花明天开放的灿烂前景。毕竟，后者常从前者代谢而出，而并非是从洋大人的教科书那里“借鉴”“学习”而来的……中国人信奉欧洲宗主时代，即将一去不返。而中国精神宗主的诞生，中国精神的重振、中国生活的步入正轨，都和民间文化息息相关。

既不是无轨，也不是“洋教头之轨”，而是要仰仗民间的智慧──民间文化再加上一些复古之美的装饰。

（289）

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中国一体化”如何协调起来？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地域广阔、部族众多，各地民俗差异极大，如其听之自流，势必构成中国一体化的潜在障碍，无从造就一个民族──中国民族。

而中国若不断然投入一体化的激流──不仅复兴无望、甚至苟延难再。第三中国的黄金时代，有待于一个磅礴的希望之潮和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而中国一体化，则是把“潮与塔”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手段。没有一体化作为“枢纽”──那个意志之塔也不能转捩中国悲惨的近代历史，那个希望之海则不能注入中国丰饶的未来文化……如此一来，中国民族争取彻底解放的千年事业就会半途而废。所以，中国一体化与民间文化，都不可偏废。甚至可以说，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高级文化，反而是上述结合的必然结果。

（290）

彼此悬殊极大的各种民间文化类型，本来是作为“前工业时代的遗迹”而存在的。那时，闭塞的交通状况使得各种“乡土气”特别浓厚的民俗得以保存、发展。现代交通的出现，使这种状况一去不返了。

特别是遭到了较之蒙古化更为严厉“苏联化”的摧残禁锢之后，中国民间文化的现存状况令人寒心。现在中国的民间文化，基本上处于剥落状态甚至是地下状态，而且日益为年轻一代所轻视、忘却。这种现状隐伏着巨大的危险：它使得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缺乏了起码的免疫力，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未来变得极不稳定。中国社会的这一特点，与回教社会一比之下就十分显著了。在回教社会那里，传统过于强大固然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障碍；但像中国这样毫无传统意识的民族也是经不起世界风暴之侵袭的。

（291）

中国一体化，承受着一个伟大民族再度登上历史舞台的压力，远远超出区区的“两岸统一”的框架。

中国一体化，与民间文化的保护──不仅不相冲突，反而互补。那是为了一个新的文明诞生，所准备的融合。

民间文化缺位的“中国一体化”，已经在“文革”期间尝试过了，并遭到惨败和全民的唾弃。脱离了民间文化的中国一体化，只能造成荒漠的社会。这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无意义的，从实践上说是注定要破产的。而以牺牲民间文化为代价的中国一体化，表面上是对民间文化低俗势力的反击，其实是这一低俗夸大张扬。这些来自底层的阴暗势力，通过“翻身运动”得以登堂入室，盘居高位，却只会顽固坚持自我中心立场、无补于中国一体化这一现代压力，终遭覆灭。

未来的中国一体化努力，则会更加中庸──它不会放弃民间文化这一武器，更不会笨拙地试图压制它。同样，未来的民间文化，不会无视中国一体化的压力，更不会拒绝投入它的洪流。它们二者必在中国命运的感召下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这样一种新眼光是比较好的：考察中国一体化运动的长远得失，就到它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方面去。看它能否有效利用民间文化的巨大潜能，来促进中国生活的重建。看它能否运用民间文化的默化力，来顺水推舟地促进中国一体化。它将拒绝什么“逆水行船”、“不斗则垮”之类的胡言乱语。它考察某种民间文化类型包括其精神的类型，它研究某些民间文化细节的长远得失，就会着眼于“它与中国一体化的关系”：凡是能强化中国一体化运动的，凡是能相对降低中国一体化运动的代价与牺牲的，就应予特别保护。凡有助第三期中国文明滋生的，就予以特别扶植。

（292）

民间文化，决不等于“民间曲艺”什么的。民间社会及其文化，那是随着中国生机的日益恢复，而开始茁壮生起的新绿，那是作为中国健康状况的指标和象征而出现的。对传统的民间曲艺，可以保护；但对新起的民间文化，则需扶植。重点保护和重点扶植的共同归宿，都是中国的一体化及其必然结果──第三中国的崛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中国终将驱逐苏联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形成一个现代国家。

（293）

说“人民生活状况的演变才是历史的主干”，那也是不恰当的。

首先，它忽略了高级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影响；忽略了这一事实：优秀而独创的个性，可以催化人民生活的状态。

其次，历史的重心不仅在于“延续”，而且在于“更新”，在这种意义上，“创造”应该比“因循”获得更高的优先权。人民生活的改变频率，远远低于高级文化的演变频率。民俗习惯的推陈出新，无论如何也不能与“突出的个性”相提并论。民俗学既然不能与历史学分庭抗礼，更不能代替历史学。

（294）

革命即“鼎革天命”，或曰“天命的转移”。这是需要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来，“予以物质化”的。虽然革命的可能及需要，早已储存在历史的易化之中，但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集团，就不会有这样一个革命。即便古代的帝王也都懂得，要稳固自己的政权，就要寻找“王气”的新源头，并予以“及时的扑灭”！

革命不是单方面的破坏，因此不仅仅是“革除旧物”；革命是一个“两部”曲：它由破坏、毁灭、革除旧物为开端；以创立、建设、定鼎新物为结束。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必须完成上述双向的历史任务。后者的完成，较之前者更是考核“一次革命是否成功”的重要关键。它的评价标准是：“议礼、制度、考文”，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完成的第二部曲（创立、建设、定鼎新物）的三个乐章！这是比政治革命更为复杂的文化革命，而不是假借文化革命的政治革命或争权夺利。在此不能善始善终者，诚如毛泽东，其无后乎！

（295）

在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革命者的精神，置中国的命运高于一切！为了中国的全面翻新，即使需要自下而上的颠覆，甚至需要“不惜任何代价”。转型，没有颠覆是不行的。为了中国的复兴，不应逃避任何苦难。也许历史家和小说家会说这是悲剧，但在一个真正的战士眼中只有一种悲剧：那就是民族的沦丧、光荣的堕落。为了避免这唯一的悲剧，可以作出一万种努力。

个人只是历史运动的物质材料，而只有精神上的东西才谈得上什么悲剧不悲剧。所以个人的任何命运都无从称为悲剧，历史不因这些遭遇触动了精神人物的心思，就改变了对于命运的基本观念。

这并非麻木不仁，恰恰相反，我们非常敏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能知道民族的、整体的命运才构成悲剧与否，因为那才是连台大戏，富于真正的悲剧因素。它碾碎一切个人的片段，最终把私利化为公益，这是它的成功所必需的。

（296）

统治集团必须放弃干涉文化阶层的短浅政策。文化阶层可以放弃政治权力；但必须得到充分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进入文明状态。没有文化阶层的统治集团，只能是野蛮化的军事集团。

没有文化阶层的今天，也就没有统治集团的明天。没有文化阶层今天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也就没有统治集团明天的政治稳定和长久利益。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犹如一对不可须臾分离的孪生儿，它们的关系是互相关联、生死与共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这两种相对于“军事管制”和“暴力专政”的东西，是文明开化的结果，是结束野蛮的体现。统治集团若想“全面专政”、作威作福、全面剥夺人民的自由，就必须首先消灭文化阶层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因为文化阶层才是“民意”的最终代表。这在党锢之祸里，有着最为清楚的表现。在古代中国这是由士人表现的；在穆斯林世界则由阿訇代言；欧洲的教士和大学则在政教合一的时候常充这一角色。

总之，统治集团妄想垄断一切，则丧失一切──难免落得众叛亲离、“关河空锁祖龙居”的凄凉晚景。“中央文革小组”和“戒严部队指挥部”惨遭清算的命运说明──任何集团像任何个人一样，总是精力有限的，它不可能无限制地掠夺、无限制地树敌。

（297）

统治的艺术仅仅在于：如何既不剥夺文化阶层的必要自由；又能有效地保持它的效忠程度。最伟大的政治艺术家，善于把“赐予自由”和“激励忠诚”巧妙地凝成一体；他不是被迫放弃某些权利，而是用臣民的自由来促使君王的权力。他善于因地制宜地驾驭，及时的让步和英明的放弃，仅仅是目光短浅的“收买”是远远不够的。

统治集团若不恣意凌驾于文化阶层之上；而是暗用种种巧妙的手段使得合文化阶层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自己脚下（然后他再恭谦地把他们挽扶起来，就像李世民和魏征玩弄的那套把戏）──统治的效果会好上十倍。到头来，这还是促进了统治的利益。这就是“贞观之治”的奥秘。

其实，不仅贞观之治如此，春秋五霸之首也是如此。李世民和魏征的老师就是齐桓公和管仲，贞观的把戏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他们玩过了。关键在于，管仲与魏征这两个家伙都是“二臣”，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变节，不得不玩起“贤臣死谏”的把戏。而唐太宗与齐桓公这两个酒色之徒也不是什么好鸟，为了掩盖其“夺位”的不当，就只好忍辱负重，扮演一下“英明领袖”的角色，只不过到了后来实在装不下去了，终于漏出了马脚，弄得个晚节不保。

（298）

创造语言文化的虽然不是国家，可是保存、发扬、运用语言文化的，却非国家而莫属！国家实际上就是“语言文化实体”。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当然，由于历史的曲折迂回，国家常常并不直接等于语言文化实体：有时一个国家有几个语言文化实体（如“俄罗斯联邦”），有时几个国家才构成一个文化实体（如“英语国家”）……但从长远看来，语言文化实体会跟随国家的消长分合而变易。但无论如何，一个国家只要长久存在，最后必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语言文化实体，例如殖民主义者创造的那些国家，不都是如此创造了一个个外于自己的语言文化实体？一个语言文化实体如果长久地分为几个国家，也会演化为不同的语言文化实体，例如中国和越南、朝鲜、日本的关系，就是如此。

（299）

“兴于斯者亡于斯”，看来这是历史的一种命运与法则。尽管自我调节的功用可以暂时避免灭亡，逃离灾厄、但随着历史因素的增加，调节能力必然日趋僵化，大难之临则不可御矣！

（300）

在追求自然奥秘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追求绝对真理的思想习惯；这是古代欧洲。

在追求社会原理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追求妥协精神的思想习惯；这是古代中国。

以自然精神入世，追求绝对真理，则宗教战争与思想战争频起。

以社会精神出世，则为各种宗教的杂凑、思想的混同，创造了混合主义的条件。

以自然精神出世，能创造较极端的宗教、思想；较独立的科学、技术；较纯净的美感、艺术……

以社会精神入世，能创建较稳定的秩序、较发达的组织、较完备的伦理和道德系统。

（301）

东西两方哲学的差异，实际上就是源于对自然精神和社会精神的总结。

当然，在东西两方上述差异的大前提下，各自内部还有着各自的差异。

中国文化内部，道家较富于自然精神而显得比较超迈、洒脱，具有观世、接物的慧眼；儒、墨诸家则显得比较拘谨、局促，但富于待人、处事的能力。

（1988年3月1日）

（302）

我们思想中的宪政民主，不是“学西洋”，而是“破除家天下”（帝国时代、第二期中国文明）、“否决党天下”（僭主时代、过渡时期的混乱）、回归祖辈的文明（王国时代、第一期中国文明），促进新的文明在中国继续生长。

（303）

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在于恢复长期遭到破坏的生态平衡。

1、自然生态，实行空地运动。

2、人口生态，废除供养制度。

3、社会生态，建立宪政制衡。

4、文化生态，恢复多元文化。

生态危机是中国最深的病态，消除它，是“中国病”得以痊愈的标志。其结果，是中国建成西欧那样的“花园国家”。

（304）

三部曲：

文化的特征，是生活特征的集中表现。若欲创造一种文化；必须首先建立一种新生活……

生活的特征又是种族特征的集中表现。若欲建立一种新生活；必先提炼一种新的种族本能。

所谓种族特征──不应以皮肤的颜色和骨骼的构造、更不应以肌肉头发的特点来区分。种族特征应被理解为心理素质、智力特点、意志形态。

所谓生活特征──不应以食物、居处、服饰、交际的不同形式来区分。生活特征应被理解为具有不同猎取对象的生活方式。

所谓文化特征──则这种意义上的种族特征、生活特征的最高表现。它最为关注的不是市民们和农民们所谓的“文化生活”、“精神财富”、“脑力劳动”等语无伦次的梦呓；它竭尽全力为之效劳的是：如何在历史的茫茫苦海中矗立一道的精神灯塔。这道光柱注定点燃许多焦渴慕义的心。

（305）

回顾一下中国的近代命运：我们的心眼就倏然洞亮了。它未卜先知，告诉我们一些秘密──中国革命的历程必经三大阶段：

1、新本能的提炼、新心理的养成、新意志形态的凝聚；而不是真实意义的复古。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的末期。

2、新生活的建立、新民族的目标、新方向的确立；而不是做西方的好学生。这将花费整个二十一世纪。

3、新的文化发育、新的历史谱系、新的宇宙图景的完善化；而不是充当世界领袖。这将在二十一世纪之后逐步展开。

4、以后就是世界主流文明的衰微、中国从边缘向中心移动；与此同时，世界一体化进程逐步展开。

（1989年8月5日）

（306）

人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足以抗拒时间侵蚀的制度，因为各种制度都会发生“磨损──失灵──瘫痪”的过程。

前人解释这一现象，多从“制定制度的都是人”出发，意谓一切制度既然是人制定，难免不被人找出漏洞、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渐渐落伍……但人们却很少从“执行制度的都是人”这一角度出发去考察问题的更深一面，即：一切制度既然是人所制定并且受制于人，那就必定会使人“适应”也就是产生日渐增强的“抗药性”，从而抵消制度的作用。既然人与制度的关系始终存在这样的紧张度，这种“制度的抗药性”迟早会产生并日益强化，直至“人性战胜制度”、使得制度趋于失效与崩溃。从这种意义看，任何制度都不能沿着一个方向发展，否则，人对它的阻力将日益增大。

（307）

中国人为之奋斗了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化事业若欲取得决定性成功，其指向必须首先是民族主义的，而不能首先是世界主义的，否则就难以调动中国民族内心中和传统中的巨大潜能。事实已经表明，任何类型的世界主义在这规模空前的人类运动面前，都遭到了决定性的挫败。无论是满洲猪尾巴扼杀中国活性的反民族政策，还是斯大林毛头的歼灭中国本位的反民族思想，都给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带来了灾难。那么，欧洲中心论的努力又将怎样呢？它不是把欧洲作为一时的、技术性支援，而是把欧洲作为建中建极的本位依据──这也是不行的。这将压抑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中国复兴的狂热性、中国民族的自豪感。至于欧洲文化模式的不适于中国，就不必多说了，因此我切切以为：

1、中国的欧洲化只应停留在局部的表皮而无法进入全面的结构。

2、科学、理智、技术的欧洲化不必延伸为习俗、感情、道德的欧洲化。因为我们还没有也不可能有“产生了欧洲文化的那些人种的、历史的、社会的要素”。

（308）

中国居民将承受中国命运转折所带来的全部超重量负荷。我们无从羡慕其他国家的居民，甚至无从攀比那些弃中国而出走的人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是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之可言的。如果你自认是一位爱国者，是一位有着更高理想的中国人，你将别无选择。“爱中国吧！”──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个强有力的呼声将克服你已然无用的个人计虑，而去面对无从回避的民族命运。

多少年来，中国人已习惯这这样的观念：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必定是“曲折的”。这阴郁的“客观规律”似乎被令人不安的经验一再证明为是真的。中国人越来越成为“曲折的宿命论者”，成为心安理得的“客观规律的奴仆”。那么，我们是怎样看待“曲折”的呢？

从常识看来，客观的曲折是由主观的反覆无常所赞成的，并由主观上的目的论给检验了出来。正是中国人在适应现代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挫折，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急功近利，使得人们在文化上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性探索，并在社会实践上变得反覆无常即不断“拨乱反正”、“来回调整前进的航向”。此为“近代中国祸乱之源”也。

（309）

在我看来，既然反覆无常已经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之常态”，我们在理解其“本质”之先，总还得揭示其“现象”。理解其本质，是思辨的产物；揭示其现象，是经验的产物。

中国的历史惰性和它适应现代生活的迫切性，注定了它的发展道路容易滑向“之”字形的。这不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代词，不是技术性的取巧；而是整个世界观的往复移位，是民族精神重心的革命所造成的。

1、要抗击外部的列强，必先制裁内部的腐败。

2、要想走向世界秩序，必先回归民族国家。

3、要创造有活力的中国新传统，必先借鉴吸取欧洲的老经验。

4、要加入现代世界的欧洲化进程，必先唤醒古老传统中的忧患意识。

5、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丰厚资源，必先经历现代式的、反叛传统的革命。

6、要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培育某种世界意识。

凡此，必定包含着每一步骤内部的冲突，由此导向的否定与痛离，结果构成“之”字形的内在合理性。

（310）

“忘记过去”不仅意味着背叛，还意味着革命与进步。使印度获得独立的，不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而是纳粹德国对大英帝国心脏的致命一击。

（311）

在一个除了官僚主义的组织与价值以外一无所有的社会里，“和平演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暴力才能驱动革命的进程。在一个只有现世原则而没有彼岸目标的社会里，社会演变要遵循“非暴力形式”，从而达到“和平革命”，那是一个天方夜谭。

（312）

新野蛮主义起源于深刻的绝望，不是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结构的崩溃。这是新野蛮主义与旧野蛮主义的根本区别。人们也将新野蛮主义称为“革命精神”。绝望。深刻的绝望。以及从这绝望的深渊中升腾起来的复仇欲念和“死亡本能”──这些正是新野蛮主义的动力。

（313）

我们需要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格局下来看，如此观察，当能发现每次近代革命，都是国际形势变动的结果：

1、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的结果

2、洋务运动──二次英法战争的结果

3、戊戌变法──甲午战争的结果

4、辛亥革命──八国联军的结果

5、五四运动──一次大战的结果

6、北伐与中共──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

7、中共的接管──二次大战的结果

8、历次整肃──韩战的结果

9、文革──中苏冲突的结果

10、改革──美苏缓和的结果

（1982年4月10日京郊）

目前惟一可以影响中国国内局势的“国际形势的演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与台海局势。相形之下，单纯的中国国内局势，并不是决定性的。没有国际形势的支持，星星之火，无法燎原：因为中国近代的所有重大变革，都是在对外关系遭到决定性的挫败之后，才发生的。这就好像，只有站在一个板块之外，才能撬动这个板块；所以，海外的“支点”对中国国内的“局势”，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内的努力要想获得成效，必须配合外在支点的运动。

11、台湾的“民主化”──被驱逐出联合国组织的结果

（1991年10月补记）

12、中国的崛起（经济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结果

（2010年补记）

（另起一页）

第六章

中国的再统一

（1982年3月6日─1991年10月）

（314）

我们文化中的多动症倾向：

这几年思想界的变化幅度之大，为“五四”以来所仅见。而另一方面，文化界尤其是艺术界的变化幅度，或许还远远超出了理论所能认可的范围。艺术常常作为感性的大胆前锋，有时甚至是放肆的。那些被理论家和社会习俗牢牢固守着的阵地──“艺术先行于理论”的这一特点，早在1980年代“伤痕文学”的时代就开始了。也正是由于艺术的这种社会前锋作用，这些年来的艺术也就成了我们社会思想的晴雨表、成了许多艺术门外汉股掌上的玩物……。仿佛与此互为表里似的，社会的艺术趣味和文化兴奋点在狂烈地替换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小说热，以至诗歌热，确实曾经维持了几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热闹时代。不过说白了，纯文学从来就没有在现代中国扎过根，而且似乎连纯文学是什么，也大有启蒙的必要──不管怎么说，纯文学肯定是和当今流行文坛的武侠小说、报告文学大不相同，所以“衰落了”的感叹也是莫名其妙的：如果文学从来就没有扎下过根，又谈得上什么衰落呢？在这种意义上，《河殇》说“文明衰落了”倒也不失为对古代中国的褒词，因为中国曾经文明过，所以才谈得上“衰落了”。

（315）

毕竟，我们的传统中国拥有过能够衰落的盛世。而不会衰落的东西，恰恰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念，例如“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绝对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的东西。

（316）

“纯文学衰落了”的提法，我却不能同意，还由于那实际上是“社会热点的转移”造成的。 “纯文学衰落了”是表面，里面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化与商业化。这是从“党的文学”倡导以来，就无法逃避的一个劫难。这后面隐藏的正是“社会热点的转移”，例如人们在1970年代末热衷于阅读解读人性问题、社会问题的小说，和1980年代末热衷于阅读武侠小说、报告文学，两者的动机是完全一致的。即，都不是纯文学的，而是在响应“党的号召”去登台献艺。

（317）

目前的中国，处在一种“文化分裂症”中。不仅港澳台与大陆分裂，而且大陆内部自相分裂，局势很像汉、唐之间的南北朝时代。所以我把近代中国叫做“第二次南北朝时代”。

（318）

1988年瑞典文学院宣布 ：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授予埃及作家马哈福兹，理由是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展示了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以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在此之前，1986年，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沃尔索因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非洲文学家。

这样一来，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区域，以前是中国、阿拉伯、非洲，而现在仅仅是中国了。中国的落伍甚至缺席，表明中国“还有希望”，还有“成为某种新文化策源地”的巨大潜能。

中国尚未被欧洲文化的病毒完全控制？尽管已经遭到深深侵入──这种病毒是一切晚期文化在其没落时注定要四下扩散的。

中国或许还有真正的自新能力？中国还没有唾弃自己的“特色”、还没有习于侮蔑自己、对未来还怀有一种巨大而又飘渺的青春式幻想？

现代的人们！不要轻视了这种历史大气候的征兆！它虽十分微弱，终将异常强劲。潜伏在这种“无能获奖”的冰冻状态之下的巨大暗流──正使世界历史的轴心，向“非欧洲”的方向，缓缓旋转。

“非欧化”，将是下一个历史回合的主题！

（319）

中国要结束分裂、消灭国共党、实现南北朝的统一，就需要一个“大保衡”。

“保衡”是商初宰相伊尹的尊号，又称“阿衡”。《书经说命下》：“昔先正保衡 ，作我先王。” 孔传：“保衡，伊尹也。”孔颖达疏：“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传曰：‘伊尹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南齐书高帝纪上》：“昔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章炳麟《訄书相宅》：“故以一千四百州县之广袤，各异其政教雅颂者，百蹶之媒也。虽保衡治之，必乱其节族矣。” 

保衡不仅是宰相，也是最高法官。大保衡所保之衡：

1、社会之衡：法律；

2、文化之衡：礼制；

3、人性之衡：道德；

4、人欲之衡：中庸。

未来的大保衡就是“中国的秤砣”、“中国的定心丸”。

大保衡所要破除的，是帝国时代的一家一姓的天下观，与僭主时代的一党一派的国家观。第三中国的大保衡所要树立的，是天下为公的自由观、道法自然的生态观、国家护民的民主观、民贵君轻的国家观。唯其如此，大保衡才可能权高位重，平衡人民与社稷，成为天地人的中保。

（320）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先秦中国的民族国家，与现在西欧的民族国家还是有些区别；尽管“礼”在先秦中国的作用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总的说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民族主义对发扬各个民族的活力，国家主义对推动文明社会的进步，还是正面价值居多。但是如果走过了头，就像现代西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像古代中国的战争国家，最后走向互相毁灭的战国兼并道路。这些都是极端，都是不好的一面。两次大战之后的欧洲人，他们反思爱国主义确有片面之处，所以要推行和平主义，趋向世界大同，发展更大规模的全球观念……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直接进入这一国际角色还很困难，自己的修养并不成熟。现代中国人并非地道的现代人，所以要参与世界事务就不能不补课。有人提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个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需要补的课，还有民族主义的或国家主义的课程，千万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损国家而肥国际，成为外国势力的奴隶。

惟有反毛，才能完成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充分完成的任务，那就是把中国人从天下主义者变成国家主义者。然后才去谈论国际主义，然后再去从事世界主义。

（321）

在把中国人从天下主义者变成国家主义者之前，中国民族国家因为无法师承自己的父辈，而无所依托、步履维艰。这就迫使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们不得不在死亡边缘去开创属于自己民族的道路。

满清帝制结束以后，中国先后追求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最后却一一落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僭主政治的陷阱。这些不幸的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存在状态而不是从洋人的经历和父辈的教条那里，学得生命的真道。

民族国家的公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学习探索，而不是像过去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臣民那样墨守成规。汉人在自命天朝时，却沦为世界帝国的臣民；后来进一步沦为亡国奴，做一个猪尾牛蹄的满洲顺民。公民时代不再接纳臣民的道德，因为若不放弃臣民道德，公民事业就无从做起。

（322）

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五百年的春秋战国，要比秦至清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更富于现代性；而《春秋左传》上的忠烈男子，比近代以来的欧美人物，更能推动中国重开王业。中国不是注定要猥琐屈服于外来统治的，中国的气质体现在“左传英雄”的能量中，曾是日本所谓武士道的取法对象。未来的中国人，不必欣赏倭寇的武士道；不必欣赏欧美人的献身精神：因为这些玩意儿《春秋左传》的历史中应有尽有，而且在先秦的王国时代比秦后的帝国时代都要多得多。

（323）

文化上的夏商周三代到秦两汉，属于的中国第一期的本土文明。

这一文明在政治制度上则分为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属于王国时代，秦两汉的郡县制度则属于帝国时代。在王国时代，那里的绅士与欧美人的相似，那里的武士道和日本相似。这是因为他们和近代的欧美人、日本人相似，同处巨大的“战国漩涡”里争霸，这漩涡不仅囊括了当时当地的全部文明国家，而且拥有当时当地的“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也就是说，拥有大片“半开化的蛮族地带”。

而我们今天如此可悲的中国，不仅不再是王国时代那样的文明中心，而且丧失了帝国时代的藩国──朝鲜、越南、日本、尼泊尔、阿萨姆、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西伯利亚、印度尼西亚、琉球……并且被迫由老大帝国向民族国家的退化。

在这种违反自然的“年轻化”过程中，新一代国人被迫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天下”（即世界国家），而只是民族。作为“民族”（即民族国家）──我们需要重新学会那些已被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和蛮族入主强迫我们遗忘了的统治民族的本能，如春秋时代那种忠义无上的烈士美德。中国人，必须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倒退”：回归自己的祖辈精神，以便彻底调整好未来反戈一击进军世界的步伐。

（324）

由于长期习惯了帝国内耗的中国人太容易嫉妒别人了，封闭社会造成了恶性竞争的通病。所以，中国的“国家元首”这一最高荣誉，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这样才能使社会免于陷入惨烈的继承危机。而事实一再证明，“继承危机”其实是中国社会的动乱之源。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社会避免这一危险：多元状态＝无序状态；也就是说，“自由等于混乱，民主等于涣散”──必须予以结束。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继承危机”的首要问题，一旦自由民主的机会来到了，中国人又会失之交臂地陷入“自由混乱，民主涣散”的陷阱。这就等于又一次召唤专制乃至独裁，就像汉献帝召唤董卓进京那样。

（325）

“中国的国家元首这一最高荣誉，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说，不管叫不叫君主，国家元首不可用一种大规模竞争的方式来产生的，否则很容易撕裂本来就容易产生分裂倾向的华人社会。第三中国的国家元首，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那就是“小范围的继承制度”。

为此，需要“圣人的储备”。需要“超越儒家的教化”。需要“融合了道家及民间信仰的天子──文明创造者”。

（326）

中国的统一只能建立在君主制的宪政基础上。

（327）

1982年3月6日，我曾经用一段对话体文字，来叙述我那时对于“中国统一”的看法。全文如下：

［楚魂代表“过去”，秦人代表“未来”，他们在“荒芜的现代中国”相遇，忍不住参加了关于第三中国政治前途的对策谈话。］

秦人：中国的统一只能建立在君主制的宪政基础上。

楚魂：把“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些牵强。根据我们的常识，这两个问题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把“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联系在一起，会使人怀疑立论者的动机，似乎他不是标新立异、希图一鸣惊人，就是抱有不可救药的偏见、复古成癖。

秦人：你这样过早下结论，不也是在固执于某种“真理”？你的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通病，来自官方教科书的规定，千篇一律，强求一致，结果造成心理瘟疫，不同程度地感染了许多现代中国人。既然我们要认真讨论问题，起码要能在主观上把这种瘟疫造成的感染，降低到最低限度。思想上的讨论、驳辩乃至格斗、厮杀──不是为了分裂这个世界、炸碎这片社会，而是为了在更健全更有利的基础上综合这个破碎的世界、弥合现代中国这片残缺不全的社会。所以一切理论上的高峰应该是超越性的、启发性的，例如原创性的《论语》；而不该是局限性的、镇压性的，例如东施效颦的《毛语录》。这样，社会发展才会多一些回旋的余地，使自己的社会基础变得广泛一些，也更富于建设性的潜质。

楚魂：请具体讲一讲。

秦人：这就是说，要把问题追溯得远一点，要把问题牵扯得广一点──才能弄清一个问题的全貌、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讨论”在本质上是思想的厮杀──只能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进行，一次一次的胜负解决。您不反对这么“烦琐”吧？

楚魂：悉听尊便。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口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为在普通人眼里，语言和道理是世界上无用的东西里面最无用的东西。

秦人：诚然，口才不能改变世界；但世界要想变得好一点，却不得不通过思想的表达。语言和道理也许无法独立发挥作用，但是有用的东西却需要语言和道理加以确认，甚至是从语言和道理中间生长起来的。

就拿您刚才说的“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这两个问题之间“既缺乏内在的联系，更缺乏因果关系”来说吧：经过一番细致深入的探讨，你就会发现自己确实错了──因为在“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确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即使不用“因果关系”一词来概括这种联系的话。

楚魂：我想要看你怎样收起如此撒下的“漫天大网”；但愿不要捕捞起一堆封建的垃圾才好！

秦人：好的，谢谢您的祝愿。起码，我信你敢于面对新鲜真理的性格；否则，我也不会和你讨论这些相当冒险的东西了。

现在，我们先来“正名”，澄清定义不同所造成的混乱及误解。比方说，“中国的统一”这个概念吧，“中国”是什么？“统一”又是什么呢？

楚魂：“中国”吗？……不就是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十亿人民吗？

秦人：其实，这个问题挺复杂。您刚才说的，只是现在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现有版图和居住在这版图中的人口数字。而“中国”一词，应该有远为丰富的内容。比方说，历史上的中国，算不算在“中国”里呢？

楚魂：你看呢？既然你在“正名”，你就下定义吧。

秦人：一般认为应该算的，我也同意这一点。比方说，“中国文化”就不能仅指现代流行于中国的一些半成品和流产货；更多的场合它包括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时它还暗示着未来的中国文化。对于这些问题，宁可考虑得细腻一点儿。

楚魂：就算这样吧。

秦人：再如“统一”一词，成堆的历史学家都众口一词地说：“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你看这种结论是否有点儿太性急了？甚至有点儿草率？

楚魂：我好像并不觉得。秦始皇不是扫灭了六国吗？不是做到“书同文，车同轨”甚至“行同伦”了吗？

秦人：这说明您的历史眼光还是比较局促的。事实上，秦始皇并未完成同化各国的“统一运动”，完全融合各个主权国家的统一运动，后来是由汉武帝完成的。秦始皇帝尸骨未寒，中国大地就狼烟四起，分裂状况立即表面化了。经过六国的复国战争、楚汉争霸、汉高祖和惠、文、景四代的重新酝酿，到汉武帝才实现了名实相符的“统一”。

楚魂：照你的逻辑，汉武帝也没能完成统一？因为后来又是王莽和绿林；又是黄巾和董卓──最后还来个“三分天下”：汉武帝的“统一”不也是个画饼充饥吗？

秦人：不然。你的历史眼光不该这么局促的。在历史中，“过去”、“现在”、“未来”，总在变动中，总在不断重新界定中。正是在这三者的交相摩擦中──新历史就成形了。因此一个健全的“现在”不可能建立在排斥“过去”的基础上；一个健全的“未来”也不建立在排斥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排斥不仅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而且排斥还会从反面加剧即将来到的过程。如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全面专政的残酷性，加剧了邓小平的“重新补课”、原始积累的残酷性，秦始皇的非古主义加剧了汉武帝的复古主义。毛泽东和秦始皇尽管在空间上表现得霸道和强力，但在时间面前却是侏儒，尤其是毛，对任何改变都充满恐惧。我想他们晚年都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甚至是精神病人，所以他们的言行充满了妄想狂症状：秦始皇要长生不老，毛泽东要斗私批修。当然，这也是一切巨变发生时代的通病。

至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区别所在就有所不同了。

秦始皇对“过去”采取一种极端排斥的态度；在政治上就是一种政策了。虽然秦始皇采用了古代的“皇”“帝”称号，但他并不是在复古，而只是为了强调他的绝对权力。秦始皇缺乏一种融合“现在”和“过去”的建设性方针。他似乎不懂，无论怎么说，“现在”只是“过去”的延续。相反，他用屠杀政策加深了“现在”与“过去”的裂痕，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弄得天下断裂，不可收拾。

汉武帝在这一点上比他高明了。作为一个人而言，刘彻也许不及嬴政具有开创性质；但作为一个负有责任的政治主脑来说──他就更加成熟了。其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消除了“过去”和“现在”在形式上的深刻对立；将之融汇在不可阻挡的“未来”中，而没有坚持那些坚持不了的“未来”。刘彻于是成为中国历史的常规；不像嬴政始终困在“过去”与“现在”的夹击之中，最后遭到“未来”的车裂。而代替他实际承受车裂刑罚的，就是那个和他一起狼狈为奸的佞臣李斯。

楚魂：你的宏论颇有诗意。但是请问：秦王若不力斥“过去”，怎能开创历史呢？要知道，秦王不仅是个帝王，还是革命者。他的曲折身世具有空前绝后的戏剧性，就像罗马起源于狼崽一样，仿佛喝狼奶长大的人方能统治世界。如此不凡的始皇帝命运，怎能不在历史力量的夹击中惨遭“车裂之刑”？罗马的凯撒也与此类似，被刺杀在神坛之下。可这又算得什么呢？这些人格的力量所创造的怵目惊心的历史转折作用，如何抹煞？

秦人：没有人试图抹煞这些……我的意思只是说，秦始皇未能真正完成中国的统一。真正的统一必须具备两个要素：

首先它必须是社会生活上的统一。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过于脆弱而不可靠；充其量只是它的前奏和准备而已。亚历山大“统一过欧亚非三角地带”吗？铁木真“统一过欧亚大陆”吗？希特勒“统一过欧洲”吗？──并没有。他们只是“征服过”而已。你总不能说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是“欧洲共同体”的先驱吧？

其次，它必须是历史发展上的统一。它是“集大成”的、“中庸之道”的；而不以“反传统”、“反潮流”的病容来贻笑大方。作为一个健康而生气勃勃的未来象征，它不会耗金亿万，举行一个“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幽灵仪式、共党宣言。而圆满而成熟的文治武功，才能子孙满堂，在未来之雾中托出金色的创造！

可是嬴政只完成了军事上的征服、政治上的兼并；没能做到文化上的整合。只是“海内一”；未曾“古今一”。只有刘彻通过系统伪造的历史工程和计划定做的政治乔装：成就了“古今一”的大业。其双管齐下给未来世界塑造了一个坚硬的模式，就像罗马的奥古斯都一样。这实际上造成了“天下一统”而不是所谓“中国统一”。

楚魂：我觉得你似乎有点儿离题千里了。

秦人：离题是为了回到本题。思路和视野总不能过于狭窄才好。下面给“君主制”下个定义好不好？依你看，“君主制”的含义是什么？

楚魂：“君主制”吗？无非就是君主当政的制度了。

秦人：其实，这种提法过于含混了。因该说，君主制本来是“主权在君”的制度。但实际上，各种“制度”纸面上的定义和实际上的形态之间往往相去甚远。例如我们倡导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实已经不是“主权在君”的了，但它又和“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论不同，应该说是一种中庸的、混合型的制度。

楚魂：即使以粗疏的眼光来鸟瞰一下历史上的“君主制”，少说也有十几种不同的形态。

秦人：其实各种“制度”内部都是如此。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时代的实际形态，其差异并不小于同时代的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例如探讨一下君主制的历史变动，就可以看出欧洲是比较突出的，因为这个地方变化较快。它的发展容易被观察到。

罗马帝国解体后，十一世纪以前的君主制由一种蛮族酋长与暴君制度的混合体构成（第一种）。十一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由那些“根据习俗而统治”的国王来体现（第二种）。文艺复兴后，以巴罗克时期为顶点，专制君主诞生了（第三种）。他们更多地不是凭借习俗，而是凭借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英国革命后，尤其是法国革命后──立宪君主制日益取代了专制君主制，成为欧洲政治的主流（第四种）。因为专制君主制对于一个要求多方面发展而非单方面发展的民族，显然是种桎梏。以上是“后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史”的四种君主制：

第一种：蛮族酋长与暴君制度的混合体构成。

第二种：根据习俗而统治的国王。

第三种：专制君主。

第四种：立宪君主制。

中国的君主制度与欧洲有着天壤之别。在欧洲，专制君主只是一个短短时代的变奏；而在中国，专制君主却是两千二百年间的历史主流。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发展到这样“完满圆熟”的境地：专制帝王的人身死亡对这制度的继续运转几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在欧洲，专制君主作为一种制度，从未像在中国这么强大、稳固、天经地义。这是首先因为，欧洲政治体系是一个支离破碎地形上的产物，其次因为，专制君主制度在欧洲还受到了基督教会和自治城市的双重限制。而在中国，专制君主却是在中原板块上形成、扩大的，并且得到一元化倾向的儒家伦理和家长制度的双重支持。可见地缘政治和文化性格，往往决定政治格局和社会制度的潜在命运。

即使如此，经历了两千二百年的中国专制君主〔“皇帝”〕制度，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先秦时代的君主制度就颇类似于欧洲的君主制度。不同的是以后的发展：在欧洲，立宪君主制取代了不稳定的专制君主制；在中国，日益稳固的专制君主制取代了不太稳定的专制君主制。“中国春秋五霸”──实际上是“欧洲巴罗克开明专制君主”在远东地区的先行者。中国的春秋五霸与欧洲的巴罗克开明专制君主，都喜欢以文化的乔饰来装扮政治的暴行。至于中国专制君主制为什么比欧洲专制君主制的命运“武运长久”如此，而且越演越烈，其原因实在太多，无法一一论及。

再往前推，“春秋五霸”还相似于希腊城邦争霸历史上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反马其顿同盟、亚该亚同盟等“霸主”。虽然中国是君主制的，希腊主要是君主制与共和制混合的。但在争夺霸权的意义上，共和国制度一点不比君主制度来得温柔，甚至因为动员了群众而变得更为凶猛。可见中国与欧洲虽有差异，但还有很多的相似。我们只要知道中、欧两者的异同就够了；不必强求“理解”甚至不必试图加以解释，因为那往往是穿凿的、多余的甚至是徒劳的。

楚魂：你对君主制的差别谈了许多；似乎忘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这共同点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这些差别。

秦人：我应该感谢你的提醒。这共同点是非常重要。即以中国为例：在二十世纪中国民族生活总崩溃之前的四千多年里──中国民族一直生活在君主制中，尽管有“先秦王国时代”与“秦后帝国时代”的区别。中国从来没有共和国，即使贵族共和都没有，更不用说平民共和国了。这个事实的潜在意义导致现代中国依然无法建立共和国，不仅民主化无从实现，连寡头政治都不稳固，因此只能生活在直接和间接的军事统治下。这种军事统治表面上是“党国”，其实还是个人专权的。

楚魂：请问，所谓“中国民族生活总崩溃”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全盘苏化”？

秦人：全盘苏化的执行者们，把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称做父亲，这比做忽必烈和满洲人的奴隶还要糟糕，因为忽必烈和满洲人毕竟还和汉人同一种族。崇拜格鲁吉亚杂种斯大林，简直是认贼作父。

楚魂：对于保守的、不善于学习的中国社会来说，有所变迁总不是坏事，也许认贼作父的生活也值得一试？否则生活岂不成了一潭死水？

秦人：问题在于“崩溃”；不在于“变迁”。在斯大林的干预下，中国分裂为两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党国分庭抗礼、鱼肉百姓。未来，两个中国惟有在一个共同君主之下，形成为第三中国，中国方能统一！

现在我们生当青黄不接之际，你尽可以赞美“春天”；但是严酷的春荒却折磨着人们！固有的民族生命被破坏了；代替的东西却迟迟建立不起来了。要说“现代中国的变迁”这个题目，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悲惨，民族的生活方式全面崩溃了──这就是其主要内容。在我看来，这就是“无君无父”的结果。“无君无父”的状态分裂了中国，所以要结束中国的分裂就需要结束“无君无父”的中国，不再把斯大林叫做“爸爸”，不再把马列主义作为中国的国教，不再供奉毛泽东这个“斯大林党团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党代表”及其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的土著变种。

（328）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白鞑子，黑鞑子，红鞑子。

政治中华，文化中华，地理中华。

──你说联邦好还是邦联好？

──我看还是“刘邦”好。当然这个“刘邦”不是那个秦朝的市井无赖，而是现代的立宪君主──是两个中国都可以接受的、第三中国的最高象征。这可以按照我的一贯思路，从“最后的贵族世家”──孔子后裔的衍生公家族里，遴选出来。

（329）

人们抨击君主政治“专制”，却不知即使专制君主也并不“极权”。那么，什么是极权呢？只有动员群众、政教合一的僭主政治，才是极权主义的。

传统王朝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更何况，专制君主制度只是一种最坏的君主制度，而如果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那么这也是一种现代民主制度。但是，全面专政的僭主政治却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而且无法转型为现代民主。

例如中国古代王朝大多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要求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也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臣之道也。”意思隐含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除了野蛮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中原王朝大多比较开明，君权受到士人的制约，蒙古化的明朝初年只是例外。

（330）

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独立意识。

只有在野蛮民族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的压抑，而野蛮民族出身的秦始皇甚至把六经付之一炬。但起码在两汉时代，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还是对君王拥有相当程度的制约能力。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的竞赛”，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要知道，制约也是一种维护，正如刹车就是护车，没有刹车必定车毁人亡。同样的道理，不对君权或其他形式的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必定导致王朝颠覆。

（331）

凡是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反而会对君主政治保有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的时代都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如此。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文革时代并不是君主专权的时代，而是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这个“无道”时代的特点也是“无主”。甚至毛泽东也不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反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如果他能像哪怕是最坏的皇帝那样做事，哪怕像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毛的僭主革命、“改造中国”也不会那样毫无章法、卑鄙下流、残酷无情。

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毛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好破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阶级斗争能够横行、禽兽行为泛滥。三纲五常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以什么“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死亡。一亿多条人命，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消灭掉了。

（332）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而明清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

我认为，钱穆的上述论说虽然出于普及宣传的需要有些简化了，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尽管他把“秦统一”说成是“民族国家”恰恰把事情说反了，体现了他并未理解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不过他对历史掌故还是相当熟悉的，所以他看到了两汉具有“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当然当他把隋唐也包括在这里面的时候，就又犯错误了，因为隋和唐的前期，主要是贵族政治的而非平民政治的，和西周比较相似，只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势成，唐朝才逐渐向平民社会过渡，仿佛走上了东周的道路。甚至其间的转折也是由于一个著名的女人──祸水导致的：在西周是“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失天下”的褒姒，在盛唐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玉环。然后才过渡到五代和南北宋那种类似战国的局面。凡是种种，都是钱穆所无法理解的，我们也不苛责于他。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有些具体分析还是比较中肯的。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333）

1989年五十天民主（这是我对八九民运的概括）的失败，正如九十年多前的百日维新一样，是必然的、前提决定的，并非偶合的、操作失误的。对此中国国情，用欧洲式的民主运动，例如攻占巴士底狱、1848年革命、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等模式，均无以解之，只有诉诸中国式的“党锢之祸”，方能得到近似的比况。

党锢之祸的起源，是从统治阶级内部最后一次调整社会结构的努力，党锢之祸的爆发，证明统治秩序已陷入难以回避的天命移易──革命！历史上每次党锢之祸，都继之以摧枯拉朽的暴民起义，导致社会结构的总崩溃。受治而非自治的子民，纷纷游离那个庞大的军营。党锢之祸中的头等角色，也难以在下轮革命中扮演头等人物，因为这两个运动的性质如此歧异，以致难以互通。

就中国社会而言，一个步入末路的政权之不能复兴，正如一位朽翁之不能返老还童，即如“同治中兴”这类雌体老佛爷乱搞出来的罕见丑剧，最后不过是推迟了中国的现代化几十年，并使地方割据、国家分裂主宰了此后两百年的中国社会。而同治中兴的可能，还基于党锢之祸这一课的阙如，使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一时还不致于导向社会结构的崩溃。缺乏党锢之祸这一课，过了三十多年经过甲午战败，才被公车上书、康梁变法给补上了。

（334）

中国的臣民们不喜欢造反。即使活不下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也总是跪着祈求新的领袖。因为中国的哲学相信圣人而不相信原罪，中国的宗教崇拜活人而不相信圣灵。

这样一群目光短浅的中国人民，只有看到了新王朝的气象时，才会以王朝更迭的信念开始支持造反，而结果呢？这实际上并不会导致欧洲意义的“革命”，而只能导致中国意义的朝代更迭、治乱相循。

（335）

为了让中国迅速走向现代文明，在第三中国的公民社会里，公民权似乎不该是天生的，卢梭的陈词滥调应当还俗：公民权利，应是通过努力争得的一项权利，就像考试及格一样。如果给予每一个人以公民权而不问其人之优劣，则必将导致世风日下、竞相逐臭、道德沦丧。群众永远也不会获得控制自己的能力，他们只会听命于在上者的榜样。所谓“效法”、“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这个道理。例如，毛泽东道德败坏、人品卑劣，所以他号召的“斗私批修”就成为反面材料。

同样，个人的自由权也是需要前提的，无论如何个人的自由总不能越出礼的范围，也就是不能侵害他人权利，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损人利己、为非作歹、“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礼仪、礼制、礼的精神应成为一个健全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个人利益至上的自由行动的权利也应该控制在整个范围以内。

人的生命是“缘罪而生”的，一任人欲纵横那就会引起人欲之间的致命对撞，社会车祸将天天发生。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就不得不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出发，去审视一切，推进向善的运动；而不是从人的动物欲望出发去大谈什么天生的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名义下的许多行为，看似不违法律，实际上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终将破坏礼制也破坏法律。

（336）

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对于一个农业民族，真是多余的赘物！个体工商业的兴起发展之所以需要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因为不这样则将导致个体工商业的窒息。此即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在近代于地中海──大西洋一角发展之原因。然而从历史上视之，则此种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还是鲜有的、短暂的。可知此种制度与风气难以持久，但亦非从此逝去不复出现，而是渐与各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合流，并施其强大影响于未来之世界秩序！在合流过程中，如果工商业的发展脱离了个人本位，那并不会形成社会公益，相反会造成官僚垄断。这是由人的“罪性”决定的，而“对于人的罪性的发现”，正是在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古代地中海区域首先完成的。

（337）

中国不能为了人口压力而使民族积弱不振，不能因为粮食问题而牵制工业的发展，不能为了控制人数而降低人的素质，不能因为满足肉体而毁灭民族的灵魂。

中国的财富，并不在于它的人口，而在于它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如何突破所谓限制性的因素，恢复历史上的创造能力。

中国的财富，也不在于它的土地和资源；更不在于它的生产力量，相反，

这是它的落后之处，是它的耻辱。

中国的财富，在于它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同时，中国的战略地位也是得天独厚的，尤其在美洲的发现以后，中国确实“居天下之中”了，在海洋时代也不致于“两面受敌”。

这一左右逢源的地缘环境，告诫我们不可舍本而逐末。世界未来的势运，多少系于这一格局的后坐力。

（338）

中国现有一个错误政策：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开垦许多沙石草地、山坡河滩，结果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产生的农牧业效果却极为有限。这样不仅不能“解决人口问题”，而且事倍功半。

对中国畜牧业的展望，也是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展望：中国的人口压力相当大，不可能拥有澳大利亚、阿根廷那样的牧场。而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即使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这些边区，中国也只能发展“半天然的畜牧业”，而难以自然放牧。

（339）

对于真正的君子而言，外在的纪律约束还是不够的，严酷的自我训练也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纪律及训练都是用来控制身体的外在物质手段。真正的君子所需要的是道德的自律及道德的修养，需要超越于道德和礼俗的自觉、自信、自律。而这相当困难，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那怎么办呢？只有寻求宗教的力量，用超验的信条进行催眠。

如果有了这种可能性，则不难投射到外，焕发为纪律（外在的自律）和训练（外在的修养），从而进一步成其卓绝的人格及柔韧的适应能力。从这种意义而言，做一个“君子”比作一个“超人”更艰难。但是，培育君子的“中国公民化运动”却是建立中国法治国家的必要阶段。在这种意义上，缺乏必要的宗教基础，法治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公民化运动，要逐步推广，把全体中国居民，变成合格的中华公民。其方式类似于历史上的罗马公民化运动：通过一套量化的指标，对合格的、可以吸收为罗马公民的外省（原来的外国）居民，逐个的或是逐个家族的，授予罗马公民权、化为罗马公民。

其标准为：

1、对国家的贡献，而不是对政权、党派或是家族的效忠。

2、受教育程度。在现代条件下，这首先体现为掌握标准国语，否则其他一切免谈。而现代中国，“国家公务员”甚至“高级官员”竟然说不好或是故意不说国语，这个国耻肯定要加以消灭。

3、保证不对社会构成财政负担或贪污压力的自立经济能力。

4、公益心和良好的社会行为，“公共道德”就是“公益心”，是现在的中国人最缺少的品质，但它却是人口密集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存在基础。

（340）

普鲁士精神（后来发展为国家主义）与儒家教化有一根本差异，即前者注重全民训练，而后者注重阶层教化；前者注重武功（军事征服），而后者注重文治（风俗同化）。前者很像现代化的亚述与斯巴达，与儒教和社会主义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当然，如此立论并不排除德国政治思想曾受过儒家思想的感化、影响，后来又在欧洲率先时兴了社会主义，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是“国家社会主义”。

普鲁士精神与儒家教化这两种东西本质上有某种深刻的差异，难以逾越。简言之，前者是进取的、强盗式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好像无畏敌手的军人；而后者则是守成的、礼仪式的、老谋深算病态的，好像敬畏天命的君子……但是这两者还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古人云，“天下逆取而顺守之”。取天下者，需要普鲁士精神，守天下者，需要儒家教化。而单纯的普鲁士精神在中国被称为“霸道”；人惟有“王道”这种儒家教化的理想，才能催眠中国。一切催眠，要想取得现实的物质，须以“霸道”为后盾，此谓“礼表法里”乎。

普鲁士人，以中国式的王道作为其霸道的装饰品，结果形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但“王道”并不等于“开明专制”。王道，既不开明，也不专制，而是间接统治。这样的“王道”比“开明”更加远离专制，因为它不是取决于态度，而是取决于制度。这样的王道，不是仁义道德的修饰，而是行政制度的原则。这个制度就是“统治权的分离”。即使做不到“司法审判权与政治统治权两权分立”，也要做到“统权与治权的两权分立”。

（341）

一切人间奇迹，均于平凡中创出，军事奇迹亦然，军事天才之所以能克敌制胜，不在于他拥有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在于他能在危险中求得安全，在失败中夺取成功，故历史上决无“不可战胜的统帅”，尤其不存在军事上的常胜将军，只有不惧失败的天才，他与那些“一遭失败即成懦夫”的将军之天才。天才的“天”在于其天赋命运，其“才”在于能够回避失败，敢于以身试法，以最后力量拚搏最后成功。伟大的天才，自有伟大的命运，此为万世通典。

（342）

儒家的规范比“学说”更重要，这实际上是用以约束“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而不是相反。即，并非儒家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看来，中国文明要在“整体上复兴”，还是离不开儒学的“复兴”甚至儒教的“教化大众”。此语出自吾口非同小可，因为我个人向来不喜欢儒家的规矩──但作为一个“精神的载体”，我个人必须说出自己并不喜欢的“真理”，尽管这个真理只是“我的真实想法”的意思。

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倭人比华人的优点，几乎全是“儒家之教”。所以，日本并不需要弘扬儒教。日本人自己认为，那并不是“日本人学习了儒教”，而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是那样。但是我却看到，中国人失去了儒教，才变成了现在这样的野蛮。

（343）

行为场所的永恒转移已使一切有关“胜利”的说法，统统归之神话，统统归于子虚乌有了。历史力量的汇演，使得一切胜利都是不可长葆的，而在它所保持的那暂短的时刻，只不过是“从一个行为场所转向另一个行为场所”的历史瞬间而已。一旦此种转移完成，胜利之果也就易手了，甚至不复存在了。此刻，一场新的汇演即一场新的“争取时间的斗争”，即将全面展开。顺行天意的创造者就是天子，他面对这永恒的转移和汇演的变易，持何态度呢？

天子，洞悉历史力量的无穷易化。天子不会存有任何关于“最后胜利”的梦想。天子知道，他永远是孤独的。无论他取得怎样辉煌的世俗胜利，无论他怎样彻底地击溃了以往一切敌人，无论他如何顺利地达到了希冀的目的地，他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幻影，都是瞬息即逝的。心满意足的状态，本是反天命的势力用来迷惑他、牢笼他的一些阴谋，目的是使他失去抵抗的力量，放弃奉天承运的使命。更何况，天子本来就是毫无止境的呢？

（344）

天子来，要重建天下的权威感。他在新的基地上，以新的精神来创造新的权威。新的名号也许能够卷来新的扩张力量，但其基础可能不稳。惟有古老名号促成新的暴风漩涡，可以形成超级权力。他一扫二十世纪的嬉皮习俗，二十一世纪的多动特征，也要伴随英雄的毁灭一同远去。明朗中充满了悲惨的事件，快活中渗透了死亡的黑水──在你的光天化日之下，潜伏着多少生命的暗礁！然而在这风云惨淡、人欲横流的时分我断言：历史的潮流是终会转向的！一扇门关了，一扇门又开了。英雄的毁灭因此也是英雄诞生的契机。

（345）

“第三中国”的宣告

笔者在1989年6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5月底出版）上，如此指称1989年5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那位编辑非常狡猾，他（或是她）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篡改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因为三百五十年来的异质统治──包括异族统治和异化统治即本族人执行的异族统治，已经使得中国人明显地丧失了“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能力。而1989年的短暂春天，却提供了一个“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瞬间。这个瞬间的窗口很快就被粗暴而迅疾地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下了的记忆、显示了可能，并印证了我此前十五年的思考（1974─1989年）。这一思考就是本书所要展示的。

这一思考的最初结果，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作出如下发表：1《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美国合众国际社电讯1981年10月18日）、2《文化史上的兀鹰──兼论董卓等历史形式》，原载《华人世界》1987年第1期、“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40─4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l版。）、3《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读<三国志>及其它》（原载《科技日报》1989年2月19日及26日、《向东方》之《第三章文明的毁灭》，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4《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原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5《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原载《书林》杂志1989年5期。）、6《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分治》（一九九七年十二月。）、7《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一九九八年一月。）。其间的时间跨度为整整十七年。而从那以后到现在又过了八年。一共二十五年过去了。如果从“第二南北朝”概念开始孕育写作的1975年算起，其间经历了1980年的大纲（《新南北朝的曙光》大纲之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1980年5月2日）到现在（2006年）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现代中文世界，若不替某些特定的党派或是财团摇唇鼓舌，发表每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

（346）

我们所生活、所置身其中的这个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艰苦卓绝努力的泥潭和漫长无谓等待的荒漠。我因此称之为“无君世纪”，一个涵盖了、凌驾于有形的中华民国（现在的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大陆）之上的那个无形的废墟！这个废墟不仅无君，而且无父无夫──是一个被乱党和黑帮等“组织”完全盘据的黑暗时代！

结束这个废墟的，兼并了两个中国的，将是未来的“第三中国”。

这个“第三中国”的称谓还取义于第一中国的王国时代（先秦）与第二中国的帝国时代（秦至清）之后的“宪政时代”──它要超越无君师的“共和时代”的废墟，兼并大陆与台湾、融合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构成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

有人看现在的“共和”为血腥的祭坛，有人目之为腐败的典型。作为“第三中国的发现者”，我则目之为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并且相信它必能以自己的独特性而在人类人文明史上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不是由于它标志着中国的巨大牺牲，不是由于它预示着中国的盛运即将开始，不是由于它暗含着人类命运最凄苦最惨痛的一页──而是由于它蕴含着某种巨大的创造潜能。就像过去的秦和隋，因为秦和隋的巨大能量，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后来的继承者例如汉与唐，都无法企及的。

这个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潜能的“共和混乱时代”，但愿它也是“绝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典型的痞子”诞生、扩散、垄断一切之后，将永不再有他的后裔来荼毒世界。清末的八旗都不如文革的痞子腐朽得厉害，南朝的士族末流都不及改革的痞子那么疲软不堪。蒙古的野蛮人比不上痞子党团的横暴；李自成张献忠手下的闯和流，对比痞子的愚暗无知也相形逊色。

哀哉！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垄断性的痞子结构无情吞噬社会细胞的时代。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及其党徒的“杰作”。作为一代以人作为斗争对象、以人的生命作为折磨材料的“艺术大师”，毛造的“艺术珍品”迄今仍在中国张扬肆虐，而且命中注定要给世界打上“烙印”。正如毛语录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本人作为高利贷者的长子，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阶级烙印，他后来终于把全民都盘剥得一穷二白。因为农村里的畜牧业者清楚：所谓“烙印”就是人们用烧红的铁，活活烫在牲口身上的归属印记。

但在我们看来，二十世纪的高利贷者和烙印者们与其说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不如说也是受到了现代中国的可怕缔造──在他们成为残暴狡诈的施害者之前，他们首先是孤苦无助的受害者。毛泽东在乞讨、流浪、行骗、受人侮辱、损害追杀的时候，有谁怜悯过他？

从这种意义上说──深深的毒化不仅来自人性深处的诡诈，也来自生存压力的逼迫。现代美学理论就认为“艺术美”并非“艺术作品的客观特征”，而是人们“亲口品尝的生物性愉悦决定的”，所谓“丑恶”只要处理得当，也是“艺术性”的重要方面。艺术正是这种意义的夸张、人为典型而已。真伪、善恶、美丑的严格界限，到底在哪里？

（347）

艺术是对现实的反动。从这意义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专制政体所创造的酷吏，乃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无政府状态的深刻反动。这些酷吏虽然吸尽中国的精华以自肥，致使中国举步维艰，但我们最终可以满怀希望地说，命运并没有抛弃中国，中国的曙光已经来临──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虽然像是“梦呓”，然而下一个周期的曙光，从来都是被这一个周期的权力，当作梦呓来处理的。

不错，我们的认识现在还是孤立的。但光荣的孤立怎么能够因为其孤立而被作为应该否定的论据呢？我们的精神笔记，就是历史的思想钩沉，它说明了孤立者的历史价值是无从取代的，因为它戳破了“群众专政”的黑暗时代、并在工农兵的一片死寂的沉默中，说出光明的所在。

（348）

在孤立者遭到窒息的同时，中国的灾难与日俱深。大众的无能与社会的灾难，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是骈生关系──“老化”往往是和“顺世”互相伴生的。

但孤立者已经宣告：欲消除中国的灾难，必先恢复“思考自己”和“自己思考”的能力，从而激起“中国思想的复兴”！所以，“惟有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之后的那个第三中国，才是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继承者。”

自我们而启始的第三中国，它既是政治上的，又是文化上的。它将由政治上的功业过渡到文化上的创新。它绵亘多少世代呢？起码千年。这种展望将予第三期中国文明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它推出我们真正价值系列的全部微妙。

（349）

第三中国的人们，既不是患有广场恐怖症的党派老鼠，也不是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摇唇鼓舌者。他们，是精细而审慎、大胆而热烈的创造者。他们并不希图造出什么永恒的东西或永恒的真理，他们只是为了这个千年的这个季节的特殊需要而孜孜创造……

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不同于政治上的“第三中国”，它是作为文化上的第一中国（“古王国”：殷周至南朝）和第二中国（“中王国”：隋唐至新南朝──政治上的第一中国）的继承者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受欧洲的文化影响而形成。正如文化上的第二中国感受着西域和印度的影响，文化上的第一中国也曾感受着周人尤其是楚人的影响……

（350）

由于满洲人与中国人的对峙，导致中国社会中坚的彻底崩溃，在近代中国，因此行不通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天皇的权威代之以党国的专断。但是党国比天皇更不灵。天皇是空灵的，他较少私利（只有一个皇室需要满足）；党国却是一个实体，它盘踞着大大小小的暴发户与食尸者。

（351）

军国主义开端的新王国？这是来自埃及的告示。

既然能把古埃及（前亚述或前马其顿时代）的文明称作“法老文明”；为什么不能把古代中国文明（前佛教或前五胡时代）称作“天子文明”呢？

从殷周到西晋──第一中国绵亘了一千多年。那儿有着周公的谋略和成康的盛世，诸子的天才和战国的财富；秦汉的威仪和魏晋的玄谈……

是的，五胡乱华之前的第一期中国文明、南北朝至清末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以及二十世纪开始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它注定要给未来世界注射某种奇特的东西）──都天然地属于“天子文明”或“天子文化系统”的范畴。这是任何外来暴力与阴谋诡计也抹杀不了的基本事实。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必须澄清这一历史真相！文明的开拓者们──必不辜负“天子文明”的伟大期望，接受并推广这一至关重要的暗示：“天子文明”，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982年10月3日）

（352）

英雄精神的形态，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它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最大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倔起、再度落空……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他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

英雄精神起源于“决不满足”与“反抗沉沦”，所以任何处境中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只能凭吊它的遗迹。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1、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体现民族的精神、情趣、历史、想象等特质的各种传说，以及信息化了的种种知识、观念、学说，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而传递……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2、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神、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整个外部生活方式等等。此外，还有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在内的“表达感情的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它们对我们的实际含义却大为不同，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深刻制约着我们一举一动、牢牢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言论的“社会圈”，却无法“抽象继承”。这是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

（353）

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它们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尽管一堆理论家和智囊们喧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无从消解的垃圾”──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腐败过程毕竟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厌恶腐败的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厌恶腐败、追求新鲜的意志下，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未来主义梦想恰是建在复古主义的假定沙滩上。而比未来主义的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的文化隔离所造就的多样化文化传统，至今还在哺育我们。

（354）

政治意义上的“第三中国”，则作为“两个中国”的统一者来到我们面前。它既不疲软无力，也不杀气腾腾──它洋溢着一派雄劲的祥光……它将在两个中国的废墟上，建成自己颠扑不破的结构。

第三中国的诞生将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因为，那也将是文化上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正式开张。

第三中国，决不是“党的国家”（“党国”）。它既不是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的“半盘党化的国家”，也不是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盘党化的国家”。第三中国应该而且必定建立在一个更合理、更有弹性、更加可塑、更为多元化的基础上。它之所以是“应该”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中华民国的模式太零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则太僵硬，它们全都不合中国生活的需要。它们，尤其是第二中国，最后已堕落成人类历史记载而不仅仅是中国记载上的腐败典型。关于“典型的塑造”问题，在这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讽刺性宣传。

（355）

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事实上只是走向第三中国的中继站。第三中国才是持久的中国，第三中国的国号是简单明了的“中国”每无需任何多余的后缀。就此而言，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多重罪恶也应得到宽宥，但在此之前，请先予以清算──不是社会的清算，而是历史的清算；不是悲剧式的清算，而是喜剧式的清算。

第三中国之所以是“必定的”，因为前面两个中国尤其是第二个中国──事实上只是“中国本体”在与现代世界互相作用时，产生的一些变态反应而已……它们的千奇百怪，都是过渡时代的毛病……

（1990年1月1日）

（356）

十二年（1979年西单民主墙）以来，尤其是两年（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大陆政情显示：追求民主自由的风潮日益浩大且将进一步扩大，特权统治阶层对此已是阻挡乏术。“六四”镇压帮助我们“多体验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在此以后，实际上已经慢慢滑入了一个不可控制的无政府状态。整个中国社会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解体状态”，“虚无党”真的进入了虚无状态，其“大治”的结束已是“板上钉钉”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视，民主自由的追求者们有几许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呢？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仔细地剖析一下著名的民运人士的案例就可以了：他们更多是旧制度的反对派，而非新制度的筑造者。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态度或个人素养所致，而是由于：自由主义百年来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中国社会现实的批评者，而非整合者。所以，百年来拥有整合中国社会的机会者，均非自由主义者。

这牵涉到一个问题：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到底代表谁？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有时我悲观地想到，民主主义者在中国，只代表了百分之二的人：这就是，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人口中的百分之十的受过较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散布于广大农村与乡镇的少数先进分子。无可讳言，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极可能代表着中国的前途，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则只代表着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

在中国，百分之二的人统治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不是例外，而是通义；但是，如果民主主义者胜利了，谁来监督、尤其是制衡他们？──姑且不论这是多么不可能，多么容易“在过程中异化为相反的东西”。──就凭那“不以民主自由为终极价值的百分之九十八”？结果不难设想：民主主义蜕化为民主集中制，自由精神演变为先锋队（或曰“精英”）精神──似乎成为一个逻辑的必然。

中国农民的生存需求，迄今停留在“求温饱”阶段，中国市民的生存需求，只是寻求小康水平，论者有言，少数先进分子常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不错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可领导一个专制的、对自由并无迫切需求的社会。当少数开明人士领导着一个对自由、民主并无迫切需求的国家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变成“新权威主义者”。这就是“社会整合的压力”所扭曲的理想主义。

（357）

“革命”有两层含义：作为结果的“鼎革天命”；作为过程的“性质突变”。综合上述两层，可以思考一下几层：

1、突变意味着打破常规、过激反应。

2、“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应急状态，往往采取杀人放火、恐怖措施。

3、“革命”意味在高度的紧张中调动一切非常规的力量，包括鸡鸣狗盗之徒。

4、“革命”是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获主动权的极端努力。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此社会、文化“应战主动力”的进一步丧失。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此社会文化重新获得“对自身的控制权”以及“对外部环境的主动权”。

5、“革命”是一个坏到极点而迫不得已再为之的“善举”即“必要措施”，犹如外科手术一样。

6、革命的时间一定不能太长，否则社会就无法恢复正常了。

（358）

中国需要一场市民革命。一场短促的英国光荣革命式的外科手术。1989年“五十天民主”及其以后几年的镇压，提供了反面的证明。它不仅暴露了北京政府的无能，也暴露了反对派的低能。随着对峙双方的精神坍毁，一个社会真空出现了──如果有效率的公益心遭到“军事管制”、“戒严状态”的取缔，谁能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以占领心灵的真空？秦失其鹿，天下竞逐之。

在现代城市文明的格局下，逐鹿者必须具有城市人格方能定鼎中原。一个成熟的城市人格方能召唤整个民族一起前进。不实现这一人格，整个民族就没有方向感，不实现这一召唤，革命就不可能获得动力。从此言之，中国是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发生纯粹自下而上的历史性变革的；而只能遵循中国特有的王朝模式──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交互进行。

中国需要新的王。但这新王，是在国际压力下产生的抗体。

（359）

对新权威主义的政体来说，必须进行一次自由选举，哪怕仅仅一次！哪怕“下不为例”！因为，神权政治已经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君权也就不再能神授了。除了选举式的“民意”，检验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已经阙如。

（360）

很久以来，生活在僭主专政下的中国人，都从正反两方面争说毛泽东不齿于人类的“伟大”。事实上，第三中国要是出不了一个比毛更有人格力量的新权威，就无法清理毛的遗产，就无从把中国从革命与内耗的漩涡里拖出来。

要知道，依靠毛的徒子徒孙或手下败将如邓小平一类，是不可能真正清理毛的遗产的，他们连毛都玩不过，又怎能超越毛的那种末流秦始皇政治的俗套呢？

第三中国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而不是毛泽东那样的“赞颂秦始皇的末世皇帝”。他知道中国必须转变，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他知道，只有反对秦始皇政治，并把手中的独裁权力转变为国家法理，才能一举埋葬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两千年不灭的帝国阴魂”！那时，一个新型的中国国家，才能成为坚强堡垒──与本土创造的第一期中国文明、我们的祖辈精神，齐驱并驾；并超越吸收了佛教元素第二期中国文明、三教合一的精神，成为吸收了基督教元素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新文化将构筑，新民族将诞生。新的指向，以人格化形式达到法理化成果，通过“无我的、体现了历史节奏的铁腕人物”，来实现。

（361）

“全民革命”又称“城市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世界东西方各国“全民革命”的时刻表：

尼德兰1566年──1609年（西班牙影响之颠覆）

英格兰1644年──1688年（荷兰影响之跨海）

美国1776──1783年（英国影响之西进）

法国1789年──1870年（英国影响之东进）

中欧1848年──1945年（法国影响之东进）

俄国1905年──1991年（中欧影响之东进，大彼得变法后两百年）

日本1868年──1945年（美国影响之西进，明治维新后八十年）

中国1911年──？年（八国联军之合围，辛亥革命后？年）

（1991年10月）

（362）

中国要避免“贱民资本主义”。“贱民资本主义”是个很能妥帖表达东亚社会实情的词汇。它包括裙带关系、贪污受贿，本质上是用小团体来取代大团体，谋求不正当的利益。

（另起一页）

第七章

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世界统治

（1975年─1990年4月2日）

（363）

从世界史来观察，政治军事上的事业若不能在文化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则无长期建树。一切具有影响的政治军事事业，也就是所谓文治武功，都必在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甚至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影响。换言之，一种伟大的政治武功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及社会潮流在权力方面的表现。一种文治武功要是没有新的文化模式作其背景、为其陪衬，那将黯然失色、百无聊赖、平庸无奇！创造新的文化，因此必不可免成为生活的最终目的！创造新的生活，就是为新的文化创造基础！

（364）

随着中国的兴起：“太平洋文明”必定焕然一新。中国的复兴将导致苏联重心的东移：否则它将不能应付这一挑战。苏联重心的东移将促使美国重心的进一步西移：于是世界舞台将从大西洋移至太平洋。显然，这样一个“太平洋文明”决不会是和平的，它先天充满了静静的硝烟与冲天的血光……

鉴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切不可过早露出锋芒。要之，太平洋文明的过早来临其实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并不见得真正有利。中国的要务在于：避免在羽毛丰满之前激发这一“文明”，以免过早过多地损耗了自己应该肩负的更为远大的世界责任。

中国还需要某种更为深刻的“冬眠”，而不仅仅是文革时期的那种自我孤立，以便完成艰难的自我调整──一切过早过重的世界任务对中国都是不合时宜的：这一期限从现在算起：至少还得花上一百年。这百年的历史将是内部压力史。建设是作为战争的准备而兴起的；解放只不过是新迫害的先声。积极的内战与压抑从根本上说，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这是一个新民族的诞生所不可逃避的临产痛苦。

（365）

强大的压抑力量及其实施的迫害，损毁不了一个真正负有世界命运的坚强民族。压抑及迫害，会更为有效地除去坚强民族内在的杂质：使它变得更纯洁、更有耐力、更富于弹性也更加充沛扭转乾坤的精力。

我所刻画的蓝图并不仅仅是幅悲惨的祭祀场景。须知：在这祭祀场景的帷幕之后，还闪烁着天命的灵光……为了取得这种殊荣，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更何况，这本就是无可逃避的宿命？

（366）

中国必须坚守自己的宿命。尽量不被腐朽的世界风潮所败坏。西风如果东渐成功，世界就太单调了。为了世界有一个可以持续的未来，让我们为中国保留一点多元化的净土吧。

这不仅是个目标，而且还是一种战略。这种战略的终极目标是等待──特别等到中外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的时辰：用最后一击摧毁根基已经腐朽的欧洲文明，就像摧毁一座报废的大楼，以便为新的建筑扫清场地。这其实不是“破坏”，而是“动工”和“奠基”罢了。这也许是收尸入殓，因为在这以前许久，欧洲的享乐主义“文明”就已经让其社会寿终正寝了。

为了保障这一战略的遂行，中国不惜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一切与外国的交往：都要有利于这一“清场”战略；而不可损害这个“最后一击”。一切国家的与私人的生活，都必须围绕这一轴心旋转。这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道理。

（367）

中国人，拿出传统的耐心来：扬己之长、去人之短……等待时机，发动一场“新文化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必勉强，那就老老实实接受别人的同化和改造。就像毛泽东时代接受“全盘苏化”那样卑躬屈膝。因为世界的统一势在必行，区别只在由谁主导。

（368）

社会的治理被古人简称之为“政治”。政，就是“正”，就是止于“一”之下，甚至可以理解为“止于天之下”（这里的“一”就成了苍穹），这就是“顺应天命”。“知止而后能定”（《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政”，就是确立那个“与天命对应的人间秩序”。政治是什么？就是这种人间天秩的体现，是自然律在人间的延伸，而不是违反自然律。良好的政治，决非消极地维持某些人的特殊权益，而是积极地符合自然、顺应天命的启示。

可惜，现在的“政治”已经被大众庸俗化了，成了朋党之间争权夺利的代名词。这样的坏事也许无法消除，但对它所进行的“历史误解”却需要澄清一下。

（369）

对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的治理”！社会可能“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可能“有自由而无秩序”。显然，自由是建立在秩序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秩序，自由社会是比专制社会更为高级的社会。

“社会的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决不等同于简单地维持警察秩序，否则那就十分低级。维持警察秩序，不仅低级，而且保守，甚至反动。

社会要想得以治理，只有顺应天命；而且是主动地、创造性地顺应，这就是自由。社会要想得以治理，就不能被迫地、无可奈何地因袭，否则就会走向腐败与享乐主义。反过来看，凡是得到良好治理的社会，就必定是顺应了天命的社会。

（370）

好的政治，是科学的化育，是保护自然的；受命于天，然后又以天命临莅世界。在实践上，也正如在“礼制的天下统治”的一切其他方面一样，不但不要强迫人们遵循礼制，而且在相当长期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尽可能地限制人们进入礼制文化。物以稀为贵，社会择优制度及文明化育制度的实施，也要像限制狩猎与限制耕作一样，限制教养，不要滥用。滥用会导致早衰，持盈保泰是一个慎重的智慧。

1、不论用法律、行政还是经济诱惑、社会压力、文化约束等手段，敦促群众为“礼制的复兴”与“文化的纯洁”这些高级的历史目标而约束自己的情欲，是很困难的，而且根本无此必要。高级的东西永远只能有少数人在使用，任何高级的东西一旦普及，就会劣质化。例如一度高级的大学教育现在相当劣质化，原因就在于此。

2、人民生活一旦被导入礼制文化的范畴，必然会导致这一文化的鄙俗、僵硬；尽管从文明的进程来看，这也许是无法逃避的定数，但“普及”毕竟是“衰亡”的开始，所以绝无必要来加速普及。加速普及高雅的东西，就是加社会衰亡、就是加速黄金时代的结束。要知道，群众迟早都会挤入礼制文化的圈子，并使整个礼制为之崩解的。

3、从策略上看，强迫人们向善即使表面看来是“自觉自愿”，也远远不及“同化”来得效果持久。“同化”导致的“普及”虽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并将导致礼制的鄙俗化及僵硬化，但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强迫推行的效果来得稳定，并能通过持久影响而渗入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所以使人民“向化”是最紧要的。而倾心向化的杠杆原理就是“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的“榜样的力量”。

（371）

人民是文明过程的“草”，君子是文明过程的“风”──文明的创造意志则体现了“天命与易化的节奏感”。天子应成为君子的楷模，而人民也就在倾慕上层人物的风气中，自然而然地感化到了礼制的文明中，并被化育给成全了……天子及辅佐他的君子，作为礼制的中坚，通过永不间歇的“日新其德”，进取不息。这种努力如果有一天微弱了，以致其动力也消耗殆尽了，那一天也就是人民群众进入礼制的一天，也就是礼制的黄昏……自强不息的日新其德，被大众的习俗给取代了。

（372）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贫血的时代。这是第三中国的史前黑暗。但有一天，精神创造者会从中国文化的废墟里昂然步出，天才大师把中国文化的沙漠变成了超越欧洲的景观。──会有的！会有的！尽管我们是看不见了。

个人不可能真正超越他的时代。没有一定的养份即使仙人掌也无法存活、难以生长。问题的关键谁也超越不了，那就是：环境与品种。

为了新的环境：塑造新的品种！为了新的品种：开创新的环境！──这就是历史的“适应过程”。

我们时代的悲剧性在于：既没有“良好的环境”更没有“良好的品种”。什么也没有，没有。但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性之所在──它提供了一种“继绝世”的可能性……而未来的“好时代”，百无聊赖的人们却不再拥有如此“空间”了！

（1982年2月15日）

（373）

“中国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接近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原文化状态，再以此状态注入混乱的现代生活。

（374）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还是“自由地坚持特权阶级的顽固化”？

“理论上的矛盾”，乃是一种“自限性”。

（375）

桓温大将军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列宁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主席）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

他们都共同致力于揭示理论的这一前提：总是有人被骗，总是有人独裁，所以从宏观来看，谁被骗谁骗人，谁独裁谁受独裁，都是一样的。

（376）

“必要的恐怖”和“正确的方向”综合，可以构成从爱情到政治的所有行为动力。甚至连哲学的思考、宗教的冥想，也得力于此一综合。

恐怖是强烈的动机，正确的方向则提供了胜利的保证和使动力持续化的后继。

一位成熟的、羽毛丰满的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是不受任何

意识形态

组织系统

战略构想

战术法则

──的支配的。

相反，他是这一切有形后边的无形，他是“天意”。

（377）

人格角色与政治运动之间的“阶段性的适应关系”：

1、伟大的导师──宣传阶段

2、伟大的领袖──组织阶段

3、伟大的统帅──战略阶段

4、伟大的舵手──战术阶段

但实际上，人格角色被承认的过程却正好相反：

1、战术阶段的胜利，一步步确认了统帅身份；

2、战略阶段的胜利，一步步建立了领袖地位；

3、领袖权威，是通向现代导师的必由之路。

4、难怪现代人的思想这么贫乏，因为导师们全是侏儒。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导师，追认的权威；其实质，是“机会主义的舵手”、“不择手段的统帅”。

（378）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现代汉语中酒鬼般的完满权威：仅是精神上的导师是不够的，如果不是组织的领袖，那么人们将说，“你启示完了没有？完了？那么现在，让我来领导！”这个民族没有真的信仰，而只承认权势。因此，仅是精神的导师兼为组织的领袖是不够的，如果不是面对一个身披戎装的山大王，人们将说，“你的错误是不会下山摘桃子，而我们却干渴之极，无法忍耐了。”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什么输了？因为他不会摘桃子。而惟有那能窃取胜利之桃的毛润之才算赢了，并因此把精神的导师、组织的领袖、战略的统帅等所有高大的帽子全都戴在自己头上，这还不够──他还要拥有一个“随心所欲驶向任何地方的权力”──“舵手”不仅是战略方向的立法者，而且是战术手段的操弄者，他的心血来潮可把最有献身精神的人，驱使到最危险的绝境。

（379）

就中国的情势而言，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民主。即，只有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伪装成人民公仆的窃贼，才能担保人民的主权。不敢担当主人之义务的，何足语于治国之大计？这是我们的毕生奋斗之所悟：他必须具有看破红尘的觉悟，他必须藐视自己手中的权力，他才能够恰当地运用权力，把社会带入宪政状态。

（380）

历史并不是法医的解剖学。历史把阴谋和爱情、疾病和药物、时尚和决斗……统统扫入了废弃筒。人们很快就忘掉了谣言、龃龉、争风吃醋、无病呻吟或苦痛的哀嚎──留下的只是惊人的业绩和英雄的传说。

（381）

战略是弱者的朋友。如果具有无限强大的力量，那么任何战略都是多余的；因为战略的设计只为弥补力量之不足。“当初进攻罗马的汉尼拔要是多有二十头大象，就可以完全改变他的战略并获得完全的成功。”

（382）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革命”，而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中国的症结不仅在于政治危机、制度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而且是更为根本性的生态危机……不论欧洲意义的“Revolution”，还是中国意义的“革命”，其具体进程都是理性指导下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无法胜任“生态使命”。惟有圣人，才能胜任中国的生态使命。为什么？因为，“圣人出而黄河清”：澄清黄河，就是恢复生态。其基本内容，其实是通过死亡与荒芜使得开发过度的大地，重获生机。

看看中国历史经验，每个王朝末日，也大都是先发生“一个自然过程”，尔后奉天承运者才起而“革命”，即建立新天命以鼎革旧秩序，从而结束了这一可怕的自然过程。

（383）

我必须欺骗自己说，现在统治在中国的，是中国自己的产物，而不是欧洲包括被欧洲人称为“东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和基于对这传统的反抗的布尔什维主义……我才能克制反对它的冲动。然而，我无法为此而欺骗自己。谁能帮助我？谁能欺骗或至少麻痹一下我的大脑？让我活得坦然一些。

（384）

人生的一大谋略，是“造成既定事实”。这不仅针对外部，也针对自己。空想不如实干，一万个规划也不如率先迈出的一步。这一步就是造成一个事实。为了对得起它，你就必须接着走下去，完成未了之业。于是，你就有了一项比意志更强的强项──形势。所以俗话说：“要想看到一些事情发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动手。”而华人却最不懂得这一点，老是希望别人去干，自己当一个观众。更为恶劣的是，让别人去送死，自己好收取门票……所以中国的事情永难进步。

“造成既定事实”这一谋略不仅对实干家有用，对思想家也有用──及时写下你的所思，你就不会从思想的前沿上后退了。因为，你得对得起曾经企及的思想高度。为了不让以前的努力白费，有一天你就得硬着头皮发表这些对自己并不有利的东西，于是，你就成了一个天命的代言人，一个历史的传声筒，一个为了思考而思考而不是为了金币而思考的人。

（385）

在中国，“人是唯一的原则”。坚持正确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跟着被以为正确的人走。对此的最彻底的表达，体现在一句众所周知的成语中：“成者王侯，败者贼寇。”

（386）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对欧洲文明及其文化本身进行抗争的力量，也许是五百年来首屈一指的：它不仅针对欧洲的政治与思想进行抗争，有如苏俄；也不限于对欧洲的军事与经济进行抗争，有如日本。但这伊斯兰也并非奇迹。要知道，伊斯兰世界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与基督教世界保持过一千五百年持续接触的活宝！而且，伊斯兰的起源本身就可以归结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影响！包括正的与负的。因此在根本上，伊斯兰教对欧洲文明的免疫力无疑要大于中国、印度以及美洲、非洲、澳洲的土著。

（387）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哪一个组合更好？

（388）

没有帝王观念的儒学，仿佛被砍去了头颅。

没有帝王观念的儒学复兴，仿佛是无头尸体的舞蹈。

如果说这死亡之舞有其最低限度的意义，那么也只能是：从现代废墟中，引导人们进入一座新宫殿、新王国。

下一代人对此所能作出的选择仅仅是：

1、中止这骇人听闻的无头之舞。

2、给它移植上一颗鲜活的新头。

前一个选择将使我们再入废墟；后一个选择将要求巨大的创造力。两难。

但我们选择了“2”（给它移植上一颗鲜活的新头），而非“1”（中止这骇人听闻的无头之舞）。因为后者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只是文革一类的破坏性闹剧。

（389）

为什么那些“穷国”、“不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要到巴黎、日内瓦以及美国的某些名城召开？

如果说，这些首脑麇集在富国和发达社会的消费中心开会，第一动机是为了穷奢极欲地消费，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比这穷国会议更能显示人的贪婪性的事情了。

如果说，这种奇怪的会址选择的第一动机是为了吸引欧洲舆论的注意，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比这更无希望的“发奋图强”了。他们不仅不自救，而且，还规规矩矩在欧洲秩序的框架以内活动──这种治标而不治本的隔靴搔痒，除了隔靴搔痒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390）

如果把历史分成“有上帝的时代”与“无上帝的时代”……那么现代中国就是还在“无上帝的时代”里苦苦煎熬……直到煎熬出一个上帝来，直到一个上帝来，一举结束了这类大苦大涩的煎熬。

按照理性主义的说法，无上帝的时代也就是无道德的时代，或道德体系崩溃中的时代。虽然淫乱放纵的时代也总还是有一点道德残余的，但有上帝的时代才能重建道德的体系。所以，现代世界虽然供奉着三大宗教的成千上万的观念偶像，以及其他大宗小宗内孔外孔的无数牛毛，却称不上“一个有上帝的时代”。

（391）

上帝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这是发自一个还有得救希望的灵魂。深刻思虑的结果！上帝是什么？用我们的话来说，上帝就是天子背后的力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主宰。所以上帝离我们其实不远，甚至以人形潜居我们中间。就个人而言，能够亲自接触上帝的机会也许不多，但就历史的全体甚至仅就一个社会而言，能够得见圣颜的机会其实并不稀少罕见。

当上帝的圣徒们在一股神秘力量的驱使下，凝聚一股足以扭转历史进程的势力，天子的圣诞就来到了。那时，一座空前规模的祭坛也就建立起来了。

（392）

在全地球算起来，中国居民在这种非道德状态中陷得最深。其结果，不但是信息系统的严重紊乱，以至于文化结构无法调节、社会秩序全部崩解、礼义廉耻一概堕落──而且连语言系统亦由于一系列社会地震而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中国人群，业已没有共同语言，只能分裂为孤立的门阀──这些门阀之间多是声息不通的。其病症是：流行的语言不但鄙俗，而且词不达意，足以酿成思维混乱。

由于信息系统的紊乱和崩解，整个中国区域实际上陷于散沙状态，人人都游离于结构，显然疲弱不堪。这种分裂不是积极的竞争，而是消极的猜疑，社会没有向心力，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统一……

我们时代的中国灾难，都可归结到信息系统的紊乱，“新闻封锁”、“谣言主导”，只是表面的一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上述病态还将扩散，把它对社会的解构活动发挥到极限，然后才会开始有所缓和进而逆转。

（393）

当代中国的一切混乱及种种失调、件件灾难，虽然有极深刻的“社会重组”上的理由，然从近因来看，都是缺乏“社会反馈”即信息系统的崩坏所致。古人所惊叹的“礼崩乐坏”也可以从“信息系统的崩坏”这一角度得到更好地理解。

要使一个社会保持和谐状态，就不仅要使它的信息系统运作良好、消除种种紊乱及混杂，且要使它富于生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这样的社会就能从不断来袭的混乱中脱拔出来，尽其潜能予以调节，从而在一片荒芜混乱中开出灿烂的文明。

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这是多么痛苦的旅程！这是令人疲乏和厌倦的，而且我看见一片无望的苦海！然而，作为命运的奴隶，既生于此种命运之中，就不能不尽力抵抗，谁愿意不挣扎一下就屈服于宿命的魔影呢？

（394）

绝处逢生的中国人民必须重新学会──尊重权威。

不是尊重“权威们”；不是尊重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大师”；不是尊重那些昼夜营作、孜孜营利的“名人”──而是尊重那唯一的大能者。

“尊重权威”的前提是──把久已败坏、金玉其外的“权威们”、“首长们”、“阀阅们”扫荡殆尽。作为唯一大能者的必要条件，我们需要这个扫荡作为庄严而欢畅的祭典。这个唯一大能者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部法典、一股创新的精神，作为社会的“精神向心力”。

人民生活的运行，依赖精神向心力所促成的绝对权威；相对的向心力，人民还不信赖。绝对的权威需要借助神化和巫术，这是无可奈何的生物局限，不论智者如何振振有辞地反对它。

理解了这一点，中国革命就完成了它史诗般的历程：以破坏人治权威开始；以建立法治权威告终。

（395）

我们现代中国人，其实是活在“西方的没落”的阴影下、甚至活在“西方真理”的排泄物中，并在其刻毒的腐蚀下支离破碎着。欧洲的“文艺”比欧洲的“思想”更深刻地使我们灵魂分裂。我们丧失了屏障、迷失了自我，被一股无所不在的巨流推搡着、攘扰着、陷溺着。无论我们怎样反抗、怎样抵御，我们还是在其围堵之中。甚至我们的反抗、我们的抵御，也不可祛除地沾上了欧洲的、末世的色调……我们是“真的完蛋了”。

不论怎样挣扎，我们都不能真正逃脱来自西方的致命吸引，更谈不上什么“解放”了。于是我知道了：中国民族的解放、中国文化的解放──完全有待于新人的兴起，虽然我们与此无缘了！

（396）

新人──将没有我们这样的痛苦，将没有我们这么疯狂的挣扎，他们将沉浸在新文化的阳光而不自觉其幸福。他们将把欧洲文化视作一件精巧有趣、玲珑透剔的玩物，对它只有好奇心与爱意，没有嫉妒心与敌意……因为他们不感到威胁、不感到致命的腐蚀、不感到精神的幻灭……只感到一种艺术气氛……

但我们是感到了这一切的！岂止感到──简直是被它苦苦煎熬！所以对于欧洲的敌意，从我们心中不可缓解地升起。

新人将活在一重艺术的天地之中，不像我们被没落的艺术所害，又在无望的生活中被掩埋……而且无人知晓！好在我们想到：“有人知晓甚至悲悼”又怎么样呢？那还不是一片终究的空虚吗？

（397）

自身苦痛的经历──使我坚信年轻人不应阅读诗歌与小说；而应研读心理与战略。尤其是那些命定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别人的主子的猛士们。至少，在读完诗与小说之后，应立即漱口，而绝不像梁武帝萧衍那样用诗来漱口，他说：“三日不读谢（朓）诗，便觉口臭。”

下面就是两首我曾经喜欢过的谢朓诗：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

“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广平听方藉，茂陵将见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398）

一定要有所排斥、一定要有所不顾、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愚昧冥顽──创造的灵光才向你显现！

曾经自命为艺术家的人──在真正的创造者面前会感到由衷的羞愧，他在创造者面前成为小人，成为不可救药者，自大的回忆带来揪心的痛悔。真正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成为“文化创造力的仆从”，特别是在我们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背景之下。为了伟大的希望而保留可爱的缺点吧，命运并没有规定说：缺点应该消灭！

比如，使毛泽东僭称“伟大”的；不是他在1949年以前的“夺取政权的合理作为”；而是他在1949年以后“巩固政权的疯狂行为”。1949年之前他的“理智”──不过是一介精明的土寇与流贼而已。只有某些不了解中国的美国记者才会看得上他。但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他成为“替苏行道、改造中国”的刽子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成了“其无后乎的始作俑者”。虽然在许多事情上，他的残暴性还比不上秦始皇，但比隋炀帝却是大大赶超了。当然就迫害规模的人数来说，他可能倒是史无前例的，甚至超过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何况现代中国的人口比起秦代和隋代来，已有十数倍之巨……杀人利器和“软刀子”颠倒黑白的宣传技术，也高妙许多、效率大增了……

（399）

不论毛的“替苏行道、改造中国”的活动，其积极价值到底如何──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有一种历史悲剧的价值。社会意义上的价值与历史意义上的价值，往往不同，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的。“社会价值”的寿命往往超不过一代人：三十年，至多一个甲子六十年；而“历史价值”则值得长久的怀念。因此难怪，这两种价值彼此在吞噬对方、竭力把对方从自己心目中抹掉。

按照同样的原理，“舆论”与“天命”，在大多情况下也是这样誓不两立地对峙着。舆论总是力图抹杀天命的存在；而天命则要不断改变舆论，迫使人民的愿望向它靠拢投降、为它起伏效命。在历史过程中，有时舆论抑制了天命，有时天命驾驭着舆论。前者是繁荣的和平时代；后者则为混乱的革命和战争……支配前者的是习惯的欲望；鼓舞后者的往往是一种图腾的崇拜。这里无所谓优劣；只有“文明的大季节”而已。当时则行，过时则易──岂有它哉。

所以有人说，毛泽东敢于玩弄舆论、践踏社会价值──这正是他的伟大与不同凡响之处。在这种意义上，“人民公敌”就是“伟人”的本质，欺负了别人，别人才会敬重你，这就叫做“征服”，也就是“政府”的本质所在。政府专门欺负生产者，向他们征税、要人、摊派劳工。毛说要“不破不立”，他破坏了一切，反而声名鹊起。至于说到毛曾统治过的大部分中国人的遭遇如何──那根本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人对于已经征服过的猎物，是不再会有多大兴趣的了。尤其就中国而言就更是如此了──这么一个历史漫长、兴衰无定、充满来去匆匆的野心家与争霸者的舞台，经常因为无原则、无价值、无标准的争权夺利而搞得精疲力竭、举国残破。

（400）

天子，文明的创造者。他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潮，他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心……我们在黑暗的边缘中心发出喘气，我们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我们的头上，升起了一道灵光。天上的权威，就像星光，一扫世纪的疲惫。创造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达到使历史震恐、令艺术失色的绝顶之境──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那都是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这样的天子永远不会落伍，也永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就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就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就是中庸之纪。他并不追求中庸，不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和“绵延既得利益的看门犬”──相反，中庸永远追寻着天子，哪里有天子，哪里就有中庸，因为天子就是天下之中。

（401）

新的政治伟鼎矗立于天下，将有镇平漫天风尘的奇效，而这有待于强固效死的三大鼎足：君子团、酷吏团、虎贲团。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酷吏团，行司法而有督察权；虎贲团，行征伐而有平叛权。

独夫民贼可以讨而诛之。三团的元首则为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新的天命，他们来不光是要动刀兵，更且是要致太平！化玉帛为干戈，又化干戈为玉帛。与天命，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也不是目的，“化”才是目的本身。这化，就是使三公能够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是文化人类学的太平斧。

酷吏团好像“仅仅听命于天子的廉政公署”；而君子团和虎贲团，在具备双重使命，这关系到中国的双重未来：

1、提升自己：藉以创造历史、酿造文化──不断的升华。

2、完善“新王国”、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持续的中庸。

（402）

在精神意义上，《书经》提供了一整套翔实而完备的社会政治原则，既古老，又常新，在在切中人性要害。《书经》没有意识形态的鼓噪，却富于经验的恳谈、道德的诫命，可谓纯净。显然，这是为治国者撰写的，所以极少宣传性。《书经》是提供指导原则的，和它相比，《礼记》是提供社会规范的，《仪礼》是提供社交规范的。《书经》是帝王读物，《礼记》是贵族读物，《仪礼》是士绅读物。

先秦中国，没有一部可供大众阅读的经书，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何以中国在欧洲的冲击下再难整合。这仿佛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困境不仅仅是政治与社会的，而且是精神性质的。中国需要一部《新旧约全书》那样的大众经典，以延续、发扬我们民族的心史与道统，并在中国确立“以规则无为而治的宪政时代”，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中国”，并据此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家园。

（403）

现在，中国居民的惰性心理是举世闻名的。“保守性”早已被公认为中国“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重点不在讨论这一民族特性的优劣，而在于分析这些特性形成的主要因素。退一步讲，所谓的“优劣”是随时而易的。顺时则优、逆时则劣，岂有它哉。就现代而言，中国居民的这种心理特性明显体现为一种“劣根性”，因其阻碍了中国有效适应国际环境的诸多压力。

普遍认为，“儒教”的保守倾向和中庸训诲是造成中国居民心理惰性的一大因素。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寻出种种论据为自己佐证，确也做到洋洋大观。但终究缺乏根本上的说服力。比如日本，也受到儒学深刻的影响，其社会浸透儒家精神的程度，比起中国本土来毫不逊色，但日本为什么能在近代颖脱而出，一鸣惊人并有效利用儒学的影响加速自身进入现代社会？

中国为何无法做到这种“化弊为利”呢？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惰性来自两个方面：

1、政治地缘方面独一无二的复杂因素。

2、周边缺乏同等程度或更高程度的文明威胁。

而第“2”因素，还可进一步归类到第“1”因素方面去。两者相合，促成中国人颟顸无能、反应迟钝。根据我们今日的知识，中国以外的高级文明在历史上不是不曾有过，而是距离中国的心脏地带过远，未能使中国感受到足够的压力与威胁。

下面试分别简述之。

政治地理方面的因素

打开中国地图，就会发现中国的形状宛如一只公鸡：东北是其头，新疆、西藏为其尾，东南沿南为其腹部，内蒙古是其脊背，西南地区则像“鸡的后方”，韩国似其喙，东南亚似其脚。

日本像条蚕，如果加上蒙古，中国则像桑叶了，所以三十年代人们说，中日关系仿佛“中国遭到日本蚕食”。

再看看中国的地形图，处于中国心脏地带（鸡心地区）的河南省以及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江苏北部──正好由一片平川构成。这片被称为“华北平原”的鸡心地带，西界太行、嵩山、巫山，北抵燕山，东有泰山、南达淮河；而它东西半岛，西面的山西地界和关西平原，南面的长江边区──正好成为它形形色色的“花边”。这个“华北平原”的核心部分，在古代被目为“中原”或“京畿”，核心位于今天的洛阳──开封一线。

上述的“中原”是中国权力的古老基地。它是一块庞大而肥沃的腹地。只有它是联成一体的，它的四周方圆在它面前始终显得比较零碎、薄弱。

在“中原”的压力和引力之下，经过数千年的“逐鹿”，到秦代形成了一个大体圆形的政治实体：北起幽燕，顺长城西向到兰州，然后南下经成都平原，东向经贵阳至西江流域直抵海滨，最后，东、南两面濒临西部太平洋……这个实体，直到明代，都是“中国本部”的基本内容。

到了满清一代，借助新兴异族的武力，“中国本部”又增加了一层直辖边区：（云南是元明两代并入的）满洲、内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以及作为“藩属”的韩鲜（韩国）、印度支那。

政治地理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孤立状态。在欧洲人心目中的“远东”──它是无可争议、难与顽抗的中心：西伯利亚太荒芜了，而太平洋诸岛（包括日本）又太零散。印度支那太局促了，而西部的广大高原山地则缺乏足够的人力以及养活这些人力的可耕地。

远东的形势如此，中亚的形势又何尝不然？所以，公元七、八世纪阿拉伯回教徒藉其席卷征服欧亚非大陆的威势侵入中国，最终也只得停留在葱岭到敦煌一带，未能深入中国腹地，主因在于它的中亚基地较为薄弱，其实力不够并吞中国。

对中国以外的势力而言，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要么趁一时的兴起“入主中国”，要么持续承受中国的压力。俄罗斯和日本入主中国的努力都宣告失败了，它们将面对中国复兴之后的持续压力。西伯利亚和日本本土很可能被中国收回。

这种压力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因为中国具有强大的政治地理因素作背景。除非昆仑山脉沉沦下去，成为平原式大海──否则，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

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原因与其到那虚无飘渺、变化无已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不如到这千古如一、万化不移的地理现实里探访。

中国的这种长久孤立状态，在世界诸大文明中心的历史上是唯一的。

苏美尔、埃及、巴比伦（以及腓尼基与犹太）、米诺斯（以及迈锡尼、希腊）固不必说──他们原本属于关系密切的“地中海文化”；即如远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尽管有五河与沙漠的阻绝，仍与两河流域关系密切，故一再横遭来自中亚的侵扰。所谓印度的雅利安氏，正是这种侵略的第一批具有历史记忆的果子。

相形之下，中国遭受蛮族入侵的频率要少得多。更重要的区别是：侵入印度的中亚势力，与入侵中国的北亚势力不同──中亚往往不是真正的蛮人，而是另一种文化的急先锋：从亚历山大直到巴卑尔的历史，充分显示了入侵印度者们高度的文化素养。这与五胡、铁木真、金兀术、努尔哈赤等入侵中国者们的野蛮状态是大不相同的。

（1984年2月8日）

（404）

中国内在力量的解放，有待于中国精神从古旧形式的压抑下或外来形式的役使中解放出来。而它的双重象征──就是反抗“黄色的星星”。

现代中国，仅仅扯下了黄色的龙袍──这还远远不够。未来中国，还将反对“黄色的希望之星”……星辰崇拜例如星条旗和五星红旗上的五角星以及犹太人的六角型的大卫星等所显示的，月亮崇拜例如伊斯兰教的新月符号所显示的，都是酷热沙漠游牧生活的产物，而很不符合需要阳光的农业民族的生态。

二十世纪的沙漠状态……更把“黄色的五角核心”捧上了天。人们用鲜血、殷红的鲜血祭祀它、浸透它。近代的黄色加上古代的皇权，使得黄色成为噬血之色。皇权为什么也是黄色的？这是因为皇权与黄泉相同？它将把人民下降到冥府里去的“大救星”。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驾驭黄河，什么时候中国人能把黄土高原的荒漠辟为生态的宝库，什么时候中国人就战胜了这黄色的梦魇──什么时候他们将不再供奉这恶魔般的、荒芜的、晦气的黄色！

欧洲人说，黄色是卑贱的颜色──它不仅庸俗，而且意味着背叛……

儒学者说，黄色是高贵的颜色──它不仅象征着大地，而且暗示着皇权……

在我们新精神的透视之下──黄色，既不卑贱也不高贵；说它是背叛的象征或皇权的标志──同样是囿于民俗的陈辞。

黄色，本不是人间的色彩。

黄色，这是沙漠的色彩。是半荒漠的、沙风鼓起的“黄土高原”的原色……

黄色，这是贫瘠、凄凉、寸草不生的象征。

自古以来的“中国人”，震慑于黄色这沙漠主宰的颜色；于是，他们像膜拜恶魔一样顶礼黄色，将黄色奉为至上之色。

黄色和对黄色的崇拜，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黄色由荒凉的北方统治秀丽的南方，黄色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黄色使中国绿不得绿、红不得红甚至黑和白也因此变得混淆不清。黄色在中国的脸上打上了贫弱的标记──黄色除了荒凉，还是软弱的象征。

有人会说，“中国人”的“黄皮肤”决定了中国应当崇拜“黄色”；而中国人的拜黄倾向，正是来自他们体肤的色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反对这种“有色人种”论的变相说法：

1、在与世界其它种类（如白种人和黑种人等）大规模接触以前，（即现代以前），中国人并未充分意味到自己是什么“黄种人”。而中国所崇拜的那种朱黄色，和中国人的肤色相差甚远。

2、人类的灵魂是没有固定的色彩的。它只是反射着宇宙纷纭无限的光谱、色谱──它的生命纯净、它的形体活泼，完全不为颜色所限所拘。即便是人的肉身，也具备多种色调。就拿“黄种人”来说吧，他的肤色虽“黄”，眼睛却是深邃的黑褐色、牙齿则是爽心的涅白色；心是殷红的、胆是碧绿的、脑浆是乳白的……这样的人，怎么能是“黄种人”呢？

黄色，不过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代表色。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希望，在于突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局限；因此，第三中国在未来必然会兴起一股脱离黄色的精神运动。那将构成“五色循环的智慧海”。

五色海。

（1984年10月16日）

（405）

中国人应当学会追求“没有用的真理”。一时不见效用的真理，才是珍品！理解了这一点，中国人才有能力摆脱对于古玩的痴迷，不再汲汲于他们的“实用”和“利禄”。

──“先秦理性精神”还是“现世实用态度”？前一个概括显然是“康德精神的呓语”，后一个概括才是迄今活着的“中国精神的实际”。

第三中国需要“精神上的武士阶级”，还是“新技术的魔术师”？前一个概括显然是“日寇俄寇的模本”，后一个概括才是“中国人擅长的专项”。宋明以来的汉人（北中国人）、唐人（南中国人），都是靠“技术”而不是靠“精神”来抵抗外侮的，因为“精神的极点”、“社会的组织能力”已经转向蛮族了。

（406）

儒家不追求终极的真理；而先秦大师中这种追求真理倾向的罕见例子是为老子，但他也是并不彻底的。于是老子追求“道”的热忱，最后溶化在追求权术的努力之中。

根本精神极其重要。日本武士也有陶醉于声色醇酒之时，支那汉奸也有慷慨激昂之日，但由于二者根本精神不同，其结果亦不尽一样。日本人曾有一股誓死不回的劲头，而支那人却多临危而惧、临阵而逃，甚至认贼作父、充当汉奸。但中国的化石倾向也有好处：延缓了异族入侵的腐蚀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麻痹了中国人的神经，使之对世界上真实发生的事物丧失了感知的能力，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或民族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坚强”，《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所以中国人也能在异族的奴役下安之若素。

日本人有什么精神上的创造吗？没有。日本人充其量不过是把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方面予以某种特殊化而已，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并不比高丽人、越南人、四川人、广东人……高明。尽管他们在近代的幸运是令人瞩目的。只是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甚至够不上“外省”，而只是一个“藩邦”──它往往误解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而将之无耻地予以岛夷化了。

在所谓“日本文化”（假定“日本文化”这一名号能够成立）中，还是有值得今日中国人“珍视”的地方，因为作为各民族之大杂烩的“现代中国人”（“支那人”），已经没有了古代中国人的美德与创造力。那些被遗忘的东西，许多像化石一样保留着，许多则根本不复存在了──而小小的倭国列岛却保留了不少这类在中国大陆上已经消隐的光彩。这就是“日本文化”对我们的价值。

中国人在接触日本文化时刻，勿忘这些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反响而已：中国人从自己身上也许能比从任何人学到更多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被不肖子孙暂时遗忘──需要从别人那里转嫁而来；就像希腊人从欧洲人那里反过来学习古希腊文化一样。面对浩荡无涯的中国历史和深刻混杂的中国现状，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嘘出一阵雄风、发出更深的感叹：愿我们消除自己身上的杂质，再度趋向古典的完美。

（407）

中国！当我在无何有之乡梦游时，当我沉浸在陶醉与升华的时候，古代诗人的飘渺意象就突击了我──我又怎能忘掉京畿的钟磬，而自称孤独呢？是的，我的孤独是仅就我的环境而言的。而我的心境则永远朝向陌生的、异己的未知。但只要我们能和自己的精神家园同在，不就行了吗？“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

命运的线索并不能使我妥协，命运的线索并不能使我放弃孤独，同样也不能动摇我对极点的崇仰与挚爱。这是我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

（408）

命运的线索使我想到：现代中国的力量在于城市而不在于农村。

近代中国命运的种种波折已使中国农村凋敝、中国农民已成为“医治中国问题”后所剩下的药渣。现在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似乎还不是恢复这批药渣的生机，而是继续利用这些药渣的残余能量来完成中国问题的转型。这说起来十分残酷，但是等到中国问题得以解决，即中国已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那时农民的问题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测。而且，从现状看来，中国农村不仅死气沉沉，而且凋敝状况有甚无已。整个中国大地，好像被剥了皮一样满目疮痍。眼下中国的大趋势是：城市不断从人才、人力、物资诸多方面吸干农村，并且继续榨取农村。这也许是“为了国家工业化”，也许是社会的城市化所要勒索的代价？老毛要把中国农村当作殖民地来压榨的谋图，终于穷凶极恶地实现了。中国的农民怎么会出了毛这样一个“逆子”和“败类”，结果成就了自己压榨自己、自己阉割自己、自己杀害自己的“发家致富”？

（409）

力挽狂澜是不可能的。只有顺遂天命而不计成败利钝者，方能成功。同情不能放在失败者与被历史淘汰者一边，而必须放在应运而生的新人身上，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克制感情。

第三中国要创立一种新政治的学说与实践，一劳永逸地告别狐狸与乌鸦的儿戏。

（410）

新的政治终于理解：“义务”与“权利”是相对的两个观念，而义务应先于权利。也就是说，必须先行付出义务，然后权利才可能得到：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天生的权利”。“天赋人权”只是由父母透支给子女的，这是否构成新的悲剧，那时我们无法预料的。其余诸如此类的诺言，完全是一些煽动家的伎俩，因此“天赋人权”在提出的当时也不是授予黑人的，后来也不授予亚洲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这是因为，任何权利都是对此前的责任与义务的一种报酬！因此，任何权利说到底都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获得，根据同样的逻辑，任何权利都需要通过经济斗争来维持。权利大者其义务与责任也大，其付出之代价亦大，否则，此权利即为“篡夺”的。任何人若得以“继承”为借口而逃避义务、获取权利，那么他的权利一定是不牢靠的。除此之外的权利都是特权。一切型号的特权，其本质都是因承受上辈的福泽而逃避履行自己的义务！

另外一方面，对社会承担了较多义务者，其权利亦应相对增加，否则才会构成真的“剥削”，否则社会的义务权利观念将遭毁坏！从这种意义说，统治者该是社会的第一仆人！

“国家高于国王”，是一切政治现代化的前提。这样的国王，才是天命的象征、人群的表率、万物的灵长、无可违拗的统治者，因此他的义务也必然成为宇宙间最沉重的负累！国王决不回避义务，否则国王就不是“太极之仆”的天子了！

好的国王是用权利来维护义务；决不是用义务来粉饰权利！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在于义务，这是宇宙之间最沉重也最光荣的野心，而权利呢，仅仅是一种手段：用以实现无可匹敌的更大义务！

这义务就是保持天下的和平！这义务就是保障社会的幸福！这义务就是保护礼制的纯洁！这义务就是保有文明的潜力。

中国文化的征服史也是一部“以武力开其端、以文化继其成”的漫长历史，以为只靠文化本身的力量就能实现征服的人是不切实际的人，或者，他所说的征服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征服……例如，那是通过文化的腐蚀作用来击败对手，例如汉人用自己的腐败同化了满洲人。

但是，好的征服，从来不以压榨为目的，不论这种征服的手段看起来多么非和平与非善良……否则，那实际上不是征服，而只是助长敌人的力量。

诸如佛教之于古代中国，儒学、西学之于日本，马列主义之于现代中国等等，这些所谓的征服到头来不但达不到征服的目的，反而为助长别人而付出了代价，最后别人还把接过去的文化变了质来进攻他们自己，这是“只信文化、不懂政治、不用武力”的结果。这实际上也并不是王道，只是在传递文化罢了……

至于中国文明，其核心始终是政治也就是“社会的治理”……不论书经时代的史官文化传统还是后来继起的诸子百家，皆缘于是。即使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宋明诸子哲学，亦出于此，不胜枚举。有人可能以庄子来驳难我的上述说法。可是明眼人都会看出，即使庄子哲学也并不较老子哲学更加远离政治的影响。庄子中既无科学亦无宗教，有的只是一种人生哲学，这种“人生的哲学”与“社会的治理”之间，完全是一种直接的关系。

从后世言之，中国文化中“非政治的因素”可谓大都可以追溯到庄子，甚至连中国的佛教传播翻译及“佛教的中国版”道教，都受庄子影响。不论文人的出世生活，抑或画派的山水味道，都是如此。例如中国画在先秦两汉一直还以人物画为主，直到魏晋南北朝之际才开始有所转变。这与佛教有关，但似乎与玄学与社会政治的变迁，关系更深。

（411）

中国社会中一切貌似“非政治的因素”，甚至也是一种对政治努力的反动。在这种意义上，它还是深受政治影响的，所以无论怎么看，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总是被政治观念支配的。这倒不是说中国社会多么懂得抽象的道理，而是说中国社会的居民非常注重人际关系、裙带关系，喜欢运用这些关系投机取巧，来得到不正当的利益。这样的背景使得“政治性”得到了不恰当的放大，甚至被夸张到了某种漫画的形式。

这一特点可以从“中国的历史著作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同时“中国社会又是全世界最为政治化的即最为注重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一点上，得到证明。泛政治化的社会向来总是重视历史的殷鉴作用的，而且他们只重记实与资治的历史描述、不重探讨历史因果关系的历史哲学。

众所周知，中国史籍连贯虽为世界之所仅见，却是以“记实”和“资治”为重点。这不仅由于中国文明拥有最长的连续历史，而且由于中国社会重视人际关系、重视政治得失、重视正统观念，而凡此种种，又都是和“如何掌握政权”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魏晋南北朝绵延到满清末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虽然深受西域文化和印度佛教的影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是与西域、印度的文明大相异趣：前者完全以“如何保持统一帝国”为主要思考对象：为此需要排除宗教上的干扰纠纷，也对科学上的批判探究兴趣缺缺……可以说，这种意义的“政治艺术”，全世界要算中国人的“水平最高”了。虽然这也使得中国人民的政治能力实际上遭到闲置、最终因“用进废退”而变得极为低下；但中国的统治者也因此在这方面似乎有了一种特殊的天赋，他们垄断情报、控制权力，似乎只是为了掌权目的而活着，不论是古代的“修齐治平”，还是现代的“政治挂帅”，其表现可说都贯穿了“家族至上”的欲望。无独有偶，不论你征诸中国社会的哪一方面及哪一阶段，都可以看到这种假公济私的言行。

（1982年8月13日）

（412）

恶梦：我被一个深刻的忧虑困扰着。这忧虑包括着无名的悲衰和真正的恐惧……我梦寐以求的新统治阶级，新文化阶层与新武士阶层的珠联璧合──当他们成功使中国复兴之后，自身反被家族至上的腐蚀性命运支配了……他们如何抗拒成功带来的腐败呢？他们如何避免自身的泡沫化呢？

（413）

“精神食粮”和普通粮食有一个共通的妙用：使人发胖。“精神食粮”比普通粮食还多一个妙用：使人内心满足，从而减少普通食品的消耗。如此看来，“精神食粮”对于一个粮食极度匮乏的“红区”、奴隶社会而言，真是一个杰出的发明，应该授之以“诺贝尔和平奖”──它延迟了一场内战的爆发。“精神食粮”对于那些粮食极度充裕的“白区”、自由社会而言，则是一个冒险精神的引子，鼓励人们向往红区、向往贫困、向往原始和野蛮。

（414）

圆明园的毁灭──预示着中国的生机得以重新萌动。

圆明园是什么东西？一堆杂拌、一堆未经充分消化的贡品、一堆“文明”的伪饰而已……而中国的崛起──恰恰要求着完全相反的东西！

中国的崛起，要求一种内在饱满的精神以及它那命定枯瘦、野气、然而倔强的形式……这一切将由我们的命运得到最高的表现！

（415）

没有一种雅利安文明，是独立起源的。欧洲往往不是真理的来源。但是在现代中国，一切都变得如此不确定、都变得如此暧昧，以致事物的发展最终变得是“比慢”而不是“比快”。这正应验了一个民间故事所述：三个兄弟为争取遗产而比赛──一同骑马离家之后，以最后一个返家者为优胜。而此种竞赛实际上很难出现胜利者的，因为大家是比慢速度而不是比快速度。结果是富于戏剧性的：为了赛事可以进行，三兄弟在一个智者的启迪下“换马赛跑”──抢先把对方的象征物──马──率先“射”入家门。于是，难题解决了。

现代中国，就是以类似的“反其道而行之”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形左实右”甚至成了主宰。于是，而新的不确定又产生了。

（416）

在未来，中国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以有两种形式：

1、发展“过量工业化”，进入后工业社会，把世界现有的平衡完全打破。全世界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程度，将增加一倍以上……这相当于新增加一个“西方七国和苏联的总和”。

2、现代文明由于过量工业化，由于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系统的全面退化，而崩溃。这时，保留自然状态即“非组织状态”最多的中国，将由于进程的逆转，反而“领先”。自然状态和野蛮处境，使中国保有更多的“元气”和适应性，从而更容易形成另外一种“代表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文明样式”。

（1990年4月2日）

（417）

1、中国的长期潜力，归根结底还在于它的“自然状态”。

2、但中国急于挤入的现代化进程所指向的“文明状态”，却是一种有损于中国长期潜力的“反自然状态”。

3、世界历史表明：（A）每一次文明力量对自然状态的胜利，都是渐进的；（B）每一次突变的进步，都是自然力量对文明状态的胜利。如柏林墙的建立是文明力量的结果，而它的瓦解则是自然力量──“民族感情”，而不是像人们现在理解的那样正好相反。

4、中国在文明世界中的一再落伍，为它在下轮世界史的角逐中保存了“一股天然的潜力”。

5、现代中国人的最终生存状态，因此只能是“为未来而生活”。彼岸的星光，使此界的黑暗，变得庄严。

6、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并非由于“人类的短视”所致，而是由于“彼此的嫉妒”所致。由于各个人类集团之间疯狂的竞争，从这个意义说，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于一个──世界政府。

7、人们忘记了《圣经》上的教导：“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箴言》第三章31节）因为人们担心“落后就要挨打”。尽管《圣经》的应许说：“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箴言》第三章32－35节）

（1990年3月7日）

（418）

新的中央，应该拒绝听命于国际势力的左右摇摆。

新的中央，提供信仰、进行监督、进行操作、握有权柄。

新的中央，有真理与意志，也有方法与道路，民族的自豪感和人类的价值感同时得到尊重。民主的机制、宽容的精神，最好有一个“人格化的象征──天子”予以担保，但最好不要采取“伟大领袖”的堕落形态。

（419）

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一统主义，始终都是中国人心理的一大要素。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一统主义这种要素予中国历史的进展以巨大影响：所以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长期分裂中，也没有发展得像近代的多国条件下这样充分。尽管在政治的其余方面，“中国”也就是“世界中央”的概念那时已相当完备。

从源头而言，中国中心主义及中国一统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不断发扬光大、万古长春，全在于中国地理的“合抱”要素；亦在于中国文字的统一场，所以我说：“汉字不灭，中国不亡。”

中国中心主义及中国一统主义，势必通过汉字，给予世界历史进程以重大影响。

（另起一页）

后记

我走遍了世界想证明自己的错误，但我失败了……中国人！你是世界的弃子，但你并不灰心，是不是？！你的信念驱使你走向一个又一个苦难，但你并不悔悟。你要用你的坚忍，把错误的变成正确的；你要用你的努力，让时运重新转回来。

迷路是一种揪心的体验……眼看半个夕阳西沉，荒郊野地怪声四起……而迷路时的沉静则是一种赏心悦目──这时，你看到了平日里视而不见的一切，领会出“文明将你与自然隔离开了”这一事实。于是你说：“方向感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基于辨认能力的磨励，往往还是艰辛的磨励。”

人只有在自己的地盘里、在自己营造的环境中，才有理由看到“自己的伟大”。

（1991年10月25日东京）

（另起一页）

附录之一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实际操作中时常难以绕开民主与民族主义是否对立的困惑，最极端的例证为：“专制的祖国”与“民主的异国”这二者必择其一时，该认同哪一个？谢选骏在回答采访的第二部份，阐述了他独特的思路。

一、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主政治

问：请你阐述一下何谓民族主义下的民主政治？ 

答：一个现代国家要是不经过民族主义阶段，是很难进入民主政治的，因为他首先要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意志放在一个本体的位置上，而不是把阶级的利益、国王的意志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这个意志形成了，才能形成民主意识。这在普鲁士也是很明显的，普鲁士经过1848年革命以后，王朝政治垮了，国王认同德意志民族，把德意志民族的力量放在第一位，推动民族统一战争，然后才获得整个民族的拥护。是有条件的拥护，即国王效忠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效忠国王。如果你国王叛国，我们就绝对不答应。当时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给国王定的就是叛国罪。这时王朝政治显然已经结束而进入民族政治了。之所以法国当时民族主义高涨，整个社会的基层都动员起来了，就是因为把整个王朝政治的专政与帽子给拿掉了，全民都平等了。 

问：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 

答：互为表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很有条理的，就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提出，然后还加上一个民生主义。要是不保障人民生活的话，你这个政权怎么可能是一个民族利益至上的政权呢？那只能是一个特权阶级利益至上的政权，或者是一个王朝政治利益至上的政权。所以必须首先要保证人民的生活，保证社会的公平。 

问：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可以用来解释今天的民族主义吗？ 

答：有些方面可以，有些方面不可以，毕竟时空都有变化。

二、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

问：你个人的自我定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也是当前比较敏感的话题。请问，你的理论支点是什么？ 

答：民族主义不是民族情绪，也不是民族主义下的情绪，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说国家利益至上，而民族又是世界秩序中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单元。 

问：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答：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区别会越来越小。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不是古代的王朝国家主义，而是在一个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国家的国家主义。在某个现代国家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就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要求把这个民族统一起来，加以共同的开发。当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已经在这个民族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后，当然是向国家主义演变。在这个国家中间，包括一些少数民族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绝对单一的，日本、德国这样比较单一的民族国家，也有些少数民族成员。这时你如果再提倡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就会伤害少数民族。因此，这时就不能提倡民族利益至上，只能提倡国家利益至上。像美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就提倡国家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它可以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之下求同存异。在英语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词义没有什么区别，都是Nationalism。但我的意思是先有民族主义，然后进入国家主义。 

问：对中国而言，民族主义是什么？ 

答：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任何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地要经历民族主义的阶段。民族主义阶段一般来说是和城市革命或者共产党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步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民族主义兴起。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旧时代的产物，有点像西欧中世纪快结束时的宗教战争，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不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导的。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时之后，取而代之的当然就是民族主义的利益导向了。而且，民族主义思潮必然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但是这个思潮到一定时候也会过去。那时，一些落后国家，包括中国、俄国、东欧一些国家，甚至中东一些国家也将开发成功，开始进入国际主义的时代了。

三、文化民族主义特征 

问：那么，民族主义是政治运动还是文化运动？ 

答：首先是文化认同。比如北欧国家，他们先是把瑞典语从丹麦语中独立出来，然后另搞一套挪威语，然后再形成挪威的国家。先形成民族意识，然后才有国家。民族主义应该先是一种文化运动，然后扩展为一种政治运动。意大利也是这样，意大利国语不是以罗马方言为基础，而是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德国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把圣经翻译成德语，推进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政治民族主义。 

我认为，即使现在不赞成政治民族主义的人，在文化上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民族取向，不希望变成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地吧，这样总得认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使中国人成为一种不但有教养的，而且是说自己语言的，在自己语言的基础上获得一种文化成就的人。 

问：你是说语言是文化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征？ 

答：对！例如五四白话运动。文化民族主义不仅要对民族有文化认同，同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普及教育。因为在王朝时代，教育被少数人垄断，文化上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少数精英主义的。民族主义还带有一个全民主义的意思，是民族的，而不是一个小集团的。比如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实际上和政治民族主义兴起是同时的。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已有新文化运动，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被过早激发了，因此这两个太快地并轨了。 

在政治民族主义爆发之前，按照欧洲的例子看，德国经过一个一百多年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阶段，北欧也是好几十年，意大利更长，经过了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都是先有文化民族主义，再有政治民族主义，然后形成民族国家，之后变成国家主义，然后才进入一个国家联盟阶段，搞起世界大战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国家联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意识形态阵营分割成两个营垒，开始冷战。这就是从封建主义变成大的王朝国家，然后变成民族国家，变成国家联盟，最后变成两大政治营垒。中国历史走的当然跟这个不一样，因为中国在二千年以前本身早就是一个大一统世界了，所以它走的路线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反的，就是从一个大的世界帝国重新融合为一个民族国家。同化方式有两条，一是在国内庞大世界里进行民族同化运动，或者叫民族同质化运动；还有就是分成比较小的民族国家的规模，这两条路哪一条更好？我认为在理论上可以讨论，在实践上最后只有一条道路能走，这条道路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分裂的道路很难避免战争，因为中国人虽然讲现代化，但是中国人一千年以来受外族压迫，一百五十多年以来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怀着很深的民族屈辱感和亡国意识，特别害怕再度亡国的心理很强，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外部危险，宁愿忍受内部的一个专制暴君，也不愿外人统治，这个你说他非理性，那也没办法，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存在。 

四、民族主义就是战争！？

问：怎样理解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一句名言：“民族主义就是战争”？ 

答：首先，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不可能明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公婆辩论的不是一个东西；第二，不同人的处境说的问题不一样。比如密特朗说的话对不对呢？在法国人立场上是对的，民族主义就导致普法战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民族主义就是战争”这话没错。可是请问一下，法国不经历民族主义阶段，他能够建立海外帝国吗？能够形成现在这个社会系统吗？能够建立现代文化和经济吗？当然不可能！也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他这个话要放在二百年前说，那就是胡说。应该说，是民族主义在法国推翻了王朝政治，带来了法国民主，但是在完成历史作用以后，如果再来搞民族主义，那不就是把好事做过了头成了坏事了吗？ 

但是在中国现在还没有经过民族主义阶段来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主，也没有经济发展。所以不一样。比如一个法国人在意大利说民族主义，说爱国，人家会说你是法西斯。我没有意大利人的经历，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在中国，如果一个人说爱国主义，你就说这个人是法西斯分子，那大家看你就是汉奸。因为中国跟意大利的经历完全不同，意大利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被侵略国家，连自己的家园都保不住，首都南京大屠杀死了好几十万人，在这样的民族背景下，你跟他说“爱国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就反了。 

所以我说西方发达国家，少来点民族主义，多来点国际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多点援助，多转让点市场出来。就像美国白人对美国黑人做的让步那样。被压迫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多搞点民族主义，就像美国黑人向白人争取权利那样。这样才可以追上发达国家。这就是黑人跟白人要平等的历史真相。少数民族跟多数民族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刀切，那就意味着现在世界的资源分配技术发展就永远固定下来了，他已经捞足了，靠民族主义已经发展起来了，他叫我们别捞，别搞民族主义，这不是害我们吗？让我们永远落后，永远处于一种被压迫状态，这是行不通的。 

五、中国大陆流行“识时务者为俊杰”

问：当前中国民族主义在知识界通过何种方式表现？ 

答：两种情况，一种是知识分子为了迎合当时一些政治需要，而搞的一些个人的发展战略，即升官进爵战略。还有一种代表了国内社会压力的改变。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六四”时还没有遭到伤筋动骨的清算，只是被单位要求写检查这样的皮肉之苦，他们就可以一下子从翻译西方著作跳到研究国学了。这说明“六四”事件给人们灵魂中造成的震撼之烈，大家都去当隐士了。后来发现不行，还要活，还要在社会上获得影响，所以就开始提出一些让宣传部门感到可以接受的，同时又能自立新说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采取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态度是很随便的，很多情况下带有明显的吃饭动机。国内近几年很著名的何新也是这样，他的观点经常变，有人指控说他的作品都有问题，引用的材料都是剽窃来的，或者是漏洞百出的，但是这都不妨碍他吃的饭越来越好。 

出风头的机会多了，这些问题就明显些。分析其原因，这跟我们几千年的亡国传统有关系，一千多年来是政治亡国，一百多年遭受西方人的文化摧残，连文化也亡国了，尤其在“文革”中就完完全全地亡国了，都拜倒在西方的偶像面前，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完全丧失了。在这样一种彻底的亡国奴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人显然是见风使舵的。一千年来我们嘴上说的都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实际上干的都是张宏范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行为和言论不时地带有吃饭的考虑在里头，而且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我反省我个人也有。 

六、中国不可能产生独立知识分子 

问：从这个角度，你认为中国有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吗？ 

答：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是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中国没有。而有的青年学者曾经鼓吹说要在中国培养独立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这些学者很快就用他们自己的行为证明，他们自己都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只是从投靠共产党，变成了投靠基金会。能不能怪他们呢？我说不能。因为中国和西方社会不一样，它怎么培养出同样的知识分子呢？西方的知识分子，其直接来源是修道院，是教会办的大学，那种大学本身都是高度自治的，是脱离世俗政权的，而且经常培养反政权的思想。中国知识分子不然，中国知识分子是从有钱人家里的庄园，由那些私塾先生培养出来的，和政府官员是合流的，一方面为政府官员做预备队，另外一方面，政府的很多高级官员也包养一些大知识分子，这跟西方的结构完全不一样。而且中国的政权是政教合一的，毛主席既是政治的最高领袖，又是宗教的最高领袖，所以看中国的皇宫和欧洲的王宫不一样，如法国的王宫都是平面的，没有一种升天的感觉，中国皇宫是相当于把西方教堂和西方王宫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从人间升往天堂的感觉，皇帝就好像坐在一个天堂里似的，接受臣子来自地面的朝拜，他是代表“天”的。欧洲的国王，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他们稍稍越权，就被老百姓推翻了，比如巴黎卢浮宫允许周围和它同样高度的建筑存在，这样的皇权还能确保长久吗？在心理上就没有神秘感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跟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很难一样。 

问：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怎样的呢？ 

答：这是一个应该保留给上帝来回答的问题。 

问：你怎样评价1992年以来大陆思想理论界的发展？ 

答：主要还是吃饭第一的，就是跟现实社会政治进行一种妥协的，同时又表达一种向前看的趋向，否则就发表不出来。这要归之于共产主义国家跟法西斯主义国家不一样。法西斯主义国家是你发表以后他给你禁书，共产主义国家根本就不让你发表，你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完全从现在发表的资料去看大陆思想界的动向。如果看作是大陆思想界全部实况的话，就要犯更大错误了。我们以前在中国搞过民族学调查，民间记录的许多史诗、神话故事都是经过篡改的。 

当然，大陆的思想理论界1992年以来有些动静，但这些动静在很大方面是失真的，不代表大陆实际思想状况。因为这些作家和理论家们，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发表的，都是经过删改的，他们经过看风向、自律、妥协等一个很复杂的程序，并不代表他的真正想法。 

另外，还有很多东西根本发表不出来，被压死了，变成地下抄本或投往海外发表。而海外投稿，由于特殊处境也容易变得偏激，或者为了投合海外刊物的需要来写。海外刊物尤其是中文的严肃刊物，它也不允许你发表跟它的倾向相反的见解，比如，你不鼓吹几句自由民主的老生常谈，它就不给你发表。这就叫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有了。真绝。 

（1996年10月于巴黎）

（另起一页）

附录之二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前言》

本书的概念是很有意味的：“中国民族站起来了”。注意，是“中国民族站起来了”，而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两种命运。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语原出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顺口说出来的，但后来被他亲自指挥的无产阶级学者和理论家们，大书特书，视同中国获得国家自立民族自强的象征。

然而，从1840年、1842年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算起，中国民族整整用了一个世纪，到1942年10月9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将近一年之后，美、英两国迫于当时国际形势，送交中国政府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通告，放弃在华特权，另立新约，历数月之商讨，中美中英新约，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正式签字，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标惯例。

（二）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宋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本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国政府。

（三）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本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国政府。

（四）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特权，一律撤销。

（六）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至于其他列强的在华特权，也已经随着中国人在抗战中的惨重牺牲而烟消云散了。血腥的事实历历在目：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中国民族五千万战争亡灵的生命代价换来的，不是哪个列强不论社会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如苏维埃政权在1920年代的空洞声明和日寇汪伪在1940年代的拙劣把戏）赏赐的。

及至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兹坦公告》中国更与美英联合向日寇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无条件投降。紧接着，中国又作为五大战胜国和创始国之一，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中国民族站起来”的日期，应该是这个日子。虽然香港、澳门，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方才收回。

1949年10月1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的一部分（“人民”），镇压了民族的另一部分（“阶级敌人”）；所以从那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宣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十多年里，中国民族的一部分依然站着，但民族的其他部分则分别是跪着（“资产阶级”）、趴着（“地富反坏右”）、躺下了（“被镇压──即处决──了的”）。这样，民族整体从1945年日本投降、百年大患解除的全体站立起来，倒退为1949年以后的部分站立，部分跪下，部分趴下，部分躺下了。确实，从民族主义或是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至上）的角度看，这确实是民族倒退而不是民族进步。因为民族主义的发展乃是民族成员的权益扩大而不是权益减缩。

所幸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自杀政策，终于被日益觉醒的民族多数认识到，除了彼此危害，一无是处，因而遭到逐渐唾弃。例如，在三十年代被“文革旗手”鲁迅破口大骂过的周扬，曾在1979年亲自向他五、六十年代担任中宣部长时参与迫害的作家，正式道歉。在当时推诿成风的官场，此举堪称石破天惊，受到文坛的广泛赞扬。当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名誉院长，而笔者是该院的学生，所以可以见证此事。可惜周扬参与开辟的这个唾弃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并没有真正完成。

但不论如何，在这个日益觉醒的过程中，于是，中国民族中那些被打倒管制镇压的阶级，开始逐步恢复了公民权，分别从跪着、趴着、躺下（死后平反恢复名誉）的状态，重新站立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复活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论反论侧论，皆有之。读者盖可自明也。

于是，也就有了这本书：《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吗？》，她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而好的提问，比好的解答，更难。因为好的提问是真正原创性的。她讲述的故事不是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民时代”的老调，而是重新回到了民族本位的中国人，在新的“民族时代”的种种思考。可以预见的是，“民族时代”在中国刚刚拉开序幕，而本书，则不言而喻是这民族时代的最初的记录。所以，不论本书的学术价值可以定为多高，它的史料价值大概是抹煞不掉的。

我理解，一个现代国家要是不经过“民族时代”，大概是很难进入“民主时代”，只有把民族利益，放在本体位置，而不是把阶级利益、党派特权、国王意志放在最高位置上，这才能形成全民意识。这即使在普鲁士王国也是很明显的，普鲁士经过1848年的城市革命以后，王朝政治难以维持，国王必须认同德意志民族，把民族利益力量放在首位，推动民族统一战争，然后才获得整个民族的拥护，这是有条件的拥护，即国王效忠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效忠国王。所以才有“国王叛国”的概念，如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都是以叛国罪被处死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给国王定叛国罪这一事实，表明王朝政治、阶级政治的结束，和民族政治的开始。尤其法国不比岛国英格兰，直接面临外国干涉，民族主义特别高涨。

其实，比英国更早的尼德兰（荷兰与比利时）革命，也就存在着对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主义动力。在民族政治无孔不入地的驱使下，整个社会的基层都搅翻（大翻身运动）了，动员起来了，因为王朝政治的阶级专政被取消了，全民在法律面前获得了同等权利。

这里的民族主义显然不仅仅是民族情绪，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其要义是“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阶级利益、王朝利益至上；民族国家终于作为世界秩序中的基本单元被确立起来了。

当然，民族与国家还是有区别的。尽管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二者的区别会越来越小。即使德国、日本、意大利这样比较单一的民族国家，也有些少数民族成员。而在多民族国家中提倡纯粹的民族主义，就难免伤害少数民族。因此，这时就以“国家利益至上”来代替民族主义了。像美国这样的多民族甚至多种族国家，就只能以国家利益来团结全民，而不可以民族利益来发号施令。尽管在英语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词义，都是Nationalism。

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是现代化的动力。正如在其他民族那里，现代化也要经历民族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一般来说是和城市革命或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同步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则反而是旧时代的残留物，如同西欧中世纪结束时的宗教战争，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不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导的。

理论上，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这仅仅是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编织的无国家者的理想说辞。实际上呢，无产阶级革命比之资产阶级革命，在民族主义意识方面更为滞后，所以号称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一旦建立，无不马上反目成仇：如苏联对中国，中国对越南，越南对柬埔寨……所以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时，代之以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导向，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且民族主义思潮必然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最终民主化，甚至德、意、日等轴心国，也逃不出这个定律。而比德意日更为后进一步的东欧、俄国、中国，也自然会逐步走上经济开发、政治民族一些国家，甚至中东一些国家也将开发成功，开始进入国际主义的时代了。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时代”（既不是前此的“王朝时代”、“阶级时代”，也不是后此的“同盟时代”、“国际时代”）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既是政治运动，还是文化运动，即是文化身份的认同。比如今日看来民族性极为淡漠的北欧国家，十九世纪完全是狂热的民族主义群体：他们先是把瑞典语从丹麦语中独立出来，然後另搞一套挪威语，然后再形成挪威国家。其实这些弹丸之国，原先都是日耳曼民族，何须分出彼此呢。

从欧洲的事例看，是先形成民族意识，然后才有国家；即使美国的叛离，也是先不满低人一等的殖民地意识，才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茶叶党的走卒贩夫的精神，起来造反，创立国家。民族主义先是文化运动，然后扩展为政治运动。意大利也是这样“文化立国”的；如意大利国语不是以罗马方言为基础，而是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因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是佛罗伦萨而不是罗马。德国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把圣经译成德语（十六世纪），推进民族文化的建设（十七、十八世纪），然后才在这基础上发展出政治民族主义（十九、二十世纪）。

不需讳言，即使不赞成政治民族主义的人，在文化上还是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取向，不希望变成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地吧，这方面越是有成就的民族就越是明显，如法国人、德国人在抵抗英语文化的侵蚀中，是最为积极的。文化民族主义，促使人们成为有教养的，而且是在自己语言的基础上获得一种文化成就；所以发展民族语言，如前所述又是文化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征。

例如中国近代的白话运动，不仅推动民族的文化认同，且支持了普及教育。因为在王朝时代，教育被少数人垄断，文化上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精英主义的。民族主义则是全民主义的，是民族的，不是任何一个小集团的。比如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民族主义兴起（“五四运动”）几乎是同步的，政治民族主义过早激发了，当然也就使得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装备不足，政治民族主义也就缺乏纵深。

相反看看欧洲，在政治民族主义运动爆发之前，德国经过一二百年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阶段，北欧也是好几十年，意大利更长，经过了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都是先有文化民族主义，再有政治民族主义，然后形成民族国家，之后变成国家主义崇拜，然后才进入国家联盟纵横交错的阶段，组织起世界大战来了。到了这个时代，“民族主义就是战争”了。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和想法，也不知道作者问是否同意。我不仅希望中国民族站立起来之后，从此不再部分跪下，部分趴着，部分躺倒……而且还希望中国民族不要老是站着，不要老是像毛泽东喜欢谈论的《红楼梦》里的经典人物焦大那样“奴才站惯了，不敢坐”。中国民族要认认真真地坐下来，且是坐到世界圆桌会议上，大方自然地坐到G7也好G8也好的交椅上去，让世界文明的风水，轮流转转。

因为中国，不仅需要能够激动地“站起来”，而且需要能够安详地“坐下来”，坐在世界精神的圆桌会议上。不为世界的乱象担忧，也不必反弹乱象──如“民主运动”反弹“专制统治”；“权威主义”反弹“民主运动”。因为中国的精神将知道，乱象和反弹之后，将是新秩序。民主运动、权威主义、宪政国家──这至少需要三部曲。

是所至盼。

谢选骏谨记

（2001年9月11日）

（另起一页）

书名

被囚禁的中国

（《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

Imprisoned China 

(Part One of Imprisoned Era)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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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2015年12月第二版

December 2015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