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集第6卷）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谢选骏

1975年构思

1979年起草

2006年第一稿

2011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morning twilight as is reflected in Xie, Xuan Jun’s  book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e., the two Chinas created first  by the warlords and then usurped by the Party-l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ng unified by a thir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exactly lik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ng unified by the Tang Dynasty about a thousand and four hundred years ago, ushering in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rn out of this unifica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 Man who is to unify China, not splitting China unlike his predecessors Sun Yat-sen and Mao Zedong. 

内容简介

谢选骏此书透露的曙光，发现并阐释了“现代南北朝原理”，那就是建立在“军阀造国”、“党阀篡国”之上的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被文明生长的第三中国所统一。这就像古代南北朝必将被大唐统一，从而开出第二期的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原理，将产生一个真人，他能统一中国，而不是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一再地分裂了中国。

内页照片，要完整的，一页黑白，

照片背面题词（大字体）：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两个文明生长期：一是西周、春秋、战国；二是唐、五代、北宋南宋。它们分别演化出两个统一帝国期：一是秦、西汉、东汉；元、明、清──然后是两个过渡时代：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古代南北朝曾经酝酿和产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现代南北朝正在酝酿并产生第三期中国文明……

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思想曙光！我殚精竭虑地“发现了它”，但愿我还有能力“说明了它”。

──谢选骏

［本书题记］第一页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肥、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

（《圣经·箴言》三十章21—23节）

［本书题记］第二页

宝库建立在开矿的基础上，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可以征服整个地球。

（考底利耶：《政事论》）

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

（孙文：《建国大纲》）

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1927年8月7日在武汉中共中央秘密会议发言》）“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中共扩大的第六届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全书目录

2011年电子版前言

（第一卷）南北朝曙光

导论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十一、索居的灵魂

（第二卷）南北朝现象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一、走出“延安精神”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第二章

中国的二元性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第三章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二、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三、历史比较法的若干限制

四、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理论

五、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六、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分析

七、古今两个南北朝特点比较

八、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

九、野蛮化：从士族到军阀

（第三卷）南北朝分析

第四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世界历史的独特现象

二、中国历史的兀鹰现象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六、军阀救国论

七、割据播种论

八、军阀造国论

九、藩镇文明论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五、文明死，哲学生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第四卷）南北朝比较

第六章

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二、五胡乱华与猪羊之争

三、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四、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六、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七、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八、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九、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十、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第七章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

一、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二、宗庙与意识形态

三、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四、野蛮化与蒙古化

五、蒙古化与苏联化

六、现代蒙古化运动

七、毛泽东与忽必烈

八、蛰居三月的断想

九、复古主义与革新运动

十、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秦与元

第八章

日本、越南、朝鲜的南北朝及其他

一、关于民族的思考

二、民族意识与文化阶层

三、日本的南北朝

四、越南的南北朝

五、古代南北朝的良贱制度

六、现代南北朝的阶级专政

七、思考天下与方国的区别

八、“人民运动”的功能

九、罗马史的例证

（第五卷）南北朝现实

第九章

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一、孙中山是一个恐怖分子？

二、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三、孙中山军政训政是军阀专政

四、军政府思想来源于八国联军

五、陈独秀《造国论》是军阀理论

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七、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八、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先卖国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

十、人们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十一、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问题

第十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六、野蛮的胜利者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八、预言书

第十一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一、从五四到六四

二、“文革”的由来

三、山沟里的“思想”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七、“政治三P党”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九、1980年代文化反思

（第六卷）南北朝哲学

第十二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四、新士阶层与社会中坚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全书后记

本书援引著作列表

附录：美国“合众国际社”1981年10月18日发自北京的英文专电报道  

（另起一页）

2011年电子版前言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

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海内外华人 舆论界高度关注这一日子。一段时间以来，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也正悄然搅动两岸关系，因此引起观察家的注意。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是作者花费三十五年时间思考、研究、写作的著作，其初稿摘要曾在1981年由美国“合众国际社”予以专题报道。（见本书《附录文献》）

本书不仅对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跌宕进行了历史总结，而且通过历史的对比，揭示中国即将通过“第二南北朝时代”的黑暗隧道，抵达新的文明彼岸──一个类似于隋朝的统一、唐朝的创新，将再度呈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我在具体分析之后指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不是绝后的，中国有过一个“第二次百家争鸣”，那就是唐宋诸子，因为中唐以后到南宋末年是中国文明历史上第二次春秋战国，就像中国现代史像是第二次南北朝一样。相比之下，明清就相当逊色了。明清只是相当于“第二次两汉”，同样的大一统板块，但是死气却多于活力。中国的封建制比西欧早了两千年，使得中国进入现代举步维艰，不像日本，可以从封建制直接现代化──因为西欧就是这样发展的。汉初虽然失去了“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是唐朝却实现了这一盛世。根据文明史的对比研究，唐朝类似西周，五代与宋朝类似战国，而在唐宋之前的南北朝分裂，则类似我们现代中国的“两个党国”分裂。所以我们的艰巨任务，就是开辟唐宋那样的首屈一指的文明。

当然，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完全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野蛮人，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 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

（内容简评）

本书的重要创见是发现了“新南北朝现象”，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对比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裂；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裂；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个时代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内容。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党国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十分滑稽；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五六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朝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坛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曙光初现的透视。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裂；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裂。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裂，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裂、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本书的重要工作是研究了“两个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转折作用，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对比了中国两次南北朝历史上的“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胡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六百三十二年间，竟有三百五十六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州人的关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州“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裂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藩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这并非偶然，而是极度的礼崩乐坏与传统瓦解之后才可能出现的重新整合）；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嵩袁绍与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裂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１）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藩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藩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藩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藩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曾国藩确实也开创了清末的藩镇时代，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董卓开辟了曹刘吴的三国志，犹如袁世凯开辟了蒋汪毛的三姓奴。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日寇、满洲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五马分尸。这一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裂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大大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裂时代的产物呢？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7日）

（另起一页）

（第一卷）南北朝曙光

导论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六十年，却无法形成内在的稳定的制度，其原因是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没有明确的区分，结果连“专制制度”也建设不了，有的只是最为陈腐的“个人专权”。现代国家哪怕是专制国家，都必须对“无限权力”和“政策治国”进行限制，否则就只是“政权”而不是“国家”：政权可以依靠暴力但国家必须依靠制度，政权可以是单方面的暴力，正如绑架；国家必须是多方面的治理，正如交易。所以，要确立中国的内在的国家生活而不是外来的政权强加，就必须切断流行于中国的那种暴力的、单方面的、自说自话的、个人专权的政权循环。“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这就是暴力的、单方面的、自说自话的、个人专权的政权思想，是危险而劣等的欲念表达；比起两千五百年前开始的孔孟思想，也是一个极大的退步。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历史的的退步呢？

这就是本书所要揭示的。

本书扉页第二页上的第一段名言，出自印度孔雀王朝最初两个国王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或Chanakya）的《政事论》（Arthashastra）。考底利耶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印度政治家与哲学家，婆罗门出身，曾协助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孔雀王朝。考底利耶擅长权谋，后人称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其著作《政事论》是印度的重要政治文献。

比较一下本书扉页上的三段名言，我发现考底利耶说的，要比孙中山和毛泽东所说的更为全面，因为他不仅知道“军政”和“枪杆子”的重要，还知道“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宝库还要通过开矿也就是技术进步建立起来。而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才可以征服整个地球。三人的言论对比在无形中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孙、毛这两位近代人，其见地还比不上古代人呢？是孙、毛读书太少还是智商太低？如果都不是的，那么就可能因为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宝库”都不是建立在开矿那样的公开活动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秘密活动之上。这些秘密的宝库，有限的募款之外，主要是来自外国的援助，例如孙中山从日本获得的，毛泽东从苏联获得的，就像列宁运用德国的秘密资助发动了十月革命。以后的中国革命，也会索取这样的国际援助，正如没有法国国王的援助，就没有美国革命的成功。

未来的世界，孕育在我们现在的思想中。

索居的灵魂不会幻想奇迹突然显现，更不迷信自己认定的天命就一定实现，他作为一个试图理解自身的哲学家，应在内心恬淡并且坚忍：在“现实里”求得“现实的超越”，在“不现实中”求得“最大的现实”也就是“显示的最大可能性”！

真的，历史上多少功败垂成！历史上多少功成而倾覆的风流人物乃至下流人物。他们的多少精力像垃圾一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腐烂，这是偶然的个性所致，还是注定的历史命运呢？而我们确认，历史上即使“偶然的不慎”也还是历史命运的威力显现。历史命运，你虽然气象万千、变幻莫测，可是你的精髓与本质又何尝失灵呢？

人性不变。思想者的命运，因此是历史兴衰的前兆？思想者与文明的命运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种种表征可以作证：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亿万年生命演化的结晶。

下面所叙说的，就是一种思想的结晶。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正如西谚所说，“以剑为生的人必须准备死于剑下”──引申到中国政治领域，考察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剑为生的王朝，无不死于剑下；凡是在马背之上建立的政权，无不是丧命在马背之下。这就构成了我所谓的“中国朝代兴替律”。

我对“中国朝代兴替律”的进一步理解是：对于不同的朝代来说，其“剑”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朝代不仅执剑的方法不同，而且所执的剑亦有不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则是，它们都死于自己的剑并且是以自己的执剑方式被来者杀死。这与其说是“以暴易暴”，不如说是“新陈代谢”──是生命向前进展的轨迹。

试以从周到清的三千年为例：

周吸取殷朝亡于方国的“殷鉴”，广为封建诸国诸侯，立国八百年，但最后却亡于方国林立的战国。

秦吸取周朝封建亡国的教训，建立郡县直属中央的集权制度，仅仅十余年就亡国于史无前例的“农民起义”。这种世界各国罕见的社会解体方式，自后支配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不绝如缕，直到清朝。好像是中央控制系统的致命补充。

汉吸取秦朝摈弃封建制而专用郡县制的教训，兼容并蓄，以“刘姓称王”的方式部分复辟封建制，结果引起“七王之乱”。七王之乱的平复削弱了宗族，引起外戚专政。怕老婆的刘邦所开的吕后专政的恶例，最后把王莽这个外戚送上了帝位。即使到了东汉，外戚依然像阴魂一样困扰汉帝，迫使他们利用宦官。东汉亡于宦官与外戚的冲突。

曹魏通过禅让从异姓夺得政权，却不得不通过禅让放弃政权给异姓，而且方式更加可悲。

严防异姓篡位的司马氏广封同姓王，引起同室操戈的八王之乱，最后进一步引起外族入主的五胡乱华，西晋就是这样因为“广封同姓王”而灭亡。

东晋吸取西晋的教训，削弱同姓王的势力，结果重蹈曹魏的覆辙，宋齐相继，皆如是逼迫前朝皇帝禅让退位──萧梁企图设藩自卫，结果同室操戈，勾引外敌内乱。陈后主只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已经被隋兵席卷。

唐承隋制，亡于藩镇，宋杯酒释兵权却亡于外族的军事力量。元残暴不仁自以为天下无敌，却亡于江南的造反势力。明朝兴起于南宋故地，不到百年（1279──1368年），主可易位。回顾隋唐故事，正如唐承隋制，虽也如唐亡于藩镇──李渊父子就是起兵于太原的藩镇。后唐的李克用就是承袭了李渊故事。

宋的杯酒释兵权虽然解除了汉末以来八百年间军事领袖的拥兵自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官政治，相权空前扩张，尤其南宋更是如此，故秦桧可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兴兵北伐的岳飞。同时中国社会在文化、经济、哲学和技术领域也达到空前绝后的繁荣地步；但却也造成比较东晋更为软弱的对外军事格局。结果先后受损于辽、金，最终灭亡于元蒙，南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沦入北方骑马民族的铁蹄。

明朝算是汉人复国，兼容并蓄唐宋两代的教训，考虑如何在藩镇割据和文官统治之间取得平衡，结果是取消相权、宦官监军，从此“太监”成为“宦官”之后的阉人的最高尊称。明朝东厂、锦衣卫的“特务政治”，其实都是阉人宦官太监政治，是“皇帝”取代了“朝廷”的直接后果，其表现就是“相权的消亡”。

宰相没有了，皇帝直接指挥一切，结果是特务政治造成了广泛的效率低下，这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明和宋虽然同样亡于外族入侵，但方式完全不同，正是上述“中国朝代兴替律”的体现，即“兴于斯──亡于斯”。蒙古虽然强悍，横扫整个欧亚大陆，但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还花去四十五年（1234──1279年），而军事能力远远不及蒙元的满清，灭亡南明的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难怪到了二十世纪，日本竟然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虽然失败，但紧接着征服中国的苏联红军及其培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过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占领了中国大陆各个省区。

所谓南明（1644年──1664年），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明朝遗留在南中国的朱姓人所建立的一系列流亡政权的统称。这些政权如果经营得当或是碰巧出了一个伟大的领袖，本来有望成为“刘秀东汉”的翻版。可惜朱元璋当年造孽太深，没有给子孙留下余地，所以“南明”就不得不让位给了“满清”。但即使如此，满清在总体制度和基本文明方面，完全也承袭了明朝的东西，甚至连皇宫也是用的明朝的旧货，这甚至是汉人自己也绝对不会承袭的。由此可见满人对明朝的盗版程度之深。此外，就连“清”朝的国号也几乎是模仿“明”朝的；当然比明朝还占点便宜：汉语中从来是“清明”连用（政治清明、清明节等等），而不是“明清”连用（“明清”一词仅限于对这两个朝代的称呼）。

这说明了什么？

这再次证明了谢选骏关于“秦、两汉”与“元、明清”两个文明周期论断的正确性。

正因为这个周期力量的强大，即使把南明灭亡的1664年展延到晚年反清的汉奸吴三桂病死的1678年，满清的十万部队也不过用了三十多年就彻底消灭了汉人有组织的反抗──这不仅是因为，在元蒙之后，沦为亡国奴，对汉人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而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好像说：“世界上只有‘有过一个男人的女人’，没有‘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因为在接纳了两个男人之后，这个女人将开门迎接无数的男人列队进来。而且因为“统一帝国”的强大惰性足以克服短暂的分裂：在两汉之间是如此，在两明（明清）之间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与其把清朝叫做“满清”，还不如叫做“满明”：就是“满洲人重建的明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明清之际发生的一系列“不对称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

“南明”和“东汉”的称呼是依据其首都的位置，相对于“北明”和“西汉”而言的。但由于“南明”为期甚短，所以一般人不把明朝称为“北明”，也不把南明的替代者叫做“满明”，而是叫做“满清”。在这种意义上，清朝与其叫做“后金”，还不如叫作“后明”。但是因为姓朱的太多了，满人不把他们杀光，就无法自称“后明”，无法像继承紫禁城那样继承国号。

1683年（明永历37年；清康熙22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降清，明郑治台结束──但这其实已经不是满人征服“南明”的活动，而是一种“海外扩张”，因为台湾本来不在明朝的正式版图以内。而是类似朝鲜、越南、东南亚那样的附属领地。清朝征服台湾，正如清在乾隆老儿以后“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十大武功”，也把另一次“靖台湾”计算在内：“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 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乾隆因此自称“十全老人”。

看看十全武功，全是在当时汉人的居住地以外进行的：

1747年：平大小金川； 

1755年：平准部； 

1757年：平准部； 

1759年：平回部； 

1769年：平缅甸； 

1776年：平大小金川； 

1788年：平台湾； 

1789年：平越南；

1791年：平尼泊尔；

1792年：平尼泊尔。

而其中四次是在今日中国的版图之外：

1769年：平缅甸； 

1789年：平越南；

1791年：平尼泊尔；

1792年：平尼泊尔。

所谓靖台湾，是指平定台民林爽文（？──1788年）暴动。林是平和县板仔人，乾隆二十八年（1773年）随父去台，居彰化县大里村庄（今台中县大里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加入严烟地组织的“天地会”，不久成为台湾天地会的北路领袖。1786至1788年，领导了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事因1786年清人搜捕杀害天地会会员，林爽文“因民之怨”于1787年1月16日在大里村发动起义。18日克彰化，24日克诸罗，25日克新竹，又取淡水、凤山等。建立政府、建元“顺天”，林爽文为大盟主。全台参加暴动人数“号称十万”。清人派兵镇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1788年2月10日，林爽文被俘，押送北京就义。

满清承袭辽金元的异族征服政策，政权具有黩武性质，这在“十全武功”上有所体现。乾隆一朝共六十年，加上其“太上皇时期”的嘉庆三年零三天，总计六十三年。而“十全武功”的征战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军费之巨，无与伦比，都是搜刮汉人财富。一征金川，军费白银九百八十至一千一百余万两；二征金川，七千余万两；征准平回，三千三百余万两；远征缅甸，九百一十余万两；出征安南，一百余万两；台湾用兵，八百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五十余万两。“十全武功”共开支军费将近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四年的全国财政收入。

其实满清是通过对外战争来内控汉人、消耗汉人实力。就像毛泽东通过对抗台湾、美国，来发动内部镇压，通过反对苏修、备战备荒，来压榨百姓、内控反抗力量。

满清承袭辽金元的异族征服政策，实行满汉二元统治，满人成为整个中国的“太监”，其效率自然高于明朝数量有限的宫廷太监。毛泽东师法满清，用政委代替了太监，用党委书记代替了满人统治。耶鲁大学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通过对满清军机处档案目录的调查，认为“许多珍贵的清代中晚期的满文文件从来没有被译成汉文”。满文写成的官书是清代早期讯息传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常常避开汉人官员。直到嘉庆朝，清廷仍要求收到满文指示的八旗官员、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统掌军队的将领及满族官员须用满文回复朝廷。这些满文的奏折、朝廷书信和其它中央政府的公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但尚未被完全发掘出来予以研究。

其实这些满文秘件很像中共仅限党内传达的“红头文件”。即使尚未完全发掘出来予以研究，但据已知的材料已经清楚显示：凌驾于汉官之上有一个独立的军事征服集团，它是由八旗子弟和大汗亲属组成的。对于遍布全国战略要地的八旗驻驻戍部队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并行于文官机构之外的军事机构的认识。八旗，无论是满、蒙还是汉的血统，都是这一世袭特权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称号和就任高官的特权受惠于他们祖辈在征服时期的杀人功绩，就像中共的“老革命”和“干部子弟”一样。“旗人”在这里发挥了“党员”的作用。

尽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命令创造满文，以“满洲”来称呼联合起来的女真诸部，从而创建了满族共同体，但满、蒙、汉八旗的设制并非严格的种族划分：实际上，满旗中有蒙古人、汉人；蒙、汉旗中亦有满人。从文化上而言，清代早期的重要差别不在于满旗和汉军旗人之间，而在于所有旗人与被征服的汉人之间。这很像中共统治之下的“共产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的关系。到十八世纪，满族统治者站稳了脚跟，才重新划分民族，但是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依然存在着例外：来自汉、蒙旗的有功勋的非满家族可以转入满旗。

曾经在汉人王朝帮助皇帝把持朝政的宦官，则在清代变得相对无用，受到了在上三旗注籍的包衣们组成的内务府的监管。只是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满清晚期，“同治中兴”要仰赖汉人的实力，旗人的衰落才使得宫廷太监重新变得重要一些，但即使如此，晚清的宦官势力也极为有限。因为整个旗人和宗社党徒都在发挥太监的作用。清统治者真正信任的全是八旗集团的成员，管理政务、担任帝国周边地方的要职，都是非旗人莫属。八旗子弟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主要决策机构。

“旗人”在清朝的地位和作用，很像中共统治下的“党员”：旗人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像是党员一样；他们都不是通过能力被选拔上来的，而是通过军功和狗一样的忠诚。这些旗人主要来自蒙古、满洲、哥萨克的游牧部落。关于1835到1850年之间满清政府决策过程的研究，显示鸦片战争期间北部中国的满蒙官员与南部中国的汉人官僚之间具有深刻分歧。后者指责满蒙将领对英作战的失败，并希望推动国民抵抗英国，但是满清却绝对不敢发动汉人群众起来抗战，就像现在中共极力压制大陆民众的反日运动。而相形之下，日本政府不论是幕府还是明治政府，都没有这个顾虑，因为他们都来源于同一个民族。所以日本的御侮和改革可以成功，中国的御侮和改革难以成功。

满蒙官员与汉人官僚在是否动员民众参战上的分歧，意味现代南北朝的萌芽在鸦片战争时期已经出现，而后来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起家的湘军、淮军，等汉人部队，不过是其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终于在太平天国失败四十多年之后发挥了作用，把袁世凯推上了权力的高峰，由此可见，满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北方的旗人极力垄断清政府在东北、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并禁止汉人向这些地区移民。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地区没有被纳入“省”的行政区域建置的框架。新疆迟至1884才年建省，而东北的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直到满清灭亡前四年的1907年才设立。至于蒙古、青海和西藏，在有清一代从未设省。满清灭亡后十七年，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五十三次会议决议，9月17日发布命令，才将宁夏、青海分别建为行省。凡此种种，都为后来的“分裂主义”埋下了伏笔。尤其中共的民族自治区制度，为祸尤烈。

随着1759年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并入清政府的统辖，清代的领土扩张达到了顶峰。其背景是多种势力间对内陆亚洲控制权的竞争，先是满蒙之间，继而是满清与沙俄之间。影响 满清扩张最重要的因素来自长城之外，而不在汉人士大夫控制的政治领域内。新的研究注意到，满人能把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武士联合起来，为其事业服务，是高明的组织家。八旗军横扫长城以南，征服大明朝，而满族仅占八旗之中的一部分。对明的征战，满族依靠了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包括汉化的满人、蒙古人及居住于东北的“边境地区”的汉人。或许可以把女真──满族这种融合能力，归因于他们在东北亚家乡的地理历史条件：西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这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十六世纪中叶满洲入主中国前一百年左右，按照上述所居生态环境的不同，东北女真大致分为三个部落群体：居住在最北方的是“野人女真”，以渔猎为生；沿嫩江和呼兰河居住的是海西女真，与蒙古毗邻；居住在南方的建州女真，受到来自朝鲜和明朝的商业和文化的影响。但仅用“汉化”一词是不能充分地描述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文化的，这些定居耕作的女真人也饲养牲畜、重视骑术、装备弓箭并喜爱打猎。

后金女真主导建立的满汉蒙三族八旗的联合专政，立足于西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融合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所以能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建立“具有广泛适应能力的新秩序”。但也正因为这样，成功笼络了各种势力的满清，也就受到了各种势力的牵制，无法像日本那样集中精力，全力应对西方的挑战。满清的控制和奴化，致使中国十九和二十世纪濒临死亡状态，长达两百年之久。

据说抗战胜利后，黄炎培跑到延安，企图说服毛泽东实行民主，认为民主政治是逃避“中国历史朝代兴替规律”、让共产党江山永不更迭的唯一法宝；但是利令智昏的黄炎培没有意识到：“民主”才是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契机，也就是说，民主才是造成中华民国瓦解的那个“兴替的穴位”。共产党既然依靠破坏民国的民主而起家，又怎么可能重蹈覆辙去实行自己的民主呢？

中华民国兴于民主也亡于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兴于极权也将亡于极权。这才是黄炎培所不可能知道的“中国的朝代兴替律”。中国历史一再显示，任何朝代，兴于什么就亡于什么，几乎无一例外。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于2004年10月12日举行了一个奇特反差的古代中国艺术展览，集中展出中国大陆全国出土文物，规模号称最大──在三百多件参展文物中，许多稀有珍贵的古董“从未在中国以外展出过”。展出文物的材质多样，从玉、铜、金、银、铁、石、木，到纺织品和纸。这一展览名称为“中国：盛世之初，从公元200到750年”（China：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中国：盛世之初，从公元200到750年”展览共分为七个部份。第一部份，重点在汉朝末年的文物上，展示汉王朝从兴旺走向没落。其余六个部份都以时间和地理顺序安排。第二部份，集中表现考古学家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部落发现的文物，时间是从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第三部份，重点放在鲜卑族的一支在山西大同建立魏朝的第一个首都。第四部份，追踪沿着丝绸之路展开的艺术交换，地点是在今天的新疆和甘肃，时间是第四到第六世纪。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中原文化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五部份涵盖了南朝从公元420到589年。洛阳是北魏灭亡前的首都。来自中亚和北方的影响被结合到大都会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去，这是这一展览第六部份的主要内容。最后一部份将焦点集中在隋唐两朝的首都长安。时间在公元581到907年。在北魏洛阳艺术形式的培育下最终开出了新的艺术传统之花。

从汉末到盛唐这一阶段历史，政治上比较混乱，文化上比较开放，当时有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的游牧民族，也有从印度、中亚等西域过来的商人和移民，所以当时中国受到很多方面文化的刺激影响，以后才慢慢变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那是在隋唐时代，于是人们都知道盛唐是“中国文化最鼎盛时期”。

但这段历史其实极为复杂，英国剑桥大学的中国历史丛书，魏晋南北朝一段就一直无法落墨──因为他们无从把握这个时代的脉络。看来，中国历史最难描述的这个时代。其总结工作还是得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尤其是由身处中国旋涡主流的中国大陆人士来做。例如，依据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生命体验，“兴于斯者亡于斯”作为“中国历史朝代兴替律”是无所不在的。就拿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起源来说，魏亡于兄弟相争，晋吸取其教训，司马昭标榜自己的一切来自于已故兄长司马师，有意让出继司马师的次子司马攸继承晋王位，只因“重臣反对”，所以于265年五月立司马炎为世子。同年八月司马昭死后，司马炎才得以继承晋王的爵位。但谁料如此厚待宗室却引出了：与曹魏灭亡原因“宗室太弱”相反的“宗室太强”所导致的八王之乱。 

我们深知：一方面是缺乏传承的书面研究资料，另方面如果再忽视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历史研究不免难上加难了。所以我们想用出土文物补史料的不足，填补历史的这段空白。当然不是说没有历史学家对南北朝历史做出过研究。有的历史学家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说明。比方说民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教授。他早就对中国历史这一段时期的文明与典章文物制度作了很好的解释。上述这个展览可以说是陈先生讲隋唐史的一个插图。可以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特别是现在，新的学术研究和最近的考古发现为对汉末到盛唐时期全面的文化重新评估提出了根据，使人们同意了：这一时期并非汉帝国崩溃后的黑暗时代，而是外来想法大量涌入、使中国文化焕然一新，并为唐朝建立伟大艺术成就打下了基础的一个时代。在这种意义上，黑暗时代往往也是重构的时代。 

历史决定论根本上是一种神话而不是一种科学，但是，神话不是常常比科学更有力地摆布了历史过程？因为“过程”比“结果”更持久也更实在。历史学的任务其关键也就不在于“预测准确”，而在于“影响深远”。

从古代南北朝与隋唐的关系来看，中国如果完全彻底的现代化并国际化，对世界的互补性贡献反而更小；因此对世界历史做出转折式推动的能力也会下降。对中国的发展来说，重要的只是勿在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脱轨”，但同时也不能被现代化与国际化完全同化──而“落后”并不可怕，不仅不可避免、而且甚至是“有益的”。

从前人们以为五胡乱华的时代只是黑暗时代，当时人民生活是很痛苦，战乱饥荒大规模的移民，对农民尤其不利，可是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这样的动乱，才能吸收外来的文明，慢慢变成辉煌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这是过去史学界所没有注意到的。过去讲到盛唐就觉得自傲，不过根据很多出土文物的研究，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唐代的文明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明。虽然她是以中国文明为主流，但是她吸收许多外来文明，所以她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侵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唐朝以前的南北朝黑暗时代，也是后来光明时代的一个准备期。

上述2004年纽约的“中国盛世之初”概念，我早在1975年就发现了──那时，我称之为“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在我看来，“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与其翻译成“中国盛世之初”，不如翻译成“中国：黄金时代的曙光”。这个译名与我1975年草拟的另外一书十分接近：《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世界统治》。而且可能因为我在1981年由美国合众国际社编发的新闻“中国的黄金时代”（1981年10月1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UTOPIA──BLUEPRINT FOR A UTOPIAN  "GOLDEN AGE"──BY PAUL LOONG），而诱发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04年的灵感。

就大都会博物馆的这次展览说，这个“黄金时代”就是当时领先于世界多数地方的唐宋文明，而黑暗乱离的古代南北朝就是唐宋文明的曙光。就本书的论题说，这个“黄金时代”就是未来全球统一的秩序及其地球文明，而黑暗乱离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就是其曙光。

况且从全球文明的角度看，唐宋文明尤其是唐代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性的综合文明。例如199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发现的永宁寺遗址，是北魏垂帘听政的统治者胡太后下令盖的皇家佛寺，是当时最宏伟的建筑。从永宁寺高塔下发现了一些人物雕塑。这些雕塑同中国传统雕塑风格很不相同，这是因为当时很多中国工匠其实来自西域，就像1950年代的很多中国专家来自苏联。北魏晚期的洛阳是北魏的首都，当时有很多西域的乐工，就是音乐家舞蹈家，和其他一些工匠都在洛阳生活。他们对中国雕塑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批永宁寺出土的泥塑，风格跟从前尤其是北魏早期的相差太远，不可能是自己演变出来的，一定是受到一些外来的刺激。这就是六世纪早期的情况。

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馆有件唐代的凤首瓶，上面的装饰都是外来的图案，有波斯的，有印度，有一些是从东罗马地区来的，它的把手是动物形状的，这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品，不过这件文物一看就知道是唐代的艺术品，因为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做瓷器，它的基本风格也是唐代的风格。

盛世的人们回顾衰世，大多带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快慰，某种侥幸与庆幸的混杂──他们知道自己作为承衰起弊者，前代的衰落正好成为他们的幸运。他们遗忘了祖先的痛苦，甚至把它看作自己的财富。例如我们读唐诗，还是能体会到唐代居民对于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所怀有的这种隔岸观火的快慰及其怀古的幽情，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唐人也无法企及的“多元化时代”。

（2004年10月12日）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了专栏作家纪思道 （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他说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当时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当时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不过，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这肯定是个错误。因为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即使在比南朝更为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作为中国文明（而非中国政区）中的少数民族，日本人对南北朝历史的兴趣超过了现代中国人，例如在“北朝的村落”这一研究课题上，日本学者做了许多研究。他们不仅集中讨论了“村”的起源、分布、村内生活状况与乡里制的关系、豪族的作用、与时代变化的关系，还发现中国与日本的城市具有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中国城市有城墙而日本城市无城墙。这是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优势。当然，日本人也有劣势，例如他们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传世的古典文献，极少使用现代发现的石刻与出土文书，这个缺陷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某些基本结论。他们常基于一些外在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村”，如“都市国家”说、“豪族论”等，限制了他们对问题的全面把握。（参见侯旭东：《北魏村落考》）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仅十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五百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一年半年便决溢一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它意味着，对复杂环境的必要简化。较广阔的哲学视野更可以告诉我们：进步若无衰落为补充元气，不可思议;正如兴奋若不继之以安眠，是会致命的。三千年前的中国智慧就已洞悉其中奥秘，《周易》以其“阴──阳”观念，来表达它对“野蛮──文明”的看法。阳就是野蛮，阴就是文雅，阴阳是互补的，野蛮与文明也相反相成。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完全的文明与完全的野蛮，都将导致社会的不孕症？在这种意义上，《周易》的智慧又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野蛮精神”？

根据这种精神是否可以说，一个社会自新所经历的野蛮化程度，将决定它未来的文明程度？新野蛮主义，将作为新文明的曙光而打破旧文明的坚冰。圣人出而黄河清的那个圣人，就是用野蛮手段恢复了生态平衡的人？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自东汉末年“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后，五胡乱华、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辽金宋的分裂、统一与再分裂，再至元明清的统一，第二期中国文明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然而从“中央与地方”的角度来审视，不难发现即使如博学的英国人A.J.汤因比在《历史研究》（1972年版12卷55－64页）中列举的中国模式，也是阴错阳差的。他所谓“传统的中国模式”，并非自秦至清一成不变，如现代埃及学家所理解的“埃及文明”那样的“化石文明”；因为中国政治秦至清两千年的帝国时代，在文明上却横跨两个时期即相对本土时期和混合佛教时期，按照我的研究，这就分别构成了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而且中国在此期间一治一乱、统一与分裂之际的运动，凸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变动之中，而且是主导变动的主轴。这就构成了本书导论第一节《中国朝代兴替律》一开始明言的“中国朝代兴替律”及其补充所说的：对于不同的朝代来说，其“剑”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朝代不仅执剑的方法不同，而且所执的剑亦有不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则是，它们都死于自己的剑，并且是以自己的执剑方式被来者杀死。这与其说是“以暴易暴”，不如说是“新陈代谢”。

即使在现代中国，表面上“变革与保守”在斗争，其实是“地方与中央”在唱戏。基于中央与地方紧张关系，无论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实际态度如何开明，这开明只能是二元性的：即在理智的、文化意识的、尊重现实的适应性方面接受它，而在另一方面，在情感的、生命感觉的、尊重传统的保守性方面抵制它。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人前进中的躯体保持平衡，实际上即使连发达国家如欧美人也是这样的，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的近代日本人也是这样。基于人性的这种特点，基于现代国际文化对中国的巨大挑战，基于国人必须根据自身条件来有效地应对这个挑战──我们理解，只有冲突才能更好的达到融合。在“冲突──融合”的眼光不难看出，所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只是一个典型的“北魏口号”。八十年代的改革派，有如北魏时代的汉化派。其最后结局无异于一个“气胸患者在接受外来文化的空气”。

不论东汉末年的“党人”们其自我意识是什么，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地方代表”，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民意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组成可以进行权力分享的“议会”式组织，但已构成了分权的中心和消极抵抗的强力堡垒。而宦官势力则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分配权力的斗争中，代表着中央的皇权──尽管是业已腐败的皇权──并用皇权的余威去阻止社会变革的潮流。在这种意义上，“清谈”不仅是士人间交流思想信息的一种沙龙式聚会；而且发挥了近代社会中报纸那样的作用。对此作一番背景考察，就不难得出一些新颖的看法，甚至是建设性的结论。

元明清帝国犹如秦两汉帝国，元朝犹如秦朝，是外来力量对缺乏整合力的中原民族进行野蛮整合的时代。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元有两个新动向对后来的明清帝国影响深远：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创立行省分寄式的中央集权。

以血缘纽带和家产分配为基础的宗室分封，曾是秦两汉君主制的重要辅助。时至隋唐，分封制基本上名存实亡。到宋代，已无分封制，宋朝宗室的地位不高。正如顾炎武所说：“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而元时的草原封国、中原食邑、投下私属等分封制度，又重新抬头，大体和元朝共始终。元的分封制还波及明朝。朱元璋封皇子二十三人为王，多数就国，不仅直辖三护卫之兵，燕王、晋王等北边诸王还能号令镇兵，且有“清君侧”特权。无论是明前期的宗王出镇总兵，还是明后期的宗室优厚廪养，都有元朝分封制的遗留和“阴影”。忽必烈先后设立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河南、辽阳、岭北、征东十一行省。就职司和性质而言，举凡钱谷、兵甲、屯种、漕运等军国重事，行省无所不辖。征东行省与其它的行中书省不同的是，其设立于高丽王国所在的朝鲜半岛，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因此，征东行省的地位十分特殊，与元朝其他行省性质不同，仅在名义上受到元朝的直接管辖。元朝的行省犹如中共的大军区，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汗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犹如“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同样以行省或大军区为枢纽。行省具有两重性质，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主宰着行省分寄。元的行省制创建了“汗中央”（类似现在的“党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对明清和现代中国的影响深重。

明清两代名义上废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区划并无大变，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仍然构成省一级官署。相反“省”的数目进一步增多，省级官署又裂为二、三，分掌行政、财政、司法及军事，以强化中央集权。由于布、按等司鼎立，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合，明后期和清代又另设总督、巡抚，充当统辖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布、按二司则隶属其下。显然，明清的三司督抚大体上沿袭了元朝行省分寄的中央集权模式。

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一文认为，元及明的前期，社会面貌出现了某些与汉唐两宋异质的东西。那就是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的边疆政策；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内蒙外汉”的二元体制下，造成两种文明的相互冲突与相互影响，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形态的同时发生了变态发展。社会变动表现之一：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自南北朝开始，古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盛行的“官倒”，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从政治领域扩延到了经济领域。这哪里是什么“资本主义”？甚至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是蒙古式的抢夺：元朝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于是，在南北关系上，元朝便呈现了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这种南北格局一直延续和影响到明朝及以后。清代和近现代中国，也与此惊人地相似。这种肇始于元王朝的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到现在为止几乎已经延续了近八百年。在当代中国，同样存在和传统中国一样的这一流弊：

由于商业资本受到压抑，民间游资被迫向土地买卖方面扩张，结果造成地价高涨、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盲流、民工、游民、盗匪，逐步形成遍地烽火、“农民起义”的格局。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成了一种周期性痉挛──但绵延不绝的农民暴动，并不总是带来类似王朝末年的那种全面解体。因为王朝末年除了土地问题造成的社会解体，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下层暴动的星火迅即燎原到上层；由于水位过高，局部破损，河堤告解体，其崩溃之速往往超过想象。

“农民起义”之所以能演成燎原之势的原因，就在于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之间得以镇压起义的联盟已告结束。正因为如此，任何一场大规模起义的平息，都是地方与中央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新兴的地方势力出力尤多。从刘秀、皇甫嵩到吴三桂、曾国藩的历史都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其余方面是那样地不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困扰着传统中国政治的一大难题。摇摆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间的一部中国政治史，表明中国社会没有找到类似代议制与三权分立那种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冲突的妥协方法。以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成为社会发展的定理，这是一条远比“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更为有效地解释了中国历史命运的黄金法则。如果全球有朝一日统一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可能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命运。这是后话。

西周的分封制和秦汉的集权制，在解决这一难题时先后陷入了危机。秦汉郡县制原可视为一个历史进步，但它带来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作风，却着实断了下情上达，正如中共设立的“信访办公室”无法解决专制制度的痼疾，秦汉中央集权也只能以“农民起义”收场。这种大规模的完全彻底的社会颠覆活动，是完全不见于先秦、欧洲以及日本等“封建社会”的。由此可见秦两汉到元明清的社会除了少数民族入主的短期外，不可能是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而是“皇帝万里长城”，是毛时代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其时，中央与地方、统治中心与人民大众之间应有的反馈郡县机构有效切断了，代之以单方面的灌输与指令。而皇帝往往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的屠夫。这就使得社会不断出现的失调现象很难得到迅速而有效地纠正；矛盾冲突日积月累，光靠几个清官是无济于事的。

汉景帝、汉武帝取消了地方王国的建制，但却消灭不了地方势力本身。于是，地方势力就转而结合其它力量（如外戚），以不是地方割据的形式来扩充力量。在此趋向下，外戚与地方势力很自然地联合起来。首先，不少外戚出身于地方势力；其次，外戚需要地方势力与皇室的官僚机构分庭抗礼。汉武帝很理解这一威胁的实在性。所以，他特别喜欢杀死自己儿子的母亲，以防止她们的亲戚有朝一日作为外戚临朝执政。皇室与外戚之间的磨擦，使两汉社会动荡不安。

两汉地方势力的政治代表，在早期是享有广泛自治权利的汉初诸王，后来则是多为出身平民的外戚，到了东汉末年，则为所谓“党人”。（见《后汉书·党锢传》）党人与外戚在政治上的联合，不仅是机会主义的互相利用（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二章一节中所言），而且因为他们二者同具地方势力的背景。而皇帝所以依赖宦官势力，是因为二者同样追求中央的集权。我们因此可以从这一新的角度去审视问题：党锢之祸并非仅仅因为昏君的暴行所致，而且也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摊牌与决裂。党人、清流和官僚，除了是教养与舆论的产物，也是地方自治力量的代表。党人遭到的大量的捕杀，使中央政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严、信誉荡然无存，太平道的宣传才在此信仰危机造成的社会心理的真空与迷惘中突然得势。

中央集权的恶果之一，是限制工商业阶层独立发展的政策。皇帝的廷臣谋士们（如鼌错之流）认为，新生社会力量的兴起，对于政治特权具有特别的危险，因此作出种种歧视性的限制与法律性的束缚，用“规定”来阻遏工商势力获得社会影响和政治发言，并目为“巩固政权”的良方。

［有论者认为法律的好坏，不在“法条”的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唐王朝的法律，是中国各王朝法律中最完善的一种，但因中国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唐律》自不例外。于是酷吏的酷刑就代替诉讼法，法官在侦查报告时，不追求事实，只追求口供。一个人明知道一旦诬服谋反，即将全族被屠，而仍“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这便是酷吏的功能。］

殊不知这种压抑商业资本的权术，既破坏了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合理转形，又迫使过剩的商业资本向土地的买卖兼并方面寻求扩张渠道，结果促成了土地危机，触发了失地农民连绵不绝的暴乱起义。近几十年来，大量学者出于解释“阶级斗争”的需要，对两汉土地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但他们却很少把“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列为基本的考虑，这种阿谀奉承的学风浪费了大量精力。翻阅史籍，发现单纯的土地兼并和饥荒灾害虽可引起农民战争，但却不足推翻一个王朝，更不足以结束一个文化时代。

如果说，推翻了一个王朝的力量是“人民”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人民”可以独立地、不需要依赖其它条件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推翻一个王朝的力量是综合性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因素：一是王朝的软弱和国家机器的腐败；即统治阶级的双重的老化。二是大面积的天灾，激发了生物性的“民变”。这两种因素的根源恰恰都不是“人民”的，而是有关“自然”的！前者是“气数将尽”之兆，后者是“天命转移”之兆。

秦汉以来的中国，是个特殊的社会文化实体（“天下”），而不是政治军事的主权（“国家”）。所以它的整合功能是由意识形态而非法律制度来承担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构成了道德、政治、乃至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总枢纽。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在根本上只能由意识形态的变革来引导。

如果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和意识形态的变革配套，则将流于“社会解体的预备阶段”。不仅由于变异失去了新意识形态的支持；还将由于新的变革与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流于破产。

“新的意识形态！”

在农民起义的表象后面，使社会文化的普遍解体的更深原因，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通常联盟的破裂，农民起义的作只是使这种破裂表层化、普遍化了，使暴动的星火得以燎原。统治阶级内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矛盾的水位持续增高，是封建秩序的堤防突然决口的关键所在。不仅两汉的历史如此；以后诸个皇朝被农民起义倾复的历史，也是基于这个先决条件。唐的藩镇、明的东林党人，都是使统治阶级分裂的要素。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场大规模起义的镇压，也都是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通力合作的结果。没有曾国藩，没有多尔衮，没有李克用，没有皇甫嵩，没有刘秀的镇压──则洪秀全、李自成、黄巢、张角、赤眉的“起义”是打不败的。而这些执行镇压职能的“刽子手”，其实无一不是某个地方势力的代表，尽管他们在其余方面是那样的不同。

我注意到：在明清的中间环节李自成、张献忠与两汉的中间环节赤眉、绿林之间，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他们的“非宗教性”、“无意识形态”。同样，我也注意到：在满清末年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角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他们的“宗教性”、“意识形态化”。

这又说明什么？

谢选骏认为这至少说明了两点：

1、明清的中间环节李自成、张献忠与两汉的中间环节赤眉、绿林，所体现的主要还是政治危机；满清末年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角，所体现的除了政治危机外，还有更为深刻的精神危机。

2、满清末年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角，所体现的“新的精神”，说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仅是政治周期的结束，也是文明周期的结束：张角的“太平道”代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解体，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代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解体。两者都是“外来灵感的胜利”。

各种宗教的形式和表象有多大色彩上和基本倾向上的差异；它们的内心深处毕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毕竟有其一脉相承的内在秘密。这就是──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的由衷崇拜；并使自己在这一崇拜里获取内在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这一安宁和这一秩序有助于建立人的内外平衡，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但是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破旧凋敝、陈腐过时，因此必有新宗教的鲜丽时装取而代之──为那不朽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形式。一个为新的风俗和新的习惯所认可的外表……

（1988年9月30日）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公元五世纪，北魏统一北中国，与南朝的刘宋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南北朝”时代开始。在本书的论述中，这叫做“古代南北朝”，与近代即十九世纪开始按照长江划线、现代即二十世纪依据台湾海峡对峙的“现代南北朝”，可以互相比较。

北魏是继五胡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鲜卑王朝，由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对其它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中国分裂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

鲜卑的来源大致如下：

公元一世纪五十年代，昔日盛极一时的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东汉，北匈奴西逃中亚和欧洲，广袤的蒙古草原成为无主之地。于是，乌桓人出占漠南，鲜卑人出占漠北，匈奴余众十余万落也“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公元二世纪中期，在鲜卑檀石槐当权时期，控弦十万，军力大盛。其属下的主要部落同盟有三部：中部大人慕容，即慕容燕国的祖先；东部大人槐头，就是宇文部的祖先；西部大人推演，就是日后拓跋部的祖先。

三世纪早期，鲜卑在轲比能（？－235年），统治下更加强大，并渐趋汉化。十六国政权当中，属于鲜卑枝系的有前燕、后燕、南燕（慕容氏），北燕（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南凉（秃发氏），西秦（乞伏氏）。慕容氏鲜卑由于肤色比其它鲜卑种落的人要白晳，故一直称为“白部鲜卑”。可见县被捕是一个种族集团，可能是突厥那样的混种集团。

鲜卑军进攻长安城时，苻坚（338－385年），凭城观看，大叫：“后悔不用王景略和阳平公（苻融）之言，使白虏敢猖狂如此！”这是因为鲜卑族人皮肤白皙，故苻坚呼之为白虏。

世界闻名的“西伯利亚”（Siberia），现在被俄国占领，其实在古代是锡伯人的祖国。“锡伯”为民族自称，口语为“Si We”，书面语为“Si Be”、“Xibe”等，为中国历史上著名民族，汉语文献记载多种译音和写法，如“须卜”、“室韦”、“矢比”、“西伯”、“席北”、“史伯”、“锡窝”、“锡伯”、“犀毗”、“师比”、“席吐”等，而最为显赫的则为“鲜卑”。经过两千年来与汉人的融合，其剩余人口现存不到二十万人，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周边地区。

“西伯利亚”（Siberia），其义就是“锡伯（鲜卑）人的土地”。不仅考古学如此结论，民族意识也是如此：锡伯族人自认是中国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的东麓，如拓跋鲜卑部落早在东汉以前就畜牧射猎在大兴安岭北段，公元48年，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南下，到呼伦贝地区，经过继续南迁，到东汉末年，到达五原郡境内，公元386年，拓跋部落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而其它部落则以“室韦”等名号，于北魏初年开始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兆儿河等流域活动。唐朝时期，绰尔河等河流域的鲜卑人归属于唐，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当高句丽势力向北方扩张时，部分鲜卑人被征入唐军，与薛仁贵军一起到扶余、前郭一带与高丽军作战。至辽代，锡伯人在契丹统治下，多数人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辽亡金兴，锡伯人又处在女真统治下，元代锡伯族被蒙古统治。元明清初，绰尔河流域是蒙古人游牧地及屯垦重地，此时，锡伯人放牧活动于该地，处在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的统辖下。1764年一千多名锡伯军人外加随军家属两千余人，征调到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现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便是他们的后代。经过两三千年的演变，多数鲜卑人以各种名目融入汉人，少数仍住在东北嫩江、松花江、绰尔河流域的鲜卑人繁衍下来，成为今天的锡伯族人。锡伯族人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和遥远北欧的萨米人十分相像，一直保持游猎的传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语言。

古代鲜卑尤其是“白部鲜卑”的作用，在现代被苏联取代。苏联白种人居多，“现代白部鲜卑”也。

刘裕击败桓玄（404年）、灭南燕（410年），镇压农民起义（411年）以后，于义熙九年（413年）攻灭割据成都的谯纵。然后他再次大举北进，于义熙十三年（417年）灭掉建都长安的后秦。这些活动，使他成为要人。420年，刘裕废东晋，自立为帝（宋武帝，公元420──422年在位），建立宋朝。宋初夺得青、兖二州，西至关中，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土地，疆域在东晋和南朝时期是最大的。

宋文帝元嘉年间，社会有所恢复，国势比较强盛。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派到彦之率军北进，被北魏打败，一度使“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军分两路北进。东路王玄谟军兵精器利，是北进的主力。王玄谟进围滑台后，“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但是他对这些反魏力量不予妥善处理，反而任意分配给自己的亲信部属，引起他们的不满。王玄谟刚愎好杀，不以守备为务；又侵夺百姓财物，因而大失人心，终于被北魏援军打败。西路庞法起、柳元景军进入潼关，释放被北魏驱迫作战的汉人军俘，支援了北伐战争。但是东路军既己溃败，西路军孤立无援，也只得退归襄阳。同年冬，魏太武帝率大军越过彭城、盱眙，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要发动渡江战役，占领建康（今南京）。但终因缺乏后力而败退。这类似于1950年左右的“金门战役”。然而江淮之间经过北魏鲜卑一进一出，赤地千里，南来春燕甚至无处筑巢，都在林中栖息。江南地区经过大规模的备战，邑里萧条，版籍大坏，所谓“元嘉之治”也就从此结束了。

这样，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

南朝概况如下：

宋文帝以后，宗室诸王和将帅连年内战。孝武帝为制止内战，缩削扬、荆、江三州之地，以分镇将权势，并把亲信的寒人派作监督镇将的“典签”。结果瓜步战役后，南北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北魏，刘宋在江淮地区的防守力量大大削弱，不断丧地折师。泰始三年（467年）刘宋边将背叛，淮北四州以及淮西之地尽失于魏。南北之间的战争虽然还是很多，不过随着北方各民族的逐步融合，民族斗争的意义已开始淡薄了。正如随着中共的改革，反共反苏力量的民族自卫性质逐步削弱。北魏及其继承人逐渐被各地民众视为正统。正如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港澳台的居民也逐渐把中共看作正统。

宋末内战中掌握了禁卫军的萧道成，在公元479年自立为帝（齐高帝，公元479──482年在位），改国号为齐。萧齐政权衰颓，无力维持统治，汉水以北的南阳和淮河以南的寿阳地区都被鲜卑魏军夺去。

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第二年灭齐，自立为梁武帝（502──549年在位）。目睹宋、齐两朝宗室重臣内乱造成的危害，萧衍力图协调统治者内部的利益，避免内战。他改定南来士族的百家谱，以保障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东南士族不在百家之内，另为一部。他下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人物，实际上是为士族和寒族开辟作官的道路。他力倡佛教，广建佛寺，三度舍身同泰寺。

可是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北魏的继承王朝）大将侯景愿以所据河南之地降梁，不久即进据梁的寿阳。第二年，侯景联合戍守长江的萧正德，渡江进攻建康。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繁华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萧衍被困饿死，他的如意算盘终于落空。不仅如此，侯景领军横行三吴，北折广陵，沿长江西进江陵，在那里被萧绎击败，才退返建康，自立为帝。侯景所至之处屠城洗劫，类似土地改革运动。大宝二年（551年）萧绎派王僧辩和陈霸先率军东下。侯景战败后由海路北逃，被部属杀死。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史称梁元帝。

西魏（北魏的继承人）和北齐（东魏的继承人）趁侯景之乱，分别向南略地，西魏取得益州，北齐取得淮南。梁雍州刺史萧詧投靠西魏，承圣三年（554年），西魏乘机派于谨、杨忠等率军攻下江陵，杀死梁元帝，立萧詧为傀儡皇帝，史称后梁。西魏军长驻江陵，监视萧誉，还把江陵财物抢夺一空，把江陵官吏和百姓数万人，一概掠归为奴。

公元557年，陈霸先杀王僧辩，废梁自立为帝（陈武帝，557──559年在位），建立陈朝。陈霸先称帝后，得不到各地武将的拥护；南方内地许多寒族豪强，也多乘侯景之乱，自署为州郡牧守，不奉陈朝法度。所以陈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既无力制止内战，又无力抵抗北朝的进攻。陈朝一度收复过江北之地，但是不久以后又放弃了。隋代北周后，于开皇九年（589年）进攻建康，俘陈后主，陈亡，南北统一。

北朝概况如下：

西晋的统一引出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引出了五胡乱华，五胡乱华造就了十六国，在十六国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北魏统治为主的北朝。

北魏起源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先为“代国”。338年，什翼犍（320―377年），统治拓跋部，设官分职，确立国家。公元376年，代国被苻坚攻灭。淝水之战后，拓跋珪（386─409年在位）在公元386年重建代国，但改国号为“魏”。395年，魏军大败后燕军于参合陂，歼灭后燕军四五万人。第二年魏军大举攻燕，夺得并州，又东出井陉，进入河北诸州郡，陆续占领了信都、中山、邺等重镇，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帝（道武帝），定都平城。泰常七年（422年），明元帝取得黄河以南刘宋的青兖二州。以后，太武帝经过连年攻战，431年灭铁弗部的夏国，太延二年（436年）灭北燕，太延五年灭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即位后，汉化累积，导致大规模改革。政治制度革包括颁行俸禄、完善考课、建设官制、改革官品、修订法律等；经济制度改革包括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等；礼乐风俗、语言服饰也都实现了汉化改革。激进改革使拓跋政权向汉式儒教专制官僚体制大为接近，其政治组织和法制的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也使南迁洛阳的鲜卑人开始丧失民族特性，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六镇鲜卑对首都洛阳产生离心倾向，导致后来的六镇起义。

所谓“六镇”是指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北一线沿长城而筑的六个军镇。自西向东，有沃野（今内蒙五原）、怀朔（今内蒙固阳）、武川（今内蒙武川）、抚冥（今内蒙四子王旗）、柔玄（今内蒙兴和）、怀荒（今河北张北），是北魏为防御更北方的柔然等游牧民族南侵的壁垒，派鲜卑族兵马长年驻守于此。六镇的汉人和其它民族的人都是内地犯罪官民或被发配到这里来的。魏朝早期对边将待遇不错。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快速汉化，王公朝士多以清流自居，六镇兵民被边缘化，还受到朝贵的鄙视和轻蔑，从前以军功得官的机会再也没有，变成南朝那样的以门第、才学取人。

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南侵，怀荒镇兵民无粮可食，请示镇将开仓放粮，吃饱肚子好打仗。镇将不准许。兵民忍无可忍，聚众杀镇将起义，一时间六镇大乱。524年，沃野镇破六韩拨陵（匈奴族）起义，声势浩大，席卷边城。北魏大惊，联合柔然一同镇压，击杀破六韩拨陵，把二十多万被俘兵民全部安置到河北一带。河北本来连年水旱灾害不断，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俘囚，矛盾激化，反叛不断，接连有杜洛周、鲜于修礼、葛荣等镇兵镇将的起义，且相互兼并攻杀，乱成一团。最后，这些起义、叛乱皆为魏朝权臣尔朱荣的势力所镇压。高欢就是被俘后得到尔朱荣信任，并被提拔为尔朱荣的卫队长（亲卫都督）。

523年的六镇起义，陈寅恪认为是“胡化对汉化的反动”。一大堆具有浓厚部族和武人背景的人物崭露头角，反映了孝文帝华丽的汉化运动，掩盖了黑暗时代的阴暗面。

东魏永安三年（530年）尔朱荣死，其部将高欢率领六镇鲜卑，从并州来到关东地区。高欢自称出于渤海蓨县的大姓高氏，是鲜卑化的汉人。其祖父因罪徙怀朔镇，他自己生长边地，曾为怀朔队主。六镇起义后，他先在杜洛周军中，后投尔朱荣。高欢东来不久，即转戈相向，陆续消灭了尔朱氏在关东各地的势力。

西魏北周公元530年，尔朱天光、贺拔岳等率军入关，镇压关陇起义。贺拔岳部将宇文泰最后掌握了这支入关的队伍，控制了关陇地区。宇文泰是源出南匈奴的所谓“鲜卑别部”的宇文部人，原居武川镇。六镇起义后，他先后在鲜于储礼、葛荣军中，葛荣失败，他降于尔朱荣。北魏孝武帝在高欢逼迫下西入长安后，宇文泰酖杀孝武帝，于公元535年另立文帝，自己掌握政权，史称西魏。

东西魏分裂，是因为东西政权分别与怀朔、武川镇有密切关系，并都显示了浓厚的胡化倾向。北周还形成了一个“关陇军功贵族集团”，自西魏、周隋至唐初一个半世纪中，关陇集团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子孙，在政治上一直居最高地位。

东魏西魏的“胡化”，只是其问题的“反动”方面；但事实上胡化与汉化是彼此交织的，历史在“之”字形道路上探索出路。北齐和北周的再度汉化的政治建设，因此胡化与汉化的彼此交织而取得了成就。结果在法制、考课、监察、考试、官品、学校、府兵、均田、三长等多个方面，北朝全都得以后来居上，以野蛮与创新之势压到南朝的文明与保守之局，全面超越了保留传统较多的南朝。这一点也很像现在两个中国之间的关系：北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朝的中华民国。

例如宇文泰是汉化较深的鲜卑人，他采用各种手段来联合鲜卑和汉化人群，使他们维持一致，还吸取六镇起义的教训，采取了积极措施来建立和谐社会。这样，西魏就一天天强大起来，力量逐渐超过东魏。废帝二年（553年），西魏取得蜀地；第二年又取得江陵，控制了萧詧的后梁，并驱掠江陵官民到关中作奴婢。钱穆曾就此评论说：“苏绰为宇文泰定制，即根据《周官》，下迄隋唐，遂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苏氏之功不为小”；“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这种看法尚属皮相，没有看到南北朝的分裂格局才孕育了唐宋文明的精髓。

公元557年，字文泰之子字文觉废魏自立，建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年），消灭了残暴的北齐，再度统一了中国北部。宣政元年（578年），北周军政太极逐步落到外戚杨坚手中。杨氏家族出自六镇之一的武川镇，深受鲜卑影响，杨坚之父杨忠曾为府兵的十二大将军之一，为北周立有战功。大象二年（580年）杨坚自居大丞相总知中外兵马事，部署力量，作篡周的准备。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人相继发动声势浩大的兵变，反对杨坚，但都被镇压。杨坚恢复了改从鲜卑姓氏的府兵们的汉姓，并按魏晋制度改革了北周的官制。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杨坚强迫周静帝让位给他，建立隋朝。接着，隋文帝杨坚铲除了朝廷中的异己势力，以二子杨广、杨秀分镇并、益二州，并命杨素在上游大造战舰，准备向江南进军。在经济上，他统一北方钱币，开通漕运道路，储积粮食，并且大索貌阅，实行输籍之法，以充实国家力量。在隋文帝的统治下，隋的国力蒸蒸日上，远远超过了江南的陈朝。

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以后，北方的民族关系到这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完全消失，隋对南方经常发动的战争，已经从“民族战争”（类似于现代南北朝的“阶级斗争”）转化为“统一战争”了。开皇八年冬，晋王杨广统率五十万隋军，分五路临江，向江南的陈朝发动总攻；新建立的上游水师，也在这时顺流而下，直趋建康。陈后主以为长江天险足资凭借，没有作出特别守备。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渡江，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接着又陆续摧毁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平定南方全部州县。历时二百余年的南北朝分裂结束。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历史转眼过了一千五百余，第二期中国文明转入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开始了。

1940年代初期，一位在中国的观察家，如果把亲英美的蒋介石、亲日本的汪精卫、亲苏联的毛泽东之间的厮斗比作“三国演义”的话，那么随后而至的中华民国分裂为“台湾的中华民国”（亲美）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就是典型的南北朝了。这就是本书所要论述的“现代南北朝”，它本来可能像古代南北朝那样，沿着长江一线构筑中国历史的分野，但最终由于苏联积极支持共产党、美国消极支持国民党，从而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失去了平衡，分界线于是转到台湾海峡。

1949年10月1日，奉斯大林之命，“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与逃往成都的“国民政府”北南分立，中国一分为二，现代南北朝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虽在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依然把守西南、中南、东南要地，中国大陆并没有全部“赤化”。紧接下来，共产党政府尚未满月，就遇到了历史性的挫败：共军三野下属的第十兵团部队一万多人，在登陆福建省金门岛的作战中，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登陆指挥，几个团各自为战，无法协调，后续无力，在金门西北角的古宁头村受到国军围歼，激战三天后全军覆没。除去一些后来被蒋介石下令释放的俘虏回到大陆，所有的共军部队一去不返。

10月金门战役的惨败，加上11月3日的登步岛作战的失利，使共军开始知道登陆战的艰巨，而不再单靠陆军发起作战。台海作战划出了现代南北朝的走向，就像淝水之战划出了古代南北朝的走向。而古宁头同时也是明末郑成功大败清军、造就台湾独立的关键地区。登陆金门的共军和登陆日本的元军、进犯金门的清军一样，都是旱鸭子，不习惯水战，不掌握潮汐的规律，运送部队的策划之竟然全都搁浅在沙滩，以至于无法返航续载预备部队。

从表面的、战术性的因素看，共军在金门战役的全军覆没，是由于过分轻敌，争功冒进，却无足够的船舶调动后续部队予以支援，难怪二十八军总指挥叶飞，在战败之后只有瞪着眼睛望海痛哭。但实际上，一个局部的战术失败，本来不会导致全盘的战略失败，就此导致台海分裂了两个中国。后来毛泽东自己就此承认，实际上是他自己在策划进军华南的过程，犯了战略错误。看来毛泽东未能吸取清军的教训，致使中国再度分裂。而毛后来采取的政策，也和清初相差不多，那就是隔绝海运、厉行海禁。

据毛泽东后来总结，他在征服南中国的作战中，所犯的战略错误是：不该先解决西南；以后再进攻台湾。他说他应该集中二野、三野、四野的全部精锐，先把台湾拿下，然后再挥军西征。也就是说，毛应该先切断国民政府的国际通道，然后再瓮中捉鳖。但他不此之图，倒行逆施，先要挥军西上。毛只懂“失败乃成功之母”，不懂“成功乃失败之父”，他的战略错误被他卷入朝鲜战争的更大错误永久定格为历史僵局。但实际上，毛泽东无法统一中国反而分裂了中国，是一种宿命，具有更深的历史原因：那就是文明的冲突与融合，需要几百年的过程。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金门战役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它的实际意义。1950年2月，中共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公开地全面地倒向了苏联怀抱，苏联开始全力支援中共扩张，新的军事工作积极准备起来。4月27日中共占领海南岛，5月16日国军部队在中共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下被迫撤离舟山群岛，台湾形势日益紧张。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韩战在朝鲜半岛上的爆发，使得原把台湾已经划在太平洋防卫圈之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反把美国第七舰队调入台湾海峡，用制海权和制空权把大陆和台湾一分为二。经过金门战役洗礼的台湾，从此更加固若金汤，现代南北朝格局由此定型，不仅使得中国文化在台湾保留了最后的命脉，而且也给中国大陆在二十一世纪的再度文明化，埋下了伏笔。

显然，毛泽东的失败是由于他完全没有海权概念，和忽必烈进攻日本、多尔衮奸杀郑成功的母亲，犯了同样的错误；后来在朝鲜战争中，金日成也没有吸取毛泽东的教训，再犯同样的错误，让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得以顺利实施成功。忽必烈和多尔衮只是古人，且是生于没有见过大海的亚洲内陆的野蛮人，他们缺乏海权概念或许情有可原；但毛泽东、金日成毕竟都是生于现代的人，无论如何愚昧无知，毕竟都在盟军登陆欧洲作战的时候读过报纸吧，怎么就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发动中国内战和朝鲜内战的时候，他们竟然对二战的经验视而不见呢？看来他们都过于相信苏联老大哥这个背后的靠山了。而苏联偏偏是个内陆国家，缺乏不冻港口，因此也是缺乏相应的海权能力；而这个时候领导苏联的斯大林，又是一个出身于苏联最为闭塞的内陆高加索山区的街头流氓，所以斯大林策划的朝鲜战争，比毛泽东策划的中国内战，更不顺利。不仅如此，朝鲜战争还影响了中国内战的最后结果，使得中国最终现形为“两个中国”。这就使得我们能够揭示“现代南北朝”的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从此在国内国际分庭抗礼，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南中国──北中国”的传统格局，变成了“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海洋中国──大陆中国”的现代格局。海洋中国除去台湾，还包括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华侨世界。海洋中国虽小，但命中注定要带领大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这就是1988年的电视系列片《河殇》第六集《蔚蓝色》所暗示的结局。在英文中，国共内战被翻译为“Chinese Civil War”，而美国的“Civil War”则被中文翻译为“南北战争”，因此国共战争才应该叫做“中国的南北战争”。这不是什么“解放战争”，而是两个中国之间的战争：中华民国对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民国战败龟缩于台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扩张到大陆全境，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进化为”苏联的卫星国。

1950年代至于1960年代，台湾虽小，但凭借国际形势而足以抗衡大陆，因为它属于“自由阵营”。因为说来可悲，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的现代三国演义，不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古代三国演义，他们的角色不是“自主三国”，而是美国、日本、苏联的“代理三国”，是美国、日本、苏联在中国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所以位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就不得不继续受到国际局势的摆布，听凭美国、苏联甚至日本干预自己的内政。

假若1949年以后国共两党沿着长江南北分治中国，那么中国和世界会怎么样呢？我认为，那也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差异。看看朝鲜和越南的例子就知道了。

现在大家知道了，1949年国民党政府及其支持者美国，以及中共的支持者苏联，都担心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望共军不要南下，图谋国共以长江为界，实行南北分治中国。只是因为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成功说服美国放弃了国民政府，共军才得以饮马长江，侵吞中国大陆的主要地区，除了蒙古和其他边疆。如果不是由于这种外来干预上的不对等，共军是绝对过不了长江的。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中国历史上国土分裂的时间，其实比统一的时间更长。尤其是在南北朝的文明涂炭时代，野蛮力量无法完全并吞文明。所以毛泽东即使在苏联的奥援下越过了长江，也还是无法越过台湾海峡。台湾没有统一于毛，更不用说遭到苏联盘踞的外蒙古了。

退一步说话，即使毛党占领了台湾，中国也还是没有得到内在的统一，这是因为，中共党内和大陆国内始终被两条路线的斗争所分裂着。当然，两个中国的分裂毕竟格局和影响更大。可以说没有台湾，就不会有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不会有中国的经济起飞，这一点，对比一下苏联和东欧就一目了然了：后者虽然实行了民主，但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也无法实现经济起飞。而中国大陆经济起飞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尤其是人才、市场，基本上都是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社会的转移。

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表面统一，但实际上还是分裂的，中共党内始终具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大陆内部的南北朝格局”迫使它在闭关自守和对外开放、停滞不前和寻求改革之间左右为难、发展很慢。

当然，如果把问题局限政治经济领域，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假设一下，如果1949年中国沿长江两岸分治成功，则中国、亚洲甚至世界的二战后历史，可能大不相同。不信我们可以分析有关历史事件，设想历史长河可能的不同走向。

首先我们来简单认识以长江为界，南北中国的基本地理条件。中国目前不连港澳台一共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单位，有十五个完全在长江北岸，十四个在长江南岸，其余五个被长江分隔。

按照2007年的人口数字，长江以北约为六亿七千万，长江以南约为六亿八千万，几乎相等。可是长江以北的国土面积占63%，长江以南只占约37%。而水资源长江以北只占19%，长江以南占据81%。主要矿产资源中，石油，煤炭，铁矿石主产于长江以北；而有色金属主产于长江以南。农业长江以南以水稻为主，长江以北以小麦为主。

如果以六十年前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则南北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可能北方的重工业，采矿业较强；南方的轻工业较强。

最主要的差别将发生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北方将在苏联的指导下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南方将在美国和自由欧洲的扶植下发展轻工业，电子工业和市场经济。

政治军事上南北朝将会分属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长江两岸将会是冷战的最前线。中华民国依然会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老蒋小蒋虽比蜗居台湾要神气一些，但依然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至于北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再敢与苏联老爷翻脸，至今可能还屈居苏联领导下行事，苏联也不至于如此解体。其他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也就不再如此发生。

再看朝鲜战争。如果中国都还在南北分裂分制，金日成岂敢贸然南侵。即使朝鲜战争发生，中共没有力量抗美援朝。

再看越南战争。江南半壁如果由国民党统治，越共也就没有中共支持去击败法国殖民军的可能性了。即使法国没有赖在中南半岛，也无须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文化大革命：毛岸英不死在朝鲜，他就很可能成为毛二世。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可以寿终正寝。文革不会发生。

计划生育：江北江南可能已经各有九亿人口了。时刻准备打仗，谁敢控制人口？

无需改革开放：因为没有文革的极左，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极右。六四事件和三峡工程肯定就不会有了。

台独运动难成气候，藏独疆独倒有可能。没有日本的复兴，因为没有了韩战、越战，加上美国将要主要扶植江南的国民党中国，日本肯定没有二战后迅速复兴起飞的机会。

所以有人指出：“分裂是一种制约，大多数情况下，制约下的权力要理性、节制一些。分裂，在很多时候是对百姓有益的。”

毛泽东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更大地分裂了中国。于是邓小平不得不改革开放程度，急起直追亚洲四小龙，免得共产党成为历史的笑柄。

这是政治经济的表面，如果从文明史的纵深看，问题则要更为复杂。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北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所谓“中共”）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资对比：例如北魏的均田制与中共的集体化，北魏的府兵制与中共的民兵制，北魏独创的“魏碑体”与中共独创的“简化字”，北魏四出开凿的石窟建筑与中共四出开凿的水利设施，北魏崇奉的西方真理大乘佛教与中共崇奉的西方真理马列主义，北魏的西伯利亚来源（鲜卑）与中共的西伯利亚来源（苏联），以及二者共同的野蛮化倾向、军事等级制度、无偿动员劳动资源以及全面征调奴工的权力……在历史文明的比较研究上，有多重角度可对北魏这个“蛮族酋长国”与中共这个“人民共和国”进行切片观察，上述所列不过抛砖引玉而已。例如。连中共的“毛主席像章”和北魏的龙门云冈石窟里的“佛头”都有某种相似，因为后者也是截取了一些北魏帝王的面目制作的；而前者也在杀人越货的同时，企图扮演他妈妈崇奉的观音菩萨。

但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北魏虽然意义重大但却受到人为忽略，因为它只有半壁江山，始终没有“统一中国”。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了中国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也是如此一个分裂国家吗？

北魏是在“五胡乱华”之后的蛮族大混战（十六国）之中崛起的，就像中共是在“八国联军”之后的军阀大混战中崛起的。北魏，沿盛乐──平城──洛阳三级跳轨迹，在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在汉与唐这两座中国文明的高峰之间的漫长谷底，是北魏这个朝代实现了由弱势到强势、由分裂到统一、由五胡到汉化的三大关键转折，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入中国文明，开启了隋唐盛世的大门。将来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也会如此评判其三级跳：从瑞金的分裂到北京的统一，再从中国大陆的野蛮走向国际舞台的文明。

盛乐古城则是一个野蛮化的起点：盛乐是拓跋鲜卑在代国时期的北都，位于现在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土城子 ，西汉时期为定襄郡成乐县，东汉归云中郡。曹魏时期，定襄、云中被乔迁今山西省境内，成乐地区被“弃之荒外”，直到拓跋鲜卑始祖力微率部进驻这一地区。因此毫不奇怪，北魏统治阶层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残暴却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北魏宫廷留下的不解之谜，其数量在中国历朝中首屈一指，甚至有人说，北魏历史就是由一个个或长或短的不解之谜，串联起来的。

回首公元376年，苻坚的军队进逼北魏的前身代国，代国首都盛乐城在内外压力下。失宠的代国太子突然起兵将父亲、继母、六个异母弟弟全部杀死，引起代国大乱。他是后来北魏王族的始祖和典型。苻坚攻下盛乐城，将他车裂。但他的妻子贺氏带着年仅六岁的小太子逃到了母家贺兰部。十年后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借助贺兰部家族的势力，召集拓跋部余，建立了新的革命政权──北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魏道武帝拓拔珪。

魏道武帝早年精进，集结人才，使北魏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并在参合坡大破前燕，使北魏势力深入中原。但他三十岁之后就像其父一样逐渐变得狂暴昏聩。他无端杀害功臣北部大人贺千秋和卫王拓跋绍，有时上朝，突然记起某人的过失，就拉出斩首，甚至见人脸色不顺，气息不调，就认定是对他不满，于是下令处死之，以至朝廷之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为防止别人暗算，这个暴君只好随时变换睡觉的地方。更有甚者，这位白手起家的革命领袖还立下“立子杀母”的恶例，仿佛以此报答他母亲的恩情。立拓跋拔嗣为太子之时，为防止日后太子之母干政而将她杀死。后来北魏连续六代皇帝都延续了这一“革命传统”。道武帝看上自己的姨母，并与姨母乱伦生下一子，最后遭到报应，因宫廷内乱死在这对母子手中。这个暴君还把自己打扮成老佛爷，看看云冈石窟第二十窟那尊模自道武帝的佛像，竟然和毛泽东像章有某种相似，这是民族的潜意识作怪，还是毛泽东的拙劣模仿？

这也难怪。因为北魏和中共相似，实际上奉行了某种共和主义制度，所以领袖形象不得不假装仁慈，用意识形态的神话来麻痹大众。

本来，拓跋珪依照汉魏模式草创了北魏政权。按说在这个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表现形式的政治体制中，皇帝应该有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北魏初期制度“胡风国俗，杂相揉乱”，“参采古制，多违旧章”，拓跋珪格于环境，根本无法充分伸展自己的权威，反而行动处处受人规范，甚至连皇位也不断受到威胁。联盟时期，大酋长的职务需通过部落贵族公选产生。就像中共的篡权也不得不走走“人大”“政协”的过场。拓跋珪称帝后，公选的历史痕迹在皇位传承中依然发挥作用。根据“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皇帝即位祭天要降格与七位勋臣蒙毡团拜，这是共和主义的仪式残余。因为七位勋臣代表了最早加入联盟的七个部落，所谓“帝室七族”，和拓跋氏构成了“宗室八姓”，是联盟的核心部分。这一仪式表明，北魏的最高统治权，起码从形式上说，不是一姓专有，八姓都有机会。在中央官职上，北魏初期有八部大人制度。八部大人由原来的部落首领担任。他们执掌朝柄，权力极重，对皇权实行严重的分割。连州郡县三级地方政府，也分置三刺史、三太守、三令长，“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这种政体很像中共的“党政军”三头政治，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古代的鲜卑与现代的苏联哥萨克）的影响。从中央一直延伸到地方，使皇帝的诏令在执行时大打折扣。建国之初，拓跋珪曾想定都中原的邺，但“群下咸思北还”，早有“异图”的一部分贵族更是不断地制造叛乱，并策动留守代北的拓跋珪族弟拓跋顺自立。拓跋珪不敢固执己见，被迫迁都平城。他所行信任的一批汉族人士，也由于旧贵族的陷害，相继废黜和被杀。这正像毛泽东再是装神弄鬼，也不敢推翻共产党、废除马列主义，而且被迫在他的语录的第一页第一条，就写上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等于给毛泽东画了一条死线，规定毛泽东不可为所欲为。

拓跋珪感到鲜卑贵族是强化皇权的严重障碍，故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关系相当紧张。他先后处死了一些传统主义者，并警告“不义而求非望者”，应该有所收敛，否则“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但是，拓跋珪又不能与他们决裂，因为北魏的建国是通过对野蛮各族和中原汉人的征服战争而实现的。在压迫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上，拓跋鲜卑部落上层之间的态度完全一致。部落贵族是拓跋珪对外开疆拓土的中坚，又是对内实行压榨的依靠力量。所以拓跋珪必须尽量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甚至对他们的罪行也只得容忍。他连续饶恕了几个企图发动政变的主谋，但部落贵族谋夺皇位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最后连他最亲信的族弟拓跋仪与早年救护过他的近臣穆崇也背叛了。拓跋珪无计可施，陷入了极度矛盾之中。焦虑不安与过度紧张，使他精神变态，最终导致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生。这个处境多像中共的领袖们，他们一天到晚生存在这样的焦虑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北魏第三代领袖太武帝拓跋焘年轻时也十分英武，史书上说他“聪明大度，性情俭率，不好珍丽”，他多次御驾亲征，灭掉了赫连夏国、北燕、北凉，统一了北方，屡次大破柔然，与南朝的对抗也屡占上风。但他三十多岁之后也开始变得猜忌残暴。他自称“太平真君”，并在446年大杀佛徒、毁坏佛寺；450年，三朝功臣元老崔浩因为在修史时写了一些北魏先祖的“私事”，就被他满门抄斩，还株连姻亲多家。晚年连太子拓跋晃都被吓死。452年，太武帝被贴身侍臣宗爱杀死，据说死状十分恐怖，以至史家不愿描述。

北魏第二任领袖明元帝和第四任领袖文成帝都很英明，没有显示精神病的症状，因为他们一个死于三十二岁，一个死于二十五岁，没有活到鲜卑王族精神病发作的危险年龄。但紧接下来的第五代领袖献文帝就格外疯狂了。他十一岁即位，十七岁突然弃位出家为僧，这是中国历史上除大理国外唯一史书明载的弃位为僧的帝王。仅仅二十二岁，他就突然死去，据说还是被他名义上的母亲、北魏冯太后（文明太后）毒死。

第六任领袖就是那位因推行汉化改革而名垂千古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个胸怀广阔的人，没有异常的精神症状。而且从他以后，北魏帝王再没有出现杀人狂。仿佛这种不杀人就不快乐的毛病，是一种鲜卑特性，后来就传递给北齐的帝王们了。由此可见，暴君们的杀人狂大多不是生理毛病，而是野蛮鼎盛时期的特征，是“暴君年富力强”的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从本质意义说，有没有出现过与当代中国（中共或曰“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类似的局面呢？如果有，那就是这个疯癫错乱的北魏。“中华人民共和国类似北魏”──这是我们从整个文明史学的比较研究的角度，考察新文明的酝酿过程所得出的几条结论：

1、北魏专崇佛教与中共专崇马列；

2、北魏与中共同样形成非常政治制度；

3、北魏与中共同样酿成新的社会风俗；

4、北魏与中共同是新文明前夜的荒漠时代；

5、北魏和中共都好大喜功，营造巨型建筑。

以上五点，古代南北朝的“北魏”正与现代南北朝的“中共”具有本质的“类似”。况且，北魏时代与中共时代还有一共同点：作为半壁江山，虽然梦想统一、和平、繁荣，但又不得不一再陷入分裂、战乱、萧条、激情的岁月。这是“历史命运”，伟大的统一是新文明诞生的标志，不得不在多次且短暂的统一尝试后，方能实现。毋庸置疑，这样的历史命运也是我们一再亲历的。

北魏一统大部分中国之后，再次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魏、西魏），这一历史周折，恰恰证明其统一的表面化与脆弱性──其统一的基础仅仅是军事性的，其治国方式基本是军事管制。这和中共非常相似。中共表面一统大陆，其实一直被两条路线的左右摇摆所动荡和分裂：反党集团、两个司令部、分裂党中央，不仅层出不穷，而且就是常态。

在另外两层比较次要的意义上，北魏与中共的相似则是其它分裂时代的局部政权所共同的，例如（1）北魏与中共都未能一统中国；（2）北魏与中共都是由北方的蛮族（鲜卑人和苏联人）建立的──这也是五代的后唐、后晋以及辽、金等“分裂政权”的共同特征。

读到这里，人们也许会问：“历史可以这样比较研究吗？”笔者谢选骏认为可以，而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这一认可的努力。至少，这一努力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野。至于“历史的本质”之所以永远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题目，就因为“历史的现象”之间绝无完全重复的可能。即使人们认可北魏与中共的本质相似，但二者的现象并不完全雷同，因此有关它们二者的历史命运是否完全殊途同归，也就见仁见智了。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北魏与中共的相似。北魏用来控制居民关系的“三长制”，就很接近中共的“居委会”，对社会基层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北魏特殊的社会风俗，使邻里之间在丧葬、婚姻等方面也呈现出独有的特色。这些基于古代鲜卑人的风俗制度，就像基于现代苏联人的风俗制度，对往后中国尤其是北部中国社会和中国大陆的发展，影响巨大。而北部中国向来都是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主战场。

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和少数派专政建立的中共政权，具有历史相似性，这是外来文明注入本土社会的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侵略现象。北魏早期处在游牧阶段正如中共早期处在游击阶段，都是缺乏邻里关系并破坏原有社会的。《魏书》卷一《序纪》所谓“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则是这一情况的真实纪录。伴随着鲜卑族（类似共产党）与汉化人群交往的加深，在从游牧（类似游击战）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定居生活使邻里关系开始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并进而演绎出复杂多变的邻里关系。如来看来，“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都是游击队对定居社会的洗劫。

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古代的游击队是如何洗劫定居社会的。

薛瑞泽《北魏邻里关系研究》认为，北魏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向定居生活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如何处理好邻里关系这一问题。因为邻里关系的稳定和邻里关系的融洽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和基层政权的巩固，所以北魏的统治者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政策来规定邻里之间的交往。

早在北魏初期的太武帝就曾下诏规定民间的交往行为，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十二月，太武帝下诏曰：“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这就是要求民间犯罪之人回到故乡，以免长期逃亡在外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针对民间私下复仇现象增多的问题，他指出：“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民间的冤仇由政府官员予以解决，若私下报仇而邻里相互帮助的话，与其同罪，可见对于民间邻里之间帮助甚至包庇犯罪人员处理的严格程度。同时，他对各级官员也规定了严格的行政准则，“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扰民庶，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所实行的州郡县乡里的行政体制，要求地方官员应积极依靠最基层的乡里人员，制定“计赀定课”时不能以强凌弱，并以之作为考课官员的标准，“太守覆检能否，核其殿最，列言属州。刺史明考优劣，抑退奸吏，升进贞良，岁尽举课上台。”（北齐人魏收所著《魏书》卷四上《世祖纪》）太武帝是要通过诏令来规范邻里关系，并对各级官员的行为作了要求。在这里，之所以提到“乡邑三老”，是因为这些最基层的官员对于乡邻之间的各种情况比较了解，北魏政府正是需要依靠这些人来实现对乡里的统治。实行邻党制，可使居民相互监督，使社会“苛慝不生，上下无怨，奸巧革虑，窥觎绝心”，对社会安定颇有益处“诏从闾议”。这就是中共居委会和人民公社的先驱。

北魏中期的孝文帝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三长制度，使邻里关系受到更多的约束。“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荫附民的存在一方面使官府所控制的人口迅速减少，不利于赋税徭役的征收，另一方面依附民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三长负责征收民调，北魏统治者给与三长很高的待遇，依赖三长巩固基层政权。孝文帝还对邻里之间的伦理秩序予以关注，太和十一年（487年）冬十月甲戌，孝文帝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显然这是要通过农闲时节对民众的道德教育，来和睦家庭与邻里。“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建立和谐社会”。

即使到了北魏末年，政权机关仍对三长制的统治作用寄予厚望。熙平二年（517年）灵太后下诏严禁私自度僧，“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邻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因为佛教的盛行和封建赋税徭役的加重，众多的百姓遁入空门，而这一现象的存在必然使封建的赋税收入大大减少，所以灵太后下诏限制百姓过多的进入佛门，并对管理百姓的三长严格要求，以降级和连坐进行威胁，但因“时法禁宽褫，不能改肃也。”（《魏书·释老志》）使灵太后的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北魏中央企图通过建立严格规范的三长制来实现对民众的有效统治，在三长制中“三长”和中共政权下的“居委会”“人民公社”具有类似作用，是“联系民众”和县级政权的中介人物，担负地方治安和处理邻里纠纷的重任，同时，也将中央政府的政令贯彻到民众中去。

和现代中国相似，北魏控制地区与当时的南朝相比，在邻里关系方面有不少差异，正如中共控制下的大陆与中共控制外的台湾在邻里关系方面有不少差异。北魏时代，南北两朝的风俗习惯差异大致如此：北朝在冬至岁首要行吊礼，而南朝则“修书”或“过节束带以申慰”；在送客方面也有差异，北方迎送符合古道，而南方地区则“送客下席而已”。婚礼方面，“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数十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礼仪》这种恶劣的婚姻习俗是典型的野蛮化产物，并对后来社会习俗产生了恶劣影响。

对比中共，其建立政权后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所推行的野蛮化过程，以“文革”达到高潮，然后逐步退却。北魏由于少数民族的背景而与南朝明显不同，中共由于少数人专政而与港澳台湾明显不同。但是从长程发展来看，南朝不仅暗弱，而且保守，缺乏新的气象。虽然它保存并发扬了中国文化，但在社会组织和精神形态上，它是相对陈旧的，甚至在制度上也不如胡人入主的北朝具有创新能力。这就说明了南朝政权何以一代不如一代，格局越来越小，因为它失去了中原文化精神的内核。

如果上面的例子还不够，那么我们再举一个著名的实例。

北魏的野蛮化过程具有著名的家庭成份制特点，这一点中共也有。2004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一部重量级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该报告发现，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障碍在强化，社会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十四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的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其后果是，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而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相对少。

北魏统一了北中国的大部地区，但这统一很不巩固，因为它的制度并不成熟，社会组织也还在酝酿之中，它虽为后代奠定了基础，但是本身却注定夭折，只能作为一个“过渡时期”载入史册。它不但不成熟，还充满了狂悖的不合理之处。尽管如此，但是诸如北魏的三长制与均田制，不是仍为隋唐奠了牢固的基石吗？北魏的政治制度与人民风俗不是在隋唐得到发扬光大吗？所以可以想见，中共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即使对那些推翻了它的未来势力的影响，也将是举足轻重的。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随着丝路的开通，中原与西域的月氏、龟兹、安息等地商贸往来频繁而逐渐内传的。无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的“伊存授经”，还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的“白马驮经”，都是有所本的传说。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比基督教传入欧洲还早，在中国名义上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势态；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已经完全异化，也就是同化于中国。随着岁月的流逝，竟有人把中国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支娄迦谶所译传的《道行般若经》之所以在中国比安世高所译传的数息禅法更有影响，以致支谦、竺叔兰、竺法护等对《般若经》一译再译，且形成颇具影响的“六家七宗”，其原因是他们传的“性空”说，与魏晋玄学中的“本无”和“贵无”说，相近。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和“心性本觉”，不同于佛教“心性本寂”的出世倾向，是调和出世与入世，平衡儒家与道家，同时也为近代的更加远离佛教的“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的佛教消解，作好了准备。清末民初的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都在这种不是佛教的佛教中寻寻觅觅、构建学说。这既说明佛教的影响，也说明佛教的异化。

还有一种“民俗佛教”，更是离谱。但竟然成为“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延续和弘传的真正基础”。因为民俗佛教的基础，是佛教的仪式、禁忌、节日等转化出的民俗，虽然不同于欧洲的国教，但在封闭社会中却具有某种全民性。“三武一宗”的灭佛，主要消灭了寺庙佛教，却使得民俗佛教更加沉浊。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还表现为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中的作品，在思路、手法上均受印度艺术即间接受希腊艺术影响。译经事业的高度发达，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带来了众多新的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诵经的开展和普及，印度的“四声”已成了汉语的基本发言标准。佛教带入的交流遍及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各个领域。

然而，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廷以佛教教义君临天下而获致长治久安的？萧梁？北魏？

再者，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反传统的朝代善始善终、享尽天祚的？蠃秦？曹魏？蒙元？中共？

我们这个面对欧洲带来的灭顶之灾的时代，在内心深处不可能喜爱儒学，因为儒学面对欧洲的挑战相当无能。我们因为儒学的无能甚至对它注重人际关系、压抑个性倾向的特征，也一并予以深恶痛绝。

但我知道，从长程的文明来看，印度佛教在中国不能成功的地方，苏联“佛教”即社会主义也不会成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直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吞噬中国的情感，但中国终究会拒绝它的。

现在满天下的人们都称道社会主义。这说明什么？强迫灌输和舆论控制的结果？这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旺盛，还是适足以说明它的衰朽？我看社会主义已经包容过多，患了消化不良症，甚至胃癌……它的原则已经过时，沦为人性的反动。社会主义的动机，本是社会本位及社会公平学说；但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只不过加强了国家权力，甚至使得国际之间斗争更加白热化。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成为国家至上的怪兽利维坦借以吃人的口实……

这样的“现实社会主义”其沦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理论社会主义”除了帮助资本主义打气补胎之外，还有什么价值？结果社会主义必须先于它的病人资本主义而死亡。是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缺乏国际精神和全球价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加不能互相容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市场可以调节，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依靠几个寡头的操作，稍有不慎，就车毁人亡。中苏关系、中越关系、越柬关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唯有“天下主义”包容万象的宽洪大量，可以超越主权国家的蛮横，成全国际精神和全球价值。天下精神之中，也有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残渣余孽及合理存在……天下主义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雌雄二煞的终曲。天下精神的狂飙终将席卷全球、风行天下。

是社会主义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而不是天下主义杀害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以人民的名义强化主权国家（“国家机器”）的暴政，以平等的名义建立了最残忍的军事管制。我常说“资本主义冷酷，社会主义残忍”──残忍显然比冷酷更坏。

由于苏联势力曾大举对中国实施印度势力所不曾施加的暴力革命──中国的反抗则必非仅仅是禅宗的或道学的。它的形式，必然充满了行动的特质，而不仅仅是思想：

（一）中国的精神复兴，必须从清算“康有为主义的沉浊”起步前进！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发轫的，然后在孙文的“三民主义”中逐步落实。《清议报》与《民报》的论战，哪里掩盖得住二者在脉息上的这一相通？陈独秀之辈扬其波──说教虽异、精神则一；毛泽东之流承其绪──大同之路血成河。五四时代的“科学与民主”，长成到文革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难道在这里我们还看不清楚一个“康有为主义大时代”自始至终的运行吗？

（三）正本方能清源，拔本方能塞源──我们必须反对“康圣人”的《大同书》！

（四）也许，社会主义包含一些美好的设想，但是它诉诸社会改造而不求求诸人性改良的做法，实在是基于胆大妄为的假定──人性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既然社会主义的基础本身是这种靠得住的人性白纸论，那么它关于新社会可以造就新人的许诺，也就只能是一种欺骗了。

（五）社会主义的本性，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理想，是文明白热化的战国时代对文明婴幼期的眷恋。你能说亚述帝国、秦汉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是“社会主义”的吗？如果能，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然并非“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皇权，是“新沙皇”。如果亚述帝国、秦汉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并非“社会主义的”，那我们以及未来的人们当然永远也无法望到社会主义之尘。

（六）正因为社会主义大致建立在“对于人性的高度假定”这么一个虚拟的前提、空中的楼阁之上，所以（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公德的社会），可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客们所吹嘘的那样，是未来时代的免费午餐，而是早被埋葬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埋葬在大饥荒时代万人坑里了。

（七）在种族社会主义和阶级社会主义的带领下，二十世纪的世界产生了两个种族隔离主义政权：

1、南非共和国：在本国居民之间实行种族隔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之间实行种族隔离。

（八）中国民族在其自我改造以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苦难历程中，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灾祸（二十世纪以来的百年革命），以及由之而集聚的种种经验与精力，会不会随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成而即刻消亡？还是会进一步发展扩张，将中国带入一个自己未曾梦想的全球境界？

（九）将来若有闲暇，我多么希望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这一著述。追述社会主义运动、探索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洞察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天下意识气候的先导……

思考题：

1、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社会主义的制度与伦理之间的界限及其不同功能。

2、社会主义真的是一种经济制度吗？或者仅仅是一种政治依附关系？

3、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理想，政治依附的社会主义才是冰冷的现实。

4、政治依附的社会主义如何变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就是社会帝国主义。

5、作为政治依附关系的社会主义之解体。

6、社会主义的遗产将帮助人们走向天下意识。

……

（1986年1月17日）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

共产党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就像鲜卑人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

根据人们的社会经验可以看到，中国的多数居民自私自利，对公共事务实质上极为冷漠，而且不愿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民族性格不仅缺乏政治能力，而且缺乏自治能力，所以危机一到，只能四分五裂、莫衷一是、自相践踏、一哄而散，结果只好开门揖盗，周期性地接受外国统治，习惯性地沦为亡国奴。

孙中山根据他在下层社会的生活经历和流窜海外的亡命生涯，评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中国人本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以大家族为单位的宗族组织为其社会结构的。但孙中山“一盘散沙”谬论既出，就由毛泽东这样愚蠢的蛮干之徒，穷凶极恶地破坏中国人的家族制度，结果真的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文革期间最为突出，儿子告发父亲，女儿杀害母亲，不一而足。“一盘散沙论”终于成为“不言自明的魔咒和毛咒”。毛泽东于是站在“一盘散沙”之上，登上了天安门，登基成为没有胡子的“红都女皇”。但也正因为这个没有胡子的变态人格是站在“一盘散沙”的“基”上耍其威风的，所以他的伟大也就很容易滑坡，最终成了自娱自乐的闹剧，尸骨未寒，冰泮瓦解。而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盘散沙”变本加厉，竟然发展到“宰熟”就是专拣熟人来欺骗和专挑亲人来坑害的地步。

根据我的历史研究，自从周武王入主中国以后，中国的多次征服都是由外国势力完成的：灭周的秦国本是西戎，到周赧王时，秦昭襄王基本上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周赧王五十九年，姬延驾崩，秦灭周，东周遂亡。

以后的北魏、隋唐，都有鲜卑族的影子，五代多有沙陀的影子，辽金元，则是典型的殖民政权。蒙古以后，中国社会好像完全失去了自治能力，连汉人自己组建的明朝都带有明显的军事专政的性质。不过其军事首领是废除了宰相的独夫皇帝，为了在深宫中遥控他的部队，不惜派出宦官去监视军队（监军），开创了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并使“宦官”从此改名为“太监”。

清朝被推翻后，仅仅二十年，民国就遭到肢解：1931年苏联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满洲国”，1945年苏联迫使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割让外蒙古，使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随后，中国大陆也沦陷为苏联的卫星国，这些沦陷的卫星国，连名字都是一样的“人民共和国”，就像是囚犯的身份标志一样，只是略有略有不同。

毛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都是苏联输入的，是一场典型的蛮族入侵，十分类似的历史上西戎、鲜卑、沙陀、女真、蒙古、满洲、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国有化改造”。

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改革是北魏孝文帝的翻版，表面上是“佛教化”、“西方化”，其实是汉化，是外来统治向本地习惯的让步政策。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并没有走进“世界主流文明”，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旧社会”，也就是回到了中国传统。

参考一下八百年前蒙古统治：忽必烈死后，蒙古人才迟迟恢复科举，1313年，深受中国影响的元仁宗才批准中书省的请求恢复科举，1315年，才正式开办科举。这距离1294年忽必烈（1215－1294年）死亡，已经二十年了。而中共在1976年毛泽东（1893－1976年）死后仅仅两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不能不归功于国际大环境，不能不归功于历史的偶然和邓小平个人的复仇意志。相比之下，北朝鲜的金日成1994年死后到现在也已经十四年了，北朝鲜的内外政策也基本没有改变。

元朝的“邓小平改革”以后，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产生进士1139人，只是明清两朝进士及第者的零头都不到。而据《元典章》所记，当时元朝的官员数目则为26,690人之多。两相对照，从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全体官员中所占的比例很低，科举在整个政治系统中的地位也很低。很像中共统治下的“无党派人士”甚至“民主党派”的地位，因为中共民主党派虽然唯唯诺诺，但在整个政治结构中所占有的比例，依然微不足道。而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清两朝考中的进士则有51,524。

清朝吸取了元朝快速覆灭的教训，很快恢复科举制度来羁縻汉人，但是清朝的“科举制”就像中共许诺的“人民当家作主”一样虚伪，是类似“人大”“政协”那样的橡皮图章。明朝实行科举制，所有官员一律通过科举选拔，保证了民间的优秀人才能够为国家效力。而清朝呢？也实行科举制，但是只针对汉人；同时规定官员要满汉各半，所有要职均由考不上科举的满人来担任。结果国家要员不是通过科举选拔的，而是通过野蛮的血缘关系产生的。这个伪科举制度，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倒退了两千年。从人数上看，貌似满汉平等，但从人口比例上就不对称了。清末满人废除科举，把中国落伍的责任推给科举选拔制度，其实真实情况正好相反，是满洲人的伪选拔制度害了中国。这种伪选拔制度就是在科举制度之上，设置一个亲贵制度；同时保持科举考试内容的千篇一律、永不更替：这就从两个方面成功地保持了制度性的腐败。

现代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脱离外来政权的野蛮形式，真正走上本地化、民族化、文明化的道路？那就意味着，废除亲贵制度，其当代意义，就是废除“党的领导”；更新科举制度，其当代意义，就是保证文官制度的独立性。

无论如何，回顾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其所经历的途径，是文化──政治──经济──政治──文化，此谓“革命的循环”！而最终体现为“最后一次革命”、“结束革命的革命”，它类似于英国的光荣革命，其含义为：

1、政治革命必须以文化革命为其开端，为其准备；

2、而仅仅是为了粉碎观念的障碍，政治革命才是必要的；

3、政治革命的价值，只是为经济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护及巩固；经济革命的成功则可以反过来发挥某种稳定政治革命成果的作用。

苏联电影木偶戏相当发达。这不奇怪，因为那个“假面舞会”（即所谓“党社会”，“党”就是“舞会”：Party）本身，就是一项木偶戏般的东西。在党社会里面，人们一概成为牵线的木偶，从工农兵大众到最高的领袖个人，莫不如此。党的纲领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结果木偶们的生活促成了木偶艺术的发展。

但是命运，我们已从你那样听到了一个消息：从苏联的殖民统治手里拯救中国并使中国文明弦断再续的，必定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为陈旧的教育永远无法缔造新人。新人，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因为，你是一种更持久的民族活力的外在表现。因此你更接近驱逐了秦的刘邦和驱逐了元的朱元璋；而不是败于这两位手下的“反秦联盟”、“反元联盟”。但愿你功成身退、虚君共和，而不要效法刘邦和朱元璋的流氓作风，不要重温袁世凯和毛泽东的皇帝梦。

在他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所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分，是德国人马克思·韦伯臆造出来的，这个所谓“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一对范畴”中，价值理性是指“非自我利益的理性”，是指人们把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用于追求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同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观有关，这种价值理性又必然地表现出“选择取向”上的“团体性”和“行动动机”上的“情感性”特征；工具理性是指人的“自我利益的理性”，与物质的、眼前的、可见的利益相关，引导人们重视现实的利益，以可计算、可衡量标准看待问题。……

不过就我所见，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就我所见，无非是“短期的工具理性”和“长期的工具理性”、“皮相的工具理性”与“骨相的工具理性”的区别！因此，要把不同的“工具理性”（如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价值理性”（如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调和一处的尝试，是无益的、徒劳的、甚至是祸乱之源。类似的错乱，在每一个王朝末日几乎都曾发生过，岂独今日哉。

共产党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因为中国的多数居民自私自利，对公共事务实质上极为冷漠，而且不愿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民族性格不仅缺乏政治能力，而且缺乏自治能力，所以危机一到，只能四分五裂、莫衷一是、自相践踏、一哄而散，结果只好开门揖盗，周期性地接受外国统治，习惯性地沦为亡国奴──所以，继中共的苏联殖民系统起而有效管理中国的，必非“民主共和国”，而是“立宪新王国”。只有新王国的精神焦点，才能把中国的各个碎片凝聚在一起。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并迄今，其特点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方向。

中国现代化两阶段，是从我们开始的、即将到来的时代，其特点是“回到传统中去”，是隋唐式的、文艺复兴式的战略路线。

不回到传统，我们就消化不了学来的西方事物。因此二十世纪的中国主流患上了文化的消化不良症。他们拒绝透过传统的胎盘，自然建立不了新文化必须的免疫系统。

1988年10月1日，当时在中国学界很有影响的《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我，彼此进行了这样一番问答：

记者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谢选骏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记者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谢选骏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记者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谢选骏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记者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谢选骏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记者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谢选骏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七十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记者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谢选骏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记者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谢选骏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它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那时我已经预感，“复古主义”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这种复古主义与文革毛时代诬蔑的“复辟”具有本质不同，因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创造，就像先秦的和唐宋的中国那样。

十一、索居的灵魂

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的时光洗练了我的见解，而不是埋没了它。

我们总结二千年（秦──清）政治史时，既应将伟大的统治──治理精神的胜利归之于中国史官传统，又应揭露“二千年帝王皆贼也”的真谛，使后人借鉴于兹，知一切腐败之所由与如何杜绝之！这虽不是哲学与历史所需要的，但却是社会与政治所需要的。

我们所应留意的不仅是明清的黑暗腐败，还应是中国文化当其衰落之极还能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如此庞大、如此繁复的一个帝国使之不灭。这种“伟业”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由此可见，中国文明惊人的复原能力！

政治革命的成果一经稳定，则新文化沛然苏矣。故历史上一切革命（不是叛乱及政变）必以文化启其端，以文化承其泽。我们革命的最高理想即在于新礼制文化的实现！新的史官文明的复苏，伦理的深化。

1840年－1895年──1911年－1927年－1937年－1945年──这可以说是中国命运转折的几个关口。中国从老大帝国，面临瓜分的危机，经过亡国的边缘，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命运和中国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抗战胜利使中国失去了蒙古，共产主义革命使中国脱离文明世界整整三十年（1949──1979年），而随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摧毁了中国社会的所有禁忌。

我们希望，在这些惊人的破坏之后，会有一个持久的建设。

我们看到，中国西北部分在唐朝以后的衰落，使得宋朝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西北的衰落，可能与干旱有很大关系，而干旱无疑也是蒙古绝其扩张的重大诱因之一。从此，北方的压力一直未断，蒙古人的毁灭性征服甚至进军中亚、西亚、东欧，并且由于两河流域的毁灭，使得往日的繁华商道灰飞烟灭。西夏被征服以后，中国的甘肃衰落了；到了明朝，西安几乎沦为边境城市。这种状况又加深了中国对西北的漠然态度──西北已无过多价值与魅力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明两朝，而在现代南北朝的殖民化时期，也无根本改善。所以，中国的北方、西北方要复兴、繁荣，仅仅加强与白匈奴苏联俄国的关系是不行的，而是要改善那里的生态环境。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不论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抑或敌对抗争的，都无法造成文明的兴盛。

伟大天才之所以不同凡响，不在于他们从不失败，而在于他们能从失败的击打中学会教训，并且因此能够迅速恢复。他们从失败的耻辱中汲取教益与自新的力量，从而经过一番重新酝酿后，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勇气，技巧与狂妄投入新的战斗，血洗失败的耻恨，此谓“失败者成功之母”也。而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一番重新酝酿”就是积极恢复中国北部、西北部分的生态平衡，在这一点上要向欧洲学习，甚至需要向俄国学习──他们的绿化程度都是让我们自愧不如的。

我们上面陈述的“现代南北朝”的认知，终于穿透了两百年（十九、二十世纪）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的重重谜语，而直揭其问题的谜底──纷乱的现象得以缕清。多难兴邦──这不仅仅是一句乱世的自我安慰语。也不仅仅是一剂镇静剂。现代中国遭到的报应和天谴，使他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创造力量及创造精神。但是，观察一下看看历史上曾经称雄的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尤其是罗马人和秦人的形迹吧！曾有多少灾难及困苦包围过它们，并使之几度跌倒！然而，它们强大而坚忍的力量，不也是孕乎彼而发乎此的吗？当然，仅仅多难是不足以兴邦的：多难与兴邦之间还需要一个中介环节，那就是“修德”：多难──修德──兴邦。

在全球列强的环伺夹击下，在俄国和日本的蚕食蛇吞下，中国文明注定有其两百年的劫运。若从公元1840年起算，还有六十年的灾难在准备磨炼中国。这算不了什么，要知道，以黄巾之乱到李唐定鼎，中国曾经历过足足四百年的大劫。这个现代南北朝时代，比之古代南北朝时代，从时间上说，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从文化毁灭的程度上说，尤有过之。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击打与凌辱，较之五胡乱华尤甚尤烈！两百年的苦难（还有六十年的历史债务有待偿还）给中国人什么教益呢？可以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血腥的经验，一个无价之国宝。这个无价的国宝就是：中国必须定乎内、外之分。在目前若干年代对中国不利的历史范运期间，决不与外国（特指西方文化势力，包括日、美、俄）混同。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个历史的真理：时间就是一切，坚持就是胜利。多坚持一年，最终胜利的保证也就多了一分。多坚持十年，民族的命运、未来文化的性质等等都会深受影响。牺牲决不会是平白无益的。

在这个百年革命所造就的荒凉时代，我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中国的新文化上，这种新文化乃是对现代中国的深切苦难的反响。是在中国对二十世纪种种灾难的持久性反应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尽管我们遭遇的宿命如此阴沉可怕，但正是在如此的绝境下，一种作为对深切灾难的强烈反思和反抗的新文化，被我们创造出来了──这种新文化对全球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呢？将是一种对于欧洲我们的颠覆性因素吗？

未来的世界孕育在我们现在的思想中。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寻常的人们则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小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有教养的人们也只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的外延和皮毛血肉而已，并不等于全部的“中国文化”，尤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内核”。例如，它们都是“对天子深切的信念和永恒的期待”的副产品。所谓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一信念并表达了这一虔诚的期待而已。这一切都是天子的注脚与天子的见证……其余的说法不是“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渎”！至于“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

如果失去了文化的内核，任何文化都将沦为是“病”的象征。因为文化本来就是缘“病”而起并为治病而发展。任何文化的先天不洁、后天罪孽与过程毒素，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终于发作并恶性循环：一种毒素引起的新病，又会诱发另一种毒素的泛滥。整个人类历史都因失去文化内核而蒙上了阴影……

“解放之方”在哪儿？谁来解救我们免于毒害？谁来消解“文化毒素”或至少将之“中和”一下？而怎能消解或怎样中和──这就是文明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思想所面对的任务。

索居的灵魂不会幻想奇迹突然显现，更不迷信自己认定的天命；作为一个试图理解自身的哲学家，应在内心恬淡并且坚忍：在“现实里”求得“现实的超越”，在“不现实中”求得“最大的现实”也就是“显示的最大可能性”！

真的，历史上多少功败垂成！历史上多少功成而倾覆的风流人物乃至下流人物。他们的多少精力像垃圾一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腐烂，这是偶然的个性所致，还是注定的历史命运呢？而我们确认，历史上即使“偶然的不慎”也还是历史命运的威力显现。历史命运，你虽然气象万千、变幻莫测，可是你的精髓与本质又何尝失灵呢？

人性不变。思想者的命运，因此是历史兴衰的前兆？思想者与文明的命运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种种表征可以作证：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亿万年生命演化的结晶。

（单排一页）

（第二卷）

南北朝现象

（另起一页）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裂；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裂；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文化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

一、走出“延安精神”

在1988年1月写作的《走出“延安精神”》（出版时改名为《走出黄河心理》，电视政论片《河殇》解说词之前身）的第四集《两种选择》中，我曾经提到，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向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转折，“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这也许就是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以上见《向东方》文集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所谓延安精神，就是长城精神的拙劣翻版，是内陆的、封闭的、退缩的、臣服于北方蛮族的精神，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必须加以扬弃的恶习。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裂；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裂；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文化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

2006年4月30日台湾TVBS电视报道说，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将在党部展出一系列五四文物，其中最特别的，是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时期的书信手稿，在野党党主席马英九说，毛泽东是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他。报道说，“老式的十行纸印着红色的国民党字样，看起来真的很有历史，上头的毛笔字迹，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还是国民党员时，写给党部的一封信。除了亲笔信，还有毛泽东当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新青年刊物的文章。”这显示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不遗余力地挤入大学生们推动的五四运动，以此作为进身之阶。毛泽东的亲笔手稿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展出，在野党国民党党史馆主任说，毛泽东也曾是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毛泽东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当选了后补执行委员，在宣传部得到了一份工作。他没有说，这个工作是汪精卫给毛的秘书职业。原来毛泽东也是秘书出身的小太监。

而2006年4月12日《凤凰周刊》2006年第10期也曾报道，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而其中收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信件首次公诸于世。其中包括作为“国民党干部”的毛泽东所写下的信函。报道指出，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

这些秘密资料显示，共产党员如何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很多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陈公博以及毛泽东等人的亲笔文稿，都能在国民党中央找到。其中毛泽东写的书信有三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职员时，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

第一封报告是1924年5月毛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写的，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三报告都是毛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可见他当时掌管的都是请假、提干、加工资等鸡毛蒜皮的“人事工作”。作为小职员面对诸多上级长官书写报告，其毛笔字的风格就有所收敛，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内，比较他日后夺取政权后放肆挥洒的字迹要工整得多。尽管如此，毛的霸道依然可见，信中流露对于小职员日常工作的不耐，向上级请假用“特此奉告”，信封上“报告中央”四字压在红线上，毫无敬意。据心理学分析者认为，这是潜意识里强盗性格的表现。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可能与缺乏适当的教养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一个精神病人如何登上天安门城楼扮演领袖”。因为身体的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一个重要依据。这在北魏领导人那里也是显而易见的。

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李大钊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收容毛泽东为图书馆管理员。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到北大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次年7月，各省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中共的发展实际上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里的演讲，以召唤知识青年为主，对“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跟孙中山联俄后，尤其是北伐胜利之后，毛泽东等人在农村里随便一拉就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何以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很难迅速壮大队伍。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势力一日千里；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苏联控制的政治──军事机器，学者型党领袖逐渐由暴力革命实践者取代。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1921年“南湖会”上诞生的，不如说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诞生的。

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性质。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党国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十分滑稽；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八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朝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纭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恰如其分格的说明。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现代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裂；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裂。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裂，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裂、海洋中国──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胡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苏联和现代化的倭寇日本）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蒋介石亲美。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632年间，竟有356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洲人的关系，要比中国与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洲“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1930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

（四）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汉人自己手里。这导致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也毫不犹豫地跟前跟后。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裂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藩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这并非偶然，而是极度的礼崩乐坏与传统瓦解之后才可能出现的重新整合）；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嵩袁绍与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裂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1）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吐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枉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替、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藩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时代”（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藩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藩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藩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曾国藩确实也开创了清末的藩镇时代，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董卓开辟了曹刘吴的三国志，犹如袁世凯开辟了蒋汪毛的三姓奴。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日寇、满洲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五马分尸。这一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裂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裂时代的产物呢？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说来也许奇怪，在许多方面，北方的内陆中国的革命，有时比南方的海洋中国的革命，所触及的底部更深。行为方式因而更野蛮，国民性的改造也更彻底，文化上更偏离传统，创新也就更多。因此，保守僵化的内陆中国在它无以为继的绝境中所兴起的革命中，表现更甚：

（一）过激主义的泛滥、极端精神的兴起，成为潮流。在这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文化荒原期，“中庸之道”的古训不是被忘却，就是被嘲弄。人们不再理解宽容的正面价值，高级精神被急于采取行动的人群，视为万恶之源。而各种极端主义者却在互相淹没的旋涡中厮咬不息──他们如此执拗地牺牲他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为抵达期许的天堂；他们宣称超凡救世，结果带来屠城不断的恶梦。在这种时代，纵欲与清教、欺诈与献身、强权政治与自甘为奴、虚无主义与工作狂热……奇妙地交织，有时竟在一个人身上并存！幅幅光怪陆离的历史画卷，弄得人们眼花缭乱。这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残忍、弥漫梦想与疯狂的英雄时代。

（二）旧的社会组织的普遍解体、新的社会制度的摇摆不定，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意味无政府状态和严酷的军事专政轮流交替；为了在组织解体和制度阙如的沟壑中一步登天，就得求助于“从肉体到精神的屠城不断”──他们将此叫做“运动”，视为社会控制和天路历程的万妙灵丹。这种屠杀，通过文化思想、社会身份乃至阶级和种族肉体的灭绝，“确保新文化生长的方向”。结果，以强悍的战士集团（在古代南北朝为“部曲”；在现代南北朝则为“党”）为“核心力量”。社会分裂，越演越烈。这些“核心”为屠杀机器的组就提供了支点；但一切高级的、精致的文明，却在他们的运动中销毁了。

（三）文明的荒原化、社会的野蛮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无法无天，非法之法，非天之天，主宰中国。

马立诚《是谁诱发了中国人的暴力倾向》写道，2006年8、9月间发生在陕西深山道观的血腥大案，“震惊社会”。作案人邱兴华因为怀疑道长熊万成“摸了我的媳妇一下”，就在深夜用斧头砍死道长，接着还杀死了另外九名熟睡的道士和香客，理由竟然是，“不把他们杀了，我跑不掉。”有人以邱某是“变态狂”为由，解释这起惨案，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看法，容易忽略生活中正在累积的一个令人惊心的变化，那就是近年来暴力在社会上的蔓延愈演愈烈。

“记忆犹新的是，就在半个多月前，北京市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在中关村执行检查任务时，被无照摊贩崔某用尖刀刺中颈部，抢救无效死亡。骇人听闻的是，2005年10月，北京726路公共汽车上，一售票员因怀疑一个十四岁小女孩买票时少报一站，竟当场把小女孩掐死。杀人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几乎每天的媒介上都能找到暴力事件的踪影。暴力正像野火一样蔓延。暴力倾向的普遍化，很难完全用个体的‘心理变态’来解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残忍的暴力，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恐惧不安的阴影，也给建设和谐社会带来严重的困扰，应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并提出相应对策。

什么原因诱发了暴力心理，使暴力行径四处蔓延？有人说，“文革”遗害是一个因素。在“文革”中，用批斗、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粗暴手段对付异己，把肉体暴力和话语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什么理性，什么沟通，什么耐心，通通在人的内心深处被否定掉了，伦理道德和知识理性被肆意践踏，暴力哲学俘虏了整个社会。“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将会影响两代人、三代人，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后果。‘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其心理基础、范式影响并未根绝。君不见，网络上某些话语暴力，不就是大字报的翻版吗？”这种说法显然有意忽略了文革和网络暴力之间的纽带：1989年在北京，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镇压，以及更为可怕的，紧接下来的扭曲人格的逮捕、处决、清查、人人过关。

有人说，官员、执法人员和资本势力中的害群之马对老百姓采用粗暴手段，缺乏法律公正，是诱发社会暴力特别是报复性暴力的原因之一。的确，在各地“拆迁运动”中，颇有一些官员和开发商沆瀣一气，以暴力对付拆迁户。少数执法人员徇私枉法，以刑讯逼供手段折腾老百姓或嫌疑人，导致冤假错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媒体在这方面披露很多，无须赘言。“有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抑制暴力动机，有的社会条件则可能诱发暴力。”

作者认为，以上看法各有各的道理，再深入现实生活反思一番，也许会更有助于对暴力蔓延的解读。目前，中国社会正在高速发展，不同群体的利益也在急剧变化之中。诸多问题凸显，引发深度焦灼。比如资源紧缺、污染严重、城乡分割、贫富分化、腐败成风、监督乏力，住房、医疗、教育成为“三座大山”。再比如权力介入市场，官煤勾结大发横财；矿工惨遭盘剥，性命难保死不瞑目。欠薪经年累月，农民工呼救无门；假药行销市场，受害者义愤填膺。凡此种种，使弱势人群往往处于无助的困境之中，其中更有人陷入绝望，铤而走险。去年，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未果遭到羞辱连杀四人然后自首就是一例。当然，这种报复性暴力只是习见暴力的一种。因琐细小事而大动杀机，是当前暴力行为又一个突出特点。类似的暴力事件，突出说明了社会中存在的狂躁情绪。至于见利忘义图财害命，应属一般刑事犯罪，近年来也出现了高发势头，比如从南方城市肇始而蔓延各地的骑摩托车抢包案件。从根源上看，更多地与贫富分化相关。

马立诚的现实分析虽好，但是缺乏历史深度。他不知道，中国当下的苦难有其延续性，是一百多年来“野蛮化”过程的结果。而常人说的“共产党文化”，就是“野蛮化”过程最主要的收获。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在现代南北格局下，中共的统治特征，始终是“内陆”的、“北朝”的、封闭的保守的，而且是野蛮的。中共取胜于北方；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和组织取自北方主子──继犬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日本而起的──“俄罗斯──苏联”。这共产党北朝甚至连国号（“人民共和国”）也取自他们北方的老子党苏联。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于中国，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甚至蒙古、满洲的“入主”。

长征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归化北方，北靠贺兰山（这正是民族英雄岳飞梦想“驾长车踏破”的巢穴），得以拉开继续野蛮化的新一幕。后来，毛与他的北方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创作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本质，是代表了“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颠覆”，它依据的北方农村，由于海洋文明的工商业袭击而陷入了破产。相形之下，国民党则是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城市工商业。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党抵制海洋中国的成长，而大力扶持内陆中国的发展，甚至把大量知青下放为奴，恢复农奴制，再企图驱迫中国回到石器时代；这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是其内陆特性使然。

试比较“国民党的海洋中国”和“共产党的内陆中国”，即“现代南朝”和“现代北朝”，从一九四九年迄今的对峙以来，海洋中国（台湾）与内陆中国（大陆）似乎不成比例：面积一比三百；人口一比五十。然而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大陆向来具有强烈的对北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1976年4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祖龙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了，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台湾排除在外也罢。而从整个渤海湾到东京湾的海洋中国，也是时刻抵制着黄土高原上的尘暴、延安窑洞里的油灯。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其实就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是“海洋中国在内陆中国内部的发酵”。对此，毛泽东这位隋炀帝式的北朝诗人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而毛的“人民公社”，实与北朝的“均田制”异曲同工。

对比一下古代南北朝。

均田制是历史上蛮族入侵造成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它是在大屠杀过后北中国土地荒芜、自耕农民稀少的时刻出现的。蛮族王朝按照均田令规定的土地项目载入户籍，并且限制桑田的买卖，不许人民迁移，以加强人身控制，保证“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征发。至于均田农户的土地，如果不足均田令规定的分额，是否可以补充，其实没有保障，是因时因地特别是因本乡官府掌握的荒地的有无和多寡来决定的。所以现存的西魏大统年间敦煌残留计账中，就有许多“未受地”的记载。均田的目的，主要是利用荒地来诱使农民耕种，通过“交公粮”来榨取赋税徭役。

“交公粮”所榨取的赋税徭役，使得“解放军”获得大量的军饷。观察一下1949九年解放军的神速征服，像当年的蒙古和满洲一样，把人们的想象力都甩在了后面；甚至急于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军来不及接收海洋中国的遗产。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例如南方的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就被日本人赶走了。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共产党北朝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败如同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海洋中国的北伐火力下。

历史已经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例如，当年共产党接管海洋中国时的人手紧缺，使得“南下干部”的素质低劣，这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1961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在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所谓“海峡两岸”之间，也无法就国家的发展达成相近的观念；而中国大陆本身的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之间更是利益冲突严重。这些，都是由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性质、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来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南方海洋中国对北朝内陆中国的反击所致。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琅上口，但却忘了他并不是刘邦，只是苻坚式的北朝领袖。

当年苻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

因为“南──北朝”的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难逾越。

这一格局，其实在著名的“赤壁战役”就开始形成了。

赤壁战役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产物。作为最大的军阀，曹操击败袁绍之后把黄河以北诸州收置自己控制之下。208年，他出击襄阳（湖北襄樊）的刘表。恰巧刘表逝世，他的儿子刘琮投降曹操。原先投靠刘表的一支散兵游勇的首领刘备，当时正驻扎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的城镇），仓促南撤，到夏口（湖北武汉）会和刘表的另一儿子刘琦。曹操部队尾追南下，打算一举歼灭二刘和江东（鄱阳湖以东地区）的孙权。这时双方的兵力极端悬殊，曹操有二十万人，对外宣称八十万；孙权不过四万人，二刘联军不过一万人。但二刘和孙权决心结盟，共同抵抗曹操。刘备进驻樊口（湖北鄂州西北樊口镇），孙权坐镇柴桑（江西九江）并派大将周瑜率领主力三万人投入战场，逆流迎战。曹操则率领二十万大军从江陵（湖北江陵）顺流而下，双方在赤壁（湖北蒲圻西北处）会战。结果曹军大败，三国演义的局面开始浮现。

远在成都的刘璋，受到北方五斗米教教主兼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张鲁的威胁，邀请刘备为他抵挡张鲁。211年，刘备率军进入益州（四川及云南）与张鲁作战，第二年刘备与刘璋决裂，214年，刘备攻陷成都（四川成都），刘璋投降。220年曹操逝世，其子曹丕改朝换代，灭亡了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王朝灭亡。曹丕自称魏帝，把首都从许县迁回洛阳。当消息于221年传到成都时，一向以刘姓皇族后裔自居的刘备宣布继承汉献帝刘协的帝位，建立蜀汉。222年，孙权在武昌（湖北鄂州）称吴王，稍后迁都建业（江苏南京）。

三国的形成花费了整整三十年：自190年袁绍在关东起兵讨伐董卓，到220年汉亡。就像1911年清亡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全面争夺满清的帝国遗产，也是三十年。

毛的枪杆子，虽然渡过了苻坚的刀斧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也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明他至死不知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制”。他只是羞愧没能统一中国反而分裂了中国，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毛泽东以为两个中国的形成仅仅是美国从中作梗，他也不想想，要不是苏联的支持，他又怎么可能把中华民国“赶到海外”？

而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留下后患的痛史，在在警醒人们注意到“现代南北朝”这一事实。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野蛮化过程是多方面的，从“砸烂国家机器”、到“废除《六法全书》”，从“土地改革”到“院系调整”，然后就是连绵不断三十年──血腥的清洗、不断的淘汰、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运动群众”。下面仅举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侧影。

李刚《扼杀思想──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一文记载：中国现代学术建制在195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的、整体性的转型。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

1、自主权丧失 大学成政府附属物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通大学管理学校，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等等。

中共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1952年秋季，中共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迄1952年底，整个中国大陆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以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地区的调整较为彻底。经过这一调整，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前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大学得到了整顿，这样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953年的院系调整工作，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调整的原则仍着重改组尚为进行调整之旧的系科庞杂的大学，以利于加强与增设高等工业学校和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院系则采取适当合并集中的作法，以便进行整顿。”据此原则制定的调整方案于“1954年5月29日经政务院第180次政务会议原则上批准后，即积极进行酝酿准备工作。其后又经过与各方面往返商洽，方案经过若干修正，至10月11日由政务院正式颁布，立即实施。” 1952年院系未调整前有高校211，1952年调整后为201所，经1953年调整后全国高校总数为182所。

院系调整中另一个重点是对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根本性的改造，下面以南京大学为例说明这个变动过程。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和私立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调整前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七个学院共35个系，经过这场伤筋动骨的调整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

个系，并且严格分成文科和理科，文理科又各自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进行真正综合，就自身专业之间也缺乏渗透和交融。南京大学由一个综合性大学变成了虽然名义上叫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却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类似欧美的文理学院，其他的十二所综合大学也大体如此。

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国家对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的全面控制。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思想控制，1953年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1953年中央有关文件认为 “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材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中央高等教育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从此以后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

2、肢解人文学科 大学蜕变为技术培训学校

院系调整的确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院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目大量增加。据杨东平统计，“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 ，1952年达到35.4%，为各科学生之首，改为了此前以文法科为主的学校和学科结构。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十二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体来讲是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而遭到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1949年就被并入政治学系，政治学系在1952年调整中又被取消。原来分布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社会学系经过1952年的调整，只剩下两个（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院系调整后，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到1953 年底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南京大学的哲学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曾一度集中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但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 “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

大学、院系、专业、学科、学报、学会是构成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单位。中国近代学术建制从清末发轫，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到民国1940年代已达到相当的水准，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已具备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资格。一些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在国际上已有相当之地位，“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在大学里已成为基本的理念。

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孕育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提前建立了到1956年才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推行的“计划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大学的设立、院系专业的设置、招生分配，甚至教什么、如何教，都受各级教育官僚（科层）机构的直接管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被取消后，正如博克所言“大学严重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大学教师被一个大学因政治原因开除就意味着被整个国家大学系统开除，将没有其他的生活出路。

院系调整一方面吸收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突出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照搬了苏联培养技术干部的办学模式，而且把他们绝对化，教条化。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自此从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世人所谓大学，实质上不过职业培训、技术培训学校而已。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这样总结教育制度：“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 此言堪称精当。

“院系调整”为后来的“教育改革”、“关闭大学”、“五七干校”、“工农兵大学”等野蛮化措施，铺平了道路。此后，炸药俱全，只等引信了。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南中国文明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河姆渡和良渚。

考古学称良渚文化为距今5300年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约36,500平方公里（比台湾岛略大）。良渚文化中物质因素已经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但其影响却更广大，达到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人挖掘的井，既在现代的高丘上，也在现代的湖底深处，这是水陆演变的痕迹，良渚人的村落随之搬迁。当然，也有人把井的变迁看作战争的结果：在江阴横塘峰，土墩高达七米，面积约二三千平方米，竟然发现四口水井。一般的灌溉用井当选在较低处，在高墩上挖井，是战争期间一方困守高墩时的无奈选择，这也说明古代部落战争的紧张和残酷。再看井中出土的器物，夹沙陶贯耳壶、双鼻高颈壶、宽把带流杯等，都明显地带有龙山文化的特点，这暗示昆山赵陵山、嘉兴雀幕桥、江阴横塘峰、上海马桥等处，当是古代战争的历史舞台，它们的发掘，为现代人展示了良渚文化集团与龙山文化集团既相互抵御又互相交融的千古遗址。四千年前，良渚文化终于在其发祥地太湖地区失去了生存环境。有人联想到《尚书·尧典》上所谓“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可能就是那个山崩地裂时代的记载。考古地层里不含任何文化物的断层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在阜宁陆庄有良渚遗址，在徐州新沂花厅有良渚遗址，在石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都发现有良渚文化因素。顺着这些遗物延伸的轨迹，似能见到良渚人或其文化四千年前的大迁徙路线，由南渐北，深入中原。有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曾与周围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以玉琮和玉璧为代表的玉器文化曾对周围地区以强烈的辐射，其影响范围向西北抵达中原甚至甘青地区，向西南到了广东。

河南省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被推测为是夏王朝的都城。它是良渚文化消失约三百年之后的遗址。有观点认为，大洪水之后良渚的人们先移到了二里头，并且带来了玉器文化，如果这样，则中国最早的王国夏，就是由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融合而诞生的了。例如，历史学家们人工复原了怀疑是“夏朝宫殿”的建筑，结果发现其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建筑宫殿的方法，与良渚文化十分相似。在那里，还出土了黄河流域以前从未发现过的象征军士统制权的“玉钺”。进一步看，良渚玉琼到了商代不仅为殷人所继承，而琼上雕刻的神徽，更成为商王朝青铜礼器装饰上所具有的饕餮纹，呈现出一派庄严威武而又神秘的气氛。三代以降，良渚玉璧融入中原文明，但其功能仍具有良渚遗风。良渚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富、雕琢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首屈一指。

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其最早墓葬为西周早期，因此与良渚文化之间的断层长达千年。“湖熟文化”、“马桥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商”、“奄”、“越”三族居民，均源于中原地区，他们迁徙江南地区均在周成王时，迁徙原因均与商禄父及三监叛周、遭周公东征讨伐相关。可见距今四千年左右，有一千多年文明史的良渚人可能是被大洪水覆灭，而不是被外来征服毁灭的，否则就会有征服者在其故地继续活动的文化遗存。

而从征服和被征服的角度反思一下现代中国：共产国际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及其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不难看出，“社会主义阵营”与“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正好吻合。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它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变态反应。

而蒙古帝国的传统，并不只是从1206年铁木真自称“成吉思汗”开始的，而是源远流长。

罗新《北魏直勤考》一文考证南朝文献及出土石刻史料所记北魏“直勤”称号，其意义是“道武帝以直勤名号冠称神元帝拓跋力微之子孙”，也就是画出北魏的宗室范围，这与满清的皇太极之启用“觉罗”，颇可类比。这显示两者的部族制度与古代北亚草原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新清史”学者尚未关注。由此也可分析，拓跋鲜卑在其社会发育和政治进化的过程中，经历了重要的转折，才改造了蒙古式的部族传统制，走向华夏国家体制，而这个过程无疑是充满曲折甚至痛苦的。

研究表明，直勤和敕勤等名号，不是政治组织中的一种官称，而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这一身份所反映的内容，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英文中的royal clan，是对血缘范围的界定和认可。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种界定和认可，首先是对统治权继承权利的界定和认可。继承权利的实现要经由继承顺序的制约，而继承权利又是继承顺序的前提。从民族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看，这种血缘身份源自古老的部族传统及其社会制度。拓跋鲜卑、嚈哒和突厥，以及某一难以确认的胡族，都有这种直勤的社会制度，说明这一制度在中古时期北亚草原民族的普遍存在，而不是某一民族、某一部族的孤立现象。

在鲜卑之前，由于现存的匈奴史料过于稀少，使匈奴社会的类似制度已无从考辨。在突厥之后，契丹的部族社会传统中，可与直勤相比类的，是横帐制度。辽代所谓横帐，大致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宗室”。刘浦江说：“历代中原王朝的所谓宗室，都只包括开国皇帝以下的子孙，而辽朝横帐除诸斡鲁朵皇族外，还包括由太祖的两个伯父和五个弟弟的族属所构成的三父房，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我认为，三父房正是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出长契丹部落联盟以后，耶律氏家族内具有世选可汗资格的大致范围。”可见所谓横帐，正如直勤一样，代表着继承权利，界定和确认继承权的范围。当然，中原王朝的所谓宗室，也并非只包含开国皇帝的子孙，事实上往往要扩大到开国皇帝的同父兄弟及其子嗣，甚至及于从父乃至从祖的子嗣。这与北魏直勤包含神元帝子孙、辽朝横帐包含三父房，还是有一定近似的。与此相类的，还有著名的蒙古“黄金氏族”（Altan Urugh）。所谓黄金氏族，指姓乞颜（乞牙惕）·孛儿只斤（Kiyad Borjigin）的氏族。拉施特《史集》明确说，“把儿坛把阿秃儿”的“第三个儿子为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把阿秃儿。乞牙惕·孛儿只斤（部落）出自其后裔”。这就是说，黄金氏族包含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元烈祖神元皇帝）的所有子孙，这与辽朝横帐包含三父房完全一样。可以认为，直勤、横帐、黄金氏族，在北亚草原游牧社会的部族背景之下，就显出漫长岁月里游牧部族制度的相似、相同和一致。

从直勤制度看拓跋部族的汉化，正如田余庆所指出的，北魏前期宫廷政治的核心纠葛，是解决君主继承问题，消除部族传统的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代之以中原王朝式的嫡长子继承制。道武帝为此思虑最多，用力最巨，但是他本人仍然死于亲子弑逆，可见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明元帝以太武帝监国，太武帝以景穆帝监国，显然都是意在及早树立储君的地位和影响。景穆帝的早死，是对成立未久的嫡长子继承制的考验。虽然经历了宗爱和吴王余的小小波折，有嫡皇孙身份的文成帝终于即位，这可以看作北魏嫡长子继承制完全成立的象征。后来献文帝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遭到大臣强烈反对，咸以奉戴皇太子为辞。这更进一步显示，北魏的嫡长子继承制，在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至此，拓跋鲜卑游牧部族的国家机器，已经具备了全面改造为传统中原王朝的条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孝文帝才能够展开其激烈的汉化改革。

对照一下不难发现，困扰现代南北朝党国政权的最为严重的难题，也是所谓“接班人问题”。越是强大的专制政权，就越是容易倒在接班人的手下，不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是如此。毛泽东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发动文革，企图预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然而背叛他、逮捕其亲属亲信的还轮不到“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而是“中国的马林科夫”华国锋！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就二十世纪的北朝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北魏式的大军营；企图把文弱的汉人训练成俄国式的亡命徒……但这也不是中共的创举。远处看，古代南北朝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等内陆铁蹄们，均精于此道；毛只是把这一切应急反应推向了高峰，他以此自称“人民的大救星”。但第二次南北朝格局的巨大旋涡，终于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说：“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这不仅是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灰心：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与和谐富强的幸福无缘的！

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中国百年来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他们的反对在逻辑上是多么合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逻辑发展的，历史不是定向的实验室，而是复杂力量的汇聚。事情没有到此结束──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的手术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但并没有成功……现在即使停止手术，对病人也是远水不救近火的。此外，这一停止对主刀的大师，固然是政治死刑；但对病人也岂不等于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改组方式“重建中国”的孙中山时代，至少将囊括我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以后的某时刻。它的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特征，如上所述就是两个中国并存的南北朝格局。

张云初《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一文指出：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纠偏，读史可以解惑。近日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一文（实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第一章《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谢选骏注），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颇。吾生得不早也不晚，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长期经常受到党的教育，包括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教育。譬如五十年代，作为乡村小学学生的我，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国的“父亲和导师”（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如“大右派”龙云的三条大罪全是“反苏”名下的）……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亲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似乎比天安门的红灯更明亮，而且暗暗地想：斯大林似乎也比毛主席更伟大更英明。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作为“参加工作” 后的我，从前受的关于苏联的教育又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我们认真听广播，学文章，什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什么《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什么“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才知道，原来苏联在长期欺负我们。不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现在又撤专家又逼债，还在我们边境外屯兵百万；就是早在斯大林时代，甚至早在江西时期，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受到斯大林派来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辈（据说有二十八个半从莫斯科回来的马马维奇）的排挤打压、无情打击，而我们的毛委员坚持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革命之路，终于在不受莫斯科控制的遵义会议上，才战胜了莫斯科派来的李德、博古，确立了领导地位，从此才把中国革命引上了正确道路。虽然以后莫斯科还多次干涉中国革命，如派王明回来取代毛泽东，如什么斯大林阻挠“宜将剩勇追穷寇”，主张国共“隔江而治”，然而我们伟大领袖“不可沽名学霸王”，不听斯大林那一套，把革命进行到了底。等等，等等。

张云初接着说：“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对中苏关系问题也是一知半解。据说沈志华先生近年根据俄罗斯的解密档案，澄清了中苏两党关系的重重迷雾，有心人可从中去探寻真相。今天我提出这个话题，是从我个人说，原来在中苏两党问题上，我们一直都在受着瞒和骗。在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上，受瞒和骗最深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先生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莫斯科支持王明、博古、张闻天……，长期排斥打压建国前从未去过莫斯科的从山沟里出来的毛泽东，毛泽东长期抵制来自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成为了中共领袖，夺取了革命胜利。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才知道：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是斯大林为主宰的共产国际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传的中华苏维埃领袖。

下面，仅摘编该文要点于下：

△1927年，莫斯科《共产国际》、《革命东方》等杂志广为转载介绍毛泽东为农民造反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是享受此殊荣的中国共党第一人。毛泽东随即晋升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开始，毛泽东名字频频出现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真理报》赞扬毛泽东上井冈山当“山大王”的行动，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毛泽东是“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被推举为主席，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

△1932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搬来江西苏区，博古等排挤毛泽东，试图送毛去苏联养病。然而俄国人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示中共中央：“……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1933年以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压制毛泽东，拟把毛泽东苏维埃主席连同政治局候补委员都取消掉，但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从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9人政治局正式委员。苏共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当时在莫斯科的王明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1934年，莫斯科出版毛泽东关于苏维埃的报告单行本。王明为此极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称该书中文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

△1934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称毛泽东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在注重统一宣传口径的斯大林体制下无疑是具有特定含义的。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毛泽东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享有如此殊荣的唯一中共领导人。大会后，苏共喉舌《真理报》长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给予毛泽东的地位，传统党史认为是中共有幸同莫斯科失去联络、违反莫斯科意志的一种决定。杨文认为，恰恰相反，这正与莫斯科重视毛、肯定毛、宣传毛是十分合拍的。如果是莫斯科此时来改组中共中央，无疑会选择毛为中共领袖。

△1936年7月初，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接通，莫斯科派王明等人回国，长期以来，党史宣传说莫斯科派王明是为了取代毛泽东。杨文以资料证明，王明回国，不仅没有搞掉毛泽东的用意，而且是把毛泽东推上名副其实的中共领袖地位。在王明主持作出的决议中（为准备召开的中共七大），王明提议的主席既非一把手的张闻天，也非奉莫斯科之命的他本人，而是毛泽东，而且破天荒地要求全体政治局委员签名赞成。这显然并非王明本意，而是执行莫斯科的安排。毛与王的矛盾斗争曲折复杂，非本文主题，从略。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传达斯大林的主张，“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要树立领袖的权威。

△1938年9月，王稼祥回国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莫斯科指示后，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康生、陈云等提议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就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宣称：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周围。

△1939年春，一把手总书记张闻天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当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了。”进入1940年，张闻天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种权力统统交给毛泽东了。

△毛泽东终于成为了中共最高领袖了！

张云初确信杨奎松文章有关史料的真实性，相信毛这个“苏维埃领袖”确由斯大林、莫斯科、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装出来。张云初十分不解地是，这样的真相为什么长期被隐瞒？有关人士为什么要篡改历史，编造历史？张云初最后愤怒地叫道：“没有斯大林，没有莫斯科，就没有‘伟大领袖毛泽东’！”

……

张云初最后愤怒是因为张云初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毛泽东其实就是高欢、石敬瑭一类的汉奸儿皇帝。毛后来与苏联的冲突，就像吴三桂和清廷的冲突相似。苏联要扶植的，并非某个汉奸个人，而是能够控制局面的汉奸领袖。

我们注意到，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曾经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chiefdom）形态。

同时我们相当惊讶地发现，这种“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的“酋邦”，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概念的来源！而且也是后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来源。中国后来日趋严重的“民族问题”，也是生搬硬套这个“酋邦”体制、制造了一堆“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之后，不断产生出来的。

在历史上，随着这些“酋邦”的势力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这就是从酋邦向国家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部族传统的利用与扬弃，值得特别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鲜卑代北集团部族传统的一部分。从考察直勤制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着探寻北魏国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变化。

在现实中，而中共政治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与北魏的汉化过程显然具有某种相似性。

在这方面，比较一下南北朝之间的差异，看一看南朝的特点，也许不无裨益。

阎步克的《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指出了古代南北朝之间一些很有意思的对比现象，可以用来思考近代南北朝之间的异同。

例如，文散官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官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官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再如，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浮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浮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而北魏的“三清九流”则主要出自皇权的法令，与江左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

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的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这一区别，在现代南北朝的“两个中国”也有类似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滥封了“十大元帅”，而中华民国一般才有一个元帅。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

南中国的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北中国五胡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北方民族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民族专政权力中的军人因而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在北朝比在南朝得到更大重视──不仅古代南北朝如此，现代南北朝也是一样。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个人专权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于等级制、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比中华民国更为显著的“军阀建国”。

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可以说：印度的挑战造成古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欧洲的挑战造成现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印度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一次外来挑战，欧洲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二次外来挑战。

（另起一页）

第二章

中国的二元性

［二元的协调：北南协调为中国，海洋内陆协调为文明，游牧与农耕协调为政治实体，城市与农村协调为地大物博、华与夷协调为天下、阴阳协调为周易……──笔者1979年10月31日］

中国的地理形态大体上呈现一个梯形：从世界屋脊的8848.13米（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主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界，海拔8848.13米，世界第一高峰），下降到太平洋海沟的11034米（太平洋最深处为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1034米左右，位于北纬11度21分、东经142度12分，即关岛附近的马里亚纳群岛的东方）──其间的落差高达两万米，中国陆海因此堪称地球上最为复杂壮观的景色。1960年1月23日午后1点06分，美国海军中尉唐·华许（Don Walsh）与雅克·皮卡（Jacques Piccard）驾驶深潜艇（bathyscaphe）的里雅斯特号（Trieste），以铁球压舱，以汽油为浮槽，在一次史无前例的潜航中抵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艇上系统显示深度为37,800呎（11,521米），但后修正为35,813呎（10,916米）。华许与皮卡于海沟底部，惊讶地发现近30厘米长的鲽鱼或比目鱼及虾。皮卡说：“海沟底部看起来光亮清澈，是片坚硬的硅藻泥荒地。”

中国所处的这个梯形地理形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总结和考察：内陆与海洋、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农村、华与夷、阴与阳……如果协调不佳，这种二元性就会断裂，演变为“两个中国”的冲突。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在欧洲的象征性中，黄色是卑贱的颜色──它不仅色情庸俗，而且意味着背叛。在中国人的象征性中，黄色是高贵的颜色──它不仅象征着大地，而且暗示着皇权。而在新的精神透视之下──黄色，既不卑贱也不高贵；说它是背叛的象征或皇权的标志，同样是囿于民俗的陈辞。

黄色本非人间色彩，而是沙漠色彩。是半荒漠的、沙风鼓起的“黄土高原”的原色。黄色的尊贵，也许正是来自这贫瘠、凄凉、寸草不生的象征。自古以来的“中国人”，震慑于这恶魔般的颜色；于是，他们像膜拜恶魔一样顶礼它，将之奉为至上之色。

尊敬黄色为至高的颜色，显然不合现代环保意识、绿色思想。不过中国古代的城市文明，却是尊黄贬绿的。绿色喻“贱”，自《诗经》始：《邶风·绿衣》中“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是说古人尊黄贬绿下，如果绿作上衣，黄作下裳，就是上下易位，比喻夫人失位而贱妾上僭，所以“心中忧矣”。绿色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已视为卑。

黄色或对黄色的崇拜，压抑了中国未来的生命力，黄色甚至成为五星红旗上的星星的颜色。星星怎么可能是黄色的呢？黄色的权力，这是由荒凉的北方统治秀丽的南方；它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使中国的绿化永不可能，只能被黄色的沙尘暴统治。中国花不得红，叶不得绿，甚至黑白也因此黄色的统治而变得混淆不清。

黄色，它在中国的脸上打上了贫弱的标记──黄色除了荒凉，还是软弱的象征。有人说中国人的“黄皮肤”决定了中国应当崇拜“黄色”；而中国人的崇黄倾向，正是来自自己体肤的色彩。然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反对这种变相的有色人种论：

（一）在近代与世界其它人种尤其是黑人大规模接触前，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黄种人”。相反，那时中国人认为人长得白才是比较好的，是富贵的象征。

（二）人的“灵魂”没有固定色彩，只是反射宇宙纷纭无限的光谱、色谱──生命的纯净与活泼，也不为颜色所限所拘。即便是人的肉身，也具多种色调。就拿“黄种人”来说吧，他的肤色黄，却眼睛都是深邃的黑褐色，牙齿则是爽心的涅白色；心是殷红的、胆是碧绿的、脑浆是乳白的──因此并不是“黄色的人”；而中国崇拜的黄色，也并不等于中国人的肤色。

（三）黄色，只是传统中国之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代表色。中国的新希望，因此在于突破古老而僵化的黄色传统的束缚与限制；未来的中国必会兴起一个反对黄色的精神运动。内在力量的解放，有待于中国精神从古旧形式的压抑下、外来形式的役使中，解放出来。而它的双重象征──就是反抗“黄色”。不仅是龙袍上的黄色，也是五星红旗上的黄色。

现代中国，仅仅扯下了黄色的龙袍──这还远远不够。未来中国，还将反对“黄色的希望之星”。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荒漠状态，荒漠中的人们被迫把黄色的“核心”捧上了天。人们用殷红殷红的鲜血浸透它、祭祀它。黄色，皇权之色，成为噬血之色。嗜血者将下降冥府。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驾驭黄河？什么时候中国人把黄土高原的荒漠辟为绿色的宝库？什么时候中国人战胜了沙尘暴这黄色的梦魇──什么时候人们将不再贡奉这荒芜的、晦气的、恶魔般的黄色！

（以上《论黄色》，写于1984年10月16日）

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一书指出，在古代各大文化圈中，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广阔平原和内陆腹地，以及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其它文明在这方面都相形见绌。

埃及文化圈，只是沿尼罗河河岸延伸的狭窄条状地带，鼎盛期，加上巴勒斯坦（Palestine）一带东地中海岸，最宽之处不过一百多公里。两河流城文化圈，即使在其鼎盛期，面积也不及中国的核心区城──中原地区。况且，两河地区其北有崇山峻岭，东南濒临大洋，北，西南两面临河，远比中原更易获得安全保障。视美洲古代文明：阿兹特克（Aztec）文明、玛雅文明建立在中美地峡上，地盘还比不上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个区域性国家。南美的印加（Incan）文明则于高原、沿太平洋岸南北展开，但东西宽度不过四百公里，其稳固的核心地区不过相当于我国一个中等面积的省，不及中国战国时代的一个区域国家。至于欧洲文明的源头，希腊是散布在爱琴海周围岛与半岛，无所谓内陆腹地。正如罗马帝国不过是沿地中海周围而展开的政治实体，所谓北欧只是北海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海岸的代称。

这也许可从侧面解释，何以当中国古代文明在地域上日益扩大时；宗教神话的主导地位反倒逐渐丧失。我们发现，中国文明在地域上大拓展的两个关键时刻──殷末周初与战国时代，也正是超自然的祀拜转换为人伦的实践、宗教神话转换为道统神话的关键时刻。因为不完成这种原创式的转换，则难以用一种各个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都能一致认可的原则（如基于家族集团关系的伦理准则），协调日渐扩大的文明实体内部的矛盾，同时，难以用一种有助于国力增强的现世精神，去抗御同时增长的外都压力。殷的覆灭，也许就与它无力实现这一转换有一定关系。因此，殷代重巫、重祭的宗教文化与周代重史重礼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大规模转形，不仅有民族文化的相异、一时的政治需要等背景，更有一个持久得近乎永久的大背景──地理政治上的压力。

在古代文明的拓展中，逐鹿中原、争夺对肥沃地去的控制，并非中国持有的历史现象。许多文化圈内的居民，自视为“世界之中”，其统治者号称“万王之王”。但是，在最大规模内演习上述角逐，却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在这方面，只有古代印度文化圈的地理规模，还可以与中国比较。印度平原，曾频频上演《摩珂婆罗多》中描写的那种大战，但其活动空间毕竟不及中国文化圈宽大，因为它受到了印度这个锥形半岛的天然限制。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坚固屏障。对印度文明的外来压功，向来只能经由西北一隅透入。

与印度北部的崇山峻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北部的大草原──这个无遮无拦的万里边疆，对入侵的游牧人始终是敞开的，而农耕居民想要通过它向北移植却很困难。对中国文明不断威胁的阴影，经常徘徊在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壮观的开阔地带。这一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纵深腹地的特大压力，是其它古代文化圈没有经受过的。甚至毁于蛮族入侵的罗马帝国也未曾遇到如此经常的挑战。面对这双重的不利（只宜退守，不宜进取），双重的应战出现了！

对外，是古代中国北部各区域国家边城的不断延伸、连结，最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它缓阻了北部压力的直接灌入。因此，长城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的持续产物。

对内，强调群体一致性的家天下的伦理文化日益强化。使得各个社会集团在“礼”的制度与“仁”的精神的交叉作用下，各安其位。它发源于促进周王与诸藩（方国与封地）政治协调的需要。周室衰微后，它成了“诸夏”互相联系、以“勤王”名义行“攘夷”之实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的双重纽带。在各区域性国家争霸中原的逐鹿中，抗御北部开阔地的共同威胁，则是一项经常的考虑。

与长期分裂的印度诸邦不同，中国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基调。尽管“合久必分”，但分终究还是回归于合。分合二元的重心似在于合──大一统情结几乎成为中国长城时代民族精神中不言自明的真理。统一的政治实体需要一个维系文化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而这，是各执一端的宗教神话所无法胜任的。因为在广阔的中国，区域文化及其区域性信仰之复杂，可以说是居世界之冠，其中任何一个也无法冠盖群伦，取得压倒的优势。基于这种形势，比来世的宗教意识更有效率的现世道统，遂上升到中国意识形态的前台。

《小雅·六月》篇记颂周宣王时尹吉甫征伐猃狁事。它指责猃狁不守周王法度，随意侵入农耕地带；它颂扬文武双全的吉甫，率军来到太原驱逐入侵者，堪称天下表率。……类似这种绵延不绝的大规模对抗，以务实的、政治性的“佐天子”为号召，当比陷溺在对“天”、“帝”的无休止的争议与祭祀中（如殷人那样），更能激发同心同德的排外力量。其结果，对弘扬中原政治伦理精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背景，正是西周诸王、春秋诸侯乃至秦汉诸帝，都不得不面对的北方草原的特大开阔地。

它所构成的举世无双的压力，在版图相对狭小的殷商时代尚未突出，只是“小邦周”灭殷并广封天下诸侯之后，开始立足于“大中原”之上，很快便面对这个挑战。但周人以其新兴民族的历史敏感，很快抓住了新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神倾向和现世伦理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和精神强烈得多，春秋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强力渗透，双方差距渐趋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个人意识区别于伦理意识和幻想精神（区别于现世精神），似仍强于北方。

正是基于这种对政治伦理（人伦礼乐）精神的深刻认识，孔子才会说出这段经典性名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本质在“祭”）而后礼，先野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是的，古代中国文明面临特殊地理环境造成的内外压力，使对宗教祭祀的仪式性狂热，终被对家族关系、社会集团关系的务实性把握取而代之。对天神的“尊”，转换成对族人的“亲”。作为殷王后裔的孔子，最终选择了“吾从周”的文化归宿。这，恐怕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一种民族性的选择吧。

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结果却导致对个人行为强加约束。“礼”不仅给予贵族以特权，更重要的是以等级形式强化了对社会行为的普遍规范。亲族集团内的等级化，有助于对内控制、对外争强。从此，宗教神话中超自然的帝就让位给了历史神话里的人伦道统的表率。“天道远，人道迩”──政治权谋逐步受到比宗教信仰更大的关注。这种孕育于远东广袤、苍凉、雄浑的地理环境中的精神，经历代学者损益，渐成所谓“儒家精神”。它在本质上，并不与希腊理性主义对应，而与其它古代文明的宗教神话的主导精神对应。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充满伦理色彩的中国历史神话及其源远流长的史官精神。它的要害，在于给世俗政治以神圣地位。它的失败之处，在于对民族性格的不利影响，正如孔子一针见血指出的，“利而巧”（投机取巧、缺乏信仰）、“文而不惭”（文过饰非、缺乏真诚）、“贼而蔽”（精通权术但不明大义）──已成为周民族文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业已成为后来中国居民悲剧性的历史遗产。

总之，我们从幅员广大的角度来看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看它的人口及灌溉。我们不仅从区域文化，还从各区域内部犬牙交错的文化势力之间矛盾与统一的运动，来看古代东亚大陆上的民族融合与兼并。唯其大，故造成了对人类智慧的巨大压力，促成这一特定民族精神的“早熟”，导致小区域内宗教神话在向大区域政治神话的过渡中，变成了中国独特的道统神话。唯其复杂，故使得任何单一的、绝对化的宗教神话系统都难以作为统治思想在此立足，难以成为整个中国文化圈内各个社会集团各种文化势力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

正是基于对此复杂性的“应战”，以务实为要、以人伦为纲，不以任何独断的宗教意识形态相标榜的特殊意识形态──现世的道统文化，才在各种区域文化、小范围神系的互相牵制所造成的半真空状态中乘虚坐大，征服了中国民族的心。反观周初统治者创立“改厥元子”的宗教神话试验的失败，以及天命观、道统神话、伦理原则、政治挂帅，最终确立为中国国家的统治精神和官方哲学，正为本书的上述结论，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

1988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承接《神话与民族精神》议题，提出中国历史上曾有“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对立；并指出，内陆的虎狼之国秦，对沿海各国齐、楚、燕的征服，是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悲剧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使中国从此躲到长城后面，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终致保守落伍。但海洋中国终将觉醒，并重振雄风，走向蔚蓝色的大海。这一作品后来被中共指控为“1989年反革命暴乱的蓝图”，直接促成了东欧和蒙古、苏联集团的瓦解，对世界历史的改向，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1995年，台湾民进党领袖许信良为竞选总统计，推出数十万言的《新兴民族》，开宗明义，重提《河殇》的海洋中国论，并以此为纲领，全面展开世界历史的考察，最后落实在海洋文明与新兴文明、新兴民族的关系上。凡此种种，都是意识到了中国的二元性。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1978年10月，我通过“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五十取一，入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是1961年全家“下放”离开北京之后，十七年后我首次回到北京。重归北京给我的最大印象，除了沉重肃穆的古代建筑、迷目尘暴的滚滚而来，就是它的居民性格特别迟钝或叫富有耐心。这使得我明显感到北方和南方是如此不同。尤其当年，我离开北京下放南通这个“瘴疠之地”，很快就得了皮肤过敏症，被蚊子一咬都会溃疡……那个地方真是“毒”啊。我十七年都无法适应，而回到北京，皮肤过敏竟然不治而愈。在南方土生土长的同学，到北京个个口唇干裂，而我却不会这样，虽然我父母都是南方人。看来，“出生地主义”还是很有“科学根据”的。

回到北京之后的一天，当我走向旷野的时候，一个疑问突然跃入我的思潮之中：为什么北方的史官文化与南方的巫觋文化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据考古学者们说，本来史、巫一家也。可是史所造就北方文化与巫所造就的南方文化之间，却有深刻的差别，这不仅在先秦、在汉魏、在唐宋元明清，就是到了近代，二者的差异依然鲜明。所谓“京派与海派”只是这一差异的一角。于是在政治上也促成了两个中国的割据。

在我看来，地理因素对北中国与南中国两大文化的特性影响确实极深。在北方一扫千里、迷漫环宇的尘暴之下，处于大平原之中（高原亦然）的人们是不难产生“天帝”等观念及天命思想的，如《尚书》展示的思想线索。反之，处在南方的人们，有着江湖山林的幽深神秘，自然不难产生灵异神怪及巫术思想，如《九歌》展示的多神教。北中国的“现世精神”可能与其逆境的艰难条件，不无关系，而南方的求仙意念则与其顺境的舒适生活，密不可分。

2010年5月12日重庆晚报报道说：《中国南北分界定位图首次绘出 涉及7省130县市》。中国南北分界具有自然和人文的综合属性，呈现带状。而中国南北分界的标志，近年来成为某些地方热门的建设项目。在“秦岭—淮河”一线，至少已建成3个与“中国南北分界”有关的标志，这些标志很快就成为地方炒作热点，引发舆论争议。同时，争议也让“中国南北分界”这一地学难题引起人们高度关注。

兰州大学陈全功等人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的数字评估，已完成中国南北分界带分布图，首次为中国南北分界给出了定量、定位结果：中国南北分界具有自然和人文的综合属性，呈现带状，涉及7个省的130个县（市），总面积约145500.74平方公里。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北方”与“南方”这种有特指意义的称谓来源已久。在国人心目中，“南方”与“北方”的分界似乎应当是在江（长江）淮（淮河）之间。

1908年，中国地学会（后来的中国地理学会）首任会长张相文从自然地理分区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北岭淮水”为中国“南北分界线”，当时与南岭相对应的北岭即是现在的秦岭。但张相文以“秦岭—淮河”划线分南北的想法在实际中却很难实现，因为秦岭不只是东──西向一字排列的众多山头，而是南北纵横数百公里的庞大山系；而淮河，尤其是淮河下游，已难寻滔滔主流，所见的只是南北数十公里的水网。于是就有人指出，以“秦岭—淮河”分南北很难分出来。而当代学者多认为，“秦岭—淮河”不单纯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而是“中国南北地理气候分界带”（简称“中国南北分界带”），此带的南北，自然条件、地理风貌等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但南北分界究竟指的是“一条带”还是“一条线”？是“带”，那么“带”有多大的面积？是“线”，这条“线”呈什么样的走向？当代学者还是一直没有明确表述。经过努力，陈全功等人根据气候、地理、人文等方面的综合数据，逐点计算适宜度，制成了《基于GIS的中国南北分界带分布图》。

分布图表明，中国南北分界具有自然（气候、地理）和人文的综合属性，分界带涉及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7个省的130个县（市），最窄处约26.42公里，最宽处约195.41公里，总面积约145500.74平方公里。

同时，陈全功等人在中国南北分界研究方面并没有局限于“带”，而是将“带”细化延伸到了“线”。具体做法是，将分界带顺经度各中点连线，即成为一条南北分界线。此线的走向是西起四川省的平武县境内，经甘肃省的文县、康县，陕西省的略阳县、洋县、旬阳县，湖北省的郧西县，河南省的西峡县、新野县、汝南县，安徽省的阜阳市、蚌埠市，江苏省的泗洪县、淮安市，东至射阳县的海滨，总长度约1666.28公里。

由此地理线索，中国文明的两大原素显现了出来：南中国的庄子与北中国的韩非子。所谓儒家，我们可以把它设想为中庸的、调和南北两端的“中国思想”。老子亦然──他既可以引领庄子，又可以引领韩非，难怪老子能与孔子比肩而立，成为“儒道并称”的大宗师。

北中国特性：理智的、现实的、入世的、儒家的、重政治的；其第一要义是“礼”，以求达到政治理想的目的，故其内在精神主克己、服从、秩序。

南中国特性：感情的、梦幻的、出世的、道家的、重艺术的；其第一要义是“乐”，以求达到生命自由的目的，故其内在精神主进取、反抗、变易。

在此二者之上的至者，则为“太极”──阴阳氤氲的易道。故此南北中国的精神，一为阴、一为阳；虽然并不绝对，而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各以其时、其势，交汇并显示其属性。

还有一些事例也可以说明中国文化的二元性：

（一）山水诗在南朝晋宋之间的兴起，表明当时中国的政治传统及其儒教精神处在总的衰落中，及时行乐的思潮席卷一切。

（二）山水画派在唐宋之间的兴起，也首先得力于唐宋之间“政治传统及其儒教精神处在总的衰落”甚至“边缘化”的过程中。唐宋并非强有力的政治实体，甚至唐的对外征服也多多得力于“以夷制夷”，而不是汉朝式的亲自出击。其次，山水画派之转向所谓“空灵派”，则是在中国遭受异族统治（蒙元、满清）和军事管制（明朝）之后的“心死”时代，所产生的政治精神彻底僵化、文化精神彻底堕落。

郭璞（276──324年）是北方人，河东闻喜（今山西）人。他如何理解南方文化的集大成《山海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山海经》是记述古代神话的，但我们不难发现，郭璞是用唯理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山海经》的，故由郭注来理解《山海经》，只能掌握名物训诂，而无法把握精神内涵。但是郭璞注解《山海经》的时代去古已远，因此尽管他跨越南北界限，有此隔膜现象，也被后人接受了。

随着中国文化的定向发展为政治实体，南中国的因素逐渐退居次要位置，但永远不会落入泯灭的地位；北中国的因素则逐渐膨胀，好像囊括一切甚至吞噬同化了前者！以至于易学的阴阳概念中，引伸出了太极这最高的范畴。单一化替代了二元性，逼迫前者沦为注脚、做了后者的牺牲。这就是“政治挂帅”单行线。

但时至今日，新的历史关头需要我们揭示中国精神更为丰富的内存，并使之自新。我们理解：若不复兴南中国特性的感情、梦幻、出世、宗教、艺术，则北中国特性的理智、现实、入世、哲学、政治，亦将萎缩。

片面强调上述二元性中的某一面相者，实不足以谈论中国文化。而我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化的贫乏现象，不仅由于其历史包袱造成的骄傲与惰性，也是由于这类偏狭的理解所致。我们若能克服前人的偏狭性，则能恢复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甚至能以新的姿态将这生命奉献给世界！

中国文明的特质在于推崇“仁”，即崇尚同化功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讲的都是同化，只是侧重面有所不同。所谓同化，就是合一不同的要素：把非我的化为我的，又使我的注入非我的，并进而再去化育非我的。从而使我的永远年轻，永远易化，永远独立，永远绵延……这一特质从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可找到大量证据，诸如政治、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甚至人种、语言、文字、器具、衣饰、心理、希望等各方面皆可验证之。我们的理想，即在于激发这一特质，运用中国文明的这种同化功能，来作未来世界的凝聚剂，化育各个民族作为同化的素材。从而创建一个新的全球生活规范，提供新的文明历史的节奏。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探讨史前文明的方式，除了寻求考古学的证据，是通过研究古代神话的痕迹。凫游在神话的汪洋中，神话文献和神话的雕刻、绘画、更以其迷宫般的结构，使人茫然。要看清它们，就不能身陷其中──而需要略略脱开，以其它学科的丰富知识来打量它。因为丰富的神话材料，都是漫长发展所造成的复杂积沉与结晶。严格说，它只代表搜集、记录时代的神话形态，所以，“在现代无法搜集到古代的神话”。只能说，“希望现代搜集的神话，可能接近其古代形态”。

“农耕与游牧”的主题与“神话”何干？

这种相关性是因为我在研究“神话与民族精神、文明样式的关系”时，体会到一个现象：游牧民族比较容易产生史诗，而农耕民族的神话则比较简短。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游牧社会通常缺乏记录手段，因而更多仰仗口耳相传。定居社会即使没有文字，也比较容易运用图画、雕刻、建筑来记录神话故事，所以其口头表达反而不易发达。

甚至在文字领域，游动生活（包括渔猎、游牧、通商与航海）和定居（包括农耕与城市）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分别造成两种文字传统：注重口耳相传的游动社会，更加倾向于运用拼音文字；而注重视觉相传的定居社会，更加倾向于运用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分别起源于侧重视觉──造型与听觉──声音的不同传统。

文字的形式，本是信息的储存体：

1、听觉──声音的信息是──语言；

2、视觉──造型的信息是──手势、舞蹈、绘画、雕刻、建筑；

3、听觉视觉综合的信息是──文字。文字兼顾了语言与绘画。

可以思考一下：

1、两种不同的生活：如航海、游牧等不定居与农业、城市的定居式。

2、在不定居式的生活中，语言是保存神话的主要手段；在定居式的生活中，则可兼用多种手段──结果后者的长处反而在无形中抑制了神话作为语言形式的充分发育。

3、中国境内的两种基本生活方式：不定居式的游牧型与定居式的农业型；它们造成了中国神话的分道扬镳。

4、史诗，因此经常是民族大迁徙的产物：不仅来自民族迁徙这一事件的刺激，而且来自它造成的文化中断的恐惧，以及迫切需要回忆民族传统的巨大心理压力。

5、民族迁徙的后果是传统的动摇反而激活了创造力；并使得记忆方式更侧重于口头讲述──其结果就是史诗的诞生。

“关于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阿·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年］《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册，第92页）

气候和地势对神话与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影响，不限于“色调”一类的皮相，而足以促成某种“气质”。说到底，人的生产活动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包括气候、地势等地理因素）而发的，而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则受到地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交叉作用的制约。

隋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个重心一直坐落在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流域。隋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军事中心却滞留在北方，且不是洛阳这类中部的城市，而选择了北京这个边境战略要点。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的重心相脱离的态势，造成了物资运输上的严重困难，肩负着“南粮北运”任务的“漕运”（通过大运河）繁忙之至，耗费极大。但两个重心相分离这一事实，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最大原因即在于：自然地理的气候条件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首先，气候的干旱和草原周期性的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紧伴随着严重干旱、草地干枯，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中亚、印度、中东、欧洲等农耕地带，受到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大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行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是饥饿，和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干旱使农耕人面临双重压力：

游牧人的入侵和干旱对农业的影响。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专制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这些例证，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只是问题的表面，实质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土地（即“生存空间”）的斗争。于是中原人有不断南移的趋势，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来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农业与游牧业的对峙，曾给世界史以重大影响；对世界意识的形成提供过丰富的刺激。相形之下，这种争夺、角逐对世界政治的发展史要超过对世界文化史的影响……从现在看，商业民族（尤其是航海的商业民族）与农业民族（尤其是内陆地带的农业民族）的对峙与角逐，对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影响更大。例如，商业性的海上文明，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要素，这就是注重系统的知识；而全部内陆农业文明，加起来才提供了另一半。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的生活。一部中国史，写满了有关两方面时而斗争、时而妥协、时而和平共处的内容……。

在这种意义上，“万里长城”只是中国文明五方范围内部（中原、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的游牧人与农耕人，在历史上的临时分界线，而不是“中国文化圈的边界”。因此这条分界也是不固定的，明代的长城与秦代的长城即南北错落相隔一、二百公里之遥。

鄂尔多斯草原，现在是游牧区，但考古学者，已在那里发掘出了秦汉时代农耕社会的遗址，表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明代长城比秦代长城靠南，并不像通常假设的，是由于明朝的国势不及秦朝强盛；而是用一个实例说明了：随着华北地区的日益干旱化，游牧地带自然地整个南移。游牧与农耕的界限──长城──因而同步南移了。

修筑长城，因此也成为东亚农耕社会一个重要的防卫手段。长城因此也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今天以长城命名或作商标广告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主要有三：

（1）长城历史悠久。2300年以来历尽沧桑，为我国现存的地面上最大的古老建筑。

（2）长城工艺伟大。是从月球上唯一可凭肉眼能见的人造物。尤其在工艺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我们的祖先造出如此巍峨的奇迹，而令今人叹为观止！

（3）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长城的精神与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相通，即“防御思想”。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只要入侵的游牧势力一旦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铁蹄践踏的心理“堤坊”。

渐渐地，在民族的内心深处，便相应形成了“长城精神”。长城，不仅成为我们的物质象征，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象征。“长城精神”的一般特点是：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重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命，不冒风险……与欧洲航海民族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

“坊”在文化上的含义与“长城”同属“防卫型”，各自漾溢着“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所不同的仅仅是“防”的对象：“坊”所防在内部，用以维持等级制度，巩固统治权力和既定秩序；“长城”所防在外部，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尤其是区分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

长城的修筑和防御思想的胜利，合乎历史条件造成的“情理”。看一眼地图便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中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上无险隘可守。此外，由于农耕技术的限制，它也难以去垦殖气候寒冷、干燥的草原地带。故而，只能死死抓住已有的农耕区域这一生存空间。这便是修筑“万里长城”的根本原因。

在帝国时代比较单一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完成了它“凝聚农耕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使命，否则，它就不会受到持久的崇奉，成为我中华民族性格中的重大要素。然而，在今天这样多变化、高效率、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便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束缚我们民族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城乡差别最大的社会。展示今日整个中国，其实绵延着数千年人类历史的全部缩影：从最原始的居住区到最现代的居住区都有。甚至，离开现代都市仅仅十几公里，就可以找到极其落后的地区。这种“并行不悖”的状态，是由中国内在的二元性决定的，而不完全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状态所致。

尤其是毛泽东人为分割农村与城市户口的政策，导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民仍被视为二等公民，这很像是南非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农村出生的人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即使在城市打工的一亿五千万左右的农民工，也是如此。他们得不到城市住房，他们的子女不能上学。农民工只能在工厂和建筑工地打工，生活紧张，收入微薄。这些农民工的唯一安全感就是他们回到家乡还有一块土地，可就是这一点点土地现在也受到了威胁：中国城市正向农村地区无情扩展。

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北京记者在2006年3月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比较说，英国人习惯把乡村同绿色田园和心情舒畅的农民联想起来，但中国人则尽量不想农村。因为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生活艰苦。英国乡村是逃避城市紧张生活的好去处，可中国的情况相反，人们不断涌向城市。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2月23日的文章则认为，“中国的城市把水从农村吸走”，而农村地区缺水将威胁农业收成，并可能引发农民的不安。中国的水资源短缺体现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甘肃省民勤县下润村有五百户居民，村长沈佳道（音）说，他每年两次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帮助减少上游的用水量，“每一次他们的回答都是，石羊河干涸了，我们也无能为力。”根据水利部的数据，2004年，工厂和城市居民使用了中国34%的水源，1998年这一比例为25%。这使粮食生产降低了8.4%。而中国45%的居民生活在北部省份，但他们只有19%的水资源，围绕着水资源问题，农村利益和城市利益之间的紧张形势越来越严重。

城市与农村在中国构成的二元性质，甚至使某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三元结构”，其第三元就是城市农民工。因为“二元社会结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城市农民工现象，因受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既不同于农村居民，也不同于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存在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足以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第三元。新三元的出现，将给城乡三元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

“市”成为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有关。但北朝（386──618年）研究则相对寥落，这是因为野蛮的北朝盛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萧条衰退。尽管北魏孝文帝改革促使北中国商业恢复，都市复活，但商业发展水平毕竟不高。

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基于他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否认“自然经济说”，认为历史上中国农民的活动方式有一种周期循环的趋势，当外部形势有利时，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里。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逐渐回撤，最后会取消与外界的接触，以至一个村子完全与外隔离。

南北朝间，南中国与北中国之间的差距，绝对不小于中华民国与中国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差距。例如，南朝拥有不受官府控制的“草市”，北朝则没有。显然南朝接近中华民国，北朝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魏时仅逆旅中偶见商户，道旁也有零星商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卖部”、“自由市场”相似，具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后遗症。隋初汴州居民向街开门，或许在经营商业；亦有所谓“临道店舍”买卖兴利，但绝不普遍，且经常被列为铲除对象，可见毛泽东的“公有化”源远流长。

北朝境内的各个城镇的市场数量不一：州镇郡县一般仅立一市，都城常设置数市，而北魏迁都洛阳后则设三市；东魏与北齐的都城邺，则有东、西二市，隋都长安有两市，东都洛阳则有三市。集中管理的萧条状态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

侯旭东《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认为，北朝的市的形制，则像汉、唐一样，是集中、封闭的场所，周置市门，早开晚闭，市内有店肆，依行业列肆，市中心亦如汉、晋之制设市楼、旗亭之类建筑，驻市司治市。北朝城市的布局，权力中心位于宫城及内郭城铜驼街两侧，居全城的核心，礼仪中心（太庙、太社）在权力中心之南。明堂、辟雍亦是礼仪中心一部分，位于宣阳门外的外廓城中。相对而言，位于外廓城的三市则分布于边缘，之间隔以城墙。隋都长安、洛阳情况与此相仿。这种市肆隔绝于权力和礼仪中心之外、居于边缘的做法，与欧洲国家城市的布局全然不同。

公元前四至前一世纪处于繁荣期的古希腊城市普南（Priene），其中心广场居于显著位置，是商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广场东、西、南三面有敞廊，廊后就是店铺和庙宇，位于西面与广场隔开的鱼肉市场，市场居于中心地位。公元476年以前作为罗马帝国都城的罗马城，其中心就是罗马广场（Forum），集政治、宗庙与贸易中心于一身。公元79年为火山喷发所掩埋的意大利城市庞培（Pompeii），其位于城西南的中心广场（Forum）也是全城的宗教、经济与市政生活的中心。广场四周分别建有朱比特神庙、大市（the Macellum）、城市守护神庙及市政会堂（Basilica）、市政府等。建于九世纪的德国城市诺林根（Noerdlingen）城，也以教堂广场为核心，向外呈放射状发展，该广场同时也是集市贸易中心和举行集会的地方。甚至中美洲古代印第安文化中心之一的特奥蒂瓦坎城（Teotihuacan），也在这个问题上接近欧洲而不同于中国：公元600年达至鼎盛时期的该城，八世纪后半叶就被毁灭，显然没有接触过欧洲文明，但是位于该城主要大道交叉口的，则是主要神庙、宫殿群（the Ciatdel）与首要的市场（the Great Compound）。

对于“市”内的活动，北朝亦秉承前代，实施管理。首先，坐市商人另立市籍。明确记载仅见《隋书·李谔传》，知隋初有是制。附籍者应只限于市内坐贾。开皇十六年（596年）六月规定“工商不得进仕”，确定工商身份亦是依据市籍。准此，北魏神龟年间曾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此议最终未能施行，却说明工商应自立户籍，这是产生该议的前提。其次，各代亦立法管理市内活动。《隋书·刑法志》记北周律篇目，“十曰市廛，”隋大业律“十五曰关市”，包含有关规定。隋开皇律无“市廛”篇，但《唐律·杂律》有若干管理市的律文，《唐律》乃损益开皇律而成，开皇律杂律篇当有类似规定。程树德推测北魏律有“关市”篇，似可信从。至于市内交易用“称”、“钱”是否符合要求，朝廷与各地官府亦尝立制约束。

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释“市”为“买卖所之也”，道出了汉人生活中买卖已经非常发达的事实。但是北朝作品《颜氏家训·治家》却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遭到北朝俘虏的南朝人颜之推在北朝看到的是“自给自足”画面，说明在“北朝革命”的摧残下，生活的野蛮化程度不断深入。当然随着南北朝的末日逐渐临近，北朝的野蛮化程度也日益减轻。而北朝官吏贾思勰（高阳太守）看来，北朝已经有所进步，不那么野蛮了。他在《齐民要术》中开列了作物的单价与收入，如该书卷三讲冬种葵法，“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负郭良田三十亩，”十月末撒子下种，次年“三月初，叶大如钱，逐穊处拔大者卖之。一升葵，还得一升米。日日常拔，看稀稠得所乃止。”“一亩得葵三载，合收米九十车。车准二十斛，为米一千八百石”，“自四月八日以后，日日剪卖”作者估计种三十亩葵“胜作十顷谷田。”但作为北朝官吏，贾氏本人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他声称对“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这里的演变，很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演变，值得玩味。

同样，城镇的工匠在北魏前期受到朝廷、官府的严格控制，就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一样。孝文帝改革以后官方的束缚逐渐放松，工匠们开始通过“市”与普通顾客直接交易，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期一样。据《魏书》卷三十七《司马悦传》，宣武帝时豫州居民已能买到同城刀匠制作的刀，就像枪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期已经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入手》认为，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的城乡对立就很严重。而在我看来，这显然也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的城乡户口制度，具有某种可比性。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春秋·左传》记载了不少华夷之辨的思想，体现了那个战国临近时代的民族主义：

1、“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尽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2、“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四年：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3、“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僖公二十五年：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邢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4、“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初唐史臣吴兢的《贞观政要》也记载了那个民族大融合时代的民族思想。其中著名的有凉州都督李大亮的上疏说：“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但不被李世民采纳，结果后来酿成安史之乱。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到了清朝初期，被爱新觉罗玄烨（乾隆）凌迟处死的清人曾静认为：“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大义觉迷录》卷一，五十四页）他表达了一种极端的华夷之辩，又称夏夷之辩。

但是元明清现代南北朝以来的“中国政府”，却变“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为“德以柔四夷，刑以威中国”，美其名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颠乱唐人所说的“自古明王”的规范：把“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变成“夺中国以诈，驭百姓以权”，用诈骗的方法夺取中国，用对付夷狄的权术驾驭百姓。

“华”的本意如下：《诗·周南·桃夭》：“灼灼其华。”《淮南子·时则训》：“桃李始华。”这些“华”都是“花”或者“开花”的意思。在古代，“华”同“花”，“化”同“花”，“华”又同“化”。“化”为何意？《华严经·音义上》：“教成于上而易于下，谓之化”，许慎释“化”为“教行也”。因此，“化”就是“教化”之意，“华”同“化”，也就是说“华”有教化的含义，教化则必然要和“文”联系到一起来，“华”其实就是要以“文”而“化”之。

“夏”的本意如下：《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又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这是因为传说的夏朝作为第一个中央王国，无论在人口、版图、化方面都远远超过其它的方国，“夏”也就从原来的“夏地”的地名变成了为“大”、“大国”的代词。

“华夏”、“中华”都有“教化”的意思。《唐律名例疏义释义》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正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是说无论何族，只要继承中央文化，也就可以成为中华成员，即成为华夏族。

至于夷，早在殷甲骨文就有了“夷”。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夷”说：“夷，平也，从大，从弓，东夷人也。”《淮南子·原道训》：“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钠服。”《毛诗正义》：“幽王时，四夷交侵，中国皆叛。”这些“夷”又带有“四”字，则“夷”被扩延为四方民族的统称。《礼记·王制》因此说：“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其中的“雕题”是指文身，“交趾”就是足相向，是南人跣足的结果。《左传》襄公十四年，诸侯会于向，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语言不达。”《淮南子·坠行训》：“东方，其人兑行小头，隆鼻大嘴鸢肩企行，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其人修行兑上，大口决龇，早壮而夭；西方，其人面未偻，修颈印行，勇敢不仁；北方，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其人愚蠢禽兽而寿，中央四达，其人大面短颈，美须恶肥，惠圣而好治。”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出，华和夷，不仅文化、语言、风俗、饮食、服饰不同，甚至人种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史料上具体的非东方的夷有：

北方的畎夷，《竹书纪年》：“帝癸（夏桀）即位，畎夷入歧。”

西方的昆夷，《诗·大雅·采薇》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

南方的夷，《春秋公羊传注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这些都可以看出，“夷”是四方的民族的统称，并非仅指东方民族，周朝有“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之说，这个时候的“夷”才演变为专指东方的非华夏民族，这是狭义上的“夷”，但是广义上的“夷”仍继续沿用，直到现代。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如此。所以《春秋》说：“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春秋左传正义》上记载齐国的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因为诸夏之国是一体。而春秋时期的夷狄戎蛮势力壮大，华夏面临夷狄戎蛮的入侵：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北狄伐郑，十四年（公元前706年），北狄伐齐，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山戎病燕，十五年（公元前662年），狄伐邢，十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卫，襄王二年（公元前650年），狄灭温。南方自称“蛮夷”的楚国也北上中原与诸夏争夺霸权，相继灭掉淮河流域和南方许多诸夏国。“华夷之辩”就在这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兴起的。

“贵华贱夷”的思想兴起了：《论语注疏》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礼记正义》说：“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周大夫富辰云：“狄，豺狼之德也。”从此，“华”贵、“夷”贱，成为“华夷之辩”的主要内容，华贵夷贱，所以夷须从华。

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他指出华夷之别不是血统之别，而是文化之别。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民族区别观念，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日本人当初也是根据这个理论，认为自己有权统治早被满洲奴化的“支那”。不过，孟子强调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要用华夏的文明礼仪改变四夷的野蛮状态，纳四方之民于华夏之光，如此实行民族的同化融合“华”者，化四方民族也！

反面的例子是，先秦和随后的史料中关于“华”变成“夷”的记载颇多。举其要者由“华”变成“夷”：

《史记·五帝本纪》有云：“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嵩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驩兜与三苗的族属历来具有争议，但是共工和鲧的族属，则多认为是华夏，共工和鲧原为华夏，后因共工和鲧及其后人战败，僻处四方，不和中原诸夏相往来，弃华夏礼仪不用，堕入诸夷文化，由华变夷。

《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遁于被野，随畜转徙，号荤育，逮周日盛，曰猃狁。”《魏书·序纪》记载：“后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国，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以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为拓，谓后谓跋，故以为氏（拓拔氏）。”

王易遁《先秦华夷之辩杂论》认为，楚人原为华夏，但春秋时期的楚人多认为自己是蛮夷，不是华夏，到战国时期的楚人才又再次认为自己属于华夏，从史料看，楚国经历了由华变成夷，再由夷变成华的过程。因为民族的认同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决定民族属性的是文化，不是血统。不同血统的民族，可以通过文化因素同化融合为一个民族，同一血统的民族也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民族。“华夷之辩”其实就是“居夏则为夏，居楚则为楚，居越则为越。是非天性，乃积糜使然也。”

事实上，华夷之辩的存在是因为华夷杂居的存在。这不仅先秦如此，南北朝和以后的年代也是如此。正如朱延辉《大唐二元帝国──雷海宗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片段》一文所记雷海宗观点所说，唐朝就具有“二元帝国”性质，尤其在618──755年间即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间，十分显着。其实不仅唐朝，当中国某一朝代鼎盛、外藩四服时，均有这种“二元的情况”。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兼为中国本部与外藩之主。这样，中央政权对待外藩与中国本部人民，于可能范围内，就都一视同仁、不加歧视了。

考证贞观四年（630年）外藩上书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正好是日本派出第一次遣唐使年分。太宗接受这一称号，从此在给外藩文件、封敕上，都以“大唐皇帝天可汗”自称──这可以说是二元帝国正式表现在名称上了。根据当时正史和非正史的记载，长安居住的外人很多，许多是外人中的高等阶级人物，如酋长、世子、使臣等。甚至某些区域，纯由外人居住。虽然其中详细情况不明，但长安似乎不仅是唐人的首都。

这一时代风气不可能不影响倭国。

唐代统治权力扩展的情况：

１、突厥──居匈奴、鲜卑、柔然故地，李靖在629──630年平之。

２、西突厥──今阿尔泰西迄中亚。

３、回纥──突厥灭后之继承者，对唐和战不定。

４、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侯君集破之于640年。高昌乃汉及汉以后的戍兵、商人、迁移之汉人所建，因此当地属汉人文化。西方僧人东来时，因为地缘关系，多先停留在高昌，学习汉语汉文，然后东来。这样高昌成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换（接）点。恐怕因为高昌人是汉人，明了中国内部情况，知道归附中国难于保持自由，因此不向唐屈服，并且煽动其它国家反唐，于是唐朝遣兵灭之。

５、龟兹──今库车，646年臣服。

６、党项羌──今甘肃西部青海东部，635年李靖加以征服。

７、吐谷浑──今青海境内，635年李靖定之。

８、铁勒──薛延佗──今蒙古迤北，李靖于646年灭薛延佗。

９、吐蕃──今西藏，未能真正征服。太宗时虽有小胜，但无关大局，多采取和亲羁縻政策。以文成公主嫁与吐蕃君主弃宗弄赞，甚受尊重，特仿造中国城，并输入中国产品和工艺，于是中国文化进入西藏。

10、南诏──今云南，时和时战，因为地势险阻，瘴疫流行，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11、高勾丽、百济、新罗──百济灭于660年，高勾丽灭于667年，新罗接受了唐的文化，但未臣服。

12、靺鞨──渤海──今黑龙江及吉林东部一带，接受唐代诰封，输入唐朝文化。

13、奚──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唐朝于732年大败之。

14、契丹──今热河一带，与奚同族，亦于732年被击败。

15、天竺（印度）──在中国史上，只有唐朝的政治势力一度到达此地。当时印度方面只知中国又统一，但不知内情。同时因为经常称中国为摩诃震旦，即大震旦，所以对中国存有尊敬畏惧心理。唐朝使者王玄策至印度，商谈交通贸易，已获圆满结果；但旧王突然逝世，新王即位悔约，于是王玄策逃到吐蕃。当时吐蕃与唐关系密切，王借得吐蕃军数千并连同尼泊尔军，同时攻入天竺。短时期内，攻下七十余城，印度大大震动，于是东南西北中五印度国家，均称服于唐，这是一次冒险的偶然结果。

16、日本、波斯、大食（阿拉伯）、南洋──这几个地方唐朝的统治没有达到，但与中国保持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日本援助百济失败后迅速汉化并努力和中国通好。波斯为抗御阿拉伯曾请唐朝出兵援助，唐以相距遥远，婉言推辞。阿拉伯大食扩张到中国西部边界，没有继续东进，避免与唐发生冲突。后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中国广州扬州等地贸易的很多，有黄巢在广州屠杀十万色目人的说法，虽然未必正确，但可以证明阿、波诸国人民由海上东来的确实不少。以致形成了散居中国各地的回民群落；回族多由这些民族的男性与汉人女子，通过买卖婚姻的形式，从穷人家的女孩里繁衍出来的。

中国人下南洋从唐朝渐渐增多，现在南洋甚至全球的华侨，均以“唐人“自称，这一方面表示汉人移到海外唐朝正式开始，另方面也表示闽越和南粤等地的越人，在唐代以后才完全接受中原意识，并以汉人自居了。

唐代对藩属统治，分威抚和恩抚两种。一是羁縻府州的创立：外藩无论是败降或自臣（自动归顺），皆分为府州。其刺史、都督多是当地酋长，其中亦有汉人，但须受唐边疆都督或都护的统辖。刺史、都督的名称虽和内地相同，但办法不一样。首先名位大都世袭，具体统治方式亦不尽同。这属于威抚。二是都护制，例如盛唐时有“十都护府：，各设有正副都护：

1、安西都护府，辖天山以南至波斯以东。

2、燕然都护府，辖漠北。

3、单于都护府，辖阴山之南、黄河之北。

4、瀚海都护府，辖漠北。

5、昆陵都护府，辖西突厥之一部。

6、蒙池都护府，辖中亚楚河以西一带。

7、安东都护府，辖高勾丽百济降户。

8、北庭都护府，辖金山以西及天山北路。

9、安南都护府，辖诸蛮。

10、峰山都护府，辖蜀爨蛮。

中国一向以地大物博自诩，在历史上，通商对中国虽然也有相当好处，但并不是必要的，但对周边国家就不是如此。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用“许可通商”作为对于别人开恩的手段，因此当时的通商有“对外人市恩”的涵义。因此当时通商买卖两方，均须经过官方进行，私人不得交易。陆海各有专司贸易的官，陆地称互市监，海上是提举市舶使，名称不同而任务相同。陆方以河西（甘肃）一带为中心，商人多从河西外出，外商第一是犹太人，次波斯人，再次是西方各国人。海上中方为岭南人（闽粤浙南一带皆属之），此为闽粤海外发展之始。外方则为大食（阿拉伯），次波斯，再次为其它地中海滨人。

说了“二元帝国”，再看“外夷与中华”。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说出了一种理论叫做“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其中指出唐朝太宗高宗两代之所以能够倾力攻灭高丽，首先即在于当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还没有兴起成为唐朝的大敌，其次是唐“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而唐取高丽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不得已在东北取消极退守之策。

当时唐朝与倭国以及唐朝与朝鲜半岛三国之关系，也与当时唐朝东北、西北边境的全局，密切相关。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分期论，是以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推移为标尺的。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地域上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即中国文化向四方扩展，由近及远，促进周围野蛮种族的文化觉醒和民族自觉，后者又转而向中国内部产生反作用。

汉与“倭国”、唐与“日本”，以及近代中国与“日本帝国”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进，也与这一过程相应。“倭国”对汉、“日本”对唐的向心运动属于夷狄向化；而近代殖民扩张浪潮中的岛屿实体“日本帝国”，对近代中国大陆广大腹地的向心运动，则体现为企图殖民入主：尤其以满蒙优先。这其实是想重复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道路，否则日本的对华交通线仅仅依靠辽东半岛或是海上航线就太容易被切断了。

史料研究表明，日本帝国曾计划对中国大陆移民五百万，这一移民计划以东北地区（满蒙）优先，并被列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

早在1936年8月25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就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官方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的十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一百万户、五百万人的庞大移民群落。日本的方式是：把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这与蒙古的保甲制度、满洲的八旗制度，有某种相似性。“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三十年内由当时的三千五百万人增至五千万人，而日本人必须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五百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十三万人。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四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五地。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五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一千户移民，殖民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日本向东北移民，不仅是为了镇压东北人的反抗、巩固自己的军事占领。尽管当时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并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日本向东北移民，为的是在大陆中国建立海洋中国的殖民区。从入侵东北的日本武装移民的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都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是日本人希望予以永久占领的地区。正因为如此，1937年以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政策，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所谓“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的“帝国大陆政策”的目标。这个政策表面上模仿欧洲的殖民主义，其实是继承了蒙古和满洲的“反客为主”，是对于中国所展开的向心运动。尤其考虑到，日本人自以为和蒙古、满洲、朝鲜同属所谓“阿尔泰语系民族”。

为推行向心运动，日本的入主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必须要掠夺东北地区的汉人土地，就像蒙古和满洲曾经做的和朝鲜现在试图做的那样。

早在1932年，日本就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购、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日本帝国在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5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三百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的地方，房屋土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这很像蒙古和满洲以往在中国推行的土地掠夺政策，也很像红色高棉后来在柬埔寨对华人采取的剥夺、驱逐和灭绝政策。所不同的，蒙古、满洲、日本对中国是向心移民，红色高棉则是对中国的吸引力予以抵制，同时还利用中国共产党来抵制中国移民。日本帝国表面上比近代中国文明开化，其实还是重复了“外夷与中华”的关系史。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中国的二元性最为显着的体现是阴阳概念。而系统表达阴阳概念的是《周易》，其神髓通过象数鼓荡中国文明的灵感：现代人津津乐道的“《老子》的辩证思想”、“《庄子》的相对论”，其实都是从周易那儿借用来的。《老子》受《周易》的启发，正如王弼开创的玄学传统也是从《周易》开始。中国哲学家莫不受周易启迪，不通《周易》，非中国哲人。《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此实为《周易》之翻版，如《系辞》曰，“一阴一阳得之道。”何谓“道”？阴阳交运的奥秘万物大成的源泉。道通过阴阳运化而实现阴是混沌物质，先于《老子》所谓的“有”；阳是无处不在的动力，现形为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力”，这“力”只能“感到”而不能“看到”，也就是说不能全面知道。

《老子》的“无”具有这样的含义：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而不是浑沌一片，正是因为阳与力的活动所致。没有阳─力─无，也就不会有世界─万物，所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近似“天下万物生于阴，而阴生于阳”）。不过这仍然不能尽意。我们知道“有”作为形体不如“阴”作为因素那么广泛；有只是阴的产物，况且按照我的理解，阴是生阳而不生于阳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与一，实为同指，不过要呼应随后出现的数字，须以“一”名之。一生二的“二”，则指阴阳，二生三的“三”，乃是阴、阳与阴阳混合物，后者乃阴阳的中和、万物的始祖。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和”实为《周易》的灵魂。与较为系统化的《周易》相比，对《老子》只能诵读而不能批判。谁知道“老子的原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的诠释和争议，最后不过是在发挥自己的思想，结果徒然成就了《老子》的伟大。

而与《老子》相比，易道的最高精神却可以归结为对于易经本身的否定！易道不可形状，不可言喻；可以形状及言喻者，只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易道，但不可能就是易道。人的弱点，常把有形有名者导向无名无形者，结果跌入了绝对主义泥坑，在冒充易道的同时与易道大相径庭。然而不通过有形有名者，即使圣人也无法领略易道；因此易道与易经的差异，可以比之于直觉与分析的差异、灵感与科学的差异。由可形可名的易经，进窥无形无名的易道、领略易道的深邃悠远，再反过来观察核查易经，使易经的理解契合于易道的理想。

元明清以降，军事管制暴政（“专政”）下苟延残喘的中国文人，暗地里私淑佛门，他们把周易的变通与佛教的虚无主义等同起来，再也无力用自己的神髓激发社会的灵感。事实是，他们的生命和民族的命运一同趋于枯萎。精神创造力的衰竭，使得灵魂沉沦到佛学的汪洋，甚至顶礼膜拜那些挂着佛教招牌的偶像崇拜。那些高妙的答案、圆融的归宿，也许正是精神的坟墓，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费力的创造。对于那个具有一切相反素质的庞然大物周易体系来说，一切思考和创造似乎都是多余的、太多余了，因为它和佛的世界一样，早就完成了。佛教比马列主义更接近“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万妙灵丹”，无论对象、不限时空，只是缺乏生育能力，是文明晚期的现象。

在中国生活里，哪种要素相当于“阴”？哪种要素相当于“阳”？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此两大要素的任何一种，“本身都是对方运化结果”，因为“阴阳本身都是既包含阴又包含阳的”──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阴阳的玄妙之处。

不论阴阳具体如何，可说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复合的文化”，所以中国的复杂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推崇同化力的关键所在。反观自身，甚至我们“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的思想，本身也带有复合中国式的二元性：它是摄取儒、道二元的特点，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它是入世的；另方面它是寻求异境的。所以从这种意义而言，这一思想是吸取了两大文化要素中动的与阳的部分。

“顺遂在天命，安于终极善”这一思想也是这样：它摄取了两大文化要素中静的与阴的部分。（虽然天命与终极善本身也在迁化中，因而充满了阳性，但关于它们的思想却只是在静静地追随天命及终极善，并不要求甚至禁止持有者发挥本身的冲动。所以可说我们的“思”乃是从中国文明五千年的“土”中长出来的；我们的命运及遭遇和由此形成的特有精神状态都是“中国的定数”。

中国文化认为“知易行难”；西方文化认为“知难行易”。知与行，其“语言与仪式”乎？可否认为，“中国文化重仪式而轻语言，西方文化重语言而轻仪式”？中国人所谓的“伦常”、“实践”，其实无不带有强烈的仪式性，带有并非现代人经验中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神秘性。不理解这一神秘性，何足与论“中国文化”？

从总体看，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极为相似：都以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为主要生存空间；都要防卫和抵御周围游牧人的侵扰、攻击甚至征服。在受到的压力上中国与埃及相近似。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西部沙漠中的古代利比亚人（他们金发碧眼，不像现代北非的属于含米特[hamite]种系的柏柏尔人[Berber]）。正如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草原。但两河流域却是一个“四冲之地”，在它的东、北、西二面，都面临压力。历史上，两河流域曾数易其主，各民族轮番统治不下十余次之多：从6000年前苏美尔人、经历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伊朗人直到今天的阿拉伯人。

古今历史上最成功地抵御了异族势力的侵略和同化的民族，还是要属中国农耕民族。这样的农耕民族将来消失，中国的命运就会无常。 

无论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社会，都以宗教意识妆扮起来的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形态不同。对于抵抗来自游牧人的压力及征服，现世意识支配下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意识支配下的神权政治，效率更高。所以，埃及、巴比伦的文明早已毁于异族征服，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存。此外，汉字的规范力量，中国政治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也为闭关自守创造了地缘上的条件。 

我们理解：各种理性主义的共同基础其实就在于“对于语言的信仰”。例如汉字对中国的制约性的影响，比一切风俗、意识形态甚至社会结构都严重得多。我们的延伸理解：如果未来的中国废除了汉字，社会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革。而这对整个世界历史，又将发生无法预测后果的化学反应──一群群不识汉字、念着拼音字母的“中国人”将走遍世界，使发达世界饱受“人类蝗灾”之苦。世界名城的贫民窟里，将住满不讲信义、没有约束、什么都干的流民……他们用身上的油污“改造世界”。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未曾被另个文明的全面优势压倒过。然而对于印度、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人民而言，这种文明意义的互相征服却是历史的周期现象，甚至是家常便饭。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只经历过一次并非全面优势的文化入侵，那就印度──西域的佛教输入。可是那次印度与西域的文化入侵并不伴有欧洲与东洋的武装压力和政治优势，因而也就使得那次外来文化强制性影响降到了最低限度。

相对来说，两千年来的中国人面对佛教可以“自由选择”，而现代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就不再具有这种“自决权力”。因为西方文化的进出中国，是伴随着欧美的武装压力、日本的武装压力以及苏联的武装压力──一起来临的。现代中国人被异族或同族人（生物上的“同族”，并不等于文化上的同族）强迫着接受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西方的生活方式，甚至是“适应了中国国情的理论和实践”……这不仅使我们猜测：难道第三期中国文明──宪政中国或曰“新王国”的降临：有待于“废除汉字于文化流通领域”？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相对独立状态，其实是它在地理上的孤立状态的延续。地理上的阻隔──东、南两面的大海以及大海外面没有文明中心，西、北两面的高旷及其辽阔的不毛空间，再加上印度支那的支离破碎──至少加剧了文化上的孤立状态。而从文化的独立生出的心理上的疏离──使其居民心理上的阻隔也无形加大。从此中国文化圈内的居民甚至包括日本人都觉得自我孤立才是正常的，而与其它民族的过从甚密，反倒是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了。

地理、文化、心理的孤立，造成传统中国人的保守意识。而加强了这一保守意识的则为一个“大”字。正因为中国版图之大、人民之众、历史之久──才使其孤立状态更容易延续下来。相对来看日本，正因其“小”，在迫于外来压力（先是中国、蒙古，再是美国、西欧）时，才不得不一再“革新”、“维新”。从此，中国“华夏”之大的优势却就变成了保守的根子。中国一再以其“巍然不动”的态势，顽梗坚持其保守立场，反复把生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对任何较小因而面临势均力敌之敌国的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思议的浪费、难以理解的罪行。更不用说那些面对优势敌手的国家了。

我们这样分析，并非在滥用“因果关系”。显而易见，其中至少有一种“并生关系”存在。

一部中国史，就是帝国政府与家族势力苦苦斗争的历史，优势的互相转移是经常发生的。在多数情势中，二者还能达成有效的妥协，造就社会的平衡状态。帝国政府承认、保障并适当鼓励家族势力；家族则作为政府的统治基础与社会政策的支持者：这近乎默契下的交易。

政权的更替甚至改朝换代的革命──对家族的命运和作用殊少影响，除非某个家族卷入了政权更迭的争斗。而家族的兴衰与政权的更迭也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这里的“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并无互相“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正如皇帝和他的政府不仅不“代表地主阶级”，而且恰恰相反，经常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打击地主阶级。

在古代中国东商沿海，并不存在强大的海上文明的中心，而等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相继东来时，中国文明的内陆气质基本定型了。它只注意来自陆地上的危险，对海上的威胁则视为“癣疥之患”。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曾断言，英国的海上入侵只是小小的祸患，而陆上的俄罗斯才是对中国的根本威胁。

从中国的传统，论到中国的近代化过程：

（一）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志，在文化上的含义是：大一统“天下文化”的解体，“儒家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天朝文明”等。

（二）、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上的分合之势──统一帝国的“分久必合”，走向现代南北朝的“合久必分”──对应于文化上的两种不同特质：“天下主义文化”与“国家主义文化”。天下主义文化抑制技术力量发展以求得社会稳定；国家主义文化刺激物质力量发展以求得国际扩张。

（三）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文化动荡的震源，不仅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而且也是天下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较量。这一冲突派生出一连串的严峻挑战，它摆在每个中国思想者面前……针对这些挑战的应战，迄至二十一世纪尚未成功。其关键在于，人们尚未找到一条适中的新径，把传统的力量与现代化努力给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复兴运动的“合力”。

（四）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运动此起彼伏，但似未脱离“一分为二”的堕落模式，即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立起来，或褒扬或贬斥或“一分为二”。其结果，协调传统力量与新潮力量，以便为中国社会的重组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似乎反倒被忽略了。这种现象发生在漫长的闭关锁国之后，是自然的，但却是不幸的。

（五）中国近代史以来的种种不幸、骚乱、事变、革命等等──大体上具有三种不同成份的来源：

1、人类历史所共通的；

2、中国历史所共有的；

3、现代中国所特有的。

属于第一来源者，应从人性上去寻找原因；属于第二来源者，应从文化和种族特征上寻找原因；至于第三来源的原因则是“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压力和这一外在压力所引起的‘要求中国适应现代生活的内在压力’”。这三级反应程序，是解开现代中国之谜的利剑。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区叫“唐人街”而不叫“汉人街”或“华人街”？因为早期的海外华侨多数来自南方汉人，而南方汉人常常自称为“唐人”。“唐人”和“汉人”的区别不仅仅是名词上的，南方汉人甚至在血统上也和北方汉人有所不同，南方汉人是中国文明在唐朝稳定同化了长江以南地区所形成的新人群。唐人在元朝被称为“南人”，地位比“汉人”也就是北方汉人低下。原因很简单，北方汉人与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朝鲜人、日本人等“东胡”以及和沙陀、突厥、西域等“西胡”具有更为密切血缘关系。

北京中科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人群落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不仅南北汉人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而且另有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那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有的看法认为汉人和唐人的区别，是汉人西胡化和东胡化的结果；也有的看法认为汉人和唐人的区别是汉人南迁造成的汉人南蛮化的结果。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凶暴的拳王泰森这个黑人就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日本的例子也说明“南北中国”分别影响的问题。日语中的汉字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音读是由中国传来的汉字读音来读汉字，训读是用日本土著语言的读音来读汉字的训诂。而日语汉字的音读又由于读音来自南北中国的不同地方或不同时期，又分为“吴音”与“汉音”等。吴音与汉音的区别，与唐人与汉人的区别，同样具有“南中国与北中国”的对应性质。

五到六世纪，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等国和中国吴楚地区的南朝交往密切，江南语音也随着南朝文化先传到朝鲜南部，继而传到日本。南朝地方古为吴国，所以称其语言为吴音。601年成书的《切韵》可以找到吴音的许多音韵规则。和吴音对称的是日本汉字另一种音读也就是汉音。汉音稍晚于吴音，来自长安和洛阳等地的北朝语言。隋唐以后，汉音在中国代表当时中原的标准音，而吴音却被视为地方音。吴音和汉音乃是南方汉人和北方汉人的各自语言，因而在吸收中国文明的日本，被认为是平等的。尤其是，日本先在南北朝时期吸收了吴音，后来才在隋唐时期吸收了汉音。这个“汉音”还是受到鲜卑人影响的。就像现代的普通话是受满洲人影响的。

日本的吴音主要用于佛教诵经，故今佛教用语多为吴音。日本的平安朝中期以后汉音地位稳固，汉音与吴音相安无事，各司其职，佛教用语使用吴音，儒教用语使用汉音，日常生活词汇吴音和汉音则各有千秋。但总的说来，日语中的吴音音读所占比例较高，显示南朝的影响超过北朝，因为南朝毕竟是海洋中国。《日本基本汉字》（大西雅雄，三省堂，1941年）收汉字3000个，在音读汉字中吴音占37.8％。《常用汉字表》（1981年）中，吴音读音也占37.8％ 吴音也叫和音。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和服也叫吴服，因为都是从中国南方传来的。而日本确实也保留了春秋时代吴国的好战精神。

2004年9月16日法新社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汉人超过十一亿六千万，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种族群体，其规模如此庞大，除了同化政策外，可以追溯到早期部落中男性成员领导群众自北方大举南迁。具体说，依据中国传统说法，汉人源起于华北，后来势力才向南扩张。但问题在于，这究竟是人口迁徙还是文化输出造成的？

根据来自中国南北各地十七个居民群落、八百七十一人的血样分析，探究Y染色体的图谱、粒线体DNA的排序，发现Y染色体图谱并无太多差异，而粒线体排序则变异很多。Y染色体仅存男性体内，而粒线体仅存女性体内；如此看，中国居民的男性来源带有华北汉人血统，女性来源则形形色色。两千年前长江还是中国的种族分界线，后来北方男性四向散布，不断朝西南、东南和南方移动，终而抵达热带地区海南岛开垦。因证据可作历史记载的佐证，而根据历史记载，汉族曾因北方发生战乱和饥荒而不断南迁。

潘清《元代江南人口的几个问题》研讨了蒙古、色目人口入住江南的问题，指出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北人南渡的移民高潮。元代的北人南渡虽然规模不及晋、宋的南渡，却有着显著特点：以往的移民主要是中原汉人徙居江南，而元代的移居人口除北方汉人外，还有大量来自蒙古和西域的蒙古、色目人等，以及从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人口。他们的到来，使当时江南地区的人口组成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历史局面。其移民方式有随官迁徙、随军驻扎等，因为元制规定：自镇抚到军司各级都必须有一位蒙古人充任，如此，在江南地区做过军官的蒙古、色目为数不少。除蒙古、色目军官定居江南外，还有单一民族组成的军队驻扎江淮一带，作为汉军的补充以备随时调遣。

蒙古人在中原攻城掠地，大肆杀戮，毫不容情，窝阔台时期的大臣别迭甚至建议种族灭绝：“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但到入侵南宋时，首领伯颜行前，忽必烈以北宋平江南为例，要伯颜学习曹彬，不要炫耀武力（《元史·伯颜传》），甚至连宋人的家产也得到了保全，没有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样的满洲大屠杀。在对待中国南部抵抗力量上，古代的蒙古人比现代的日本人还要文明一些，至少在南中国没有进行南京大屠杀那样的罪恶活动。

不过日本电视台（NHK）播放过一部记述蒙古入侵中国的剧集《北条时宗》，则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它描绘汉人在元朝的惨状，激发了日本当局抵抗的决心。蒙古人当时给每户汉人派出一个领导，这人不仅吃住在汉人家中，还可与户内女眷任意睡觉。而汉人的新娘则要先和屯中的蒙古头人睡三天，再和其家内的小头人睡，最后才轮到她的汉人丈夫。此为蒙古元朝之法典。在蒙古人的疯狂作乱下，中国人口急剧渐少。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南宋有人口七千六百八十一万，加上中原地区金国的人口，总人口超过一亿。而1279年南宋灭亡之后又过了十多年和平时期，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统计的面积更大的整个元朝的人口，加在一起才只有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可见蒙古杀戮的惨烈。蒙古人每年夏秋之际还在山东沿海一带，往海中成村驱赶汉人以控制汉人人口的增长。中国文明由于蒙古入侵而衰落，急剧堕入元明清的黑暗深渊。

从汉人的新婚妻子一定要被蒙古保长野蛮“开苞”即行使初夜权的元朝，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清兵入关，从日寇全城屠杀的旅顺惨案，到死亡三十多万的南京大屠杀，每一次浩劫中，都是年轻壮丁被杀，美貌女子被奸，所有幸存下来的人会麻木不仁，自私苟且。中国人种优秀基因惨重损失，对文化精神的遗患，是深重异常的。推翻元朝以后，许多蒙古、色目人等留居中原地区，到明初就出现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汉姓，与华人无异”的现象，民国初年满清余孽也在关内如此苟且潜伏下来。甚至连日本的“战争孤儿”都遍布中国，更不用说沦陷区和游击区留下了大量的日本强奸犯的后代。“汉族人口”就这样一次次地增加了。另外，也有一些蒙古、色目人明初后继续聚居在内地，现在云南省蒙古族人，湖南桃源、常德等地的维吾尔族人，都是元朝时移居来的殖民者。江南的跨族通婚还形成了回族先民。回族是中国特有的民族，他们以汉语为母语，但信奉伊斯兰教，因其族源具有多元性。

芦笛《汉语语音的流变证明汉族确实是胡人的兄弟民族 》认为汉语官话的均一性，显示官话区居民多是移民子孙，而且面积越大的语音区，显示移民的时间越晚。因为直到近代，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这种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居民都是给“种”在原地的“植物人”，大部分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这种缺乏人口流动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十里不同音”，形成无数种方言。

其延伸的结果为：方言的种类数量越多、彼此差别程度越大，就说明方言之间的流动越小、接触的时间越短。相反，人口流动性越高，方言种类就越少，语音区别也越不明显。拿中国和美国作一个比较，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美国人之间当然有口音区别，以南方口音最明显，但毫不构成美国人彼此理解的困难。不仅如此，他们就连与加拿大人以及隔着大洋的澳洲、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等国人民的交流，都毫无问题。但在中国南方，别说是不同省的汉人，就连不同县的人都可能存在交流困难。

但这个现象只存在于南中国，为什么北中国没有呢？江、浙、赣、闽、湘、粤一带方言之多，甚至连邻县的人沟通都有困难。相比之下，北中国基本属于官话区，现在也包括新疆、东北、四川、长江沿岸、广西北部，不但本省内没有交流障碍，出省也无问题，例如山东人和陕西人完全可以用本地方言交流，不需要官话作为媒介。东三省内部沈阳话和哈尔滨话的区别更加微不足道。

需要思考的是，直到近代前，南北中国都是农耕社会，并不是什么流动性比较大的工商社会，而且南方的工商业还从来都比北方发达。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北方人基本都是近期移民的后代，由此导致了语音的均一。须知移民是消除方言区别、导致语言均一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遍布在辽阔的北美大陆（包括美国、加拿大）的居民的口音差别，远远没有蕞尔岛国英伦三岛的居民口音区别那么大，就是因为前者是新近的殖民者，而英国本土人民则是古代的殖民者。

反观中国，东北话之所以均一，乃是因为多数居民是在清末才移民进去的。甘肃、宁夏以及蒙、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话发音之所以均一，也是因为那里的汉人移民更晚，主要是1949年以后移民进去的。四川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四川话的均一程度虽然比不上东北和西北地区，但不同地区的人交流毫无困难，这同样是移民造成的──谁都知道张献忠几乎杀光了四川人，现在的四川人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实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代，至今不过三百多年。

由以上事实还可以导出以下看法：语音的均一程度体现了移民过程的早晚。上述各例中，大西北最晚，是1949年以后才开始的，因此语音高度均一；东三省移民较晚，是在清末才开始的，因此语音比较均一。而四川移民发生在清初，语音同一性就比西北、东北低。华北的大规模移民发生更早，可能在金、元时代，中间隔了至少一个明代，所以语音同一性更低。江南、福建、广东等地的移民大约发生在秦汉和南北朝、唐末，因此语音的同一性最差。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由于充当过南宋首都，其语音明显不同于浙江其它地方，带有明显的“官腔”，也就是受到北方口音的熏陶。

证之中国历史，北中国常常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因此成为游牧民族的移民区域：游牧民族既然征服中原、建立蛮国，除了带进军队，当然还要大规模移民。因此北方汉人和西北民族具有更为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狄、匈奴、羯、氐、羌、卑、回纥、吐蕃、党项、契丹、女真、蒙古、中亚回回、吉卜赛、犹太、日本、苏联……等等。这不但留在历史记载中，而且由语音流变规律证实。

事实上，语言不过是人类集团持有的一套表情达意的交际符号系统。尽管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1928年－）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先天具有的、是生物遗传的结果；但人的语言本身却是多样化的。例如1998年5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给各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语言学家们的公开信指出，世界上现存六千多种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不仅把智人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而且按照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语言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命运。尽管如此，用语言来给“民族”定性，其实还是相当复杂甚至是有些冒险的。因此本书不用“汉族”而用“汉人”即“汉化人群”一语来指代“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是因为古代的“汉人”就像现代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称谓，而是一个复合的政治产物，是古代世界帝国的直辖居民的统称，也就是所谓“费拉民族”。汉人以外，就是各国侨民如回民，还有日本、朝鲜、越南等属国居民以及各地土司管辖的边民也就是近代所谓的少数民族。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在揭示中国民族起源的复杂问题上，观点形形色色。而在我看来可以分成保守、中间、激进三类。但不论何种路线，均承认中国南北人种具有基本差异。

（一）

保守路线的观点以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代表。其合作者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文认为，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曙猿（Eosimias sinensis）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推翻，使得“夏娃理论”不能成立。……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认为“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吴新智在电视台有关《人类的起源》的讲座中提出，表示他相信“多地区进化”，因为“中国发现的很多化石，这些化石里头有门牙，就是上门牙，这个上门牙都是呈铲形的，什么叫铲形的，你看这个门牙从后面看，牙齿的两边鼓出来，中间凹进去像煤球铲子一样，而这种铲形的门齿，到我们现在中国人，现在黄种人还有80％的都是这样，而现在欧洲的人只有不到5％是这样的铲形门齿，在非洲的黑人里头大概有10％左右，澳洲土人就百分之二十几，而欧洲的化石人也有铲形门齿，但是出现的频率比在中国就少得多了，中国不一定说是百分之百吧，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例不是的，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门齿一直延续下来那么多年，那就是证明了在中国的人类进化是延续下来的。”“另外就是说中国的化石人头骨，在比一万年更早的人，我们发现了好多个头骨，这些头骨都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一个是脸面是扁的，一个是鼻子是比较塌的，眼眶基本上是长方形的，如果说中间换了人种的话，那么有些特点就应该变了，但是这些特色不变，所以可能是连续进化的，在连续进化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有少数的头骨，有少数的特征跟中国的大多数头骨不一样，这里头就可以看到，这个南京一号他的鼻梁特别高，你看下头这个大荔鼻梁就比较低，那就是说中国有少数化石头骨鼻梁是高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这些性状它是由基因决定的，像马坝这个圆眼眶，肯定是决定他的眼眶的基因跟中国其他的大多数人不一样，而跟欧洲的一样的，所以这个基因很可能就是从欧洲过来的，从西方过来的，所以刚才那个翘鼻子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中国的人类进化当中，有少量的从外来的基因反映进来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假说：中国的人类进化，主要是连续进化，附带的跟其他地区有杂交。其理由还有器物制造方面的：“在世界范围里头，石器的发展是由模式一、模式二、模式三、模式四这么过来的，这是在非洲，在欧洲也是这样。而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很长时间一直是模式一，模式三，模式二很少，很个别的地方有这种模式，中国到现在差不多接近一千个地方发现了旧石器，但是绝大部分九百多个地方都是模式一的，而模式三、模式二很少很少，所以看来中国的古文化的发展也是连续为主，跟西方的交流为辅。那么刚才开头讲的另外一个假说，就是说夏娃假说，出自非洲的，它主要根据是什么呢，主要根据1987年有三个科学家，他们把人类的胎盘中的mtDNA提取出来，结果发现，非洲人的DNA变异特别大，而亚洲、欧洲的变异都很小，变异怎么会产生的，就是因为在遗传过程当中产生突变，遗传过程时间经过越长，突变积累的就越多，变异越多，所以非洲变异多意味着它的历史比较长，而亚洲、欧洲呢，历史比较短，因此认为现代人最早出现在非洲，逐渐走出非洲，而什么时间现代人在非洲出现呢，根据变异的速度，突变产生的速率，多少万年产生一个突变，这样的计算，计算出二十万年。

这是一个模式图，就是说现代人从非洲走向这些地方，所以如果说这样一种模式是对的话，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走出非洲的要道就是现在近东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已经发现一些石器，这些石器是十万年前的，而这些石器是第三模式的石器，如果说进化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掌握了第三模式技术的人的后代，六万年前到中国，取代了中国原来利用第一模式的那些人的后代，也就是说在五万年前，四万年前中国的旧石器应该是普遍变成第三模式，甚至于更进一步，而不再是第一模式了，因为第三模式比第一模式进步， 但是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中国真正到第五模式、到第四模式很晚，三万年，两万年前才出现，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现代人出自非洲的学说看样子跟中国石器的发现材料也不符合的。”

（二）

中间路线的徐文堪在《基因语言和民族起源》一文中则另有说法：“中国南北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差异，这可能起因于中国早期人群由南方进人亚洲，然后再往北方发展，所以北方人比较单一，南方人比较复杂。但在南北之间，又有密切的基因交流。”其依据是1998年秋季中国十四位遗传学家（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的褚嘉佑、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杜若甫、复旦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的金力、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黄薇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联名发表的那篇论文，那文对遍布中国的二十八个群体进行DNA分析，并与十五个非中国的对照种群样本进行比较，首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和东亚人群的基因来源于非洲。具体的迁徙路线可能是：走出非洲后，先到中东，再从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到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南方，北上逐步到达中国北方。

在现今中国和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各族、南岛语系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Mongoloid-Australoid hybrid forms）的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在汉藏语系的分类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早在1930年代，李方桂就建立了汉藏语系分类的基本框架，即认为这个语系包括汉语、台语族（也称壮侗语族或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197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和马提索夫（J　A　Matisoff）出版了《汉藏语概论》，把壮侗语和苗瑶语从传统的汉藏语系中清理出去，然后又把苗瑶语族和台语族归入澳台语系，把台语族改称加岱语族。

19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界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

此外，俄国学者S.斯塔罗斯金（S Starostin）在1980年代提出了“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包括在内。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美国学者D.贝特森（D　Bengtson）最近撰文更将巴斯克语、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等语言的材料加入进去，从而为汉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关于这些大语系（language macrofamily relationship）的研究现状，国内还没有系统的评述。

徐文堪《开展“欧亚大陆语言交流研究”的意义》转述王士元（W. S. Y. Wang）指出的，当我们研究一种或一组语言的历史时，中心问题是弄清楚这些语言彼此间在发生学上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以及他们与世界其他语言的关系。如果意大利学者最近对欧洲各地和中东地区男性Y染色体上的二十二种明显性状的分析结果可信，那么大多数欧洲人应该是从中亚和乌拉尔地区迁来的。而依据中国遗传学家的研究，早期现代人类是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迁徙，逐渐遍布整个中国。因此，欧亚大陆史前语言交流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中国新疆地区从远古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种状况，是欧罗巴型人种占优势，这已为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所证实。J. P. Mallory和Victor H. Mair两位教授的新著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 from the West对此作了充分的讨论。古代印欧语系研究，主要是吐火罗语，稍后还有印度－伊朗语族诸语，与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类型诸族所说的汉藏语系语言也有联系。至于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虽然至今没有解决，但从历史角度审视，这些语言与汉藏系诸语、印欧系诸语的相互影响也不能忽视。

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汉语和蒙古语中的词汇确实有相似的现象。而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如像甘肃、青海一带的汉语，也与粘着语相似，与普通话存在差异。所以朱学渊甚至假设，汉字是由北方诸族语言中的多音节字缩写为单音节字，再经历一个转型过程而形成的。北方诸族与中原古代居民同源的语言证据也可以说是十分丰富的。

有关中亚人群的起源问题有两种主要的假说：遗传融合假说认为中亚人群是西方人与东方人在各自扩张的过程中基因融合的结果；核心地带假说则认为中亚地区是继现代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后的遗传多样性的储蓄地，东方人及西方人均从中亚地区迁徙扩散而来。部分Y染色体的研究和核心地带假说相吻合，而mt线粒体的研究结果则支持遗传融合假说。

（三）

像很多激进的观点一样，揭示中国民族起源的复杂问题上，激扬的文字也在网络上特别突出。

有个化名的网民援引大名鼎鼎的《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说，与北部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第一是藏人和不丹人，第二是朝鲜人和日本人，第三是日本的虾夷人，过去认为虾夷人因为多毛因而是白人，但遗传学表明不是，第四是蒙古人和乌拉尔西伯利亚人，第五是驯鹿楚科奇人，第六可以算是通古斯人、北突厥人、土耳其人、伊朗人、阿拉伯人、中印度人、甚至希腊人，第七才轮到南部中国人，第八则是澳大利亚土著、新几内亚人和非洲黑人。

与南部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第一是泰国人和越南人，第二是高棉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第三是马来西亚人和巴厘人，第四是菲律宾人，第五才是北部中国人，第六以后才是前述北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系列。例如，从遗传学上看，藏人也就是北部中国人最近的参照点，跟南部中国人是比和希腊人的距离都远；而藏人和南部中国人都与班图人（西部非洲黑人）最远。

再有，如果把人的肤色分为八等：最浅、较浅浅、较浅深、中等浅、中等深、较深浅、较深深、最深。欧洲人基本都属于最浅，只有一部分西班牙人和北欧北部人属于较浅浅。较浅浅的人在世界上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包括中国、俄罗斯、北欧北部和北美北部等。北非人、东南亚人和阿拉伯人基本上属于较浅深、中等浅、中等深。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属于中等浅、中等深、较深浅、较深深。《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说：浅肤色是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自身生产维生素D的需要，所以越往北人越白。而有些生活在极北地区的人肤色不是最浅，那是因为他们吃肉，食物中维生素D的含量已经比较丰富了；生活在北方又吃肉比较少，主要吃麦子的人群是最白的，如瑞典人。

从外貌上看，长江流域以北的汉人，在血缘上更接近北方少数民族，长江流域以南的汉人，在血缘上更接近南方少数民族。这其中，藏族在遗传上与外界的混血比较少，可能接近古代汉藏人原来的样子。但其实，藏人具有很多中亚西亚的血缘关系。种族间的通婚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许因为历史上中国北方各种族间战争频仍，使得北方汉人和其它种族通婚，包括间接和高加索人通婚，如高加索人和匈奴通婚，匈奴再和北方汉人通婚；这多少类似南美洲的西班牙裔和印第安人、黑人通婚，形成西班牙语裔；美国白人又和西班牙语裔通婚，再形成不同于欧洲白人的美国白人。

而南方汉人和北方种族通婚和交融较少，所以就和北方汉人隔得远了。从语言上看，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就是南方方言反而和古音较近，很多唐诗，比如李白的诗歌，用国语念不押韵，用上海话念可以押韵，用广东话福建话念就更押韵。这有点像罗马尼亚，最晚才被罗马人占领，但却保持了拉丁语言，其南方和西方更早被罗马帝国占领的地区，反而成了斯拉夫语言的流行地区。其实，这一点不能反过来证明，罗马尼亚人和古代罗马人血缘更近。

（四）

上述三种不同观点，都承认南北中国人区别。他们在不同立场，却都说出了今日中国的汉族，更多是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概念。历史上华北大平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方相对闭塞，外来入侵和种族交融都少。例如在广东乡下，可以观察到南方特点特别突出的个体，是在混血较多的城市里很难见到的。如果要研究汉人的融合历程，就应该以历史为线索。南北汉人的关系可能不是“分化过程”，而是“融和过程”。

2004年5月7日的《伦敦皇家学会会报》B辑（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上发表的论文，对哈萨克斯坦的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五世纪的三十六具骸骨的牙齿中的mtDNA进行了分析，证明最古老的样品具有典型的欧洲人特征，与发现在地中海地区的mtDNA样品相同，但从公元前七世纪之后，来自东亚的影响开始逐渐变得重要。巴塞罗那大学的遗传学家L. Lalueza──Fox说：DNA证据清楚说明早期的中亚居民留下了白人干尸和欧洲语言的遗迹，主要是与欧洲同源的吐火罗语，只是在后来，吐火罗的种族与文明才逐渐与东亚居民混合起来。

在广义的喜马拉雅地区，分布着说各种不同语言的族群，所属语系有藏缅语、印欧语、南亚语、达罗毗荼语、阿尔泰语等，还有两种孤立语言，即上述库孙达语（Kusunda）和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从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无疑对欧亚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现在这项跨学科研究计划已经启动，参加的单位有荷兰莱登大学、英国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和意大利费雷拉（Ferrara）大学等。主要学者包括荷兰的Peter de Knijff博士、George van Driem教授、英国的Chris Tyler-Smith博士和意大利的Guido Barbujani教授。涉及的课题有语言和考古学、语言和大脑、语言和基因、语言获得和语言共性、语言和动物通讯、语言进化和计算机模拟等交叉学科。

在发表上述论文的同时，刊登了著名遗传学家陆基·卡瓦利─史华兹（Luigi Luca Cavalli-Sforza，1922──）所写的评注。史华兹在数十年的科学研究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阐明基因、种族和语言的相互关系。他早就开始考虑一项计划：重建人类各民族的起源地及由此而扩展到世界各地的途径。他领导的研究组走遍世界各地，搜集DNA资料，通过计算机把他们同历史、考古和语言资料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各个民族族群的迁移、基因流和语言的关系。他的工作力图证实：人类基因的地域分布，同语言的地域分布之间，有令人惊异的相互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根据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或所属的语系来辨别其在遗传上所从属的种族。他还提出了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其目标正是要揭示世界上不同民族生理、生化差异的遗传背景，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与另外两位合作者合写的著作《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著作甚至是经典著作。

（五）

以上种种解释虽有不同，但是同样指出了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是基本的生物性存在构成的，如果配合了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乡野、华与夷、阴与阳等其它六种二元性，当政治整合的力量衰退之际，就把“二元中国”分裂为“两个中国”。而政治整合的力量一旦转强，两个中国就可以复归于一，再变回二元中国。这就是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就是两个中国甚或多个中国；合就是二元中国或多元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是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例如，甚至在至关重要的国号问题上，满清也是二元性的。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诏书”宣布建号满洲。［“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见《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及《满文老挡》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条。］清人入关以后，满洲国一词仍然在使用，直到清末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时，仍对五大臣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国皇基永固……”可见“大清”主要是对汉人的说法，在内部“满洲”更加接近其政权本质。

关于满清的二元性问题，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Evelyn S. Rawski）的看法也可以佐证。他认为早先中国人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人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自己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他们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这很像中共的“统战方法”。谢选骏注）

罗斯基教授谈到满蒙关系时说，联合蒙古对于满族的征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联盟通常是由联姻来巩固的，早期清统治者也称蒙古人为满族的先辈。1644年征服中国之前的几十年里，蒙语和满语是清人主要使用的语言。努尔哈赤给他的几个儿子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或是封他们以蒙古的尊号。满、蒙语中有关牲畜、牲畜饲养、骑马用具的词汇多具有共同的词源，甚至农业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女真和蒙古人之间密切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上，满族是借鉴了蒙古人的经验，创立了有名的八旗组织，而且满族政权中许多汉文明因素实际上是透过蒙古人吸收的。藏传佛教是满清控制蒙古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满清政府的蒙藏非汉统治的象征。

罗斯基教授认为，满族统治者汲取了汉与非汉的多种源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努尔哈赤最早的称号为昆都仑可汗（满语称汗），蒙语意为“年高德劭的统治者”。正如帕梅拉·罗斯雷（Pamela Crossley）解释的，可汗统治形式下的内容与中国皇帝统治形式下的内容是有极大区别的。自成吉思汗后，草原世界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们所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可汗们的可汗”或大可汗。但“可汗们的可汗”并非是中国的皇帝，他的权力建立在草原上不断涌现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还须视部落首领们的同意而定。这个称号及它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成为努尔哈赤后金统治的政治背景。经清一代，蒙古人始终称清统治者为“大可汗”（博格达可汗）。

根据这些史料，在清朝政治中，旗人的作用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共产党员。而这些特殊的满文文件所发挥的作用，很像中共的“党内文件”。满人既然完全把汉人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有清一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为老辣。就像“无产阶级专政”把人民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丝毫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先叫“人民民主专政”后叫“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叫“三个代表”的这个时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极为老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老辣凶残的二元结构、如此炉火纯青的统治艺术，在遇到西方入侵时却因其二元性质具有的互相牵制功能，成为最难改革的二元格局。满人害怕失去控制，极力抵制改革。汉官害怕遭到怀疑，互相比赛守旧──这和中共的“宁左勿右”何其相似乃尔！其结果，满清灭亡于汉人复国运动的过程，也是中国大大落伍于欧洲的过程。──又一个“兴于斯、亡于斯”的活体证据。

“兴于斯者亡于斯”，这是我所总结的“朝代兴替律”。历史的法则表明，一个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可以帮助它免除立即的灭亡；但逃离眼前的灾厄并不能阻止其存在过程所积累的“历史因素”随之增加。随着存在过程的绵延、老化过程的深入，一个社会、一个政治实体及其制度之调节能力，必不可免日趋僵硬，大难临头的灭顶时刻终将来到。

所谓历史因素系指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各类因素。历史因素是必然会出现并对后代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有人将“历史因素”与“传统”混为一谈。这是很肤浅的。历史证明，传统可以改变，甚至毁灭，但历史因素却将长在。这是因为传统是种有形的成品，历史因素却是无形的成分。在不同条件下，同一历史因素可以具有很不同的意义及影响。不错，历史因素会因为时间的流逝作用被有所淘汰。可是在这一漫长的淘汰途程中，被淘汰者已对历史发生了影响：历史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会繁殖。此外：传统被破坏后将化为历史因素，传统还不断地分泌出历史因素。传统有其一觉悟，而历史因素却可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视情况而定。

在我看来，某些历史因素的储存具有“永恒的意义”。当然这种意义本身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过毕竟始终存在并发出影响力。（例如：人的身上还存在鱼的因素，这从胚胎学可以见之。而从鱼到人经历了多少年代了？）

我看，生命和社会都有一个“最适点”，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至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达到至善的途径，人如能立于至善或是接近这个最适点，则可以延长盛世──不浪费或少浪费自己的精力，以推迟个人的暮年、民族的衰世。

（即使中庸的理想可能实现，盛衰轮回的宿命也还是不会丝毫动摇的。因为盛世好像一个抛物线，且有赖于人为的努力；人力有限，耗费的精力也需要休息，“社会的休息期”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

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以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节奏”的耗时太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太短促了。“社会休息期”中的先知先觉，能体察“社会活动期”的繁荣，在对比了自身所处的衰落状态和前人经历的兴盛状态之后，他感到真正的痛苦！他既对衰落有鲜血淋漓的痛感，又记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故事。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对此则完全没有知觉。先知的痛苦是无人能够体会的。

衰世中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祭祀中的太宰。

这个衰世实际上就是从一个盛世通往另一个盛世的伟大的桥。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奴役，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确然是一种休息呢？我们身处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就是这样的衰世。

例如，中华民国兴起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因此也亡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国民大会在北洋军阀和北伐军等军事专政的铁拳下无疾而终。而军事专政的铁拳，后来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吸盘──因为据我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远比军事铁拳更加无孔不入，而是像海星或乌贼的吸盘那样，游刃有余却能窒息人命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分七章：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五十六条。它以民权学说为指导，参照三权分立制度，确定了共和国制度，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四条）。参议院为行使立法权的机关，由各省都督府指派的参议员组成（第十六﹑十七条）；有权议决一切法律案﹑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度量衡的准则﹑公债的募集及国库有负担的契约（第十九条）；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二十九条）；在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和宣布大赦时，享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并可弹劾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第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为行使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第三十条），但在行使宣战、媾和等权力时，须经参议院议决或同意（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第四十三条），组成临时大总统以下的“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第四十四条）。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有副署权（第四十五条），以负连带责任。法院为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法官组成（第四十八条），依法审判民事﹑刑事诉讼案件，有关“行政诉讼及其它特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第四十九条）。法官为终身制，独立进行审判（第五十一﹑五十二条）。］

《临时约法》根据各国宪法中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项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陈诉﹑诉讼等权利（第六──十二条），同时负有依法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第十三﹑十四条）。临时约法还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从而打破了“官办”﹑“官商合办”等桎梏。但是它规定参议员不经人民选举，而由地方都督府指派，也没有明确规定人民行使民主自由权利的任何保障，却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第十五条）。这为袁世凯专政肆意剥夺人民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打开了毛泽东专政的道路。

袁世凯的所作作为，后来被毛泽东发扬光大。1915年袁世凯不敢签下《二十一条》条约，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却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八条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1916年袁世凯撤销称帝，1976年毛泽东却死在红太阳的床上。这都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袁世凯所没有的“党政军一体化”机器。毛泽东不敢称“帝”却自称“主席”，不敢称“圣旨”却自称“最高指示”，不敢称“朕”却自称“无产阶级”，因为自知无法以帝制传后，而陷入老人常有的绝望，发动文革，妄图通过“不断革命”，使得僭主体制持续下去。

根据中国的“朝代兴替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起于党政军一体化，因此也将亡于党政军一体化。这一兴亡的机理在于：党政军一体化，有助于夺取政权、实行全面专政，此是其兴起的诀窍；党政军一体化，容易造成僵化、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此是其衰灭的死穴。中共在1980年代已经模糊意识到这一死穴的存在，也曾试图用“党政分家”的办法来解开这一死穴，但是1989年的戒严镇压和军事管制已经完全杜绝了这一改革的可能。党政分家都不可能，如何实行党政军分工、实现“军队国家化”？而缺乏“军队国家化”所标志的党政军分工合作，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无法诞生的。（更何况中国还需要建设前所未有的“司法独立”这个“国家活动的刹车系统”。）

（另起一页）

第三章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公元三世纪以后，印度的挑战造成古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十九世纪以后，欧洲的挑战造成现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印度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一次外来挑战，造成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开始；欧洲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二次外来挑战，造成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结束、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始。就历史时期的特点看，古代南北朝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终结、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酝酿；现代南北朝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终结、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酝酿。

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所谓历史比较学，就是通过对于历史周期现象的认识，来比较不同时期的历史，从而得出某种切合实际的感悟，进而可以相对预测未来历史的走向。

历史比较学的基础，不但基于人性的古今相似，也是基于社会形态“虽然演进但却有其不易的一面”这一事实。

（一）历史比较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新钥匙，可以称为“历史现象的感悟”，尽管它拒绝“历史科学的总结”这类伪科学主义的说法。

（二）追溯中国政治实体的分合之势，可以思考两个框架的存在，分别构成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

［第二期中国文明］五胡十六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殷商诸方国

［第二期中国文明］唐代藩镇──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西周封建

［第二期中国文明］五代北宋──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春秋诸国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吴越、闽国、南平、楚国、吴国、南唐、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北宋与诸国：辽、金、西夏、大理、吐蕃、南诏、高丽、日本］

［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宋诸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战国诸国

［南宋与诸国：金、西夏、大理、吐蕃、南诏、高丽、日本、元］

［第二期中国文明］元的征服──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秦的征服

［第二期中国文明］明的统一──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汉的统一

［第二期中国文明］清继承明──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承汉

［第二期中国文明］两个现代中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古代南北朝

我将以上称为“谢选骏发现订立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框架”，这是正确理解中国历史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史分期的有效途径。正是在这个基础构架的完整结构上，古代南北朝的出现作为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二者之间的一个必要环节，被发现了。紧接下来，我们发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终结：元明清；以及第三期中国文明开始：现代南北朝。在这种历史的逻辑上，我们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可能性出现了：立宪时代继君主时代而起。君主时代囊括了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王国时期与帝国时期以及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分裂时期与统一帝国时期。而立宪时代正在逐步打开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大门。

无论古代南北朝还是现代南北朝，都大量吸收的不同的外国文明，从而连接了不同周期的中国文明。古今两个南北朝构架相似但内容不同，其节奏受到影响也充满差异。这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讨论，每个层次下面还可以再分出几个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比较。

第一层次：

古代印度的对华挑战与现代欧洲的对华挑战，都是作用于“秦两汉”与“元明清”这两个周期的“统一帝国”之背景。以佛学为先导的印度挑战和以科学为先导的欧洲挑战，分别是在两汉之间和明清之间大举进入中国的。对比一下近代日本，则发现近代中国的解体不是由于技术失败造成的，而是由于内心瓦解造成的，这种内心瓦解在明末就已经非常明显，否则偌大的中国不可能被小小的满洲所征服。如果中国没有陷入这一内心瓦解，那么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技术进步来避免亡国危机，而且如果没有内心瓦解，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亡国危机。再观察一下古代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就更加明显了：那时中国和西域、印度、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根本就没有技术差距甚至还有技术优势，中国为什么会失掉半壁江山、陷入南北朝的危机、南朝并且最终被北朝征服？我们的答案是：那时的中国陷入了内心瓦解的危机。其实隋朝征服南朝和秦朝征服六国、蒙古征服南宋、满清征服南明的性质，十分接近，都是野蛮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征服。看看魏晋时代所发生可怕事件就足以明白，那是中国的内心瓦解造成的，而不是中国的技术失败造成的。所以，再引伸一下，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失败，也都是由于内心瓦解造成的。

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有几个相似性可资比较：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两汉经学，从西汉到太平道，前206至后184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明清理学，从明朝到太平天国，1368－1850年。但是官学的统治，无论在第一期还是第二期，都造成了艺术的僵化和社会的停滞。而魏晋志怪萌发，到明清小说大盛，可算是第二期中国文明一头一尾两个收获。

（二）官学窒息下形成的“革命组织”如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是在一元化社会（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东汉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朝）的压力下出生的；但又在内力与外力的双重交互压力下遭到扼杀。例如，第一期中国文明下的南匈奴单于羌渠派儿子于扶罗入关增援汉军镇压黄巾军，臣服于匈奴的鲜卑独孤部也随从作战；第二期中国文明下的盘踞上海的华尔洋枪队和常胜军则支援清军镇压太平军。

（三）外来思想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大乘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马列主义；外来武力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时代的五胡部落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的八国联军，后来居上者则是日本军阀、苏联党棍。本地社会的瓦解：古代北朝的中原士族流亡江南，现代北朝的大陆难民逃往港台海外。

（四）新型的政治实验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古代是外部无产者入侵建立了“蛮族国家”，现代是内部无产者翻身建立了“人民政府”──二者共同的背景是内部贫乏的思想和外部庞大的武力。

第二层次：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表面上似乎都是触发了“人民起义”的危机，以印度佛家为引信的太平道和以欧洲基督教为引信的太平天国，分别是在后汉末期和“后明”末期爆发的。清朝连宫殿都是从明朝窃取的，这在中国历史是上可是史无前例地“不怕晦气”，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满清”就是用旗人取代了太监进行统治的“后明”。难怪满清能够通过直接统治或藩属形式来统治中国文化和中国影响所及之地，因为社会统一及精神统一的双重成熟已经来到，得以形成魏晋南北朝以来最全备的帝国。同时作为“熟透了的苹果”，也就丧失了任何生长和调节的能力，故其末期朽木可雕，不堪一击，实为“福兮祸之所倚”的例证。这并非因其满人主宰而故意贬抑它，很显然，后汉也是如此：瓦解了后汉与“后明”［清朝］的这两个“太平革命”［太平道与太平天国］，都不仅引起全面内战，而且导致社会解体，把全社会变成了“太平间”。

太平道与太平天国的起义造就了后来居上的军阀，军阀最后完成了起义者的未竟之业，不是“战争引起了革命”，而是“革命引起了战争”。两个不同时代却有同样一个戏剧，其中的角色与个性可作以下的比较与思考：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张角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洪秀全；

（二）［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灵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明道光；

（三）［第一期中国文明］镇压者皇甫嵩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镇压者曾国藩；

（四）［第一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董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袁世凯

（五）［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末三国魏晋时代的“部曲兵”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清末两个中国时代的“领袖部队”：袁大头兵（北洋军）、蒋匪帮（国民革命军）、猪毛部队（人民解放军）。

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汉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清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宿命论的回答是不可避免。事实上，斯宾格勒就持这种观念。如果我们反对这一假设，那么就需要指出：第一、如果避免这一崩溃？第二、需要一些什么条件才能满足这一避免？第三、这些条件是否可能出现？

用现代人的观念［当然，我们只能用现代人的观念而无法用当时人的观念］，来尝试解答上述问题，那么，

1、要解决绵延了四百年之久的汉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在结构与力量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途径是“让地方代表甚至商人代表进入中央决策机构”，以利协调。但是，汉末的形式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表明，这可能只会引起革命，而无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2、采取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建立大规模的、有效率的社会救济与失业保险制度。按照《礼记·礼运》的概念，建立某种社会民主制度。

3、为不断积累的商业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领域，以避免“流动性过剩现象”，防止社会游资向奢侈、腐化与土地兼并方面转移，结果形成的爆炸性局面，迟早会摧毁一个体积巨大的帝国，不论它是两汉还是明清。

明眼人可以看到，不论上述这些“避免文明社会走向崩解”的方案，在当时条件下是否可行，其实行结果其实都会“导致固有权力结构的结束”。因此上述方案其实无法自圆其说。它在理论上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一个全面崩溃的暴乱结局，使社会文明的破坏程度大为降低；但是它在实际上，给既得利益者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也许比世界末日还坏，因为这不是共同毁灭，而是单方面的剥夺。从既得利益者的“狭隘观点”来看，玉石俱焚的结局也要更加好些；何况还可能不是玉石俱焚，因为他们的经验一再说，无权者被牺牲的可能远远大于他们。既然从来如此，这次一定仍旧。谁知，这次压断了他们自己的骆驼背的那根草，出现了。

第三层次：

作为分裂者和重建者的中外压力集团：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蛮族”与［第一期中国文明］“洋人”

（二）［第一期中国文明］新兴的士族和世族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革命的政党与组织

（三）［第一期中国文明］外来王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外来党国

（四）［第一期中国文明］士族政治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党派政治的双重面目：1、专政与腐败［“清浊分别”、“成分好坏”，近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2、文化因子遭到粉碎，流离分散到各个角落，造成整体的混合重组，社会荒漠化悄悄完成了结构的更新，兼容并蓄的文化机运终于出现。

综合上述三个层次，可以得出有关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什么结论呢？它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又预示了一些什么呢？

二、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由上述三个层次逐一分析，“新南北朝的曙光”赫然透现。

根据历史比较学的方法，我们找到以下朝代周期方面的例证，来思考两个南北朝长期背景之间的相似与相异：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唐代以前的五胡争霸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之西周以前的）方国争相建立中央政权的殷代，这可以从殷商的首都不断变迁这一事实管窥其豹。实际上，都城变化不定的殷代并不是一个我们后来熟悉的那种“王国”。］

1、第一期中国文明正式开始于西周：前1077──前770年，长达290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正式开始于唐：618年至907年，长达289年左右。

2、［第一期中国文明］西周后面的分裂时代春秋：前770年至前403年，长达367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唐后面的分裂时代五代北宋：907年至1127年，长达220年左右；

3、［第一期中国文明］春秋后面的战国：前403年至前221年，长达182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五代北宋后面的南宋列国秩序（金、西夏、吐蕃、大理、越南、朝鲜、日本、蒙古）：1127年至1279年，长达152年；

4、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圈内列国纷争（战国）的残暴兼并者秦：前221年至前206年，长达15年；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圈内列国纷争（日本除外，从此日本陷入“亚洲的海上孤儿”的处境）的残暴征服者元：1279年至1368年，长达89年左右，其中的完全蒙古化时期，也不过16年时间，到1295年忽必烈死即告结束。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化时期，到毛泽东死就结束了，不过27年，其中最残暴的依照不同政治派别的不同算法，分别是17年（1949－1966年）和10年（1966－1976年）。

5、［第一期中国文明］秦后面的汉：前206年至后24年（包括王莽篡位的“新朝”15年），长达230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元后面的明：1368年至644年，长达276年左右；

6、［第一期中国文明］前汉后面的后汉（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长达195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明（满清）：1644至1911年，长达267年左右。

在上述的平稳时期，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一期中国文明之间的节奏似乎相差无几；但在下述的解构时期，第二期中国文明就要比第一期中国文明快了一倍。例如，现代南北朝即两个党国时代，主要历史大事件发生时间的间隔，要比古代南北朝即两个王朝时代的频率，快一倍有余。好几类事件的发生节奏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为慎重起见，我先定之为“偶合”。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现代技术造成的“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所致：

［第一期中国文明］古代南北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大事件对照表：

1、［第一期中国文明］184年太平道起义──220年东汉灭亡，约36年；［第二期中国文明］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1911年满清灭亡，约61年。

2、［第一期中国文明］184年黄巾之乱［太平道］到316年五胡乱华，约130年；［第二期中国文明］1850年长毛之乱［太平天国］到1900年八国联军，约50年。

3、220年汉亡──420年刘裕登基，约200年；1911年清亡──台湾民选总统开始出现，约90年。之所以说它开始出现，是因为观察家普遍认为2000年的国民党总统通过党内分裂的方式，导致在野的民进党上台执政，说明台湾代议制民主尚不成熟；紧接着2004年大选又发生诡谲多变的枪击案件，再次证明台湾代议制民主尚不成熟。

4、316年西晋灭于五胡到420年刘裕北伐失败，约100年、古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比较1900年北京沦陷于八国联军到1950年中共基本统一大陆，约50年。其中包括国民党北伐先成功而后失败、招致日本入侵、附带南北决斗的“解放战争”、北朝再度建都北京、现代南北朝正式形成。

5、420年古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中国）到528年北魏胡太后和尔朱荣自相残杀、北朝陷入分裂内乱，约100多年；期间南朝发动了数度小规模狼狈失败的北伐，可与1950年以后蒋介石数度发起反攻大陆的运动但一再失败相提并论。1950年现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1959年中共灭西藏地方政府，基本统一中国大陆──除去割让给周边国家的领土），到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枪击事件导致国民党与民进党陷入内乱状态，已经超出民主政治的规范，结果导致连战、宋楚瑜“出访大陆”，约50多年。

6、在古代南北朝，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六镇起兵，北魏陷入分裂和内战；距离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力行汉化政策，不过29年。邓小平改革从1978年到1989年，则是11年。接下来528年北魏崩溃到557年魏朝的残余势力西魏最后灭亡，又拖延了29年，加起来半个世纪多一点。

7、在古代南北朝末期，528年胡太后──尔朱荣内乱北魏是一大剧目。530年，杀死胡太后、毁灭北魏朝廷的尔朱荣自己也被杀死。530年上距南北朝开始的420年是110年：相当于古代南北朝开始的420年的，是新的南北朝开始的1949年，什么堪称大剧目的事件上距1949年将近110年之半？1989年！

8、530年，堪与汉末董卓相比胡作非为的尔朱荣其人死后，北魏也就陷入不可挽回的分裂。534年，孝武帝逃离政敌控制的首都洛阳，入关陕西，建立西魏。这为后来的周、隋（581年）并吞南朝（589年），打下了基础；作为北朝继承人的隋，又被南北朝统一以后的全国人民的起义所瓦解。然后，618年“前共产党人”李渊父子渔翁得利，建立唐朝，其间约90年。与之参照比较，并按照前面的惯例折算一半时间左右，从1989年下推，大概还要经过半世纪左右，中国才能最终走上文明建设的轨道。这虽然令人悲哀，但却是历史的节律所注定的，可能稍微提前或是迟滞，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类似的例子已经发生在199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是因为苏共政权比中共政权早建立三十多年。］

当然，历史的偶然性经常会出现，甚至占有主导地位，例如：古代北朝的胡太后杀了儿皇帝之后被尔朱荣所杀，结果北魏倾覆；现代北朝的邓小平废了小领袖胡耀邦、赵紫阳之后，却没有碰到一个军阀尔朱荣，民主运动因此失败了。人们普遍预测，如果1989年民主运动胜利，中国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薄弱环节将比苏联和东欧更早消除北魏──斯大林主义。但结果呢，中国只是在经济领域做到了这一点，在政治领域却没有做到，在法律领域更是无从谈起。更为偶然的是，镇压了民主运动的邓小平在1989年之后三年1992年，又来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南下讲话”，要求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这样一来。历史就暂时地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了。

相比之下，摧毁了北魏的六镇起义其实是一次新的蛮族入侵。类似六镇起义的是中国当代的民间抗议和暴动。北镇不设州郡，以镇、戍为行政单位，军民号称“镇民”，主要是鮮卑拓跋部民，地位较高。但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大，汉人及其他民族的大族被迫迁入。文成帝以后又不断发配囚犯戍边，导致镇民地位日益下降。孝文帝迁都洛阳，加速汉化，而北镇仍然保持鲜卑化的府兵制等封建特点，镇民被称为“府户”，属于军方，世袭军职，不准迁移。还被汉化的洛阳政府视为“北人”，受到歧视。这和和邓小平改革后的“工农兵”、“城市贫民”、“农村盲流”的处境十分相似。

据此频率推算，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枪击事件导致台湾内部分裂后，经历种种劫难，2050左右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能再度统一于“第三个中国”。

［狭义的古代南北朝正式开始于刘宋取代东晋，而终结于隋灭陈，即420年－589年，共计169年。广义的古代南北朝开始于184年黄巾之乱，而终结于618年的唐朝统一共计434年。那么，狭义的现代南北朝开始于1949年隔海分治，到2050年左右为100年；广义的现代南北朝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50年左右为210年。］

总结一下北魏以后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索中国的未来：

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中国分裂局面。十年之后449年，北魏的疆域已经北至蒙古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534年［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二魏实权分别落在丞相、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手里，二魏的君主分别成为傀儡。二魏以黄河为界，东魏以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为都，占有函谷关以东原北魏的大部分地区；西魏以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为都，占有原北魏的关中一带。二魏彼此对立，后又分别为齐、周所代，最后齐为周所灭。556年鲜卑人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北周的出现，和北齐的出现，都是对汉化运动的反动，表明一个“反改革”的过渡时期。581年隋取代北周是为的“进一步汉化期”。也就是当时北中国的“两大要素”即“政治上的鲜卑与汉人，文化上的佛教与儒家”，进一步混合的时代。

530年中原大乱到571年北齐灭亡、北中国再度统一，约41年；1992年共产党继续开放往后推移41年之半，大约20年──则2012年前后中共将暂时结束开放。

古代南北朝，557年西魏亡到589年隋朝统一，约23年；现代南北朝，新的政治力量崛起，在继续开放中与台湾和海外中国实现统一。我们记得，北魏分裂后造成的北周和北齐，虽然显赫一时，其实只是向“北隋”的过渡；而北隋及其兼并陈朝以后的大隋，结果也只是作为盛唐的清道夫获得了“历史意义”；即使盛唐政治，虽然荣登“唐宋文化的哺育者”的宝座，但其本身也很快就被安史之乱给粉碎了……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兼并陈朝、结束南北朝以后，到隋炀帝的大业十二年（616年）爆发革命，一共二十七年，是相对承平的统一时代，尽管内部并不稳定，各种冲突层出不穷，终于导致大业十四年（618年）的崩盘。隋朝并不是秦、元那样预示两汉帝国与明清帝国的大一统世界，而是预示着西周般的唐朝在这种意义上，隋代可以算作“最后一个北朝”。

640年，唐朝兵部尚书侯君集率领西征军攻下高昌，灭亡鞠氏政权，继而在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消灭了隋朝未曾消灭的地方势力。因此中国在唐统治下的再统一，甚至可以下延到640年。640年，上距隋统一的589年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年，这五十一年实际上是在准备另一个过渡期：在文化上酝酿全面的“南北合”时代。这五十一年之后，唐朝的大一统局面完全成熟；于是唐宋文化的盛大帷幕才终于揭开了。

与此同时，以下的历史事件则可以相当程度地预示未来的中国命运：

618年唐朝统一，到750年前后南派禅宗兴起，即中国统一到佛教的本土化，约一百三十二年；那么2050年开始到基督教本土化，需要五十年左右。关于宗教主题，需要考虑一些信仰以外的话题：

1、印度的精神与无组织，欧洲的精神与强组织；欧洲的技术与武力，其实都是“强组织”的产物；

2、五胡乱华与八国亡清：乱华的五胡无文化，亡清的八国有文化；乱华的五胡并未信佛，所以佛教并未引起汉人的反弹；亡清的八国却以“基督教国家”（其实多为政教分离国家）亡清，所以基督教引起汉人的反感。古代中国人对印度西域的拒斥与向心，因此比现代中国人对欧美苏联的拒斥与向心为低，其原因即在于此。因为印度西域人只有文化力而没有武装力，而欧美苏联人用文化力裹挟着武装力，一道入侵。

唐宋帝国实际上并非真正的“统一帝国”──唐只维持了百年的表面和平；而宋连中国本部都未能统一。同时，无论唐、宋──都未能统一“中国文化圈”：唐太宗和唐高宗在朝鲜的败绩即为显现显例。元，才是第一个统一帝国，而隋的统一所导致的唐宋与秦所导致的两汉是不同性质的：不过它只提供了统一帝国的形式而未能提供统一帝国的内容。统一帝国的内容则是明朝的官方哲学理学及其所提供的文化，成了中原帝国的精神支柱。所以，在第三期中国文明兴起之后，中国切不可固步自封，而应该积极进取，否则中晚唐、五代十国，就是前车之鉴。而且还会有两宋亡国的惨剧，在等待未来的中国。

有关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有什么结论呢？它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又预示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认为，考察一下古今对比即不难发现：正如不消化北方民族的在华势力，隋唐就无法兴起；不消化苏联在华势力，第三期中国文明也无从兴起。

普通人可以认为，在现代中国的第二南北朝期间，日本扮演了“五胡”中最为恶劣的角色，两次征战中国杀害了数千万人。但其实，俄国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危害并不亚于日本，尤其是，俄国是西伯利亚的常客（1550年代至今），至今盘踞大片中国领土，不像日本只是短暂居留在蒙满半个世纪（1895－1945年）。而在中国抗战最危急的关头，斯大林认为中国已经灭亡，就下令屠杀在苏华人数十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爆发前，日本已于1937年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为了讨好日本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开始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将他们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总人数不下三十万。

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汉学家2006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超过了1300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全国其他地方加起来总共才有大约1100家。资料记载：“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国海关允许他们带回中国一半……”

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进行抗日活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此时，斯大林再也按捺不住，开始屠杀华侨、华工。1940年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足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

马员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曾于1926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主义，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因为欣赏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于1930年、1937年及1949年几次“肃反”屡遭被捕判刑。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监狱，1955年才回到中国。

1984年，马员生出版了回忆录《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1939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扣上各种罪名……”“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她们一个是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是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间谍，判刑到这里……”“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间谍’……”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就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许多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马员生看到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大部分人被折腾至死。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中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却被斯大林制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说，苏联对中国的长期危害超过了日本，如果不能彻底消化苏联在华残余势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无法兴起。

三、历史比较法的若干限制

如果把以上的“历史比较方法”，立即“视为儿戏”，显然是轻率的。在否定以前，请先认真思索一下，再下断语，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至于我本人，要声明的是：“历史比较方法”并非要把以上的比较格式列为不可动摇的定律；而只是希望通过这种类似“历史比喻”的方法，来揭示现代中国这个现代南北朝，虽然在政治价值上一无可取，但在历史价值上却值得回味──但愿这种历史比喻能给枯燥的历史研究，带来一些兴味甚至轻松的快感。

我们清醒地看到：

（一）一切历史比附法所包含的不准确与可能误入歧途的危险。我们应该力祛这一危险。把我们的比附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上。

（二）即使不准确，亦不足惧，因为一切历史研究方法实际上都是一种（不同形式的）历史比附法。而且往往不是用历史来比附“历史”，从而得出对后一“历史”，的更清楚的观念；而仅仅是用固定的概念来硬套“历史”，来割裂“历史”──来“证明某某的历史观”，“历史研究”这几个字就同时意味着不准确性。

（三）“历史比较方法”之作为“历史性的历史清算”的宣诰者，它所展示的历史性曙光，其实就是新时代的预兆……

（四）两大历史时期的相同点：1、固有文明的崩溃；2、外族风尚的流行（文学、艺术、思想、生活方式、服饰……）；3、社会多元化的形成，4、一个混乱时期与传统文化的间歇期；5、每一次振作的短暂性及其努力的极端性；6、中外文化流的汇合；7、新的国际文明的萌芽；8、两个南北朝的远因皆为中国文化体的内在成熟所致。

（五）两大历史时期的相异点：1、黄巾之乱与太平天国；2、“中兴”与三国；3、“五胡乱华”与“八国联军”；4、西晋与北洋政府；5、南北朝与现代中国；6、印度文化和佛教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7、现代世界特殊的经济压力对中国命运造成的特殊变异；8、现代科学技术之作为一个新因素；

（六）“南北合一”的本质是什么？它意味着文化的合流成功。罗马帝国、孔雀帝国就无此幸运。文化上的互相接近必先于政治上的统一，此原理试诸中国现代南北朝由分而合之“文化北伐”，显然合拍……

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它大约要到2050年前后才能结束历时二百年的混乱时期（从太平天国起事算起）。那时，现在的人们都垂垂老矣，难以睹见太平盛世矣！但是我希望，由于各种通讯和交通工具的极速，和它所造成的全球化效应，将进一步缩短这些混乱的过渡时代……也许我们用不着等到2050年那么“遥远”的时候呢？也许，中国能够避免第二个隋朝？

统一了现代南北朝──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那个政治实体，即相当于统一了古代南北朝的隋朝，它如何避免隋朝的倾覆呢？

答曰：统一之前的隋朝其实质是北朝的延续，统一以后的隋朝则是唐朝的先声。新的唐朝必须提供给整个中国以必要的安全感、足够的庇护力。

当今2006年的中国，位处现代南北朝末期，在两个中国的残余势力的夹缝中苟且偷生、苟延残喘。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将近两百年（1840──2006年）的重新改组之后，是非观念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全体国民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因此最需要的也就是安全保障。这个安全保障，只有即将来临的第三中国可以提供。合并了两个中国的残余势力之后的第三中国里，农民不再缺乏土地安全感，工人不再缺乏就业安全感，穷人不再缺乏眼前的经济安全感，富人不再缺乏未来的心理安全感，政治异议人士可以免除非法逮捕的恐惧，政权官员可以减轻遭到无故罢免的担忧，全体国民不再缺乏来自社会规范的安全感……

那么，如何建立第三中国的安全保障呢？

中国的难题不完全是政治方面的。而是深入到了社会习俗与个人行为的内核。看一看华人在美国的侨居地就不难发现，这些“国中之国”简直像脓疮一样丑陋肮脏，和周围的街区形成鲜明的反差。政治中国的难题不完全是政治方面的，因此建立中国安全保障所面临的难题也不完全是政治方面的。中国需要建立合乎国际规范的文明习惯，使得中国人际交往的半径可以扩大，整个社会的摩擦可以减少，这是法治与社会公平得以确立的前提。

这是一种纯朴的希望，也是身处黑暗夹缝的思想！我知道它很难实现，具有“社会幻念”的性质，但这并不妨害我们寄希望于它，也不妨碍我们从自身一点一滴做起！如果我们确信这是对的，并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在这种希望及努力之中，中国的情况就会逐渐改善，国民的生存品质就会逐步提高。但是，我们是一个善于培养流浪狗、惯于遗弃自己宠物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到头来就会作践自己。

相反，对改变命运的希望，则可以改善我们周围的环境；对中国文明的拯救，也是对当代人类的极大贡献。如果谈到博弈，没有比这更大的赌局了──它只需要最小的赌注（例如多一些微笑，多一声谢谢，多一点善意，多为对方着想一丝一毫：完全在不损害自己任何利益的前提下，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却可赢得最大的彩头（那就是文明中国的建立）。

愿我们把自己一生的快乐和幸福、精力和希望、活动与忍耐、毅力与苦痛的感觉──投注在这个“建立文明中国的事业”上，投注在我们对于历史信念的执行中。

这个历史信念就是：结束野蛮的中国，开创文明的中国；结束南北朝内乱，开创第三中国的外向。

文明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理念，而且是一个实体，要其真实成长起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政纲中），需要以下安全保障作为其条件：

1、国际安全；

2、国内安全；

3、人口安全。

从“统一国家”的角度看，西周之前是一个长期的混乱时代，这可以从殷商首都屡次迁徙的情况见得一斑。殷商王朝与“X方”“X夷”之间的关系，既是中央与方国的关系，也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那时的南北政治实体之间的对峙虽然不及后世明显，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殷商灭亡在“东南夷”战争中，在致命的两线作战中倒下。因为原先柔顺的小邦周，乘殷商忙于东南夷战争之机，从背后给与殷商一刀。殷──周──东南夷之间的三角关系，颇像北魏──柔然──南朝之间的三角关系，甚至金──元──宋的三角关系也是类似格局，只是金宋与元宋之间的南北朝关系由于其他多国的存在与厮杀而显得比较模糊了。

其实，比殷周交替更早两三千年的年代，已经出现“南北朝萌芽”。考古学称良渚文化为距今五千三百年至四千年前，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约三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比台湾岛略大）的新石器文化。良渚文化中物质因素已经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到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四千年前，良渚文化终于在其发祥地太湖地区失去了生存环境。有人联想到《尚书·尧典》上所谓“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可能就是那个山崩地裂时代的记载。当地的考古地层里，不含任何文化物的断层，也印证了良渚文化不是毁于外来入侵而是毁于自然灾害的事实。在阜宁陆庄有良渚遗址，在徐州新沂花厅有良渚遗址，在石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都发现有良渚文化因素。顺着这些遗物延伸的轨迹，似能见到良渚人或其文化四千年前的大迁徙路线，由南渐北，深入中原。有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曾与周围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以玉琮和玉璧为代表的玉器文化，给予周围地区强烈的辐射，其影响范围西北抵达中原甚至青海，西南抵达广东。

四、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理论

从秦汉乡亭里到隋唐村落制，是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转变。五胡入据中原与坞壁的普遍兴起，对中国社会的瓦解程度是先秦时代无法现象也不会发生的。在抵御外族入侵的问题上，封建制度显然比官僚制度优越得多。而坞壁的崛起，造成新的豪强门阀政治格局，显然也是出于“救国”的需要。只是在外敌入侵已经减弱以后，割据的乡村组织才被较大的国家政权所吸收改造，才开始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与门阀政治的衰落，才出现帝国的内在统一与外在扩张。

韩昇在《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一文中指出，汉末天下大乱，国家法令随政府的崩溃而失效，因此，坞壁势必要自行制订一套内部规则，将四方汇聚的流民统一起来，整齐号令，使之成为团结一致、且战且耕的坚强组织。这种内部规则，类似于“乡约”。这种建立在贫弱相助、有无相通等原则上的规约，以及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设立，表现出共同体性质。坞壁之下还有邑、里之类的基层组织。严酷的外部环境，迫使坞壁内部团结，故坞主与其下属的关系，不仅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而且还依存义气和人情。如田畴助魏国破乌丸，曹操想封官犒赏其功，但田畴誓死不受，“自以始为居难，率众遁逃，志义不立，反以为利，非本意也。”

在坞壁内部，流行这样的伦理：以坞主一族为宗家，以坞民为宗子，以宗姓为标志，视宗祠为神圣，由此产生许许多多用族姓命名的集团或地名。这样一来，现实的权力关系、共同体的政治结合，就蒙上了同姓共祖的“模拟血缘关系”的面纱。其实，这些流民本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现在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生存）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语录）。

从汉唐之间的坞壁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强宗大族能够控制乡村，还在于它身体力行地贯彻了某些体现共同体观念的原则。这实际上蕴含着构建未来社会的要素。因此，如何将某些原属于乡村社会的观念原则提升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及其政策措施，将是关系到新政权统一安定而必须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以坞壁武装为后盾的强宗大族，其向背直接关系到社会乃至政权的安定。后赵石勒倾注全力去攻打各地坞壁，即可略示一斑。然而，只要分裂动乱的局面没有消除，国家政权的公共职能不能充分发挥，则单凭武力镇压无济于铲除遍地生根的坞壁。更何况外部势力很不易控制坞壁。西晋末年，魏该让其部将马瞻袭杀杜尹，夺其一泉坞。魏该打算南徙，却因坞众不从而不得不单骑出走。马瞻投降匈奴刘曜后，坞众又密请魏该回来，共诛马瞻。这一事例清楚表明，外来势力即使通过武力据有坞壁，也难以得到坞众的归顺，在决定坞壁进退去从的大事上，坞情民意起着主导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国家政权就不能不与强宗大族妥协，通过他们来控制乡村。北魏初期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结合鲜卑习俗而产生的。

南北朝时代，国家政权通过与强宗大族的合作而暂时稳定，构成新的门阀政治格局。但是，分裂的因素也因此埋藏下来，造成国家权力的不完整。至于那些桀骜不驯为害一方的豪强，更是国家政权的心腹大患，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再掀波澜。强宗大族对乡村的垄断，已成为国家统一的赘疣。而且，这种局面长期固定下来之后，宗族共同体的面纱就无法继续掩盖内部的冲突。

于是，政权着手对地方豪强展开政治和经济的限制：北魏孝文帝变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使三长隶属于郡县，纳入国家体制，逐步削弱了其独立的政治势力。同时通过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把豪族的依附人口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一系列加强国家权力的改革，都循着“体制内吸收消化地方势力”的方向进行，显然是基于不能用行政或暴力手段消灭社会阶层的正确认识之上。然而，这一进程被“六镇之乱”所打断。

北周以六镇鲜卑支流起家，兵微将寡而能立国，甚至统一中原，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得到关中与河东大族豪帅的全力支持。当年宇文泰随贺拔岳入关时，兵不满二千，幸得弘农杨侃为先导，争得关中豪杰归附。以后，关中政权更是以当地世族为支柱。北周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结合，同时也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南北王朝的民族问题。吸纳地方势力、克服民族矛盾，是其强盛的根本，此亦为隋唐继承，开后世风。

随着政局逐渐平稳，坞壁的主要功能也由武装自卫逐步演变为日常生产，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基层组织──村。这样，自表面上看，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秦汉时代的乡亭里，经过动乱年代的自立组织坞壁，又回归到国家建制单位的村。

豪杰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作为秦汉以后的特有现象，豪杰其实是封建制度解体之后，作为对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一种补充而存在发展的。在先秦，由于封建制度所造就的贵族阶级普遍存在，就没有豪杰的产生的土壤，不会上演“豪杰亡秦”这样的唯独中国才有的“天下大戏”。

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只身冲入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大楼，打倒保安后向督察室冲击，先后在九楼、十楼、十一楼、二十一楼处先后阻击多位民警，造成六警死亡、四警受伤的袭警血案。事后网上一片同情之声，甚至有人称其体现了“豪杰精神”，说中国百姓一直崇尚豪杰精神，这种精神，并非侠义的，不仅是指侠客，绿林好汉和江湖英雄的精神，而是广义的，它泛指一种拒绝向不合理的然而强大的事物或思想屈服，敢于向社会挑战的精神。这里说的豪杰，不单是那些精通武艺，行侠天下的人，也是指在政治、思想、学术和艺术上有重大建树的人。他们都有宏大的气魄和豪迈的气概，目标远大，豪气飞扬，敢作敢为！当然，大家更喜欢和熟悉杨佳那样的侠客。……显然这种观点也只是说杨佳具有豪杰精神，二没有说杨佳就是豪杰。因为豪杰多少应该一点“豪强”的意味，而杨佳指示一个弱势群体的成员，不具备豪杰的社会地位。

在我看来，豪杰与文化阶层应有密切关系。早期儒家都十分重视培养的豪杰精神。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又说。“人者必有勇，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为人道义。一个大丈夫，必须的时候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孔子所提倡的豪杰精神是实现自己的理想，维护道德法则所必须的自我牺牲精神。孟子也主张为道义而献身，他的名言是“舍身取义”。不仅如此，他所主张的豪杰精神把维护道义人格尊严结合在一起，他说：“昔日景公田，招虞以胜，不致，将杀之，志士不忘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也，取非其招不往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表现的就是这种豪杰精神。

在东汉的字典《说文解字》里，没有收录“村”字，说明当时尚无村的组织。考“村”字，是由“邨”字演变而来，即由表示屯田的“屯”和表示邑落的“邑”组成，故村字的原始字义是屯田邑落，乃由坞壁演变而来。“里”一般是单个集落，而“聚”则可以包含数个里，故有些聚为政权机构所在地，王莽时代甚至出现不少改县为聚的事例。而坞壁及其邑里在和平时代，即转化为村。

汉唐之间，社会基层组织确实发生过巨大变化。循着北周将地方势力纳入国家体制的方向，隋唐帝国更从法令上肯定村为地方行政末梢组织。“里”的组织存于城市，而在郊外则“亭”、“里”组织已为“村”所代替。

到唐朝，似乎百户左右的村更加常见，故规定满百户的村可增置村正一人，甚至还有不满十户的村，村的规模日渐变小。而且政府通过吸纳原地方自立组织等措施，不断加强对村的权力渗透和控制，贯彻“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的邻保制度，就可示其一斑。

从北朝后期开始，地方建制由滥设州县转为并省。北齐文宣帝一次就并省3州、153郡、589县，隋文帝则废除郡一级建制，炀帝进而改州为郡。并省州郡的理由如“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因为滥设州县正如中共滥设官职，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地方豪强的妥协让步。垄断乡村，是世家豪强的权力根源，因此，对地方制度的整顿，就是在逐步削弱世族门阀的政治势力。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以为农民起义、群体抗争就能扫除门阀政治，显然不切实际。只有在生产贸易繁荣，城市发达，科举选官制普遍推行，刺激乡村世族大量移居城市之后，门阀势力才真正走向衰落。这些政治经济的因素不具备，世族滋生的土壤没有改变，野火过后，春风再生；严打过后，腐败加剧。因此，门阀政治的真正衰落，并不出现于南北朝隋唐，而应发生在唐宋之间。在这演变过程中，地方行政单位由秦汉乡亭里经由坞壁到完全的村落制的转变，恰似一把衡量的尺度。

汉唐之间四百年风云际会，就是从汉亡（220年）到唐兴（618年）的四百年风云际会。这从时间跨度说，相当于秦两汉的时间；但从内容上看，却要丰富得多，在文明史上具有更加独特的创造意义。

四个小前提：

（1）社会生活、宇宙生活是流，是“活着的”。

（2）生活的流动，会引起社会力量的层层变动。

（3）变动与创造，引起了固有社会结构的危机；因此，如何调整社会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力量对比，成为社会兴衰的关键。

（4）汉代文明解体的要害，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陷入了死胡同”。

三个大步骤：

（1）“非刘氏不得称王”，其结果是剪除了“王”，剪除了“王”意味着剪除了“方国”，也就是剪除了地方自治的长期传统。其结果是形成高度的中央集权，而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统一帝国即元明清时代，更演化为皇帝集权。

（2）汉代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把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化为外戚与皇帝之间的不断危机：因为一般而言外戚更多地方背景，宦官则是地地道道的“中央干部”。

（3）党锢之祸中的党人与清议并不是士人与外戚势力的偶合，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新形式：“党人”是地方代表、民意代表们；所以他们更加倾向背景相同的外戚；而宦官则代表中央的皇权──尽管是业已腐败的皇权。

对于汉代社会的解体，可以作出三层解释：

高层理论：“文明的失去内在的动力及其凋谢死亡”。这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文化形态史观”主张研究的。

中层理论：中央与地方、固有权力结构与新兴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协调现有的社会冲突，例如“士族现象”所凸现的。这是经验主义的学者特别关注的。

低层理论：经济问题、土地兼并、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及其恶果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的。

斯宾格勒的方式（比较形态学或文化形态学），对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文化及其文明做出比较，找出它们在各自的生命周期中各个表现形态上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他把人类的存在划分为原始文化时代和高级文化时代。在原始文化时代，部落和氏族是仅有的生气蓬勃的存在物，在高级文化时代，文化本身成了一个存在物。高级文化一旦产生，真正的历史就开始了。每一文化大约拥有千年左右的历程，其中可以分为：前文化时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文明时期，相当于精神上的春、夏、秋、冬四季。显然，这一分类就是“东方影响”的结果。例如在中国，从风水、麻将牌到历史哲学，都关注“四季”现象、“五行”理论。

前文化时期精神上的特征是乡野的和直觉的，没有政治和国家，只有部落及首领。人们东奔西跑地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进。农业的出现使人们有了土地和故乡，从中产生了一种纯自然的从而也完全不具有特殊人格的心灵，它是形成文化的先决条件。农民是无历史的神秘的原始民族，是创造城市中的世界历史的血液来源。 

文化早期的特征是市镇的出现。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高级人类是被市镇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市镇心灵的诞生，为自己形成一种可见的实体，在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一个成长着的，具有一种面貌、内在结构及历史的整体。文化产生了成熟意识，形成独特的风格及特殊世界感情的民族集团。贵族和僧侣成为两个原始等级，一切有效的历史都从他们开始。

文化晚期的特征是大城市取代乡村城堡边的小市镇，资本战胜地产，第三阶级摆脱封建势力，崇尚自由至上和理性万能。 

文明时期的特征是出现世界性的大都会。世界上广大地区的全部生活集中于一座城市，其它土生土长的存在则枯竭了。寄生于城市的居民没有传统，没有宗教，只顾事实，机智，不结果实，看不起乡下人……这是走向无机结局的一大步。处于这些辐射圈外的整个地区的命运就是变成“行省”。群众取代了第三阶级，他们满怀憎恨地走向无形式的极端，消灭一切等级差别、财产制度和知识体系。精神创造力消失，艺术沦为奢侈、享乐和神经刺激（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消费主义）。他们为暴力政治扫清道路，暴力政治逐渐取代金钱政治即民主政治。极端的个人权力开始威胁整个社会，世界陷入比以前任何战争更可怕的私人战争状态。原始人类状态逐渐取代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历史和生命就彻底结束了。 

埃及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死去的文明永远感召活人的思想。

晚出的汤因比为了和斯宾格勒有所区别，区分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前者模仿对象是老一辈或死去的祖先，因此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后者模仿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社会则是变化、生长着的。那么，文明社会的创造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挑战和应战”的解释模式：产生文明（汤因比的“文明”相当于斯宾格勒“文化”）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困难构成挑战，激发人的努力，迫使人们发挥创造才能。第一代文明的挑战主要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其亲属文明更主要的挑战是人为的，即人们以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来摆脱垂死的文明，克服垂死文明的压迫。

挑战不能超过人们所有承受的限度，也不能小于刺激人的最小程度。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它的生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人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再没有力量控制它的周围环境，并组织新的发展，只有维护低水平的生存。因此，挑战不仅要刺激人们成功地应战，而且要刺激人们积聚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新的问题，形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

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加强，如技术进步、军事强大、地理扩张。内部表现为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外部力量的强大，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会变得无法控制，可能由此导致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反而造成文明的停滞或衰落，例如埃及人为征服尼罗河而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统治者用来建造金字塔，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崩溃。因此，汤因比认为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增长之上。他还认为，今天西方工业文明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之中──即由外在的技术领域转移到内在的道义领域。外部的挑战降到次要的地位，挑战越来越来自于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式，从而也预示了下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发展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进步成为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社会整体，而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他们先是退隐，脱离社会生活，以领悟根本性的精神原则，然后再复出，启发自己的同胞。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以及各古典文化大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极少数人的创造带来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就这样生长起来。

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斯宾格勒式的固定的生命周期。当应战不敌挑战时，就可能在生长的某一点上衰落下来。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如技术衰退、外敌入侵、环境恶化等，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过去的成就里居功自傲，丧失创造能力，仅仅成为统治者，或者多数人不再支持和模仿创造者，或者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而即使多数人的模仿也还是一种一知半解的、三心二意的而非心甘情愿的行动，它可能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教条化、机械化。这会造成文明的僵化和衰落，最后到了失控的程度。文明解体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裂为三个部分：

一是由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统治者，他们失去精神感召力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便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以暴力维护权力。二是内部的精神无产者，他们由诚心服从到离心离德，退出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相抗衡。三是外部无产者，他们对中心文明由归顺、模仿和效法，变为失望、敌视、觊觎，形成蛮族军事集团，威胁解体中的文明。

在解体过程中，更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命考验，放纵与克制，随波逐流与殉道，迷恋过去与企盼未来，流离感与罪恶感，单调感与混乱感，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

专制的统一国家常被视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目的，然而这表面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的文明过程中的最后手段，他们主观上是想保持社会的活力，以保存自身。然而，这种消极的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暂时地制止文明衰落时的动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结局。不管内部怎样交替着动乱与重整的节奏，却再也创作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

不过，这种统一国家在为内部无产者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着地理、交通、语言、文字、货币、组织、制度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沟通方便。汤因比肯定这种统一教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高级宗教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它在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产生的间歇时期存在，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传递下去。不仅如此，这种高级宗教还通过统一的神的力量，引导人类不断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从对亲属、邻居的爱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爱。

如此则需要对人们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态度提出警告。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之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不比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宗教在一切知识的范围内必须让位于科学，因为这些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宗教的本分是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培养泛爱的情感，帮助人们克服文明社会中由于简单模仿而导致的机械化和文明活力的丧失，因为模仿上帝不像模仿俗人一样使人失望，也不会因此而造成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疏远。

解体的文明则与周围的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它是一道拦洪坝，蛮族则是一座蓄水库，他们愈来愈多地学会了文明中心的军事技术，并且构成对文明中心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这道大坝会要崩溃，蛮族将涌入文明中心，全社会堕入黑暗与痛苦的深渊，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旧文明彻底灭亡，蛮族本身也同归于尽。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里，只有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体。在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的挑战中，统一教会的创造力重新开始应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文明兴衰理论是斯宾格勒式的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曲目。人类在文明衰落的痛苦中取得的经验，可能是进步的有效工具。他和斯宾格勒都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文明除了西方文明外，不是完全死亡了，就是衰落了。但他并不像斯宾格勒那样认为西方也一定会衰落，他肯定西方文明在废除奴隶制，发展民主和教育，处理内部矛盾，以及控制自然力量方面的空前成就，认为只有吸取以往文明的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就有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然而印第安文明的遗址却向人们反证了──谁说社会一定会向前发展，而不会中止、倒退甚至灭绝呢？在汤因比作出上述结论时，是否感情取代了理智、希望取代了预测？

五、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理论去观察中国的三国时代，两汉的经典性文化已告间歇。但无论怎样动乱的社会，都还是需要一种文化形态来维系社会群体生活，哪怕这种文化看起来采取了是“退化了的形式”。如欧洲中世纪就仰仗基督教会保留的古典文化遗存等“退化了的形式”，实现了自己的文化再生。同样中国的“中古时代”也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上升阶段也是如此：秦汉帝国的文化间歇继之以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再生。但这一再生的机制是怎样的？

我们找到的答案也许使平民社会的人们感到惊讶：士族集团是文化的保存、重组、光大者。是士族间的角逐，使已被秦汉四百年的一元文化压制住的精神空前活跃起来，使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魏晋南北朝，成为继春秋战国而起的最富文化活力的时代。也就是说，正是社会的混乱与解体，使得士族在不期然中肩负了文化间歇与文化再生的双重使命：那就是作为武士的军阀集团和作为文士的衣冠世族。

在我们看来，高级文化的形态、流行性文化的趋向，根本上都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制约，是权力结构这一无形的轴心的产物。它即便不是为后者辩护的，也是在后者许可的气候下产生的。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架以内，只会产生皇权主义或反皇权主义，而决不会产生三权分立思想以及以此国轴心的种种思想文化。

世家大族具有各自的自卫武装，其组织的要对稳定，为社会无政府状态提供了一种代偿。正是基于此点，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组织发挥了类似欧洲中世纪教会的文化功能。士族的坞垒，不仅是经济的庄园、政治的王国、也是文化的细胞，特别是第一期中国文明过渡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细胞。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主，不少是从目不识丁的蛮族首领转化而来，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分散北中国各地的武装汉人庄园主则以保持本土文化的士族为核心。这一重大区别，直接促成第二期中国文明仅仅用了不到三百年（304年──589年）就迅速崛起，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却用了一千年（476年──1492年）。

随着新文化的再生和新国家的重建，“统一”的格局促使士族政治趋于式微。时在初唐与盛唐之际。武媚之推行科举，无论怎样耐人寻味，其结果不啻给士族政治以最后一刀。士族政治的没落也使得社会正直没落了；社会正直的没落，自然给武媚带来了恶名。

我们记得，许多作为正史的南北朝史籍，是在唐代完成的，如《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以及著名的《南北史》等。这等于是用士族政治衰落时代的眼光，去反观其鼎盛时代，其间的距离，当超出一般意义的时距。

如果回到五胡十六国起始的西晋建国，当不难发现，西晋大封同姓诸侯王，并给予领地与军队的实封，这种做法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已经倒退四百年，回到了西汉初年汉初到。亲王出镇，综领军政民事大权，这就直接揭开了南北朝动荡改组的序幕──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惠帝时，汝南王司马亮掌权，赵王、楚王、齐王、河间王、东海王、成都王、长沙王先后登场、卷入混战，号称八王之乱，像八国联军毁灭了清朝一样，毁灭了刚把三国拼接起来的脆弱的西晋。混战中，诸王勾结蛮族参战，五胡由此得以轻易入关，从事剧烈的“野蛮化工作”。这相当于现代南北朝的“阶级斗争”、“翻身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

五胡十六国时期，华北汉人沿用汉代边塞出现的坞堡组织进行防卫，纷纷动员宗族组织，以此作为核心，选择险要且可耕种的地盘设立坞堡，且战且耕，类似曹操推行的军事屯田，不过这是自下而上、由民间自发组织的抵抗运动。羯人石勒起兵后，不时攻取汉民的坞堡，“税其义谷，以供军士”，还用以充实都城襄国（河北邢台市）。后赵竟至从坞堡掠夺粮食，反映其时社会上的粮食严重缺乏。后赵在十六国中，还是比较关注农作的政权。后赵在河北地区征租的数量与曹魏相同，比西晋时还轻。

石虎死后，后赵混乱，汉人冉闵乘机复国，建立冉魏政府，“躬率赵人诛杀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晋书》卷一〇七）鲜卑慕容氏自关外进入河北，消灭汉人政权，迁都邺，建立前燕国。前燕统治下的河北平原，农桑生产比后赵时代更加衰落。氏人苻氏所建立的前秦国，迅速攻灭前燕，占领河北等地，一度统一华北地区，实力强盛，但河北黄淮等地的种植业状况未有重大改观。（《资治通鉴》卷一〇二）因为中原的野蛮化过程正在深入而不是淡出。

淝水战后，前秦衰落，鲜卑慕容垂乘机建立后燕，定都中山（河北定州），与前秦残存势力交兵。《通鉴》卷一〇六记载太元十年（385年）十月，“燕、秦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垂（慕容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军粮”。河北农业衰败情景，由此可见一斑。野蛮的后燕国内，军营户和州郡编户并存，错乱无序，百姓生活朝不保夕，社会生产瓦解。

淝水战后，拓跋鲜卑伺机复建代国，也就是后来的北魏，后燕则派军攻魏。登国十年（395年）十一月，参合陂（内蒙古凉城东北）战役， 燕兵战败，损失四万余人。第二年魏军南侵，后燕官员或逃或降，“唯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随后，魏攻中山，“芟其禾稼”。为了进攻邺城，魏军“迁屯巨鹿，积租扬城”。这都表明，兵荒马乱的岁月，河北汉民仍在从事农作。这些人与其说像是动物，还不如说像是植物；是典型的费拉民族。魏道武帝分步三路进攻中山、邺、信都时，下令“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显示河北田野的桑果种植仍有残余。

南北朝开始于野蛮化，结束于文明化，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所指认的关陇集团与关东士族的冲突，就体现了北朝的文明化过程。一般说来，关陇集团是比较野蛮的，关东士族是比较文明的。而贞观十二年（638年）成书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民干列为第一等，招致唐太宗不满，斥责以高士廉为首的修撰诸位不重本朝官爵，敕令重修，崔民干遂被降为第三等。这个事件的意义，不在于博陵崔氏一族的门户升降，而在于整个山东高门的地位遭到下降。而唐太宗所以下诏修撰《氏族志》，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为了“崇我唐朝人物冠冕”。

唐高祖、太宗父子对山东高门心怀成见，不以为贵，“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但民间对山东高门却极为看重，甚至追随太宗打天下的“谋士劳臣”，也不惜“纳赀（山东）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其中贵显如房玄龄、魏征、李绩等，也乐于与山东高门联姻。唐太宗“不解人间”对山东高门何以如此看重，他认为“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唐太宗不提应该更为偏小的西魏北周，这自然因为唐朝前承周、隋之故，但唐太宗对江南高门的态度，也绝不像对山东高门那样，他向往南朝文化，延纳江南文士，史有明载，那么，他心中并无“南北之限”，何以单存“东西之限”呢？

牟发松的《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一文还认为，关中与关东的对立，可推至战国，那时秦和关东六国的对峙，楚虽在南方，政治上仍属关东，当时东方六国联合抗秦，称为“合纵”，显示从北方的燕赵到南方的楚国所构成的关东联合阵线。其后，秦楚之际楚、汉与秦的对抗，西汉末年平林、赤眉与新莽的对抗，东汉末年董卓与袁绍联军的对抗，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关东与关中对峙的性质。而关中一向对关东具有战略优势。及至孙吴割据江东、刘备入蜀、吴蜀鼎立于魏，才开始形成南北对峙局势。既而东晋－南朝之与十六国－北朝，则巩固了南北对峙之局，为以后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打下基础。不过在南北朝后期，北朝内部又出现了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之间的东西对立。这一局面开始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的西奔关中，结束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的周军灭齐，前后不到半个世纪。东魏西魏对立期间的敌对状态不难理解，但东西统一后朝代更替，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已越半个世纪，关中政权何以仍对关东高门怀有敌意？

在我们看来，这是因为关陇集团比关东汉人更多鲜卑血脉，更为原始野蛮，也更加争强好胜。

北周武帝（577年）灭亡北齐以后，与二十多年前其父宇文泰执政西魏时破江陵后，措置大不相同。前者杀死梁元帝，江陵“阖城老幼被掳入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周武帝则力图作出“伐罪吊民”的姿态，相继下诏称：“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山东）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周武帝还“降至尊而劳万乘”，亲自到山东名儒熊安生家拜访，“诏所司给安车驷马，随驾入朝”。又诏征阳休之、卢思道、颜之推、李德林、薛道衡等十八名北齐最着称的文士，“随驾后赴长安”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载周武帝“入邺之日”，专门遣人到李德林家“宣旨慰喻”，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周武帝还曾在云阳宫用鲜卑语对群臣说：“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其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周武帝的兴奋和喜悦，在于这些久闻其名的北齐文士，终于入关“得其驱使”。这和毛泽东在“解放初期”的得意忘形，可以比较。

北周武帝灭齐与其父宇文泰攻破江陵后的措置，何以不同如此？在我们看来，因为北周与北齐野蛮化程度比较接近，再加上都有鲜卑背景，所以比较容易沟通。在当时南北对峙、东西分立的三方政权中，西魏北周最为野蛮，其文人学士也最奇缺，因此之故，西魏北周的行为特别饥渴，力道特别强悍。西魏平定汉中后，南朝文士沛国刘璠入关，西魏仆射申徽向宇文泰祝贺：“昔晋主灭吴，利在二陆。明公今平梁汉，得一刘璠也。”南方文士成批入关，西魏北周的文化学术有所进步，但就整体而言，仍比关东野蛮，比江南就更加望尘莫及。

直到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的诏书，仍然自称“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但其实像唐太宗一样，内心深处仍存东西差异造成的自卑。难怪诏书说山东才俊之民“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假借各种理由滞留家乡，“不肯入朝”。

为了加紧文明化建设，隋初加强了“搜刮”山东士人的力度，诏敕严命、州郡敦逼之下，又有一批关东士人被征召入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政治中心进一步东移，为营建东都洛阳，大规模移民洛阳。《隋书·炀帝纪上》三月条：“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又《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冬十月：“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据唐人杜宝贞观年间所撰《大业杂记》：“（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置）十二坊，北临洛水，给艺户居住。”则三千余家工艺户实来自河北。实际上移实东都的民户大都来自过去北齐统治的地区。这些地区显然比较开化。

可知大业初期的移民，含有迁徙旧族、驱散豪强的目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关东地区的衣冠豪强。尽管周隋王朝致力于迁徙关东衣冠豪强，延召旧齐士人入关，但如前引隋文帝诏所云，未“应起”的旧齐士人仍所在多有。正因为他们优游乡里，不复出仕，故往往不见载于史籍。

由于周隋政权的相对野蛮的性格，接受征召的关东士人往往仕途坎坷。以随驾入关的“十八文士”而言，他们中间，除了李德林外，不是罢免，就是除名，或者任非所长。最有才气的卢思道，既然有起兵反对关中政权的前科，也就决定了他“官涂沦滞”，不会得到重用。其入周后所作《孤鸿赋》，以“实禀清高之气，远生辽碣之东”的离群孤鸿自况入关后的处境。这与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些相似，但显然其厄运程度要温和许多了。

一方面，关东士人中有影响、有实力的人物成为周隋政权极力罗致和重点控制的对象，多被迁至关中，甚至被“勒送”到关中任职，欲隐而不得；这多少有些像1950年代被共产党集团俘虏的“留用人员”。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关东士人则欲仕而无门。周、隋政权虽然原则上也承认北齐的资历，但实际上却得不到使用。与此相应，关东士人对周隋政权的疏离、不愿合作，实与周隋朝廷的歧视不无关系。关东士人因此真正进入周隋统治核心的，可说屈指可数。唐初关陇集团认为关东士人“世代衰微”，正是指此。

隋朝更有两次“朋党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关陇集团对朝廷内部的关东士人的清洗，体现了周隋政权对关东士人的野蛮敌意。这是因为关东士人拥有深厚的基础、崇高的声望、悠久的文化，不把关陇集团看在眼里。但经过周隋两代的打击迫害，关东高门不但在国家政治上失势，在地方社会的宗族与乡里势力也受到严重削弱。只是仍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尤其表现在婚姻价值和文化价值方面。例如唐初勋贵竞相以重礼来联姻关东高门，在隋代的杨素那里已开先河。而这种文化自卑感，才是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对关东高门心存忌恨的关键所在。

太宗的皇子、公主之嫁娶，不取关东高门，《氏族志》降低崔氏的等级，在这里可以得到解释。但后来的唐朝皇室，却依然不得不联姻关东高门，但是那些“独立的知识分子”高门，非但不以此为荣耀，反而以为累赘。对此现象陈寅恪指出，“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足见“帝王（政治上）之大权不及（关东士族）社会之潜力”。在我看来，既然像鲜卑这样主宰南北朝政治数百年的外来势力，也不得不最终让位给中国的内部力量；那么在遭到苏联这个现代鲜卑主宰的现代中国，本地力量的崛起是迟早的事情。这种力量的更迭，在改朝换代时最为突出，尤其在一个王朝解体的时刻，传统力量常会发挥意想不到的决定作用。但是喧嚣一时的外来文化，最终都必须有效地注入传统，才能发生“活的作用”。任何政权的间歇与再生，任何残暴野蛮的权势，都不能阻挡民族意识的复兴。

六、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分析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西方学者以姜士彬（David G．Johnson）和伊沛霞（Patrica Budkley Ebrey）为著名。姜士彬的《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首先讨论了有关的概念。姜士彬认为中国的“士族”概念比较模糊，“门阀”含义明确，指由朝廷圈定的有资格成为贵族成员的特定家族。姜士彬通过正史的列传、敦煌氏族志和金石碑铭文说明南北朝中国在金字塔结构上占据上层的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也不同于后世获取功名的绅士，而是“门阀”，“门阀”是真正的贵族。门第和官职非贵族莫属。贵族的资格由朝廷圈定，多为开国功臣或实力派家族，皇室成员与他们联姻，选派官员从这些家族成员里挑选，因此贵族门第高，官员多。世世代代有人当高官，是贵族的最高目标，如“四世三公”。贵族是金字塔结构里最接近顶端的部分，如果没有这样一小批人，就谈不上中国有“中世纪时代”。姜士彬研究了汉代至唐代朝廷高级官员的组成，他的结论是当时的中国实质上被几个名门统治着，因此“中世纪中国”的政治是“寡头政治”。

其实，我们留心一下现代中国，也同样具有上述的“门阀”特征；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就其最“民主”的时候看，就是被几个“门阀”控制着，是“寡头政治”；什么“四大家族”、“八老治国”等等，还有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就其不好的时候看，则是“领袖至上”，是“独裁统治”，是“一句顶一万句”。即使基层干部也从来不是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录取的，而是通过层层保举、甚至买官卖官。黑箱作业、阴沟交易，弥漫社会、渗透人心。

与西欧的中世纪不同，中国的“中世纪”即南北朝的中国是贵族国家与官僚国家的独特的结合。辽金元清等蛮族王朝也是如此。权力最终来自政府职务，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这些蛮族王朝出任官职，更多取决于门第。例如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这些谱牒在传统上可以追溯到四世纪晚期。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这种形态权力与现代北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干子弟集团”对权力的垄断，颇为神似。当然，古代的最高统治权不在此列；现代的最高权力除了暴力夺取以外，就是私相授受了。

姜士彬认为，即使隋唐的科举制也没有能力把社会结构由贵族制直接转变为官僚制；但科举制却从理论上否定贵族成员垄断官职的特权，从而瓦解了他们的根基。安史之乱以后的混乱时期，使得贵族失落特权的速度加快。他在论文《一个大姓的末年：晚唐宋初的赵郡李氏》（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中，以赵郡李氏家族为例，揭示“贵族没落”的过程。从谱牒、官员的名单和迁徙路线等不同角度，追踪李氏自北朝后期至唐末宋初的踪迹。史料表明，经过最初的几个世纪，李氏从地方郡望上升到高级贵族，活动范围远远超越了赵郡故地，但是在老家的基础却逐渐衰弱。李氏分散到全国各地后，族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李氏没有集团性的产业，到唐末时期在赵郡已没有田产和依附农民，也没有宗庙和家族祠堂等，“赵郡李氏”这时无非只是一个概念了，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他的子孙而已。他比较南北朝世家与清朝大家族的不同：赵郡李氏的没落更多体现为心理上的、舆论上的过程，在政治和社会事务里，身为李氏成员不再有原来的威慑作用，依靠朝廷成了惟一出路。但是在清代，一个家族的没落很可能表现为子孙不肖，毫无建树，祖产破败，成员流徙。

当然，上述理论有其缺点，那就是他忽视了辽金元清等蛮族政权与北朝政权所具有的相似性。在我看来，清代的满洲贵族与汉人家族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满清的满汉二元结构一直深入影响到中共的“党内党外”二元结构。中共的“党”，相当于满洲的“旗”；“党员”就是“旗人”。

伊沛霞就曾批评姜士彬把官职当做身份高低的惟一标准，指出这样做会把中世纪贵族描绘得与何炳棣、张仲礼笔下的明清绅士没有多少不同，从而认为南北朝时代与明清时代相差无几。伊沛霞还对比了南北中国门阀士族的不同之处：南朝士族不亲理政务，士族内部高低之分比较明显，低级门阀受轻视。北朝士族财力雄厚，地位不太高，因此肯于担任地方官和军事职务，不像南朝士族那样有高低之分。伊沛霞注意贵族的内在修养，如生活方式、习惯、礼仪、教养、趣味，她把“士族”理解为“把做学者当做入仕途径的家族”（scholar-official families），“世族”则为“独立于朝廷全面控制之外的、享有世袭高等级身份的贵族之家”（what made a family aristocratic wag hereditary high social status， independent of full coun control），把“门阀”译为“great bureaucratic houses”，把“世族”译为“hereditary families”，把“门第”译为“great houses”，把“旧族”译为“o1d family”，从这些重要词汇的翻译，可以看出她对问题理解得较准确。

美国学者司各特．皮尔斯（Scott Pearce）在《近年中国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概述》（A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Medieval China）一文里对伊沛霞的博陵崔氏研究极为褒扬，这可能代表多数美国学者的意见。

首先，伊沛霞用自治和享有的威望界定“世族”概念，称他们为“独立于朝廷全面控制之外的、享有世袭高等级身份的贵族之家”，表明她对中世纪贵族的理解比较准确。贵族姓氏前冠有地方名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社会动荡中作为有独特称谓的实体生存下来，没有完全依赖皇帝的庇护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完全由于他们自身拥有种种好的条件。比如血缘组织、占有土地、社会声望高及显赫的官位等。皮尔斯认为，虽然伊沛霞比较强调官职是跻身贵族行列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伊著最值得称道的部分是她对豪门望族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作出的细致而精彩的描述。她写出了崔氏在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时如何作为地方权贵得到声望，也写出了崔氏被北魏朝廷启用以后使家族声望成为一种可以流通的资产的过程，以至于在得不到官职时仍保有自己较高的社会地位。皮尔斯认为，伊著中体现的理解，符合那时代的价值观。

日本学术杂志《史林》刊载李约翰（John Lee）的文章《英美关于中国中世贵族制研究的成果和课题》首先论述了中国中世纪贵族分别被看做大土地所有者、官僚贵族或乡村共同体的领袖。

中世纪最主要特征是统一王权崩溃、出现了分裂状态，而且只有从分裂走向再统一，才具有中世纪历史的意义。在统一权力缺失时，代行国家权力来证实自己的存在并使其正当化则易被理解。布洛克从中世纪封臣把自己当做民众保护者的角度说明封建制的起源，而谷川道雄的共同体思想从研究方向和理念看与布洛克最为接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毕汉斯最后一位研究生杜山卡·麦希维克（Dushanka Miscevic）的结论为：在中世纪和以后时期，统治者家族社会流动的幅度很大，他们不能保持长久的统治地位，以往普遍接受的陈寅恪及内藤湖南“有一个清晰地划分的门阀家族统治着中世纪中国”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毕汉斯比较相信年轻学生的判断，因为他们都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语言能力很强，有能力阅读大量中文史料和日文资料，因此感到麦希维克的结论十分可信。

以上意见在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四章“汉学领域的社会史研究”都有涉及，胡志宏的《秦汉史与西方汉学》进而认为，中国史学与伊斯兰史学、欧洲史学并列为世界三大史学。考虑到伊斯兰史学和欧洲史学在起源的阶段有交汇共生的关系，因而考察中国史学与欧洲史学之间的接触就成为很有吸引力的问题。西方汉学源于欧洲史学，而且与中国史学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因而从西方汉学入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一直被欧美学者视为中国古代文明最宝贵的部分，欧洲大陆上最初举办的考试即取得医生资格的考试就是仿效中国考试制度进行的。汉学家追根溯源，发现启用职业官僚取代封臣的那个时刻最重要，可以当作一个起点。最早由此入手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汉学教授顾立雅（H. G. Creel），他认为申不害已失传的著作提出的政治思想给官僚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但在欧美汉学界难以得到认同，不过他用相关成果写的《中国官僚制度的开始：县的起源》一文，却赢得广泛承认。

从顾立雅的论文可以看到申不害政治哲学与官僚制度之间的几点联系：

1、申不害认识到，一位君主不可能了解和处理其领土上的全部事务，因而必须把工作划分为几种类型，分别任用官员，各司其职；

2、申不害还认为，不能靠非理智的办法如传统的做法或家族法令进行治理，也不能像商鞅那样过于偏重强权和酷刑，更不能用让民众陷入恐惧的办法维持统治；

3、除了任用、监督、考察官员以外，还要把领土划分成面积大致相等的行政区，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僚进行管理，官员的职权范围也要有明确规定。官员和封地里封臣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位封臣在领地里可以做禁令以外的任何事，而一位官员则不能做职权范围外的任何事。

《中国官僚制度的开始：县的起源》的重心在于这个结论：楚国大概是真正意义上的县的发源地。原因在于楚国的贵族集团组织不太严密，没有公认的领袖，对政府官员的威胁不强。县最初多设于边疆新开拓地和吞并的别国土地，县令职位不世袭，当县的设置扩展到封臣的领地时，封臣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县越来越多，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越来越大，最终完成封建制度向皇帝制度的转化。这时的县才成为从属于郡的低一级政府组织。

中国学者对先秦的县的设置进行的研究虽然久已有之，但是顾立雅所代表的外国汉学家的思路却有其特点。他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对于世界的贡献应该远远超出纸和火药等四大发明。例如战国和秦汉时代中国政府辖治的面积、统辖的时间、实际的控制能力，都是同时期的欧洲国家无法相比的。当然这也从反面说明南北朝尤其是北朝社会的瓦解程度是多么深入。

在我看来，南北朝的许多特点在蒙古时代也有体现，正如苏联政治在许多方面承袭了蒙古遗产一样。

七、古今两个南北朝特点比较

公元450年北魏的汉官崔浩被太武帝灭族四姓数千人的历史意义：残余的文明遭到新兴的野蛮之清洗──类似现代南北朝的文革中“两条路线的斗争”。（1980年4月27日笔者）

崔浩其人，生性敏达，常以张良自比。平凉大胜后太武帝在一次盛宴上手拉崔浩，向沮渠蒙逊的使者说：所说的崔公，就是眼前这位。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干任何事情一定先征询崔公的意见，成败在胸，没有一点不符之处。崔浩官至司徒，笃信道教，就请太武帝灭佛，成为灭佛帝王“三武一宗”中的一位。崔浩主修鲜卑国史，直抒其原，不避忌讳，内容涉及魏王朝先辈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又把国史铭刻石碑。结果恼羞成怒的鲜卑贵族、诸王及群臣纷纷上言，太武帝拓跋焘怒不可遏，不仅尽诛崔浩全族，又族诛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北魏皇帝从道武帝开始就喜欢整族诛杀对手或者臣下，而到北齐高洋灭魏后，鲜卑人的魏国皇族几千人全被诛杀无遗，大概就是他们先辈好杀的报应。

研究北魏史的专家，多对崔浩被诛一事推究，以为此事是北魏上层“胡汉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就崔浩本人来说，他曾致力于“分明姓族”，“整齐人伦”，“复五等之爵”，力图将中原士人纳入北魏新兴的王朝体制，但他走得太远，超出了自身的实力和北魏王朝所能容纳的程度。

“国史之狱”的起因固然可以有多种诠释，而崔浩及清河崔氏的昙花一现，正是当时中原世家大族社会实力和政治地位最真实的体现。探索拓跋历史，反复思考《序纪》，也反复验证《序纪》，越来越认为《序纪》资料虽然简略，但准确度高，可信性大。因此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魏收书疏误很多，为什么刻木结绳时代的拓跋古史，却能留下这篇可贵的资料呢？这也是一个史学史的问题。原来，《序纪》是根据拓跋先人留下的史诗《代歌》的资料，翻译整理而成《代记》，又几经演变而来的。整理《代歌》是“燕魏之际”即道武帝早期的事，其时负责协音律（包括辑集《代歌》并为之配乐）的汉士是邓渊，而邓渊恰好又是负责国史《代记》撰述的人。邓渊利用他所熟悉的《代歌》口碑资料作为主要依据，撰成《代记》，是很自然也很方便的事。《代歌》、《代记》体裁不同，表述方法各异，但内容应是极为近似。

邓渊死于一桩冤狱，他留下的早期国史《代记》，包括开国以前的拓跋史和道武帝早期历史，是以后崔浩撰修国史的一部分依据；而崔浩国史问题又酿成了一桩更大的冤狱，成为千古聚讼的公案。崔浩的罪名是其所修国史“暴扬国恶”，“备而不典”，近人文章多指为道武帝母后贺兰氏由于依收继婚制为昭成帝收娶生子而造成干名犯义诸事。拓跋早期历史中杀父杀妻、忤逆悖伦以及母后专擅诸事，也当包括在“干名犯义”之中，这些事比游牧族中多有出现的收娶后母、寡嫂等事更要碍眼。构成崔浩之罪的事实来源于邓渊《代记》，邓渊《代记》中这些事实则采自《代歌》。本来只是拓跋民间用鲜卑语演唱的《代歌》，演变成官方用汉字书写的《代记》，其“不典”、“国恶”诸端尽在汉人社会里暴露张扬，以后崔浩又据以修成国史，并刻石示众，以致触怒了当权者，修史的汉士邓渊、崔浩等人自然先后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确实，崔浩掌权后，“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提高了汉人高门的地位，从某种程序上抑制了鲜卑勋贵的跋扈。崔浩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敢于直书国史的人物，从他死后，后来史臣们只敢本着“为尊者讳”的态度撰写史书，无一人敢于再度直书帝王家的丑恶了。

史学界还有人认为崔浩处心积虑心系华夏，密图光复，例如神瑞二年明元帝想迁都于邺城，崔浩力止，不想让北朝蛮族入居中华旧地，遗害汉民。刘裕伐后秦，明元帝想出兵，崔浩却竭力劝止，也是偏袒汉人。总之不论明元帝还是太武帝只要北伐夷狄，崔浩无不全力支持；一旦有南征汉人之意，崔浩总是反对，“实为中国计也”。

而四十多年后，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力行汉化政策，可被视为是“崔浩派”（相当于文革的“走资派”）的胜利。崔浩虽然身败名裂但其业克绍，堪称志士仁人矣。北魏的汉化政策和中共脱离苏联路线并走上“台湾经验主导下的邓小平改革”──同有“文明战胜野蛮”的含义。

公元484年，北魏始行俸禄制，表明北魏正在进入一个“正常国家”的程序，与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大陆具有历史的相似性。484年北魏始行俸禄制，是作为450年崔浩族灭与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复辟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转折点，出现的。可以说，484年北魏始行俸禄制，就像中共恢复军衔制一样，是向正常国家的回归，与此配套，485年实行均田制（就像中共的“农村改革”、授田于民）、486年实行三长制（就像中共在农村改革滞后推行城市改革）。 

作为“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崔浩所精通的“谱学”，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种族学和“基因库研究”──王慧龙鼻子的身份性鉴定──决不是一种单纯的书本上的家族史学。

王湛六世孙、王坦之曾孙王慧龙，东晋末年避刘裕之逼而出奔后秦，又奔北魏。王慧龙北奔，身无信物，来历难明，所以《魏书》、《北史》述其事，都谓其“自言如此也”。据《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崔浩弟崔恬以女妻王慧龙，既婚，崔浩见王慧龙，一则曰：“信王家儿也”，再则曰：“真贵种矣。”原来，“王氏世齄鼻，江东谓之‘齄王'。”“齄王”之称，北方悉闻，崔浩见“王慧龙鼻大”，遂以定其家世为太原王氏无疑。据此可知，作为太原王氏人物像貌特征的“齄鼻”，与“鼻大”是一回事，而太原王氏“鼻大”，却是起源于王湛。《王湛传》：湛“龙颖大鼻”，这当是“齄王”得号之始，而王浑，王济等传，都不见类此的记载。 

原来，太原王氏是西晋的门阀大族，东晋末，王家的一个子弟王慧龙从江南跑到北方，崔浩见到他生了个大大的酒糟鼻，由衷地赞叹道：“这是真正的王家人，是个贵种。”原来，王家人世代遗传酒糟鼻，这在古书上叫做“齄”，验明正身后，崔浩不单把侄女嫁给王慧龙，还提拔他做官。可见虽然同是红鼻子，受到的待遇却大不一样。

“齄王”贵种之说、“五世盛德”之说，都是标榜太原王氏王湛以后的门第，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这些也都是有力的旁证，说明江左的太原王氏王湛之后，力图疏远与匈奴刘氏为伍，因而也是与司马颖为伍、与司马越为仇的太原王氏王浑、王济嫡宗。江左的太原王氏，还有一些是“齄王”的旁支。

东晋简文帝后父王遐，《晋书》有传，是王湛从侄。王遐后人可考者不多，没有在政治上起重大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论。王昶兄子王默之孙王峤、王讷兄弟，是“齄王”以外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王峤携二弟避乱渡江，其一弟王讷为新淦令。王讷之子王蒙，哀皇后之父，是永和名士的冠冕。王蒙子王蕴，孝武帝皇后之父。王蕴与子王恭，也都是当时名士。太原王氏的这一支，与“齄王”一支在东晋晚期的门阀政治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认为，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或者是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如琅邪王导、颖川庾亮、陈郡谢鲲、太原王承；或者是由于南渡后的特殊建树，如高平郗鉴、谯郡桓彝。只有这样，他们才得以尊显于朝，据有门阀政治中的一个特定位置。没有一个士族，只是由于单凭先人在中朝的官宦权势，而自然得到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最有权势的高位。所以太原王氏的王承及其后人，只须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标榜“盛德”、“德誉”，即可立足于东晋的上层社会。至于所谓王氏“五世盛德”云云，也不过是太原王氏高自标置之词，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事实流传下来以为“五世盛德”的证明，至少《世说新语·德行》中一件也见不到。而以“五世盛德”标榜太原王氏门第之说，不但煽扬于江左，而且影响到了北方。

东晋太元以后的政争，就司马氏说来是主相之争，是兄弟之争，就太原王氏的两支说来是后党与妃党之争。作为政争的结果之一，是王氏二支两败俱伤，死亡殆尽。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实际上也就在太原王氏这两支的衰败灭亡中，逐步走向终场。司马氏主相、王氏两支交错构成的纷争，为桓玄制造了机会；而桓玄的一时得逞，又成就了刘裕的事业。纷争只是政治现象。纷争所包含的实质性的内容，是皇权力求振兴，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这种历史任务，由刘裕来完成。

刘裕这个平民皇帝的登基，触发了社会革命，对南朝社会意味着野蛮化进程的开始，尽管其深度远远不及北朝那样刻入骨髓。就像台湾的白色恐怖，残酷程度虽然远远不及大陆的红色恐怖，但对台湾社会已经构成了某种野蛮化。

我们对于两大南北朝时代的沉思是这样的：

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为其序幕的现代南北朝时代，与以316年五胡乱华攻占洛阳为其序幕的古代南北朝时代，相形之下有一大特点：现代南北朝时代的开创者们（西方列强）不仅有强大的武力，而且也是挟带着雄厚的文化力量前来的。他们本身就是新的文化流的席卷者、挟带者、所有者，而不仅仅是个五胡那样的导流者。而古代南北朝时代则不同，它的开创者们（五胡）是些货真价实的蛮族，他们最多只是借用了西域和印度文明的皮毛。相反，使得近代中国志士（如邹容等人）恨恨不已的白蛮，却是新文化潮流的弄潮儿。

古代的五胡不同于现代的八国，它们原先只算中国的藩属而非独立的主权国家，后来乘虚而入中国，把宗主国社会结构中许多固有的壁垒径行打破，从而为新文化流──西域而非印度的、大乘而非小乘的佛教文化──的灌注中国，敞开了门户……五胡作为外来文化的导流者，由于他们破坏行为而为中国文明的再生开辟了道路；夷狄的叛乱成为宗主革命的杠杆，这是极其富于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开创现代南北朝时代的外来势力，以八国联军为代表，以日本和苏联为后继，不仅集军事力量与文化力量于一身，而且，还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其坚强的后盾。军事、文化、经济这三者的综合力量，是可怕的全面杀手，最后导致全面专政。这种现代化的综合力量，要胜过古代五胡的单纯军事力量、胜过古代西域的单纯文化力量──绝对不止简单的“三倍”；这犹如五指合扰的力量要远远胜过一指力量的“简单五倍”。

在这种全面杀手的强大压力下，现代南北朝时代的各种社会演变及文化革命，要比古代南北朝时代的速度快上至少一倍。这仿佛温度愈高，高炉中的矿石溶化越快。现代南北朝时代令人怵目惊心的社会地震、政变暴行背后，还有一个古代南北朝时代所没有的经济革命──工业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正在一声不响地改变整个世界也包括整个中国的面貌……因此，现代南北朝的变革要比古代南北朝的变革远为深远广大，其剧烈惨酷也就尽在情理之中了；同时，尽管其力度更大，但所用的时间却可能短于古代社会的演变。

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改元永凤，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当时，“八王之乱”中的八王已有七王命归黄泉316年刘渊的养子刘曜攻占长安，西晋亡。 317年司马睿即位建康，东晋开始。319年羯族人石勒称赵王……354年桓温北伐到灞上……376年前秦苻坚首次统一北中国。从广义说，古代南北朝的序幕是由公元308年匈奴人刘渊称帝揭开的，而结束于公元589年陈亡；延续了二百八十七年。从狭义说，古代南北朝则由刘裕420年灭东晋开始（结束期同为隋灭陈），减少一百多年（一百六十九年）。而我们今日所处的这个“现代南北朝时代”，如果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算起，到今日也已延续了八十余年（附注：本文写作于1980年），尚未看到南北合一的可能性，不论是政治层面还是更深入的文化和心理层面上。我所以提出甲午之战，因为它实为八国联军之预演。相比之下，此前的中英、中法诸战，基本上都属于边境战争及通商战争，无关亡国危机，本质上皆不足与道。

但愿，现代南北朝不会像古代南北朝那样延续一百五十年以上。虽然古代南北朝的结束距离盛唐还有一百多年，但我们可以希望，现代南北朝即将结束的日子已经不远。

八、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

在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宫廷政变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在现代南北朝，如1976年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其亲族亲信“四人帮”即被华国锋、叶剑英等“老人帮”一网打尽，从此中国社会转向。远在古代南北朝的终结，杨坚篡周、宇文化及灭隋，都是“宫廷政变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生动事例。

而在揭开古代南北朝序幕的西晋八王之乱中，宫廷政变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所在。正如逮捕四人帮时中央警卫局的军队起了主要作用，八王之乱也与禁卫军结下不解之缘。张金龙《“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指出：“八王之乱”这一政争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以及历史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参与的太后及外戚杨骏、贾皇后、宗室诸王之间围绕宫廷控制权而展开了多次较量，能否有效掌握禁卫军权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的关系，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和禁卫军权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

“八王之乱”有不少方镇诸王参与，后又扩展到整个北中国，具有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的性质，但论其起因、总过程及斗争目标，则主要是在宫廷为中心的京师地区进行的。

“八王之乱”与宫殿禁廷的争夺控制密不可分，因为只有控制了宫廷方可控制君主或实行专政乃至篡位。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例如在杨骏与贾后的政争中，杨骏迅速失败，其因有三：

（1）杨骏居于殿外，不能直接控制惠帝，其决策须经殿中（中宫）草诏批准方可成为政令实施。而贾后居于中宫，可就近控制殿中局势，并以诏书名义发布政令，占据了政治优势。

（2）贾后与宗室诸王联络，利用其反骏心理以共同对付杨骏。杨骏由于篡改遗诏独揽大权，遭致诸王忌恨，掌权后又未采取有力措施笼络安抚宗室诸王，虽然树心腹党羽，毕竟势单力孤，难成气候。

（3）杨骏虽以亲党典禁兵，但其控制的禁卫军权是有限的，最关键的殿中军权不在其手，这成了杨骏失败的主因。如上所述，殿中中郎孟观、李肇不为杨骏所礼，投入贾后门下为之出谋划策，奔走效命。右军将军裴頠亦非杨骏一派人物，在贾、杨之争中站在贾后一边，并用欺骗手法将左军将军刘豫所守万春宫门夺回己手，为贾胜杨败之局的形成出了大力。

宗室诸王为推翻杨骏立了大功，获得极大好处。楚王玮引兵入朝助贾后诛骏而立下殊勋，被贾后任命为执掌禁卫大权的北军中候，由方镇长官一跃而成为禁卫军长官。可见楚王玮之入朝，是贾后借宗室以自重，企图利用宗室诸王之力与辅政大臣杨骏相抗衡，进而为其夺权创造条件。为免师出无名，遂以令其奔丧为由入朝。杨骏不察，同意楚王玮入朝，正中贾后下怀。楚王玮入朝，显然并非征召其任职朝廷。

从诛灭杨骏之初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贾后无疑是借助宗室诸王的力量来为自己的专政开辟道路。晋武帝弥留之际，杨后与杨骏矫改遗诏，在顾命大臣中排除宗室诸王，激起了宗室诸王对外戚杨氏的普遍不满。贾后的拉拢，正中宗室诸王下怀，于是两种并无多少共同利益的力量在反对杨氏专政的旗帜下结合到一起，迅速消灭了杨氏势力。卫瓘本与贾后有矛盾。早年他与贾后之父贾充一起皆为司马氏亲信死党，但后来二人在政见与个人利益方面发生了严重矛盾。在晋武帝当初为太子司马衷选妃时，卫瓘之女与贾后均在考虑之列，且武帝曾属意于品、貌、才俱优的卫氏女，但因各种因素影响，晋武帝还是选择了贾充之女。贾后对此不会忘记。后来卫瓘又力主废司马衷太子之位而另立贤者，若司马衷被废，则贾南风不仅皇后美梦破灭，而且连太子妃之位也保不住。贾后不仅了解此事，且当深记心里。贾后安排卫瓘与汝南王亮共同辅政，是要借刀杀人，置之于死地。

汝南王亮与卫瓘为了消除楚王玮潜在的威胁，欲夺其兵权，而这只有将其所领掌禁卫军权的北军中候之职撤换才能实现。汝南王亮、卫瓘所任命的北军中候人选是裴楷，楷为贾后姻亲，因此二辅臣之决定很可能是秉承了贾后旨意。贾后利用楚王玮夺权，不得不将禁卫军权交与他，但她很清楚不能有效控制禁卫军权就根本谈不上专制朝政。楚王玮为惠帝之弟，年纪轻轻却刚愎好杀，显然具有政治野心，贾后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借汝南王亮、卫瓘之手打压楚王玮。汝南王亮、卫瓘虽可处理国政，但不拥有禁卫军权，贾后料到此举的结果将会置他们于死地。卫瓘为贾后所怨，汝南王亮亦非贾后所亲近，他是宗室元老，在朝理政自然不利于贾后专政。于是贾后又采取阴谋手段借楚王玮之手杀害汝南王亮和卫瓘两位辅政大臣，清除了影响她专政的又一障碍。

在汝南王亮、卫瓘与楚王玮的斗争中，贾后始终是幕后策划指挥者。她先借亮、瓘之手以夺玮兵权，既而又感到亮、瓘非玮对手，于是先借玮手以杀亮、瓘。楚王玮所以敢于与汝南王亮、卫瓘对抗，除了贾后以惠帝手诏居中指使外，他以北军中候身份掌握禁卫军权是根本原因。楚王玮杀害汝南王亮、卫瓘二辅臣后，权势煊赫，其欲进一步专权的政治野心便暴露出来了，遂与挟惠帝而专朝政的贾后的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冲突。

从各种记载来看，贾后在指使楚王玮之时就已经作好了对付并消灭他的安排，如派贾模率中驺二百人救汝南王亮、卫瓘便是其表现之一。虽有长史岐盛之游说，但楚王玮并未采取针对贾后及其亲信的行动，而贾后方面却作好了对付楚王玮的准备。借他人之手以除政敌消除心腹之患，是贾后惯用的伎俩。最初她利用楚王玮等宗室诸王之手消灭了辅政大臣杨骏；然后又制造辅政大臣汝南王亮、卫瓘与禁卫长官楚王玮之间的矛盾，并借楚王玮之手杀害了亮、瓘；接着便以楚王玮擅害大臣、矫诏为名将其处死。至此，对朝政最有影响的三位大臣──外戚杨骏（太后父）、宗室汝南王亮、庶姓卫瓘相继被杀。次年二月，“贾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专断朝政的障碍一个个被清除。同时，贾后又借机将威胁惠帝皇位的楚王玮除掉，将禁卫军权完全控制到自己手中。

贾后专政时除张华与其无姻亲关系外，其它主要决策层大臣皆为其亲戚，或为同族，或为姻亲。河东裴氏、琅邪王氏在当时是颇具影响力的家族，裴楷、裴頠、王戎、王衍等人文化水平很高，也有一定的治国能力，贾后重用他们虽出自私心，却在客观上有利于收买人心，巩固统治。张华文化素养及统治才干都很杰出，其参政对稳定当时政局发挥了巨大作用。

贾后自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六月诛杀楚王玮而专断朝政，直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四月被废，专政达近十年之久，除了任用张华等有才干、孚众望的大臣处理国政这一因素外，她任用姻亲担任禁卫武官，从而有效地控制着禁卫军权亦为一大原因。如上所述，贾后专政期间，其姻亲王衍曾任北军中候──中领军（领军将军），贾谧曾任后军将军，郭彰曾任右卫将军，裴頠亦曾任右军及左军将军。

贾后专政近十年间，除了末年废杀太子外，以关中地区的镇守最为紧要，主要是因匈奴郝散与氐齐万年在关中以北地区发动叛乱，不仅威胁到关中安全，而且有可能影响到京师洛阳，危及贾后专政。关中镇守相继由赵王伦、梁王肜、河间王颙出任，此三王与后来镇邺的成都王颖在“八王之乱”后期充当着重要角色。可以说贾后对上述宗室诸王的人事安排对其后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段史料对于赵王伦政变的前因后果有着翔实生动的记载，由此可知，赵王伦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及其党与亲信、执政集团，主要仍是利用宫中禁卫武官及其军事力量，只是这次行动比前几次行动（诛杨骏，诛汝南王亮和卫瓘，诛楚王玮等）更加复杂，参预密谋的禁卫武官尤其中下级禁卫武官更多，另外这次主要是“以下犯上”，属明目张胆的宫廷军事政变。赵王伦有机会发动政变，除了贾后废杀太子的行为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不满情绪加剧，使政敌有机可乘外，赵王伦担任禁卫武官，并有可能和殿中禁卫武官相勾结，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曾给事愍怀太子东宫的殿中禁卫武官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与殿中中郎士猗谋废贾后时，他们便和赵王伦相联系，双方互为利用，以期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赵王伦虽然被贾后任命为右军将军，但因关中失抚而被征入朝三年余才获此职，而且右军地位并不很高，远非其所欲之职。他之谄事中宫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之需，内心对贾后则是愤恨的，而且从张华、裴頠处两次讨求宰相之职均被拒绝，自是极为不满。赵王伦作为晋惠帝之弟，他所谋求的是执掌朝政，从求录尚书事一职即显示其野心不小。

齐王冏是赵王伦政变中支持其行动的重要禁卫武官。其所任左军高于赵王伦右军，但伦本以车骑领右军，故地位高于冏，加之伦为惠帝之弟，而冏为惠帝从弟，故此次政变以伦为谋主。诛杀中护军赵浚显然是赵王伦清除异己势力以进一步控制禁卫军权之需要。赵王伦以禁卫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当政变成功后他便特别关注对禁卫军权之控制。

中护军赵浚被杀后，赵王伦以淮南王允为中护军，齐王冏则迁任游击将军。淮南、齐王对赵王伦的任命极为不满，他们在废贾后之谋中立下大功，却未能得到相应回报，这是他们不满的主要原因。

当齐王冏等三王起兵，地方藩镇势力大举进攻京师之际，赵王伦不得不将其精锐禁卫军调出以进行狙击，削弱了禁卫力量。战争中损兵折将使其禁卫军力下降，这正好为左卫将军王舆与淮陵王漼入宫提供了机会。赵王伦取得成功在于掌握并控制了禁卫军权，其失败也在于禁卫军权的削弱和禁卫武官的背叛，地方诸王进军京师为此种结果创造了条件。齐王冏等三王虽然凭借强大的兵力在与赵王伦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但如果没有禁卫军的反叛，不大可能如此快捷取得胜利。

赵王伦被逐，晋惠帝复位，不久西晋政权便为齐王冏所控制。齐王冏之专权及对举义诸王的任命引起他们强烈不满，河间王颙（时已镇长安）与成都王颖等出兵讨冏，长沙王乂“奉乘舆屯南止车门，攻冏，杀之”，自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

卫将军陈眕以诏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讨成都王颖……己未，六军败绩于荡阴”。到齐王冏及河间、成都、东海诸王参与政争之时，战争已经波及到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此时军事力量的较量远比禁卫军权的控制为重。尽管如此，禁卫武官的活动及禁卫军权的掌握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河间王颙进攻长沙王乂，其将张方入洛进攻西明门，“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余人”，可见中军左右卫仍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禁卫力量。成都王颖挟惠帝至邺，“表罢宿卫兵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 ，将晋惠帝宿卫兵编入相府，处于其控制之下，而以其王官宿卫，控制着惠帝。在成都王颖进攻长沙王乂之时，“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禁卫武官因疲于战守而反戈，是长沙王乂丧失权力之重要因素。“八王之乱”即将结束，东海王越专政时，仍然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

入朝之东海王越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将朝廷禁卫武官主要是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其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卫、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在地方，已无任何诸王可与之抗衡，故京城守备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关键仍在控制宫殿禁廷。从这一任命看，似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前述赵王伦以其子虔为右卫将军，继领、护军将军之后，而不及左卫将军人选，司马伦死党孙秀为太子右率而不及左率，赵王伦被废事件可见左卫营在宫外、右卫营在宫内，以及右卫将军陈眕诏百僚入殿并勒兵讨成都王颖，都表明当时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同理，右军将军也应高于左军将军。但在贾后诛灭杨骏之役中裴頠由右军将军转任左军将军，显然左军将军位高于右军将军。禁卫武官左、右位置之转换，应当从赵王伦执政始。赵王伦以右军将军身份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在其执政后，便将右卫、右军将军的地位提升，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任命其子为右卫将军而不及左卫将军之事，以后的情形也可按此理解。左卫府可能就在其时移出宫外，而右卫府仍在宫内。右军府也可能同时移入宫内。

通过以上，可使我们对西晋禁卫武官制度、对禁卫军权与动乱时期西晋政治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晋惠帝即位后，武帝杨后被尊为太后，太子妃贾南风立为皇后，外戚杨骏据矫改之遗诏而任辅政大臣（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专制朝政。杨骏为了对付贾后的可能威胁，“多树亲党，皆领禁兵”，特别是以其外甥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杨骏控制禁兵的举措引起了贾后及宗室诸王的警觉，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在贾后授意下密谋策划消灭杨骏的计划，并由李肇与宗室诸王相联络。殿中中郎典殿内之兵，地位不高但颇为机要。由于杨骏身居殿外，未能有效控制殿内禁卫军权，故在与贾后的政争中迅速失败。贾后抓住殿中禁卫武官与杨骏的矛盾，也充分利用了宗室诸王与杨骏的仇隙，采取措施，征调宗室二王入朝，有力地控制了宫殿禁卫与宫城禁卫，对杨骏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终使其走向灭亡。

（二）贾后专政，为推翻杨骏立下大功的楚王玮升迁为执掌禁卫大权的北军中候。辅政大臣汝南王亮与卫瓘为了消除楚王玮潜在的威胁，“欲夺其兵权”，而这也正是贾后之意。楚王玮为晋惠帝之弟，年纪轻，刚愎好杀，颇具政治野心，贾后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借汝南王亮、卫瓘之手打压楚王玮。楚王玮利用手中的禁卫军权杀害了汝南王亮和卫瓘两位辅政大臣。手握禁卫军权的楚王玮与挟惠帝而专朝政的贾后的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冲突，贾后借机将威胁惠帝皇位的楚王玮除掉，将禁卫军权完全控制到自己手中。贾后专政近十年间，任用姻亲担任禁卫武官，如王衍为北军中候－中领军（领军将军），郭彰为右卫将军，贾谧为后军将军，裴頠为右军及－左军将军，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禁卫军权。

（三）贾后专政后期，赵王伦被任命为禁卫武官右军将军，他利用这一职务发动了针对贾后及其决策集团的政变，废杀贾后及其党羽亲信、执政集团。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宫廷军事政变，参预密谋的中下级禁卫武官尤多，主要有：翊军校尉齐王冏，曾给事愍怀太子东宫的殿中禁卫武官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殿中中郎士猗，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等禁卫武官；又有左右卫所辖三部司马被动参与。赵王伦专政是建立在对禁卫军权的严密控制基础上的。政变后，赵王伦特别关注对禁卫军权之控制，杀害中护军赵俊，以淮南王允为中护军，齐王冏为游击将军。淮南王允因不满赵王伦对他的任命而欲入宫废伦，但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赵王伦为了巩固既得权力，以其子荂、馥、虔分别担任禁卫长官领军、护军、右卫将军，其亲信孙秀继续兼任太子右卫率掌握东宫禁卫军权，其它禁卫武官也由其亲信所担任。不久，赵王伦篡位称帝，以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作为皇帝，司马伦不仅要控制宫殿及宫城，而且还必须控制京城，这应是他以次子领护军而以三子为领军的主要原因。赵王伦以其诸子为禁卫长官，以其亲信担任各级禁卫武官，通过控制禁卫军权以专断朝政，其专权和篡位引起其它宗室诸王的激烈反抗。

（四）当齐王冏等三王大举进攻京师之际，赵王伦不得不调出其精锐禁卫军进行狙击，这一处置削弱了宿卫力量，于是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七百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推翻了司马伦的统治。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入朝的宗室诸王，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他将朝廷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东海国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

（五）禁卫武官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禁卫军权的掌握和控制是影响朝局的重要问题。要专制朝政并号令全国，就必须掌握和控制禁卫军权，专权者往往亲自担任禁卫长官或令其亲信担任禁卫武官以典禁兵，其中殿内宿卫至关紧要。如不能有效控制禁卫军，禁卫武官不能听从专权者调度，则其专权便很容易失败。有个人野心的禁卫武官往往会利用禁卫军权来实现其个人目的。换言之，在非常朝政下，具体而言就是在君主愚痴难以亲政的情况下，对禁卫军权的掌握和控制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君权的掌握和控制，也就成为最高统治者。只有控制了禁卫军权，才能假君主之名以行政，从而号令天下。当然在正常政局即君主本人能有效行使其君权之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禁卫军权虽然重要，但仅是服务于专制君权的重要工具，而不可能左右朝局。“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权和对皇权进行控制的一次政治斗争，只有控制了宫殿禁廷方可控制当朝君主或者实行专权乃至篡位，而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八王之乱”提供了认识中国帝制下禁卫军权与政治关系的典型个案。

九、野蛮化：从士族到军阀

一般说来，南北朝时代的国家政权充满内在矛盾，它们仅在不与士族势力冲突的前提下，才能促进文化，否则，这些军阀政权就会暴露出摧残文化的强暴本色……

（1）旧文化的间歇、新文化的生成、新旧文化的交替曲线，很大程度上与士人和世族的活动曲线，相应。

（2）士本身经历了这几变：汉朝的文士如八骏等人出名，象征旧文明衰；汉朝的武士如皇甫嵩等人出名，象征旧文明毁；汉朝的军阀如董卓等人出名，象征旧文明灭；从军阀中成长起来的独裁者和君主如曹操、司马昭、刘裕等人，一个比一个下流、野蛮；然而在他们“军阀造国”的铁蹄下，新文化的萌生却如野草一样盘根错节。

汉唐之间的文化，由“举秀才”、“举孝廉”到“科举取士”，世族制度逐渐向平民社会演化。

士人和世族在如此的危难中，临危受命，左右政局：

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失灵，社会解体、文化危机；

二、农民大暴动与豪强大混战，社会破坏、文化崩溃；

三、皇室与士族形成新的关系，地方自治能力强化，新的文化在废墟下酝酿；

四、士族逐渐衰微，皇室和公家在再度获得独尊，新文化形成。

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的末期（1975年），我初读《后汉书》，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军阀时代”；毛泽东喜欢曹操、唆使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就是因为心有戚戚，同为武装夺权的军阀，曹与毛，都喜舞文弄墨，最终又因为嫉妒而杀士人。毛为曹鸣冤叫屈，合乎逻辑。

汉末的军阀多为“武装的士族”，当然也有像毛泽东一样出身卑贱的草莽之辈。毛泽东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其实在我看来是“曹操加张角”。因为1、毛不是统一而是分裂中国，2、毛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主。

好的军阀：关羽、马超、黄忠、赵云；

坏的军阀：董卓、李傕、郭汜、孙皓；

中性军阀：袁绍、曹操、刘备、孙权。

好的军阀当不了政治领袖，坏的军阀当不长政治领袖。如此说来，二十世纪的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应该不算坏的军阀，但绝对不是好的军阀。

而失去军阀资格的政治领袖，只有鞠躬下台：古代的君王如败于外敌的蜀后主与亡于内奸的魏末帝。现代的元首则有黎元洪、徐世昌、林森、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

军阀时代在史书中也留下了印记：《三国志》的《蜀书》里，陈寿所作的《刘二牧传》，竟然一反王朝起源史的惯例，排在了《先主传》、《后主传》的前面。地区军阀的系统，比家系系统受到更大的尊重。军阀无论好坏，都不是简单的屠夫，而是肩荷着某种复杂而微妙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古代的“野蛮化”，类似于现代的“革命化”。现代意义的“革命者”就是古代意义的“野蛮人”；现代的“革命理论”就是古代“蛮族精神”。革命领袖无一不是野蛮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因为现代意义的革命就是古代意义的野蛮。

从隐喻的角度说，曹操的《观沧海》诗，所说的“沧海”，就是淹没文明的野蛮之海；他所说的“洪波与星汉”，就是“革命风潮与凋敝的文明”？我们于此，无意评判武装士族（军阀）在当时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中的是非功过，而只着眼于它所发挥的淹没文明的野蛮功能。

分割古代南北朝的长江，和分割现代南北朝的海峡，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分界线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分界线。淝水之战和金门之战具有相似的历史价值。如果没有这两个战役，南朝无法保存，不仅正朔灭亡，而且后来的历史发展就完全不再一样。古代的情况已经模糊，但现代还是历历在目：如果没有台港澳，中国大陆就无从开放、改革，也无从吸收外来资金与外来文化。如此看来，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和谢安相仿。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陈郡人，曾隐居会稽东山，以山水文籍自娱，胸怀韬略，留心时政，人喻为诸葛孔明，希望他出来主持政局。简文帝时，谢安四十多岁，因国运每况愈下，他才“东山高卧时起来， 欲济苍生未为晚”。谢安的卓越之处不在于其丰采、仪态、精湛的教养……这些特点他的前辈王导也有，包括名望和门第。王导（276──339年），字茂弘，琅琊临沂人，号称东晋的实际创立者，历任元、明、成三帝的宰辅，以“镇之以静， 群情自安”的老子方针治国。先后平定王敦、苏峻的革命，致使民间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在“淝水之战”之前的简文帝时代，谢安巧妙阻止了军阀桓温的篡位活动，避免了内战的爆发。桓温率领大队人马赶回建康，指定谢安、王坦之到新亭迎候，不啻一场鸿门宴。谢安从容就席，对桓温说：“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桓温只好撒去伏兵。谢安这才与桓温举杯，风卷幕帐，露出了藏于帐后偷听的桓温谋士郗超，谢安见此微微一笑道：郗生真可谓是入幕之宾啊。说得郗超无地自容，时人赞扬谢安，将他比作王导，而文雅则更胜一筹。

谢安高于王导之处，正是他的镇定，在刀兵中谈笑自若，他仿佛是专为乱世而诞生的大政治家。其历史地位，则是因为赢得了淝水之战。淝水之战犹如远东的马拉松之役──他要是战败了，“东晋之美”也就一败涂地了，精妙的南朝文化也就连根拔除了。谢东山成为文化的救星，南北朝的对峙使得蒙古和满清那样的野蛮屠夫不能横行整个中国……唐人刘禹锡后来怀念谢家聚居的乌衣巷（位于南京夫子庙西南数十米）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今人何仁杰《南朝王谢家族内部关系比较》则认为：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的一流高门，东晋是门阀大族与皇权一朝的共治，而南朝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大族无法与皇权共治，并且逐渐衰落。而衰落过程中的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其内部的孝悌关系，则是陈郡谢氏远较琅邪王氏来得团结、和谐。

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年间，南朝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超过北方，主因也是“绥抚新旧”也就是善于调解新来的中原士族和旧居的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

在现代南北朝，相当于古代南北朝的“士族”是什么呢？是两个机构：文化方面由“西方式的大学”代替了士族的传播功能；政治方面则由“俄国式的政党”代替了士族的权力功能。现代的“南北朝”也就是“国共党”，在欧美影响下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军力、经济并行，大大不同于古代的南北朝，那时毕竟是印度文化、鲜卑军力、汉人经济等三股力量分叉合组，所以游刃有余。结果现代南北朝的居民，所承受的外来压力要远远大于古代南北朝时代──这个特殊条件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大学”也只是外国文化的传播机关，甚至是外国大学的一些分支，这在它开始起步时更加明显，但即使到今天，中国大学依然是传播外国文化的一个媒介。而近代的中国政党，也只是国际政治势力扩张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是第五纵队：例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国国民党则是“华侨和留学生的俱乐部”；而直属外国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最终击败接受外国影响的中国国民党（“华侨和留学生的俱乐部”），看来不是偶然的。

归根结底，这两个支配中国近代命运的南北朝核心，都是“使中国政治彻底国际化的一种工具”，而哪个工具能使中国更加彻底地国际化，就较有胜算。1959年以前，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国际化，所以胜了；1960年以后十几年，孤立主义导致失败。结果在1980年代被迫再度开放。哪个中国近代有份量的政党，不是起源于外国的？甚至连二十世纪末叶的“民运组织”，也和它们的先行者共产党、国民党、台独组织一样，起源于外国──这一点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

我不否认，戊戌变法的惨败导致了俄国式样的政党而不是欧美式样甚至日本式样的政党主宰中国。俄国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东线”，欧美是“欧洲殖民主义的西线”。“如果戊戌变法能够成功”，那么中国就可能像日本那样更加接近“欧洲殖民主义的西方模式”而不是接近“欧洲殖民主义的东方模式”？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因为中国根本就不是日本或西欧那样的封建国家；而更加接近蒙古与拜占庭双重影响下的俄国。如果中国变法成功，其近代的大学大概也不需要那么西化，并演变出文化革命那样彻底野蛮（或曰彻底革命）的状态。如果中国变法成功，其近代的政党大概也不需要那么俄化，像孙文的“军阀造国”所显示的。可是戊戌变法偏偏失败了，而大学和政党这两个“古代士族的代替品”也偏偏如此西化与俄化了。

现代南北朝的政党势力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与古代南北朝的世族势力与蛮族强权之间的关系，也很有相似之处：一言以蔽之，中国的政党与世族要周旋于外国的列强与蛮族所提供的各种政治空间的缝隙之间，才能生存。

从外交关系着眼，中国近代史上的“外国列强”，对中国近代政治局势的影响，实在不弱于古代南北朝时代的“五胡和鲜卑各部”，对古代南北朝政治局势的左右程度。外国列强甚至在中国建立起若干政权。有时是傀儡政权，有时是直接统治，有时又是些“独立国家”；如满洲国、苏维埃共和国。其手法与五胡相比，是高超得多，就是比中国传统的统治方法亦是大大高出，其高度正如近代西方文化比古代游牧文化的高度……

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固有权力结构与新兴社会力量的努力方面，每个社会都会面临自己的难题；哪个社会在解开这些难题方面，都不是全然自由的。传统心理，尤其是形形色色社会集团、既得利益所组构的巨网，限制了合理的智慧所具有的创造潜力。这是不是说，我们也像古人一样面临一个宿命的结局呢？不是。但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却值得沉思良久。啊，已经是黎明时分了。

天边蒙蒙的鱼肚白，预示新的一天是在死亡中开始的？鱼肚子朝天，不就是宇宙的命运？我也因此意识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新的南北朝时代的死亡阴影下。

波澜四起的冲突、辽阔壮观的融合，最后由一个“自新运动”来结束：从而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从而区别于由鲜卑人（五胡的主流）开辟也由鲜卑同族（辽金清）结束的“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例如，有证据表明，直到唐朝，在性开放的问题上，社会呈现两极化：贵族可以乱伦，普通妇女却要守节。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可能由于隋唐的政治上层主要由汉化的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组成，其社会母权性质严重，可以容忍女皇，自然不守妇道；而中下层社会以及文化上层主要由汉人组成，父权倾向严重，不能不守妇道。）

谁是当前“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新民族、新文化的主导者？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日本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苏联人？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人？

悲哉！中国本土力量何年何月才能摆脱这种危如累卵的局面？古代的“灭佛”和现代的“反对封资修”都不是真的摆脱了外来的支配力量，而是徒劳的挣扎；结果使得自己付出过大的代价，接下来陷入更深的灭顶之灾。虚假的类似：“打倒列强”、“反对帝国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其实是以“依赖帝国主义势力为生”为前提的。

从“主人意识”而不是“仆从意识”的角度说，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仆从中国，比之魏晋南北朝的主人中国，实在是南辕北辙。仆从中国没有创造性，而且缺乏新气象……平心而论──没有一个主人中国，就不会有新的隋唐，更遑论新的两宋文化？二十世纪的仆从中国让我们无地自容！中国的动人之处无从显影。使金沙江乃至通天河得以被人注目的，乃是三峡的伟大壮观和扬子江的雄浑无际。仆从中国的残渣碎片，横遭幽闭，作为共产主义通天河里的小生物……只能叹息“吾已矣夫”。

（单排一页）

（第三卷）

南北朝分析

（另起一页）

第四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其《历史研究插图本》第八部《英雄时代》的提要部分写道：

“我相信，各种文明之所以总是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都是由于本身的种种失误，而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因素。但是当一个社会给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从而濒于崩溃边缘时，通常就会遭到边界之外的蛮族的蹂躏，最终导致灭亡。

大一统国家边界的形成似乎是一个关键的事件，因为这断绝了满足于文明社会的和平交往，把他们拦在外边，直到他们毁灭性的入侵降临。我将描述这种压力是如何形成的，我将显示，面对壁垒森严的文明，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因而他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与高级宗教不同，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蛮族是一把大扫帚，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汤因比的上述分析本来不是针对中共集团的。因为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中共造反运动本来应该属于“内部无产者”而不是“外部无产者（即蛮族）”的。而且，汤因比本人还曾经期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积极的推动力。

我们看到：中共的造反是苏联这个蛮族集团由外部强行输入中国的，和满清、蒙古、鲜卑、匈奴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而且苏联及其前身俄罗斯国，本身就是以“蒙古帝国的继承人”身份大举攻占亚洲领地的。因为中共和苏联的这一渊源，中共当然也具有了苏联移植的“蛮族身份”。中共也当“蛮”不让，经常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这一蛮族身份招摇过市、“支援世界革命”，从而还对其他国家造成了“蛮族入侵”的压力。

考虑到上述“国情”，我们依据汤因比的理论框架，特别作出“‘中共’之作为‘蛮族’”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

汤因比：“我相信，各种文明之所以总是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都是由于本身的种种失误，而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因素。但是当一个社会给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从而濒于崩溃边缘时，通常就会遭到边界之外的蛮族的蹂躏，最终导致灭亡。大一统国家边界的形成似乎是一个关键的事件，因为这断绝了蛮族与文明社会的和平交往，把他们拦在外边，直到他们毁灭性的入侵降临。”

谢选骏：中国在满清奴役下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是由于明朝的黑暗和腐败，否则就凭满洲几十万人口的中国边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入主一个上亿人口的统一帝国的。尤其考虑到，满洲本来是作为明朝的一个管辖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建州女真”而存在的。

（二）

汤因比：“我将描述这种压力是如何形成的，我将显示，面对壁垒森严的文明，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因而他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谢选骏：满洲继承明朝统治中国以后，有效地管治了蒙古；但与此同时也与俄罗斯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满清与俄罗斯的关系，实际上是明朝与蒙古关系的一个延伸：继承了“中国文明与境外蛮族”的关系模式。从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到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印证了俄罗斯“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从《瑷珲条约》到《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印证了“他们（蛮族）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三）

汤因比：“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与高级宗教不同，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

谢选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二十世纪的“蛮族”，驰骋在俄国和中国等“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这些破碎不仅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而更多是由于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内在瓦解造成的。俄国社会“享受”了“苏联”这个“短暂的英雄时代”大约七十年。但是马克思主义与高级宗教不同，“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中国社会“享受”了“长征”、“内战”，到了“中共”时代落入“历次政治运动”的疯狂痉挛，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 

汤因比：“蛮族是一把大扫帚，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谢选骏：中共（蛮族）是一把大扫帚，毛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中共蛮族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他们把这叫做“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革命故事）和诗歌（大型史诗东方红、唱红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新左派）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另外，毛还曾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句话常遭误读，因为毛所说的“人民”其实就是指他自己。因此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军阀、党棍，只有他们才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而在本书的论述中，军阀作为“文化史上的兀鹰”确实具有某种积极的功能。

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穹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定有生命正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 

人类文化史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他们身披人皮，却行使着食尸者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而残忍的方法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准备沃壤…… 

可是在当代的史学研究领域中，却存在一个偏向：力求把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他的社会影响调和一致。进而，把他对当时社会的一时影响，与其长久的历史作用予以混同。结果对待“正面的”历史人物，只从正面去观察与探讨。我们就像看不见月亮的背面一样，对正面人物“不能望其项背”。对 “反面人物”，则连“正视”都是罪过，因而只应投以充满愤慨、藐视的“睥睨”。从眼科学上说，睥睨是一种“斜视”，它有碍获得正确的视象。对历史人物如此简单化的理念切割，是怯于直面真实？还是学术上的懵懂？ 

事实表明，经过这种“处理”，我们只能得到──脸谱化的历史形象、单调生硬的历史观念。我国社会久享盛誉、权威至今绵延不息的多种“官史”，就充满了这种千篇一律的记叙。平庸的工艺品（它既不合乎“科学的”、又够不上“艺术的”），目的似在应合既定的意识形态理论，佐证掌权阶层虚伪的道德完善。然而，这些理念化的历史景观，却背离历史本身的真实存在太远太远了。 

另方面──披阅文化史，我们既看到文化的含苞待放，也看到它那“桃花乱落如红雨”的凄凉晚景。文化的“生成”与“毁灭”，各有其代表人物；因其特定的历史作用，或被目为“救主”，或被定作“灾星”。但对历史的有机透视却显示，这简单的“价值判断”，遮掩了“历史的力量”藉以体现的复杂形式，而揭示这些“形式”的丰富内涵，正是当代历史学的使命。 

我们看到，在各色力量纷纷汇集的历史汪洋中，存在各种力量的具象形式。历史，是“人的活动”之总称。因此，历史人物，是这些形式的基本单元。其它的力量形式，如集团、斗争，文化等，都以这些基本的形式为基础。每位重要的（而非“正面的”）历史人物，都构成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

一、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

“一切权力归统帅部”──这句口号出自一次大战中被两线作战夹击得焦头烂额的德国。不过这种极端的动员所挖掘的潜力毕竟有限，只要美国一参战，德国统帅部立即投降，因为美国是现代世界的迦太基，而德国不过算个斯巴达，连马其顿（苏联）都算不上。到了二战，除了“一切权力归统帅部”之外，德国又加上了“消灭离心离德的犹太人”一个最后手段，可谓黔驴技穷，但还是不能获得胜利，因为德国面对的英美苏同盟，综合国力少说也要比它大上五倍。这次德国只能捞到无条件投降，不仅再度割地赔款，残余的国土还被三国连同名义上的战胜国法国一起瓜分占领了将近五十年。

“一切权力归统帅部”──对于各霸一方的分封建土的贵族时代也许是个好消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对科学和艺术蓬勃发展的国家主义时代却无疑是个坏消息，所谓“舔痔得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而对行王道即实行间接统治的天下国家、全球政府，它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噩耗。当前这个暴虐横行、理性丧失的白热化极端的战国时刻，是所谓“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不仅共产主义国家如此，连资本主义国家也奉行“政治正确主义”（Politically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一切权力归统帅部”的纲领，不仅是纳粹的，也是英美在战时奉行的极端措施。它是一切灾难的导火索，是拘留营、集中营、劳改营、屯垦地、难民营的设计师。英国据此逮捕亲德派，美国据此逮捕日裔公民，苏联据此流放少数民族；相形之下，只有战败的法国和软弱的中华民国比较人道一点。德国的“一切权力归统帅部”，到了俄国就变成了“一切权力归政治局”。当然，俄国人在统帅部和政治局之上加了一个“书记处”，即实现了军阀与党棍、神汉的三头结合。

参考一下罗马的历史也许不无教益：马略和苏拉在罗马城的拉锯战、前三头（公元前60年，由庞培［Pompey］、凯撒［Caesar］、克拉苏［Crassus］三人结成政治同盟，实行集体独裁，史称“前三头政治同盟”，实为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先声）、后三头（公元前43年，又出现屋大维［Octavius］、安东尼［Antonius］、雷必达［Lepidus］三人结成的“后三头政治同盟”。公元前30年，屋大维铲除其他二人而成为独裁者，至此独裁制政权建立，罗马共和国名存实亡）──形形色色的军阀先后登场。对外征服的战绩在他们的对内征服的暴行面前真是“相形见绌”，文化的熏陶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为了孵化阴谋诡计，文明的传统对于他们而言只是眩惑群众的戏剧时装。如果全球时代也有这样的军阀登场那就太令人厌恶了，为了避免支配历史的军阀们以整个地球作为他们纵横驰骋的战场，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克制他们的贪欲（他们甚至要霸占人类的灵魂，装神弄鬼地扮演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保护文化人不必成为他们的玩物，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宗教的自由，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否则即使连真理也难免沦为他们暴行的乔饰与战略的伪装……因为，在他们“肃清一切堕落的东西”、“挽回颓废的倾向”、“取消虚无的哲学”的说辞后面，其实意味着文化的末日，甚至文明的末日：因为一切文明的终结阶段都会发生堕落、颓废、虚无的现象。

正如庞培威胁他的老丈人苏拉时所说：“崇拜旭日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公元前80年代后期，马略和苏拉为争夺罗马最高权力展开的内战，这一局势诱使青年野心家庞培前来投靠，苏拉对庞培非常赏识，当他作为得力助手，苏拉夺得政权实行独裁后，庞培抛弃妻子和苏拉女儿结婚。婚后不久，庞培征服了非洲。非洲之役提高了庞培的威望，苏拉感到紧张，便命令庞培解散军队，但庞培拒绝接受命令，并率领大军进逼罗马，要求苏拉为他举行凯旋式。苏拉警告庞培不要违背法律，庞培却嘲讽苏拉说：“崇拜初升太阳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苏拉迫不得已，破例为庞培举行了非洲之战的凯旋式，并授予他“伟大”的称号。原来“伟大”这一称号如此廉价，即使军阀与恶霸也可以轻易获得！在“伟大的恶霸”看来，和平的居民岂不都沦为井底之蛙？要是没有了“伟大的恶霸”，繁荣的社会何异于古井的死水？要是没了“伟大的恶霸”，历史就真的成为不可想象的贫乏荒野。

伟大的恶霸：

1，他们的恶性就好像射猎行为，使生命的紧张在达到极端后反而得以缓解和转移。

2，鱼肉良民的做法在局部看来当然不好，但从全局看去却是无甚大害：“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

3，伟大的恶霸及其党徒对于社会气氛的毒化作用，反而对整个社会意识起了不可思议的净化作用，这虽然令人费解，却经常发生，大概是恶霸压制了恶人，正如惟有专制体制可以彻底消灭黑社会势力，因为专制体制就是最大的黑社会。

4，恶霸行为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刺激作用，并贡献出江山如此多娇的风流故事系列。

5，恶霸思想激发了变相的英雄行为、英雄业绩和英雄传说，如韩信，既是恶霸的受害者，也是恶霸思想的传人和行者，最后还为最大的恶霸刘邦的“统一中国”的革命伟业，贡献了力量。

白起（？─前257，秦国后期名将，又称公孙起）可谓是跛足帖木尔（Tamerlane，1336─1405年，帖木尔帝国创建人）的先行者。白起在赵国的长平活埋了四十万人赵国俘虏，从而用实际行动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投降是最为愚蠢的行为，降卒是不齿于人类的。白起的暴行使跛子帖木尔那几座用数万人头堆砌起来的胜利纪念碑，黯然失色、相形见绌。但为什么白起的恐怖名声反不及帖木尔显赫呢？因为白起不是自己的主人，只是秦王的工具，这与帖木尔独立军阀的身份相去远矣。此外，白起也没有渲染屠杀的残暴，他屠杀降卒的目的是由于安全考虑，而非出乎残忍的报复心理。这比北美屠夫薛尔曼将军还要来得仁慈一些。如果说白起的暴行出于迫不得已，那帖木尔就完全是在施行一种恐怖战术了。他用这一恐怖教导了被征服的民众应该如何尊重并服从“新生的革命政权”：“用泥和砖把近两千名俘虏一个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活活地堆起来，砌成塔。”“我们的兵士堆了一座尸体山，用他们的头垒了几座人头塔。”帖木尔“不分男女老幼，从百岁老人到襁褓中的婴儿一律处死。”他还毁坏农村的灌溉系统，使得该地区永久变成了荒芜之地。“当他们来到赫尔曼德河岸，他们毁掉大坝，这一古建筑的遗迹没有留下来”。甚至今天到这儿的游人，也对帖木尔王朝的首领们如此完成成吉思汗所开创的事业，感到震惊。通过他们祖先的游牧主义和他们自己有系统的破坏手段，使自己成了“社会沙漠化”进程的代理人：帖木尔是一位有教养的突厥人，他酷爱诗歌，但却摧毁波斯文化；他是虔诚的穆斯林，却洗劫穆斯林世界各地的首府。因为对他来说，诗歌和信仰都是装潢，如何铲除自己的自卑感才是最重要的。

这不是孤立现象，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也看到相似的矛盾人格：诗人牌绞肉机。同样有意思的是，帖木尔终身敬畏成吉思汗家族，就像二十世纪那位发动文革的人终身敬畏斯大林。不同的是，帖木尔掳掠的对象虽是同教的人民，但并非治下的百姓而是异国的居民；而且他往往身先士卒地亲冒锋矢，而不是躲在后方和深宫里策划阴谋。这仿佛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结论：“好的天性获得好的信仰，好的习惯胜似好的智慧，好的本能驾御好的训练，领袖人物应该如此，但事实往往正好相反。”

二、中国历史的兀鹰现象

在中国方面，我们选择董卓这个“破坏专家”，作为“兀鹰现象”的分析实例，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董卓是典型的“文化史上的兀鹰”。 

（二）董卓活动的东汉末年，是两个文化系统大交替的过渡时代。 

（三）董卓本人身处这一交替程序的转折点。 

（四）董卓虽然早已灰飞烟灭，但董卓式样的“文化史上的兀鹰”，其实刚刚统治过我们不久。我们并且因此而理解了董卓的巨大无比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史上的兀鹰”作为创造历史的积极动力的形式功能。 

董卓式的暴行，是反社会、反文化的。董卓式的文化兀鹰，则是一群不懂得“虚无主义”理论的大虚无论者、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们凭藉身上的原始冲动，和基于这些冲动的强权意志；他们绝不信赖而仅仅是利用、玩弄、践踏并最终毁灭任何一种社会或文化的规范。这种充满破坏性的个人素质──恰好应合、体现了两个文化系统（如汉以前的本士文化和魏晋以后受佛教影响的混和文化；或是我们当代的清代以前的传统文明和民国以来的现代文明）──交替之际的 “文化荒原状态”。他们在实践上的含义，竟与魏晋玄学在理论上的结论相通！──都以否定的虚无的唯物论的态度，去应付那个“礼崩乐坏”、“斯文扫地”的文明间歇时期；两种文化苦苦厮斗的过渡时代（仿佛“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主义社会”）。 

两汉文化的保存者──士族（仿佛清末民初的“地主资产阶级”）──藐视兀鹰们（仿佛清末民初的军阀、暴动集团、寻求生存的大面积武装盲流）的粗鄙。兀鹰们则以屠杀（现代术语管这叫“革命”、“改造”、“专政”）来回答这无言的敌对。董卓、曹操以及后来的刘裕、杨坚等平民出身的僭主、帝王，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早年奋发，中年精进，但晚年大都陷入某种妄想型的虐待狂，以“严酷”、“嗜杀”著称于世。我们当代的例子也并不罕见……这种貌似辉煌的“变态的人格”，是在他们的生存处境中发育成熟的。 

他们生当两种文化的夹缝，旧的已经枯萎（“苍天已死”），新的尚未确立（“黄天当立”）。文化的荒原上仍有文化的因子游移着，但它缺乏内在的系统，各种因子无秩序地摩擦、撞击，发出野的、不合陈规的电火。从黄巾军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解放军的“不破不立”，其间是有明显的历史轨迹可寻的。

这就是“革命的电火”！在这电火中，既有“正”的因子，也有“负”的因子──它们相反相成，互相作用，促进旧系统的消解与新系统的疯长。 

对文化内部的负因子（消极、颓废的）和对文化外部的逆向势力（兀鹰及其活动）的正视，有动于探查两种文化系统交替过程的内在机制，以及兀鹰在这个机制中的关键位置。

从董卓这个五脏俱全的“麻雀”，我们文化史研究的解剖刀开始揭示出，兀鹰们，是如何以他们贪残的本性和杂烂的食谱，“对旧文化清算，替新文化清道”。他们的野蛮行径和非文化精神，所造成的社会、文化的一片废墟，则为未来的文明生活和新文化的潮涌，准备了充满原始活力的沃野。他们恶劣的个人品质和抹煞不掉的历史作用，就这样奇特地交结。 

（一）董卓的出身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临洮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军阀、政治家。按传统看法，他是祸乱汉室、毁灭两京（洛阳、长安）的动因。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将指出，董卓不是动因，只是历史力量的一个具象形式。在那个时代，他除了没有自命为伟大的导师以外，已经自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了。这可能仅仅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像现代人这样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 

他出身行伍，是个“粗猛”而好斗的武夫。在战阵、军营中渡过自己风云变幻的一生。与自己的私人雇佣部队（“部曲”、“子弟兵”）有紧密的血肉关系。汉灵帝中平六年 （公元189年），东汉朝廷授他“少府”之职（相当于边区政府的职务？），他力辞不就，理由是他的部曲（“义从”）和少数民族雇佣兵（“秦胡兵”）不愿意他猝然离去。其实是他自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灵帝临终，诚惶诚恐的宦官们又假托圣旨──拜他为并州牧，意在收其兵权。他上书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蓄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陲。”（《后汉书>董卓传》）──拒绝遵命。 

这些托辞后面有他自己的革命计划。但董卓与下层武人的情谊，确是根深叶茂。早在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他在中郎将张奂手下充任军司马之职，因军功得赐缣九千匹。他都分与属下“吏兵”，“无所留”。（见《董卓传》） 

“吏兵”是正规官军而非私人部队，董卓此举，不是例行的 “分赃”，而是意欲建立“革命武装”的积极努力。 

据记载，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深入到边境羌族区域的基层四处游历，与当地的地方领袖们（“诸豪帅”）交往很深。后来豪帅们回访他，他宰杀自己仅有的耕牛宴请他们，这使惯受汉官欺压、歧视的土著首领们十分感动，回去后搜求“杂畜千余头”送给董卓，董卓由此以“健侠”知名。 

董卓死后，长安的和平居民欢欣鼓舞。但他部将李傕、郭汜却以替他复仇广为号召，迅速纠集起边区部队的残部，攻陷长安、屠杀百官。可见董卓在民间社会虽然不得人心，但在子弟兵心目中却有深入的感召力，正所谓“伟大的统帅”。子弟兵，这是董卓力量的基础，也是其情感的归宿。 

（二）董卓的性格

作为终生从军的军事领袖，他最显着的性格特征是“粗猛”。这意味着粗犷、勇猛、鲁莽。这些特点，是东汉末年西北地区日益频繁的民族冲突的产物，行政地括今甘肃、青海一带的“凉州”，是汉化人群与羌族、氐族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族斗争比较残酷。在这种边区背景下成长的董卓及部队，勇猛与粗鄙集于一身。 

这种性格的恶性发展，会变成任性、残暴、喜怒无常。这在他率兵进入首都洛阳、执掌朝政以后，得到充分表现的空前机会。 

侍御史扰龙宗向他汇报工作，忘了解除佩剑，被他大怒之下立遭“挝杀”。又一次，董卓找袁绍商谈废立皇帝的问题，谋求他的支持，袁绍刚刚谈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董卓就破口大骂，并扬言要杀死他。这种态度是在自己的私人部队中养成的，但运用到上层的政治生活中，则很容易导致流血冲突和不断的政治清洗。恼羞成怒的袁绍仗剑出门而去，逃到关东地区，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军的首领。对待属下和不同政见者如此，对待亲信他也几乎同样。著名猛将吕布，与董卓“结为父子”，又担任他的侍卫长。但董卓竟为了一件小事，拔出短戟投向吕布，要不是吕布及时躲闪，早已死于非命。粗猛的董卓，此事过后照旧信用吕布，但吕布却不能忘怀。他日益仇视董卓，终于加入反董密谋，布下伏兵，亲手杀死他的义父董卓。 

董卓惯于虚声恫吓，以无礼的态度胁迫别人服从自卫。他仰慕蔡邕，荐他做官，蔡邕不愿受他恩惠，“称疾不就”。董卓竟以“我能族（灭族）人”相威胁，把一次任命变成了一个“征服”。 

凡此，表明董卓是以军事领袖的暴戾习性去从事复杂的政治活动，其招致士族的反感与不合作，势在必然。所以政治冲突与政治运动绵延不断。 

（三）董卓的使命

董卓其人及其武装，是统治集团对外战争中的得力工具。桓帝永康元年，他追随张奂残酷镇压了汉阳地区的羌族暴动军，受到奖励和晋升。灵帝中平二年，他被命为中郎将，与先零羌作战。结果势孤被围，“粮食乏绝”。这时，他施用巧计，在河中建起堤堰，伪装捕鱼济食，而使所属部队从堰下偷渡突围。等敌军赶到，他已远去。派去围剿起义的各部官军，唯独他的部队侥幸逃走，因此“军功”被封为“邰乡侯”。 

这支在边疆上锤炼出来的虎狼之师，镇压本族农民起义却并不得力。中平元年，他替代卢植统帅东汉政府军，在下曲阳城与张角的革命部队会战，结果“军败抵罪”，罢免官职。习于边疆战争的子弟兵们，面对为生存而战的武装盲流，只有溃退。 

这支对外的利剑，人数不多。灵帝死后，董卓奉何进之召，带到洛阳发动政变、进行军事管制的部队，仅有三千。为了掩盖这一人数上的劣势，他命令部队每天半夜偷偷出城，黎明时分大张旗鼓地返回驻地，给人以生力军源源而来的假象，以蒙骗舆论、恐吓政敌。 

但这确实是一支凶残 “劲旅”。尚书郑泰曾比较函谷关以西亲董卓的和关东反董卓两支军队说：“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者无若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指董卓）拥之以为爪牙，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风以扫枯叶。”这清楚表现了当时人们对“陕甘宁边区子弟兵”的畏惧心理。 

这支边疆的利剑，一旦指向经济文化的中心──洛阳地区──马上化为一把砍人头如切西瓜的革命屠刀。 

董卓刚把“并凉之人”和“羌胡义从”们引到洛阳时，那里还是一片太平景象。当时洛中地区“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董卓传》）董卓手下的兵士闯进这些贵族之家，“淫略妇女，剖虏资物”，传统上认为是董卓的无端放纵所致之故；实际上，这种“犒劳”对子弟兵有慰问以稳定军心的作用，对董卓并无长远利益，只会损害他的政治地位。这些子弟兵，在边区战争和镇压盲流暴动，已养成抢劫的习性，不满足他们的职业贪欲，就很难指挥。再加上他们家在西北边唾，与“关东”地区很少血肉联系，本无根基，杀掠起来更加肆无忌惮。 

董卓，这个子弟兵的伟大统帅，既出身于雇佣兵，也就身染雇佣兵的各种恶习。他和部下本为统治阶级的“牧羊犬”，但现已变成疯狂无主的虎狼 董卓派出部队到阳城镇压暴动，正值当地和平居民举行庙会。结果，这些 “武士”竟将与会的男性全体斩首，女性全部掳走，高唱战歌，宣布“攻贼大获”，返回京城。董卓对此并不追究，还把那些不幸的妇女，送给雇佣兵们充当军用品。 

雇佣兵集团，这是暴行的机器。董卓，是其出头露面的人物。 

董卓杀死何太后并与灵帝合葬时，趁机打开了灵帝的坟墓，下令取出殉葬珍宝。他“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这在当时都属“罪在不赦”，但他却大胆妄为，不惜留下恶名，招致报复。这真是军人本性的大发作。 

董卓的使命，是化虚伪的玉帛为真实的干戈，变政治的阴谋为军事的清洗，他毁灭了东汉帝都洛阳地区，他的余部又进而毁灭了西汉故都长安地区，使这两个经济文化的中心，变为连成一片瓦砾场，点缀这荒原的，是些军营和战场。和平的居民，不是被迫从军，就是横遭屠戮──尽都卷入战乱的狂澜。 

建安时代北部中国赤地千里、白骨累累的惨象，已经显露端倪。 

（四）董卓的“机运”

现在，可以静思一下，董卓这柄对外的利剑化为对内的屠刀，原因何在。传统的看法认为，这是何太后的异母兄何进的愚蠢所致。何进想杀尽宦官，一举解决东汉历史上宦官与外戚的传统冲突。但何太后不批准这极端措施。何进的对策是，示意各地方将领声言以军队入京，扫除宦党，以此压服太后。董卓即为奉召人之一。何进的计划，直接促发悲剧的上演。 

这值得深思。 

何进身为大将军，麾下谋士济济，又有精通谋略的袁绍、袁术兄弟辅佐他──为什么未能阻止他一错（策划大屠杀）再错（召董卓）？曹操、陈琳、郑泰、卢植，以及一切有识之士，都知道汉室的天下将乱，但无一人能够阻滞这一进程。事实上，除了召引外兵，何进早已无能为力。朝中大臣，如皇甫嵩、盖勋，虽也反对宦党，却不愿卷入公开的斗争。 

大臣们都曾熟读历史，自从汉和帝以来，历安帝、顺帝、桓帝，灵帝王朝，每一次外戚与宦官的斗争，都以外戚的失败、灭族而告终。最近的一幕，是窦武的覆灭。他出身名门世家，又是窦太后之父，只想杀掉一批宦官，以清理腐败的朝政。结果反被宦官所灭，窦太后也遭幽禁。 

出身屠户无产阶级的何进，只有策划屠杀的欲望，却无决断与实力，他与妹妹何太后彼此之间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还想杀尽同为无产阶级出身的宦官──难矣哉！ 

腐败的东汉朝廷，人人自危。宁可苟安，也不愿从根本上予以变革。大家心里明白，梁木已经朽烂到家，加速解决，意味着加速覆灭。小事修补、苟延残喘，才是唯一的生路。 

但何进却一意孤行，决计杀尽宦官。仿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他自觉生命已经受到宦官的威胁。但无孔不入的宦官势力一如既往地棋先一着，他们策动阴谋，杀死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兄弟则于危难之中聚集军队，尽杀二千余名宦官为他复仇。就这样，中央政府的分裂，使地方军阀得隙以入。董卓的机运并非来自何进，而是“天赐”的。 

（五）悲剧的由来

董卓这群兀鹰飞入文明社会的心脏地带，揭开汉末悲剧的序幕。 

政治素养包括权能与道德两个方面。治国者若缺乏前者则为昏君，缺乏后者则为暴君。董卓握有权能但道德不济，他来主宰政治舞台，后果充满灾难性。他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机器，但仍汲汲于争取“正名”，力求正式登上统治的宝座。这个基本的动机，左右着他入洛以后的政治行为。 

河南尹朱俊，与皇甫嵩齐名，声望不在董卓之下。有一天，他向董卓谈起军事形势，听到意见不合处，董卓竟说，“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出言狂放而不逊。京兆尹盖勋当时在场，立即责备董卓拒听不同意见，并巧妙地以殷代贤王武丁来对比。这种文雅的批评方式，部分满足了董卓的虚荣心，他当下认错、赔礼。这也表明汉室权威彻底没落，大臣竟能与贤王等量齐观。这个来自“蛮荒”地域的粗鄙武人，闯入了奢华而萎靡的大都市，其直接后果，使他在得意之余，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有时极为老谋深算，有时简直像个顽童──使他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与不协调。他完全受形势的摆布，政策忽左忽右，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其性格中任性与感情用事的因素，更加剧了这一倾向。 

这种处境，使这个随机而动的武夫，变得愈加心无定见。他徒有野心，却对政治艺术一窍不通。他没有理想，也不理解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只知弱肉强食的军阀逻辑，但行动起来则欺软怕硬。顺利时趾高气扬、欢娱之情溢于言表，当遇到坚强的敌手，则会刹那间成为一个懦夫，以逃避和妥协来渡过危机。 

初到洛阳，他颇思有所为。立足未稳，就废去少帝刘辩，拥立献帝刘协。过后，又毒死少帝的母亲何太后，派人发掘何苗的坟墓，拖出尸体予以肢解，并杀何苗的母亲舞阳君。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在反宦官的斗争中态度暧昧，招致何进的败亡。 

对别人的异议，他这时还能听进一些，并予采纳。他平反党狱，恢复党人的名誉，立祠追悼，并重新起用他们的后代。在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的劝说下，他决心“矫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 

他不像以前的外戚、宦官那样专任自己的亲信，安插自己的党羽，相反，“（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传》）为了讨好公卿士大夫阶层，他还下令公卿以下的贵族子弟得充皇室侍从（“郎”），以取代人人痛恨的宦官。两汉四百年的宦官制度，就此终结。（《通鉴纪事本末·宦官亡汉》）清代史学家王夫之就此发表评论说，名士蔡邕之所以归附董卓，接受官职，并非畏惧董卓的胁迫，而在于“以卓能矫宦官之恶，而庶几于知已也。”（王夫之：《读通鉴论·汉灵帝》）这表明董卓对宦官的不满，是真切的。否则，曾在“江海亡命十二年”的蔡邕怎会轻易就范，并在董卓死后还为之痛惜？ 

董卓与袁绍谈到汉末宦官擅权时曾慨然曰：“每念灵帝，令人愤毒。”灵帝与宦官势力，是相为表里的政治连体，彼此不能离异。验之董卓的行迹，表明他一贯疏远宦官，宦官也意欲抑制他。他曾两度婉拒灵帝的调度，宦官则欲削其兵权。董卓取消宦官政治，可谓发自真情。 

但极端复杂的社会政治形势，不是他简单的意志所能控御的。受他荐举、委任的地方官吏，往往一到任所，就加入了关东联盟，而近在身旁的中央官员，也或明或暗地反对他。他曾笼络、软化过袁绍、袁术、曹操等反对派领袖，但毫无效果。（见《通鉴纪事本末·宦官亡汉》）董卓不能取得士族的谅解。他的笼络政策终于适得其反。 

他受到那些瞧不起他、根本不会与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军事领袖真心合作的地主资产阶级名门世家的愚弄。他不是官场上周旋应对的能手，可是他又野心勃勃、不甘寂寞。于是他便以刀兵相向、大打出手。伍琼与周毖，只因谏阻他迁都，就被杀死。因为这二人曾劝他多多起用“天下名士”，结果“诸君到官，举兵相图”──受到愚弄的董卓，除了杀人泄愤外，简直一筹莫展。 

董卓积极清理东汉社会政治烂摊子的努力，结果促其糜烂越甚。据《通鉴纪事本末》记载，他曾派遣司隶校尉刘嚣负责调查官员和平民中犯有“为子不幸、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等（违背两汉传统道德的）过失的人员，予以严惩：判处死刑后财产没收充公。这种严刑酷法，未能重振江河日下的社会风气，反使诬告之风到处蔓延，造成“冤死者以千数”的悲惨局面。诬告者并不能从诬告行为里直接受益，但仍乐此不疲──这表明，汉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已达惊人的地步。意欲 “力挽狂澜”者，只能被（社会、文化、道德总崩溃的）狂澜吞灭。

陌生而敌对的环境、被动而微妙的局面，使他趋于疯狂。雇佣兵的习性，混杂着受了欺骗的心情，外化为企图掩饰无能为力的野蛮暴行。面对日渐壮大的反对派联盟，他缺乏政治策略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反以流寇式的战略离弃洛阳，一把冲天大火，把整座城市化为灰烬。在这残暴后面，隐藏着怯懦。 

长沙太守孙坚起兵讨卓，击败董卓部将胡轸、吕布的军队。这时，身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的董卓，竟派遣大将李傕，以和亲、给孙坚的亲戚以高级地方官职等条件，向孙坚求和，结果仍然遭到孙坚的严词拒绝。孙继续进军，直抵洛阳。董卓在帝陵区被孙坚击溃，退守陕西，孙坚进入洛阳。他只能拿孙坚的战俘来泄愤：用布匹层层缠裹，用猪油浸透，然后纵火焚烧……董卓的“铁石心肠”是其怯懦的另一面相。 

他除了挥舞屠刀乱砍一气之外，似乎已经束手无策。 

这颗擅长斗勇于边塞疆场等比较单纯的军事斗争环境的粗猛心灵，只适于过一种军营式的生活，却不能胜任文明大都市里关系复杂、形式文明一些、性质却同样残酷的政治斗争。尚书郑泰曾当面比较董卓与他的对手袁绍等人的各自特点，说明“临锋决敌”，董卓占有上风；但袁绍等人却是“公卿子弟，生处京师”──言下之意，说董卓在京师领域的上层争夺中，显然据于不利地位。 

洛阳这个“文明大都会”奢侈、豪华、放纵的生活，是董卓和他的部队闻所未闻但又梦寐以求的。现在，攫取它的机会魔术般地落入了他们的掌中，其结果是迅速地腐化，滥用暴力以填充无底的欲壑。 

逃到（“迁都”）长安前后，他的政治行为与入洛初期早已判若二人。个人的欲望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但政策上更加自相矛盾。他暗示朝廷拜他为权势无上的“太师”，在入城仪式上，命令“百官迎路拜揖”，并公然制作了一辆豪华无比、“服饰近于天子”的“竿摩车”，从而宣示了自己的意向，追逐更高的权力。但与这种野心毫不相称的是，他又在长安城外造了一座名为“郿坞”的城堡。围墙高、厚各有七丈，所存食粮足够守城士兵食用三十年！ 

董卓自己说出了他的打算：“事成，雄据天下；不成，足以毕老。” 这种私欲至上、首鼠两端的心态，当然建成不了并吞天下的“王业之基”。这时他一反初期尽量不任用私门的政治策略──不仅排斥异己，大量起用亲信，还以弟弟董旻为左将军，封雩侯，另外还封自己年幼的孙女为谓阳君。侄儿董璜也得到侍中、中军校尉等军事要职。显然，前期笼络反对派而自食苦果的教训，使董卓走向另一极端。 

他的兴衰，是历史力量综合作用的千变万化所致。表面意志坚强，实则随波逐流的董卓，终于成为这一综合作用的傀儡。 

（六）“形式”的成色

把董卓看作一个历史形式，则发现他的成色绝非纯一。他所面临的挑战也有前期与后期之分。综观董氏的社会活动，以入洛掌握中央政权为契机，分为前期、后期。 

前期活动的客观作用，是维护东汉王朝的旧秩序，或为防御边患，或为追剿起义的暴民。后期活动的客观作用，则是破坏东汉王朝的残存秩序，为大变乱撕掉最后一点点序幕。两种作用并行一身，但并不矛盾。它是东汉社会急剧解体的一个缩影。 

他应付前一挑战曾相对成功，为他进入后一挑战的角色铺平了道路。当面对巨大权力的诱惑，他的初衷何尝不想“取而代之”，但他的道德和才智均不足与此。最后， “面虎不成反类犬”──只做了一大社会屠夫。 

在后期董卓达个历史形式上，混合着三个层次的构成： 

1、边塞雇佣兵式的个人品质； 

2、企图在乱世混水摸鱼的称帝野心； 

3、破坏性的历史作用。 

三个层次互相渗透但并不等同。其个人品质和称帝野心，是其大规模破坏活动的直接动力，而两者都是当时东汉社会的产物。东汉的政治和社会风气，则是董卓这柄屠刀得以脱颖而出的 “社会刀鞘”。由于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这个“刀鞘”已经败坏、溃烂到这种地步，以至盛不住这柄自己制造出来、本当严加约束的“利剑”──对外的利剑化为对内的屠刀。 

这位雇佣兵大首领的后期活动，充满了直观意义上的破坏性。他造成的社会罪恶有两个层次： 

一是背弃了封建伦常。如兴废立、害死太后与幼帝、妄杀百官。他带剑上殿、对皇帝不恭，“奸乱公主、妻略官人”，发掘帝陵、盗窃宝物，都属不赦之罪。 

二是背弃了各个时代文明社会的共同道德准则。如虐杀无辜的和平居民；公报私仇、纵欲无度；烧毁两百年经济文化的中心，使大量文物典籍归于消灭，等等。他导演了这场悲剧，结果自己也身受其害──成为悲剧的主角。 

在历史上，不论谁犯不了这些罪行，都会遭到正义人士的一致唾弃与鄙视。但我们看到，董卓之死并未终止这些暴行，反而使其变本加厉。他的残部，继他毁灭东京洛阳的暴行，又毁灭了西京长安。这些狂徒消灭之后，战祸反而更深。在军阀割据和三国鼎立的全过程中，董卓式的暴行比比皆是。视野再拓宽一些，南北朝时代遍及中国每一角落的大混战，则使董卓的暴虐成为“小巫”。每一次的社会解体，都会产生一批大大小小的“董卓”。这提示我们，董卓式的暴行并非单纯的个人残暴或集团罪行所致，而是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它的背后，存在某种“历史的力量”。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让我们看看上演悲剧的“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一）新的文化潮

驱使董卓式的集体暴行蔓延、升级的动力，是一元化的封闭社会趋于周期性的解体运动时，迸发出来的巨大崩溃力，它充满不分青红皂白的盲动性。支配解体运动的精神，不是理性的清醒认识，而是非理性的狂热冲动。是一种长期横遭压抑的普遍情绪，通过集体暴行的极端形式，而获得宣泄、释放的“净化运动”。如要追根溯源，则在文化破坏高潮之前许久许久，解体的暗流早已涌动了。 

两汉经学的日趋僵化和外戚、宦官的你杀我夺──是东汉社会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两个痼疾。它们最后并发为 “党锢之祸”──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陷东汉社会于溃烂、麻痹的状态。这时，董卓出来，操快刀而斩乱麻，使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又使传统的学术、遣德、思维方式，遭受“釜底抽薪”的厄运──社会、文化趋于大萧条。 

两汉经学奠定于西汉中期。作为两汉上层建筑的支点，发挥过巨大的社会功能。但到东汉中期它已成为禁锢思想、扼杀创造的教条。两汉经学有“今文”、“古文”之争，情形复杂。大体说，今文主合时，古文主复古。古文学派学术上严谨，今文经学政治上得势。王莽代汉，曾大力推崇古文经学，以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除此而外，古文经学一直在野，在朝的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混成相生，构成两汉官学的灵魂。 

东汉晚期，今文经学趋于没落，以郑玄和马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勃兴。对此现象，传统看法多以为今文经文的章句过于穿凿烦杂，而古文训诂取而代之，只是学术的进步。如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墨守家法、不求改善，旧注被质量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全合理的。…… 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推倒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不受家法束缚的魏晋古文经注又推倒汉魏有家法的经注。……魏晋注经家的成就超过汉经师。他们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不受家法束缚。”（《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7──228页） 

但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魏晋新注取代汉魏旧注，其基本含义不是单纯的学术进步，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发生巨大逆转的学术表现。所以，经学在学术上的 “进步过程”，是与它作为官方哲学的崩坏过程，同步运行的。思想，一旦成为掌权阶层维护世俗利益的工具，其本身则必定停滞、僵硬、退化。要想重获活力、向前发展，必须首先脱离御用的束缚。经学的变革，即指向于此，是魏晋社会变革和文化间歇与再生的前奏。 

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并非纯正的、复古的经学所获得的胜利：“质量较高”的新注取代旧注，亦非“完全合理”的简单进步；而是经学（今文和古文的总体）本身作为意识形态的支点，逐步瓦解的标志。因此，“质量较高”的新注与反经学的魏晋玄学一同出现，玄学家的先驱人物（如何晏、王弼）身兼新时代的经注家，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与此同步的是，玄学虽然风行，却失去了正统官学的御用位置。 

从“桓灵时代”的东汉晚期（146年始）到魏晋年间 （311年终于五胡乱华），中国古典文化酝酿着二个根本性的转变。而董卓这个无产阶级暴君，则居于这一转变的中心位置。历史表明：从一种文化模式过渡到另一文化模式，常有“间歇现象”发生，它的特点是反对传统文化。不是有选择的“批判”，而是无选择的“排斥”──以此矫枉过正来攻破顽固而无生气的传统意识，其结果是，悲剧式的“玉石俱焚”。 

公元144年，汉顺帝死。 

146年，年仅十五岁的汉桓帝即位。此君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兼暴君，“党锢之祸”的发动者。但在文化模式的演变史上，暴君往往有开风气之先的气象。他派出亲信宦官到苦县祭祀老子，同时在官中设立黄老浮屠祠，这种动向对“独尊儒术”的两汉社会，意味着巨大解体的开始。终结与开始，破坏与创造，作为解体过程中的双向运动，就这样交融一处。 

汉桓帝此举并非偶然、孤立的心血来潮。 

早在汉顺帝（125年──144年）时代，第一部道教著作《太平青领书》一七〇卷就已问世并传播。它开道教文化的先河，并为黄巾起义提供了思想凝聚力；对魏晋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影响，可说至深至远。 

一个新的文明开始启动了。 

公元178年，桓帝的继承者汉灵帝又创立“鸿都门学”。这是一个新型的太学。它提倡小说、辞赋、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活动。因与专讲经学教义的传统太学色彩迥异，受到正统太学生的歧视。而它的设立，又与当时激烈、残酷的党争搅在一起，被认为是宦官所立以对抗传统太学生议政的工具。因而在传统史家的心目中不被重视。但其实呢，其意义远为深刻：两汉的经学文化已病入膏肓，而推重艺术与性灵之真的洪波已经涌起──它要挣脱重义理而抑人性的经学教义！正是在此文化心理的渴求下，久已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才突然影响剧增，并透入中国民族的心。 

“鸿都门学”对此后的科举制度不乏影响，如唐代的科举，正像它一样主考文学、艺术，“明经”之类的经学考试，等次反而低下。这种一致性不是巧合──而是新的文化思潮的制度化（最终形成所谓文化模式）表现。一个新的文化风潮，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但旧的文化势力依然强大。

（二）文化与政争的纠葛

桓灵之际，官方的“太学” 已有学生三万余人。他们是些半失业的文化人，狭隘的传统经学教育，使他们除了经学的专业而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有些类似清末的科举人士、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等等。他们无法通过拓展新的文化领域，去发挥自己的精力。而类似的拓展，也会加剧当时社会文化的不平衡状况，以致预先就受到政治当局的严厉防范。吏治的败坏、宦官的侵吞，又使他们再不能凭借自己仅有的“专长”，去博得梦寐以求的功名。唯一的出路被杜绝了。他们的绝望、激愤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普遍的情绪，只能通过抨击时政来予以舒泄求取心理的平衡。 

这种抨击未能促使政治廉洁，反倒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这样，文化的危机与政治的危机极为复杂地融汇一体──迸发为全面的社会危机，史称“党锢之祸”。 

研究这一复杂多层次的交叉运动，是揭开汉魏晋文化运动内在动力的关键。但由于它固有的矛盾性，极易受到忽视。这一矛盾性表现在：旧文化的代表（如名士、太学生们）恰恰是些政治上失意而个人品德、操守还站得住脚的人们。他们容易受到当时舆论和后来历史家们的同情。因此，我国传统史家就把旧文化的存在与政治上的清白、道德上的正直，联系起来。 

新文化由于注重个人的情感、存在的价值，推崇人生的快乐和艺术的情趣，反被目为脱离了正统的道德规范。再加上“鸿都门学”曾经受到宦官势力的利用，难免受到道义上的怀疑。新兴的道教文化，因与失败的盲流革命和经学秩序的崩解直接有关──故被正统思想视为“妖妄之言”（类似于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气功等特异功能理论的评价）；类似的偏见流行于东汉末年，直到魏晋以后才渐渐淡化。但那时，新文明取代旧文明，已成定局。 

这种时代的矛盾性格，鲜明体现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上。 

昭明太子《文选》中所载的《古诗十九首》，是桓灵之世（东汉晚期）产生的“新文学”，它既有成熟的形式 （五言古体），又有新的精神鼎沸、飘逸着：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青青陵上柏》 ）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上东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传来兹。 

（《生年不满百》）

这些词句突破了两汉经学和辞赋文学中道德伪装的僵硬外壳，流露了一种生处没落的时代却执意要寻求青春、快乐的矛盾情绪。它不仅从形式上，且从人文主义，现世主义的意向上，深刻影响了建安文学、南朝文学、甚至唐代文学。它是文化新潮在艺术上的最初涛声。

从传统的道德或抽象的理念出发，却很难说上面这些诗歌是健康向上的。因而，传统的文学评论家们，一方面肯定了这几首“古诗”在诗歌形式上的里程碑地位，另方面却认为它的内容不足称道──从而变相抹煞了它在文化风潮大转折中的晴雨表价值。 

以静态的旧道德规范为准绳，去衡量、评判动态的新文化实践，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新文化必不合于旧道德。它是从旧道德的泥板中破土而出的新株，怎能墨守陈规：它清新、馥郁，朴素、艳丽，有时生机勃勃，有时虚无消沉……不论如何表现，它的内在机制都立足于旧文明的深层反省。它针对旧文化的内在弊病而发，尽管不会十全十美、投诸一切时代而灵验，但在它兴起的当时，却充满力欲摆脱单调程序的活力。 

汉末文化发展中的这一矛盾纠葛，用和平方式难以解决。最终，它激化为“党锢之祸”的残酷形式。无产阶级宦官势力缺乏传统，毫无文化修养之可言。他们政治上贪赃枉法，进一步毒化了本已混浊不堪的东汉晚期社会气氛；文化上不学无术，既打击传统文化，又创造不出新文化以资替代。但他们兴起的“党锢之祸”，却在客观上摧毁了旧的文化堡垒──太学，消灭了大批旧文化的骨鲠信徒。无产阶级宦官势力，是秦汉文化系统和南北朝、隋唐文化系统之间的“文化间歇时期”的最初代表；堪称盲流革命的宫廷内应！同时，也是董卓式的大大小小的无产阶级军阀在反文化行为方面的先行者。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宦官势力，无产阶级盲流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军阀僭主，在反文化行为方面，已经达成历史性的一致。这一不约而同的同盟关系，基于摧毁以名士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正直的古老统治，于是已经实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悲剧。《通鉴纪事本末》专列《宦官亡汉》一章，确有道理。因为宦官乃是世界上最为彻底的“无产阶级”。 

但党锢并不持久。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被迫大赦 “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党人。在镇压“太平道”的过程中，士人出力远比宦官为多（因为宦官本来与起义军同属无产阶级出身），地位因之直线上升。二者的矛盾重新表面化。何进企图借助士族的武力，一举歼灭宦官，以确保外戚的执政权。但他却错误地引进像董卓这样的无产阶级出身的军阀，而没有重用像袁绍袁术兄弟这样士族出身的军阀。 

在斗争中，外戚虽然失败，但士人重登舞台。不过，太学里高谈阔论的文士，让位给军营中运筹帷幄的谋士。同步，文化间歇期正式开始，无产阶级宦官让位给无产阶级军阀──董卓之辈跃入历史前台。 

（三）政治与文化权威的低落

董卓登上历史舞台的东汉晚期，政治权威日益低落，最后荡然无存。汉室自和帝开始，接连五代、一百余年都是幼主临朝： 

1、汉和帝，十岁继位（88年），二十七岁死（105年）； 

2、汉安帝，十三岁继位（107年），三十一岁（125年）； 

3、汉顺帝，十一岁继位（125年），三十岁死（144年）； 

4、汉桓帝，十五岁继位（146年），三十六岁死（167年）； 

5、汉灵帝，十二岁继位（167年），三十四岁死（189年）。 

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央政府长期稳定地贯彻自己的政策。幼主临朝，使太后听政成为定制，皇帝的母舅家族 （“外戚”）起而掌权，以辅助幼主。但数年之后，幼主长大，必与外戚集团发生流血冲突，每一代皇帝的亲政，都以外戚家族的覆灭为代价。和帝的外戚窦宪家族，安帝的外戚邓骘家族，桓帝的外戚梁冀家族，灵帝的外戚窦武家族，以及最后一个外戚──何进家族，无一幸免。这种残酷而无结果的循环政争，既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又加速了斗争双方政治权威的共同破产。 

皇帝反对外戚的跋扈，所倚者不是外廷那些士族出身的官吏集团，而是在深宫之中从小陪伴“寡人”一起长大的宦官。这就使宦官的权力稳步增长，最后几乎达到独占政权的程度。宦官是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出身卑贱，但接近权力中心，习于权术，同时缺乏教养，因而不具备抗拒权力腐蚀的必要操守，更不具备行政能力和军事才能。用他们来治国，犹如用毫无训练的野狗去牧羊。后果是，从根本上搅乱了社会政治的秩序，使传统的道德、文化在礼崩乐坏中威信扫地。 

掌权阶层内部的疯狂争斗，使皇帝、外戚、宦官的政治权威一概破产。 

随着宦官的独占政权，他们与士人及下层士族官僚的冲突趋于白热化。后者认为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因此要求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复古）。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桓帝与灵帝先后发起的两次“党狱”，诛杀名士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上千人。复古的理想，被血腥的现实击得粉碎。这场浩劫，使名士和清官的社会威信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他们实际的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降至新的低点。 

这样，东汉社会已失落掉足以维护社会均衡的权威力量。心理的信念破产了，发言的将是赤裸裸的武力。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权威 一同倒在尘埃之中。 

原先，皇帝与外戚、宦官与外戚间的斗争，还只是政治上的争夺。待到“党锢之祸”爆发，形势全变：宫廷政变和政治斗争，巳扩展为社会动荡和文化破产。宦官对士人的追击，实际上是无文化的社会暴发户，对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者，所进行的一场有意无意的反抗、报复。其结果，是直接打击了传统文化本身。道德、学术、文明，成了不受尊敬的东西。它只会给人“惹祸”，带不来任何世俗利益。这就降低了它在社会公众生活中活的功能。 

统治阶级不论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完全破产了。 

与此同时，在这双重破产造成的宦官势力横行不法、为所欲为的压榨下，底层民众的经济处境日益恶化、生活朝不保夕。当掌权阶级已无法维持其传统的统治秩序时，人民就被迫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对政治军事的艺术一窍不通，只会搜括民财的宦官和他们控制的中央政府，已衰腐无力了。于是，地方豪强起而围剿起义者。在残酷的斗争中，残余的政治权威、道德权威、文化权威全然毁灭──武力至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阀时代，悄然降临。 

（四）无产阶级军阀成长的足迹

据《后汉书》载，董卓入洛阳后，曾废除两汉通用的“五铢钱”，“更铸小钱”。为此他销熔了秦始皇所铸的 “十二金（铜）人”。当时人相传，始皇嬴政的铜人是在临洮见到 “长人”（即巨人）的异象后，出于“厌之”（镇邪）的考虑而铸造的。毁掉铜人的董卓，恰恰是临洮人。达里似乎有某种象征意味。《后汉书》作者范晔就此评论说，“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焉。” 

其实，嬴政与董卓的“凶暴”只有表象的相似，性质则根本不同。嬴政建设了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他的破坏、屠杀基本上是针对外国人的，所以他的统治称为“暴政”。董卓则无雄图远略，他的破坏与屠杀只是失败的逃遁，已经无 “政”可言。他的作为显示出，他已经沦为一个屠夫。屠夫出身的何进只想杀绝宦官，而无产阶级军人出身的董卓却无所不杀，无所不破坏。 他就只差像毛泽东那样提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阶级斗争理论来。

秦始皇是个牢牢控制军队的帝王，董卓则是个被雇佣兵左右摆布的军阀。秦始皇是“战国”的结束者，董卓却是“四百年野蛮化”（192──589年）的开创者，是横行其间的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军阀们的“大祖师”。 

皇甫嵩、袁绍、董卓、曹操、司马昭──代表了汉魏之间军阀性格发展的五个典型阶段。 

1，士族出身的皇甫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接连发动数次大战，一手消灭了黄巾军的主力，因此握有绝大的兵权，在士族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信都令阎忠劝他趁早推倒东汉的腐朽统治，取而代之。他在内心同情这种想法，但以为时机尚未成熟，自己又是“庸才”，不能堪此天命，故作罢。 （《后汉书·皇甫嵩传》） 

2，袁绍出身名门世家，“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他参与何进的阴谋，又结成反对董卓的关东军事联盟，名为勤王，实有静观世变、谋图割据不臣的野心。 

3，董卓的战功不及皇甫嵩，但野心远远过之。他意已萌生了代汉自立的企图，并着手进行，但终因谋略、品德皆不足以当，而天下人心还没有对汉室彻底绝望──董卓因而自取败亡。 

4，曹操凭持自己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北部中国，一生做着权欲梦，手握皇帝的实权，但直到临死，都不愿公然称帝。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充当董卓第二。 

5，司马昭凭借父兄的兵权，垄断了魏廷的政事。他的目标十分明确：称帝，窃夺魏朝政权。他用手中的军队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一梦想。他对外灭蜀、平吴，是为了对内取代魏，建立权威感以谋“篡夺”。但在称帝之前，粹然死去。 

这五个军阀，一个比一个更“成熟”，越来越懂得利用军事力量去达到政治目标。他们的嬗替微缩着，汉魏之际中国社会日益武装化、军阀当道，终于达到全民皆兵的可悲现实。 

董卓，居于这一发展的转折点。他第一个体现出军阀力量的政治独立性，第一个充分体现了“军阀的性格”，第一个把和平地区变成战场、军营……曹操的军事屯田，和司马氏的大封诸王、遍立军阀体系──从“军阀成长”意义说，只是在完成董卓这位先行者的“未竟之业”，在这种意义上，董卓先生在其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上，确实够格再加上一个成为更高的称号──伟大的导师，因为董卓确实行了不言之教：开魏晋南北朝无产阶级为主的军阀们军事管制整个社会之先河。 

无产阶级为主的军阀们破坏性极大，他们的“建设”，只是建设了破坏性的工具。 

从此意义看，曹操的屯田和“恢复生产”，为西晋的“八王之乱”和随后的“五胡乱华”──“建设”了一个顽固而野蛮的军事基础。军营、坞垒，以及“五胡”们的战斗组织──成为乱世的细胞、暴力的源泉、军事管制整个社会文明的屠刀。 

董卓的军阀性质充分表现在： 

擅兴废立，遭到反对后，慑于关东盟兵的强大，挟持汉献帝退居关中。这不是“迁都长安”，这是玉石俱焚。 

首先，他狠狠打击了有产者阶级，“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然后，驱迫“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此举，实开以后魏晋南北朝各民族大迁徙的“风气之先”。正如伴随着军事征服的民族大迁徙一样，洗劫式的 “迁都”、波尔布特式的董卓革命，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旧秩序的消失，与千百万生命的消失是同步的。这种革命，其实也正是中国现代史所屡见不鲜的。 

董卓自己则留滞于皇家花园“毕圭苑”中，完成他的伟大导师的“历史使命”──指挥“焦土措施”。宫殿、庙宇、官府、民房，尽被烧毁，黑烟冲天而起，方圆二百里内外，一片火海。真所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也是后来 “五胡蛮族”对中原社会的革命洗礼的一次大规模的预演。 

董卓的革命造反行为，主观意图是不留与关东盟兵一个可资利用的进攻基地。它虽残暴，却并不突兀。从外部条件讲，人民久遭宦官茶毒和农民战争的苦难，经济上、生活上早已破产，士大夫久遭党锢之祸和礼崩乐坏的压力，政治上、精神上早已破产──无论人民还是士大夫，都已心力交瘁，再也不可能有效地反抗董卓的暴行。从内部条件讲，化两百年的帝京为一片废墟，只不过把镇压盲流革命中层出不穷的屠城，搬到“帝京”洛阳而已。董卓和他的子弟兵，对此感到理所当然，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兴高采烈地挺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劫夺园地：皇家花园！ 

他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了！“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一切“前因”都已成熟，诸多“后果”也将滚滚而下。两百年间积累起来的社会物质财富和培养成就的文明精神习惯，就这样毁于一旦。 

虚假的文明终结了，真实的野蛮开端了。 

洛阳两百里的浓烟和废墟，揭开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 （如算隋末大乱，则为220──618年）民族大迁徙、政治大火并、社会大改组、文化大转换的序幕。而董卓，则成为活跃在这四百年间的无数军阀、酋长、暴君、“文化史上的兀鹰”的先行者。整个中国文化史，被这把大火烧成了两个单元：

一是先秦两汉的本土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 

二是自魏晋直到元明清的本土文化与佛教、西域文化的混合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 

而被董卓烧毁的大量典籍文物，恰多属于本土文化。 

这把火，不啻成为先秦两汉本土文化的闭幕式，也为魏晋以后混合文化的多元并进、无极生长，预放了一把苦涩但肥沃的“草木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公元三世纪的西晋史家司马彪在其《续汉书·五行志》 （即今范晔《后汉书·五行志》，粱·刘昭注补）中写道：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麻、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掳掠宫掖、发掘陵园。”他以一种历史家的超级敏感，捕捉到灵帝及世风喜好的“八胡”，与董卓赖以摧毁乾坤、军管中华的“胡兵”之间，具有深刻的超逻辑关系。即，汉文化的衰歇，率先以喜剧的消费的形式透现出来；无产阶级子弟兵随后才登上悲剧的前台，以悲剧的屠杀的形式，完成其“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

汉代的“社会中坚”先在心理上失去了固有的矜持（如“八胡”），而后才被新兴的军事力量（如“胡兵”）一举扫荡。 

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认识到“人弃常则妖兴”，所谓“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左传·庄公十四年》）而所谓“服妖”，正是汉文化传统内在力量消解的外在表征。通过“胡服的服妖”，历史家们已在一千六百年前就直觉到了文化的内在间歇、消解，与文化的外在倾斜（移位）、崩溃之间的有机关联。 

农人在春耕之前，先把陈年的杂草和无用的麦秸付之一炬，为新的种子、新的作物预先施肥。文化的毁灭者，也曾是“文化的施肥者”。他用熊熊烈火，把过时的文化积累付之一炬。这当然是破坏文物的可怕罪行。但这些文化，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非全然僵死的展览品，而是死而未僵的应用体。它们的结构，阻碍社会文化的进一步自新。这些野蛮的军阀，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气魄无意中完成了“历史的嘱托”──扮演了一个暴虐的清道夫的角色。他们是：令人厌恶、畏惧──却有利于文化世界空气净化的特殊兀鹰。我甚至由此想到，为什么汉语要把希特勒的名字译为“阿道夫”？是不是我们的这种文明史观在潜意识中起了作用？（苦涩的一笑） 

具有内在活力的文化，则非暴力所能摧毁。即若不幸遭受铁血的洗礼，仍能柳暗花明，转折一下，精力充沛地生长下去。如唐代安史之乱，暴烈程度不下于董卓之变，但它未能中止唐代文明的连续发展、以造成文化史上的间歇、巨变。因此，继盛唐而起的中晚唐五代文化，仍然沿着盛唐文化的轨道向前运动。 

每个社会在它生长的每个周期中，都会遭遇暴力行为的袭击和潜伏着的个人野心家的威胁。当文明兴盛时代，这些暴徒形不成政治组织；而当文明衰微，这些“社会癌细胞”就滋长、扩散开来，成为致死的祸患；当文明气数已尽、趋于解体，暴力行为就成为一门时兴的“专业”，潜伏的狂徒就化作公然盘旋的兀鹰……他们不仅以啄食文明的遗体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公然教导我们要把这一习性作为革命美德予以继承，甚至发扬光大。 

兀鹰们的性格各有特点。因为造就了兀鹰的，说到底不是其个人品质，而是时代的荒寂。 

以董卓为例：他的个人品质、主观意向、社会职能、历史作用──既有联系，又相区别。 

军阀式的个人品质。纵欲与野心主导着他的意向。其 “社会职能”则是启动了一场持久的社会解体。其“历史作用”则体现为：从一个文明社会的底层悄悄滋生起来的无产阶级造反力量，对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上层建筑，进行颠覆：并以“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号召为意识形态。 

暴力活动的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文化的大荒原：建安时代（196──220年）。 

这是一片怎样的荒原？

“建安风骨”，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成就。但这 “风骨”，却是极端的社会苦难的凝聚式。在内容上，它叙说、叹息着一个白骨累累的大屠场，在形式上，它完全摆脱了两汉文学传统的主流形式──辞赋──的束缚。 

建安文学，是两汉社会破产和文化破产的象征。它的价值，在于对以后文化发展的启迪、激励。但对以前的文化，它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告别；对当时代生活，则是浩劫的回声。它，挣脱了传统文化的层层阻滞，直面那个悲剧的时代。那是发自直面悲剧的灵魂──深沉的叹息。 

提到建安时代，今天的人们只记得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劫难期。但对文明史，它还意味着巨大的转机、新的生命。 

生当乾隆“盛世”而近乎无病呻吟清人赵翼诗云：“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 这意思，用到建安文学上就算对了，虽然只是对了一半。而赵翼不过拿这个来自嘲自己的平庸。

社会的不幸固是刺激诗人们灵感的兴奋剂，但另一半更有持久意义：文明的不幸、生活的挑战──迫使诗人们不得不创造一种全新的声音、选用一种特殊的色调，来表达自己的灵感。这种“形式上的飞跃”，对文化的发展含义尤深。 

建安的战祸，是董卓的遗产。董卓虽然败死，但从此再没有一个社会领袖能摆脱掉董卓的阴魂。混战、屠城、赤地千里、窃夺高位、扩充势力范围 构成了一个个历史的基调。从董卓的汉献帝“初平”，到曹操的汉献帝“建安”年间，幕幕惨剧绵延不绝……这里的“平──安”正是近人毛泽东“最最”喜欢的“反其义而用之”！ 

“初平”（190──195年）与“建安”，从此成为两个富于象征性的名字。不过，这不是总结早已僵死的东汉文明秩序，而是从相反的讽刺意义上预告了以后四百年均革命与战争，文化与再生…… 

“初平”，是兀鹰时代的草创期； 

“建安”，是兀鹰时代的成形期；而整个魏晋南北朝（220──589年），则是兀鹰时代的制度化时期…… 

兀鹰们──从董卓到侯景，从曹操到隋文帝（他禁绝了流行了六百年以上的虚无主义的前奏──“谶纬文化”）──为唐宋新文化的形成，扫清了一层又一层的陈迹与积霜。尽管他们无一能建成自己的“王者之业”…… 

兀鹰，食尸者──是令人憎厌的，但它们对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对于保持生存环境的相对洁净、乃至于对新生命的继起，却大有裨益。文化史上的兀鹰，也是如此。两汉的社会文化，早已趋于解体，董卓，不过是对那由“制度”支撑着的遗体，施予了最后一击。 今天，如何审视兀鹰们的文化史功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有助于我们从“文明的断裂、间歇”这一角度，去探查文化生成的内在轨迹。而要做到这不点，首先，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因袭；用“历史力学”的方法，而非以道德说教的二分法，去正视“反面人物”，正视这些“历史形式”所蕴藏的巨大历史能量，以便也能够因此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当代的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人物的“绝对值”是什么，而不再满足于对他们约存在，筒单打上一个“正值”或“负值”的戳记。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想起埃及先例，就会凛然不寒而栗，因为在全球历史与地中海历史的对比中，埃及可能是中国命运的预演，正如雅典像是英国，斯巴达像是德国，苏联像是马其顿，美国像是迦太基。中国像是埃及之处，除了独特的文字，还有相对孤立的地理处境。但埃及灭亡了，先是马其顿化，接着就是罗马化，而马其顿之前的波斯统治多么像是满清对中国稳稳当当的将近三百年的占领：尊重当地原先的文明，而没有进行强迫改造。但接下来的马其顿就不同了，它像苏联人强制改造中国一样，改造了埃及文明，埃及文明终于被历史的风浪打得支离破碎、随风而弃了！

埃及文明的后裔科普特人至今存在，近代以前的埃及在国际上也很重要，生产力很高，是穆斯林世界的要角，但是埃及文明确实消亡了。当我潜心思索“埃及何以会这样沦亡”时，一种似曾相识的茫然感觉，就会袭占心头，因为中国的意识好像已经僵化甚至死亡。

我们看到：罗马虽然建立了世界秩序（Pax Romana，“罗马的和平”），但它只能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政治秩序、实现法律统一，而不能解决文明的整合问题。因此与罗马的和平同时到来的，就是不断的精神危机导致文明的急剧空洞化。罗马自己的传统价值不仅解决不了这一危机，而且泥菩萨过江，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引进“东方宗教”，来填补这一“文明的黑洞”。基督教其实具有埃及渊源，不仅旧约的摩西来自埃及，新约的耶稣也是在埃及长大成人的。当然东方宗教──埃及文明需要和罗马的既有秩序结合，才能形成新的文明，这一过程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两百年。这种整合现象可能使人迷惑不解，但却是真实的：统治民族的精神（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何以会颓废到这样的地步，以致需要从“弱磁文明”（埃及和中国）那里输入新的概念？

回到埃及问题上来，埃及特别值得中国借鉴的是，其灭亡的原因无非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结构过于顽硬、官僚制度过于僵化，社会等级分化严重，以致人民的意识及心理、社会的风俗及社会，逐渐遭到麻痹。文明的催眠具有化石作用，埃及人永远也不曾从这种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无论是亚述人、波斯人、亚历山大（马其顿人）、恺撒（罗马人），或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未能真正有效地打破这一熟睡状态，柯普特人至今还是昏睡着（近代中国人也有类似的病症）。

为什么会这样呢？仅仅由于神权结构或是教会组织的强大僵硬和官僚制度甚至世袭制度的毫无生气？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常为人们熟视无睹，也是现代思潮左右下的芸芸众生所不敢正视的：

军阀！埃及的死亡是因为没有军阀；故没落的文化无以振拔……严格说来，不是埃及没有军阀，而是他们的军阀被党阀（也就是僧侣、神棍、书记）管住了，这种精神的深层麻痹使得军阀的野心无从实现，不能激动社会，残废的社会失去了最后一线刷新的希望：野蛮的军事贵族。要知道，埃及历史上的“新王国”的开创者们，原来是一批不折不扣的军阀，正是他们一度给埃及带来新的气象、新的色彩，他们将喜克索斯人，一种雅利安野蛮人，从尼罗河三角洲最后驱逐出去，并在乘胜追击中完成了向巴勒斯坦及近东的扩张，要不是他们的努力，否则，埃及的灭亡将提早千年。我们可以设想，若是这批军阀的后裔们仍像他们一样尚武刚健，充满宁折不弯的战斗意志，柯普特人何至于如今仍处于阿拉伯异族的统治下？若是底比斯来的军阀们的原始风貌仅有一点遗存，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怎么能在埃及站稳脚跟？可惜埃及没有了“伟大的军阀”，“伟大的导师”的资格也就被从此取消了。尽管埃及人曾是希腊人的导师和犹太人的主人，但缺乏尚武精神却使得这个国家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只能在强敌面前惴惴不安、等待吩咐。它的文明化因之趋于衰竭，无从振作，以敌人的文化为文化，其结果，就是以敌人的意志为意志，以敌人的命令为命令了……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吧，每次社会解体之后，都是那些割据自雄的军阀集团把腐朽了的社会和发霉了的文化连同走到尽头了的时代，一起投入刑场和血泊，直到送入棺木之中。每次又有一个万恶的军阀集团，在割据自雄中蚕食并最后聚歼了其他军阀集团之后，开始扮演党阀、神棍的角色，终于“打下了天下”，开创了一个皇朝。军阀成为皇帝──这当然会给社会注入一股尚武精神，使它的文化为之一新、眼界为之一阔、身心为之一健、性格为之一变。所以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以断代来区分的，甚至文学也是“汉赋”、“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剧”、“民国白话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文学”。军阀们不仅开创皇朝，身兼武夫和神汉的双重角色，而且自己还扮演学者和诗人：曹操是诗人，梁武帝是诗人，陈后主是诗人，隋炀帝是诗人，唐太宗是诗人，宋徽宗是诗人，当然最“伟大”的诗人是满人玄烨，这位爱新觉罗家的乾隆一生写作了四五万首诗歌，差不多是毛泽东的一千倍。

2007年2月28日《今日美国》报（USA TODAY）《当今战争的根源》（The roots of today's wars）一文，正确地指出，战争根源其实并非意识形态。而当手握兵权的人在叫嚣“我们在打一场思想战争”，都让人感到极其伪善。战争的本质是种族集团之间的较量。这个动机比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更为坚定和残忍。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人类走过了一段奇怪的历史弯路，人们相信知识分子和吹牛大王可以设计出比自然兴起的要更好的社会政治组织体系，甚至相信自己可以把人类的复杂性压缩进入乌托邦理想。但是不可避免地，人们最终会对完美的煽动性的政治，如列宁、希特勒的政治，感到了失望。

作者拉斐尔·彼得斯（Ralph Peters）认为，当全球化荒谬地复活了传统社会体系的古老的信仰和部族同一性，这样错误的效忠再次变得值得为之而战。人们再次杀戮，来取悦一个愤怒的神或为种族错误复仇。伊拉克和阿富汗如今的混乱不仅在军事上失衡，而且在煽动暴力的动机上失衡。我们有思想，从普世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力到妇女的平等权力。我们的敌人有激情──对信仰的心醉神迷和物竞天择的部落痛苦──赋予他们一种凶猛的意愿力量。“对许多相信我们的思想力量的人来说，伊拉克是一个可怕的失望。我们反而释放了争夺霸权的信念和种族冲突的野性的杀戮力量。这是旧约的战争，是约书亚书的战争，是人类行为根深蒂固的模式。”

彼得斯所说的“人类行为根深蒂固的模式”，其实近似“军阀救国”，虽然没有这样典型。他说，“我发现，三千年来，没有不经重大屠杀就镇压住宗教驱动的叛军的情况。从历史来讲，成功的镇压叛乱行动的共同点是实行强硬的军事方针──不是赢得民心或谈判妥协。这和我们‘政治正确’的世界观相反，但历史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严酷的新世纪，我们必须同时对付旧式血与信仰战争的回归，欧洲帝国主义留下的有致命缺陷的边界，信息时代对传统社会的震撼效果，人类和平本质的神话的爆炸。”

彼得斯的言论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即使在“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人类走过了一段奇怪的历史弯路”的时候，也只是表面上相信知识分子和吹牛大王，其实呢，还是军阀在操纵一切。例如，1911年以来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军阀造国的实例。

无知的人宣传“砍人头不如数人头”，也就是革命不如选举；但是他们不懂，数人头都是砍完人头以后才能进行的。军阀建国的第一步，就是“消灭多余的人头”。不砍人头，怎么数人头呢。英美国家，也是在砍完土著居民的人头之后，才开始数人头的。德国人没有殖民地的人头可砍，只好寻找犹太人、斯拉夫人“就地正法”，也还是企图通过砍人头砍出一个新世界来。纳粹主义，就是砍人头主义。共产主义，就是砍人头主义。伊斯兰主义，还是砍人头主义。他们都来源于欧洲殖民主义。

六、军阀救国论

有两种军阀：一种是文化史上的兀鹰，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如张角、董卓、侯景、尔朱荣，一种是王朝开创者，如曹操、刘裕、陈霸先、高欢。这两种人一般说来都出身卑微却不甘寂寞，以“无产阶级”的身份从事“专政”这一窃国大盗的行为。

古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现代的无产阶级专政相似，都是基于“军事共产主义”，基于那种具有绝对掠夺性的军事管制。无产阶级专政伴随着社会的野蛮化，其形式还集中体现在“军阀的历史足迹”上。第一期中国文明解体时，就涌现出一连串的“无产阶级领袖”，其中最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领袖人物就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董卓。后来的三国魏晋、五胡十六国甚至南朝各朝的开创者，无一不是粗鄙的武夫──历历史实共同指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野蛮化的军事专政”。

（一）东汉末年，宦官势力横行不法、为所欲为的压榨，使得底层民众的处境日益恶化、生活朝不保夕。当掌权阶级已无法维持其传统的统治秩序时，人民就被迫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对政治军事的艺术一窍不通，只会搜括民财的宦官和他们控制的中央政府，已衰腐无力了。于是，地方豪强起而围剿起义者。在残酷的斗争中，残余的政治权威、道德权威、文化权威全然毁灭──武力至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阀时代，悄然降临。

（二）董卓可谓五胡乱华的始作俑者。当五胡的威胁尚未从地平线上崭露头角，凉州铁骑的红旗就宣告新时代的降临了。董卓及其部下乃是真正的战士集团。我们可以称之为独立的雇佣兵团。他们既独立于中央政权，又独立于地方势力──是自成一体国中之国。现代人喜称这类势力为“军阀”；并把一切秽物堆集在其头上，好像他们是一切不幸和苦痛的根源似的。

（三）董卓部──袁绍部──曹操部：实质上具有某种继承关系。尽管从表面看来，似乎他们是敌人。但它们都是一些战士集团；或是战士集团的联盟。诸如此类的集团及其联盟──在那种时代是数来胜数、多如牛毛的。从各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三国的先行者。

（四）三国就是这类被赋予国家形式的战士集团。西晋实际上也是战士集团的国家服饰。史家常常论道西晋政权的腐败、贪婪、毫无礼法准则之可言──但他们似乎忘了：这正是一切战士集团的常态。反过来倒是奇怪了。这样看来，西晋的崩灭并非“八王”的贪酷不义所导致，而是所导致，而是势在必然的一种历史运动。太康的承平气象真可谓“小阳春”一个。是各个战士集团间的一种偶然平衡所致的“变态”。

（五）“军阀──战士集团，乃是旧文化的扫灭者、新文化的发动者。”这样一个命题听起来奇怪，细细品味却不失为实况的最佳概括。

首先，他们是“无传统者”，因而受旧文化的束缚及潜移默化都较其它居民更少。他们更注意当前的形势以及这种形势所提供的机会；以及这机会中闪闪发光的诱人的胜利之果。他们较少思虑传统的伦理规范；如果这类规范与前者抵牾──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弃之不顾。

其次，为了他们的胜利：他们无所不为、竭力创新。他们的先天冲动是如此之强、后天束缚是如此之弱──因此他们常常发明并动用前人及他人所不敢设想、更不敢投入使用的新手段、新战略。这些手段、战略也许本身不是文化（和新文化）；但它们却为新文化精神的昂然升起扫平了败坏的森林，准备了新的沃壤。

这样看来，军阀──战士集团必定对现实较为敏感；更有抓住现实、宰制现实、吞灭现实的胆魄。也更富于这方面的技巧（至于物质力量更不用提了）和强大的本能。无怪乎他们已成为旧式国家的继承人而分别忙于一头扎进“分田分地真忙”的强盗事业了。

旧式的军阀──战士集团必将被新式的军阀──战士集团所取代：因为归根结底，前者只是一种过渡形态。 

新型的军阀──战士集团不仅在社会组织中是自别于人的；不仅具有阶级意义上的自我感──而且在文化背景上也是与众不同的；它具有民族意义上的自我感。新型的军阀──战士集团有的来自异族，有的则出自本民族。前者具有全新的文化背景，后者仅是有某些方面的新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宗教方面及与之有关系的新刺激；鼓动后者的则是精神生活领域的新希望。前者起源于劫掠，后者起源于起义（暴动）。但两者其归则一：新贵族社会的建立。

从董卓部落到司马氏部落的演化过程表明：旧式军阀──战士集团已无力胜任创造历史的大使命了。他们储存了数百年的精力，已在统治全社会的艰难任务中丧失殆尽了。于是就开始了刘渊部落──拓跋部落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与前一进程相反的进程：前者由野蛮而进入孱弱，后者则由文饰而进于赤裸裸的暴力。总而视之，两个进程共同体现了“不断野蛮”的历史趋势。当旧式野蛮已退化为孱弱无力时，新式野蛮就取而代之、发扬光大。新式野蛮比旧式野蛮更有自信力，他们的视野更开阔，他们的希望更远大，他们的权力冲动也更持久。因为它不像前者那样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与掣肘。它更富于一往无前的精神，因而对新文化、新民族、新社会的形成作用更大。

正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被旧文明的废墟和新文明的漩涡搞得身心交疲的现代人，处于“无剥削”的超级剥削下，在“人民民主”、“群众专政”的超级专制下──已经日益变得奴性十足了。现代人已经丧失了热情与弹性，在营养不良与神情紧张的重压下老化、萎缩、脆弱……正是由于这种现代病，使我们开始把伟大的思想寄托在来者身上！我们预见到，新的民族将以新的文明开路，把新的灵魂点缀在新的星空上。

1927年的“北伐战争”，是党派军阀击败私人军阀的战争；1949年的“解放战争”则是两党军阀驱迫人民彼此残杀。这种新式野蛮与旧式野蛮的分水线仅仅在于，它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解放”……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多么荒唐。

回首董卓，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解体后的现代南北朝所涌现的哪位伟大的野蛮领袖比较相像？（这是不能说破的。所以这个野蛮化的领袖迄今还保持着很好的声誉，不像董卓那样遭到彻底的妖魔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名声不好的领袖往往都是不太善于钳制言论的领袖；这种领袖相对来说比较粗放。而那些为人称道的领袖大多倒是“厚黑成性”的家伙，十分善于冒充好人、收买人心，把成绩留给自己，把罪责推给别人。上述经验，是我们切身体验的人生秘密，未来的新人在健康的社会气氛里，反倒产生不了现代的病患者们如此动人的思想……其中原委简单明了：对我们这些现代南北朝的病患们来说，思想的作用首先不在所谓“陈述真理”，而主要在于“激发萎缩的生命力”──以便能充满自信、生气盎然地活下去（即使这仅仅是一种“精心的杜撰”）！因为对于生存受到威胁的人们来说，“陈述真理”即使可能，也是无聊、无益的。

在军阀的带领下，整个社会的兴奋点转移了，整个社会的行为场所转移了。历史力量汇演的舞台，在暴力和死亡威胁的强制下，使得有关“胜利”的神话成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一切胜利都不要长保，千秋万代的铁打江山是痴人说梦，任何胜利所保持的那段时间，只不过是“从一个行为场所转向另一个行为场所”所经历的历史瞬间而已。一旦此种转移完成，胜利之果也就不复存在了。此刻，一场战争即将取代旧的胜利，全面内战在全国范围全面展开。

新军阀是新王朝的开创者！甚至李渊父子这样的“明君”，也是从新军阀走向新王朝的。新军阀是新社会的开创者！不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军阀开创的。军阀们前赴后继，“救国救民”。

新一代的军阀面对这永恒的转移和变异的会演，持何态度？他洞悉历史力量的无穷易化，不会存有任何关于“这是最后的斗争”的呓语。他知道《国际歌》只是低级的街头煽动，是骗人送死的咒语。他知道，救国的军阀永远是孤独的──无论他取得怎样辉煌的世俗胜利，无论他怎样彻底地击溃了以往一切敌人，无论他如何顺利地达到了希冀的目的地，他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幻影，都是瞬息即逝的。心满意足的状态，本是救国行动的大敌，是敌人用来迷惑他、牢笼他的一场阴谋，目的是使他失去抵抗的力量，放弃奉天承运。因为救国的军阀本来就是无止境的英雄，他的新权威不是基于恐惧与震慑，而是基于需要与吸引。

救国的军阀，他的新权威带来的不是镇压、统治、奴役，而是解放：解放生命力。这决非区区的“解放生产力”之可比。“解放生产力”的概念不过是把人沦为物、降为手段，而解放生命力的革命却要把物还原为人，把手段还原为目的。人的尊严和目的感──可以唤醒多少被禁锢的力量！新的权威不再惧怕二十世纪的心理学，相反，他在心理学（迄今为止，它的下文尚未发育完全）的基础上建立他新的教义。

新的权威反权威。唯有以反权威为宗，才能在新的文化气氛下建立新权威。

权威力量的消长，其实是文化动力的变向所致。权威代表的转易，基实是社会兴奋中心的转移所致。而这些，都是由社会行为场所的变换带来的。也就是说，是由社会精华人物的行为场所的变换带来的。这变换，就是“革命”，至少是革命的先兆也是革命的杠杆。

救国的军阀来，重建天下的权威感。他在新的基地上，以新的精神来创造新的权力中心，新的名号席卷新的扩张力量，新的暴风漩涡出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一扫二十世纪的玩世不恭和嬉皮文化。似乎注定毁灭的英雄厄运，得以逆转；明确的悲惨事件，快乐的死亡黑幕，将被“救国军事委员会”取缔──一扇门关了，另扇门开了。人民英雄的毁灭成为民族英雄新生的契机：民族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二十一世纪回望二十世纪，光天化日下潜伏多少生命的暗礁！然而正是在那这风云惨淡、人欲横流的时分，历史的潮流开始转向。

七、割据播种论

毛泽东钻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结论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不仅割据是头等好事，连流寇行为都是创造历史的举动：“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回忆史料》）其实，无论武装割据还是流窜暴乱，都不是新东西，而是老节目，是中国社会解体时代的周期性痉挛。尽管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早在五胡乱华过后的北朝就是如此，那时，中原大地布满了形形色色的“毛主席”。

抵抗那些毛式流寇的，就是毛泽东所要铲平的“土围子”，也就是坞壁。北朝大族较多保持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儒学继世，门风古朴；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历经数百年而不离其根本所在，宗族势力因而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通过事实上的割据，保留了文化的种子。永嘉之乱后，北方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遭到破坏，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各地豪强纷纷纠合宗族乡里，结坞筑垒，以为自保之计。在一段时期内，北方地区堡坞林立，坞壁部分取代了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坞壁的形成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有“险”可据，有“障”可阻；而水的供应对坞壁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坞壁就是由于运水之路被断而被攻陷的，坞壁赖以生存的田园多在险隘之外，谷物的收获又受到季节的限制，遇到“年谷未熟”或胡骑侵扰，便只能“食木实，饵石蕊”，“坐吃山空”；更多的坞主不能不常年以“抄掠”为务。与其将这一时期的坞壁视为独立的社会生产实体，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分散的军事武力集团。

在众多的坞主中，像庾衮、郗鉴一类魏晋大族比较少见，而像苏峻、李矩、郭默、刘遐一类的“流民帅”则比比皆是。史籍对于坞壁组织的描述中虽然常常出现“宗族”、“部曲”的字样，实际成分却相当复杂，其中“纠合”、“归附”的流民占有很大数量，另外还有一些胡人坞壁。坞壁组织很不稳固，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有时“户至千家”、“众达数万”，有时又“部众离散”、“相互攻扰”，史籍中很难见到能够长期维系的坞壁组织。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地是完全不同的。

坞壁作为军事实体，对于应付暂时的战事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但无承受长达数十年的频繁战争。经过十六国时期百余年的王朝更替，“中原凋弊，户口离散”；后燕与北魏统治初年，北方地区坞壁的数量和规模与永嘉之乱后的格局不可同日而语。北魏时期，坞壁作为一种军事实体在北方已逐渐消失，但坞壁赖以建立的宗族组织依然存在。北魏前期不置乡官，而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正是对北方实际情况的承认，也是拖着氏族制残余的鲜卑拓跋贵族所能理解的基层组织形式。

十六国至北魏前期，频繁的战乱和迁徙使北方的土地所有权变得混乱和不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太和改制以前。据学者的有关统计，北魏立三长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的情况固然存在，但社会上占多数的仍是三五口之家的小户。李安世上均田疏，谓强宗豪族“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历涉数世”，“莫可取据”。北魏前期许多过去百口千丁的大族不时受到饥荒的困扰，处境窘迫，高允《征士颂》因谓“诸士流涉远止，率皆饥寒”。

陈爽的《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认为土地、财产与人口的占有是世家大族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永嘉之乱北方土地所有权的长期不稳定，迫使大族在宗族关系和社会伦理其它方面作出必要的调整，以为门户自存之计。北魏的世家大族有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等级界线，一门之中，尊卑有序，凛如公府，范阳卢氏“亲从昆弟，常旦省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弘农杨氏“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父不命坐，子不敢坐；父不进食，子不先饭。家族中嫡长子的地位十分突出，“长者莫不毕拜致敬”，“诸父并敬惮之”。与此相反，庶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十分卑贱。卢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母贱则为诸兄所轻。这种现象在河北大族中很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魏晋时期，嫡庶之防在北方社会中并不十分严格，但是到了北朝时期，大族内部这种等级界线重新变得泾渭分明，成为“士庶贵贱之隔”。陈寅恪认为，北方人重嫡嗣，与北魏宗主之制有关，宗主制中之宗主，即如古代宗法之宗子。北魏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政权体制中具有强烈的宗法制色彩，这种因素也影响到家族中爵位承袭和仕途官宦。从这个角度看，重嫡庶、鄙侧出，并不是北方社会所固有的社会习俗，而是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再度封建化的产物。这暗示我们：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脱离了第一期中国文明晚期阶段，而开始第二期中国厄恩铭的早期阶段。

北方的嫡庶之别使世家大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一个稳固的核心，同时也孕育了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北魏后期，随着一些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显达，宗族成员在社会等级方面的差距逐渐加剧，嫡庶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表面化，“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奴”的现象不时发生。太和改制后，汉人大族与北魏王室和鲜卑勋贵间的婚姻往来日益频繁，众多鲜卑妇女凭帝室之资，挟王公之势入为汉人之妇，对汉人高门大姓赖以维系的宗法礼教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宗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分化，在北魏末年的易代分合中，许多名家大姓因此失去固有的凝聚力，宗族成员为谋求自身的功名与权位，分别效忠于不同的统治集团，父子异邦，兄弟成仇。

北朝世家大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数百年不失根本之地，具有雄厚的土著根基。许多名家大姓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采取了“双家制”的生存方式，与乡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宗人少年时多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这种“双家制”的存在，在一定时期保证了世家大族的社会根基，使其不致因某些突发性的变乱而举族覆没。

作为家族的组织形式之一，“双家制”固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形态，但既要维系在乡里的财富和声望，又要保持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俸禄，往往要受到一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二者往往不可得兼。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入京居官的士人失去了宗族乡里的依托，生计窘迫。郑羲至京，“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卢义僖在乡，“有谷万石贷民”，入京后“虽居显位，每至困乏”。太和改制后，随着名家大族的大部分成员成为“显宦”后，“双家制”的重心便逐渐由乡里转入城市，官俸也开始成为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居于京师者即有百口之众，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与乡里的隔膜日深，关系渐远。当北魏末年战乱突然袭来之时，许多久居显宦的大族已失去了乡里的缓冲。但是在整个南北朝时代，世家大族在保存文明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名之以“割据播种论”亦不为过。

厌恶藩镇的唐人柳宗元曾经写过《封建论》，而明人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则承袭柳氏的思路，为大一统的郡县制辩护。指出“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王夫之反对世卿，倡导选举，其实他的“选拔举荐”制比“世卿”制更加远离现代的宪政制度和选举制度。因为“世卿制度”比较“选拔举荐”具有更强的自主性。所谓“封建废而选举行”，布衣士子登上政治舞台迎来的并非宪政民主，而是皇帝专制。所以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庶族士人反对封建贵胄特权”，而是皇帝面前大家都沦为奴仆的“平等”。 

王氏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读通鉴论》卷一）这倒像是一派“胡言”，颇合现代专制主义之安定团结理论。但这里的“安”，其实充满外戚、军阀与宦官之间的勾心斗角，最后是走向共同毁灭的道路。王氏又说：“武帝之众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声也。一主父偃安能为哉？天假之，人习之，浸衰浸微以尽泯。”（《读通鉴论》卷三）假借主父偃单车赴齐而使齐国归服的狐假虎威，来捧出子虚乌有的“天”，颇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论。王氏还用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诡辩说“天”：“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与“反封建”的王夫之不同，其同时代的黄宗羲则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诊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黄宗羲还反问：秦以前未发生夷狄灭亡中国，是否因为“夷狄怯于昔而勇于今哉”？答案是否定的，他解释三代之所以能够抗御夷狄的奥秘所在：“则封建不封建之故也。”“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黄宗羲全集》第一卷）这很接近现代人对于西方社会自治性质的理解。 

清人袁枚的《再书封建论后》指出，封建制度具有政治多元性，使各类人才拥有生存天地，诸种学术拥有拓展空间。他列举孔、孟，认为圣人、亚圣都无法在大一统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成长，其学说的光大弘扬，显然得益于列国并立的封建格局：“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不仅孔孟，遍观先秦诸子也都依赖封建制度提供的多元社会条件滋生发展，而从秦汉到明清的帝国时代，断无高贵灵魂的生成环境。

正如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所说，“封建虽然创制于殷周，周秦之际渐为郡县制取代，然而，秦汉以降列朝各种类型的‘封爵建藩’举措并未止歇，一直延到清末。”尤其是其间历次蛮族入侵，带来部落传统，更是不断为封建割据状态注入新血。秦至清两千余年帝国时代，政制的主流是大一统下的郡县，封建则是辅助性的，而且往往是作为逆流出现。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作为逆流的封建常常刷新大一统的主流：不论魏晋南北朝还是相对多元的唐宋，都比秦两汉与元明清更为丰富多彩和富于创造性。

我们注意到，“封建专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组合：

1、封建下没有真专制，专制者不会真封建；

2、中国近代史证明了所谓的“反封建”只能导向真专制而非反专制更非真民主；

3、“封建专制”这一语义矛盾的怪兽词组并非实有其事，而是现代专制即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全面专政、“民主共和国”等借以“登上天安门”的借口，是虚拟的思想道具。对封建专制的想象的残暴，只是虚拟的罪恶；结果却激发了“民主共和国”的现实的残暴性这一真实的罪恶。这个现实残暴性既然是枪杆子造成的，有一天它也会随着军阀造国的幻灭而飘逝。

八、军阀造国论

至于古代，其实也充满军阀造国的实例，军阀不仅造国，军阀还造历史。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民”就是指的他自己。无论中外，掌权者都是如此自以为是。

《贝希斯敦铭文》在这个方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这是古代波斯帝国最重要的铭文，刻在米底的贝希斯敦地方的高岩上，记述了国王冈比西死后波斯帝国境内王权争夺战。大流士一世（前550─前486）登上王位，镇压各地起义，连续作战十九次，擒获九个暴动首领。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维什塔斯帕之子，阿尔沙马之孙，阿黑明尼德。

……自古以来我们就享有荣誉，自古以来我们的氏族就是王族，在我之前我们的氏族中有八个国王。我们九个相继为王，按神的意旨。

下列诸省：波斯、依蓝色、巴比伦、亚述、阿拉伯、埃及、沿海诸省、吕底亚、爱奥尼亚、米底、阿尔明尼亚、卡帕多细亚、帕提亚、德拉吉安那、阿列亚、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干达拉、斯基泰、沙塔吉提亚、阿拉霍吉亚、马卡，共二十三省，归属于我，按神的意旨，我成为国王。 

……大流士国王说：冈比西，居鲁士之子，出自我们的氏族，曾是这里的国王。冈比西有个兄弟，名巴尔提亚，与冈比西同母同父，冈比西杀死了巴尔提亚，人民还不知道巴尔提亚已被杀害的时候，冈比西向埃及出发了。这时人民在各个省份骚动起来，后来出现一个僧侣名高墨达，他领导暴动的时候是维亚赫那月十四日（公元前522年3月），他欺骗人民说：‘我是巴尔提亚，居鲁士之子，冈比西之弟。’于是所有的人民，波斯、米底以及其他诸省都骚动起来，从冈比西转向他。高墨达夺取了王国，随后冈比西以自死而告终。僧侣高墨达从冈比西手里夺去的王国，自古以来属于我们氏族。

人民非常怕他，他杀死许多以前认识巴尔提亚的人，为的是不让人们认出他不是居鲁士之子巴尔提亚。在我没有来到以前，任何人都不敢提及反对僧侣高墨达之事。以后我向神祈求，神帮助了我。我和少数人在米底省一个堡垒里杀死了僧侣高墨达和他的主要信徒，夺回了王国，我把我们氏族所失去的王国收回来了，并恢复了它从前的状态。僧侣高墨达所摧毁的圣堂，我予以修复。我把僧侣高墨达从人民夺去的牧场、财产、住所归还人民。我把国家无论是波斯、米底或其他诸省，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以后我从巴比伦出发前往米堤。……我粉碎了普拉瓦尔……普拉瓦尔提什被擒获了，并带到我这里来，我割去了他的鼻子、双耳、舌头，并刺瞎了他的两只眼睛。我们的大门旁边给他带上了镣铐，所有的人民都看见了他。我把他和他的一些最主要的党徒刺在木桩上，把他们吊死在堡垒里。”

（译文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255─265页。）

大流士一世出身于波斯王族（阿契美尼德家族）旁支，前525年任“万人不死军”总指挥，随国王冈比西二世出征埃及。登上王位后，继续向外扩张。前518年远征印度西北地区，建立波斯帝国第二十个行省。前513年率军西征，占领色雷斯，北渡多瑙河进入西徐亚。前492年入侵希腊，大部分舰船毁于飓风，被迫折返。前490年再次从海上进攻希腊，在马拉松被雅典军击败。大流士一世大力修筑道路并形成驿道网，还勘察了从印度河到埃及的航路，开凿了尼罗河支流到红海的运河。

从上述史实看，军阀、革命者、国王，常常是一体三面，成王败寇的历史经常“颠倒历史”，而历史理所当然是“倒着写的”，即由后面往前面写的，结果历史的记载权，经常落入了野蛮的征服者之手。大流士赢得了帝国，所以他得以编造自己版本的“历史”、销毁其他版本的历史。但大流士和他一类的暴徒们最好不要忘了：任何政策都有其深远而难测的影响，从政者需慎之！不要急于作出如此残酷的反应，除非这些反应会被人们迅速忘记，否则残酷必然会引起新的残酷，不信就看看蒙古人，迄今仍然处在他们的前任奴隶（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奴役下；而曾长期统治阿拉伯人的波斯人也终于屈服在阿拉伯人的精神控制下，迄今已经一千四百年，不能翻身。

从另外一方面看，只有奉持着宽容精神的半开化民族，方能成为整合世界的人。蒙古人和苏联人都是既不够宽容，也过于矫情，虽然他们都怀有征服世界的企图，但世界总是一再从他们的指缝里溜走。同样，秦人崇拜法家思想到了革命般的狂热地步，与苏联集团崇拜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相似的偏执性──这使他们缺乏政治家的远见与气度。他们过于偏狭地以为自己的极端努力可以“持之万世”、“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结果犯下了自我孤立甚至自我封闭的错误，其代价是整个统治民族的结构化为灰烬。

相形之下，罗马人的成功除了得自他们的兵团战术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意志，同样得自他们严明的法律和富于人性的宽容精神。其实，这宽容精神隐藏着更为强烈的同化作用。“宽容”结果成为心理征服的有效手法。秦人拥有罗马人的严刻但缺乏罗马人的变通，故不免于“滞”，滞则朽，朽则败。

英格兰人之善于构筑帝国结构使得蒙古人都不免相形见绌了，其主因也在于他们相当宽容。这种新型宽容甚至达到了地方自治和代议制的形式，否则，一千几百万英格兰人，怎能胜任世界帝国殖民事业？怎能在北美独立战争和印度土兵暴动那样的叛乱之后幸存下来？

在楚汉之争中，尤可见到宽容态度的决定作用。汉人至少在表面上或暂时的较楚人为宽容，因此占尽宣传上的便宜。就像善于宣传的英国人比德国人、善于宣传的美国人比苏联人，在战略上争取了更多的主动。这种宽容态度更能成功地愚弄一批唯利是图的冒险家，他们原以为刘邦比项羽更好说话，到头来却上了大当；国民党的许多叛将到头来也因为这样的误判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可见，宽容精神至少是宽容态度，并不是一种富于诗意的古风或雍容华贵的仪态，而是一种机敏的政治本领，《老子》第七十八章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正是政治宽容策略的最好注解。

为什么要宽容呢？“半开化的蛮人”本来最少宽容的精神，他们保持宽容的态度，主要是迫于某种需要，所以他们的宽容当然不会过度，从而走向疲弱，不像“文明民族”久受毒化，早已失去健朴之质。其宽容也只是无力的表现，不见得发自政治自觉。例如秦人，处于中国的边区，号称虎狼之国，是地道的半开化民族。本来楚人也具有这一野蛮优势，所以对败于秦人之手实不甘心，声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罗马人，处于希腊文化圈的边缘，也属半开化民族，他们因此能兼收文质史野，开创世界格局。英格兰人，处于西欧的边缘，和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荷兰人、西德人相比之下，无疑也具有更多的野蛮气质，这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能独排欧陆诸“史”，使半开化的岛国从“野蛮的海盗”一变为“文质彬彬的痞子”。希特勒临死前喟然长叹：“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的！”他不具备斯宾格勒那样的历史直觉，没有预见到俄国“胜利解体”的命运。无疑，他已在东方的俄罗斯那里看到了一个半开化民族；他原本误将俄罗斯视为一个未开化民族的，他为这个错误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

从上述观察不难看出，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候选者，未开化民族甚至要比已开化民族更有希望，他们如俄罗斯还有机会成为半开化民族，而已开化民族如德国反而永远失去了这一优势。历史昭示我们：从未开化向半开化（如蒙古人）以及从半开化向已开化（如罗马人）的征途中，一个民族会释放出它的最大能量。至于那些过早释放了精力的民族，也许是不幸的，尽管他们也创造了文化硕果，却只能留给后起之秀前往摘取了。这个“后起之秀”，正是以世界统治为其天职的半开化民族，他们恰逢其会，像罗马人 和秦人一样，不以文明的修养和艺术的能力见长，而是善于安排一种储藏文明的新秩序，而所谓“宽容精神”，正是他们安慰已开化民族和怀柔未开化民族的“弱水”。古代神话中的“弱水”，会使鸿毛都沉浸其中的。在宽容精神方面，秦国由于嬴政的私生子情结而大打折扣，结果旋即覆灭。汉朝人吸取了秦国的教训，在吕氏专政之后恢复了中原国家的宽容传统，终于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东亚世界的秩序。

九、藩镇文明论

下面我们以唐代的藩镇割据现象来说明“军阀救国论”、“割据播种论”，这虽然多少含有一些戏谑的意味，但绝不是一个谬论。而且用唐朝的藩镇来作比，也许更能凸现割据势力对文明发展具有“温床作用”。其实宋末的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就已把唐末藩镇纳入“封建”行列，认为肃宗、代宗以下，“强藩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于列国”。用现代观念看，这其实是一种地方自治。更有学者把汉唐以下诸朝颁赐周边属国的朝贡关系，也视为一种“封建关系”，如此一来，中国王朝的“天下一体”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唐朝中期以后，府兵制度破坏，募兵制度产生，驻守边防城镇的节度使大量招募军队，在防区内的兵权以外，逐渐取得政权和财权，势力日渐壮大。唐朝的中央权力被藩镇势力所分割，节度使们不服调遣，甚至联合起来向皇帝兴师问罪，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割据势力。相比之下，京师的禁卫军力量寡弱，不足以控制外地部队，形成外重内轻之局。到划时代的天宝元年（742年），全国有五十五万军队，其中四十九万驻守边境，归各地藩镇的节度使掌握。河北边防重镇平卢（今河北卢龙县）、范阳（今北京市）节度使更是兵多将广，势力强大。各地节度使都以养兵起家，士卒骄横跋扈，常以废易主帅为常事。如河北幽州（今北京市）、成德（今河北定州市）、魏博（今河北大名县）三镇在位的五十七个节度使中，由唐朝任命的只有四人，其余五十三人或擅自充任，或为将士拥立，其中又有二十二人遭到部下逐杀。正是这种局面使藩镇节度使铤而走险，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以讨伐权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反唐。安禄山率军由范阳南下，一路攻陷藁城、陈留（河南开封市）、荥阳，直逼洛阳。唐朝命荣王李婉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抗御安禄山军。安禄山军的田承嗣、安守忠进攻洛阳，守将封常清被安禄山军的骑兵冲杀，大败溃逃，安禄山军攻占洛阳，封常清逃走。安禄山军乘胜追击唐军高仙芝部，唐军大乱，人马践踏，死者不可胜数。直到唐军退守潼关，才挡住安禄山军队的西进。在河北，平原（今山东德州市）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兄弟，相约阻击安禄山军。史思明率兵攻打常山，颜杲卿昼夜拒战，终因粮尽无援，常山失守，颜杲卿及一家三十余口被害。756年初，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唐玄宗任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哥舒翰采用以逸待劳的战术阻击叛军，等待决战时机成熟。但玄宗屡次催促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结果唐军大败，哥舒翰力战被俘，投降了安禄山。潼关既破，长安已无险可守，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安禄山兵进长安，纵兵劫掠，搜捕百官、宫女、宦官押赴洛阳。最后经过了八年抗战，唐朝才得以平定安史之乱（755──763年）。

当然，安史之乱后的四五十个藩镇中，真正割据的只是少数，最为典型的是“河北三镇”，其他大多数的藩镇还是忠于唐朝的。这四五十个藩镇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便是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代表就是河北三镇──卢龙， 成德和魏博。这类藩镇的藩帅不由中央任命，而是本镇将士拥立，他们的赋税也不上缴中央，全部留作自己瓜分。他们表面上忠于朝廷，事实上却像一个个独立的王国，虽然代、德、宪、穆诸朝多次讨伐这些藩镇，但是全部以失败告终。安史之后的藩镇动乱，以这类藩镇居多。

第二种是遏制型，主要在中原一带，譬如宣武、武宁、河阳、河东等。这些藩镇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遏制上面的割据藩镇，他们平时常宿数十万重兵，防备河朔割据藩镇的侵扰，同时他们的赋税也基本上留作自己用，主要是为了维持强大的驻军。他们既是唐朝中后期平乱的主要力量，又是乱兵频生的是非之地，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接受中央的管辖的， 虽然也有暂时割据的情形，但是不久就被讨平；虽然有时候也抗拒中央命令，不听从调遣，但是都不长久。

第三类是守边型，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边疆，防备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这类藩镇也驻有重兵，但是他们必须依赖中央供给。与中原藩镇不同，他们的驻地并不富饶，不能自给，需要中央财政供养。这些藩镇相对安定些，当然也有少许叛乱，主要原因是衣粮欠缺或是藩帅太贪，克扣粮饷。

最后一类是赋税财源型，主要是东南一带的藩镇，这类藩镇没有多少军队，但却极其富裕，是中央的赋税之地。这类藩镇很少叛乱，所以史称“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这些藩镇之间相互制衡，东南藩镇有财无兵，西北藩镇有兵无财，必须中央集中调度，听从中央指挥；河朔藩镇与中原藩镇之间则有割据与反割据的相持。中原偶尔也有藩镇想联络河北三镇一起造反的，但是很快就被周围其他忠于朝廷的藩镇平定；而河北三镇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灭掉中原的藩镇，像安史一样打进长安。不过比较有趣的是，为什么区区三镇（宪宗以后，割据的基本上就只有河北三镇了），唐朝一百多年都平定不了？

对于唐代的藩镇，宋人尹源有一篇著名的《唐说》：“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在我们看来，宋人尹源所说的唐代诸侯也就是藩镇的双重作用，正是割据势力对于文明的重要贡献；日本后来兴起的“武家政治”就有可能是模仿唐代藩镇的。而武家政治对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日本的现代化，更是功不可没。近代中国正是由于地方势力过于薄弱而趑趄不前、左右动荡。

《唐说》全文如下：

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时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燕、赵，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尔，其亡也，臣实主之。请极其说：唐太宗起艰难有天下，其用臣也，听其言而尽其才，故君臣相亲而至治安。以及后世，视太宗由兹而兴，虽其圣不及，而任臣纳谏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听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无所不至，所以败也。何哉？夫君一而臣众，大圣之君不相继而出，大奸之臣则世有之。大圣在上，则奸无所容，其臣莫不贤。苟君之才不能胜臣之奸，则虽有贤者不能进矣。如是，然未至于失道，犹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贞观之治，而驭臣之才不能胜林甫之奸，于是有禄山之祸。德宗非不欲平暴乱、安四方，而君人之术不能胜卢杞之邪，于是有朱泚之变。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乱而即治也，而才不逮于明皇、德宗，辅臣之奸邪或过于林甫、卢杞，求国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岂有失道乎？于时天下非无贤，由君不能主听也。故至贤之主与夫失道之主，其兴其亡，皆自取之，此系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胜邪则治而安，邪胜正则乱而亡，此系乎臣者也。然则唐之亡非君之为，臣之为也。”（《宋史列传文苑四》）

《宋史》说尹源“余文多不录”，而其传记如下：尹源，字子渐，少博学强记，与弟洙皆以文学知名，洙议论明辨，果于有为。源自晦，不矜饰，有所发即过人。初以祖荫补三班借职，稍迁殿直。举进士，为奉礼郎，累迁太常博士，历知芮城、河阳、新郑三县，通判泾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也。”涣遂获免。尝作《唐说》及《叙兵》十篇上之。

唐代藩镇曾被看作“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但是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多数藩镇经常对中央保持效忠和恭顺，跋扈和割据只发生在特定时间（如德宗贞元间和僖宗以后）与特定区域（如河朔地区）。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划分藩镇为不同类型：如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另有学者则认为藩镇类型可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五辑）。也有一些文章对武宁镇、忠武军、宣武军等个别藩镇做了专题研究。何灿浩《唐末地方动乱的新特点》认为唐朝末年动乱的主体力量由军士变成了刺史和军将，动乱的地区也以州为主，地方独立化的趋势明显增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先用党派之分来解释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岑仲勉《隋唐史》则力主李德裕无党，旧史“牛李”的李指李宗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提出牛党为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的代表，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是门荫出身的门阀士族地主的代表，对陈寅恪观点进行引申。胡如雷的《唐代牛李党争研究》曾以“对藩镇的态度”来划分唐朝著名的“牛党”和“李党”两大阵营，认为李党反对藩镇割据，而牛党支持豪强集团。

李鸿宾《唐朝对河北地区的经营及其变化》认为“河北道节度使原本是防备外族而设，但是它却被军事将领所利用，成为他们进攻中央的工具”。其关键在于，府兵制时代的将领是朝廷为了出征打仗而临时委派的，打完仗后将领和士兵就各自返回原来的单位，将领与士兵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权力十分有限。但到节度使时代，每个节度使都领属数万军队，士兵归将领领导，形成双方长期而密切的关系。节度使从掌握所属地区的兵权，发展到掌管监察、经济、财政、民事等权力，成为各项事务和权力的控制者。这样，节度使个人的权力就迅速增大。节度使集权能有效调动军队对抗外族反叛，在这过程中，原来由中央掌握的调兵权和领兵权就全都由节度使掌握了。从行军到节度使军，是形势发展演变的结果。

其实上述论点不出宋人见解的范围，如尹源另有一篇《叙兵》，就涉及相关话题：

唐杜牧当会昌中河朔用兵，尝为文数篇，上论历代军事利害，继以本朝制兵、用将之得失，下参以当时事机。牧，儒者，位不显，其术未尝试，然识者谓牧知兵，虽古名将不能过。今观牧所著，大要究极当世之务，不专狃古法，使时君可行而易为功，此其善也。

今兵之利钝所以与唐世异者，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讨淮西、青、冀、沧德、泽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

今则不然，国家患前世藩镇之强，凡天下所募骁勇，一萃于京师。虽滨塞诸郡，大者籍兵不逾数千，每岁防秋，则戍以禁兵，将师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何则？兵主于外则勇，主于内则骄，勇生于劳，骄生于逸。夫外兵所习尚皆疆埸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且唐之所失者势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势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为而不为也。

然则为今之计当如何？曰：“稍革旧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战敌。以内兵为声势，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而不得连州郡之势，斯可以获近利而亡后害也。（完）

表面看来，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就河北地区而言，叛乱的结果是河北地区事实上不再听命于朝廷。如《新唐书》的《藩镇魏博传》说：“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协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寇生，迄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其中“效战国”一语，确实点破唐朝藩镇的性质。读到这里，不禁想到比唐朝为西周，而五代十国、两宋接近春秋战国，元明清相似于秦两汉，并非我的凭空创作，而是有古人为之背书的。

其实，安史之乱也罢，唐朝藩镇也罢，其兴起都有较之“政治因素”更为深刻的“文明因素”。当时西北地区的安西、北庭距离唐朝本土过远，唐朝无力经营，河西、陇右因唐廷抽调兵力对付河北的叛乱而使吐蕃有机可乘地占领；这些都属于“边患”性质。但是偏偏始作俑者的河北地区的自行独立，却并非外力入侵的结果，而是内部叛乱导致的。具体说，河北北部（现代的内蒙和东北地区）外族并未威胁唐朝的安全，但藩镇叛乱却使河北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南部（现代的河北、山东）的核心之地落入抗命的节度使手中，这些节度使多是安史叛军的组成部分。唐朝之所以对这些叛将予以保留，是因为河北在九世纪已经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如《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汉化人群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可见当时河北是一个各族杂居的社会。所以牛僧孺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种种迹象显示，藩镇之乱是一轮一千多年北方民族对中原社会的侵蚀开端，直至辽、金、元、满清、日本、苏联。正因为北方民族的入主和渗透相当成功，河北北部的外族也就没有必要向南挺进，特别是契丹与唐朝的冲突反而减少。《新唐书》《北狄·契丹传》说：“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岁选酋豪数十人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

韩愈的《送董生邵南序》可以对此提供一些线索：“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自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况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是一篇赠序，约作于安史之乱后一代人的贞元十八或十九年（782－783年间）。是临别赠言，内容表示安慰、劝勉、赞许之意。安史之乱后，中央力量削弱，藩镇掌握地方军政大权，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局面。韩愈的朋友董邵南，才能卓越，但不得志，所以要到河北藩镇去寻找出路，韩愈同情他的命运，写序送别；但却担心他投靠藩镇会有不测。清人刘櫆说此文：“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即。”“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说出了藩镇的精神；“风俗与化移易”，挑明了藩镇的危险；“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说明韩愈对“国统区”的信任。可见当时士人投靠藩镇，有点像抗战期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情非得已，否则就没有出路。

唐朝中期以后的藩镇并非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广泛的文明现象，是某种类似于先秦文明的春秋时代的“中央文明本土化”的过程。例如安禄山节度河北的时候，就使用了大批胡人。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风靡河北的汉人社会，所以韩愈暗讽董生河北的“风俗与化移易”，并不是一句空话。而且我们看到，河北藩镇在五代就作为著名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然后就成为辽、金、元入主中国的“革命根据地”。至于满清、日本也都是从这个方向入侵中国的。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也都是以此为基地占领整个中国大陆。而其地之“边区政府”的性质，在一千二百年以前唐朝的河北藩镇时代就确立了。可见历史的因果报应之周期多么漫长，而文明史的鸟瞰又是多么重要。

从公元907年唐灭亡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同时，在这五朝之外，中原周边还相继出现了前蜀等十个割据政权，构成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从“中央文明本土化”的历程看，这一时期不仅是由唐朝到宋朝的政治过渡，其实也是唐朝藩镇制度的延长。从民族学视角，看唐代藩镇割据现象，安史之乱后的河北藩镇与中央政府的冲突，可能还具有种族文化的分歧：由于河北地区实际上早已胡化，因此藩将势力强盛，与中央政府离心，“虽为一朝，实系二国”。近年毗邻河北地区的山西一带出土的瓷质皮囊形贮水器具，以实物证明了，那一地区当时并存不同文明的实况。于是，中原人士为避祸乱移徙到长江以南的“中国”，由此南北交流，拓深了“中央文明本土化”的过程。可以说，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促进南中国的发展、并使中国文明的中心渐渐转移到南方，五代十国是一个关键时期。

五代的政治中心主要为汴梁与洛阳，称为东京与西京；十国的史学与诗词、绘画都具有历史地位。而在我的“古今南北朝”的历史观念中，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唐朝的前期与中期，相当于西周；唐朝后期、五代十国、宋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相当于春秋战国的“国际体系”。

（另起一页）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文化的僵尸，刺激了兀鹰的贪欲，触发了文化的兀鹰运动。它不仅摧毁可见的文化物质，还否定了不可见的文化精神，从而开启了一个虚无主义横行的哲学时代。 

行动者的暴戾和思想者的玄虚，更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完整映像。魏晋玄学之畅行一时，是因为它浓缩着当时的大思潮。玄学的要质，在于一个“无”字──视“无”为“有”的本体。

高度的思辨性和深隽的神秘感，是为了力图挣脱时代的苦难，在此，魏晋玄学，与新柏拉图主义达到了历史的相似性。即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毁灭与悲惨的景象，转而观照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将来有机会对它们作一通盘的文化哲学考察，想必是有意义的。

魏晋百年（220—316年），是一个面对虚无、崇尚虚无、以虚无为美的苦闷时代。旧的文化巳破坏无遗，新的文化还没有树立。旧的社会也逝于无边的夜雾，新的社会还没有披露晨曦──远大的社会理想，随着历史的大风暴而飘零了，澌灭了。它遗留给才智之士的，是深切刻骨的心灵空虚，这空虚，只能依靠哲学的冥想来弥补……例如，在“以无为本”的否定中，却潜合着对一切可能性的肯定。对两汉宫学而言，魏晋玄学带有精神文化领域中兀鹰运动的特质：它以真切的虚无主义否决了经学幻构起来的实在主义，从而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思想空间。

魏晋玄学之畅行一时，是因为它高度凝练着当时社会的思潮。玄学的要质，在它推崇“无”且视无为“有” （“存在”、“世界”等）的本体。高度的思辨性和深隽的神秘感，来自它的论证方式和哲学洞天。但其精神，只是一个“无”字。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军阀建国，不是董卓的专利。说了董卓，再来看看董卓的前因后果。简单说，其前因是张角，其后果是曹操。他们都是文化的兀鹰，都作为残暴的军阀载入史册，都再造历史，比董卓更加善于玩弄两面手法，黄鼠狼给鸡拜年，通过“解放人民”，使自己成为舞刀弄枪的圣人。

先看张角及其“黄巾”：据记载，太平道设置三十六个“方”，方就是国中之国，类似古代的方国；“方”在汉代被人理解为“将军的称号”，其实不然。史称“其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这个“渠帅”才是将军的称号。共产党解放军封了十个元帅，但却远远不及太平道黄巾军的三十六个渠帅。而且太平道黄巾军显然比共产党解放军更有文化教养，因为他们封的是渠帅而不是元帅。十个元帅，这在文法上是不通的，因为既然是“元”，当然只能有一个。

黄巾之败，直接原因是缺乏作战经验和政治能力。但是其内部组织形式还是很为严密的，区别于秦末和西汉末年的游民起义，它是用宗教形式组织、以精神煽惑来组织动员炮灰。因此太平道先是派遣信徒分布全国各方，建立了根据地，用思想来控制民众。如果聚于一地，力量是很集中，强大不少，但是作为造反大军，相对于官军仍然不够专业化。统一的中央政府极易聚集大军围而歼之，所以游民军阀的战略是暗地里分布信徒于天下，同时举兵，虽然力量分散，但有若星星之火，绵延不绝。这个战略显然比一千六百多年后的太平天国在金田一地的起兵更为有效，令汉室的兵力调集难以周全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讨伐，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故黄巾之乱，扰乱天下十余年而不绝。只是在张角死后，黄巾军失去精神领袖，同时失去有效的组织、领导、规划的枢纽，才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打击下，遭到分化、围攻，逐步陷入消亡。

黄巾军流动性过大，虽然声势浩大，但粮食军械战马等供应并不稳定，易为对手各个击破。有意思的是，黄巾军的太平道与长毛军的太平天国颇为类似，都以“太平”号召信徒。黄巾起事前，朝廷昏庸、宦官弄权，灵帝任用十常侍，卖官售爵；尽管州郡武装割据，地方世族盘踞郡府，中央集权统治无力执政，但仍保存了“君尊臣忠”的礼数仪式。而在经历了黄巾起义十数年的冲击，君权进一步削弱，地方州郡割据形势形成，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仅仅限于表面了。州郡长官可以独自举荐良材，授以官职或引为幕僚，人事权的旁落使得野心的州郡长官招降纳叛，囤积兵力，中央集权驱于崩溃。此时，虚君“共和”──“人民共和国”其实早在汉末那时已经诞生过了。君主虚悬而军阀主政，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十分相像。从国舅何进为独揽大权而消灭宦官，徵调凉州军阀董卓入京戒严，到事情败露、何进身死，董卓继而夺取政权……董卓之后有李、郭，而后有曹操，军阀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

以曹操为例。曹操本姓夏侯，沛国谯人。其父曹嵩为太监曹腾的养子，曹腾是相当于中共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级决策干部“中常侍”。东汉后期的中常侍以贪污弄权，干涉朝政而闻名于世。“党锢之祸”也是东汉后期一个宦官势力与士大夫清流势力斗争的一个表现和缩影。只是曹腾本人虽然身为中常侍，但尚知韬光养晦，收敛声名，曾上书举荐荀爽等名士，与士大夫、清流多有交结，这就给其后代留下了活动余地，所以曹操在政治基础上不仅拥有宦官集团的支持，同时也可以轻易打入士大夫官僚集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曹操个人也下过一番苦心，先交结太尉桥玄，取得了他的赏识，再加上而后辗转相识的汝南许劭也给他高度评价：“治世之名臣，乱世之奸雄”。由此引起了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关注，因此轻易进入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了。从其参与何进军事集团谋诛“十常侍”及其一系列军事部署便可知道，曹操是一个“数典忘祖”、不择手段的人。因为他竟然是依靠剿杀自己祖父一类的宦官起家的！

其实我们也应该清楚看到，这不是曹操个人的缺德，也是所有成功了的军阀所必备的应变能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籍，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不论作为讨伐黄巾军的骑都尉，还是治理地方的行政长官，曹操不仅凭借关系，还有手段服众，并取得政绩。

乱世争雄，政治势力无不基于强力的军事集团，然后控制甚至直接夺取雄厚的经济实力。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而唯有粮草先行，三军才能后动──要建立军阀力量，必先建立经济管制。民国初年，军阀们要战胜对手，都需要向外国列强贷款；共产党专政，索性用公私合营、统购统销来任意抽头。东汉末年，十常侍弄权，就像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专政，造成制度紊乱。而东汉官员的选拔制度即州郡长官举荐的方式，本来就任意性强、透明度低，极易营私舞弊。汉灵帝更有一种“别具一格”的授官方式，就是直接卖官授印。正是根据这种制度，曹操的老爹曹嵩出钱一百万买官，表明不法商人阶层在汉末发展壮大。

商人势力从未放弃进入统治阶层，通过与官僚的联姻、交往，通过政治混乱，成功实现了自身目的，但也同时瓦解了社会秩序。特别战乱时期，由于兵器、粮食、马匹等流通频繁，商人要垄断一些暴利行业，势必需要依附政治势力。曹操起兵声讨董卓，得到商人阶层的支持，陈留孝廉卫兹便出资助曹。而黄巾起事，中山富商张世平、苏双也曾出钱资助刘备起兵。商人所以支持军阀，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政治投资，进入统治阶层。

曹操初起时，并无割据地盘，故其部队给养上不得不仰仗陈留太守张邈接济，在其军事行动上也受到张邈的一定节制。曹操攻徐州，陈留太守陈邈联络驻屯东郡的曹操部将陈宫，迎吕布出任兖州牧，共拒曹操，立时“郡县响应”。只有鄄城、东郡为曹军所占，且鄄城中“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曹操好读书，倡节俭，知人善用；但为人却好猜忌，性格反复无常。因其父曹嵩路过徐州，陶谦派遣部将张闿护送曹嵩，不料张闿见财起意，劫杀曹嵩，曹操勃然大怒，兴兵攻打徐州，屠杀徐州人民数十万人，充分体现了军阀的本性。

曹操正是凭此击败（抗击董卓的）关东盟主袁绍，而成为最大的军阀。袁绍祖籍汝南汝阳，自高祖父安下，四世三公，家门显赫。其父袁逢也曾位列高官，其族叔袁隗亦为当世之太傅，可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本来并非军阀大族，而是文官世家。《三国志》说“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可以理解袁绍的出身高于曹操甚多。袁绍出身士大夫阶层，且是名门望族之后，而曹操不过一宦官之养孙，在东汉时期，门阀制度已经形成，此二人之出身可谓天壤之别。难怪曹操能击败袁绍，因为两人的差异就像刘邦和项羽的差异──出身卑贱的刘邦和曹操显然比出身高贵的项羽然和袁绍，更能适应流氓辈出的混乱时代。这个道理在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同样适用：胜利者的出身都是一个比一个卑贱。

曹操击败袁绍的官渡之战，有点像毛泽东击败蒋介石的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曹操也曾坑杀袁绍降兵数万人。曹操还定下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条文，简直是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祖师爷。在对待汉帝的态度和手法上，也引人垢病，令人不耻。杀董贵人、废伏后，都是“直入宫廷，持刃以胁帝”，可谓仗势欺人。曹操的“胁天子以令诸侯”，不顾君臣之义，不仅持刃犯上，而且对象是孤儿寡妇，其作为比当年建立汉朝的刘邦还要卑鄙下流。但卑鄙下流者创造历史──所以列宁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曹操毕竟比列宁有自知之明，没有杀害汉帝全家，还以文王自居，还不肯在有生之年代汉而立。这也是因为列宁公报私仇，为了报复自己的哥哥因为谋刺沙皇而被处决一事，对沙皇进行血腥复仇。相比之下，毛泽东因为和满清、北洋军阀、亲日汉奸没有血仇，因此只是把血仇报复的目标主要指向了另一个党派军阀的国民党人。

舞刀弄枪的圣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表演都企图用利刃割断历史，因此造成文明的断裂和死亡。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上面提到的《三国志》是蜀人陈寿（公元233－297年）所撰，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公元372－451年）注。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此书有三个特点： 

（一）分别叙述了三个大体上平行发展的国家魏（公元220一265年）、蜀（公元22－263年）、吴（公元222－280年）的历史，生动描述了那个“三足鼎立”时代文化间歇、民族分裂的社会政治格局。这种平行政权（国家）并存一书的笔法，在传统的正史中并不多见。 

（二）三国分立前的人物多被收入《三国志》的历史中。董卓、李傕、郭氾等社会屠夫自不必说，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等建安人物，也都毕济于三国名下。名为《三国志》 实则描写了黄中起事“震荡天下”之后，直到西晋重新统一中国之间的整个大乱。 

（三）《三国志》是正史中唯一缺乏《表》、《志》等文化史录的著作。这表明，三国时代中国文化的温度已接近零点，以至后来的各个混乱时期，在这一点上都无有出其右者。自从司马迁的《史记》首创十表八书，《汉书》继之以八表十志，表志之作已构成一个史学传统。但生当乱世之余的陈寿，却无力绍续这一传统。这是时代的大震撼造成的“学术缺陷”。 

南朝宋时的范晔所作《后汉书》有八志，时隔两百年后的范晔尚可收录到东汉的文化史料，这说明，三国时代的社会破毁与文化凋敝，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 

在二十五部正史中，只有记叙持久分裂时期的《南北史》像《三国志》一样不著《志》、《表》但它尚有“文学”、“儒林”、“隐逸”、“文苑”、“艺术”等文化列传以为补充。而《三国志》 仅仅保留了一篇记载古代科技史录的《方伎传》 就文化素养而言，这已跌落到秦始皇时代的水平。三国时代，已成为一个斩杀故有文化之根的文化虚无主义时代。文化人若不托庇于某个军阀，就会大祸临头，无法容身。那是一个甚至容不得隐逸之士的时代。即便屈节托庇的，也难免除危殆：

蔡邕死于王允之手，孔融被曹操杀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来最少文化气的军营，这时反倒成了文化人的避难之所和文化的残存之地。遥无了时的暴乱和军事行为，使军营一变为相对的安全岛。 

即便是决心适应新野蛮状态的文士，即便他努力把自己改造为军阀的谋士，只要还保留一星一点的独立人格，就也很危险。名倾一代的荀彧、崔琰，本为曹氏夺得政权立下绝大功劳，仅因一事不合“孤意” 即可招致杀身。至于孔融、杨修，就更在话下了。

检视一下《三国志》的本文，就赫然得见全书充塞了军事味十足的动词：征、伐、侵、略，遣、破、斩、获，拒、守、击、拨，攻、克、围、陷，禽、纵、解、救，募、讨、屯、督，避、退、降、没，伏、胜、平、定……诸如此类，无法枚举。在这些戾气蒸腾的动词后面，隐伏着攻城略地、赤地千里、白骨蔽野、高级文化被涤荡的事件。一个现代的头脑可以理解，这已不是寻常意义的战争，这是场场相连、绵延不绝的连台屠杀。 

据多种记载综合分析，这些“战事”的死难者中，和平居民的人数要大于作战人员。“大相砍”的劫运突然降临中国，它不分青红皂白，不把郁积的能量消耗殆尽，就“决不收兵”。 

暴力化的动词结构，指代着文化结构被暴力所崩解的现实。

深入《三国志》的本文，当发现全部叙事都以军事行动及其后果为轴线。甚至《后妃传》中的宫宫闱秘事，也与此相扣。倾城倾国的文昭甄皇后那凄婉的命运，不是被曹袁二氏决死一斗的官渡之役一分为二了吗？战前，她是袁绍的儿媳；战后，成了曹丕的禁脔。而曹丕登基的政治事件，却成了这旷世丽人个人命运的绞索。她被遗弃，并被杀死。以致多情善感的后代凭吊者纷纷猜测，她竟是曹子建《洛神赋》中女神的原型！

《三国志》中众多的列传人物，也依据和战争与屠杀的关系而分为三类： 

1， 军阀首领，如董卓、袁绍、曹操、张鲁、刘表、孙氏父子、刘备、吕布之流; 

2，军阀干将，如曹操、孙权的部将，和刘备的关、张、马、黄、赵之辈； 

3，军阀的谋臣，包括指导战略的荀彧、郭嘉、诸葛亮之辈；也包括被迫滞留在营垒之中的“建安七子”和其他文化人。甚至曹操的同乡、千古神医华佗，也逃不过军事结构的清算。 

囿于当时社会政治的氛围和文化观念的框架，陈寿的《三国志》以魏帝为正统，而以“蜀主”、 “吴主”作陪衬。但这只是史籍本文的表象。“本文之外，别无他物”。而《三国志》却也提供给后人一种体例与概念之外的、真正的叙事本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而折服当时史家的陈寿，以其敏锐捕捉了那个时代的脉搏──他在尊魏的空泛形式下，着实展示了自董卓到孙皓（吴国末帝）的整整一个世纪的“暴君系列”。 

此系列及其主角，恰是三国时代主流精神──一种反文化的主流精神──的代表。这似可说明，把董卓、二袁、刘表、张鲁列入三国时代有充分理由：他们都是势力不等、程度不同、割据一方的“军阀”是文化的兀鹰。在生年上他们属于东汉，但在精神和行为的模式上，却全然归属后来的魏晋南北朝。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董卓一把冲天大火，烧毁了两汉的物质文明；关东盟军的讨董战争与彼此残杀，则倾覆了整个社会结构。从建安到三国近百年间中国的社会从整体上被夷平了，中国的文化从整体上荒漠化了。只有零零落落的文化士人负笈而逃（王粲就是一个显例），或被迫集中到军阀们的营地去，勉勉强强把文化的因子保留下来，但传统文明的结构则土崩瓦解、随浪淘尽。

汉代的文明社会，同步退化为三国野蛮的军事组织。这是一些横征暴敛的战乱集团。其中，不仅有正规军人，有部曲、民兵，还有被席卷而走的民工甚至妇女儿童。社会与军营，在此混为一体。失去军阀资格的君王，等于走向了死亡。汉少帝、汉献帝自不必说；蜀后主，魏明帝以后的魏主们，也都是这样。谁控制了军队，谁就控制了社会。

而社会，倒成了军队的附庸和随心所欲的战利品。这时，残存的一些文化表现，也只是对暴力的颂扬：如曹操的诗；或者哀悼：如建安七子的作品。 

太学里高谈阔论的文士，让位给军营中运筹帷幄的谋士；地方豪强则变成了全国军阀。这种军阀正是当时所谓 “社会上最具有活动力量的集团”，他们的动向即构成了历史的方向，他们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与之同步，广泛的文化革命现象开始发生。宦官们合法的、结构内的破坏性工作，被非法的、在结构以外活动的军阀步步接管。原先隐伏的兀鹰，升入文化史的天穹。宦官势力是罪恶的渊薮，军阀集团则挥动着复仇的屠刀。而在汉末三国时代可能制止他们的各种自治组织，早已在两汉皇权的持续高压下，分崩离析了。 

要对文化破坏的势头予以推波助澜，需要掌握世俗的权力。而在文明社会趋于解体的急世之中，此种世俗的权力，只能体现为赤裸裸的暴力──不是结成小规模的犯罪团伙，而是组成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所以，反文化的兀鹰集团必定身兼军阀的角色，他因此带有一切军阀的劣根性：

1，实用性。用人之际，不惜礼贤下士，事成之后，“狡兔死、走狗烹”。 

2，自我中心。凡可用以扩张自己权力的理论、方法，不惜曲解以为己用；而对于己不利的事实，则要予以抹煞，结果造成历史文化的随机颠乱。如曹操一方面鼓吹以“孝治天下”，并与文士们坐论古今，为己声援；另一方面却对文化人大开杀戒，甚至对技术专家（如华佗）都不放过。 

3，帮派至上，任人唯亲。随着文化秩序的崩解，公益的原则已无所依附。原则的丧失，使人和人之间的纽带，从精神的变成物欲的；使社会的组织原则，从公认的传统礼法变成个人的即兴好恶。

4， 迷信暴力。传统文化的动摇状态，使各种规矩和界限趋于模糊，武力成了唯一可以托庇的东西，成了生活和信仰中的王牌，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军阀们于此尤甚。他们只信仰武力。好一点的相信武力可以改造社会；坏一点的则以武力去掠劫天下。如曹操在他的《让县自明志令》中说，决不“慕虚名而处实祸”，所谓“实祸” 盖指放弃了武力至上原则之后的处境。他显然信仰“我的武装，一支枪，一颗子弹都不能交出去”的毛泽东原则的。

从董卓到孙皓，三国时代的兀鹰真可说是风起云涌，集一时之盛。其中，曹操是颇为典型的。不仅由于他的行为，还由于他的言论。

他在给孔融的信中借古喻今、施加压力：“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这段自白，在坦露兀鹰的社会职能上，达到了惊人的准确度：兀鹰们，对“建德和人、风化海内”的文化事业无所补益；但“抚养战士”却不失为军阀的命脉；而“杀身为国”则是对他们日常工作的合理化解释，只是“杀身”恐怕是以牺牲他人的性命为主;而“为国”不过是为己之国。至于“破浮华交会之徒”，正是对文化人的剿灭。相当于“破四旧”、“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对此剿灭文化人的活动，军阀们确是手到擒来、十分胜任的。比较一下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更加清楚了。难怪毛泽东要给曹操“翻案”，说他是大好人一个，因为“毛泽东就是二十世纪的曹操”。

我们特别提出曹操作为新时代兀鹰的代表，意在破除一种关于曹操的革命迷信，撕开曹操作为“文化保护人”的面具。不错，曹操和毛泽东一样，堪称一位“杰出的诗文家”，但以诗文家的身份而兼暴君与文化破坏者角色的，历史上不乏其人，如隋炀帝、毛泽东。再者，有人认为曹操搜尽天下名士，集于邺下，组成“文学集团”堪称 “彬彬之盛”。其实，此颇为皮相。 

曹氏倡诗文，除有自己的个人偏爱并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华以外，实乃顺应桓、灵以来经学衰而文学盛的文化转变，如汉灵帝设“鸿都门学”，奖励文艺创作。“邺下文学”不过承鸿都门学之遗续而已，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创举。与提倡诗文写作并行不悖的，是对文化人士的广泛搜罗、威胁、软禁、剿杀。在这类“反文化活动”方面，曹操所下的功夫，远在两汉诸帝之上。 

收集与屠戮文化人的双重措施，显示曹操早已懂得如何玩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1942年）一类的政治伎俩。毛泽东思想的新意，是建立在禁止他人著作、烧毁他人著作的愚民政策的基础上的。曹操的儿子曹丕比他更加善于控制思想言论一些，他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风气，号称中国文学批评之祖；他还命令刘劭、王象、缪袭等御用文人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开官方组织编纂类书的先河。

曹氏 父子，颇能显示各个时代的兀鹰们共同具有的复杂性格。其类书收集和人才收集的动机一样，不仅出自爱惜，也出于占有欲，即把文化人当作私产，降为御用的奴仆。这与兀鹰时代的社会军事化倾向，甚为契合。三国时代权力不能集中，因此坑害文人的手段要比秦皇时代的显得复杂，始皇帝只能用一种方法镇压异己── “坑”，而曹操却至少能用三种方法去消灭独立的人格： 

1，借刀杀人。文士祢衡数忤曹操，结果被送到刘表那里，又由刘表遣派到黄祖那里，终被杀害于借刀杀人的奸计之中。 

2，指使杀人。文学家边让，对曹操“多轻侮之言”，后受人诬告被曹操“告郡就杀之”，根本没有进行 “审理”，死后，“文多遗失”。

3，诬陷杀人。大名士孔融曾经触犯过曹操的尊严。“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种批评对“寡人有疾”的曹操不是一般的刺痛，而构成心理上的打击，于是曹操积怨在心。再加上孔融不愿参与曹氏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更使曹操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慑于孔融名望，曹操只得指使郗虑和路粹两人先后上书进行诬陷。即使如此，所罗列罪名也不过只是“言论罪”，可见孔融并未触犯公法。但兀鹰对待言论罪，往往是更不容情的。孔融被杀之后，妻子儿女也被曹操下令杀死。由此可见，出身卑猥的曹操，比秦始皇还要狠毒。所以他的家族后来遭到恶报，被司马氏屠宰殆尽。

与魏国奠基之主曹操有计划的整肃异己者相比，吴国的末代君主孙皓，表现得更像一个随机杀人狂。“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妾以诉皓，皓大怒，假他事烧锯断声头，投其身于四望之下。”这直接体现了孙皓这头末日兀鹰的“人格”。 

在这里，我们并不想探讨孙皓其人的滥杀动机，而只想指出：这种不负责任的食人者，竟能稳坐在统治的宝座上长达16年之久，正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气氛使然的，文化的兀鹰时代，尚远末终结。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文化的僵尸，刺激了兀鹰的贪欲，触发了文化的兀鹰运动。它不仅摧毁可见的文化物质，还否定了不可见的文化精神，从而开启了一个虚无主义横行的哲学时代。 

行动者的暴戾和思想者的玄虚，更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完整映像。魏晋玄学之畅行一时，是因为它浓缩着当时的大思潮。玄学的要质，在于一个“无”字──视“无”为“有”的本体。

魏晋百年是一个面对着虚无并崇尚虚无的苦闷时代。旧的文化破坏无遗，新的范型还没有建立。它遗留给才智之士的，是刻骨铭心的空虚。这空虚只能依靠哲学的洞天来填补。例如，在“以无为本”的否定中，却潜合着对一切可能性的肯定。对两汉宫学而言，魏晋玄学带有精神文化领域中兀鹰运动的特质：它以真切的虚无主义否决了经学幻构起来的实在主义，从而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思想空间。

正如那些实干的兀鹰们摧垮了一元的社会模式，从而为新的社会力量及其多元化的组织形式，拓开了广泛的生存空间。欲行彻底的专制者，反倒为专制掘下了坟墓。此功实不可没：军阀，只有军阀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反观这部趋向专制的历史，自秦始皇开辟新纪元以后，中国文明就被一元化的宿命给紧紧裹挟住了。那文明对人的多元化的个体活力进行无微不至的压抑，遂被吸入这外观统一坚固、内里解体衰朽的沉沦之运。它散发出死亡的气息，激起了众多的兀鹰，招致了自己的消解。

由于这种原因，文化的兀鹰就决不只是三国时代的特产，而几乎贯穿在各个时代的文明历史中。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思想，也算得一头示范式的“化及无穷”的文化兀鹰。他一举荡平战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实践虽然成功了，但建立反文化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吏为师”）的企图却遭到惨败。秦皇对前代文化的兀鹰式行为，激起了对他的“大业”的新一轮的兀鹰运动。“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认为“书足以记名姓而已”的西楚霸王继起，不仅活埋了秦兵降卒二十余万，更统率关东诸军大肆屠杀咸阳人民。烧毁秦宫，火三月不灭；发掘始皇陵，使本来就所剩无几的秦文化真的面临末日。 军阀，只有军阀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秦汉如此，魏晋南北朝亦然。西晋“五胡乱华”尽扫中原文物不说；南朝出了个侯景，北朝出了个尔朱荣──把南北各朝几百年间好不容易形成的文化势头又一一击毁，然后大肆吞食其余孽，结果从反面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军阀狂人比起二十世纪那位“世界几千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军阀超人的四个伟大，可能“稍逊风骚”，但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已经是青出于蓝，一代胜过一代了。 

隋唐以降，几乎每一皇朝寿终之日，必有大批兀鹰腾空而起，落地而食，争当反文化的先锋。是在“三国”这个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佛教的夹缝时代，这种兀鹰运动展开得格外引人注目罢了。我们的文学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制度史常以朝代而断。论者有以为此非科学分期法。其实，只要考虑到我们特殊的国情──文化兀鹰周期性的历史大盘桓──就不难发现，这种分期法还是有其参考价值的。因为，在大一统帝国的历史上，文学、思想、经济、社会制度的转换，常与政治的大变乱一同来临。

军阀都有其“革命根据地”。这种根据地不是今人称为“庄园”的“封建大地产”，而是军事力量主导的“驻地”。这些驻地甚至军事屯田并非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独立的经营单位，也没有什么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因而不具有欧洲式“封建庄园”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即使大地产的所有者，也未见“族长”，也并非都是世家大族，其居住关系也不是以“庄园”为范围的“聚族而居”。因此，“庄园与家族二位一体”的看法，并无事实根据。这些所谓“庄园”，并不具有“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态结构的重要特点，同时南北朝时期“整个宗族的有组织的聚族活动”，也并不多见。因为“军队”而非“家族”才是“根据地”的要素。

有些“阶级斗争为纲”的看法，其实是为了图解欧洲式样的理论而弯曲中国历史的图画。如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就认为，这一时期家族组织与地主庄园形态结构重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家族与地主庄园的二位一体。即“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庄园，族长就是庄园主。族长占有大量土地，将成片的土地用沟堑围圈起来，形成很大的院落或者园林。庄园内部独立地进行农业和日用手工业的生产，基本上不需要同外界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少量的物品交换也在庄园内部各户族众之间进行，即所谓的‘闭门成市’”；（2）以庄园为范围的聚族而居。“魏晋以后家族聚居的形式，除了那些族众尚未向同宗大地主依附、大地主尚未建立庄园的地方，仍然以村落为单位聚居以外，一个庄园即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单位，好像同姓聚居的村落一样。庄客多数为同宗族人，他们的住宅就建筑在庄园内部，而且大多环绕着族长的别墅建造”；（3）庄客的族众兼依附农民的双重身份。“一个庄园主（即族长）必须胁迫大批小农为庄客，把他们附着在庄园里，为自己耕种庄田，供自己驱使服役。这种庄客，在文献中又有佃客、庄户、徒附、私附、部曲、奴客、人客等等名称。名称虽然不同，身份却是基本相同的，大多都具有族众兼依附农民的双重身份”。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类似欧洲中世纪和日本的那种“庄园制”，史学界历来有争议。

持庄园说的学者所说的那些“封建大地产”，亦即所谓“庄园”与所谓的家族、宗族“组织”是否存在于南北朝时代？

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认为，纵观当时的“园”、“宅”、“墅”等名目的“封建大地产”，似乎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它们都不是最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也没有什么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因而不具有“封建庄园”的基本特征。更谈不上“将成片的土地用沟堑围圈起来”。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些大地产实际上很难连成一片。实际上，这些大地主所拥有的大地产多为占山固泽依靠地势而建，如：袁广汉于茂陵“北山下筑园”，石崇建别庐于“金谷涧”，谢灵运所修别业“傍山带江”等。仅有梁冀“广开园囿，采土筑山”，但也未见其用沟堑圈围。在“园”“墅”“别业”等“大地产”上，完全自给自足式的生产，完全“闭门为市”，也不太可能。从上述实例中可以看出，这些大地产的生产能力较为强大，有些既有农作物种植业、园林业，畜牧水产养殖业，个别的甚至还有手工业中的纺织、酿造、工具制造、造纸、药物生产等。但因受到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的限制，很难做到农林牧渔与各种手工业齐备。所以说，尽管这些“园”“墅”“别业”能够做到多种经营，但仍很难满足大地产所有者的全部消费需求，尤其金银铜器及香料、珠宝、绫罗绸缎等奢侈品的消费需求。

五、文明死，哲学生 

从远景看，汉末董卓的冲天大火，造就了魏晋玄学的虚无主义。

牟发松《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一文认为，魏晋之际兴起的恣情任性、不拘礼俗的士风，时人及后世多名之以“达”。实际上儒家和道家，对“达”及“达人”有不同的理解。竹林名士基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周思想的“达”，重在真率、淳至、自然而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然表现，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至两晋之际，“达”的内涵及其表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魏晋放达士风的基本方面，仍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中高远、浪漫的一部分。

其实在我们看来，“魏晋名士以任放为达”的后面，是完全彻底的精神颓废，和“文革”以后开始的“思想解放”、“裤腰解脱”、“社会解体”十分相像。

《世说新语·德行》“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条刘注引《魏氏春秋》称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俗。”“宏达不羁”，《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作“旷达不羁”。《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条刘注引王隐《晋书》，则称阮籍“达而无检”。史载阮籍之“达”，主要表现为“恣情任性”、“倜傥放荡”、“嗜酒荒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一言以蔽之，即“不拘礼教”，特别是在居丧、男女交往以及社会交际等方面的违礼败俗行为。

《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澄）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刘注引邓粲《晋纪》：“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尽管后世对王澄“解衵脱衣上树、裸形扪鹊”之类行为颇为不齿，甚至视之为“无赖妄人、风狂乞相”，但《晋书》本传却称王澄“夙有盛名”，“士庶莫不倾慕之”，甚至有天下第一名士之誉。对于他的放荡违礼之行，如上所引，当时人称之为“达”。

又《世说新语·容止》“林公道王长史”条刘注引《语林》：“王（濛）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王濛则为东晋第一流名士，《晋书》本传称他“有风流美誉”，也记载了他直呼父字（父讷字文开）之事，又称其因“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对于当时士人，无论直呼父字，还是亲自入市与屑小交往，均为礼俗所不容，但当时人亦称其放荡违礼之行为“达”。

总之，对于魏晋名士如阮籍、王澄、王濛等人的放荡不拘、违礼败俗之行，当时人率名之以“达”。又《世说新语·德行》：“王平子、胡毋彦国（辅之）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可知名士们对于自己的任放败俗之行，亦自视为“达”。两晋之际与胡毋辅之“俱为放达”的，还有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等人，他们时常聚会，“闭室酣饮”，通霄达旦，“散发裸裎”，被“时人号称八达”，而以胡毋辅之为“达伯”。辅之的儿子谦之亦厕身其中，他在酒醉之后常常直“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这已经很接近现代的西方风俗了。

对于两晋名士“以任放为达”，论者往往溯源于魏晋之际的阮籍。上揭《世说新语》德行篇刘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风俗淫僻，耻尚失所……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由。”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曰：“贵游子弟，多祖述于阮籍，同禽兽为通。”《世说新语》专载士人放达言行的“任诞”“简傲”二篇，前者以竹林七贤“肆意酣畅”开篇，阮籍固列于七贤之首，而第二条也是叙述阮籍居丧饮酒食肉事。“简傲”篇亦以阮籍在司马昭庄严的宴会上“箕踞啸歌”开篇。《文选》卷二五刘琨《答卢谌诗序》，琨自称“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籍）之放旷”。可知晋人以及时代稍后的刘宋前期的《世说新语》作者，均将阮籍视为魏晋“放达”士风的始作俑者。

魏晋的“放达”不合古义。因为从兼通儒道的葛洪的解释，亦可证“通”、“达”的儒家古义，为“通于道德、达于仁义”。道家对“达”和“达人”，也有自己的理解。如《庄子》中齐万物、等生死、因仍自然、随遇而安的达者，对事物的流变性和暂时性有深刻的领悟。

关键的变化出自《列子》。《列子》及张湛注中的“达者”，“知万物之无常，财货之暂聚”，他们鉴于人生不过“一气之暂聚”，故而鄙薄“刻意从俗”、“惜名拘礼”，倡导并实践“任情极性”、“尽当生之乐”的人生生活。学术界一般认为，《列子》的《杨朱篇》可能产生于西晋。我们从《杨朱篇》所描述的“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的达人形象，以及东晋人张湛注中对达人的肯定，可知这样的达人，其原型就是两晋时期“以放浊为通”、“以任放为达”的名士，他们是庄子齐万物、任自然思想的实践者。

《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裸体原本是在自家房屋，更重要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裸体，因为他是以天地为房屋，而将房屋当作衣裤的，是别人未经允许擅自闯进了他的衣裤之中。《世说新语·文学》“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条刘注引《名士传》：“（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又引《竹林七贤论》曰：“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刘伶在这篇“意气所寄”的唯一一篇传世之作中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可知刘伶之裸体绝非无故，实因他“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书》本传），连宇宙他都嫌太逼仄，而力图突破时空的局限。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其“纵酒放达”，大概也是以酒为媒介，达到一种“悠悠荡荡”、浑浑沌沌的境界，其裸体，则是试图摆脱代表礼法的冠服的羁绊，以体验“纵意所如”的境界。

我们的传统心理，因为景仰一元模式而贬损多元竞争。这是对一元现实的无奈承认：一元结构的根深蒂固，迫使多元竞争只能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下发生。这在每个王朝的终始之际，表现得清楚不过了。 

我们历史上很少领受过有序的多元。竞争中的“游戏规则”很少得到真正的尊重。多元时期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上，只流于旧一元向新一元之间一哄而起的“乱云飞渡”。

而世界史却悄悄告诉我们，只有允许“多元并存”成为一种秩序，浩劫才能避免。而这，恰是使文明的发展减少周折的一条大道。当然，这里所说的“多元”并非现代意义的有序的多元竞争；而是与无序的攘扰、社会的分裂，结伴而行的。这是它的消极一面。但是，设想一下吧，如果兀鹰们不对文化传统作结构上的击溃和精神上的唾弃，则旧的社会文化结构照常可能继续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这时光，对人类历史不过瞬间而已，但对困扰其间的具体个人，却是过于漫长的文化徒刑！

主体力量在理性无法予以有序解开的困境中，往往诉诸非理性的暴乱以求解脱。

个人的这种盲动，从历史的远景来看，却不失其合理性。

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三国志》和其它魏晋文献，所领悟出来的意义吧。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为什么在魏晋以后，唯有野蛮、最富有独立性、最顽固不化的鲜卑拓跋部才能统一北中国，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北朝”呢？问题决不会简单到这种地步：“因为它野蛮与残酷，所以就容易在战争中取胜。”现代即使连群众都知道，战争是一项政治行为，而孙子早在春秋时代即认清了这一点：所以仅凭野蛮与残暴是不足以取胜的。甚至，再加上谋略与机智也不行：还要看社会心理的趋向。所以，综合起来说，最野蛮、最“生”的鲜卑拓跋部之能够统一北中国，可说是基于一种“历史的需要”。

现代人要探究这“历史的需要”决非易事，而要彻底弄清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倒有了一点感想：似乎没有这么一种可怕破坏力的冲击，中国社会就不会自动地接受新文化。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学习能力是与被破坏的程度成正比的：破坏愈大，学习的愈多，因此也可能成效愈大。

没有拓跋部暗无天日的迫害，似乎中国社会的传统习惯与文化都不会自动作出相应的改变，而不做这些改变就无法抵御游牧人的军事压力──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矛盾。游牧人好像倒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教师爷了：他们给中国以种种苦楚，以逼使中国农民作出她本来不愿做出的改变与牺牲。而这一切改变又都是为了更有效地抵抗游牧人和他们的同盟者！

我相信，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及其“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袭，在本质上也无非如此。虽然他们在文明的形态上比古代的蛮族入侵远为“进步”。进步的侵略者仍然是侵略者，就像一个文明人杀害了原始人仍然是杀人犯。这就是我为什么把“1894年倭人对中国的甲午之战及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与“304年的刘渊自立为单于及316年西晋灭于石勒等五胡”相提并论的理由。

我相信，五胡乱华也好，八国联军也好，这些侵袭者唯一积极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迫使中国社会瓦解，迫使中国在文化和习惯上作出根本的改变，从而进入一种全新的状态。从文明史的意义上不妨欢迎这些侵袭──它们越是强烈，日后的中国就将崛起得越高！中国社会是惰性有余而弹性不足，没有强大的压力就不足使它改变，而不及早作出根本改变，就无法在这列强环伺的世界上谋求自立。这种看法也许只是一种“产生于南北朝末世的心理”吧！但是很明显，不论是古代南北朝时代还是当今的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旧文化体系的破败和外来文化的鸠占鹊巢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我看到了某种奇怪的一致性：外来文明的侵袭总是不迟不早，刚刚正好在中国原有文明已经进入了“末期”之末才开始大显神通的！进一步看，也许正是外来文明的初显神通，加速了中国原有文明的“进入末期”。

接下来，公元450年宋魏间的大战实为整个南北朝时代的枢纽，南北对立的形势从此被固定下来。在它之前是一百四十余年的分裂与屠杀。在它之后是一百四十年的南北僵持。公元450年宋魏间的大战在政治军事形势上的意义，与494年孝文内迁在社会文化上功能是近似的，二者都不失为划时代的分水岭。验诸当今现代南北朝时代，450年的大战似乎相当于1950年“两个中国的正式对峙”（尽管在此之前，南北朝的格局已经存在了）；而494年的孝文汉化运动则相当于1978年的非毛化改革。

在前者之后（即战争的分水岭），南北朝一方而趋于因定化，一方面又在内部各自酝酿着各自的统一──不仅是权力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上的统一：完成消灭酋长制的历史任务，从贵族制过渡。

在后者之后（即文化上的分水岭），南北双方在文化上又各自有所发展，谁能说梁武帝的建树与孝文改革毫无关联呢？南北文化的分道扬镳，不是阻碍了新文化的合成，反而有助于更大规模的新文化之合成。合成的结果就是唐宋文化的灿烂。

公元502年，梁武帝在南朝制礼作乐，使全国人士无不为之向往。实在说来，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与北魏孝文的改革不相上下，同为新的文明曙光，是南朝开始摆脱刘裕野蛮化（420年）的标志，并开北周六官制度的历史先河。梁武帝的礼乐绝非古代礼乐的简单复兴，而是新的文明融合的结果，是汉末三百年以来社会痛苦代价的主要文化收获。

梁武帝本来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而言，任何定评都值得商榷，如果我们不去考究他这个人怎样，而是考察他的历史作用怎样时，就不难发现，他是未来八百年历史潮流的开创者。萧衍老头在佞佛方面可能走得有点过了头，以致最后连同政权一道倾覆。不过这不影响他的文化地位，我们不把他的悲剧仅仅看成他个性中的缺点所致。在我看来，更大的导因似乎在于那个时代还未成熟，还未达致各条文化流交汇而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状态，用士族制度如何腐败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列观点，当然不能解释这个“文明史的难题”。

从历史上看，梁武帝第一个出来倡导“三教合一论”，虽然其三者的先后顺序不同于后代（先佛），而后代如宋明理学不用三教之名而行三教之实，但梁武帝毕竟是三教合一的新文化曙光，此文化合流亦即“南北朝的曙光”。

梁武帝的制礼作乐，是纯粹的南朝内部问题呢，还是受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刺激而激发起来的应战行为？在他之前的宋、齐两朝为什么没有类似的举动呢？这是一个过于专门的学术问题，无法在此展开。但梁末的侯景之乱，其基础绝非仅仅由于侯景的暴力和暴虐，而是整个南朝社会缺乏抵抗力量。不要忘记，远在侯景之前，梁朝就遭到几次很可笑的军事失败，这在军阀时代不仅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而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梁末的大毁灭，是一种畸形发展的柔美文化“水到渠成的结果”。

侯景本是东魏大军阀高欢手下的一员大将，高欢让他带兵十万，镇守黄河以南。高欢临死，怕侯景反叛，派人召侯景回洛阳。侯景听说高欢死了，就拒绝命令，带军队投靠西魏。西魏大军阀宇文泰也不信任侯景，一面接受献地，一面召侯景入长安，准备解除他的兵权。侯景不肯上当，转投萧梁。梁武帝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派自己的侄儿萧渊明带兵五万，接应侯景。派萧渊明率大军北上接应侯景，结果被东魏在彭城打败，萧渊明被俘。东魏又攻侯景，侯景大败，剩下八百残兵逃入萧梁境内的寿阳。高欢的继承人高澄爲挑起侯景与梁朝的矛盾，表示愿与梁重新通好。梁武帝同意通好，并答应以侯景交换萧渊明。侯景走投无路，于548年八月反于寿阳。

侯景很快打到长江北岸。梁武帝派侄儿萧正德在长江南岸布防。侯景诱骗萧正德，只要肯做内应，推翻梁武帝之后就拥戴萧正德做皇帝。萧正德就派了几十艘大船，帮助侯景的叛军渡过长江，还亲自带领叛军渡过秦淮河。侯景顺利地进入建康，把梁武帝居住的内城──台城包围起来。

侯景围攻台城一百三十多天，各地救援的诸侯有二三十万人，却在建康周围按兵不动。因为梁武帝做了四十多年皇帝还不肯退位，他的儿孙都十分厌恶他。侯景的叛军终于攻进台城，梁武帝成了俘虏。侯景自封大都督，掌握大权。他杀了同伙萧正德，又把梁武帝软禁起来，让他活活饿死在台城里。梁武帝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爲傀儡皇帝。侯景虽然攻下了建康，但却遇到了梁军和萧氏其他势力的强烈抵抗。萧衍第七子、湘东王萧绎派大将王僧辩东讨，连败侯景，并乘胜东下。梁高要太守陈霸先也从广州率兵北上。侯景见形势不利，急于称帝，于是废萧纲，立梁豫章王萧栋爲帝。551年，又废萧栋自立，改国号为“汉”，大杀萧衍子孙。552年，王僧辩、陈霸先攻下建康。侯景企图逃胞，被部下所杀。

侯景之乱长达五年，各方势力连年混战不止，致使百姓死亡无数，千里之内罕见人烟，社会经济遭受破坏性打击。侯景之乱是南北朝历史的一个转捩点。战乱后，南朝在长江下游以北的土地，尽爲东魏及其继承人北齐所占；汉中及长江中游以北的土地，尽归西魏所有。残暴的侯景在江东烧杀抢掠，南朝从此一蹶不振。梁朝经过大乱，四分五裂。在侯景被灭的同年，萧绎在江陵称帝，同时，其弟萧纪也在成都称帝。次年萧纪发兵攻江陵，兵败被杀。西魏乘机攻陷成都，占有益州。梁元帝萧绎即位第三年，其侄萧詧勾结西魏攻陷江陵，杀了萧绎。江陵陷后，陈霸先、王僧辩立萧绎第九子萧方智，称梁王于建康。次年，萧詧在江陵称帝，建立后梁（555－587年），实际上是西魏控制的傀儡。北齐又立战俘萧渊明爲帝，王僧辩与北齐勾结，迎萧渊明回建康。陈霸先乘机起兵，杀王僧辩，仍立萧方智爲帝，梁朝政权落入陈霸先手中。557年（陈永定元年），陈霸先废萧方智，自立爲帝，国号陈。梁亡。557年，陈霸先在建康建立陈朝，是为陈武帝。三十二年以后，陈朝灭亡于隋。

可以说野蛮的侯景是文雅的隋炀帝“统一中国”的急先锋。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就曾指出，侯景之乱对西魏、北周、杨隋所具有的意义：西魏能够由三国中最为贫弱的国家，一跃而为三国中最具优势的国家，与侯景之乱有极大关系。西魏乘侯景之乱取得大片梁土，使版图几乎扩展一倍，经济实力得以增强，战略地位得以提高，外交环境得以改善，政治制度得以改革。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周绝难灭齐，隋绝难灭陈。西魏由弱变强实是在宇文泰未死，西魏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未至矛盾不可调和之际，能够乘侯景乱梁之机而取大片梁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实为机会使然。而以往的学界往往注意侯景乱梁，对侯景乱东魏较少留意。学界对侯景乱梁，往往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去寻找原因，较少关注侯景乱梁与北方政局的关系。这是因为，人们对于“野蛮如何毁灭了文明”更加敏感，而对“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比较迟钝，缺乏必要的理解力。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侯景其人作为伟大的政治骗子、领袖、军阀、舵手，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因为他一举改变了南北朝格局。西魏乘侯景乱梁之机收剑北、定蜀地、及平江陵、取雍荆，都与侯景在江北建立的防线有关。这主要由于此防线牵制了北齐，使得西魏所受到的来自北齐的压力变得不大，从而有力量伺机取得梁地。结果造成南北朝形势的根本改观，为南北朝的合一准备了条件。

西魏能够顺利取得剑北、剑南，之所以与侯景防线有关，是因为侯景进逼江陵，萧绎被迫向西魏求救；而侯景能进逼江陵，又是由于侯景防线抗拒了北齐的军事压力。西魏取得剑北，为其取剑南提供了可能。正是由于北齐受到萧梁的牵制，西魏在萧绎平定侯景之后一年时间里，未见北齐有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出兵的迹象，因而西魏敢于并且能够出兵取剑南。

不可否认，宋齐梁陈面对的是残酷野蛮的北魏及其继承势力，这个以鲜卑人为主的政治势力除了“保护佛教”外，其主要历史作用就是通过破坏文化、屠杀人民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吹捧说，这是“为文化交汇运动的更大成功、新文化的更新诞生，扫除障碍”，甚至是“人种革新”、“人类基因的新陈代谢”……但是恐怕人们的感情难以接受这样的品评吧！所以北魏的特性无论在文化上、政治上，至少在作战方式上，都是大大的野蛮化过程。它们奉行了“必须以兽性来回答兽性”这么一个信条；它们仿佛宣告：“不野蛮化就无以生存”。就像我1974年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看到1927年被处决的共产党人恽代英的名言：“我们必须奋斗，因为不奋斗就不能生存。”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帮助我理解了南北朝的可怕现实。这个现实即使在古代也决定了南朝的宋国之野蛮程度也不亚于北魏多少，否则南朝无法使其社会文化幸免于北朝式的彻底毁灭。这正如国民党逃到台湾才开始实行“白色恐怖”，以便对抗共产党在大陆推行的“红色恐怖”，并在红色恐怖的压力下求得存活的机会。

即使如此，我们总不至于把南朝与北朝等量齐观吧！毕竟，南朝人的伦理道德还有底线，其文化的厚度也要比北朝的为甚。可是，为什么最后南朝会被北朝所灭呢？除了：一、北朝的蛮族有更充沛的精力及更强烈的欲望、更坚定的决心；二、北朝的控制地通过侯景之乱而远大于南朝；三、北周的吏制较佳，北周所受的压抑为“后三国”中最大（北周、北齐、梁，或西魏、东魏、梁）──以外，我想，必然还有文化上的更深刻的原因在内！否则，隋统一后，为什么一旦接受（注意，不幸的似乎是全盘接受了，除了在官制方面以外，而即使在官制上，杨坚也革除了北周之六官制！）了南朝文化之后，不过区区十余年（隋是在杨广继位之后才开始全面南朝化的）就重蹈亡国之覆辙──它本来应能避免这一点的！可以说，“六朝文化”到隋末已经真正走到绝路尽头了。

而这对后来唐宋元明清的文化定型具有巨大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梁朝能如此而不遭到大毁灭，陈朝又能如此而不亡国，则隋唐以后的文化将定型为“另一种很不同的样式”。由于中国民族当时生存的内外条件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梁朝必须毁灭而陈朝必须败亡”，所以后来的文化定型就有了更加尚武的北朝气质。尽管在总体上，唐宋文化是魏晋南北朝文化的重演……文中子王通的弟弟王绩，初唐四杰，陈子昂等，则是南北朝与唐宋之间的枢纽。

文中子王通的失败，正是隋朝覆亡的一面镜子：隋室拒不接受王通的北方气质的思想学说，而一味沉醉于临近末路的南朝文化，怎能逃离劫运呢？

只有真正做到“南北的文化合流与有机融合”，才能开创一代新文化──相当于西周和东周的唐代和宋代，正是这种意义的“新文化时代”。这就是“在更大基础上、更完满地发育了的六朝文化”（唐宋文化）。

为什么宋齐梁陈的祸乱那么多，而描写战争及民间疾苦、“干政”的文学作品却那么少呢？这一点是与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南渡后的宋朝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极可深思的问题。显然，这后面的文化背景说明唐宋的重镇毕竟在北方，在黄河流域的忧患之乡……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到底是什么？它们的差异究竟何在？这么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但有一点很明显，既然宋齐梁陈时代的灾难并不比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南渡之后的宋朝为少，而文学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反应与表现，则这两个时代的文化必有某种大差异。

从性格上说，南朝太放纵了，它们已经不再具有那种需要强烈反抗力量的激情和冲动，而只流于浮浅与病态。另外在政治上，南朝属于“家族政治”，具体表现为士族头目的统治权；而不同于游牧人的“部落政治”那样具有更大的代表性。甚至到了唐代，部落制度的残余仍然富于广阔一些的历史视野。

真的，梁武帝在各方面说来都不失为那个时代的解毒剂。我理解他的苦心孤诣，他真不愧为一个力求“力挽狂澜”的人，我甚至有点同情他的结局呢！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覆灭就是南朝文化覆灭的预兆（以后又经历了五八九年陈灭及六一八年隋灭两大劫难，南朝──严格说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化就寿终正寝了），而我也并不反感南朝文化，虽然不太喜欢它的末流之绮靡。我决不作这种愚笨的选择：在梁武帝与侯景的斗争中偏袒一方──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历史性战争，侯景的区区八百战士竟然毁灭了整个梁朝──这难道不是南朝文化的最好写照吗？所以，我们不妨认为梁武帝是集六朝文化之大成的大象征，他的惨死不仅是他自己的悲剧，且是整个六朝文化的悲剧，是六朝文化已经走到绝境的象征。我还可以说，梁元帝所谓“读书误国”，并将他所藏数十万卷书策一举焚毁，真可谓整个古代南北朝时代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最有声有色的一幕；堪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以前人们都把文革比作纳粹，其实焚书中国自古有之。至于打砸抢烧杀“五光政策”，比日寇还多了二光，则体现了更多的革命精神：外敌以杀人开始，然后烧和抢；内寇则以打人开始，然后砸抢和烧杀。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一幕视为整个南朝文化的破产声明。梁元帝的自杀焚书，体现了比外敌和内寇更加强烈的破坏精神！自从这一幕之后，南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它的残躯尚待扫除而已……

这最后一幕是由梁元帝演出的，可是它的序幕却是梁武帝在他即位之初就拉开了的──梁武帝的制礼作乐、舍身佛寺等诸项“伟大的创举”实际上都是在为这最后一幕的熊熊烈火预作准备的。我这样说，也许犯了“事后聪明”的古老毛病，可是却一点也不失真。真的！梁武帝这位把六朝文化推向全盛的人，也是六朝文化的掘墓人。这从他对六朝文化的精通程度和他身后六朝文化的萧条景象，就可以得到互相印证了。至于陈氏王朝（从陈霸先到陈后主“叔宝”），则是末流之极，实不足道。而梁元帝的小朝廷充其量不过是西魏－北周的一个马场……

梁武帝未能解去那个时代的毒──历史中本来就没有“解”法，而只有亚历山大式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无解”。所以梁武帝的种种“善举”最后不过是使危机的爆发更为延迟，以致有一天忍不住要爆发时变得更为猛烈而已。如此，后人从梁武帝的身影中，可以窥得的却是公元六世纪前半期的南朝社会的命运缩影。

再推展一步，梁武帝的例子还使我想到，在中国历代的“统一皇朝”中，只有赵宋是最为中国化的，因为它最少“北方的包袱”。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纯粹中国色彩”的世纪。这个感觉也许很难论证、不应搬到纸面上来，因为这只是我的私意，尽管它很强烈。

除了赵宋以外，较少异族色彩的就算“纯粹汉人”建立的汉朝了。可是，由于汉朝建立了强大的权力中心和广褒的版图领域，就势不可免包含许多异族在内居住，因此汉代所容纳的非汉因素，就比宋代多了许多。董卓的羌胡兵事迹，就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一点。这个胡人集团，对东汉政权给予最后一击。我想，惟有胡化分子和胡化集团，才敢于烧毁洛阳、长安，这与后来实际结果了南朝的侯景胡化集团的野蛮行径，如出一辙。好像很残暴，其实却仁慈──避免用慢性死亡来折磨文明的、垂死的、汉化程度较高的政权。

魏晋的异族色彩显然重于汉代。文化上姑且不论，就是种族上也涌进大批异族异种，种族界限开始混淆，从而启导五胡十六国的大乱、南北朝的长期对立。

唐代呢？一个文化上西域化、风俗上鲜卑化、人种上混淆化的时代。五代和元代更是如此。就连以反元为口号的明朝，也深深染上了蒙古习气、容纳了大量色目余孽，构成所谓“回族”起源。终其一代，也未能脱脱，为后代留下巨大的隐患。如此而满洲又侵凌中国矣！至于现代，则更莫论矣。说来使人悲伤，中国不但体无完肤，而且心无所定、神无所归了。

为什么“五代和元代更是如此”，而夹在中间的宋代却能享此纯粹呢？我以为其原因在于宋朝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而只是系列战国之中的一个──虽然历来汉人中心论者们都把宋朝视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并非仅仅南宋不是一个如此大一统的王朝，北宋也是这样。北宋北与契丹西夏为邻，南有南诏、大理、越南，西有吐谷浑、吐蕃，东有高丽、日本……所以北宋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到金国勃兴后就更为表面化了，因为金国占领了汉化人群传统的根据地黄河流域。而蒙古的兴起则使这一点达到极致──连长江流域也在历史上首次沦陷于异族脚下。同时，蒙古人也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带来大一统局面──先后兼并列国，像秦为第一期中国文明带来大一统局面。尽管元蒙一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东征日本，南征爪哇，但那并不是在传播中国文化，结果种下了日本敌视中国的萌芽。由于蒙古人未能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保护并发扬中国文化，凝聚整个中国文明实体；因而很快覆灭，并被决心这样做的明朝所取代。而日本国王也就是足利幕府，因此也就自然向明朝称臣了。

换一个角度。在我看来，所谓“唐宋文化”应该是“六朝文化”的翻版，是一种在更大规模上的，用一种更精妙的形式和更深切的体验作成的再现和重演，这一点是我在1980年初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相关课题时发现的。六朝文化的六朝，严格讲就是魏晋南北朝，当然以南朝为主；至于社会制度则以北朝为主。可以说唐宋文化所开出的一切花朵，都无不育种在六朝时代。公元220年至589年或干脆618年（唐兴）这将近四百年间，实已孕藏了618年至1279年（宋亡）这六百六十年间文化的种子，甚至使之发芽成长了。我确信，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政治史、军事史等，都可以作为这一想法作出注解……至于元明清的文化，就有所不同了，就不再是作为“六朝文化的重演”而存在的了。元明清的政治固然有其黑暗的创造性，特别是在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方面，如野蛮杀人、废除宰相等等。为什么唐宋可以一枝独秀呢？因为唐宋仍然处在“文化潮流交汇之后的消化期”，至南宋一代，这种消化过程才基本结束了，所以文化的发展到了元朝以后就进入了“落幕”的新时期，一个黑暗时代来临了。

我们不妨将六朝时代看作文化潮流交汇之后的“第一消化期”，隋唐则为“第二消化期”，五代及两宋则为“第三消化期”……到元明清终于形成一种固定的文化模式时代。所谓固定模式，就是不再有创造力的模式。而此前的极富创造性的时代，则是不同的文化潮流汹涌交汇的时代──不是文化流的交汇，就是交汇运动的余波。例如，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汇运动，始于汉末（东汉虽有接触，但还谈不上“交汇”），而终于南宋末年的“理学独尊”。元明清三代则沿着理学独尊的道路前进，尽管有所曲折蜿蜒（如元代），但终究一往无前（至近代）。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与现代南北朝相形之下，古代南北朝的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底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北方农业地区而被汉人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这就涉及拓跋部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代北地区活动的早期的拓跋部和代国，大体与五胡十六国同步，开化程度不如其它胡族，却是这个时期唯一的地域固定、年代世系明晰可考、历史大体完整的一“胡”一“国”，虽然史家并未列之于五胡十六国之中。拓跋部百余年来孳生繁息于代北，没有远距离迁徙，没有太多参预北方混争，获得了发育、成长和完善自己的稳定环境，终于乘时崛起，走出代北，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这大体就是拓跋部和北魏的历史定位。我要强调的是，没有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也就没有足以稳定地统一北方的北魏。

十六国历史纷纭复杂，宏观言之似又简单。一个胡族乘时崛起，介入北方政治冲突，立国建号，一时貌似强大，经过后继民族几个浪潮的冲击，立刻趋于瓦解。再来一个胡族，过程大致也是如此。只有拓跋，在百余年与乌桓共生中磨练了自己，丰富了自己，造就了自己，使自己进入中原时具有比较充沛的力量和较高的文明，经得起风吹浪打。如果拓跋未曾经历这一过程，而是猗卢乘晋室之衰，与刘、石一起逐鹿中原，可以肯定地说，它只能跟刘、石一样匆匆登场，又匆匆下场，使十六国成为“十七国”而已。

在与乌桓共生条件下经过历练的拓跋部，生命力强，富有经验，与各胡族骤兴骤灭相比，即令在衰败之后也不曾出现一个堪与匹敌并取而代之的对手。六镇浪潮的冲击不亚于十六国中任何一个胡族代兴造成的社会动荡，但是继起的任何一种力量，不论从族属还是从文化方面来看，都是脱胎于拓跋，从拓跋衍生而来，与拓跋有很强的继承关系，同前此的五胡交替极不一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大体与五胡同步兴起的拓跋鲜卑，历史地位大不同于五胡。

六镇军阀多是鲜卑等族，一般官吏也出身鲜卑或中原强宗子弟，他们戍边求勋，本来升迁很快。柔然衰弱和都城南迁后，他们不再受到重视，出路狭窄起来。他们把这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看作是迁都和改革旧俗的结果，因此人也对北魏统治心怀不满。主要由鲜卑人和高车人组成的洛阳禁卫军“羽林”、“虎贲”，也曾在神龟二年（519 年）进行暴动，打死主张限制鲜卑武人特权的张彝父子，这更助长了六镇一般官吏反对北魏的声势。因此当六镇兵民酝酿起义的时候，六镇的蛮族官吏也参与其间。

正光四年（523 年），今张北县以北的怀荒镇民乘柔然入塞掳掠的机会杀掉镇将于景，起兵反魏。接着，今五原西北的沃野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杀镇将起义，附近各镇胡汉边民响应。正光五年，高平镇（治今宁夏固原）军阀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军阀起义，推羌人莫折大提为秦王。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继统其众。这些军阀在关陇地区广泛展开活动，连败中央军。

孝昌元年（525 年），破六韩拔陵渡黄河向南进攻，有众二十多万。这支军队由于组织不善，在北魏分化之下丧失了战斗力。北魏害怕他们回镇后重整旗鼓，于是逼迫他们到冀（今河北冀县）、定（今河北定县）、瀛（今河北河间）三州就食就食，他们就在这一带的民间起兵反魏。同年，流浪在上谷（今河北怀来）的柔玄军阀杜洛周称王，把这一带的汉化人群和其它各族的反魏军阀集中起来，占领幽州。流浪在定州的五原降户敕勒军阀鲜于脩礼，也带领流民起义。不久以后这支军阀遭到分化，鲜于脩礼被叛将元洪业杀死。脩礼部将葛荣又杀元洪业，于孝昌二年（526 年）称帝，建国曰齐。

杜洛周的队伍向南发展，在武泰元年（528 年）被葛荣并吞。葛荣拥有数十万众和河北数州之地，力量强大。他率军继续南进，前锋越过汲郡，指向洛阳。关陇起义军各部也已统一于鲜卑人万俟丑奴（万俟氏原来是役属于匈奴的牧民）之下，力量也很强大。魏军在夹击中望风披靡，节节败退。

这时，被起义军震撼的洛阳朝廷中，发生了胡太后与孝明帝争权的斗争，秀容（今山西忻县境）地方的契胡落酋长尔朱荣，于公元528 年挟持他所立的孝庄帝入京。契胡部是羯人的一个畜牧部落，这个部落镇压了一部分起义队伍，又陆续吞并了不少六镇流民，收容了一批从起义军分化出来的六镇官吏，力量很强大。尔朱荣在洛阳附近的河阴，溺死胡太后，围杀北魏的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史称“河阴之变”，堪称新的董卓与侯景。接着，尔朱荣入洛，完全掌握了朝政。

接着，葛荣军围攻邺城，尔朱荣从晋阳出兵，攻击葛荣。葛荣受到河北民间土豪的阻截，进展缓慢；又面临新投入战斗的凶悍敌人尔朱荣，没有及时警惕和戒备，在军事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邺城附近一战，尔朱荣击破了葛荣军，把葛荣军强制分迁各地，葛荣本人也被俘而死。那时在青州的河北流民，已由邢杲领导，进行反魏斗争；葛荣余部韩楼、郝长也回到幽州，坚持战斗。但是不久以后，他们相继被尔朱荣击败了。关中的万俟丑奴，在尔朱荣所派尔朱天光、贺拨岳等人率军镇压下，力量也趋于瓦解。

腐朽的北魏政权经过各族起义的打击，陷于分崩离析状态，旋即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中国北方又出现了东西对峙的局面。

上面是北朝的情况。那么南朝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是否也使军阀创造历史、野蛮创造文明呢？不错。正是如此。韩树峰的《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一文就曾经指出，西晋永嘉（307─313年）年间，五胡乱华，中原民众为躲避这场灾难性的战乱，以大族为核心涌向南方，拉开了流民南渡的序幕。自此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间，相继出现了数次流民南迁的高潮，而小规模的南迁则始终络绎不绝地进行着。永嘉乱后的流民迁徙，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

据谭其骧统计，南渡人口占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强，而在流民最多的南徐州，侨口已过全州人口的半数。其迁徙范围则遍及今江苏、山东、安徽、四川、湖北、陕西、河南、江西、湖南诸省，甚至远及福建。流民迁徙时间不同，经历有异，从而造成际遇有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大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都先后走上了东晋、宋、齐、梁四朝政治舞台。文化士族始终把持中央高位，次等士族即边境豪族构成南朝武装力量的主干是四朝政权的共同特色。许多学者将东晋南朝政权称为侨人政权。其中不仅包括南迁的王、谢等文化高门，也包含了次等士族的武力集团。这很有些像1949年的知识分子集团和军人政客一起逃往台湾、香港、美国。

古代的南朝，每个新政权都是在次等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即使宫廷政变也不例外。南朝历史可说是以次等士族为主体的历史。而北归的次等士族，就像现在的“台胞”、“台商”、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台湾的“亲民党主席”一样，也在北方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相当于邓小平改革）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次等士族在南北政权中所起的这种双重作用，对这一特殊阶层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遂成为必要，这也是理解南北政权互动性的必要条件。

从历史上看，南北政权的对立多以江淮地区为缓冲地带。辽阔的江淮地区基本上是作为边境线而存在的。但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对立却比较特殊，南北政权之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条较为固定的边境线。北方少数族政权如石赵、苻秦固然可以做到胡马临江，而东晋政权也曾数次收复旧都洛阳。而且南北政权在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倏忽来去，其所占领的地区也因此很难巩固，这就使得南北政权之间的边界线变得更加难以确定。由于江淮地区经常遭受军事威胁，边境豪族很难在这一地区立足并发展起来，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边境豪族此时并不存在。而且其时胡汉矛盾尖锐，即使有豪族存在，南北政权也不会允许其反复于南北之间，因此，东晋十六国对立时期的边境情况基本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东晋末年，刘裕灭南燕，亡后秦，收复青齐和关中地区，但关中旋复即失，南北政权东以三齐为界，由此往西，则以淮北、沔北地区作为缓冲地带。此时，北方已统一在北魏政权之下，而南方东晋政权则由刘宋代替。宋魏对峙时期，南北力量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双方均无力向前推进。崔浩所说的刘宋不能守河南，北魏无力定江东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这为强宗豪族在这一地区扎根并发展起来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末年（450年）以后，北魏政权力量有所增强，遂采取逐渐南进的蚕食政策，将本来是缓冲地带的地区逐步纳入自己的疆域范围。而南方政权的防线则步步退缩，由防河退而防淮，由防淮退而防江。北魏向南推进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北方疆域的扩大和南方疆域的缩小，更深层的影响在于，随着北方政权的南进，许多居于缓冲地带的边境豪族入北，成为北方政权的臣民。即使仍旧效命南朝的豪族，由于家乡沦陷，也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不得不四处漂泊。因此，北方政权向南推进的过程，实际就是逐渐消灭南朝有生力量的过程。当隋政权南下灭陈之际，在江淮及襄阳一带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边境豪族已不复存在。这样，以边境豪族为支柱的南朝政权随着边境豪族的衰落，在难以寻找到也不可能寻找到新的支撑点的情况下，其灭亡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了。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中国民族的解放”，其社会政治的意义，是建立一个纯粹而强大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复兴”一个秦汉式的世界帝国）；其历史文化的意义，则是开辟一个融合了现代文明的“第三中华、”第一中华是南北朝以前的“本土文化时代”（可考的记载约两千二百年）；第二中华则是民国以前的“传统文化时代”大约一千八百年）；1911年以来的“革命文化时代”（迄今为止已经将近百年，还需要五十年左右才能结束），只是第三中华的序幕，它的一切宣言，不过是第三中华（它也将持续一千年以上）开场白……第三中华的形成，将取决于对两种压力的抗衡、转化与再生：

一，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外部压力。

二，以“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西域等地的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第二中华的核心）为资源的“老中国人”的内部干扰。

先看外部压力。百年来，中国首先在外部压力下趋于崩溃，而后，一再的重新组合都先后宣告失败（1912年、1928年、1949年、1966年……），时至今日，这种压力仍然支配着中国生活，以“马列主义”的称号肆其荼毒。环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外来侵略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

1、英国与日本的岛国形式；英国以罪恶的鸦片开路，用炮舰政策在中国割取“租界”，日本急起直追，要把中国完全彻底地租界化。这两个岛国是“旧殖民主义”的代表。

2、美国与苏联的大陆形式；美国反对瓜分中国的领土、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又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在中国兴办西洋式的学堂；苏联比美国更“好”、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其实完全是梅毒患者列宁同志的宣传伎俩。两个领土扩张已经过度、“吃饱了撑得难受的殖民帝国”，于是转而要改变中国社会的体质，以便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卫星国。作为“新殖民主义”的代表，它们分头赢得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的掌声。由于采取了比国际化的策略，美国与苏联对中国的扩张方式，比英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接近全球时代的“民族平等”风格。

再看内部干扰。满清为了保持鞑子的特权，极力阻挠中国的改革。满清溃灭之后，中国又陷入失控和战乱不息。共产党掌权后，中国（大陆地区）好不容易统一了起来，然而，中国却陷入了更深的动乱。因为这个中共，种族上虽是中国的，文化上却是外国的，是不折不扣的“共鞑子”，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东西，比一般的汉奸更加缺乏一颗中国心。他们和满鞑子一样，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不惜崇拜红毛番鬼，屠杀民族志士，他们“治国”的日课，就是对中国民族的最大歼灭战。而他们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患有梅毒的“列宁同志”。

苏联崩溃后，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早在1895年医生就建议列宁去治疗梅毒。1923年，列宁的医生给他使用了用于治疗梅毒的六零六和碘化钾。解密文献提及，主管尸体解剖的病理学家阿波利科夫（Alexei Abrikosov），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受命证实列宁并非死于梅毒。虽然阿波利科夫在尸体检验中没有提到梅毒，但是血管损害、瘫痪和无力都是典型的梅毒症状。现代医学指出，晚期梅毒病人由于出现幻觉，经常能够迸发出异常的“思想光芒”，十九世纪的欧美（包括俄罗斯）著名人物，许多人都得过梅毒，例如思想闪光的尼采等人。“列宁主义”说到底不过是“梅毒病人的思想闪光”。列宁主义所创造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怪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尽管显赫一时，不过就维持了短短的七十多年，其寿命还比不上头号屠夫成吉思汗所创造的蒙古帝国。

现代中国的一败涂地，也不完全是像满清、国民党、共产党所推卸责任的那样，是由“外国侵略造成的”？比外国侵略更为重要的内因，是因为近代中国断了自己的社会脊梁骨。这一点不仅是现代中国的特点，其实在明朝末年就显示出来了，否则满清鞑子断不可能以区区十万之众，就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中国大地。中国的脊梁，就是它的“文化阶层”，古代意义的“士”。中国近代的灾难，就是由于先秦的“士”后来演变为成分复杂、功能衰退的“读书人”和“官－僚”们。“学而优则仕”，却不能承担起创造的责任，结果社会文明陷入群龙无首的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

满清社会解体的时候，具有秘密会社特点的“党”趁乱而起，虽然“专政峻法”，但终不脱“乱”的本质，专政却失政，峻法却无法，只是加深了中国的危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党”完全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但“党”的本性又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是其“既定方针”，所以，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党”就要拼死阻止国家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派组织”的士。现代的中国，因此具有典型的“外强中干”的双重性：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亿人民一条心”，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钩心斗角、各怀鬼胎，“消极抵抗”成了民间的第二本能──故，“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已是不可克服的社会顽症。

中国社会的混乱，靠什么来消除？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靠什么来平息？──新的文化阶层即“新士阶层”的崛起！

一个新士阶层，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也不仅仅是“读书人”，甚至不仅仅是“名士”、“大儒”，而是先秦意义的“贵族”和从贵族派生出来的“士”！新士阶层，不是舞文弄墨者，不是技术专家，不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更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而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

新士阶层，相当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宇；他们的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化的爱好”。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隐士，而是积极的社会干预者。

新士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一身。文化阶层，堪称各种社会共同的一个中坚力量；即使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是靠着它的文化阶层，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一个社会固有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造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的有计划的消灭文化阶层的手段，不仅未能固其根本，反且速其死亡。

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覆汉廷的黄巾之乱？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十八路流寇”也烧不掉明朝的皇陵！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是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摆不脱的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预言家般的伟大英明”，而是由于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知识界”也没有，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散了架的知识分子……所以，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现代中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运动周期”。这样“国将不国”地运动连天，是为“史无前例的以乱治国”。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一切革命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秦、汉、明、清，都立于这样的革命；在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覆灭，黄巢当然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他之前很久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清朝廷亡于“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同治中兴”，那是因为，洪秀全（相当于毛泽东）的邪教拜上帝会（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中兴名臣”）的强烈反抗，终告失败；而后者的主干，原非统治集团中的人，而是来自各个社会角落的文化阶层。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而不是像毛泽东伪善的夸夸其谈：“与工农兵相结合……”），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个关键的区别已经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士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只有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才是新文化、新士阶层的摇篮。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士阶层正在一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的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而决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胡说八道。

新士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他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被塑造者，而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他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是彼岸的。他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足他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的创造力；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垒，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对于他们的挖苦？成了痞子运动的倡导者所谓“臭老九”那样的泼妇骂街？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系统，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欲──只是下等人类（其中许多自命为“中产阶级”或被其他贱货视为“上流社会”）处心积虑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精神贵族拒绝“与民争利”，否则他们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优势。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此叫做“运动”）。这种“治理”，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施行“间接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在王道，“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作用，因为所谓“独立的舆论”，就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影响的证明。

新士阶层，决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能仅仅充当“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新士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虚荣、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惟一道路！“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言！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鲜卑、沙陀、辽、金、蒙古、满清八旗直到“党”……）所形成的“军事管制下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化阶层的头上。

新士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一，新士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生活的污泥浊水。他们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消极的状态，污泥能使荷花得到活力。

二，新士阶层到统治集团中间，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提升统治者的品质，并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性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三，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地同情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压榨的自我保护。

而文化阶层受到这激励，又会进一步发展被“民族”所渴求的这种“精神食粮”。这种精神又进一步激发了这个民族（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所代表的现实力量）的热情──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

三个社会层次拧成一股绳──共同应付他们的环境压力、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更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命脉。于是，“社会和谐”成为千年一度的景致。

对这一点的思考，倒使我想起了另外一种前景，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之间基本上是分离的。尽管国君也要聘请名声显赫的高僧和士人做他们的国师、幕僚、门客或思想指导者，但总的看，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人和具有社会行动力的人之间，并不相通。而新知识分子阶层即文化的运输者与布道者，和那种真正执掌天下兴亡的“世袭大族”（相当于近代中国的“帮”或“党”）之间，却甚少同一身份。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步改变了，表面上是科举制起了作用。其实“举孝廉”的制度在汉代就有了，但后来魏晋时代却废弃不用了，就像是科举制在清末以后也同样废弃不用了。

随着文化精神的逐渐本土化，知识分子们也十分奇妙地渐具一种新的身份：同时开始着手掌握社会的权力。

这一历史变革虽然是通过科举的推广而实现的，但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举制度的确立者则是肤浅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统治集团在新文化势力的压力之下，所采取的一个收揽政策。新文化势力由新的“士”组成，不仅有武士，还有文士：文士和武士所合成的“新士阶层”，把新的文明推向高峰。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新士阶层”，我们可以借助一下“精英主义”理论。

精英主义（Elitism）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早期的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莫斯卡、帕雷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如伯纳姆、米尔斯等人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大众民主的保守态度。

人们而常常使用“权力精英”、“社会精英”、“寡头”、“统治阶级”等概念来称呼精英。帕雷托在区分“精英统治”和“民众”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高度”和“素质”两个方面来定义精英；韦伯、熊彼特等人倾向于将精英视为民主政治的获胜者；拉斯维尔则试图以“高度”的概念作为定量地分析精英的标准。但时至今日，即使是精英主义者内部，精英的含义亦并不一致。

早期的精英主义有一种贵族倾向，把身份、地位、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在不断的发展中，精英主义逐渐接受并融合了民主的某些要素，发展成为精英民主。精英主义民主否认古典民主理论中“人民主权”、“公意”、“共同福利”等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将民主视为一种方法或是一种程序，对民主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这种程序民主的概念直接影响到达尔、亨廷顿等人的民主理论。

精英主义关注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特性。早期的精英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把社会中的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种类型，并提供了“精英—大众”的两分法。精英主义蔑视大众，崇尚精英。甚至在主张民主制的熊彼特那里，大众也被认为是政治领域里的“原始人”；相反，精英阶层则适合作为大众的统治者。他们相信，人们对精英的偏见是出于嫉妒，而普通大众没有精英是绝难实现自治的。

精英主义主张精英治国，普遍对民主政治抱有悲观主义情绪。在他们眼里，民主制刻意去迎合大多数人的爱好，常常发展成为“暴民政治”，只有政治精英才是民主政治的堡垒，佑护民主免于暴民政治。他们主张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对二战后兴起的政治科学有重要影响。

典型的精英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认为少数人可能拥有各种权力资源，却不一定占有生产资料；而且未来社会只能由少数人统治，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与精英统治社会相抗衡的。精英主义还遭受到来自多元主义的挑战。多元主义者认为，当代发达的自由社会，其特点就是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的政治组织为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而相互竞争。一个小规模的团体很难全面地控制局面。相反许多变化着的不同的团体则可能影响到决策的各个领域。他们认为精英主义者对权力的研究方法有缺陷。

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雷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年）是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即各行业的专业人才。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事业精英大量补充到政治精英集团，从而有效引导社会各项事业走向专业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推向进步。

1887年帕雷托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注意到十九世纪英国人财产和收益模式。发现社会80%财富落在20%人手中，而其中50%财富由5%人拥有，财富分配是极之不均衡的。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部分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仍是如此。今天世界称此一财富分配现象为“帕雷托法则”。西方政府透过税制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苏联及中共也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结果证明，社会财富分配一旦离开帕雷托法则，经济便停滞不前。换言之，“均富论”只能存在理想主义中，在现实世界一旦出现，社会经济便进入停滞期。

以1973年至1995年美国为例，扣除通胀一般人实际收入上升36%，但蓝领阶级工人收入扣除通胀实际收入下降14%，即80%美国人收入上升了，20%美国人收入下降了﹔新增收入大部分集中在居于社会上层20%人口手中，其中64%更集中在5%人口上。换言之，社会愈富有，财富愈集中在20%人口手中，其中50%或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5%人口手中。经济愈繁荣，富者必然愈富﹑贫者生活水准亦提升，但所占社会资源比例反而下降，所以不可能产生“均富”现象。可见，“均富”的口号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骗局。

责任政府的责任不是改变帕雷托法则，而是阻止阶级流动性屏障出现，即不是把人按出身﹑成分而列入某一特定阶级，而是各展所长，随时由下层社会晋身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同时，上层人士亦不获保障，一不小心便跌回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社会。换言之，没有阶级屏障出现。人人凭自己本事在市场上找寻自己本身定位，整个社会财富自然增加，富者（社会上20%人口，尤其是最富有的5%）必然愈富，但整个社会因财富增加，甚至穷人虽然所占财富比例有所下降，但生活素质仍可改善。例如2005年香港一般人生活条件较五十年前香港富人生活条件更好，又何惧富者愈富？

请不要用行政力量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如此做法，否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社会财富一直以来都无法平均分配，无论透过税收或透过制度，最后仍返回20/80比例。20/80现象无处不在，例如一间企业80%利润来自20%产品﹔企业内20%员工努力成果才最重要，余下80%员工对公司盈利所起作用十分微弱。因此自80年起，美国企业开始裁减公司内80%员工数目，发现对公司营运真的没有影响，企业反而因节省开支而纯利上升。又如企业明白80%纯利来自20%产品，因此把80%非核心产品外判或结束，结果企业营业额只减少一点点，但纯利反而因节省发展80%非核心业务而上升。企业要简化产品而非多元化，明白哪些才是企业核心产品（20%产品带来企业80%利润），企业员工宜精简（20%员工提供企业80%盈利来源），把无关重要事项外派甚至不做。社会也一样，20%人口才重要，政府应研究如何吸引20%人口而非推行均富方法。因为社会财富贫富不均的出现，主要是人对金钱态度的不同，最后产生帕雷托法则。这方面无法以制度或税收去改变，即一个人可从下层社会爬升到上流社会，但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永远是20%人口拥有社会上80%财富。

自从莫斯卡和帕雷托首创精英理论以来，许多政治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一流派的行列中来，对它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使之能在当今的政治社会学说中保持自己鲜活的生命力。莫斯卡最早（1896年）提出，“最漫不经心的人也能注意到，在一切政治制度共有的、恒常存在的事实和倾向中，有一种极为明显的现象：从最原始的、几乎还未跨入文明世界的社会，到最发达、最强大的社会，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属于统治阶级的永远是少数人，他们行使着各种政治职能，垄断政权，并享有政权带来的各种利益。”在帕雷托那里，“统治精英”的概念取代了“统治阶级”而成为他理论关注的焦点。据他看来，在各自活动领域内获得最高指数的人都可以确定为一个阶级，即精英阶级。精英阶级又分为两个部分，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 

米歇尔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化日益加剧的世界中，哪里的组织程度越高，哪里运用民主的程度就越小，这是一条“铁律”，是一个不可逆转或阻止的过程。由于精英集团内部结合紧密，联络便利，行动配合默契，因而他们与大多数民众那种典型的一盘散沙、不能本能地迅速行动的情况相比，总是具有组织优势，从而使得他们可以迅速动员起来，制定决策，采取主动并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永久化。

但是到了熊彼特、罗伯特.达尔等新多元民主理论家们那里，通过对民主概念的修正，精英的概念与民主不仅不再相互对立，反而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他们认为，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的统治，而是意味着精英的统治，即多元的精英通过竞选获取权力的过程。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政治决策者和自己的统治者，这就是民主的全部含义。同时，公民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影响决策，其组织者和领导者构成了政治精英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上升为精英。

这种意义的精英集团，比较接近我们所说的“新士阶层”。

新士阶层与精英阶层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来加深对它的理解。

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曾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十年之久。他在1974年接待来访的《英国游记》作者勃鲁斯·查特温时谈及当时西方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他说，当今世上最需要的莫过于对人自身的改造，古代罗马人所以能在数世纪的时间内统治如此广袤的疆域，全靠罗马造就了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马尔罗认为，苏联人在这方面未能成功（美国人更不必说了），在近现代只有英国人能像罗马人那样培养出一个精英阶层，它不是贵族，也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绅士；英国绅士不愧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英国公学是英国绅士的摇篮。

英国公学像小型的国家，在等级次序森严的公学成长意味着学会顺从与领导，明确责任与特权。公学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教书，还不如说是育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公学学生是社会乃至大英帝国的栋梁，他们的举止言谈和精神气质无形中成为英国绅士的原型特征。公学已有几百年历史，但它们的办学特点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给人留下系统的印象。马修·阿诺德之父托马斯·阿诺德博士任拉格比公学校长期间（1828-1842年）使该校成为公学的样板，在学校新哥特式的回廊里，秩序、权威和传统被奉为神圣。从此公学学生以遵守纪律、富有公民责任感、热心服务社会和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著称。拉格比公学还是英式橄榄球的发源地。他们提倡“体魄强健的基督教”，向学生灌输基督教伦理观，一边鼓励他们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勇敢、公道、忠诚和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不幸的是，崇拜希腊异教魔鬼的奥运会的恢复，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奥运会遭到职业化、赏金和“金牌战略”的彻底败坏，只时一个时间问题。但在当时，英国公学广泛开展的体育运动中，参加者还是精诚团结、各尽其力的，“费厄泼赖”的精神焕然成风。

一个没有公学精神的英国是不完全的英国。在讨论十九世纪“绅士”的概念时，我们要意识到“绅士”不是唯我独尊的人，也不是玩弄生活艺术的人；而是诚实、克己、正直和社会责任感的化身。英国绅士正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台柱，绅士的道德观才是政府官员清廉品行的主要来源。当然，这些只是理想，实际上英国没有绅士，有的只是鸦片贩子。所幸的是，当鸦片贩子有了绅士理想的时候，他的表现就会不同，这就是英国的现实和现实的英国。

（单排一页）

（第四卷）

南北朝比较

（另起一页）

第六章

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了，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两个文明生长期：一是西周、春秋、战国；二是唐、五代、北宋南宋。它们分别演化出两个统一帝国期：一是秦、西汉、东汉；元、明、清──然后是两个过渡时代：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古代南北朝曾经酝酿和产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现代南北朝正在酝酿并产生第三期中国文明……

这真是一股不可思议的思想曙光！我殚精竭虑地“发现了它”，但愿我还有能力“说明了它”：

古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鲜卑化，现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布尔什维克化。孝文帝改革是由外族人推崇并发扬中国文化；文化大革命则是由本族人来反对破坏中国文化，以“破四旧”的名义摧毁所有文明。但两者仍有若干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出于文化目的，来推行汉化或推行野蛮。很明显，孝文的内迁汉化固然打着推崇汉化的旗号，可是这个运动并非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只是促进了鲜卑人的汉化。按照类似的历史悖论，文化大革命固然打出了铲除中国文化的旗号，可是如果细察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就会承认文革直接打击、最大破坏的，其实是苏联在中国的影响。至于中国文化，早在文革之前已被系统摧残了十七年（1949──1966年）了。

苏联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才是中国野蛮化过程的最后一课。所以中国文化的致命一击并非来自文革，而是1940年代的“三大战役”；因为军事行动才是军阀造国事业的重中之重。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中国文化的葬礼；是军事行动在文化领域中的延续。毛泽东喜欢援引列宁所援引的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军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补充了一句他自己不敢说出的话：“文化是军事［战争］的延续。”“文化革命”其实是“解放战争”的延续、深入、扩大；也许是在一种更大更深远的意义上，文革的野蛮化是作为中国文明的新起点而存在于历史之中的。而恰恰是“现代南北朝”或说是“造成了现代南北朝的解放战争”，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出发点。“文革”不过是“解放”的结论；“解放”才是“文革”的前提。“解放──南北朝──文革”这一逻辑，不仅为始作俑者始料未及，且不为当时人所解，既至今日，除我以外，还有谁曾认识到如此深刻的洞见呢？而我之所以能认识及此，并非由于天纵英才、先见之明，而只是由于恰到好处的亲身经历：我迄今为止的一切思想，皆出发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是在孔子被废掉以后，中国文化被打入历史的垃圾箱，而毛泽东却把“老毛子”列宁及其祖师黑格尔──马克思的偏执言语搬上了神座。但那个1949年到1974年的急剧黑暗时代，中国文明的孤灯重新萌芽在一个时代孤客的心目中。第二年，“现代南北朝”的思想产生了。三年后，他历尽艰辛看到了孔府孔庙孔林的遗迹，并且知道死灰可以复燃的历史意义……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就现代中国社会的重构来说，马列主义发挥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功能。主张斗争的马列主义与主张和平的佛教不同，发挥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出家功能，而是垄断尘世的专政政治功能，其特征因此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野蛮主义的，虽然虚无主义和野蛮主义在古今两个南北朝时代都是以反对传统、取消传统为特征的。

对比研究一下，公元338年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下令准许汉人出家为僧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1924年宣告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等“三大政策”、毛泽东1949年下令“一边倒向苏联”，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引入外来势力、大乱中国的社会纵火行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疑，近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马列主义，犹如古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大乘佛教。

来源于漠北的石虎放纵佛教淹没中国、来源于岭南美国人孙文勾引苏联淹没中国，异曲同工，一古一今、一北一南：都是通过引入外来势力壮大自己的颠覆行为，以便乱中取胜。但这两者也都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转型意义的重大事变。和残暴疯癫的石虎相比之下，怯懦诡诈的孙文更加无耻：他自己带着治外法权的保护到中国策动革命，欺骗同党前赴后继，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死难牺牲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孙文自己永远站在岸上观战，万无一失。孙文比那些1989年民主运动失败后立即逃进美国大使馆的方励之和其他逃往海外的共产党员更加无耻，比那些弃军而逃的学生领袖和工运人士更加无耻。

不过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正是杀人不眨眼的石虎所作出的这一驱使汉人出家的决定，为佛教的广泛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外来思想的传播给予了强有力的经济保证。后来，基于复兴中国要求的周武帝与唐武宗之“灭佛”，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石虎的这一命令给予佛教的特权而发的，而主要不是基于敌视佛教和虐待佛教的态度。因为只有限制佛教的特权，中国社会的解体过程才会中止、中国文明的重构过程才有可能。否则，大批社会寄生虫就会假借“皈依佛门”的名义来偷吃洋教，不仅偷税漏税、拒服兵役，逃避社会义务；而且自娱自乐、断子绝孙，逃避种族义务。而所有这一切，正是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之类所期待的结果，他们的希望就是要削弱汉人的力量，让外来民族成为中国土地的主宰。

为什么东汉与三国（魏、蜀、吴）都不许可佛教获得这样的特权？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国将不国”。下面我们简单考查一下其相关政策的来龙去脉。

汉、魏时代，官方不准汉人出家。“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卷四）当时佛教如同黄老学说一样，只是在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和崇信，但在社会组织上，“沙门不入王者”，中国社会没有出家受戒的僧人。

佛教传入中国后，到后汉桓灵二帝时代（147──189年）记载才渐翔实，史料也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渐兴。汉末约七十年间，译出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汉末对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宫廷奉佛。由于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技已受皇室崇奉，佛教初传入汉土，适逢其会，一方面它的教理被认为“清虚无为”，可和黄老之学并论；一方面“佛”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大神。而且中土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效法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如《后汉纪》有关楚王英的记载说：“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缣请赎，楚王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惧而赎其罪？”可见佛教在当时只被当作祠祀的一种。

到了桓帝时，更在宫禁中铸黄金浮图（浮屠）、老子像，亲自在濯龙宫中设华盖的座位，用郊天的音乐奉事他。如《后汉书·四域传》说：“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又延熹七年（641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等语，都可说明汉末宫廷的奉佛情况。

那时虽有汉人出家信佛而修道，但毕竟是些孤立的事件。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载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而且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乃是伪书，本不足置信。但《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汉人出家之所以是些孤立的事件，可能是因为官府担心社会秩序受到影响，因此限制汉人出家。只是当决心摧毁汉人社会的五胡掌了权，才开始鼓励汉人出家，分化瓦解自己的对立面。338年，后赵石虎废止了不让汉人出家的传统禁令。以石虎的贪婪、残暴，再加上这个命令对中国传统家族社会的致命瓦解作用──这一切使五胡之乱出现了一个转折，从此之后，十六国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进一步恶化下去。所以，我意以为304年（至316年间）的西晋灭亡到苻坚南侵的383年之间的这七十九年间，就是以这个公元338年石虎废止汉人出家禁令为核心转折的。犹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至1949年两个中国正式分裂的四十九年间，就是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联俄容共”、引狼入室为核心转折的。在这两大转折点（石虎的允许汉人出家与孙文的三大政策）之后，中国传统社会才开始彻底瓦解。我们同时也不要忘了，冉闵的灭胡报复即是对石虎这个外来政权的反动。

冉闵（卒于352年），十六国中冉魏的君主，是汉人出身但也曾是羯人石虎的部下和养子。冉魏建立后，冉闵下令杀羯。男女老幼无人可免，前后约有二十万人被杀。接着奔袭各路胡军，几番大战，打出汉家铁骑的威风，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匈奴、羌、氐等胡人势力被迫撤出中原。石遵、石鉴、石琨、石宠、石蟠被灭三族，羯族的主力军被完全消灭。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全部死于非命。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军粮分给百姓，带领一万步兵外出争粮，结果被鲜卑的十四万骑兵包围，被俘遇害，冉魏灭亡。

冉闵的复仇，反证石虎对中国社会的伤害之深。石虎与冉闵之后，北中国已经不再是战场，而是屠场了。正如北伐战争之后的现代南北朝，中国已经不再是战场，而是屠场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石虎之令与孙文之策相比，而把冉闵“350灭胡”比作蒋介石的“412反革命政变”：这两个“反动事件”短期内成功，但在政治上很快就失败了，它们根本抵挡不了滚滚而来的胡化过程，并且引起了更为血腥的报复和种族灭绝，使得汉人的处境更加险恶。由此触发社会分化及造成的历史振荡，到百年后才达到顶峰──在古代的南北朝是百年后的450年宋魏大战、南北彻底隔绝，在现代南北朝则是二十多年后的1950年代中国合并到“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这之前，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过渡（1931年）。当然，从“社会主义毁灭中国”的角度看，最大的野蛮化顶峰并不是1950年，而是1966年的文革及其退潮──1971年的林彪死亡和1976年的毛泽东死亡，也就是在“412反革命政变”的五十年前后……正好为古代南北朝的百年周期之半。

尽管，古代南北朝的“350灭胡”与现代南北朝的“412灭共”在具体形式上可说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抗击外来势力”的意义上，二者却是不约而同──没有历史的透视性慧眼，是看不穿这一层文化含义的。

再进一步看，石虎是外来势力的代表，不仅在种族上，而且在文化上。王青《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在中原的传播》一文指出：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民族共同体”，而十六国时期的石赵政权就是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最早、甚至是唯一的一个政权。它在中原建立政权以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视西域文化的政策，提倡并弘扬西域文化，这使得西域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能较快地在中原流播。不管从宗教习俗、服饰工艺还是从农作物的移植方面，都可以见到石赵政权在“弘扬西域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像中共在弘扬苏联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从相貌上说，羯族的特征是深目、高鼻、多须，这是典型高加索人种，也是西域胡人的典型相貌，类似俄罗斯人和“苏联老大哥”这种混同了许多民族血统的杂胡。

据《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记载：石虎死后，汉人冉闵欲有不利于羯胡之举动，“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而胡天是西域之神，祀胡天乃是信仰祆教的标志。这相当于现代南北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语言上也有是蛛丝马迹表明，羯胡的祖先来自昭武九姓国，而昭武九姓国的语言应该是属于伊朗语系，即印欧语系，与俄罗斯语、德意志语都属同一家族。

石赵政权的政策明显具有“崇胡”的特色，如号“胡”为“国人”。与中共的口号“我们的祖国是苏联”何其相似！石赵政权对一切带有“胡”字的物品也作了相应的改称。《艺文类聚》卷八十五“豆”引《邺中记》曰：“石勒讳胡，胡物改名。名胡饼曰‘抟炉’，胡绥曰‘香绥’，胡豆曰‘国豆’。”这不仅是称呼上的改变，而是表明西域胡人与文化将成为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人种与文化。石勒与石虎重用来自于龟兹的僧人佛图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佛图澄在石虎时被尊之为“大和尚”，并亲自下书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爱，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一个汉化人群的政权会给一个异族人如此重视；正如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具有民族良心的人都不会把苏联、日本或其他外国当作“我们的祖国”。引吭高歌“国际歌”或“今夜我们是杂种人”等。

石赵政权对西域的商贾同样表示出较大的热忱。据《邺中记》载：石虎“于铜雀台穿二井，作铁梁地道以通井，号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财宝饮食，以悦番客。”由于胡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所以，尽管当时中原扰攘，战争连绵不断，但仍有大量的西域胡人来往于石赵所控制的中原地区进行商贸活动。东晋荀氏的《灵鬼志》云：“石虎时，有胡道人驱驴作估于外国。”佛图澄也常常让自己的弟子去西域买香。可见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并没有中断。

石虎对于佛教的尊崇也是“崇胡”政策的典型体现。汉人王度曾经奏议全面禁止信仰佛教，其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石虎答道：“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王度的主张，是汉人试图同化异族统治者的尝试，石虎的回答，表明其顽固坚持本族立场。由此，佛教几乎成为后赵的国教。这种崇胡的政策，由石勒开其端，到了石虎手里更有变本加厉的发展。与石勒相比，石虎是一个更加留恋本民族文化的统治者，他所信奉的宗教习俗、所喜爱的方技工艺、服饰饮食都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

而为了引种中原本无的植物，石虎花了极高的代价，精心围起苑囿，运来土壤，并引水浇灌，以期创造适宜珍贵果种的生长条件。在此苑囿中，裁种了不少中原本无的名果。自石赵之后，原产于西域的作物渐渐开始在北中国普及。而石勒、石虎还为许多来自于西域的植物、食物改名，去掉“胡”字，就像“解放以后”去掉了许多名称的“洋”字，政治上为了掩盖其外来性质、文化上促进了本土化进程。

石赵政权的这一胡化特性不是孤立的。且为后来的北魏的拓跋鲜卑作出了示范。例如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人，似乎由于学习北方游牧人的风尚，大量养羊，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而“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也开始盛行。这一社会的需求倒过来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在《齐民要术》等“农书”中却辟有《养羊篇》，并不是偶然的。

二、五胡乱华与猪羊之争

有关“猪羊之争”的研究指出，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六畜”之说。所谓“六畜”，包括马、牛、羊、猪、狗、鸡。“六畜”除去产地基本不在中原并用来骑乘的马之外，其余五种再加上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肉食的主要部分。其中，牛、羊、猪又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周代的《礼记》将牛、羊、猪称为“大牢”，是只有国君及卿大夫才有资格享用的佳品，至于底层百姓，一如汉代的《盐铁论》所说，“非乡饮酒、膢腊、祭祀无酒肉”，通常只能在逢年过节及庆典时将吃肉作为一种享受。

牛肉虽然贵为“大牢”之一，上古时期亦用于祭祀与食用。但自从春秋后期铁犁、牛耕出现后，牛成为重要的劳动工具，历朝历代三令五申禁止宰杀耕牛，一如唐武宗所言，“牛，稼穑之资，中国禁人屠宰”，遂令牛肉逐渐淡出肉食行列。至于《水浒》中大块吃牛肉的描写，实在是一种梁山好汉对统治秩序的挑战。

牛肉之外，同在“大牢”之列的羊肉与猪肉一度曾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平分秋色。汉代既有“泽中千足彘（250只猪），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的记载，亦有许多人家拥有“千足羊（250只羊）”的说法，足见养猪与养羊难分伯仲。

然而在进入魏晋以后，猪的饲养规模开始萎缩，羊肉从此成为中国人主要肉食长达千年之久。显然，五胡乱华颠覆了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南北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已称“羊者是陆产之最”。唐代文人笔下经常出现的是“羊羔美酒”，猪肉却鲜有提及，这从《太平广记》中有关唐代肉类的记述总共有105处，羊肉独占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便可见一斑。猪羊之争，猪肉败北。

《太平广记》甚至有佛教在家居士亦不能断除羊肉的记述。“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刚经”，但是当周遭有人杀羊并招呼同吃时，他也会忍不住去吃。这从侧面反映吃羊肉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常态。

羊肉饮食经过唐代的高速发展，在宋代已成社会时尚，所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宋朝宫廷御厨一年开销羊肉43万斤，而猪肉只有4100斤，“御厨止用羊肉”甚至成了两宋皇室的“祖宗家法”。

到了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代，羊肉更是独占鳌头，非但蒙古人以之为主食，汉人食用羊肉同样普遍，就连风行高丽的汉语口语教科书《老乞大》也说到“做汉儿饭”，有羊和鸡。

然而，羊肉占优的局面到了明代以后为之一变，猪肉成功翻盘。明代初期的永乐年间留下的一份御膳菜单显示食材包括羊肉5斤及猪肉6斤，羊肉渐落下风；到明代后期光禄寺留下的宫廷岁用牲口数记录则是18900口猪，10750头羊，猪肉已是后来居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干脆写道：“猪，天下畜之。”

清代的“猪强羊弱”势头更加明显，每过春节，京城常常要杀猪近十万头。1784年的除夕大宴，乾隆皇帝一桌就用去猪肉65斤及野猪肉25斤，而羊肉只有20斤。等到解放初期的1952年，中国已拥有8976万口猪，而羊仅有6177万头。直至今日，猪肉的数量优势已经不可动摇，其年产量竟达羊肉的十倍，经过两千年与羊肉的PK之后，猪肉终于“逆袭”成功了。

在猪肉地位持续提升的明代，曾发生过一次颇值得玩味的小插曲。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因“猪”与明代皇帝朱姓同音，明武宗生肖又属猪，杀猪被看成大逆不道，皇帝严令禁止，违者及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且流犯死于流放地后，家口也不许还乡。这就迫使农民把家里养的猪杀净吃光，小猪也一起扔掉，生猪和猪肉一时间在市场上绝迹。也有研究指出，这和朱元璋可能出身于回民有关。

但根据《万安县志》等记载，即使在这一荒唐的猪禁时期，“陈氏穴地养之，始传其种”。百姓用各种手段抵制禁令，士大夫也不以为然，正德十五年的三月，礼部上奏说国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豕羊三牲，猪肉绝迹，实在不成礼法。这迫使武宗自食其言，“内批仍用豕”。禁猪令发布仅三个月后便宣告失败。

即使古代君主的权威，也无法遏制养猪兴起的趋势。猪肉在明清时代取羊肉而代之，并不只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已经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通过吃食猪肉，而与伊斯兰教划清了界限。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处于自然经济形态，“这种个体的小农经济，决定着农业与畜牧业总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养殖牲畜通常都是作为家庭副业来进行的，杜牧在《清明》中写“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歌中的牧童形象向我们展示了民间畜牧业的普遍性。

到了明清时代，中国人口站稳了一亿的台阶，并在引进的美洲农作物（红薯、马铃薯、玉米）帮助下接连跃过了两亿、三亿、四亿，并在太平天国战争前达到传统农业社会的最高峰4.3亿。随着中国人口空前规模的繁衍，人均占有的土地日益减少，在“寸土无闲”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畜牧生产将越来越不足以维持基本的食物能量需求，人们必将被迫越来越多地牺牲美味的肉食，逐渐减少畜牧生产的比重，同时增加谷物生产──因为同样面积的种植业可以养活的人口是畜牧业的十倍以上。

明清人口爆炸的另一个结果是劳动力过剩，导致部分农户甚至放弃了在农耕中起重要因素的牛的养殖，改由人来犁地。雍正《南汇县志》载：“耕旱田或以牛，或以四齿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一本正经地计算后更是认为，牛力完全可以由人力替代，因为牛吃和占用的一部分转而由饲养时的付出变成了正的收入，一进一出，十分合算，这实在也是令人悲哀的事实。人多地少，两者殊途同归，导致明清以后中国内地种植业一枝独秀，牲畜养殖业显著衰退。

但是，养猪情况却有所不同。一方面，猪对饲料的要求远远比其他牲畜要简单得多，可以吃人不愿意食用的一些下脚料，如所有的剩菜、糠麸等，临时野放时也可以吃植物的地上部分，甚至可以吃地下部分。人们总会有残羹剩菜，借助于人不能吃的剩余农副产品，一个家庭一年养 1-2 头猪，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另一方面，可能比提供肉食更重要的是，养猪可以提供大田所需要的肥料。虽然猪不能像牛那样为大田生产提供动力，但中国很早就废除了土地的休耕制度，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对于恢复土壤的肥力，起到重要作用。清代蒲松龄在《养蚕经》中说道 ：“岁与一猪，使养之，卖后只取其本，一年积粪二十车，多者按车给价，少者使卖猪赔补。”即一口猪一年能够积肥20车，能够很好地促进粮食增产，“棚中猪多，囷中米多，养猪乃种田之要务”。这正适合明清时期农区发展畜牧业的需要，因此猪的养殖反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养猪业的这些的优点偏偏是养羊业的劣势。诚然，养羊亦可以与养猪一样提供农业种植所需要的肥料，所谓“羊壅宜于地，猪壅宜于田”，还可以提供猪所无法提供的服装原料。但养羊通常需要较为广阔的牧场，人口稠密的农区却已无荒闲之地可以用于放牧。

而自从汉代起，出于积肥的需要，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猪圈，中国的养猪业便由放牧为主转向舍饲为主。舍饲不需要多少土地，也不会在人口聚集的乡村导致邻里纠纷。清代嘉庆时所修的安徽《合肥县志》就特意提到养猪要设圈，“不得野放”，“免生邻衅”。

明清时期，在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的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从北方引进的山羊失去了像唐代或以前听任“食野草、毒草”、有较大放牧场的环境，不得不也被圈养在家，进行世界罕见的舍饲或半舍饲。但即使在同样舍饲的情况下，养羊依旧不如养猪合算。这是因为猪的食性更杂，对饲料无甚要求，水生植物类、发酵青饲料类、发芽饲料皆可，明代还有人用蝗虫喂猪，结果“猪初重二十斤，旬日肥大至五十余斤”。

而羊需以含有高度纤维素的植物为食料，明代的《沈氏农书》记载，在江南地区养山羊11只，一年需要饲料一万五千斤，其中农户自己提供的只有一千余斤桑叶（占7%），剩余的枯草、枯叶各七千斤都需要从别处购买，总共需要六两银子，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

此外，猪是把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蛋白质和脂肪的效率最高的动物之一。明朝浙江嘉兴府早有“肉猪一年饲养两槽，一头肉猪饲养6个月可得白肉90斤”的记录，而清代同治年间的《上海县志》更记载：“豕，邑产皮厚而宽，有重至二百余斤者。”在提供肉食总量方面，根据《膳夫经手录》所说，“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与猪相差甚远。更不用说猪的繁育能力远胜于羊，明朝时已有“母猪一胎可育仔十四头”的历史记载了。

除了因宗教禁忌不食猪肉的“兄弟民族”之外，在基本上以素食为主的中国人的生活中，从养猪中获得的猪肉，占据着中国人日常动物蛋白质的最大份额，成为压倒性的主要肉食来源，其重要性比其他所有陆地动物都大。“它是富人的日常肉食，穷人的节庆膳食，油和工业产品的来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是如此常见，以至中国的饲养场拥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猪”，直到今天。

从猪羊之争可以看出五胡乱华的长期影响竟是如此深远，也可以体会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多么周折。

三、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在古代南北朝，所谓国有化事业经常是野蛮化的代词。野蛮化既是南北朝形成的契机，也反过拉加剧了南北朝的分裂，其间国有化事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元朝忽必烈时代的蒙古人曾经计划，要把汉人完全灭绝，把中国的农地变成牧场……古代南北朝的北魏所拥有“国营畜牧业”也扮演了野蛮化的推手。

这与哥萨克化的、半军事化（“军事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所推行的“剥夺有产阶级、确立公有制度”的政策，难道毫无共同之处？在国有化事业的规模上，中共远比北魏庞大，且不是作为战乱的后果，而是作为既定政策来推行，因此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破坏性。

古代的野蛮化虽然有益于生态环境，但现代的野蛮化却不利于生态环境。例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工业化过程，虽然效率极为低下，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这个特点甚至一直延伸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

有些学者曾经指出，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的国家，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当高，在《齐民要术》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养羊篇》所载的成就为最高，给后世养羊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王磊、张法瑞、柴福珍：《论北魏的“国营畜牧业”》） 

这与已经经过几百年的欧化过程的俄罗斯人显然有所区别。但是在“从事掠夺”的意义上，1917年建立的苏维埃制度却与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的北魏，具有“野蛮化”意义的相似性。北魏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与节节胜利，与苏维埃俄国假借民族自决而对周围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并吞和奴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战争掠夺已经成为鲜卑和苏联这种野蛮化的战争体制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

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五百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总结北魏及其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内容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由此可见其重要性。而这部分中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叙述羊的占25.75%，合计71.20%。说明它具有草原文化的烙印，说明北魏的特性。马对于草原民族十分重要，而对北魏来说，马的军事意义更加大于经济意义，因此专门开辟了一个“马政”。《齐民要术》认为马的饲养在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也应当遵循“三时”， 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另外专门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

那么野蛮化过程对于社会经济是否一无是处呢？也不尽然。例如，学者们发现，北魏畜牧业经济对于生态具有正面影响。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十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重要。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晚期，黄河出现了大约八百年的相对稳定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如果再把历史推到五百年后的北宋，就发现长期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黄河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一年半就溢一次。这说明，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要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参见《论北魏的“国营畜牧业”》） 

在国有化事业的规模上，中共远比北魏庞大，且不是作为战乱的后果，而是作为既定政策来推行，因此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破坏性。放眼现代中国，黄河不仅泛滥。而且断流。沙漠以钳形运动之势逼近绿洲城镇。日益汹涌的沙潮。它吞噬了草原、池塘、湖泊和森林，埋葬了村庄，迫使人们逃离家园。妇女用衣服盖住头脸，抵御狂暴的沙尘。农民打井很深，即使能找到水，往往也是发黑甚至有毒的水。专家们估计，正在向中国的中心地带不断推进的沙漠，每年吞噬大约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整个北中国都遭到威胁，其中包括北京。沙尘笼罩北京和其他城市，空中一片昏黄，道路、建筑和汽车的表面覆盖着黄土，人们感到呼吸困难。这些灾难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人们乱建水库，引水灌溉。由于所有河水都用于农业灌溉，其他土地沦为沙漠化的牺牲品。如今在土黄色大地上，紧挨灌溉系统的农田是唯一的绿色。

而北魏并不面对中共所面对的这些“现代化压力”，北魏仅仅需要在畜牧业经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农业经济，而无须为了工业化破坏生态环境。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年）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冲突和交往，野蛮人开始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农业。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年）统一北中国后，颁布政策，刺激农业。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使得以掠夺为主的战争不再流行。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年）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土地与劳力有效结合起来。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使农业成为政权岁入的主要来源，根本上实现了畜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

古代的野蛮化虽然有益于生态环境，但现代的野蛮化却不利于生态环境。例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工业化过程，虽然效率极为低下，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

四、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战祸相寻，政局动荡。商品经济遭到破坏，特别是北方，受到蛮族入侵，经济思想回到原始状态，商品交换处于低迷状态。野蛮化的过程不仅使得私人特性消失、集体特性上升、国营事业取代民营事业，而且使得商品经济倒退为自然经济，货币流通大为降低，物物交换成为时髦，而在现代南北朝中的中国大陆，还衍生了统购统销和票证控制。

在古代南北朝，《魏书·食货志》就说“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这很有些近似毛泽东时代的“自留地”，是典型的社会退化与野蛮化现象。在流通领域里金属货币有消退的迹象，但代之而起的是谷帛等实物交换，在北魏时期这十分活跃；很有些近似中共统治下的“黑市”、“自由市场”、“农贸市场”。

北魏时期的货币流通萎缩，而谷、帛等实物货币却广泛使用，甚至牛马等牲畜也曾发挥交换中介的作用。政府对于货币的管理职能日趋低下，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干预活动。史卫《北魏货币使用研究》一文指出，北魏是在迁洛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才第一次铸造钱币，先后铸造的有太和五铢、永平五铢和永安五铢三种铜钱，形状完全模仿五铢，但铸造水平都很低。特别是太和五铢，从留存下来的情况看，大小不一，重量不均，从三公分到四公分不等，而且铜质低劣。比起同时期南朝制作的“太货六铢”来，技术上有明显的差距。可见北方久不铸币，铸造技术已经生疏了。

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孝文帝“诏京师及渚州镇皆通行之”，且百官的俸禄也将绢额折合成铜钱来支付。《魏书·食货志》说“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因为拓跋氏起源于西伯利亚，游牧为生，对钱陌生；这与经历了废除家庭、共产主义革命等野蛮化洗礼的苏联，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鲜卑与苏联，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是野蛮化潮流的不断源泉。

在某种程度上，北魏的野蛮化程度可能还不及苏联，据《魏书·食货志》记载：“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韧膳府。”面对广大的新占领土，北魏并没有实行苏联那样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而是各依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使得原有的经济制度仍在继续沿用之中，传统的文明因此得以保留。而在废除传统文明的野蛮化道路上，中共可以说走得比其宗师苏联走得更远，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甚至让斯大林感到过分。正所谓“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

《魏书·食货志》载徐州刺史在延昌二年（513），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是使用“土钱”的。当时的一些数学著作里反映了不少北魏初年的一些货物价格，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钱的使用情况。钱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买卖货物，还可雇人。但主要是流通于民间。在太和前，没有官府支付使用钱的记载。太和以后，钱的使用随着政府的介入而更加普遍。但是使用情况并不理想。一方面是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钱币质量低劣。

北魏治下的钱币使用情况特别混乱。各区域都使用着不同时期留下来的钱，不仅有曹魏、前凉张氏、石勒、苻坚、赫连勃勃的铸钱。汉代的一些铸钱，还有“土钱”也在使用。正是由于使用时间久远，各地区的钱在使用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比价。但无论怎样，币制的混乱限制了各地区商品的正常流通。为统一货币，北魏也曾禁止使用不依准式的钱，但效果并不理想。人民还是习惯使用旧钱。钱虽有使用，但并不广泛，在自然经济下实物货币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在北魏，布帛代替钱币，成为货币价值尺度职能的物质承担者。魏开始铸造自己的钱，规定其价值的就是绢。绢帛直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广泛使用。绢帛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赏赐、赈济、纳税、军饷、罚款，购买粮食、耕牛、农具，支付丧葬费用、抄写经文、赎身、建造佛寺、储藏、买地等，而且在太和铸钱以后还在大量使用。可以说，在整个北魏时代，绢帛一直起着货币的作用，确实是一种“货币商品”。这种绢帛作为货币使用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盛唐，唐代的货币使用被称为钱帛兼行。

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曾作为货币使用。一般“谷帛”连称。但“谷”的使用范围和绢帛有所区别。货物价值有高低之分，同一类货物也有品质之别。这就规定了充当流通媒介的货币也要有不同的数额表示，就像我们今天人民币有一角二角一元二元直至一百元，更高的还可以用支票支付一样，谷帛也各自担负着一定的流通职能。谷帛等实物之所以能成为货币商品，是因为它们有普遍存在的使用价值。绢帛一旦“尺寸分裂”，就失去了使用价值，也就随之失去了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而与绢帛相比，谷正好有可以分割称量的便利，于是它也就更多担负起了民间小额支付的职能。

军饷本来是用绢帛支付的，但士兵用起来不方便。于是，薛虎子提出了一个把绢帛转换成谷物的办法。士兵最后得到的是用谷物支付的军饷，既可以食用，又可以用于小额交换。随着对中原广大农业区的占领，北魏不但从敌国的府库掠夺了大量谷帛，也继承了各政权原有的“剥削方式”，开始征收田租户调。谷帛也就开始大量进入北魏国家和拓跋权贵的库房。成为可以广泛流通的货币商品。特别是均田制实行以后，夫耕妇织的小农经济得到了巩固和推广，为谷帛作为广泛流通的货币商品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也是造成均田制下的唐代虽经济繁盛，但始终摆脱不了实物货币的尴尬局面的重要原因。

牛马羊等牲畜也是可以作为实物货币使用的，这在近代野蛮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里也有所体现。逐水草而居、畜牧狩猎为生的鲜卑人用它作为交换中介，毫不奇怪。在早期的对外征战中，战利品和赏赐物也多以畜产为单位，税收因此也征收牲畜税。《通典》里就记载了一笔用狗买人的交易：“大狗一头，买一生口。”这当然不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是希腊罗马式的“奴隶社会”，因为奴隶买卖，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美国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都曾经兴盛一时。

在与南朝的“国际贸易”中，北魏主要是拿马匹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南朝人则认为“互市之利在得马”。但马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北魏在交易时自然有所保留。而牲畜作为商品货币，有天生的缺陷：除不便分割外，还不便储藏。牲畜需要喂养，所以只能作为商品之间的交换中介，而不能成为货币商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祸连绵，社会动荡，商品经济严重受挫，国家对货币的管理力度下降。特别是北魏政府相对落后，在货币管理上大多被动。早期基本没有什么货币制度。到太和十九年（495）北魏铸钱后，才开始积极介入货币使用。

太和铸币后，虽有禁令，市场上基本还是新旧混杂，政府只有听之任之。更为混乱的是货币在使用上表现出的地域分割性。因为久不铸钱，流通货币明显不足，政府就鼓励私人铸钱，崔亮还建议广开铜矿铸钱以收“治利”。但私人铸钱多为劣质，所谓“鸡眼”、“镮凿”，层出不穷。劣币驱逐良币，致使货币流通极为混乱。孝庄帝时，开始严禁盗铸，并改铸“永安五铢”。永安五铢，一斤铜只铸76文，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但利之所在，盗铸弥众，货币混乱的局面并没有改善。总之，北魏在货币管理上一直没有有效措施改变货币使用上的混乱局面。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拓跋集团在南迁过程中经历了由部落、酋邦、国家三个形态的转化。这和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经历了地下党、根据地、边区政府等三个形态的转化不无相似之处。

李凭在《北魏平城政权的发展轨迹》一文中指出，太子监国，这是北魏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一；乳母弄权成为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二；太后听政是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三。

北魏平城政权的前身是代国──代国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只是在国家机器面前徘徊的部落联盟。这一点很像二十世纪实行红色割据的“边区政府”。这个部落联盟的核心是拓跋部，当其强盛时，包含了黄河河套与阴山山脉之间草原上的众多异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即所谓的代王，由拓跋部的首领担任，但在形式上则要由组成联盟的各大部落推举产生。后来建立平城政权的道武帝，最初就是被势力较大的贺兰等部推举出来的。而在拓跋本部内，由于社会形态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因此，首领的继承方式虽以兄终弟继为主导，但又常处于母权制的笼罩下，并因一度由母后执政而被中原称为“女国”。 

409年，拓跋政权的道武帝将立长子拓跋嗣为皇储，先赐拓跋嗣之母刘贵人死。拓跋嗣对道武帝的做法难以理解，他被迫出走，以示抗拒。道武帝不得已，打算改立次子拓跋绍为皇储，于是又拟杀死拓跋绍之母贺夫人。贺夫人遂与拓跋绍发动政变，反将道武帝杀死。道武帝死后，拓跋绍随即登上皇位。但时隔不久，先前出走的拓跋嗣攻回平城，处死拓跋绍母子，夺得皇位，是为明元帝。道武帝建立的北魏皇权在其长子明元帝身上得到了延续，然而这并不表明拓跋部的兄终弟继遗俗已被废除。因为明元帝虽以长子的身份当了皇帝，但他的皇位是从其弟拓跋绍手中夺取的。像父亲道武帝一样，明元帝也不愿意遵循兄终弟继遗俗，而想将皇位传给长子拓跋焘。但是，当时皇弟广平王拓跋连和京兆王拓跋黎尚健在，皇位之争的危机仍然潜存。为了防止身后发生政治危机，明元帝于422年采纳汉人士人崔浩的提议，建立了拓跋部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太子制度。他不仅确立长子拓跋焘为太子，而且，同时还命其监国。所谓监国，就是君主在生前即将最高统治权力部分地授予储君，让储君与自己同掌国政。这样一来，拓跋焘继承皇位成了既定方针，加上他大权在握，地位自然相当稳固，于是那两位皇弟的继承权被排除掉了。以太子监国的办法除却兄终弟继遗俗的影响，是明元帝与崔浩的一大发明。自此以后，中原惯行的父死子继制名正言顺地成为北魏皇位传承的方式。不过最后，崔浩为此付出了满门抄斩的代价。

明元帝去世后，太子焘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是为太武帝。太武帝中年，不察因果地照搬明元帝的措施，也以其太子拓跋晃监国。太子监国，作为皇权的一种辅助方式，应属权宜之计。但是，北魏明元、太武两朝却将这种权宜之计确定为常务性的制度，这是北魏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一。所以，太子监国制度化后，必然导致皇权运行的危机。太子焘监国时，明元帝体弱患病，而且一年半后就去世了。然而，太子晃监国后，太武帝却仍然年富力强，致使太子晃监国时间长达十二年。时间一久，太子监国的弊端便逐渐暴露出来。事实上，当太子晃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东宫集团便麇集而成了；而东宫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了；当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政治危机就爆发了。结果，451年太武帝剿灭东宫集团，逼死太子晃。不久，阉官宗爱伺机作乱，杀死太武帝，操纵了朝廷大政。东宫集团与皇帝均归于尽，标志太子监国制的终结。

阉官当道，皇权难伸，母权制遗俗却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乘机而兴。452年，宗爱势力被镇压下去，太子晃的长子被拥上皇位，是为文成帝。但文成帝即位时不足十三周岁，被控制在他的乳母常氏手中。如前已述，北魏后宫有子贵母死制。由于丧母的储君往往幼小，需要有人抚养，因此由子贵母死制自然地派生出以乳母抚养储君的惯例。而在母权制遗俗极浓厚的拓跋社会中，储君乳母的干政意识竟然也很强烈。明元帝死后，太子焘的乳母窦氏就曾干预政事。常氏在后宫之中掌有生杀大权，为了压制文成帝，她引用子贵母死制处死受文成帝宠爱的李贵人，然后将被她选中的冯氏扶上皇后的宝座。常氏还将其政治触角伸向外朝，在她的培植下，常氏家族和一批佞臣、阉官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乳母弄权成为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二。

常氏与文成帝相继去世后，即位的文成帝之子献文帝便受制于上文提及的被常氏扶植起来的文明太后冯氏。466年，文明太后一度临朝听政。但为时不久，迫于献文帝背后的宗室势力的压力，她不得不放弃听政之权。不过，权力之争并未就此结束。文明太后首先采取与常氏同样的手段，引用子贵母死制处死受献文帝宠爱的李夫人；然后，亲自抚养李夫人之子太子拓跋宏；继而，于471年逼迫献文帝禅位给仅仅四周岁的拓跋宏，是为孝文帝；最后，文明太后于476年杀死献文帝，实现了自己再次临朝听政的愿望。文明太后以太后之尊去抚养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拓跋宏，其目的在于将这位皇储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之成为自己夺取胜利的一张王牌。究其根源，这一高明的政治手段得自于文明太后在宫中所见到的乳母常氏因控制了文成帝而能够干政的经验。从发展的脉络来看，太后听政恰恰是在子贵母死制派生出的乳母抚养储君惯例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与企图扼杀母权的道武帝的初衷正相反。太后听政是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三，它似乎令人看到了母系氏族时代回光返照的影子。这说明拓跋社会尊崇母权习俗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一有机会就会通过特别的途径顽强地表现出来，绝非以简单的暴力手段所能根除。

文明太后的胜利使母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太后听政虽然与拓跋部遗俗相关，却并不意味历史的倒退。从道武帝初建平城政权到文明太后再次临朝听政，拓跋社会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经历时近八十年了。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文明太后只能是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代表，而与“女国”时代执政的母后本质迥然相异。然而，文明太后也因此陷入了自身无法解决的困惑之中。因为在父子相继已经成为传统的社会环境里，文明太后无法将母后至高的权力像皇权那样自然地传承下去。文明太后在执政的十五年中作过许多改革，她也曾有过废掉孝文帝的打算，但最终仍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保留了在自己卵翼之下的孝文帝的皇位。490年，文明太后去世，皇权重新伸张。

但是，文明太后的阴魂未散，她遗下的势力尚能影响政局。为了尽快改变局面，孝文帝于494年迁都洛阳。北魏的平城时代就此结束。孝文帝的迁都是诸多原因造成的，由于切身受制于母权而力图摆脱旧的氛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正是北魏在平城停留将近一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魏孝文帝拓跋宏为摆脱鲜卑保守势力的影响，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决定迁都洛阳。事实上以前北魏历代王朝，也曾多次议论过迁都洛阳，但都遭到保守势力反对而搁置。拓跋宏决意采取计谋实现迁都计划，拓跋宏领三十万人马从平城出发，渡过黄河，进驻洛阳，声称要南征。文武百官纷纷跪在马前，叩头谏止南征，诉说以前北魏军队南征时，在淮河岸边屡遭惨败的教训。于是拓跋宏对群臣说，这次南征兴师动众，不可劳而无功，所以，不南征便迁都。赞成迁都的站在左边，赞成南征的站在右边。文武百官尽管心里不赞成迁都，但在南征和迁都两件事中，还是选择了后者。于是拓跋宏巧妙地开始了迁都计划。

迁都后的孝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彻底汉化措施：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服装）、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代（山西平城及周围地区）人已迁洛阳者，全部葬在洛阳城北邙山。汉化最彻底的一步是，将北魏皇室的姓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也都统统改为各种汉姓，并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人与汉化人群通婚。迁都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为了推进改革，甚至杀掉了反对改革的太子元恂。他说：“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这次迁都使得北方各族百余万移民迁入中原，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中国以至当时的整个亚洲的文化重心，为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

李书吉《北魏前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兼论北魏模式》一文曾经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奇迹般地发生了一次社会性质的跳跃和突变。这个跳跃和突变的意义，是为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并进行有效地统治提供了一个范例，极具典型性。孝文帝开创了一个模式。经济上的均田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其意义是在汉化人群已有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对全部土地用国家的权力进行一次再分配，从而使游牧民族贵族得到了同汉化人群土地所有者同样的特权。其次改姓族，使氏族部落制最后解体、分化，使游牧部落嵌入汉化人群社会阶层中，使社会阶层得以等级化。孝文帝模式的政体，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高度集权制，也不同于东晋南朝的门阀制，而是由氏族制同官僚制结合而成的特殊政体，这种新型政体对隋唐社会的繁荣有直接促进，可说连接汉──唐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军事征服者总是反过来“被他们的征服对象所拥有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仅古代而且现代的许多“改革”其实都有这一背景。北魏统一北方后，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十分尖锐，青、齐、洛、豫、冀、秦、雍、徐、兖等州相继发生起义，北方边镇一带反抗事件频繁发生。

要消除这些危机就必须降低统治集团的野蛮化程度，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革。从而使得野蛮的军事征服者和文明的被征服者协调起来。孝文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革使命。

他的第一步就是迁都洛阳。洛阳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军事重镇。洛阳在东汉时已经成为首都及中原最大的商业中心。东汉末年，洛阳遭到董卓的严重破坏。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后，从河北等地迁居民数万以充实洛阳，并在汉宫的基础上重新建筑洛阳宫城和外城。随着北中国逐步统一，洛阳得到恢复，其城中的丝织业、制盐业、冶铁业发达，商业逐渐兴盛。全城有三个主要市场：金市、马市和羊市。西晋统一后，以洛阳为国都，人口有了显着增加，并成为全国贸易中心，全国各地的珍贵商品在洛阳市场上都有出售，从绢布、粮食、药材、器皿到生产工具，应有尽有。可惜紧接下来的西晋八王之乱，又使洛阳受到很大破坏，公元310年，匈奴刘曜攻破洛阳，纵兵劫掠，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永嘉之乱后到十六国的一百余年间，洛阳沦为废墟。

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政权，一定要向中国传统让步，让鲜卑人吸收中原的文化，废除外来政权的野蛮风俗。为此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他预防大臣们反对迁都，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但大臣纷纷反对。493年，孝文帝后来终于取得足够的支持，亲率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孝文帝乘机提出休战迁都的计划。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向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开始第二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变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生活习俗，促进鲜卑人积极汉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易鲜卑服装为汉服。太和十九年（495年）阴历十二月甲子，孝文帝在光极堂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这是易鲜卑官服为汉人官服的具体执行措施。

二、规定官员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并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孝文帝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三十岁以上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逐步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降爵罢官。

三、迁往洛阳的鲜卑人，要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等于是对中国认祖归宗。

四、改鲜卑贵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并定门第等级。所改之汉姓，以音近于原鲜卑姓者为准。如拓跋氏为首姓，改姓元氏，是最高的门第等级；另丘穆陵氏改姓穆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贺赖氏改姓贺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贺楼氏改姓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姓嵇氏，尉迟氏改姓尉氏。这八姓贵族的社会地位，相等同于北方最高门第崔、卢、郑、王四姓。其他等级稍低一些的鲜卑贵族姓氏亦改为汉姓，其等第与汉化人群一般士族相当。此外，孝文帝还积极鼓励鲜卑的皇族和贵族与汉化人群士族通婚，藉以建立政治联姻，由是加强汉化人群与鲜卑族的民族融和。  

班俸制代替断禄制。北魏官吏原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隶户。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县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渔利。484年孝文帝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

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西晋末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基层行政机构瓦解，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坞堡。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中小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实行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486年开始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督察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从而健全了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

实行均田制。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农民又得不到土地，农民或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山泽起义反抗。隐户增多，使税赋减少。农民的反抗，动摇政权，为了缓和这一社会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旧都平城实行的计口授田、畿内课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均田令并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实质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化人群的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束缚农民于土地，强迫他们垦种土地，以增加租调收入和徭役来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所耕土地的占有，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颁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的男女十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其租调与一夫一妇数量相同。由于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一般农户的负担略有减轻。流散的农民被强制定居，许多荫户户口脱离了宗主豪强。国家纳税户口及租调收入增加了。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通过这样的中国本土化改革，鲜卑作为一个民族虽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化人群融为一体，而汉朝意义的汉化人群也因此不纯了，逐渐演变为混杂了五胡血统尤其是鲜卑血统的“唐人”。

从南北朝历史演进的观点看来：孝文帝的改革开放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部落在中国活动的尾声：自公元306年西晋为代表的“第一期中国文明”消失而隋唐宋元明清“第二期中国文明”尚未兴起时，是汉化的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正如对现代南北朝的分裂和中国可能的再统一，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苏联化的汉人，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六、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在我们的研究中，古代南北朝的“门阀体制”与现代南北朝的“党组织先锋队”具有可比性质。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根据“三个代表”思想，中共《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如下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先锋队”也就是强调其至高无上的特权。“三个代表”初次提出虽是2000年的事情，但据说概括总结了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共发展的进程和经验教训。新党章强调中共始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意思至为明显：中共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特权门阀，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特权门阀。

所谓“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其特权的理论基础，就像门阀体制血统优越论一样。而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早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就被明确表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在特权理论看来，党的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障，因而也是党的先锋队 品格的重要方面。党的先锋队品格必须体现在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上，党的先进性必须落实到党员的实际行动中。如果党内存在腐败官员，党就不再是先锋 队，党的威望就丧失，执政能力就受损。党的特权就会从根本上遭到腐蚀和瓦解。而党必须永远执政下去的“理念”于是必然要求恢复精英党的组织路线，这就是所谓“先锋队思路”。

“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凡此种种，都是一种变相的门阀观念的体现。

其极端表现，就是文革中大肆流行的血统论。这种血统论在中国已经绝迹了一千年左右。正是野蛮的苏联和苏联化的汉人把它重新输入中国，用以完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野蛮化或曰革命化的工作的。血统论在当今中国，就演变为“官二代”、“富二代”的冷酷现实。

陈爽《“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一文提出，北魏太和中，分定姓族，大选群官，由朝廷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包括鲜卑贵族在内的门阀序列。其中“四姓”的含义以及由此涉及的北魏分定汉人姓族的标准，对我们理解古代南北朝的先锋队即北魏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很有帮助。

北魏分定“四海大姓”的具体内容，包括代人姓族和汉人士族两部分，二者有不同的标准和序列。前者赖于《魏书·宫氏志》中保存的两道诏敕，可略得其大要；后者则由于《魏书》缺载而含混不清，难窥全豹。

代人先无族姓，因而分族定氏一以官爵为断；而铨定素有门第传统的汉人士族的标准，又多了一个“魏晋旧籍”。孝文帝分定代人姓族，雷厉风行。代人竟起辞讼，至魏末仍纷争不息。以法令的形式确定汉人姓族，同样是一桩空前的盛事，理应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和震动。但就史传所见，北方汉化人群士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被后人讥为高门家谱的《魏书》，甚至对此阙而不载；在北朝和隋唐的大量碑志中，也见不到某家族在太和中被定为某姓的任何记述，这不能不使人对这一法令的实施效果和社会意义产生某种怀疑。唐长孺曾敏锐地指出：北魏分定姓族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各种政治势力，使之成为巩固拓跋氏政权的积极因素。新标准的精神，不妨说是传统惯例的具体化和制度化。遵循这一思路，重新理解“四姓”的确切含义，成为认识北魏分定姓族的标准与意义的关键所在。

《氏族论》所载的“四姓”之制，是一个在制度上整齐划一的理想模式，而著于法令的制度与社会实际状况往往有相当距离。太和门品之令与职品之令是相互配合，互为表里的，而北魏前期的官职却以紊乱、杂芜著称，如何把先世官爵与当朝的官品统一起来，颇费周折。更为棘手的是，与“先无姓族”的代人不同，北方汉化人群士人素有自己的门第传统和习惯，这就是所谓的“魏晋旧族”。由于长期的战乱和频繁的迁徙，许多士族谱系已无从稽考，检校“旧籍”势必引起社会的极大骚乱，而如何把“魏晋旧籍”与当世官爵统一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豪强大族是东汉政权建立的基础，南阳、颍川、河北诸豪更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所在。“四姓”诸族多非元从功臣，却在地方拥有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与西汉众多起自布衣的后妃之家迥然有别，从而使他们与帝室的联姻具备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正因为如此，马援以外戚不入云台二十八将而为世人所称羡，而马氏悄然得到“小侯”之封，子弟布列朝廷。从这个意义上看，四姓之制中世袭封爵，参与朝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四姓”家族政治地位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别立学官”则使“四姓”子弟获得了与功臣子弟同等的入仕途径，是东汉王朝调整权力结构、巩固统治基础的有效手段。明帝以后，“四姓小侯”之称屡见于东汉史传，或称为“四姓末属”，或简称为“四姓”。终东汉一世，“四姓”或“四姓小侯”都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专称。

魏晋之际，“四姓”的含义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即指地方上正在逐渐形成的、获得社会普遍承认的地方大姓。

各地多以四为单位划定士望，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汉末清议兴起之后人物品评、比方的习惯有关，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汉一朝外戚尽为累世公卿的名家望族，“四姓”逐渐演化成为名家望族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汉魏以来，“四姓”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和概念，前后虽有差别，但一直是指某些具体的姓氏或家族。考察北魏四姓问题不能不考虑这一历史传统。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以《通鉴》为代表的另一类“四姓说”，便会发现这一“不经之论”在许多方面确有所本：

纳卢、崔、郑、李之女以充后宫，以四家为“四姓”，这一概念无论用东汉以外戚家族为“四姓”，还是魏晋间以地方名家大族为“四姓”，从哪种含义来衡量，都与传统上的习惯称谓相合。以汉人的卢、崔、郑、王为“四姓”，与鲜卑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门第相当，地位相同。

以“四姓”与“八族”对举，是汉魏以来人物比方的习惯，这种传统又为北魏王朝所沿袭，只不过内容变成了以汉人“四姓”与鲜卑“勋臣八姓”的对举。《通鉴》所称孝文帝纳五姓之女以充后宫之事，无一例外地在《魏书》诸传中得到了印证，这至少说明《通鉴》所述历史事实是清晰准确的。

孝文帝汉化程度之高，连南朝史家也无法否认。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左右近臣又多文儒之士，奏疏中曾多次援引马后、阴后之典。北魏“四姓”与东汉的“四姓小侯”有许多相似之处：同属地方大族，同以后族称“四姓”，同是累世贵显，同与王室累世联姻。这究竟是无意的巧合，还是“参稽古式”的结果，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更有意思的是，它们还与现代南北朝的“四大家族 ”（国民党）、“四人帮”（共产党）同为“四”。可见“古今通理”。

前引诸例，或多于四，或少于四，但都被称为“四姓”，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即是“大姓”之意。就像四大家族与四人帮也是出自文化的潜意识。

而北魏太和二十年的“分定姓族”，主要是确定代人姓族和汉人中的“诸州姓族”，这是作为“四海通望”的“四姓”家族的地位已经确立，因而在当时的诏令中才会出现“一同四姓”之语。由此看来，《通鉴》四姓说与柳芳《氏族论》并不完全对立，只不过在时间和内容上各有侧重。

孝文帝分定姓族的目的，在于调整北魏政权结构，巩固鲜卑贵族和汉化人群高门的联合统治。但二者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存在一定程度差异，具体到分定姓族的标准问题，就是重当世官爵与重“魏晋旧籍”的矛盾。如何使代人和汉人中两个互不关涉、侧重不同的门第等级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新的门阀序列？仅以官爵为断的标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士族门第中另一个重要筹码婚姻便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所在。

北魏前期，王朝的统治核心是所谓“王室十姓”和“勋臣八姓”，当时存在着“十姓不婚”之惯例，王室的主要联姻对象是“勋臣八姓”。随着北朝社会的逐渐发展，部落制遗存日渐消亡，北魏王室的这种婚姻关系既不为汉化人群士人所认同，自身也处在分化瓦解之中。为了扭转这种“拟匹卑滥，舅氏轻微”的状况，建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忠孝礼义”的统治秩序，最为简捷的途径无过于以联姻为手段，把汉人中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纳入鲜卑贵族的婚姻圈中，既提高了皇室在汉化人群士人中的社会影响力，扩大了统治基础，又在官爵之外使代人与汉人的门第等级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门阀序列。在这方面，东汉的“四姓”之制是最恰当不过的“先朝典制”。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推测：北魏“四姓”是孝文帝根据汉魏以来汉化人群士人品评门第的习惯和传统，而确立的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外戚婚姻集团。

例如太原王氏本是魏晋间北方首屈一指的名族，但自永嘉南渡后，完全脱离了北方的基业。北朝的太原王氏从始族王慧龙归魏开始，其士族身份就一直为北方士人所怀疑，或以其非太原王氏，或以其鄙出。至魏收作史，虽盛赞王慧龙之功德，却不得不在其郡望前加上“自云”二字。从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人物单鲜，而王琼本人的贪卑、矫饰之行，更为当朝士人所不耻，位望俱损。北方士人并不像东晋南朝那样，较为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而上述四姓与其他高门大族相较，并无绝对的优势可言。如果说崔卢两姓虽个人官位不达，整个家族还维持着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郑王两家的政治权势和家族声望则更等而下之。至少在太和年间，崔、卢、郑、王作为北魏绝对一流高门的条件并不俱备。那么，这四个家族是根据什么标准，出于什么原因被列为“四姓”，成为外戚显贵的呢？

如前所述，在北魏确定汉人姓族的标准中，“魏晋旧籍”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若以魏晋“世资”而论，清河崔氏中的崔琰、崔悦，范阳卢氏中的卢植、卢钦、卢谌，荥阳郑氏中的郑太、郑浑，以及太原王氏中的王沉、王濬，都是这一时期身居高位的名臣。但是，仅凭“冢中枯骨”的余烈尚不足以决定家族在北魏的门第，同属“汉魏旧门”，与上述各家“世资”相等的京兆杜氏、太原郭氏和弘农杨氏等家族，在北魏便没有进入“四姓”之列。崔、卢、郑、王得以成为北魏首屈一指的最高门第，除“魏晋旧籍”的因素外，其自身的当朝官爵和政治权势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种当朝权势最为突出的反映即是他们与陇西李氏通过婚姻关系所结成的政治联盟。

帝王纳“五姓”之女，似乎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典制，后妃若不出自“五姓”或“八族”，便会被认为有违旧制而竟起诉讼。另一方面，五姓高门尚鲜卑公主者也大有人在，仅范阳卢氏就有“一门三主”之称：卢道裕尚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尚义阳公主。

“四姓”的主要成员在孝文帝一朝多得到特殊的优宠和拔擢，子弟也获得了优越的入仕条件，政治权势急剧膨胀。总之，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契机，一个以北魏皇室为轴心，以等级婚姻为纽带，包括鲜卑“勋臣八姓”和汉人后族“四姓”在内的上层统治核心开始逐步确立。北魏后期，五姓和皇室之间、五姓各家族之间，一直维持着稳定而密切的婚姻关系，成为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婚姻集团，“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据学者的有关统计，北魏与崔卢二姓有婚姻关系的百余人中，五姓高门占三分之一，宗室和鲜卑勋贵占五分之一强。如以太和改制为断，这一比例则更高。五姓家族的主要成员多凭门第直接出仕为中央官吏，其他成员则多由宗室诸王的僚属入仕。

北魏政治以皇权统治为特征，突出表现为宗室权重。五姓家族与王室这种稳定而密切的婚姻关系，使他们在出仕、升迁等方面比其他汉化人群士人获得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又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介入王朝上层决策，能够在惨烈的政治倾轧中相互援引提携，保持其权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深刻影响了北魏政治。

太和改制后，“五姓”与北方其他高门大族在政治权势、经济实力等方面的距离也随之拉大，社会声望日隆。至北魏末年，五姓作为北方第一流门第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孝文帝并不满足于清定族姓，联姻高门，而力图把这种婚姻关系推及到更为广泛的层次。在官爵之外，婚姻是确定士族门第的另一重要标准，孝文帝采用官爵与婚姻为双重标准分定姓族，成功地改造了北魏政权的统治结构，建立了包括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在内的新的门阀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及社会进步。但事物孕育着自身的否定方面，太和改制后，上层的矛盾得到了缓和，下层的社会危机却日益表面化，六镇起兵最终导致了北魏帝国的崩溃。士族制度与皇权统治毕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和矛盾，它需要自身的社会基础。通过结姻帝室并主要凭借政治权力得以确立的五姓高门，对北魏王朝的依赖程度很高，累世贵显的背后，却缺乏足够强大的武力与经济基础。随着北魏王朝的倾覆，河阴屠戮的惨剧便在所难免了。

七、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陈爽的《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认为，士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的累世贵显，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和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

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其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认为：“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构成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就是堡坞主，当晋末乱时，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例如郗鉴便是。”

北朝的世家大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形态，即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和以官宦为标识，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一般说来，地方豪族大多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拥有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在地方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个别成员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居乡为豪，或出任县令、郡守等地方官吏以及主簿、功曹等地方属佐，其家族成员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多以武干见长，因豪侠知名。由于宗族和地域的限制，他们的势力多局促于本贯，尚未突破乡里的界限。北魏初年活跃于旧燕故地的“群盗”、北魏后期的青齐诸豪，多属于这一类型。

比较而言，名家大族的地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郡望只是其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之一。这些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凭借自身的家学与门第，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王朝上层统治圈，成为当朝辅望或封疆大吏。他们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北魏分定姓族后的“四姓”家族，正是这种类形的典型体现。

北朝的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在经济利益、政治地位、文化水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基于这一背景，两者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囿于地域与文化的局限，地方豪族对于自身在乡里的势力和影响更为关注，尽管他们的存在从客观上阻碍了王朝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但他们在主观上却一般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目的。在更多的历史时期，他们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存在，往往游离于王朝政治之外，或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左右。

相对而言，名家大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王朝现实政治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家族的前途和命运与王朝的成败兴衰密切相关。基于这一背景，他们常常卷入王朝上层的政治纠纷与权力角逐，构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当然，有关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区别只是对于北朝世家大族的一种概念上的划分，二者间的界线并不十分严格。地方豪族通过一些特定的历史机缘可以上升为名家大姓，而名家大姓如果数世官宦不达，也有可能沉落为地方豪族，事实上，这种门第升降的过程自汉魏以来便一直持续不断地发生着，这也是士族社会的普遍现象。总的说，名家大姓多在不同程度上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在入居显宦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土著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大姓是地方豪族发展的一个较高层次。

魏晋之际是士族社会逐步发育成熟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中古门第确立的一个关键阶段。永嘉之乱以及五胡在中原的统治改变了中古社会的历史走向，也打断了北方大族固有的演进过程。在这场空前的社会变乱中，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两个不同类型，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政治动向不尽相同。永嘉之乱后，晋室迁祚，中原板荡，大量地方豪族聚集乡曲，结坞屯堡，以为自存之计。但是，出于各个豪族所固有的地方利益，他们之间很难结成统一有序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坞主间互相攻击。祖逖北伐所面临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设法弥合北方坞主间的矛盾冲突，协调行动，共御石赵。以分散的宗族武装，很难长期抵御精悍的北方胡骑。因而在北方局势粗安的情况下，胡族政权的策略逐渐由杀戮转为招抚时，大量地方豪族纷纷放弃抵抗，接受胡族政权的羁縻，出任地方守令，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基层组织的主要维系者。当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为一些豪族的上升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勃海封氏、渤海高氏、以至于赵郡李氏等家族在魏晋时期寂无人物，均不是什么特别显赫的门第，但通过十六国时期的积累与发展，在北朝大都进入了名家大族的行列。

名家大姓与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结合保持了家族与门第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面对杀戮、强制迁徙等潜在威胁，他们不能不对自身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恶劣的社会环境。在一段时期内，他们与土地、财产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却更为注重社会伦理的维系，维持严格的礼法家风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经学继世、父子相承。政治环境险恶时，多采取冲退避世的方式，待价而沽；时机成熟，则出仕“以试祸福”。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事以及胡族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许多名家大族不可能长期稳定地保持较高的政治地位，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家族在十六国后期官宦不显，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只担任太守一级的官吏，门户稍有中衰之感。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说明他们的衰落，因为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

如果说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世家大族分化与重新组合的重要历史阶段，那么北魏前期的历史则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北魏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多次优诏征召，甚至以武力强迫汉化人群士人入朝为官，参定律令；另一方面又在沿袭十六国政权的传统，通过武力征讨和强制迁徙等手段，消除地方上潜在的割据势力。北魏王朝对征服区域的地方大族“待以客礼”或“待以国士之礼”，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礼仪，而是包括了徙豪望、授官爵、给田宅、赐奴婢等实际内容。通过这一方式，北魏王朝把各种纷乱无序的地方势力逐步纳入了统一的行政体制当中；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北方世家大族的重新选择和淘汰，而选择的主要标准是对北魏的效忠程度。

与名家大姓的显达相反，从总体上看，地方豪强在北魏时期处在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中。随着北魏从游牧向农耕社会的过渡，中央王朝与地方豪强在土地与人口控制中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北魏实施三长制和颁布均田令的实质即在于与地方豪族争夺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权。太和改制后，北方社会基层组织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魏晋时期大族与宗族部曲间那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已不复存在。北魏后期，高门大姓的盛极一时与地方豪族的逐渐衰落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后者正是前者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探讨北魏的世家大族问题，如果仅就士族论士族，特别是就汉人士族论士族，似乎很难找到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因为北魏政治的主流毕竟是皇权政治而不是门阀政治。北魏社会为世家大族提供了怎样一个政治舞台，世家大族又是在怎样一个制度框架内参与现实政治的，欲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忽视北魏皇权的发展，不能忽视一个庞大的鲜卑贵族集团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在这种政权体制下，汉化人群士人不可能保持稳定的政治地位。从道武帝复国至太武帝统治时期，虽然北魏政权极力笼络征召，汉化人群的士族对北魏王朝仍心存介蒂。

除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动因，迁都洛阳是北魏皇权为了进一步摆脱鲜卑勋贵的控制所尝试的一次非常之举。在这一过程中，诸王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通过这一契机逐步确立了一种以宗王拱卫帝室，汉化人群的士人辅佐其间的王权体制，这种格局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北魏政权的稳定，保证了太和改制的顺利实施。以此为前提，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通过汉化人群的士族的努力得以顺利而全面地输入北魏政体当中。

可以说太和改制的初衷，在把鲜卑贵族和汉化人群的士族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物，整合到统一的政权体制中，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结果是鲜卑上层权贵与汉人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合流，确保了皇权的正常运转。但上层门阀垄断的维持是以牺牲下层武人的仕途为代价的，由太和改制而引发的文武之争，成为北魏后期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太和改制后，北魏官僚体制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武分途，重文轻武，而文武分途便意味着士庶分途。汉人大族长期垄断吏部，控制选举，阻扼鲜卑武人进入“清流”，导致了羽林士卒哗变、六镇起兵等一系列政治风波。文武之争促成了社会的分化，而下层武人与上层权贵间的矛盾最终以民族冲突的方式爆发出来，导致了北魏王朝的崩溃。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北朝后期，由北周的“六条诏书”确定以简明可行的“吏干”作为仕进标准，才最终得以解决。

北魏末年的社会变乱，再一次促成了北方大族的分化。丧乱之际，进入北魏上层统治圈的高门甲族或阖家罹难，或“举族百口无以自适”，漂泊萍寄，失去了自保的能力。但是，河北世家大族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土著根基，在宗族中的主要支系和主要成员成为上层官僚后，一些次要支系和次要成员仍居于乡里，他们虽官位不高，声望有限，却更具备潜在的能量。魏、齐易代之际，沉寂已久的宗族武装在河北地区重新活跃起来。

周一良《北魏用人兼容并包》注意到：北魏用人是兼容并包的，北方的士族制度的结构较为松散，不像南朝那样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这与北朝统治结构及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北魏政权建立的基础是草原民族的武力征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鲜卑贵族在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汉化人群的士族在统治集团中沦为配角，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北魏的统治逻辑是由政府选择士族，而不是由世家大族自身来区别士庶。这和近现代的党国用强权来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完全不按照知识的逻辑来行事，十分相似。

经过十六国及北魏初期的分化与调整，北朝士族门第逐步形成。新的等级序列与魏晋时期相较已有很大差别，《征士颂》所列的数十家大族中，可以确认为魏晋高门的并不多，不少家族只是世仕后赵及前后燕者。基于这种现状，北魏的当权派不愿意也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士庶。北朝的新兴权贵可以通过假冒和伪托较为顺利地跻身士流。在北朝史传中，郡望、家世属于“自云”者随处可见，显系伪冒者不乏其人。北朝盛行大家族制度，“北土重同姓”，“虽三二十世，尤呼为从伯从叔”“行路相逢，便定昆季”。许多大族中的疏宗末属往往通过这一渠道跻身士流。

孝文帝制定姓族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促成鲜卑贵族的士族化，在北朝后期胡汉融合的过程中，大批鲜卑通过王朝的法律确认进入到士族行列之中，争定门第高下，辞讼不绝。唐代士人郡望中，源自胡族血统以太和门第相尚的“胡姓”占有相当比例。北朝士族社会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紧张因素，使士族制度本身更具有弹性和包容性，因而使北朝世家大族保持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无限制的开放也孕育着自身的否定方面。中古士族制度的特质之一是少数家族凭借家世门第世袭垄断王朝中的清要之位，在客观上要求将士族保持在一定的比例和范围之内，这种平衡仅仅通过士族的自然升降是难以维持的，因而通过乡议官铨等途径甄别士庶、清定流品便成为士族社会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北朝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士族社会失去了这种有效的制衡机制，直至太和改制后，北朝中正的职能一直十分衰弱，在北朝末年甚至一度被罢废。而士族队伍的无限膨胀则导致了北魏末年的仕途拥挤和文武分途。决定仕途的标准逐渐由血统家世过渡到年资，并开始转为吏干，逐渐向官僚制的原则靠拢，这种趋势发展到隋唐社会，更加明显。太和改制后，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在北方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北朝社会重新“门阀化”的倾向却并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复。从某种意义上讲，“分定姓族”是北朝世家大族的一次“再生”，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开启了北朝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重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普泰二年（532年）高欢入洛，立孝武帝。永熙三年（534 年），孝武帝高欢的逼迫下西奔长安，高欢乃另立孝静帝，自己掌握朝政并迁都于邺城，史称东魏。那时关东的豪强大族各拥部曲，自立州郡，称霸一方。高欢尊重这些大族，不加触犯。高欢调和鲜卑同汉人的矛盾，下令军中“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他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他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七，大同二年）。但其实他是鲜卑利益的代表。他是葛荣起义、尔朱荣“河阴之变”路线的继承人，他们一起杀掉不少汉人和汉化鲜卑官僚，包括皇族元氏的一部分，使得北方汉人士族的势力进一步衰落。武定二年（544年），东魏在河北各地检括无籍之户六十余万，其中不少原是士族豪强的荫户。士族经济受到如此打击，士族的社会地位日益下降，高干子弟越来越不能凭借门第而得官，不得不从吏职中寻求升迁的途径；甚至还有入仕无门的人专门打家劫舍，如同强盗。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说：北齐士大夫“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校锱铢”，正是土族门第衰微的表现。

由于这种原因，东魏、北齐时期汉人士族在鲜卑勋贵的打击下，几乎完全无力回击。北齐将相大臣中，十之七八为鲜卑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汉人士族受到排挤。天保七年（556年），北齐并省豪强大族自立的州郡，取消了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三镇二十六戍，大大削弱了部曲强大的封、高、羊、毕等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齐废帝时鲜卑勋贵杀士族杨愔，齐后主逐士族祖珽，都有一大批士族遭到杀戮。北齐末年佞幸卖官，州郡职司官位多被富商大贾买去，士族豪强几百年来垄断州郡掾属的特权，实际上又被剥夺。不过北方士族根深荫广，死而不僵，还能够凭借旧日的地位，在社会上发生一定的影响。

在经济上，鲜卑贵族以借田或国家赐田方式，强占肥美土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了增加租调收入和使鲜卑军人普遍获得土地，北齐于河清三年（564年）重新颁行均田制。均田制规定邺城三十里内土地全部作为公田，按等差授给六镇来的鲜卑贵族、官僚和羽林、虎贲；三十里以外，魏郡、广平、林虑等皇畿九郡以内的土地，按等差授给汉化人群的官僚和兵士。京城百里以外，土地授受之法大致与北魏相同。

八、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就是北魏孝文帝的内迁汉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从表现形式看，这两个运动似乎是相反的，汉化内迁是文明教化，是停止野蛮化；文化革命则是野蛮化的深入和发展。但是我们注意到，文化革命其实也是“在中国的苏联集团”［“中共”］的本土化，正如汉化内迁是“在中国的鲜卑集团”［北魏］的本土化。尽管这两个运动在野蛮化的指标上，完全相反。在消解野蛮化的意义上，倒是邓小平的改革比较接近孝文帝的改革，不过邓小平的改革不是本土化，而是非本土化，是西方化与异化。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邓小平改革也是“台湾经验”在中国大陆的运用，而香港资金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发挥了巨大作用。

现代台湾作家柏杨反对中国文化不遗余力，所以他在《中国人史纲》中大肆抨击孝文帝汉化改革，把“中国文化最糟的部分”，“当成宝贝”。那么孝文帝到底做了什么呢？

柏杨承认，北魏这个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帝国，比起同族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等诸燕帝国，文化程度要低。所谓国家，在其首长们意识里，不过是扩大的部落，这很接近中共所说的“政权意识”而不是“国家意识”。所以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北魏官员没有薪俸，完全靠向人民摊派，因此其手段穷凶极恶。所以北魏的民变，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一个王朝。一直到484年，北魏才开始发给官员薪俸，距其开国已九十九年。

柏杨认为，“北魏皇帝跟十九国五胡籍大多数帝王一样，始终具有部落的遗习和野蛮人的残忍。──注意，汉人的暴君跟少数民族的暴君，在方法上和程度上，都有很大不同。但北魏也靠这种冲力，使北中国归于统一。不过等到北中国统一时，北魏已连绵不断地从事五十四年战争，开国时所有的精锐部队和群众中崛起的将领，大部分都已消耗。而且从塞北一小块苦寒局面膨胀到华北平原的庞大领域，统治阶级已深感满意，安于南北对峙的现状。所以一连四次对南宋帝国的攻击，在性质上都是防卫性的，并没有统一全中国的伟大志向。 ”

471年，北魏第七任皇帝孝文帝即位，他是北魏第一个受有汉化教育的君主。柏杨认为孝文帝迁都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心理的，他不愿仅仅作夷狄的君主，还要作中国人的君主。要想作中国人的君主，就必须把政府设在中国正统国都所在地。柏杨批判孝文帝改革“用政治力量恢复遭到彻底破坏的士大夫门第制度”，说明他不理解南北朝的“再度封建化”或曰“野蛮化”的实质。其关于孝文帝改革“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人的社会结构中，生硬的制造出新的门第”的论点，更属于谬论。因为我们早已论证过，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化过程，都是由入主的蛮族带入的。包括最近的一次，日本和苏联也都是刚刚脱离军事贵族等级制度不久的专制社会。

所谓“国姓”八种是鲜卑人、而“郡姓”五种才轮上汉人，这一区分显然是华夷意识的倒置，不可能出于汉人的标准，而只能是野蛮化的结果。

古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鲜卑化，现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布尔什维克化。孝文帝改革是由外族人推崇并发扬中国文化；文化大革命则是由本族人来反对破坏中国文化，以“破四旧”的名义摧毁所有文明。但两者仍有若干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出于文化目的，来推行汉化或推行野蛮。很明显，孝文的内迁汉化固然打着推崇汉化的旗号，可是这个运动并非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只是促进了鲜卑人的汉化。按照类似的历史悖论，文化大革命固然打出了铲除中国文化的旗号，可是如果细察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就会承认文革直接打击、最大破坏的，其实是苏联在中国的影响。至于中国文化，早在文革之前已被系统摧残了十七年（1949──1966年）了。

苏联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才是中国野蛮化过程的最后一课。所以中国文化的致命一击并非来自文革，而是自来1940年代的苏联势力大获全胜的“三大战役”；因为军事行动才是军阀造国事业的重中之重。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中国文化的葬礼；是军事行动在文化领域中的延续和仪式性的完成。毛泽东喜欢援引列宁所援引的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军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补充了一句他自己不敢说出的话：“文化革命是军事冲突的延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解放战争”的延续、深入、扩大；也许是在一种更大更深远的意义上，文革的野蛮化是作为新一轮中国文明的新起点而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但在当时，确实造成了“千百万人头落地”。而恰恰是“现代南北朝”，或说是“造成了现代南北朝的解放战争”，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出发点。“文革”不过是“解放”的结论；“解放”才是“文革”的前提。“解放──南北朝──文革”这一逻辑，不仅为始作俑者始料未及，且不为当时人所解，既至今日，除我以外，还有谁曾认识到如此深刻的洞见呢？而我之所以能认识及此，并非由于天纵英才、先见之明，而只是由于恰到好处的亲身经历：我迄今为止的一切思想，皆出发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是在孔子被废掉以后，中国文化被打入历史的垃圾箱，而毛泽东却把“老毛子”列宁及其祖师黑格尔──马克思的偏执言语搬上了神座。但那个1949年到1974年的急剧黑暗时代，中国文明的孤灯重新萌芽在一个时代孤客的心目中。第二年，“现代南北朝”的思想产生了。三年后，他历尽艰辛看到了孔府孔庙孔林的遗迹。……

我之所以提出我的亲身的经历以为论据，无非是想证明这个思想：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文明史上的陷阱，同时也意味一个新的伊始已经不知不觉地来临。它企图毁灭中国文化，结果毁灭了毁灭者自己，因而也为中国文明的复活，扫净了一个活动场所。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本身也是中国文明在变态压迫下的变态反应。可以说，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俄国政治的百年压榨下，大部分都已化为灰烬了，只有少量的顽强因子始终残存，这就够了！它终于在高压的作用和反抗高压的反作用下，产生了这一空前酷烈的文革爆炸。

如果说孝文的内迁汉化运动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那么“文化革命”“改革开放”也是这样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文革运动是在复兴中国文化，如果那样就未免太离奇了。我的意思是，文革对中国文明的摧残、对中国社会的解构，确实激发了中国文明的关键反应，从而为中国文明的未来复兴，准备了一种只有本书才阐述得出来的“看得见的条件”。所以文革运动虽然推行了“反中国的文化路线”，但文革对中国的压抑破坏，却达到了激励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反面后果。

北魏孝文帝的内迁汉化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斗批”和邓小平的“改”，虽然形式南辕北辙，但却都是历史的关键一笔。二者对中国文化截然相反的态度，是因为在现代国际环境下，中国文明遇到了远比古代南北朝时代更为强大的挑战，并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其背景就是全球发生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背景下，要完全恢复中国文化的外在形式，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历史不会倒退，而只能继续向前；如果历史走了回头路，那也是前进着回头，而不是倒退着回头。所以，倒退样式的复古，只能引来巨大的灾难；唯有前进的复古主义，可以带领人们进入明天。

在今天，除了我以外，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这个坐标系上发生的事件，已经预示历史风向的转变。但我相信，我这里所说的，将作为历史的公理而展开：魏孝文帝的改革意味着南北朝时代在文明层面已经走向结束，至少是接近了尾声，说明“南北合”的文化汇合运动，接近完成了。文革也是如此，文革的“斗批改”，只有“斗”“批”而没有“改”；文革的改，结果是由邓小平的反文革的改革开放来完成的！而邓小平的改革，类似孝文帝改革的一点，就是北朝［大陆］模式向南朝［台湾］模式的投降，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新的南北合”。但是，随着这一改革一起来临的，不仅有经济的暂时繁荣，还有社会的全面腐败；不仅靡靡之音盛行，而且社会纲纪全毁。按照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先例，紧接下来的全面腐败就会带来广泛的社会危机与持续的政治混乱。然后才是新的制度被逼无奈地诞生，那就是类似北周官制的重构和杨坚时代的统一──南北朝终于在孝文帝开始的“文明化”上，走向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

孝文帝改革运动不但未能挽救北魏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腐败和灭亡；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改革最后可能也是这个结果。同时，这两大历史运动虽然同为“个人”所“发动”，但也是这些“个人”迫于各种内外危机而不得不然的挣扎，而后来的各项发展就更不是他们所能操纵的了。所以，切不可把这两大历史运动的启动者们过于理想化。目之为“圣明”或“暴虐”的设计师，都属儿童们的“家长制崇拜”的心理在作祟……

九、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对北朝魏末周初的“周礼复兴”，决不能简单地视为复古的儿戏、宣传的伎俩等等，实在说来，其中有远为深刻的原因，其最浅显的一条就是：“中国精神的回归”。在经过了数百年的斯文扫地之后，有一种复兴的要求自会兴起，要求在一切方面都“恢复古代的光荣与威仪”。当然，根据一般的历史经验，这种过分的要求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历史的发展却也因为这种强力的冲击而改变了航向。最后，历史的航道将落在“古代的想象”与“乱世的现状”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处──于是，一个新的场面就此开始了。古代的盛名，被用来规范现代的创造……

无疑，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古代南北朝时代，已经昭示我们：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我们这个斯文扫地的现代南北朝时代。要有效结束现代南北朝的混乱，正如有效结束古代南北朝的混乱，必须有某种程度和某种形态的复古运动。这种复古运动，既不是恢复已经飘逝的古老秩序，也不是藉复古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复古运动的效用在于结束南北朝的分裂与混乱，在世人心中重建一个精神支柱。而所以的精神支柱，无不托名于古代盛朝，甚至像美国的未来主义也要托名于宪法精神和五月花号；甚至要到圣经原理和希腊政治中去寻求思想支援。苏联的未来主义还要托名于原始共产主义，还要到巴黎公社和巴贝夫小组去寻求先行者的样板。

公元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魏恭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公元560年，周武帝宇文邕采取汉化政策，大力推行周礼复古，因此北周的服色制度多根据周礼而定，国势日渐强大。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效仿西周的《周官》即《周礼》形式，其效率虽然不高，但却起了还魂的作用。杨坚虽然废除了北周的《周礼》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度，但却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在汉化的意义上是一致的。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认为，隋唐采用北齐、南朝制度，而不采用北周制度，尽管隋唐源于北周。字文泰以周礼改制，国号也采用“周”，以示事业源于西周，皇帝制下，封公侯伯子男，模仿周的六官设立六柱国。杨氏夺权之后，马上废除周礼，废六柱国，恢复汉姓，恢复汉魏旧制。这样看来，隋的制度虽不源于北周，但汉化复古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何以《周礼》在古代南北朝末期的北周一代的复兴，仅仅维持了二十四年（557──581年），但是影响却是那么深远──因为那是一个过渡，一个向未来的示范，而不是对过去遗迹的复原考古。无疑的，在北周复古的二十四年当中，北朝社会得到了最后一次机会：形成新的组织结构，且为胡汉社会唤回了古代中国的灵魂，此谓招魂有术……

我看到，现代南北朝的结束也已为时不远，那时也必伴有一场类似的复古运动。因为若不经过一场复古运动的重行约束，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很难形成、更难确立的。我再次强调这复古运动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它所提供的“范式的力量”。范式的力量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复古运动的魔力在于它能最直捷最深刻激活人们的潜意识。心理学揭示的潜意识及隐意识所孕藏的能量，远远大于意识的表层，这就是复古运动的魔力所在。

那么，复古运动是怎样激活人们的潜意识、触及人们的隐意识，以致于激发了或曰释放了一股无比的魔力呢？

问题好像是这样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历史意识”，却并不缺乏“历史潜意识”和“历史隐意识”。“人是社会的动物”，这话往往也就意味着“人是历史的动物”。人不一定自觉其为历史的动物，但却被历史的动物命运所支配。无论怎样缺乏历史意识的人，毕竟是作为历史的动物而存在的，无人能摆脱历史因素的渗透、历史阴影的笼罩，没有人能摆脱传统的哺育，无论他长大以后怎样自视为或被他人视为革命的奸雄或传统的叛匪。

传统之为物也，源于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是与生俱来或从小养成的，可谓无孔不入，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或一切角落，根本不可能被“反”掉。既然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传统的要素，既然传统的继承性远远大于其变异性，那么“损益”传统，实际上也就是“革命”了。革命并不是无中生有，革命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并不是革除生命、杀害生命、谋财害命；革命仅仅是除旧布新。同样是变异，革命与改革的区别其实主要是仪式性的。因为传统本来就是一个活的系统，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言行、事变、风气、波澜、因果，都透过各种毛孔渗入我们，透进每个灵魂深处，浸透潜意识甚至构成隐意识和“种族潜意识”。所以我们尽可以在意识中甚至在意志中，都“拒绝了传统对我们的种种引诱”，并进而自命“对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是“天生的革命者”。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排除“下意识中的传统因素的支配地位”，而且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事实上，任何活人终不免做一个“某种传统的俘虏”。愚公同志的愚蠢，就在于他完全不能明了千百年的因果关系，都在其心灵种下了什么恶果，如果他还有“心灵”的话。

如果人们明明在干着违背传统惯例甚至伤天害理的某些事情，那总可以算是“挣脱了传统的役使”了吧？其实不然！这种明火执仗地反传统，甚至故意地作践传统，恰恰是传统力量的特殊应用！是“被虐与虐待之间的关系”，是“侵略与反侵略之间的互动”。所以我说，凡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小至邻里口角，大至国家战争，都成为传统因素的一部分，都施影响于后代的人们。我们就像长江下游的居民，承受着整个长江上游的污泥浊水一样，承受着传统因素的善与恶的压力。

俗话说，“时间美化失去的一切。”是的，传统总是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正如童年总是使人缅怀一样。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既然积存了无比丰富的传统因素，时间又擅自美化了这些存货，就无怪乎这些老底的强大潜力了──于是有一天，复古主义的旗帜突然揭起时，一股不可遏制的魔力，就被激发起来，并被彻底解放出来了。可是这只是一种“意识的行为”，这个行为不过使人们的潜隐意识受到了加倍的压抑。当复古的时辰一到，这种意识的压抑所产生的反作用，就会显露出更大的反作用力来。于是，那股被解放的魔力，就显得更强大而更不可遏制了。虽然在这时辰尚未临到的时代，人们羞于道古，更耻于仿古、复古。

复古运动有此人性的积淀作为感召，又有结束南北朝无政府状态的历史需要作为后盾──因此可以断言，现代南北朝的尾声会由复古运动的交响乐队演出一场连台大戏。它可能很短促，有如北周的二十四年，但也可能因此而更为激越。历史的运动如果拖得漫长一点，往往也就缓和一点。

上述所言是我们恍然有悟，人们不到彻底绝望的时候不会转向“未来主义”，而总是尽可能在“复古主义”中转悠。因为人们承受的传统因素，有如下游的泥沙，其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致很难摆脱其积淀影响，即令有意反抗，也只是针对压力的反应！人就是这么可怜，他的处境就是如此“被决定”的。

在意识中，我不是复古主义者，但我自己清楚，在潜意识中，我也是复古者，其热度也许胜过我在意识中对复古主义的批判。至于在隐意识中，我是什么呢？──我自己怎么知道呢？我之所以拿自己来举例，无非是想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 

现代南北朝尽管有其不同于古代南北朝的新特点，但多方面还是大同而小异，甚至表异而实同，这就使得古代南北朝对于现代南北朝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文革”“改革”对于中国文明的毁灭固然不同于孝文帝改革的复古建设，但它们却不约而同地为下一个阶段的“新融合”扫清了道路。“文革”“改革”用的是毒与饵，孝文帝改革用的则是文与礼，但其归则一也，那就是开辟新文明前进的道路。

评论家们把“文革”说成是排外运动，曾在晚清海关担任总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年─1911年），百前就预言中国还有一次新义和团运动兴起，用新的武器、在新精神的感召下，驱逐西方势力。他对中国这一理解和历史远见，在文革运动中得到了验证。不论文化大革命是否以“攻击四旧”开始，它都是一次义和团式的闹剧，而不仅仅是西方教条对中国现实的胜利。作为一种历史运动，文革可以被解释：中国的自大终于奋起剥掉粘在自己身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灰尘──而开始一场狂乱的造反挺进，就像一个伤痕累累的蚌壳，暗藏着珍珠，一旦开始它的重新游移，就会抖落无情的岁月强加在它身上的淤泥和青苔……真的，正像上帝曾经派遣恶魔来考验基督一样，历史中伟大的善举，往往是以恶势力的喧嚣为其诞生的洗礼。恶魔的诱惑、红色的喧嚣，只是反衬了良知和善举的勃兴。

这就是表现在文化大革命身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它起因于恶，起因于对敌视文明的野蛮革命，另方面它却激发了中国文明重新启动的火花。文革充满恶行的破坏，阴错阳差刷新了中国的精魂，使之变得年轻有力，使之焕发了新的活力。因为中国的精魂不会毁于风暴，中国精魂最大的敌人，不是任何类型的风暴，而是没有风暴，没有敌人──是的，中国精魂毁于“平安无事”，而复兴于动荡不安。这就是我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野蛮运动比喻为孝文帝改革那样的文明运动，而称之为“南北朝时代的枢纽”，列之为中国文明的重大转机。

根据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后古代南北朝时代才告结束这一既成事实，可以推测现代南北朝的结束时间，也要在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改革结束以后很久。而在我看来，北周六官制的复兴以及种种汉化文明的建树，都是发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时代的改革，于是最后就导致了隋唐盛世的来临。当然在运动的性质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排外的，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媚外的；但在我看来，一个同样明确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实就是：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的“改”，最后竟阴错阳差地落实为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改革”。就其反讽的意味讲，“邓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这就是当代中国最戏剧性的事件。

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经在望了。这时，虽然已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邓小平改革在帮助中国大陆也就是现代北朝在推进其的文明化过程，然而还缺乏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故中国的全面复兴，尚需时日。就社会严重腐败和不公这一点来说，中国若不经过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洗礼，则不能步入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繁盛。因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国积弱不振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腐朽！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险是社会的腐败而不是社会的停滞。

在当代中国，类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种危机，类似开启了六镇之乱的鲜卑集团内部的分化，也同样威胁着现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那就是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极端不公、道德沉沦并丧失了是非标准。在这种条件下，类似于六镇起义的号角也会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再次吹响。尤其考虑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若要这一曙光成为真正的黎明，而不仅仅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曙光，那就还需经过一次卓有成效的“光荣革命”。

在没有贵族传统的汉人社会所构建的现代中国，光荣革命只能是对社会偏颇所进行的激烈纠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预示的，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样的“中间阶层”，所以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革命集团”或“宗教组织”的重要性就变得极为突出了。

十、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我们，“现代南北朝曙光”的发现者和总结者，受到生命的局限。我们的学说既然先于这一时代的结束而完成，就不免会有种种“事先愚昧”的缺陷，无法企及事后聪明者的求全责备。但是我们既然做了发现者和总结者，就准备让后来居上的人们可以从我们思想、行为上踩踏过去，从而帮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越过这个时代的深渊巨壑。因为我们填平了或仅仅试图填平这一现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渊，而感到一种满足。

中国文化精魂的惨遭废弃、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瓦解，导致中国生活的全面紊乱，它的最为意义深远的恶果，则是中国文化阶层的凋零破落。──然而，这一切的一切“背后的那个罪魁”又是谁呢？是野蛮主义吗？不是！因为野蛮主义的狂风，只是在那些早已破败的废墟上空盘桓旋舞的，而不是它造成了废墟！狂风的作用，最终只是摧枯拉朽、扫荡废墟、打开新基地，它并没有破坏城堡、折断广厦的能力。

很明显，“背后的罪魁”乃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或曰“中国对现代世界的不适应性”。多年来，我们仅仅把这罪魁叫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不公正的。为什么不想一想，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对日本起不了作用？很明显，因为日本适应了，中国却没有适应，而且做了日本的垫脚石、“适应对象”。所以，我们的灾难变成双重的：被西方打败了，被日本比败了。现在，当西方的衰落迫使他们降低了侵略性的时候，中国的不适应性却增加了：名落孙出的中国，人均产值和生活水平被排到了“世界的一百二十几位！文明失败了，我们只有祈求新的野蛮主义！

在野蛮主义看来，精魂的游离、结构的崩溃、生活的混乱、文化阶层的解体，不失为“千年一次的巨大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革命的唯一结果，即为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就丝毫也不会感到吃惊了。和野蛮主义互为表里的革命运动，无异于一架超级绞肉机──其使命是，扫平强国之路上的一切障碍！唯其如此，我们才不致幼稚地指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种种“变态的疯狂”……而毫无作为。

相比之下，两汉与明清都是成熟了的文化国家，它们称道伦理、淳化风俗，建立了统治的官学（两汉儒学；明清理学）和稳定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绝对的真理是会腐败的！伟大了数百年的帝国，以人为的方法冻结了社会的发展，其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外来的春潮以其野蛮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人之后，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和平友爱的教条终于被彻底封存，盲目的破坏以狂乱的形式四处蔓延。“无辜”一词从字典里删除，超级罪犯升华为社会的“指路明星”。

真的，为了适应“西方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施行的打击，一切“正常的努力”都先后失败了，除了用“野蛮”来回答“文明”之外，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希望，希望随着世界压力的增长，中国的内应力也要增强。否则，中国“单方面的维持”的愿望，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内应力的增强，难免通过对于个人自由和“非整体性权利”的剥夺，来实现。正如孙中山所说，在中国，不是个人自由太少，而是个人自由太多！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都是依靠“自由散漫”，来对抗“专制独裁”的。所以，人民极其缺乏“健康的自由必定拥有的对应体──自律”。缺乏自律，使中国的事情常在“专制独裁和自由散漫之间”徘徊，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也。

所谓“费拉居民”是指一种人类类型（Fellah type），而费拉社会就是由这种人类类型组成的社会。“费拉”（fellah）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运用的一个术语，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汉人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这样的费拉居民不仅最适应“个人专权制度”，而且本身就是大一统帝国的“个人专权制度”千百般蹂躏出来的“人渣”。当然，用“钢铁是怎样炼出来的”的观点说，也可以是“用特殊材料做出来的”。

在该书的第六章《城市与民族（丙）原始人、文化民族、费拉》中，斯宾格勒写道：“在这一水平上，所有的文明都进入了一个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惊人的人口减少的阶段。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消失了。它自其顶点开始崩溃，首先是世界城市，接着是地方性的城市，最后是乡村本身，乡村的最好血液已经毫无节度地倾注到城镇之中，然而也只能支撑一时。最终，只剩下原始的血液尚留存着，但也已被剥夺了它最强壮、最有希望的因素。这一剩余物便是费拉类型（Fellah type）。”

有一天，当西方世界一觉醒来，发现“一个异样的妖魔”正在虎视眈眈地盯视着自己的时候，一定不要感到愤怒和不可思议，是他们的自命不凡，把“自在的中国”逼上了擂台，结果不免要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道义的乃至刑事的责任。

现在，还没有全球意义的“东方”。也就是说，“世界的太阳”尚未兴起、发光。“东方”，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作为文化，它是那么遥远，谁说“我们是生长在世界的东方”呢！

现在，东方多么暗淡！一切黑黝黝。这不是因为，“太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而是因为，“东方还没有找到太阳”！是的！并不是太阳抛弃了东方，而是东方抛弃了太阳！太阳！太阳！！精神之太阳！权力之太阳！！他，从没有落下的一天；他只是在永远流浪，看看哪一双智慧眼能够将其窥破，看看哪一位强力者，能够将其攫获！

东方腐朽了，再也无力抓住太阳！于是太阳飞驰而去，东方沦落于无边的黑暗。于是西方人夸下了海口，散布了无知：“根本就没有过东方，西方就是全部的世界！”然而，我毕竟看到了东方！我在西方的残阳里看到了东方的将来──西方的太阳即将成为东方的太阳，即将成为无私的光芒！东方人，就要攫取属于他们的太阳，于是重新有了东方，有了东方的太阳！东方的美德、东方的人杰、东方的历史……闪闪发光。

我们面对的这个“现代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黑夜之一。当它破晓的时候，将有“惨白的曙光”令人诧异。是的。长期的沉沦使我们麻木，突然的苏醒会带来震惊──但是相信吧，新的太阳已经在地下滚动！我们曾经做着一相情愿的好梦，相信好运的自动降临。但一声阴阳怪气的炸雷，千百万人头落地。命运注定我们要来承受苦难，将荒芜人烟的惨白，染成鲜红鲜红的红太阳！──不是用旭日，而是用鲜血。静默不语的人们！我们是被这伟大庄严的景色迷住了？还是被这深刻的恐怖震慑住了：我们是由于个人的感情而准备做飞毛腿？还是要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勇士？

够了！中国的故事已经够长、够长的了。难道中国的古装戏，开得还不够多？难道在中国上演的“犹头马脸”的化装舞会，开得还不够滥？冬天的，太冬天了！冬天的压迫、应该让位给春天的、夏天的、杀气腾腾的战斗！苍白的逻辑、娓娓动听的道理，应该让位给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青筋暴起的手臂！

这都是因为，中国已经身染沉疴，以至于正在心甘情愿地沉沦，并在这丧尽天良的无耻中怡然自得地陶醉。……它的堕落成了它唯一快乐的源泉！每一个中国之子啊，不要再自命清高、以洁身自好的埋怨来谴责“中国民族的无生命、无血色”！我们要扪心自问：“我还有生命吗？我还有血色吗？如果没有，那么答案显然不过了：“我，作为中国民族一员的生存权利，已经不复存在；我已经把自己存在的道义基础，亲手毁灭了！”──这不是“自虐”，而是“自救”！对于自身灭亡的道义责任，当然要由自己来担当！佯装天真、推诿罪责，只能令人更为厌恶。

为此，我们需要一位“忘我，并因忘我而变得不可一世的超级道德之化身”──他把命运的力量紧握在手，把中国拖出日益没顶的灾难深渊。一个超道德者，而不是一个丧失道德的人；一个忘我者，而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这就是再造中国的唯一动力，这就是未来中国的本体？他不“光复旧物”，而要“铸造未来”！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真理残存，那无非就是：“若想自救，就必须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不要问他毁灭了什么、牺牲了什么，而要问他创造了什么、赢得了什么！”

这是“性恶学说”洪水滔天的时代，芸芸众生以终于恢复了兽性的野蛮而为最高的荣耀！这场声势浩大的“深挖土”（它的比较文雅的说法是“净化”；它的比较诗意的说法是“凤凰涅槃”；它的比较通俗的说法是“穷人翻身”），往往持续好几个世代，并以互相倒错的表现形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冷忽热、忽硬忽软、忽紧忽松、忽而残暴忽而博爱、忽而严酷的压制忽而散漫的无政府……由浅到深、由局部而全面──“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要来关心你！”──遍及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

这种野蛮化运动的推动者，是一些堪称（以前此的“帝国准则”和后此的“文明规范”来衡量）十恶不赦的地痞、蛮族、盗匪、军阀、古代的“帮”以及现代的“党”！当然，前此的帝国准则这时失灵，后此的文明规范尚未形成；于是，强盗逻辑、乱党理论，成为一切还想活下去的人们“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些形形色色的集团置集团利益高于一切，因为“国家”如秦──两汉者，已经飘逝；“民族”如盛唐气象，还未形成。

这些不顾死活的战士集团到处冲锋陷阵，他们分裂社会、驱使群氓、销毁高级的文化。他们把这一切胡作非为列为“党性原则”；并把它提升到帝国时代“勤王”的高度，或美化为文明时代“得道”的深度。然而，这只是一个过程。随着势力的扩张，分裂的力量，迟早有一天转化为寻求统一的力量：地痞变为绅士，蛮族化得文明，盗匪成为义士，军阀出落得一表人才，黑道帮会荣升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并集于（原先的匪首）一身。只是在他们一统天下的拼命争夺中，才日益体会到文明的价值，于是，便日益渴望扮演一个文化保护者的角色，于是，反文化者重新成为文化的温床；只是，这时的文化已不是以往的文化：新文化的破土，只有到了此刻才来迟姗姗。“是需要决定了文化的命运，是暴行替文化的茁长廓清了天地、打下牢固的根基。”──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另起一页）

第七章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

所谓“赤化”也就是“苏化”、“苏联化”，可以视为“二十世纪的蒙古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现代文明过程中出现的野蛮化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苏联在中国建立的势力范围。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苏联还和蒙古帝国具有深切的历史渊源。

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自揭疮疤道：“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1215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1223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1240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1279年征服了全中国。……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193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其实，俄国人作为蒙古奴隶不仅是十三世纪时候的往事，而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政治现实：因为蒙古精神从此进入了俄国灵魂。1937年，成吉思汗的灵魂遗物即所谓“精神之旗”，从蒙古中部黑尚赫山下月亮河畔的寺庙中消失了，在那里，虔诚的喇嘛们曾护卫并尊崇了它好几个世纪。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的追随者们用蒙古式的方法，遏制蒙古文化与宗教，在“运动”中处死了大约三万蒙古人……蒙古精神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复活了。

一、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我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不少在美国从事“传道人”职业的华人，他们在中国的时候竟然是共产党员！而且其中许多本来就是专业党工，例如在党校、团校以及各种“人事部门”工作的“政工干部”，是所谓“马列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要知道，无神论和有神论、共产党和基督教，是两种极为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系统，为了争夺群众和社会影响，彼此之间经常大动干戈──他们到了美国如何化敌为友，甚至水乳交融了呢？

有一篇题为《必须清除附在公民身上的寄生虫──政工干部》的佚名文章这样质问：“沉重剥削和压迫的事实数据──政府的钱到底花去哪里了？”它写道，捐税苛重名列世界第二：《福布斯》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调查显示，中国总指数为160，全球列第二位。国内数据显示，国民经济GDP的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的税负相比，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村民等普通老百姓的捐税负担十分沉重。

行政成本高涨而办事有限：而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公民切实利益的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而美国则占75%）。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996年的1654.2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4465.9亿元，八年间增长1.7倍，年均递增13.2%，而行政成本25年涨了87倍。

供养行政人员花费巨大：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高达14266亿元，加上公安和武装警察的1500亿，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占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690亿中的37.58％。

2005年，中央政府对二十个省（区、市）划拨财政转移支付款7733亿元，可纳入地方预算因而在名义上可以接受地方人大监督的转移支付款不足半数，也就是说，至少有4000亿元巨额资金在作违法的“体外循环”，被层层截留、挪用、挥霍甚至因贪污腐败而不知所终，这中间还不包括早被人们视作正常的“跑、冒、滴、漏”。

仅2005年，中国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五倍。

北京市的一项调查显示，48家市、区政府机构2004年人均耗能量、年人均用水量和年人均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四倍、三倍和七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该市居民人均488千瓦时的19倍。也就是说，有的政府公务人员一天的耗电量，够一个普通老百姓十九天的生活用电。

这些数据是经过世界上最严格的网络过滤后，通过计算机轻松检索出来的。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公民正承担世界上最重的捐税（所得的1/3），同时享受几乎是最低的“为人民服务”（财政支出的25%），如果由此得出中国公民正承受最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谁还能有异议呢？

《必须清除附在公民身上的寄生虫──政工干部》质问说：撇开“人民政府”这一不可数名词，人们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剥削和压迫人民？这只能到人民供养的对象中去寻找。而被供养的对象到底有多大规模，首先要澄清一下。

面对官民比例过高的广泛批评，中国人事部副部长、《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的侯建良出面辟谣：《公务员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截至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约637万人。由此算出的官民比仅为1：198，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事实真的如此？就跟有人将中国居民贫富对比分成城市跟城市比、农村跟农村比一样，侯建良不过是跟大家玩了一个概念游戏。

戳穿侯建良的这个游戏，我们不得不导入我们平常所经常用到的一个外来语──“干部”。根据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介绍，截至2001年底，全国女干部总数已达1488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36.7％。据顾公布的数据推算，全国干部人数达到4054.49万人。这个4054.49万人才真正接近中国老百姓实际供养的官员数据。

另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中的数字，在党政机关中具有“国有”身份的实有人数约为1000──1100万。在“事业”一类（科教文卫金融等）中，具有“国有”身份的人为2508.2万人。也就是说，最低限度地，中国老百姓供养人员也在3500万人以上。

这3500万以上的人很多是从事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的，绝大部分人是不属于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行列的。而即使对于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吃干饭的人”，也还还需要进一步鉴别与分类。所以需要清查一下，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关键──政工干部这种“吃干饭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零点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八个大城市、七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地区的4128名调查居民进行调查后显示：67%的居民认为政府公务人员的总量应该减少，认为应该增多和保持现有规模不变的只有10%和5.9%。其中，城市和小城镇居民认为公务员数量应该减少的感觉较农村更强烈，比例分别达到87.1%和88%。

一方面是民意强烈要求精简政府冗员，另一方面，在农村人口中，每78人才摊得上一名教师，每384人才摊得上一名医护人员，总体上，需要供养的公共服务人员严重不足。显然，老百姓需要供养的是公共服务人员，而且还应该增加，同时，那些占有公务员编制、参与腐败、肆意浪费、不为公共事业服务的人员，是应该清除的。许多人认为，首当清除的就是大量充斥在公务员队伍里的政工干部。这部分人集中在各级党委、妇联、共青团机关和工会中。

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层和基层以上工会专职工作人员477000人。2005年，辽宁省有专职妇联干部2270人，1999年广西乡、镇以上专职妇联干部2486人。据此推算，全国专职妇联干部在6万人以上。截止到2004年底，专职团干部191000人。尽管这些数字来自不同年份，还是大略知道全国仅妇女、青年、工会的专职干部人数就达72万人以上。截至200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已经达到7080万人，中国现有党的基层组织35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万个，总支部21万个，支部314万个。支部中的专职干部我们忽略不计。按一个党委两个正副书记、四个部长（或委员）、四个普通专职干部计算，仅全国党委就有专职干部超过172万人。加上妇青工三个团体的72万专职干部，最保守的估算，全国专职政工干部有242万人。

这242万人作为专职政工干部基本都是占有公务员编制的，超过公务员人数的三分之一，超过老百姓供养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每年仅按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数发给这242万政工干部工资，就需要435亿元以上。不推测这些人消耗较平均数更多的公款吃喝、旅游、车辆费用，仅按平均数统计，一年公款吃喝、旅游、车辆费用，他们就要花去2000亿元以上。

仅为共产党服务的大量政工干部，并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却大量占有公共资源，是对公共财产的严重侵犯。把他们比着附在公民身上的寄生虫一点也不过分。这样的寄生虫，已经让公民不堪忍受，必须清除。从百姓供养的人员名单上清除掉政工干部是精简政府冗员最为关键的一步，他们能够清除了，再多的冗员也会很容易精简了。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研究世界宗教后认为：在社会地位与对不同宗教世界观的接受倾向之间，有显而易见的、明确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取决于接受者对宗教教义的选择。但在中国宗教史上，教徒对不同宗教的选择并非完全是取决于教义；宗教制度同样对信徒的选择有很大作用。甚至决定了职业教徒这一社会阶层的形成。

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指出：同为信徒，对宗教的介入程度却不一样，至少可分三层。第一类为专业的神职人员，他们制定、解释并宣传教义，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宗教乃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他们乃是宗教最坚定的捍卫者和支柱。第二类为虔诚的信仰者，其思想观念的核心是建筑在宗教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定期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并积极参与布施。第三类是一般信仰者，他们仅仅只是在思想的某一层面上受宗教熏染，接受宗教的某些观点，偶尔参加宗教仪式；甚至只是把宗教当作一种时尚，作为生活的点缀。考察一下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专业神职人员的身份，其阶层的差异是很明显的。这种阶层差异不仅表现在两种宗教之间，也表现在同一种宗教的不同阶段，因此，差异并非是由于佛教和道教在教义上有明显不同而引起的，而是由于两者在宗教制度上存在不同的缘故。到南北朝后期，道教模仿佛教的寺院制度建立起自己的宫观制度时，佛道两教职业教徒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渐渐缩小了。

在汉魏时期，职业僧人基本上来自西域的“外来和尚”。《高僧传》所记汉魏时期的十七位僧侣，几乎全为外国人。《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佛图澄传》所载王度上石虎的奏章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规。”但到西晋时期，两京僧尼数为三千七百多人，至东晋，全国的僧尼数两万四千。这其中，似有出身于晋朝一流士族的僧侣，如竺潜。

僧侣出家的原因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为生活中出现了非常事件，常见的为疾病与死亡，也可能是某种神秘事件，导致信仰的产生或改变。

第二类是受到高僧的感召。

第三类为家庭影响。

第四类为时尚风气的影响。

然而，更多人出家是由于经济原因。僧侣中很大部分是孤儿，自小出家，他们在其世界观尚未形成之前就选择了佛教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这不大可能是出于信仰而导致的皈依。从出家者中孤儿极多这一现象分析，他们选择出家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成为职业僧侣之后，起码能保障最低的生活条件而自下而上下去。同时孤儿的尘世牵挂较少，也是出家率较高的原因之一。这种因为经济原因而成为职业教士的现象，在世界宗教史上似较为特殊，但中国佛教史上，却是一个最普遍的出家动因，这显然与中国佛教的宗教制度、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所谓“吃洋教者”其实并非基督教的特点导致的，而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导致的：吃教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古已有之的。

与佛教比较，道教没有剃度、受戒等仪式的出家程序，圣俗之区别并不明显，但也的确存在专业的神职人员。尽管道书中对道士的出身门第等往往或编造，或攀附，借以自抬身价，不能尽信，但其中也不乏较可信的材料可以证明道士的社会阶级出身。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一般而言，他们的出身似远较佛教僧侣为高。

方士中出身于掾史等下层官吏的占很大比重。

在宫观制度确立之前，道教的组织制度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天师道为代表的祭酒制，以天师为首领，下有治官、祭酒分统道民。这一制度的特征是职业道士兼具道师和官吏两重身份，与信徒形成半宗教、半官民的关系。从原则上说，祭酒身份的获得，主要是根据其在教的年资，但实际上，由于以祭酒代长吏，长吏出身的教徒显然比一般教徒更有可能获得祭酒的位置。另一类是各地小型宗教集团所普遍采用的师徒制，其形式类似于手工业者的行帮。应该说，在这一类宗教制度下，首领身份的获得决定于其方术技巧的高下、个人人格的吸引力。然而，在汉魏六朝这样一个高度重视门第身份的社会中，教主的门第身份对树立权威、培养教徒的信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宗教组织的这一转变，职业道士的身份也开始转变。因为道观同时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需要廉价甚至无偿的劳动力。对于平民来说，成为职业道士可以逃避税役，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又有成为高等僧侣的可能，所以，平民成为职业道士的人数大为增加。另外，由于这一时期道教的圣俗区别转严，虽无须佛教那样断发剃度并且吃素，但职业道士不可婚配，这一点，也给贵族官僚成为职业道士带来了困难。

分析中国社会的宗教，影响职业教徒的因素主要是宗教的组织制度，其次是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而宗教教义只是一个极微弱的因素。这就是这个特殊的国情。据此分析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显然是苏联在中国的地缘扩张所致；而随着中国共产党有朝一日失去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势必烟消云散。

二、宗庙与意识形态

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潮，对国家礼仪典章制度的影响也日益凸显。汉魏之际虽然在思想、学术、社会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动，然而统治阶层对儒家学说，尤其是礼学在宣扬教化、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有所依赖，礼学研究与国家礼制建制成绩斐然。在皇帝宗庙礼制问题上，汉魏、魏晋之际出现的郑玄、王肃经说，对这一时期皇帝宗庙立庙、祭祀礼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礼制制定者并没有拘泥于郑、王等儒学大师权威诠释，而是依据现实之需要多有变更。南朝虽然在皇帝宗庙制度上基本遵循王肃学说以及东晋制度，但是也依据适时原则而有所变通，同时对汉魏制度有所侧重，这在宋、梁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度表现尤为明显。

宗庙禘、祫祭礼是中国经学史上争讼纷纭而迄无定论的一个疑难问题。在禘、祫祭问题上主要存在如下争议：“一曰二祭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十三《王制第五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李飞《从禘郊到禘祫—试论春战时期的禘礼》认为，考“禘”于诸文献，大略可将有关禘的记载分为如下三类：1、四时之庙祭；2、审谛之庙祭；3、天子郊天之祭。通过对上述三类材料的梳理，基本可以肯定两周四时之庙祭中并无禘祭，《说文》的解释并不精准。两周严格执行昭穆制度，需要经常审谛故君的血缘关系，以维护当前族内长幼尊卑秩序，于是禘也带上了“谛”的含义，正因为“禘”吸收了“谛”的含义，才造成了自身内涵的膨胀和外延的混乱。这种审谛之用的禘礼和祫配套合称为殷祭，成为中国各个王朝的原则性祭礼，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周天子祭昊天配始祖亦名为禘，这才是禘的最原始含义，可惜随着春战的混乱，礼崩乐坏已成为事实。诸侯谛庙之“禘”，天子郊天之“禘”和传说中夏殷时祭之“禘”混为一谈，乱不可理，给后世学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不过也正由于“禘”的乱不可理，才说明在两周特别是春战时期，新旧混杂交融、天子诸侯势力消长的事实，由此进而管窥中国文明从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为秦汉的古典帝国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后来汉政府设立学官，研究经典，对两周礼制进行整理改造，使祭礼从内涵到外延逐步明确，创立了后世的祭礼规范，使其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凸显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郭善兵《南北朝皇帝宗庙礼制考述──以南朝和北魏皇帝宗庙礼制为考察中心》一文认为，南北朝皇帝宗庙礼制既对两汉、魏晋制度有所借鉴、沿袭，又依据现实需要而有所损益、变革。南朝皇帝庙制与两晋制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除梁外，南朝宋、齐、陈三代在立五庙、七庙时，皆将为开国皇帝已经故世的配偶所立之庙列入皇帝宗庙系统中。从刘宋时代开始，宗庙祭礼在沿袭东晋制度基础上，同时兼采汉魏诸儒之说定制。受学术领域礼学宗郑的影响，梁代一改两晋以来以宗庙禘、祫祭为一祭的传统，以禘、祫祭为两种祭礼，且禘祭小，祫祭大。北魏初期皇帝宗庙立庙、祭祀制度，既有汉化人群的政权传统模式因素，又夹杂有大量的鲜卑民族习俗。孝文帝以后，比较彻底地完成了北魏汉化历程。皇帝宗庙礼制对两汉以来相关制度既有兼采沿袭，也有创新之举。

西晋末年陆续进入中原诸少数族政权，也认识到儒家思想尤其是礼学思想与礼仪制度在证明本政权的正统地位有重要地位，多敦崇儒学、强化礼制，但这种借鉴往往大量充斥该民族原有的习俗。随着拓拔统治阶层汉化程度的日渐深化，北魏孝文帝对中国文明逐渐向化，完成了鲜卑人的汉化历程。但在皇帝宗庙礼制方面，以孝文帝为首的鲜卑集团没有被动沿袭以往汉化人群的朝代的成制，而是对两汉以来相关制度，对学术领域中郑、王经说的长短优劣进行了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既有兼采沿袭，更不乏创新之举。不难看出，师古、适时，兼顾情、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皇帝宗庙礼制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或许也是当时畅扬人性的时代思潮在礼制领域具体微观的反映。 

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动荡混乱状态。然而，儒家经学，尤其是在强调、维护等级尊卑秩序，论证各政权的正统性和整合社会、协调人际关系方面卓有成效的礼学，普遍受到了各政权的重视。魏晋之际，《周礼》记载的吉、凶、军、宾、嘉五礼体系开始被应用于国家制礼实践中，至南北朝北齐、萧梁时期，五礼体系已经基本定型。皇帝宗庙礼制在沿袭两汉魏晋制度的同时，由于受政治、思想、学术、民族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多有损益、创新。

南朝虽然长期处于动荡状态，但文化和国家礼仪制度的建设却颇值得称道。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经学类书籍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著作的部种、卷数均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其它经学著述，而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均出自南朝儒生之手。南朝历代礼学硕儒辈出，在因循两晋五礼制度的基础上，宋、南齐、梁因时制宜，相继制定新五礼，至梁代形成比较成熟的五礼体系。南朝皇帝宗庙立庙、禘祫（殷）祭祀礼制在沿袭魏晋传统的同时，也时有创新之处，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具体体现。

十六国早期，民族矛盾的长期积聚使得种族冲突与相互杀戮相当残酷。随着蛮族程度不等的受到汉化，出于长久统治的考虑，只有借鉴中国统治模式才能长治久安。他们也开始沐猴而冠，通过讲求移风易俗、宪章旧典，笼络衣冠华族，“继承先朝帝统”，对本族进行洗面革新。复兴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十六国政权为争取正统地位而普遍采取的基本措施。而作为汉民族文化精髓的礼乐制度，自然就成为当时及随后北朝各少数族政权汲汲以求完备，并以之作为论证本政权正统性的有效工具。拓拔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由于统治比较稳固，汉化程度较深，皇帝宗庙礼制比较完备。在借鉴、沿袭两汉魏晋相关制度的同时，搀杂若干鲜卑民族旧有祭祖习俗，且往往对诸儒异说加以折中，并裁以己意定制，从而使北魏皇帝宗庙制度呈现出独特的特色。

随着北魏儒学的复兴，拓拔鲜卑汉化程度不断深化，历代诸帝的诏令中援引《诗》、《易》、《春秋》、《礼》等儒家经典增强说服力、进行说教的次数也日益增多。长期、持续汉化过程，造就了以孝文帝拓跋宏为代表的汉化程度较高、比较成熟的统治集团，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将拓拔鲜卑汉化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太和十一年（487年），孝文帝派遣使臣至南朝萧齐求取图书。这表明，锐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孝文帝迫切需要了解南朝的有关典章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的最新发展，为其改革寻找适宜的借鉴蓝本，这或许也是孝文帝在而后制定宗庙禘、祫祭礼制度时，会抛弃汉、魏传统，而选择以王肃经说为依据的东晋南朝制度根本原因之所在。不过，孝文帝对汉化人群的传统礼乐制度并非一味盲从，而是在遵循儒家倡导的礼乐学说基础上，往往借鉴汉晋南朝政权实行的有关制度，并凭借儒学造诣，开阔的视野，对礼学上若干争议不休的问题进行裁断。

孝文帝在宗庙大祭礼问题上舍郑取王的举措，反映出当时北魏在汉化进程中，在兼采汉、魏制度的基础上，尤以借鉴更切乎实际、兼顾情、礼的两晋南朝典章制度为主的思想倾向。而在禘祭礼举行时月问题上，勇于抛弃以往先儒成说，变更以往成制的举措，也反映出此时汉化程度较深的北魏统治集团，因受汉化人群的儒学师说束缚较弱，能够凭借深厚的儒学修养，依据对儒家经典含义别出心裁的理解，以一种更为成熟、自信的心态，另创新说、新制，以为万世之法则。这无疑既是以孝文帝为首的北魏统治集团彻底汉化决心的反映，也是他们以中原汉化人群的文化的延续者、复兴者乃至创造者自居的自信心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通过以太和十五年为标志的宗庙礼制改革，儒家思想，尤其是“礼”、“孝”伦理思想在北魏政治、社会生活中主导地位已经逐渐确立，从而为孝文帝随后一系列汉化改革的顺利推行，为拓跋族全面、彻底的汉化、封建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社会基础。但这期间潜伏的如皇室贵族生活奢靡；官吏贪污腐化，吏治败坏，因频繁发动战争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等种种弊端，也开始逐渐显露。由汉化拓跋贵族和汉化人群的士大夫阶层构成的统治集团由于深受儒家礼学思想浸润，面临着逐渐显现且可能有日趋激化的社会危机，因而更加强烈的意识到进一步加强礼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于孝文帝宗庙禘、祫祭祀礼制改革过程中的某些举措，诸如专重于两晋南朝比较盛行的王肃经说，而置被当时北方儒士视为礼学渊薮的郑玄经说于不顾；孝文帝参以己意，曲解儒家传统经典的内容以适合现实需要；自承三国曹魏正统而与曹魏禘、祫礼制参差不合等，与北朝儒学世族秉持汉儒经注的学风及恢复周、汉、魏制度文化的理想格格不入。因此，当孝文帝去世，宣武帝遵循儒家三年丧礼学说行三年丧即将结束的时候，以孙惠蔚为首的儒学士人建议，参照汉、魏，尤其是曹魏依据郑玄经说确立的禘、祫祭祀礼制，变更孝文帝太和年间确立的制度。

北魏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最终实现了“取郑舍王”。这既与北魏汉化人群的儒学世族遵循、秉持的汉、魏师法、学风相一致，也是拓跋鲜卑族统治集团在汉化过程中，随着对儒家思想认识的深入，而力求仿照、比拟上古周代臻于至治的大同社会心态的反映。无独有偶，就在北魏宣武帝采纳孙惠蔚等人的建议，在宗庙禘、祫祭礼制问题上“取郑舍王”后不久，南朝梁武帝也采纳何佟之的建议，对两晋和南朝宋、齐在长达二百余年时间内延续以王肃经说为理论基础的禘、祫祭礼进行了改革：以禘、祫祭为二祭；祫大禘小；祫祭时功臣与祭，禘祭则仅合祭祖先。梁代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度的变革，主要以郑学为依准的倾向也相当明显。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南北朝在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度上异曲同工的变革，无疑是基于郑玄对《春秋》经传的有关记载而对周代天子宗庙禘、祫祭礼的推断；而且随着南北朝各自遵行郑氏的《三礼》经注，而对国家相关典章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虽然北魏、萧梁基本主要依据郑玄学说，来确定皇帝的宗庙禘、祫祭礼，但是也根据适时原则，在兼采汉魏时期其他儒者有关学说的基础上，依据各自对儒家经典文义的理解，在不同程度上对郑学进行了改易，这也是当时在国家礼制建设问题上自觉运用“适时”与“师古”这双重原则的真实状况。

在现代南北朝，类似宗庙的摆设是“总统陵寝”、“主席纪念堂”、“忠烈祠”、“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以及鲜红的血淋淋的五星红旗──“革命烈士的新鲜染红了它”。其意识形态则为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发展理论、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全体人民进行全面专政。这不仅对中国传统宗教是一个颠覆，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一个奇观，把国家崇拜、党的崇拜，发展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在其它意识形态方面，梁、陈时期，由于梁武帝公开宣布儒、释、道三教并行，三教合流的趋势更为明显，也为此后隋唐时代儒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整个南朝时期，礼学以外的儒学除在梁武帝的扶持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外，基本上都因政治环境的恶劣而萎靡不振。政治环境对于学术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干戈未息、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不能指望学术的真正繁荣。而从南朝政治、学术的总体形势看，由于儒、道、释三家的不断争夺与冲突，为政治对文化的选择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在南朝诸帝中，除梁武帝有意识地扶持过儒学外，其他帝王则更多地是信仰佛教和道教，这也是南朝儒学一直衰微的原因之所在。

说到南朝儒道释之间的冲突，此一时期直接承袭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的一些争论问题而有所发展。儒家学者依然坚持“华夷之辩”及正统的原则，排斥佛道二教，但由于佛道二教的许多义理已深入人心，故儒家学者的排斥虽然有力，但效果并不理想，相反却是三教合流、三教兼宗的趋势更明显。刘宋年间，顾欣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发表著名的《夷夏论》，凭借儒家夷夏之辩的思想武器，论证道教才是华夏的根本宗教，佛教乃为夷狄之法，以期为尊王攘夷、王政一统教化张目，结果招致佛教徒的强烈反对，引发佛道二教的一场激烈论战。早在东晋威康六年（340年），庚冰就在代晋成帝拟定的诏令中明确提出“沙门应尽敬王者”的主张，以为“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佛教徒应该遵循名教的原则礼敬王者，否则尊卑不分，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而到梁武帝，看到宋、齐两个朝代都因为皇族之间互相残杀而发生内乱，他就对自己亲属格外宽容。皇族中有人犯罪，他只好言好语教训一番，从不办罪。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贪得无厌地搜刮财富。其库房三十多间都堆满了钱，共有三亿以上，但梁武帝也不追究。

梁武帝在建康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同泰寺，每天早晚到寺里去烧香拜佛，讲解佛法，说是为百姓消灾积德。到他晚年，更是到同泰寺“舍身”，出家做和尚。大臣们集资一万万钱，到同泰寺替他赎身。梁武帝前后三次舍身，大臣们一共花费四万万赎身钱。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西洋镜（“西洋化”奇观），就像现代的南北朝也有自己的怪现象“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毛主席纪念堂”一样。

三、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游击战”不是一个新概念，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英雄传奇，而是一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故事。应该说，作为军事战术的游击，最早是作为辅助战略的角色出现的。据《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彭越将兵盘据梁地，往来骚扰楚兵。盗贼出身的彭越，常带兵南下突击楚军粮道，让项羽不胜烦扰。但彭越经验老到，到处制造疑兵，让对手防不胜防，他自己随即抓到敌方主力所在，集结数倍军力一举击破之。可以说彭越就是当时的游击战专家。项羽虽然起兵抗秦，战败章邯，兵多将广而天下臣服；但项羽的理想是回到封建贵族的时代，而不知道“统一的大众社会”已经降临，费拉民族的命运就要降临。他的谋臣范增被陈平的离间计所害，其他王侯也不满项羽的安排，结果被刘邦大肆利用。项羽最终在这种长期的东征西讨中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而彭越是什么人呢？据《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记载，彭越“常渔钜野泽中，为髃盗”。后被刘邦“拜为魏相国”，击败项羽后，“立彭越为梁”。

不过这只是刘邦的权宜之计，很快彭越就被人诬告谋反，“遂夷越宗族，国除”。但自此以后，游击战术却为古往今来的起义者或土匪常常使用，这不足奇怪：要以少胜多、以弱敌强，这是唯一的应对之道。黄巢、闯王、捻军，都以高度的流动性取胜，行踪飘忽不定，让官军吃足苦头。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又记载一位“游击将军”陈豨，在汉高祖七年冬受封为“阳夏侯”，并以赵相国的身份监赵、代边兵。但后来根据对外战争的需要，“游击将军”成为制度：《史记卷一百一十一》记载，“将三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 左内史李沮为彊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

还有索元礼，初唐酷吏，武后时任职“游击将军”。以告密起家，曾杀害数千人。他帮助武媚专政，刑讯逼供时以木椽枷住被刑人的手足，反转用刑，痛楚难忍，名之曰“凤凰晒翅”，和毛泽东文革的“坐飞机”相仿。又令被刑人双手捧枷，枷上层层垒砖，名之曰“仙人献果”。更有甚者，悬人脚于梁上，头垂于下，坠巨石于头发；还有以铁笼（圈）套在被刑人头上，四周打入木楔。这些酷刑不但奇痛难耐，还常使受害者骨裂脑崩。

《明史》《职官五》记载，“镇守辽东总兵官一人……游击将军八人……嘉靖二十年，改为镇守，……游击将军六人……嘉靖二十八年移驻永宁城……游击将军三人……万历五年去左字……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镇守山西总兵官一人……游击将军一人……镇守延绥总兵官一人……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镇守宁夏总兵官一人……游击将军三人，入卫游击一人……镇守甘肃总兵官一人……凉州右副总兵，旧设。分守参将四人，曰庄浪左参将，曰肃州右参将，曰西宁参将，曰镇番参将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一人，领班备御都司四人。”

游击将军虽是古已有之，但明朝特盛是显见的，这是否和蒙古人征服之后的汉化人群的政权特别需要防备北部游牧民的袭击有关？所谓“游击战”就是非正规作战，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决性。除了这些战术特点，游击战在战略上的主要方法就是把平民纳入作战对象，不但“广泛动员群众投入战争”，而且毫不手软的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些特点与现代人所谓的“恐怖主义战争”其实非常接近。

游击战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考证，公元前512年的吴楚之战中，就有游击性质的作战行动。相传为黄帝风后撰写的《握奇经》认为：“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盛，结陈趋地，断绕四经。”对游击部队的作战行动，作了生动的描述。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各种武装冲突中，游击战具有重要地位，1927年──1949年的长期战争，使中共发展出多种游击战战法，如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地道战、围困战等。并总结出游击战的理论原则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以袭击为主的进攻，是游击战的基本作战形式； 革命根据地，是游击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在一定条件下，游击战可以作为某个战略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战略上的集中指挥与战役战斗上的分散指挥相结合，是游击战的指挥原则；游击战要向正规战发展。游击战因兵力少而突击力弱，很难独立地解决整个战争问题，只有积极创造条件，使游击队发展成正规军，使正规战与游击战紧密配合，才能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

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十六字诀”，是《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1929年4月5日）。该报告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正是这样的打法，在苏联的援助下，两年多以后的1931年11月7日，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不到两个月，为了纪念“祖国苏联”建国十四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省瑞金县宣告诞生，现代南北朝的雏形初现了。该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9月6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此自动终结。但1949年10月1日该国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重新建立。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中华民国境内，因此，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武装叛乱割据政权。

中华民国当时的国民政府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分裂国家的武装叛乱割据政权，并以此宣布中国共产党军队为叛逆于人民的匪军，并予以清剿。直到西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才取消了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清剿命令。不过，迄今为止，中华民国官方仍未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当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争议也变得无意义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外，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苏联在中国境内培植的割据政权。还有人认为当初斯大林之所以命令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要呼应和支持“九一八事变”，分裂和颠覆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对此不置可否，但通过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视为“革命政权”而不是视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的方式，来淡化这种争议。

观察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军事游击可以溯源到集众为寇的盗贼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历朝历代强大的政府军和中原政权之所以屡战（剿）不绝，则是因为游击战术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灵活性。长期困扰中原民族的草原游牧民族，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广阔的草原、沙漠的回旋余地进入中原腹地进行掠夺性袭击的。汉武帝和明成祖都吃过这样的亏，侵尽全国之力进入茫茫草原深处与敌寻求战略决战，却因处处找不到对手而最终自败。

将游击战术发展为游击战略的毛泽东，则是从江西井冈山附近的土匪身上总结发展游击战术的。毛泽东从对江西积弊几百年的匪患进行深入的调查，发现利用复杂山林地形进行纵深的游击战术是土匪屡剿不清原因。游击原则致胜的基础在于，一是够广阔、复杂的地形纵深；二是灵活、出其不意的转移、分散和集中有限兵力；三是小规模、深层次的扰袭、消耗攻击。这三条基础原则是游击生存的基础条件，缺一不可。

阿根廷殖民分子的混血后代切﹒格瓦拉在其《游击战法》一文中写道：“为了求生存，一支刚开始不久的游击军队必须依循三个条件：不断的机动性、不断的警戒、不断的猜疑。没有适当地使用这三个军事战术条件，游击队会发现自己真是难于生存。”因此“任何的位置、武器、或是秘密，都不应该泄露给阶级的敌人，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是尽管如此小心翼翼，他还是落入一个自我预言的陷阱：“游击队会受到敌人严厉的惩罚，有时候，被擒的俘掳还得接受残忍的酷刑伺候。他们会被像待捕的猎物在他们选择作战的区域里被追杀；敌人沿着足迹一路觅来的焦虑，如影随形地环绕在旁。他们必须猜疑每个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胁迫的农民会把他们交给压迫军队，以求个人的自保。他们唯一的选项，不是生就是死；有时候，死亡是个浮现千百次的概念，而胜利不过是个革命份子梦寐以求的神话罢了。”当然更大的一个神话则是他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将会实现，人民也准备治疗他们的创伤，并发起社会主义的建设”。因为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一场更大劫难的开始。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更大的劫难常常为新文明的出现扫除了障碍。所以现代人完全有理由为董卓、石虎、侯景、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努尔哈赤，以及阿提拉、铁木真、帖木儿、斯大林、毛泽东……等“蒙古人”辩护──因为他们不仅是“游击战”的高手，而且为新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障碍？

以下几点思考，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一）“传说──神话”的普遍作用和“残暴名声”的虚幻性：敌对派别的泻染（描写他们的历史都是由敌对势力事后书写的，实际上，他们都是作为最后的失败者被载入史册）和人民群众恐惧症的综合作用。

（二）他们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提拔”和训练、熏陶、强化。他们作为乱世或衰世英雄的悲喜剧命运，命运棋盘上的一颗刺目的棋子。

（三）他们作为历史的转机的促成者及表现者。没有他们的出现，历史潮流的转变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他们的猛烈击打，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腐朽文化、“文明势力”是不会进入坟墓、腾出新文化的生存空间。

（四）诚然，他们大肆屠杀、烧掠、破坏，他们尽情作恶……但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又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是什么东西刺激了他们，促使他们作出这类反应？又是什么东西赞助他们，使他们的这类意欲得以物质化，使他们的这类行为能够产生如此普遍的影响并得以大大的普及呢？

（五）人类有一种本能，就是将宇宙万物都拟人化。人们更喜欢将许多历史性的及社会性的灾难拟人化，于是一些大恶魔、大恶棍就应运而生了。其实，这些人充其量只是恶魔的化身，他们本身则决不是恶魔，他们都是人。只是由于他们的某些个性及某些基因的作用，使这个恶魔有机会进驻罢了。于是他们表现出某种魔性而被人目为恶魔。

（六）由于“历史的需要”，这类“恶魔”就应运而出。如果历史不需要他们，他们本会默默无闻，自生自灭──作为一个潜在的英雄而死去。但是，你听──历史在呼唤他们，时局在震撼他们，难怪他们都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向那刺入肺腑的呼声之源猛然冲动而去……

（七）那么，僵尸般的、腐烂了的、败坏着的，到处散发着窒人呼吸的“繁荣”的毒素之“文明社会”。那么，贪婪的，除了吸吮创造者的血汗，除了观赏英雄们痛苦屈辱地死去之外，无一能事的“文化”，不付之一炬，又要它何用？这就是董卓和帖木儿们的用途：他们虽然以大破坏者、大野蛮人的狰狞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却也以清道夫、播种者的消毒面目出现于历史学家的透视镜中。

（八）即使不从历史学的抽象定义，而从道德具体范围而言，他们也不无可取之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一条古训，显然，它还将不幸作为今后的律法长存下去。而俗语也说道：“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是的，这群面目可憎的狰狞怪物，正是作为大复仇者来到这世间的。奇怪的是，他们往往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受害者”，他们的复仇往往是出于一种客观的“报应”，而非出于主观的“报仇”。死于他们利剑与烈焰中的生灵，又大多是前此得意非凡的上等人或上等民族。当然，也不乏“殃及池鱼”的例子……

（九）这样看来，这类大屠夫，即使不是超级的、超世俗的道德的化身，也是这最高道德（就历史学而言，这道德就叫“报应原则”）的行刑吏。说他们不道德和“不事生产”、“不从事建设”──只是囿于和平时代的观念。决不是荒凉而广阔的历史旷野上的真理。在历史旷野上横行无忌的道德就是“报应原则”。报应所依据的不是世俗所谓的善恶，而是力的作用方向，也就是压抑与反压抑的永恒宿命。这是“历史力学”的精义。

（十）总之，建设与破坏都属于“阳”的范畴（天堂），唯独“维持、保守”属于“阴”的范畴（地狱）。所以这些大恶魔的（天堂）圣功与耶稣、孔子、释迦、苏格拉底的圣功同样光耀日月。世人只见后者而不见前者，岂不怪哉！只在印度伟大神祗──湿婆的身上，方可以见出这二者的珠连壁合的完满的，随即又破碎的至圣状态……

四、野蛮化与蒙古化

2009年，中共庆祝建政六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刊登题为《中共对历史的悲剧保持缄默》（China Is Wordless on Traumas of Communists' Rise）的长篇报导。文章再现了1940年代“两个中国”互相厮杀时期、“解放战争”惨绝人寰的长春战役：中国共产党军队围困中国国民党防卫的长春城，饿死至少十六万平民（当时长春人口仅约二十万）的史实；指出中共惯于粉饰过去，教科书把革命描绘成人民的愿望，充斥电视的“爱国”题材处心积虑的美化毛军，闭口不谈其攫取政权过程酿造的种种惨剧。

与很多其他城市不一样，1949年的长春，当解放军游行通过这个工业城市的街道，宣告战胜国民党的军队时，没有欢呼的人群迎接他们。因为大多数的长春百姓已经在此前五个月的围城中饿死，而活下来的人们根本没有力气走出家门。现年八十六岁的张樱花是幸存者之一，她回想起围困时饥饿夺走了她的弟弟、妹妹和大部分邻居的生命。她说：“我们只是躺在床上等着饿死，连爬行的力气都没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书歌颂这场战争，视其为“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一，称毛的军队没有耗费一枪一炮就饿死了强大的国民党驻军。中共官方的故事情节没有透露的是，在1948年6月至10月解放军围困长春期间，至少有十六万平民饿死。中共六十周年的庆典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并没有为共产党壮大权力中死去的几千万同胞默哀；那些亡灵包括：数千万在内战期间死去的同胞、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国民党的支持者、其他被毛泽东为巩固权力当作敌人消灭的“同胞”。

报告文学《雪白血红》1989年出版，立即在大陆禁售。因为作者张正隆写道：“长春如同广岛，人员伤亡几乎一样。只是广岛用了九秒，长春用了五个月。”该书叙述解放军占领长春的血腥历史：城内居民四万余人仅仅依靠吃昆虫、皮带、甚至是街头横尸得以幸存；共军占领该城时，所有树叶草皮都被吃光了。对如此灭绝长春百姓的事件没有纪念碑或纪念物，大多数年轻人对这场胜利的黑暗面一无所知。当年的幸存者现在已是七老八十，不愿意讲述这场深埋在心底的噩梦了。十七岁的高中生李佳琪，她坐在长春解放纪念碑的台阶上对记者说：“我所听到的就是，长春，兵不血刃就被占领了。”

中国学者大多回避该话题，几个历史学家被问及这段历史都回绝采访。周杰文是长春一位退休核子物理学家，他通过对长春之战的亲自考证，找到了许多细节。如果这些详情广泛流传开来，则会破坏“解放军是老百姓的保护者”这一名声。这些细节包括解放军开枪射杀企图逃离长春的百姓、对蒺藜铁丝网另一侧抱着饥饿孩子的母亲的恳求充耳不闻。周先生说：“导致这么多百姓死亡是解放军造成的极大错误，内战中空前的悲剧。”历史经常由战胜者撰写，中共毫不羞愧地篡改历史以对自身进行歌功颂德。“历史书”将共产党革命写成是因为它深得民心的结果，充斥电视的“爱国”电影，把毛的军队描绘成解放者。革命不愉快的一面，比如交火中造成的无辜伤亡通常都忽略掉。

香港出版商鲍朴在2008年出版了《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PRISONER OF THE STATE，在香港出版的书名是《改革历程》），从而激怒了新的党魁。赵紫阳是被打入冷宫的中共领导人，因反对血腥镇压1989年民运而遭废黜且软禁在家十六年。鲍朴说：“中共对客观的记录历史毫无用处。中共篡改历史，将历史当作统治工具。但这需要不断的审查，结果对对社会造成破坏效果。”

很难量化压制真相造成的破坏后果。许多中国人，历经了兵荒马乱、长期饥荒，并在政治迫害中长大，他们很少表露自己所承受的心理创伤，更不用说治愈。香港大学教授龙应台研究了长春胜利的史料，她说，在写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有关内战的书时，她所采访的每个老兵在回忆当年的经历时都失声痛哭。“这是不可言说的国家造成的创伤，从未被注视过，从未被抚慰过。”该书通过记述幸存者的经历反映出内战的恐怖，2009年11月在台湾出版，在大陆立即禁售。龙应台说：“能清楚回忆当年历史的人已经没有多少了。”

长春劳动公园里聚集了一些当年的幸存者，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想讲述那段故事。但在记者的努力下，一些详情还是被说了出来。幸存者们说，婴儿弱得没有力气哭，大姑娘给一口饭就被卖给人当老婆。毛的军队执行困城的命令，就在他们的眼前成千上万的人死掉。林彪将长春变成了死城，大概因为他本人缺德太甚，二十多年后暴死于蒙古沙漠。毛军攻占长春之后，允许百姓购买粮食，但尽量抬高物价，迫使人们用一个金戒指“交换”一块饼干。“最初我们吃高粱，然后吃玉米棒子芯，然后吃树皮。停食一周后，人变得困倦不堪。一旦这样，也就是快死了。”八十五岁的蒙清华说道。

美国飞机的空投援助被国民党军自用。美国不再援助时，军人从百姓那里抢夺食物。《雪白血红》写道，在长春最穷的城区，十户九空。张樱花的家庭相对富裕，但入秋时也没有东西可买了。他们撕开枕头，吃用作枕心的荞麦皮。后来他们煮了皮制品吃。当时二十五岁的张樱花明白只能吃这些难以下咽的东西维生。“每天我们只吃一口，勉强维生，但孩子们坚持不了。”她六岁的妹妹和九岁的弟弟最终死了，她的父母几乎无法站立，努力将孩子的遗体拖到大街上。

一些毛军老兵则后悔当年加固围困，防止百姓出逃。王军如说，中共强迫他参加少年民兵时他才十五岁。后来，他和另外十七万军人受命将饥民赶回城里。“我们得到的军令是，他们是敌人，必须死。”当他上大学时得罪了一个共产党官的亲戚，惩罚他的是劳改二十三年，这也可能是他缺德行为的报应。劳改释放后，他的工作是运木头。2009年王军如七十六岁了，他说年经人应该知道长春和内战时期的历史。“他们就知道宣传所说的。如果他们知道战争有多可怕，将来他们会努力避免战争。” 但是他所说的“战争”，完全不像同胞之间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而造成的冲突，而是一场类似于蒙古入侵和满洲盘踞那样的种族灭绝，一场来自苏联的的异常野蛮的征服战争，一场完全彻底的民族浩劫。

看看蒙古人的过去，也许就可以知道中国人现在为什么这么悲惨了。

十三世纪意大利人对蒙古人描写，和今天人们看到的差不多：与别族人民比起来，蒙古人显得十分高傲，他们目空一切；并且据说对待别族不管是贵族或平民，他们全都瞧不上眼，就像他们的后继者苏共和中共的“先锋队”一样。人们在大汗的宫延里见到了尊贵的俄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见到了谷儿只（格鲁吉亚）的国王与女王之子，也见到了许多上层的苏丹与高丽人的王公，但他们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而指定接待他们的蒙古人，不管地位多么低卑，却走在他们前头，并常占有首席，反之，他们则只得坐在后面。

与他族人民相比，蒙古人显得十分暴躁易怒。但比起他族人民来，他们也更会行使诈术，在他们中间几乎找不到任何“真理标准”，除了赤裸裸的权力欲望和无休无止的贪婪：最初他们向你逢迎，但后来却像蝎子般地蟹人。他们狡猾欺诈，尽力行使一切诡计。蒙古人在饮食与其他方面，都很肮脏。他们想对其他人做坏事时就用巧妙的手段加以掩盖，使人们无法维护自己或设法对付他们的诡计。醉酒被他们认作是光彩的事，有人喝得大醉，呕吐狼藉，但并不因此止饮。

他们很贪婪、又很吝啬，惯于向别人索取东西，而自己却一毛不拔。杀害别族人民，他们认为算不了一回事，就像是恶狼一样。简而言之，他们的恶习，真是说也说不尽。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可以充作他们的食物，他们吃狗、狼、狐、马，必要时还吃人肉。当他们进攻中国城市时，由于围城很久，蒙古人的口粮断绝了，这时他们什么东西也吃不上了，便从十个人中抽一人让大家分着吃。他们还吃母马产驹时连同马驹一起产下的赃东西。人们甚至看见他们将虱子捉来吃，他们说：“这东西吃我儿子的肉，喝他的血，难道我就不能吃它？ ”人们还见过他们吃死老鼠。他们不用桌布、餐巾。据说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就记载了毛泽东将虱子捉来吃这样的“怪癖”，其实那不过是蒙古人的习惯。

除去肉类外，蒙古人没有面包，也没有蔬菜等等；他们每次所食的肉也不多，别族人民很难只靠这点肉过活。他们手上满是肉类的油腻，进食时将油腻擦在自己的袍子、皮靴上或草上，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上。他们之中较高尚的人通常有一小块呢子，吃完肉用来擦手。他们之中有一人分割食物。另一人用刀尖取食物分给每个人，按着对每个人的尊敬程度分给食物，块儿有大有小。所用器皿不洗，有时用完后，将稀汤带肉一起重新倒迸瓦罐内。洗瓦罐、勺子时，也用这种方法。

用任何方式糟蹋不管什么饮料或食物，都被他们认为罪大恶极，因此绝不允许将没有把骨髓吸尽的骨头扔给狗吃。他们不洗衣服，也不许人们洗衣服；只要他们有的话，他们就大量饮用马奶，他们也饮用羊奶与骆驼奶。他们没有酒、麦酒与蜜，除非由别族人民偶尔运来赠给他们。一般不很富有的人，冬天甚至连马奶也喝不上。他们还将黍子放在水里熬成只能饮用的稀粥。每个人早上喝一至两碗，白天他们就不再吃什么了，晚上每人再分给少量肉，喝些肉汤。夏天有充足的马奶时，他们很少吃肉，除非偶尔赠给他们肉吃，或猎得禽兽时才有肉吃。

此外，他们那里有如下法律与风俗：被发现有明显通奸行为的男女，予以杀死。少女若与某人有淫乱行为时，男女都予杀死。发现有人在他们的领土上进行抢劫或明显的偷盗行为，毫不容情地予以杀死。若有人泄露了他们的秘密，尤其是当他们将要作战时，那个人就要被重打一百下屁股。幼者若侮辱了他人，他们的长辈决不饶恕他，重重地加以鞭打。

妾所出之子与正妻之子没有任何不同，父亲按照自己所愿将东西分给每个儿子，如果是王公的后裔，妾所生之子与正妻之子有同样的权利来继任。若一个蒙古人有许多妻子，那么每个妻子各自都有自己的帐幕与家庭。他一天在一个妻子处喝、睡，另一天则在另一妻子那里；其中有一个算做长妻，他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比和别的妻子要多。虽然妻妾众多，但她们很少发生争吵，因为她们实际上等于都是军妓。

蒙古男子除制箭及照管一部分牲畜外，什么事也不管。他们出去打猎，练习射箭，他们不论长幼都是优秀的射手，他们的孩子到两三岁，就开始骑马，驾驭马、纵身上马，还按照孩子们的年龄不同发给大大小小的弓，让他们学习射箭，他们既灵巧、又勇敢。

姑娘们与妇女们也跟男子一样地骑马、灵便地骑在其上疾驰。人们还看到过她们身上佩带着箭筒与弓。男女都能长时间坚强地骑在马上。他们那里的马镫很短，他们对马很爱护，此外他们也尽力保护一切财产。他们的妻子制作各种东西：短皮袄、衣服、鞋、靴与各种皮制品，她们还管理与修理大车，为骆驼装驮包，她们做事都很敏捷。妇女们全都穿裤，有些妇女也跟男子般地射箭。

……

这样的蒙古人一旦入侵乃至入住甚至入主了文明社会，就构成了文明社会的野蛮化过程。这就是“野蛮化与蒙古化”的关系。

文明与野蛮的对峙乃至互相交错、交替，乃是历史经常上演的剧目。野蛮战胜了文明，即构成文明史过程中的“野蛮化现象”。而蒙古入侵导致的“蒙古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野蛮化，也是几百年中渐进野蛮化过程的顶峰。

北宋灭亡以后，中国形成又一次南北对峙。以淮河及大散关为界，北方是金、西夏和后来的蒙元政权，南方是南宋。中原地区汉唐时期的先进文明，已经在安史之乱中摧毁了；特别是唐后期与五代的破坏，到北宋并未完全恢复。而辽、金、元的轮番蹂躏和广泛胡化，更使得北中国的社会发展，相对于南中国大大落后了。南宋不仅江浙地区经济富庶，湖广、江西地区也得到长足的开发。后来元朝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原残破、户口凋零、人种退化、经济倒退，财赋不得不进一步仰赖东南。从元世祖开始，因为依赖江南粮食供给，大都城内居民吃的粮食也由粟麦改为稻米为主。于是每年要有上百万石的稻米北上运输，北方游牧政权对南方农耕地带的过度榨取，造成“穷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反常现象，最终造成1340—1360年代的南方革命“杀鞑子”。

中国人向来只把元代看作一个不幸的年代，一个因为蒙受民族耻辱而必须予以忘怀的世纪。但结合二十世纪来看，实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蒙古事变”，并撕掉意识形态的伪装、深入到地缘政治的核心，以全球眼光来探讨民族悲剧的地缘政治背景。

我曾思考：“蒙古化”就是文明的再度野蛮化。精确地说，“蒙古化”体现为由人数较少但组织良好、文化落后但较为刚健的少数人集团，使用暴力的或恫吓的手段（往往是二者同时并用）──对人数众多但组织松散、文化发达但风气萎靡的多数居民进行统治的必然结果。这些野蛮人为了权力是不择手段的，他们只对权力充满了热忱，他们往往热爱自己的生活但不懂得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以保护这种生活，所以他们就用损人利己的方式进行抢劫。当然从某种意义说，这是自然本能对人造文化的一个胜利。尽管，常常是可怕的胜利。

“蒙古化”是军事征服以及接踵而来的政治统治的文化结果。这种“文化结果”在文化意义上是无甚建树的，它的文化意义是间接的，它往往只是以其固有的强制与硬性手段开出了一片荒地──其收获要等到数十百年之后。

就“文化产品”而言，蒙古化是一场浩劫。但就“文化精神”而论，蒙古式的浩劫却意味着某种改弦更张。中国历史记载中几次巨大类似浩劫：

（一）秦灭六国。

（二）董卓灭汉。

（三）五胡乱华。

（四）六镇起兵［消灭北魏孝文的汉化运动］。

（五）安史之乱。

（六）五代军阀专政。

（七）辽金轮逼北宋。

（八）蒙古侵吞寰宇。

（九）八旗接管中国。

（十）苏联席卷中国。

还有一些不太成功的蒙古化浪潮。规模较小而且未能成功，因为碰上了更有文化的压制力量。

（一）赤眉绿林

（二）黄巾运动

（三）侯景之乱

（四）隋末群雄并起，本来是足以毁掉隋炀帝的文化之果，但这次革命很快被唐室所粉碎。唐室在隋室的路子上，较稳健地走了下去。“杀人八百万”的黄巢则不同，他是五代军阀的鼻祖。从这一点上说，他充分发泄了对于文化的敌视情绪。他的成功和毛泽东的成功相似，但是以“八百万人头落地”为代价，比毛泽东的规模小了十倍。

（五）元末红巾军的暴动，本来可使已经蒙古化的中国大地进一步趋于荒芜，但朱元璋的阴沉性格和明智路线占了上风。他的险恶反而胜利结束了蒙古化的黑暗时代。虽然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元朝并不怎么黑暗──毕竟“色目人”的眼睛经常充满了光明。

（六）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流寇暴动，被更有组织、较少腐化的满洲人击败了。其实也是八旗监督下的明军作为“起义部队”伪满洲人打了头镇，大量送死，然后他们又被满洲八旗各个击破。

（七）洪秀全主义，这是一种不太典型的蒙古化运动。因为它毕竟披上了异邦（基督教）与古代（周礼）的装束。

满清人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本来，他们的入侵是一场浩劫，但是他们建立的二元结构使中国避免了彻底的蒙古化，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国家无法长期坐落在蒙古化的骚乱上──就此而言，其二元结构比蒙古和布尔什维克的一元结构更为稳健，也因此要比蒙古和布尔什维克的“一元化领导”享祚长久。满洲人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成熟的“理性国家”，而他们玩弄二元结构的杠杆手段就是“剃发令”。比苏联人玩弄的“思想改造”较为温和。但公允地说，他们的事迹只是一个特例，是一个野蛮民族对人口是自己二百倍的费拉民族的征服。由于力量过于悬殊，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精于计算，因此成就反而远在以下蛮族之上：蒙古人征服俄国、土耳其人征服拜占庭、莫卧儿人征服印度。

可悲的当然就是善于自相残杀、不能团结御侮的汉人。每一次蛮族入侵，都带来不同程度的“集体化”：即便近在清初，满人以自称“奴才”为荣，通过号称“清初三大恶法”的逃人法、圈地法、投充法，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建立农奴制度、工奴制度、家庭奴仆制度，鲸吞了中国人多少土地和生命？三大恶法本质上建立了“满人集体”的共同财富，是一种“民族掠夺”的产物，而在布尔什维克那里，“阶级掠夺”代替了“民族掠夺”。无论“民族”还是“阶级”，说到底只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特殊权益的幌子。悲哀而沉默的中国大地屡遭侮辱，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这些口是心非的革命、人面兽心的入侵，但烹饪人肉的盛宴终将过去，进步的力量终将重新启动。

在中国，蒙古化开启了战争主导而非文化主导的大一统时代。

春秋时代是启蒙的时代，战国则是理性的黄金时代。

况且，秦汉之际正是匈奴对中国的影响空前增长的时代。

隋唐是启蒙的、艺术的时代，两宋则是理性精神逐渐凝成的时代。

我们在秦两汉时代与元明清时代之间发现了某些类似之处。

元代是明清的准备时代，它是文化发达时代到政治稳定时代的中继站和转捩点。因此，它的文化政策是出了名的残暴之至。秦代与之惊人的相似。秦，是从春秋战国的文化时代向西汉政治时代过渡的桥梁。它与元代一样矫枉过正，在许多方面比两汉政治走得不要远，还要深。

元与明清和秦与两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随着高级文化活动的逐渐岑寂，民间宗教大量渗进了“上层建筑”。于是出现了民间宗教与官方哲学暗暗合流的奇异景观。

秦汉时代，这种合流的最后结果是东汉？谶纬神学的出现。在元明清，则是各种民间道教的出现。二者同样默不作声地浸入上层社会的文化，在“儒学”的表层下，鼓荡的却是民间幽灵的久久振动……

这种合流有其强烈的预兆，就秦汉时代而言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中已露端倪。秦朝排斥这种学说；汉朝也没有真正接受它。秦汉之际，它只在民间和一些“人民知识分子”中悄然流传。

假设秦汉统治者接受了这种学说，以为官方哲学或宗教，那“秦”朝、“汉”朝这些以皇室发祥地命名朝代的办法也许就改变了。

本来，夏、商、周都是民族而兼地域的称号，秦也是如此。可是当以夏、商、周、秦等封建时代一去不返时，这种状况就应结束了。可惜，继承这个局面的是那个毫无创新精神、缺乏真正想象力的市井之辈──刘邦。他一成不变地承袭前代做法，但却“画虎类犬”。试想，这个刘邦本人不是“汉人”，他是沛人，距汉甚远。他的统治势力和群众基础也不在“汉”地，而“汉”作为一个民族早就不存在了──也许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可是刘邦却笨拙地把项羽恩赐给他的“汉”字招牌“一成不变”地承袭下来，进而冠于全社会全民族的头上。

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后来魏、晋、隋、唐、宋都以各自的方式──重复了这一“成例”。

就长期稳定的全国意义上说，是蒙古人首先改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他们是没有根基的人。而且，他们对中国的上层文化抑有一种敌视与轻蔑。所以无法自称某地之“人”，无法用中国某地域来命名皇朝。但为了避嫌，又不能直用“蒙古”一名，因此，他们便用了富于道教色彩的“元”。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不以地名（氏族名）命名、而是以意义来命名的朝代。元朝在王莽的“新朝”之后再度强调了朝代名称的抽象意义，从而把它变成了一种传统。而这样不怕重蹈王莽覆辙的革命行为，只有外来政权敢于尝试。而从元朝以后，只有吴三桂的周朝以地名命名，结果失败。这样以意义命名成为新的传统：明、清、大顺、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台湾能够独立，那就是回归地名命名国家的“中国传统”而放弃以意义来命名国家的“蒙古传统”。因为在“元”之前的“金”，也不纯然是意义命名的。当然，这个蒙古传统其实是在王莽手里出现的：新朝。但是由于王莽的悲惨下场，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统治者再敢用它了。

“元”这个字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本原”。其衍生义为：开始的（元旦、纪元）、为首的（元首、元帅、元老、）、主要（元音）、根本（元素）、构成一个整体的（单元）。以“元”命名，表达了蒙古征服者“气吞八荒”的企图。最有意思的是，对中原人来说，元朝偏偏是外来政权，是异族建立的；更特别的是，元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国家，而是一个像秦朝那样具有开创性的世界国家、“全球政府”。在“元”的逻辑下，中国地域上的各个区域国家、朝代国家，像先秦战国的中原各个主权国家一样被逐一消灭。结果也原先的帝国臣民“汉人”也首次沦入异民族的全面专政之下。

最初的创造者并不是蒙古人，而是作为大改革家而失败的王莽。他用“新”字来命名皇朝。但“新”字缺乏道教渊源。但作为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改革者，王莽一定意识到“汉”朝命名的不合理性。所以，他一改地域命名法，而采取了意义命名法（顺便说一句，中国人名上也有类似的演变过程）。但随着王氏的惨败，汉朝的“恢复”，“中兴”──以后的统治者遂不敢重蹈覆辙了。

后来的女真人，一反五胡与辽人的惯例，不复盗用中国式朝代名字，而采取了富于道教色彩的“金”字命名皇朝。并把他们的统治势力扩展到整个北中国。蒙古人，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做下去的。

而蒙古的成例（它统一了中国本部及各附庸国家）无疑给予明清统治者以直接影响。

明先称“吴”；清先称“满洲”；但后来都转到金元的路子上，从而永远结束了刘邦的错误。

“元、明、清”──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元──明──清这些抽象的国号表明，在白热化的理性时代终结之后，宗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它首先是民间宗教，而后或被升为国家宗教，或依然故我。在中国，民间宗教首先是民间道教。

从高级文化的角度看，民间宗教也许不足称道。但对历史研究者和对现实政治家来说，却有一个共同的、紧迫的需要：估量它们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份量。对于后者而言，怎样对待这一份量，乃是一个严峻的任务。

五、蒙古化与苏联化

所谓“赤化”也就是“苏化”、“苏联化”，可以视为“二十世纪的蒙古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现代文明过程中出现的野蛮化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苏联在中国建立的势力范围。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苏联还和蒙古具有历史渊源。

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写道：“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1215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1223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1240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1279年征服了全中国。……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193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其实，俄国人作为蒙古奴隶不仅是十三世纪时候的往事，而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政治现实：因为蒙古精神从此进入了俄国灵魂。1937年，成吉思汗的灵魂遗物即所谓“精神之旗”，从蒙古中部黑尚赫山下月亮河畔的寺庙中消失了，在那里，虔诚的喇嘛们曾护卫并尊崇了它好几个世纪。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的追随者们用蒙古式的方法，遏制蒙古文化与宗教，在“运动”中处死了大约三万蒙古人……蒙古精神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复活了。

蒙古人曾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者。以版图计，其扩张幅度大约仅次于英国维多利亚的全盛时代，以技术条件的对比看，其艰辛与强度远在后者之上，而且其攻陷的大多是文明的核心地带。以扩张的速度论，蒙古人更在英格兰人之上，且比阿拉伯回教帝国的迅速膨胀还要迅猛。

《金帐汗国兴衰史》（格列科夫等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对该国即南俄罗斯草原上的蒙古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叙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秘密。

前人论蒙古征服之成因，首推其周遭各定居民族如俄罗斯、东欧，汉字各国（西夏、金、宋、南诏、朝鲜、越南）、亚洲回教各国的孱弱腐败、分裂内讧，盖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观《金帐汗国兴衰史》亦足以验证此论。同样，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也是在那些破产国家才取得了成功。

蒙古征服的次因，当推其军事力量的强大、战争机器的锋利及高效，而其中关键因素，则是蒙古社会“全民皆兵”的原则所致，在全民皆兵的原则下，不仅男女老少娴习弓马，且以武装劫掠为人生荣耀，把征服视同国家甚至个人生存的第一的使命。

全民皆兵就像几百年后苏联首领赫鲁晓夫提倡的“全民党”概念，造就了一个无孔不渗的“军事─情报系统”，由此可知毛泽东“人民战争”的人海战术并非独创，乃是“蒙古化”的表徵之一。共产主义的人民战争要比纳粹主义的总体战还要彻底，这个事实不仅可以解释苏维埃俄国对纳粹德国的胜利，也可以解释蒙古军的闪电战何以具有极高的成功率，可以解释蒙古军事打击的准确性。据载（该书169─170页），在他们彻底征服某一地区的过程中，在几次战役之间往往相间十几年之久，这除了利用游击铁骑的突袭性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其试探性：不到条件成熟时决不倾巢出动、给受害者施行致命的最后一击。显然，没有高度发达的情报组织为后盾，在交通落后的古代，要想进行如此极大规模的时空迂回，是极其困难的。

蒙古征服的成功还得力于它“厚颜无耻的外交策略”：空口许诺、挑拨离间、背信弃义和欺诈成性等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的心理战。娴熟地使用这些战略战术，显然需要一种它周围那些腐朽的、保守成性的文明所没有的新世界观。这种很少用文字予以记载的新哲学基础的要点是：

1，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人生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征服的野心。

2，作为征服对象的其他人类集团只能被当作物质或最多当作牲口看待，他们或可以收为帮凶有如犬马，或可以食其肉而寝其皮有如牛羊，或只能屠戮之有如豺狼；而平等待人不仅是丧失原则的，且是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这使我们想到，满清让中国人在他们面前自称“奴才”，而某人把人民列为“改造对象”，就是这种蒙古遗风的体现，所谓先秦民族时刻警惕的“以夷变夏”。

3，既然人生是斗争，而对象又都是“非我族类”，那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必要的生存方式。无意识的无耻是缺乏教养的表现，有意识的无耻则须经过长期的训练，蒙古人和他们继承人满清人、苏联人、日本人（尤其在日寇开始推行“大陆政策”后）一样，显然有意识地运用他们的无耻风格，以推进其横扫中国的残暴征服。与他们破坏一切文明准则的“外交策略”相适应，这些高明的统一战线专家，纵横捭阖，拉进来，打出去，技巧纯熟，各个击破敌对势力，稳步扩大仆从队伍，然后过河拆桥，翻脸歼灭同路人。这一点只要看看满清怎样对待三藩、俄国怎样对待蒙古国、日本怎样对待满洲国、苏联怎样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的这一比较不是盲目的，事实上，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十三世纪的“蒙古汗国联盟”之间的版图大体一致：从东欧到朝鲜半岛，从西伯利亚到越南。很明显，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苏联帝国是蒙古帝国的遗产，其公有制之动员作用相当于蒙古的奴隶制，其马列主义的动员能力相当于蒙古的萨满教。这些经过洗脑训练的战士不择手段，其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恶”，他们留下的遗产极为可怕，污染至今几百年，那仿佛死亡的胎记、毁灭的道路，这条道路造成的物资损失并非不可弥补的，但它所践踏并摧残了的文明社会藉以继续生存的那些规范与信念，则是很难复原的。结果被他们统治过的（或说是蹂躏和糟蹋过的）民族，无一不在心理上变成了野兽、在精神上变成了家畜，变成某种丧失人格尊严的四足怪物。这种烙印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中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国的人民的身上，依然深重。易北河以西的欧洲人多么幸运！他们和阿拉伯沙漠是少数几个欧亚大陆上未被蒙古人糟蹋过的国度。至于日本和南洋群岛则因为海洋的屏障而逃过一劫。

杰克·威泽弗德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重庆出版社，2006年2月）曾经讲述，中亚征服战中，富人和贵族的命运最为悲惨。蒙古人破坏欧洲与中东实行的武士风度和战争规则，快速处死所有贵族，成吉思汗也不接受敌方贵族进入他的军队或通过任何其他方式为蒙古人服务。蒙古人用这种方法，斩断敌人社会体制上的“头颅”，并将未来的反抗减到最少。文明城市在战场上损失了贵族，或统治家族被灭绝，就无法再充分恢复、得到重建了。罗马教皇的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于1245年至1247年游历蒙古的报告中，常常抱怨蒙古人对上层贵族缺乏尊重。最低等的蒙古人也可走在来访的国王和女王的前头，并且可以粗言对待他们。这与苏联化的“阶级斗争”不乏神似。 

苏丹的母亲是回教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妇女，她的命运就显示出蒙古人对待贵族妇女的态度。他们俘获了她，并且处死了她宫廷里的大部分成员和大约二十位家族成员。随后，他们把她押解到蒙古，让她在屈辱的奴役中度过十年的余生，她就在那里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样一位妇女并没有因为她的出身而获得尊重和敬佩；就像是一位普通的被俘者，她的价值只取决于她的技术、工作和服务。 这就很像苏联人的教言：“不劳动者不得食。”

蒙古人每经过一座城市，他们身后就很少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好不容易从蒙古人手中逃出的地理学家雅古特·哈马维，在一封写于入侵不久之后的信中，描写那些美丽而奢华的宫殿被蒙古人清除，“就像是从纸上抹去一行行的笔迹那样，那些住所成为猫头鹰和乌鸦彼此应答的呜咽之所，而在大堂里则充满厉风呼啸。”这多像文革的“砸烂一个旧世界”，难怪文革在西藏、蒙古、新疆也都风雨无阻，因为早在七百年以前，这些地方早就被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进行过一次“无产阶级化”了。

在穆斯林的眼中，成吉思汗成为冷酷无情的代表，编年史家说成吉思汗：“能体验的最大快乐，就是征服敌人，并且驱赶他们。骑走他们的马，夺走他们的财产。看着他们最亲的人泪流满面，并把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揉在怀里。”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世界末日似的描写是种贬损，他意识到，传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士兵的行为，而是通过文人的笔。宣传到哪里，就传播恐惧到那里。正如穆斯林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116O－1233年）所说：“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前，除了最终爆发的歌革和玛各之战外，人类不可能看到与这相类似的灾难。因为，即使是假基督，也会宽容跟随他的人，只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然而，蒙古（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剖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另一方面，在宗教宽容的意义上，野蛮的蒙古人却是相当现代化的，因此可以受到表彰。他们不仅自己信奉各种宗教，包括世界三大跨文化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而且也不阻挠其他民族的信奉。

张云《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考》依据藏汉文资料，对元朝在西藏地方的征税问题进行了探索，辨析了史书记载上的歧义，认为元朝在西藏征收的税种，包括人丁税、地税和商税等。西藏本来是独立国家，元代才和汉人地区同样沦为蒙古殖民地，但并不是像汉人地区那样是直属的，仅受宣政院管理。宣政院初名总制院，负责掌管元朝的佛教事宜并统辖吐蕃地区的军政事务。由此可见，西藏与元朝的关系主要是宗教关系，政治关系只是附带的，与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有些相似。

日本学者冈田英弘认为，“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蒙古人“统一”了所有汉语方言区，而且将蒙古、西藏、满洲、新疆甚至西伯利亚也纳入中国版图。中国境内的许多小王国、吐司管辖的部落民族也与汉地合为一体。这个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国家，面积约是汉语地区的五倍。从此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一个融合物：疯狂进击世界的蒙古人成为统一世界的“融合集团”，通过他们的一百年的努力，这种文化所产生世界性影响，到八百年后的今天，其广度和深度仍然在发挥作用。 

明朝沿袭了元朝与西藏的关系，在西藏设立两个都指挥使司，即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及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又设有指挥使司、宣慰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综理军民事务。但宗教关系是首要的。因为西藏盛行的喇嘛教已经深入到蒙古和汉族地区，成为远东地区的一大文化板块。喇嘛教分为许多派别，其中主要是红教和黄教。红教最先兴起，在元代势力很盛，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明朝永乐年间，青海藏族僧侣宗喀巴在西藏另创黄教。黄教兴起以后，红教就逐渐衰落下去。永乐时，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到北京，封为“大国师”。宣德时，释迦也失再度来京，又封为“大慈法王”。

喇嘛教本是西藏地区地方化的佛教，它传播于青康藏高原、蒙古甚至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喇嘛，是藏语汉译。《中华风俗志》下篇卷九云：“汉书无‘喇嘛’二字，元明史都作‘喇马’，蒙人呼‘喇嘛’曰‘喇阿玛’，又曰‘喇嘛突漠’。西番主上曰 ‘喇’，无曰‘嘛’。喇嘛者，无上之意，即梵语兀呔喇，亦有汉语称僧人曰上人之意耳。”喇嘛，是对僧人的尊称，喇嘛教，亦为对藏传佛教的尊呼。

中国与喇嘛教发生关系，是通过蒙古与满洲的中介。而蒙古族与佛教发生关系，始于元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那时传入的是西藏佛教的萨伽派即红教。但是随着蒙古所建立的元朝的逝去；曾兴盛一时的红教也濒临绝迹。这是藏传佛教第一次在蒙古地E的传入。喇嘛教之广泛传入蒙古地区，滥觞于蒙古土默特首领俺答汗。这次传入的是喇嘛教中的黄派。即格鲁派或各噶登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原名罗桑扎巴，1357年出生于宗喀，少年赴藏，通达经典，造诣极深。他反对喇嘛教内萨伽、噶举等派奢侈腐化、戒律废弛，提倡苦行苦修，严格戒律，主张宗教改革。他的改革切中时弊，得到帕行政权的支持，自成派系，极为兴盛。十六世纪中叶，西藏各大僧侣集团之间斗争激烈，都在向外寻找支持者，黄教集团的影响已遍及青、藏，并捷足先登，争取蒙古，于是，锐意向西的蒙古右翼封建主，便成为黄教最早的施主。

问题不在于黄教僧侣封建集团何以选择了蒙古，而是在于蒙古的俺答汗（1507─1582年，《蒙古源流》作“阿勒坦汗”）何以接受了喇嘛教？

原来，俺答汗是个雄心勃勃的家伙。1560年代他进出长城内外、转战大漠南北，西拓河西、青海，东服土速，想要统一蒙古诸部。萨满教的原始观念无法满足其政治野心，他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武器。据蒙文版《俺答汗传》记载，他“怀念八思巴喇嘛与彻辰汗（忽必烈）二人建立的无以伦比的经教之朝，日不忘，夜不寐。”而此时，黄教僧侣也视右翼蒙古为可靠的倚仗。1574年，阿拉坦汗派特使赴藏恭请索甫嘉措活佛，并于青海湖畔修建了颇具规模的“仰华寺”。1578年，格鲁派领袖索甫嘉措与阿拉坦汗会面，召开法会，举行入教仪式，观者十万人，盛况空前。 

索南嘉措以佛教转世学说支持阿拉坦汗盘踞蒙古、驾驭蒙古的地位。据魏源《圣武记》卷12载：从此“蒙古敬信黄教，实始于俺答。”《清稗类钞》的《祠庙类》记载：“蒙古僧寺之大者曰昭，可容喇嘛千余人，其布置则经堂、法台、庄王殿、唐公主殿，堪希舍，各喇嘛舍，所供神像则有泥蛆、木雕、金身、钢身、彩画之别，而彩画又有幅轴、油壁二种，寺内壁墙概系彩画，寺外壁墙刷以赤白土或红色之土，神像种类最多，大都为释迦、地藏、观世音、韦驮、四天王、土地、山神及边藏上古之神，或舞爪而张牙，或人身而兽首，像狞恶。”

有清以来，寺庙广立，喇嘛众多。札萨克特旗的葛根庙、图什叶图旗的井哈庙、西乌珠穆沁旗的柯列庙、察哈尔部的多伦诺尔喇嘛庙均有喇嘛一千人。土默特旗的葛根庙达三千人、绥东县的小库伦喇嘛庙达四千人、达赖罕旗的帽儿庙达，五千人。喇嘛庙内，僧侣有严格的等级。喇嘛大致可分四类：

一曰佛爷喇嘛，亦称呼图克图及呼笔勒罕。

二曰札萨克喇嘛，一般冠有达喇痔之称。

三曰寺庙喇嘛。

四曰在家喇嘛，指善男信女在家修行、身着喇嘛服者。

《满清对蒙古统治的策略》一文指出，满清自建国起以史为鉴，因为南宋末期的金被南宋和蒙古的联合势力所灭，教训沉痛，现在“后金”死灰复燃，自然不可一世。所以后金的满洲人改变策略，大喊“满蒙一家”的口号，分化汉人和蒙古，实行满蒙结盟。这就形成了整个清代的国策，清廷根据蒙古封建主原来地位的高低和对其效忠的程度、功劳大小，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各种爵位，使他们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此外，满清每年要拨出大量银两、缎匹，以及俸禄等形式，赏赐蒙古贵族。满清还通过满蒙亲贵世代互通婚姻的办法，紧密双方的关系。 

看似满清非常优待蒙古，但实际上满清在一方面笼络蒙古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让大量的蒙古牧民如同羔羊一样软禁在羊圈里，同时用喇嘛教让蒙古人变成寄生人口，甚至导致整个蒙古草原性病泛滥。这才是满清对蒙古政策的完整真相。

清朝在厚养蒙古头面人物的同时，对蒙古防范甚严，作了种种限制规定。蒙古共被分为了两百多个盟和旗，始终被束缚在各自的地域，不相统属，不能统一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对满清的统治构成威胁。如喀尔喀原来是三部三十七旗，后来增为五十五旗，雍正时分为四部七十四旗，乾隆时又增为八十二旗。又如青海和硕特蒙古，原是个统一的部落，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以其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将它编为二十一旗，并长期不设盟长，连同其它各部蒙古，共二十九旗，统归于西宁办事大臣辖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蒙古由欧洲伏尔加河下游回到伊犁后，清廷又将其部编为新旧二部，分归两地进行游牧。

康熙《大清会典》规定：“外藩蒙古不得越旗畋猎。越境游牧者：王罚马十匹；贝勒、贝子、公罚马七匹；台吉罚马五匹；庶罚牛一头。”康熙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大批内地民户流迁到关外东北、口外蒙古以及新疆等地。对于内地民户，清朝政府都用设置府州县厅的办法，与蒙古等盟旗制度，分别进行管制。像热河设承德府，察哈尔地区设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丰镇等厅，在土默特归化城地区建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厅，新疆有镇西府、迪化州，等等。清廷的此种做法，根本意图还是想要严格区别移居汉民和原住民族，隔绝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致互为影响。

满清还规定蒙古人到内地只能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六处入关。入关时登记人数，出关时仍照原数放出，而且除以上六个关口外，不得从其他关口出入。同时，禁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如道光年间规定：蒙古人只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而且还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请内地书吏教读，或充书吏，其公文量词也不得擅用汉文。而且还禁止内地人出关种地和经商，内地出关经商者必须持有理藩院发的票证，而且限定一年期限，不准滞留各部娶妻生产，不准取蒙古名字等等。

满清通过这些严格的种族隔离法律，来隔离蒙古与汉地的交往，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使蒙古人无法获得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始终处于游牧的地位，三百年间不能进一步发展。

人口众多而又十分强悍的蒙古，经过满清三百年统治后，人口由清初一千多万下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百多万，被制服成了一个一蹶不振、不相统属、人口下降、贫穷落后的弱小民族。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新疆、青海、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外蒙古的蒙古人总数为4,806,849万，而原先稀少的满族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的人口倒有9,821,180人，比蒙古人足足多了一倍以上。虽然现在的满族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母语，而且和汉人严重混血。

清朝虽然强化了管理西藏的法规和制度，以法规形式分裂了西藏（当时称“卫藏”）与毗邻的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等地的藏区，但北京与拉萨的宗教关系仍然是首要的。例如1653年，清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1713年，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但直到1793年才颁发《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达赖、班禅分管前、后藏的宗教和部分行政事务，互不统属，而清朝驻藏大臣则总揽全藏。同时也在1793年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禁止达赖、班禅或大喇嘛自行决定继承人选，改由驻藏大臣监督主持，经金瓶掣签选定达赖、班禅或大喇嘛继承人的候选对象，报经清廷批准后，才为合法。这是清朝政府把宗教事务政治化的一种体现。 

但即使如此，西藏显然并不“直属中央”，而是类似朝鲜那样的附属国，例如，满清就没有要求藏人像汉人那样“薙髪易服”，和朝鲜等国同样享有间接统治的地位。对于汉人，满清则认为“中外一体”，虽然自己承认是外国，但却一定要和中国“一体”，像强奸犯一样；强令“留髪不留人”，为此屠杀了数百万拒绝服从的汉人。至于后来居上的中共政府，对待西藏则比满清严厉许多，就像满清对待汉人一样，要“改造”之，不允许对方保留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中共对西藏采取的政策，是直接统治而不是间接统治；从中也可以看出“反侵略”如何变成了“反向侵略”，就像俄国和苏联从蒙古侵略中所学习到的。好像这个世界的真理就是：不侵略别人，就要被别人侵略；因为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

在宗教宽容和间接统治方面，蒙古的后继者俄罗斯帝国和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差得多了。例如苏联共产党的语汇中，“书记”这个致命的词汇虽然具有蒙古起源（户口调查人员），但苏联及其附属国（加盟共和国以外的“兄弟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书记”可就不仅仅是调查户口的侦探，而且是管制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太监。可见后来居下的、黑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俄罗斯─苏联，是比黄祸蒙古对人类威胁更大的“白种蒙古”。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所说的“蒙古化”，与列宁主义者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极为神似，甚至可以说蒙古化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原型，与“苏维埃化”“布尔什维克化”如出一辙。虽然“军事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个二十世纪的“新名词”，但它的种种特征古已有之，并非二十世纪所特有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原始要素，存在于一切以劫掠为生的部族生活中，不仅蒙古人如此，日耳曼人亦然。

罗马史家塔西佗在其《日耳曼尼亚志》中写道：“他们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这种森林猎人区别于农耕者、经商者甚至游牧者，他们崇尚暴力，所以人们看到德国“哲学家”竟然在思想圣殿里兜售着原始森林的血腥，黑格尔在象牙之塔里喋喋不休：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战争有助于因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所以难怪，《共产党宣言》会诞生在德国这样一个依靠侵略战争为生的民族的生活中。

当然军事共产主义的典范及其对文明社会的毁灭──在蒙古人那儿显示得比在日耳曼人那儿更加彻底。因为“蒙古人比日耳曼人更加优秀”。尽管蒙古人接受了喇嘛教以后，比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后，更加倾向于和平态度。

（1983年12月14日）

六、现代蒙古化运动

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实就是“现代蒙古化运动”。尽管其理论是由一个德国犹太人炮制的，而不是从蒙古沙漠发出的。

从经济特征上说，现代蒙古化运动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就是把农民重新固着于土地但剥夺其土地所有权，把工人重新固着于作坊但剥夺其经营权和所有权──从而结束社会流动，把国家变成一个军营，文明从此进入冰河状态。这是蒙古帝国的遗产对西方的挑战所进行的应战。但在社会发展上，这对俄国来说是倒退了半个世纪──使18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开始的自由化、西方化浪潮，发生了巨大的根本的回潮。但对中国来说，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使我们回到了清初和元初的异族征服时期。

参照一下：蒙古人在他们对花刺子模等地的袭击、劫掠、毁灭中，体验的就是一种接近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以战功叙辈，原始古老的等级制度遭到腰斩。而一个人的官阶职位，则决定了他在战利品分配中的份额。在蒙古人与俘虏们（二十世纪叫做“被解放的人民”）的关系上，也体现出这种“公有制”生活方式的强烈特征：货币失去了意义并成了陈腐的象征；徵召代替了一切合理的税收；统购统销、长官命令，完全取代了法律或习惯法的地位。

苏联的国际影响造成了现代世界的“国际蒙古化运动”，并形成了它的组织“共产国际”。按照我们的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力并非源于西欧，相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欧亚内陆对西欧半岛日益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压力的综合反应，因此本质上是“反西方的运动”。尽管它借用的是半西方化的日耳曼人“军事共产主义”传统下的“科学理论”，来发出其原始的扩张性吼声，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不见得比喇嘛教高明到哪里去。

新蒙古化的运动无论多么凶暴，也无法将所有文化完全付之一炬；再有效的防腐剂，也不能使得文化的内在生机全部死灭。尽管蒙古化的文化，不再是活生生的、正在发挥影响的东西，而成了某种标本，成了死气沉沉的“遗产”，其存在只具有装潢价值，被那些暴发户用来粉饰他们阴郁的殿堂。被蒙古化运动借用的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哲学），其实与这一运动本身（国际共产主义）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但即便是这种本来可以无害的意识形态（例如在西欧、北欧和日本），也还是产生于中欧的普鲁士王国，即西欧地区最东方化、最内陆化、曾经被蒙古风暴扫过的地方。现代蒙古化运动第一个胜利的回合，并不是发生在“通向西方的窗口──彼得堡”；而是发生在伏尔加河上的察里津。是那些半亚洲化的农民士兵在广漠的东方平原上（这里，曾是蒙古人的大本营和优良基地）和南方平原上（这里是鞑靼人的故乡）──决定了“西方思想”的命运。

一个有趣的雷同是：现代蒙古化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大功告成的地方，正是往日蒙古铁蹄四处横行的地方。它以欧亚大陆为核心，除了日本、爪哇、印度、阿拉比亚而外，几乎侵吞了整个亚洲。而蒙古铁蹄一度得逞的东欧诸国，也再次沐浴到蒙古化的可怕阳光。

更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斯大林总书记”与“成吉思汗”的关系。“成吉思”一词有种种解释。《蒙古源流》中说，有五彩瑞鸟，每朝落在成吉思帐前石上，发出“成吉思”的鸣叫声，所以称作成吉思汗。《蒙鞑备录》则认为，“成吉思者，乃译语天赐两字也。”也有学者解释为“强大的”或“王者中之王者”。其实，“成吉思”一词在蒙古文献上是有记载的，在祭祀火神中，说到火的起源，就用过“成吉思”一词，即表示铁的性质的“强硬”之意，以其在人，可以理解为“强大”。这不由使得我们连想到“斯大林”的原意在俄文中就是“钢铁”的意思。斯大林的总书记是否在有意无意地模仿成吉思的汗？

对中国来说，共产主义作为新蒙古化的运动，并不是上海、北平、或广州生活的逻辑产物，它甚至也不是江西山区的当然产物。它的真正背景要到吐蕃化的大西北、半蒙古化的陕北、半满洲化的东北去找寻！这样，我们“发现了”又一个巧合与又一个雷同：中国新蒙古化运动的真正转机（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决于这样一条“路线”：追踪忽必烈。

当年，忽必烈是从陕西而四川，四川而云南，占据云南四川而后夹击大江南北、东南沿海的……现在，新蒙古化的狂热战士们（他们有着北方民族──俄国人的思想背景和非传统──从固有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中游离出来──的人力背景）正追溯着忽必烈的足迹前进。他们，把铁木真的殒落之地（六盘山）当作自己的发祥地。毛泽东诗词为证：“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他们，把蒙古人的跳板（陕西、山西）当作自己的根据地。他们是从蒙古人最后占领的东南部中国出发，回溯云广四川，然后进入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

最后，共产党才像满洲人一样裹挟着北方游民一起“入关”了，占据了中国的心脏地带。他们也曾像满洲人那样对原先的宗主展开过（源自游牧民族发明的）无孔不入的游击战。当然，这不可能持久也无法持久。假如它能持久，那就不会有人类的今天了。游击战只能带来全面退化：文化退化、社会退化、种族退化，游击战之所以不可能持久，不仅因其效率低下，极不适宜于当今的全球战国时代的激烈竞争，而且因为历史已明确告示我们，中国不能长期蛰伏在任何一种外来思想的统治下。不论那是游牧民族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1995年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米高扬赴华秘密使命》一文披露：1947年11月30日 ，毛泽东致电苏联独裁者斯大林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但是出乎意料，斯大林却在迟迟四个多月以后的1948年4月20日回电时加以反对。斯大林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中共应该与他们合作，但必须保持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这个指令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全面布局的。米高扬后来对此评论说：“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真的，还不到一个月，1948年5月毛泽东就致信已经逃到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要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共同推动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6月至8月，为征询斯大林对即将成立“新中国”的指示，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刘少奇当时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计划于1950年1月 1日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但斯大林说，要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利用中国暂时没有中央政府的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他希望“新中国”提前建立。斯大林告诉刘少奇，“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刘少奇在得到斯大林的明确授意归来后，经中共中央商讨，只好改变原定计划，提前三个月即于1949年10月1日仓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个开国典礼。此前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召集拥共的“民主党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诞生，并通过了《共同纲领》。 9月下旬，各个受命拥戴中共领导的“民主党派”代表聚集北京，举行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在没有人民选举的情况下，由“政治协商”产生了“国家领导人”、通过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国名、国旗、国歌和首都。 10月1日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出现过自由选举。

但是，在现代社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自于人民是否具有选择政府的权利。但是苏联授意的新中国提前三个月仓促成立，并且既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制定宪法，由政治协商会议接过中共起草的《共同纲领》就算取代了宪法。中共建国的史实，充分证明了这是一个武装夺权、自己任命自己的政府，未经人民授权。 

比中共领袖较有国际常识的斯大林曾三次向中共领袖发话，中国应尽早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 1949年 6月至 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就谈到要中共中央准备宪法。当时刘少奇问：“您所说的宪法是否指社会主义性质的？”斯大林摇摇头说：“不是，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他接着说：“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 

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又就“新中国”建立问题提了三点意见，其中第二点，就是强调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在斯大林看来，共产党不仅应利用政协组织，更应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和宪法。刘少奇在1952年10月，再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斯大林第三次谈到要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和宪法。他说，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制定宪法的攻击，中国应该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时间提前。斯大林认为苏维埃的假选举已经给中国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斯大林虽对中共建国一再发号施令，但对中共和毛却毫不尊重，完全用对待属国和殖民地的方式来支配中共。牟传珩《“新中国”提前宣告成立幕后──斯大林的指示与中共建国》一文认为，从1947年起，随着中共暴力革命进程的加快，毛泽东为争取斯大林对其肯定和支持，多次向斯大林表达访问苏联的愿望，但都一直被加以被拒绝。1948年初，中国国内局势发生了迅速变化，形势愈来愈朝着有利中共的方向发展。为此，毛泽东再次要求访问苏联，急于从同斯大林见面听取指示。斯大林鉴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勉强同意毛泽东1948年7月中旬赴苏。 

但毛泽东心急又于7月4日再次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在7月15日前后动身北上苏联：”……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据担负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络任务的苏联医生阿洛夫回忆说：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的箱子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可是斯大林接到毛泽东如此心急如焚的电报后，反而更加猜疑、反感，于是食言反悔，再次婉言拒绝。拖到1949年1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赴苏问题，当天，用斯大林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还是希望他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说苏联方面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举行会谈。

结果米高扬于1949年1月秘密访问中共领袖所在地──西柏坡。米高扬在会客室，面对中共五大书记说，“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要由斯大林决定。”（见《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374页）毛泽东谦恭谄媚地说：“谢谢斯大林同志，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我们只是想说明我们的想法，如今当面谈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非常感谢。”

牟传珩评论说“可见，斯大林更是‘势利眼’”，因为斯大林婉拒毛泽东赴苏的真实原因还在于，斯大林当时并不认可毛泽东已是一名正式的能够代表中国的首脑，也即毛还没有与他进行国家领导人握手的资格。直到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已成为中国元首才获得访问苏联机会。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无不与斯大林多次拒绝、推迟他建国前访苏有关。毛泽东见到斯大林就可怜巴巴地诉苦说：“我是一个有话无处说的人。”斯大林则厚颜无耻地说：“胜利者是不能受指责的。”（见《历史选择了西柏坡》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当然牟传珩可能忽略了，斯大林虽然厚颜无耻，但表面上毕竟是在按照联合国宪章行事的。中华民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理论上是不应该受到苏联如此干涉内政、这般和全面颠覆的，所以斯大林不得不把自己的阴谋伪装起来，照顾一下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意愿、基本的国际礼仪。这个基本道理，土包子毛泽东当时不懂，但在二十多年以后终于学会了，这样才好不容易挤入国际社会，坐上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但是其代价，是在反复无常的“翻身”、“运动”、“颠倒”、“折腾”中，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

七、毛泽东与忽必烈

二十世纪这个中国的无君世纪，也是满清遗民的统治时代，袁世凯和北洋南洋的军阀，孙中山蒋介石和他们的国民党，毛泽东邓小平和他们的共产党，都是由这种时代生态所决定的。其中最后的邓小平，生于公元1904年，须知他七岁的时候，头上还拖着满鞑子强加的猪尾，而毛泽东头上的猪尾巴则一直挂到十八岁（1893－1911年）。这怎么可能不影响他们的内心世界呢？披挂猪尾时间更长的文人鲁迅（周树人，1881－1936年）有一句名言：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求为奴隶而可得的时代，和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正是基于这种满清遗民心态，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这种“划分”，其实仅仅适用于蒙古和满清等蛮族入主的时代，而不适用于汉唐。尤其不适合于先秦文明。有共产党员说，“我们人人内心有一个小毛泽东”，其实他应该说，“我们共产党员人人内心有一个小毛泽东，一个满洲人的小奴隶”。毛泽东这种十八岁还留着猪尾巴、被满人骑在身上的湖南奴隶，终身受苦，改不掉欺软怕硬的、被骑的人牲命运，被骑的人牲是绝对理解不了“骑士风度”的。

反观汉唐的中国，则是自主的，虽无政治民主但有社会自由，那时有国家，因为政权是依靠制度而不是暴力运行的，军事领袖（“军委主席”）没有最后的“拍板权”，因此国家富于文化统治的色彩。

“五十天清议横流”，是我当时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称呼。这一称呼是建立在这一认识之上的：其失败，正如九十年前的百日维新，是必然的、前提决定的，并非偶合的、操作失误的，对此，用西方式的“民主运动”、“攻占巴士底狱”、“1848年革命”等观念，无以解之；只有诉诸中国式的“党锢之祸”，方能得到近似的比况。

党锢之祸的起源，是“统治阶级内部最后一次调整社会结构的努力”，党锢之祸的爆发，证明统治秩序已陷入难以回避的天命移易──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历史上每次党锢之祸一代人以后，皆继之以摧枯拉朽的流民起义，实为社会结构的总崩溃，受治而非自治的子民，纷纷游离造反。现在台湾资本、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设立的流水线，能够拖延甚至避免一次新的社会革命？

如果要在推行苏联化的毛泽东与推行蒙古化的忽必烈之间做一个比较，可以有一些什么异同？

1、毛在种族上算是汉人，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共产国际组织在中国的代理人；忽必烈则是蒙古人，由蒙古大本营的核心中直接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更接近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成了独立的汗国（现代汉语叫做“人民共和国”）。

2、二十世纪文明扩散、民族解放的背景，迫使法西斯轴心国甚至西方老一辈殖民国家都必须培植各国的代理政权，斯大林当然也无法脱离这一背景。

3、毛主持的阶级斗争及其工具“居民委员会”，比忽必烈主持的民族压迫及其工具“保甲制度”更注重文攻，即宣传洗脑、思想改造。

4、毛与忽必烈相似之处颇多，如同样定知识分子为第九等级，推行人身依附制度，所谓“公有制”其实就是“单位所有制”，一种苏联化的农奴制与工奴制。毛推行全盘苏化，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比忽必烈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所造成的解构作用更大；所以，明朝复国比较简单，而未来中国的重建则较民族复国远为困难。

5、自忽必烈属下的蒙古帝国占领全中国以来，汉人已经异化并逐渐习惯于接受外来统治，所以有满清二百六十七年的“稳定”；而斯大林属下的蒙古帝国即“苏维埃社会主义阵营”来自东北地区的顺利接管，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习惯了外来统治，所以汉人可以把毛当作佛祖一样来崇拜，以致毛泽东死后还能发“热”，“毛泽东热”。

1949年的时髦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前一句也许还只是党派斗争，后一句则是全盘苏化的开始。对外来统治的顺服，使我们看到民族悲剧的不断加剧：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的外来性质，从东欧到朝鲜、越南的斯大林蒙古国（斯大林本人甚至不是俄国人，他死不过一代人，整个苏联就瓦解），其各个属国，都叫类似于“人民共和国”的东西，某种类似“汗国”的系统。

2、“人民共和国”──“现代汗国”的治国方式是“权大于法”，是“初一、十五不一样的政策与运动”；而不是有制度的国家生活，因为其权力都是外来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现代的白种蒙古扩张运动。

3、从1917年夺权到1934年大肃反，是十七年；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革，也是十七年。斯大林政治和忽必烈政治一样习惯杀俘虏（“镇反”）、宰肥鸭（三反五反）、整肃同路人（反胡风，肃反）、杀鸡取蛋（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集体化）、全民表情狱（全民反右运动不同于针对士人的文字狱）、全民忠字舞（文革）。当然，苏联还不够进化，没有进行对于本国首都的军事征服（“1989年天安门事变”），国家财产的私相授受（“1990年代国企改革”）；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苏联的政治继承人，尽管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其治国方式大体上无一属于中国传统，而是明显移植于斯大林主义的外来模式，隶属于“欧洲殖民主义的东方阵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是“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和“陕甘宁边区”在版图上的简单扩大，是在外来的军事力量、政治经济以及思想力量的国际支持下的红色割据，它以农村为根据地这一事实并不说明它“不是外来的”，正如1990年代以后盘踞在中国的血汗工厂其资本、技术和市场也是外来的，不是中国自身产生的。这两者都只是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力。

5、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六十年，却无法形成内在的稳定的制度，其原因是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没有明确的区分，结果连“专制制度”也建设不了，有的只是最为陈腐的“个人专权”。现代国家哪怕是专制国家，都必须对“无限权力”和“政策治国”进行限制，否则就只是“政权”而不是“国家”：政权可以依靠暴力但国家必须依靠制度，政权可以是单方面的，正如绑架；国家必须是多方面的，正如交易。所以，要确立中国的内在的国家生活而不是外来的政权生活，必须切断暴力的、单方面的、自说自话的、个人专权的政权循环。

6、“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这就是暴力的、单方面的、自说自话的、个人专权的政权思想，是危险而劣等的欲念表达；比起两千五百年前开始的孔孟思想，也是一个极大的退步。不仅比孔孟是退步，甚至比秦政亦是一大退化，而是陈涉、刘邦之类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秦政毕竟是贵族政治的遗绪、承认天下的自在性。

7、不承认文明的传统，而与一切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刘邦在儒冠中撒尿、毛泽东挖掘孔林等“破四旧行径”，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变态行为。它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结果，只是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蔓延的时间更长。

与忽必烈不同的是，毛泽东虽然也是大权独揽，却始终不敢称帝，只敢盘踞在僭主的位置上。进入北京城之后，毛长期霸占原先的袁世凯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却终身不敢进入明清帝王居住的紫禁城故宫一步。这表明毛以袁的实际继承人自居，偷偷摸摸窃国，但还不及袁世凯狗胆包天。毛曾有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的记录，却最终鼠首两端，不敢踏入故宫城垣以内。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4月20日下午，毛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4月21日下午，毛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三次路线相加，毛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毛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他让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故宫保卫科长韩炳文两人陪同，这三个共产党人从神武门东坡道登上城楼，顺着城墙向东、向南，一直走到东华门。在东华门城台，毛坐在小马扎上，与人分食橘子，并同韩炳文交谈。随后他参观设在午门城楼上的“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前后共计三个多小时，直至天近黄昏才带着遗憾悄悄离去。最后还有一点一并考虑：毛泽东虽是汉人，但从他听命于斯大林来看，还不如可以自作主张的蒙古人忽必烈，只能和听命于满洲的吴三桂看齐。

不仅毛泽东一个人，而且整个中共集团，其实都是听凭斯大林摆布的奴隶集团。虽然斯大林在苏联早已在1950年代就遭到苏联自己的批判，而在中国，却依然有不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查考中国大陆各地，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命名的街道、公园等，可以发现，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哈尔滨、长春、大连，以及新疆的伊宁，都有用斯大林命名的街道。这些地方都与苏联有过密切关系，伊宁市就在中、苏边界，而东北三省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军队对日本宣战并占领过的“双重殖民地”。

1、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市，有条“斯大林街”。

2、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不仅有斯大林街（以前叫“江沿街”），而且还有一个斯大林公园，是松花江畔避暑游览地之一，与太阳岛隔江相望。

3、在吉林省长春市，有一条笔直的横穿全市南北的主干道。这条路一开始是清末建的，叫“长春大街”。后来日本人扩建、延长，改为“中央通”，1945年苏军攻占长春，改为斯大林大街。国民党接管后，改成“中山大街”和“中正大街”。1948年解放军占领长春后又改过来，再叫“斯大林大街”。苏联瓦解以后，1996年长春市“人民政府”，才把这个“斯大林大街”改名为“人民大街”，也就是中共自己的大街。

4、在辽宁省大连市，不仅有斯大林路，而且还有列宁街。

5、有“列宁街”的地方还有四川省的达州市附近的，位于距达县县城七十公里的石桥镇，镇内有条“列宁主义街”，简称“列宁街”。该街是条石板铺路、木板墙壁、青瓦屋面、四座清代牌坊横跨的街道，全长694米，有201间街房。街上由东向西一字排开四座仿木结构的石牌坊，古朴隽秀，雕刻精美，重檐斗拱，尉为壮观。其中第二道牌坊横额正中雕刻着“列宁主义街”，其“列宁”二字为横书，每字约一平方米，“主义街”三字略小，为直书。镇内至今尚存“打倒帝国主义，武装拥护苏联”、“打倒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专政”、“活捉杨森，活捉刘湘”、“拥护红军、扩大红军”等三十八幅石刻宣传标语，极具“红军文化”也就是“苏联殖民地”特色，被誉为“中国红色第一街”。1933年底，红三十军政治部进驻石桥镇，组织赤卫军、童子团、宣传队开展广泛的建政、扩红宣传活动，书写标语口号，雕刻宣传标语，进行街头、乡场宣传表演。而由红三十军政治部建立，以苏联革命导师列宁命名的列宁主义街，则标志着石桥镇这个千年古镇，在当时已是苏维埃政权的中心。

6、在原川陕苏区嘉陵县苏维埃政权所在地有条小路被命名为“马克思街”，上有一道墨笔楷书的大木匾，上书“马克斯街”四个大字，高悬于县苏保卫局大门上。红军走后，这道木匾被当地“革命群众”欧启贤等秘密保存下来。现存广元红军文化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一级文物”。

7、上述种种劣迹，是不是汉奸行为？公允地说：不能不是。如果这么干还不算汉奸，那世界上就没有汉奸了。那秦桧和汪精卫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不错，毛泽东本来就是汪精卫一手提拔起来的“秘书”，这在国民党的档案里都是有案可查的。）

八、蛰居三月的断想

秦始皇帝的祖先来自西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向西方寻求真理者”？他作为一统天下、综合百家的实验者，其外来性质一直受到忽略，这对他和他在后世的崇奉者们，多少有些不公平？有意思，秦始皇陵西侧的“劳工墓”发现了白种奴隶遗骨。那时兵马俑博物馆馆前区要进行环境改造，发现了陶窑，挖掘时发现的。这些劳工墓类似抗日战争时期的万人坑，其中一座埋骨121个，随机抽选了其中的50具尸骨的样本，最后发现其中一具属于一个年约20至35岁的白种男人。这说明秦朝与西域已有往来。虽然商朝或更早年代中原地区就和西域交往，和田玉早就引进了中原。但毕竟只有秦人来自西戎，秦人很快中原化了，就像后来的鲜卑人、蒙古人、满洲人，其统治转眼就分崩离析。

秦皇以后出了两个“革命的皇帝”，一个是企图复活周礼、摆脱人口危机的实验者王莽；一个是努力混同南朝文化心灵与北朝政治精神的实验者杨广：前者纯粹是个汉人，所以败得很惨；后者的母系鲜卑虽比秦始皇野蛮，但父系却是汉人要比秦始皇文弱，野蛮和文弱相加，终于和秦皇一样下场。唯有康熙的形迹值得记取：以“披毛戴角之满洲种”（邹容《革命军》语），铸造了清朝两百年的政治结构。

前三者的失败与康熙的成功互相对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寸：成败之鉴，就在于改革者、实验者、革命者能否突破自己。如果不能，那么他自身必须作为一个异己者出现在历史之中。从康熙我想到了列宁。列宁身上兼有浓烈的鞑靼血统和深厚的欧洲教养──使他天生具有“重塑理论以适应现实”的伟大本领。他虽然算不上正牌的理论家，却“很懂得”并且“参透了”理论的妙用。结果可以玩弄理论于股掌之上，而决不被理论所玩弄。终其一生观之，他也并未迷失在理论之海中，而是始终注视着海底的暗礁，无条件地避让。为此，不惜放弃原则、出卖同志、投降敌国、糟蹋人民。

从隋唐到今天（1983年），第二期中国文明只剩下一隅残光了。延了一千四百年的生命，怎么能够不老呢？隋代的文化交融和隋末的英雄驰骋；隋炀帝的热情幻灭和武媚娘的牝鸡司晨……唐宋文人曾经流连，宋明哲人略显身手。

我的历史眼光告诉我：先有唐、宋柔韧的“文化辐射的圈子”，后有明、清僵硬的“政治控制的实体”。唐宋文化圈子甚至比清代乾隆盛世的政治实体，范围还要小一点，这说明满清确实有点扩张过度了。蒙古的侵略、文山的死节──作为唐宋文化与明清政治之间的纽带，历历在目，不能磨灭。

满清连同其属国系统在内──北从蒙古南至中南半岛；西从巴尔喀什湖东库页岛，朝鲜也在这个范围里。日本之不臣，主因在其拥有海洋的防卫和岛民的性格，当年蒙古人征服爪哇也很困难，并没有所谓“神风”问题。也与影响日本甚深的天皇家族出身于朝鲜──满洲──东胡──阿尔泰系列，毫无关系。尽管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以来，东北方向比正北和西北方向，对中国的威胁更大。而朝鲜能够抵抗隋唐两朝，与日本能够抵抗蒙古、侵略中国，似乎是一个相关的主题。

政治实体，终究只是文化圈子的凝固者与保全者──这固然有其消极处，但也是文明生长的节律所致。所以，将汉、唐并称──作为政治研究、帝国现象的一个单元，尚不失其可取之处；但作为文明研究、传播现象的一个分野──则大谬不然。

从文明传播的以意义上说，“汉、唐帝国”这一称谓是出于这样一个深刻的误解：汉、唐两朝都统治着大体相当的疆域；并对四夷保有盛大的优势。尤其重要的一点，汉唐至少在名义上与异族无缘：既非异族所建如北魏、辽、金、元、清；又未亡于异族如典型的例子明朝。我能肯定，若非明朝尤其南明也亡于满清，则明朝的国号其响亮程度要胜过唐朝。唐朝的政治实力其实开门不利──像隋朝一样数征高丽而不获；旋又为胡人沙陀所乱，不仅安史之乱，五代之主亦多为胡人。使北中国沦为异族的角力场，唐朝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充分显示：唐朝的文化势力远远强过它的政治势力；唐朝的文化引力远远大于唐朝的军事压力。正是由于唐朝文化的活力与弹性，才能较为成功地软化并同化了许多原始民族；相比之下，明朝则一味“拒敌于国门之外”，终至堤破水淹……这也是明朝比较唐朝缺乏文化活力和社会弹性的结果。

但汉与唐则根本不同。汉朝的政治结构远比唐朝健全及稳定。汉朝的政治实体囊括了当时中国文化圈的全部范围。包括越南和朝鲜。而唐朝政治实体的范围甚至比汉朝都有所后退，比如失去了朝鲜即是明显的例证。我们看到，汉朝即使瓦解之后，少数民族也没有发动叛乱；相形之下，唐朝却是在鼎盛时期被少数民族搞乱，并在这一战乱（安史之乱与河北诸镇的割据）渐遭灭亡！

平心而论，唐朝的主要功绩是：在汉朝遗留的政治实体的大致基础上，向更远的地方辐射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向南方如南洋、云南和吐蕃。这些地方由于感染了中国文化，后来都被元明清轻易征服并稳定控制了，成为第二期中国文明所凝固的明清政治实体的有机部分。唐的最高成就，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成就，这是汉的成就；汉的最高成就，也不在文化扩散方面，这是唐的成就──两汉的致命伤在于僵化，一如明清。

运转中的政治实体，犹如一只巨型的轴承，它不仅肩负某个民族前进的使命，而且带动、驱使许多民族进入其漩涡。轴承的运转，由稳定的轴心驱动众多轴珠被迫滚动而实现。轴珠是多元的，轴心则是一元的。在貌似“一元文化”的社会里，文化共同体其实也是多元组合的。区别在于，一元社会不给轴心之“元”之外的轴珠之“元”以同等的机会和地位。一元突出而多元环配，是“轴承社会”的特征，其运转十分有效。同时，一元社会也十分机械，缺乏内在的生命。这正是元─明─清社会、秦─两汉社会的大一统特点：一元的权力逐步渗透一切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导致思想灭绝、文化萧条、社会僵化、人民怯懦。消除了文明的对立面，野蛮势力就会兴起，使得社会整体陷于停滞、僵硬、腐败，文明的秋冬季节来临了，社会的萧条不可抵御。

多元社会则不然，动荡、不稳，仿佛播种；四处漂泊，居无定所，但那却是生命的体现。多元并举是文明的春夏季节的特征，那是西周─春秋─战国社会，那是盛唐─五代─南北宋社会，那时文明在发芽、蔓延、生长，社会进步、国富民强。

多元社会的播种，却也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把不同的种子分别异化为轴心和轴珠。这直接导致“一元至要的轴承”出现，并把其他的种子贬为听命的轴珠。如此的轴心一时运转有效，但是等到这个“轴心”不再能维持社会的有效平衡，周期性的危机再起，改朝换代的汰旧换新就开始了。

这时，谁像一群穷凶极恶的狼狗？原来是一群恬不知耻的征服者。他们以无比的镇定安详，掩饰内心的兴高采烈。高擎一个图腾、披挂一套教理、鼓动锐进精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崇高的精神和最卑鄙的欲望，融合一起。

目空一切的军阀及其追随者，仿佛天灾，实为人祸，周期性来到世界，像旱灾或水灾创造了种种生物现象，他们也创造历史现象。对他们来说国界是虚无的，国法将被打破，丢弃在地、无人追忆。而新的国界对他们又何尝不是桎梏？他们不想作茧自缚，不要瓜分掳物，他们不是焦渴的无产阶级，而是游戏人生的无业者。霸占战利品和掳获物，只是无产阶级的欲望，而无业者却想在杂乱无章淹没生命的物欲中催发精神的光。

罗马的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1─44年）写过《高卢战记》（The Conquest Of Gaul），但他却看不大起梦想发财的无产阶级文化人，而只是利用他们杰出的才智，如同驾御一群矫健的骡子。

恺撒是无业者，正如无法无天的纨绔子弟霍去病将军一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惟有一群谙熟文墨却又鄙弃文墨的军阀，方能整修人类的残余文明成为自己的射猎场地？还有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6─1598年）那样名不副实的草莽人物，席卷小小的日本，进窥朝鲜跳板，要以北京作为日本首都，重温蒙古人的旧梦……也许所有这些无业者的业绩，都是他们不再囿于民族或国家的专利，而是挣破旧有的牢笼，就像丰臣秀吉的进攻，不过是对三百年前蒙古舰队进攻日本的反应，迟到的反应。不信请看，正是与丰臣秀吉同时，俄国人开始占领伏尔加盆地、侵入西伯利亚，要不是日本和中国一样退出了角逐，西伯利亚无论如何也落不到俄国人手里。历史的偶然在于，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篡夺了权位，只顾自保，无力外图。

打破国界的军阀（俄国沙皇也是这种军阀意义的“恺撒”），驰骋在“天下一家”的无私境界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但历史的判决则是：“你的最终也是别人的，你死之后，洪水滔天。”他们结为一伙、自成一体，在他们充斥了血肉横飞的厮杀里也充斥了令人厌恶的暗算。他们互相斗争过招，但与广大的居民却老死不相往来，人民在他们心里只是提供物资和兵源的物质材料，而他们则是人民的命运，是高于生活的象征。军阀们和党阀们需要一个理性的、冷酷的教义（如马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作为心理战略的工具；好让他们治下人民们安然接受一个又一个苦役和死亡……

在心理战略的工具所具有的凝聚力量下，他们召集徒众，犹如阳光召集微生物，他们的集结充满恐惧，要驱散无名的阴霾，要消灭自己的病态，要刷新腐烂的文明。“民族”不复是文化的蛹体，“国家”不复是力量的源泉，因为文化要靠军阀和党阀来炮制，文明力量要靠暴虐的力量来增添。他们的文化不同于人民的文化，他们的力量不同于人民的力量。对于人民来说，他们有如异族，尽管他们和人民说着同样一种语言，甚至自认具有同样一个渊源，但他们的态度却有如异族，他们的目标完全是从异族主子那样领受的，他们像异族入侵者一样热衷于蹂躏父母之邦，甚至直接接受来自外国的指令：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1983年11月25日，蛰居所思）

九、复古主义与革新运动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狂徒和野心家；有许多阴谋分子和卖国者；还有许多留声机、录音带、和糊涂虫──都希图撕裂中国的历史、毁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髓。

他们草率地把中国断裂为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乃至于稀奇古怪的“社会主义社会”。好端端的一个中国，好端端的一部中国历史──被他们割得体无完肤、四分五裂、乌七八糟、面目全非。这是何等的惨痛、何等的悲哀啊！

他们还无端地给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系统地注射了大量有形无形的毒药。企图从根本上削弱中国人民的健康本能、从根本上毁灭中国文化的再生能力、从根本上取消中国民族富于特色的生活……他们罪恶地图谋根本阉割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活的灵魂。然后又别有用心地曲解、篡改、涂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有计划地伪造了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种种胡说。其荒唐性和无廉耻性在整个历史上都属罕见。

他们把中国历史变成了他们臭气熏天的焚尸场。把历史上的精英──都贬为他们焚尸活动的燃料。把中国历史中一切珍贵的东西──都列为他们的攻击对象。他们把中国文化“下放为”他们的搓脚布──把他们自己身上和心里的一切污秽与不洁都抹在上面。然后中伤说这是中国文化的劣迹。把中国文化中本不具有的卑贱、诌媚、暴行、堕落──都强行充塞进去；并趾高气扬地宣布这才是“优秀文化遗产”。

──不！中国文化尚未死亡。“遗产”──一说似乎失之过旱了。中国文化是一个活的机体──它有早先的种种表现形式；有现今的种种表现形式；它也必有将来的种种表现形式。表现形式是依附于文化本身的。文化的创造者本身并未死亡──表现形式即使已经改变──也不是什么“遗产”，因为本体依然健在！让一切希望中国文化死亡的罪恶势力自己死亡！让断言中国文化已经“过时”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己过时！中国民族要求光复民族之本、要求光复国本的炽烈愿望──注定能焚毁一切外来的病毒与残渣。不论那病毒那残渣是德国的犹太的，还是靼鞑的是俄国的！中国民族要自新──要毁灭并排除和清洗一切内部敌人及其“引进”的堕落思想、投降精神和分裂倾向：向伟大光荣正确的九夷八蛮的伪皇时代宣战并咄咄进逼！

是恢复中国历史与中国精神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我们再不要外来的毒物和舶来的绞索；我们要的是发自民族良心深处的东西。尽管可能不太起眼；但却是真诚无伪的：“我们要自己来思想，而不要毛思想来为我们思想；中国民族要自己拿主意，而不要拿马恩列斯的主义。自己的观念即使不好，也是活生生的；民族的信念即使偏执，也与血肉相联系。‘我们不要毛子的真理！不论他是洋毛子、老毛子还是二毛子。’难怪‘毛’是现代中国的劫难，因为‘毛’乃是一个谶语，是‘毛子时代’的‘最强音’。‘毛泽东思想’的隐喻就是‘毛子淹没东方’的思想。马恩列斯作为毛头思想的源头，把四大红毛番头的迷信扩充成了进步；宁要中国的落后，不要马列的扬弃。这不是开化，而是愚昧！其铿锵的语言所包藏的疯狂，拥有巨大的象征性，使得现代中国──浑身酸软。为了扬弃毛头毛尾，有一天中国可能需要复古主义冠冕，让博大的精神和眩目的虚文，重新给予灵魂以深切的陶醉！

复古主义能够驱逐野蛮主义……在现代南北朝接近闭幕的时刻，崇高的烟云势必升起，作为对野蛮状态的一种修饰和装潢，一堆词藻，一团纯洁之美幻影，一套启迪人心魔法大全……真正的幸福并不存于逝去的景象中，但是“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不仅造化弄人，记忆也欺人太甚，使他产生瑰丽的错觉。而那位拒绝自欺欺人的勇者却寄望于未来：走向未来的步伐，就在创建现在的工作中。

在即将到来的较量中，复古主义击败了前卫主义而执中国的牛耳，但人们还是在“走向未来”而不是“走向过去”。谁能否认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新的创造？在复古主义的面纱下，藏诸绝对前卫的真容。

如果人不能“发现生活的虚妄”，也就不能“看见宇宙的真相其实就在最为平凡的生命中”。开发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行使天命、塑造历史。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请不要做相反的事，不要企图超越平凡的生命，否则无从发现宇宙的真相。不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妄图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确定的终极真理，否则无异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进一步毁灭自己，毁灭自己的弹性，从而毁灭了自己的容身之地。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教言，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虚妄的印象使得宏大的真相蒙上了阴翳！只因寻求的方向错了，结果谋求的努力越大持久，所遭受的迷失反倒越来越深，所获的真知反而越来越少。“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正是描述天地良心，对于世界的企及和把握！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赞同清末民初的“国粹派”论点。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性灵上难以沟通、质地上不可互换，而“中国精神文明”要优于“西方物质文明”。我们当然知道，西方的精神文明并不亚于中国，尽管形态不同、趋向各异。中国文明的历史与西方文明的历史因此可以互补和继起，例如现在就是这样的时机。但二者之间不必也无法互相抹煞，例如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现代化”中翻覆试验的社会节目那样。事实表明，使中国独特的，非其“精神文明的优越”，而是它“政治特性的强烈”。国粹派抬出难以捉摸的“精神价值”，企图逃避西方文明带来的“野蛮主义”和“海盗精神”的训练。结果可想而知是一败涂地。其实这些野蛮的浮士德、原始的法兰克，所拥有殖民进取精神，在先秦王国时代相对并不缺乏，只是被秦以后的帝国时代的防御战略及其“长城精神”给压抑住了。这说明，国粹派们并不真的理解中国文明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命运，本来就基于扩张的功能。在我们看来，决定中国命运的是其“地缘政治的条件”，而不是从其中派生出来的“精神文明”。正因为中国文明的地理规模在古代文明中空前广大，因此它最为契合于全球时代的需要，也就十分自然了。

根据上述理解，新儒家理论反而是过于狭隘的，甚至是不必要的了。尤其考虑到，把地缘政治和某项种族特性，误解为精神文明的熏陶结果，就难免形成肤浅而庸俗的阐释方法，在沦落到执政团手下，就会演变为“建设精神文明”的“社会工程”等闹剧，其效果是给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文明的进展戴上枷锁。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性及其使命，并不是为了拒绝外来事物，而是为在接受外来事物的过程中不失自己的正常判断力；是为在客观化的同时，保持本位：并用后者来约束并平衡前者。

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它不能不是“天下统一”，甚至决定了它的“政治动物性格”。近代中国的错乱，是由于中国地缘政治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在近代化的挑战与压力下，中国由“世界国家”沦为“区域国家”，并成为各个强权国家（列强）竞相瓜分的对象。“天朝”沦为“病夫”，“中华”成了“落伍”的代词。只是我们还记得，先秦文明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有过今日中国罕见的“人格独立与英雄精神”，而不是“奴隶主义与雷锋精神”。不少日本人询问：“为什幺古代的中国人这么伟大？”这些岛民的潜台词其实是：“为什幺现代的中国人这幺可悲？”他们的提问富于启发。是因为全球文明使得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变化了，而数百年的严酷演变使得古今中国人几乎变成了两个品种。例如一千五百年来，中国遭到野蛮民族的强行混血，更重要的是还失落了西晋以前的中国人所拥有的自信能力与献身精神。这两个品种的冰冷事实，不仅使得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徒呼奈何、困惑不解，日本人也莫名其妙。这些中国边缘的岛民们因此采取一种分离式态度：崇敬古代中国，蹂躏现代中国，并以断然的侵略行动来争取做现代中国的主人、古代中国的继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不过是企图圆秦两汉帝国之梦、元明清之梦罢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归根结底只做了一件事：由“天朝型的统一帝国”（中国）向“民族型的区域国家”（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艰难转型。而一百多年过去，现在就连这幺一件事也都还没有做完。所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努力、继续付出代价，去完成中国的转型。这转型是不自然的，甚至是逆向的，是社会形态的年轻化，是老大帝国的走向共和。所以，革命的中国人要么成为“反传统主义者”，要么成为“复古主义”者──否则就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主义者”。因为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历史走向，是与西欧甚至是与日本的贵族社会完全背反的大一统官僚社会，而不是作为现代社会前夜的封建社会。不反掉这样的父辈传统，我们就只能停留在陈胜思想的层次，只知造反有理，无法成长为宪政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必须首先高贵化，然后才谈得上现代化！其建设性表现是“复古”，不是复元明清官僚社会的假古董，而是复先秦贵族精神的古道热肠。否则中国迟早还会重落袁世凯式的陷阱、重落文革的个人独裁、重落黑暗秘密会社的掌握。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与全球文明无异：在贵族教养的基础上，建立公民社会。而官僚社会的基础，只能长出臣民社会，无从通过独立自主的精神达到现代化。生存的权利并不是天赋的，而是通过不断自新来赢得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尤其要调整民族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民族的希望在于：清除两千年官僚社会的腐败历史、克服其造成的社会屏障、召唤先秦文明多元性的精神活力、投入当代世界锱铢必较的战国时代。否则，继续二十世纪的混乱试验，坐等外国力量进来收拾残局……军阀造国的时代即将过去。1949年以前坐等外国军事政治力量进来收拾──然后内乱不已的格局，不该重复。1979年以后坐待外国经济文化力量进来收拾──然后恶化环境的格局，也不该重复。

十、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秦与元

秦国对中国第一期文明的转型，和元对中国第二期文明的转型，颇为相似。这两个外来的虎狼之国灭绝了原先较为文雅的各个方国，用血腥手段“统一了中国”，但也结束了文明的创造期（西周、春秋、战国与唐、五代、两宋），开创了比较野蛮的帝国时代（两汉与明清）。无巧不巧的是，秦在灭亡中原各国之前对于西戎和蜀国、巴国的征服，相似于元在灭亡中原之前对于北狄、中亚细亚各国的征服。而在元代，中原各国不仅是南宋。而且包括了西夏、金国等等汉人占有居民多数的“异族政权”。

秦代久远，史料模糊；元代较近，史料清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蒙古兼并的过程加深理解秦的崛起，以及野蛮如何战胜了文明。

一般认为，蒙古起源于唐代。当时蒙古草原被突厥语民族控制，后经唐代打击，被突厥征服的高车民族中回纥部落赶走突厥，成为草原霸主。后来回纥战败，流徙到现在新疆地区，征服了那里的土著民族，和当地人融合成一个新的维吾尔民族。蒙古高原出现权力真空后，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部落先后迁移进来。

至于成吉思汗铁木真的来历，据蒙古秘史记载，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叫花子：有个叫作多本—磨根（Dobun Mergen）的人，曾在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回家途中，遇见其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了，这个人于是提议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于是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这个来路不明的、快要饿死的奴隶，和他的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直系祖先。

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年幼，他的四个哥哥立刻分了他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伯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却恩将仇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过上了奴隶主的生活。但是蒙古人却非常欣赏恩将仇报的行为，而且这些“光荣”事迹是用来给蒙古“贵族”作教材，教他们如何反客为主，让草原上的善良牧民，世代为奴。这个名叫伯东查的恶棍，正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

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相应于动物世界的狼、家畜和鹰犬。平民从事游牧和其它生产，贵族实际上就是草原上的恶狼、暴力掠夺的压迫者，这是他们与我们社会的贵族颇为不同的一点，后者多少还有些教养，从事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草原“贵族”则不然，他们几乎不从事任何精神活动，其生存主要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甚至绑架他人成为自己的财产，被他们绑架来的人就是奴隶。虽然草原上不是每个居民都邪恶残暴，但草原是被这些邪恶残暴的人所组成的暴力团控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平民都被奴化了，而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奴隶、牧场，就驱赶奴隶相互残杀。因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除了屠杀和被屠杀、奴役和被奴役以外，不知道人类还有其它的可以和平相处的生存方式。

蒙古高原地区是世界上产马最多的地区，游牧民族用这些马来相互残杀。大量的马匹践踏草原，破坏了生存环境，使得每一块有草地的地方，成为不同部落之间的必争之地。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侥幸逃脱。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在蒙古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人们心里已经没有任何善良和同情，为了争夺一点草根就可以屠杀儿童。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铁木真这代更加突出。铁木真的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称汗，部众虽然很多，但其亲属照样食物不足。在铁木真十岁时，父亲被仇人杀死，家道中落。结果，部落抛弃了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六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这是在野蛮残忍的草原社会常见的现象。

铁木真一家老弱被抛弃后，更是饥寒交迫。他自己为了抢一条鱼，就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死。他一家还算是草原上的贵族，尚且如此遭遇，更何况普通百姓。这种生存手段低下的环境，培养了蒙古的野蛮残忍的风俗。就是铁木真的母亲本来也是遭到强奸后生下他的：她原和另一部落的男子成亲，路过铁木真父亲也速该的地盘，被也速该发现后，立刻找他的两个兄弟去杀那个男子、绑架和强奸新娘。男子见势不妙，丢下未婚妻乘马逃去，也速该三兄弟追了七座山岗，追不上才罢休，回来把哭哭啼啼的新娘子抓到帐篷里强奸，后来就生了成吉思汗。这样的孽种后来大肆祸害整个世界才是正常的，不去祸害倒是不正常的了。在任何一个社会，杀人强奸的罪犯都被社会主流鄙视，但在蒙古游牧民族的社会，却是生活方式的一种，甚至是“贵族的特征”。尼采的超人哲学、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不过是在蒙古人没有占领过的地方，给那里补了补“蒙古教程”，比起成吉思汗铁木真及其追随者、继承者，还差得太远。那是十二年与二百年的差别。

后来成吉思汗自己的老婆也被别人抢走强奸。这种相互凶杀不止，比现代社会的犯罪团伙，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超过了其他古代社会的游牧民族的残暴程度。蒙古人残害亲骨肉兄弟的事件，不仅在成吉思汗部落如此，其它部落也很常见。

在蒙古崛起以前，中国北方地区被野蛮的女真征服。后来女真接受了部分华夏文明的管理方法，北方渐渐从破坏中恢复过来，结果草原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抢劫。为了防止野蛮人的侵袭，金朝政权继承了华夏以夷治夷的方针。以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为代价，扶持一个部落，打击另外一个部落。当被扶持的部落强大以后，就欺压其它草原部落，还用华夏物质资源掠夺中原。女真就会把物质支持转移到被欺压的部落。这种游戏的翘翘板的两端，就是草原上因为利益连接起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部落联盟，包括相互有血海深仇的部落。

铁木真本是贵族后代，年幼丧父，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失去了父亲的奴隶，只剩下九匹马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弟弟做帮手。艰苦的生活使他学会见风使舵的手段。他利用自己父亲和克烈头领王汗的友谊，拜王汗为养父。在自己的老婆和后母被蔑尔乞部落绑架强奸以后，又通过王汗的关系，找到一个势力强大的草原贵族扎木合为靠山，拜为兄弟（安达），联合偷袭了蔑尔乞，把老婆抢了回来。结果铁木真成为扎木合的部下。

铁木真两年以后第一次玩弄恩将仇报的游戏，从扎木合处纠集一些部下劫走奴隶，背叛了扎木合，建立自己的势力，在王汗的鼓励下称汗，并因争夺马匹杀死了扎木合的弟弟。扎木合因此组织了大军征讨他，尽管大多数历史记载已经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道，铁木真惨败而逃，投奔到自己的养父王汗手下当一个打手，默默无闻地干了二十多年。他和亲属一起把父亲的一些旧有的奴隶，加入到王汗的部落阵营中，增强了王汗在草原相互残杀中的实力，并帮助突厥语族的王汗杀剿蒙古语族的各部落，以此背叛行为取得了王汗的信任。

在服侍王汗期间，铁木真一方面成为王汗的得力助手，一方面小心翼翼利用王汗的权势，暗中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此时被女真扶持强大起来鞑靼部落，去金境汉地掠夺财富，金国决定改变支持的对象，派完颜丞相找到克烈部落头领王汗，封他为王，同时册封铁木真为金的节度使，并准备册封他为招讨使。这以后过程的记载虽被蒙元政权删去，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代惯例知道，中原政权为了国防，在这种情况下向成吉思汗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成为他发家的资本。

这时，铁木真结识了一些金朝的官员为内应。从他们那里知道，女真政权腐败堕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原获得物质和武器的支持，为称霸中国做准备。虽然具体记录被蒙元政权删去，这些事情却仍然可以在元史中通常未被注意的地方看出痕迹。

在金政权利用中原占绝对优势的武器和物质优势，击败了鞑靼部落以后，王汗和铁木真寻找机会落井下石，从背后袭击鞑靼残余，彻底地消灭了鞑靼部落。蒙古部落按照惯例对鞑靼民族实行了种族灭绝，把所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杀掉。女子则被分配给众人成为性奴。此时，成吉思汗还利用王汗的势力，杀害了自己的堂兄弟，清除了和自己争夺对奴隶控制权的竞争对手。又借助王汗的势力消灭了自己的世仇蔑尔乞部落。这以后王汗老迈，继承权力成为问题，铁木真试图以干儿子的身份抢夺王汗权力，和王汗之子发生冲突。王汗站在他亲子一边，造成双方分裂，铁木真率领蒙古语族的部下出走，被王汗和其子追杀，损兵折将后狼狈逃走。没有粮食，被迫杀马充饥，饮脏水解渴，完全失去了草原称霸的实力。

在此期间，铁木真仍然是女真的属臣，不断去金进贡，拜见金的永济王。在古代这类所谓的进贡，都会有大量的物质回报。包括纺织品、粮食和武器，成为铁木真招兵买马的资本。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游牧民族骗取中原物质资源的方法，就是鼓励其它的游牧民族进攻中原，使得中原感到危机，然后自己趁机扮演盟友前来敲诈勒索。所以铁木真被王汗击败逃走一年以后，忽然又有众多的兵源财产，可以推测是他暗中联系金人获得物资援助，骗取了不少了实力。

此时的王汗在草原称霸，不可一世，结果和金人反目成仇，率领重兵进攻金的边界，被金打退，惨败而归。此时铁木真趁机在背后突袭克烈部落，害死了王汗和他的儿子，掌握了王汗的全部人马，成为草原最大的军阀。接下来，成吉思汗又利用金的援助，消灭了乃蛮和扎木合的势力。得到了回纥的归顺，并突袭和灭亡了喀喇契丹。铁木真拆散被征服的各个部落，分给自己的亲信做奴隶，使得他们无法再独立和叛乱，然后自称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统一而凶残的蒙古帝国。这种游牧民族联合的巨大规模是空前绝后的。

成吉思汗对蒙古的“统一”，改变了草原社会自由散漫的性质。

本来，游牧民族就在古代战争中具有灵活机动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野战中的实力和其他民族是不对等的。游牧民族有大量的马匹，移动和集结都比对手迅速，而且侦察地形和对方虚实都强于对手。可以找到对方兵力单薄之处，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游牧民的对手强大是因为步兵集结的数量多，但游牧民可以依靠马匹逃出对手的打击范围，把自己的伤亡减低到最低程度，而通过掠夺其他民族获得补给，即使无处可抢，也可以用马奶充饥不死，不像文明地区的军队需要后勤供给。但在成吉思汗以前，游牧民族联合掠夺的传统方式都是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中。首领对部落没有绝对支配权，其部下都是自己的子弟。如果某个部落在掠夺文明地区的战争中损失太多，就意味自己的人死亡太多，在以后草原内部的自相残杀中就会吃亏，甚至被别的草原恶狼面临灭绝，因此部落首领爱惜部下的生命而不肯卖命打仗，这无疑在天然中抑制了游牧民族的残暴性。

现在，成吉思汗征服各个部落以后，不仅在联合的规模上史无前例，而且他立刻着手增进游牧民族的残暴性：他把其他遭到征服的部落人员拆散，按照十、百、千、万等单位从新组装起来，分给手下亲信，变成了他私人的军队（怯薛）。其方式后来在二十世纪时被毛泽东采用：毛把俘虏集中起来轮训，然后分配到各个嫡系部队，用这个掺沙子的办法迫使俘虏卖命打仗。而对不能够完成任务的手下则格杀勿论，从此将领当然不再珍惜部下生命，因为部队并非亲随，而是随便调拨来的炮灰。这也毛泽东的部队与民初的军阀部队完全不同的一点。蒋介石的部队则处在毛泽东的部队与民初的军阀部队之间：既有嫡系，而又有非嫡系，所以阵容不一。而毛泽东的部队与民初的军阀部队都是嫡系，只是毛泽东的部队和成吉思汗的部队一样，具有可以无限扩充的结构，因此可以使用人海战术。陷入人海战术的蒙古战士和解放军一样，其成员没有了躲避的选择，只有奋勇杀死敌人才能活命。这样一来，就把那些本来战斗技艺高超但却怕死的游牧队伍和土匪队伍，变成了一个仿佛不顾自己生死、发疯的野兽集体、只顾杀人的战争机器，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文明地区的抵御难度。

草原民族具有掠夺的本性，他们是“天生的革命家”，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在自己的土地安居乐业。他们像一个暂时联合起来的犯罪团伙，如果不是持续不断抢劫其它民族的财富，自己很快就会分裂并相互残杀，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的分合历史，无一例外。不仅蒙古人这样，阿拉伯人也是如此。这正如一切革命团体一旦停止对外斗争，势必转为内斗、自相残杀；而革命团体如果在万幸之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必须杀掉功臣，因为这些功臣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乱臣贼子，不消灭他们就无法获得天下太平。这也是朱元璋告诉其继承人的统治秘密。

成吉思汗当然早就深谙此理。为摆脱抢劫得手后发生同夥内讧的恐惧，他一生中不断掠夺屠杀其他民族；用其它民族的苦难，来避免自己阵营的内乱，同时削弱那些定居民族的生存力量。据有些学者估计，蒙古军队在征服其他地区的屠杀中，造成了世界上两亿人口的消失。

在金抵抗蒙古入侵的最后阶段，金人已经汉化，汉人在蒙古屠杀中同受苦难。文明的正统代表南宋没有认识到金人已从野蛮的掠夺者转变成文明的保卫者，而联合蒙古消灭金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只有在攻克汴梁时，蒙古准备对城中一百四十万户难民屠杀，被耶律楚才这样阻止：耶律楚材用算术告诉窝阔台，不杀这些人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

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幅度触目惊心。金国原有四千五百万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剩下的还不到七百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元末明初。

蒙古之所以在中国南方废弃种族灭绝和暴力掠夺，改为奴役和剥削，是因为南宋抵抗了四十多年。相比之下，位于丝绸之路的现今阿富汗地区，曾有辉煌的文明成就，就因为未对蒙古帝国进行足够有力的抵抗，结果加入了蒙古帝国野蛮社会的行列。在后来和蒙古一起沦落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到今天仍然如此。根据同样的道理，中共在南方推行的“土改”也比在北方推行的“土改”温和了许多，杀人也比较少一点，因为南方较晚才遭到“解放”。

蒙古人没有灭绝汉人，不是因为有人投降后劝说蒙古人不要屠杀，而是有无数文天祥那样为尊严奋不顾身抵抗的民族英雄，使得蒙古人意识到，如果他们不采取温和一点的手法，永远得不到中国人的财富。如果有更多的民族英雄出现，那么蒙古人永远不可能奴役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也就不会落后于欧洲西部，更不会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有人以忽必烈用儒治汉为例，说忽必烈是历史上的明君。而事实上忽必烈只是一个以掠夺为生的强盗。他和其他蒙古强盗一样，贪图中国财富，奴役中国人民，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采用儒法治国，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文明，而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反抗。蒙古在全部压服宋朝以后，面目立刻就暴露无遗了。忽必烈因为大臣用儒家爱民的思想劝告他，觉得汉奸们对横征暴敛并不积极，就把原来任用的汉奸，不是给杀了，就是给贬了。如果文天祥投降蒙古，也一定会是同样结局。只有中亚来的回民如阿合马之流，对横征暴敛非常积极。回民告诉蒙古人，只要拿刀子架在汉人的脖子上，那么蒙古可以至少多收两倍的财富，即使多收五倍都没有问题。在蒙古人的眼里，汉民并不是人，只是可以随时杀戮和奴役的人牲，像牛羊产奶一样为他们生产财富。即使让牲畜挤奶，也不会像蒙古人如此心毒手辣。在忽必烈站稳脚跟后，立刻公布实行了著名的“四种人”制度。南北汉人因为血统而沦落成三四等人。他们被蒙古人杀害只需要赔偿一头毛驴。而蒙古野兽为了试验刀子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一个人杀掉。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种族压迫制度，远远超过日本人近代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

在元朝建立初期，忽必烈采用在汉人官员和回民官员之间摆弄平衡的方法；让回民帮他敛财，让汉官作为言官，监督、参谋。汉官试图用儒家思想中的“义”来影响忽必烈，让他降低横征暴敛。然而忽必烈受到其它蒙古人威胁，需要大批财物收买亲信；内心虽然鄙视汉官，但还要他们招降纳叛，所以表面上还比较客气。但忽必烈在征服南宋地区后，就基本上不再重用汉官，而是靠回民如阿和马、桑哥等，来帮助他横征暴敛。汉官控告阿合马等人贪污渎职，反而被忽必烈处死。

从蒙元政权开始，中国统治阶级的性质发生了以下的根本改变。

中国从夏商周开始，政权的指导思想都是顺应天命。古人认为，上天为了照顾人类，使得社会稳定，而制定了一套规范，称为天道，落实在人间就成为礼制。天子是上天委派来管理民众的。当天子不符合天道，那么上天就会革除成命，另行委派天子来管理。君子、臣民应该相互爱护，维持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最高统治者因为存在对上天的畏惧，而遵守中国文明的道德规范。尽管王权执行起来不尽理想，但是大臣都按照这种理论规劝天子。君臣也都相信只有维护中国的道德规范，社稷才能够长期稳定。其实，不仅中国，世界其它文明也大都从类似的过程发展而来的。

但是这样的政权模式在蒙元时代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受到了践踏。在屠杀、抢劫、强奸如家常便饭的游牧民族部落，丝毫不存在人类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概念。他们看待人类社会如同动物世界，把人区分为主人、鹰犬、家畜。他们不知道稍微复杂一点的社会分工合作，更不知道稍微复杂一点的社会分工合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在他们眼里，人类除了奴役和被奴役，屠杀和被屠杀，掠夺和被掠夺，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互合作的存在方式，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就如同人和牲口的关系一样。所以他们把妇女儿童当成牲口和财产，相互继承、赠送、掠夺。他们打仗后的奖赏，也是被掠夺来的财产、妇女和奴隶。

草原上的制度就是为强盗如何奴役他人而设计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立刻建立了一个十户、百户、千户的户口制度。每一个千户里的百姓，都是千户长的奴隶，蒙古人可以任意屠杀、强奸或者买卖他人。但是绝不允许千户的百姓自行到其它千户去，否则将被杀害。这种习俗在蒙古侵入中国北方初期的时候，是被执行的。蒙古军队绑架任何他们看见中国百姓，把他们作为奴隶，称为“驱口”，由“贵族”奖赏给新的千户长。

蒙古帝国统治者这种不知财富是创造而来、只知掠夺可以致富的观念，后来被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总结了。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其实这个“造”和“出”，并不是真的造出了什么，而是抢来了什么。即使在建立了政权以后，他们仍然在坚持这种观念。例如在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的交战中，阿里不哥放纵军队，就在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使得新疆伊犁河流域血流成河，最后断了自己的口粮来源，结果反而输给了忽必烈。元朝成立时蒙古人制定政策的原则，就是征服一个地区后，尽可能掠夺和盘剥这个地区的财富，以此帮助自己前去掠夺另外一个地区。他们以为这个世界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靠着这种杀鸡取蛋方法就可以不断获得无尽的财富。

这种野蛮的观念在元朝建立后的汉化过程中逐步淡化，但和中国传统的顺应天命的出发点还是不同。因此当蒙古人发现中国文明地区的人民在社会秩序下顺服的生活后，虽然感到惊讶，但立刻想到的不是学习做一个善良的人，而是如何利用别人的善良来巧取豪夺。于是蒙古人开始利用文明地区的宗教和道德伦理观，玩弄“宗教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来继续愚弄和欺骗当地人民，让自己可以榨取更多的财富。他们好像大脑遭到阉割白痴一样，永远产生不了那种通过文明来创造财富并获得长治久安的意识。

在表面上，蒙古帝国不镇压任何宗教，而是寻找任何一种宗教或学说，只要这种宗教或学说可以帮助他们欺骗和愚弄人民，从而榨取更多的财富。尽管这种“不镇压宗教信仰”的行为，被他们在各地留下的混血的孽种别有用心地予以吹捧，但这实际上仍然和文明地区的宗教信仰具有本质区别。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因为爱心和善意而宽待宗教，其最高统治者自己也不信任何一个高级宗教。因为高级宗教都有道德约束，而蒙古人却没有任何道德规范，他们只是像狼利用捕猎的诡计那样，利用宗教挖下一个陷阱，用来掠夺他人财富。

不过凡事都会走到尽头，甚至走向反面。

黄教传入蒙古以后，建寺之风峰起。据《清太宗实录》卷十八记载，满清朝迁鉴于“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的状况，而把扶持喇嘛教定为笼络、怀柔蒙古之国策，至使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Rene Grousset，1885—1952年）在他的《草原帝国史》中感叹：“十六世纪末，再度高唱成吉思汗史诗的人们，巳不可思议地沉溺于宗教的惰性中，专门埋头于养肥那些喇嘛。”至于近代，蒙古更是宗庙林立，每旗有的十几座，有的达到二十七座庙，平均以二十个庙宇计算，其总数就达上千座之多。

在蒙古地区，喇嘛教已经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它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庞大的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势力：“民间家长有数子者，其财产较多，能分析而居，则增加户数，否则只留长男，余悉得出家为喇嘛，约七、八岁至十二、三岁即去发入教，每户必有一人或数人。即王公弟子莫不熬也。”可见其势力之大、影响之大。

自俺答汗倡导的黄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以来，不仅上层贵族渴望灵魂的解脱，以诵经为业，广大牧民亦捧香瞻拜；张口闭口曰佛，须臾不可离开。明代萧大亨所撰《夷俗记》描绘了草原牧人信奉的情景：“自虏王以下互诸夷，见佛见喇嘛无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顶而已。且无论男女老幼，亦往往手持念珠而不释也。又有以金银为小盒，高可二三寸许，藏经其中，佩之左腋下，即坐卧寝食不释也……凡事皆守僧之戒，一举动，僧曰不吉，则户限不敢越，一接见，僧曰不吉，则人罕睹其面也。”就这样，蒙古人终于在整体上变成了一个瘫痪的民族。

我曾亲见一个蒙古人与一个西藏人辩论喇嘛教之优劣。蒙古人责怪西藏人传播喇嘛教给蒙古，导致蒙古人软弱。但西藏人则反驳，认为是喇嘛教拯救了蒙古人，使得他们变得温和，从而免于黩武和绝种。显而易见，那些不信喇嘛教的蒙古人，都已经因为滥用权力作威作福、腐化堕落，而消失在他们所征服的各个民族之中了。

（另起一页）

第八章

日本、越南、朝鲜的南北朝及其他

不仅中国有古代南北朝和现代南北朝，日本、越南、朝鲜也有各自的南北朝。其中的朝鲜半岛，到现在还分为北朝鲜与南韩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南北朝，已经存活了六十多年，而且还可能继续存在六十年以上。和中国的现代南北朝不同，朝鲜的南北朝是由于外力形成的；但其实深究一下，不难发现，中国的南北朝──国共党，何尝不是由外力造成的？所以，我们需要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来思考南北朝现象。

一、关于民族的思考

迄今探讨中国近代命运的各种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民族差别： 

西方社会是从一千年来的欧洲小邦政治向大规模的近代世界政治过渡。如十九世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经由更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如意大利的城邦、德国数百小国、法国英国的贵族领地），几百年演化而来。

经过两次大战，欧洲受两翼边缘美苏两霸制约的战略形势就更明显，以此形成大规模的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这种演变使得欧洲小邦日益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新的世界地位。欧洲文明内部正日益趋同，而这一趋向又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壮大同步。

这耐人寻味。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道德理想或经济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义是中等规模列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封建主义则是小邦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列强秩序走向超级大国的进程中（这距离统一的全球帝国还有一步之遥），出现“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是要求冲破国界，完成超国家的世界政治的组合。

但反观中国，不仅置身这一世界潮流之外，而且成为它的受害者，因为中国近代以前的大一统社会与欧洲的封建主义相反。现代欧洲文明走向趋同，中国恰恰在这同化压力下趋于分裂，这意味着一种退化，美其名曰“再生”也可以：因为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已形成自身的“天下一统”，自身趋同运动早在两千年就完成了。在古代技术所能允许的条件下，中国形成自己的“世界型文化”。

战国六雄与其说是被秦国的“始皇帝”一举荡平的（二不是什么“统一”）；还不如说是被法家鲸吞“统一”的。商君（卫鞅）奠定了新秦国的基础；而李斯们又为这个新秦国（其实是法家唯一成功的实验基地）的扩张不断地提供动力。而韩非们则成为这个法家圣地的立法者与宣传家。春秋与战国的区别：春秋的核心内容是区域争霸；战国的核心内容是灭人之国。战国是总体战的时代，而其开端的“吴越争霸”则是“用春秋之名行战国之实”；名为争霸，实来灭国。吴越的先后灭亡，说明血腥的转折已经来临！

战国七雄，近似欧洲的七国列强；春秋兼并战争，近似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统一于秦，与现代文明正经历的世界趋同之地球村，又很近似。所以孙中山曾经夸口说，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无政府主义理论，尽管他和康有为相似，是以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去“发掘”古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有点托古改制的意思；如把《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天下为公”等观念，解释为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其实《礼运》是对西汉盛世即类似于罗马屋大维“黄金时代”之世界帝国的理想描述，而不是对于古代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反感。《礼运》和社会主义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正如《水浒》、《红楼梦》、“儒法斗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秦汉以来的中华世界这一政治结构，绵延两千年颠扑不破，作为全球历史上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的政治奇迹，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列入联合国的保护目录，甚至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经历下依然不屈不挠。但事实却一再说明，如继续坚持这一世界主义的结构，中国民族就无法立足于民族国家列强并争的国际社会，更遑论在其中成为发达社会？

不少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甚至一些自命为“自由派”的撰稿人提出，中国传统应该对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负责，他们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义的分析，指出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感到忧虑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样粗糙的分析即使可以流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欧社会，但怎么还能在如今精密的电脑时代迷惑人心呢！东欧和亚洲，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它们在二十世纪先后同时沦落社会主义的试验中，有迹可循。苏维埃俄罗斯操纵“共产国际”，毁坏中国传统、削弱瓦解中国，为的是扩张俄国在远东的势力，从而瓜分中国进而鲸吞中国。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列宁主义替中国制造了两个党──1924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和1927年发动游击内战的中国共产党。

在列强可以从长江口一直开到重庆的国际环境下，保护中国种族、发展中国文化，就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等“系列强盗国家”（列强）是何等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需要恰巧与它们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的以学习西方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不充满坎坷。但不论如何，中国日益坠落的趋势必须扭转，重振颓势需要一种新型的政治观念；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按照斯宾格勒的分类法，西欧民族和日本民族当属“文化民族”。而印度、中国、犹太、伊斯兰人当属“费拉居民”。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的内在凝聚力已失去文化民族的动态，流于形式化的静态。在现代世界中，“费拉居民”的首要任务，是通过革命式的自我净化，重新“退化”为“文化民族”，以便参与世界各“文化民族”的角逐。为世界各“原始民族”和“文化民族”兼并为新的“费拉居民”，“贡献”自己的先天力量。

在这方面，犹太人通过其史无前例的复国运动，走在最前，并取得卓著的成就。其次，就是伊斯兰世界正在酝酿的“复兴”，它正在伊斯兰费拉中灌注新文化的、动态的精神。

中国人曾经有过公益心和团体精神。因为，中国民族曾经是文化民族。那时，约当西元前二世纪之前。秦的一统天下，使精英的中国演化为大众的费拉。“中国”这个词本来就是含有精英意味的，因为既然是“中”，就必然是重中之重，而不可能是普普通通。

满洲人是刚从原始民族脱胎的，他们因而轻易征服了中原的费拉们。五胡、鲜卑、辽、金、元的历史，也都是“初起的原始民族”，通过中国获得了文化，得以蹂躏与刺激“垂暮的费拉社会”。

过去，费拉居民都只能由别的民族来收拾，如“埃及民族”、“巴比伦民族”、“希腊──马其顿民族”、“波斯民族 ”、“拉丁民族”、“拜占庭民族”、“大食民族”……但以色列人的“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似乎开创了一个先例，表明费拉居民的“倒退──自新”是可能的。

西汉以后诞生的“汉人”，生来就是一堆费拉居民，因为汉人是秦汉帝国以后的产物。汉人不是普遍意义的民族，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内的全体居民的集合称谓。汉人来自世界帝国高压之下的各个民族的兼并融合，这些民族不仅是“诸夏”，也是荆楚、百越、巴蜀、苗蛮乃是赢秦这些并非诸夏的“夷狄”。

夏、商、周，秦、齐、楚、燕、韩、赵、魏以及吴、越……等政治实体，既是统治集团，又是国家民族，还是文化范围──它们都是文化民族；但后来由它们合并而成的“汉”族，却是大一统帝国专政下的费拉居民的集体称谓。汉化人群的与埃及、巴比伦、亚述、马其顿、罗马、印度（孔雀、笈多等）、波斯、阿拉伯等“世界帝国”管辖的费拉居民，具有惊人的相似。因此，秘密帮会组织，是与“汉人”的历史同步出现的。这是社会分裂的结果，也是费拉民族业已形成的标记。

还没有一个“中华民族”，没有一个作为文化民族而不是帝国居民出现在历史晨曦中的“中华民族”，那么现在通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只能包容着一个典型的费拉居民的内容。

创造一个以现代中国的全部版图为其活动空间的文化民族，这是一个梦想。但也是一个不一定就兑现不了的梦想。实现这一梦想，将是中国所能体现的最大、最根本的创造性。随着这一创造的壮举，千万种文化上的具体创造将不难应运而生、破土而出。人们又会看着中国说：这是文化的国土。

中国与日本的分歧，并不起源于现代。陈涉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语一出，“封建时代”终矣。反观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之前，“种”的因素都是社会结构的“第一原理”，所以，日本吸收了秦以后中国的无数文化，惟独没有吸取其最重要的一项：科举制度。偏偏巧合的是，现代文明所源自的西欧，也是类似于日本的“世袭贵族社会”，而不是中国式的“官僚选拔社会”，难怪日本进入现代化过程顺理成章，中国进入现代则举步维艰。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和它的反现代化倾向殊为一致，就不足为奇了。陈胜吴广毛泽东只能造就平民的集权政治，不能造就精英的分权政治，而所谓民主，显然是基于分权而不是集权。

在年轻时代进不了北大校门的湖南民工毛泽东，所发出的陈胜吴广式的怨言“造反有理”固然值得同情，但作为治国理论显然大谬不然。果然，“现代陈胜”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就封闭了所有大学、制造亿万下乡知青：他虽然不能改变知青的城市出身，但毕竟把这些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他们重新野蛮化。这个成就被他自封“伟大”，一个还嫌不够，还要四个伟大。与此同时，他在中南海里尽量实践如何做一个“没有种的王侯”。毛泽东现象说明，现代中国的痞化程度之深入：深入到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观中了。当然，毛泽东不如陈胜，因为陈胜毕竟是首义的、率先起来反抗秦朝的，而毛泽东不过是跟着别人、而且是从后门偷偷溜进了革命队伍。

二、民族意识与新士阶层

民族意识起源是什么？

简单的一句话：起源于“我们与他们不同”。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意识。只有意识到了“我们”与“他们”不同──才会产生我们自己的意识和关于我们自己的意识。

我们，即一个民族。

这里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潜在含义就是：反对流行的道德说教。显然，诸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教言──对于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而言，只是一个累赘。

承认“我们”与“他们”不同──就等于承认了不同价值和不同利益的存在。这一千古不变的存在（只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从根本上嘲弄了一切号召“与人为善”的教条。因为一切教条贩子，都是以已之善强加于人：假定别人和别的民族也会认其为善……

民族意识的产生，需要对外无视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对内却需要奉行和平与让步……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也像无意识一样根深蒂固，深不可拔。

一个民族集团在现实生活和实际斗争中，完全不屑于认真遵循什么道德上的自我克制。在内部，它建立并强行一些道德法则──那是为了增强对外的战斗力。这是战国时代的福音。只有当“我们”与“他们”已经对立起来──民族意识的产生才告完成。只有当“我们”把“他们”视作“异己者”、“异族”、“野蛮人”（并刻意于“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时候──民族意识才算强烈或“沸腾起来”了……

民族意识的内容：

每个民族都有它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往往包含着对自己的评价。自尊心、自卑感──都是这自我评价的一部分。而每个民族自我评价的内容在实际上又极为不同。

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内容的差别──是由民族的欲望1、民族的目标、民言辞的理想、民族希望这一类东西决定着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一、“要”……

二、“不要”……

所谓“要”，是一种积极的欲望；“不要”则是消极的欲望。“要”就意味着争取某些东西；“不要”就是避免乃至拒绝某些东西。

为什么各民族的欲望和目标并不一致？因为各民族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他们的要求因而特具时代特色、地区特色、乃至种族特色……而这些特色所由形成的原因则是较为复杂的。很难由欧洲的精细分析和中国的繁琐论证加以可信的解答。

尽管有这些“特色”的顽强存在，各民族的要求与愿望仍有其相通之处。因为它们基于人性的类似性。世界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论证“世界大同”的可能性（如康有为）──就基于对这一点的过份强调。

这些相通之处表现在：

一、各民族的统治阶层，都希望维持并扩大他们的权力与特权。

二、各民族的被统治阶层，都希望保证并发展他们的利益和福利。

这是一切时代一切民族所共有的特征。所以，统治的智慧在于：如何使被统治阶层对统治阶层（尽管有时后者则从前者分化出来，如一个革命党派或起义部队等等）的权力和特权（尽管这有时表现为一种责任、劳苦、甚至献身等等）感兴趣；并愿意同心同德地促进它。而被统治的智慧则在于：如何使统治阶层认为“保护被统治者的利益并适当增进其福利，是合乎统治阶层的持久权力的”──尽管这意味着削弱一些统治阶层的特权。

各民族的要求与愿望的同异之处，往往由各自具备的三个社会层次来表现：

一、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统治阶层；

二、社会上和社会政治上的被统治阶层──他们和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统治阶层表现了相同的追求。

三、游离于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实际利益之外的社会良心。

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经常表现了相同的追求，即“人性贪婪并趋附于时尚”，所以统治阶层不可“与民争利”，否则将自掘坟墓。因为获得财富乃是人民生活的主要目标，统治阶层则应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政治权力的行使方面，财富的获得不过是其一个自然的结果，切不可刻意追求。统治者尤其应该理解这一点：让人民去蝇营狗苟，自己仅仅保持大局的控制，主要是政治意义上而不是社会意义上的控制──要掌握“养鸡场的智慧”；不要做出“杀鸡取蛋”的蠢事；而禁止人民谋利，就等于杀鸡，就等于阉割了人民的生气和活力。这样一来，税无从抽取，蛋也就生不出来了。

就这意义而言，“义”是“利”的最高保征；也是最奇妙的化身……游离在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外的“文化阶层”，所代表的是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作为义，作为天平、公正，其实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真正保障。补充一句，所谓“游离”，不仅指社会存在意义上的游离；也指心理上和思想上的游离。而且，更有价值的正是后者的不偏不倚。

游离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文化阶层即“士”的阶层，不乏被统治者特有的谋生之术与经营能力，又能进入统治阶层。而生气勃勃的统治阶层，尤其善于吸收文化阶层中的佼佼者为我所用、共济天下。而没落的统治阶层则趋于两种极端：1、拒绝文化阶层的智慧，或是2、被社会蠹虫淹没。

文化阶层不是指专业知识的储存者；不是以“文化”为业的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文化阶层是“民族意识的载体”；他们拥有整个民族的历史感，肩负着发展民族意识、普及民族意识的任务。他们既不是为统治阶层的“义”而生；也不是为被统治阶层的“利”而生──他们是为精神上的寻求和探索而生的。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文化阶层是敏感的，他们对民族内外环境感受得细腻、深刻一些，得以根据本民族所在的内外环境，来形成对生存更为有效的发展战略。

一个民族所拥有的那些战略，有时被学者们抽象为“意识形态”──就是其文化阶层所特有的意识，是他们关于民族生活和自身使命的理想，也是他们对本民族应取何种生活态度的判断。毫无问题，这个价值判断是最高意义的“战略”。这些战略不仅支配文化阶层自己，而且塑造了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所以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有利则用之，无利则弃之，则违背了“民族意识的本位主义者”这一立场……

文化阶层是历史传统、民族精神的保管者，理解民族意识的历史，这使他们能够在比较熟悉的情况下权衡各种意识形态的利弊及其功用，并为细致理解精神的脉动提供了可能性。他们通过准确估计民族内外环境的种种特点，来为民族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供较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他们的努力──民族的生命力就能急剧膨胀起来……在文化阶层得到复兴的社会里，党国不再和王朝一样，能够分裂民族；在文化阶层得到复兴的中国，中国的国号将是简单明快的“中国”二字，不再需要附加任何“民国”一类的赘物。类似的赘物还“互相区别”，结果更深地分裂了民族。如袁世凯以“中华帝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毛泽东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每一次这样的“改朝换代”，都带来巨大的社会破坏和民族灾难。

文化阶层知道：一个民族的黄金时代有个显著的标志──统治阶层和被治阶层都能在文化阶层所宣布的民族意识里发现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并“同心同德”地力臻“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

（1983年1月31日录音，1983年2月5日抄写。）

三、日本的南北朝

论者常把中国、日本两国的“现代化过程”拿来比较，发现中国走了太多的“弯路”……无怪舆论界常常哀叹中国的不幸、“老是错过某某机会”。

然而，现代的中、日两国，却是由根本不同的民族所构成：

一，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是与现代的印度人、阿拉伯人，古代罗马人、拜占庭人、巴比伦人、埃及人相似的“后文化的费拉居民”。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经过文化民族的阶段，建立并支配了当时当地的“世界帝国”。帝国的主人费拉居民或消亡，或沉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现代的日本人却是与现代的英、法、德、俄、西、意等欧洲民族国家以及朝鲜、越南、东南亚佛教国家同时兴起的区域性国家。他们没有建立过同文同质的世界帝国，他们是“前费拉的”文化民族。而其中，日本与欧洲尤为近似：它奉行的“封建武士的制度”（不同于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和欧洲的“封建骑士的制度”，如出一辙。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先秦时代、一切费拉居民进入世界帝国之前的时代，也都奉行类似的制度。

日本人有什么精神上的创造吗？没有。日本人充其量不过是把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某种特殊化而已，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并不比高丽人、越南人、四川人、广东人……高明。尽管他们在近代的幸运是令人注目的。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甚至不是外省，而是一个藩邦──它往往误解了中国文化的精义并且予以岛夷化了。但是在中国沦陷之后，作为岛夷的日本却比之蒙古、满洲，更多了一些中华性质。

然而在所谓的“日本文化”中（假定这一名号能够成立），还是有待得今日之“中国人”珍视的地方，因为这些熙熙攘攘摩肩擦踵的“中国人”，现在已忘掉了中国先祖的美德与创造。那些被遗忘的东西，许多像化石一样保留着，许多则根本不复存在了──而小小的岛国却保留了不少这类在大地上已经消匿的遗迹。这就是“日本文化”对我们的价值。

中国人在接触日本文化时，勿忘日本不过是中国的反响而已。中国从自身，能比从任何其他来源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过是被不肖子孙们暂时遗忘──需要从别人那里转嫁而来罢了，就像希腊人从欧洲人学习古希腊文化一样。相比之下，近代日本人虽然卓有成效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并未放弃彻底中国传统。他们的价值标准──天皇还存在，神道也没有消失。而附着于这二个其实一体的许多习俗与遗风，其“中国性质”也就依稀可辩。现代中国尤其是现代南北朝则不然，它已经彻底遗弃了中国之本，而把自己的不肖归罪于国本的无能甚至有害，如亲日派鲁迅所说的“仁义道德吃人”。日本的仁义道德为什么没有吃人，反而帮助其社会复兴起来？因为在鲁迅一类“亲X派”的帮助下，与社会复兴有关，并牢牢依附于国本的风俗与传统──都已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结果现代中国不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彻底破坏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生活。现代中国人──就如此无方式、无形态、无规则、无道德地“生活着”……使得“中国生活”发生了全面的紊乱并陷入了严重的失调……

“汉意”的命运是这样的：日本的“国学家”们要求剔除汉意，“恢复日本国学的本来面目”，也许这对他们颇有道理可言：那种岛国的偏狭心理，那种生吞活剥的作风，那种极端饕餮的贪欲，那种容易集体骚动的国民性等等，都使得他们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日本人在根本上理解不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格。若是理解了，他们就会归化中国，就不成其为日本人了。在这种意义上，近代留学日本的那些“支那人”（就是头上留过满洲辫子的亡国汉人），把中国的学问叫作“国学”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日本的学问才叫“国学”、“国语”，中国既然是天下，何来“国学”“国语”这样的方学、方言？可悲的是，台湾直到1970年代、大陆直到1990年代，都被留过辫子的支那人（蒋介石、毛泽东和他们的第一代党徒）统治着，他们都曾经向满洲鞑汗屈膝，头上留着猪尾，所以他们对日本，对苏联，对西方，也都采取了习惯性的奴颜婢膝。

其实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已经支离破碎了，也就是说，日本人不仅是在割裂汉意，而且也在这种强装文明的活动中破坏了“和魂”，也就是破坏了倭国的原始气氛和巫术精神。

建立日本国家的人们，剽窃了汉意，杂糅为神道。站稳脚跟的“国学家”们后来却要求剔除汉学、复兴日本国学。这种梦想等于是一个混血儿想把自己身上的父系血缘清除出去，因为他的父亲现在又穷又老又懒惰，丧失了劳动能力，混血儿不想要这门亲戚了。我虽然同情混血儿，却不免怀疑他是否真能把自己的门户清理干净。因为流传至今的一切日本“国学”，没有不浸透了汉意的！尽管程度不同罢了。国学家若不劈碎和魂，如何能够剔除汉意？这种返老还童即使可能，而剔除汉意后，所余无几的残渣也不过是些野蛮民族的古老梦幻罢了。──这就不仅仅是国学家们的悲剧了。

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的话，就更加同情国学家们的努力。真的，一个“好日本人”应该“要邪马台国的野蛮”而“不要中国的文明”，否则他就不再是日本人了？除非，他承认“日本”这个概念就是“邪马台国加中国”，就是“邪马台国的野蛮与中国文明的混血”。如果这样，那么应该爱邪马台国的野蛮胜于爱中国的文明者，就是邪马台人而不是日本人了。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应该如此的。无怪乎日本那些国学家们那么痛苦与矛盾。他们虽在中国文明的乳汁下喂大，但却大声疾呼反对中国文明；正如后来的皇道派虽然是吃西方文明的水草长大成人的，却悍然发起对西方文明的攻击。太平洋战争其实不像常人承认的，仅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已，它同时也是一场文化战！

可是，这使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严重分裂，使其社会变得如此矛盾冲突不休，使其种族成分如此复杂不调的中国文明，对于中国人即中国文明的传承者，尤其对于我们这个第二期中国文明与第三期中国文明之间的“现代南北朝”的起衰振弊者──却是如此宝贵！因为中国文明的灰烬是我们今日的唯一财产了。它是现代中国这个破落户的最后一个传国玉玺！

当然，我们所说的“中国文明的灰烬”不同于倭人所谓的汉意，尽管中国文明之进入日本伴随中国种族之进入日本（现代倭人身上不免有许多中国血统），但倭人理解的中国思想，毕竟与我们不尽相同。倭人的汉意，仅是他们所能吸收的表面文章；就好像他们对汉字的音读训读一样。这在他们对于古代五经充分陌生上表现了出来了，因为倭人的汉意不过吟诗作赋、楼台宫馆罢了。这不仅因为他们对经典的理解能力天生就差，而且因为他们自己经典《古事记》还停留在神话时代。

日本的南北朝现象大致发生在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和武家政治的“封建割据”同样具有密切的关系，只是时间远比中国的南北朝为短：

足利尊氏1333年奉命从九州西进，1336年占领京都之后颁布《建武式目》，开创足利幕府武家政权。1338年他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经二代将军足利义诠（1330－1367年）而由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年）在1378年迁幕府于京都的室町，营造“花御所”，建立幕府机关，史称室町幕府。这日期与明朝在1368年的建立十分接近。十四世纪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两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但是由于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方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在文化方面，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

室町时代初期约六十年，幕府与以天皇为中心的南朝互相对立，称为“南北朝时代”（1336-1392年）：足利尊氏于1336年（元至元二年）攻入京都，开创室町幕府，拥立光明天皇，为北朝；后醍醐天皇南逃至吉野，建立朝廷，是为南朝。南北朝时代天皇的统治能力薄弱，武家压倒贵族。在文化方面，则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尤其幕府的武家政权，对从中国传来的禅宗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所以禅宗又被称为“武家的宗教”。禅宗注重顿悟，武士阶级大概在杀伐之余对生命的无常感触颇深，因此反而容易接受这种玄而又玄的宗教文化。禅宗因此受到足利氏幕府将军们的保护，禅宗五山十刹（五个头等寺院，十个二等寺院）的僧人，多被足利幕府聘请为政治顾问，更使禅宗在日本大行其道。其主要宗派有临济宗、曹洞宗等。两个朝廷对立的南北朝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1392年，足利义满于这年（明洪武二十五年）胁迫南朝后龟山天皇让位于北朝后小松天皇，北朝继承皇位。

南北朝虽然结束，但七十多年后，以应仁之乱（1467年－1477年）为契机，日本却跌入了一百多年的更大混乱：战国时代。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家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

从社会形态说，战国时代（1467年──1573年）构成了室町时代后期的一个世纪：群雄割据、战乱持续但通商繁盛，农工业技术有所提高；同时倭寇横行中国海、袭击朝鲜和中国。和中国战国时代不同，日本战国时代并非正式的历史阶段，而是用来称呼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之间大约百年之间群雄割据的日本历史。在这个时代，传统的贵族政治土崩瓦解，土豪平民甚至浪人成为多国大名乃至于“天下人”都成为可能。

另外，此时日本与欧洲人之间的贸易交流正式展开，基督教和火枪的引进改变了社会和战争型态。到了战国后期，封建制度下的农奴与领主关系逐渐破坏。以织田信长为首的各国大名逐渐摆脱兵农合一制度，改采现金雇佣浪人作为职业军人。早期各诸侯的国人土豪联合体制也逐渐转型成集权独裁的军国政体。于是大规模的会战成为常态……1573年（明万历元年）织田信长攻陷室町御所，足利义昭的室町幕府灭亡。各地逐步统一，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由织田信长的继承者丰臣秀吉完成统一大业，历史上把此二人执政时期称为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1603年）。在整个室町幕府时代，政局相对安定的，仅有1392年足利义满稳定室町幕府后的约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政局稳定，必有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史上，区别其他时期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为“室町文化”，是个将日本传统的宫廷文化与以禅宗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兼收并蓄、产生了新文化的时期，是“日本民族文化的诞生期”。十四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十五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那是文化方面充满生气的时代。这是充满文化生机的时代，对应中国的明朝。

现代的日本人才刚刚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些真切的认识。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发展已经成熟到可以理解中国文化的地步。这一理解的实现是开始于德川时代，也就是倭国大一统开始的时代；到现代天皇制下这一理解才更加发育成熟。这是因为日本国家是正式形成于明治时代，如中国国家是正式形成于秦汉之际一样。这样，中国比日本“年长两千余年”，秦汉以后的中国文明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中国文明，具有消极、保守、阴性的倾向，尽管在这文明板块的挤压下──或说保护下──许多富于创造性的东西延伸到了化外之地，且如雨后之春笋出现在日本、朝鲜、越南。这也许是因为“中国”这个“四冲之地”的“守势本质”决定的。这一点，凡是钻研过《五经》的人都会同意吧？我认为，这种“阴阳互补”的历史现象虽然奇特却并不意外，反而验证了我的历史观：阴阳消长。

郡县体制和官僚主义的中国，其现代化过程，当然和封建体制、贵族主义的日本，不会相同。

显而易见，现代中国不仅比现代日本“大”十倍（人口）和三十倍（版图）；而且比日本“老”了两千年，即，在文化的发育上超前了整整一个周期！这对“进入现代化过程”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现代化恰恰是起源在相似于日本的文化民族那里，而不是起源在相似于中国的费拉居民那里！这个“宿命的条件”，比“日本人的善于学习”更为重要。反过来说，所谓“东亚病夫”深刻含义并不是体质上的，而是文化上的“东亚的古老帝国的遗民”，对现代的、文化民族创造的世界秩序的不相适应，而沦为“有病的人”。使之健身的方法，不是体育运动，而是文化运动！

显而易见，中国要达到日本式的现代化（实为“西方化”）成就，就必须先使自己完成：“从世界帝国的旧遗产，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转化”。这一转化，若不采取奥斯曼帝国式的分裂、甩掉包袱，则只有通过“强制性的国家一体化运动”来实现。事实上，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七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是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运动的根本压力，尽管它们的形式市不同。国民党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共产党则走得更远，达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它甚至要彻底地改造中国人自身：“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而决不是什么“解放”即“归还原状”！在这个过程中，它发出“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的狼嚎，把老百姓都变成了“中国人活都不怕，还怕死吗！”的亡命徒。“改造中国”的客观意义（而不论毛及其党徒主观上如何意识），是把中国人从费拉居民改造为文化民族，是把中国从多民族的世界帝国改造为单一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类似于违反自然的愚公移山，怎能不充满超巨量的血泪与大面积的灭绝？！

四、越南的南北朝

由于民族意识的作用，相似乃至相同的百越群落，浙江人、福建人、台湾人、广东人、越南人走上了不同的分化道路。除了越南人，前面几种人现在已经融入汉人族群，但越南人却由于地理阻隔的作用和民族意识的兴起，在最近一千年间，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至少目前看起来似乎如此。

2006年5月8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的越南新娘锐减，大陆新娘增加”，其原因是因为“台越间文化差异随通婚人数日增浮上台面”。据台湾内政部统计，台湾人迎娶越南配偶2005年首度大幅滑落超过五千人；台湾驻越南办事处以一对一面谈，严格控制婚姻移民。因为在台湾，2005年每五对结婚中就有一对的配偶为外籍人士！而和2003年最高峰比较，还整整减少了12％，显示热潮逐渐消退。其中又以越南籍配偶减少幅度最大，2005年比2004年减少五千人，相反中国大陆人却增加三千六百余人。

台湾驻越南办事处工作人员指出，越南女性离婚后不但大力争取子女，同时会和男方完全断绝关系，这是热衷娶越女的台湾男子始料未及的事情。在越南即使是本国人婚姻，越南女性在离婚时通常会争取子女监护权，并和男方完全断绝关系。

历史上的越南长期臣服于中国，但终于独立，其原因何在？我猜测，可能就与类似越南女人的这种个性有关。越南人具有强烈的母系社会特征，例如修筑赵夫人庙，并称赵夫人为“女王”。母系社会拒绝父系社会“三从”、“四德”等女性道德，崇拜二征夫人和赵夫人等女性首领，倡导“贼寇闯进家，妇女也要打”的妇女牺牲精神。可见越南独立的心理因素，不是因为原始的越南社会比文明的中国社会更有好斗性格，而是因为越南母系社会和中国男性社会“离婚”后，终于断绝了关系。据最新的基因调查，汉人的扩张本来就是通过父系进行的；这种扩张一遇到母系社会就会受到阻碍。像越南、朝鲜、日本，多属这种情况。

越人公元前四世纪从中国境内移居红河流域的中下游，就是受到中原霸权南下的压力影响。公元前111年起，称为“交趾”的越南处在中国管辖之下，直到宋朝以前都是中国的郡县。西汉时代起，儒教、佛教、道教开始从中国传入越南，对越南人的意识形态起了很大的影响。从中国传入的佛教为大乘佛教，越南人称为“北宗”。此外还有部分越南人信仰小乘佛教，并称之为“南宗”，从泰国和柬埔寨传入。信教的越南人中，信仰佛教的占比例最大，其中又以信大乘佛教者居多。

在地理上，越南属于岭南，岭南古为百越之地，是各个越族分支居住的地方。所谓岭南是指五岭之南，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一说揭阳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五岭不单是指五个岭名，也包括穿越南岭的五条通道。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五省区交界处。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二大流域的分水岭。长期以来，是天然屏障，南岭山脉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远不及中原地区，被北方人称为“蛮夷之地”。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梅关古道后，岭南地区得到逐步开发。

秦末汉初，岭南是南越国的辖地。《晋书·地理志下》将秦代所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称为“岭南三郡”，明确了岭南的区域范围。岭南北靠五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范围包括今广东、海南、广西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直到宋代以后，越南北部才逐渐分离出去。

宋朝以前的越南直属中国。汉朝在那里置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下辖二十二县，郡治分别在今北宁省北宁市、清化省清化市和广治省东河市。“郡”、“县”之名那时已传入越南，并为后代沿用。东汉以后中国控制区北缩，原因是林邑国（即后来的占城国）的兴起，而不是越南人的造反。隋朝在保持原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当时下辖二十四县）的基础上，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出兵讨平林邑，置为冲、农、荡三州，两年后改为林邑、海阴、比景三郡，下辖十二县，今越南大部在短时期内被纳入隋朝版图。这也为八百多年后越南征服占婆（占城，1471年），开辟了道路。

占城是印度支那古国（约192──1697年），是梵文“占婆补罗”（Campapura）和“占婆那喝羅”（Campanagara）的简称，pura、nagara是梵文“邑”、“城”。汉献帝初平年间（190──193年）象林占族人区连杀害汉朝日南郡象林县令，从中国独立，占据了原日南郡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南沿海地带，北起今越南河静省的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与东汉以顺化为界。王都为因陀罗补罗（今茶荞）。中国古籍称其为象林邑，简称林邑。

占族人的语言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深受印度文化影响，使用南天竺文字，从印度传入婆罗门教和佛教，崇拜湿婆和毗湿奴等神，采用种姓制度，是剽悍的航海者。1402年越南夺取占城的占洞、古垒两州，把越南领土推进到今广南、广义地区。1471年，后黎朝黎圣宗亲征占城，生擒占王茶全，设置广南道，使越南领土扩张到归仁一带。1693年，阮有镜领兵大举入侵，擒占王及皇亲大臣。1697年占城国灭亡。占城从中国独立走在越南前面，其民族也因此首先灭亡。

占城独立将近八百年后，公元938年（中国后晋天福二年），越南的吴权趁中国陷入五代十国的内乱，于白滕江打败南汉军队，开始称王，在越南北部建立了吴朝，结束了一千年的“北属时期”（直属中国时代），占据中国的郡县独立建国。当时吴权所能管辖的地区“只是北部的中游和平原地区，以及清化──义安的中游和平原地区”。（越南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

继吴朝以后，越南地区在五百年中又先后建立过丁朝、前黎、李朝、陈朝、胡朝和后陈等朝代。其年表大致如下：丁朝（968－980年）、前黎朝（981－1009年）和李朝（1010－1225年）初期。其中丁朝968年建立“大瞿越国”，两年后称帝并制定年号“太平”，算是越南正式脱离中国而成为独立国家之始。李朝定都升龙（今河内），圣宗甲午年（1054年）改国号“瞿越”为“大越”。此后，陈朝（1225－1400年）、胡朝（1400──1407年）、后黎朝（1428－1786年，含南北朝、郑氏和广南阮氏）、西山朝（1786－1802年）、阮朝（1802－1945年）相继，直至1945年8月30日阮朝被“八月革命”推翻。在此期间，越南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仍然交往密切。其疆域“北边与中国毗连，大体和今天的越、中边界相同，南边以横山（今义静省内）为界与占城接壤。西部和西北部地区，是土、傣、苗等各族地区，后者保持独立，只是偶尔向李朝进贡。

刚刚独立的越南，领土大体就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交趾”故地，只有现代越南领土的四分之一。据《大越史记全书》的《本纪》，丁朝“先皇”太平二年（宋朝开宝四年，971年），曾给佛道二教的领袖，颁授官阶品级。《大越史记全书》的《本纪》还称黎朝大行“皇帝”在兴统四年（中国宋代淳化三年，992年），曾经“宣华山道士陈先生诣阙”。越南人盛传陈先生就是中国名士陈抟。但根据中国史书，陈抟似乎并未到过越南。越南史书的这一记载，说明越南倾心中国文明，陈抟的盛名虽然遍传天下，可惜黎朝“皇帝”欲召不得。

李朝崇信三教，李“太祖”在位时，就兴建道教宫观太清宫，诏度道士。太祖之子李“太宗”登基时，道士陈慧龙还为其捏造天命，获得宠信，得赐御衣。李“神宗”天彰宝嗣三年（中国宋代绍兴五年，1135年），“神宗”赴五岳观。陈朝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三教并重，尤重儒家。陈朝道士曾经为陈“太宗”举行祈嗣醮仪，获验；为“太宗”举行延寿醮仪，亦获验。越南史书均作记载。陈朝曾遭元帝国三次入侵。据《白鹤通圣观钟记》记载，陈圣宗宝符四年（中国南宋景炎元年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北方道士许宗道随商船避难来到越南，即获越南朝野的重视，检校太尉平章事，清化府路都元帅，赐紫鱼袋。1284年，当元军来犯时，许宗道与越南军队的将帅，“在白鹤江剪发立誓，与神为盟，尽以心忠共报君上”，结果击退元军，杀元将唆都。其后，陈朝君王更加崇信道教，屡次让许宗道举行黄斋仪，“投简于伞圆山，进龙璧于白鹤渊”。中国道士许宗道客居越南达四十余年。

由于长期受中国熏染，即使独立后的越南，其风俗习惯也酷似中国，如节令、服饰、婚丧礼仪、宗族关系等与中国大同小异，所以连胡朝统治者胡季犛（1400年－1407年在位）也自称“皇帝”，他的名言说明他以中国自居：“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在地名方面，越南历史上的政区单位如郡、县、道、路、镇、府、州、省等，莫不学自中国。

公元十世纪当丁部领称帝时，“大瞿越国”全国分为十道，组建十道军，任命黎桓为十道将军。按：“道”制起源于中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曾分天下为十道，玄宗时分为十五道。黎桓篡位建立前黎朝后，改十道为路、府、州，但具体名称和方位已不清楚。李朝建嘉十二年（1222年），“定天下为二十四路，路分公主居之”。但越南正史只记载了十二路名称：天长路、国威路、海东路、建昌路、快路、黄江路、龙兴路、北江路、长安路、洪路、清化路、演州路。因此，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认为：“我们可以推断，李朝仿效宋朝制度，将全国分为若干路，每路辖一两个乃至三个府和若干州”。事实就是这样，越南的路制也是从宋朝学去的。早在唐朝中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作为政区的“路”的雏形。北宋至道三年（997年），分全国为十五路，元丰六年（1083年）析为二十三路，偏安江左的南宋则分全国为十七路。李朝及陈、胡、后黎诸朝安南国的路制，正是模仿中国的结果。

甚至“安南”、“越南”这两个国名，也直接来自中国官方。“安南”之名，最早见于唐调露元年（679年）所置之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安南国”之名，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即见于记载；待到淳熙元年（1174年）初，李朝国王李天祚遣使入贡，南宋孝宗始正式“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次年八月，又“赐安南国王印”。“安南国”之名自此始。此后，其国王屡为元、明、清各朝封为“安南国王”。嘉庆八年（1803年），清朝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册封阮朝创立者阮福映为“越南国王”。为何国名叫“越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五三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先是，阮福映表请以‘南越’二字锡封。上谕大学士等曰：‘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亦在其内。阮福映即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号：着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着于《时宪书》内，将‘安南’改为‘越南’”。“越南”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越南国号的来源说明，它之成为独立民族而不是广东广西那样的地区，是民族意识造就了民族，而是不是相反。新的民族意识说：“‘忘记过去’不仅意味着背叛，还意味着革命与进步。”当然，民族意识的兴起还需要外部条件的配合。例如，使印度获得独立的，不仅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而且是纳粹德国对大英帝国心脏的致命一击（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正如使南美洲获得独立的，是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本土这一釜底抽薪的动作。而使越南获得独立的，则是辽、金、元等北方民族对中国本土的宰割和奴役。按照同样的逻辑，元朝入侵日本的失败，也是日本自命“神国”、自认“神风护佑”的开端。

从积极方面说，也正是辽金元对于中国的宰制，合成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东亚世界。所谓东亚，在地理上指中国本土以及朝鲜半岛、日本，以及十世纪以后逐步独立起来的越南。十世纪独立以前的越南，属于中国内地的州郡，所以属于中国本土部分。中国的秦汉至隋唐时期，东亚的朝鲜及倭国到六世纪前半叶为止，实际上也是如此。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说，“盖政治秩序的建立，常是单向的主动施予与被动的接受；文化传播则否，而是自动的交流与汲取，两者有时无交集，但有时也一起发生。例如骑马民族的游牧部族政权与农耕民族的帝王政权，在政治体制方面常无交集；但在文化交流方面则可以互补，如以中国的丝绸换取游牧民族的骏马。”同时他却又自相矛盾地说：“惟东亚诸国，一般说来都属于农耕国家，所以同质互补性甚高。”其实，只是因为中国在此一时期，不论政治或文化上常据强势，所以一面提出政治要求一面进行文化输出。

公元1428－1527年间统治越南的“后黎朝”积极实行的对外扩张。这一政策是延续了“大虞国”的穷兵黩武：公元1400年，胡季犛篡夺陈朝皇位，建立“大虞国”，胡朝对内血腥镇压陈朝余党，对外穷兵黩武，南侵占城、北扰明朝，终于引发明成祖的军事干预，张辅率领明军克服地形、气候的不利因素，粉碎胡朝的军事抵抗，重新建立了交趾行省。不久措施失当，激发民变，越南地主黎利发动叛乱，迫使明军在1428年撤出越南。于是登基建立黎朝，号称“黎太祖”。1431年，明承认黎氏政权，自此越南独立至今。百年之后“鬼皇帝”（威穆帝）和“猪皇帝”（襄翼帝）当政时，统治阶层腐化已深，农民反抗汹涌。1527年，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迹的军阀莫登庸篡夺帝位，建立莫朝。

越南独立后，内战不断，不过百年，越南分裂。1527──1592年越南南北两方对峙的政权也称“南北朝”。1527年，后黎朝权臣莫登庸篡位推翻黎朝，夺取政权，都于河内，控制北方，建立莫朝，是为北朝。后黎朝残余力量继续控制清化以南地区，形成南北朝局面。1533年，后黎朝的大臣阮淦将莫氏势力逐出清化、义安，恢复黎朝在南方的统治，史称黎朝中兴或后黎朝，是为南朝；结果形成南（黎）北（莫）的南北朝对峙局面，只是后黎朝的大权掌握在郑氏、阮氏等实力集团手中，后黎朝皇帝从此成为他们的傀儡。南北两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形成，史称“南北朝”。阮淦死后，大权又转入部将郑松手中。1592年，郑松攻下河内，暂时结束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但莫氏的残余势力退守边境，仍然据有高平一带，至1672年才彻底覆灭。南北朝战乱尚未完全结束，南朝后黎内部纷争又起。郑松控制黎朝实权，形成“黎皇郑王”的局面，盘踞顺化的阮氏不服，以灵江为界，阮、郑再次形成对峙局面。南北双方不断发生血腥战争。郑氏、阮氏相继称霸，双方在1627──1672年间内战不休。后因无力吞并对手而停战议和，划灵江为界，再度分治南北。莫、黎的南北朝对峙和郑、阮的南北纷争，造成越南社会的分裂与衰退。 

1771年至1802年越南南部归仁府西山邑发生起事，领袖是阮文岳、阮文惠、阮文吕三兄弟。他们以杀富济贫为号召，推翻当地政权。1773年起义队伍占领归仁府，1785年，起义军打败南方阮氏集团和暹罗干涉军。1786年阮文惠率师北伐，攻占升龙（原名大罗，位于红河平原中部，1831年更名河内），粉碎北方郑氏集团，1788年废黜黎昭宗，推翻三百多年的黎氏王朝。阮文惠于当年12月22日称帝，年号光中，史称西山政权为西山朝。光中帝1792年死后，南方残存的阮氏集团后裔阮福映重新夺取政权。1802年7月，阮福映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打败西山朝，攻占升龙，登上王位，建立了越南最后的王朝──阮朝（1802──1945年），阮朝迁都顺化，兴建了大量的宫殿、纪念堂和寺院。嘉龙皇帝死后，朝局之中分别以其长子坎、次子冕同为首的亲法、亲中两个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次子冕同取得了大多数官员的支持，登上王位，即明命帝。明命帝在外交上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并且仇视天主教在本国境内的传播，越法关系开始恶化。

考察一下越南的国际关系是有趣的。越南自独立后，就自居于“华”，视中国以外的邻邦为“夷”，于是“用夏变夷”，积极对外用兵。越南今天的版图是经过九百年来不断向南扩张形成的。1470年，黎圣宗大力扩张版图，打击占城，令当时的“大越”领地增大了一倍。但越南本身后来也因为消化不良而落入了南北朝的陷阱。1520年，南北朝内战爆发，明朝在1536年派遣使团考察安南的政治地位。翌年，明朝派遣军队进攻莫朝。明军到达莫朝领土时，莫朝名义君主莫登瀛就去世，其掌握实权的父亲莫登庸再度称帝，并马上向中国称臣，自称莫朝为中国藩属。明朝宣布后黎朝与莫朝共同拥有越南领土，分别统治南北越南。但不久郑松几乎征服莫朝全境，后黎朝重新迁都到河内。莫朝往后只剩余高平省，直到1667年被郑柞征服。1623年，统治南越的阮朝阮福源获得柬埔寨国王同意，在西贡成立了贸易社区。往后五十年，由于北方郑阮战争爆发，越南只是缓慢向南扩张。为了对付南方的阮氏集团，郑氏集团急欲结好清廷。1660年（顺治十七年），黎朝派遣使节到清朝朝贡，清朝随即同意册封黎维棋为安南国王。

越南虽然分裂，但南阮政权对占城的侵攻却没有放松。1661年南阮侵略占城，在“占城的土地上建立了富安府”（越南陈重金《越南史略》）。1693年，阮氏借口占城“不修藩臣之理”，再次进攻占城，阮军深入占城内地，活捉占王婆争，押回富春（顺化）。阮氏在潘郎江南岸地区“设立了顺城镇，1697年改为平顺府”（越南陈重金《越南史略》）。命运多舛的占城国家就此灭亡，它的全部领土都被越南吞并。占城灭亡以后，真腊（柬埔寨）成为越南统治者下一个侵略的目标。

公元1698年，阮福淍废黜了水真腊（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又称“下柬埔寨”）国王匿翁嫩，派阮有镜直接经略东浦（今越南南部东区）一带。阮氏在那里设置了嘉定府（西贡），又设立了镇边营（边和）和藩镇营（易定）驻兵镇守。这次经略的结果是“斥地千里，得户逾四万”（越南陶维英《越南历史》）。真腊东南半壁江山，全被阮氏囊括。自17世纪初始，至18世纪中叶止，一百多年当中，阮氏接连用兵，终于把水真腊蚕食殆尽，湄公河三角洲进了越南的版图。1702车，阮朝派遣使节，请求清廷册封，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于是自立为王。1803年，阮福映改安南为越南国，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出使越南、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南北朝结束后，阮朝继续南进外国，先后夺取占城国家剩余的领土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1715至1770年，阮朝与柬埔寨打了三场战役，每次都夺取其领土，柬埔寨依靠暹罗帮助才免于灭亡。

阮福映念念不忘“开拓疆宇，历世相承”（《大南实录》）。1807年，强迫真腊称藩，1834年，越南阮朝明命帝将柬埔寨首都金边改名“镇西城”，将柬埔寨全境分为三十三府，越南大臣控制着柬埔寨的所有权力，越南军队驻扎在柬埔寨各地。柬埔寨国家的独立已经名存实亡。只是因为西方殖民者的威胁，越南才被迫于1841年将军队撤出了柬埔寨，承认了柬埔寨的独立。

十九世纪初叶，越南的疆域达到前所未有。1827年，明命帝（圣祖）乘万象阿努王与暹罗（泰国）交战，出兵分割老挝，攫取大片领土。1827年5月，暹军侵占了万象城，阮朝迫不及待地就于6月强迫老挝以“自愿归附”为名，兼并了川圹地区，在那里设置了镇宁府，下辖七县，并封酋长昭内为镇宁防御使。昭内带着人丁、田亩册上呈阮朝，随后又以同样的手段，吞并万象地区，在那里设镇靖府，侵占桑怒地区，在那里设置镇蛮、镇边二府；抢占了甘蒙地区（今甘蒙省），在那里设置镇定府；强取了沙湾拿吉地区（今沙湾章吉省），在那里设置乐边府和甘露九州。阮朝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劳寸矢”就吞并了老挝三分之二的领土，将越南的西部边界一直推进到湄公河岸边（参见《大南一统志》）。

从黎朝到阮朝，越南虽然脱离中国统治，但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仍受儒家学说影响，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则受限制。黎朝甚至超越日本，发展出培养儒士的教育和培养官吏的科举制度。京城也仿效明清政府设立国子监和太学院，各地方区域则有公立学校和私塾，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国王朝的历史。每隔三年举行乡试和会试，参加考试的生员有上人，最多时达到三千人。宋儒的学说在黎朝成为统治思想。南北朝和后黎时期，儒家文化虽然仍占统治地位，但道教和佛教都有所恢复。阮秉谦（1491年──1585年）是当时著名的道家学者，道号白云居士。他早年学儒，考中黎朝状元，曾任职于莫朝，后辞官回乡办学，撰有《白云庵诗集》等著作。他对乱世的丑恶纷争既愤恨而又感到无力改变，其诗文多对世俗时事的愤激批评，歌颂“万事置度外，清闲似神仙”的隐居生活，有儒家与老庄思想结合的特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后黎时期开始传播到越南，与儒教发生冲突。郑、阮二王都因此而多次禁止传教，驱逐西方传教士。阮朝建立后，又大力恢复儒教和科举制度，明命帝亲自编撰《十条训谕》，旨在传播儒家思想。佛道二教在阮朝也继续传播。阮朝道士清和子撰有《真武观》、《真编会》等著作。

越南历朝均以中国币制和铸币技术为基础，铸制其“通宝”、“元宝”。如，黎出帝（1786－1789年在位）铸“昭统通宝”；西山朝时期，又铸“泰德通宝”、“光中通宝”。阮世祖铸“嘉隆通宝”，不但在国内使用，而且大量流入中国。 

和中国相似，越南在近代也再度陷入南北朝分裂。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1945年9月2日－1951年5月］1951年5月至1976年12月14日改名“越南劳动党”，1976年12月14再度改名为“越南共产党”）开始在越南北部夺权，计划成立隶属于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一党专政，史称“北越”。1954年5月7日，北越在共产党中国的支持下，取得了北越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迫使法国于同年7月20日签订日内瓦协议，承认越南分裂为两个国家：从北纬17度划分为南北两朝。1960年12月20日，北越在南越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开始发动越战、并吞南越。在苏联、中共等共产党国家集团的支持，经过长期的军事与外交斗争，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军从越南全部撤走。仅仅两年，北越喘息过来，于1975年春季越撕毁条约，对南越首都西贡发动总攻，同年4月30日西贡沦陷，5月1日南越投降。1976年北越正式并吞了南越，由越南共产党（前名“劳动党”）在两个越南同时进行一党专政。越南的现代南北朝结束。

但是越南的现代南北朝，不同于中国的现代南北朝──它是由国际条约担保的，在这一点上与朝鲜和德国相似。虽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现代南北朝，也是二战的直接产物，和国际条约不无关系，但是两个中国由来已久，早在太平天国时代就埋下了祸根。

五、古代南北朝的良贱制度

张文晶《试论中国中古良贱制度的若干问题》指出，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中日学术界都十分关注中国古代贱民的相关问题，研究或从某一个朝代的某一时期开始，或由某一类贱民或某几类贱民人手，逐步深入下去，直至出现一些较为系统的著作。对中国良贱制度进行研究的，有日本滨口重国的《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东洋史研究会，1966年版）以及堀敏一的《中国古代的身份制》（东京汲古书院，1987年版）；中国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专著。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前半期，即使南北朝到宋代，存在一个系统、严格、成熟的身份制度──良贱制度与良贱之分。它在魏晋形成，南北朝逐步系统化、法典化，隋唐时趋于完善，唐宋之际渐趋衰落与瓦解，深刻影响了这个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阶层、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良贱制度作为准确的法律用语，大量而集中地体现在唐律中。例如《唐律疏议》涉及良贱身份的律条近一百余条，约占五分之一。而秦汉的贵贱身份系统，远远没有像这样系统、全面、等级森严、影响到社会多数人的生活。这是因为，秦两汉类似元明清，是大一统社会；而唐宋类似西周东周，属于前统一社会。

秦汉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是贵族与庶人、庶人与奴婢、罪犯的区分；但这种区分与南北朝前后的“良”“贱”有所不同，如《汉书》卷六十《杜周传》载，大司空师丹等弹劾高昌侯董宏“误朝不道，坐免为庶人。”这是官人与平民的区别；再如《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载：“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是自卖奴婢与普通百姓的区别；《汉书》卷四《文帝纪》载：“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这是官奴婢与普通百姓的区别。可以说汉代已有二十等爵制及七科谪制等身份等级制度，类似中共的“三十级别的干部制度”，但显然尚未南北朝前后那样系统全面的良贱身份等级制度。

而宋以后的史料中也有“良贱之分”的记载。如《元史》卷一百二《刑法志一·职制（上）》记载：“诸有司事关蒙古军者，与管军官约会问。……其斗讼、婚田、良贱、钱债、财产、宗从继绝及科差不公自相告言者，从本管理问。”清朝顺治十二年，李裀上疏极论“逃人法”的弊端时说：“……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元、明、清帝国的法律中也明确运用了“良贱”的词语，如《大元通制条格》卷三《户令》“良贱为婚”；《明律例》十，《刑律》二，《斗殴》“良贱相殴”；《清律例》二七，《刑律》，《斗殴》上“良贱相殴”；《明律例》十一，《刑律》三，《犯奸》，“良贱相奸”；《清律例》三三，《刑律》，《犯奸》，“良贱相奸”。并有与良贱相关的“良贱异婚”、“良贱同罪异罚”等等的规定。

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讨论中国古代社会“良贱间的不平等”，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阶级，如果贵贱是一种范畴，则良贱是另一种范畴。贵贱指示官吏与平民的不同社会地位（包括法律地位在内），良贱则指示良民和贱民的不同社会地位，四民或称良民，或称齐民，字义的本身，即指出其齐一或平齐的身份，并有与贱相对的意识。贱民包括官私奴婢、倡优皂隶。以及某一时代地域的某种特殊人口，如清初山西陕西乐户、江南丐户、浙江惰民、广东蜑民等。”经君健的《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对清代的贱民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以上史料说明中国始终都存在广义的“良贱之别”，秦两汉帝与元明清帝国都有，但是横亘在秦两汉与元明清的大一统时代之间的南北朝唐宋则另有一种特殊“良贱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全面系统，规范全社会多数人的身份等级制度。它首先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不仅仅是社会区分。突出表现为贱民阶层不仅包括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的奴婢，而是在贱民阶层中又分出不仅名称不同而且等级地位也各不相同的多种贱民。在法律上和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些不同的贱民等级社会地位不同，而且界限分明，他们牢固被缚在等级，其身份、等级、地位，在《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古法律中都有详细的全面的明确的规定。 

区别“良贱制度”与“良贱之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现代人如何理解良贱制度及其对于文明塑造的巨大功能。如果将宽泛的“良贱之分”等同于严格的“良贱制度”，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良贱制度”在宋代逐渐趋于瓦解后，第二期中国文明即趋于衰落。实际情况是，严格意义上的“良贱制度”，只存在于文明酝酿和兴起的上升过程，这不仅在魏晋南北朝唐宋历代的法律规定上可以清晰体现出来，而且从实际社会生活及对社会多数人的影响程度来看，严格意义上的“良贱制度”也只存在于“社会的规矩”和“有规矩的社会”中。

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一文，通过对新发现的宋代《天圣令》及有关史料的解读，对唐宋良贱问题，提出见解认为“北宋时期还存在着良贱制度，这种制度到南宋时才完全消失”。其论据之一是：“《天圣令》据宋制对其（指日本《养老令》）做了修改，将原本作为法令主体的捉送之人，改为诉良奴婢本身。此宋令说明当时社会阶级的划分在法律上仍有良贱之分。这应是法律意义上良贱制度存在的证据。” 

贱民基本上可以肯定为奴婢、部曲、官户（番户）、工乐户、杂户、太常音声人等。学者们大多又将其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两大类。由于官奴婢、官户、工乐户、杂户、太常音声人等隶属于封建官府，故被称为“官贱”；私奴婢与部曲隶属于官僚地主和私人，故被称为“私贱”。不同名色的贱民来源不同，地位也不同：“官贱民”来自官户，官户的来源有“前代以来，配隶相生”者，有“今朝配没”者，此外，还有被放免的官奴婢。还有杂户，其来源与官户相似，也是配没人官的罪人或放免的杂户。还有工乐户，其来源部分从民间召募，更多则在前朝所遗和本朝因罪配没者中选出容貌端庄或有工能者。“私贱民”来自部曲，是私家所有。部曲自汉代迄南北朝普遍存在。唐代部曲一是承袭前代，二是由奴婢放免。滨口重国的《唐代贱民部曲的成立过程》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

由于中唐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以及两税法的实施等原因，租佃制和雇佣制发展起来，并且渗透到良贱制度中去。部曲逐步演变为佃户，除宋初还有个别部曲的记载外，部曲作为一种特殊的贱民，在宋朝已不复存在。宋代的部曲一般已恢复汉时的原始含义，解释为将领的部属。官户、杂户、太常音声人由于其来源主要为前代以来配没的罪人，但是至宋朝没罪犯为官贱民的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且宋朝刑法中有因罪而处罚配没人的配隶制，但只是一种刑法手段，与配隶奴有根本的区别。至北宋官府的工匠多实行和雇制，并可纳资代役了。此外，官户、杂户的内涵完全发生了变化。官户不具有贱民的含义了，反而成为品官之家。杂户亦仅存于《宋刑统》沿袭唐代的律文中。而实际生活中，正如宋人费兖《梁溪漫志》卷九《官户杂户》所言：“律文有官户、杂户、良人之名，今固无此色。谳议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在《宋史》等宋代的重要文献中，不见有杂户的记载。可见至北宋整个官私贱民的各个阶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良贱制度已经完全动摇而不能够成立了。奴婢阶层情况比较复杂，接下来对其在唐中叶以后的运动情况进行重点考察。

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认为唐朝的官奴婢主要来源有罪犯籍没、战争俘虏、地方贡献、官府掠卖和世袭奴。从私奴婢方面看，来源主要有官奴婢，良人自卖或被掠卖为奴婢和世袭奴。官奴婢在唐中叶以后，无论是因罪籍没家口为奴者，还是以战俘为奴者，都已明显减少。随着官府手工业中和雇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官奴婢等贱人手工业者亦日益为和雇匠所排挤和取代，部分官奴婢已开始享有番上与纳资代役的权利了。官奴婢制度本身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破坏、瓦解。比如“都官掌奴婢籍帐、每年阅貌的制度，在安史之乱以后就很难正常进行了。……到了宋代，都官虽然依然设置，但是其职掌与唐朝几乎迥然不同了，它的主要工作不再是簿录俘囚、配没奴隶、掌奴婢簿籍，而是掌天下役人与在京百司吏职之籍，也许是由于职掌松闲的缘故吧，到隆兴元年，都官又监管起比部、司门之事了。私奴婢的来源有从官奴婢转化而来，也有良人自卖或被掠卖、还有世袭奴。但这并不表明中国那时是所谓的“奴隶社会”。随着官奴婢来源的减少，由官奴婢转换而来的私奴婢自然也就减少了。世袭奴数量毕竟有限，所可注意者为良人自卖或被掠卖为奴者，即抑良为贱者，这就是通常所称的“良口奴婢”。

杨际平《唐宋时期奴婢制度的变化》将唐代奴婢分为两种：一为严格意义上的奴婢，亦即法律意义上的奴婢。二是良人自卖或被家人卖为奴仆、婢仆者。其中就隐含了把奴婢分为贱口奴婢和良口奴婢的意思。柯昌基《宋代的奴隶》认为唐代奴婢的来源主要有四：合法的罪奴和世袭奴；不合法的债务奴和掠卖奴。虽然法律并不认可压良为贱的这种形式，但实际上身为良人的破产农民，一直都是“中古时期”私人奴婢的重要来源。不管法律承不承认，由破产农民卖身、典身、抵押而转变为奴婢，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而且也并不是中唐以后才出现的奴婢来源形式。

其实在史书及文献中并没有贱口奴婢与良口奴婢的严格区别，从法律规定看，是奴婢的就一定是贱口，不是贱口的就不能是奴婢。这从敦煌文献中关于卖身为奴的各种契约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处理卖身为奴的史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唐以后随着佃户制和雇佣制的发展，为破产的小农提供了更多的分流的去向。破产的小农很大一部分转变为佃农，即使是成为奴婢也多是与主人制定契约的雇佣奴婢。

宋朝的奴婢，无论官奴婢也好，私奴婢也好，奴婢阶层本身的雇佣化倾向是非常明显的。雇佣奴婢已经成为北宋奴婢的主流，它与唐中叶以前的奴婢有区别。在唐后期及北宋，官府中的劳动主体已不是官奴婢而是雇佣者，良贱身份制已经衰落的结论是正确的。 

最有意思的是，到了满人雍正时，为了贯彻极端的专制，首先有摊丁入亩的政策，将人头税并入田租计算；其次废除贱民制度，取消乐户、蜑户、惰民、丐户等贱民户籍，让他们成为良民。与此同时，全体汉人其实都成为满人专政下的贱民。而满人专政之前的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dàn）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

在陕西，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身陷火坑，陪酒卖淫，受尽凌辱。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最后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了云、贵、川、广西、湖南各地的土司，改成流官。这不是出于仁厚，而是标志全民为奴的大一统时代，已经深入到满族的内心了。

六、现代南北朝的阶级专政

不但古代南北朝有其良贱制度，现代南北朝也有其“良贱制度”，那就是苏联人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阶级专政制度。

阶级专政，就是把社会人为划分和固定为几个阶级，然后把其中的一些阶级定为“专政对象”。

在现代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专政对象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原意为“反对革命”，“反革命”本来与“革命”一样同属中性词，用来描述人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但在中国苏化即“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反苏”、“反革命”逐渐被视为严重的罪恶行为，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前，“反革命”属于刑法规定的罪名之一，可以判处死刑。由于国际社会的质疑日益强烈，中国刑法目前取消了该罪名，但仍然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

毛泽东用军阀方式建立“国家”后，自动放弃独立的外交路线，一面倒向提供苏联。在内政方面，他依照苏联模式“改造中国”。如水银泄地、天罗地网般的社会控制，使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恐惧感。依照阶级专政制度的需要，中共通过一系列政治打击运动来制造专政对象：“土地改革”运动通过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财产来制造地富阶级；“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杀关管（杀害、关押、管制）来制造反革命阶级；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交心运动、批判胡适、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通过严密甄别制造了资产阶级、坏分子阶级和右派阶级；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通过统购统销制造了没有户口的农奴阶级，通过这些运动系统控制和操纵了社会各阶层，制定了统一的行为模式，指定了统一的思想方式，奠定了极权统治的基础。

独立的新闻媒体被逐步取消了，所有报刊杂志都成了“共产党的喉舌”。大学及其他教育科研机构一步步落入军管会以及之后的共产党党委的管辖下，甚至连街道也被中共派人管理了起来，监视着居民的一切行为。可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没有共产党的触角伸不到的角落。

利用垂直的各级政权机构，政教合一的“单位制”、“公社制”和“户口制”，“一杆子插到底”地包管了中国的广袤疆域和庞大人口。其严酷程度可谓空前绝后。这种控制，建政之初主要是通过“单位制”及“户口制”进行的；1958年之后，在农村，则通过“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态进行。中国大陆的“单位”与古代的“氏族”十分相像，全面控制成员的生老病死，连旅行、探亲也在限制之列。这种性质的“单位”是政权体系的延伸，它对在职或退休职工及其家属进行监控，从经济、政治、思想灌输、行为管束、文化教育、婚姻死亡，全面专政。

“户口制”不是中共发明的，而是蒙古政权对中国社会的所有人口进行监督、限制和划分等级的工具。中共的“户口制”把中国人口划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两大类，二者几乎是世袭的。农民实际上成了现代南北朝的“贱民”，受到严重盘剥，地位卑下。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政下最大的贱民群体，估计总人数至少有两千万以上。1979年，中共宣布给地富“摘帽”，此时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绝大部份地富都已经死掉。但据《北京周报》报导，被摘帽的地富依然多达四百万。土改中一共杀了多少地主富农？保守的估计也在二百万以上。其中有些是由政府宣判处决的，有些是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的。一般人只知道文革中的批斗会野蛮残暴，但若和土改中的斗争会相比，文革批斗会就太“温良恭俭让”了。必须看到，土改中斗争会的血腥残忍，绝不是因为所谓“群众运动失去控制”，而是“共产党中央一手主导”。值得注意，对地富的迫害从来就是超法律的，而且没有经过起码的法律程序，无罪受罚、轻罪重罚、一罪多罚的情况极为普遍。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全面废除六法全书的必然恶果。

事实上，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地富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连生命都没有保障。而奇怪的是，毛泽东本人就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何以如此仇恨自己的阶级？正如谢选骏《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一书所阐述的，这是因为他想做全中国唯一的大地主。文革初期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的对地富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它足以证明普通地富的任人宰割、悲惨无助的境遇。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地富的子女。尽管在毛时代，出身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其间仍有轻重之分。身在农村的地富子女无疑是黑五类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顶替”，沦为专政对象。其悲惨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候补的专政对象。各种好事，如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和别的农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样的过错则罪加一等。在婚姻问题上更是备受歧视，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夥子，又结实又能干，却老是娶不着媳妇，只好长期打光棍。地富子女的人数不会比地富少，两者相加之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中共建政后，把城乡差别扩大化，并且制度化了，农民的生存状态日益恶劣。所以，把一个城里人下放农村，那本身就是一种极严厉的惩罚──仅次于进监狱、进劳改队。地富本来就在农村，而且是农村中的人下人，即便在没搞运动期间，他们也随时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微小“过失”而招致批斗殴打，他们的工分总是被压得很低，连走乡串户的自由都受到很大限制，还总是被派以繁重的无偿劳役。这就是说，即便在“正常状态”下的地富，其处境也比其他绝大多数被专政对象更为悲惨，更不用说遇上政治运动的灾难了。

杨奎松《上海“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通过很多细节研究，记载了阶级专政制度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镇反”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指的是1950年10月10日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场大规模杀、关、管运动。“镇反”运动与当时正在各地陆续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一起，成为新政权确立和巩固其在城乡统治地位的最为重要的两大步骤。与在农村中的情况不同，建国一年以来，因顾虑经济和统战的关系，中共在城市中始终难以施展身手。“镇反”运动使它第一次得以把在农村中得心应手的政治动员经验应用到城市中来。而这一套以激发底层民众“阶级”仇恨和翻身渴望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经验，同样也促使绝大多数城市贫民在新旧政权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新政权异常严厉的镇压政策不仅没有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相反，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其政策，反而因此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激发城市中社会底层民众的“阶级”仇恨，来实现对敌对分子全面镇压政策，其所以能够赢得相当广泛的社会认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运动的发动者成功地把那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的恶霸流氓与致力于复辟旧政权的“反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镇反”事实成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代受欺凌者伸张正义的代名词。但是，“镇反”运动的巨大成功，却没有能够使运动的发动者从此高枕无忧。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曾经相信：“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事实上“镇反”运动的急风暴雨还没有完全过去，中共中央就发现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了。不过两年多之后，毛泽东就不得不再度发起新一轮的“肃反”运动，并且持续了数年之久。而与此同时，各种各样以肃清敌对分子为目的运动更是此起彼伏。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城市居民及其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运动发动者最初的想象。

还在1951年秋天，有关部门就已经明令各单位要对所属人员从政治上依据危险程度加以分类，并据此建立最初的政治人事档案了。这一作法，无疑是此后日益流行的将人按照“出身”、“成份”、“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划分成“黑五类”或“红五类”的滥觞。

这时的上海乃至全国，尚无后来流行的“黑五类”及“红五类”之说。但视有“历史污点”者为另类，却随着因“镇反”而广泛推行起来的“管制”政策而渐成风气。在这方面，对某些可以被视为“反革命”的分子实施“管制”的办法，多半可以算得上是始作俑者。依据上海市军管会颁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被管制者是被免除了刑事处分的，但是，他却依旧要被剥夺大部分公民权利。不仅如此，被管制分子还要接受公安机关和周围人的全面监督与看管之下，并随时可以被执行管制机关处以劳动改造或思想教育的惩罚。“镇反”运动期间上海公安局推广的北四川路分局发动群众对管制犯实施管制的经验，就突出强调了“群众专政”的意义。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使这些“被管制分子”始终处于政治的高压之下，在普通民众面前低人一等，实际上就是贱民。

被管制者多为被逮捕者，凡被逮捕者，在单位、街道和群众看来，早已归为另类，似不足怪。对于那些未被逮捕，也未受管制之处分，但已经派出所定性为恶霸、流氓或反动党团骨干之类的人员，归为另类，理论上也不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依照建立政治人事档案的要求所做的分类，却大多并不是公开的，而是由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内部掌握的。但它同样具有建另册的性质。被列入这一类档案的人员，事实上也被以另一种“五类”的形式归入了需要内部监管的范畴。

这种“五类”的划分标准大致如下：

第一类为只有一般历史问题者，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因故脱党；或为国民党报纸写过吹捧的文章；或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官吏。

第二类为一般反动党团成员或仅有一般政治问题者，如个人加入过国民党；或做过童子军教练或总教练；或在国民党、三青团里面担任过并不很高，却较为重要的职务者；或虽无政治身份，但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过从甚密者。

第三类为政治历史问题严重，但无现行活动者，如做过国民党或汪伪政权时期的校长、教导主任；或本人虽无明显问题，却有兄弟被杀，或有叔侄外逃港台者。

第四类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可能有现行活动者。

第五类为有血债或现行活动者。

以上海为例，上述五类人大概在上海占有多大一个比例呢？对此，目前并无全面系统的统计数字可以参照，但以青年团上海市工委1952年1月的统计，和上海1951年全年“杀”“关”“管”的数字做一个大体的比较，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来的。根据这一统计报表，已知1951年内全市坦白登记的团员总数为三千三百七十五人，被捕者不过二百零七人。假如根据这样一个比例，可知全市有历史问题者至少会是已经被“杀”“关”“管”的人数的十六倍以上。

从“镇反”运动开始，就反映出一个注定会让当政者难以接受的现象，即“反革命”抓不胜抓，有嫌疑者层出不穷。据1951年市郊大场区大规模“镇反”发动前，和大规模“镇反”发动后两个时段的统计，第一个阶段是自坦白登记后的2月下旬至大规模逮捕的4月27日，全区五个乡、一个特别区，合计检举反革命二百一十三人，区委认可并主张判刑或管制者为二百人，除极个别外，能够认定的罪名，几乎全为历史问题。第二个阶段是4月27日大逮捕之后，从6月15日至7月30日之间的一个统计，它反映出群众受运动鼓舞，进一步又检举出本区的“反革命分子”二百七十二人，其他区的“反革命分子”三十四人，连同检举人不能指出具体住址的“反革命分子”七十四人，总共又检举出“反革命分子”三百八十人。同样能够认定的罪名，几乎也全为历史问题。

“镇反”运动中如此，“镇反”过后，情况依旧如此。1951年秋天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三反”和“五反”运动，接下来1952年又发生了思想改造运动。几乎每一个运动都会进一步交待或检举出更多新的隐瞒了历史问题的分子。在经历了坦白登记、“镇反”、“三反”、“五反”历次政治运动之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新发现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的人数，甚至比坦白登记和“镇反”运动所发现的还要多，这种情况势必会使“镇反”运动的发动者倍受刺激。事实上，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越多，运动中所认定的有各种问题的人也就越多，结果是“历史问题”所牵涉的范围也就越大，各单位和各街道里弄必须要面对的可能具有危害性的嫌疑分子及其家属的人数也就越多。这种恶性循环几乎不可避免，它不仅会导致社会内部政治分野被人为地扩大化，而且势必要促使当政者头脑中敌情观念越绷越紧。

仅以邑庙中心小学的情况为例，到1952年才不过刚刚经历了几个运动，全校71名教员、职员和工人就已经全部被列入到问题档案之中了。据相关统计，按照前述五类分子排列，该校第一类型共四十八人，占全校人数67％。第二类型共七人，占全校人数10％。第三类型共十人，占全校人数14％。第四类型共二人，占全校人数3％。第五类型共四人，占全校人数6％。

很显然，上海方面这时对“镇反”主旨的理解，与北京方面仍不十分一致。中共中央所以要发动“镇反”运动，根本上并不在“反特”。毛泽东很清楚，打击特务的现行活动，完全用不着在全国范围内搞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他的目的，是要在乘朝鲜战争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彻底清除各种可能会便利国民党复辟的旧的社会基础。因此，“镇反”不仅不是要抢救“失足者”，恰恰相反，它是要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挖出一切有过反对共产党，以及压迫共产党所依靠的社会群体的人的历史旧帐，对那些可能会对新政权造成危害者，坚决予以“严厉镇压”。通过这样一种方法，不仅最大限度地消除隐患，而且要造成一种强大的高压态势，使任何有过“历史污点”者，或可能对新政权心存不满的“分子”，从此在心理上成为“过街老鼠”，不敢轻举妄动。

正是因为对“镇反”运动的主旨理解上没有到位，上海就“镇反”所做的种种部署一直未能达到毛泽东的要求。对此，毛泽东一度再三督促。

中共中央1950年10月10日已发出开展“镇反”运动的指示后，上海接连三个月几乎没有动作。1月份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但却首先搞坦白登记，在杀人方面依旧顾虑于上海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多，全国影响大，不敢大刀阔斧。为了使上海了解中央的方针，并给全国城市带好头，毛泽东1月下旬明确地针对上海的情况提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

紧接着，眼看各地纷纷多报杀人数字，信心和热情都日渐升高，毛泽东对上海的要求也随之而提高了。2月12日，毛泽东再度电示华东局和上海的领导人称：“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目字是否适当，请你们加以斟酌。”2月25日，3月18日，毛泽东在批转北京和天津两市镇反经验时又两度提到上海，要求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但是，直到3月中旬，上海在杀人问题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鉴于各地，特别是大城市对于处决人犯的谨慎态度，2月21日，经中共中央提议和批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反革命罪”做了明确的解释，并规定了处刑的标准。按其规定，凡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及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行为和意图者，均可定为“反革命罪”。首要分子或情节严重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比较《条例》与上海1949年底提出的《处刑标准》草案，不难看出两者思路基本之不同。《条例》的提出，就是要在这一特殊形势下，给各地执法司法机关开一杀戒。毛泽东据此再度发出指示，批评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大城市，均“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他特别叮嘱：“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像上海这些大城市，“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随后，眼见北京、天津、重庆三大城市已开始动作，上海等城市仍未见积极响应，毛泽东又一次点了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名字。他专门批转了天津市的捕杀计划，要求上海、南京等城市要像天津一样，弄出一个具体的杀人数字来。他在电报中再度写道：“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毛泽东的这种口气，就好像是农村土豪逢年过节在计划要杀几口猪似的，大概是从小在他父母那里学来的。只是把对付猪的办法用来对付自己的同类了。

由于毛泽东的三令五申，华东及上海方面的领导人终于放下一切顾虑，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下决心定出了一个年内在上海分批处决近三千人的计划来了。3月15日，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这一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一千六十八人、处死一百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一万人，杀三千、关四千、管制三千。他们这些数字不知是根据什么标准制定出来的，但显然是未审先判的结果，是根据准备屠杀的人数来决定谁应该对号入座的。

毛泽东对此当即表示欣慰。3月24日，他满意地批示道：上海这次的计划总算“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他同时鼓励上海方面称：“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他知道上海的顾虑所在，因而建议上海向北京学习，用诉苦会的形式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称：“在北京的经验看来，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是可以取得他们拥护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

后来，这类杀人运动以各种名目如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延续了十几年。直到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还有近十万居民被抄家后注销户口驱逐出北京，被押送到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

当然，这十万人除了离开以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在北京被打死。有的人当时天天被打，或者已经被关进红卫兵设立的监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当然到后来，离开北京和不离开北京，对他们的生命安全已经没有区别了。

1966年8月29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第四号通令”，像政府法令一样具有效力，通过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予以施行。结果，北京每天活活打死数百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焚尸炉不计姓名地成批焚烧尸体，但火葬场仍然有大量死尸堆积。这个通令制定了对那些没有被打死的人的处置方法。而当时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暴力抄家，为这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提供了实施的条件。在死亡的威胁和棍棒挥舞之下，近十万人被没收了一切所有物，被扫地出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在北京的火车站给这些人设立了特别的入口。红卫兵在那里把守。很多人在车站被打甚至打死。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这些人的家具都已经被没收。有些人带了衣服和做饭的用具。在广安门火车站，他们带的衣服被没收（当时是夏天）。每人只准许带一只碗，一家人只准许带一只锅，其余的炊具都被没收。这些做法后来被红色高棉学了去，消灭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二百多万）。

有些北京市民在前往农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 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打死了一个老年妇女。1966年夏天，上海人也在火车站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多具尸体，就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这些做法比纳粹驱逐犹太人的做法还要野蛮，却从来没有受过国际社会的谴责。

这些人到农村后，农民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对待。这些人中的一些，到了农村被斗争，而且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东西，很快就死了。有些人活了下来。他们在红卫兵的棍棒下离开，后来，打人情形比较缓和的时候，1966年年底，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北京，进行所谓“上访”，就是去“中央文革小组群众来访接待室”（在陶然亭附近）和“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室”（在北京西城区西安门附近），申诉他们的问题，说明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也不属于要遣返的人员之列，所以才会试图回京。但是他们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钱，只好在火车站过夜。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命令被遣送的人“必须立即离京，违者由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比红卫兵“西城指挥部”的“六类”稍加详细。这十类人如下：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确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正（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份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

（八）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份子。

从布告行文可以看出驱逐对象范围之广，包括了原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家和“右派份子”，甚至包括了“摘帽右派”，包括了“家属”，等等。当时大量的“小业主”也都被当作“资本家”驱逐。另外，也可看出界线含糊。 “表现不好” 是弹性很大的词语。当时社会上的别的人竞相显示自己的高度“革命性”，宁左勿右，怎么会承认这些人“表现好”。另外，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讲，这些人被强迫离开后，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别人占据，那些人不希望他们可以返回。

在两年以后的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执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军大权的解放军军管当局，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色恐怖万岁”口号，改成“刮起十二级的红色台风”。他们需要“红色”的威慑力，压制反对派、恫吓老百姓，借以巩固阶级政治制度。

这一持续高压的政治制度，直到1978年胡耀邦主持甄别工作以后，才开始松弛。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记载，“与全国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全国政法、民政、文艺、科技、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都大力拨乱反正。对于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庞大对象群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中共中央也适时地决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的帽子，给予农村社员待遇和公民权。对于地富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同等待遇；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专政制度、等级身份制度开始瓦解，共产主义农奴制度开始松弛。

《中发[1978]11号》“建议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该文件承认1957年“全国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四十五万人……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约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目前，估计全国大约还有右派分子十万多名。”“右派分子中的上层分子，绝大多数都已摘掉右派帽子，尚未摘帽子的，主要是原中下层干部、中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多数都在农村、街道或劳教场所劳动，有的被管制。有的原来有工作的，取消了工作和工资，生活发生困难。”

在此之前的1977年，胡耀邦一开始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就开始着手“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政治案件都是冤假错案。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的教师，编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作为社论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这两篇文章在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反响，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处理。在烟台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群众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视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平反关于右派的冤假错案；但是胡耀邦等人认为，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终，保守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烟台会议后，胡耀邦继续推动对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相比于五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人遭遇“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反右运动的主持人邓小平认定的五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九十余名右派人士，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依然坚持这一错误说法：

“这一年（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三十年以后的1980年代依旧如此。所以1981年直到今天，阶级专政的制度在根本上像是一只传染病毒的猫爪子：只是收敛了，但并没有废除。它随时有可能在军事暴力的支持下突袭社会，给良民百姓染上病毒，并把他们打入贱民的行列。1989年就是一个血腥的例子。

七、思考天下与方国的区别

古代中国是天下，而古代日本和越南却是方国。尽管现代中国已经沦为一个超级方国或方国的组合，因此有些人很想把中国重新分为六块七块，但规模仍然远远大于日本、越南。天下的命运与方国的命运不同，其运行规则当然更加不同。

综合起来看，日本和越南的“南北朝”、朝鲜的“三国时代”以及日本的“战国时代”，虽然都是从中国史借用的名词，但是内容却不尽相同。例如，日本的“南北朝”是本族相争、王朝分裂，没有外敌入侵、异族混合的性质，更无文明冲突、文化交融的节目。朝鲜的“三国时代”则是部落时代过去不久的早期国家的“前统一阶段”，不是统一国家分裂之后的重组阶段。越南之所以形成南北朝格局，显然和并吞占城国家以后造成的“消化不良”有关。在这种意义上，越南的南北朝多少和异族混合、文明冲突有关，只是越南不是被害的一方，而是加害的一方──

越南的南朝，正是建立在占城国的故地，其首都“顺化”的名字正是对被征服者的咒语，其地点则是占城国的古都附近。顺化古称富春，是越南的古都。十三世纪时，顺化属于占城国家的乌州与哩州。越南国王陈英宗用其妹玄珍公主和亲占城王，索要乌州与哩州作为聘礼。

自越南十四世纪并吞占婆后，又继续割占柬埔寨大片国土，越南的国土便延伸至南部海边，直到十五世纪，越南黎朝才将乌州与哩州改名为“顺化路”，作为其地已被同化的象征。顺化正好处在越南狭长形国土的中间位置上，于是从旧阮王朝起便定都于此，从1635年至1945年间，顺化先后成为越南旧阮、西山阮王朝的都城。从1802年起的八十年间，阮氏王朝在这里投入巨大人力兴建“皇城”、宫殿、陵墓。此后顺化一直作为越南的首都，直到1945年越南最后一个皇帝保大皇退位，所以那里完整地保存有中国式的皇城、皇陵等古迹。

只是作为“南北朝”现象的原发地，中国经验的规模巨大显然不是地形狭窄的越南可以比拟的。从“遭到入侵然后反败为胜、开创新的文明”这一层面看，近代中国似乎正在重复古代南北朝的故事；正如从“遭到殖民然后向南方突击，兼并南方”这一层面看，近代越南也是重复了古代越南南北朝的故事。古代越南经历了中国一千年直属历史，近代越南经历了法国一百年殖民历史；于是像被魔术棍激活了一样，突然获得疯狂的扩张精神。在这两次的扩张中，占城（南越）和真腊（柬埔寨）都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而中华世界则在分裂中下南洋、走远方。中华世界的扩张往往是通过内部分裂和外部入侵以及随后而来的逃难和流亡而实现的。越南作为中国的子体，也是中华世界的间接统治的样板之一。当然，古代越南的扩张延续了八九百年，然后才在法国人的打击下被迫停顿；近代越南的扩张仅仅推行了半个世纪（1945──1989年），就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干预下暂时收敛。可以想象，一旦这一干预有所削弱，越南建立“新华世界”的冲动将再度复炽。因为无论日本还是越南，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自居为“华”，而将他们周围的民族视为必须加以征服的“夷蛮”，日本的幕府将军号称“征夷大将军”，而越南的国王竟然模仿中华世界的“皇帝”称号，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人。显然这种“中华意识”的存在，至少可以部分解释日本和越南这两个疯狂的扩张主义国家何以具有如此的动力。而这一动机在朝鲜国王那样就比较缺乏，可能因为朝鲜接近中国的心脏地带，受到王化较深，不像日本和越南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

中国的南北朝经验在亚洲虽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全球范围看却不是孤立的。可以相比的一个事例反倒是在欧洲，是在同样的大一统帝国瓦解之后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时代。只是当时罗马帝国依据地形的不同不是分裂为南北，而是分裂为东西（正如北魏后来也是依据地形分裂为东魏与西魏）──西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为主的多种蛮族的入侵，犹如西晋帝国遭到鲜卑为主的多种蛮族的入侵。结果罗马帝国残余的文明力量败退到东部，形成拜占庭文明，正如西晋帝国（秦汉帝国的继承人）残余的文明力量败退到南部，形成南朝文明，构筑半壁江山。区别在于，西罗马的文艺复兴（1500年前后）比北中国的重新汉化也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500前后）迟到了一千年左右，而东罗马帝国也因此先后沦陷于回教世界的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万劫不复。所以我们说，中国人如果不甘于像现代的奥斯曼人那么分裂、阿拉伯人那么散漫、印度人那么聚讼不休以及古代的罗马、拜占庭、巴比伦、埃及、印加那么溃灭，实际上并没有“直道”可走！与近代日本迅速欧化相比之下的“弯路”，也就成了“中国的必由之路”！

用一种颇为残酷的说法，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一次“错过机会”，都等于多给了中国一次改造自己的机会！没有人能逃离“这劫难式的定数”。──“你不过问政治，政治也要来过问你！”──就是这劫难的宣言大话。现代中国的费拉们，甚至背井离乡，甚至流亡他国，也无法摆脱这一劫难！因为你将很快发现，你的厄运就在你身上！因为你将很快发现，那些发达国家比中国更需要一个现代民族的成员，而不是古老帝国的遗民。移民，并不能使遗民成为新民。所以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华侨总是带着内地乡下的恶习漂洋过海，纷纷遭到世界各国的驱逐和歧视。

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革命性的“退化”不是“由原始民族向文化民族进化”，当然只能是“由费拉居民向文化民族进行倒退”。这在历史上尚无成功的先例，因为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迄今也还在探索的过程里。也许，中国民族能像他们独一无二的五千年历史一样，完成这自新的、年轻化的还原运动？但即便如此，这巨大的创举不伴随着巨大的创伤，仍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一“史无前例”的、反自然的民族年轻化运动，所必定要消耗的超巨量能量来看，中国民族迄今为止一百多年所付出的可怕代价，是难以回避的（实际上，我们毫无理由把先行者们一概看作傻瓜、疯子、坏蛋、性变态者；但不这样看，我们又如何解释近代中国“一步又一步的错误”呢？）；而且，和如此巨大的事业相比，很可能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确是这样，除了加速努力、深化牺牲（“把革命进行到底！”）外，已经别无选择。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几亿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太平天国牺牲了数千万；1900──1950年的“武斗”牺牲了数千万；1950年迄今的“文斗”又牺牲了数千万；以及几十万亿财产的烟消云散。过去了的痛苦，已经淡忘；将到来的痛苦，也会过去。只是，愿我们的坚忍，能感动命运的命铁石心肠，给我们一次自新与再生的机会。谁的坚忍能够摇撼自然，返老还童的大门就会对他敞开。

八、“人民运动”的功能

民族迁徙、蛮族入侵、文明毁灭、社会重组……这后面或多或少都是某种“人民运动”的结果。应该说，“人民运动”是一个人类学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政治学概念的人民运动，仅仅是“运动人民”，是僭主的权术、诡诈、奸计。

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俄罗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某些代言人都把成吉思汗说成是自己本国人。例如用成吉思汗作商标，不仅是内蒙古的许多酿酒和服装公司的噱头，也是其他省份的中国公司的做法。这种做法可能意味着汉人、俄罗斯人、哈萨克人里确有不少蒙古血统，而不仅仅是认贼作父。换言之，在认贼作父的后面，也意味这些民族真有一些共同的历史。

廖杨《蒙古古代宗法统治论》认为：唐代的蒙兀室韦是蒙古先民。当时室韦诸部没有君主，没有汗号，只有部落首领的世袭。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流民大量西迁，蒙古草原空虚，室韦部落便开始了入迁过程。西迁之后因受突厥、回鹘游牧民族影响而逐渐转向游牧。但仍有部分室韦蒙古人在山林中狩猎、采集。邻近汉族地区的汪古部、弘吉剌部等蒙古部民在农业民族的影响下开始转向定居。

十二世纪开始，游牧的蒙古社会分裂为那颜（意为官人）统治阶层和哈剌出（意为庶人、平民）及孛斡勒等平民阶层。一般认为，蒙古国家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的三世祖合不勒汗（1101－1148年）。合不勒汗为孛端察儿八世孙，其父亲、祖父均为蒙古诸部首领。合不勒汗在蒙古诸部中，名声昭著，很受尊敬，并在“忽里勒台”即族众会议上被推举为汗，蒙古至此始用“汗”号。他建立的政权被宋国称为“蒙古”、金国称为“朦骨国”。合不勒汗死后，俺巴孩及忽图剌先后继承汗位。但忽图剌汗去世后其侄儿也速该把阿秃儿（铁木真之父）篡夺了政权，但于1171年被塔塔儿人杀死。1189年铁木真重夺大权，而克烈亦惕、乃蛮、汪古等部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在蒙古政权结构中，“那颜”及高于那颜贵族的“汗”不仅享有特权、管制百姓、发号施令，而且世袭权位。同时，克烈部、乃蛮部及汪古部的汗位也是世袭。“汗”多由部落首领演变而来。正是由于汗位凌驾众人且汗位世袭，那颜贵族才为争夺汗位而进行的分裂、敌对和攻杀。这种争权夺位的残杀还发生在近亲之间。成吉思汗与撒察别乞、泰出均为合不勒后代，同属祖父裔孙，但后来成吉思汗率兵杀死他们。乃蛮部太阳罕与不亦鲁黑罕也是“昆弟交恶，分国而治”。忙忽惕部的“者台那颜”之父由于追随成吉思汗，被他的叔伯们所杀；他们还想谋杀当时还是个乳婴的者台。这种同门相煎的权利之争，不仅破坏不了血缘亲属关系，还加强了血缘关系，因为蒙古人继承自己的后母、嫂嫂、弟妹及其子侄，互相屠杀就是家族合并。

成吉思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汗及那颜贵族的“那可儿”（即伴当）成为军队的骨干力量，以致后来成吉思汗的护卫散班均有那可儿作随从，但那可儿的数量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此外，结交安答也成为一种联合盟友和扩充军事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安答结交一般建立在彼此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成吉思出征乃蛮部之前，曾将部属编组为千户，任千户长进行管理；又从千户长等各级官员子弟和平民中选人组成宿卫军，轮流宿卫的军事制度。

1206年（宋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的忽里勒台，被诸王群臣拥戴，开始建立封建秩序。他将千百户制度普遍推行于蒙古各部，以千户、百户、十户的形式把全体蒙古人组织起来，并封那些有功的那可儿们为千、百、十户长，进行统管，且其职位世袭，史称“莎余儿合勒”（即恩赐、分封之意）。经过七十多年的征讨，建立起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

蒙古封建如下：成吉思直接掌管漠北中心地区（即土拉河、克鲁伦河、鄂嫩河三河之源一带），其东面从鄂嫩河、克鲁伦河中游迤东是成吉思汗四个弟弟的封地，这四人即史称“东道诸王”的哈撒儿、合赤温、别里古台和铁木哥斡赤斤。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史称“西道诸王”）封在阿尔泰山及其迄西地区，幼子拖雷则继承直属于他的牧地和民众。

这种东、西道诸王与匈奴族左、右贤王的设置，极为类似。“西道诸王”的封地在西征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后来形成了三大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拖雷第三子旭烈兀征服木剌夷和报达之后，又建立了一个大汗国──伊利汗国。这四大汗国名义上直属蒙古帝国管辖，号称蒙古帝国的宗藩。四大汗国的内部又实行亲属诸王的分封分治。

这个联合体推行西周式的分封制，以直系子孙为宗藩来统治各大汗国，并借宗法上的尊卑、亲等和隶属制度来巩固征服地区治。1260年3月忽必烈即位，政制日益汉化，从封建制向官僚制过渡。1271年建国“大元”，以中原王朝自居，但“蒙古”之号未废，故他名义上仍为整个蒙古国的大汗。

人类学意义的“人民运动”，是饥荒、人口过剩、活得无聊、集体疯狂的结果，这甚至是某种天体运动的结果，更是历史改变其形态、文化转辙其方向的必要杠杆，但却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动力”。尽管历史的形态和文化方向的生成，受制于杠杆即人民意志的形态；但这一生成的动力，却永远都是那极少数不甘为奴者（如周王）的反抗意志。所以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英文，“革命”（Revolution）都和宇宙运动有关。中国革命之后，改正朔、易服色，就是为了配合新的宇宙周期，新的历法、新的纪元就此形成。

“少数人不顾死活的反抗意志”如周王征服殷朝──这推动力若不能有效掀起一场规模足够的“人民运动”：就难以成功地搓揉历史、锻铸文化。从这个意义说，被王道动员起来的而非自发的“人民运动”，才是文明的开山斧钺。

“多难兴邦”的要领在于，唯有切实的灭顶之灾，能使人的心灵从成见和幻想中解脱，从而有效把握生活的脉动。相反，若是离开现实压力，任何灵魂包括个人灵魂、民族灵魂或文明的灵魂，都难免蜕化、浮泛、空洞和奢华，这些蜕化、浮泛、空洞和奢华，在审美上也许有些价值，但那只是纪念物的价值，是木乃伊的价值，是博物院里的死亡价值。

全球性的统治民族，需要一个基础广泛的融合集团，如“罗马公民”，但是，现代世界不可能提供一个罗马人那样的“自然状态”。因为第一，现代已少有古罗马人那种具有内在活力的原始民族；第二，现代人类面临的文明化压力如欧洲化，远较古代世界所面临的文明压力如希腊化，为大。尽管欧洲化在许多方面都与希腊化相似，但实际上欧洲化的殖民化过程比希腊化更为残酷。在全球化的空前压力下，未来的融合集团（不论是罗马式的还是秦汉式的）所仰赖的精神形式的力量，不得不大于古罗马型的无意识形式（即所谓“罗马人的美德”）。有意识的精神形式及其内在力量，不是集团的、原始传统中的自然产物；而是个人的、具有革命性质的人造产物。它的训练和灌输，要强于自然产物。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它对超越性人格的期待，对哲学家帝王的需要；将不同于希腊城邦没落中的心情或罗马帝政时代的崇拜，相反它倒可能类似于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民主运动”，是一种在信仰自由的现代气氛下培养起来的精神产物。类似的人民运动，其实不是那些装作高深的“学术著作”可以指导的，正如并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而是这两块蒙古殖民地成功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那套毫无趣味的术语来为自己的病弱之身做了护身的铠甲，所以看上去叮当作响，很是煌煌。闭门造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著作”，只给那些并不认真研读的冒险家运用了之后，才变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只有乐于上当受骗的弱智者才愿意相信这些著作，对人民运动真的发挥了创造性影响。其实，任何理论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几乎都是装饰性而不是创造性的。烦琐的分析及讨厌的枝蔓压制了玲珑透彻的直觉并掩盖彻悟的大体，喋喋不休地说“理”和谈“天”泯灭了良知，坑害了许多自然而然的人。

人民运动，其实需要某种“神秘的宗教”而不是理论的分析，以发挥凝聚力的作用，它要求简单、明快、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加上深刻的暗示、雄劲的风格，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后不得不变成宗教，而不是什么科学。

还有一种规模更大的人民运动，则是在完全没有理论装饰的情势下成就的。如民族大迁徙：黄种人的北支（如匈奴）在公元前后扩张欧洲草原，驱赶了日耳曼人、奴役了斯拉夫人、挤垮了罗马帝国；而南支向太平洋、印度洋进发直到非洲（如持续移民印度尼西亚、大洋州和美洲和马达加斯加）──这些迁徙背后不乏“中国统一”对周边地区所形成的地缘压力。

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华人一千七百年来的移植南方甚至远走海外，也是中原被异族入侵甚至入主的后遗症，如五胡乱华导致华南的汉化，蒙古入侵导致云南贵州海南岛的汉化，满清入侵导致台湾、东北、南洋的汉化。这些无意识的民族流动，作为民族迁徙、人民运动，在全球文明史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人为的、有意识的、一小撮人策动的“无产阶级革命”。

九，罗马史的例证

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的情况下，南北朝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改组、文明酝酿时期可以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或近似的情形下，社会与文化的繁盛，会阻碍思想与政治的统一。

1，文化中心地带多为小国林立，如先秦时代的齐、鲁、韩等国，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诸小邦；且此等小国文化，常较边缘的大国为优。即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分成数百方国，与中国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完全不同。

2，伟大强国如马其顿（对希腊世界而言）、罗马（对希腊化地中海世界而言）、不列颠帝国（对欧洲大陆而言）、美国（对欧洲化的全球世界而言）等，都兴起于文化边缘地带。

3，文明的扩张激励个性的发展，文明的扩张也有赖于个性卓著的人格；但同时文明的扩张却带来社会的离心倾向，离心力往往就是文化上的创造力，这时，文化的创造者与社会的叛逆者同一。社会的秩序抑制文化的发展，或玩弄文化于股掌、或买卖文化于店堂。

4，历史一再揭示：一统天下的强权中心，常对精雕细刻的文化怀有深深的轻视，它们随手扔掉抢来的文物，或仅仅拿来充当玩物和摆设，以增添“可汗大帐”里的优雅气氛。而征服者眼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却是那些被征服民族珍视的成就与偶像！有一个故事说，回教早期扩张时，一个阿拉伯人抢到了一名波斯贵妇，仅仅标价卖了一千块钱，事后人们问他为什么卖得这么便宜，他说自己不知道还有比一千更大的数目。──这戏剧化地说明，惟有这些强权中心的粗野主人，才是精致文化的收获者，尽管他们并不播种、耕耘、栽培……他们当然不会像是当前的美国和不列颠联合王国，也不会像是古代的迦太基、科林斯这样由市侩统治的重商主义实体。重商主义仅仅把国家活动视为商业扩张的手段，例如，不列颠帝国及其继承者美国，就与古代的迦太基有诸多相似之处，先后与法、德对峙而终必亡于某个大陆强权，即那个比德国和俄国更具有全球能力的“未来罗马”。毕竟海上霸权与大陆诸国属于不同的体系，从文学到法律、从科学到宗教意识，都是如此，因此海权国家最终无法整合全球。

5，大陆强权既然拒绝重商，那么重视什么呢？还是《左传》上的那两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以祀为先的典型是阿拉伯人，以戎为先的典型是蒙古人，而秦人和罗马人则兼而有之。他们对文明进行收获，以“处理”、“围剿”、“聚歼”等程序，多少矫正了文明的病态。国家秩序最终无法忍耐高级文化对它的考究、疑问、挑衅、攻击，而压制高级文化也不是豪情使然，而是冷酷的需要。但冷酷的魄力与手腕，往往并不属于那些曾经辛苦创造了这些文化的民族：拆房子的人常常不是造房子的人。历史的沉默定律展示：世界秩序的缔造者，不是那个文明的创造者；“收获者不是拓荒者、贮藏者不是酿造者”──这就是公平与正义。

6，当文明成熟、世界逼近统一的时刻，两个强国如果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诸方面势均力敌──谁的文化创造力强，谁的军政力量就弱；谁的文化嗅觉迟钝；谁的军政眼光就敏锐。这种现象甚至可以从生物学的“器官均衡论”方面找到解释，更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证据。反驳者可能以现代的美国与苏联的较量来说话，因为美国与苏联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诸方面几乎可算势均力敌（虽然苏联的人均产值不到美国的一半），而美国的文化创造力显然强于苏联，结果何以苏联的军政力量不仅没有击败美国，反而被美国所挤垮了呢？据我们考察，这种“反常”现象，主要是因为核子武器的发明和使用，使得苏联无法从东欧发起进攻，兼并西欧；否则，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在二战结束后爆发，使得欧洲在苏联的铁蹄下完全统一。核子武器造成的“共同毁灭”的前景，大大遏制了苏联武力称霸世界的企图，迫使它只能迂回到东亚在朝鲜和越南采取攻势。但是这却在全局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僵局或曰“冷战”，从而根本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迫使“军事兼并”让位给“经济竞赛”，使得“文化征服”成为全球政府得以形成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文明即礼制文明可以胜任整合全球？因为礼制文明是唯一可以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征服的文化征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当然，天子是依据人民的意愿行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周书·泰誓》）”

历史表明，罗马并无纯一的种族起源。构成其渊源的三大成分是：萨宾人、拉丁人、埃特鲁里亚人。而所谓“罗马文化”从来没有存在过，罗马人只是像日本人那种适当消化了各种外来的文化成分，然后综合为某种特殊的秩序。例如异族的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迦太基人，都是作为罗马的敌人和“良师”，而进入罗马的历史命运的；最后则作为罗马的俘虏和奴隶，消失在罗马历史洪流里。

“王政时代”（Rex）的罗马人，过着简朴的农牧生活；同时，对罗马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埃特鲁里亚人却过着奢华的商业生活，但埃特鲁里亚人后来怎样了？他们从历史中“消失”了。罗马人在日后，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古罗马的历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命运的选择：是生活舒适而沦为仆役呢，还是勤政不息去争取整合世界的霸权？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无疑选择了后者，因此使自己的生命具有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为并被后人评价为，“罗马人的美德”，如坚定、简朴、感情迟钝、行事简单。这可以被评价为某种“原始性”，因为世间的美德往往与原始性一体两面。历史在在表明，原始的美德要比文明的才智更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智慧）；但无美德而仅有才智的社会，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子再也开不出鲜花来了。结果只能烂掉，除非让种子在下一个季节重获机会。

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这不仅由于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们要比埃特鲁里亚那些只会经商的手艺工匠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己已经从未开化民族变成了半开化民族……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罗马人终于一步步成熟起来，开了花，并结了果。那果子就是他们的地中海帝国，尽管他们的花有些苍白无力，是从希腊移花接木而来的文化与技艺。这当然也使他们的果子有些先天不足，给罗马世界的崩溃埋下精神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洁、质朴、迟钝等“高贵的统治者性格”，且与他们的“正义感”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缘。例如，罗马人先后与埃特鲁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一一结盟，又逐个反目：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或被统治的“同盟者”。这多少有点像是美国人对待欧洲人的态度，更不用说对待日本那样的战败国了。

这当然要归功于罗马据有意大利半岛天然的战略地位，处南北的变通要冲，周围各个主要部落，在罗马都有种族与文化的成分混合，甚至有自己的代表。罗马“七丘联盟”的建立，表明其国家形态在早期已经具有“联邦”性质，这与近代英国的形成颇为相似。可见罗马并不起源于“拉丁人的骄傲”，相反它长期蛰伏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压力下。浮华、夸张、艳丽、过于市场化的埃特鲁里亚城市的商业文明，也曾一度支配过罗马的灵魂。罗马人甚至祀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神明！只是到了公元前480年左右，在罗马建城和获得霸权的中段时间，罗马人才联合其他拉丁语城市，并与意大利的希腊殖民者结盟，驱逐了其文化先行者埃特鲁里亚人所传播的“真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简朴生活中去。正是商业文化的失势，为罗马保持了美德，并为其政治能力奠定了基础。

文化混同、外国统治、五方杂处，常被认为是对民族特性的瓦解，或是对民族生命的不利因素，但罗马史却证明了，这种看法并不确切。相反可以认为，过于顽固的文化传统，反而阻碍国家强大、文化昌盛。适当的混同与杂处，作为更新传统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文明老化、国脉僵硬，常常表现为故步自封。由于民族自尊心发自某种古老的动物本能即排它性的作用，一个民族集团总是不会自动而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文化及其价值准则，对于历史悠久的国土尤其如此。因此，“适时”的和“恰当”的外来统治，对于一个衰败民族达到复兴的境界，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痛苦。

中国能达到这种意义的复兴吗？中国的复兴也许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因为中国规模巨大，不是埃及可以同日而语。其他的古代文明除了印度之外其居民的数量一概稀少，而印度也是分成许多民族，不像汉人如此集中。古代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能从自己貌似光荣实则有毒的梦魇中，挣脱出来以轻装前进，再度进入创造历史而不是被人创造的激流中。

为了再度创造历史而不是被人创造，中国人是否准备好了？中国人是否具有勇气埋藏而不是埋葬“永恒的中国”以及对它“不朽的回忆”？富于创造性的个人应该变得“健忘”起来，否则将陷于固步自封的泥潭，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它若不与过去保持必要的距离，在未来的天地中，将趑趄不前。

（单排一页）

（第五卷）

南北朝现实

（另起一页）

第九章

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1900年以来，中国陷入了外国干预所造成的百年混乱和分裂，迄今二十一世纪为止，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在实际意义上而不是象征意义上，满清其实是在1900年被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推翻的，而不是在十一年后的武昌起义中被新军推翻的。

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1911年以后统治中国的各个政府（包括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汪精卫中华民国等分裂国家），其实都是八国联军军政府的某种翻版和延伸，它们虽然大多打着“共和”的招牌，其实奉行的都是军事统治，而且比八国联军等外国占领军更加缺乏约束。它们的统治都是不稳定的，而且按照任何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不合法的。它们依靠政治欺骗进行统治，在政治上都是极权主义的，在历史上注定是短暂的过渡现象。

无独有偶，印度孔雀王朝最初两个国王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也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他明确指出，在遵循“鱼的法则”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的情势，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的鲸吞。为此，一位国王要想获得成功，唯有做出正确的战术选择。有哪些选择呢？考底利耶提供了六种方案：

第一，和平共处：当一国处于劣势时，应谋求与强大的一方协调和共处；

第二，战争：实力占优的一方应发动战争；

第三，中立：认为敌人无法伤害我、同时我也不够强大到足以摧毁敌人时，应维持中立；

第四，进攻：拥有进攻所需的手段的国家应对敌人发动进攻；

第五，联盟：缺乏防护自己所需的实力的国家，应寻求他国的保护；

第六，双重政策：与一国实现和平，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其目的。

考底利耶指出，通过对上面所述方法单独或综合的运用，就能够建立一个足以确保自己生存的强大的帝国。

一、孙中山是一个恐怖分子？

被蒋、汪、毛共同拥戴的孙中山也是一个欺骗成性的混世魔王。例如他拿着美国护照提供的治外法权在中国各地号召革命，在自健全物欲的前提下鼓励别人奋斗牺牲，为他火中取栗，让他坐享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一般人知道本名孙文的“孙中山先生”，倡导创立了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很少人想到，倡导创立并不等同于实际建立，而且倡导“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孙文本人，同时还是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这样互相矛盾的身份怎么聚集在一起的？这就是本书即将回答的问题之一。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又叫“日清战争”，曾被反满志士认作一个可乘之机，孙文与郑士良、陆皓东等在广州建立了兴中会分会，设置机关据点数十处，广泛联络防营、水师、会党、绿林、游勇，以农学会作为公开活动的旗号。杨衢云等则承担后勤任务，负责筹款和购运械弹。但是，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他们既没有想到满清败得那么惨，更没有想到满清会败得那么快，当孙文的“兴中会”正考虑给如何行动时，甲午战争已经结束。此时孙中山集结于汕头、西河、香港的私人武装已经骑虎难下。

1895年秋天，起义工作大体准备就绪，制定了攻取方略、安民告示和对外宣言，决定在重阳节发难。原本计划分路进击，策动清军内应。由于事泄和运作失误，起义流产。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的陆皓东等人被捕死难，但是孙文本人却乘坐小轮船溜之大吉，先是逃到澳门，后来又在葡萄牙人的庇护下逃到香港，旋即逃入日本。

他到了日本神户，当地报纸就披露了“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的消息。孙文于是决定，以后就采用“革命”两字来标榜自己的活动，并告诉同行的陈少白和郑士良等人：今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因为革命这词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似乎很有正统性，胜似草野造反，但是“革命”一词依然充满改朝换代的王权思想。孙文革命，因此自觉不自觉地是以汤武自居，而缺乏近代的民主意识。

此外我们还记得，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军部政治下的君主制国家，相当野蛮。即使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仅仅是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五年之后的1894年11月21日至24日，日军攻陷旅顺，对城内居民进行了连续四天的杀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遇害人数超过两万人。屠杀过后全市仅剩三十六人被留下埋葬同胞尸体，这预演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初三十四万人遇害的南京大屠杀。而日本人却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积极地支持孙文的早期革命活动的。正如俄国人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积极地支持孙文的晚期革命活动的。这两个国家是中国的宿敌，全都希望通过革命动乱来使自己的势力顺利进入中国，进而获得在中国的支配地位。后来它们全都如愿以偿，以致中国迄今为止贫弱不堪。

我们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孙文主义早在俄国的列宁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正式形成之前的几年乃至十几年，就提出了一党独裁、领袖原则、军事建国等现代极权主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上述的研究结论，并不贬低孙文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相反，在中立的历史观察家看来，一个模仿的、早夭的、失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绝对值、独创性、影响力都远远赶不上影响巨大、后果深远、迄今顽强的“现代极权主义”。尤其考虑到，“现代极权主义”其实构成了后发的传统社会向先进的现代社会的必要过渡，不仅以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构成其庞大队伍，而且以毛主义、格瓦拉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末流和思想变种，泛滥第三世界。

与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等赤裸裸的新军军事专政不同，现代极权主义的领袖都不是军人出身，如孙文、列宁、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但是他们最终都成为超级军阀，并且十分矛盾地作为某种“理论家”，崛起于社会破产的巨大灾难中。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极权主义的创始人们多少和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有些相似：他们用某种“主义”武装起来，通过动员群众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然后再从基层着手、实行军事专政、推行军阀建国的总路线。这样的现代极权主义，不仅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僭主政治更加彻底，而且比土耳其的凯末尔开始的一系列“二十世纪革命的军事独裁者”，包括中国的蒋介石和亚洲、拉美的许多军事政变集团首领，都更能严密地控制整个社会。

据《蒋介石日记》，蒋成为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完全是由于个人原因：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个人独裁的主要反对者。这是距离辛亥革命的爆发还不到一百天。蒋后来在《日记》中说：“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可见双方都对此都讳莫如深。刺陶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开始撰写日记，多年以后他在日记中如此提及，因为回过头来看，这已经变成决定他的命运和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

这一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

陶成章（1878－1912年）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是光复会的创始人和同盟会的重要骨干。1909年，包括陶成章和同盟会一批成员在内的革命党人看不起孙文的所作所为，要求罢免孙文的总理职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传单，体现着中国中部各省同盟会成员们的不满，撇开一些颇难弄清是非的具体争议，有一些意见深刻剖析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活动分子的通病和顽症，不失为警世箴言。

兼听则明，听一听不无好处。他们说：“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亦不过三十余人……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为众人独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于南洋之各埠矣。”又如，他们指出：“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

反对孙文的还有章太炎。章太炎作为同盟会和后来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民国成立后，同盟会等一些革命团体酝酿改组，结果成立了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极力排挤其他革命团体的领袖人物，以便强化自己龙头老大的地位。这时有两个主要革命领袖反对孙中山个人独裁。他们认为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从事革命，为什么要突出你孙文个人？这哪里还有民主和自由的生存余地？这两个反对最力的人一个是黄兴、一个就是陶成章。陶成章首先表态反对孙文独裁，所以遭到杀害。

陶成章遭遇毒手的原因，是因为他作为先知先觉者，最早公开批评孙文的个人野心，并号召倒孙。孙文感到了危机正在扩大，为了杀一儆百，不惜动用黑帮手段，他自己不出面，却让陈其美向蒋提出要“解决陶的问题”。陶成章风闻有人要对自己下毒手，就住到医院里，但是蒋还是找到他，与另一个职业杀手一起刺杀了革命领袖陶成章。

这个暗杀行动不仅比斯大林、毛泽东残杀党内同志的行径都要早；而且比袁世凯暗杀政敌宋教仁的行动也要早一年。十几年后，蒋介石终于成为孙文的连襟。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否用陶成章的鲜血凝成的呢？由此看来，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凶残：也许正是其刺杀陶成章的卑鄙行为，启发了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非法兼不义的暴力，从此在中国取代了政治辩论和民主竞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孙中山第一个背叛了民主革命──他自己逃离战场，不敢参加辛亥革命，却杀害辛亥革命的志士；孙文不仅下山摘桃子，而且大吃人血馒头。

陶成章被暗杀后的1913年9月27日，孙文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要将国民党改组为他个人专制的“中华革命党”，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打指模、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具状宣誓效忠，生杀予夺之大权集中于他一人。即使有陶成章惨遭杀害的前车之鉴，这一黑帮举动还是遭到大家的反对。可见辛亥革命的精神，在孙文独裁下依然不死。黄兴不屑于和孙中山争执，就悄然离去。1914年，中华革命党设本部于东京，推选孙中山为总理。本拟举黄兴为协理，因黄反对立约按指印，并在策略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拒绝入党而虚其位。除了他，胡汉民、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也不希望看到党内民主转成孙文个人的一言堂独裁。

孙中山最卑鄙的行为是陶成章死后四年，1916年8月，孙中山在绍兴逗留三天，为了掩人耳目，竟然厚着脸皮去“凭吊先烈”、祭奠陶成章的英灵。孙中山还若无其事地视察成章女校、接见秋瑾的后人，作了十分丑恶的表演。孙还在绍兴东湖专门纪念陶成章的“陶社”题下了这样的冠冕堂皇的横匾：“气壮山河”。这表明孙中山确实是一位伪善的凶手，惯于“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最后也成为毛泽东对林彪的评语，其实也是毛泽东的自况。孙还好意思颂扬躺在棺材里的陶成章“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试想，如果陶成章是“气壮山河”，那孙中山岂不就是“胆怯首鼠”；如果陶成章“实有巨功”，孙中山岂不就是“罪该万死”？孙中山为秋瑾撰写的挽联说：“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这虽被屑小之辈捧为“字字铿锵，读之感人肺腑，动人心弦”，但是其中又能有几许真情呢？

陶成章（1878─1912年）的小传如下：清末反满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字希直，号焕卿，别署陶耳山人，自号会稽山人，笔名汉思、巽言等。浙江会稽人。六岁入义塾，十五岁即辍学为塾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除编印过《白话报》、《中国女报》等书报外，还有《秋瑾集》等。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他与蔡元培、龚未生等人在上海创建了光复会，负责联络浙、苏、皖、闽、赣等五省会党。次年8月，陶成章与徐锡麟、龚未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培训反清革命的武装干部。不久，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来陶成章南下东南亚各国，联络海内外革命战争志士，筹募革命经费，并办报办学，著书立说，鼓吹革命。他在仰光任《光华日报》主笔期间，写了《浙案纪略》这编文章。宣统二年（1910年），陶成章与章炳麟在东京恢复光复会，陶任副会长。次年，他又在上海组织锐峻学社，作为革命机关。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陶成章又发动光复军起义，为光复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地作出重大贡献。1912年1月14日，在上海广慈医院养疴的陶成章遭到阴谋暗杀，年仅三十四岁。

那么孙中山授意杀害陶成章是否一个误会或是误传呢？不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事实证明，孙中山不仅暗杀革命党人，还暗杀新闻记者，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刺客、恐怖分子，而且是恐怖集团的首领。他所杀害的记者黄远生还是一个著名记者，远比蒋经国暗杀的江南更有影响力也更加正派，但同样也是在美国被害。死的时候比陶成章还年轻，年仅三十岁。

黄远生（1885－1915年），江西人，二十岁中进士，官费派往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民国初年，黄远生先后任北京《东方时报》、《亚细亚报》、上海《申报》记者，并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被中国新闻史学界称为“报界奇才”、“新闻通讯文体创始人”，甚至有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黄远生以“能想”、“能听”、“能写”、“能奔走”的“四能记者”自勉，文笔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在中国新闻史上很有影响。他几乎对每一个时期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深入的报道。北洋时期和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几乎均有涉及，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能抓住读者的心，将真相内幕及时告知天下。其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四卷，收入二三九篇文章，死后于1919年由他人出版。内容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肯接受，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乘船赴美，在美国继续撰写时政评议。因其在国内的影响力，隔着大洋仍对中国社会发挥作用，以独立报人的立场看世界，尖锐的批评直指要害，为各派邪恶势力所忌。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却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两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在逃，一直未获。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是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后来再曝出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黄远生因此成了革命误杀的牺牲品！无奈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还得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

凶手到底是谁？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如何被杀的说法当时就更多了，如有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也有记载他“被革命党人以袁党分子的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说是“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

1916年初，黄远生的遗骸由当时中国北洋政府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

当时黄远生的晚辈梁漱溟担任《民国报》记者，闻此噩耗后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开始写作《究元决疑论》一书，试图从佛教出世思想中寻求“人生之苦”与人生真义，从此登堂入室，进入鱼龙混杂的北京大学，摇身一变为“教授思想家”，由此可见黄远生之死的影响之大。梁漱溟虽然只比黄远生小八岁，但却是学生一辈的。西安有个古庙，珍藏一套古刻本《大藏经》，康有为到西安时，看到这部经，便将它偷出陕西，据为己有。西安各界人士知道了，大为震惊，将《大藏经》追了回来。梁漱溟送妹妹赴西安教书，听到这件事，感到有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弄不清，回到北京后，向名律师兼记者黄远生请教。他当时穿着长衫，一副中学生的样子，但黄很热情地接待并指点了他，使他深受感动。梁漱溟又拿出自己写的《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向黄远生请教，黄看后写了一篇长文《晚周汉魏文钞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给梁的编写很高的评价，二人自此交往更深。

先前，1912年梁漱溟十九岁参加了汪精卫组织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说，“我有一段新闻记者的生活，并且那个记者是外勤记者，外勤记者就是访察新闻的。”可见其工作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可以想见黄远生的遇难给梁漱溟带来的惊吓和压力，使他因“人生问题”的困扰两度自杀，还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梁漱溟逃离了记者行业，所幸因其“佛学研究”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凭一个中学毕业资格登入大学教授坐席。他在北大七年发表了诸多著述，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梁濑溟曾对学生回忆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别人也转述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其实，本来对哲学没有兴趣的人成了哲学家，这都是黄远生暗杀事件的余波。

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回忆黄远生“去美国，他在去美国的轮船上写了一个《忏悔录》，到了就死了。”而梁漱溟承认自己的处女作《究元决疑论》就是因为看了黄远生临终前不久的《忏悔录》而写的。按照梁漱溟的理解，“《忏悔录》就是说自己过去一直跟上层啊、跟当时的高官贵族打在一团，打在一块儿，虽然好像是不参加他们，虽然不是吧，但是跟那些人搞得很熟，人家要逼他，要让他拥护帝制，他又不肯，不得不跑，所以他这个忏悔啊，忏悔过去生活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有才的人，有才的人也都有欲望，那么在男女问题上、在用钱上很随便，他的忏悔在这个地方。”

但是最奇怪的是，直到1980年代梁漱溟还公开宣称，由于美国华人将黄远庸（远生的字）错当成袁世凯的亲戚愤而杀之。梁还专门找出一番理由：黄远庸按英文的规矩被写作“远庸黄”，而华侨尽管在美多年仍用汉语的读写习惯，将远庸的“远”的音，误当作“袁”的音，因而导致黄的杀身之祸。这个“道理”看似自圆其说，实则站不住脚。况且历史真相也已披露，孙中山的党羽“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追杀黄远生，目标十分明确。至于国民党为掩人耳目，硬将黄远生和袁世凯“绑”在一起，在华人和华侨的中下层散布如此荒谬的谣言，并且谋杀选在圣诞节的中国餐馆，是考虑到人少，特别是在家过节的洋人少，尤其说明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罪案。

但是，不仅梁漱溟对此罪案讳莫如深，更为蹊跷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洋洋十三卷本的《顾维钧回忆录》也对此哑口无言，只字未提黄远生之死。尤其考虑到，当时顾维钧作为中国驻美的特命全权公使，不可能对案情的蛛丝马迹全然闭目塞听，更不可能“忘记”了这个历史事件，除非他是有选择的遗忘。看来，黄远生之死能让很多这样的“好人”都装聋作哑，其背景确实非同一般的黑暗。

将黄的死归咎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也是一个极其诡诈的阴谋暗算。因为袁世凯与新闻界的关系确实非常糟糕，据统计，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封闭报馆七十一家、传讯四十九家、捣毁九家，二十四位报人被杀害、六十余位报人被捕。其中最血腥的事，是报道宋教仁被刺案，九名记者因此被杀，多间报馆被封。考虑到这一血腥的记录，那么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的一份条陈，就有了“约束暴力”的意义：“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

这与其说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还不如说是“黄远生企图用法律限制袁世凯的暴行”。因为中国这些军阀领袖的杀人，远远超过了后来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管制。表面看，这个条陈是在主张舆论专制，其实呈文的关键在于“从法律干涉”五个字──黄远生一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法治”，他说法治之国绝不容许个人的势力存在，新闻当然也必须受法律的规范，黄远生曾经愤愤地对好友林志钧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同时号称记者的这些人，哪一个够得上这个资格！”他说，在这个时代从事新闻，真是“一大作孽事”。也因为“从法律干涉”这五个字，这份条陈根本未被袁世凯采用，可以直接用收买和暗杀的，何必用法律？

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可是新文学史上本已有名的黄远生，后来却被抹煞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为什么遭到第二次杀害？因为事实逐渐清楚了：他是被军阀建国的先行者孙中山给杀害的。由此可见，孙中山确实比袁世凯更凶残，他竟然追到“自由民主的新大陆”美国杀害中国的异己，这不仅严重侵犯美国主权，而且表明这个“中国的华盛顿”完全是个目无公法、践踏基本人权、破坏民主自由的国际恐怖分子。这个1980年代江南被刺案的“孙文导师版”表明，不论大陆的“红色恐怖”还是台湾的“白色恐怖”，孙文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行者和教唆犯。

暗杀黄远生案真相大白时，是在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19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行动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林森后来担任民国政府主席，他的主席位置，显然是对其刺客行动的犒劳。他的头衔，究竟是由多少冤魂支撑起来的？

事实证明，黄远生之死的血案，与“被革命党误为袁党”的谎言实际上没有任何干系，完全是因为孙中山要用恐怖手段消灭异议人士。“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何要以卑鄙的、窃贼一样的暗杀手段，来消灭区区一介记者？原来，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人的卖国活动也有所揭露，如揭露“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军阀的黑金图谋执政等事。孙中山为保障资金来源而杀人灭口，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阴谋设计了一石二鸟的毒计，即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还让袁世凯替孙文背了黑锅──可谓机关算尽。孙中山这样黑白通吃的“全才”，成了现代中国的国父，中国还能好吗？其遗像不仅悬挂台湾，而且游行天安门广场，其暴力治国的概念自然深入人心、难以根除了。

二、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1966年到1969年之间，毛泽东命令中共封闭了所有的学校，我作为一个小学生也被迫辍学在家。有一天，百无聊赖之间碰巧读到一本闲书，名叫《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第1版）。该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从清末的变法维新写到辛亥革命；第二卷从北京军阀政权写到北伐战争的结束；第三卷从国共内战、抗战写到“全国解放”。这虽是一部革命老人的闲书，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六十年的变迁》虽是一本历史小说，但却是自传体的，作者李六如以“季交恕”的名字出现在书中，且是一贯的核心人物。

《六十年的变迁》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清末的年轻人都想走“军事救国”的路线，因此纷纷从军，甚至远走日本、欧洲，加入军校。实际上最后推翻满清异族统治的也就是这批军人乃至军阀所发动的“武昌起义”（1911年）──以暴易暴的万妙灵丹如此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至于毛泽东在此之后十六年（1927年）才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并非先见之明，而是对“军阀建国”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甚至仅仅是现象的描述。

六十年的变迁，就是1894年到1954年的变迁，也就是军阀建国的历史过程。等我读完《六十年的变迁》这本描写军阀建国的书不久，军阀建国的高潮──“文革”中的中国大陆，就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全面的军事管制（简称“军管”）。阅读《六十年的变迁》和目睹文革解放军的全面军事管，这两件事加在一起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一个“历史──现实”的生动例证。很深的印象使我从此意识到现代中国的支柱是军队，所谓“钢铁长城”不仅是对外的防御，也是对内的压抑。我由此认识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军阀主导的中国。尽管军阀通过一党专政制造了党阀，党阀又通过改革开放制造了财阀甚至学阀；但是，“一党专政”的实质是军事专政，军事专政的功能是军阀建国，这确实明明白白的。“党指挥枪”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一体两面的硬币；所以一到“文革”、“八九民运”这样的“危急关头”，党的机器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采取“军事管制”、“军队戒严”这样的“极端措施”，来把军阀建国的极权主义本质暴露了出来。

回首二十世纪初年，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孙文（1866──1925年，又名孙中山、孙明德、孙逸仙），在其《遗训》（“总理遗嘱”，1925年3月11日补签）中写道：“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下面我们可以发现：这几部文献都不失为“军阀建国”的纲领性文献。

而毛泽东1927年8月7日在武汉中共中央秘密会议上所说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语，不过是孙文“军政府”学说的一个粗劣拷贝。但是《遗训》精神非《遗训》之过也，因为在《遗训》前后，二十世纪的中国政府都是军政府。不论是满清北京政府、袁世凯系统的北京政府，还是广州军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瑞金苏维埃政府、满洲国政府、汪精卫（与满洲国同样依仗日本军阀）、重庆国民政府、毛泽东系统的北京政府、台湾国民政府──这一切“军政府”思想的总源头，其实都是来自八国联军所传播的“西方的真理”。这一真理，后来被“孙文主义”剽窃了过去，变成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式，其实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方式，是一种“教化野蛮人”的征服活动。

在指出上述真相以前，陈旧的看法认为，孙文的军事专政思想因为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以及各地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使孙中山立即着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希望彻底破灭。军阀割据，没有统一的政府，当初革命所倡导的主义无法顺利推行，民众亦处于战乱之中，于是孙文才会在《建国大纲》中规划：“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直到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下面我要进一步指出，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国同盟会”1905年成立，当时还没有出现辛亥革命和皇权瓦解造成的军阀割据，过后不久就发表了一个《军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之间），里面明确说：“革命措施之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皆循守之，有违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时，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这是后话。

《军政府宣言》还设计了革命时期筹集军费的办法。规定每军设一个“因粮局”，专司军费之事。宣言规定：革命军每到之地，百姓十人养一兵；一切官业、反抗军政府的满人官吏家产、反抗军政府的人民家产，一律充公；凡军队所至，得与境内人民有家产者借用现银；境内人民家产，过一万元上者，令捐十分之一，五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每军的“因粮局”有权发行“军用票”，流通市面，与实银同一使用；军队所到之处，清政府发行的纸币，一律作废。……

这种想法为中共后来在“红区”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没收浮财，以及在“解放区”推行的“土改”、“交公粮”运动，做了先行者。

同样，在近代中国的报业史和“新闻思想史”上，孙中山也是个决定性的人物。《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指出过，在孙之前的社会活动家们，无论内心如何，大多视报纸为“民口”，即民众诉求和社会舆论的宣泄口。但孙中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所热衷于兴办的是“党报”，并且鼓吹用“党口”来取代“民口”。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中国政党史”上，也是孙中山首创党魁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的做法；是“最早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提出报纸应该充任‘党的喉舌’的革命家。”（163页）

根据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孙眼中的报纸只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记者都是党所派出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和派出所的警察毫无二致。新闻记者如果力求成为事实的记录者，就是失职。新闻宣传既然是革命武器，革命和建设当然都少不了报纸的谣言鼓动。例如，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梁流亡日本，孙在1898年本想与康、梁联系合作，但遭到鄙视和拒绝，于是孙创办《中国日报》大力抨击保皇党。1905年8月，孙为首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机关报《民报》，但宣传的却是孙的党权至上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既然党组织成了封建主，党办的报纸自然应该充当列宁式的党喉舌。1905年，列宁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政治浪人，比孙中山强不了多少，因此孙文1924年和苏共的“合作”不完全是权宜之计，而是臭味相投，有其先天的“与俄国同志的共同凶性”。这还为后来汪精卫投靠日寇、“曲线救国”，做出了“表率”和理论根据。

第一，党报作为“革命宣传机关”和“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既要大力宣传“党义”，又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敌，所以谣言和诽谤是必不可免的。作为党务机关的党报，因此必须成为培训党义宣传员的学校，党领袖应负起教员的责任，经常到党报学校来演讲，以培养宣传人才的欺骗能力。

第二，革命党要有高度的思想统一，党报就应办成“舆论一致”的造谣机器。孙说：办党报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舆论”。这已经是毛思想的先行，难怪后来毛要把孙像挂在天安门，予以表扬。在“革命”的名义下，谣言成为真理，党报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舆论，这样的党报当然要把新闻原则当作头号敌人。美其名曰：“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为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后来居上的独裁者毛泽东因此顺理成章地把它的极权主义说成是“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因为在不给别人以言论自由方面，毛泽东虽然比孙中山走得更远，但依然是孙的后进者。毛在1955年5月24日《驳“舆论一律”》一文中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事实上，从中共建党初期到延安整风再到反右、文革、改革，不要说“人民内部”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就是中共党内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归根结底，毛所谓的“人民内部”仅仅指代独裁者本人，在必要的时刻甚至连它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包括在内；而毛所谓的“一切阶级敌人”就是指代除了朝令夕改的独裁者本人之外的全体人类。

简单说，列宁主义原则就是军事专政原则，但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列宁把军事专政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但还是一不小心，从“军事共产主义”里还是漏了口风。

三、孙中山军政训政是军阀专政

早在布尔什维克1917年用军事政变推翻了俄国革命临时政府之前三年，即1914年，孙文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里正式规定：“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一、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至此，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名称，才开始陆续提出，以代替军法、约法、宪法之治的用语。但其军事统治的思想，却由来已久，并不完全是军阀割据的现实逼迫出来的。

至于后来日趋完善的《孙文学说》，在其第六章对于上述“三时期”有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不过这在我看来，更大的可能只是“军阀统治的说辞”：“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第一为破坏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第二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之下，再分为乡村区域，而统于县。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然后再由“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施行宪政，进入建设完成时期。

其所以要循此三时期之顺序以建设中华民国，经过训政时期，而达宪政阶段，其理由是“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此袁氏帝制之时，而劝进者之所以多也。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主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而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当为主人矣。其忽而跻于此地位者，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也。……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在昔专制之世，犹有伊尹、周公者，于其国主太甲、成王不能为政之时，已有训政之事。专制时代之臣仆尚且如此，况为开中国未有之基之革命党，不尤当负伊尹、周公之责，使民国之主人长成，国基巩固耶？”

孙文解释说，训政中的“这个‘训’字，就是从《伊训》的训字用得来的”。《伊训》是《尚书》的一篇，相传是殷初权臣伊尹教训被他监管的儿皇帝殷朝国王太甲的文章。孙文担心古史不为今人所解，就进一步解说：“我举个实例：美国林肯放奴，这是何等一件好事！论理这奴隶要怎样的感谢林肯？他不但不感谢，反把林肯做了他们的仇敌，以为把他们现在的生活弄掉了，竟至把林肯刺杀了，这不是习惯难改吗？……中国奴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

1923年1月29日，孙文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对训政的必要作出说明：“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指出“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按照这个逻辑，1917年成立广州“军政府”，1928年北伐成功，名义上结束了军政时期。但其实，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撤离大陆，都没有脱离军政时代。而1949年以后在台湾展开的白色恐怖和在大陆展开的红色恐怖，其实都是这个“军政时期”在海峡两岸的分别延续。至于“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勘乱”总计二十二年期间，又哪里有“全国归于统一”、国民政府实行《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执政的国民党进行“一党训政”的空间？至于以下说法更是荒诞不经：“在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议决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1948年5月20日，国民政府改组为总统府，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也改为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正式进入宪政时期。”因为这个“宪政”是在全面内战中进行的，比林肯“解放黑奴”式的烟幕还要拙劣。

由上述可见，从1917年至1919年撰写《建国方略》，全面构想改造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到1923、1924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都无不贯穿“军阀建国”这条主线。后来毛泽东又在“军阀建国”的纲领上加上了“愚公移山”的鬼符，把中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三民主义并非哲学理论，只是政治纲领，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一“三民”纲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目前可看到的最早材料，是1906年8月在香港《中国日报》以广告介绍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避免冗长，简称“三民主义”；最后则是1924年孙文以“三民主义”为题的十六次讲演。而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被解释为三民主义的潜在形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建立民国”被解释为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解释为民生主义。1905年10月20日的《民报》发刊词则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

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文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于是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十六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其要点如下：

1、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2、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3、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显然，这里的三民主义已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尽管他认为最后一个目的即民生主义，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不同。

至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是明确主张“改造中国”，同时承认“（辛亥）革命第一次失败”，“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今日北京政府权力，初非法律所赋予、人民所承认，乃由大军阀攘夺而得之。大军阀既挟持其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复即利用中央政府，以扩充其暴力。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藉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减削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于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体尚未能获得自由，而欲一部份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耶？故知争回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国之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亦已显然，愿国人一思之也。”

上述言论，从理想主义的层面看虽然是在批判军阀建国的现实，但从现实主义的层面看却是在肯定军阀建国的理由。与列宁“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的逻辑，如出一辙。

孙文做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此不少人喜欢拿孙文比作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但是华盛顿却说，军队是一种“最危险的东西”。因此后来美国的正规军队只能用于对外战争，美国法律禁止正规军涉足国内治安。

四、军政府思想来源于八国联军

1900年（庚子年），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合部队以军事行动进入中国以解救被满清包围的使馆。八国联军前期由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开始时总人数约三万人。联军占领北京后清政府逃往陕西西安，经过一年多和谈，中国付出庞大赔款。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实行军事管制，建立了统治中国二十世纪的标准模式“军政府”。8月2日联军集中兵力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在廊坊受到义和团围攻，挫败后加大兵力，一举占领廊坊。8月14日凌晨联军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基本占领北京全城。这时慈禧太后胁迫光绪帝和亲贵大臣等逃亡西安，派奕劻与李鸿章向联军乞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华。联军陆续增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头攻入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内。此间，俄国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并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然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其余撤兵回国。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宣告结束，条约规定议和大纲十二条、附件十九项；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连年利息四厘在内，共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称为“庚子赔款”。其中本金四亿五千万即当时中国总人口，以示惩罚中国人每人一两。俄国索取赔款最多，达一亿三千余万两，近全额的百分之三十。而美国则运用庚子赔款，要求中国办学，成果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

此外，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掠夺，造成大量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损失，包括紫禁城、颐和园、西苑所存文物珍宝，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以及各王府、大臣府邸和民间所藏文物的失窃、破坏。

八国联军对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辟了直接的道路，并预演了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尤其突出的是，1906年孙中山发表的“军政府思想”即来源于1900年八国联军的军事占领及其占领期间的种种行政措施。下面我们以最先失守的天津为例，来看看这方面情况。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成立了临时军政府“天津都统衙门”。从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一共召开了三百二十九次委员会会议和四次特别会议或专门会议，平均两三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等皆以法文一一记录在案，最后汇编为几大本“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Tientsin”（《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收回天津主权时，这些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给了满清政府。

天津都统衙门的建立，固然首先是为了整顿秩序和治安、采取卫生防疫措施、“为联军驻扎提供方便，供应粮食及交通工具”，但也明确宣示要“清理中国政府及私人放弃的动产和不动产，编造清单并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采取防止本地人发生饥馑的措施”，在其发布的第一号告谕中宣称将“清理地方、保全善良”。

天津都统衙门这个军政府在其统治天津期间，为了防卫的需要，主导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将城墙拆除建造公路等，这为毛泽东五十多年后拆毁北京城墙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些建设项目的实施，又引来了列强中一些工商业团体更大的商业性开发要求，比如在新修的马路上建立电车、电灯等，由此促成了天津开埠以来的第一次近代化改造浪潮。

但是这个洋人建立的军政府，对违反枪械禁令的华人则一律“杀无赦”，而且均采用西方人自己认为相当残忍的斩首处决法，在那几本厚厚的会议纪要就充满了斩首命令。这使得我们想起了国民党的“清党”和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当然还有更早的元明清等屠夫政权的血腥杀戮。似乎中国这片浸满了鲜血的土地习惯了这样的生存方式，以致这个西方的真理所建立军政府对中国的反抗势力所进行镇压的方式，却依然“是依据中国国情进行的”。

当然，由于受其国内法的限制，西方人的八国联军的军政府毕竟不同于后来的两个中国（北洋政府和广州政府）和日本侵略导致的三个伪国（按照时间顺序：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汪精卫中华民国）等效颦者们，而是多少有些法制观念。例如八国联军的西方人对战后混乱的私有财产的登记整理工作，向能够出示财产证书的人发放房产证，并颁布了契约注册办法；而不是像是半西化的日寇和半苏化的中共，动不动就杀人放火、没收别人的房地产。以欧洲人为主的占领军政权，还将西方的契约精神带到了军政府的运作之中。而当时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在这种构架下，也不像后来单独入侵中国时那样无法无天、丧尽天良。

虽然如此，八国联军还是预演了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这在义和团、清军联合围攻使馆和教堂的重灾区北京，表现得十分清楚。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准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而事实上直到撤离之日偷偷摸摸的抢劫从未停止。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都被焚毁，以致“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大量历史文物遭到毁坏。不但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几乎全部毁于战火和抢劫，其它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也损失了四万六千多册。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尤其野蛮的俄国军队在洗劫中最为凶暴残忍，皇宫中凡是拿得走的贵重物品，一概拿走，凡是拿不走的便一概打碎，据估计，八国联军所掠夺的财物总价值不少于十亿两白银，比庚子赔款还要多，至于这给中国造成的实际损害，就更加巨大了。

八国联军把北京分成不同的占领区，真是天道无情，四十五年后，参与联军的德国自身就是以同样方式被同盟国瓜分了的，这恐怕是他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东四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

日占区设立“安民公所”，德占区设立“华捕局”，俄军张贴布告，禁止中国人民反抗，说“遇到执枪械华人，定改必即行正法。若由某房放枪，即将该房焚毁”。德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日军抓捕中国人，施以各种酷刑，试验一颗子弹能穿几个人，或者故意向受害者的身体乱射，让人身中数弹才痛苦地死去。这三个邪恶国家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更大面积地原形毕露，作恶多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

《庚子使馆被围记》（In discreet Letters from Beking）是英国人普特南·威尔的名著，记述作者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与教堂受困，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经历与见闻的日记体实录。普特南·威尔就是清末民初名盛一时的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

辛普森对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侵掠如实记载，因为作者本人就是种种劫掠活动的参与者。8月14日联军攻陷北京后，在中国京城的行动，辛普森赞美说这是“受苦难者报复之秋”。他目睹一队法国兵将一群“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的中国人逼进城内一死巷内，“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在他笔下，野蛮的印度兵也趁火打劫，“于昏夜中走入民居，各抢女人头上所戴之首饰，即一小银簪亦抢之”，甚至施以强暴；矜持的德国贵族也从乡村“骑马而行，鞍上满系巨包，前面驱有牛、马等兽，皆于路上掠得者”；凶残的俄国人以辎重炮车满载颐和园中的掳掠之物，实在载不动的便抛于车外，“于是有三个美丽无价之大花瓶遂受此劫，尚有玉器数件，雕刻奇巧，亦同时粉碎……”

但是辛普森认为，洋兵射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的行为“太过”，对自联军入北京后“满城皆荒凉寂静之象”也“殊不可解”；批评各国军队虽然服装、面貌各异，其实都是“盛装骑马之盗贼”，“其所为之事无异，皆杀人耳，抢劫耳”，甚至还有“予等外人罗唆繁琐，贪黄人之利益，颠倒东方生计之平衡，故致如此之狂剧也”。

但是人类毕竟是贪婪的动物，正义感挡不住“经济基础”的诱惑。在8月末的一篇记事中，辛普森叙述他自己也伙同德、俄、日等国军官一道闯入紫禁城、抢劫皇宫之事。他自己还以手枪恐吓极力阻止他们的守宫太监，进入了西太后寝宫，坐在慈禧的卧榻上嚼“香甜之玫瑰酱”，吸“俄国之烟卷”，并看上了“一精美之银便壶”；他还自告奋勇闯入户部银库大门，搜索金银，劫掠一空；后来，他索性成了一名文物贩子，在寓所中以金条、金币收购各国士兵搜罗来的各种珍宝，如戒指、宝石、鼻烟壶等等，其中有一件是法国路易十五世时的金扣带，为耶稣会教士初来北京时所赠清廷礼物之一种，十分珍贵。对于自己参与抢劫活动，辛氏也忏悔说：“人之血既已激动，且经过长期之禁锢，见此情形亦不免有参入之思想，不能自持”。

还有其他记载指出“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籍。”英国的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另有记载指出：“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曲老少，尽驱诸裱褙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经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这无疑就是日本军队二战期间设立的“慰安妇”制度的样板。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已经九十岁，也被联军百般侮辱而死。许多人不甘侮辱，含冤自尽。国子监督酒王懿荣居住的锡拉胡同十一号，怒说“岂能被所辱”，结果全家投井自尽。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也服毒自杀。八国联军，如此导演了南京大屠杀的预演。

杀人强奸以外还免不了抢劫。法国主教樊国梁从一个官员家里抢走价值百万两白银的财物，法军统帅佛尔雷一个人抢劫的珍贵财物就有四十箱，法军还抢劫了礼王府白银二百万两。东四一带的商店被抢掠一空，著名的“四大恒”金号全部被抢。地安门以东、东安门以北，房屋被焚毁十分之七八，前门以北、东四以南，几乎全部被毁。八国联军抢走北京各衙署存款约6000万两白银，其中日军劫掠户部（今公安部院内）库存白银2,914,856两，并立即放火烧房，企图掩盖罪证。甚至鼓楼的更鼓，也被日军用刺刀刺破。这使人回忆起，后来“八一三淞沪战役”过后，上海百姓回到家中，赫然发现自己的床上竟然留有日本占领军的大便！这显然不是出于“军事需要”，而是“乡下人进城”导致的“兽性大发”。

8月28日，八国联军在满清皇宫阅兵，各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集结列队通过天安门、端门，穿过皇宫，出神武门。依次有俄军、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奥军等3170人，俄国军乐队吹奏各国国歌、乐曲。这是1949年到1970年毛泽东“天安门检阅”之预演。难怪毛泽东对西方的真理佩服得五体投地。

阅兵之后，各国军官重新回到皇宫，以参观为名公然抢劫，一个英国人事后回忆说：“一大群联军军官见到这些东西伸手就拿，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装入口袋。”中国文物像1966年“破四旧”那样遭到浩劫。就这个意义来说，八国联军是西方真理的红卫兵，而红卫兵就是毛泽东的八国联军。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被抢掠。俄军最高指挥官阿列科谢也夫等人把慈禧卧房里黄金和宝石精制的数十件珍宝洗劫一空。仅嵩祝寺一处，丢失镀金铜佛三千余尊，锦绣制品一千四百件，铜器四千三百件。就连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联军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这明显是1966年文革“破四旧”的“试点预演”。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两千多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劫掠破坏，1900年全部被八国联军损坏。《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由三百六十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七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掉数万册。翰林院（今公安部院内）收藏了许多宝贵书籍，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一空。直到现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里还有许多当年被抢掠去的图书。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认为：八国联军并不纯粹是一次军事行动，而带有文化革命的性质，是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耻先驱。而毛泽东“破四旧”的灵感，与其说是来自纳粹焚毁犹太人的著作，不如说是来自八国联军对北京的洗劫。因为先有八国联军，后有纳粹分子，而且八国联军的暴行毕竟是在中国首都进行的“示范”，汉奸后辈自然效颦。

联军统帅瓦德西当年10月22日向德国政府所提报告，对各国军队抢劫情形说得非常详尽，特抄一部分如下：

……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

在英国方面……所劫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为余言曰：印度军人（在此间之英国士兵几乎全系印度亡国奴）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绝对不能理解。故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之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为。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此外关于清宫及颐和园的被劫，瓦德西亦有叙及。他在这一报告的最后并总括地说：

“所有中国此次的受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仍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凡此种种，不仅预演了南京大屠杀等历史惨剧，而且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上演的暴行。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流所说的“西方真理”，就是如此由八国联军的枪杆子直接输入中国的；枪杆子里面不仅“出了政权”，还“出了真理”：八国联军1900年入侵建立军政府后，仅仅过了六年，“中国同盟会”1906年就发表了一个《军政府宣言》，其“军政府思想”显然来源于八国联军的“军政府实践”。

五、陈独秀《造国论》是军阀理论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孙文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大历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不论军政、训政，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还政于民’。”1924年4月，孙文所发布的《建国大纲》，更对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及其各自的做法，详加规定。

孙文被奉为中国民国的国父，影响其实极为深远。他于1924年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经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后，于1924年4月12日公布。其中二十五条中的第五第六两条再度强调：“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值得注意，孙文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发表的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这显然具有“军事建国”乃至“军阀建国”的意味。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三民主义成为台湾威权体制下的“党国意识型态”，高级中学及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透过此一课程极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构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正统乃至民族道统的地位，大学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台湾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除了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当时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的文字。解除戒严及动员勘乱时期之后，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变，大学内相关课程则逐渐改为中华民国宪法课程，国家考试及大学入学考试则渐次缩减，甚至停考该科目。各三民主义研究所则改名或改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还依据军阀建国的思想，对追随者作出如下许诺说：“凡助国民党奋斗以驱除民贼、建设自卫的革命政府之革命军，国民对之，当有特殊待遇。每革命军人于革命完全成功之后，愿意归农，革命政府行将给以广田，俾能自给而赡家族。”而在这之前将近二十年发表的《军政府宣言》，已有“恤典”一节，规定：凡交战受伤，以至残废不能任职者，其退伍后，照本人现饷现俸，赏给终身；凡在军身故者，无论将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给赡养费，父母妻养至终身，子女养至二十岁。事后证明，这种种许诺无一兑现，全部规定都是欺人之谈。纵观现代中国，无论哪个党派的军阀，其属下的“革命军人”除了家破人亡之外，可说一无所获。这样的“优待”最终只是一种安慰剂，是为了帮助士兵们克服那种恐惧：“以剑为生的人必须准备死于剑下。”

“联俄容共”是孙文晚年推动的政策，主要是引入苏俄的外援，改造中国国民党为党政军一体的极权结构，同时建立党军，执行军阀建国的制度。

建立党军而非国军的理由是：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不足，两次护法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孙文认为必须建造自己的军队。在西方国家拒绝给予孙文援助的情况下，孙文与苏俄的关系日益密切。孙文在1923年与共产国际合作，苏俄方面给予孙文大量武器和财政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孙文建立党军，推动北伐，第二年，军阀建国思想的执行工具“黄埔军校”成立。作为交换条件，孙文同意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史称“联俄容共”，中国共产党则在后来将其称为“国共合作”。共产党方面称孙文的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叫做“新三民主义”，而这与国民党人对容共政策的理解并不一样。

孙文死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并控制了国民党的诸多重要职务，引起国民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并不是偶然的，说明两党确有同质之处。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在财政上不再需要苏俄的援助，随即发动“清党”；但是武汉的亲共派首领汪精卫依然站在苏俄一边，直到他偶然获得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行动的策略”等密谋文件后，才恍然大悟，加入了清党。这表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毕竟和中共的“一边倒”向苏维埃祖国的政策有所不同；因为国民党是被苏共改造的，中共却是从苏共派生的。

但即使如此，主张消灭国家的中共也像国民党一样积极从事违背其共产主义理论的“建国”活动。不过它把话说得更露骨、更难听，把建国叫做了“造国”。

范德伟《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的缘起和缘由》一文提出，《向导》周报第二期（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发表了《造国论》，首次提出进行“国民革命”的主张。他说：“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

1921年中共创立时，对自己在现阶段的革命使命并不清楚，体现在中共“一大”文献上的，是泛泛的“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样的纲领，怎么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互相一致呢？

后来，在列宁和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挥下，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制定了新纲领，通过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

这其实就是要通过寄生在国民党军阀内部，来从事“军阀造国”的活动。因为“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必须立即行动。因此“与国民党的合作”也就成了当务之急。与国民党的合作方式，中共“二大”原先设想是党外合作，即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建立联合战线。可是中共的这一决定，却被再度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左”倾幼稚的表现。8月底，马林召集中共领导人在西湖秘密会议，“提议加入国民党组织”。中共与会的五名中央委员“一致反对此提议”，认为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马林则宣布，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与《造国论》同时发表了《国民党是什么》一文，陈独秀巧舌如簧地编造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而在我们看来，这个“国民的一般利益”其实就是军阀造国者的特殊利益。

陈独秀《造国论》的许多主张，都可在孙中山那里找到。如

（1）陈独秀提出的“我们以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与孙中山在1919年10月8日讲《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所提出的“革命成功已经八年，何以到今日还有‘改造中国’的名词”，意思相似。

（2）陈独秀要求“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与孙中山的“我们既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我们的责任，以后就在造成一个真正中华民国”，也相类似。

（3）陈独秀提出的“国民军”、“国民革命”，是孙中山《军政府宣言》提过的。

（4）陈独秀提出国民军“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这与孙中山反对英雄革命，主张不为私利的、国民皆负责任的革命，意思也相通。

（5）陈独秀提出的四步造国程序，即：“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显然比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提出的三期“次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更加接近1949年以后发生的全面军管、没收财产、阶级专政、三面红旗、文化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迫害。

《造国论》发表后不过两年，中共影响下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已经成功地把国民党引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陷阱，从而间接引爆了“九一八事变”的亡国危机，“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两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趁机在江西瑞金县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更早诞生。这把插在中国后背的尖刀，使得中国政府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几千万中国人民遭到屠杀。

这是一条直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军阀造国道路。革命之所以无罪、造反之所以有理，就因为这是一个“军阀造国”的时代。云从龙，风从虎，革命青年从新军。而我们知道，正是新军而不是旧军，才是北洋军阀和各种军阀党阀的总源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周易·乾》）这个圣人就是自称“四个伟大”的军阀顶峰，他费尽心机爬上天安门，好让已经变成物质的万民都来瞻仰他的胖脸。……为此，需要发动文革，需要颠倒历史，需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1928年10月，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他掌握政权以前，不要说政府，甚至连军队和国民党本身，都不是一个团结的、有统一思想的或有严格纪律的组织。

蒋介石上台过程中，首先在1927年4月12日开始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秘密组织进行了“清党”。为了对抗苏联的渗透，他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旧式的官僚和军队。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成功后，这些军阀、官僚纷纷依仗功劳在新的国民政府分了一杯羹，于是，新政府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阀官僚集团。

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排列顺序“党──政府──军队”，到蒋介石执政以后，被颠倒过来：1935年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43%是军官，而这1927—1937年的“黄金十年”中，国民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二用于军费和偿还债务。可见军阀造国的步伐正在得到不断强化。

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希望结合东方与西方，以中国的儒家道德为内涵，学习法西斯主义以民粹方法迅速动员民众，结果他掀起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平心而论，这种以军事方式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行动，的确把若干现代卫生与道德常识普及于大众，并激起若干民族主义式的爱国热情，但是倡导领袖崇拜的结果却使恶人趁机作怪，而特立独行的人却只能忍受政治压迫──这些动员方式的恶果后来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里登峰造极，被共产党自己称为“十年浩劫”（1966年文革到1976年毛死）。

1932年，蒋介石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不久，张静江、戴季陶来访，他们告诉蒋介石，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其党魁阿道夫希特勒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主张铁血政策振兴国家，他们的做法似乎值得中国民族主义吸取。蒋介石听了介绍，不久之后就决定请戴季陶带一个代表团去德国考察，并表示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军队，还将分批派人到德国学习。戴季陶从德国回来后，再次劝说蒋介石学习希特勒，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和军事上的准备，以内御国贼、外抗强权。

于是蒋介石命令心腹顾问黄郛创办《复兴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如何复兴的长文。由于蒋介石的提倡，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兴盛一时。此时黄埔系中一些骨干分子组成“蓝衣社”，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一切唯领袖之命是从。CC系的“中央调查处”也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系统。

CC派，是由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领导的，他们两人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1920年蒋在政治流亡期间，积极介入了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动，据说那是戴季陶和张静江根据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党筹资的命令而协助建立起来的。四年之后，蒋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陈果夫曾任过短期教员，接着他当了党的征募人，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军校招收新生。而陈立夫1926年成为蒋介石的英语机要秘书，在北伐战争中当他的密码负责人。

有评论认为，CC派期望发现或创造一批“社会的中转站，以传播他们的计划，并让全民接受”。日本特务部门则把CC派叫做“CC团”，认为是国民政府的一支反日宣传力量，也是民政界与蓝衣社对等的一个组织。这个团体的使命是在中国组织爱国知识界，以唤醒大众和促进种族的发展，同时为祖国的繁荣而致力于恢复国民运动。该组织反对共产国际操纵的所有军事团体和外围组织，它以抵销外国影响为目标。这个团体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巩固二次革命的成果。

此后国民政府与纳粹政府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蒋介石让中山大学校务委员朱家骅去德国，邀请了一批德国将领来华当军事顾问。1932年5月请来了塞克特将军，他在1920年至1926年担任过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塞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策略。迫使江西的“中央苏区”由苏联人训练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一场自称“长征”的被迫逃亡。“长征”的方向是西南，所以并非“北上抗日”，制到遵义会议以后才决定北上依靠苏联、蒙古的。

1935年，蒋介石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1936年4月8日，双方还在柏林签署了《易货协议之补充信贷合同》。美国《中国每周评论》很快发现了问题，立即指出：“我们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

其实，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孙中山的个人独裁和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之间的一个环节。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它是反共的、民族主义的。说“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特别是指蒋介石利用法西斯主义来振兴中国，与孙中山勾结苏联来振兴中国，如出一辙。这虽然比毛泽东一边倒向苏联、甘做斯大林的儿子党、为了支援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非洲、古巴、东南亚共产党）而牺牲国家民族的发展，要好一些，但也是后患无穷的。因为与狼共舞者，难免被狼吃掉；为虎作伥者，总要为虎牺牲。为毛泽东尽忠的红卫兵和林彪，后来一一惨遭毛泽东的毒手，就是一个个冗长的黑色故事。

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战八年战胜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后仅仅四年，就被迫离开大陆；其子蒋经国随同他苦心经营台湾将近四十年，死后仅仅十二年就丢失了政权，现在父子两个连临时的坟墓都快要保不住了，随时可能被驱逐。蒋家父子何以在大陆和台湾都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蒋家父子作为现代国家的开路先锋，分别建设了大陆和台湾，何以自己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应该说，其中原因多多。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信仰问题上弄虚作假或是鼠首两端”。在信仰问题上弄虚作假或是鼠首两端，会导致行为上的莫衷一是和前后矛盾。这个行为特征不仅是蒋介石父子的特点，也是近代中国僭主们的共同特点，例如毛泽东发动文革又镇压文革，接见红卫兵又流放红卫兵。结果，被他始乱终弃的人们，最后则成了他的“革命事业”的掘墓人。毛派分子在当今大陆的处境，不会比蒋家余党在台湾的日子好过到哪里去。凡此种种，不得不认为是某种不好的民族习惯造成的，例如喜欢窥测动向，根据环境迅速改变自己，以致投机甚至赌博成为“华人”的代号。蒋介石做过股票生意，毛泽东家族就是高利贷经营者，这些人精后来能成为中国的“领袖”都不是偶然的。

蒋介石声称自己是基督徒，而且公开认信过，但是他可能没有认真读过《圣经》，否则他就不会纵容蒋经国参拜偶像和传播偶像，尤其不是作为个人行为，而是作为国家行为。蒋介石作为其父亲，同时也是国家元首，不积极阻止这类行为，实际上就是同谋共犯，当然难辞其咎。国家行为如此，民族隐患生根，社会动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蒋经国的钦定继承人李登辉，后来也是如此行。他自称基督徒，却到处跪拜庙里的偶像。还有许多“民意代表”也上行下效，顶着基督徒的光环却去崇拜迦南式偶像，把一个外表亮丽的台湾弄得乌烟瘴气。《圣经》上对信过神又背叛神的人，所规定刑罚是很重的。《申命记》里“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一再重申过这样诅咒：“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作奴婢，却无人买。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二十八章）

成年后的蒋介石持续不断地书写日记。他在公开场合自负而顽固，但在日记中常常批评自己。当然，从他仔细保留自己的日记这个动作看，并不排除他具有这样一个动机：预留一个为自己洗刷责任的空间，向后代提供一个他所讲述的“真实历史”。但是毕竟，他的日记没有重要的涂改，而且始终连贯。

1975年3月29日，他的遗愿表达了他至死不泯的梦想：“吾之同仁及同乡、正值国家渐渐强大之际，汝勿因本人之故去而忘却国家之悲哀与希望。吾之天灵将永远与吾之同仁及同乡一起实现三民主义、光复大陆、恢复吾之民族文化。”他还以谦虚和自傲相混的口吻说道：“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及总理信徒自居。”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混合却是致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有罪的总理永远不能与无罪的基督相提并论。

如果比喻说大陆类似埃及，台湾类似迦南，那么从一开始，蒋介石父子在信仰上的道路就走歪了。所以他们的事业和后人最终也许只有回到埃及，而无法在迦南建立佳美之地。他们出埃及的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社会发展上算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在信仰上并最终在文明发展上却是失败的。

无论从神秘的还是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社会发展上的成功，如果缺乏信仰上、文明发展上的根基，最终是要迅速瓦解的。“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这算不算是玩弄信仰所得到的一个回报呢？

蒋介石帮助中国摆脱一百多年（1840—1945年）的屈辱地位，使得中国成为五大强国之一、民族得以重新站立起来；如果再考虑到1840年代的中国沦为满洲的殖民地已有二百年之久，而蒋介石还参加过辛亥革命，可以说蒋介石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蒋经国主持中国复兴基地的建设，台湾经验风靡大陆，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样板，它提供的资金、人才、市场转让等，使中国大陆得以崛起，人民也有程度不同的受益。

但是《圣经》上怎么说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十五：十九》）还有一段话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勉：“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前书九：二七》）否则，二十世纪的灾难就还不会过去，它必将在二十一世纪再画上浓浓的一笔。

七、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中山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帝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宪政。

孙中山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帝制的？孙中山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那就是孙中山用他的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几乎是一种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何况，朱元璋或其残渣余孽和辛亥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还不像法国国王那样大力支援过美国革命。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这是中国人干的事情吗？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杀害异己的先行者。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

我们只要对比研究一下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可以肯定说，其所作所为并不比满洲妖孽更为光明，甚至更多血腥。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近乎无耻的肉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鬼魂：“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里那里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而且，从其内心深处看，他很可能是因为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作用。

这次祭祀明孝陵的丑恶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当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活动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无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这个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孙中山连自己的坟墓都要效法明朝皇帝予以安排：不仅要葬在朱元璋附近，而且还要号称“中山陵”──比肩于“明孝陵”。

据《文汇报》“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揭秘”（2009年6月4日）披露：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用死人来压活人。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死人压活人”的闹剧：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比半个世纪以后的毛泽东葬礼，还要唬人。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志哀──这预告了1925年孙中山死到1976年毛泽东死，将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五十年。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国家权力强迫大家去崇拜一个死掉的匹夫，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山陵体制”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

“中山陵体制”这一闹剧这不仅体现了帝王思想，而且还有充当“东施效颦”的嫌疑。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共产党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二十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这一事件也象征了：苏联的事物必难成活于中国。

此外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孙中山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了更为彻底的民族精神与共和主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说得多好，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中山陵体制”不仅没有丝毫进步作用，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这种倒退和反动，最后通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

这一倒退不是必然的，因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所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思想，值得我们在一百年之后予以重温：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而在另一篇同样振聋发聩的《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中，不仅有旗帜鲜明的宪政思想，更有人权、平等、自由之表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

可以说，《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是宪政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其价值远在孙文对朱元璋的阿谀之上，请大家花店时间也重温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绝非孙中山思想的体现，更是其《祭明太祖文》望尘莫及的，《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全文如下：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1911年）八月（10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羶，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拿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与《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和《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多么彻底，因为孙中山一开始就是一个迷恋旧式皇权的专制主义者。在这一点，孙中山和袁世凯、毛泽东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之后，没有回归唐宋的开明，而是继承甚至发展了辽金元的黑暗，登上了现代中国以前的野蛮顶峰？其理由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宪政道路，而是迄今为止百年都还在军阀专政、僭主坐庄的“中山陵体制”的鬼影憧憧的黑暗中，摸爬滚打。

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八、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先卖国

前面第一节提到，“国父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要用卑鄙的、窃贼一样的暗杀手段来消灭区区一介记者，是因为黄远生的报道揭露了孙中山等人的卖国活动，如揭露“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军阀的黑金图谋执政等事。

那么，孙中山到底有没有做黄远生揭露的这些事呢？答案是“肯定有的”。虽然这些历史没有修入后来的国共二党的“正史”里面。但好在那时中国已经进入资讯发达、观点多元的国际潮流，相关的信史记载并不缺少。

如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离开日本，有的日本朋友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十－三十日元，现在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则有四时－六十万日元，所以这个两万日元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四亿左右，将近四百万美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十分之一的两千日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搜刮一空，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

1908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因经费问题闹翻而退出同盟会，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炳麟批评孙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不改恶习，还变本加厉。一次他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六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年甚至更早开始，孙文就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全面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

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致小池的信以及《中日盟约》所披露的，类似的记录共十条，孙文交涉的对象包括日本的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许多侵略头目。现在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汉奸卖国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文件都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而非稗官野史。而且日本人没有必要造谣污蔑诽谤孙文这么一个亲日分子。例如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的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还有多项更加晚近的记载：

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明确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文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我们就）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七十二尊野炮、一百二十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五百万日元（相当现在将近一千亿日元，折合十亿美元左右）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曾作过连续追踪报导。“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一百四十万日元（折合现在将近三百亿日元，约三亿美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这还不算民国元年，孙文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卖国政权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种之权利”。

民国三年，孙致大隈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部分理由就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颇多相近之处，条款的屈辱损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证明了这些号称“革命党人”的饿蚊子，比八旗子弟和北洋军阀那帮饱蚊子还要来得“前卫”。

孙中山当年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处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所以日本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这些记录：订立《中日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由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这位指挥杀害陶成章的著名凶手陈其美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的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孙中山一再接受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政治献金，其出卖东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说明了什么？说明孙文对“九·一八”事变等国难、国耻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引狼入室在先，日本鬼子尾随在后，张学良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使得中国人民遭受灭顶之灾。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大案要案，而第一号案犯就是卖国求荣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如果将来日本解密相关资讯，也许能还历史的真相大白。

《中日盟约》是中日盟约问题中的核心文献，现保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洞富雄处。据此《盟约》，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和日本的犬信太郎、山田纯三郎在此《盟约》上签字盖印。此《盟约》有中文本和日文本，用毛笔书写，蜡封后盖有封印。

《盟约》内容如下：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

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

孙 文 印

陈其美 印

犬信太郎 印

山田纯三郎 印

由此可见，袁世凯极力逃避的《二十一条》，被孙文换成《十一条》主动送给日本了。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既然不容其他国家染指，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其实质，是把中国降为日本的属国。

难怪日本对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被袁世凯故意泄漏给报刊，导致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因此揭露孙文已与日本结盟。

孙中山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是只此一次。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是孙中山卖国求荣的又一个罪证。为了取得苏俄的军事援助去发动内战，孙中山当时声明同意，“苏维埃俄国的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十分明显地，孙中山把外蒙主权“许诺”给了中国的世仇俄国，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至于苏联代表越飞承诺说苏俄无意“使外蒙与中国分立”，被历史证明完全是欺人之谈。正因为如此，到了1924年春，中国共产党人才提出“应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宣传，为丧权辱国的割让外蒙古，埋下了祸根。

袁伟时《孙文“卖国”档案》为孙文的其他卖国行为开过一个清单：

1、“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文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文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2、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文。”

3、武昌起义后，孙文到了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文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早在19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孙文的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弟不必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

在绝大多数“读国共两党历史教科书”长大的人的眼中，袁世凯是个倒行逆施、为了自身利益而卖国投敌的民族败类，而孙中山则是历史偶像、民族英雄，为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作了出杰出的贡献，宝相庄严，灵光闪烁。但是历史并不像人们平时认为的那样。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后人编造的伟人形象。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

1989年7月，距离6月4日的街头大屠杀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北京依然笼罩在坦克与机关枪组成的火力网之下。

1989年7月初一天，我从魏公村的“中国大剧院”旁边骑车经过，忽然发现自己处在杀气腾腾的火力网控制之下。原来那天王震等“中央领导”要去戏院看戏，于是解放军指战员们就三人一组，在街头为“首长”们站岗：他们背靠背地持枪对准路上经过的每一个行人！后来我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了相同的肃杀景象：当兵的三人一组，以战斗队形持枪瞄准路过的行人，当时那种情形我一生也不会忘记，它使我清楚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面目”：所谓“人民群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不过是一群“俘虏”，是“没有拿枪的敌人”。如果哪位路人由于惊慌失措而突然倒在地上，解放军们战士们一定会把他们乱枪打死。正因如此，在那些难以忘怀日日夜夜里，北京一直都持续不断的枪声，不知有多少百姓因为首长们要去会见他们心爱的男女演员而被解放军击毙。

后来这些年，我的脑海一直浮现解放军们黑洞洞的枪口，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何与“中国人民”为敌？

最后我在历史研究中找到了答案：研究“人民解放军为何与人民为敌”，一定要到人民解放军的起源中去寻找。

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起源于“南昌起义”中的北伐军叛乱部队，而北伐军则是苏联顾问一手训练的。如此看来，“人民解放军为何与人民为敌”毫不奇怪，因为北伐军和解放军的历史使命就是代表苏联对中国进行征服。

虽然解放军和北伐军的军纪比北洋军要好，但是和汉人和汉化的满人所训练的北洋军不同，解放军和北伐军的头脑里，却是苏联人灌输的马列主义病毒，他们时刻准备着，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指令而对自己的同胞开枪射击。在这一点上，苏联红军这个外国侵略军所缔造的解放军和北伐军，一点不比北洋军的前身湘淮军阀、绿营军、吴三桂等等汉奸部队来得逊色。

毛泽东自命“向西方寻求真理”，其在军阀造国方面的先行者孙中山，为建立私人武装向日本寻求军事援助、为建立党派武装向苏联寻求军事训练，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毛本人在这方面向孙学得了一些什么法宝？毛所统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何而来的？换言之，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或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哪支部队？”

经过慎重的历史研究，我们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向上可以追溯到北伐军，再向上可以追溯到八国联军缔造、统领和指挥的“华勇营”。解放军、北伐军、华勇营这三支部队一脉相承：都是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缔造和训练的，然后用于服务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战略目标”的。

下面我们先看华勇营。

由于华勇营这支部队是在中国组建的，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便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国军团”；威海人则按中国习俗称之为“华勇营”。中国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的正规部队调任，就像后来的“苏联顾问”不仅控制中共军队，而且在1950年代控制了中国的所有重要机构。华勇营的士兵则在中国招募。招募范围，完全违背了“只在威海卫招兵”的承诺，扩大到了山东、直隶等地。在军团内部，除了乐队、译员、卫生队之外，还设置了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这支部队经过正规的英式训练之后，分别驻扎在威海卫各地，担负租借地内部治安和对外防卫任务。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华勇营作为中国雇佣军被编入德、英两军之中，他们“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志愿军，在社会主义阵营入侵资本主义世界的朝鲜战争中，同样表现优异，赢得了举世瞩目，甚至连培训“志愿军”的日本和苏联的教官们都对此“刮目相看”。

华勇营的表现，推翻了西方人对华人“不能打仗”的偏见，“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严格的训练、优秀的领导而已”。解放军的表现，再度印证了这一点，还证明中国人已经获得了领导，从此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感到了某种恐惧。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相关的史实。

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十九世纪末英国租占中国山东的威海卫，其初衷是将威海建成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与盘踞旅大的沙俄抗衡。但《租威海卫专条》签字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清楚地认识到，威海卫海军基地的陆防任务面临巨大压力。当时英国兵力匮乏。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非地区争夺领土，迫使英国不断向南非增派兵力，过多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遂决定在华组建中国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

1898年11月，英国陆军部派员到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去威海卫招募士兵，组建中国雇佣军团。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人组建一支效忠于异国的军队，此举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辩称“在威海卫招兵组建军队，是为了维护租借地的安全，不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该部队”。

到1900年5月，英军终于建立了一支人数六百多、年龄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华勇营。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英军不惜投入，其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并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

这批用高饷精选出来的士兵，体格强健，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华人中亦属高个。带兵英国军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华勇营的所有士兵都签约三年，同意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中国与八国联军》（Arnold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New York: 1901）一书评论说：“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但二十多年后的事实证明，苏联人同样可以把散兵游勇和乡下土匪训练成英勇善战的北伐军和工农红军。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当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此驻军，天津长官袁世凯既要遵守条约，又不能放任津门只有外国驻军，应对之策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堂而皇之地进驻了天津，解决了满清在国防与外交方面的一大难题。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出色表现，令他们赢得了英国军方更大的赞许。当时在兵力上捉襟见肘的英国，只能从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抽调殖民军或雇佣军来华，参与八国联军行动。于是只得把华勇营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英国的陆军军装，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华勇营从此也被称为“第一中国军团”（the 1st Chinese Regiment）。

在中国土地上组建一支由中国人为主体但是效忠于异国的军队，特别是在必要时，让其为异国的利益而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其忠诚度和战斗力在英国内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中国军团在历次战斗中的表现，令英国殖民者兴奋不已，因为英国终于知道中国有汉奸可以利用。正如威海卫殖民官员在谈及威海卫时称：“如果不提及中国军团，便不可能全面描述威海卫，它的建立与成功，证明了英国官员在对付亚洲佬方面的天才。”这种态度和心理，想必得到后来居上的列宁、斯大林等新沙皇的深刻共鸣。他们利用中国人的巨大牺牲，满足了共产国际的世界扩张战略上的需要。

中国军团这个华勇营组建不久，便执行了第一次战斗任务：镇压威海人民的武装抗英斗争。先是于1900年3月26日，武装驱散姜南庄村崔寿山组织的抗英集会，并逮捕了崔寿山等三名抗英领袖。5月5日与5月6日，又分别在报信村和道头村枪杀二十九名抗英群众。对中国军团的表现，驻威英国陆军少校F·C特纳写给陆军的机密军事情报中是这样评价的：“1900年与划分界线有关的麻烦中，军团前往镇压当地的骚乱，表现得完全可以信赖。”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5月5日、6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中国军团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巴恩斯的骄傲之感则更是溢于言表：“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这哪里是在描写人类，这是在描写一群狗类。

接下来的1900年6月中旬，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遭到了云集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的抗击。西摩尔为补充军源，及早消灭清军，便调中国军团增兵天津。 

6月21日，刚刚镇压完威海卫抗英民众的四百多名华勇营士兵乘坐英舰离开威海卫前往天津。

6月22日，华勇营一九二名士兵和十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五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英舰“恐怖”号已将第一批香港皇家炮兵（炮手多为印度兵）和香港军团（由华勇和帕坦人Pathans组成）的三八二人送到。需要提及的是，在当时参加八国联军的英军中，华勇营、香港军团和新加坡军团中的华勇们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在英国陆军部情报处（Intelligence Department, War Office）编写的战史《1900—1901年在华军事行动官方记录》（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1901, London: 1903）中，充满这几支部队如何协同作战的记录。

6月24四日中午，香港军团和威海卫华勇营各两个连共四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十二（吋）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基本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并安放在僧格林沁四十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Mud Wall，即天津人说的墙子）上。当他们冒着弹雨进入法租界时，受到了联军守军的欢迎，但也有人对这群“中国人”进入自己的阵地表示不满和担心。这种担心很快一扫而光。

6月27日，华勇营协助俄军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也就是天津机器局东局进行攻击。当十二（吋）口径大炮引爆弹药库时，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两度受命灭火。 

到达天津后以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编入到英军作战部队序列，并立即参加了攻城战斗。6月27日攻占了满清的北洋军火库，7月9日攻占了满清的海关署军火库，7月13日和14日占领了天津城。在天津作战中，中国军团甚至是“参加最后攻城战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天津战役后又直接向北京进军，参加了解救外国驻京公使馆的一系列战斗。

当年随军团参加战斗的英国下级指挥官巴恩斯在其所著的《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中宣称：“中国军团远征作战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夭折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 

7月初，华勇营和香港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清剿渗透到租界附近的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在一次战斗中，香港军团受到清军炮火的猛烈压制，二死三伤，在华勇营紧急增援后才得以脱身。随后，华勇营新驻地受到清军猛烈的针对性炮击，造成极大的恐慌。华勇营的布鲁斯少校（Major Bruce）带队携炮出击，但不敌清军炮火，布鲁斯少校头部和肝脏中弹，华勇营另有两死五伤，协同作战的英国水兵也有五人重伤。 

7月9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一千名日军、九百五十名英军、四百名俄军和两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是役，满清直隶提督聂士成中弹身亡。华勇营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也就是海光寺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攻占清军阵地。转移阵地时，华勇营必须拖曳笨重的大炮穿过被清军火力覆盖的小桥，一不小心大炮就会滑落桥下。桥上缓慢移动的华勇营受到了清军猛烈射击，驻守濠墙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则进行了还击，压制了清军火力。事后，美军军官在答复华勇营感谢信时说，只要是女王陛下的军队，不管什么肤色，美军都把他们看作亲密战友。过河后，酷暑和体力透支拖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华勇营还继续拖曳大炮向预定阵地集结。事后，英军司令对于华勇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每日画报》（The Daily Graphic）对此次行动进行了报导，但把功劳都归于那些中途放弃的印度兵，还令华勇营的英军军官们耿耿于怀。 

7月14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巴恩斯如是说。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在此时得到充分发挥，沿着北河，居然征集了将近一百条大船和相应的船工。巴恩斯很得意地说，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赢得了民心，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它“洋鬼子”提供服务。

8月4日下午二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一百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英军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发挥种族优势，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又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当时八国联军中，不少国家出动的多是殖民地雇佣军，如法军实际是由越南雇佣军组成，因此，在局势基本稳定后，看各种肤色的洋兵便成为北京一景，只是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最强大的英军士兵实际多是自己的同胞。 

华勇营作为一支单独的作战单位，参与了1900年8月28日早上7点八国联军部队在故宫举行的占领仪式。各连选派代表参加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的大阅兵，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华勇营最后出场。对于这次不寻常的典礼，《中国与八国联军》（Chinaand the Allies,纽约1901年版）的作者兰达（Arnold Landor）描写说：“管乐队留在院子里……最后是威海卫兵团。部队所过之处皆有雷鸣般的欢呼声响起，到了中国兵团这儿多少有些减弱──因为这似乎与联军格格不入，中国人也可以被派去打中国人。作为一个优秀军团，人们对他们目前的处境感到悲哀。”这位西方人没有料到，“中国人被派去打中国人”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中国人专门杀害中国人的“阶级斗争”，甚至不幸成为中国的国策。

正如奉行阶级斗争的部队，也会根据上级指示推行“军民鱼水情”的战术；华勇营也会在洋人教官的部署下开展“军民共建”一类的活动，以便更加有效地推行殖民统治。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在有“津门首驿”之称的重镇河西务（Ho-hsi-wu），华勇营英军军官巴恩斯负责统一指挥联军各部队，其中一三四名英军中，就有七十人来自华勇营第四连，他们成为这个“京东第一镇”的主力部队。

巴恩斯有意识地发挥华勇营的特性，大抓“军民共建”，因此河西务一地比八国联军的其它驻地更早地进行了战后恢复。令英国人最为得意的是，华勇营在该镇运河畔的哨卡旁，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并不讳言，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就在于他们将这个由华勇营看守的地区当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视若禁脔，不容其它军队插手，全力维护秩序。有几次，出来溜达的德国兵随意地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就会出手干预，德国人只能乖乖地付钱埋单。

而酗酒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修理”过两次。第一次，华勇营撕下他们的肩章，扣留军帽，日军马上派了一名翻译来道歉。第二次，一名日军骑兵再次扰乱市场，在被华勇营撕下肩章、扣留军帽后，华勇营军官将日军派来索要军帽的翻译赶了出去，要求日军军官亲自前来道歉。日军军官奉命而来，按照巴恩斯的说法，日军道歉态度诚恳得让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显然吸引了战乱后当地百姓的关注，另一个离此十多英里远的镇子，还专门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战后可能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大量的高粱被迫烂在地里，巴恩斯只好自嘲说：好在这些没收割的高粱地能继续成为当地妇女躲避俄军的最好隐蔽所，因为俄军是臭名远扬的强奸犯。同样的，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8月的一天，华勇营一部从水路行进换防时，一名中国士兵失足落水，当时已是深夜，且水流十分湍急，英军军官惠泰克（Whittaker）冒险跳下水去，救起了这名士兵。事后，惠泰克被皇家人道协会（Royal Humane Society）授予铜质奖章（该会第三一一九五号事例）。皇家人道协会是一家官方慈善机构，专门表彰奖励英帝国内拯救他人生命的见义勇为者，至今仍活跃在包括澳洲在内的英联邦国家。

由于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卫树立了一块刻有二十三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1902年，英国政府还不远万里派专人来华，从“中国军团”中挑选了十二名官兵，代表“中国军团”去英国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爱德华七世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牺牲，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早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同年，这支部队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猛增到一三二零人。

当时组织中国军团的不仅有英国人，还有德国人。2008年1月号台湾《传记文学》撰文记载，在德国柏林的帝国军事博物馆，有一件特殊文物：一个雕刻着圈龙图案的军用皮带扣。这是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的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中国雇佣军“华勇连”的装备。其实，德军在远东特遣队中设立“华勇连”之前，就已经于1899年在其殖民地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建立了“华勇连”。德国王子海因里希（Heinrich）当年巡视青岛时，对这支中国连队十分看重。

《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也记录了组建这支雇佣军的艰难：直到1899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十名士兵。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

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国人在青岛为华勇连征兵，但两百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七十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一百二十名步兵和二十名骑兵的规模。随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农民士兵的散漫。据英军的资料，华勇营士兵的父母经常会来驻地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士兵们似乎没有个人主见”，开小差、退伍现象很普遍。德国华勇连也一样，逃兵不断，而且扰民事件时有发生，德国人自己评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了伤害作用。” 

比德国人明智的是英国人随后调整了策略，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单纯的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显著。据《中国与八国联军》记载，这些退役军人比一般农民拥有更好的战斗素质、体能和纪律性，而且“没有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这些穿上洋装的清军老兵不久就成为“最优秀的士兵”。

英国人的高军饷及带兵者的廉洁，在普遍低饷并且“喝兵血”贪污成风的中国，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好男”亦可当兵。亦令中国有识者看到，新式军队首在制度之新，厚饷可起“养廉”作用，“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袁世凯在《上督办军务处原禀》等文件中如是说。（《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后来袁世凯得以编练新军，亦效仿英军，不仅高薪，而且设法杜绝军官克扣，发饷一律绕开了各部队的主官，由粮饷局会同各营粮饷委员，出操时公开点名发放，后世以为这是袁练的北洋军拥有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与英军威海卫卫华勇营相比，青岛德军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的华勇连则因为时间短、表现不理想，没能留下更多的文字数据。参加远东特遣队的另一支华勇连，也似乎只在德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番号、博物馆的皮带扣以及军史爱好者在德语网络论坛中的专业小众话题。

同样在山东招募和训练雇佣军，英德两军成效反差巨大，德国人的无能成为英国人的嘲讽对象。1900年9月22日出版的《宽箭报》（The Broad Arrow），将英、德同在山东半岛组建的这两支雇佣军的反差巨大的表现做了对比后，认为保守、僵化、不够独立的德国人在民族性方面不如英国人，这证明了“英国教育体系”的胜利，并且否定了德国人比英国更注重责任的说法。1901年1月12日的《每日画报》认为，只有英国人才能将华人训练成战士，德国人在这方面很失败。1901年7月17日的《泰晤士报》则说，英军华勇营的成功证明英国人在训练殖民军方面的能力是独特的。

1900年底，德军青岛海军陆战队华勇连已经有一半人做了逃兵，只剩下五十六名步兵和十二名骑兵，他们随后被改编为青岛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连队番号被取消。至于在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华勇连，军史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消失在茫茫史海中。

此外，威海卫英军华勇营得以比青岛德军华勇连留下众多史料，要得益于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华勇营服役期间记录了大量日记，并在1902年出版了回忆录《服役华勇营──中国第一军团，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记录》（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这本现已成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忆录扉页，巴恩斯留下的献辞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可见巴恩斯对华勇营的推崇与怀念。

在巴恩斯回忆录中，通篇充满了对这支“勇敢的军队”的赞颂，而且不断地表白其赞颂是“绝对客观公正的”，“尽管华勇营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其实按照后来居上的北伐军和解放军的观点看，华勇营叛离的对象乃是满清政权，作为第一批剪掉了猪尾巴辫子的现代革命者，华勇营战士们的行为是十分符合世界潮流的。 

英军华勇营在短短八年内，获得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赞赏。《泰晤士报》在1901年的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也对华勇营在巨大压力下依然十分沉着冷静，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勇营与服从满清政权的同胞们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都收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德军在青岛的华勇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敌对的中国政府官员对这些士兵的家人进行了压迫和恐吓，说如果这些人不马上离开这支部队的话，他们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与英军华勇营不同，德军的华勇连没有顶住这一压力，遂不断瓦解。这一现象也许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德国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被英国及其盟国所击败。显然，英国人比德国人更有统治能力，更知道怎样团结其他民族一起前进，这绝不仅仅是“善于欺骗”可以一语带过的。同样，在这个问题上，同操英语的美国人显然也比苏联人更得人心，所以能熬过冷战，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被对方瓦解、摧毁，反而能够在1970年代成功策反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

1900年9月1日，英国人在上海最早创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文评述华勇营，认为其在天津的表现，足以推翻人们对华人无能的偏见，“威海卫华勇营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字林西报》拥有庞大的由西方在华政界、宗教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撰稿人队伍，主要发行对象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它对华勇营的评价，已经上升到了对英国殖民政策及中国民族进行评价的层面，并视华勇营为英国殖民政策成功的典范例证。

英国本土的媒体，也纷纷对华勇营给予了好评。1900年12月4日出版的《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附和了《字林西报》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欧洲军官的训练和带领下，只要树立了勇气的榜样，中国人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在“抗美援朝”中，中国志愿军能和联合国军“打了一个平手”？

除了人海战术的因素，苏联提供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志愿军的前身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连名字都是苏联提供的。中国工农红军也等于华勇营：中国=华；工农=勇；红军=营。中国工农红军=华勇营。

同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勇营；中国人民=华；解放=勇；军=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勇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由中国人民组成的解放军，这支军队本质上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大军（解放军）所指挥的中国支队；正如华勇营是八国联军的一个支队。而且解放军早在红军时期就由共产国际一手训练，正如华勇营由八国联军一手训练。到1979年，由于脱离苏联控制日久，解放军已经很不自信，以至于讨伐越南都要先让邓小平跑到美国访问后才敢开始行动。解放军从来没有估计将来也很能单独作战。

反观华勇营的命运，也是被国际大势牵着鼻子走的。1902年，英日缔结同盟条约，英国得以将军事力量集中于欧洲，加上不少英国议员对威海卫华勇营年耗巨资有所不满，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予以裁撤。华勇营的解散，不像一些历史研究者所说那样是由于逃兵严重，而是出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英国殖民战略的调整。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旅大取代了俄国的位置，来自俄国的威胁随之消除；1905年8月英日又第二次签订了同盟条约，英国对日本的戒心也随之解除。至此，随着外来威胁的消失，威海卫的防御压力大为减轻；同时界内秩序也逐步稳定，治安压力得到缓解。内外防范压力的减弱，使华勇营—中国军团失去了存留价值，解散军团的建议再次被提出。到1906年6月，这支名盛一时的雇佣部队最终被完全解散。华勇营解散之后，大部分士兵转往南非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满清新军。

正好此前几年的1901年9月，流离颠沛的清廷已经下达了编练新军的谕令，全国新军编练正式开始；并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了练兵处。新军完全按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用新式武器装备，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各级军官大多由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对新兵的招募，按照西方国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等规定。练兵处从1903年12月设立到1906年11月合并到陆军部，共存在三年时间。

满清新军和旧军之间的最大不同，乃是旧军换汤不换药，只是手持洋枪洋炮的古代军队，无论训练、编制、指挥都落后于时代。而新军则全面改革，无论训练、编制、指挥都全面西化了。新军虽然首开军队国家化的努力，但是最后归于失败，依然沦为军阀私人部队。因为新军效忠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清廷，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

北伐军和解放军也大体沿着华勇营和满清新军的道路，先是作为效忠某党的党派军队，后来也就不免沦为私人军队。某“党”在这里正式作为清“廷”、英“军”的替代物出现的。说到底，英军是英国“人”组成的，而华勇营不过是英国“狗”组成的。华勇营的士兵，获得不了英国公民权，无法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比美国殖民地的居民还不如，北美殖民者虽然不能选举英国议会，但还能选举北美各地各州（各国）的议会。但即使如此，北美殖民者还是发起了独立战争，因为他们是骄傲的人，所以他们才能建设比英国更强的国家。许多羡慕美国的中国人，缺乏美国式的独立人格，他们只做美国狗，不做美国人。

就像北伐军和解放军也做不了苏联人，只能做苏联狗，毛泽东也做不了斯大林，只能做斯大林的狗。这种“狗”的处境，无法培养高尚的人格，只能养成下贱的风气。

2011年7月14日万维读者网记者温毕熙的评论文章《解放军的淫乱史开始曝光》指出：

美国华裔女星白灵，最近在接受电视媒体访问时，自曝她少女时期（十四岁至十七岁），参军到中国解放军西藏文工团时，被迫为部队军官提供性服务长达三年之久，并曾怀孕，不得已只好以假名堕胎。白灵在上美国实境电视节目接受治疗时，解开心扉，曝光了这段被解放军军官魔爪染指的不堪过往，是连她父母都不知道的秘密。

白灵所曝光的解放军淫乱史，震撼了欧美国家观众、以及旅居欧美国家的华人华裔，尽管中国外交部一笑否之，但白灵的大胆举动，尤其是以自身的悲惨遭遇，确实是揭开了隐秘但并非绝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淫乱史，中国军方的淫乱史，是中国军队的潜规则，所涉及的人数虽然庞大，绝大多数却甘愿沉默，成为人所共知、却不被公开的秘密，它如同影视界的女演员陪睡一样，成为军方清楚但不愿讨论的秘密。不过由于女性参军带来的利益巨大、以及中国民间并不清楚军方的这个丑陋潜规则，那些希望子女能有个好未来的中国父母，还是不惜花大价钱走后门，把自己的女儿输送给军队，成为部分军官的泄欲工具。 

其实，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日本军队曾经有慰安妇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爱装高尚，始终不愿正视部队的性需求，士兵和低级军官长期处于性饥渴状态，因此基层部队驻地周围的民众和女性，常常身受其扰，强奸强成军婚的事情，时有发生。而高级军官呢，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文工团、歌舞团、通讯队、卫生队等机关的女兵，成了变相的慰安所。这跟目前中国社会贪官多二奶的情况很近似，只是中国解放军的性腐败，比社会上搞得早了许多。 

解放军的这种腐败现象，其实来源于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及其相关领导，最著名的就是在建国后创建隶属于军队的“中南海文工团”，并受到过彭德怀的直面批评，当然彭德怀也因此受难。而最能跟随毛泽东的叶剑英，搞起性腐败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坊间人称“花帅”，不知多少歌舞团、文工团的女战士，成为花帅的施欲对象。不过，“花帅”与主席一样有权，女战士们除了欣欣然享受被宠幸的幸福之外，等到从部队复员转业后，还能有个好的出路。花帅叶剑英之子叶选廉也是继承了花帅传统，把二奶赵欣瑜包成了侧福晋，敢泼墨章子怡，可见有军方做后盾，多么重要。 

有个朋友当年曾谈及某解放军王牌部队的师参谋长，转业后曾亲口告诉这位朋友，他们在1989年到北京镇压人民时，由于等待动手的时候拖得很长，他在京郊部队驻地，跟他们师卫生队的小护士们，就经常“嘿咻”。在他的眼里，军队尤其是文工团、歌舞团的部门，基本上就是高级领导的慰安所，跟白灵所讲的差不多。 

曾经意气风发、参军报效祖国的白灵，把内心最难以说出口、最丑陋的少女记忆，告诉了公众；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道德的开放，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军队文艺团体的慰安妇们，站出来，回忆她们的军队遭遇，让解放军的淫乱史完全曝光天下，将会有效推动中国军队的变革和国家化。唱歌唱成了将军，慰安慰成了将军，终将成为历史的笑柄。

十、人们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钟敬《日军为何对孙中山的坟墓都表示尊敬？》指出，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行径是世界公认的兽性行为。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屠杀三十万中国军民，南京城里到处都是硝烟炮火，大多建筑物被炸毁，人民流离失所，四处逃难。然而，唯有中山陵，没有受到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攻击。当时1937年，中山陵总体建筑已经完工，只是内部装修还未完成。日军在雨花台和中山陵附近肆意枪杀、活埋，却没有一个日军兵士闯进中山陵里面捣乱。这是为什么？

作者说，“五十多年来，我所能看到的报刊上，也没有对这一怪现象作过任何解释。当我从北大荒死里逃生病退回城后，我到绍兴去看望巳退休在家的舅舅时，偶尔说起了这个事情。我舅舅告诉了我这个事情的原委。舅舅在抗日战争时，一直在上海国民党被服厂做工，专做将校呢制服。我们在席间边喝边说起了这件事情。我舅舅说；孙中山为推翻满清封建皇帝，建立中华民国，在日本住过很长时间，在这期间内，孙中山和日本天皇裕仁私交很深，对孙中山的帮助也不小。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为答谢裕仁的帮助，就答应了让一部份日本平民到中国东北开荒种地，当时为了防备东北土匪对日本平民开拓团的骚扰，允许日本人配备一些保安队保护开拓团。我舅舅说，他这是听一个日军军官说的，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天皇裕仁曾有旨意，日军在中国什么都可以毁灭，就是不准动孙中山一丝一毫，就算供有孙中山像的人家，一律不准进入骚扰。这大概也算是对孙中山亲日路线的一点报恩吧。舅舅说，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舅舅和几个要好的同事，赶紧把孙中山的画像挂在了堂前。当时确实靠孙中山的这张画像，躲过了不少日本兵的骚扰，舅舅还说，一些进门的日本兵看见孙中山的画像，还要弯腰行礼后才走。

从多种指标来衡量，应该说孙文对二十世纪中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论其广度还是深度都要超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事情，都在孙文那里开了头，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像日本侵略军那样，始终捧着孙文的遗像不放手。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毛泽东的继承人们每到逢年过节，还要在布满弹孔、血流成河的天安门广场上，祭起孙文的遗像。

于是，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成了每个关心中国事务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事情。

正如孙大炮的《建国大纲》对于绵延不绝的军阀造国的时代，迄今具有魔咒般的指导性；孙文主义，也是顺理成章地给军阀统治戴上了党阀政治的面具，并把私人军队改造成为党派军队。其结果，不仅赋予军阀统治以合理性、不仅赋予僭主统治以合法性，而且使之武运长久，至今繁荣昌盛，《建国大纲》自身也因此具有了一种“谶纬的性质”。而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所习用的“建国以来”一语，也不能磨灭它于孙文的继承关系。只不过进一步明确：此国实非中国，而只是苏联的“人民共和国”的卫星国系统在中国领土上的延伸，结果构成了本书所说的“新北朝”。

当然，本人并不赞同使用匿名的方式发表严肃的言论，但是对于网络作者们的苦衷也能够理解，因此还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民间议论于我们的讨论之外。对于“1911年辛亥革命一手拉开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有匿名的网络作者评论说：

1、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是农民起义，阻碍了社会发展，其结果破坏了生产力，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孙中山出生前的中国，是一个讲究礼仪廉耻、尊重生命、尊上与有爱心的士大夫社会，各地军头从不敢“兴兵争总统”。平定太平天国后的曾国藩集兵权、财权、物权、人权等大权于一身，当时他完全可以像孙中山那样“兴兵争总统”，但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军头没有权力方面的野心，他们是一心为公的士大夫，他们是国家的脊梁，心里想的完全是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民生民权和炎黄子孙最根本的利益。想的是发展国家的经济，要的是老百姓安居乐业，要的是安定团结、安分守己──“立功、立德、立身”，他们最怕看到的是因为自己之私利造成社会国家兵连年的兵荒马乱和内战，伤害国家伤害社会伤害老百姓。他们是没有私心的士大夫。

2、民国时期，天下大乱，诸侯纷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民主共和，而是建立一个更为封建专制的王朝，使中华大地分崩离析，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实际上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中华大地成了争权夺利的战场。（其实应该说“民国时期，天下大乱，诸阀纷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民主共和，而是建立一个死灰复燃的朱元璋王朝，结果使中华大地分崩离析，孙中山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实际上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中华大地成了争权夺利的战场。”）中华民族就在这场腥风血雨中，近百年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不停顿的斗争中失去了元气。孙中山带给中国大陆的是国家灾难──社会灾难、经济灾难、人文灾难和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近两亿的中国人为孙中山失去了的宝贵的生命或死在孙中山的暴力革命理念之下。孙中山带给中国大陆的是无休无止的兵祸和生灵涂碳；孙中山带给中国人民的近一百年的中国人之间的仇杀。

3、林彪读了孙中山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兴兵争总统”学说之后，才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醒悟！暴力革命、残酷斗争和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与专利，而是孙中山的专利！

4、自从孙中山开始二次革命，中国就开始多灾多难！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所谓军阀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军阀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北京政府的承认。这一点有些像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次次的宪政实践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没有一个军阀另立中央，搞分裂。孙文在广东就任总统宣布不承认北京政府之前，中国一直保持着政体的统一。所以1928年国民党完成统一之说是大可商榷的。一则是国民党分裂国家在先，从二次革命开以武力解决党争的恶例以来，始终坚持武力征服的道路，事实上放弃宪政共和转而寻求独裁政治。

5、民初的中国社会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全社会包括地方军阀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朝廷政府的承认。中国社会是处于一种社会良行循环之中，老百姓安居乐业、人民老百姓生活安康富足！这是孙中山出世前的中国社会。但是，孙中山搞暴力革命，气死袁世凯和掏空北京政府之后的中国，在孙中山的“兴兵争总统”的政治主导下，中国社会变成了“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的兵荒马乱的内战社会。这种“兴兵争总统”的政治和兵荒马乱一直延续了近一百年，中国人民吃尽了孙中山的苦头。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军阀。孙中山就是要另立中央，搞分裂，就是要中国处于一种分裂或政体不统一的状态，这样就方便孙中山“兴兵争总统”。

6、说穿了，孙中山就是要以牺牲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老百姓的幸福作为革命党“兴兵争总统”的代价。当不上民国总统，孙中山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不管袁世凯和北京政府如何做，孙中山是一定要不择手段地去搞破坏的。宋教仁被刺案就是孙中山向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开出的“兴兵争总统”的第一枪。孙中山即有联合日本军国主义去“兴兵争总统”，又有联俄容共去“兴兵争总统”。

7、孙中山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暴力革命的凶残之徒和人类社会文明的破坏者，例如，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以杀人为职业；其代表人物有林彪与徐向前等后来都是毛的打手，以杀人为乐，徐向前还在1989年和聂荣臻一起，在天安门屠杀之前保证解放军不会向学生开枪，从而破坏了学生的和平撤退。除此之外，孙中山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破坏中国的安定团结、以“兴兵争总统”为己任的追随者，例如，蒋介石与毛泽东。更为恐怖的是，孙中山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卖国贼，例如汪精卫。有人考证孙中山本人就是靠日本起家、靠苏联致富的！

8、蒋介石“兴兵争总统”靠的是北伐战争，推翻了北京政府，建立了南京政府；毛泽东“兴兵争总统”靠的是解放战争，推翻了南京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政府；叶剑英“兴兵争总统”靠8341部队，推翻了毛泽东的文革政府，建立了改革开放的政府：军队干部一直是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活层面的“核心”主导。

9、平心而论，如果以皇帝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作人主，比毛泽东强多了。起码他知道自己老了，好东西不能一个人把住，也该让一点给别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就让给了胡锦涛？直到2003年，“兴兵争总统”在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好像才开始有了一点结束的意思。

上述九条言论都是匿名网友的意见，并且由于匿名而可以不负个人责任，从而和其他匿名的或化名的网络言论一样“畅所欲言”。但是这也许才真正代表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至于我本人，反对上述言论美化袁世凯、美化北洋政府的成份。在我看来，孙中山虽然走向了极权主义的道路，但毕竟是个“现代”人，其创造的极权主义因此也是“现代极权主义”；而满清、袁世凯、北洋政府，毕竟都是比较落伍的。孙中山“四十年国民革命之经验”并不是浪费与反动，而是投资与前进。在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向着现代极权主义的前进，也就是向着政治现代化前进的第一步。

现代极权主义的道路并没有结束。我们看到：即使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华民国福建省金门县大胆岛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仍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遥遥相望，似乎在说那说不尽的现代极权主义和现代南北朝的沧桑。

而中国大陆地区自从1949年以后就习用的“全国解放”的提法，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相当正式的放弃了对于台湾的主权要求，而把台湾以外的大陆地区视为“全国”──否则，它就必须悲哀地承认：自己“始终没有能够统一中国”。那么如此一来，“1949年全国解放”也就成为一个子虚乌有的事件了。更有甚者是“建国以来”一语，更加明白地承认此建国所建之“国”非“中国”，而仅仅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则中国历史岂非只有短短五十余年，而不再是悠悠的五千余年了？如此一来，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正如“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甚至一个分裂国家，而不是也不能是“等同于中国”。

相反，倒是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现代南北朝的帷幕才正式揭开了。而我们迄今还生活在这一分裂的壑隙中。我们的所思，自然也是分裂时代所特有的。在我们这样的所思下，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就具有了谶纬性质、毛泽东的“建国以来”就成了自我限定的预言，“建国神话”就还原其军阀造国的本来意义了。

十一、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问题

我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格局下来洞察，如此一看，就不难发现则近代中国的每次中的社会变动乃至所谓的革命，都是“国际形势变动的结果”：

1，太平天国──由于鸦片战争

2，洋务运动──由于英法战争

3，戊戌变法──由于甲午战争

4，孙文革命──由于八国联军

5，袁世凯独裁及其后续──由于世界大战、二十一条

6，五四运动──由于巴黎和会

7，北伐与中共崛起──由于俄国十月革命

8，中共建国──由于两个抗日盟国的态度，苏联支持与美国旁观

9，镇反──由于朝鲜战争

10，文革──由于中苏冲突

11，改革──由于中美缓和

12，“六四屠杀”后的稳定──由于台湾资本大举进入中国，解救国际制裁造成的社会危机

13，台湾解严──由于被逐出联合国

14，二十一世纪可以影响中国国内局势的国际形势，就是美日军事同盟与台海局势，以及中国北部和西部的俄国走势。相形之下，单纯的国内局势，一如既往并非决定性的，因为中国近代的重大变革，都是在“对外关系遇到决定性挫败之后”才发生的；所以，海外的努力比国内的努力更形重要。

在现代南北朝，中国的生活状态从各种意义、各个角度来看，都只是一种“潦草过渡”的形态。 “过渡”的意义不在于专政手段的造作和欺骗，而在于专政的目的也已完全退化、砸锅了。党的专政造成极度的痛苦与失常，它对未来模式的许诺是谎报军情。党国的命运，并未按照任何党魁的任何预计来发展，相反迄今证明自己是独立于人类的理性意识之外的。设计师的蓝图既不能规定它，也不能描述它；因为它实际上只是无聊的病人幻想出来的意淫，而且是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的病人幻想出来的意淫，因此是绝对无法兑现的。

可是整个中国却不幸受到了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患者的幻想扭曲。当我们明白了中国生活的这一被动扭曲的反常性质，我们才能用一道较为健康而明晰的眼光，注视中国的未来。这种深刻的凝视，有助于我们从现代南北朝生活的变态与局促中走出来，面向真正浩瀚的历史之海：以确定我们的真实方位，建立我们有效的精神坐标……

传统派一直记得：土地有巨大的魔力，有怎样的土地以及与这土地有机粘连的一切，就有怎样的人民、怎样的文化。风土的魔力也许会被一时的文化冲击，转移变形；但它不会被真正消失地无影无踪。土地魔力的持久存在、风水影响的无微不至，常在关照它的人民与文化……既然如此，传统派就不必为中国文化的暂时变态而忧虑，因为最终起支配作用的，还是中国土地所孕育的那种性格的无形魔力。

革新派或移植派切不可过于乐观。你们的工作即便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和怵目的硕果，也是充满疑虑的。它能持之以恒？它能抗拒土地的复杂影响而保存自己的质量呢？地中海的文明，能够成功移植到海中地来，这样的史例还不曾有过。革命，若不融入传统，势将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它只能破坏而无力建树，也许能够颠覆历史，但转换不了乾坤。从历史演化看这些变态终究只是变态，不论怎样天翻地覆慨而慷，却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的常态。

与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相比，军阀造国的南北朝时代，无论其社会、政权、文化、经济、精神生活多有新鲜的刺激性，但终究失之浅薄而浮泛，因此寿命短暂，无从深入。对于中国如此深厚的土壤来说，军阀造国是无法持续的，最终流于“西风卷来的尘土”。这些尘土不被轰轰烈烈地驱走，就是静静悄悄地化为肥田粉。

创造历史的力量终将明白：中国目前的生活状态，不论是社会生活、政权生活或是精神生活……并不是所谓“必然的”。相反，它的形成，取决于许多始料不及的“偶然因素”。当然，最好避免使用“必然性”或“偶然性”这类空洞的概念，我的意思仅仅是说：历史是可以创造的，历史是有待于创造的，而且我们每天都在创造历史。如果有“必然性”，则这必然性也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的。正如所谓的“偶然因素”也是作为一种“丝毫不爽的报应”出现的。

这样，每一个党派说到底只能有效推进一段革命历程；正如一艘飞船需要数截火箭来向前推进。“党国”并不能创造一星一点的文明，相反，“党国”本身只是野蛮化过程的工具，是俄国式的粗野文化的胡乱产物。“胡乱”这词多能传神，它暗示中国人的最终价值观必定不是外来的革命，外来的就是胡，革命就是乱，“外来的革命”就是“胡乱”。

对于中国来说，“党国”只是一个权宜性的工具；一旦中国从伤残中复原，能够不假扶持站起来自己走路──它就得抛开“党”这个碍手碍脚的残废拐杖。让“国”自己行动！因为中国意识已经觉醒：“党国”并不是长治久安的国家，它只是临时拼凑的政权，是一个自命为国家的“假面舞会”（Party），是一种附加的甚至是强加于人的“暴政”──暴力政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一个假装为国家的暴政（“暴烈的行动”），一个由政府发号施令的黑市，一个以党派结构来运作的贼窝，一个没有文化的会堂、一个没有安宁的宾馆。“党领导一切”是中国悲剧的根源。不要说一个可笑的党，就是任何一个东西或人物，要来领导一切的话，莫不造成莫大的灾难。其失败表明，党，只是一个破坏工具，它能有效推动自上而下的革命、造成翻身运动的巨大毁灭；但是党却不能正常地领导社会生活。如果中国生活想要恢复正常，必须从假面癫狂的党八股下解放出来。

“党派国家”在中国行将结束。中国将不再是党国，不再是狐群狗党（Party）的角逐地。中国将还原为文化的生生之源，摆脱党派的分裂、党魁的奴役。作为国家而不是政权的中国，是浸润中国自己精神的、由制度来运行的政治实体，而非劫掠民族精华以供养个别寄生者的暴力机器、军阀造国。作为国家而不是政权的中国，将保护而不是“保障”人民的经济生活，保护就是使人民免遭恶棍集团的劫掠。作为国家而不是政权的中国，将保卫民族的文化生活、保证精英拥有创造精神的私人空间。

（另起一页）

第十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是的，这里弥漫著“据乱世”的狼烟滚滚。

我们在现代南北朝中晚期的一片混乱中浮沉。我们破碎，无声无息地随风飘去，然后被堂而皇之地扬弃了。谁犯了错误：谁也没有错？！也许，谁都错了？历史原谅一切，但就是不原谅活着的人──“祖宗欠下的债，要由子孙来偿还。”

我们不幸而生于这荒凉寂寞的时代。一望无际的沙漠便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为伍者，惟有累累顽石和无尽的苍穹。“知音”只是古代的神话；现代，就是“连倾听者都没有的时代”！这是多么可怕的虚空啊。于是，我们使用笔和纸来对话──以家徒四壁的坦然，来作野蛮时代的见证。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辛亥革命的纪念，可以帮助我们回顾现代中国的“身世浮沉雨打萍”，激发我们苦思“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诱使我们探索中国的未来。确实，中国无君世纪多方面的成就都贫乏得惊人！这说明中国正在进行一种极为深刻及内在性的剧烈调整。

二十世纪初叶志士们的文化使命，其基础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谷底时代”。十九世纪的中国，积弱、腐败；二十世纪的中国，崩溃、受灾。面对无法理喻的现实和“民族的劣根性”，他们有时甚至失去了“对一个还没有诞生的、新的中国民族的最后希望”。这种绝望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有深刻的表现。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际，这也是一个背景式的阴影！不过那是“采取了自大狂方式的绝望”而已。所以，只要中国人还有兴趣钻研梁启超们，甚至还在纪念鲁迅，就表明中国人尚未恢复自己的文化元气。民族复兴的百年期待，也就是遥遥无期的。如果有一天，人们又开始“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时，中国肯定是进入了又一轮灾难的旋涡。因为，毛泽东这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崩溃（辛亥革命）中诞生的早产儿，这位“十八岁以前留着满清猪尾巴的革命家”，是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崩溃（五四运动）中，开始进入江湖的，他所召集的“五湖四海”的过激派，命中注定要把传统中国引向社会崩溃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的极端变态反应，他们只会被“身陷深渊的人们”所接受。

其实推翻了满清的并非辛亥革命，而实为八国联军的庚子之役，自那以后满清就已名存实亡，再过了十年，辛亥革命义旗一举，满清的名也亡了。要知道，革命军从来没有打进过北京，甚至中国红军在1949年也未能打进北京城，直到1989年才补了一枪。八国联军早在1900年就把北京掀了个底朝天，八国联军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因此，辛亥革命造成了一个君权（“大清朝”）的结束，和另个君权（“袁世凯”）的开始。就是在袁世凯的君权内部瓦解之后，还有多次君权复辟的企图，其中张勋、满洲国，而最为严重的则是“文革”。但辛亥革命毕竟是传统中国在承受了七十年（1840──1911年）的国际压力之后再也承受不起的时刻，所发生的一个断裂与爆炸，所以这不是政治革命的常规爆炸，而是一场“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军事文化观念民间风俗的连锁核裂变”！所以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革命──想一想，其间几乎没有连续十年以上的政治稳定，毛泽东“反复进行多次，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革命谶言，实是基于这一现实：

1911年辛亥革命

1914年二次革命

1915──1927年私人军阀混战

1928──1937年党的军阀混战

1937──1945年抗击倭寇战争

1946──1950年国共决战

1950──1976年：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正反、肃反、思想政造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

l976──1981年：毛派分子被宫廷内部的军事政变推翻、民主墙运动、推翻毛派的军事领袖被邓小平取代、大平反运动、镇压西单民主墙……

这样的灾难记录，已经足以令人汗流浃背，并且毫无疑问地还会并还在不断加长，然而，这不过是整个传统中国在其解构过程中的政治痉挛罢了。其他方面的痉挛与苦难则是说也说不完的。看来，当年康梁维新派的预言竟不幸而言中：“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中国如果革命，将大乱百年而不止。”关键在于，辛亥革命一举消解了中国的国家结构，却未能拿出一个有效地替代品；中国的社会、文化，从此进入了一个失去国家结构保护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常常是与反智的野蛮化过程相联系的：它表现为──

1，普遍的非礼态度；

2，连绵不息的内战；

3，过河拆桥的急功近利；

4，以破坏为法喜的狂人心理；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革命立场”的实际内涵！

总的看，七十年来，这些症状的规模越演越烈，暴烈程度有增无已。所以我们总是有理由说，“革命在深化、人民在觉醒！”其结果，国家徒有其表，礼法荡然无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加掩饰的暴力成了衡量是非真伪的惟一标准。军阀，是这时代的骄子，党阀，是最高的主宰，他们的劣行和贪欲，甚至使封建时代的暴君都会脸红。他们随心所欲的胡说八道，成了不可质疑的最高指示。国家被瓦解，人民洗劫一空，知识分子在彷徨，政客们把神州大地当作赌马的赛场。“试验”被奉为最高的理想，芸芸众生，为试验而生，为试验而死，中国化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试验室”；它的试验品，就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中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活体解剖！人民，从这一切震撼世界的牺牲中得到了什么可见的收获？

现代化？没有！

强大的民族国家？没有！

个人与家庭幸福？没有！

人格伦常的健全？没有！

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于是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歌。我们现在不仅（物质）贫乏，而且（精神）贫穷；依然贫穷、更加贫穷的厄运，仿佛缠住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民族”。

“摧毁一切”──就是我们这时代最表面的病症。它的深刻病源是，结构的瓦解使一切成为游离物，经不起风吹草动。结果，惟一的收获只是我们的“国民性”已经遭到完全的异化；现在的中国人比之传统的中国人，仿佛两个民族：这就是毛泽东“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实际含义。不论中国人“变得好了”或“变得坏了，反正他无可挽回地变了。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有形的、惊人的：八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还不包括战争中几千万人的牺牲）和几亿人口的心灵破碎。

我们把这个“古典中国──未来中国”间的百年乱世，叫做“中国的无君世纪”（1911—2011年）。它破坏了古老的生态，生产了饥饿的枭雄。毛泽东是这些枭雄的杰出代表。所以他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极权方式，才可以胜任这种有系统的摧毁！但是我们还要指出：辛亥革命决不邪恶，而且迄今具有丰富的历史启迪价值。在《立宪时代──中国可否君主立宪？》一书中我们还将论述，辛亥革命具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而结束中国的无君无父乱党世纪，需要确立某种形式的立宪君主制度。立宪君主制与其说是起源于古代的军事首领，不如说是起源于等于罗马的保民官、商朝的大保衡、汉朝以后的衍圣公。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对峙以致分治的社会、政治、文化格局：先是袁世凯与起义军的短期对峙，后是北洋军阀与广州政府的几年分治；北伐胜利后，接着是共产党向国民政府发起的、位于中国大陆的、长达二十二年的“红色割据”，最后导致海洋中国的代表力量（以台湾为主要基地）与内陆中国的分治，迄今又是四十八年。

如此看来，辛亥革命的遗产是否真的过于消极了？

不然。辛亥革命的遗产就在于它彻底的破坏性，而不是什么“革命的不彻底性”。因为辛亥革命废除了皇权，从而废除了中国社会全部社会关系的中枢。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与“物极必反”之类的玄谈一样，难以把握然而，验诸一部血淋淋中国史，就豁然贯通了：

统一（秦、西汉）──

衰落（东汉）──

分裂（魏晋南北朝）──

再统一（隋唐）……

统一的基础是什么？生长。

衰落的因由是什么？生长。

分裂的动力是什么？生长。

再统一的资源是什么？生长。

没有一种人为的力量，能有效地制止这圆形的运动，因为，宇宙的秘密主宰，正在全力推出它！

一座新的“文化国家”，将出现在今日南北朝废墟的地平线那端，不可遏止；正如，现代中国南北分裂的创伤，整整七十年都那么冥顽不灵地持续撕裂，而且，还有几十年难以愈合……

只有生长，才能把原先分裂的力量推向统一；

只有生长，才能把废墟变作良田。

分，犹如耕耘、播种；合，犹如收获、贮藏。在春季，分比合更重要，因为耕耘播种，乃是收获贮藏的先决条件。中国的启示说：现代南北朝可怕的分崩离析，正是绝妙的耕作时机！它们在分裂的运动中，展现自然的方向感；它们在对峙的形势里，肩负自己的认识论。

大仁大智者把握之！

他说：长治久安、永享太平，只是乱世的理想；如若真的实现了，人类不免将绝种。

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在我看来，这个预言是不确切的：它更多的是表现了一种希望甚至仅仅是祝福；而不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洞察。在我看来，中国人重获强盛的地位，将不是在二十一世纪；而是在二十二世纪甚至以后。这样，中国从它陷入灾难的十九世纪开始，到完全彻底地摆脱灾难，一共花费了整整三百年！这并不真的漫长。在上一个类似的周期（魏晋南北朝），北中国从陷入文明崩解之灾的西元二世纪（东汉瓦解），到重获强盛的西元六世纪（隋的统一），一共花费了整整四百年！只是由于现代生活的较快节奏，我们才可能提早一百年，以结束中国的再生（文明型式的大转变）过程。

难道这“只是一种悲观主义”吗？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如此悲观”？

克己是通向律人的桥梁；若非如此，克己就纯然是消极的。克己，是律人的必要步骤；不论人或民族，如若没有经过惨痛的克己功，它的律人就是一句空话。任何强大民族的兴起，都是前一个时代深刻苦难的硕硕果实。所以用一个古语说，中国在未来一个世纪的对外关系中，依然必须遵循“偃武修文”的规则──甚至，必须进一步收缩它的力量于自己的内部，全力以赴地推行“自我更新”而不是“更新世界”的方略。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如此阴阳倒错？是因为多数中国人特别愚昧，连精英分子也易受摆布？不是的。

这个道理其实简单：中国革命的对象，其实不是外在的“物”，而是内在的“我”！──其“历史功能”，在于形成“适于现代生活的新国民性”。

毛泽东因此是个并不自觉的革命者，因为他在从事革命的时候并未发现上面的道理。他倡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矛头是指向外而非内；他呼吁“斗私批修”，但结果是只让小民们共修这个业，伟大领袖，却把关键的“我”轻轻闪在一旁，不加触动。反而纵“我”膨胀，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中国的革命，终于把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痞子甩出了轨道。新的国民性，正是在新生力量对毛泽东本人的批判中成熟的。新的国民，不是在毛氏教诲中形成的；而是在毛党的无情斗争、严酷打击下形成的，是通过强迫劳动、人格羞辱乃至饥饿、体罚、绝种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实现的。所以，它远比教室里的知识，深刻、牢固得多。在此，人的生物性基因的变化，与人的社会性文化的变化，被逼为“同步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最终结果，我们迄今并不知道。

然而，我们却有足够的经历，来体会这段历史的动因；然后再由中国历史的考察，去推测其最终结果。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孙中山时代有鲜明的色彩：革命与战争。它的性质是共和的、无君的。它的开端一清二楚，1911年的辛亥革命。

那么，毛泽东时代呢？开始于1950年？不，错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独立计算的毛泽东时代！

这种说法，决不是出于对毛泽东个人及其事业的贬抑，否则，就不是历史家的态度了。事实上，我们搜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能发现任何新的、与孙中山时代性质不同的事情。毛及其党徒总强调他们拥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同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历史家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统治者，除了比1949年以前的更具垄断性和恶霸作风，从而得以把“恶”推向顶峰（他们宣称，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把“恶”列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表明他们从事的文化与社会破坏运动是有意识、有系统的）、使“欲”无孔不入之外，实在没有造出什么新东西。

他们的许多创举实际上是继承了日寇占领时期的奴化措施，如粮食配给、统购统销、驱民修路、思想灌输。

例如在台湾，早在1895年日据后，日本就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大量输入“日本文化”，取缔和根绝台湾原有的文化，企图最终使台湾人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随着侵略脚步的延伸，奴化教育的触角随之延伸。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原有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破坏。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并下达“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和文革非常相似。统计显示，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六百五十余万册，同时还对中国师生进行镇压也就是屠杀。和镇反十分相似。1936年，日本在伪安东省制造“教育界救国会事件”，逮捕辽东教育界爱国人士三百余人，造成近百人死亡。

从1933年到1935年，日本主持出版二十二种、三十九册“国定教科书”和二十三种、二十九册“审定教科书”，供各类中等学校采用。中国人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小孩从小学开始就强制学日语，大学里全部都是日语讲授。为推行日语，日伪当局于1936年在社会上实行“日语等级检定考试制度”，各级机构对合格者优先录用。这和1949年以后中共用以改造全国的“干部训练班”十分相似。

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建国精神”，恭敬“天照大神”，尽忠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每天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这和“早请示晚汇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十分相似。

日本人认为文化知识具有危险性，因此他们只需要愚昧的劳动者。于是，中学被改成了技术学校，大学被改成了专科学校，除“建国大学”外，伪满并无综合性大学。这种措施被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为“五七干校”、“工农兵大学”。

不仅在台湾和东北，从华北地区、蒙疆地区直至汪精卫的南京政权，类似于后来1960年代奴化教育的毛式阴谋到1970年代的“焚书坑儒”式的文革罪恶，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一共关闭关内地区十二万九千四百七十余所初等学校、一千九百二十六所中等学校和一百一十所职业学校停办，近千万名学生被迫失学，很像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九十一所高等学校停办、解散或迁往川、黔、湘、闽、皖、赣等边远地区──用以代之的，是毫无例外的日本奴化教育，很像毛泽东后来推行的苏联奴化教育。 

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占领军之间这层继承、发展关系，人们还研究得很少，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其实，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齐之主高欢虽然身为汉人，但却严重“鲜卑化”（犹如风靡现代南北朝的“欧美化”、“东洋化”甚至“苏维埃化”）了，他甚至比鲜卑人还要鲜卑化（仿佛亲苏的中共比苏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汉奸比日本鬼子还要日本化）。道理很简单，这种异化是他们这类人的权力基础甚至生存之道。然而，你总不能因为高欢的野蛮、破坏力特强，就称誉他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外国几百年出一个”的天才吧？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毛泽东最多也就是一个高欢罢了。

毛泽东时代并非继起于孙中山时代之后，而是孙中山时代的一个阶段：一个悲观然而清醒的历史家，即使夜里也能在无边的黑暗中，看见遥远的历史精神向我们闪耀幽光。闪光的历史精神！你启发难以言传而又深深打动人心的灵感。我又以您作为历史家的望远镜而武装自己。我知道数千年以前人类的业绩，他们的悲哀、他们的欢快、他们的兴衰。我也知道数百年后的世界。我知道，因为你启示了我。我知道中国不会亡，我知道虽然它还可能会再次分裂与内乱，唯其如此，才能“大乱达到大治”。新社会的诞生决不是平静的，更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要经历多次的努力与混乱。我知道西方文明的年龄寿限不会太长了，虽然它还将继续以垂死之力来影响中国，它可能还要残害我们的民族，使我们流血、乃至牺牲！但我们看见了你，在那遥远的太微闪幽明历史精神，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了中国前进之路！

现代中国，虽受种种外来影响，本质上是数千年来之延续；所以与近代中国同为蒙古人前殖民地的俄国经验──布尔什维克操纵苏维埃──特别容易被现代中国人接受。“驱逐鞑虏”容易，“消除蒙古后遗症”难。我们承前启后，重任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乐乎──作为命运的工具，即然出生了，就有了责任与义务！

正因为“毛泽东时代并非继起于孙中山时代之后，而是孙中山时代中的一个新阶段”，所以，毛泽东时代之后，还将一一展现在孙中山时代的其它阶段：例如“台湾经验”移植到中国大陆，形成“邓小平改革”，就是其证据之一。

攘扰不已、英雄辈出的“无君世纪”迄今毫无结束的迹象。有人现在竟然高呼“中国的盛世已经到来”，不亦过早乎！

孙中山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南北朝时代”，也就是由辛亥革命给明朗化了的“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我们这时代，虽距那时相去已远，但依然未脱其“革命与战争”的窠臼。1949年以来，共产党人不遗余力的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惨烈程度甚至大于他们夺取政权之前的暴乱；这是就“革命”而言。

再看战争，仿佛是停止了，其实不然：武斗的内战变形为“文斗的内战”（即所谓“历次政治运动”），被害人数再加上因此被逼死、饿死、吓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本侵略和国共两党的砍杀。此外，战争还延伸到了国境以外，三年朝鲜战争及其后果中美间二十年的敌视；一年中印战争及其后果中印间二十年的战备；中苏边境之战以及数百万军队的十几年对峙；两次越南战争的无止无休（1953──1975；1979──迄今。自该文1981年写作之后，中越战争又打了整整八年，直到1989年“六四”以后才正式结束──作者附注）。此外我们还不要忘了：国共内战迄今并未结束（1958年的炮击金门不过是一个提醒而已），只不过外化为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朝廷辖区”罢了。算下来，只有1954──1957、1959──1961、1963──1964、1976──1978这四段支离破碎地加在一起一共不过十二年的“和平时间”！而这，实际上只是“战争间隙的喘息”罢了。所以，毛泽东的著名口号“八亿人民八亿兵”决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这个时代的残酷写照。

一般人很容易将此“和平时期的兵荒马乱”归结为“共产党的残忍本性”和“毛泽东的妄想狂”；然而，我们不这么看问题，这不是历史家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去谈它，因为这样的思想流派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太多太多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的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明眼人一眼看出，“社会主义阵营”与“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正好吻合！

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这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作为历史现象，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一种变态反应。所以，布尔什维克不是通过苏维埃来控制国家的而是通过专政工具；苏维埃作为一个会议组织本是多种政治派别的会集。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及其特务组织契卡的操纵下，“苏维埃”沦为口号。

就中国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民训练成亡命之徒，也决不是共产党的创举──远处看，古代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统治者们，均精于此道；从近处看，梁启超辈也曾极力鼓吹中国的尚武、野蛮，蒋介石则倡导“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肤”。毛泽东承先启后，把这一切推向了高峰，“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罗伯斯庇尔之屠杀丹东，实为诸罪之中的头一款，因其完全没有逻辑依据。毛泽东之虐杀刘少奇、林彪，亦如此也。这暴露了“路线斗争”多是由于毛泽东的罪恶造成的，而非他人之过也。暴君的倾覆，诚然由于其心智及策略失却平衡所致，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诚然，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不同于孙中山，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以“文化革命”代替了“建国大纲”。孙只想造个一般性的现代社会，毛则企图造就“史无前例的理想社会”──然而，这是表象。谁能否认，毛的“理想”是他早在1957──1962年的“历史性的挫败”后发明的一个“花枪”呢？他不发明这个“理想”，就会危及他的“现实”（独裁权力）；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太多地沉湎于理想主义。谁又能否认，在此之前的毛完全是《建国大纲》的徒弟呢！尽管，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北朝蛮族的“土地国有化”措施如出一辙（把土地抢来，以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共产主义梦想），而缺乏古代的基本教养和现代的基本文明。

为什么毛会产生“前期与后期”的这一变化呢？显然，他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和他的实际使命（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了90%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是完全背反。现代南北朝的巨大旋涡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前不久如此说身后：”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了！”这不仅是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灰心：中国人一门心思要到达“现代化”的彼岸，但脚下却是悬崖：一条必须用无数生命来填的“国民性的鸿沟”！现代中国人热衷于“走向未来”，结果却如毛所言是走向了“天晓得”。

回首往事，甚至连最“乐观”、最无知的人们都承认这鸿沟难以逾越，但展望未来，就连最“悲观”、最深刻的智者也不敢思想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和一切世俗化的幸福无缘的！

我们的最大悲哀和最大幸运，都缘于此。

1949年迄今的时代特点，还受到一个因素的支持：北朝的巨大胜利。这北朝名叫“红色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取胜于北方，它的政权也在北方建立；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无一不是取自我们的北方强邻──继犬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而起的──“俄罗斯──苏联”。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于中国，不仅是“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武器”，而且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但这一次的苏俄割据却有两个新特点：

1，它是“红色”的。毛泽东坦诚“红色割据”，并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即苏俄奴化中国的跳板、基地；但他和他的同志们犯了一个“忘本”的错误，由于远离了他们的第二祖国苏联、未获北方基地的补给而古失败。“长征”的伟大意义即在于此，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北伐战争后末获适当安置的人们）归化北方，背靠贺兰山（贺兰山，是反抗北方蛮族的英雄岳飞希望“驾长车踏破”的北方民族的根据地），从而得以拉开“中国革命的新一幕”。

2，国际力量的多元化（“资本主义阵营”、“自由世界”的存在），使“老大哥”不敢对小徒弟、“儿皇帝”（毛自己承认“名为兄弟党，实为儿子党”）全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使毛泽东得以和苏联决裂。

尽管毛与他的北方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流行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中国，是代表了“内陆农村对沿海城市的反抗”；这些农村，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袭击而陷入破产。相比较，国民党则是代表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商业，所以被共产党叫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

1949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抑制东南沿海城市，而大力扶持内陆的发展，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为了“纠正国民党沿海开发战略的历史性错误”。

试比较“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也就是“南朝和北朝”）在以下十个方面的差异：

（一）国号：（1）中华民国（2）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意识形态：（1）三民主义（2）共产主义

（三）政治制度：（l）训政的五权分立（2）无产阶级专政

（四）战略靠山：（1）美国（2）苏联

（五）社会支援：（1）东南沿海城市（2）广大内陆农村

（六）经济制度：（1）自由竞争（2）国家统配

（七）文化取向：（1）传统与现代妥协（2）革命的未来主义

（八）人文风情：（1）温柔细腻的（2）刚毅粗犷的

（九）人际关系：（1）随和而纠结的（2）猜忌而斗争的

（十）人的梦想：（1）具体而微妙（2）宏大而无边

类似的特性无所不在，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从1949年迄今三十二年的对峙看，南（台湾）──北（大陆）的悬殊似乎不成比例：面积l比360；人口l比50。然而，我们最好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具有强烈的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1976年4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祖龙毛，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了，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小岛台湾排除在外也罢。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其实就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对此，毛泽东这位富于才华的艺术家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反观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神速，把一切人的想象力都甩在了后面；甚至急于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军来不及接收广大的南方。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过八年，又被日本人赶走了八年）；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北方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南方的火力下。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

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在大陆中国的内部也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同质性”，至于在“海峡两岸”之间，甚至不能就国家的发展达成近似的观念。这些，都是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发生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某种南方势力对北方的反击所致：不成熟的统一先使南方（国民革命军）消耗过大；后使北方（人民解放军）消耗过大。前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外伤”：北方的军阀，钻到国民党内（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后患无穷；后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内伤”：共产党接管的人手紧缺、“南下干部”（一个专门术语，指那些没有知识但有功劳的中下级党官）素质低劣，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的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1960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由此可见，毛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名句“宜将来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琅上口，但却忘了他不是刘邦，只是苻坚式的北朝领袖！

当年苻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因为“南──北朝”的宿命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难逾越“毛虽然靠枪杆子，渡过了苻坚靠刀矛斧钺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也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明他至死不知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理”。

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留下后患的痛史，再次警醒人们注意“南北朝”的事实。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1940年代初期，如有一位观察家在中国，他就不免会把亲英美的蒋介石、亲日本的汪精卫、亲苏联的毛泽东之间的厮斗，比作“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这个新三国与古三国不同，它们虽然地仍然在中原，四周却不再是野蛮国家，而是比的时的中国还要先进的欧美势力。即使苏联和日本这些半欧化的国家，也比“中华民国”的生产力更为发达一些。因此很可悲的，新三国不再是古三国那样文明中心，而是野蛮中心，后来发展到文革就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野蛮的中心。

1939年，斯大林为把纳粹德国的侵略战火引向西欧，引向英国，而与希特勒签订了《德苏友好互助条约》。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局即把斯大林的此一重要动向通 知了延安的中共高官，授意中共可与侵华日军卵翼下的南京汪伪政权打交道，从中套取情报，必要时联汪反蒋，实际上是联日反蒋。　 

这是“马列主义”的灵活应用，毛泽东心领神会，于当年10月派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潘汉年通过特殊关系，让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以窃取绝密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在这同时，潘汉年又派遣人员到南京，打入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家中。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捕叛变。不久，潘汉年本人也和李士群见了面，建立了秘密联系。中共地下工作为了保密、安全，历来推行“单线联系”的特务方法。在延安，毛泽东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潘汉年到上海后，再把任务传给下一个人。

毛泽东1925年在广州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精卫对毛泽东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泽东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那时奉汪精卫为“恩师”。1939年10月这次，毛泽东嘱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精卫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本来，地下情报工作无所谓手段，只有目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毛泽东授意潘去找汪精卫，套套旧时交情，以换取对共产革命有益的新情报，原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谈了两次，自然转达了毛泽东对汪精卫的致意。李士群于1943年在汪伪政权的内部倾辄中被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而汪精卫已于上一年去世。潘汉年率领关露等一组有功之臣回到新四军总部，回到革命队伍之中。中共建政后，潘汉年依资历、贡献，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做了陈毅的主要副手。

1955年3月，年仅49岁的革命元老潘汉年率中共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会上，毛泽东号召中共的高级官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等等。因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汉年很紧张。因为他1942年赴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人知道。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中，已有人揭发了潘汉年当年曾去见汪精卫的事，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上”讲过！

潘汉年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请他放心，谁也不会怀疑你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并答应立即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找毛泽东，当面讲清楚。只要毛泽东说句话，公安部门就不会追查此事了。潘汉年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却是当天晚上的“秘密逮捕”。这是毛泽东亲自下的命令。潘汉年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汉年永不谈及旧事。潘汉年一直被关押到1977年，死于湖南茶陵县的劳改茶场。这时，毛泽东已死去大半年了。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害怕潘汉年？因为潘汉年知道“新三国”（汪蒋毛）的秘密太多。我们也应该看到，毛泽东毕竟比刘少奇好些，毕竟没有杀害自己的恩人，而只是无期徒刑伺候。也许他知道历史终将报应：为毛泽东作前驱的林彪，在长春包围战中丧心病狂，活活饿死十万百姓，二十多年以后，全家覆灭在蒙古沙漠。呜呼，天理昭昭。

进一步溯本追源历史的报应，可把这新一轮的三国演义，追溯到“二十一条”，也就是签定于1915年的“民四条约”。

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现代中国第一北京政府（又叫“北洋军阀政权”，区别于第二北京政府［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把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交还中国。结果遭到西方各国的拒绝，于是北京政府决定保持中立。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盟友，日本因此在1914年8月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第一北京政府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方面“绝对保密，尽速答复”。1月至4月，袁一面命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面暗中逐步泄露内容，希望获得英美支持抗衡日本。中国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絶要求中的部份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中国国内也渐渐出现反日情绪。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至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九日前答复。最终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晚上11时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后来，5月9日被全国教育联合会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该条约共五号，二十一款：

第一号，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共四款：

01、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它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

02、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03、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04、中国政府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

05、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06、日本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营造商工业应用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和所有权。

07、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

08、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

09、中国政府如准许他国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建造铁路或以该地区课税作抵押他国借款时，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10、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

11、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

12、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13、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

14、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

15、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该条袁世凯未直接同意，由段祺瑞执政时通过）。

16、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17、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18、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19、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之建筑权，许与日本国。

20、福建省内筹办铁路、开矿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协商。

21、允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人们将接受二十一条责任归咎于袁世凯，指他为复辟帝制意欲求得日本的支持，所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但也有人根据当年的档案及当时人的日记，指出袁世凯是在日本宣战的压力下，力争至最后一刻方才被迫接受。至于日本以支持袁复辟作为报酬，亦缺乏证据支持。特别是当时袁世凯最大的政敌正是二次革命后以日本为基地进行反袁的孙文。孙文一直鼓动日本制裁袁世凯，随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的开展，袁世凯死去。由于该条约的部分内容影响到其它列强国家的在华特权，一次大战结束后，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废除其部分条款。随后条约内容不断改写，直至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后，才彻底废除。

从历史上看，“二十一条”像章鱼的吸盘一样抓住并逐步撕碎了中国。正是日本的外力激活了中国内部的军阀，从而达到了分而治之的效果。

1931年9月18日，满洲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主力在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后方空虚，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令退出东北。

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以前都说是蒋介石不让他抵抗。后来才证明原来张学良思想左倾，甚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学良重获自由以后对记者说：“我就是共产党呀。”这表明，这个花天酒地的“少帅”也是中共党员。

早在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封电报就写道：“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这段文字表明张学良入党确有其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主持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也曾就此事询问过西安事变前后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元帅。“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原来张学良和宋庆龄一样，也是苏联特务；可见当时的中国确实国将不国，头面人物都在竞相卖国！

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四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长信，谈了十七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这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八条。”这封信里称张学良为同志，称杨虎城却没有称同志。但后来蒋介石却杀了杨虎城却没有杀张学良，国共两党的政治就是如此诡秘。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周恩来特将高崇民怀念张学良诗中“一人憔悴在东南”句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如果联系张学良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的背景，就不难理解周恩来突出“奋斗”之心意了。

《军事世界画刊》杂志社出版的《风云历史中的潜伏者》一书，记载了中共“特别党员”的秘密历史：

根据“间谍守则”第一款第一条，最好的潜伏者是最不引人瞩目的人。但是在国共两党的秘密战线上，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一批有声望、有地位的国民党员或民主人士发展成“潜伏者”。这些人没有党证，也没有必备的入党程序，从不过什么组织生活，在党内也只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从事的秘密工作范围很广，从情报收集到营救地下党员，从筹集经费到扩大党的影响。也许他们不是标准的谍报人员，但他们为“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决不可忽视。 

他们就是中共“特别党员”，被人们称之为“著名卧底”的那一群人。他们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特别党员”。关于特别党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特别党员通常都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对特别党员的管理也很特殊。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一不编入支部，二是由高级别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这是为特别党员的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袁世凯的走卒杨度。1931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吊唁。1975年10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回顾一下，“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仅仅一个多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这显然不是单纯的巧合。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江西省瑞金县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从而揭开了“新三国演义”（中华民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的帷幕。

该宪法大纲共有十七条，其十四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其十七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

好像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成立的“满洲国”，也同样主张民族自决权，很像一个“联邦国”。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3月8日溥仪在新京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据1933年2月24日公布的满洲国国务院布告中所示，满洲国的国旗是五色旗：红蓝白黑满地黄，红色代表汉化人群的，蓝色代表朝鲜族，白色代表倭族，黑色代表蒙古族，黄色代表满族──象征“五族协和”。满洲国的领土包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当时中国的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政权。在国际上，只有苏联、日本等少数侵略成性的国家承认满洲国。而国际联盟则主张：满洲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份。

显而易见，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军事干涉的结果；正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苏联军事干涉的结果。二战以后，北朝鲜的成立是苏联军事干涉的结果、北越的成立是中国军事干涉的结果。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三省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的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为了对国际联盟的这一报告书进行抗议，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

当时世界上约有八十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最后承认满洲国的共二十三个：日本、苏联、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克罗地亚、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丹麦、萨尔瓦多、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缅甸、菲律宾、梵蒂冈、中华民国汪兆铭南京政府、蒙古自治邦（内蒙古）和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大部分都是日本的盟国及其傀儡政权。1945年8月8日，苏联突然撕毁中立条约和日本翻脸，并于次日对日宣战。8月11日，溥仪随满洲国政府撤退到通化临江县大栗子镇。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6日，溥仪召开最后一次国务会议，颁布《退位诏书》，满洲国灭亡。

与满洲国同为日本傀儡的汪精卫政权，可与其一并考察。

1、早在1927年2月北伐期间，汪精卫乘火车回国途经苏联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回国后汪精卫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因而反对蒋的排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5日汪精卫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从国民党内部清除中共秘密党员。汪精卫却发表讲话，捍卫共产党，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甚至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清楚显示了北伐战争其实就是苏联征服中国的预演。蒋介石于是在南京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于是苏联卵翼之下的北伐军陷入分裂，号称“宁汉分裂”。“蒋介石背叛革命”，意思是说蒋介石本来也是苏联的走狗，后来却不肯继续充当卖国运动的马前卒了。

2、1932年1月28日中日对抗的“一二八事变”之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抗日态度一度坚决，迁都洛阳，积极备战。后来汪精卫转变立场，主张对日和平交涉。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精卫认为有谈判余地，但遭到主战派的反对。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军人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前往欧洲疗养。以后主和派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国民政府内部的对日主和派开始噤声，对日抗战派成为主流。

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精卫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但是汪精卫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没有与日本一战的资本与能力，主张“和平运动”。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元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精卫推行和平运动。12月19日汪精卫假道云南前往河内。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 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艳”），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几天后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没有如约支持汪精卫，汪的和平运动归于失败。

4、1939年初，汪精卫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他救至上海养病。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亲日政府，合并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等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1943年5月31日汪精卫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1944年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

5、汪精卫及其政府配合日本在华侵略活动，策反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杂牌军，组织和平军，多次清乡。汪精卫及其政府协助日军搜刮沦陷区人民，如1943年1月在上海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开19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之先河。汪精卫及其政府在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毒化宣传，美化日本侵略，发起“新国民运动”，开中共1950年代亲苏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先河。汪精卫及其政府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开1950年代“民族自治区”之先河。

6、日汪1940年11月30日签订于南京《基本关系条约》第六条规定，“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日本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的产业、金融、交通、通讯等的复兴与发展，应依据两国间的协议，对中华民国作必要的援助甚至共同协作。”其《附属议定书》第一条协定：“中华民国政府，谅解日本国在中华民国领土内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战争期间，随着上述战争的进行而产生的某种特殊事态。并谅解日本国为完成上述战争的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其《附属秘密协定》第二条：“中华民国政府约定：对驻扎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日本国军队所驻扎地区和有关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和水路等等，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答应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但在平时，应尊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和管理权。中华民国政府约定：对于前项的日本国军队，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提供军队驻扎所必要的各种便利。”开中共与苏联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先河。

中日战争期间，由于汪精卫公开投奔日本，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政府”，遭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毛泽东的人民政府的不遗余力的批判。虽然蒋介石亲英美，毛泽东靠苏联，但也与日本暗通款曲，企图把祸水引向别人的领土，但这毕竟与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不同性质。这是由“三国演义”的性质决定的：既然有日本在祸乱中国，就会有一个政治空间留给亲日军阀，从而与共产主义的中国、三民主义的中国，合组“三国演义”的曲目。满洲国、汪精卫以及其间形形色色的小“汉奸政府”（包括东北地区在满洲国组合以前的各个地区“汉奸政府”），都是同属这亲日派一国的。正如苏联指挥中共领导下的各块“红区”，也是同属苏维埃祖国的，而且早在亲日派建立满洲国之前，亲苏派就已经建立了他们的政治体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以此效忠他们的“祖国苏联”、斯大林母亲。

这段1930至1940年代的“新三国演义”，虽然随着日本的投降而烟消云散，但却留下了“现代南北朝”的后遗症，迄今折磨着全体华人。

傅芮岚在《残害中国人最高效的军事行动》一文中，曾经斥责“三军”的野蛮行为。所谓“三军”也就是“残害中国人最惨烈的皇军、共军和国军”。他认为，二十世纪是中国人最惨烈的百年，革命引发崩溃，内战导致沦陷，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苦不堪言，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马灯似的变换着一个又一个大王旗。今天隔海分离的台湾海峡，就是那场革命百年后留下的伤疤。二十世纪倭寇因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而臭名昭著、永耻史册；共军因内战消灭中国数百万人、大跃进饿死数千万，而享誉世界“杀自己人”之冠；国军则以炸开黄河大堤，淹死近百万、逃难上千万中国人，而荣列最有成效残害中国人的中国军队。

二十世纪黄河大规模决堤、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只有一次，那就是1938年6月在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命令下炸开河南郑州花园口大堤、导致黄河大决堤的国军军事行动。这场军事行动，因其目的愚蠢、手段笨拙、用心狠毒、成效恶劣，而名垂青史，只怕世界历史再也也找不出一个用如此方式残害自己国民的军队。

傅芮岚指出，如果说1937年12月高达三十万人的南京大屠杀，还曾经让日军有点惭愧、有点心虚、有点羞耻的话，那么当他们看到中国国军1938年6月炸开黄河大堤残害中国自己人的行动，只怕该理直气壮、五十步笑百步起来了：两国交战屠杀三十万，还比不上自己国家军队淹死自己国家良民和良田的数量？这种“保家卫国”的国军，连侵略者都不如。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向开封和郑州的西进，国民政府下令炸开了郑州北的黄河花园口大堤，盛水期决堤的黄河大水肆虐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四个县，导致直接淹死和饿死八十九万人，受灾面积两万九千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万以上，冲毁一百四十万民房、淹没近两千万亩耕地。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三百九十万人背井离乡。此后，黄河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彻底改道。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十公里到五十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八十公里。历时八年零九个月，横冲直闯的黄河回归了故道。但是黄泛区的生存环境仍然十分恶劣，耕植条件严重恶化，继续给当地人民造成灾难。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最终山穷水尽、不得不逃到台湾一隅，不是没有原因的。尽管毛泽东造成的“大饥荒”、发动的“文革”，更为黑暗。七十年之后，当国共两党兄弟重新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连战同志假惺惺祭拜黄帝陵、表演爱国衷情的时候，可曾想过，替国民党和国军，向黄河决堤的受难者、逃难者及其后代国民，以及那片至今贫瘠落后、苦难不已的黄泛区国土，点一柱香、烧一片纸、道一声歉？

傅芮岚的上述观点，可能正是“君子不党”的最好注解。

当然，关于蒋介石败于毛泽东，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据美国世界日报2009年12月1日报道，1949年蒋介石意识到赤祸即将席卷中国，计划撤出大陆，下令运出大批黄金到台湾，保住中华民国的经济命脉；从新竹清大教授杨儒宾收藏的五封蒋当年写给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信，可以了解当时情势危急。

这五封信是蒋介石在1949年5月密集写给汤恩伯的亲笔函，几乎一天一封，最后一封发完约隔三日，上海就沦陷。杨儒宾说，蒋介石从台湾协调招商局船队，到青岛抢运人员与物资，要求汤保留给上海中央银行黄金二万两、银洋一百万元，其他的全部移到船舰上；“数量多少，信中未载明，我相信一定数倍于留在中央银行的。”信中也指导汤怎么撤退、资料如何销毁。当时情况紧急，蒋介石在信中对战报迟缓感到不耐，痛责参谋人员及相关组织的低能。杨儒宾说，从信函中可以了解蒋的个性，较难充分授权，让前线的军队无法随机应变，“这也是后代史家批评他最多的地方”。他相信这五封信是汤家后代流出来，曾经破损，后来整理成册，数年前他从古董商手中搜集到。

杨儒宾从台湾人的视角看问题，没有看到蒋介石宽厚仁慈或曰优柔寡断的一面：在灭顶之灾面前竟然还给即将沦陷的上海中央银行留下黄金二万两、银洋一百万元！这样的“蠢事”是毛泽东绝对不会干的，难怪蒋介石会败在毛泽东手下。毛泽东一直在积极掠夺国库、尽量搜刮民财，这样就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还有一个事情可以佐证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上述不同风格。我的父亲谢冀亮1949年在上海的中央信托局工作，国民政府撤退时，发给每个不愿意撤退到台湾的员工一两黄金，作为沦陷期间的生活费用。但共产党一在上海站稳，马上追讨每人一两黄金，然后逐步削减大家的工资。但是苛刻成性的毛泽东最后却在大陆站稳了，这是否说明中国人命苦，或是命贱，命中注定无法得到较好的待遇？不过历史还是公平的，不过短短三十年，狂潮终于消退，毛泽东的“治国”模式终于让位给了蒋介石的治国模式：邓小平改革开始了，台湾经验席卷大陆，并淹没了毛泽东时代的一切痕迹。我们为什么要在毛泽东的“治国”上打上一个引号？因为毛泽东的“治国”只是“整治”的治，不是“治理”的治。尽管毛泽东被人称为“整人专家”，但毛泽东时代的终结证明了，毛泽东时代到底还是孙中山时代的一个变奏。而辛亥革命之后的百年，彻底清算并完全终结孙中山时代的时刻也已经到来了！这就需要终结孙中山治国理论的正当性，还原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不过是过渡时代的急救章，完全缺乏历史的纵深度。

［中央信托局（英语译名：Central Trust of China）系中华民国金融体系重要机构之一，成立于1934年，由中央银行（央行）负责筹备创立，总局设于上海。由于该局与央行关系密切，当时被称为“行局一家”，专门为政府办理信托保险与政府采购等业务。］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中国近代在八国联军、日本入侵之后，终于形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党国主义的镇压之权。这个镇压之权就是全面专政的革命政权，正如林彪语录所说，这个政权的本质就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暴行影响深远，甚至深入到了“破四旧”这样的文化革命之中。苏联、毛泽东，都是这一暴行路线的忠实追随者。

据历史记载，毛泽东遵照苏联指示，保留故宫、拆毁北京。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首都规划”随即展开。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苏联专家的指示，保留故宫、拆毁北京。应该说，苏联专家的指示与他们极力保留俄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习惯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和在俄国采取截然相反的策略呢？原来，苏联专家拆毁北京城墙的主张和八国联军拆毁天津城墙的举动，倒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种殖民者的做法，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两样。毛泽东奉命拆毁北京，不过作了八国联军在天津做了但在北京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比抗战期间占领北京的日本侵略者还要穷凶极恶。于是，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毛陆续拆除。到1952年8月，甚至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也被拆除，而梁思成、张奚若等中国专家的坚决反对，在毛泽东这个次等洋奴（苏俄斯大林的奴仆）的面前，丝毫无济于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进城之前的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还两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提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与七百年前的蒙古帝国版图，有惊人的巧合，这仅是一种偶合吗？在我看来，日本和印尼等海洋世界得以脱离蒙古铁蹄之外而东欧未能幸免于难；日本和印尼等海洋世界得以脱离苏联铁蹄之外而东欧未能幸免于难──这不仅是“内陆与海洋”之地缘政治的特点决定的，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种族与文明的命运决定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苏联与日本的交相侵逼下，分崩离析。

仅从形式上着眼，毛泽东仿佛继承了龚自珍精神，他用野蛮的枪杆子，在低水平上进行了无孔不入地社会动员，把龚自珍废除病梅馆的呼吁，变成铁血现实。但就内容上看，毛泽东的试验室却是一个贯彻了病梅馆原则的更大病梅馆：病梅馆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多样性；试验室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单一性；结果把中国大陆改造成一个比满清版图还要死气沉沉的地方。

地狱里的人知道天堂与自己无缘，所以他们最仇恨炼狱里的居民，他们把炼狱叫做“万恶的资本主义”，把炼狱里的机会叫做“资本主义的堕落”。共产党的试验室，比满八旗的病梅馆，更病态，它把苗圃统统种上庄稼，不仅堵死了选择的余地，而且把多样性的种子完全沤成了肥料。古今中外的“革命”，没有如此惨烈的──“他是野蛮的顶峰”。这个顶峰发出最高批示，于是试验室便歼灭一切个性和特点。为贯彻执行，它以非常措施，使个人在试验室中的地位固定化、等级化，甚至世袭化；“螺丝钉哲学”被奉为美德。野蛮的主旨“毛泽东思想”用社会地位，取代了人与人之间在才干、天性上的差别。这叫做“听党的话”。

这种把“人”也作为一种材料，强行纳入最缺乏计划而凭长官意志乱拍脑袋的“计划经济”之宏伟蓝图的制度，似乎一时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这是建立在错误的判断之上，必定与人性持续冲突而日益削弱自身，这种冲突甚至到了制度化的地步，以致不得不进行定期的肉体清洗。

试验室效应扭折并毁灭了大量百姓的生活，依然无法削平人性，甚至降低不了人的欲望──强烈的压制，不过使人性变态而已。而活生生的新人还对试验室环境（共产主义制度造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新一代的抗体！结果造就了一群“不信天、不信地的无规范者”。这从反面使中国问题终于接近了终点。

这终点使中国问题得以超越“正确”、“错误”的两分法。──因为现代中国的荒唐、腐败，除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堕落，还由于人民大众的麻木、消极。不解除人民的麻木、消极，就无法消除上层的残暴、堕落。“经济效率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政治制度问题”、“文明衰落问题”，一言以蔽之曰：“缺乏有效的社会动员，人民依然习惯以古老的消极抵抗来应付现代生活的挑战。”不解除中国居民的消极态度，一切貌似现代的建筑，不过是矗立在古老的沙滩上。终其一生，不过野蛮北朝的臣民而已。

这一切毛式灾难，都是从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的。这个1950年2月14日签订于莫斯科的条约，其第一条就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它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

这表明“新三国演义”不是我们的杜撰，而是一个血淋淋的历史事实。

其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据《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承认，这个条约是这样的：“在莫斯科，一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与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另一方面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部长举行了谈判，在谈判期间，曾经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双方有关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谈判业经于（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下列文件而告结束：（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中国长春铁路将移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所有，而苏联军队则将自旅顺口撤退；（三）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

但这不是重点。该条约的重点在于：“由于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互换照会，声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外长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

就这样，中国用整个蒙古向苏联交换了北京的几处房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的前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值得注意，这里的文字一点没有反美的意思，而且把台湾排除在中国的领土主权之外。对未来的事态发展似乎毫无预见性。

其第一条甚至乐观地预期：“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这些文件是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两个“全权代表”签字的。

这就是毛泽东的遗产。

时间过去了五十五年。2005年在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记者法兰奇（Howard French）发自中国延安的长篇报导，文章一开头便对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进行了一番描述。经过一年多的数不尽的“磨难”，毛泽东最后率领六千多名幸存者进入了这个坐落在陕北黄土高坡上的尘土弥漫的小城。

仅2004年一年，就有四百多万来自中国各地的大学生和人到中年的工人，来到如今已变成一个现代城市的延安，当然他们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而不是当年的革命者身份。尤其在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夕，又有大批组织的游客挤进这里的“革命博物馆”，怀着崇拜的心情看着那些有关红军在长征最后一站的大幅黑白照片；购买着毛泽东的纪念章，或站在毛和其它领导人当年居住过的窑洞前拍照留念。

文章指出，据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已与今天的中国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在延安城的所有地方，人们都能听到谈论有关毛泽东军队令人崇拜的英雄主义的故事，或者歌颂伟大的延安精神。不管他们是亲身经历过，还是只是从流行文化中了解了一些历史，许多中国人都轻信地把那个时代视为伟大的理想主义时代，有无数个无私的自愿者投身到这场革命中，还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

但在此之后所发生的纪念碑式的悲剧，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造成上千万中国人死亡。不过，中国人似乎仍旧不会改变对毛的印象。来自广东省的四十三岁的贸易官员赵世伟（译音）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我们永远都热爱毛主席。”身上穿着当年解放军的灰色军装，同一帮同事拍照的赵世伟接着说：“他领导这个国家走向成功，建立了新中国，在我们心中他将永远占有一个伟大位置。”

不过，中国的历史学家像他们国外的同行那样，已一点点拆卸着毛泽东的神话，而掉落下来的粉饰又不可避免地包括着许多有关延安的历史真相。与延安所歌颂的赞歌截然不同的是，历史学家们指出，毛泽东曾在这里发动了一场针对年轻异议者的恐怖政治运动，他的清洗真正和假想政敌的“完美手段”，后来又被用于一场更广泛的政治运动：文革。为了给自己的军队筹集资金，毛泽东还号召种植和销售过鸦片，从而在这块肮脏的圣地建立起他的令人窒息的个人崇拜。

英国华裔作家张戎出版了一本名叫《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的传记，书中揭露了整个长征期间的绝大多数的传奇般的英雄行动都是虚构的。这本“将会震惊世界的书”披露说，毛泽东并没有组织和领导1934年至1935年的红军残余部队躲避国民党部队追击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相反，他的相对较小的部队却被鄙视他的同事甩在后头，后来这支部队的绝大部分因为毛的计划和无能指挥而被消灭。

书中不为人知的故事还包括，毛得以在长征中幸存下来，是因为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达成了一笔秘密交易：蒋让红军逃脱，来换取苏联释放他的儿子，也就是蒋家王朝的最后继承人蒋经国，当时蒋经国已被扣在莫斯科当人质。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引诱敌对的红军小派别相互残杀，并活埋了一些幸存者，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书中还说，为了让红军获得资金，毛曾号召种鸦片，每年给红军带来六千万美元的收入。在大批量种植导致价格下跌后，毛才停止种植鸦片。毛长征神话之一的抢渡泸定大渡河铁索桥，完全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枪林弹雨下的英雄，红军未受干扰就过了河。由于有这样的好运气和苏联的不断支持，毛才终于取得了突破，最后率残兵抵达延安。

纽约时报指出，如果在中国有人说红军从未抢渡过大渡河，就相当于在美国有人声称华盛顿根本没有率军渡过德拉瓦尔河一样。

北京大学历史学家杨奎松（译音）指出：“你不能说长征是一场军事胜利，它不是一场战斗，它只是一个逃跑的过程。”纽约时报说，然而，中国普通老百姓却会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种谈论毛泽东的观点，因为毛泽东的重要性对其亲手创建的共产党来说仍保留着最高的权力，即使这种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正在中国悄然褪色。

张戎的书里还分析，美国不会跟共产党中国打仗。中国大陆刚“解放”，美国大使馆并没撤走，而且要放弃蒋介石政权，但毛泽东故意推开美国，以向斯大林证实他追随社会主义阵营。

张戎说：“我相信历史是由事实来组成，任何造假的历史都将被已经档案化了的现代社会所抛弃。”有人认为张戎过于乐观了。因为共产党养活了一大批史学工作者，有专业队伍天天忙着伪造历史，在中国做得非常成功。现在的三代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都是一无所知，就是洗脑教育的结果。在中国随意修改历史被看作正常现象。在延安的历史博物馆外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毛泽东铜像，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挤满了旅游巴士。一位三十三岁的陈姓青年说，毛的历史与四十岁以上的人关系最大，“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遭受过同样的困难，你总能在电影或电视里听到毛主席那代人所做出的伟大献身。那应该是真实的，对吧？”

在当年毛泽东召开中国委员会会议的革命总部前，一群来自西安的刚入学的大学生对一名外国人对毛的印象显示出很高的兴趣。一名学生说：“在中国，没有人恨毛泽东。这次旅行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纪念品，我们可以到其它地方去旅游，但我们选择了这里。”《纽约时报》的文章最后说，谈论毛泽东黑暗的一面，历史学家都早已耳熟能详，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闻所未闻，因此一些学生便提高了警惕性，其中一人问道：“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把他从坟墓中拽出来鞭笞他？过去的皇帝如果能推动国家前进，都被看成是好皇帝，不管有多少人受苦。对于毛主席也是一样。”但也有人陷入了沉思，一位年轻女士说：“从对待历史的方式来看，你可以说中国是个极其不同的国家。但你必须知道，外国人要比我们了解的信息多，在这里不能谈论这类事情，这里没有真正的自由。”

有人认为毛泽东尚未从“封建传统”中脱胎，但我认为，毛泽东的基本概念是斗争哲学，其根本的内核并不是中国化的。父辈传统的中国讲和谐，讲化解；即使斗争也是通过化的方式。但毛泽东却追求变，而且是迅速的、根本的变。

中国二十世纪变风大盛，1980年代的改革，力图把漫长的近现代史在一夜之间重演一遍，这种“演习”劳民伤财。康、梁当年断言，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1789－1870年），中国比法国大得多，如果中国发生革命，非得大乱几百年不可。这似乎不幸言中。

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在近代遇到的文化危机之深重，用传统的“化的方式”已经解决不了，所以它才手忙脚乱一个接一个地“变”。其幅度之大足以令西方国家瞠目结舌。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推行西方化三百年，最后才走到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中国从康梁政治变革才半个世纪，就开始仿效苏联，速度是俄国的六倍；至于和西欧相比，变化就更加大得多了。西欧社会还保留的文化传统──从建筑到各种仪式──远比中国当代丰富得多，这并未破坏它们的现代化事业。而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彻底的拆毁。

这很值得中国当代的反传统主义者思考。现代中国对传统的破坏，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巨大，甚至亡国灭种的印第安人也没有中国社会的改变彻底。但这样疯狂拆毁的结果，并未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立地成佛”。美国还保持他们的传统──美国宪法已经维持二百三十年之久。可近现代中国哪有稳定二十年不变的造物？人的本性原不喜欢变而喜理化，只有遇到最严重的麻烦时，没有路可化，才变。因为“化”有依托，传统的庇护，使事半功倍。“变”的冒险性大，收效难以保证。

流行的“反传统”含义，是把西方和中国传统对立起来，认为不破不立，一定把中国的传统彻底砸烂，以绝对的斗争造成一种变局。在把西方文化当工具使用的过程中，必定会发生一种蜕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本来不是如此坏的”，传到中国后才变坏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因此有许多制约因素可以控制它的损害；一旦传到中国，就像野兔到了澳洲完全没有天敌控制，结果泛滥成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就是“文化领域的生态灾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尤其被用做武力夺权、军阀造国的工具。任何一种价值观念，若被工具化，必然会发生质变，何况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极端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对中国传统进行破坏性冲击的同时，本身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难题，反而加剧了中国的问题，使得中国的处境更加恶化。

我们现在，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近现代史上的“变”，而是意识到：现在已经到了重新走向传统的时候了。

这个传统，首先是春秋战国的传统，那时列国并立、互相竞争，社会生机勃勃。那是用以解说《周易》的《易传》，就表示了一种崇尚变化、适应时代潮流的精神，那就是“春秋战国精神”，这是中国历史中所固有的。到了两汉时，社会退化，董仲舒神学背离先秦时代的活生生的精神。

我们现在说“回到传统中去”，首先不是回到秦至清的大一统局面（父辈），而是回到秦以前的春秋战国精神（祖辈）。西方近代的革命和日本明治时代的维新，就是类似春秋战国的急剧演化。各个主权国家激烈争夺，才能高度发展。民主政治是为了调动社会内部的动员能力，适应人才竞争的现实，而不是消极的福利主义。我常有一个历史的假想：如果西方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形态像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那样──还末被二千年的大一统的集权政治所驯化，那么西方打进来了，是什么结果？我得出结论，认为如果那样，那么中国在近现代史所遭受的坎坷要比现在这样少得多；因为多元格局只会使得社会发展得更快而不是更慢。如果战国七雄并立时西方文化就传入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闭关自守，而是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样，竞相学习传播西化，更加不必用军阀造国、党务官僚的愚蠢办法来做大一统政治。如果十九世纪的中国形势还像二千年前一样富于活力，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会顺利得多。

从这种分析中，可以看出“回到春秋战国的传统”，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敌人首先是自己而不是外国列强。而最根本的强国之策就是多元化和机会均等，谁能给人才以更好的条件和出路，谁就能够在竞争中吸取人才、获得优势。在这多元格局所提供的选择中，有生命力的东西自然更容易生长起来；而在大一统官僚体制的专政下，多元被当作毒草消灭了。大一统不能理解，“多元是一种秩序”。如果多元不能保持秩序，才会被消灭。我们看希腊文化有活力，但城邦政治较软弱，便被罗马统一了，以后西方世界就发生了萎缩与退化。到了封建时代，实际又出现一个多元化时期，经过文艺复兴发扬光大，重新获得世界霸权。中国先秦时代的多元格局也是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与观念，都是在那时发生的，后来的大一统时代不过是有所补充发展而已。

走向传统，不仅需要提倡“化的方法”，还需要重新运用传统资源，不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不在彼此之间制造对立，而要调和，使得社会的内耗更少。因为事实已经非常明显，现在大家认识到，单纯破坏传统、模仿西方，并不能走向现代化。

六、野蛮的胜利者

迄今为止的一百多年，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胜利者的王冠”，都戴在那些“进一步强化了野蛮势力的枭雄”的脑袋上。新兴政权的杀人数目，总是前一个政权杀人数目的平方根。仿佛杀人越多，就越是正义的化身。

满清政府杀害“戊戌变法六君子”和徐锡麟、秋瑾，就革命蜂起、天下大乱了。北洋军阀出了个“三一八惨案”，杀了数十名学生，就被“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吼声震垮了。共产党说，蒋介石在南京处决了十万“革命者”；但共产党自己，却在北京下令镇压了几百万“反革命”。十七年以后“文革”爆发，索性大杀起自己的同党来。如果不是共产国际遥控指挥，很可能在江西和延安的时候就会爆发“洪杨之乱”。当此野蛮化有增无已的趋势下，一切仁慈的表现被当作“软弱”的代词；而野蛮的行径则与“强有力”划上了等号。这样的风气使野蛮的趋势无法中断，更难逆转。人们把“越左越好”的狂热，奉为世间最高的美德。

那么，什么是“左”呢？事实很明显，左，就是野蛮；左倾，就是野蛮化。此其时也，“野蛮进程的炸药与炮灰”（比较正式的名称是“战斗英雄”），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向”，成为人格的最高示范，从董存瑞、黄继光，直到雷锋、王杰……再到形形色色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

“政治革命”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则是“革命的政治”！即，把革命列为最高秩序的“反秩序状态”。野蛮化是其果，革命化是其因；革命化是其表，野蛮化是其里──革命与野蛮互构因果、互为表里。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中国的革命，既不是中国古代一治一乱的鼎革天命；也不是西方式一次性的天道进化；而是“完全、彻底、全部、干净”（毛泽东发明的四联冠）的全面解构、全面专政。它使一个古老社会的彻底瘫痪，一个文明系统的全部解散。

宋元以降尤其明清以来的中国人，以文弱清癯的病体为美，认为那方是才学修养的表征。其实，这只是受催眠者的借口，而发布指令的动机则是：统一帝国为了有效地集权、保持自身的稳定，遂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以为代价。大凡统一的帝国为保持自身的存在，都是如此压抑社会活力，无不导致文明的衰落。这时，它的居民外表文雅内心则怯懦；野性的力量与活性的力量一同消除，应变能力与生存能力，一同降低──这是一种病恹恹的美，一种化妆品的美，一种圈养动物的美，一种走向死亡的美!

现代的全球世界则完全相反，它陷入“列国纷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为了胜利女神的血腥祭坛，而把技术武器化、绝对化、偶像化。为了争霸全球，它不自觉地崇尚中国“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逐鹿中原的古王国美德，而摒弃中国”秦至清二十五史时代尤其是元明清的奴性时代的“大一统的中王国美德”！所以，它奖励体育、召唤尚武精神。而这，对习于文弱的社会来说，无异于鼓动野蛮的风潮。它仿佛意识到，不具有现代的野蛮气质，则达不到现代的文明境界！

一百年过去了。由于西方的压力而逐渐激发起来的野蛮精神和“解冻状态”，正在反过来使西方文明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谓“解冻状态”是指：中王国后期元明清三朝六百年的社会大一统和道学大催眠，使中国进入了人性意义的“千里冰封”、文明意义的“万里雪飘”；但“野蛮的西方侵略”则以其铁血的暴力，打碎了这一催眠的冰封；以其人的煽情的理性，搅乱了这一沉静的雪飘。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己经不是“野蛮化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一百年以前还有意义，但今天已经相当落伍，野蛮化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必要，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而是“如何把握野蛮化的火候”以及“在什么恰当的时机结束野蛮”。因为不结束“近代的野蛮化”，是开辟不了“现代化的文明”的。达尔文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等神汉语言的包装下，洪水滔天了。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是“不断革命”，一次又一次发动“新的长征”。其领域之宽与程度之深、方式的激烈、后果的严重，不仅构成中国“古今未有之变局”，且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形形色色的中国志士，为寻求民族的出路悲惨地死去。这一切惨烈的死亡，受到了“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包括“维新派”、“革命党”、“立宪派”、“过激党”、“共产党”等几乎所有的互相敌对的思想政治派别）的一致支持、普遍接受和热烈欢呼。

这毫不奇怪。达尔文主义正好满足了近代中国接受野蛮化洗礼的必要性。

各种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已经代替了儒家学说，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治国之本。王道的肃穆和精神的钟声，被霸道的枪炮和物欲的呻吟淹没掉。和平的顺民生涯被不愿做奴隶的吼声，震得睡眼迷蒙……无论是散漫开明的国民党，还是严酷紧张的共产党，或是被夹在中间充当甜点心的“第三势力”──都被炮火连天、运筹帷幄的时代精神给浸透了。

价值观念的彻底革命，是和社会结构的彻底颠覆互为表里的：中国经历了“五胡乱华”以来最大的社会解体、文化解构的过程。而说到底，五胡乱华也远远不及二十世纪的中国颠覆来得剧烈、深刻。在五胡面前保持不坠的中国尊严，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冲击下完全崩溃了。中国人放弃了独立的意识，匍匐为形形色色的买办，和精神上的巴儿狗──“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无耻买办！他们可以痛挖祖坟，以取悦于共产国际。！

“无耻”，成了这个世纪的最高颂扬：无耻就是无限制，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能干”，就是“吃得开”，就是左右逢源，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然而，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表明，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只有破坏之功，缺乏建设之力，始终未能兑现他们鼓吹的建设性使命。他们的疯狂努力，只是造成了一个野蛮的中国，在客观上帮助中国完成了“由文弱走向野蛮的火一般洗礼”。什么浴火焚烧，什么凤凰再生，“革命口号”与“革命行动”所鼓荡起来的“革命力量”，是中国野蛮化的变态使者──迄今为止，它们已经有系统地摧毁了地平线以内可见的一切，这可能是近代中国始终一贯所做的“唯一有系统的事”。

有一个说法，可以留待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去研究正确与否：蒋介石退台以后：“想用毛泽东的方法打败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残忍的延安整风对于集权专政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延安整风的经验。为了搞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把研究延安整风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内容之一。蒋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参考学习材料。甚至到了“蒋介石用‘毛选’改造国民党”的地步。

蒋介石经常与儿子蒋经国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究竟怎样治党？蒋经国长期留苏当过苏共党员，做过共产党的基层工作，其共产党的党龄甚至一度超过国民党的党龄。儿子既然对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工作方针如此熟悉，老子要中共的延安整风和国共两党的差距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儿子向老子建议：“不妨认真研究共产党延安整风的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于是蒋介石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手段搞到一批中共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

由于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延安整风的经验。为了搞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把研究延安整风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内容之一。蒋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国民党“改造 ”的参考学习材料。尽管许多国民党人极力反对，但蒋介石力排众议，申言为了“打败共产党必须研究和使用共产党的方法”。国民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同一时期的其它文件大量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使用了共产党用过的术语，有的则以别的术语来表述这些基本原则。

而蒋介石越是认真研讨毛泽东的一些指令，特别是中共的整风文献后，越发对国民党的“自由涣散”深恶痛绝，甚至大加申斥，同时却又对毛的专制独裁越加欣赏。据说费正清一类的美国学者曾写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冷酷无情极为赞赏，而他所称道的共产党的残酷效率，恰好是改造以前的国民党所缺乏的。也就是说，国民党虽然在孙中山手下被苏共改造过一次，但是极权程度依然不够，所以才败给了中共。

在思想“改造”方面，蒋介石认为，要通过政治训练，使党员认清国民党的本质属性。蒋认为：“本党组织涣散，纪律废驰，尚不及一个普通政党”，原因在于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放弃了国民党的“传统精神”。为此，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主持“训练工作，即在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党的高中级干部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共办训练班二十期。基层干部则实行巡回训练，“受训的基层干部达一万两千人”。蒋介石根据中共延安整风的经验，也把研究国民党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国民党还成立了中央党史委员会。《本党改造纲要》还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 所以后来台湾有人戏称：六十年代大陆方面广泛评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居然不评蒋介石实在有失公允，蒋介石才是真正最早的“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

重建国民党的组织，是国民党改造的最重要内容。重建国民党组织，依据的也是列宁主义原则，学习了中共的造党经验。在组织原则方面，规定“本党采取民主集中制，由选举产生干部，以讨论决定政策，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决定一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组织系统方面，设立中央、省、县（市）、区委会和基层小组。“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方能有效。为重建国民党组织，国民党规定，从1951年1月4日至23日，以二十天时间重新登记党员，凡在限期内未参加党员登记者，一律撤销党籍。同时，《国民党改造纲要》第一次对国民党的性质和党员成份作了规定。规定国民党为 “革命民主政党”，其成份“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工农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爱国的革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纲要》要求党员“在生活上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深入农村”。“改造”运动其间，中央改造委员会颁布了《农民运动指导方案》、《劳工运动指导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要求青年、劳工、妇女、农民运动全面铺开，吸收工农知识分子入党。经过这番延安整风式的“改造”，到1952年8月，国民党党员构成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 知识分子”占29.77%，25岁青年占35.29%。党员人数由四百万降至二十八万。

鉴于党内自由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下决心要在改造中整饬“党籍党德”。《本党改造纲要》规定，本党淘汰自由派分子，原有党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彻底整肃：“有叛国通敌行为者；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整肃采取检举、审议、核定、制裁的程序进行。党员整肃以类似于延安整风的方式进行，即经谴责错误、评议（包括调查、自我批评、评议）与处理三个阶段。两年多的改造、整肃是毫不留情的。以国民党六届中委为例，在全部六届中委五百八十九人中，除六人死亡，二百九十六人归队外，其余二百八十七人全部开除党籍；处理党员违纪案一百二十六人，其中一百一十六人被开除党籍。在整肃的同时，《本党改造纲要》专刊《党的作风》一章规定：“每一党员应守党的岗位，体察民众之心理，争取民众之信任”，“每一党员应建立为民众服务之观念，在生活上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宣传党的政纲、政策。并将民众之情绪与要求反映于党内，使党的政策能代表民众的利益”。“每一党员应以实事求是之工作精神，应用科学方法，使党的政策获得实际之效果。”“党员应破除派系成见，戒绝相互倾轧之恶习，以检讨求团结，以批评求进步，将意志集中于党，将力量贡献于党。”同时，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是“接近青年及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者”；“有大公无私之革命精神者”；“有刻苦耐劳之生活习惯者 ”。

“改造”运动是国民党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制定常务制度，使党的动作走上程序化道路。《本党改造纲要》规定，国民党各级干部要改正侧重于个人领导的习气，实行原则领导、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领导。要“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党员应参加组织活动，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与此相适应，还规定党的纪律以及对党员违纪行为的惩处办法。在党政关系上，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定改变过去“ 党直接领导政府”的方式，实行以主义制定政策，透过 “民意机关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与政令”。“党对于政府及民意机关中服务之党员，应从政策上领导，而不得对其法定职权予以干涉”。同时也规定，在中央民间机关中建立党团或党部，政策制定前，应由党团讨论，政府决策有关问题，均须提到政治小组讨论，“以增进党政联系并谋贯彻本党有关政治决策诸问题”。

国民党在进行自身改造的同时，还把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开展青、工、农、妇运动作为改造的重要内容，在开展上述诸方面活动时，强调要执行“群众路线”，党员与工、农在生活上一致，要打破“关门作风”克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帮派关系”，“刻苦勤奋，深入下层”，“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影响群众，信赖群众”，“工作为群众表率”，“应持服务精神”。

为了保持对军人的严密控制，国民党军队中重建了政治工作部。蒋介石认为，没有政工人员，对军官就没有监督和检查，就会失去党的控制权力。

为了总结国民党“改造”运动的成果和进一步确立蒋氏父子权力核心地位，1952年10月10 日至20日，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大”选出三十二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及十六名候补中央委员，根据蒋介石提名，通过四十八人为中央评议委员。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改造委员会举行交接典礼，宣告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

……

至于我个人，则倾向于认为：毛泽东也不是笨蛋，他肯定刺探得知了蒋介石这个方法，而且颇为自得。至于蒋介石的这一“学习毛泽东”，后来是否又激发了毛泽东“第二次学习蒋介石”，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延安整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又需要留待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其正确与否了。换言之，文革是否毛泽东“第二次学习蒋介石”、全面推行党内恐怖的结果呢？

（至于毛泽东“第一次学习蒋介石”，那是毛自己承认过的，那就是武装叛乱、夺取政权。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代表谈话中，说“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接着说：“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关于向蒋介石学习的问题，毛说得最多。早在1956年毛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中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1958年9月5日毛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

如果和那些“一次性革命”就成功地建立了新制度的国家相比，我们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还只是半成品。说它“流产”是不确切的，但它的“不足月”却也是真的。发动革命的势力，总是一厢情愿地拿外部世界的例子来想象中国的事，结果，他们的设计与诺言，总是落空。如意搬动并重新安置“中国之鼎”的方法，还没有找到。更遑论，以新精神、新材料去铸造一只新鼎？

就这样，中国之鼎的压力，对束手无策的革命者们，是太费解也太沉重了。他们在无可奈何之余，燃起了炸掉它、抹掉它的冲动。于是，“革命”成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盲目但有系统破坏的代词。其结果是导致中国完全彻底全部地野蛮化，甚至连港澳台湾海外华人也不能完全逃避这样的野蛮化。现代中国，终于沦为一个“无鼎之国”：没有传统，没有制度，没有礼节，没有法度。

达尔文主义各支派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共产党，不论如何你争我夺，都是如此一致地倾心于西方的思想纲领甚至组织原则。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放弃自己的国本，走上欧美的、日本的、俄国的道路，才能“跻身于列强的行列”。因为他们的最高理想，只是让中国变成一个列强式的国家！“一将功成万骨枯”，领袖意志的满足，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以为代价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良好愿望是建在沙滩上的！只有他们的邪恶手段万古长存！

像中国这样的费拉居民而成为文化民族列强的，岂能一蹴而就？还原，是“反自然的”，所以格外需要漫长而苦难的“退化过程”，所以，对中国的前进来说，“后退比挺进更为有效！”不明此理，一切行动将沦为“冒进”。结果，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化为断断续续的传说──这似乎印证了中国的古智慧：“创其始者，非善其终者也。”有人播种就有人收获，收获者何必是播种者？

张牙舞爪的达尔文主义，是“文化民族”肆意扩张的分泌物；“费拉居民”搬用时该谨慎从事。在这里，文化民族的经验对费拉居民多半是无效的，这已被一百年来无效挣扎的中国近代史，一再证明了。──西方与东方（俄国），西洋与东洋（日本），都是文化民族，尽管参差不齐；我们和他们并非“同类项”；在此，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承认，我们是与印度、阿拉伯这些创立过世界帝国的费拉居民同命运的！如果不想和他们共结局，你就得另辟蹊径，靠东西方、东西洋的经验，是救不了我们的老命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代议制一样，不能完成“救中国”的事业。“富国强兵”和“新文化”的道路先后失败，“良有以也”。

但历史又是无限奇妙的。它一面把希望化为灰烬，一面又把失败变作最伟大的胜利：误解的革命造成中国的野蛮，但在不期然中，却逼近了天意的捷径！天不亡中国，天要中国完成最艰难的使命──群体层次的“返老还童、通过死亡之门，抵达新生；从费拉居民，退化为文化民族！

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一百多年的漫漫时光，中国人除了革命以外，什么业绩也没有留下来。结果，革命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你也许可以大声谴责“这是典型的异化”！然而，没有用的。狂澜岂能以人力回挽？异化的功能在于“绝对的深化”？不经过“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不能成为人学者；不经过“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不能产生垂世之作；不经过“为革命而革命”的阶段，不能创化新的民族！革命，已经不再是手段而是成了目的！

原先，出于模仿优胜、逃避劣败的渴望，“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热梦也不知做了多少。但是，春梦岂能当点心？！闭眼时的宏伟蓝图，挣开眼镜花水月。《庄子》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实在是对近代中国人的先知预言!“建国大纲”、“翻身闹革命”、“现代化”等等的天花，看起来像是仙女的赐福，但落到头上却成了魔鬼的瘟疫。这种“天花”，只是发挥了让人忍受苦难、拼命挣扎的功能──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才是“积极的”。直到有一天，中国人已经自觉自愿地实践了“为革命而革命”的深度时，革命的恶梦才会结束。

在我看来，共产党专政是第三中国成长的魔鬼训练，也就是说，虽然万分痛苦，但却是必由之路，就像驱赶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帝国的匈奴人，在欧洲文明在生的过程中犹如“上帝的鞭子”。如此一来，毛泽东对待本国人民的暴行就像阿提拉对外国人民的暴行，虽然极尽荒唐之能事，但却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毛泽东这个奴隶创造了历史，所以他宣传的唯物史观就变成了“奴隶史观”、“卑贱史观”、“愚公史观”、“野蛮史观”。

毛泽东思想作为“卑贱的奴隶史观”、“野蛮的愚公史观”，在中国导致亿万人民的死亡和灭绝，几亿人口甚至被剥夺了出生的权利，这在人类历史上肯定都是空前甚至是绝后的。

共产党专政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魔鬼训练营。魔鬼训练营最早起源于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训练”，现代则风行于欧美。二战以后，在欧美和日本，魔鬼训练的课程，旨在锻炼人的意志、忍耐度、心智模式、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和生存技巧，兼有“开拓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功效。   

在美日等国魔鬼训练计划中，魔鬼训练是“磨练之路”，需要近乎野蛮、残酷的意志训练，而魔鬼训练又是“现实之路”，传播立刻实用的知识；因而魔鬼训练又是“超人之路”，它使人成为决战商场的强者。它是一种超越常人生理极限、心理极限的训练模式，其宗旨是锻炼人的意志、心智和团队精神。例如海豹突击队接受训练魔鬼训练的模式，在日本企业界已逐渐发展成为强化自我、克服障碍、重塑人格、培养意志的法宝，收费极为昂贵，而且对学员的入学选拔条件极为苛刻，并非有钱就可以加入，但上课的人仍然需提前半年排队报考，大量的中小企业家就是通过“魔鬼训练营”变成了当今一个个著名的企业家。

几十年来，美国陆军及其他部队、NBA球队85%的球员接受过“魔鬼训练”，将“魔鬼训练工厂”搬入自己培训科目的企业更是不计其数。当有记者问到美国年度风云人物、曾挽救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命运的前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李·艾柯卡先生如何训练及培养职业人才时，他说：“送他到‘魔鬼训练工厂’接受历练，这是被证明过的捷径”。课程将走出人工规划的拓展基地，走出游人趋之若鹜的风景区，取而代之的是带领学员们走进深山老林，走进神秘大峡谷，身背行囊，脸涂迷彩油，挑战生命极限，此训练不但锻炼了学员在艰苦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考验在困难面前作战能力，更增长藐视一切困难的信心，为今后在工作岗位上遇到问题能迅速调整心态做好准备。与传统培训设计上最大的不同，魔鬼训练的效果是来自于受训者的体验与领悟。课程的特殊性是其学习的重点不仅仅是来自课程的内容，更多的领悟是来自参与活动的过程。以活动为主。通过教练的引导，每个受训者将参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跟个人的成长经验进行比对，进而领悟活动的意义，通过超常规、超强度的训练内容，令人刻骨铭心。

这是自由社会里的魔鬼训练。其特点是，是否接受魔鬼训练，对于任何个人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就不同于专政条件下的全民都要接受的魔鬼训练。但是，唯有全民都要接受的魔鬼训练，才能创造一个新的民族与文明。

这个新的民族就是“第三中国的新民族”，就是融合了五十六个民族以及其它东亚民族的新民族。

这个新的文明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

在可见的层面上，中国近代史堪称一片空白，甚至是倒退、是典型的野蛮化。但是，在看不见的层面上（在“灵魂深处”），它却埋藏了一批无上珍宝──这就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切恶性的事变，很少有什么打击，可令我们惊惶失措的了。

牢不可破的营垒，粉碎了。顽固的心理定势，溃灭了。

中国人已经可以接受一切，并随时准备着，忍受一切！这对于一个过于热爱虚假的道德评判、并时刻以这评判去攻击进取者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啊。

粉碎可见的壁垒，容易，粉碎不可见的壁垒，难。世界上多少古代民族，并非亡于外在的不适应，而是立于内心的不能适应。让我们学会更彻底地适应吧！崇尚暴力比崇尚虚伪，要好。以“利益语言”说话的谈判对象比之以“道德语言”说话的谈判对象，较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就是“心理废墟”的妙用!是的。心理的废墟──很可能将被证明，是结束中国革命、打开新王国之门的金钥匙！任何外部的、社会意义的“条件”，都不及自我更新的重要：而任何自我更新，无不首先表现为自我的废弃！

遍地废墟的社会野蛮、十面弥漫的文化真空──正在造就轻盈凝重的权力中心、不变应变的文化之核！不能善终者，以先行者的惨败，为后来者指点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浅滩──有志者：其鉴于兹！

中国人文化长城和心理堤防的崩溃，带来了一个洪水滔天的时代。“履霜坚冰至”（《易·坤·初六》），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这不是任何人力可以达到的，这是气候的天行！不是事后的聪明，不是败者的自慰，不是嫁祸于传统，更不是某个领袖意志的怪诞产物──而是一连串历史运动所揭示的定数!所以，它需要一百年以上的“履霜过程”。解构与结构，是如此的混成、互动，在绵延的破坏里，绵延着新王国的要素！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出路！这就是野蛮精神的兴起──作为极端厄运的代偿。

隔岸观火的学者们！请求你们不要把中国革命的血腥历程简化为“一连串的政变与屠杀”！尽管，近代史的全部运动都围绕一个主轴：“野蛮化”。这是不足为怪的。早在辛亥革命前后，计多无德无行者就倡言了社会野蛮化这一主轴的必要性，甚至把强化这一主轴，视为中国复兴的内在基础。野蛮化，成了费拉居民追赶文化民族的“马刺”，甚至成了“扫帚星”，毛泽东对此有最好的解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传统与文明，就这样被共产的扫帚星们，作为“灰尘”一笔勾销了。他们因此还自命为“妇女解放”的运动专家，直到晚年都在红尘滚滚的中南海里翻云覆雨。

缺乏领悟力的人们，可能会把中国的野蛮化及其分裂的后果（政治与文化上的“南北朝对立”），看作一个人为的结果，甚至是必须立即消除的病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真理：这病态的病灶，却显然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力量，可以简单造出的。例如，迄今为止的“现代南北朝的对立”，早在1850年就明显了，且经历五个世代的表现形式：

（一）南方的太平天国与北方的清廷之间的对立；

（二）北方的清廷与南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之间的明争暗斗；

（三）南方的革命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对立；

（四）北方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对立；五，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立。

在这种慢性的社会撕裂中，死亡与新生、真善美与假恶丑、疯狂的破坏与无稽的期待──奇妙地凝集一处，并且互动互成。仿佛高耸的金字塔，是“浸泡在大地的血泪中”的。然而，要是没有这种慢性的残忍撕裂，费拉居民如何退行到文化民族？要是没有野蛮化的运动，没有其比较正式的名称“战争与革命”，安然躺卧在“大一统中国”里的奴才，又如何适应“现代世界的战国格局”？

这样看来，中国的分裂只能与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束一同来临：野蛮的中国只能结束在中国复兴运动的圣歌中，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阴影只能消隐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阳光里。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在中国历史上，野蛮化与贵族化往往同时发生。例如西晋的八王之乱杀尽司马王族，五胡乱华之后，东晋不得不建立在地方自治与士族政治的基础上。

东晋的建立者琅琊王司马睿，与惠帝和怀帝同一辈份，是司马懿曾孙，但只是晋武帝的疏宗。如非晋室血亲相残，石勒又在宁平城和洧仓杀掉五十四个司马亲王，帝位排不到司马睿头上。更有史家明言，“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也就是说司马睿其实并非司马氏的后代，而是一个姓牛的小官吏与司马睿“父亲”的王妃夏侯氏私通之子。如此则东晋一百年天下，原来并非司马血脉在帝系流动，果真天道循环，以报司马家族开基者的阴毒残忍？这多少预演了后来南宋的故事，真是惊人的巧合，也说明帝王血脉的脆弱性和虚假性。

公元305年，晋惠帝永兴二年，东海王司马越派出和他自己一个派系的琅琊王司马睿留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并派出手下参军王导给司马睿当助手。东海王拥立晋怀帝后，于公元307年派司马睿独当一面，坐镇建邺，王导也随之同去江南。司马睿初到江东，面对孙吴旧政权留下的强宗大族，招纳了顾荣、贺循等当地望族名士，平定了孙弼和杜宣的叛乱，最终站稳。

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军队攻陷洛阳，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渡，包括陈郡谢氏、临沂王氏、太原王氏、颖川庾氏、高平郗氏、谯国桓氏等等，携家带口，成族成宗地南撤，纷纷避难江东。在此情况下，司马睿在王导辅助下举贤用能，罗致了不少人才，为江南积累了一大批能政治善管理的杰出人才储备。

晋愍帝继位后，遥授远在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由于晋愍帝名叫司马邺，建邺从此为避帝讳也就改称建康。长安陷落前，十七岁的少年皇帝司马邺深知自己难逃被俘命运，派平东将军宋哲捎信给司马睿，表示“……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丞相可摄统万机，还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

晋愍帝司马邺被匈奴刘曜俘掳后，刘琨、段匹磾、段辰、邵续、刘演、曹嶷等晋朝汉、夷众臣纷纷上表劝进司马睿。公元318年4月，愍帝被害消息传来，司马睿继帝位，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王朝正式建立。

江东地区，在司马睿到来之前，地方势力（江东原有的世家大族）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初，在东海王司马越和太尉王衍掌权期间，王氏家庭重要成员就已经被派入江南地区担任关键职务。王澄是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敦是王衍的族弟。晋怀帝永嘉元年，王澄被委派为荆州都督。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王敦获任为扬州刺史。由此，可以明显见出以王衍为首的琅琊王氏早就有南渡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司马越病死后，王衍本人虽被石勒杀掉，但王氏家族在江东已经握有实权和重兵。

洛阳陷落后，面对滚滚而至的中州难民潮，王导又劝谕司马睿大收人心，选择其中的“贤人君子”加以任用，于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眼见拥戴自己的呼声越来越高，司马睿对王导倍加信任，情好日隆，号为“仲父”，并比之为“萧何”。当时人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名实不符。其实东晋之初，正是谢、王这样的士族在民族危亡关头，慨然渡江，身为士先，才提升了自己的门第。而后来谢安家族更是在淝水之战中力挽狂澜，拯救中国于灭顶之灾。

元帝死后，晋成帝给王导亲笔信，其中一直用“顿首”、“惶恐言”诸类的字眼，为历代帝王对臣子书信中所未有。儿皇帝成帝到王导家，见了王导的老婆竟然下拜，仿佛孙子见老奶奶的礼数。王导上殿，成帝也要起身示意。这完全不是皇帝对权臣的畏惧，而是出自内心的敬畏和尊宠。既然已经对当地豪强示以“颜色”，北来世家大族也明白了自己这些侨客不能过份激怒当地这些“地头蛇”，便转而向浙东一带求田问舍，率宗族、部曲、乡里对那里进行开发，并把势力逐渐扩展到温州、台州广大地区，这样一来，北来大族和太湖流域的吴地豪强之间的矛盾逐渐缩小，东晋政权的内部争斗得以冷却下来。

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三月，桓温提军入朝建康。当时，都城内人情汹汹，都盛传桓温入京要诛除王、谢两族，并移晋鼎，取而代之。说传闻后，王坦之惊惧异常，谢安坦然自若。晋廷下诏，命百官郊迎大司桓温于新亭。王坦之害怕性命难保，想推辞不去。谢安劝道：“晋祚存亡，决于此行”。

桓温至新亭，晋廷“百官拜于道侧”。桓温大陈兵卫，依次接见百官，“有位望者皆战慄生色”，王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只有谢安一人“从容就席”。

众人坐定，谢安果真有名士风范，他笑对桓温说：我听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您何须在周围墙后安排那么多兵士呢！桓温也为谢安怡然之态而折服，尴尬笑着回答说：不得不这样作吧。灰溜溜地命左右撤去壁后手持利刃的军兵。至此。二人谈天说地，忆旧言朋，笑语移日。

晚间，桓温独召谢安、王坦之两人，商谈国事。郗超依桓温安排躲在屋中卧帐里偷听三人谈话。风吹帐开，一眼瞥见郗超撅着屁股凝神偷听，谢安笑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呵。正是由于谢安的镇定，在外有强臣、内有幼主的危乱局面下，晋室得以保存。

淝水之战谢安的“谈笑用兵”之所以传为美谈，就在于他顺应“自治”的时运，让晋军八万得以击败苻坚的八十万大军。

可以说，在古代南北朝，五胡乱华的全面野蛮化造就了东晋南朝的政治贵族化。士族和“仕族”本来同义，也称世宗，门阀，高门，世族，魏晋、南北朝时代，门阀士族的地位越来越高，皇权对他们的依赖也越来越强。

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指出，内藤湖南和陈寅恪关于六朝隋唐的研究，无论赞成与否，都无法回避和忽视士族的存在。

内藤氏的“六朝隋唐论”，即被欧美学界广泛接受的所谓“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已成为内藤史学的标识。而其“唐宋变革论”是以对比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种政治体制为核心而展开的，然后推及于经济、学术、文学、艺术、音乐等层面的变化，换句话说，内藤氏对宋代历史特征的判断，是基于对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把握。而内藤氏用以揭示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则为其“贵族制论”，这是内藤氏通过长期研究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理论框架。内藤氏指出：“要之，六朝时代，贵族成为中心，这就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贵族政治就是“政治权力由贵族团体所垄断的”的政治体制；“六朝至唐中叶，是中国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总之，贵族和以之为中心的贵族政治，被视为中国中世的根本和象征。“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不是根据制度从天子那里领到土地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这种“门第”的本体即郡望。其“长期自然承续”，既指“累代相续任官”，更指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意义上的承续。

其实在我看来，内藤氏的上述论断说明他对中国历史相当隔膜。

首先，“根据制度从天子那里领到土地和人民”，并非中国文明的原型，而是秦汉以后的政制；相反，“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才是先秦政治的本质。

其次，唐宋的一脉相承，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相当于西周与东周（春秋战国）的一脉相承。在这种意义上，唐宋统治者虽然同样名号叫作“皇帝”，其实不同。唐朝皇帝相当于西周天子，宋朝皇帝相当于东周战国诸王。孤立起来看，宋代皇帝比唐朝皇帝独裁；其实这是无类比附。犹如拿秦王比周天子，当然会说秦王比周王独裁，但这是无类比附，是对历史的肤浅认识所致。日本人由于接触中国文明甚晚，无法理解先秦与秦汉的差别，因此也无法理解魏晋南北朝与秦汉的差别，无法正确理解唐宋的差别。

内藤氏中世论的肤浅之处，不仅建立在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懵懂之上，而且建立在他的“夷狄身份”上。所以他在《支那上古史·绪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余之所谓东洋史，就是支那文化发展的历史。”他的历史分期的，是将中国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这种移动，首先表现为文化在地域上由内而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中心的移动；其次表现为文化在不同阶级、阶层乃至不同民族间的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自身的内容及形式的变化。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移动都成为内藤中世论的重要指标。

从第一种表现来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的时代即后汉后半至西晋，被界定为上古向中世的过渡时代；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的时代即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时代；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达于顶点的时代即唐末五代，为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时代。从文化移动的第二个表现来看，汉武帝时开始倡导的儒家文化，通过与政治、选举紧密结合的教育政策，并经过学问的“中毒”及其反动、社会风气和选举制度的变迁等复杂的转化过程，最终普及到地方社会，从而产生了中世的统治阶层即贵族；与此同时，文化由汉化人群的向周边民族的传播，唤起了后者的民族自觉，最后形成向中国内部发展的五胡势力；而从中世时期贵族垄断文化，逐步向非贵族的平民阶层下移，以及与之相应的诸如文学形式由诗赋而散文而词曲的变化，则被认为是中世向近世推移的重要征象。

内藤氏《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称：“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甚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其实他没有看到这一不同也正是先秦与秦汉的不同，也正是“近世”（元明清）与“现代”（共和国）的不同。军阀造国的所建之国，并非君主独裁之国，而是贵族专政之国。而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和当了僭主的毛泽东只是其中的“异数”。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其实是中国历史周期现象──这一周期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有相当的重叠。

内藤氏的错误理解，还有一项是忽略了“军阀造国”这一中国历史的主题。他错误地认为：贵族的根源和本质是作为纯粹文化的学问，即儒学和礼教；贵族是官僚。以及贵族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而在“这一贵族时代所发生的种种文化事象，诸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无不构成这一时代的特色，这些又构成支那文化的根本，今天的支那文化，也是在其基础上构筑起来的”。现代南北朝的现实，彻底否定了“文化立国”的假想，而揭露了“军阀造国”的铁血。

内藤湖南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还体现在他的著作《支那论》上面。在《支那论》中，内藤极力主张侵略中国，因为他断定中国乃是蚯蚓式的国家：“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它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这个秋田的师范生哪里知道，“虚假的煽动”能够创造历史，就像“日本”自己也是被一种独立于中国的渴望，人为地煽动和制造出来的。（参见谢选骏：《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附录《“八纮一宇”、“日本”、“天皇”、“神社”、“武士”起源于中国考──兼谈琉球、朝鲜、越南起源于中国》）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被评价为两部贯通全局、建立框架的专著，我在十八岁就通读过这两部论集，并对其中论述隋唐皇族异族血统的文字印象深刻，当时觉得振聋发聩，甚至毛骨悚然。其六朝隋唐论中，框架性建树可概括为“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和“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

所谓“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是指陈氏从较长的历史过程着眼，通过考察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的渊源流变，究明六朝隋唐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演变趋势。他将传统史学中被轻视的魏晋南北朝与受到重视的隋唐联系起来思考，从动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实上溯至汉）为强盛统一的隋唐寻得制度文化的渊源，复从唐代思想、文化中觅求宋代思想文化的源头。其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指出隋唐制度三渊源中的南朝梁陈一源，所传承的汉魏以来文化分为前后两期输入北方，“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后因北魏取凉州输于北魏，以及隋唐虽继承魏周遗业，而西魏北周一源“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诸如此类曲折繁复的渊源流变，都是基于中国历史的通识。

所谓“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是指陈氏在治史中对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阶层为背景组成的统治集团特为关注，并从这些统治集团的利益对立和兴衰分合中，揭示六朝隋唐历史的发展进程及社会基础，探讨当时各种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变背后的原因。他分析东汉以后，中国社会的世家大族与寒族寒门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其“竞争胜败”、势力升降构成了魏晋“兴亡递嬗”的基础。他还分析了东晋南朝侨姓士族集团和江东士族集团之间的对立与联合，江东士族内部的文化士族和武力强宗两类势力的分野，北方侨流集团因南来路线及其居住地域不同而反映出来的“社会阶级”的差异（上、中、下三层）及地位变化，以及南方土著豪族集团的兴起及影响。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考察唐代前期的关陇集团与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后期的长安（皇帝）集团与河北（镇将）集团，以及外朝士大夫朋党（即经学旧族之李党与新兴词科进士阶级之牛党）与内廷阉氏党派等不同类型的统治集团的相互对立及兴替分化，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清理出了唐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关陇集团”概念则是通贯地理解北朝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而在我们看来，“关陇集团”就是鲜卑的核心，是古代南北朝野蛮化过程的核心力量，相当于现代野蛮化过程中的核心力量：“党中央”。

“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虽然涉及到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集团，实际上始终围绕着一根主线，那就是在中古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门阀士族集团的兴衰分化过程。陈寅恪曾指出：“门阀一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其“六朝隋唐论”的理论基础，也许可以“文化、种族史观”概之。他自称“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并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即云：“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而在种族与文化之间，他又更重文化，“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他曾在《柳如是别传》中说：“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帝系虽源出北朝文化高门之赵郡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赵郡李氏中，偏于武勇、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今论明清之际佟养性及卜年事，亦犹斯意。”

陈寅恪研究中古史，特重民族文化，当因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其历史发展自然多与民族文化相关。上述“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不用说以文化的沿革变迁作为基本框架。其统治集团论，涉及到社会集团、种族集团、政治集团甚至军事集团，但对这些集团的界定及演变，往往都是从文化方面着眼来进行分析。如宇文泰藉以鸠集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就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

文化与种族的视角，也是陈寅恪解析中古士族政治、藩镇割据等政治问题的利器。他曾指出河朔藩镇诸将：“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族，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之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因此“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上述情形，也是我们把唐代比作西周的重要论据之一，因为西周就是一个多种族犬牙交错的松散联盟。

陈寅恪所论述的河朔势力，在我看来与后来俄国的哥萨克、美国的牛仔不乏相似；可惜的是河朔藩镇的矛头是指向国内的，而非对外的。至少在对外作战的功能上，无法与俄国的哥萨克、美国的牛仔相提并论。但与此同时，至少在唐朝前期，河朔藩镇也构成了对外武力扩张的基础，这也是在对外武力方面形成了唐强宋弱的区别所在。

陈氏分析士族还有以下特点：

1、“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

2、“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3、在兵戈扰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势力之力，而汉化人群的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4、门阀士族被视为中古时期的学术传续和文化托命之人。陈氏《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驳王鸣盛对王导的贬评，肯定王导的功业，亦在于王导“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

而在我们看来，具有贵族政治性的士族政治之前提，却是社会的野蛮化，是文明的普遍堕落。唯其堕落，唯其野蛮，方成全了士族的文明与高贵。

古代南北朝的野蛮化与贵族化，在现代南北朝就体现为“革命化”与“党派化”。革命化就是野蛮化，党派化就是贵族化，党派就是贱民力图上升为贵族的捷径──“做个革命者”就是“成为贵族”代称，而且是其不二法门。所以革命者纷纷传扬：“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妄图永远年轻的革命者们，他们到底以为自己是高贵的愚蠢者呢，还是承认自己是卑贱的聪明者？其实，他们只是想变成高贵者的卑贱者，他们是一群极想变成智叟的愚公。

八、预言书

是的，这里弥漫着“据乱世”的狼烟滚滚。

我们仍然在现代南北朝中晚期的一片混乱中浮沉着。我们身体和精神都破碎，无声无息地随风飘去，然后被堂而皇之地扬弃了。谁犯了错误：谁也没有错！也许，谁都错了？历史原谅一切，但就是不原谅活着的人──“祖宗欠下的债，要由子孙来偿还。”

我们不幸而生于这荒凉寂寞的时代。一望无际的沙漠便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为伍者，惟有累累顽石和无尽的苍穹。“知音”只是古代的神话；现代，就是“连倾听者都没有的时代”！这是多么可怕的虚空啊。于是，我们使用笔和纸来对话──以家徒四壁的坦然，来作野蛮时代的见证。

是的，中国居民的阴性状态令人震惊，并使当年的鲁迅之辈灰心、绝望。真的，这就是“费拉居民”的本相：消极、被动、钩心斗角、明哲保身。然而，我们并不像鲁迅那样绝望，因为我们不像鲁迅那样相信文学的力量。文学是能打动多数人的感情，但沉思却能透彻少数人的理性。物，当然以稀为贵。我们并不指责“中国人的国民性”，而是指出它为什么会这样。“怒其不争”是多余的，有一天，中国人将变得好斗成性，大大超出梁启超们的尚武呼吁之外，并傲慢地盘桓于我们今日的一切祈祷之上！

我应该知道这个答案：费拉大众们的“阴性”程度，恰恰反证了那潜在之“阳”的不可限量。

透过无序纷纷的烟尘，我们有幸望见了历史的大象。“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老子》）面对无数不眠之夜而获得的这个“令人心酸的结果”（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我兴叹了！对社会发展的预见，有时是有害无益的：特别是当它让人活得更沉重的时候。大众喜欢按照已成的轨道去生活，而不论其是非曲直；他们并不需要知道黑色的真相。而斗士们呢，则在尽情的厮杀和堕落中忘掉了一切！他们没有闲暇来思索这“无用的真理”。只有孤独的预言者，在殷切中探望。他说，“知命”，并不是为了恐惧，而是为了“尽性”。

不是我们运动了历史，而是历史运动了我们！所以，“英雄创造历史”、“奴隶创造历史”、“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诸说，俱可以休矣。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式的革命，中国百年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他们的反对在“逻辑上”是多么地有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也不是按照一切书斋里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不是理性的，而是宿命的，用一句响彻二十世纪之寰宇的话说，“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这规律，乃是用鲜花和血泪，交织而成的。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你是中国人改天换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整整一百年！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你是中国人历经五千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苦难、绝望、疯狂挣扎的整整一百年！

然而，与百年来一切美丽的想象完全相反的是，事情远远没有到此结束──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的手术进行了七十年了，但，并没有做成功……现在，如果全面地停止这手术，回到康梁甚至洋务派的“中医式的调养”道路如治标不治本的“改革”上，对病人已是“远水不救近火”了。这对主刀的大师来说，固然是政治上的死刑；对病人，也无疑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孙中山时代”，至少将囊括我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某时刻。这实在是“洋务、改良、技术性的解决一一失败后所采用的一系列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现在只能抱着最好的希望，希望水到渠成，结束这先后绵延二百年（1840─2040年）的历史性的即“慢性的”折磨。

二十世纪，因此将被称作“中国的无君世纪”。在此之前，是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公元316年的五胡乱华──1900年的八国联军；中间历经全部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隋唐宋辽金，直到元明清。在此之后，将开始“第三期中国文明”。它的具体精神和形式，在今天还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并很难对此作出准确的预言。因为未来的发展，总是超出我们今日最大、最野的想象之外。

有一种人们梦想不到的东西将会生长起来，欣欣向荣，它以浩浩秋天的黄金气氛感人至深，它是对中国人两百年的翻土、耕耘、播种、劳作、苦难和希望的回报。但是，它的累累果实，对于那些不喜欢中国再生的外国人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是最大的恐怖。在多种不确定之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二十世纪的混乱与无能为力中。所以，希望中国“慢慢来”，以便再混乱与无能为力几百年的阴谋家，注定是要失望的。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革命与战争不仅还要重演，且会加大剂量地进行，以便为中国的革命划上一个真正的休止符！

应该承认，经过百年熬炼，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与历史上的中国人有所不同。从一个不同的民族到一种不同的文化，已在痛苦的挣扎中崭露头角。这就是“无君世纪”的价值。不论在1950年的前面还是后面，无君世纪的共同趋势都是“掘弃传统、造作新民”。在其间，不论力挽狂澜的人有多少，并不能扭转旧社会的消解过程。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具体的指向并不相同，但它们显然都不是传统主义的，而是野蛮主义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失，这种革命性的努力越来越带有野蛮化的特征。

历史的悖论是：这是在野蛮化的过程中，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文明国家”，才能顺理成章地诞生。所谓“有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是指：

1、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而不必借用他国的主义、崇拜异族的偶像。它以自然的能力，涌现自己的生活，而不沦为他人生活的仿造品。

2、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制度，而不必依靠党的专政、群众运动的恐怖才能运转。偶然的个人意志、随机的官僚欲望，不再能破坏它的法理。

3、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联接了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传统，而不必通过“反传统”来推进社会革新；也不必通过“吹捧传统”来遮掩政治腐化。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这两种做法，都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自尊。

4、这个国家将召唤传统的魔力，推动、规范现代化过程；它以巨大的艺术天才，创造性地解释历史──凡是革新所需要的，就是“传统的美德”；它哪有必要白费力气，去“批判传统”呢！

5、它摆脱无君世纪的梦魇，完成中国民族的自我更新。它以自己的辛勤而非投机，使自己的人民过上人的生活。

6、它已经成年、独立，渴望寻求世界性的挑战！它有法治、讲礼义，以淳朴的风俗、敦厚的伦常为天下式。在这意义上，中国革命是一场非常动人的、与“梦魇”（泥古不化）、“死神”（外部压力）苦苦搏斗的自新运动！

（另起一页）

第十一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中国革命，即中国的野蛮化过程，是一场寻求新的生命原力的巨大的民族冒险。

由于历史具有藏污纳垢的本性，中国民族曾经疲惫、衰老、灰尘满面，但执拗的意志使它不愿就此死亡：它要通过一系列旷古未有的痉挛，摆脱梦魇的诱惑、死神的纠缠。仿佛它知道，洗清自己的污垢，死神才会逃走！死神畏惧充满活力的生命，起码是避其锋芒！所以，真正的中国人要歼灭费拉的国民；渴望牺牲自己，来换取民族的新生？

他不怕绝种，他要的是再生！尽管，民族性的新陈代谢，意味着个体的大量死亡。中国自新运动的最后一幕，不容世俗性的软弱犹豫，不容玫瑰色的眼罩，遮蔽洞察事态的慧眼！世俗意义的悲剧大量上演，但它将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在死亡之后，赢得生存的权利：这等于是给一个腐败了的泥潭，投入必要的清洁剂。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中国的无君世纪！你并非不能生育，通过牺牲、绝种、变形、再生，你能渡过险滩、抵达新岸！你终能开出灿烂的鲜花，尽管，我们这一代注定还要流血不止。──若非我们饱尝先结的政治酸果，未来数百年的文化柑橘，又从哪里来？

一、从五四到六四

1989年，我曾在《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一文中，谈到从五四到文革一脉相承的“反传统主义”。当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它不再作为几十年一贯制的“五四青年节”受到政治仪式上的纪念。全国知识界终于打破了年龄层的隔阂，以一种文化认同的态度、异乎寻常的关注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因为，1989年和1919年之间确实发生了一种遥相呼应的历史关系。

人们谈五四，不单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抗议而言，而是用“五四”这个符号指代那个历史周期：伴随着袁世凯的死所开始的中国社会的彻底分裂（1916年）到北伐胜利即在蒋介石强权下的中国初步统一（1927年），并以“五四”来指代这整整十二年间的新文化运动。袁世凯的死，把辛亥革命的后果充分展示了出来，那时，社会失范状态带来了文化观念上的空前绝后的活跃。这样，“五四”就获得了和新文化运动同质的象征性。 

1919年5月4日所发生的学生造反运动，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这一文化运动的精神的。但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科学与民主）和5月4日运动的口号（救亡与自强）之间，却存在着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分歧。不错，民族主义运动完全可以把科学与民主作为推进自己事业的工具来使用，这在逻辑上是没有疑问的，而且被日本和欧洲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再证明是有效的。但任何武器和工具都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它既能用来推进一个事业，也可以用来削弱甚至破坏这个事业。 

我那时已经指出，在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与共产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集中制”之间，具有逻辑的联系。

在中国现代史的实际运作中，仅仅把科学和民主当作促进“富国强兵”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结果，就导致在民族危机持续深化的苦难历程中（八国联军、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中日战争……），断然地放弃了这些被认为是低效的、不能应急的武器，而去寻求更直接、更有短期效应的武器。实际上，主张暴力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科学与民主的局限性时，正是这么做的。结果开辟了一个“山沟里出马列主义”的新的（野蛮主义）时代。 

“科学与民主”是目标吗？ 

“民族主义”是目标吗？ 

“科学与民主”和“民族主义”究竟谁主谁从？或者，二者都应该服从于其他更高的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些，曾多么深入地困惑着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家们。 

凡此，当然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尽管历史常常通过讨论来显现自己，但历史并不是讨论。因此，当“民族主义”（救亡运动）与“普世主义”（科学与民主）之间开始在1919年以后出现分歧时，新派人物就因为“必须做出历史选择”而趋于分裂了。这种分裂性的选择导致了连锁性的社会事变。而“反基督教运动”（非基）的兴起，也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后果。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完全是外生型的（外国舶来的）而不是内主型（自力更生的）的，甚至连号召自力更生的毛泽东思想也还是为了保卫外国舶来的马列主义和“祖国苏联”。甚至毛及其党徒都要声称自己死后是“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因此对他们控制下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真理永远只能是“死的物”而非“活的灵”──接触它和学习它，只能通过西方的人、器物、技术和制度等物的中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冥顽不化，因为反过来，中国的文化与精神在西方人眼里又何尝不是一种“死的物”而非“活的灵”？又何尝能不通过物的中介而直接交流？既然西方文化是“物”，则它只不过是作为养份而来到我们的文化构成中。这样，就必定存在一个有机的、以我为主体的消化过程，就必不可免地需要一个“胎盘”，需要健全的肠胃功能。

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等观念的谬误即在于它们都把某种文化当作“体”，而忘了只有人、尤其只有“我”方是唯一的文化主体！“全盘西化”当然不可以，即便“以西方为宗”也只是一个幻想，或流为一个口号。其结果恰恰是无从消化西方文化，结果徒令中国社会文化的有机体患上了消化不良症，患上了伴随而来的紊乱症。这表现为反文化的土匪习惯日益成为社会的时尚。 

几百年前的蒙古、满洲占领中国，也还要沐猴而冠、假冒斯文，但近代中国“西方化军阀”、“苏俄化党阀”却连伪装也不要了，而竞相标榜野蛮。事实上，这百年历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其实，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本来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既无法存在，故“反传统”成为社会革新的同义语。同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小传统”（即“党文化”）的反思亦然。一切反传统主义，得出的结论都只是功能性极强，而真理性颇弱的。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明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政治规范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用西式的文化模式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迄今为止的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的文化”，而今后开始的第二阶段则应是“消化西方的文化”！而要达到健康的消化状态，则必本于自身的活力，本于自身良好的竞技状态。这在文化上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复归。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史已反复证明，这一周期性的钟摆：反传统主义与新国粹主义，将在历史进程中日益合一。

 

二、“文革”的由来

帮助满人镇压汉人起义的汉官林则徐，是个福建人，因此接触西方较早，可算第二个现代思想的先驱者。他的朋友与学生魏源以及冯桂芬开始提倡研究西学，制造西器，但没有什么结果。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中国才去研究欧洲文明。曾国藩有倡导之动，其幕客如郭嵩焘、薛福成等（还有在野的王韬），对于西方文明已颇有了解，虽然曾国藩自己自始至终并没有深刻认识，但江南制造局之编译工作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等的事业，使中国接近了现代文明一步。现在有许多人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其实这一旧时代的开 明官僚还知道机器重要，今日许多新人物还轻忽机械。（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14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里提出了任何严肃的学者都无法予以回避的现象：“旧时代的开明官僚”都还知道先进机器的首要性，这表明他们远远没有陷入“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形之下，倒是文化革命热潮中出现的“新人物”却变得轻视起机器的重要性来了。很明显，这一观念反差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实践上的破产。尤其是，紧接下来的康梁改制的努力也失败了，更由于主张实行彻底政治变革的辛亥革命竟也趋于失败！又加上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的不了了之……这一系列性的挫折，使得新思想家们对以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政治、甚至西方的社会模型来拯救中国的努力，感到彻底灰心绝望了。从此，他们才走上了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极端主义”的立场。这一极端立场，如前所述，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务实精神所固有的。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早在董仲舒时代起，就一贯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立场的。 

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独创，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果。正如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1918年）中开宗明义地点破的，“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窃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句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打倒偶像”，正是西方现代精神的主张。尼采不是大力宣传偶像破坏论吗？马克思不是力主“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吗？这与中国的保守成性的文化传统何干？再看下面这些言论，就知道陈独秀为什么加入了苏联缔造的共产党，而没有自己组织一个中国式的团体：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见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四卷） 

“国民”成了反传统主义者攻击的主要对象。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之谴责“吾人”，与八十年代的新中年（新观念）倡导“全民族共忏悔”──实有外国思想指导下的异曲同工之妙。而具体的文学革命之所以有其必要性，恰恰就在于政治革命的失败一下子暴露了“疾视革命”这深厚的国民性。从此，“吾人”的劣根性已被认定为中国积弱的主因。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把表达民族精神的文学，列为革命的对象；继而在总结民族理想的孔教的批判上达到了高潮，结果是鲁迅在《狂人日记》（1918年）中发出了“仁义道德吃人”的反传统呐喊。虽然《狂人日记》的思想来源还是陈独秀和胡适：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仁义道德，正是中国文化的魂，是中国民族千百年来为之献身的理想。为什么在革命知识分子心目中变成了吃人的怪兽？显然，因为这只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的命题。

在国粹派看来，这命题大逆不道。而在一个中性的文化史家看来，这命题也是偏颇的、缺漏百出的。因为仁义道德的文化系统作为中国人生的基本价值，曾在历史上发挥过极重要的功能。否则，它就不可能统治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世界达几十个世纪之久。而在我们看来，仁义道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确实拥有全然不同的功能，它不仅吃掉坏人，也常常爱人、护人、尤其是养人。因此，这概念本身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完全殊异。“吃人的仁义道德”这一概念，恰恰是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文化的失范状态中产生的，是由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型知识分子们体悟出来的。我本人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切肤之痛和所谓真诚，甚至也承认这命题当时当地的真实性：他们彼时彼地所看到的传统（即仁义道德的当时状况），也许是有吃人而不仅仅是吃坏人的一面。 

关键不在于“仁义道德”这几个汉字会吃人，也不在于这几个汉字所代表的概念和文化传统会吃人，而在于当时当地结合了这些概念的社会权力集团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指导力量。结果仁义道德原有的积极社会功能（爱人、护人、养人）消失殆尽，而更多暴露其消极的社会后果（“吃人”）了。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五》中的自白是典型的，他援引并赞扬了一位朋友的妙语，“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需国粹能保存我们。”此语道破了天机。

事实上，人和人的文化（即国粹）之间的这种互保共存关系是公认的、无可非议的。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近六七十年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改革和革命的历史己经表明，中国的国粹已经无法保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甚至很难保障中国人的生存。这日益暴露出来的“不能应付”，激发了日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 

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洋务派否定经济的技术层面的国粹，维新派否定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层面的国粹，革命派否定中国文化的最核心部分──皇权。这一步步的否定，一步步的“反传统扩大化”，才导向新文化运动的全面颠覆效果。其结果是把“我们”和“国粹”完全对立起来，“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鲁迅：《随感录·三十五》）这其实是“文革宣言”。而在传统文化没有面临西方文明强有力挑战之前，“我们”和“国粹”不仅相安无事而且互相提携了几十个世纪…… 

可见，所谓“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是中国文明的直接居民（“汉人”）在其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受了一系列明显的挫败之后，兴起的思潮。这显然不同于中国文明的间接居民（“藩邦”如日本）所采取的现代化道路。其特点是以文化革命为宗旨的总体革命的动员；其精神动力，则十分怪异地采纳了“从西方觅得的新经”。 

退一步看，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反传统主义即使在爱国志士中也从未占有过主导地位。反清志士、排满的民族革命者（如邹容）和持有激进共和主义观点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也只是抨击中国两千年大一统专制的政治独裁，而从未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过陈独秀式的全方位攻击。 

可见，危机确在深化，革命确在深入。 

三、山沟里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终于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态度。这种性格要求，为中国的复兴，须在传统文化的根子上大动手术，甚至在我们的国民性上动手术：用现行的时鬃话说，也就是要在文化和民族的“基因”上作文章──这才开创了“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文革时喊出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在文革后又主张“全民族共忏悔”……形态虽异，情致则一。新文化运动开创的这一新的国民性，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紧紧依据着当时的社会形势：

从1916年袁世凯之死所形成的政治混乱开始，到1927年北伐战争的大致结束从而创立了一种新权威而告终。这十二年的新文化运动明显地揭示，中国文化运动的活力，恰恰是从社会政治的动荡混乱甚至解体中获得的！思想的解放，是和社会的解体相辅相成的。所以新文化运动前后夹击着袁世凯强权与蒋介石强权。这两个强权时代，当然较少政治上的扰乱，但传统主义则有所抬头，自由思想却大大减少了。政治与文化的这一反效应，表现为袁世凯时代比之辛亥革命及其准备时期，都更多保守主义的倾向；蒋介石时代比大革命及其准备时期（即新文化运动期）也更多思想回潮的意味。 

袁世凯和蒋介石的保守主义虽不尽同，但他们都表现出对中国大一统专制时代主流文化的认同。这认同并非巧合，而是革命力量即反传统力量的退潮所导致的。与这退潮同时来到的，则是要求“重建道统”的呼声。但正像中国的现代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中国社会危机的症结并不是道统问题所触发的。所以，临时性的重建道统，虽有助于暂时稳定社会秩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社会面对现代世界新秩序时，所遭遇的全面不胜任。这样，保守主义的抬头也就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革命的和反传统的力量，不过是暂时退避了，退到某种地下状态。如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力量，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力量。但这只是在等待一个更有利的、必定要重来的“革命高潮”。这高潮即是社会危机的再度激化。因为社会危机越是得不到解决，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的冲动就越是受到青年造反者的拥戴。他们力图在社会文化的根子上挥刀斩乱麻，以“毕其功于一役”。 

在北伐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内战期间，革命的反传统主义主要汇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式，以此破坏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其高潮是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此相应，官方的“文化围剿”运动也就十分自然地采取了一种“准国粹主义”的立场。国民政府开始崇信宋明理学的遗绪，并以此作为其政权正统性的凭据。在“捍卫优良传统”的旗帜下，“新生活运动”的赞助者们，向他们所认定的“全盘西（苏联）化”、“不合中国国情”等左派倾向进行不断的反击。为此，他们甚至对各种谋求进一步变革的反传统主义者一律扣上了一顶“领取卢布津贴”的政治帽子，而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在组织上加入了政治反对派。 

可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始就不是一顶单纯的书斋中的革新，而是终究要与社会变革的脉络相通的社会行为。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恰是社会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的大变局中，可谓通例。 

进入1930年代后半期，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突出，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国共两党“一致对外”的合作过程中，文化和政治之争为要适应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做出了若干相应的调整。在民族矛盾中，反传统主义的声势自然有所缓和。“长城”等民族传统的象征物，在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受到再度的颂扬。其实这个长城就是鲁迅等激进分子所痛骂仁义道德。 

随着边区政权的确立，一种新的、特别适应山沟国情的“理论”──毛泽东思想被创造出来。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此后支配了中国几十年历史的小传统：延安精神。“东方红，太阳升”成为延安精神的写照。 

“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由刘少奇率先提出的，这耐人寻味。正如在几十年之后，在遭批判的《论共产党修养》中表明的那样，刘少奇的思想深处有很深的儒家背景。也就是说，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创建毛泽东思想”，等于搭建了自己的断头台。这个“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马列主义的儒化”，是在边区内地的农业环境（“山沟”）中产生并得到发扬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取代了莫斯科工业环境来的政委们。 

当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论证说，为什么十年内战期间中共无法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一旦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之后就赢得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归顺……显然是赞扬了山沟里产生的抗日口号，这个口号是反抗满洲国的了，而不是引导满洲国的了。显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在“九一八”国难之后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比“五族协和”的满洲国还要居先。（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五族协和有满族、和族、汉族、蒙古族、朝鲜族。） 

在山沟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此后演变成一场新国粹主义。只是让“天朝意识”被“世界革命中心”的理论所取代，使反传统主义和新国粹主义获得了一种历史促成的联姻。这表现为文革之前十七年对中国传统有条件的认可甚至赞同：其途径是把中国传统一分为二，分为“封建性的”与“人民性的”。然后再从中抽绎出某些新国粹主义的原则信条。全部的历史图解就依照着这种严格的教义区分给予重写，从文学史到经济史、到社会发展史、到当代社会的分析…… 

这次新国粹主义的建立，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以一种非常巧妙的艺术即“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辩证关系，将中国权力的链条又重新衔接了起来。但这仍然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如何迅速适应这个急剧发展着的工业化进程和列强们奠定的世界格局。结果导致中国在1960年代再度陷入世界性的孤立、隔绝与落后，这一国际压力所激化的危机，再度以社会动乱和文化痉挛的方式爆发，史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全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和文化的空前失范，文革是反传统主义最无顾忌的伸张。即便在“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也从未通过如此规模的官方认可和权力推动，来达到此等爆炸性的全民运动（即运动群众）。此中因缘当然是受“五四”精神感染的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了决策作用。五四精神是以“从青年乱党到老革命家”的方式，被文革继承了。这两个“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特征，便是全面的反传统主义。

文革的根本精神是“反对封资修”。那么是封、资、修？

“封”，是指封建主义，是对中国全部传统社会的简称。文革爆发时的中国，已经逐渐放弃了前此二十年间不断确立起来的新国粹时期所奉行的新道统原则，即“封建性”与“人民性”的两分法，而重新采取了“反对中国全部传统”的激进立场。毫无顾忌的“破四旧”，作为精神暴力和社会暴力的综合联手，推动了反传统主义的再次嚣张。

“资”，是指资本主义，是对“西方文明”的简称。马克思主义所承认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这时也被完全否定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部传统价值和实践理性，被当作万恶之源予以铲除。这是反传统主义在新方向上的膨胀──从五四时期反对中国的传统，扩大到了文革时期也反对西方的传统。 

“修”，是指修正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简称。尽管文革在理论上承认斯大林主义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上却否定了其制度与运作的方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三反性质”，实质上是对人类迄今为止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化遗产，进行了一场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已经象征性地说明了文革主人乃是一个文化上的泼皮，是在孔庙里喂马的无赖。文革“浩劫”之所以影响深远，迄今四十年时间仍是看不清楚其边际，就是因为它的三反主导精神是从五四就单方向（反中国传统）开始，并在邓小平改革中被全方位继续贯彻成为文化虚无主义。而身陷其中的我们，当然不可能清楚这绵延一个世纪之久的、从五四到如今的“超级文革”的复杂破坏性究竟有多深……

要在否定“文革”的行动中，为中国社会文化开出一条活路来，这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开路。事实上，国人至今仍在沿着文革反传统的思想道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提法与观念的更新，无法掩盖这一根部的陈腐。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四到文革的反传统主义，跌宕起伏，造成了结构意义上的沙漠。不论改革（1979──1989年）、文革（1966－1969年）还是社会主义革命（1949──1966年），都是反传统主义的。结果，无结构的文化、反文化的文化、丧失了主体性和主体感的文化，盘踞了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的沙漠中，虽有“文化残渣余孽”，但这些因素彼此之间攘扰不已，无法形成一个能够自行生长的有机系统，因此这一总体的混乱必定表现为反传统、反文化的综合症。 

反传统构成了一种现代中国特有的“小传统”：山沟里的毛泽东思想。它鼓吹斗争，反对和谐；它力行破，而蔑视立；它主张无限制地躁动，反对安静。这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是来自西方的真理所造成的幼稚病态的焦躁不安──其极端史称“文化大革命”，仿佛是那山沟精神的全面痉挛，是一种极为夸张、自作多情的行为艺术。

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不断的运动构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中国现代史之圆。这其中自然也有曲折，有变形，有回流，有穿插──但反传统的要义却“像红线一样”贯穿此间。你既可以赞赏它执着不衰的持久热情；也可以谴责它一意孤行的偏执。你还可以指出其间在形式上有极端自相反对的事例……这些都可以成立，但这些对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否定之否定中，展示了反传统革命的不断激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的对象还局限在中国的传统，“仁义道德吃人”、“打倒孔家店”就是它的全部宗旨；而文化大革命则着手去反对一切传统：不仅要打倒封建主义（指代中国传统）、资本主义（指代西方传统）、修正主义（指代马列和其它社会主义传统）。这种变化确实显示了历史的发展，显示了反传统的呼声越来越激昂，反传统的目标越来越庞大，结果，反传统力量所树之故也越来越多。其症结在于把“反传统”这一振兴中国的手段错误地变成了目的本身。 

本来，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利用西方的新潮文化来攻击中国的落伍传统，企图以此便中国走上文化更生、社会复兴、国富民强的道路。为此，它利用了科学与民主的手段，把西方文明在几百年里发展起来的这两个果实，当作改造中国社会的急功近利的杠杆来使用。这种大胆的“引进措施”，意不在使西方之果在中国生根、开花（当然，创造一种类似于西方文化氛围的努力就更谈不上了。但是实际上正是这种氛围创造了西方文化之果），所以，这必使此等果实在引进后的中国环境中变质、变味，被严重地异化了。这是问题的第一方面。问题的第二方面是，用西方的工具来攻击中国的传统，出人意料地并未达到西方文明之境，又阻止了中国的传统转化为生机勃勃的自行生长系统，结果现代人在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反传统运动后，只是拾得了一大堆七零八落的文化碎屑（如“毛泽东思想”）。 

引进（西方事物）的失败和改进（中国传统）的失败双重相加，使现代中国丧失了社会文化的结构性。正是在这一时刻也仅仅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发现中国人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其实，这一盘散沙原来不散，他们曾在王权和官僚系统的粘附下各安其序、各守其序了两千年之久。尽管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意识，但毕竟还是那社会文化结构的有机文化成份。只是在皇权溃灭、官僚系统失去了效忠对象，从而致使监守自盗之风日炽之后，原先依附于皇权之轴和官僚系统的中国民众，才变得散漫游离起来。这是文化结构的崩溃所导致的社会失范，是社会失范招致的无组织、非道德状态。这从此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革新过程的一个基本前提。而为了克服这非组织状态，就得诉诸人为的、强制性的组织压力。铁腕人物应运而生。 

西方传统如科学、民主及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在现代中国是被当作意识形态使用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单方向（反封建）的反传统主义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口号，发展到了文革期间三方向（反对封资修）的反传统主义，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对传统的全方位攻击，其结果是破而不立；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完全丧失了“体统”的、盲目崇信斗争的动乱史，是一个抛弃了任何一种体或仅把体当作“用”的唯利是图的时代，是一种打着“唯物主义”旗号的非道德状态与失范状态。 

于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就被“最高指示”化为以下的咒语：“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样一来，文化结构和所谓社会规范，都成了权力的玩物。 

这样，即使最稀薄的西方传统即苏联模式，也并未在中国土地上确立起来。苏联模式在俄国毕竟造就了一个超级大国，而在中国却成了土洋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也许是一大幸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退出苏联体制埋下了伏笔。但另方面，在“体的溃灭”所造成的“用的混乱”中，短期行为成了一种受到崇敬的时代精神。林彪的“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一脉相承；它们之间的苟合处就在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意义上，林彪是痞子精神的学生，而邓小平又是林彪的学生。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摸着石头过河”等反文化的喧嚣，是乘着文化结构的真空状态而肆意泛滥的。痞子精神愈演愈烈，直到毁灭了全部的社会信任，冲垮了使它可以崛起的各种社会条件，以致暴露了它的全部劣根性，使自身受到了怀疑、削弱，并使人们认识到清理这批复杂遗产的现实迫切性。这就显示了中国文化结构重建的社会必要性。 

正因为这样，即使那个最为稀薄的西方传统即苏联模式，也并未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确立起来。苏联模式在当地毕竟造就了一个超级大国，而在中国却成为草草了事的土洋结合。这也许是一大幸事，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退出苏联体制埋下了伏笔。但另方面，在体的溃灭所造成的用的混乱中，短期行为成了一种受到崇敬的时代精神。“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实际上是一种痞子精神的自白。 

这股反文化的喧嚣，是乘着文化结构的真空状态而肆意泛滥中国大地的。痞子精神愈演愈烈，直到毁灭了全部的社会信任，冲垮了使它可以横行的各种社会条件，以致暴露了它的全部劣根性，使其自身受到了怀疑、削弱，并使人们认识到清理这批复杂遗产的现实迫切性。这就显示了中国文化结构重建的社会必要性。

这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命题。百年前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年）对此曾有预知：“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但这种酝酿在山野中的“新文化”，毕竟是新的国际形势所造成的。这恐怕是龚自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它的独创性远远低于它的模仿性。它的独创性不在于唾弃了中国传统中崇仰魏阀（龚自珍称之为“京师”）的情愫，以便对士大夫所创造的庙堂文化进行彻底的颠覆（《尊隐》云，“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又云，“京师贫则四山实矣。”）；而在于它突破了前此一切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各派列宁主义的定义，从而在反抗中国传统的同时，还表达了一种反对马列传统的精神。山沟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最薄弱的地区，也是现代国际文化最薄弱的地区。这种双重意义上的文化贫弱（一穷二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的痞子意义。由此可以看到，几十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非一个偶然的事故。 

文化大革命力主反对三种传统，即“封、资、修” 即人类一切文化的态度，实际上正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山沟的野蛮精神的恶性膨胀。这种彻底反传统的山沟精神（“延安精神”），又是对“五四”单方向的反传统（只反中国渊源的“封建”传统，不反西方渊源的“帝”和“修”传统）倾向的继续和扩大。山沟精神（“延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把一切都扫入历史垃圾箱的文化大革命的阴沟精神。而山沟精神到阴沟精神，又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认为，反传统前期三十年的主流（1919──1949年）是启蒙，而反传统主义的后期（1949──1979年），尤其是其典型文化大革命则背离了启蒙的传统而导向了一种新蒙昧主义。从1919年的“打倒孔家店”到1949年以后的“轮流打倒一切”──毛泽东一类“失学青年的造反”之底气，似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无论五四的还是文革的文化界的语言暴力，后来都演化为社会的肢体暴力，甚至动刀动枪的全方位冲突，进而激起了直接的杀人放火运动。 

进一步深入问题的症结便不难发现，五四运动的社会功能早已超过了启蒙的要求而成为一场文化革命。其基本宗旨，甚至不是站在传统的构架以内寻求改良与启蒙，而是站到传统构架的对立面，去进行一场文化界的暴力革命和彻底毁灭。尽管这场暴力革命暂时还停留在“观念”与“符号”的领域，但它确实主张“打倒偶像”。

进一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只是知识与方法上的观念改进，而是一场打倒统治文化的暴力革命。它以思想观念的领地为出发点，深入地摧毁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仁义道德”。没有这种微观世界的暴力革命，随之而来的宏观世界的国民革命便无法实现。统治文化的倒台，意味着社会文化结构的解体。有什么代用品呢？没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向反传统主义的后三十年。因此，后三十年占有统治地位的是一种革命文化，一种空前绝后的“独”创。 

这里“独”创，并非限于世界史和中国史，而是指它要把历史与文化构造全给颠覆过来。那么，它的存在理由又是什么呢？──它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功能已经丧失了。原先由上层社会而非下层社会控制的历史，原先由城市而非山野推动的文化，这时应该鳌鱼翻身、换换方式了。……再没有什么比“颠倒历史”更能指明毛泽东思想的反传统性格了。这是一种在孔子庙宇里喂马的精神，这是把四书五经拿来充当炊事班长燃料的生活，这是历代“流民暴乱”的理论概述。“山沟里出马列主义”，这句旷世“格言”，就是“边区文化”发出的最惊人的呐喊。 

周泽浩《文革中的第一次反孔运动》回忆说，1966年8月和9月，受毛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毁掉他们认为与“四旧”有关的一切东西。“砸三孔（孔庙、孔府和孔林）”运动 在1966年8月也拉开序幕。11月10日，一些北京红卫兵设法进入大院，看到了许多孔府内的“犯罪证据”：国民党党旗，蒋介石的图像和他的训导词、旧货币、书籍图画……。11月1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以及许多当地居民在孔府前举行了一场要“彻底打倒孔子”的誓师大会。气愤和激动的人群冲向孔府前的碑匾，大喊“砸了它”，重达千斤的大匾马上被拖倒，然后用锤子砸碎。他们然后去找周公庙，把其石匾也砸碎。有人进入孔庙，毁掉更多的物品，捣毁行为持续六七个小时，然后人们进入孔林，毁掉保护匾及两只石狮。

11月28日到11月29日，数十万工农兵群众在曲阜师范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了持续两天的集会，誓要“彻底捣毁孔家店”。早上6点，红卫兵和农民开始在集合处汇集在一起，“来自各个方面的红色像融化了的铁一样”，人们挥动着造反旗帜，手拿“毛语录”，把曲阜师范学院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他们一到达孔林就不断焚烧孔子雕塑、铲平坟墓、挖出棺木、掘出尸体和取出棺木中的金银，幷粉碎墓碑等等。在11月29日，参与者向毛泽东发了一份公开电宣誓要效忠毛，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幷告知了毛他们对孔府遗迹的破坏战果。

进一步的破坏行为还在持续着。1967年2月发表的来自《讨孔战报》中的“紧急通告”，表明曲阜的居民还在孔林内肆意挖掘坟墓、搜罗陪葬的珠宝以及随意破坏孔林中的树木。根据此通告，有一千棵以上的松树从孔林中被挖出来。有一家曲阜银行购买了价值十一万一千元人民币的黄金（约合二千八百两）。一些掠夺者建议“分掉整个孔林”，盗墓人吹嘘“一晚一拖拉机”，意思是一个晚上掠夺的物品价值一辆拖拉机的价值。这在1960年代末期，“东方红20型”拖拉机每台售价七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正式工人两百个月的工资，相当于非正式的合同工、临时工、街道工厂工人的三百到四百个月的工资。难怪掠夺者之间经常爆发暴力冲突，就像在十九世纪加利福尼亚的非法金矿一样。

反孔运动的后果仅仅在曲阜，就使得大约六千件文化遗物被毁掉；大约两千七百卷古代书籍、九百件以上的书法和图画珍品以及大约一千块来自各个朝代的石碑，被烧、砸一空。在这些毁掉的物品中，有七十件是“国家级文物”，有一千本以上被毁书籍是“孤本”。孔子出生地遭受的损失是毁灭性的，曲阜和中国一样，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就是五四“科学与民主”落实在中国大地的结果？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落实在孔子家乡的一个缩影。

这里真的有什么“历史逻辑”存在吗？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基本主题──“启蒙与救亡”对立起来看待，认为五四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救亡代替了启蒙的历史，从而导致一种新蒙昧主义的出现。而1989年的现代，恰恰是到了倡导一个新启蒙运动以再度开发民智的时候了。在这种逻辑的推导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个误解。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的任何一次启蒙努力，甚至龚自珍式不自觉的启蒙，都是和当时的社会形势、救亡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以救亡为主题，恰恰构成了中国启蒙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特色，甚至在严复译著的移花接木式的启蒙中，也时时围绕着救亡和富国强兵的思想之轴，这并非巧合。这与龚自珍式的文化结构内的启蒙已有很大不同，而且被后继者们一直巧妙地保持了下来，甚至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翻译家们也在不自觉地执行这一传统。很难说这是“以救亡去代替了启蒙”。 

中国现代史上的启蒙活动，并非某种文化魅力自然萌生出来的结果，而是在受到西方实力政策、炮舰政策（以及当代的“经济实力”、“经济政策”）的挤压后，被迫作出的应变之举。在外生型文明这儿，“启蒙为救亡服务”的轻重缓急位置是自然的。而当“启蒙过头”亦即单方面的启蒙可能干扰救亡的大方向时，大多数人就会相当自觉地站到阻止启蒙的一方，而去颂扬皇帝的新衣。 

即使现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百姓中到底有多少人真心喜爱科学与民主，而不是仅仅将之作为一个改善生活的手段？这不是错误，也不是国耻，这是一种社会与文化性格。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与百姓，并无根本的分别。因为他们不论是如何的“高干”着出身，他们的父母或至多是祖父母，也多是来自底层民众。寻常百姓的困苦同样压到了他们，“富不过三代”是中国的一个残酷现实。

谈论“文革”的人多，观点也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在扮演满身创伤的受害者，怀着“形形色色的义愤”，从事着“事后聪明的谴责”。所以，也就很自然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文革的结束，定于毛泽东的死亡及其工作班底的分裂──部分毛党如华国锋、 叶剑英、汪东兴祸起萧墙，干掉了其他毛党：甚至毛的侄子毛远新、毛的遗孀江青，也遭到其“接班人”华国锋的暗算，这次政变被叫作“粉碎四人帮”。 

然而，这种以宫廷政变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其实是以偏概全。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延续到毛泽东死亡，它实际上结束于1969年的中共“九大”的“团结起来”──文革派与走资派团结起来，共同镇压了毛泽东利用完了的革命群众。

1966年8月老毛开始“煽风点火”，到年底，各级党委垮台，造反运动第一阶段结束。

1967年，军方介入群众运动，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广泛的流血冲突。

1968年，老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党的危亡，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施行“釜底抽薪”，扑灭了即将发生的群众自主革命。

1969年“九大”以后，党内文革派与走资派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团结起来”，下压群众自主革命，外骂“美帝苏修”以转移视线。

比较一下：1966年8月──1968年8月间的“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党进攻）和1969年──1976年间的“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清算群众）这两个时代，就知道前者激动人心，充满悬念；不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都是积极动荡、紧张亢奋的；那时，社会激烈运动，消息灵通，实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后者则是消沉窒息、迷惘颓唐的。社会表面一律、情绪低落，新闻被严格封锁，共产党官员一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并不断“追查政治谣言”。

老毛的这种出尔反尔，与邓小平在1979年利用“西单民主墙”摸打民意牌和利用党内民主派清除凡是派，而后翻脸不认账，关闭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如出一辙。有识之士说毛公公曰：“过河拆桥”，邓公公亦如是也。“工宣队”的赤膊、“军宣队”的胶鞋，占领了学校，也就搅乱了学校，为毛泽东这位不安心图书馆工作的前图书管理员，出了一口年轻时代残留下来鸟气──这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那颗芒果，就是所谓“人民文革”的死刑判决书。“九大”的开幕和林彪“无限忠于”、“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声嘶力竭，乃是为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想”所开的一场追悼会。“继续革命”在老毛的主导下变成了“继续镇压”──十七年的黑线开始复活。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造反，镇压是自上而下的整肃。革命与镇压的不同基调，构成了文革的两阶段：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在事情的另外一面，这两个阶段并不是自然发展的，而是被老毛控制的。当学生们在1966年受到毛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地向他老人家卖弄风情时，他老人家一定在刻毒地嘲笑这些少不更事的小笨蛋们正在落入他老人家布下的天罗地网。但学生们在1967年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思春歌曲时，他们的冲动其实也并不是来自所谓“绝对服从毛的权威”，而是试图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反对压迫的人民英雄。

但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和“上山下乡运动”以后，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之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不但不属于上述的“无产阶级理想”，而且与之背道而驰。这七年之间的一本血泪帐，不是革命，而是清算革命──充满了宫廷的阴谋如“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小党棍之间的倾轧，戏剧性地体现在毛的左右手之间──坐在毛左边的林彪、四人帮和坐在毛右边的周恩来、邓小平。他们的钩心斗角绝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意义，又无革命价值，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的绝妙讽刺和清晰说明。

这些蝇营狗苟的故事，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许诺已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关河空锁祖龙居”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加深党的分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指挥失灵”的神经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不见”的：激起了弥漫全中国、辐射全世界、从此将与共产主义运动伴随终身的怀疑主义思潮。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1980年代出现的“思想解放”。

按照上述观念，“文化大革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1966年8月──1968年8月，再加上一年扫尾时间。1969年9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小将”本身都被驱逐干净，这时，还说这场革命“在继续深入”，那么就是毛泽东式的声东击西，指鹿为马了。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今日滥用的“文革”一词：它起源于“造党委的反”，结束于“忠宇舞”的奴性表演。

这两个时代流行着完全不同的精神：革命与反革命。应该这样说：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阶段”开始于1966年，结束于1968年；

“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阶段”开始于1969年，结束于1976年。

综合起来可以说，主导文革的毛本人，一人就变脸扮演了三个角色：

1、雅各宾党人（1966－1967年）；2、热月党人（1968－1969年）；3、拿破仑（1969－1971年）。

例如，文革中北京五大造反派头目（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以及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1971年后都被毛派当局隔离审查，而在1979年以后，又被邓派再度逮捕惩罚。 

可惜老毛这个“背叛了文革理想”的“中国的热月党分子”、“中国的拿破仑”并不敢打出国境，只敢在边界上和苏修搞搞磨擦，小打小闹。两年后（1971年）因为听说苏联可能要收拾往日的仆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饶。而对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存有疑虑的副统帅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样遭到了无情地抛弃。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毛更是放弃了所有的“无产阶级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雄”袁世凯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头一看，林彪－四人帮的垮台，何尝不在1968年他们伙同周恩来代表的党机器一起镇压革命群众（“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就注定了。不需“彻底擦亮眼晴”，就能看破老毛“变脸游戏”的此中分际。正因为这样，自1969年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亲手镇压下去之后，中国生活的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革命失败后的倒退现象，不是“文革”所特有的。1969年以后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虚伪、消沉、堕落，是一切失败了的革命都经历过的;而正是这些而不是革命高潮，才构成了众口一词的“文革的消极因素”。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却有两点积极贡献：

一，它使共产主义的神话动摇并最终破产了。只有经历过1950──1960年代的“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压迫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共产主义的奴役”是多么无孔不入地令人窒息，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意外解放，是多么歪打正着的珍贵。

二，它点燃了社会底层的“新野蛮主义的燎原大火”。这种上下乱窜的野火，跳跃在新一代中国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们的第二本能。它蔑视秩序、仇恨理性；因为在它看来，理性只是伪装的谎言，秩序只是骗术的集大成。

不错，这两个“积极贡献”本身并无建设性。它使“文革成了一个不能生育的荡妇”。这位荡妇以其破坏的纵欲，威胁正常的生活。但是，请允许我们有限度地赞扬这位荡妇吧──因为正是她，扒掉了一层血腥伪善的面纱：“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宗教，为了自己的特权而剥夺多人的生存；为了少数人的车库而拆毁人民的茅屋；为了少数人的游泳池而封闭了许多公园；为了“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而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民。与如此“壮丽的共产主义”相比，“文革”这位荡妇，倒体现了无知少女般的纯真。

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彻底打倒共产主义，所以，在它之后必有一个漫长的混乱时期。从此，1949──1966年间被强力掩盖着的社会分裂表面化了，并将长期左右中国的命运。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间（1850──1949年），中国就一直滚荡在社会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过是撕开了完好的表皮，把“里面”的烂疮暴露了出来。功乎罪乎，评说自然因人而异。毕竟从此，共产主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面纱飘然坠落，露出了不择手段的髑髅。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人为的灾难”，同时，把它的动力看作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我们说，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不过是在特定的时刻点燃了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们”与毛及其小集团一起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榨得一穷二白的人民长期酝酿的愤怒，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屈辱的国耻和严酷的革命历史，逐渐积累的。

正如许多其它的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大出于它的“发动者”（即“玩火者”）的图谋和预料之外。因为革命的真正动力──人民的普遍情绪──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测定其强度的；在革命爆发之后则难于操纵其方向。

人民的不满针对共产党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罢了。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这种情绪，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欲望所需要的方向；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否则，毛泽东后来还可以继续挑动群众互殴，也不至于无法继续其政治游戏。然而即使毛泽东自己也清楚，对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黑线专政，毛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和革命群众之间的蜜月，其实是难以持久的野合。

1968年以后，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群众不满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社会制度的改良也无从说起；同时，由于文革造反“冲击”的人过多，进一步积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的问题。

另方面，文化大革命不仅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它的许诺却始终无法兑现，“破而不立”的结局，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乱”。

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对立情绪，逐渐集约化到毛自己身上，并在民间逐渐凝聚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老毛不死，国难不止”。几年以后，这个认识终于在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化为愤怒的吼声：“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不难理解，1976年10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人们，其实是在庆祝毛的死亡。这都是因为，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1968年以后就撕下了“人民保护神”的假面具；所以，对他的“个人崇拜”逐渐消退，在1971年以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我们深入一层，增加一点寻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欲望，就不难发现：除了人民群众对党的统治的厌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国现代史上一连串的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竭尽全力适应外部世界压力的表现。文革的行为模式因此很像二十世纪欧洲最流行最时髦的行为模式：不是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而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表明中国社会的滞后性，六十年代重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肃反。

总结一下文革的动力分析：

（一）两股合力的社会分析：

A：僭主耍阴谋；

B：人民要伸冤。

（二）两股合力的心理分析：

A：“社会的精神病”；怀疑狂以“革命”为护身符，结果导致互相迫害；

B：压抑下的人性：从被迫造反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的动力形态，决定了其有斗批改有“斗”、“批”而无“改”的历史命运；其结果造成了“文革拖延不决的‘改’最后演变成了邓小平的改革”这一历史的滑稽（而不是历史的逻辑）。而作为其中间环节的、初步结束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不过是使社会初步回到文革之前的“专政模式”即整肃阶级敌人而不是打倒走资派的模式中去了。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理想”？

（一）打倒走资派、特权阶级，消除官僚主义、解除专制压迫；

（二）在经济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现象，进行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人压迫人的政治制度。

（三）创立一个“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新型社会。

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想是否非可以操作？这是另一回事。但它通过授权人民造反的煽动，提供给文革以巨大的动力。要知道，当八百万学生1966年秋天分批云集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时，他们不是来向各级党委的领袖致敬的，而是来感谢毛泽东把他们从共产党工作组的迫害下解放了出来。要不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学生将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终身流放、牢底坐穿的厄运！难怪当时的党委干部攻击学生造反是“形左实右”，“类似右派向党进攻”。至于在1966年8月──12月“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刘少奇”）之前流行的“破四旧”、痛打死老虎即迫害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势力的活动，是由党委高干子女们带头干下的“自上而下”的镇压行为，这和后来火烧党委、炮轰书记的“自下而上”的造反行为，具有“向党进攻”的性质，方向完全不同。所以造反派据此指责保皇派“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在这样的理想下，文化大革命的象征物是什么？

──不是红卫兵。因为他们主要是“毛主席”下面没有独立意识的应声虫，“其兴也倏，其亡也忽”──正是其命运的写照，他们的兴亡是操在他人手中的水月镜花。当他们的独立意识刚刚开始萌芽之际，他们的脖子就被毛泽东无情地扭断;因为自由与独立注定不属于红卫兵们的范畴，他们注定只是黑夜墓地里的鬼火。

──不是造反派。作为群众的无意识冲动的杰出代表，造反派当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他们并无真正的组织、纲领、行动方向，更无哲学、艺术、精神方向。除非，在下一个决战的回合中，构成造反派基础的那种“被压迫力量”──受命于一种新的哲学、鼓舞于一种新的艺术、规范于一个新的组织，并为一个新纲领而战。只有那样，“造反派”才能肩负新的命运，成为历史的象征。

──不是毛泽东。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如此看来，他的“亲手发动”实在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失算”，是出于“僭主与人民”之间常见的那种“历史的误会”；甚至，是命运对这位不可一世的“老造反派”开下的一个毁灭性玩笑：“自尔得之，自尔失之，又何怨乎！”所以，1969──1976年间他力图重挽颓势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野心和怯懦的反向，撕裂了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不是各种各样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属于过去年代的；只有在“被政治风暴清除掉的垃圾和渣滓”的意义上，这些过去时才可能在一起凑成一个可怜的整体。他们的受害并不是出于殉难，不论是主动的献身还是被迫的牺牲都算不上，而是由于即使低头认罪了也要被穷追猛打直到死亡的毛式“群众专政”的压力。这种废墟式的苦难因此无法开出原野里的生命之花；而能否开出生命之花，正是“殉难”与“受害”的区别所在。

──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随风摇摆的“群众”在毛的股掌中，已经堕落为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应召女郎，一个政治上的小太监。

既然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一种近乎无耻的实用主义，近乎麻木的顽强，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是废墟。是那一切东西，都必须低于毛泽东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像一座粉碎机，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存在，无论其为“物质”或“精神”，都包举以内而粉碎之──迫使他们“低于毛”，毛成了最高的，那还有什么不是废墟呢。那时的中国，真是没有立锥之地可供任何一人“遗世独立”，即使亡灵也无从逃此劫难的。

“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所幸的是，生命并没有停止：看啊！在废墟和荒漠中，生命除了表现为一股虽生犹似、虽死犹生的“仙人掌精神”外，还能表现为其它什么呢？

无与伦比的仙人掌精神！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诞生的新精神！它无知者无畏。它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它热爱沙漠风暴，甚于喜爱田园风光。它之爱斗争、爱苦难，甚于爱和睦、爱幸福！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立体的沙漠！窒息时间的四维沙漠！唯一与它为伍的，就是我们的仙人掌精神！我们唯一剥夺不掉的财富──自然的本能与生生不息的肉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征。头上长角、浑身带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其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之至。因为连他自己都是这一野蛮无耻无知无畏的仙人掌精神的产物。

七、“政治三P党”（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僭主（毛泽东）与人民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按当时术语，这些叫花子出身暴发户叫做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党内资产阶级”。当然，由于1911──1965年之间中国已经经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所以中国并没有欧洲式的“国王”、“贵族”、“第三等级”，而只有这些“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在没有名分而且昙花一现的闹剧中尽情表演。

但文化大革命，多少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夕的“国王──人民的联盟”一样，有其自我运动的“三部曲”：

（一）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

（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

（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后文革时代（邓小平改革期间）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一手发动了文革”，这种说法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十七年压迫人民的罪孽”。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毛泽东的“政治三P”（3 Persons）：1、毛本人；2、党的组织；3、革命群众。

这种“一龙二凤”的游戏并不是后现代的发明，而是五四青年们十分热衷的活动。老毛对此当然也不会有丝毫的陌生。所以他一会儿拉群众打党组织，一会儿拉党组织打群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性之所致则干脆“截断巫山云雨”。

（一）如果人民（革命群众）没有受到党组织的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就无法发挥动员作用（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的阴谋煽动就没有着力点）。例如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种种煽动就再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1976年老毛煽动否定周恩来，结果激起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二）人民（广大群众）如果不怨恨贵族（毛的干部），国王（毛本人）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这个政治三P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例如，1969年以后，毛和走资派重新修好，联合起来把学生流放农村，说明“毛的政治三角游戏”已经暂时宣告结束。造反派被逐出三角游戏，三P变成了怨偶之间的无性婚姻。

（三）显然，只是因为毛和走资派（分别扮演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多，革命群众不过是毛泽东临时玩弄的野花──虽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开起夫妻店的时候，家花却要比野花可靠。因此，镇压革命群众便成为毛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政治三P虽然相当无聊，但却有一项意外收获：使得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官僚体系的铁腕统治。要知道，这在苏联老大哥那里也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价值不在于文革的自我意识，不在于文革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文革使得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迄今还只在“行”的层次、没有在“言”的层次完成。

政治制度虽颇与文化（意识形态）、风气、心理等有关，但毕竟是直接由社会的动静中择要总结而成的。“从社会实际出发。”

尽管，中国的独立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

有一段“毛的女人”的回忆录说明了上述“文革三P”的心理来源：

据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中《中国有“红学”，西方也有“红学”》一节记载，毛的舞伴兼护士孟锦云女士回忆，1975年的一天，毛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看外国电影“红与黑”。看过以后，大家不免对影片的情节议论一番，客厅里出现了少有的热烈气氛。因为那时全国人民都被禁止观看，只有毛有权观看这种“资产阶级垃圾”。毛泽东只是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等大家走后，毛看了一眼仍坐在那里的孟锦云问，“孟夫子（这是毛对孟的爱称，取自李白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对刚才的电影有何意见哪？”没等孟锦云回答，毛就接着说，有何高见，今日可以不谈。你去借一本《红与黑》，至少看一遍，然后再谈。再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看一遍。” 

过了几天，毛对孟锦云说，“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看，他是有些胆大，却没有包天。他只敢在小桌下面摸夫人的手，还有夜晚没有人的时候，他到夫人的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啊。即使是胆大包天，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看那个夫人就是欣赏他的这个胆量……” 

“你说于连不值得同情，我可是多少还是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吞吞吐吐，想干的躲躲闪闪。为了感情影响了他的职守，我看也不足深怪嘛！那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呀！你说于连破坏了别人家庭，是幸福的就破坏不了。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我看于连是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十九世纪，西方的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的虚伪和残忍。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数是凑凑合合地过……”毛泽东说。 

“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总不好吧。”孟锦云说。毛哈哈大笑，“不破不立嘛！”

“那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不像个堂堂正正男子汉。”孟锦云说。 

“照你的看法，堂堂正正男子汉，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当往下爬？”毛说，“当然了，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不能走，不能跑，只能爬……”毛停了一下，突然问：“如果于连是个有钱有势的人，而夫人是个穷人家的奴女，结果将会怎样？”孟锦云想不到毛会问这样的问题。她怔了好一会儿，说，“那就好办了，于连就娶这个奴女吧。”毛说，“你看，换个位置就好办了。有钱有势就可得到一切。关键是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毛泽东的这个晚年道白，不仅使人得以理解他的政治，也使人理解了他和杨开慧、贺子珍这两位“侯爵小姐”替身的关系。杨开慧的爸爸是教授，帮助毛泽东进入上层社会；贺子珍的哥哥是井冈山匪首，帮助毛泽东获得武装力量。老毛虽然可能出身于苗侗少数民族，但他毕竟是在汉人圈子里摸爬滚打。汉人社会的可悲在于：只有于连和市长夫人而没有真正的侯爵小姐。因为汉人社会两千年没有贵族传统了。汉人社会的上流阶层成员，不过是昨天的于连和市长夫人，不是侯爵。汉武帝的推恩法斩断了中国贵族社会的命脉，所以痞子运动一呼百应。相应地说来，汉人比较容易服从那些外来的贵族，从五胡乱华，到八国联军，中间夹着辽金元清。汉人社会只有俄国式的富农而没有俄国式的地主（领主转变而来），所以中国的痞子运动要比俄国更加猖獗。这就是文革的社会基础。如此看来，被毛哥和革命小将（红帮）联手打倒的革命老将（黑帮），也是老一辈于连，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于连。在这种意义上，文革造反，何尝不是小于连们对老于连们的造反。──如此看来，文革真是一部红与黑的历史了。

关于毛泽东的红与黑，还有一个事件可资说明。

1975年8月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张玉凤、孟锦云、李玲师在一起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电影的内容是两个青年营救一个落井的小姐，一个下井营救，一个在上接应。小姐得救后，井上的青年赶紧用一块大石盖上井口，抱走小姐娶之为妻。井下的青年拣到一只小姐掉下的绣花鞋，这只鞋在黑暗中闪着白光。过了几天，小姐梦见空中飘下自己丢失的绣花鞋，井下的青年向她说了经过，结果井上青年的阴谋才被揭穿。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毛泽东和他周围的女工有这样一番问答：

“你们说说看，这两个救小姐青年，哪个好些？”主席漫不经心地问道。

“当然是在井下的那个青年好啦。”小李脱口而出。“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小孟也随着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张，你自然也和他们一样的看法了？”主席笑着，把头转向了张玉凤。“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么要问这么个问题？”小张也算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面的青年更好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便不再往下说，却把眼光移向她们三个，意思是等待她们的反驳。“那为什么，我们可不明白。”小孟直接反问。

“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他太愚了，还是那个井上青年聪明噢。”主席兴趣很浓地与几个姑娘争辩。“噢，他聪明？他太奸滑了，这种人太不老实。”小张首先表示反对主席的意见。

“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主席继续谈着自己的见解。“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啊！”小孟又说。

“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反正咱们也说不过主席，行了，总是您有理，对吧？”小张倒是想着结束这场争议了。

（以上见《毛泽东的晚年生活》165页，郭金荣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1993年2月版）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毛之将死，终于道出了他革命的秘密：那就是“于连的奋斗、红与黑游戏”。

于连·索雷尔是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年，原名亨利·贝尔［Henri Beyle］）小说《红与黑》的主角。于连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才子，出身贫寒卑微一心一意要飞黄腾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利用家庭教师的身份先后诱惑市长夫人德·瑞那和侯爵小姐玛特尔，美梦成真的时候却身败名裂。人们认为书名中的“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王政复辟年代的僧侣黑衣；也有人认为，红是德·瑞那的鲜血，黑是玛特尔的丧服──综合起来可说红与黑象征赌盘上的黑点红点，而轮盘则象征人生的游戏。

从红与黑的观点看毛的革命，可以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安心图书馆工作的图书管理员，通过杨开慧的裙带关系进入文化圈子；通过贺子珍的裙带关系获得武装力量；是一个典型的“吃软饭的男人”，而且对“政治三P”有着特殊的嗜好。他的革命是于连式的红与黑：用情色与暴力的双管齐下，来不择手段地夺取原来不属于自己的地位和名望。在文化上，毛这位“韶山愤青”以革命的义愤涂抹了自己到手的所有书籍；把高利贷者的吝啬，结合了废物利用的精打细算，将自己没有摸过的书籍化做纸浆或干脆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烤暖烈火，在天寒地冻的中国大陆放肆地燃烧起来。这也许因为毛泽东“深刻总结”法国人于连失败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中国式的革命与连坐观念使毛认识到，唯有先使天下大乱，作奸犯科的于连才能逃避惩罚：法不治众的革命道理还能让个人的英雄摇身一变为人民的救星。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毛以毁灭文物的“破四旧”著称，其实破四旧的毛，相当迷恋四旧：大宅院、姨太太、旧书、算命，就像于连迷恋市长夫人和侯爵小姐。但毛深知，要夺四旧（而不是破四旧）成功，就必须通过革命方法；要攫取财富就必先使全部财富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无人敢要的财富自然源源不断流入吾豰中矣！

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问题。

2007年12月的《党史文苑》杂志发表了《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一文，透露毛泽东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1.3121亿元人民币。而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毛泽东既然取消了所有人的稿费，他自己应该不会领取任何稿费的。谁知道，毛这个秘书出身而又依靠秘书给他写文章的老朽，在剥夺了全国人民的著作权、出版权和稿费的同时，却下令全国印刷厂昼夜不停地印刷他一个人的“著作”，其实还是那些被他杀人灭口的秘书们给他赶制出来的。毛泽东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就不断给毛泽东一个人发放“稿费”，累计到这样一个天文数字。

《广州日报》就此报导说，毛泽东的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的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毛泽东生前对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过遗嘱？中共中央是如何处理毛泽东的稿酬的？对这些疑问，外界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2003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得以公开。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累计达1.3121亿元人民币。等于每个中国人都欠了毛泽东一毛钱！看来现在进行网络控制的“五毛党”（为官方上贴一篇宣传文字可以获得五毛钱人民币的津贴），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这个“一毛党”。

齐彧《谁说毛泽东不贪污》一文指出，拥毛派的一大借口就是毛泽东不贪污，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呢？《千年世家──黄兴家族兴衰录》的第三十九章（民主人士朋友），应该为大家找到答案：

“早年毛泽东打着留法勤工俭学的旗号，从章士钊那里骗到两万大洋，毛并没有帮助其它人去法国，而是据为己有。毛的同学很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阔气了？其实章士钊手中的这笔钱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教育专款，赵早年在日本参加过黄兴领导的革命团体，后来成为同盟会员，同章士钊是老友。 

1907年日本政府为了让孙中山先生离境，送了孙两万日元，孙给同志们留下两千，其余的钱带走，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同志要求罢免孙的总理职务。现在我们无法知道那时日元同大洋的比例。可是当时日本人的工资每个月大约是二十余元，毛泽东任图书管理员的工资是八块大洋，两万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六万日元。奇怪的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出来追究毛泽东的贪污行为。”

中共党史说，毛泽东把其中一部分钱资助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毛泽东本人在1960年代与章士钊的女儿过从甚密之后，突然心血来潮给与章士钊大笔金钱，说是“还债”，还留法勤工俭学这一笔债。照理说，这笔钱本来就是公费，要还也不该还给章士钊，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这笔钱既然是给大家留法留学用的，为什么要毛泽东自己来还？其三，这笔钱为什么要等到毛泽东搭上了章士钊的女儿以后才开始“还”。其原由到底何在？

赖景瑚的《民初时代的湖南青年》一文，对于揭露谜底也许有点帮助：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忽然听见‘勤工俭学’那个吸引青年的运动。据说那是吴稚晖、李石曾二先生所发起的。任何人只要筹足一二百旅费，就可以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读书。这眞是天外飞来的好消息。我们于是到处打听长沙有无接洽‘勤工俭学’的门路。柳直荀发现第一师范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学生，名叫毛泽东，也有人说他是师范附小的教员。据说他和北京的勤工俭学组织有联系，甚至很多人传说他是介绍湖南学生到北京的负责人。我和柳直荀认为机会不可错过，有一天便渡过湘江而至岳麓山脚的一个小村庄去访问毛泽东。我们大失所望的找不着毛泽东。出来接待我的是一个名蔡和森的老学生（我们那时看见二十左右的学生都称为老学生）。他很耐心的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勤工俭学的进行办法，及学生到法后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他便是后来赴法留学而因肺病早死的一名共产党员。

我们访毛泽东不成而只见了蔡和森，复听了他一篇不太乐观的话，我们在精神上自然受了很大的打击，想要继续向各方查问，又因为我们的学校在北门外，和城内的交通不太方便，始终不得要领。最令人失望的，就是毛泽东不像是一个对勤工俭学有办法的人。凡去找过他的学生，都说是浪费时间而没有结果。”

如果说以上赖景瑚、齐彧两人都属于反毛派，其言论不足采信；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亲毛派的回忆，所透露出来的毛泽东本质──

《毛泽东温馨之家：私照曝光！》一文在介绍毛泽东的私家照片时指出：“这张照自含和堂的照片，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张。因为内中不但有毛泽东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更主要的有说话直得跟木匠师傅的弹线一样的张有成张木匠。张有成是毛泽东少时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建国以后，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乡下没有酒喝，不好。毛泽东也安慰他，慢慢好起来后，就会有酒喝了。”（可见毛泽东完全知道农民在他奴役之下的苦况。） 

1993年人们在采访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时，他说过典型故事：1949毛泽东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连便由中共四十六军的人送到了北京。在那儿住了一段日子后便准备回韶山。临走，江青以主人的身份，按照她所了解的湖南农村的风俗习惯，给毛泽连准备了一些礼物，也就是分给农村孩子的糖果。江青出手比较大方，在管理处一下就称了五公斤块糖，塞到毛泽连的手上，让他回去时一定给乡下的孩子们。毛泽连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毛泽东发脾气了：“你让他带这么多干什么呀？”江青说：“来一次也不容易，他路上吃一点，回去给孩子们吃一点，也说是从你这儿回去的呀。”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也只是笑了一下，将糖退回管理处一半，余下的让毛泽连带回来了。

现代人大约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毛这个“伟大领袖”怎么会如此吝啬、小气？看来还是高利贷从业人员这一家庭烙印所造成的本性难移。而这些韶山的穷亲戚，曾经为了毛泽东的“革命”，损失了一千五百九十八条人命。难怪老诗人邵燕祥写文章宣布：《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毛泽东这个出身于高利贷业者家庭的剥削阶级分子，对待自己的穷亲戚如此刻薄，又是怎样对待广大民众的呢？老实说，毛的行径已经构成了系统的“虐待工程”，饿死了几千万人，罄竹难书。别的不说，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毛泽东在1966年下令让全国大中小学校全都“停课闹革命”之后，又在1968年把中学生全部下放农村强迫劳动、和作为农奴的人民公社社员竞争口粮。1970年，虐待狂毛泽东又开始把新的初中毕业生也就是原先的小学生“分配”到工矿企业充当工奴，三年不给工资，仅仅给点生活费，数额仅有十几个人民币，相当于最低生活补助（社会救济）的一倍。而毛泽东的最高成就当然是封闭全国所有大学整整十二年（1966—1978年），因为据此毛就自封“伟大的导师”了：既然没有了大学，毛泽东的中专学历就是全国“最高的学历”了。

至于毛的革命小将，就是大大小小的于连片段所组成的“主席卫兵”──有“红卫兵”，自然就有“黑卫兵”，否则“于连同志”的“红与黑”就算不上是“完整的科学的体系”了。红卫兵黑卫兵红与黑的卫兵们出于自身的生物本能，也被于连式的情欲所激励──要跟随“毛主席”去夺取各自心目中的市长夫人和侯爵小姐，就像卡尔马克思占有了燕妮小姐和她的丫鬟──亦如鲁迅的心理自传小说《阿Q正传》之出于自身体验的“阿Q和吴妈”。毛的主席和鲁的旗手，就这样成为“文化革命的剪刀杀手”。

九、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

从五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其间整整七十年──反传统主义走完了它的历程。但正如人们看到的，反传统主义并未达到它的原初目标，即，使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相反，在某些方面，由于摧毁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基本支柱，从而破坏了它的基本结构，最后却一直未能产生有效而合适的替代品以补充其真空状态。这样，中国社会便因缺乏准则、框架解体而陷入内乱不已的事与愿违。

无疑，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反传统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在他们摧毁传统的征途上，却仿佛醒悟到某些东西，而对继续走下去变得日渐犹豫起来。但他们促动的这场破坏偶像运动那样的规模浩大，所以到头来终究还是身不由己。原先游离于中国社会主构之外的某些下层游民，乘此契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种结构外的、非传统的力量不断凝聚，终于成了惟一合法的组织力量（“党”），而对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言，“党”正是一种“无法无天”的、革命的颠覆力量。这股力量原先是由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给释放出来的，并在西方传来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支持下凝聚为一股合力。但到头来，多数知识分子由于秉性不同之故，终究未能与之有效地合作到底。这不是出于“美丽的误解”，也不是出于“阶级利益的冲突”，只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五四时期有限的、单方向的反传统主义，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无限的、全方位的反传统主义。如果说前者还不失为自主与理性的批判，但后者已沦为丧失理性的盲从与蛮干。正像在山洪汇聚、寻找有形式的出路时，人们还不能发现其“非理性”，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建设新中国”）。但当这一汇聚完成，更大规模的动荡、暴发及冲毁便不可避免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那山洪不把路上的一切都冲毁、冲垮，不把高于自己的万事万物一概打倒，不把自己的余力都发泄殆尽……是“决不收兵”的。 

而评论家们一定要在早期的山洪和晚期的山洪之间分出一个优劣来，岂不陋乎？岂不显得穿凿附会？早期与晚期，在野与执政，解放前与解放后，这只是一个完整的运动的两个阶段而已。实际上，痞子运动和痞子精神，正是传统的社会文化主构瓦解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非形式化的社会动乱。正如在植被和森林结构被伐尽之地，山洪格外容易暴发。因为传统结构对主构外的游民力量所进行的节制，这时已不复存在。既然没有什么中间力量能阻止游民团伙的崛起，那么其“人民革命”也就是游民革命把世界的结构性一举扫荡，就是一个迟早的事了。

正因为一切有形式的、传统的屏障已作为“迷信”而被破除，而社会发展方面的压力形态依然如故，所以在当代文化反思兴起的前五年间（1979──1984年），中国思想界也就迅速重演了一遍自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批判，而后才开始了进入“文化热”也就是清算科学与民主、清算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的文化批判。从1985年开始，大学的学潮连年不断，显示中国社会正在超越1979年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向1957年的政治民主运动过渡。这种意义的“文化批判”，是在体制内的思想批评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所兴起的颠覆性的精神风暴。

当时有一种舆论认为，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之广度深度都未能超过五四时期。我当时就指出，这是不足奇怪的。因为那时的改革进程所提供的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构架，其坚固程度与广阔程度，还未超过五四时期。这个限量性的因素不消除，历史就只能在五四之前重演和徘徊，而无法跃进到五四以后。在这样的限制下，八十年代的反传统主义只能是“伪”的──只能批判中国传统，不能批判马列传统，其结果表现出“破”有余而“立”不足，从而不能发挥建设性的历史功能。

（一）伤痕文学的吹气

描写“文革惨痛经历”的伤痕文学，就好像在伤口上吹气一样，代表了“重返权力岗位的文革受害者们”的哀鸣。正因为它的写作，受限于狭隘而严格的政治需要（如，为“走资派”推翻“翻案不得大心”的毛牌圣旨，所以，它只是旧时代的回声，而非新时代的号角;它是掘墓人，而非奠基者。这种御用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们的作者要么是垂垂老矣、横遭蹂躏的“党的同路人”之辈；要么是涉世末深的文学青年。

这种意义的伤痕文学，当然只能昙花一现。随着新的政治分野的形成，伤痕文学的作者，要不然退缩为新的黑暗时代（即，邓小平专政的时代。它的牺牲品就是“西单民主墙”，和去年被捕的魏京生等一大批“民主小将”──类似文革中的“革命小将”）的夜莺，要不然只能去高歌“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随着民主运动的死亡，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的官方基础已经消失，而控制一切传播手段、严禁宪法权利的邓小平专政，很快将用行政手段和监狱电网，来迫使伤痕文学完成上述的分化。伤痕文学再也不能如此这般地存在下去了。

这种前景也是受限于二十世纪中国严酷的文学环境。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没有开垦出一块稳定的、专业化的“文学园地”。

“文学”，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意味著什么？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中国传统国家（也被叫做“大一统社会）的秦代──清代，在其死亡过程中，发出的错综复杂的呻吟，一阵阵大厦倾倒时的迸裂声。伤痕文学尤其突出了这一点。它是二十与三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暴露文学“的当代翻版，而在制造上还要粗糙得多。

在未来中国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是文学的实验室，但却是政治的战场！作为很大程度上是仿造的宣传品──或是师法欧美，或是师法俄国，或是师法日本，与政治上的“三国演义”相当一致。从内容到形式，在华初学者的拙劣之处都在在可见。它的声调犹如变声期的童声，听来裂人耳鼓、令人烦躁，只有他自己为此陶醉甚至骄傲。

伤痕文学在这些方面忠实地继承了历史遗产，而且，它也像二三十年代的历史遗产那样，都是陈年老货，并无新颖内容──被我们称作“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件，不能在外国或古代的作品中找到远较它杰出的原型！伤痕文学也逃不出这个范围。它煽动低级的本能和琐屑的怨恨；而不能远观和净化，达到真正的悲剧效果。更不能揭示人的真实处境，给人哲学的沉思。所以我们说，它只是满足某种政治需要（如，“为特权阶级鸣冤叫屈和为走资派翻案”的需要）的、有意无意的宣传品罢了。

（二）人权运动的膏药

什么是“中国的人权运动和民主运动”？就像给受害者贴上膏药一样。

如果说，“中国历来就有人权思想和民主意识”，那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中国古代说“人”，但不说“人权”；中国古代“民主”指的是“人民的主人”。人权和民主，原是另一种文化即西方文化的产物，这既不值得骄傲，也不必受到蔑视。

人权与民主，在现代中国是这样一种奢侈品；每当现有的统治者，把它作为重要的礼物许诺给人民时，就意味那个统治已经进入晚期。是统治的腐朽而不是仁慈，迫使统治者要靠透支的许诺，来进行“维持会”的活动。

每当“被治者”（尤其是“知识份子”）起来“要民主”、“争人权”之际，就意味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正在“以此为聚合的方式”，开始准备夺取政权。只是由于力量的不足，它暂时还采取了“要求分享权力”的低姿态。等它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改良的摇尾乞怜，就会变为革命的易帜改朔。那时，“被治者”就能转化为“自治者”。

就这样，中国现代史常常徘徊在两个极端倾向之间：

（一）在这个一盘散沙、自在散漫的费拉人群中，为“富国强兵”而不择手段地推行集权，结果在集权中异化，导致腐败。

（二）在高压的集权下，“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迫害”的人权呼声四起，演变为广泛的社会叛离。

任何统治者都以不同的程度和形式，倾向于“一”；任何被治者至少在宣传上都倾向于“二”。甚至史无前例的集权者毛泽东，在他“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也还是一位“自由民主的爱好者”呢！哪怕这仅是业余的、客串的、甚至是虚假的即兴表演。

统治者与被治者的这一区别，不仅是“阶级立场”使然，也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时髦”使然。也就是说，“如何运用人权和民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穿戴时装的问题”。这不是说，中国人在观念上不懂得人权、民主；而是说，中国还没有同化于另一种（如西方的）文化的人生态度。在社会合作方面，态度和习惯比之思想和观念重要得多！

是乎非乎，功乎罪乎，不一而足。

这样看来，人权与民主的呼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兴起，就不是什么突发事件了。这主要不是“西方思想的传播”这个外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共产主义众神的没落”这个内因导致的。最有趣的，是“西方”与“中共”这对立的思想两造，在“西方影响导致中国变化”的观念上，出于各自的目的却达成了某种同谋犯的心照不宣；他们因此而热切地共同致力于抹煞中国内部形势的决定性作用。这当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西方来源”，使它的体质过于容易受到西方影响的冲击，因而对新一波的西方侵袭，显得格外脆弱和病态的敏感。

从这种意义看，伤痕文学，人权运动，都有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功能。而中国的特定条件，也必定使它们的性质不同于“世界主义的流行款式”。

例如，人权运动在西方社会主要是左派份子的玩物，是杂交者、群婚者、同性恋者、堕落的艺术家的嬉皮士政治；但在中国，则是右派份子的玩物，是拒绝给别人自由的那些所谓的自由派的招魂幡。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的联盟也是不可能持久的。随著中国共产党的无心肝统治的垮台，中国的人权份子，必将成长为最激烈的革命者，成为人权运动的超越者！

（单排一页）

（第六卷）

南北朝哲学

（另起一页）

第十二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为了自身的健康，应当“有意识地保留一个较为有利的敌人”（而不是“无意识地到处制造假想敌”），并通过“不断自新”（即不断提高自己）而不是通过“不断革命”（即不断屠杀别人）来保持自身的优势。急急于毁灭敌人，只是徒然消耗自己的实力，对自己的健康毫无裨益。对危险的敌人应予控制，必要时可以替换一个不那么危险但仍能促进“自新”的目标……但决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因为害虫乃是生态平衡所需要的。

──谢选骏《全球政府论》

我们这里将要陈述的认知，可以穿透两百年以来（19世纪、20世纪）中国社会和思想的重重谜语，而揭其问题的谜底──纷乱的现象得以缕清。多难兴邦──这不仅仅是一句随口的自我安慰，也不仅仅是一剂临路的镇静剂；而是认识到了：现代中国遭到的报应和天谴，使他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创造力量及创造精神。但是，观察一下看看历史上曾经称雄的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尤其是罗马人和秦人的形迹吧！也曾有多少灾难及困苦包围过它们，并使之几度蹶倒！然而，它们强大而坚忍的力量，不也是蕴乎彼而发乎此的吗？

在全球列强的环伺夹击下，在俄国的蚕食和日本的蛇吞下，中国文明注定有其两百年的劫运。若从公元1840年起算，还有六十年的灾难在准备磨炼中国。这算不了什么，要知道，以黄巾之乱到李唐定鼎，中国曾经经历过足足四百年的大劫。现代南北朝时代，比那古代南北朝时代，从时间上说还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从文化毁灭的程度上说，尤有过之。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击打与凌辱，较之五胡乱华尤甚尤烈！两百年的苦难（1840·──2040年），还有六十年的历史债务有待偿还。这给中国人什么教益呢？可以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血腥的经验、一个无价的国宝。这个无价的国宝就是：中国必须定乎内、外之分。在目前若干年代对中国不利的历史势运期间，决不与外国（特指西方文化势力，包括日、美、俄）混同。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个历史的真理：时间就是一切，坚持就是胜利。多坚持一年，最终胜利的保证也就多了一分。多坚持十年，民族的命运、未来文化的性质等等都会深受影响。牺牲决不会是平白无益的。

在这个百年革命所造就的荒凉时代，我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中国的新文化上，这种新文化乃是对现代中国的深切苦难的反响。是在中国对二十世纪种种灾难的持久性反应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尽管我们遭遇的宿命如此阴沉可怕，但正是在如此的绝境下，一种作为对深切灾难的强烈反思和反抗的新文化，被我们创造出来了──这种新文化对全球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呢？将是一种对于欧洲我们的颠覆性因素吗？

“未来的世界”，孕育在我们“现在的思想”中：研究“野蛮的历史”和研究“文明的历史”同样重要。而且，“野蛮史”正是“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要拥有文明的体现，必先拥有野蛮的力量。

（一）野蛮的意义

人的存在有三种状态：1自然状态；2文明状态；3野蛮状态。自然状态是本能的境界；文明状态是修炼的结果；野蛮状态是重新开始：恢复本能、达到新的修炼。

绝对的自然状态，从个体或社会诞生的一刹那，就结束了。生命开始纳入不得不然、参差不齐的文明。“回归自然”的呼声所达到的效果，是有选择的野蛮，而不是无选择的自然。

绝对的文明状态，是《圣经》先知书上所描绘的那种“巴比伦泥足巨人”──一切强大的世俗国家都无异于这样的巨人。文明再好，毕竟是从自然中生长；当它的生长过大、耗尽了基础，崩溃就成为再生的开始。

野蛮则是对泥足的冲洗，它打倒偶像，留下真金；它以“回归自然”的名义，种下新的文明。它说：“如果这世界没了战争与迫害，那么，即使连宗教的圣殿，也会沦为商品的工厂：如果这世界没了孤独与死亡，那么，即使连艺术的洞府，也会沦为消费的市井！那时，生命所显现的，不过是其本能的幸福实相：一只又白又胖的蛆虫。所以，为了人的尊严并与白白胖胖的蛆虫幸福区别开来──让我们欢呼一种‘冰川上的孤独’”吧！

为了一种“朝向健康的绝望，让我们在必要的时刻和必要的地点──学会反对：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技术文明的奴役！

人与社会的三种存在状态，在我们经验的领域实际上只有两种：文明与野蛮。正如在超验思想的领域也只有两种：自然与文明。

厌倦文明的人们！你们已经永远不再能──在经验中回到自然。你们只能回到──意念的自然，或，在经验中共清洗文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空前野蛮“！

文明是野蛮之母。正如野蛮，是文明之父。

充满母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爱护文明，哪怕那是非常非常腐朽的文明。因为这爱护，正是你们的本能、你们无法摆脱的职业。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野蛮，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本能的扼杀。

充满父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私淑野蛮，哪怕那是非常非常恶劣的野蛮。因为这私淑，正是你们的天命、你们无法离却的元气。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文明，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天命的背叛。

高贵的野蛮人，并不是蜷缩在远古石窟里的哺乳动物，不是复古主义者的幻想。高贵的野蛮人，是文明社会“最后的贵族”，他清洗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野蛮并不是“自然状态”，而是意味“从根本上打破现状的努力”。这与“自然状态”的本义，实在是南辕北辙。所以，新兴的文化，无不体现为一种野蛮的文化，甚至是“反文化”！

而“文明”，正是作为其“反动的结晶”而生发圆满的。文明的颓势甚至停止，也是野蛮的力量遭受过度抑制的后遗症……野蛮，健康的发难者、文明的生殖器！──“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天之德也。”

（二）野蛮的历史

文献学者们也许断言，人类历史“是一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但是错了。人类的历史不是“一部”，而是无数部的“轮回”。而是从文明（人刚一落地，社会刚一诞生就开始了）到野蛮，再从野蛮到文明的“一个回合接著一个回合，一部经典接著一部经典”的有始无终的循环！一个文明到另一个文明，一种野蛮到另一种野蛮──这，就是人。

历史表明，人们并非在天真无邪中走向文明。恰恰相反，是野蛮的动机、野蛮的动力，经过伪装，鼓起文明的风帆。但被缚于文明而变得孱弱的不肖子孙却弄假成真，把戏子当作了英雄，把装潢供奉为偶像。但是，对于那些有力量“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大能者，真正的归宿，并不是“文明”，而是“强大的生存状态”。强大的生存状态总是以自我否定的热情──“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从一重天，到另一重天。这也是“长生不老的永恒诀窍”。

从时代着眼，我们不妨把“野蛮时代”叫做“社会的诞生与青春期”，而把“文明时代”叫做“社会的成熟与衰老期”。至于文明的解体，则类似人的弥留与死亡。近代中国，正在弥留与死亡中“发出最后的吼声”。而在野蛮时代的黎明，则有一个短暂的“黎明期”──为野蛮造舆论，为文明做寿衣。法兰西的百科全书派，中国在1919年和1989年先后两次“思想解放”，干的正是这种事。启蒙与野蛮并不对立，恰恰是同一事物的两面镜象──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妙用，后世的评价与其无关。

从要素著眼，并没有什么“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分际”。野蛮的要素，永远潜伏在文明社会中，伺机待发。文明的要素，甚至在最狂野的时刻，也存在。野蛮的要素，可以提供清新的气息、健康的还原。文明的要素可以提供华美的色彩、繁荣的富裕。它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二者的混合，又激起了改革、骚动、变态和失落感。混合的东西很难归类，所以就得背上种种的恶名。人们没有能力正视它，只能去正视“它所创造的历史”。就这样，文明与野蛮的不同配置，形成了不同的“时代主流”。

人及其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和！文明有其野蛮的用处，野蛮有其文明的用处。文明常是魔鬼的化身，而野蛮倒是良善的显现。所以，在不恰当的时机，强行压抑低度的野蛮──要么消灭了生命的活性，要么激起了恶性的野蛮。

为了生命的健康，请接受我们的新观念：“野蛮的文化”。没有这样的野蛮，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化;没有这样的文化，就不会有这样的野蛮！

野蛮的文化，就是“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国的难题，就在于特别需要但又特别缺乏这样一种野蛮的文化。没有野蛮的精神，哪有文化的开拓？正如，没有青春的“想入非非”，哪有中年的盛德、壮年的大业！

为了盛德大业，想入非非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称颂的。

造就文化的精神，越是野蛮，此文化的前途，越不可限。文明的来历越“不上路”，它所吸取的营养就越丰富；升华的动机越是原始、接近“低贱的本能”，它的动力就越大、弥久弥淳。而为了文明开化，野蛮的酵母也许必不可少──野蛮不仅会玷污文明，更能使它“接近泥土的芳香”。只有那真正理解了文化并参透了文明的人，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戴“野蛮的荆冠”。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救世主”的称号。所以，顶戴了荆冠的“野蛮人”，对成熟腐朽古典世界来说，就获得了“救主”的荣耀。救世主说──“我来，不是要致太平，乃是要动刀兵！”和他相比，那些假冒为善、胸怀恶意的奸佞愚蠢，才特别需要文明的华衮，来遮盖自体的丑陋。

研究“野蛮的历史”和研究“文明的历史”同样重要。而且，“野蛮史”正是“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野蛮化的含义

近代中国日益深刻的野蛮化，正在为一种新文明打扫场地。在如此古老的文化大地上，竟然出现如此新鲜的野蛮行径与野蛮思想，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不仅不是偶然，且是顺理成章的。

一扇门关上，一扇门打开：繁荣昌盛的玄圃，来自彻底荒芜的旷野──这是文明史的一个逻辑。而从繁荣昌盛的玄圃，发展到“奇妙的新世界”──这将是文明的下一个逻辑。它宣示我们：不要害怕野蛮化的袭击！因为野蛮化乃是文明过程不可逃避的劫难。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在野蛮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也就可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冲击得更远。废墟清除得越彻底，将来的造楼才越容易。中国智慧想象了两千年的“屠龙之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横生的荆棘使他欢欣，纷歧的乱麻使他宁静。庄严的时刻来到了：野蛮的利剑，劈开中国再生的穆穆四门。国鼎已立，神位将定。真正的理解者、参透者，坦荡清爽地面向上苍，“野蛮人”甚至“罪犯”的恶名，只是他“帝降夷羿，革兹夏政”的证明。含苞待放的时刻，是最美的。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对野蛮现象的哲学分析：从历史学的角度说，野蛮化的过程，仿佛是对文明社会的“色素沉著”、“骨质增生”的一种清算，是对文化积尘的激烈清扫。越古老的文明社会，其增生的组织越硬，其积累的灰尘越多;它要获得新生，也就需要更为彻底的野蛮化。“自新运动”的结束，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会抱负一个新的文化走向国际舞台。一方面，它承袭并发挥中国革命的野蛮化倾向于极致，“使一切非常手段系统化”；另方面，它以革命手段来结束革命、迫使革命成癖的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国家的宪政道路。

孤立地看，它的目标仿佛是矛盾的：它的前期将是“革命”，它的后期将是“反革命”。正如一切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事物一样，以惊人的反差，展示宏大的器度；它兼有阴阳，故能化生万物。请不要急于谴责这黑色的宿命。如果没有身临其境，生活在我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对即将来临的自新运动的暴烈性，很难理解的。但是，对二十世纪迄今为止的悲剧来说，自新运动的暴烈，不正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尾处的惊叹号“吗？没有这个空前强烈的惊叹，漫长的悲剧又如何结束！

对于“局外人”而言，上述的逻辑也许是奇怪而隔膜的。因为，不同的感受造成了不同的逻辑。对圈外人来说，当今的中国感受是“例外的”甚至是“病态的”，它的怪诞远远大于它的深刻，它的过敏远远大于它的警醒。但对中国人自己，这种“病态的反应”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以致具有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广延度。它不仅自我约束，而且将广为传布，升为响彻穹隆的世界之声。

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必定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英雄传奇。正如每一个民族命运的转辙，必有英雄传奇的伴奏。不是风流故事，不是才干比赛，而是民族大迁徙的神话又一次成为活生生的事实！一切文明郡起源于某种史诗，一切史诗都起源于民族大迁徙的严酷磨难。

当然，中国自新运动不会在一夜间创造可见的奇迹。相反，倒会有世俗意义的不祥之光降临人间。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要泼冷水，因为中国自新运动的壮烈之处，正是──替“过去”还债；替“未来”垫款。所以，可能有加倍的苦难、加倍的罪恶、加倍的毒素、加倍的不满──临到中国的头上！只有对于那些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才值得羡慕。而对于中人以下的庸碌之辈，这却是黑暗、野蛮甚至血腥的悲惨世界！

外来的模式作为中国人精神上的梦魇，已经原形毕露、破碎不堪了！从此，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大地上的残渣余孽，只能处于逐渐沉沦的守势，他们冰泮瓦解、消融毁灭的结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要向二十世纪的革命传统和外国偶像宣战，并从物质上予以铲除。

与此同时，反传统、反文化、反对一切规矩的野蛮主义兴起了！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为当下的取暖燃料。野蛮化，是“文明病”的唯一救方。现代人把“体育”、“比赛”、“有限战争”当作治疗文明病的主要方法;但这只能小规模地救灾、结构内的调理。如果文明已经大面积地死亡、结构已在根本上失灵，那么请问：除了“野蛮地否定”之外，还能怎么办？人，总不能坐以待毙吧？虽然，我们厌恶一切野蛮──但为了文明的缘故，请接受它！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五千年的文明已经使大地过于疲劳，不经过一次完美的“休耕”，新的生长势必很难。中国的传统文明最长，所以它进入新世界所需要的革命性休克也就最长。而所谓“休耕”，在一位传统而勤勉的农人看来，显然是“野蛮的，即，让大地回归到某种荒野的状态。用“悲剧”一词，岂足以概括它？

这里也正像历史力学场的一切现象一样，不存在什么“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野蛮化并不是某种“进步”，但它却是一切进步的“前提”，它帮助人们轻装上阵。

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已经破坏了中国固有的结构。但一切洋人和洋人的仆从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外来的模式和咒语，同样失灵了，甚至带来更大的灾难！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像洪秀全的伪基督教一样，失败了。它们不仅救不了中国，而且连自己也救不了！他们自身的最低限度的存在，将随风而弃。

中国人，千万不要为祖国今日令人绝望的野蛮状态，而灰心丧气。尽管，在中国今日的现实中看不到一点文明生长的苗头，但还是请相信：潮流迟早会逆转。一个社会实体的突变过程，肯定会在其成员身上引起连锁性反应，在无限的痛苦中会有无限的欢乐，在社会的死亡中会有民族的新生。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一些毫无价值的人，一些被看作不可救药的人，兴起，发光，在无限的痉挛中完成他们的突变──成为新意义和新种族的祖先！

这是被千百年的历史一再证明过的事情。既然历史曾经这样做过，它就情不自禁地还会这样做。那时，民族的志士将起来，结束共产主义，也结束被共产主义固定化了的中国的分裂局面。自从西方的侵略以来，洪秀全的伪基督教在1850年第一次分裂了中国；一百年以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则把中国逼入了现代南北朝的绝境。现在，我们多么需要一次强烈的电击，治愈中国的分裂！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寻常的人们则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小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有教养的人们也只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的外延和皮毛血肉而已，并不等于全部的“中国文化”，尤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内核”。例如，它们都是“对天子深切的信念和永恒的期待”的副产品。所谓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一信念并表达了这一虔诚的期待而已。这些都是天子的注脚与天子的见证……其余的说法不是“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渎”！至于“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如果失去了文化的内核，任何文化都将沦为是“病”的象征。因为文化本来就是缘“病”而起并为治病而发展。任何文化的先天不洁、后天罪孽与过程毒素，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终于发作并恶性循环：一种毒素引起的新病，又会诱发另一种毒素的泛滥。整个人类历史都因失去文化内核而蒙上了阴影……

“解放之方”在哪儿？谁来解放我们免于毒害？谁来消解“文化毒素”或至少将之“中和”一下？而怎能消解或怎样中和──这就是文明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思想所面对的任务。

索居的灵魂不会幻想奇迹突然显现，更不迷信自己认定的天命，作为一个试图理解自身的哲学家，应在内心恬淡并且坚忍：在“现实里”求得“现实的超越”，在“不现实中”求得“最大的现实”也就是“显示的最大可能性”！

真的，历史上多少功败垂成！历史上多少功成而倾覆的风流人物乃至下流人物。他们的多少精力像垃圾一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腐烂，这是偶然的个性所致，还是注定的历史命运呢？而我们确认，历史上即使“偶然的不慎”也还是历史命运的威力显现。历史命运，你虽然气象万千、变幻莫测，可是你的精髓与本质又何尝失灵呢？

人性不变。思想者的命运，因此是历史兴衰的前兆？思想者与文明的命运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种种表征可以作证：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亿万年生命演化的结晶。

（1980年3月10日）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二十世纪的中国，好像已经千年无人居住，到处是蜘蛛网、垃圾堆、呆若木鸡的人民、惨不忍睹的衣食住行、完全破产的精神世界……有个悲愤的声音告诉我们：即使再过百年，中国也建不成文化的大厦；精神注定消失在历史的荒原中。在野蛮的时代、军阀造国的时代，我拒绝了悲愤：人要文化干什么呢？文化的大厦，对荒原中的人反倒是一座压抑游魂的囚狱。

现代中国，是文化的荒漠。这悲惨吗？──当我们掉进沙漠而不自知，那叫误入绝境。如果看清了沙漠的荒凉而勇敢地步入豁达地欣赏这绝世“美”景，那叫难得一乐。

历史精神告诉我们，只要“军阀造国”的活动不划上句号，中国迟早将再陷分裂──只有“革命军人”有权控制组织社会、只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可以主宰人类的命运、推动历史的进步：这就是“军阀造国时代”留下的社会法则与心理后遗症。

只要“军阀造国”的历史时期没有终结，巍巍中华即使不再分国而治，也仍将再次出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割据状态。然后几年可能出现暂时稳定的假象，尔后分化为几个大集团，接着就是各大集团之间的逐鹿中原，或长期战乱，或四周荒芜，或饿俘遍野，或百业萧条，悲惨的本质再度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个混乱局面一旦开始，大约需要十五到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可以期待一代新人从中成长，其中可以产生顺应历史趋势起而统一中国者──不仅是政治统一，而且社会统一，继而出现新的国家才可能具有内在的统一，而不是外在的征服，不是军阀造国式的“统一”。军阀造国式的统一，不论是孙文的、袁世凯的、蒋介石的、毛泽东的、邓小平的，都没有能够成功，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分裂了中国。

唯有超越军阀造国方式的统一国家，才能在中国内部生长长期稳定的新秩序、新制度、新文化。我的这个历史结论，将被未来中国所证明。历史精神不会错的。那时，新秩序、新制度、新文化的中国，通过议礼──制度──考文的三部曲，似朝阳光照人间。新国家的人民是新文明的摇篮，这新文明光耀四邻，使世界因之更生。

历史精神在事后看来肯定是坚定不移的，人类的做作不过是为了证明它的存在而已，这不是“时代造英雄”的陈词滥调，因为奴隶出身的英雄毕竟在生物学上是极其优秀的孽种，他的应运而生就是历史精神向人间进行的“传谕”活动。让我们现在卑微的历史学家们，为他的来到做好准备。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看，军阀的末日已经来临！各时期军阀型号不同其质则一也。

中国现代命运较之秦、隋时代更为复杂。秦比隋少的是一个文化问题──秦朝不存在由于佛教入侵而形成的文化失衡问题，因而它社会问题不会因这文化失衡而更形严重；隋比现代少的是一个经济问题──隋朝不存在由于西方文明而形成的中华整修文化、心理、习惯、传统的倾覆及崩溃。而这一切，从表面看来都是由经济问题促成并催化、加深的。因而，中国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由于整个地失衡所致）从未像今天这么严重过。礼崩乐坏、秩序荡然的状况即使在五胡乱华时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那时，即使在最乱的北中国还有不少大姓保存了中国文物及文化，以俾隋唐时的发扬光大。

然而，吾人不必忧心忡忡，而应该深信中国文化具有本质的同化功能。如果说，继隋而起的是比汉更有潜力的唐朝，那么现代中国在它遭受到如此深重灾难之后，它的生存及复兴能力，也会赐它以较之唐朝更有潜力的将来。

历史告诉我们，秦与隋作为汉与唐的开路先锋，其意义在历史上曾是无与伦比的：秦与隋不仅在严刑酷法、矫枉过正的方面有惊人的相似，而且在目无法纪、任意改革方面，也有极大的雷同──他们都乘乱而起奠定了汉、唐帝国的基石，并开创了历史新风格。而他们之不遵守即使自己制定的法律条文，后来则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倾向、甚至一种癖好。仿佛“这是出于历史的需要”、“治乱世之无可奈何”。读到这里大家不难明白，秦、隋的这些特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似，远远超过与中华民国的相似。因为所谓中华民国，很像秦隋之前的混乱时期。

继承秦、隋的汉、唐，不但刑政略宽而不猛，破坏法纪现象也相对较少。而秦、隋帝国之所以无法无天，是因为在长期的社会动乱下早已礼崩乐坏。人们既然都是无所措手足，临时性的应付措施、不顾前途与后果的“干了再说”的习惯，占了上风，尽管秦、隋严刑峻法，此风依然未泯。而过度矫枉过正，还使秦、隋均为暴卒而非善终。秦、隋倾覆都为暴烈，而不似汉、唐之渐渐衰微与暗淡──因其“未尽天年”也。在这种暴卒状态下，破坏法纪以延续自己生存的企图，大行其道，成为“全民共识”。尤其是因为此前的专制者已经把自订的法纪废弃不顾了，社会信用完全破产。

参照文革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以同样的熊熊烈火衬托出同样的“残暴而野蛮的行径”者，只有兼并六国的秦始皇、结束南北朝的隋文帝。秦皇焚儒书，隋文烧谶纬──也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但由于他们的残暴野蛮，正好发作在历史文化的巨大转型期，也就在不期然中，恰逢其会。整合春秋战国──南北朝，成为汉──唐气象的始作俑者。

这“三重变奏”，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一个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汉唐帝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烬中，英勇崛起吗？

所谓在新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技术文明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所谓以新的形式，也就是以宪政的而非王朝的形式。

当然，这还得需要两个“汉──唐式的前提”：

一，一次类似于秦末和隋末的人民大起义，以便结束矫枉过正的绝对专制政体；

二，汉文帝或李世民式的开明君主，他们懂得予民生息。所以，无论汉、唐，都是以老子的自然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这启发我们，是一种新哲学诞生的时候了！或是，老哲学的变相复活。以新的精神为先导，以新的方法为工具──创建一个适应于新的国际背景的新形态国家：这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空前苦难的回答！

而今天，能够透过历史的阴霾，而看到阴霾后高耸的山峰的人们，并不超过一位数字。

参考一下历史，如五代时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记载，杀害兄弟、囚禁父亲、夺取政权的“英明领袖”唐太宗李世民，有次微服视察考试进士的御史府，看到许多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音构，原来是张弓的意思，这里借用为牢笼、圈套及迫使就范的意思，“入吾彀中”简单说就是“中了我的圈套”。《唐摭言》是一部记述唐代贡举制度及杂事的书，其中记述之详，一般史志所不及。

具有四分之三鲜卑血统的李世民，其诡诈残忍的程度绝不亚于清朝的帝王，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混血、同样杀亲夺权的明成祖朱棣，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娴熟地玩弄新的文化势力，其目的，是在野蛮的统治力量与懦弱的文化阶层之间，实行历史性的大和解，即，军阀武士阶层与文化知识阶层的再度协作。而在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暴君时代，则充满了权力与文化之间的过于残酷的斗争，用现代中国的政治术语说，就是“思想改造”。大和解的结果，是军阀政权重新开始从民间广泛吸取统治的力量。因此科举制度的确立，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狭义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广义的知识分子。从此，松散的、负责运输文化业务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文化主角让渡给了有组织的、担负着社会文化创造使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推动中国文化再度进入一个高峰时期。

从直接的文化结果看，南北朝文化的原野似显荒凉。但从间接的文化效应看，即从文化的拓荒与土壤的耕耘看，正是南北朝为唐宋的多元文化乃至元明清的统一帝国奠定了一个长期的基础。唐宋元明清的诸多社会样式，都可以在南北朝时代的漩涡中发现其相关因子。而奠定文化高峰这一事件本身，则是和广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的意识，对此已经开始有所自觉，这是否预示类似南北朝的文明模式的转换，正在当代中国的荒凉历史上再度出现？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怀抱最后一线希望。这也许仅仅是一种信念的力量，然而它不仅在枯黄的史籍中，而现在就激荡在我们心中。

四、文化阶层与社会中坚

对于文化来说──政治不过是一种保护手段罢了。对于“文化圈子”来说，“政治实体”不过是它的较为僵硬的变形而已。因此要注意，在运用热情促进文化圈子的生活方面，要特别慎重。因为过分的热情可能熔化政治实体的外壳。难怪我们经常看到，历史上文化繁荣过后，往往留下政治实体的涣散。

首先，一切热情都易于衰落，为了抵消这一天然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多少借助于人为的方法来煽动或保持热情。这就很容易使事情过了合理的限度，并在实际上失去控制──谁能确知这微妙的平衡呢？不自然的热情，会根本伤害人们的心灵；从而使热情迅速枯竭了。这就要求有一种高超的心理战术。

其次，对热情的煽动、聚集如果不能构成有效的力量──则无异在制造炸弹。热情也如同炸弹一般，往往是盲目的。它极易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作为群体的热情）甚至反过来炸毁它的制造者。这就要求有一种高超的操纵术、要有一个可靠的引信和一个牢靠的保险装置。这等于要求将热情置于某个强大机构的──容器使之成为彻头彻尾的高效炸弹。

中国近代史上的热情往往流于无效。并不是中国的苦难未曾激起热情。并不是这些十分虚假、不堪一击。而是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容纳这些热情的机构──来安排这些热情。终于徒令它们白白流散、无人顾惜。

要铸造一个强固精巧的弹壳。要选择一个坚韧精确的引信。要制造并储存源源不断的热情。要把它们贡献给一个明敏而浩荡的心灵和他那“变幻莫测之谓神”的意志！

要治愈中国的分裂，就需要结束军阀造国的时代，需要奠定一种新的民族意识，需要一个新士阶层的出现。这是一个充满新的甚至是野蛮精神的文化阶层，这样它才能取代军阀、构成社会中坚。

像北朝的鲜卑、满洲的八旗、现代南北朝的党──这样充满野蛮精神的武装集团，但对文化感觉兴趣而不是充满敌意的“反文化集团”，无形中就代表了新的文化呼声的。精神上全副武装起来的文化阶层，不是寻求文化革命，而是寻求文化建设──他们和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文化人”等等并不等同；他们，不是文弱、阴谋尤其是怯懦与卑劣的同义语，而是类似“罗马公民”那样的尚武而有荣誉感的人。有荣誉感的人必定是个有教养的文明人。正如旧的民族意识的基本营垒，就是旧的文化阶层，即旧士阶层。

我们可以把欧洲文化叫做“现代文明”。譬如我们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老祖宗把印度文化叫做佛教一样。佛教在西域的成长类似现代文明在美洲的成长。现代文化，虽然源于欧洲，但现已融入多方之要素。具有非欧洲传统的若干新内容。只要欧洲文化还有吸引力，中国就建不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大厦。这有前事之鉴。汉末，佛教进入中国。两百年后，站稳了阵脚。此后（直到伊斯兰教兴起，隔断了丝绸之路的佛教渗透），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处于它不断的影响之下。部派、小乘、大乘……渐次而来。中国只有吸收之意而无拒斥之力。以民族传统相标榜的道教，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更可谓奄奄一息。

未来中国的文化命运，也许更糟；因此必须反对刻舟求剑的学者！“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中国不能“欧洲化”其原因不在“欧洲化”多么可怕或具有多大的“腐蚀性”，而在于中国人自身的气质不行。欧洲的事物和思想，一旦传入中国，大都走样、变质。往往成为适得其反的东西。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因此，欧洲化在中国也就成为不受欢迎的事。就连欧洲人士，也对“中国的欧洲事物”迷惑不解、侧目而视。关键在于，现代化的精髓不在于模仿形式，而在于讲求效率，在于歼灭群众的惰性。受到种族异化思想影响的人们，不分清红皂白地认为外国人种比中国人种优秀，认为外国的造型比中国的造型无可争辩地优美！受到种族异化思想影响的人们，甚至卷发甚至变色──结果“龙子龙孙”成为黄色卷毛的“变色龙”。

从根本上说来，一个民族不能接受其它民族的基本意识范畴的！因为其它民族的基本意识范畴──基于它们面临的问题和内外环境的特点而设计和发明出来。因而最适于本民族。借用，要么转换了原来的含义（所谓“阉割”）；要么就残害了借用民族的生活。这类悲剧，往往发生于借用民族的惨败之后。作为战败者的一种乞怜或反省──它接受了胜利者的意识形态。并狠心按照胜利者的习惯和偏爱，来改造自己这一失败群落的生活。

可怜的战败民族！原以为接受了优胜者的意识形态──就可以使自自己为优胜者。但事实却告诉他们：得到的并非优胜；而是精神上的被征服，也就是全面的和彻底的失败的。俗话说，“自甘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而这些被迫接受了胜利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的战败民族（如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和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人等以及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教的现代中国人）──就是这类真正的失败者。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他们只有不切自己实际的空洞教条。这些教条本是它民族按其特定条件设计的一些“方案总目”──径行搬来，后果可知。修正、曲解也流弊无穷──毕竟窒息了本民族的真正生命力，歪曲了它的方向、偷换了它的实在内容……

这些不太贴切的方案，只会使得自己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像理学对待佛学那样对待外来意识形态。若以洪秀全处理基督教的方式来处理现代文明──必然不得善终。一个民族必须建立自己的统一意识！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民族──就不可能取得现实中的统一！从历史上看，一切民族的意识，都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每隔数百年──民族意识必经历一次翻天之变。通常为三百年；长不过五百年（故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于时间的推移，民族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意识为了适应这一现实，也就相应变化了。新的民族需要新的意识和新的希望，只有等到建立了新意识、新希望──这民族的新地位才得以完全树立……显出它的力量与活性。

历史上有些宗教之所以风行一时，甚至迄今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则是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恒定的安慰、久远的希望。这时它们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功能，而具有了神秘的性质。“超越性的终极信仰”说到底无非是希望，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建立新信仰就是建立新希望。新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黑色深渊中兴起、发光。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都是运用减法（打倒、屠杀）而不是运用加法（生生、不息）。这是在减肥，不是在创新。

反省一下加法和减法的区别，不难发现盛行减法的社会多是文明衰落的社会，盛行加法的社会多是文明兴起的社会。就先秦时代来说，徐偃王的灭亡、宋襄公的败落，就是减法时代的降临，其实说明先秦文明的内在精神趋向衰落。精神首先沦丧，社会解体随后来临。乱世之末端“法西斯”即将兴起──法西斯不是近代俄国、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的创造发明，不是古罗马的元首卫队，而是一切陷入内在危机的文明共同经历的“少数人专政”。少数人专政当然是减法而不是加法。甚至美洲的玛雅人也经历过这种意义的法西斯征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亦然──古代的亚述帝国和近代德意志帝国、“大日本帝国”都是这种文明死亡前夕的法西斯强权。

在中国，秦始皇则是类似法西斯征服的代表人物。相比之下，中国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两大代表王莽与王安石虽然同为极权主义的改革家，但又都不能算作法西斯人物，因为他们身在治位，不是承乱而起，这就妨碍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活动”，无法用一种如狼似虎的方式进行。按照中国历史的内在弧度，可以合理地推测，即使没有外族入主，宋以后也会出现一个秦朝那样的法西斯王朝；它与朱明多少会有些不同，而更加像是汉朝；因为朱明残暴，还多了一层深受元蒙影响的因素。

孙叔通说汉高祖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一语道破了儒学的本质：在文明衰落的困境中，抑制法西斯倾向，保留文明的种子。儒学，因此成为两汉帝国和明清帝国的有机构成，尽管在文明活跃的春秋战国、唐宋，儒学并不具有垄断地位。其实，即使在两汉帝国和明清帝国的尊儒背后，也隐藏了其卑鄙的霸术一面：“儒术加霸术”才等于“王道”。这就是王者之言的本质。当然，为了弥合儒术与霸术的分离倾向，王道还需要一个使得儒术和霸术可以加在一起的贵质：仁。

在绝境中，儒术和霸术尽都消亡，只有“仁”与“正气”可以存在。陆秀夫、文天祥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体会到无依无靠的仁与正气，才是超越儒术和霸术的终极盼望。在英雄业迹溃败无遗的地方，仁与正气成为鲜血谱写的历史颂歌。后来的中国志士，在孤独中学习陆秀夫的气节，效法文天祥临危不惧的镇静。

但从整体上看，毕竟“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有人提问：“崖山之后无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事件中国历史课本上没有呢？”原来，崖山之后既无中国，自然要小心掩盖这一事实。这表明在蒙古灭亡南宋崖山的一役这个外族入主整个中国的形势之下，中国的文化命脉和民族自尊丧失殆尽，以致不再敢于面对真实。

（1975年6月9日）

从明末何心隐──李贽的时代到现在将近五百年了。他们的时代是减法时代的开端，以文明的彻底没落与社会的彻底腐败与堕落著称的。本来，如果没有满族侵入，当时中国文明在汲取基督教及其文明的过程中，也许会建立新社会与新文明。可是，由于明朝社会太腐败了，使得“蛮族的入侵劫掠”化为“有步骤的统治”。满清的统治在本质上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蛮族入侵的一个特点，就是并不是来摧毁先前的文明社会的，而是用一种更加腐朽的方式延续了它。满清皇帝甚至住在明朝的皇宫中，这个旷古未有的奇观，说明它既不同于晋宋之间的五胡，又不同于辽金元的霸主，满洲八旗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刺激了中国人，使中国社会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消极抵抗，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没落。

龚定庵（1772──1841年）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沈论》，《定盦续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确为至论。毛泽东深知如此，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去中国史”，迫使中国人背诵《联共［布］党史》、被迫洗脑并屈服在苏联的淫威下。史官乃是一个民族的“骨干”，所以外来征服者及其代理人一直忙于消灭中国抵抗者中的“反动骨干”。毛泽东和他的苏联主人都知道，历史意识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骨干，没有什么比历史业迹与历史教训给人的影响更为深远的了，消灭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就可以迫使中国像没有历史的民族如印度诸族那样，丧失自己的权力中心。

同时，历史学家──史官的贬恶扬善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它对发扬民族精神，达到天子的期望，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广义地说来，史官还是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多种知识的伟大使臣。真正的史官正如真正的天子一样，不仅是古时的先王与太史，而且是新时代的天道自然。他是历史命运的代言人、预言家、先知、圣人。有人吹嘘曾国藩（1811──1872年），说他可称为中国士人的典范，说他学问、修养、家事、政事，样样兼通，且善执中庸之道。只是在我们看来，可惜曾国藩没有一点宗教感情和实在的道德情操，他只懂趋利避害的算计得失。难怪崇拜他的蒋介石会一败涂地、失去中国。谁誉曾国藩为“中国士人最后一人”且说他“保有国粹”者，谁岂能不步其后尘？我观曾氏之修养，实为人生之修养，非人性之修养。人生之修养者，人之处世及生活之修养者也。人性修养，提高人性的品质者也。中国一般士人以人生修养为日课，而完全不顾及人性之修养，曾氏即此辈之代表。可悲之至。所以他充当鹰犬，沦为满奴。

曾经留学英国、创办《国闻报》、翻译出版发行《天演论》、担任开平矿局华部总办、抵制美货运动、 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参与南北和谈、执掌北京大学、民国初年依附袁世凯复辟的严复（1854－1921年），几度峰回路转之后，曾如此评论西方文明：“不佞垂老，亲见脂那（即支那、中国）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进化，只做到‘杀人利己，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因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雄所见略同！这也是德国人斯宾格勒发出“西方的没落”这一哀鸣的同一年。

早在1916年，严复给熊纯如的信中提及的一件事情值得注意：“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哽，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严复又有言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 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扬淘炼而已。”“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之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足下记取吾言，可待验也。”“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上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谁能料到，这正合于六十年后的我，在1975年开始的思想转变。不过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孔子之书并非“耐久无弊”，而是“堪救当代世界之弊”。严复晚年的所思必不同于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极左思想”的七十年代的青年──他生当乱世之始，但愿我们生当乱世之终。1921年10月27日，中共成立前后，严复去世了，他的遗嘱写道：“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三十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一穷二白的毛泽东时代。毛的故事从反面告诉我们：中国的财富，不是土地，不是人民，不是物产──相反那都是中国贫弱的条件。中国的财富，是它的历史感。这正是严复所说的“一线之命根”。中国当代的出路即在于复兴“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至于严复所归咎的“人心之非”的危难，已经被1921年以来发生的悲惨事实所证实了。这并非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结果不是别的，而是“新民”，即改变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心理、意识、品性等等，这才是中国复兴的现实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回归“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中国其由兴乎？

整个1970年代，我都痛感：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用传统的伟大力量来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动力，而不是用有限的革命力量去破坏传统，从而两败俱伤，无有余力以从事建国的伟大动力。只有用革命的力量与传统的力量凝成一股有机的伟大精神力量，才能为中国民族所亟需的团结与振奋提供一种聚合力及兴奋剂。

新的中国需要新的精神支柱，新的道义，没有这些新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国家生活始终都是文化的外现。没有新文化的萌芽，新国家是不可能的；关于“新国家”的梦幻，常常是一种“新文化”的萌芽。同理，新的“国家哲学”常常是新的国家之预诰……而新的国家则是新的国家哲学之物质化及外在化……如此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具有最伟大的创造潜能的时代──我们虽然无法着手创建新国家，却在着手创造新国家观念，而这比直接创造新国家更有意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即在于建立新的国家哲学，更新民族的精神……这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哲学的复兴往往是社会复兴的前奏。

精神上的净化，可以构筑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的契机；精神上的净化，可为一个垂垂老矣的民族注入动力甚至活力；动力能保证它持续前进，活力能保证它自我调节的能力。“精神上的净化”不是空谈，而是最为现实的复兴战略──尽管一个孤独的旅人提出了这一预想，但我们不想为一个民族或整个天下规定什么具体的发展途径，其实也规定不出来一个合适的途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把一个民族或整个天下推上一条新的道路，其余的就让“希望”去成就它吧。希望……希望……希望！！我们的心多么痛苦，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相干的事情”。

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直接相干的事情”，在我看来，具有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事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属于谁，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从全球主义的观点看，这一历史事件本身远比是谁在这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更为重要──不论谁在这场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对全球化的进程来说，只有色彩的差异而没有性质及方向的不同！

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直接相干的事情”，我们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唯有合力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解决中国问题。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善于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风俗以及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达成某种妥协。当然，这是妥协，不是放弃自己的见解，不是无止无休的让步。真正的政治家，充满斗志，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但是，他必须懂得妥协，懂得去发掘和利用“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中蕴藏的深刻力量”，而不是一味压制它。压制是最简单不过的。只要不惜蛮力，谁都会来。但那不是政治，那是暴虐，那是“文革”一样的可怕浪费和沉寂之路。

妥协是难的。尤其在华人社会，你退一步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有利的妥协不仅需要高超的技巧，而且需要双方的默契。妥协是难，但妥协却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学会的艺术，它不压制已成的力量，而是巧妙地把这些力量引到有利于国家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方向去。否则，必定会消费挥霍掉对立方面的巨大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懂得放弃军阀造国时代的蛮横作风。军阀造国式的“移风易俗”，是军阀造国的酋长们都企图推行的雄图大略，但历史表明，没有一次成功的移风易俗，是通过压制政策或禁令取缔来实现的。残暴的文革及其前言后记的彻底失败，充分证明了以下谎言的破产──“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毛泽东：《中共扩大的第六届全体会议上的结论》1938年11月6日）

“你必须拿出合乎国情民情的替代品来！”俄国的社会主义已经随着社会帝国主义的枪杆子一起轰然倒地。这个白种蒙古帝国的血腥试验不能成为中国的指路明灯，只能指示航船沉没的魔鬼海域。

中国一百年来的命运曲线已充分显示：中国还不适应这个西方文化主导的全球化世界。而事实上，只有中国全球化，才能导致全球中国化。而中国与全球的融合，需要进行充分的内部改革：以便做成全球最好的平台，这就是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古代的文德就是现代的法治。就中国文化的本身标准来看，文德还应该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法治状态。需要以极大的努力来维持的：“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这就是说，内政修明才是立足世界的本根。

现在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国如何复兴，也就是首先“如何适应这个世界”了。在我们看来，中国革命的复杂之处在于其两重性：

1、首先，它面临一个如何消化西方文化、如何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时代里重组中国国家、使中国人的行为适应现代文明的严重问题；

2、其次，它还面临一个更为艰巨的难题：如何使这个因为长期的外来军事统治而丧失了内在活力的民族恢复生机。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两重性，现在只有不多的人能够认清这一点。然而这种二重性的互相交错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曲折性及残酷性，并使中国的命运几乎陷于医学上称之为“并发症”的那种危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地步，建设力同时也是破坏力，建设与破坏成为互相为害的反作用力。或是革新扼杀建设，或是建设扼杀新，革新与建设往往处于对立的两极。

对历史思索一番之后，我们会承认，辛亥年后的中国革命与其说是在从事第一种斗争（如何消化西方文化、如何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时代里重组中国国家、使中国人的行为适应现代文明），不如说是在从事第二种斗争（如何使这个因为长期的外来军事统治而丧失了内在活力的民族恢复生机），即，如何进行自我更新的历史运动（我们把这种自我更新叫做“中国自新运动”）。这第二种斗争可使中国民族恢复力量，否则即使简单从事模仿西方的活动也容易患有消化不良的症状。简单说，不自新则无法有效吸取西方文化、进入现代文明。而唯有进入现代文明、吸取西方文化，中国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真正恢复活力。只有在西方的入侵威胁下，通过不断的自新运动振作起来的新的民族，才可能造就一个恢复了活力的中国。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革命的上述二重性，那么就有理由将中国革命分成三大阶段：

1、接触西方文化；

2、接受现代文明；

3、建成新的国家。

无论怎么说，通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目前已经走完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也走了一半，现在是挑战是如何结束现代南北朝、顺利完成第三阶段的任务。从而使中国的再生顺利完成。

当然，对以上的估量无需绝对化。三大阶段在许多意义上都是互相显现的。第一阶段也作了第二、第三阶段的某些尝试：如太平天国就是在第一阶段作了第三阶段的事，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就是在第二阶段作了第三阶段的事。同样，在未来的第三阶段，我们还要继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事。接触西方文化、接受现代文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吝于赐予的文化。因此“仁”与同化就是它最大的德性。中国文化的特色：不是作为其承受者获利的工具，而是作为普天下的德音……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血淋淋征服者，而是通过仪典和礼仪“保合太和”、进行催眠与同化的文明。黩武的秦朝违背了中国文化的这一基同化精神，因此自身走向灭亡。隋朝也显然忘记了仁政的重要，不论杨坚的吝啬还是杨广的浪费，都是因为缺乏仁爱，故也未能尽其天年。

这个世界首先需要虽然不是那抽象的、宗教化的“爱”，但确是具象的、政治化的“仁”。仁是合群，是同化，由仁才可以达到爱。仁即一视同仁地看待万民，然后再根据其“天分”来“区处”，从而使天下“各安其位”、“各守其序”。这一点“仁”是一切普遍秩序的前提，“天下为公”的概念即出于此。所以，我不把“仁”理解为“好人政治”，也不理解为“政治软弱”；相反我相信，只有坚强的政治才可能实现仁，只有放弃了“好人政治”的虚伪宣传，才可能制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培养全民包括统治者遵循一般的政治原则。毋宁说仁是爱的闪光，但却不是爱本身；只有当仁被升到一般政治原则的普遍高度，爱才有了可靠的前提。仁是奇妙的同化剂、凝聚力，它能将科学、秩序、艺术、和平、社会择优制，熔诸一炉……而后“爱”才来到人间。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近代中国，在分裂中野蛮，在野蛮中分裂；但是，中国不可能永远分裂，中国不可能永远野蛮。所谓野蛮，近代的政治术语也称为“左”。中国结束野蛮的时候，也就是结束分裂的时候；中国结束分裂的时候，也就是结束野蛮的时候！然而，单纯的文明并不能迅速结束野蛮，“拯民于水火之中”。只有把野蛮推向极端，让毒散尽；并以野蛮力量也感到极端恐惧的超级野蛮，发挥威慑，才有可能以戏剧性的方式，撕碎并吞食野蛮！为此，我们需要一头“撕裂并吞食野蛮势力的超级野兽”。他将以极端左派的方式，来推行极端右派的路线；从而矫枉过正，实现中国民族国家的强国战略！所谓野蛮化的推动者，也就是左派人物。“新左派”就是“新野蛮”。

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了两个结论：中国的二元性质（内陆与海洋、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农村、华与夷、阴与阳……）决定了中国必须有一个超脱于机构、党派、地区、民族、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之上的最终裁决者。尤其考虑到，由于中国的广大与复杂，不可能持久有效地旅行军事独裁而避免地方割据，因此，这个裁决者必须是由法理认可，而不能是由暴力建立。为此，中国还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选项，一种新的“国家宗教”！

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的“不断野蛮化趋势”，它把毛泽东的神话推向了顶峰又弃入了谷底。毛泽东的神话扮演了社会粉碎机的角色，当它粉碎了一切价值后，自身也被无形的力量所粉碎：不是毛泽东粉碎了中国，而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不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把毛和逝去的中国一起粉碎！我们称这种更高的力量为“天意”。或者，用一个经验化的词汇，叫做“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这种反应，并没有随著文革的结束和毛的死亡而消失。

今天的中国，仿佛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由于手术没有完成而无法下地，更无从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一个合理的建议是：尽快结束中国的手术，恢复中国的正常。

未来的中国：为了结束革命必先继续革命──

一个外科手术刚刚进行了一半，怎能停下来让病人“调理静养”呢？医师的任务，哪怕是在打开胸腔后发现这手术根本是无法做到或不须做的（或是误诊，或是发现癌症已发展到晚期并已扩散），也该继续手术，完成缝合。然后才谈得上“下一步”的事。为此，中国实在需要一场──“在形式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型文化大革命”！“借用极左方法以铲除左派势力的最后的革命”！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流血不止的伤口。我们把这场结束革命的革命，叫做“中国的自新运动”。只有通过自新的磨练，中国才能达到民族的再生。用毛泽东思想的术语说，“不断野蛮化趋势”就是“不断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结束不断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唯有“中国自新运动”。

在自新运动的前半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都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过火行动，都变得平淡无奇。仿佛，不把军阀造国时代的最后毒素都发散干净，就不能获得身心的宁静。

在自新运动的后半期，野蛮化的倾向将逐渐转移而凝练：新文化将构筑；新民族将诞生。这新的指向很可能采取“文明开化的人格形式”，通过一位“高度体现了历史节奏的人”来实现。他不让中国继续落在荒草之中，他替上天消除中国的悲哀，中国精神的微弱呼吸重新振作起来，在最后的瞬息中以最大的勇气鼓起最激烈的抵抗意志。

这样的命运超出自救的领域，因此只要挺住了，就等于挽救了整个世界。这不必去更新溃灭中的“后现代文明”，但新的异质将在百年之后的余温中，回馈“后现代文明”一次生机。五千年的许诺必将灌溉焦渴的大地。

中国的“南北合”不是用数学方法可以推断的。也不等于“大陆与台湾的统合”。南北合，是中国内部的两股力量、两个方向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分离、对抗后，重新携手的结果。我们把这两股力量叫做“传统与现代化”，或，“面向内陆的意志与面向海洋的冲动”。

今天的南朝自称为“中华民国”，今天的北朝自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而文明的中国，并不在今天的视野中。但是，明天的世界将撕碎今日的视野，今日的人民无法梦想的伟大感情将兴起，并推出令人赞美的奇妙。无论是今日较浮滥的南朝，还是今日较腐烂的北朝，都阻挡不了、甚至无从拖延──对于它们双方的共同的最后审判！

两百年的南北分裂，如传统与现代化，面向内陆的意志与面向海洋，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事变甚至战争形成的。所以，要以“完全自然”的方式（即，排除任何意外事变甚至动用战争的方式）来结束它，也是很难。为此，我们必须做好精神上的准备，这准备犹如灵泉，清水芙蓉，不假于外，只要真诚吁求，竭力寻觅，就平地趵突、奇妙应验。他精神准备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尊敬他的力量，让我们皈依他的使命，让我们顺从他的意志。他说，中国的统一与中国的文明是不可分离的。他说，统一与文明即将重返中国，只要我们相信并努力。

他说，“为了中国的文明，我们必须启用更加野蛮的精神，以消灭现有的野蛮状态！没有野蛮的灵性，便无法消灭──野蛮的僵持。共产主义的野蛮僵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必须死亡！为此神圣的民族使命，新一代的中国人，将不惜动用：最野蛮的精神、最野蛮的方法、最野蛮的武器、最野蛮的逻辑！──来实现我们无拘无束的生长。为了无拘无束的民族生长，让我们热烈欢迎一种“高贵的宿命论”──凶猛残忍的反戈一击，面向无限生机的自我否定，他说：“我们的苦难已经预定，请不要退缩回避！”只有以骇人听闻的忍耐，努力填补宇宙的虚空，方能征服世界的苦难。积极刚健的野蛮，撕碎并吞食了软弱的衰朽！

我们的超级野兽，知道“以暴易暴”之必不可免。他的以暴易暴，不是私怨的报复，而是公仇的清算；不是公仇的清算，而是“以暴灭暴”的拼死努力！它的最终功能，是在以毒攻毒的净化中，挖出布尔什维克的心脏，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黑货！以此，或许实现“两暴的同归于尽”。这样的以暴易暴，正是古典武德的最高体现。

武，是“止戈”的合形、合义。武，就是制止刀兵，打断暴力至上的野蛮循环。请授权我们：为结束野蛮而实施一次外科手术般的空前野蛮！这样的以暴易暴，就是拓荒，就是耕耘，就是播下文明的新种。他──坚定而灵巧；无情而感人；严肃的个性与仁爱的涵养、冷峻的战略与随缘的禅思，是如此协调地汇聚于他。毫不奇怪。

要消除毛泽东及其徒子徒孙的恶劣影响，就需要一位比毛泽东更强大的人！要消解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就需要一场铲除文革的全部社会基础的民族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为了中国的自新──让我们来拥戴一位！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新，那么，为了中国的再生──让我们来创造一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美国经济学家伯利（Adolf A. Berle, Jr.1895－1971年）和米恩斯（Gardiner C. Means，1896－1988年）1932年合著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提出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命题，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说，开创从激励角度研究企业之先河。这就构成了所谓“委托代理理论”的起源。在这以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论，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而伯利和米恩斯正是看到了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会产生的弊端，才提出了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度的远见卓识，才催化了以后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兴起。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规模化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方面是由于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世界──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议员、公民与官员、原告被告与其律师，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

同时，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济中将会出现经理人员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的趋势。这种趋势既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使经理人员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而使社会利益服从于公司的利益，即经理人员的利益。米恩斯和伯利认为，要设法控制公司的活动，使公司的活动置于社会利益之下。为了预防和惩治代理人的败德行为，委托人有必要采取“胡萝卜与大棒”政策：一方面是对其代理人进行激励，力求实现激励相容；另一方面对代理的过程实行监督，充分发挥“经理人市场”的作用。

历史经验的引证可以证明，其实在政治领域早就出现过委托代理理论，那就是中国的丞相制度。

而在近代中国，“人民公仆”的概念，也是一项委托代理理论的实施，虽然它并不成功。

而在未来的中国危机中，更需要在“人民公仆”已经失败的基础上，确立“中国之本”的概念。

什么是“中国之本”？

（1）“有限委托权”就是中国之本！在民族危急时刻，把社会权力的最终裁决程序委托给“对历史负责的道德化身”。这是必要的。他对历史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因为他具有最高的名分。但无论如何，不可赋予无限委托权；免得袁世凯、毛泽东的闹剧重演。

（2）这位握有“有限委托权”的道德化身，可以集中精力应付社会面临的危机，而不必分神去与屑小人物争夺社会权力。握有合法的有限委托权的道德化身，可能犯错但却不可能故意制造烟幕来掩盖制造错误。他可以下“罪己诏”而不必担心丧失权威。因为他不与官员在同一水平线上，故可以超脱党争、政争、派系之争的困扰。

（3）他听取采纳顾问们的意见而不必忌贤妒能，不必担心顾问们功高盖主。他不是靠能力而是靠道德，处理与顾问们的关系，因此不必顾虑别人的能力损害自己的威信。

（4）国民对这样的人抱有信心，也就是对自己抱有信心。他如何滥用国会的授权，破坏有限委托权的规定期限？他面对历史的压力而没有党派或集团的私利；他面对舆论的批评而保护民众对他的抗议权利。中国历史的支持力，迫使他起而应战。中国人民的反抗力，簇拥他无畏无惧。“我来，为历史立定法规；我来，宣告军阀时代的终结和宪政时代的开始；我来，把世界的命运指出来；我来，打开间接统治的宝贵城府。”

历史经验的引证可以证明，“中国之本”的概念，可以引入“生物学上优越、遗传学上优越的人”，作为中国的最高经理人。生物学上优越的人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受力，是天命的晴雨计；遗传学上优越的人具有强大的政治爆发力，是道德的载体。

颠扑不破的道德象征，才是取之不竭的权力之源；超级道德才能超越帝王。承载光荣的委托，才得以克服家天下的传统。

议礼、制度、考文──中国乱麻的松解、中国结构的重建、中国内力的复活。

（一）中国需要一场城市革命，以取代过去的农民革命。而这，有待于一个“城市人格”的代表，以取代过去的痞子运动。不完成这一人格建设，整个社会就没有方向感，不实现这一召唤，革命就不可能获得动力。就此而言，中国无从像西方那样发生自下而上的历史变革，而只能遵循中国特有的王朝模式──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交互进行。

（二）中国需要的不是西方意义的“革命”，而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中国的症结不仅在于政治危机、制度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而是根本的生态危机！不论西方意义的“Revolution”，还是中国意义上的“鼎革天命”──其具体进程，都是理性指导下的努力，因此无法胜任“生态使命”。看看中国的历史经验，就可以知道每个王朝末日，也大都是先发生“一个自然过程”，尔后奉天承远者才起而“革命”，建立新的天命以鼎革朽烂的旧秩序。

（三）中国需要新的建设性人格，而不是军阀造国的老调重弹。这新的建设性人格是在国际压力下产生的超级抗体，他用“中国文化的原教旨运动”取代“中国文化的破四旧运动”，他把一种接近“原教旨主义”的原文化状态，再次注入混乱的现代生活，他在“理论上的矛盾”，成为一种默认的“自限性”。

（四）“必要的恐怖”和“正确的方向”综合，可以构成从爱情到政治的行为动力。甚至连哲学的思考、宗教的冥想，也得力于此。恐怖是强烈的动机，正确的方向则提供了胜利的保证和使动力持续的后继。桓温将军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列宁主席：“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他们都共同致力于提示理论的这一前提：“总是有人被害，总是有人独裁，所以，从宏观来看，谁被害谁害人，谁独裁谁被制裁，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和韩非、马基雅维里的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作为法西斯和暴力革命者，生长在文明衰落了的时代；我们作为原始人与和平生长者，却生长文明毁灭了的时代。生在绝世的我们，不主张法西斯道路，而主张平和的扩张。这是汉人在一千年来的亡国状态下，扩展了最大的生存空间的秘密所在。“逃难”这就是中国式的、被动的殖民道路。在逃难而式的殖民状态下，中国主张的民主，不是西洋的政治民主，而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为了新文明的生长，在西洋的沦沉中，我们要创新，驶往未来的新世纪！

（五）历史并不是法医的解剖学。历史把阴谋和爱情、疾病和药物、时尚和决斗……统统扫入了废弃场；人们很快就忘掉了谣言龃龉、争风吃醋、无病呻吟或苦痛的哀嚎──留下的只是惊人的业绩和英雄的传说，因为人是贪婪的动物。战略是弱者的朋友。如果具有无限的强大的力量，那么，任何战略都是多余的；因为战略的设计只为弥补力量不足。“当初汉尼拔要是多有二十头大象，就可以完全改变他的战略”。一位成熟的、羽毛丰满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不受任何意识形态（伟大的导师）、组织系统（伟大的领袖）、战略构想（伟大的统帅）、战术法则（伟大的舵手）的支配。相反，他是这一切有形之后的“无形”，他是“天意”。就军阀时代的情势而言，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民主。即，只有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伪装成人民公仆的窃贼）才能担保人民的主权。不敢担当主人之义务的，何足语治国？这是我们的毕生奋斗之所悟。把民主和自由当作礼物送给并不准备为之而战（甚至仅仅是付出一些财政上的代价……）的人民，是危险的。无疑，这样的礼物会成为一颗定时的社会炸弹。会成为“金元政治”甚至“军阀政治”的温床。对新权威主义的政体来说，必须进行一次自由选举：“哪怕仅仅是一次！下不为例！”

（六）在一个除了官僚机构外无一组织与价值的社会里，和平演变是不可能的。在一个除了现世原则（与此对应的是“彼岸目标”）以外没有动机动力的社会里，演变的非暴力形式（“和平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人是唯一的原则”。坚持正确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跟着被以为正确的人走。对此的最彻底的表达，体现在一句众所周知的成语中：“成者王侯，败者贼寇”。国家的消亡是难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遇到愈来愈多的限制。否则文明的大厦将会崩毁。这样，国家不论其形态如何变幻，总是愈来愈强大，使整个人类都成为他的附庸及材料。这样看来，“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是人生的重要美德。要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就需要反抗特权阶级的奴役化。所以，从巴士底狱到雅各宾专政，是一个逻辑的完成。从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到拿破化帝国，是内在逻辑的外化。巴士底狱仅仅囚禁了七个人，而雅各宾专政却屠宰了数以千计的人。

（七）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以极端手段来重新确定对马列主义的爱心。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以稳妥的步伐来表达对夷狄主义的恨。然而，对夷狄主义的恨能达到一种世界意义的伟大性吗？换言之，对马列主义的爱能达到一种生命意义的可行性吗？因为，神权政治如果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那么君权也就不再能神授了。除了选举式“民意”，检验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已经阙如。“贱民资本主义”是个很能妥帖表达东西方社会实情的词汇。我必须试图说服自己，中国的流行必须是中国的产物而不是西方（包括被西方称为“东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和基于对这传统的反抗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利诱的结果，我才能克制反对它的冲动。然而，我无法为此而说服自己。

（八）城市人格：城市革命的象征。城市革命充满活力，其首要回合，在它推出的新政治权威心中展开，而后波及世界。这个人要在自己心中先定胜负，然后把净化的战争，引向志同道合的心中，最后定出中国的命运。他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行动，他的责任十分重大，不先胜自己，怎能赢得世界？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社会流血不止的伤口。在城市革命的前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也许会进一步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以往的过火行为，变得平淡无奇。不把旧世界的最后毒素都挥发掉，难以获得身心洁净。城市革命的人格化，是天生的历史学家而兼天生的心理学家，他驾驭多变的潮汐，推波助澜！他不是毛泽东式的机会主义份子，不是邓小平式的利禄之徒，他具有修行者的一切美德，克己，无欲则刚。他令人惊奇。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美德，中国社会转型的超巨压力也将迫使他产生这样的美德！他因此成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人格化。他说：“以法律治国，国之大幸；以政策治国，国之大贼。”法律是恒定的、公议的、普遍的；政策是多变的、私设的、“土著”的。我们呼唤城市人格。他带来空前的“城市力度感”，使得有限委托权与最终裁决权成为走向宪政制度的关键。

（另起一页）

全书后记

“军阀造国”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有一段“红色记忆”中的往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1965年5月14日，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核空爆试验。为了摸清我军武器装备中防护力最强的坦克在遭核武器袭击时的战斗能力，有关部门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挑选了最优秀的测试人员，组成坦克分队，驾驶我军现装备坦克和新研制的坦克，在核爆后的瞬间，通过爆心投影区，获取珍贵数据，搞清楚在未来核战争条件下我军如何运用装甲兵。 

任务交给装甲兵某研究院，科研试验人员以极大的热情踊跃报名参加试验。经过严格挑选，装甲兵核效应试验队通过核爆心投影区的试验分队正式组成。决定由王秀忠、张田祥、方玉麟、张树林、李秉太、李汉旭、杨彦堂和马树仁8名科研测试人员，分别驾驶59式中型坦克、121（即后来的69式）中型坦克、62式轻型坦克和63式装甲人员输送车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试验。 

坦克通过核爆心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试验人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核空爆试验时，停放在爆心的一辆SU──100自行火炮由于核幅射剂量太大而没有收回。这次要乘车通过爆心测试，坦克和个人防护器材的防护能力能否保障人员绝对安全心中没底，在爆心强大的核幅射下人员沾染过量有导致人员终身致残危险。装甲兵试验队的科研测试人员，毫不畏惧，决心亲身去核禁探险。 

这次试验要在坦克高速运动中作几次短停，而且测试员要在狭窄的坦克战斗室内，穿着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操纵测试仪表，观察测量结果，要做到即时、准确地测试是很困难的。为保证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他们练战术、练技术、练适应能力，为之进行了四个半月的训练。测试员方玉麟还达到了穿戴防护衣和防毒面具连续乘车操作十个半小时的记录。 

5月14日凌晨2时，测试分队出发，4时到达预定位置并做好各项测试的准备工作。9时30分，乘员就位，车辆发动，等待冲击。10时，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试验人员在耳机内清晰地听到核爆倒计时的报时声音：“30秒、2 0秒、10秒……，起爆！”试验人员的心都“咯噔”一震，车外一道闪光，约过20秒钟，听到一声“轰隆”巨响，车辆随即震动，此时大家都明白核冲击波已过。顿时铁骑迎着迅速上升的蘑菇烟云和迅速扩大的茫茫雾海，以最大的速度向爆心区挺进。

测试人员通过潜望镜向外观察，核冲击波卷起几十米高的尘浪滚滚扑向坦克，使人明显感觉到尘浪卷起飞沙走石打在车上，啪啪作响。铁骑越近核心，灰尘烟雾越大，土壤越松软，前进越困难。车内很快暗下来，能见度很低，驾驶员沉着地操纵车辆，测试员们在每段距离的预定测试点上，全神贯注地操纵、观察身边的各种测量仪器，迅速记录下每个数据。爆心区的地面被烧焦，可燃物在燃烧，土层蓬松，坦克附着力很差，驾驶员把车辆的速度由四档换成一档慢慢行驶。首车59式中型坦克终于在爆后22分钟通过爆心，尾车于爆后50分钟通过爆心，整个分队在28分钟内安全通过爆心。通过爆心后各车立即进入洗消站继续完成各项测试任务。 

上面的“红色记忆”，留下的却是黑色痕迹：这些人的命运后来如何？没有人知道。这就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人不如狗，人就民就是实验动物。

笔者曾经在1989年6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称赞1989年5月为“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结果不幸而被编辑篡改为“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因为三百五十年来的异质统治（包括异族统治和异化统治即本族人执行的异族统治）及其顶峰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专政，已经使得中国人明显地丧失了“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能力。而1989年的短暂春天却提供了一个“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瞬间。

这个瞬间的窗口被粗暴而迅速地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下了的记忆、显示了可能，并印证了我此前十四年的思考（1975─1989年）。这一思考就是本书所要展示的。1989年以后，笔者又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记叙文称这一思考。

我们看到，在孤立者遭到扼杀的同时，中国的灾难与日俱深。大众的无能与社会的灾难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是骈生关系──“老化”往往和顺世伴生。但孤立者已经宣告：欲消除中国的灾难，必先恢复“思考自己”和“自己思考”的能力，从而激起“中国思想的复兴”！

这一思考的最初结果，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作出如下发表：

1、《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美国合众国际社电讯1981年10月18日。参见本书第十章《近代中国的野蛮化》，以及本书附录的英文原稿。）；

2、《文化史上的兀鹰──兼论董卓等历史形式》，原载《华人世界》1987年第1期、“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40─4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l版。参见本书第四章《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3、《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读<三国志>及其它》（原载《科技日报》1989年2月19日及26日、以及《向东方》之第三章《文明的毁灭》，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参见本书第五章《文明的毁灭》）；

4、《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原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5、《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原载《书林》杂志1989年5期。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文学的奴仆）；

6、《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分治》（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九七年十二月号。参见本书第六章《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7、《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原载《北京之春》杂志1998年号。参见本书第七章《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其间的时间跨度为整整十七年。而从那以后到现在又过了八年。一共二十五年过去了。如果从“现代南北朝”概念开始孕育写作的1975年算起，其间经历了1980年的大纲（《新南北朝的曙光》大纲之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1980年5月2日）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现代中文世界，若不替党派或是财团摇唇鼓舌，发表每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都要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

我们所生活、所置身其中的这个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艰苦卓绝努力的泥潭和漫长无谓等待的荒漠。我因此称之为“第三中国”，一个涵盖了、凌驾于有形的中华民国（现在的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大陆）之上的那个隐形的无君世纪！这个第三中国不仅无君，而且无父无夫──是一个被乱党和黑帮等“组织”完全盘据的黑暗时代！这个“第三中国”的称谓还取义于第一中国的王国时代（先秦）与第二中国的帝国时代（秦至清）之后的“共和时代”──名为“共和时代”的无君师时代。而惟有大陆与台湾之上的第三中国、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三中国的相加，才是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

有人把现代中国看作血腥的祭坛，有人目之为腐败的典型。但作为第三中国的发现者，我则目之为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并且相信它必能以自己的独特性而在人类人文明史上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不是由于它标志着中国的巨大牺牲，不是由于它预示着中国的盛运即将开始，不是由于它暗含着人类命运最凄苦最惨痛的一页──而是由于它蕴含着某种巨大的创造潜能。

我们在茫茫的历史中走着……孤独、寂静，连脚步的回声都没有──好像茫无涯际的宇宙已把一切声波都吸收了，回声连影子都没有──天色朦胧，是黎明还是黄昏，瞬息的混浊，没有白昼也没有黑夜，只有蒙蒙一片……这个茫茫就叫“现代南北朝”……没有方向，没有星辰在头上闪耀，没有人认识道路，因为四周是一片同样无边的荆棘……

走着走着，即使缓慢也必须不停地走着。这样你才可能获得对于时代命运的深邃直觉。心灵的嗅觉充满了我。我对自己说：“可怜的生灵，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你的自以为是和你的时代很快都将过去，错误正确全都一笔勾销。”债主和账目全都销毁，遗忘才是人类的本性。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早已被畏惧所粉碎。

为了对抗如此混乱的“历史”，人们需要一个“统一的观念”，以便驾驭混乱的时局。而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统一观念，就是“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军阀造国”像是一束手电，使得我们眼前的黑暗豁然开朗，照亮山洞里的奇形怪状。

2006年9月2日

（另起一页）

本书援引著作列表

001《圣经》

002《易经》

003《孙中山全集》

004《蒋介石日记》

005《毛泽东文集》

006《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

007《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

008《中国与八国联军》

009《辛丑条约》

010《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011《清太宗实录》

012《满文老挡》

01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014《晋书》

015《魏书》

016《酉阳杂俎》

017《唐律》

018《后汉书》

01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020A.J.汤因比《历史研究》

021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

022康有为《大同书》

023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

024《诗经》

025电视政论片《河殇》

026许信良《新兴民族》

027《尚书》

028《楚辞》

029《山海经》

030《隋书》

031《说文解字》

032《颜氏家训》

033贾思勰《齐民要术》

034《春秋》

035《春秋左传》

036吴兢《贞观政要》

037清雍正《大义觉迷录》

038《淮南子》

039《华严经》

040《尔雅》

041《明史》

042《毛诗正义》

043《礼记》

044《竹书纪年》

045《论语》

046《史记》

04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048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满洲移民读本》

049袁刚《隋炀帝传》

050《老子》

051《庄子》

052《切韵》

053马员生回忆录《旅苏记事》

054《氏族志》

055《资治通鉴》

056《大业杂记》

057姜士彬（David G．Johnson）《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

058《世说新语》

05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060《通鉴纪事本末》

06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062《太平青领书》

063昭明太子《文选》

064《续汉书·五行志》

065《红军长征回忆史料》

066王夫之《读通鉴论》

06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068《黄宗羲全集》第一卷

069马端临《文献通考》

070《宋史》

071《新唐书》

072《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

073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

074《列子》

075《新编历史教科书》（日本文部省译本）

076《后汉纪》

077赞宁《僧史略》

078《出三藏记集》

079《历代三宝记》

080《艺文类聚》

081谢选骏《向东方》文集

082马克思《资本论》

083《古事记》

084《日本书纪》

085《北史》

086《高僧传》

087《南齐书》

088《通典》

089《资治通鉴》

090《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091《氏族论》

092柏杨《中国人史纲》

093《周礼》

09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095《中国公务员法》

096《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

097顾欣《夷夏论》

098切·格瓦拉《游击战法》

099《鲁迅全集》

100格列科夫等著《金帐汗国兴衰史》

101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102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103邹容《革命军》

104恺撒《高卢战记》

105（意）卫匡国《鞑靼战记》

106《联共（布）党史》

10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08格罗托《希腊史》

109《广雅》

110梅毅《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人的另类历史》

111《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112胡克（Sidney Hook）《历史上的英雄》

113韩昇《隋文帝传》

114洪迈《容斋随笔》

115朱乾《乐府正义》

116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

117朱熹《朱子语类》

11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19《新唐书》

120《宋书》

121《隋唐嘉话》

122《旧唐书》

123《薛司隶集》

124《毛泽东诗词选集》

125《唐书》

126《三国志》

127《元史》

128《明律例》

129《清律例》

130《唐律疏议》

131《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132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3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34谢选骏《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35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

136《中庸》

137《仁学》

138《韩非子》

139《吕氏春秋》

140《春秋繁露》

141班固《白虎通义》

142王符《潜夫论》

143仲长统《昌言》

144崔寔《政论》

145荀悦《申鉴》

146雅各·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147《荀子》

148《淮南鸿烈》

149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

15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5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52张戎《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

153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

154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155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

156司汤达（Stendhal）《红与黑》

157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

158王国维《人间词话》

159龚自珍《定盦续集》

160谢选骏《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另起一页）

附录：美国“合众国际社”1981年10月18日发自北京的英文专电报道

ZCZC PHAOO1 NXI 

UTOPIA

──BLUEPRINT FOR A UTOPIAN  "GOLDEN AGE"──

BY PAUL LOONG 

PEKING （UPI） ── 

10-18 （1981） 

THERE ARE TWO KINDS OF WRITINGS IN CHINA：THOSE PUBLISH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ALL THE REST.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MONG THE SECOND KIND ARE THE "UNDERGROUND" POLITICAL WRITINGS PUT OUT BY DISSIDENTS. THEY HAVE BEEN OUTLAWED AND BANNED. 

THE DISSIDENTS'S WRITINGS, HOWEVER, FORM ONLY A TINY PORTION OF THE SILENT EXPRESSION OF A VERITABLE SUB-CULTURE  OF LITERATE CHINESE WHOSE CRAVING IS TO WRITE ── BUT WHOSE DESIGNATED PLACE IN SOCIETY IS TO DO SOMETHING ELSE. 

THEIR SCRIBBLINGS, LABORIOUSLY FILLING OUT COUNTLESS (THE 400 BOXES ON EACH OF PERHAPS HUNDREDS OF) PAGES OF MANUSCRIPT PAPER, LIKELY NEVER WILL SEE PRINT. 

THEY WRITE NONETHELESS, TO SHARE WITH SHOW FRIENDS, TO SET DOWN A GRAND NOTION OR MERELY TO QUIET THE DRIVING. 

THEIR SUBJECT MATTER RANGE FROM SOLEMN TREATISES ON THE WORLD OF LEARNING, TO POEMS AND SHORT STORIES ABOUT DAILY LIFE, TO EVEN PERSONAL EROTICA. 

IN A LESS RIGID SOCIETY, SOME OF THESE MANUSCRIPTS MIGHT FIND THEIR WAY INTO POPULAR BOOKS STORES ON SHELVES LABELLED "THRILLERS", "ROMANCE", OR "NON-FICTION". 

A 40,000-WORD LONG MANUSCRIPT PROPHESYING THE APOCALYPSE AND REBIRTH OF CHINA INTO A "GOLDEN AGE"; IT MIGHT EVEN MAKE A BEST-SELLER BECAUSE OF ITS ENGAGING JUSTAPOXITION OF HISTORY AND PROPHECY, ANALYSIS AND VISION. 

UNLIKE MOST AUTHORIZED WRITINGS IN CHINA, THE MANUSCRIPT IS LARGELY DEVOID OF DOGMA. IT TAKES A SWEEPING VIEW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LOOKS AHEAD WITH A MYTHICAL EYE INTO THE 21ST. ITS LANGUAGE AT TIMES RESEMBLES THAT OF THE BOOK OF GENESIS. 

IT DEFIES CLASSIFICATION ──THE MANUSCRIPT COULD SIT EQUALLY AT EASE UNDER THE LABELS "FICTION", "NON-FICTION", "HISTORY", OR "FUTUROLOGY". 

XX X "FUTUROLOGY". 

THE AUTHOR, WHO WISHES TO REMAIN ANONYMOUS, ATTENDED ONE OF THE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PEKING. HE CLAIMS TO HAVE WRITTEN THE ESSAY ON BEHALF OF A GROUP OF PEOPLE WHO SOUGHT TO UNDERSTAND THE IMMENSE SUFFERINGS THAT HAD BFALLEN CHINA THIS CENTURY IN THE FORM OF WARS, PESTILENCE AND VIOLENT REVOLUTIONS. 

HIS BASIC BELIEF IS THAT CHINA IS ON THE THRESHOLD OF A GOLDEN AGE. MEANTIME THE COUNTRY IS GOING THROUGH A CONVULSIVE TRANSITION! A PAINFUL GESTATION DURING WHICH "ANCIENT CUSTOMS, PROPRIETIES AND CULTURE ARE RANSACKED BUT THE NEW ERA IS YET TO BE BORN. EVERYTHING IS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HE CITED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 AS THE LATEST CONVULSION. 

HE NOTED CHINA WENT THROUGH A SIMILAR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THE TWO GREAT DYNASTIES OF HAN (206 B.C.-220 A.D.) AND TANG  (618- 907 A.D.) HE INTIMATED THE COMING "GOLDEN AGE" WOULD BE EVEN MORE BRILLIANT THAN TANG DYNASTY (CHINA) ,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STRONGEST ERA IN CHINA’S 4,000 YEARS OF HISTORY. 

THE CURRENT TRANSITION PERIOD, WHICH STARTED IN 1911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CHING) DYNASTY, "IS A MAMMOTH BRIDGE THAT STANDS ASTRIDE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A," HE WROTE. "IT IS NOT BARREN. IT WILL PRODUCE THE MOST BEAUTIFUL BLOSSOMING OF CULTURE, EVEN THOUGH OUR GENERATION CAN ONLY TASTE THE BITTER FRUIT ." 

HE SAID THE CROSSING OF THIS "BRIDGE" IS TREACHEROUS. "WHOLESALE DESTRUCTION OF TENS OF MILLIONS OF LIVES AND PROPERTY WORTH BILLIONS HAS BEEN A COMMON SIGHT IN CHINA’S RECENT HISTORY." 

IN THE MIDST OF SUFFERING AND MISERY,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BE STEELED AND THE "HISTORICAL GARBAGE" ACCUMMULATED IN THEIR PSYCHE OVER THE CENTURIES WILL BE CLEANSED OUT, HE SAID. 

THIS WOULD PROVIDE THE "HUMAN SOIL" FROM WHICH THE NEW CULTURE OF THE "GOLDEN AGE" WILL GERMINATE, HE SAID. 

HE SAID THE TRANSITIQN, WHICH HE CALLED "THE GREAT SUN YAT-SEN ERA", WILL SPAN THE 20TH CENTURY AND STRETCH INTO THE 21ST. 

AT THAT TIME A STRONG AND POWERFUL HAND WILL EMERGE TO END IN ONE STROKE THIS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HE PREDICTED. THE ERA WILL END "WITH A  SPECTACULAR CLOSING CEREMONY THAT WILL MAKE MILLIONS REJOICE, AND MILLIONS TREMBLE." 

"SOMETHING THAT PEOPLE CAN’T EVEN DREAM OF WILL GROW AND BECOME PROPEROUS. IT WILL BE FILLED WITH THE GOLDEN ATMOSPHERE OF (A GREAT) SPRING, (T1ME.)" HE WROTE. 

HIS VISION OF UTOPIA IS "A SELF-SUSTAINING CULTURED NATION THAT HAS SHAKEN OFF THE NIGHTMARE COMPLETED SELF-RENEWAL." 

"SUCH A CHINA WILL NOT NEED INCESSANT PURGES AND ‘MOVEMENTS’ TO KEEP IT GOING. SUCH A COUNTRY HAS NO NEED FOR THE ACCIDENTAL INDIVIDUAL WILL OR OPPORTUNIST  DESIRE TO MASTER IT……IT HAS A LEGAL SYSTEM, IT BEHAVES COURTEOUSLY……IT HAS A SELF-RELIANT ECONOMY AND A SELF-DEFENSE CAPABILITY THAT IS NOT USED TO BULLY THE WEAK. 

"IT CAN LET ITS PEOPLE LIVE THE LIFE OF A HUMAN BEING," HE WROTE. 

HE ENVISIONED THE HARBINGERS OF THE NEW CULTURE NOT AS LEARNED SAGES （"INTELLECTUAL NOWADAYS ARE MERELY PEOPLE SUFFERING FROM INDIGESTION...... THEY HAVE LOST THEIR TRADITIONAL UNITY AND INFLUENCE. THEY ARE IMPOTENT IN BRINGING ANY CHANGES."）, BUT AS STRONG WARRIOR-PHILOSOPHERS. 

"ALL CREATORS OF CULTURE ARE FILLED WITH A PRIMITIVE, BRUTE SPIRIT, " HE SAID."THEY WANT TO CREATE AN UNPOWDERED, UNPERFUMED CLTURE── AN IMMENSITY OF SPIRIT, AN IRRESISTIBLE URGE, A HEART THAT HUNGERS FOR THE REMOVAL OF INJUSTICES." 

（另起一页）

版权页

书名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5年8月第二版

August 2015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