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论（全集第16卷）

 第三中国论

The Idea of A Third China 

谢选骏

2015年12月第一版

内容简介

《第三中国论》的本文部分是谢选骏先生在1980年代所记录的有关中国国体问题的一些思考笔记，2010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前陆续整理完毕，并在互联网上逐一推出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中国论》的附录部分是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以后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章，特此收集。

Synopsis

The Idea of A Third China is a collection of Mr Xie Xuanjun's notes on the state system of China , sorted out in a step-by-step fashion before 2010 for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11 Xinhai Revolution, and published in instalments on the internet and had quite an impact at the time. The appendix to the book consist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ommemorations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题记

共产党专政是第三中国崛起的魔鬼训练。

共产党专政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魔鬼训练营。

（谢选骏：《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南北朝原理》）

目录

前言1

上卷·本文

十八篇

第一篇

“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衰世与盛世5

二、野蛮的中国与文明的中国6

三、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7

第二篇

“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11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13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14

四、中国的一体化14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15

第三篇

对“第三中国”两点思考

一、无君时代的黑暗17

二、黄金时代的信息19

第四篇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23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24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26

第五篇

共和与独裁

──第三中国不是欺世盗名的“共和国”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28

二、再造共和与联俄容共29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30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32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32

六、结束无道34

第六篇

“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43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45

三、一束思想47

四、一个民族49

五、中国民族的定义50

第七篇

“第三中国”的组建运动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55

二、“运动”的恐怖56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58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60

五、近代中国的瓦解和改组61

六、第三中国的组建64

七、展望未来世界67

第八篇

“第三中国”与青年中国

一、野蛮与文明的轮替70

二、近代思想走投无路71

三、老年与青年的对立73

四、建筑和音乐的民族命运76

五、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77

六、革命是“青年反抗老年”79

七、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81

第九篇

“第三中国”非社会主义

一、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84

二、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86

三、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88

四、如何制造文化压力90

五、反逐鹿的哲学91

六、社会主义的厄运93

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95

八、读康有为《大同书》96

九、社会主义的异常胜利98

十、朝代更迭是唯一的出路100

第十篇

“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102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104

三、一劳永逸106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109

五、超越现代110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113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114

第十一篇

“第三中国”的内外之别

一、心理救国116

二、勐海旅店夜记118

三、双重标准、双重道德120

四、“理解”的要义122

五、超越传统的锁国政策124

七、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128

八、中国民族的一体化130

第十二篇

“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的成就导致现代的挫败132

二、中国主义将影响世界进程135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137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140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142

六、“王道”不是“神权国家”144

七、中国的罗马法146

后记149

下卷·附录

二十八篇

第一篇

极权中国必将在全球化过程中瓦解153

第二篇

不宜全盘否定辛亥革命156

第三篇

中国需要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163

第四篇

废除两国论，建第三中国166

第五篇

“两岸一国”与“第三中国”169

第六篇

中国人何时能建立“国家”173

第七篇

两岸统一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178

第八篇

大陆和台湾同属第三中国180

第九篇

中共能创新政治制度吗183

第十篇

第三中国兴起的国际背景186

第十一篇

大陆和台湾加起来就是“第三中国”193

第十二篇

两个中国制造“逆向朝贡体制”195

第十三篇

唯有改旗易帜，方能统一中国206

第十四篇

第三中国诞生于第三次中日战争207

第十五篇

为辛亥革命辩护——兼答傅芮岚209

第十六篇

应该建设一个民族和解的中国217

第十七篇

第三中国的首都应在嵩山周围221

第十八篇

“香港民族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残渣余孽232

第十九篇

大汉奸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自比秦始皇236

第二十篇

国民党的今天就是共产党的明天240

第二十一篇

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差异来自两个党国的南北朝格局243

第二十二篇

美国夏波议员不可分裂中国主权245

第二十三篇

两个中国在新加坡宣告解散247

第二十四篇

两个中国互相承认，第三中国拉开序幕251

第二十五篇

习近平承认共产党革命是一场悲剧253

第二十六篇

中国统一的文明基础256

第二十七篇

袁世凯登基100周年纪258

第二十八篇

福音就快要降临中国了268

（另起一单页）

前言

所谓“第三中国”，是就“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言的，是继“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起的，是在并吞“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残迹之后而形成的──犹如并吞了南北朝的隋唐帝国。

所谓“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就是“现代南北朝”──现代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1912年诞生；现代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1949年诞生。

可以说，中国两千年来的难题是：怎样才可以既不扼杀民族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处理不好，将鼓励其他民族侵略我们。很遗憾，宋、明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结果让元、清的武夫们乘虚而入，盘踞中国。但即使满清，在面对欧洲的进逼时也同样陷入了这一陷阱，只能以扼杀社会生机的手段来维持其集团的权力。所以，一旦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些拖着猪尾巴的“满大人”们，就陷于软弱的地位和劣败的局势，这岂不哀哉!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止没有消失，它还融合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决了──有哪位大英雄能并此二难于一役？目前看来，还没有。这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但我期待：那位英雄能够恢复中国的自信与骄傲，同时能够驱逐支那的顽冥与浮夸！

他，走向荒漠。

他走向没有甘泉的荒漠，无涯际的荒漠。

他孤独地走了。在他身后，扬起了一阵漫天的尘暴……从此我们不再看见他。罪恶的人们！这都是我们罪恶的证据！历历在目、抹煞不净──是我们驱逐了他，他为我们而死。

他愿意自己被后人背弃：“这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也不过是历史力量的化身，人不过是一个‘幻影’，只有历史之流才是真实的。一点泡沫怎能反抗甚至违背一个海洋呢？”

“不过也许连历史之流也不是真实的，而是转瞬即逝的泡影。”哲学家与宗教家如是说。

（另起一单页）

上卷·本文

十二篇

（另起一单页）

第一篇

“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衰世与盛世

从西周到西晋──第一期中国文明绵延了一千二三百年之久：那儿有着周公的谋略和成康的盛世、诸子的天才和战国的财富、秦汉的威仪和魏晋的玄谈……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以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节奏”的耗时太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太短促了。“社会休息期”中的先知先觉，能体察“社会活动期”的繁荣，在对比了自身所处的衰落状态和前人经历的兴盛状态之后，他感到真正的痛苦！他既对当前的文明衰落有鲜血淋漓的痛感，又记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伟大故事。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对此则完全没有知觉。先知的痛苦是芸芸众生无从体会的。

文明衰落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中的纯洁牺牲品”，没有他们，这座大桥就无法真正完工。

文明衰落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从一个文明盛世通往另一个文明盛世的伟大的桥。例如，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座桥。而周、汉之间的春秋战国就是这样一座桥。这座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长途跋涉过程的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之可言，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残酷的奴役。但是，从文明耕作的角度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个确定的休息呢？野蛮化是文明过程的休息：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文明衰落的、野蛮化的“休息时代”。中国社会，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野蛮化的动力是社会分裂和军事冲突。例如，中华民国兴起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因此也亡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国民大会在北洋军和北伐军等军事专政的铁拳下无疾而终。而《六法全书》在中国工农红军（后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下荡然无存。军事专政的铁拳，后来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吸盘──因为据我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远比军事铁拳更加无孔不入，而像海星或乌贼的吸盘那样，游刃有余却能窒息所有人的生命的。而且无产阶级专政一到危急时刻，马上就会诉诸于赤裸裸的军事管制。

……

二、野蛮的中国与文明的中国

“第三中国”将摆脱社会分裂和军事专政，实现“去无产阶级专政化”、“去野蛮化”。

“第三中国”将与野蛮的中国告别，“第三中国”将是文明的中国。

“第三中国”是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继承者。

“第三中国”是超越了野蛮时代的中国。

“第三中国”是在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野蛮化过程的政治基础上，创建新文明、回馈全世界的中央之国。

第三中国、文明的中国将宣告：“分裂中国的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中国”，这一对难兄难弟只是一个走向“统一中国的第三中国”的中继站。

就此而言，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罪恶可以得到第三中国也就是文明中国的宽囿。虽然在此之前，必要的总结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仅是人间的社会清算，而且是历史的文明总结；这不仅仅是悲剧式的清算，而且是喜剧式的总结。

第三中国的出现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两个中国尤其是第二中国──事实上只是“中国传统”在与“现代世界”互相作用时，所产生的一些临时性质的变态反应及过渡时期的千奇百怪……

回顾1911年的辛亥革命，由于满洲人对中国的入主，导致中国社会中坚的彻底崩溃，在中国，因此无法遂行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等级式的君主权威被舞会式的党派暴乱给取代了。但是党派比朝廷更不灵光。君主可以是空灵的，除了满洲这样的外族入主以外，君主制度只需要满足一个皇室的贪欲。党派却是一个团伙，麕集了大大小小的暴发户与食尸者。未来的中国，需要从狂乱的党派专政退出，回归正常的国家生活。

三、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

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是作为第一期中国文明（殷周至秦两汉）和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北朝至元明清）的继承者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正如第二期中国文明受到印度西域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甚至第一期中国文明，也曾受到外来的史前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壮大……

1、民族，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单位。所谓“英语民族”、“西班牙语民族”以至所谓“阿拉伯语民族”──是一些比“华人”更为松散的存在，甚至只是一些政治上的宣传口号。文化共同体，是活生生的、正在创造中的生存共同体──这才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在这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末叶的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和中国大陆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就像奥地利人与德意志人一样。

2、民族，有着不可割的利益、共同经历的灾难和同舟共济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内部，本不会有真正的、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因为民族的标志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一个民族若是容忍内部长期存在导致分裂状态的、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它的共同文化背景实际在此之前就已经破碎不堪了。因而这样一个“语言共同体”已不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的民族、一个真正完整的文化共同体了。

3、从政治上看，国家比民族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民族，若不能创造文化价值和文化体系；若不能开辟独特的命运──那么它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虚构和“幌子”。在上述的历史时刻──“民族”这个幻影应该让位给有血有肉的国家实体。而这样一个国家实体──应由创造集团所构成的短小精悍和紧密团结的“新民族”来破土建造。新的民族，是“语言民族以内的文化阶层”，它创造的“亚种新文化”，是“新的政治文明”。

4、旧的民族主义已经死亡，因为它只为业经衰颓的“老民族”的事业作宣传、作广告。这种招帖已无新义、而且发霉发绿……旧的民族主义只是保护和维持那样一种历史遗产的防腐手法。这种历史遗产早已丧尽了内在的活力；它们本身不过是早先创造者们光辉活动的一些遗烬。那些创造者们用自己的生命作为燃料、点燃光艳夺目的中国之火……可惜到头来只剩下一堆毫无生气的火劫之后的灰烬和颓瓦。这些灰烬和颓瓦只是遭到征服的“支那人”，却恬不知耻地自命为“中国人”，好像自己还算古代征服者的龙种。

5、不要“大汉族主义或汉族沙文主义”，正如不要妄自尊大的“满清余孽”，不要留着长指甲的“老中国人”和“支那人”。在我们看来，“汉人”只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产物，正如“唐人”只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产物。汉人和唐人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了。现在，既然已经没有了“汉族”，因此也就不存在与“汉族”对称的“满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了──这些从欧洲输入的“民族概念”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已经流为过时、陈腐甚至有害、虚无的概念。中国的复兴，取决于新的民族概念的建立：正如有一个“英语民族”的存在，也有一个“汉字民族”的存在，这是一个比现行的“华人”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包含了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等。“汉字民族”不是与“满蒙回藏”对称的“汉族”；因为现代意义的汉字民族显然已经外延到了使用汉字的“满蒙回藏”，甚至包括不在现今中国版图之内的“汉字民族”。汉字民族，这在目前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事实，因为中国大陆本身尚且没有完成“中国一体化”的过程：不仅“少数民族”说着各自的方言，而且“汉人同志”也还说着各自的方言，这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6、在新的民族眼光下：只有一个中国及其不可分割的文化阶层；只有一个中国民族及其统率下的、即将全部彻底同化的中国居民；只有日新其德的君子而不是所谓的“英明领袖”这类的人造暴发户、乔装打扮的庸人俗子。日新其德的君子将要消化一切历史遗产，包括十几亿生口构成的历史遗产，切碎、绞拌、杂糅、重新铸造……成为一个新的肌体、新得龙种。

7、从心眼里蔑视一切传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使居民、百姓、甚至许多徒众和高级干部都深信：传统已经得到尊重，以此召唤“为了可尊敬的传统而战”。决不能像毛某之那样妄自尊大、破坏规矩。不可为了浅薄庸俗的“革命”和粗鄙腐败的“夺权”，而蔑视传统；那实际上只是向欧洲的文化价值表投降、向欧洲人的种族特征看齐而已，但却不幸永远也达不到那样的标准和特性，因为中国和欧洲本来就不是一个品种。中国，请为超然物我的“君子自强”，勇敢扫除陈腐的“历史因素”和“历史渣滓”！

8、“聚歼历史渣滓”和“提炼历史因素”，这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其运作于中国，难免要给“反民族的共产主义”和“老民族的三民主义”以双重的打击，从而开出一个“两个中国之上的第三中国”，从而在第一中国的“汉人”和第二中国的“唐人”的基础上，扩延形成新的第三中国的“华人”──正如在汉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唐人那样。这是一场奇特而并不费解的“双重革命”，聚歼和提炼的双向运动。汉人、唐人、华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载体。

那么，从我们开始的第三中国，既是文化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它还将由政治上的功业，过渡到文化上的建树。它在文明的历史上能够绵延多少世代呢？如果按照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岁月是一千九百五十年来计算（殷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汉朝四百年，晋朝一百五十年），按照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岁月是一千二百年来计算（唐朝三百年，宋朝三百年，元、明、清合计六百年）──按照一千九百五十年与一千二百年之间递减七百五十年来计算，第三期中国文明，少说也可以有五百年的岁月。这是估计到了，技术的扩张显然造成了文明的加速。

未来的五百年，将属于第三中国。

“第三中国”必将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并以此告别当前的“野蛮的支那人”、“野蛮化时代的中国”。

“第三中国”是文明的中国──它文起八代之衰，抹掉辽、金、元、明、清、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耻辱。它道济天下之溺，于是，新的“华”，才会继汉、唐，而出现。

新的华人，将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人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人的基础上，承衰起弊，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它所预示的“新的华人”，将是一个庞大的集群：包含了“五十六个民族”甚至全部“汉字民族”在内。

（1982年6月27号晚23时初稿，2010年6月27日凌晨1时修订）

（另起一页）

第二篇

“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很像两千年前的埃及在地中海区域的处境。

埃及历史的提示是：军国主义开端的“新王国时期”；这与中国近代史的“野蛮主义运动”、军阀建国的革命具有神似──它们都是由“雅利安人的入侵”引起的。入侵埃及的是希克索斯人，入侵中国的是欧洲人。

（1975年，奥地利一支考古队利用雷达成像技术，在埃及东北部拍到一片绿油油的农地下，埋有三千五百年历史的地下古城，城内有街道、房屋、神庙和坟墓等，挖掘出土还需要一段时间。考古队也同时发现两座岛屿，以及一条曾流经该城的尼罗河支流。这座城史称“雅法利斯”（Avaris），是属于“雅利安人”的希克索斯入侵者在开罗北方兴建的夏都（首都在孟菲斯）。埃及文化部长表示，古城位于特拉都拔的耕地与城镇下面，可能是在公元前1664至1569年间所建。奥地利考古队自1975年便在该处进行研究，地下古城面积究竟有多大，仍待研究。埃及古迹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表示，在人口稠密的尼罗河三角洲，不太可能开挖古城，依靠“非侵入性技术”确认古城区的分布是最佳选择。埃及法老阿摩斯一世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将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并摧毁了所有希克索斯建筑及其相关纪录，因此这里拍到的古城样貌，十分珍贵。──有一天，中国会不会像埃及人摧毁所有的希克索斯建筑一样，摧毁所有的欧洲建筑？！）

1、人们既然能把前亚述或前马其顿时代的古代埃及的“古王国”本土文明称作“法老文明”；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前佛教或前五胡时代的古代中国的本土文明称作“天子文明”呢？

2、是的，如果用“古王国时期之后的中王国时期”来观察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到明朝末年的历史，则佛教进入之后，显然使得中国本土文明（也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逐渐演化为混合了佛教的文明（以南方人为主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与此同时,以北方人为主的“汉人”逐渐演化为以南方人为主的“唐人”。

3、如果用“中王国时期之后的新王国时期”来观察中国，则（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前的儒释道三教文明即）“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之后、全球化时代开始以来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新中国”显然正面临着古埃及同样的命运：在欧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主体性”。

4、虽然都受到“天子文明”的影响，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却在程度上不同：它或是体现为先秦的王国时代，或是体现为秦汉以后的帝国时代，或是体现为现代以来的僭主时代──这个僭主时代还没有过去，并注定要给未来世纪注射某种奇特的东西──那多少也是属于“天子文明”的广延。“天子文明”的影响，是很难用“文化大革命”式的暴力、诡计，来予以摧毁的。即使毛老大“破四旧”也还是窃取了天子文明的遗风。

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必须担当“天子文明”的真相，这一类似“法老文明”的历史真相。新王国的开拓者们也需要更新“天子文明”的期望！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因此益寿延年，得以推广这至关重要的历史暗示。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

新王国的开拓者，需要一种英雄精神。其英雄精神的形态，又是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的。他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人类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崛起、再度落空，就像巨鲸戏水一样……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自己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甚至改造了自然。

英雄精神源于不满与反沉，所以任何处境里面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了，只能凭吊其遗迹或假想。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1、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以及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情趣、历史、想象、传说等特质，以及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传递下来的种种知识、记载、符号体系。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2、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再到待人接物的方式等所有的“表达感情和社会联系的方式”等等。这是““社会遗产”的生活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实际功能和处理方式却大为不同。

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

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制约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控制了我们言论的“社会圈”，却是无法“抽象继承”的：它们已经构成了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和完整对象。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

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那就是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想国”的人们。他们人数不多，但却引导了未来的方向。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理想国度的观念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卫生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理论的声音宣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废物”──腐败过程使得废物化为乌有。尽管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腐败过程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这厌恶腐败的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文明社会里却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厌恶腐败、追求确定性的意志，是一切社会正义的源泉，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比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种族与文化的隔离所造就的“多样传统”，包括种族自身，就是这样的传统结晶。

四、中国的一体化

中国地域广阔、部族众多、方言混乱、各地民俗差异极大，所以中国追求的现代社会一直难产。这是因为，所有现代社会，都是建立在“统一标准”之下的，尤其是在“国语”领域。没有社会规范的标准化，就不会有所谓的“法治”甚至法制。没有“法治”，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民主”更是遥不可及。中国领导集团现在还说着方言，连国语、普通话都不会说，这样的人自然“无法无天”，如何懂得“治国”呢？听之自流，难怪构成了中国一体化的绝大障碍。中国一再分裂，一再拒绝一体化──难怪复兴无望、苟延难再。

中国的黄金时代，有待于“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潮”和“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之结合。而中国的一体化，则是这一结合的具体体现。中国，若没有一体化作为真正的“枢纽”──那就永远是一个“前现代的天下”，一个“公共殖民地”，而无法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中国这块不幸的公共殖民地，蒙古人可以践踏，满清人可以入主，欧美人可以租借，日本人可以侵占，苏联人可以扶植傀儡政权……唯独中国人自己不可以拥抱。没有投票权的中国人，其处境和奥斯曼治下的阿拉伯人、莫卧儿治下的印度人、欧洲人治下的美洲印第安人、英国治下的澳洲土人，其实并无差别。这都是因为，中国缺乏必要的内在一体化，结果只能让外人帮助我们提供“外在一体化”的粘合剂。

我先是希望改变中国的命运。我后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最终希望上天可怜这片不幸的地土。

我希望“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能控制中国近代的左右摇摆；我希望“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潮”能恢复中国群众的生命能量。我希望中国的一体化可以造就文明的苗圃、社会的芳甸：中国民族将消除八百年来亡国印记，争取复兴的千年事业。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未来中国的一体化过程，将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平衡。正如现在中国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而这一分裂，也是立足于世界的两极化：立足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

观察一下埃及历史，就会发现“新王国时期”的埃及，都是由“国际力量”来影响甚至塑造的：亚述、波斯、马其顿、罗马。这就像中国近代革命，也是由“列强”来影响甚至塑造的。中国近代的一切内部革命，都是由外部原因促成的，这与毛泽东强调的“内因论”正好相反。甚至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实践，也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部分，代表了外来力量对中国的干预、征服和“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说白了就是“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1982年10月3日）

（另起一页）

第三篇

对“第三中国”两点思考

一、无君时代的黑暗

我们所生活、所置身其中的这个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艰苦卓绝努力”的泥潭和“漫长无谓等待”的荒漠。我因此称之为“中国黑洞”，一个涵盖了、凌驾于有形的中华民国（现在的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大陆）之上的那个隐形的无君世纪！这个中国黑洞不仅无君，而且无父无夫──是一个被乱党和黑帮等“组织”完全盘踞的黑暗时代！这个“中国黑洞”的称谓还取义于第一中国的王国时代（先秦）与第二中国的帝国时代（秦至清）之后的“共和时代”──名为“共和时代”的消灭了天地君亲师的时代。而惟有大陆与台湾之上的中国黑洞、和那个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三中国的相加，才是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

有人目此中国黑洞为血腥的祭坛，有人目之为腐败的典型。作为第三中国的发现者，我则目之为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并且相信它必能以自己的独特性而在人类人文明史上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不是由于它标志着中国的巨大牺牲，不是由于它预示着中国的盛运即将开始，不是由于它暗含着人类命运最凄苦最惨痛的一页──而是由于中国黑洞蕴含着某种巨大的创造潜能。

这个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潜能的中国黑洞、混乱时代，但愿它也是“绝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典型的痞子”诞生、扩散、垄断一切之后，将永不再有他的后裔来荼毒世界。清末的八旗都不如痞子腐朽得厉害，南朝的士族末流都不及痞子这样疲软不堪。蒙古的野蛮人比不上痞子的横暴；李自成张献忠手下的闯贼和流寇，对比痞子愚公的黑暗无知，也相形逊色。

哀哉！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垄断性的痞子无情吞噬社会细胞的时代。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及其党徒的杰作。作为一头以人对象、以人的生命为材料的“艺术大师”，毛老大创造的“艺术珍品”迄今仍在中国张扬肆虐，而且命中注定要给世界历史打上“烙印”。正如毛语录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本人作为高利贷者的长子，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阶级烙印，把全民都盘剥得一穷二白。因为农村里的畜牧者清楚：所谓“烙印”就是用烧红的铁，活活烫在牲口身上的归属印记。

但在我们看来，二十世纪的高利贷者和烙印者们与其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不如说是受到了现代中国的可怕缔造──在他们成为残暴狡诈的施害者之前，他们首先是孤苦无助的受害者。毛泽东在乞讨、流浪、行骗、受人侮辱和损害的时候，有谁怜悯过他？有谁看过他一眼？难怪他上台后，要报复一切事情，要清算斗争所有的人。

从这种意义上说──深深的毒化不仅来自人性深处的诡诈，也来自生存压力的逼迫。现代美学理论就认为“艺术美”并非“艺术作品的客观特征”，而是人们亲口品尝的生物性愉悦决定的，所谓“丑恶”只要处理得当，也是“艺术性”的重要方面。艺术正是这种意义的夸张、人为的典型。真伪、善恶、美丑的严格界限在哪里呢？

艺术是对现实的反动。从这意义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专制政体所创造的酷吏，乃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无政府现实的深刻反动。这些酷吏虽然吸尽中国的精华以自肥、致使中国举步维艰，但我们最终可以满怀希望地说，命运并没有抛弃中国，中国的曙光已经来临──尽管下一周期的曙光从来都是被这一周期当作“梦呓”来处理的。

不错，我们的认识是孤立的。但光荣的孤立怎么能够因为其孤立而被作为否定的论据呢？我们的精神笔记，历史的思想钩沉，说明了孤立者的历史价值是无从取代的，因为它戳破了“群众专政”的黑暗时代，在工农兵大众死一般的沉默中，说出光明的所在。

在孤立者遭到扼杀的同时，中国的灾难与日俱深。大众的无能与社会的灾难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是骈生关系──“老化现象”往往是和“随波逐流”伴生的。但孤立者已经宣告：欲消除中国的灾难，必先恢复“思考自己”和“自己思考”的能力，从此出发，激起“中国思想的复兴”！所以，我们还要把前面“而惟有大陆与台湾之上的中国黑洞与那个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三中国的相加，才是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的提法具体一步，说明“惟有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之后的那个第三中国，才是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历史继承者──宪政时代。

“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之后的那个第三中国，才是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稳定继承者。”这种展望将予新的中国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它，将化出我们真正价值系列的全部微妙。

二、黄金时代的信息

颓丧的世纪靠什么刷新？萎靡的众生靠什么振作？──你在隐秘的记忆中，收藏黄金时代的完整信息；孤独的漫游，勘探未来世界的全部可能。你的日日更新，来自你的天天剥夺；如果你拒绝剥夺，反而可能丧失圣德。所以你视赚取、胜利为毒药、为仇敌；而把放弃、牺牲，作为坚不可摧的靠山。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生存实况？在无人醒觉的凄凉冬夜，你播种，等到白昼明春，却让醒来的人们收获！你还乐此不疲。你让别人吃你的人血馒头，而拒绝下山摘桃这一毛派战略。于是你的身上满是灰尘。

这世界自溺，无视英名，信口雌黄你的创造。其中，最流行的病态，就是以豪华的面谀，来演出“乌鸦与狐狸”的古老戏剧──谋害你的奇能、篡夺你的特性……所以，你在世俗的意义上永远弃绝了圣洁的封号，赞誉造成的陷害比流言形成的毁谤，对你更加危险。为此，你愿意让尘土、蛛网、甚至吸血的蝙蝠都落在自己身上。你知道，经过双料病毒的袭击，免疫力会更强。经过荒凉和遗忘，你的光更聚拢，透亮冲天。

你是不可思议的被剥夺者，以亲身示范，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并在坚持中获得生机、转辙。在这意义上，是你把我们差遣到世上来：饱经忧患，多历磨难。你使我们知道自己的方位，知道自己的有限、脆弱和错误……我们的错误，从侧面显示你的正义；我们的弱点，在基层弘扬你的刚强。若无你的波澜，我们将无趣；或长或短的生存将沦为弥留，并失去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

在这黎明之前，万马齐喑的末世、两个废墟之间的缝隙，一切陷入理所当然的颓唐、绝望……这时，你声音仿佛炎夏的一阵清风，突然袭来！你以无缘无故的爱，给世界以光明；你以无缘无故的恨，给世界以黑暗。你的光明，是自然之主、创造之源、民之父母；你的黑暗，是复仇之神、刑罚釜钺、帝师王傅。

人类之爱是可能的，但却被先天、后天的诸层条件，严格限定。只有你和人类的互爱，才无限。你爱人类，因为人类显现你为天子──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类爱你，因为你使人类重获新生。你是未来世界的第一道符咒，凝集全部的美与期待。只有你，才能承受赞颂，而不骄奢、腐败，以致显露人民代表的丑陋。那些人民代表，或称为议员阁下，就是那些集中了并迎合了人民的缺点的人们，是一些极端的宵小的自大狂。所以，为了十分人道主义的缘故，不要把这种政治工具当作宝贝；让我们把纯粹的雅、颂，仅仅奉献给精神的形式。

对生长中的文明来说，懂得崇拜精神形式而不是崇拜个人或是偶像，是一个重新出发的基本条件。与其崇拜转眼即逝的工具和幻象，不如崇拜永远悬着的目的。走向你，这是人生最可靠的积累；为你献身，这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在日益喧嚣不安的未来，对你的尊敬，将是最有效的心理平衡器、文明压舱石。你以人的不幸证明，丧失必要的朝向、必要的崇拜，生活将空虚无物犹如蛀空的桃核……即使仅仅为了挽救现在，挽救我们脚下正在流失的种族与文明，也必须唤醒对于你的向往！在你面前，败落的文明一再压制着的精神生殖力，将复苏。面对必然灭亡的命运，把一切身外之物甚至生命本身，统统拿出来，用作你的祭品。更不用说什么爱情和荣誉……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不需要多大。因为这勇气仅仅源于一个清彻的认识：对这个我们不愿接受的世界，我们根本无能为力。这世界很难在人性的意义上变得更好，除非，它先前是坏得过分了一点。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需要生物工程与自我阉割，来解决问题。这样看来，“无能为力”之下的希望与出路，就是“与人性保持适当距离”，而鼓动面向神性的冲动、实现超越的必要。

对你的忠贞不渝，其实是人的内在需要。若不把你列为目标，人生将更空虚可怕！人终究难逃一死。一切身外之物，一切内心情感，终将毫无意义地泯灭，就像从未有过。那什么是最好的处置呢？最好的处置，是把这些行将朽灭的东西献给你，并永久保存在你那里。你给它们以痕迹与意义，你使他们离开时间的魔掌！于是，一切充作你的祭品，而一切存在只在化为祭品时，才能保持尊严，保持尽可能高贵的状态。

新的度、量、衡，比之新的存在，更为贴近现实的真相。

人生的虚幻、万有的飘零，将因你的名而实在、稳定；乱世风行的“运动”、“万岁万万岁”的吼声，将因你的名，而归于平息。为使你成为精神的补剂，我们必先追随你。

你被世界剥削、侵蚀……你所言的一切，仿佛佳肴，出于我们今日最野的想象外。这是你的黄金时代，冲破无君时代的黑暗。

（1990年1月1日）

（另起一页）

第四篇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所谓“第三中国”，是就“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言的，是继“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起的，是在并吞“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残迹之后而形成的──犹如并吞了南北朝的隋唐帝国。

所谓“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就是“现代南北朝”──现代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1912年诞生；现代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1949年诞生。

中华民国诞生伊始，就有所谓“南北对峙”，紧接下来“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国共决斗”不断，最后形成“隔海分裂的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与共产党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南朝与现代北朝──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

从古代南北朝的经验看，“两个中国”必须要合并成为“一个中国”，强大的隋朝和昌盛的唐朝才会出现，让中国在两百年的衰败、内乱、分裂、外敌入侵、残暴专政之后，重新登上文明历史的舞台中央。

但是，现在还没有中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和“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两个残缺不全的“政治实体”，或曰“政治尸体”。“政治尸体”被化装成为“政治实体”，进而化装成了“国家”、“政府”、“民意代表”或“人民代表”。

其实，这还不是“国家”，还没有脱离“军阀造国时代”的盘根错节。这尤其不是“中国”。“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中央之国，怎么能由两个残缺不全、没有灵魂和制度的“政治尸体”予以代表？这一对不伦不类的“代表”，不仅是对“中国”这一词汇的糟蹋，而且是对“中国”这一概念的侮辱。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

笔者曾经在1989年6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称当时的1989年5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因为三百五十年来的异质统治──包括异族统治和异化统治（“异化统治”即由本族人执行异族统治），已经使得中国人明显地丧失了“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能力。但是杂志的编辑非常敏感，他（或她）立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语改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并按照当时的惯例，未经作者同意就予以公开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1989年的5月，而“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却绝对不在现代中国的这个军阀造国的时代。那是在历史上，是在军阀造国完成以后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以及着手建立文官体制的“贞观之治”。至于所谓“康乾盛世”，那并非文治，而是八旗的军事专政。

而1989年的短暂春天立即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绝对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极端悲剧的时代，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让世人可以“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瞬间。这个瞬间的窗口被粗暴而迅速地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下了记忆、显示了可能，并印证了我此前十五年的思考（1974—1989年）。

有关“第三中国”的思考，最初结果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作出了如下的发表：

1《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美国合众国际社电讯1981年10月18日）；

2《文化史上的兀鹰──兼论董卓等历史形式》，原载《华人世界》1987年第1期、“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40—4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3《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读<三国志>及其它》（原载《科技日报》1989年2月19日及26日、《向东方》之《第三章文明的毁灭》，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4《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原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5《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原载《书林》杂志1989年5期）；

6《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分治》（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九七年十二月号）；

7《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九九年九月号）；

这七论之间的时间跨度，为整整十八年。

如果上延“第二南北朝”概念开始孕育写作的1975年春天，以及1980年5月2日整理出来的《“新南北朝的曙光”大纲》、《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再下推于今，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现代中文世界的分崩离析中，若不替党派财团摇唇鼓舌，发表每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

但具有创造能力的文化阶层，已经通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并且得以知道：一个民族的黄金时代有个显著的标志──统治阶层和被治阶层都能在文化阶层所宣布的民族意识里，发现自己的共同权力和共同利益；并“同心同德地力臻实现这个共同的理想”。这样的时代，也许不久就再次印证在中国的大地了。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

第三中国的人们，既不是患有广场恐怖症的党派老鼠，也不是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的摇唇鼓舌者。他们既不需要逃往海外，也不需要在大陆为奴，他们是精细而审慎、大胆而热烈的就地创造者。他们并不希图造出什么永恒的东西或终极的真理，他们只是为了这个千年的这个季节的特殊需要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政治意义上的“第三中国”，是作为“两个中国”的兼并者来到我们面前。它既不疲软无力，也不杀气腾腾──它洋溢着一派雄劲的吉祥之光……

第三中国将在两个中国的废墟上，建成自己的政治结构与文明版图。

第三中国的诞生将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因为，那也将是文化上“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破晓黎明。

第三中国，决不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舞会（Party）国家”，决不是一个“党（Party）国”。

第三中国既不是第一中国、国民党中国、中华民国的“部分专政的党国”；也不是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专政的党国”。第三中国，应该而且必定像西周和盛唐那样，建立在一个更为合理、更有弹性、更加可塑、更为多元化的基础上。

第三中国之所以是“应该”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的模式太零乱，而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则太僵硬。它们两个中国，全都不合中国生活的需要。两个中国共同坠落成为腐败的典型，并终将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中国关于“典型”的塑造和宣传，在这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讽刺性结果：所谓“两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所谓“一中”，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现在，在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之后，历史的发展将“铲除两国·实现一中”！

第三中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前提是“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而不论第一中国还是第二中国，尽管遭受了一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依然没有完成这个前提任务。新的中国民族还没有升起──作为世界气候已经变化的象征。

但是，快了。

逝去的历史典籍总是告诉我们：两千年来，“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走马灯般地轮流坐庄，他们的遗迹充塞在历史的字里行间。

但是，快了。就会有彻头彻尾、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的晨雾里！并以此弥合此前两千余年的民族分裂。

中国，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作为民族整体的定力……精神上生生不息的能力……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潜力。

──这才是“并吞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第三中国”！它将超越隋炀帝的大业，直接抵达盛唐的仪典。

（2010年5月1日）

（另起一页）

第五篇

共和与独裁

──第三中国不是欺世盗名的“共和国”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

现在遭到各种党派控制的舆论圈，常把“共和”一词与“民主”、“自由”相提并论。这其实大谬不然。

揆诸世界历史，“共和”与“专制”、“独裁”紧密联系的时候，一点也不比“共和”与“民主”、“自由”紧密相连的时候来得少。而在中国，这一点尤为清楚。

比较久远的，就是罗马共和国，其前三头、后三头的军事独裁，就是在“共和制”的名义下进行的。至于“法兰西共和国”，更是雅各宾专政的温床、拿破仑独裁的苗圃。至于列宁主义国家，从苏联到它的各个卫星国包括中共国，也都是共和制的，并且在“人民”的名义下做绝了一切罪恶的勾当。

外国的不说了，就拿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八十年（1911年—1991年）来说吧，除了袁世凯、张勋、满洲国恢复帝制的几个月时间之外，大多数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共和”的，前三十八年号称“民国”、后四十多年号称“人民共和国”，但是，这里面有几天是民主的？又有几天是自由的？恐怕没有几天，有的只是政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一统天下”。其实，这只不过是“分裂国家”罢了。

二、再造共和与联俄容共

现在，有些人打着再造共和的旗帜，为“联俄容共”的始作俑者孙文（孙中山）招魂，这是非常缺乏逻辑的──再造共和并非受到孙文感召的，这是其一；其二呢，镇压的八九民运的凶手们，却被册封为“共和国卫士”……你想，如果再用“共和国”的名义去纪念八九民运，是不是是对死难者们的愚弄、亵渎甚至“恶搞”？况且六四屠杀正是“联俄容共”的恶果之一，孙文因此对六四屠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间接责任。打着再造共和的旗帜为联俄容共的孙文（孙中山）招魂，不仅缺乏罗积，而且极为荒谬。

共和制经常不是民主自由的，那么君主制呢？说来奇怪，君主制也不经常都是专制独裁的。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人如果要想避免古代埃及人那样的亡国命运，不在欧风美雨中彻底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和生物特征、逐渐流失为文明意义上的浮游生物，唯有在君主制度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这样才能同时避免“共和专制”、“共产贫困”的陷阱。

现在，僭主时代的人们却打着共和的旗号，抨击君主政治“专制”，殊不知即使专制的君主如两千多年来的皇帝秩序，其政治虽然专制但社会并不极权，比起革命群众的专政和革命僭主的政治，其暴虐程度其实还是要缓和得多。无论多么残暴的皇帝，其统治基本只到县城一级，即使为非作歹也只会派出太监，而不会派出政委──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居委会监视系统和生产队村委会的“细胞渗透”。因为皇帝制度的极限只是“中央集权”，而僭主制度实行的却是“全面专政”──只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僭主政治，才是彻底极权主义的。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

帝国时代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例如中国，即使帝国时代的皇朝，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大多还是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只有元明清的统治，由于那个游牧成性的成吉思汗的恶劣影响，人类才失去了基本的尊严。

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当然不是要恢复皇帝制度，因为那是死路一条，袁世凯、张勋、溥仪等辈都尝试过了。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是要铲除现代僭主政治，并防止这样的极端体制在中国死灰复燃。更何况，君主制度可以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下的现代民主制。不像群众专政与僭主政治那样，无论如何都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

先秦封建贵族时代的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强调人的尊严是建立在其社会职能的充分实现上。要求君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若不以君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臣之道也。”我们可以理解，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这与美国宪法保障人民拥有更迭政府权力的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人类的基本尊严。

即使秦后帝国官僚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依然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人格独立意识。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

──为了适应普及宣传，这种论说虽然有些简化，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还具体分析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钱穆说得不错，尽管在大一统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专制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扩张的压抑，但起码在两汉、唐宋，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对君王还有相当程度的制约。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的竞赛的等级制，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制约其实也是一种维护；正如刹车就是其实是在保护车辆，没有刹车的结果，必定造成车毁人亡。不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必定导致政权颠覆；现代僭主制度因此最终无法逃避车毁人亡的结局。不信可以继续观察，这说到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

凡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都会对君主政治尤其是先秦的王国制度而非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保留相当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才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相对之下，帝国制度就是一种比之王国制度较不稳定的制度。而二十世纪的“红太阳专政”则是一种最为暴虐、最不稳定的伪君主制度。文革时代“红太阳专政”完全是夏桀式的，已经不是君主的，而是独夫的，构成了无法无天、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可笑的是，毛这个无知的现代夏桀，竟然不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是快要下山的夕阳，而不是刚刚升起的朝阳。刚刚升起的朝阳是金色的！它冲破一隅红霞，但本身却不是红的！文革中夏桀式的“红太阳专政”虽然是个伪君主，他也不敢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反的口号反而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果反倒很难传位给自己的家族。如果毛有个继承人，他就可以像皇帝那样行事，稍微稳健一点，哪怕像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那样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前身后，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还懂得退位──如果毛有后代，他的僭主革命就不会做得那样“绝”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不会那么惨烈了，所以伪君主制比真君主制，要残暴许多，无法带来长期和平。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

无法无天、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残暴的红太阳所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彻底毁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斗天斗地斗人”的禽兽行为。三纲五常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的彻底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死亡。

毛很无知，不懂国家乃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体现。国家既不是镇压的机器，也不仅仅是一个选票箱子。他也不懂在他之后，并非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所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它的“改造中国”只能是祸害中国。

中国人为什么会忍受毛的暴虐？作为极端现实主义者，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移花接木，中国人最大的愚昧是鼠目寸光，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委曲求全，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屈从强者，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兄弟阋墙，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天下一统，中国人最大的贪婪是身家性命。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一个“大保衡”，来保持社会的团结与平衡。结果毛就趁虚而入了，但中国并不需要毛这样的不断革命论者来不断打破平衡、制造灾难。所以毛死之后，其政熄灭。

可以使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大保衡，所保之衡有四：

〔1〕社会之衡：法度；

〔2〕文化之衡：礼貌；

〔3〕人性之衡：道理；

〔4〕人欲之衡：中庸。

保衡的功能是“中国的心”，他一旦停止跳动，社会就会陷入二十世纪那样的灭顶之灾，让名为公仆、实为窃贼的总统、总理、总裁、主席、书记轮流坐庄甚至垂帘听政（蒋介石、邓小平）。为了免除毛时代那样的人间地狱再临中国，新的保衡者不得不起而应战。保衡者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状态，保衡者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心……当人们在黑暗的中心喘气、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绝望的深渊就会升起一道灵光：保衡者开始澄清世纪末叶的混乱与疲惫了。

六、结束无道

保衡者即将结束无道昏君的专政。

保衡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使历史震憾、令艺术黯然──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都是在纠正另外一种倾向。保衡者是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他永远不会落伍因为他永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是中庸之纪。保衡者并不追求中庸，中庸却自然来到他的身边。

保衡的巨鼎矗立天下，镇平漫天胡尘,驱逐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君子团、执法团、虎贲团，三足鼎立。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执法团行司法而有督察权；虎贲团行征战而有平叛权。三团首领则为“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新的天命，他们来不仅要动刀兵，更且要致太平！

保衡者化玉帛为干戈，又化干戈为玉帛，他与天命合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不是目的；两者之间的“化”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化，就是三公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王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太平斧，拒绝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看守既得利益的恶犬。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保衡者面前，都是权术的把戏、文化的半成品。这并不是因为保衡者“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保衡者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帝国鹰犬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保衡者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道与礼制的“化”，不是“以王道与礼制为掩饰的武力征服”，而是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是磁性的吸引，而非暴力的压迫。中国“书经时代”的圣王与霸主们的历史，一再揭示了这一点。没有文明的发展与创造，王道与礼制的征服是不能持久甚至是无从发轫的。唯有保衡者的创造能力将结束中国百年未成的长期革命，否则中国的健康发展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集权──效率──法制──秩序──社会民主──礼制──文化复兴。这一系列历史运动的契机当是“秩序”。而套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说法，君主则是秩序的象征。战后民主改革使得日本的君主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君主制，根据日本现行宪法，君主不具有参与国政的权力。其所有的国事行为，都必须得到内阁的事先认可。其第一条规定，君主只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其第三条规定，君主“关于国家的一切行动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其第四条规定君主“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而有人正在鼓吹恢复倭王的国家元首地位，使其不再只是国家的象征。如果那样，“日皇”就与“周天子”的功能更加相近了。

（1991年10月26日）

有篇文章《读〈美国宪法原理〉、〈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有感》，深入地阐述了“共和与独裁”的关系，同时也破解了人们对于“共和与民主”的误会，值得一读，特此援引如下：

一、美国国父们谴责“民主”是一种摧残自由的罪孽

１、国父们眼里的“民主”与“共和”

在今天的人看来，“民主”与“共和”的意思都差不多的，但是在费城制宪会议期间，代表们却非常在意两者之间的不同，特别强调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在《美国宪法原理》中，制宪者们对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

民主：是指以制度的方式确保人民能够参与治理国家；

共和：共和的底线是国家禁止权力的世袭继承方式。

为何美国的国父们会如此强调“民主”与“共和”的区别？这是因为在当时，依照《邦联条约》建立起来的高度民主的邦联政体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各种动乱势力都打着“民主”旗号来发动骚乱，“民主”这个词已经被搞得声名狼藉，充满暴力色彩。

２、制宪会议上，国父们高声炮轰“民主”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总是把拟议中的美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或者“自由政府”，而不是今天美国人甚至全世界人通常所使用的“民主政府”。翻阅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的总统就职演说，他们都提到“自由政府”、“共和政府模式”或者“自由的共和政体”，却从未提到“民主政府”或类似字样。这是为什么？制宪会议的一个背景就是──谢斯起义，起义者就打出了“民主”的旗号，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民主”已经成了粗暴蛮横、贪婪无耻、巧取豪夺的代名词了。所以制宪会议代表中有很多人对民主没有好感，对人民也不信任。制宪会议的骨干分子们更是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

制宪会议主要的活跃分子之一汉密尔顿就指出，“当年抓住共和主义紧紧不放的人，如今也和大家一样，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还强调“对群众的要求让步，就证明任期参议院还是不稳，这是因为对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蛮横估计不足”。

谢尔曼代表说，“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

格里代表更是炮轰民主：“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装爱国的人蛊惑。马萨诸塞州的经历证明，一引动人精心炮制出各种虚假报告，到处传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说些最作孽的话，这些虚假报告又无人可以当场揭穿。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仿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

就连最倾向民主的乔治·梅森代表也承认，“我们过去是太民主了。”

“美国宪法之父”，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代表指出，“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们如此反感民主，但们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没有彻底地把人民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他们仍然坚定地主张共和政体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这个政权、使各种权力最终奠基于人民之上。

不过要想指望这样一群对民主非常反感的美国国父们能制订出一部保障人民参与治理国家的新宪法，用制度来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在政府制订政策时能插上话和施加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推翻邦联的民主制，大胆创新，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共和政体

１、削弱议会的权力，降低议会的政治地位

美国的国父们要建立的是共和政体，而共和政体的特点是“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行政权和司法权则属于从属的地位。立法权是属于议会的，议会是国家机器中的民主机关，是一个国家里的与人民联系最紧密的机关，最能反映民意。

美国国父们对民主是非常不感冒，他们对议会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在《美国宪法原理》中，对议会就有这么一段非常负面的评价：“在议会中，议员们有时似乎自以为就是人民的化身，面对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度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耐和厌烦的病态；好象不论是行政或司法部门只要行使其权限就是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立法机构常常表现出企图横蛮控制其他部门的意图；而且，由于立法机构一般有人民站在他们一边，就总是在行动时势头过猛，致使其他政府部门难于维系宪法规定的平衡。”

国父们对议会的反感和排斥可见一斑，所以他们绝对不愿意建立一个由议会主导的政体，而是要建立一个行政主导型的政体。

要把通常是议会主导的共和政体改造成行政主导的共和政体，首先就是要削弱议会的权力。国父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分割立法权，“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补救这个不便的方法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单位，并且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参议院相当于“政府中精选而稳定的组成部分”，以牵制更受大众控制和影响、意见多变的众议院。立法权一分为二，让他们互相牵制，便于行政首脑对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第二个措施是，实行“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引入，非常巧妙、非常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立法权至上、议会主权，也就是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民主机关在共和政体中的支配地位。

第三个措施是，赋予行政首脑“帝王般的权力”，使行政首脑的政治地位高于议会。制宪会议的代表大都非常熟悉英国宪法，在代表们的辩论中，直接提及英国制度多达111次，间接提及的有24处。迪金森代表在制宪会议上就反复重申他对英国宪政的热烈歌颂，认为“受到限制的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态之一”，甚至说“任何共和制的政府形态，都永远不会得到与此同等的祝福”。

２、加强行政首脑的权力，使行政首脑获得主导地位

美国总统的权力设置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原型。就权力的集中程度而言，美国国父们非常坦率地承认，美国总统“与英国国王有类似之处，它也同样类似于土耳其皇帝、鞑靼可汗”。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有“行政权”、“军权”、“联邦法官任命权”、“大赦权”、“立法复决权”。这样的权力设置，赋予总统有效压制议会内的反对势力的权力，使总统在美国政体中的地位比议会明显高出一截。

强而有力，高度集权，是国父们在总统的权力设置时遵循的原则。他们强调，“一切通情达理的人无不同意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统一；第二，稳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够的权力”。“权力集中才有力量，这是不容争议的。一人行事，在决断、灵活、保密、及时等方面，无不较之多人行事优越得多；而人数越多，这些好处就越少”；“以原则立场最坚定、态度最公允而著称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都曾宣布主张单一的行政首脑与庞大的立法机构并存。他们都已十分正确地表示赞成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而且都认为为此最宜集权力于一人；他们还都同样正确地指出，集权力于一人最有利于明智审慎，最足以取信于人民，最足以保障人民的权益”。

美国新宪法的反对派们最反感的就是总统权力太大，他们对新宪法的反对意见几乎全部集中在总统的权力设置上。在随后的新宪法的全国性辩论中，总统权力设置成了双方攻防的全部焦点。反对派群情激愤，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他们预言，总统集中太大的权力必然使美国的共和政体逐步解体并滑向专制独裁的帝制；但是美国的国父们非常坚定，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们强调，把大权集于总统再加上实行任期制，不仅不会导致专制独裁，反而能断绝一切野心家在美国建立专制独裁制度的念头。辩论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双方都不再顾及斯文，在报纸上相互破口大骂起来。

国父们把能否坚持集大权于总统这一新宪法的重要原则，上升到了事关美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们反复向美国人民强调，“舍此，不能保卫美国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不能保障财产以抵制联合起来破坏正常司法的巧取与豪夺；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帮派、无政府状态的暗箭与明枪。”

面对反对派强烈批评总统权力太大，使美国的新政体已经带上浓厚的君主制色彩时，国父们客气地反击：“我们却不妨承认，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也就是说，国父们并不承认某种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好与不好，真正的检验标准是“治国安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们还指出，行政部门软弱无力通常都是民主政体的通病，“软弱无力的行政部门必然造成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而软弱无力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可见，在国父们的眼里，民主政府多半都是坏政府。

３、建立不受民意影响的具有非常浓厚贵族色彩的法院

宪法赋予法官以更大的独立性，以保证司法独立（之前美国的法官是由议会任命），也是美国政体贵族制的体现。作者们明确指出，“按照制宪会议草案规定，合众国任命的一切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以行为正当作为法官任职条件无疑是现代政府最可宝贵的革新。……同样，在共和政体下，也是限制代议机关越权及施加压力的最好保证。”

更为重要的是，“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

宪法还对法官的薪俸加以了肯定、明确的规定，使司法人员在财源上获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所有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权的地位。贵族精神以新的形式在美国宪法中延续下来了。终身任职的法官与传统贵族显然十分相似。

三、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禁止人民参与治理国家

“古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分存在的人民”，这是国父们在介绍美国新政体时所强调的。《美国宪法原理》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如何来确保总统的独立性，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宪法只赋予人民间接选举总统（先选出选举团，再由选举团选出总统）的权力，没有罢免总统的权力。总统只有在严重违法并且被议会逮住了把柄，并且还要弄到连议会中本党的议员都众叛亲离之后，才有可能被议会赶下台。

美国的国父们对待民意的态度是非常警惕和排斥的。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民普遍地是从自己的公益出发的。但这一点常亦用来说明人民也会犯错误的。人民从常识出发是会蔑视阿谀奉承的人的，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贤明的，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但人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毋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

所以他们主张，设计美国的新政体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肯定应该处于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也就是要确保执政者能够按照自己的理念施政，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人民可以自由于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国父们还主张，政府不但要服务于人民，还要有能力教育人民──“当美国人民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受命维护人民利益者的职责应该是坚决抵制这种一时的误会，以便给予美国人民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认真的反省。这种作法能使美国人民免遭其本身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使其有勇气和雅量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惜引致美国人民一时的不快，但他将得到美国人民长期感激和纪念。”

四、国父们对美国新政体的评价

美国德高望重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而《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注：主贴中引用的文字出自《美国宪法原理》和《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另起一页）

第六篇

“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

（一）中国民族的传统定义：运用汉字并接受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二）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带，作辐射状的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张。甚至最为残暴的专制帝王也是以“扩张中原文化”这一文化秩序的“最高保护者”这一面目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专制帝王，而仅仅是一个乱党分子。

（三）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丧尽边陲、多少次唾面自干之后，勉强保住了地理意义上的大部分遗产，但文化财产则大部失去了，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一产业的主人，他们是一群即使死了以后也要“去见马克思”的洋奴。

（四）“中国民族的改造”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的、灭顶的压力。因此中国人是极为不情愿地“被拖入”现代的，这与日本人的积极主动地卷入现代世界，形成了惊人的反差。但是，未来是不可预料的，谁笑到最后？没有人知道。

（五）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在西方进化论的狂潮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下，迫不得已“自我改造”的历史。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而且还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却迫使中国人逐渐走上了比之日本更为激进的“积极主动地卷入现代世界”的扩张道路。

（六）中国革命在事实上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变文化结构；而是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人唤回全盛时期的那一份“积极主动的生命精神”。为此，中国需要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有一天，全民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那时的世界将为这一宣泄提供某种空间，而中国创造的新文化形式也许会让世界感到震惊。历史或许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相对稳定持久的去处，这就等于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的持续高涨，从而使它以惊人的速度递增起来，并铺张开去。那时候，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精力的正反馈进程变得日益健康和日益饱满，一扫千余年来的萎靡不振，终于结束民族生活史上的洋奴状态。

（七）如此看来，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其实并无实质区别：它们各自的理想、口号、方针、旗帜、目标等等不过是些煽动群众贪欲、刺激领袖兽性的借口。中国革命的阶段及其各色运动的“客观任务”，其实只是为中国民族恢复生命活力与野蛮精神所作的努力。也可以说，残酷的革命是中国民族正在恢复其生命活力的不自觉的表现。这种意义的“中国革命”，其远景是导致一批具有野蛮精神的人应运而生，无文化状态将作为他们“新鲜本能”即恢复了生命节律的本能的“人文形式”，破土而出……

（八）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意义：由于中国民族原有（很大程度上也是现有的）生活习惯和状态，与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和状态，在很多领域中正好相反，所以中国被迫进入现代世界，就不得不将这二者杂交、互相补充起来。在中国被迫欧化的同时，世界也将被迫汉化。这能否“救现代世界之弊”倒不好说，但现代世界将被中国改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所谓现代世界，原来发端于“欧化的世界”，尤如地中海区域公元前三百年开始的“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开始毁灭波斯宗教到狄奥多西禁止希腊罗马宗教为止，延续了差不多六百年。而现代世界的欧洲化。从哥伦布发现美洲航线（1492年）到现在，也已经五百年了。

（九）中国革命将促进这一事业：使中国的欧化程度达到一个“最适点”，既能保证中国充分适应现代世界及现代文明；又不至于失去中国的国本。只有这样，这一国本作为平定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利器，才有可能帮助世界度过分裂状态。为此必须：

1、锁国与开放的双重政策。

2、社会主义（对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对非统治阶级）并行的双重制度。

3、以封建等级（对统治阶级）为基础的伦常忠忱观念和以法律至上为基础的机会均等观念（对非统治阶级）互相兼容的双重道德系统。

（1978年10月31日）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中国的良知告诫我们：中国尚未死去，它，无须马克思主义的劫夺者们打着“继承遗产”的旗号前来烧杀掳掠。中国文化尚未死去，它的精神财富至今活在我们身上──至今仍是生动有力的，鲜艳润泽的，活脱脱的……它哪里有什么“遗产”来让强盗们继承？中国和那些打着欧洲或半欧洲旗号的俄国、倭国强盗们，本不属于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欧洲思想的“中国化”，永远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和欧洲，有着不同的生活目标、不同的精神状态、不同的身心素质。中国藐视那些二鬼子居心叵测的强词批判，中国拒绝那些马列主义者一厢情愿的夺理继承！

掠夺性的继承，犹如未经认可的征税……必须废除。

1、“中国的良知”近乎宗教情感。但它却基于理性主义，是成熟的智慧之光。犹太人斯宾诺莎曾经将这类难以名状之物，总结为“对神的理智爱”。

2、“中国的良知”比“责任感”更强有力也更原始，而带有强烈的本能色彩，但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意志。所以古人们将“良知”与“良能”相提并论，并用社会伦常、自然天道来掩护它的存在。

3、用我们的话说，“中国良知”是业已升华的“道德情操”，它是“权力意志”的更富于人性的表现，是一种经过文化熏陶的而非赤身裸体的权力欲。正如生存欲和繁殖欲是一切生命形成类型及健全个体所必须持有的；也正如权力欲是动物特有的一样：良知之欲也是人所共有的。这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中国人的良知”是经过“中国色彩”和“中国味道”烹调过的“人性”。

4、“中国的良知”是中国精神的核心、中国民族的源头、中国历史的起点。而文天祥曾在绝境中醒悟到，这就是所谓的“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在当代的亡国黑暗中，这已是中国人的最大财产了。我希望，在未来它会成为世界能力──帮助世界达成一种更合乎人性的普遍秩序，假如后代的中国人明智地保留了它……

5、伟大而深沉的复苏能否传遍中国的肢体？能否使世界充满德音的宣诰？这有待于中国人的子孙们去解答。即使不是种族意义上的子孙；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子孙：一如居住在日本的人们。

6、新时代将告诉我们：凡是具有这种良知者──将被视为中国人。否则，就不算。而不必问其血统及种族来源。新中国人应是天下砥柱的公民，他们是中国良知的拥有者。

（1978年10月31日）

三、一束思想

1、每一个民族都是某一种文化的产物，物质的与精神的。

2、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倾向性、方向感，就像个人的爱好与口味。

3、这种命定的倾向性、顽固的方向感，乃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脉：执之者生，弃之者死；扬之者长，避之者短。要想减缓或削弱这一倾向性、方向感，几乎就是在摧残与扼杀这一文化的携带者的生命本身。例如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在他们的文化被摧毁以后，也就进入了一种萎靡不振的甚至慢性死亡的状态。因为民族的生命本身，原来就是激发这一倾向性、方向感的那个载体，民族生命本身的一切功能，都是照准了这个倾向性与方向感而发育成熟的。

4、一个大民族也正像一个大文化一样：要实现自我表现和自我完成，就要反抗那些阻碍这一表现、破坏这一完成的异己势力。作为民族与文化的子民，要么成全它、丰富它、使它得到充分的“纵欲”；要么拒绝它、诋毁它、追随那些异己的入侵者占领自己的祖国──“这里根本不存在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

5、一种至死不渝的倾向、一个锲而不舍的方向，是一个文化、一种民族的基本要素，任何个人都无法逃离这天罗地网般的宿命！任何个人──任何生存于文化系统、活动于民族实体中的个人──他们的价值、意义、影响，都以他与这个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而定。无价值的人、琐屑的人、过眼烟云的人──就因为他们与这种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疏离了。谁与这种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密切，谁就愈能影响乃至左右这个倾向、方向，他就因此愈是“变得伟大”。……而不论这个倾向与方向本身到底是什么！

6、有两种可以影响乃至左右这一倾向与方向的人物：顺势者被历史判定为好人、志士、正义之士，逆势者被历史目为坏蛋、奸邪、反动人物等等，用“历史数学”的术语来说，前者是“正值人物”；后者是“负值人物”。也许伟大的自然只承认“绝对值”，但文化、民族、历史却不会向自然看齐，他们一定要树立假想敌、对立物，否则他们的生命压力就告枯竭了。

7、对于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民族实体而言，有两种伟大的个人：一是伟大的精华，一是伟大的渣滓。或叫伟大的栋梁与伟大的败类。

（A）就古代希伯莱民族及其文化而言，前者是士师、先知。尽管士师们与先知们在现世中的世俗生活状态可谓天壤之别；前者是握有统治权柄的人，后者则为了活命而四散逃奔……但是在精神的文化国度中──他们都是志同道合、一脉相承的。他们都作为文化倾向性赞助者与顺动者而出现。反之，耶稣则是另一类，他要离开犹太人的主流社会也就是渣滓与败类。他反对犹太文化的基本倾向，他力图扭转犹太文化的根本方向。所以，他被弃于犹太人，他的门徒也终于被革出教门。

（B）就古代中原民族而言，前者是明君圣贤，后者则是秦皇、隋炀之流。由于古代中原文化“人文神话”的独特性质，伟大的统治者经常被塑造为文化英雄，是文明睿智的代表与象征。古人向来爱好按着某类标准而区别统治者，分别冠以“明主”与“昏君”、“贤主”与“暴君”的名号。这并不是按照“私德”来处理的（因为君王们的处境也许都是相去无几的），而是看他们的统治原则是否合乎“传统”即历史的惯例。简捷地说，说是看他们的倾向性，他们追求的东西是否与民族文化的基本倾向性与方向性相合拍。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权力的可怕腐蚀力量；亡国的“昏君”并不都是后类坏人，如明思宗（崇祯）之类还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所以他或许还能得到后人们的相对同情。开国的“明主”也不都是前类好人，如刘邦、李渊之类，所以后人也不惜对他们予以苛责。

（1981年2月28日）

四、一个民族

1、中原人与中国人：先秦中原精神应该成为未来整个中国的普遍精神，从而造就“中国的一体化”。

2、论中国文明的再造：不仅仅是复古；而是复古为名的“一个新民族的诞生”。

3、对地方自治的特许状：在“中国一体化”、“全面中国化”的前提下──不反对地方自治的有限表现：这也是承认气候、土壤、人种对那个综合混成的现实。

4、中国民族的一体化。中国文化的光复。中国国家的重建。这是中国在未来百年的奋斗方向。中国的努力方式就是“变生活圈为战斗圈”；将原先的“天下”变成现代的“国家”。它的目标是：将中国锻炼成一柄世界意义上的政治利器，结束两千年来“中国作为一个自我孤立的政治范围”的时代。

5、政治因素决定一切。政治目标成为庄严残酷的祭坛──并以一切作为自己的牺牲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谎言将被扬弃。“文化为政治服务”作为一种历史的变态，已在中国逐步生根；但是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它将遭到取缔。政治又将像以前一样为文化服务，为此历史任务，中国需要一个崭新的政治实体。这样的文化，又是为其“锻炼中国”这一历史性的目标服务的。“锻炼”的目的是变中国为一架高效率、重秩序的政治机器。在天子崇拜的精神感召下──去完成天命所启示的世界宿命。

有害于这一目标的“文化”必须铲除。最低限度是：必须予以冻结、不许繁殖滋生。被冻结的文化因素也许是未来的发展所需要的；但为了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战略目标（而不仅仅是民族性的）：必须割爱。这并不要求彻底销毁，只需要采取“博物馆政策”。将之限于某些特定的文化阶层──以便作为未知的种子，等待复发的契机。

这还是就“高级文化”的范畴而言。至于那些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更应严禁不贷、彻底灭绝，甚至根除它们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一切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只有两种命运在接待它们：绞杀或变质。能够予以变质的这类文化现象──必使之彻底变为“促进这一战略目标”的工具。不能予以这类变质的文化现象──全在销毁、禁绝之类。百年的光阴可使之奏效成功。

这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个宿命，是未来历史的趋势。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一切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都如漫生的野草一样，俯拾皆是，而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经过一劫，变幻其形态，但因为人民永远在讨生活，所以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又会不断从生活中排泄出来。

中国民族、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如此尖锐，不允许我们的应战再有丝毫的犹豫。

（1981年3月20日）

五、中国民族的定义

中华民族是像美国那样的“英语民族”呢？或是像阿拉伯国家或西班牙语美洲那样的“民族”？还是像德国、法国、日本那样的“民族国家”？

现在，真正的“中国民族”在哪里呢？仅仅在我们的思想之中。仅仅在历史的荒原之中──正等待着一代英雄将他们突然唤醒、使之“物质化”、“有形化”。

谁是中国民族？──新的文化精魂、新的精神形式及其新的仆从们！这就是人们即将看到和听到、感到和“尝到”的中国民族。这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中国民族，不是“代表”，不是“精华”，不是“象征”，不是“中坚”，而是中国民族的本体。一个民族，一个无坚不摧的战士集团，一种充满原始精神的创造冲动，一种洁身自好、不断自强的道德热忱──盘踞在广袤的中国大地的密集居民的头上。更确切地说──是监护着他们的周遭。最好的统治是监护而不是亲自操刀……中国需要裁判。中国居民之命运的监护者：这就是“中国民族”。

一个超级的“警察国家”。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压力集团。不但有空前的内在压力──从而能造成一个严密、有力、充满生机的机体，而且有镇服一切、瓦解一切、重新凝聚一切的反压抑力量。他们不是“代表”，不是“中坚”，不是“先锋队”，不是“精华人物”，不是“统率者”；而是中国民族本身！他们就是具体的、货真价实的中国民族──其余的一切都要为他们的战略服务，并无声无息地服从他们！

超级的警察国家：不是用警察去管理国家，监督国家，主宰国家，而是要首先造成一个纯粹由“自我监督者”组成的单一国家，一个史无前例的国中之国，再用这个国中之国构成一个网络，去融合国家的剩余部分。这一“剩余部分”从体积和数量上看也许很大很多，但若缺少了上述国中之国的自我监督的网络，就会沦为散沙一盘，沦为毫无系统与生命的残肢断臂。这个自我监督的警察国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应该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创造性杰作。

1、它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为它有充足的理由自己就是一个统治阶级，国中之国的首领就是大国家的天然主宰。这里的理由包括历史的召唤、现实的压力、文化创造方面的需要等等。

2、国中之国不是一个镇压机关，不是鹰犬爪牙，而是一个创造之源和凝聚力量的风暴中心。在它的内在世界中──不仅有武士，广义的警察、士兵、军官、宪兵、以及他们的表率：虎贲和虎贲的主人；而且有文士，包括现代意义的一切技术人员和文化人，甚至包括最低级的管理人员。这样一个国中之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生活的大全、创造的大全。除它之外，生活和创造都成了多余的碎片或“饰物”了。这个国中之国的外延、附属品、物质结构、经济基础（那些除它之外的“大国家”的残余部分），不过是些应景的玩艺儿和填补空虚的货色……

3、这个自我监督的警察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有其内部的各层结构及各类功能。用现代意义的“鹰犬警察”一词，完全不足以理解它──于是我宁愿用“虎贲”一词去代替它。从这里开始，将有一个严整、有效率、自行生长、创建一切支配一切的“虎贲国”英勇崛起──作为对中国百年苦难的有力答复。它的内部具有严明的纪律、确切的分工、崇高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工作……它将包容各种组织：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情报的、宣传的、镇压的、扶植的、教育的、清洁的……不可胜数。它的本身将包含许多阶级，许多行业，许多集团───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它们将成为新文化的温床（历史使命）、大国家的凝聚力量（政治功能），它们将由独身者组成（文化特征）。这后一点最难做到，但也是前两项的有力保证。前两项──尤其是第一项，毕竟难以预测，但后一项却是前两项的基础。

4、“虎贲国”须有自己的道德原则：既不试图将之强加于全民，更没有解放自己于这一“约束”的任何奢望。自我克制，这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放弃自己的道德规范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生命，就意味着瓦解、堕落、毁灭……关键在于“区别”：一种“崇高的距离感”──这是一切“好的政治”、一切“仁政”的基本前提。相反，混同则意味着消失殆尽。所以，想要和人民比试“幸福”程度的统治种姓──注定要遭毁灭的。要是这一洞识能够成为一种长久的定制而非一时的权变，那该有多好！不是理想国，不是乌托邦，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在中国已行之有效了数千年的旧制的新发展、新极致。这“自我克制”必能保持“大国家”的生命力于长久不衰之境；同时，“虎贲国”也必因此“自我克制”而日新其德！

5、从理论上说──“虎贲国”靠人供养；从事实上说──“虎贲国”给人以秩序。若是没有了“虎贲国”，大国家的残余部分不过是一些人类沙漠，简直和动物生活相去无几。这在孟子“劳心劳力”学说中，早经宣布了，可惜还不够充分。“不事生产的管理秩序”，这可以成为“虎贲国”的特殊雅号。虽然它不是一个阶级，它的任务是鞭策与创造。它既不以“剥削”为耻（如现代党团），也不以此“剥削”为荣（如古代贵族），而是对此泰然处之。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职责，是无法规避的历史要求。

6、虎贲国不仅是执法者，也是立法者。它不根据人民（即大国家的残余部分）的需要从事立法活动，它将以自己的使命、对天命的感应，作为立法的原则。这就是它归根结蒂的秩序原则及其造就的文化命脉。它将用各类立法以及执法的效率，来塑造它瞩望的“大国家”，就像陶艺匠人对付他手中的粘土。它将以它对历史的展望、敏锐的直觉、健康的种族本能，来保证这一切塑造活动的有效实现。将来的历史为此作证……一个“哲学国家”就将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升起，以前的“哲学国家”充其仆役都不够资格。

7、虎贲国的成员不是群羊（群众就是羊类。这从训诂上也可看出。“君”为表音，“羊”为表义），也不是饿狼──而是肩负使命的牧者。他们不事生产，不产乳不产肉，甚至也不产毛、产角、产骨……但他们给予这一切以最终的保证。他们有时也要参与生产活动，但其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为了锻炼，为的是不要荒疏了自己的能力。他们既不是劳动的蔑视者，更不是劳动的敌视者，而是劳动的珍视者，他们用“超越劳动”来证明自己的珍视！他们用艰辛的试炼来砥砺自己的优秀品质。只有懂得劳动并经过劳苦煎熬的人，才有权支配劳动者；只有娴熟于劳动的人，才有应用劳动的艺术才能。虎贲国的成员是焦渴慕义的使徒，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适可而止。他们是不断挺进的坦克！只要他们还存在，“大国家”就不会趋于衰朽。他们的命运是“鞭子”，为了使这鞭子的功能长此以往，它必须凝成一个有机体，一个“国中之国”、一个“有着内在生命的独立实体”。

8、虎贲国是真正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民族。其余的中国居民只有与这样的中国民族结合起来，才获得了文明的意义。虎贲国若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与一般居民杂交混合，后果将是文明的颓废。唯有这样拒绝颓废的“中国民族”，才能使“中国居民”得以振作起来。中国民族是从中国居民的精华中酝酿出来的，这是一种新精神的儿子们，这新的精神就是天子崇拜，天子崇拜成为“中国民族的哲学”。至于对付中国居民，在宗教事务上则应以传统的办法“听之任之”，甚至不惜鼓励各类低级迷信──用作一种心理上的羁縻政策、驾驭手段，这就叫“分而治之的方略”。

中国革命的道路之所以充满坎坷──就是未能认识上述道理。现在这一道理经过发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里程。它不主张用暴力改造全民，因为这种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它仅仅满足于让这一“负有裁判权的虎贲”监督一切──使全民在它制定的文化原则和政治原则下，得到规范化、文明化。

这就是中国国家的双重结构：这就是中国革命最后成功的唯一锁钥。它禁止官员享乐，正如它禁止商人干政──要是不实行这一“二元化”，或使这一“双重政治”的性质遭到破坏的话，中国民族的前途就将陷入泥潭，中国居民也就无法“现代化”与“文明化”了。

（1981年4月12日）

（另起一页）

第七篇

“第三中国”的组建运动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是在自新运动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切潮流、波折、动荡、革命──都是围绕着“自新”这个轴心来转动的；中国革命的种种努力──归根结蒂都在推动中国民族的自新进程。换一个角度，中国革命所遭遇的种种停顿、挫折、失败、反动……到头来不过“加强了革命的势力并激化了革命的努力”。结果，“弯路”的概念反倒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幻觉。这幻觉后面显然隐藏着一种无知，这无知将“曲折的必由之路”看作“可以避免的弯路”。但是没有走过“弯路”的人却不能理解：命运决不会把“走过弯路”的人与“一帆风顺”的人等同视之，因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能量，在困难面前游刃有余，在挑战面前坚不可摧。

如果我们面前只有一条道路，但这条路又是弯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勇敢地走过来了。事后聪明者悲凉地叹息说：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弯路！要是不这么走，而是……走的话，我们早就找到幸福的目的了。然而他们所说的“……走”的道路，其实并不存在。

“历史总是不堪回顾的”，因为它排除了许多“不重要”的东西。可是在发展中，正是这类好像“不重要”的东西决定着事态的进程！它们是命运可靠的见证和神秘的引导。

至于“错路”──既然中国只有“自新”这一条路可走：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只要是新的，那么我们走过的一切道路，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险,又有什么“错处”可言呢？“错”与“对”是就“可选择性的范围之内”而言的。一旦过到“可选择性的范围”这一界限，而落入宿命的汪洋中──“错”与“对”的界限就统统泯灭了。唯一的正确的就是尽力挣扎到彼岸，而不再顾及“错”或“对”，因为这时候“寻找新航线”的努力，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命令了。

（1982年9月17日）

二、“运动”的恐怖

“斗私批修”、“集体生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改造”等等斯巴达或清教式的努力，之所以在前不久一度支配了中国的社会生活，是因为中国的民族性中，太缺乏公益心了。公益心不是仅供玩赏的奢侈品，而是“现代化”必须的民族性心理素质。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斗私批修”、“集体生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改造”等等作为斯巴达或清教式的努力，又是“伪斯巴达”和“伪清教”式的，因为它是只对下而不对上的，完全缺乏“国家主义”或“信仰至上”的专业精神，最后都流于“领袖纵欲”或“权力至上”的党棍末流。由此可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一种比喻确实很难贴切，因其来源是那样的不同。

影片《芙蓉镇》末尾那疯子敲着锣，声嘶力竭地高呼：“运动喽，运动──”确实再现了毛恐怖时代（1949年──1976年）的主旋律，体现了那里的社会生活的精髓，就是“整人运动”。

“运动”这个词汇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但是，“运动”这个概念却是由日本输入的，那是指社会主流往往还是当权者强迫多数居民追随党魁、牺牲自己而发起的社会行动。“运动”所表达的含义古今之所以截然有别，是因为古代中国并无现代中国（包括日本）这样的“社会变革”、“文化革命”。因此你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解说现代中国的“运动”，他定然茫然无所解。这是因为“运动”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中仅指“疏通上下”、“打点关系”甚至“行贿受贿”。这种私人性质的“运动”和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运动”，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在生活中扮演着几乎相反的角色。

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易经》上的那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大约算“运动的极致”了；但在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这种自省式的、独善其身的活动，不能和天翻地覆、触及每个灵魂的“扒皮运动”相提并论。《周易》如此颂扬“变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不穷。”但需要明白，此“变化”是自然性质的，而横行现代中国的“运动”却是人为性质的。此中差别不可谓不大。

对“动”的这种不同解释。实际上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内在性质，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外生性质之对比。对传统中人来说，人的文明是自然生成的，与天地万物同一根源；但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文明状态却是别人迫使我们接受的：前者是文化与文明的主人，后者却是文化与文明的客人有时甚至沦为仆人。对于自然生成的文明文化来说，节奏和闲暇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优裕的心情反倒能促使它的良好发育。但在摹仿与攀比的文明文化中，节奏被打乱了，闲暇根本谈不上，优裕被焦虑取代了，这好比邯郸学步者的急不可耐，对别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步态，对他来说却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在现代的处境正是如此。现代文明对我们来说是无所师承的舶来品，它的出现，太突然、太迅猛也太纷繁了，原先我们是自己文化的主人，这时却成了外来文化的客人，我们目不暇接、手忙脚乱，这种手忙脚乱便成了有意识的“运动”，一种整人运动。

（1985年5月18日）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

1、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由运动驱赶着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等暂且不去说它，姑且从二十世纪开始说起。本世纪伊始，中国就发作了一场史称“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痉挛，这是对欧洲文化势力（如教会的布道活动和社会的科技传播，再如采矿、修铁路等等活动）的非理性反抗，为什么说它非理性？因为它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不知道应该发明一些替代品，使得这种反抗成为有效。当时中国的南方省份虽因置身事外而避免了这一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义和团招致的八国联军入侵和“中央政权”的权威破产，却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南方诸省亦莫能外。

2、义和团运动刚刚平息，“中央”政权归还不久，立宪运动就风起云涌。原来，立宪运动乃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报复。这层姻缘关系，迄今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故此略表一二。例如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有志者纷纷逃往海外藏匿，被满清被视为叛逆，因此反动势力一时甚嚣尘上。那拉氏集团和八旗顽固派，为自己的反动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就把维新活动和卖国行为划上了等号，恰巧维新者师承的那个“新”，具有外国的来源，正是这层复杂的关系，使得反对变法维新的活动，仿佛具有了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色彩，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伪民族主义”。

3、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以反对科学的面目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十年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民族主义，恰具完全相反的社会功能，因此这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而且还是一种愚昧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上层逆流的默许和鼓动下，民间的会道门势力以一种极其悬殊的落伍行式开始了动乱。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惊天动地，没有官方的赞助是不可想象的。以前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抗当局的行动总是在边远地区、薄弱环节开始发生的。1900年义和团却一反常态，表明后面有官府力量的支持；与六十多年后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极为相似。而在义和团和支持它的那拉氏集团遭到失败以后，维新势力再度崛起，迫使“中央”政府同意采取措施，召开立宪会议。

4、立宪运动的始末，最能说明中国事态的悲剧性质。中国的改革，总是来得太晚又进行得太慢，最后就成了一种满大人式的敷衍和推诿，成了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这是老人政治的最怕痼疾之一。维新运动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反击而成为立宪运动之后，正是如此这般地成了一种点缀品：其关键在于社会精英的背离。社会精英们总是敏感地看到症结所在，他们转而采取革命的立场。这就是1905年以后同盟会力量空前剧增的社会动力。所以继立宪运动之后，辛亥年间的革命运动就星火燎原了。辛亥革命运动之后又有倒袁运动和二次革命。

5、1916年袁世凯死，中央政权从此丧失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达三十三年之久。但运动的精灵并未随着中央政府的垮台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剧增起来，弥漫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方域。运动的样式在不断翻新，性质也不断变化。例如袁世凯死到蒋介石打赢北伐战争，这期间席卷中国大地的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运动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社会文化，还第一次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揭开近代中国“不断革命”之先河。

6、新文化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通路，而国民革命运动最后又引出了北伐战争。它把中国现代史中“运动”的意义，空前鲜明地凸现了出来；运动是一种不流血的社会战争，而战争不过是一种激进形式的社会变革罢了。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

事实上，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伴随着华工的贩卖、南人和北人的交通、满洲的汉化、以及中日战争期间的巨型移民运动、对西藏及新疆的殖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规模人口的重新配置工作（它的结果之一就是许多家庭的破裂及夫妻被迫分居等等）等等一系列历史性运动，一场新形式的“民族迁徙”活动就已经揭开了它的序幕并逐渐地转向高潮。

是的，只是“转向高潮”──因为真正的高潮尚未来到。在我的意念之海中，那个高潮正在凝聚其压抑力量，并正在为它惊世骇俗的怪诞形态作暗中的准备。

在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回合之中，这场新形式的民族大迁徙不仅是“无可幸免”的，而且还是愈彻底愈好。一场重新配置人口的伟大运动已是为时不远了───我为什么这么预测呢？因为：若没有这么一场空历史之前超巨型移民活动，中国的重建是不可思议的。这不论就其涉及的人口数量，还是就其剧烈的程度及时间的紧迫而言，都是如此。

这种超巨型的移民活动（其中包括对大量人口的“政治镇压”与“科学处理”），无疑将对中国新文化结构的形成，都发挥了一种直接的促进作用。我丝毫也不怀疑，通过几十年来的深切苦恼，一种新的文化精魂已在枯荒的中原上产生并开始发出或即将发出它灼人心肺的光芒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之“物质化”，如何“使文化精魂衍化为文化结构”。

在我看来，这种超巨型的移民活动（虽然它现在还仅在于我的意念之海中）就是建立新中国文化结构的第一个战略部署──确实，这不是“人部署”，而是“天部署”──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它可能会带来许多之人间的不幸，可是为了新文化结构之建立，为了中国已经终于“站立起来”（没有一种新文化结构，“中国的站立”是不可能的）──这不算做很高的代价，而且，也是必须的。

这就是我所预见的“新形式的民族迁徙”。

把各大都市按“区”予以彻底分割。然后除保留一个以外，其他各区均迁往新城市──就是这一迁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必须彻底重新配置。就像配置土地、财产与家畜那样。唯有如此：物质意义上的新中国才成为可能。这一重新配置不会损害中国的远大前途。相反，它是来保证这一远大前途的。因此：“不求眼前之利；而求万世之福”势应成为这一运动的座右铭。总之：这一重新配置的目标是缔造一个虎虎有生气的新民族；而不是着眼于商业上的利润。必要时：完全可以损害后者；但必须保障前者。

中国民族的一体化完全仰赖这一空前的历史运动了。

五、近代中国的瓦解和改组

当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面临根本转型的时候，它不得不在以下四个项目中选择一条，作成自己的组合，以构成自己独特的转型方式：

1、内生型的、外生型的；

2、有组织的、无组织的；

3、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

4、内部无产者（如帮会）领导的、外部无产者（如苏联）领导的。

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根本转型，到底属于哪一类组合呢？

我认为是外生型的、无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外部无产者（如苏联）领导的。

我还认为，上述两组四项因素是任何一场文化转型同时兼备的；例如日本走的就是另外一种组合：外生型的、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内部有产者领导的。其中除了第一项与中国相同以外，其他三项都与中国不同。

下面做一点简单的分析：

首先，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在政治上体现为中国革命，完全是外生型的───这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彼得改革，与苏联的十月革命，土耳其的共和革命等同样具有由外部势力触发的“外生型”特点。而这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的宗教战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朝换代的“内生型”特点根本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罗马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变，罗马帝国向无政府状态的转变，也属“内生型”的。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走的是无组织的路线，与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甚至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革命，相似。而俄国的彼得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走的是有组织的路线。诚然“所有的成功的改良都走了有组织的路线”，但“所有失败的革命却都走了无组织的路线”。有组织，也即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某种有组织的合法力量成了社会文化转型的原动力。例如在最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的会议即国民公会就是这种有组织的路线的代表，尽管它后来失败了，结果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拿破仑专政。明治维新中的天皇和拥戴他的谋臣、武士们，也是这种有组织力量的代表。

第三，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最终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无组织方式，即乌合之众的革命方式，它与自上而下的改良与革命不同。而康梁等反革命分子在世纪初期就曾断言：共和式的无组织革命将使得中国陷入比法国更长的、长达百余年的动乱，这被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证明了。但我们不要忘记：“共和革命将导致长期混乱”并不是一项公理，关键在于中国和法国都缺乏一支凝聚全国的力量，当年美国革命却拥有这样一支力量，那就是议会制度。相比之下，土耳其虽然没有议会，却通过“凯末尔革命”、依靠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较为迅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没有陷土耳其于长久的社会动乱之中。

第四，中国在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内部无产者基本上瘫痪了，这与中国历史上汉唐两大文化高峰之间历时四百年之久的文化转型中，“借助外部无产者的力量实行转折改轨”，很是相同。同样罗马帝国到欧洲中世纪之间的社会文化转型，也是借助外部无产者的力量。虽然中国文化转型的诱因和革命形势的创造者都是来自外部，但革命的主力却不是直接来自外部，而是通过外部力量转化、训练内部无产者，触发全面的社会动乱、社会解体、社会改组。

以上四个因素中的第四项（内部无产者基本上瘫痪了）和第二项（无组织的路线）紧密相关时，文化转型就采取了彻底的无组织状态，内部无产者作为外部无产者的附庸、毛泽东作为斯大林的跟班，就像吴三桂作为多尔衮的前锋，才能登上主导的舞台。

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不仅仅是事实上的组织，而且是这种组织是否为法律所接受，是否被纳入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例如，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地下党、黑社会，在社会文化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典型的“无组织力量”。这样的政权一旦掌握了政权，当然就会废除所有的法律。

当欧洲的狂风烈浪终于把“中央王国”的文明自信击成破片，于是各种互相对立的思潮像是灭顶漩涡，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泛滥成灾。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遭到这场世界历史上都属规模空前的思想漩涡的激荡、跌宕、碰撞、粉碎……它为中国平添了多少屈辱的记录。

难道这场“历史性的灾难”能够无止无休？难道这场历史性的灾难还会继续发展？难道现在不是结束它的时候？

但是这一结束需要奠定一种新的中国民族的意识。这是因为中国的灾难是根源于自身的腐化与迟钝。只有结束自己的腐化与迟钝，民族复兴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才会到来。新的中国国家只能与新的中国民族一同兴起并互为表里。没有“中国人民”的主动参与──新的中国民族的形成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新的中国国家的复兴，中国民族生活的重建、中国文化的再放光芒，统统都属梦想。

六、第三中国的组建

第三中国的组建，需要一个公民社会的诞生。

公民化的进程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可能和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的“学雷锋运动”的走过场相似，沦为华而不实、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公民化不是要造成某种表面的、轰轰烈烈的“风气”，而要扎根，要实现社会准则的优良化和行为规范的标准化。这不是凭掌权者的好恶来笼统认定，要是依靠法律的授权实行量化的裁定。公民化过程，就是要把法治国家的理念，落实在每一位居民的公民化的日常生活中，落实一点，授权一点，落实一批，授权一批，不能落实，不能授权，完全依法推进。不求多，不贪快，各以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中国居民的公民化。而决不能像共产党的政治运动那样，希求以三五年时间来大功告成，结果过不了七八年又一次全部推倒重来。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行为，不能再度尝试了。君子的做法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

官员流动制是一种抑制官员形成私人势力、抑制官场派系发展的强力武器。不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军事机构、教育机构、经济领域，均应实施此制度。帝国时代曾经实行过这种制度，效果总体上是好的。当然，此项制度也容易造成官僚的不负责任。例如，官员轮换制会使官员对所属部门的下级不够熟悉。不过这可能是多此一虑。官员其实能够很快适应新环境，他的阅历愈多，其见识与经验也就愈丰富，才能为进一步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官员流动也并不是换得越频繁越好，而是要杜绝官员过久地在某一地区某一部门工作，从容营造“独立王国”。调动才能使得水流不腐。官员轮换不但应该成为制度，而且应该不断淘汰腐败和不称职的官员，以保持政府的纯洁与活力。

社会的公民化过程，与新文化阶层的重建过程，实际上一致。社会的公民化，也就是国家的法治化、政治的文明化。这不是抽象的“道德教育”，而是具体的“社会训练”；不是奴化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成全人的“教养优化活动”。在这样的社会成员之间，陌生人不再受到排挤，因为熟人不再受到袒护。社会运转不再阻碍重重，因为裙带关系不再营私舞弊、阻碍社会的运作……这些，并不是由于人们“道德高尚”了，而是由于社会结构变了。建立在人情之上的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终于让位给团体精神、法治精神，支配国家的乃是尊重地方自治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人，将再度焕发祖辈的活力、保持祖辈的秩序、在自治中发出文明扩展的辐射。

不错，欧洲人打开了中国封闭千年的“魔瓶”，这不是中国人请求的解放，而始于欧洲人贪婪地“掘宝”，因此他们注定要付出代价。现在这整个故事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远远没有接近高潮。百年来受害的是中国，但历史的报应将会指向哪里，现在却没有人知道。

中国法治国家要收拾魔咒（如作为对欧洲入侵进行“应急反应”的僭主专政）、抵御贪欲（如打开魔瓶的欧洲海盗），带领中国走出历史的困境──现在的夹缝状态！它的左边有一座大山，右边有一座高峰。它的左边是父辈传统中紧紧依靠的皇权，这一轴心在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中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却不合于现代意识，不合于未来世界的压力；它的右边是欧洲政治生活中紧紧依靠的法治，这一轴心在社会运作和发展战略上适于现代化压力但却不符合中国的民间习俗，即，不符合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之间的乘积。但是，只有这左右两线作战的成功，才能解救中国于绝境，引导中国走出两座大山之间的谷地。

法治国家仿佛黄帝垂拱、无为而治；而从人治权威过渡到法治权威的前提，则是先行人格的功成身退。功成身退的新权威，他知道时代召唤：“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要真正地比肩秦皇，只有超越秦皇，彻底废弃秦始皇政治的遗绪，而不是像毛泽东集团那样狗尾续貉，发扬秦始皇最恶劣的政治遗产。在“中国历史创造者”这一名义的激励下，“功成身退”，因为“还政于民”是他成就千秋功业的必要环节，“没有后继者”才是《老子·道德经》所预言的大圣人的证明。

从人民的立场看，这一证明也是中国新理性所设计的“赎买计划”：用两千年一次的历史地位，赎买他手中握有的独裁权力：这就是终结中国现代僭主专政历史阶段的“法治战略”。人治于此转型为法治，临时约法的独裁权力，分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中国得以立信、立法、立德──我们立足于先秦那样的文明，立足于王国时代的礼制精神及其仁义礼智信。这就更容易促成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并实现人治权威向法治权威的转移：

1、先立信，仅仅仿照商鞅变法时立木为信的故事，是不够的，因为被共产党僭主彻底破坏的社会信任，难以如此简单古朴的方法，重新建立。要如李世民亲政时，先从监狱里释放犯人回家团聚过年，等囚犯过年完毕主动返回牢狱，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如此取得社会互信的初步。

2、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要接受一个合法的全民授权程序，如全国成年居民的信任投票，以授予他从事新的改革与立法。并以此使得今后他的全部政治决定，变得有法可依。

3、政府各级官员，应该是合格的中华新公民，并且作为中国公民化过程的表率参与社会生活。

4、他们必是守法、护法的模范。最后，他们必须做到行政中立，不卷入党派之争，不参与特权利益。

5、在历时三十年的“公民化过程”的初级阶段，开展广泛的、制度化的成人法治教育，从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始，连续养成新的公民习惯。

6、配合公民化过程的推进，举行渐进性的地方民主选举，从乡──县──市──省，推向全国。与公民化过程的完成同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普选，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全面融入国家生活，于此化出法治国家。新的公民社会，立信、立法、立德──回归祖辈精神，立足于先秦文明，建造新王国。

7、如《周书·立政》篇所阐述的，健康的国家主权，应该由常伯、常住、准人等“三宅”鼎助、制衡。“常伯”负责敦促礼治，类似现代的立法机构；“常住”负责国务管理，类似现代的行政机构；“准人”负责监察审判，类似现代的司法机构。

中央政府三宅鼎足而立、分权制衡；再配合地方自治、公民自律，中华文明将再度焕发青春。

七、展望未来世界

在这充满残酷斗争的世纪，“刚”是一大时代特色。二十世纪可说是个“群刚乱舞的世纪”，如果这还不算是“群魔乱舞”的话。但一切暴乱终究都会平息的，天命带来充满“柔性”的麻醉剂，将用它奇妙的同化力，来制胜群刚──大地母亲会再度受到尊敬……

举一个例子：核子武器的发展以及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极大破坏力，使得克劳塞维茨以来的欧洲兵学理论所鼓吹的无限战争变得可疑，而以孙子兵法为表率的中国兵学理论所鼓吹的有限战争，获得了战略复兴的基础。

在科学技术的综合发展方面也存在类似的趋势：用技术发展来对抗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其实是“无限战争”、“人定胜天”思想的延伸，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一厢情愿。

首先，现代技术系统是否可以无限发展，是大有疑问的。我认为，技术系统无法像它的对立面“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那样无止境地扩展，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科学前提和社会前提的先天制约。

其次，现代技术和原始技术在这一点上毕竟还是一致的：它们都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受人操作的。它们的发展同样取决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随着技术堤坝的日渐高筑，人的承受力日渐不支，文明系统一旦溃决，后患将是一个新的“洪水时代”的降临。

综合以上，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在于恢复被打破的生态平衡，这需要中国认真考虑以下各项：

1、恢复自然生态，实行空地运动。

2、恢复人口生态，废除供给制度。

3、恢复社会生态，实行宪政制衡。

4、恢复文明生态，容忍多元文化。

“生态危机”是中国最深刻的综合病态，消除生态危机，是“中国病”痊愈的标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一看中国生态遭到破坏的程度，然后就能觉悟到：生态破坏是上天给中国的一个机会，迫使中国改弦更张。

为了恢复中国的生态平衡，首先需要照奸、图强，然后才能却敌、治世。为了恢复中国的生态平衡，首先需要实现中国的政略与军略的复兴。需要建立新王国。

为了恢复中国的生态平衡，一场民族大迁徙运动就要在中国展开──不是漫无目的，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并受一个最高权力中心的支配而展开的。

为了避免野蛮主义的民族大迁徙，中国需要某种“文明的迁徙”。在“城市化”的同时，实现“合理的布局”：

1、一个富于团体精神的精英组织所策动的、自上而下的、建立新民族的努力。

2、中国一体化。民族国家的扩大还原。中国以新的身份、新的功能，投入世界主义的潮流。

3、35％的中国人口，完成“世界性疏散”，向人口比较稀少的国家有组织地移民。

4、恢复生态平衡。森林，河流，澄澈的天空！建立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区、无人居住区。适度工业化，而非极度工业化，关键在于建设一个成熟的文明，确保中国“不被甩出发展的轨道”。

5、中华民族的基础是“昆仑人”，这不仅包括蒙古人种，也包括马来人种、印第安人种，还包括那些混有黄种人血统的吉尔吉斯、突厥人种。蒙古人已有汉姓的趋势，应使西藏、新疆人民也进入此种趋势。全国的少数民族汉化、汉人文明开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新文明的推进者应以积极手段消除旧势力的抵触，以完成“建国大业”。

1986年12月25日

（另起一页）

第八篇

“第三中国”与青年中国

一、野蛮与文明的轮替

在欧洲历史上，野蛮主义之对文化结构的摧毁及更新，都是通过“蛮族入侵”来实现的。或者，用日耳曼蛮族颇为自得的子孙们的特定术语──“民族大迁徙”来实现。这到后来都促成了某种“社会年轻化”，“文明的青春”得以再度降临。当然在中国的帝国时代，也通过“农民起义”这种“内部蛮族”的活动，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文明结构”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某种定型甚至定性作用，结果造成个人的异化、社会的特化，使其发展通道日益狭隘，整体活力趋于降低。这个时候，较少文明的个体、较多野蛮的社会，就会在竞争中逐渐取得上风，从而导致“野蛮化现象”的发生。伴随着野蛮主义一同兴起的，则是一场“民族迁徙”的人口流动，造成阶层布局的大移动、居民群落的大混杂等等，例如近代中国就经历了这种意义的全面改组。

正因为这样，所以历史的观测者不难发现：作为“文化精魂的天子”，往往以年轻的人形出现在人民面前。天子代表着未来，所以他毕竟不会是老者，他还具有“生殖的能力”。未来属于这样的青年！用过去的成例去限制未来的创造，这只是老头子老太婆们垂死的阴暗心理；他们是巴不得世界和自己一块儿入葬的。这也是毫无希望者们的唯一希望；因为生命已渐渐离开了他们，他们就憎恨生命的活动、生命的表现、生命的精华。

中国之所以落得今日的可悲下场，就是因为老人政治在糟蹋中国文化的精魂。中国文化的精魂是什么？就是对于“天子”的深切信念和永恒的期待。其余被人称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东西：不是它的附庸、它的皮毛；就是对它的误会及曲解。

为什么暴君到了晚年特别残暴？因为他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但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他就怪罪年轻人，企图把年轻人一网打尽，压在十八层地狱里，“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例如，在著名的“文革”中，许多暴行其实都有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背景”。

人的“社会性”之基础，其实是其“生物性”。即使“社会革命”也是出自“生存需要”和“生物适应”。一个新的社会变革也像一个新的种族突变一样，是在一点首先突破导致基因改变，尔后一系列较小的演化随之而来，以此来保持基因平衡、社会均势。在这一点上，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显然注意到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先天的、偶然的突变，其实还是要依靠后天的、持续的运用来强化的。因为突变并非神秘，它与社会变革一样，都是受到自然节律的支配的！

二、中国近代思想走投无路

中国近代思想一再陷入无能、仿徨、自相分裂、走投无路……结果思想界不能领导社会前进，反而“被命运拖着走”，被“摸着石头过河”的盲人骑瞎马牵着鼻子走。

我们要记住：思想不是归宿。世界不是为世界观服务的。但是，思想毕竟是走向“创世运动”的中继站。这“创世”不是一次性的神话，而是每个民族每隔数百年就要“重来一遍”的“革命行动”。没有这个生动也许惨烈的全民运动──集体的生命势将腐朽；个体的活力也将槁败。

标语与口号──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强有力形式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相当成功地改变了中国民族的心理状态。它的作用，相当于图腾在缔造一个原始民族过程中的那种作用。尽管标语显得“抽象”些──但其“血性”与“杀气”似乎并不比图腾稀少。

好的思想，也就是说“有生命力、能推动历史进程甚至决定文化样式的思想”──并不是任意一种法规或某些特定理论能够炮制出来的。它只能从民族生活的洪流中、人民天赋的本能中、文化深刻的倾向中以及天子神秘的冲动里──涌现出来。只是在有了这些前提之后，好的思想作为一种似乎独立的东西，才得以影响社会，乃至支配历史。

从较为深入的意义上说，思想的流行，这也是由上述的“宿命条件”决定了的，个人的努力到头来只是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个人的意义──在于发现这一宿命并顺从这一宿命。除了发现和顺从，最多就是推波助澜，其余都是谈不上的。尽管你可以将这一顺从贴上“反抗”的标签，但其实这一“反抗”只是“顺从”的另一种形式，仅此而已。

不要试图为未来的人们设计什么“确定的蓝图”，尤其不要设计牵涉许多细节的“行为规范”，只要指出一个大致的方向足矣！否则就是体现了文化机体的神经衰弱。先行者最多只能涂抹一种色彩、指点一个方向、提供一种精神、发出一阵叫嚣而已，过度的行为反倒是有害无益、自缚缚人的。这样一来，谁的影响愈大，谁的这类自缚缚人的行为也就愈为有害。

应当相信未来的人物层出不穷。应当相信他们健康的本能及其具有活力的主动精神。应当相信未来的刀子──能够斩开纠缠未来的乱麻。

历史在不断翻新。我们能用我们的“蓝图”去阻止它吗？我们能使这些“蓝图”完全适应它吗？若要历史的翻新来适应我们的“蓝图”──那就是十足的狭隘、自私、堕落、衰弱，那就成了“永不变色的毛泽东思想”了！因为任何漂亮的蓝图也不过历史翻出的花样而已，它们只是皮毛，根本没有独立的价值、永存的可能。

我们不停挥洒着看不见的血汗──灌溉滋润一个看不见的中国及其文化……没有人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没有人知道我们花了多少不计报酬的力气：连我们自己也选择了遗忘或是本根就不知道。

在别的时代，别的民族、别的社会、别的人们看来是那么轻易的事情──我们要做成它却必须花上一倍的智慧、十倍的努力和百倍的勇气。一些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是那么复杂；一些最平常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难得；一些最可怜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珍贵。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无中生有、无所师承的原创者？

一种深深的悲哀，甚至给我们的“成功”也罩上了阴影──这“成功”的代价多么惨烈多么艰辛！只有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活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牺牲异乎寻常──凡此种种，后人是难以理解的！

（1982年2月19日晚间）

三、老年与青年的对立

误解者们夸夸其谈的“中国文化”其实只是“老年文化”，甚至仅仅是“老化”：它把无力的病态，吹捧为至善至美。它把文明理解为忍让，把智慧理解为圆滑，把教养理解为伪善，把道德理解为合群，把政治理解为权术，把生活理解为应酬，把艺术理解为周旋……

误解者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强烈特征，就是“压制青年”。这是在祖先崇拜的假面下，以孝道的借口展开的……未来的中国必须摆脱这一梦魇！这是因为：中国的精魂并不包含“压制青年”这一因素。相反，它一直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子，往往以年轻的人形出现在人民面前。天子代表未来，所以他毕竟不会是老者。

未来属于青年！

用过去的成例去限制未来的创造，这只是马列主义老太太们垂死的阴暗心理，她们巴不得世界和自己一块儿入葬的。这是毫无希望者们的最后希望，因为生命已渐渐离开了她们，她们就憎恨生命的活动、生命的表现、生命的精华。

这正与欧洲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现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化了的欧洲海盗精神，这些海盗的精神很是年轻，所以他们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力的崇拜”，例如说“知识就是力量”。

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只是力的变相崇拜。它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浮士德的故事，实际上一篇“关于力的寓言”。这个家伙野心勃勃，想穷尽天下之能力但终因精疲力竭而死去。于是，尽管“人力”升华到“神力”那里去了，但归根结底还是“力的崇拜”。

这样的“老年与青年”的对比之下：东方型的老年社会也就在一般意义上较西方型的青年社会“远为有害于创造的心灵”了──除非青年掌握了东方社会的命运，并以此向“老年控制的西方社会”进行挑战！这时，就会有“怵目惊心的圣火”，冲天而起！

不过现在，严重的贫血症还在困扰着中国。青年垂死挣扎在基层、农村，而老年却盘踞在中南海里消费淫乱。这样一来，整体意义的中国都被陷在梦魇般的磨难之中──“一穷二白”的厄运，降临大地。

中国人何时放弃短浅的“实用主义”和狭隘的“务实精神”，而投身于远大的“为了征服而征服的情愫”，用掷地作响的精神，敬畏那些积极服从的骑士？中国需要一种骑士的精神，没有骑士献身精神，任何伟大的建筑都是无法持久的。

中国人何时能够抛弃老人的偶像并摆脱他们沉重的外来梦魇呢？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背向家园、捐弃身家性命，争取自己的高贵性质──那时候，世界历史的又一个大变局就在不期然中降临了。世界将惊奇──比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末叶看见西方时的惊奇更为剧烈的惊奇，当然也暗含着恐惧，然后是投身于新事物的空前欣喜。一种重新年轻起来的欣喜，振奋的欣喜！

中国要想积极进入现代生活，而不是迄今为止被动地卷入与拖进，就必须放弃老人心态，放弃“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放弃“以无力为高尚”的老年世界观。

对统治者的弱民政策来说，无力也许再好不过。但对一个即将诞生的新文明以及创造它的新民族来说，“崇拜无力”太危险了！它会使新的天地，夭折在荒芜的摇篮中……

柏扬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指斥的“恐龙型人物”诸特征，不仅是他那一代中国人的行为素描，且是一切老化个体的心灵摹本、没落民族的生态素描。青年中国不再会为“柏扬人格”而感到惊恐万状，而应该让其宁静下葬。

当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灵，重新把握了自己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当青年中国再度确认了自己的独创意志：我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披上民族的战袍和头盔，穿上民族的礼服、撑开民族的华盖，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大声说话！

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这是我的思想被人理解的条件。这条件等于要我们以全部的生命作为新陈代谢的交换……我们象征的思潮，终将在我们身后涌起，把我们变成咄咄逼人的象征。

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完全一样：同样不可理喻，同样抱定了自幼形成的习惯和自幼感染的思想气氛！

四、建筑和音乐的民族命运

a，从建筑想起的

欧美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几乎与他们的国家同时兴起的。它们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特色……日本也是这样，甚至印度、阿拉伯、东南亚……

只有中国不然，它的许多伟大的建筑都在八国联军以及后来的内忧外患、两个中国的绞肉机中被毁灭了，中国再也没有即刻重建的希望。现在中国的建筑，不论是平民公寓还是暴发户们的别墅，却都是洋式的、粗制滥造的低劣模仿……中国的心灵被欧洲文明的劣等货色，挤压得透不过气来──这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建筑上获得了最为鲜明的印证……

中国建筑的演化里，暗含着中国文化的密码甚至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的心灵被欧洲文明的劣等货色压挤得透不过气来……中国正从“欧洲的跑马场”，变成“欧洲的垃圾筒”。

在中国的惨淡现状中，我看到了一线光明吗？没有。难道中国还能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不是主义与教条的奴仆，而是自己的骄傲、人类的希望？

如果说现代欧洲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那么中国是否会兴起于二十一世纪、成熟于二十二世纪？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遭受的苦难，于是都将在此化为前进的动力。尽管这可能是无意识的。如此一来，我们不需要恢复过多的古代建筑，而是要创造未来中国的新建筑：我们就是一座通向未来的桥！后人们也许会说：“中国历史新篇章是在二十世纪揭开的”，也就是我们受难的世纪揭开的。

b，音乐起源于

音乐起源于什么？起源于那个文明的本质。

在希腊，音乐起源于悲剧精神；在印度，音乐起源于宗教精神；在中国，音乐起源于政治精神；所以人们说音乐乃是一个民族或曰一种文明系统“灵魂深处的闪光”。

就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而言，不仅有形式与风格之差异，而且有趋向之差异。例如，中国音乐的趋向是周旋的，这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是一致的；西方音乐的趋向是向上的，这与西方人的生活态度也是一致的。当然，现在的西方音乐不再向上了，而是沉沦了，这也是与他们的生活态度相一致的。在西方世界，“蛮族音乐”已经取代“古典音乐”，风行二十世纪……黑人音乐所向披靡……欧洲的、伊斯兰的甚至泛灵论者的哀号……混合溢出，泛滥成灾。中国对此也亦步亦趋，这表明了中国民族的精神空虚。要重振中国民族的精神，必先扫荡颓废的价值，包括颓废的艺术……和颓废的音乐。而这有待于一种新的生活热忱──谱写一种新型音乐，和谐有力的交响乐队，用自己的双足击出铿锵的节奏，令人眼花缭乱的精灵之舞。

不同的耳朵能从同一个乐章听出不同的曲调和音色；不同的大脑能激发不同的幻想和意象；不同的教养能体察不同的思虑和不同的“本体”……所以他们创造了与众不同的世界──不！应该说他们的出现，就是疯狂颠乱时代的终曲，就是神秘创新的序曲！

为了新的文明，我们需要创造一种“世界政治”的精神及其不朽的雅乐！

五、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

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机。“一切都要脱胎换骨”，已经成为普遍的信念。如此一来，一切都将脱胎换骨，就将成为顺理成章的历史大势。

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老人只配坐享其成。老弱妇孺受保护的状态一贯如此。用肉麻吹捧的“尊敬”来危害老年的幸福、用强逼上马的“平等”来暴露弱者的缺陷、用男女平等的“号召”来糟蹋妇女的肉体、用危言耸听的“教育”来毒害儿童的心灵──这样的“社会主义时代”将一去不返。

新的一代不需要这样！他们不再争当外来者的贱民模仿者，而是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使者！他们要的是一个“青年中国”！一个不仅在精神上非常年轻、充盈着活力的民族，而且在生理上非常年轻、在社会结构上非常年轻的中国！它以生气勃勃的朝气，向垂死的世界秩序大胆挑战。它的粗暴吼声不仅“振聋发聩”，且将惊动历史、回响宇宙。

一个由青年组成并由青年统率的中国！

一个反抗文明世界老年化趋势的中国！

它将把中国的劣势变为优势，贫穷与年轻的结合，将是所向无敌的。它要责问现代世界的种种腐败、伪善和衰弱；它要拷打人类物质身上的层层锈蚀；它要切除蔓延在动物庄园里的艾滋病。

要为中国解除危机，必先仰仗青年并进而催促他们！他们的精力，必能填平中国大地上深深龟裂的鸿沟！他们使中国民族实现精神上的统一；他们使中国国家实现政治统一。而使中国文化死灰复燃，也许并非一个不可捉摸的海市蜃楼。

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与青年人执掌政权的广度成正比。一个社会的进步速度和青年人对这个社会影响的深度成正比。所有历史上的和现在正发生的事例，都足以证明这个论断。现在，我们需要的唯一条件只是：青年中国的兴起！

青年们精力过剩、蠢蠢欲动；不让他们为善，他们就要作恶：因此，限制青年的发展，就是对社会的最大犯罪，必将遗患无穷。

青年，拿出全部的精力来解除中国面临的空前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人口危机、文化危机……都要解除，让一切危机去见它们病原体：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六、革命是“青年反抗老年”

所谓“革命”就是“鼎革天命”，也可以叫做“天命的转移”。天命的转移，往往体现为青年对老年的反抗，或是青年集团对老年集团的反抗。一般说来，“反革命分子”都是老人。如果一个社会的“反革命”大都是年轻人，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病了，它其实是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在“镇压革命”。这个病态的社会，现在要靠镇压年轻人来维持自己，这个社会的领导者就很难善终。“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革命，虽然需要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来落实并且“予以物质化”，但是一场革命的的可能性及其压力，其实早已储存社会之中了。所以，革命决不仅仅是破坏，因为革命在“革除旧物”之外，还有“新的生命”：革命是“两部曲”：它由破坏、毁灭、革除旧物为开端；以创立、建设、鼎立新命为结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必须同时完成破坏与创立双重任务。而不能以“不破不立”为借口，大肆破坏一切。所谓“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完全是马夫的语言。

革命真是一个怪物！谁“赢得了”革命，或在革命中“占了上风”，谁就可以主宰一切！而这种胜利，这种占上风，又是非常微妙的、变幻莫测的，有时是莫明其妙的，好像“命运捉弄人”。人们往往把这种胜利、这种上风的赢得，笼统地称之为“对于形势的把握及利用”。而“形势”这个玩艺儿却更有些叫人摸不着头脑，因为这几乎是“一切因素的总和”，类似于“风潮”！这几乎等于一个“未知数”，所以，从来都叫那些想要预料它的人们大失所望。

“形势”和“风潮”还往往取决于偶然事变，事后说起来当然头头是道，但当时的人们想要弄清，却比登天还难。什么失策啊，错误啊、疏忽啊、骄傲、命运啊，甚至“没有见好就收”啊，如此这般。可是究竟那是怎么一回事？连事后聪明的“战略家”们自己也不大清楚！

不过我还是不大甘心，总想探究一下“政治”、“斗争”、“形势”、“胜利”等等角力的实质所在。

我认为，这一切奇特而费解的现象其实是基于“避害趋利”、“投机取巧”的人性，尤其像中国居民这么首鼠两端的人，更把“形势”和“风潮”的惯性发挥到了极致。

首鼠两端的俗语说：“人心是肉做的。”即谓人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时准备投机钻营、瞬间可以变幻万端的。“形势”与“人心”互为振动及变易。一旦一方“得势”，众人就会归之，一旦他方“失势”，多人必将弃之。此“人心摇荡”并非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却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因为中国人特别容易见风转舵。不了解“人心动摇”，就无法理解中国政治的秘密。换言之，中国政治的艺术家们的权术，即在于“掌握民心的艺术”。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意思不是说“民心可靠”，而是说“正因为民意如流水，所以要善加利用”。抓住、利用、镇摄人心的方法，非常接近“水利学的方法”。它视人民为没有灵魂的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好的水手不和人民发生感情关系，仅仅发生“水利关系”。

可谓：政治的成败是由形势造成的，“时运”是一种“水文现象”。项羽不懂人民的这一（非人的）水性，所以失败了；刘邦懂得利用人民（非人的）水性，结果大获成功。他知道：形势是由摇荡人心造成的，风潮反过来又造成了形形色色之“人心”；政治的结果是由社会现实造成的，社会现实又反过来促成了政治的结果，政治家的策略在于：把握各处条件，造成有利的水势，并“以己之长、击彼之短”，用黄河的河水去淹没对手；避免“以己之短、趋人之长”，所以决不扮演“救人的闹剧”──此之谓“中国功夫”，也就是所谓“韬略”。它懂得悬壶济世者，只能一贫如洗，唯有厚黑者飞黄腾达。

它懂得韬略有三略：

上略：创造及促成社会心理，“兴修水利”。

中略：把握及利用社会心理，“因势利导”。

下略：遭到社会心理的淹没，“抗洪救险”。

如果说，不能或尚未造成一种社会心理，还不会招致灭顶之灾，那么，背离现行的社会心理行事，而不是推波逐流，则难免会收获血的教训。造成社会心理者，有宣传功夫、突发事件、强行战胜等多种方法，但不论以何种方法，能造成自己亟需的社会心理者，即为“上略”。

权谋是有限的，光有权谋不行，如果没有强行战胜的能力，结果反倒可能被自己的权谋所害。善于运用权谋者，必须具备强行战胜的能力，且有完善的组织作为工具，方有成功之望。

七、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

一个崇拜武士而非崇拜戏子的时代，就要被恩降在中国了。让我们为它祈祷！

新的武士阶层的特征不是在身体上披铠载盔──而是在心理上全面武装：组成强大的精神防御。孔夫子关于“四勿”的伟大教言──就要在他们身上应验！一种新道德的曙光就要洞彻中国大地。

新的武士阶层──不以枪矛冲锋陷阵：更无须舞弄新式武器，他们最有效的兵器乃是一种冲锋陷阵的野蛮精神。一种渴望着新文化的原始适应性。一种强烈的好奇。一种磅礴的热情。新武士阶层的精神徽记是神秘图腾……他们不是“禁欲主义者”，所以他们不是防御性的禁忌；而是进攻性的图腾。他们不是一手拈经、一手执剑的强盗，他们要赐给中国一种新的秩序：他们前来“议礼”、“制度”、“考文”。和武装夺取政权相比，“议礼”、“制度”、“考文”更是考核一次革命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议礼、制度、考文”，就是中国革命的完成。

一千年来，最后一个纯粹的中国英雄，是死在北京的文天祥。北京，由于文天祥历时三年的殉难，而不再那么野蛮与肮脏了。奴性的中国，由于文天祥气节得以平视世界的征服者，而不再一无可取。

有人说，当陆秀夫背负南宋幼帝投海于崖山的时候，中国士人的气节就划上了句号，“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从那民族灭绝的日子以后，就连中国的民族英雄，也带上了蛮族特点，而且还少了一点蛮族的野性！蒙古的野蛮化、满洲的奴才化，像幽灵般困住了中国，到今天我们还在吞咽他们的余毒。于是，中国没有了主心骨，国人仿佛是流离颠沛于山谷的蚁蝼，山洪一来，随波逐流。国人的眼中充满惶惑，东张西望，察言观色，时刻准备投机取巧甚至流窜逃亡……丧失廉耻的生活，繁殖在阴暗的夹缝，幽深不见天日的大峡谷，代替了《诗经》中的精神家园。……

这是否表明，中国民族国家因为无法师承自己的父辈，而无所依托、步履维艰？从而迫使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们不得不在死亡边缘去开创属于自己民族的新王国？不能从满清的大汗帝制向新王国有效转化，却先后追求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最后却分头落入僭主政治的绝境。这一系列的不幸经历仿佛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存在状态而不是从洋人的教条那里，学得生命的真道。

秦汉之文、唐明服饰、先秦的古朴、魏晋的风流、唐诗宋画，元清古玩、两千年的权谋、四千年的光荣历史……这一切值得回顾。这一切异常珍贵。我们可以将之“置诸明堂”，当作稀世之宝来玩赏、来供奉、来追忆、来吸取灵感，甚至再度定鼎中原。但我们知道，新的明堂，是中国文明与中国心灵的明堂，不再是一家一姓的明堂。

我们决不允许古代的幽灵捆住我们的手脚、缚住我们的创造。他们只是我们的“先驱”和“前兆”，不能成为我们的“典范”和“榜样”，更不能成为“高山仰止”的对象。

要有这样的勇气：为了开创未来的历史、塑造未来的世纪，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背过脸去，咬紧牙关将心爱的东西付之一炬！看着它们灰飞烟灭，我们也决不动摇，甚至满心欢喜──新生活、新文化、新民族、新国家，将在灰烬中诞生。

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而不仅仅是“全面的复兴”，中国的“立体复兴”，亟需一座“包容一切的汪洋”……那就是我们自己多层次多区域的创造心灵！

（1987年1月17日—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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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第三中国”非社会主义

一、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

1、把民主和自由当作礼物送给并不准备为之而战，甚至仅仅是付出一些财政上的代价都不愿意的人民，是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厚礼反倒会成为一颗定时的社会炸弹，会成为“金元政治”甚至“军阀政治”、“党魁政治”的温床。这种滥用人民名义的做法，也是北洋政府（“金元政治”）、国民政府（“军阀政治”）、人民政府（“党魁政治”）得以崛起的关键。三个政府轮流坐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特色。

2、一党专政的确切定义是：“由党对社会实行全面专政。”如张春桥“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即是其宣告。凡是“非党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也即“民间社会的”。然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忽视了一党专政的另一面相：“应该在对社会实行专政的同时，实行党内民主，就像罗马共和国在对世界实行专政时，对罗马内部实行民主。”否则，那就不是一党专政了，而是寡头统治或独裁统治了。这样看来，真实的而非虚矫的一党专政，应是向全民民主过渡的一种临时状态。其时间不宜超过“一代人”（如佛朗哥政权），否则，就有沦为世袭的或委任的寡头统治的危险（如勃列日涅夫政权）。

3、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临时性专政，所由的途径类似“罗马公民权的扩大”。最后，是全体居民上升到原先的精英水平，这就为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

4、“精英党”的吸收成员，类似“罗马公民权的授予”。依据是，制度化了的精英标准；尤如科举取士一般，当然，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其中也包括“劳动模范”。而如果没有了这一制度化的吸收，则沦为“武大郎开店”。

5、一党专政原来的使命是革命。所以现代的专制政府并不仅仅独裁，而且极权。专制政府可以是集体领导的，独裁政府则是个人统治，极权政府则是全面专政。布尔什维克不是通过苏维埃来控制国家，而是通过专政工具“契卡”，也就是秘密警察“肃反委员会”。苏维埃本是民众组织，即多种政治派别组成的会议。但是苏维埃后来却成了独裁者斯大林的橡皮图章。

6、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总之，引导向了一场社会的总体革命。然而，一切革命都有极限的，而不可能是“继续的”甚至“不断的”，所以，当革命的一党专政失去其革命对象时，党的腐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这时，革命的利器被弃置不用之后，就沦为锈蚀的、腐败的温床。而随着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性的社会改造的完成，这几乎是个必定要来临的“时间问题”。

7、在古代，没有一种专制政体能够兴旺发达百年以上，它无法调节社会关系，使社会长期保持繁荣昌盛。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频率加速，所以专制政体的有效性都难以保持三十年以上。即，随着王朝创立者这一代的消颓、死亡，专制机器也就失灵了，甚至以大量的血也难以“润滑”它了。相比之下，专制对比民主拥有的优势即权力集中带来的高效率、低费用，也就丧尽，而不可控制的腐败却增长起来。以权力或超级权力去惩治腐败，其后果将是腐败更甚。这并不令人费解！实际上，是因为惩治腐败的权力和制造腐败的权力，源出于一。在反腐败运动中扩大并膨胀起来的反腐败权力，当运动的势头（“风头”）逝去之后，迅即转化成为下一轮更大腐败过程的滋生温床。

8、一党专政若与革命对象的消失同时宣告解体，则可以避免社会僵化与政治腐败；为此，需在解体之前预先铺下多元制衡之轨。总之，新权威专政的时期，决不可超过“一代人”。“一代人的专政”将作为自觉自律的创举，载入史册。他因此与秦始皇而非秦皇之末流的韶山大王并驾齐驱。那位决心在中国确立民主政体的大能者、独裁官，将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感为其殊荣：他将获得德侔五帝、功盖秦皇的历史角色：秦始皇在中国确立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只是经过他（确立民主的人）的手才被完全消弭、埋葬的。因为，不确立一种新秩序、新制度、新文化（“议礼、制度、考文”）就不可能消除旧秩序、旧制度、旧文化。“社会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而不可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因为社会制度的真空状态是无法想象的。为了这个殊荣，确立民主的人必须剥夺野心家们梦寐以求的“继承权”。

9、民主的确立者有必要宽容宗教的活动以至鼓励宗教的感情。它将在一切文化领域和社会方针上“反专制政体之道以行之”，以便为过渡到社会民主的新阶段铺设钢轨。它将大力利用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布下瓦解专制政体本身的树种，以便在自己退出中国舞台之际，阻止旧的或新的专制政体卷土重来，使中国进入又一轮的动荡改造、任意妄为。中国不可成为一个堆满了尘封的蓝图的国家！

二、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1、有两种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社会主义。

2、理论的社会主义基于民主主义，实际的社会主义基于征服战略。

3、理论的社会主义基于对人性的十九世纪式的分析，实际的社会主义基于对人性的二十世纪式的控制。

4、理论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有理性的优势；实际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具有“野蛮的优势”；二者构成强弩之末的优势，足以镇压人民的反抗。

5、实际的社会主义，十足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谓“总体战”的尚武思想，是人类历史迄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它本来命定要结束人类的发展的。但核武库的出现和洲际导弹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社会发展的进程”。

6、回顾一下：原先，两次世界战争表明，世界正趋向统一。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五十年后只剩下两个超级大国还在舞台上了。但全面毁灭性的核武器一旦发明出来，就使得任何一场总体战“将不再有胜利者”。阿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之战以及其他的“代理人战争”都被排除在总体战之外，所以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了。由此可见，正是致命武器的出现，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得以避免。虽然出现了“冷战”，但也毕竟获得了伴随着局部战争的“总体和平”。对社会主义比较不幸的是：冷战造成的战略对峙，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原先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极权主义获得的；同时也逐步削弱了社会主义原先的理想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挂羊头卖狗肉”而获得的。

7、很显然，在核威慑之下，常规军备的作用降低了。而奉社会主义之名进行专制独裁的那些总体战国家，比纳粹主义的“要大炮不要黄油”尤甚，“八亿人民八亿兵”就是其实践。军费过于庞大、社会管制过于严格，这在常规战争时期都是“优势”；但到了“武装和平”的冷战期间。则大大削弱、限制了国力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了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社会主义就这样走向了自杀的末路。

8、总体战国家既牺牲了社会文化、民用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无法把集权获得的庞大军力投入一场新的世界战争（“解放全人类”），结果就是徒然浪费资源，而无法获得战利品，这样就使自己的存在陷入了一个悖论。

9、在另外一个极端，日本、德国这些前战败国，却因为均被禁止军备竞赛而发展成为新技术国家，并且因此祸而得福，因“节省军费”和“社会自由”这两项常规战争时代的“劣势”，而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10、这就是1980年代中国被迫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原因。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力图沿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原路退回去，以致退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实际上，此路并不真通。

11、为了求得一条通达之道，我们需要区别社会主义伦理与社会主义实践──前者在中国几乎是一种传统；后者只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革命时代偶然出现（秦始皇、王莽、张鲁、王安石、洪秀全、毛泽东等）：而且都以惨败告终。它们最终只是作为“变态反应”的事例存在于历史教训之中。

（1985年5月22日)

三、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

中苏两国的社会现象甚至“规章制度”，都有极大的相似性，历来的论者多将原因追溯到二者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看法有道理，但比较肤浅。如更深一层透视，这个问题会油然而生：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使得同一种意识形态在中苏两国跃居庙堂？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民间意识形态差别极大？例如苏联以东正教为主，中国以儒释道为主。如果认为，中国和苏联先后落入马列主义的掌握仅是一系列“偶然政变”等“因缘际会的巧合”所致，那么，又何以解释一种意识形态作用于两个社会时，竟会发生社会效果的近似？例如，两国都在共产党掌权后十年左右爆发大饥荒，然后又在十年后爆发大清洗。可见，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现象之间，确实还是具备某种“有机联系”。

我们记得，中俄两国在历史上有过一段共同的遭遇：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中国经受了一百三十四年（1234─1368年），俄国经受了两百四十一年（1239─1480年）。日本得以远离蒙古铁蹄践踏之外而东欧未能，所以1950年代日本得以远离苏联铁蹄践踏之外而东欧未能。值得注意，继蒙古人势力从中俄的消失，首先来到中俄两国的是著名的恐怖统治：中国的朱元璋和俄国的伊凡三世（伊凡雷帝）。这两个人都是心理病态的虐待狂，结果把中俄两个社会都变成了精神病院。由此可见，蒙古统治在中俄两个社会的发展上，都留下深远的病态影响：

1、比较一下明清时代中国社会与汉、唐、宋时代的差别：君主专制的制度化与严格化。

2、比较一下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的社会与文化与基辅罗斯的差别：自由气氛的稀薄及“亚洲传统”的影响等等。

3、中国领有云南、西藏、青海，是蒙古统治的重要遗产之一。而内外蒙古与满州，也在汉蒙争斗中日益汉化。

4、俄国向东方（伏尔加流域、克里米亚、乌拉山以东的大平原、外高加索、中亚西亚、西伯利亚、黑龙江流域）的扩张，也是对蒙古统治的反应：由于蒙古统治，沙皇自认具有可汗式的统治草原民族的“权利”……

5、中俄的分界，终以瓜分蒙古游牧部落而告一段落──外蒙古的“独立”是这一势力划分的活化石。

6、在与欧洲国家的交往中，满清统治者自觉与沙俄统治者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及彼此了解。这是因为，他们都有蒙古统治这一“中介”，且都为大陆帝国。

7、东欧和亚洲大陆曾经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所以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才可能一同进行“社会主义试验”，苏维埃俄罗斯所操纵的“共产国际”正如蒙古大汗的“汗国联盟”一样，旨在毁坏中国传统，削弱中国，以扩张俄国的势力于远东，以便进一步瓜分中国。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半吊子知识份子洗了脑，造成中国长期附庸于俄国、迄今积弱不振的局面。

8、在炮舰列强强加给我们的国际环境下，保护我们的种族、发展我们的文化，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等辈是何其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我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应该恰巧与他们相反。中国的这一处境，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坎坷，但不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扭转中国的堕落趋势，重振国威，我们必须准备迎接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观念，那就是法治权威；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历史遗产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四、如何制造文化压力

1、中国的“社会隔离”政策的后果，比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还要严重，因为具有双重的恶性：在国内的人与人，具有“阶级隔离”的性质；在国内的人与国外的人之间，具有“国际隔离”的性质。

2、中国各行各业的居民，都彼此尽量在隔离状态下生活，不敢进行“多余的串联”，更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因为监视者的耳目无处不在，迫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成为社会主义秩序的信条。在中国，甚至旅游都是非法的，因为它促进了社会交流，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

3、社会主义是社会隔离的元凶，社会隔离被目为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这带来生活方面的诸多不便，但却使得观念的发展得以深入──如果在一个自由社会，我们的思想肯定不会这么深刻的！社会隔离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深刻”文化力量！它迫使人向深度发展，与这一结果相比，隔离的痛苦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不是“得失相当”，而是“太值得了”！

4、一个厉行社会隔离政策的社会──必然会形成所谓“双重道德标准”，乃至“多重道德准则”。对于“统治阶层”──肉食动物的道德是天经地义的（“进行政治运动”）；对于“被治阶层”──草食动物的道德是符合身份的（“提供经济基础”）。最好，还有超越这两个阶层之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应当奉行大和尚们的道德戒律！

5、“文化阶层”其实不应该“为政治服务”，因为文化高于政治，文化阶层从本质上说应该独立于政治，这样才能促进一种更好的政治。相反，“政治阶层”应“为保证文化阶层的存在而存在”。“经济阶层”则应为这两个阶层提供养料而存在，尤其是为文化阶层。我的这一说法是否有点种姓制度的味道？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实行自己的种姓制度了：什么黑五类、红五类、二十五级干部、八级工资制、城乡户口、党员与群众……但愿这只是短暂的变态，不要像埃及和印度那样永远世袭下去。毕竟，中国自从孔子以来已经废除了这种身份等级制度了。

6、从人数上说，文化阶层──政治阶层──经济阶层：这样一个倒金字塔似乎有其合理理由。似乎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尤需在其各阶层之间维持一个势力均衡及合理的比例，并以世袭家族来决定阶层的归属。为政治服务的人士、经济专家──属于政治阶层；为文化服务的人士、经济专家──属于文化阶层；为经济服务的人士、政治人士──属于经济阶层。“从一而终”不再是女人的道德，而且应当成为“稳定社会”的普遍道德！

7、对女人是这样；对男人也是这样！女人应服从她们的夫主──直到骨消形灭。男人应服从他们的人主──直到牺牲殆尽。这种崇高而坚毅的道德──成为第三中国最强固的国本。忠实于自己的初衷──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即使效忠对象已经变化、不复昔日之面目──但效忠的热情却不稍逊：有如永不殒落的心星！

8、新的中国人若能固守这一坚实的道德基础──就能在支离破碎、朝秦暮楚的现代世界：建起一座惊人的大厦。新中国人！──愿你们谨慎地捍卫自己的效忠对象，愿你们珍视自己的初衷，而不要管别人如何看待你们！

五、反逐鹿的哲学

中国一定不要参与现代世界的“强国逐鹿”。这不是从力量上考虑──有一天中国变得很有力量了：它也不这样做。这不是从道义上考虑──有一天中国变得寡廉鲜耻、唯利是图（这几乎与“强盛”、“握有大权”是同时来到）：它也不这样做。这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

中国不应由于受到这类“称霸”的诱惑而改变自己的用力方向。中国不应为了“接受现代世界之邀请”而败坏自己文化的性质。中国不能因模仿列强而放弃自己的创造活动。

时候还没有到……中国像是一头卧龙。时候一到……中国“飞龙御天”的本来面目才突然暴露，让世界猝不及防──中国不是要建立世界霸权，而是要确立世界主权。

社会主义伦理，反对商业主义。

几乎一切高级文化都或多或少地都带有反商色彩。即便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一个经商的民族、或一种交易生活中生长起来的高级文化──也不例外。这等金光灿烂的寄生虫当其一旦能够自立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反对它的宿主。

在高级文化看来：它的宿主是一种耻辱、一个堕落的里程碑。所以它决计不顾一切地反对它──即使这意味着自己的垮台也罢。

历史表明：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或支持，而在于分寸；不在于倾向；而在于程度。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不是别的──正是欧洲基督教高级文化对欧洲商业社会及其发展趋向的一种反抗之果。从这点上说──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必然的。它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为流行的东西──这本身就是高级文化的一种内在需要。而离开了高级文化的凝聚力──一切社会都趋于瓦解。

社会主义伦理反对商业主义；却不致力于取消商业主义。这正是它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区别。它贬斥商人、诋毁商业活动、污蔑商业生活──但它却决不去毁灭它们。因为它知道那样就会瓦解自己的基础。它既要充分利用人们的商业本能；又要将之屈辱地置于下风。这就显示出了一种伟大的政治本能。它集远大的政治眼光与灵巧的政治策略为一身──为实现一种崇高的政治道德而效劳。

我已梦见了未来的中国，盛行这种“社会主义伦理”、这种“反商业主义的道德政治”。它并不像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极端作法那样，取缔一切真正的商业活动；它也不把商人变为工奴、不把商业活动变成一种下流的操作……它将在中国大地上恢复商业活动、恢复商业阶层──取消“社会主义实践”。但同时──它将从政治上抑制商人及过度的商业活动；从道义上调整商人和过度的商业活动；从法律上限制商人和过度的商业活动……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商业传统的社会来说，这也许是不得不然的。也就是说，它不“杀鸡取蛋”，而是养鸡取蛋，但并不允许家鸡成为独立的野鸡……

六、社会主义的命运

追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及现状，预言它的未来，再来看一看天下精神的历史气候！

现在满天下的人们都称道社会主义。这说明什么？这一方面说明它的生命力旺盛，另方面足以说明它已衰朽；社会主义已经包容过多，患了消化不良症，甚至得了胃癌……它的原则已经过时，沦为反动的教条：社会主义的动机，社会本位的平等学说，其措施只不过加强了国家权力，使国际间的斗争更加热化──“社会主义的实践”正是国家至上的利维坦互相厮杀的无耻借口……不信就看看，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这三个“社会主义弟兄国家”，1979年都干了一些什么自相残杀的勾当。

社会主义的沦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虽然资本主义先它而亡──是的，在天下精神包容万象的宽洪大量中也将有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部分存在……天下精神正是这“两条疯狗互相撕咬”现象的终曲。天下精神的狂飙，就要风行整个天下。社会主义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但天下精神却与日俱增，由于天下精神尚未落实的纯洁性质──我们目前还无法评判它。

如果说十八世纪末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期，那么，整个十九世纪则为这种运动的发展期。无论如何到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已面临一个转折。这一转折实际上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种种花色的一些象征……

我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这个世纪是社会主义的“实践期”、“堕落期”、“衰落期”。有许多事例可做我的佐证……有多少罪恶血腥，是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布施的！现在，一圈之轮回已经毕业……我将预言“社会主义”的凋零和“天下观念”的兴起。

二十世纪末将有一个预兆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它将风行于全天下，二十二世纪将成为天下太平的世纪！无论这一预兆多么微小暗淡，我们的视野又是多么狭隘，可是我毕竟看见了，而且周围也只有我！我孤独地望着茫茫历史，我看到了“二十世纪的迷误”。

我们不是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二十一世纪全球秩序的展望者。

索居的孤客，要解放中国民族于“心理上的殖民统治的严酷压迫”之下！为了中国民族天理也就是“心理健康的生长”，可以适度的压制人欲；但这决不能成为摧残人欲的借口！一切人间的举措，应以天理为依归。但天理，也就是“我们的心理”，一如万事万物，也不是固定的、终极的东西；而是生成变化有如朝阳……若天理之发扬需要压制人欲，则压制之；若天理之发扬需要刺激人欲，则刺激之：完全没有定规可言。这就是“第三中国的德音”。

除此之外，任何主义的统治都是对民族创造力和社会再生力的一种限制……任何主义的统治都是对文化生命力和历史内驱力的一种阻遏……只有发展已到尽头的民族，社会主义才像惰性的毒素一样油然而生。只有分化到了僵硬地步的文化、历史──“主义”才作为一种衰朽的标记孳生出来。“主义”，本是对“过度”事物的制约，它的本质是“禁忌”。而新生的民族、新型的社会、新创的文化、新开的历史──还处于焦渴般的“不及”之中，它拒绝接受“主义”的限制，更加拒绝“主义”的役使！

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

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a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tily）的区别！我们所见的，无非是短期的工具理性和长期的工具理性、皮相的工具理性与骨相的工具理性的区别！因此，要把不同的“工具理性”（如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价值理性”（如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调和一处的尝试，是无益的、徒劳的，甚至是祸乱之源。类似的错乱，在每一个王朝末日几乎都发生过，这次也不会例外。

为了价值理性去牺牲工具理性，本身就是掩耳盗铃。因为各种理性主义的共同基础就在于：对语言的信仰。例如知与行，语言与仪式。

有人认为“知易行难”，有人认为“知难行易”。这是因为：“知易行难者”重仪式而轻语言，“知难行易者”重语言而轻仪式。而中国人所谓的“伦常”、“实践”，带有强烈的仪式性，就像人死之后亲属要雇用一个哭丧队伍来带动葬礼的气氛，这里显然带有现代经验思想无法理解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等神秘性。不理解这一点，何足与论“中国文化”？

每个“一贯之道”的确立，就意味对其它思想体系的某种否定。当然，这并不排除它利用它们的“合理部分”；即对它有用的某些碎片。

他们能够懂的“哲学”就是“三段论”，就是“辩证逻辑”，就是“数理逻辑”……他们懂的“哲学”就是“对世界的认识”，无怪乎“椅子的哲学”、“养猪的哲学”大行其道！“经验的结晶”，使得当今的“领袖哲学”大行其道，每个领导人都要“搞出一个思想理论”。其实，这种“哲学”几千年来甚至几万年来并未有过什么“进步”，因为那本是“行动的指南”，是“战略任务”……是类似狼群出击的围猎战术。

但真正的哲学却不同，那本是一种囿于个体，尤其是优秀个体的感受。真正的哲学往往不可言传。庄子，对这一点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说明：“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真正的哲学，不能为人理解，尤其不能为“他人”理解……我们来，与其说是建立一种新哲学，还不如说是驱散关于“哲学”的传统神话……

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这是我们被人“理解”的条件。这条件无异于要我们以全部生命作为交换……我们象征的思潮终将从我们的身后涌起──把我们变成咄咄逼人之象征。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完全一样：同样不可理喻，同样抱定了自幼形成的习惯动作和自幼感染的思想气氛！

八、读康有为《大同书》

相传《大同书》这部“现代中国空想主义的开山之作“写于1902年。这颇有象征性，先是《大同书》和孙文的1904年的“军政府”思想，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的后遗症。说《大同书》在各个方位上都“开了现代空想主义的先河”，是溢美之词，因为它也是迫使现实压力的。现代空想主义，渴望在不改变人的生物性质的条件下用教育救国，并创造一类新人，结果却造成了“文革”那样的浩劫，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了赤贫的“无产阶级”，当然除了中南海里的那几个大地主之外。

文革破废了大量的禁忌，不仅毁了“文物”，还毁了人们心中的圣物，这哪里是什么“封建主义”！这明明是列宁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白种蒙古人的野蛮入侵。文革是在“与苏联决裂”之后开始的，表明上反苏，其实是沿袭了斯大林时代的原教旨，且变本加厉。

文革的“破四旧”，一方面固然是“打死老虎”、“杀鸡给猴看”式的暴力展览与虚声恫吓；但另方面，也说明“四旧”还对群众心理深有影响。破坏行为的出现，说明人们要摆脱破坏对象的原有魔力。这种心有余悸加剧了“革命”现象，也从反面表明中国社会在其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困难的深度。

一个被农村势力的卷土重来所窒息了的城市化进程，已无法采取自然的、和平的转型，只能诉诸“以传统的农村方式破除传统的农村文化”的手段了。其结果，是在农村的荒漠化之后，继之以城市的农村化。

文革的动力分析：

1、“社会精神病”的蔓延！犹如欧洲的“抓女巫运动”。

2、怀疑狂们以“左倾”为安全保护；导致互相迫害的过程日益扩大。

3、共产共妻压抑下的人性，终于爆发为大规模的“造反行动”。

4、有“斗”、“批”，而无法“改”，最后的“改”极为戏剧化地落实为林立果的“反毛”与邓小平的“非毛”。

5、“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回到文革前的整肃模式中去了。

6、礼崩乐坏的极端时刻：礼，是文化秩序的象征；乐，是心理和谐的状态。而日益左倾的毛派就是不能忍受别人的一点快乐。二十世纪的中国，被迫沦入礼崩乐坏的深渊。19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与七百年前蒙古帝国版图有惊人的巧合，这仅是一种偶合吗？

俄共革命的进程是：思想──社会──政治。中共革命的进程则与此相反，是政治──社会──思想，所以俄共是通过“思想改造”而夺权，中共是夺权以后再“思想改造”。这区别始于：中国革命是借助外力来推动和完成的，而俄国革命则反之。共产党在中国的掌权与共产党在俄国的掌权，意义也不相同：前者为改造中国，后者为加强俄国；因而掌权以后的命运也必不同。而西方共党与这二者之历史使命又有不同，所以干脆就无法上台执政。

如此看来，中共的历史任务主要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等中国的国家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走上了正轨，中共就无须继续生存了。这就是他的历史宿命，犹如秦与隋，与其他共党不同，结局自然也异。

现在这历史时期即将过去，新时代来临可期。现在的中国，虽然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并未完成，但思想革命已经开始。不过按照中国的惯例，思想革命都结束于社会革命之开始，这之后将会是一种“信仰的重建”，一种作为政治工具的信仰。治病须各种医药与多种方法，循序渐进，方能奏效。

九、社会主义的异常胜利

社会主义的可能胜利，就是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列宁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对此，今天已是有目共睹的了），只源于这样一个悖论：它在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即政治上凯撒主义），建设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即发达的贸易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

悖论的存在，不仅使其手段低效，也使其目标矛盾（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因此，越是经济发达的列宁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的手段就越趋解体；凯撒主义和经济繁荣之间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反比。

列宁主义的失败，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消解。事实上，在传统上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欧甚至美国，社会主义的因素是日趋强了，而不是日趋弱了。

以上两种情况表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功能是用来抑制生产力的“过热发展”的，而不是用来“解放生产力”的！福利国家的命运，提供了良好的说明。

列宁主义的世界在版图上，它恰巧是七百年前的成吉思的世界：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当列宁主义的世界发生动摇的1990年，我发出了“社会主义终将取得世界历史性的胜利”的预言，似乎费解。但我想指出：“社会主义”概念在它走向世界性胜利的过程中，将发生“质变”，从而形成一种“后工业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前工业社会主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极力追求工业化”、“极力攀比经济繁荣即资本主义目标的社会主义”等等。

现代社会已经太复杂，太“系统化”了。因此，任何伟大人物若仅凭自己的体能去改造社会、塑造历史已属枉然，“力拔山兮气盖世”过时了，甚至，仅凭个人或集团的势力去纵横捭阖、发动文化的革命也已徒然。唯一的出路在于：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宗教、一股清新的哲学风，或是二者兼有的“新意识形态”。破坏已经够了，现在需要创新了！而在“创新”之下，人口资源不再是中国的财富而成了负担。人口问题在满清及民国时代均非严重问题，为什么时至今日却成为中国的严重问题，需要“一胎化”的一刀切来予以解决？这其实是节外生枝的悲剧……

为了掩盖政府的失职，就要以“使人民免于饥饿”的借口，“以法律手段控制人口的增长”？也就是说，“为了人民免于饥饿就必须牺牲其繁殖后代的权利”？这岂不是有如“为避免人群互相残杀，就必须预先监禁所有的人”？这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这大错特错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说“应该有一种使人人平等的法律”，而是说“人人都应当平等地服从那个确保人人不能平等的法律”！

对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误解，使得环境资源惨遭破坏，勤劳的美德也败坏了；古老的传统也粉碎了，中国成了无所依靠的国际孤儿、世界浪子。在我看来，新意识形态、新的国家哲学、新的宗教文化──才是中国摆脱这一尴尬处境的秘方，是第三中国得以成立的内核，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石，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强身资源，是中国通往复兴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说“应该有一种使人人平等的法律”，而是说“人人都应当平等地服从那个确保人人不能平等的法律”！

凡此种种，还需要和环境保护意识、绿色和平运动，结合起来。对于朽木怎么办呢？只有把他充做燃料？朽木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其不可雕也的性质似乎正是朽木的特性。但是“枯木前头万木春”，说明枯木与病树还是有些用处的。特别是在一个繁荣社会，更需要枯木与病树来做点缀，体现多元化与文明化。要因势利导，因情设施、“把成见进行到底”，才是切实可行的社会法则。

后工业社会的来到，将解除“过量工业化”的人为紧张状态。它不要进一步刺激生产、刺激消费，反要抑制不必要的生产与消费，以缓解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它要降低竞争而不是加剧竞争。它拒绝列宁主义式的悖论：“手段上的降低竞争”（如“吃大锅饭”）和“目标上的刺激竞争”（如“五年计划”）；而是在手段和目标两方面同时抑制竞争──以实现逻辑上的内在一致，这才能实现一个平稳的世界秩序，它体现为经济状态上的零增长。而这，只能“与一个世界政府同步实现”。

只有世界政府，才能以理性的通盘考虑，解决“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除非它是“追求极度竞争的和增长的‘社会法西斯主义’”。

十、朝代更迭是唯一的出路

解决中国的问题，终究要用中国的办法。如，和平的、渐进的、协商的社会改革，在中国从来没有一次获得过成功；而唯有烽烟四起的王朝更迭，才是唯一的出路。

孙中山没有建立他的王朝，所以他失败了。

袁世凯建立了一个失败的王朝，所以他臭名昭著。

蒋介石有自己隐蔽的王朝，但是他的王朝未能使中国本部获得统一。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并非一次巴黎公社会式的人民起义，也非布尔什维克的武装集团暴动，而是一条中国式的王朝更迭之路。

中国人民不喜欢造反。即便活不下去而走上造反之路，也总是希望有一个英明领袖带领自己走出困境。这种臣民心理，使得中国人民只有看到了新王朝的气象时，才会以王朝更迭的信念开始支持造反，而结果出现得并不是欧洲意义的“革命”，只是中国意义的“治乱相循”。

毛泽东的“愚公移山”和汪兆铭的“精卫填海”一样，其实也是绝望的企图、失败的努力。人类不是上帝，人的移山只能是地面的作业，例如，移山的第一步是平掉土石方，第二步才是移动土石方，毛泽东平掉了旧中国，却建立不了新中国，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一穷二白。毛的废墟和荒漠，呼唤一种宗教的重建，第三中国才能随之形成。

唯有精神的厘定，才能导入新王国。这种滞后性，使得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三代而是五代，这也表明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及复杂性。中国革命将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一次最残酷、最剧烈、最彻底、最大规模的调整。它如果成功，中国民族的前途是不可限量；它所做的努力，将是人类空前未有的努力。

（1990年8月25日）

（另起一页）

第十篇

“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1、现代中国，像是“一块发了霉的蛋糕”，弃之可惜，食之有毒，不食饥饿，奈何奈何？

2、现代华人最少公益心，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他们甚至把贪污盗窃、行贿受贿当作“和气生财”。他们早已失去了汉人（第一期中国文明）和唐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规矩，在这样的人群中推行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无疑会造成典型的“欧洲错觉”。结果很清楚：不论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南辕北辙、事倍功半。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也救不了中国。

3、现代中国之“改造”与明清中国之“教化”，同为政权对人性的抑制：一为激进攻击的暴力、一为渐进压制的暴力；“改造”以“矫枉过正”为方针，“教化”以“长治久安”为目的，都是要限制民间的活力、巩固中央集权的贪心。

4、谁说民族没有古老与年轻之分呢？谁又说一切民族的起源都能够追溯到渺远的远古呢？许多民族是最近一千年内组建的，但中国民族却已经衰老了。而且就在最近几百年间，它丧失了年轻民族具有的许多活力，这是千年以来的“高压帝国”及其愚民政策、“弱民政治”的苦果。数也数不尽、理也理不清的“历史因素”──像一座座无边无际的坟地似的，压在中国的身上，压在我们的心上！而我们竟然能够忍受！由此可见，中国民族的衰老，不仅是社会结构上和文化上的衰老，而且是生物构成和种族上的衰老。于是，我们不得不指望一种彻底的革命，一种带有摧毁意味的变化──来挽救我们衰疲的社会文化和积弱的民族生命：使中原恢复生气、使中国民族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命运却让万千声的注血呼号付诸无言。

5、也许种族有着“无尽”的源头；即使民族不是这样。我们确实知道：民族的命运有兴衰，民族的寿限有定数。许多民族在历史洪流中消失了；许多民族在历史风暴中兴起了。消失者并未在种族上完全消灭，只在文化与社会上遭到抹杀。兴起者也并非从虚无中制造了一个种族──它，只是创造了一种文化模式与一个社会形态。

6、种族生活与民族生活的差异显示：社会主义其实一种复古主义，但中国去古已远，人心早已“不古”，因此社会主义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只有傻瓜和别有用心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再如二十世纪的“人民公社”，很大程度上是激进运动中涌起的一种选择性产物，是一种复古情绪的强制措施。譬如中国，有如先秦哲人面对绝世的礼崩乐坏之际，所产生的那种有关“井田”的理想，也有如王莽在汉代体制无以为继的劣势中，复活《周礼》及井田制的冲动。“人民公社”其实就是“人民井田制”，就是“人民政府的井田制度”，就是“苏联卫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井田制”。

7、但在现实中，实的复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除非那是依托某种“虚的复古主义”即“宣传上的复古”。而在实践领域，却必须吸取新式的适应，方能有效地“继绝世”。继绝世，也就是“复兴”。尽管所兴者和被兴者，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东西。这是一种“披着复古外衣的未来主义”！而未来主义的本性不仅是专断的，而且它那种目空一切的试验狂，最易招致社会文化的大紊乱。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1、有人说，中国的科举制很好，欧洲的文官制度据说就是参照中国的科举制发展而来的。科举制是选贤与能，比贵族的世袭制更现代化。比方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它学了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一千条、一万条，就是不学科举制。为什么？因为贵族主义的日本是不能选择平民做官的，只能是选贵族子弟来继承爵位与统治权，所以它学不了中国的建立在平民政治上的科举制。但是，吸取了科举制度的欧美文官制度却也没有贴上“中国皇帝恩赐”或“中国官僚主义”的标签。同时，这也并没有阻止西方向中国不断发起战争，反而使得这种战争规模更大、更有效率。

2、科举制的选贤与能，是为欧洲文官考核制度提供了原型，但它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科举制说到底是为大一统的集权帝国服务的，而大一统迟早会导致社会僵化。例如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成为民主国家之后，文官制与官僚主义很快就兴起了。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私人的进取精神即因此而衰退了。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开始时是私人企业经营殖民地，后来却被英国政府接管，非洲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十九世纪英国官僚体制的稳固与大英帝国的成熟和停滞几乎同步，这时它就自然地把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了。事实上科举制只是一种技术系统，作为社会操纵系统，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的官僚政府都可能创造来的。但无疑，中国在这方面最为成功。

中国科举制的长处在于，采取了一种重视人文精神的立场，因为中国精神向来反对武人专政，是重文治而轻武功的。而在较为黩武的社会中，也有某种类似科举制的“武官制度”运用着，比如说土耳其的禁卫军制度即是这样。它的能力标准是选择骁勇善战、武功超群的人做官，而不是选文官。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埃及的马姆留克奴隶王朝，统治阶级全由奴隶组成，在近代以前的人类史上实属罕见。它早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预言和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八百年，就奉行真正的“无产阶级统治”、“奴隶掌权的政治”了。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政治实体规定，它的统治阶级成员不能结婚，不能有后裔；即使隐蔽地组织了家庭，有了私生子，也不被社会所承认，更不能获得继承权。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要补充自己的有生力量，就到市场上购买幼年奴隶，进行训练，培养成为战士和政治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王朝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十三世纪时抵抗住了当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铁骑的大举进攻，使埃及人免遭北方蛮族铁蹄的蹂躏。从此以后，这个制度就仿佛获得了历史必然性的证明，一直保留了五百多年，直到十九世纪才被一个名叫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给摧毁了。他的办法非常残忍，就是把所有的马姆留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大概只有百人苟且偷生，逃出埃及。这个前现代的“无产阶级政权”就这样消灭了。

从阿里铲除无产阶级专政所使用的手段之暴烈残酷，也可以证明这个古代无产阶级政权的顽强性，所以，非此不足以克服它，而阿里之前一切想推翻它、但方式比较温和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个军事的、奴隶的“科举制”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即在于它非常遵守制度，决不假公济私，决不把政权交给高干子弟去把持玩弄，这就有效防止了腐败势力的渗透。正是这种“大公无私、胸怀全球”的风格，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获得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生命力。

3、“党天下的举孝廉”如“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彻底失败，是整个旧中国也就是“帝国时代及其尾声的僭主时代”，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漫漫长夜之后，新王国其兴乎！此时，我们看到：“非世袭的等级制度”与“社会民主”并不矛盾，而且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择优而仕的社会等级制度，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民主！而中国在帝国时代之所以能推行非世袭而以资历取胜的科举等级制度，就是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平民社会：平民可以当皇帝，也可以当宰相和任何高级官员、饱学硕士。

4、社会民主不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也不是一种一时利用而事后反悔的战斗口号，如列宁主义的平等学说。社会民主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兴盛的唯一基础。它是切实可行又有发展前途的“科举等级制度”、“资历等级制度”。也许“等级制度”这个词容易激起不好的历史联想吧，那么我们可以改称之“社会择优制度”。“学而优则仕”与现代文官制度、资格考试制度，非常接近的。社会主义不够精确，社会择优才够精确。只有社会择优了，社会才能兴盛。否则，“社会民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是堕落为廉价的、低效率的宣传。

5、为什么，现代中国的国际交流，竟形成了“向欧洲寻求真理”的可悲深渊？为什么，中国人的“学习”非得沦为一种宗法式的膜拜？并打上了“马列主义”的宗派印记、甚至“毛牌救主”的个人印记？这个是因为，中国文化已经沦为一种弱磁文化；这还因为，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已经陷入亡国状态。未来中国，一定要在现代化的同时祛除自卑，未来中国，一定要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坚持中国本位──这倒是我们该从欧洲人的历史所学到的第一要义。

三、一劳永逸

1、“一劳永逸”、“长治久安”曾经作为一个高明的战略而受到我们民族心理的赞赏。在这里，“劳”被目为不得已的苦差；而“逸”才是生活的可爱目的。这里透溢着一种虚胖的荡妇哲学的余韵。这种可怕的风骚甚至可以把“肥”与“美”生拉硬扯到一处，组合一个“肥美”的永逸世界。但是，中国人要使自己的文化充满活力，并使自己变得矫健，就得首先拒绝这些粘满了惰性的格言。

其实用一种冷静的眼光看一看自己的好古与复古主义的热忱，就会发现，我的此种倾向都是某种社会病症之表现。何谓也？由于民族之没落，人们都堕落了，我就像盲瞽一般看不见光明，我寻求又寻求不到，更无法看见欧洲文明的光芒。虽然欧洲自己已经没落，但它的光芒还将影响后世，甚至数十百年，乃至于更长。于是我只能转向远古的想象，那是被我理想化了的。否则，我们当代的黑暗生活就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2、说穿了，不是我们“被古人束缚”，而是“要古人为我们作证”。从经学家而非史学家看来，近人顾颉刚一类的“疑古派”，甚至走得比清人章学诚更远。在他们的眼中，《六经》甚至连史料也不是──只是一篇篇神话、一堆堆层积物。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经典多是出自政治考虑的创造，科学意义的“伪造”──古代生活被他们充分“现代化”了。

1960年代，有一个政治上的庞然大物和一个精神上的可怜侏儒毛泽东，作为“疑古派”的精神私生子──竟把这一“民族自贱心理”推向了极致：他说，中国文化除了一部《红楼梦》，什么也没有。他还发狂地推销那部私人小说《金瓶梅》，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他的手下陈云说他“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衣冠禽兽”。与此同时，毛却把中国的圣典打入“唯心主义”、“剥削阶级”的地狱，从而打开了中国文明的黑夜。伴随着“雄鸡一唱”的嚎叫，精神沉沦了……“疑古派”的后继者，就是这些所谓“批判继承派”。他们哪里懂得什么“继承”──连“批判”还没学会。

中国人的良知告诫我们：中国尚未死去，它，无须劫夺者们打着“继承遗产”的旗号──前来剽掠烧杀。中国文化将死而复生，中国精神的财富至今仍是生动有力的、鲜艳润泽的、活脱脱的──它哪里会有什么“遗产”来让俄国训练出来的国共两党们来“继承”的呢？

3、我们，是超越于国共两党两个中国的第三中国。我们，是经过文革恶火焚烧的一代火眼金睛者，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品攻心，因此具有了史无前例的免疫力。我们和那些打着欧洲或半欧洲旗号盘踞中国的第一第二们──本不属于一个世界。他们是以“强制解放”的名义前来奴役我们的外国代理人。他们和我们“不是同一民族”，和我们第三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目标、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完全不同的心理素质──所以我们藐视他们那些居心叵测的“强词批判”，我们拒绝那些一厢情愿的“夺理继承”！第一中国掠夺性的“批判继承”；第二中国未经认可的“强制征税”……必须停止。第三中国即将崛起！

4、中国二十世纪变风大盛，形成了两个中国。1980年代开始，变风重来，力图把漫长的近现代史在一夜之间重演一遍，这一“演习”必将诞生第三中国。康、梁当年断言，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多年（1789—1870年），中国比法国复杂得多，如果中国发生革命，非得大乱百年不可。这似乎不够深刻。在我看来，不是大乱百年，而是大乱几百年，直到新的文明成熟起来。康梁的错误，在于他们只有“政治史观”，缺乏“文明史观”。狭隘的视野使得他们无法洞悉事情的全貌、未来的走向。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中国在近代遇到的危机深重，是用传统的、“化”的方式解决不了的，所以它才像一个溺水者那样，手忙脚乱地、一个接一个地“变”。其幅度之大足以令欧洲国家眼花缭乱、瞠目结舌。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搞”了三百年，最后才搞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中国从康梁变法才半个世纪，就开始仿效，速度是俄国的六倍。比西欧的变化频率更是大得许多。西欧社会还保留着文化传统，从建筑到各种仪式，远比中国丰富得多，但这并未破坏它们的现代化事业。至于日本，在现代化方面虽然“进展神速”，明治维新不过七十多年就可以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向欧美各国宣战；但在社会结构上，其变化可能还不如现代中国。

上面这几项“中俄”、“中欧”、“中日”对比，很值得中国当代的反传统主义者思考。现代中国对传统的破坏无与伦比地大，但并未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立地成佛”。如再增加一个“中美”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美国虽然“最年轻的国家”，却有“最古老的宪法”。美国宪法已有二百年之久了，美国人还保持他们的法治传统，可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哪有二十年寿命的传统？连两年不变的规矩都没有。可怜的中国，哪里有什么“超稳定结构”，连“不稳定的结构”都没有，完全是一穷二白的荒漠！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

1、我们看到中国的时风，不禁为之震惊。中国固有的道德崩坏了，不但新的道德建立不起来，就连“欧洲虾夷人”的道德标准对“现代支那人”都成为高不可攀的灯塔（马列主义是中共的灯塔）。虾夷们，干了一些在我们看起来相当恶劣的事情，但他们可能并不会因此完全“堕落”，因为他们的种族特性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干了，就会完全堕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东西。

2、虾夷人的喜欢裸体，并不说明他们开化与文明，而只标志他们愚昧和野蛮。古代的芬兰、爱沙尼亚、日本人都是喜欢裸体与男女混合洗澡的，但他们原来并不文明开化。这种习俗是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殊习俗造成的。而我们中国民族由于数千年的礼制文明，已经很难适应这种野蛮的习俗。尽管不少中国艺人也随波逐流玩弄裸体，但他们内心对此还是充满罪恶感，无法像白人、黑人甚至日本人那样“彻底放开”。至于多数民众，对裸体文化就更难适应了。

3、考虑到这一种族特性，将来为中国立法时，要注意订立“礼法”。古代的“法”，实际只是刑法，古代的“礼”才是民法。我们要复兴中国，不但应改革刑法、订立民法，还应损益礼法，使之成文，以立教中国，泽被世界。

4、我们的理想，在于缔造一种注重社会治理、具有政治重心，而且精神支柱与文明重心互相合一的，或至少是相辅相成的国家体系。“用新的精神在新的基础上复兴汉唐帝国”，并冠之以周礼的“制度精神”。

5、“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精神贯彻新的手段──以复兴一个更大规模的汉唐帝国。“这是我们的计划。不过我们要清醒，严格说来──“复兴”只是煽动群众本能情绪的一个有力口实，“开创”才是它的真相。可以说，这才是中国近代史日益接近的那个目标。“汉唐帝国”──这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本体？答案无疑曰：一个现象而已。那么，在中国近代史的全部挣扎中──有个支配一切、塑造一切的本体吗？答曰：有的。这个本体就是：建立新王国也就是第三中国的努力。近代中国的一切事变、革命、破坏、建设──都是围绕这个本体旋转的：要么是直捷建立它的尝试；要么是出于无奈与绝望而拚命去清除它命中注定的拦路虎……尽管，这些努力都流产了，但是，朝向它的历史运动依然无法逆转。这本体在它实现之前，是不会消失的。最后它很可能集中体现在一个人格的身上。这个人格将被我们尊为非凡……为了这样的奇迹，历史可勾销、传统可毁弃：一切都可作为牺牲。有些是太牢，有些算少牢，有些只是微不足道的祭祀。

6、但我们还如此真诚地希望：保护传统资源、尊重那曾经留存过的一切！我们热忱地祈祷：宽恕并尽量利用历史的纪念品。愿我们巧妙借用传统的顽固力量，以完成中国革命，而不是通过摧毁传统来进行革命。愿我们能够巧用世界历史的趋向，来建立至少是开创一个“世界秩序”。否则，知道中国的动荡不会止息。换言之，除非世界范围内的新秩序已昂然确立，否则新王国也就是第三中国是无法全然成功的。而这，至少还得一百年！

五、超越现代

1、我的理想是：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力量来完成第三中国的秩序建立。这样无疑就改变了百年革命以来的习惯与走向，也必将改变了几十年以来的社会结构。几十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成见，似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毁灭传统及其文化的“革命努力”之上，于是一场愈演愈烈的毁灭与破坏便开始日益深入了。可是到头来，这场愈演愈烈的毁灭与破坏，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都是失败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破而不立。破而不立的厄运，隐藏了中国的独特命运。难怪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这表明我们需要于“革命”相反的努力，才能符合中国的实际。

2、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唯一结果，只是“改造了中国民族”──使之从“天下世界的臣民”变为“民族国家的公民”。当然这一公民化过程迄今远未最后完成。但百年来的历程也说明这一公民化过程，实际上是所有“改造”的前提。中国百年来，在其他方面的建树实在太可怜。可以断言，在二十一世纪某个十年，中国在物质及文化建设上的成就，将会远胜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全部成就。然而在倒霉的二十世纪，我们毕竟成就了一番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心理革命”，而心理革命将是一切物质建设可能成功的前提保证。这一改造与这一心理革命的结果，就是一种新理想及新哲学的诞生……我们就是这种理想与哲学的宣诰者。

3、我们将怎样使中国的传统来为第三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建成而服务？第三中国怎样使传统的力量化为革新的动力？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建设性的议礼、制度、考文阶段──第三中国如何建立新的秩序与新的文化？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达成一种认识、一种变化不断认识，一种相对环境的认识。这种认识会把中国伟大而独特、曲折而离奇的命运讲给人们听。于是我们终于能够理解：我们这一代愈来愈“离谱”的人，正是中国传统的“相反相成”意义上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是中国之道不折不扣的体现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些反传统者，甚至可算是中国传统的发扬者。第三中国的革命，决不是辱没古代圣贤：古代圣贤的精神与光荣，不断召唤第三中国前进，激励第三中国在新的基础与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意识与新的技术，复兴古代圣贤的精神与光荣！

4、也许我们将为父辈的罪孽而偿还沉重而惨痛的债务；也许我们将为子孙的幸运而预支鲜血淋漓的牺牲……历史对我们有所微词，俗人对我们横加指责，不过这些又算什么呢？只要我们自己问心无愧、不辜负自己的道德良知，就可以了。

5、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他不喜与众人交际，他的喜好也与众人大相经庭，他不能理解寻常的幸福，他视之为幸福的东西也被人们视为痛苦……那么，他的道德良知就不再是习惯与惰性的产物了，而是发自灵魂的一种分泌物。他之所以不为众人所理解，是因为他们太缺乏理解力与想象力了。蠡不能测海、管不能窥天，但是他却知道众人，正如他知道并理解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但愿他不要高估了众人的存在。他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他的心与天相通，他的性命与天命相连。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多么奇特，他的命运多么神奇，他的精神何其旺盛，他的思想何其飞扬！可是他却心若死灰而形如槁木，好像他的生命力已完成了。其实他的生命力不过转移到一个个更高的运动场所。他要使生命垂于不朽──他珍视的生命的力。这样一个人！他是生物学上的突变类型、易学上的卦主，他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人类进化的需要。他是一枝火柴，毁灭了自己却点燃了圣坛之火……

6、不错，许多国人憎恨“欧洲带来的腐败与堕落”；但就第三中国的灵魂而言，那早已不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了。你看这满腔热忱就会相信，欧洲的，尤其是日耳曼精神，那才是现代世界的出发点。第三中国爱自由，爱大海，爱太空，爱幻想，好冒险，想过动荡的生活，想过驰骋奔放的生活。然而我们生为一个中国人，看到民族现状，自由的天性却激起了一种反响：拒绝自由。于是想象中的往古，金色的赤县神州……开始浮现。这很矛盾？但这可能就是我们毕生的矛盾。然而，矛盾归矛盾，我们必须干下去，为了第三中国的意志与理想，或是说“为了历史”，“为了文明”！第三中国喜爱欧洲却恨其堕落，第三中国喜爱古代却恨其奴性：这不是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语带过的！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

1、现代欧洲的世界性扩张，不但根本改变了其余各大文明的发展线索，也已深刻改变了西欧文明自己发展的线索。例如严格说来，没有“美洲的发现”，就不会有近代的欧洲文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若无美洲的荒野和沃壤作为欧洲的园地，西欧文化决不至于如此飞黄腾达的。这个相互作用运用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同样的：如果没有中国作为日本的拳击对象，日本也是无从兽性大发、迅速发达的。从长久来看，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危险邻居，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能把“伦理”与“技术”协调得这么好。西欧文明呢，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已经进入末期，现在看起来，欧洲的命脉是要靠他的两大块殖民地俄国与美国来延续的。若把世界作“一揽子观察”，则施宾格勒所谓“西方的衰落”确实是其夫子自道。

2、尽管与此同时，内在的“衰落”也许还能经历一个历时数百年的“第二期民主时代”呢，如苟延残喘的宋代那样，一个世界性的专制时代还可望而不可即，在它来临之前，文明还将持续繁荣一段时间。若要使这个“后期民主时代”、“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成为事实，切不可照现代工业社会的模式而采取“放任竞争的丛林主义”，而须代之以唐宋时代式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识贵族制”……

3、正是所谓的“欧洲化”的特殊功能（相当于历史上的“希腊化”时代），使得“后期民主时代”成为可能。纳粹主义是被欧洲之外的英语国家联盟给击破的──这难道不是富于启示性的吗？等到“现代世界文化”的潜能被消磨殆尽之后，世界性的君主时代就要来临了。这就是我所预言的“礼制的天下统治”──我们为这“第三中国的扩大时代”立法：如孔子为汉帝国立法然。

4、一个要“顺守天下”的政治学说决不应当是轻视妇人之用的。它与“逆取天下”的政治学说不同，因为一种善良的“妇道”、“妇德”是稳定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这文明礼貌全然崩溃的现代，却最容易产生一种偏激的哲学，他们挑动性别战争，来达到分化社会的阴险目的。这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如果欲以此“人道主义”或“新新人道主义”来统治一个繁荣的社会，则不啻张冠李戴矣。须知“妇道”、“妇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结果，它是社会成熟的深入体现。例如，许多民族都有“处女情结”，它是制约人的动物性的，它是对人性的一种胜利、一种征服、一种攫取。所以类似的自我控制，必定要通过教化来实现，而不是“自然过程”的结果。

5、中国要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必须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入手。这种“观念”，既非欧洲式的自由主义或专政主义，亦非传统中国式的──它要根据第三中国在国际间的处境逐步形成的。但愿它不是预先订做出来的，否则它就像“毛语录”那样，很难成活。如果采用最为简化的表述，可以这样说：“以一元专制化之名，行多元自由化之实；以中国复兴之名，行现代化之实；以乌托邦之名，行扩张国势之实。”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

现代中国人常在传统主义与的反传统主义之间徘徊不已、痛苦万分。这是因为，他们始终未能听到这个神秘而有感染力的声音：“能复兴中国伟大传统的人，必须是个勇于反抗中国习俗的人。”

这个声音费解吗？并不。须知，要使中国再有荣耀，必先扬弃中国的俗气：“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中国的古代智慧如是说。而在寻求中国复兴的方案中，难道我们不需要从正反两个角度，来听从这智慧吗？相反或许相成，相反者带来的刺激量，有时会在相同者之上。

（1977年11月10日──1988年10月5日）

（另起一页）

第十一篇

“第三中国”的内外之别

一、心理救国

心理救国、树立民族精神，是“建设一个民族国家的必要基础”。

心理建设，也是人类社会与动物庄园的重大区别之一，心理建设的成败，因此也就决定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兴衰。

中国近代命运之所以坎坷，首先是因为国人心理建设的落伍，心理建设的落伍对我们构成的挑战迄今犹在。这一落伍，使得冠冕堂皇的“中国革命”，一一沦为“自觉不自觉的逃亡路线──为躲避心理建设的失败而采行的逃亡路线”。

在我们看来，心理建设的历程并非“勿走极端”，而是“尝试各种极端，最后回归于中庸”。这种意义的心理建设，乃是“心理救国”的唯一胜算。

“心理救国”如此理解中国事务：

1、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中兴”的前例。朝代也像是一个生命个体，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2、而一切被人称道的“中兴”其实都是刻舟求剑，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如太平天国以后的清朝中兴，其实借满人之尸还汉人之魂；名为复辟，其实维新──封疆大吏主导的洋务运动成为社会主轴。

3、中兴的力量决非已往的统治势力：如东汉的中兴、蜀汉的中兴，东晋、南宋的中兴，诸如此类，皆非已往势力，虽然他们在名义上还顶着前一个朝代的“血统”。甚至唐朝在武媚篡权立周以后的中兴，多少也是个假相──开元、天宝的盛世，不旋踵而冰泮瓦解、藩镇割据正式形成。不用讳言，其实武媚老娘早已摧毁了唐朝，她是朱温的开路先锋，正如毛泽东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但也葬送了马列主义。

4、近代中国的劫难是“党国”。近代中国的“党”，不仅是秘密会社，而且是八旗那样的军事组织。满清的内核是“八旗”，党国的内核是“党军”，二者的功能都是“军阀决定论”：孙中山的军政府、陈独秀的造国论、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5、中国革命的诸大“阶段”，其实并无多少实际内容。它的各自理想、口号、方针、旗帜、目标等等，不过是些诱惑群众、刺激领袖的借口。尽管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阶段”及其“运动”，也是为中国民族恢复生命所作的一种努力。也可以说，这是中国民族正在恢复其生活节奏和生存节律的一种表现。这样，中国革命的远景无非是导致一个新的民族应运而生，一种新的文化将作为本能的体现破土而出……

6、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由于中国民族原有的生活状态与欧洲人的生活状态在很多领域中正好相反，所以它们互相补充，便可以解救现代世界之弊。所谓现代世界，无非是“欧美化的世界”──尤如地中海区域公元前后多之百年的“希腊化的时代”……

7、当前中国局势之鸟瞰。我们如何因势利导地面对上述局势？不是心理战，而是脱胎换骨；不为统治权，而为文明化；不要复辟之名，而要法统之实。

8、重新组合中国社会……对这一远景的展望如下所记。

（1980年1月13日）

二、勐海旅店夜记

──坚持就是胜利，因为绝对的胜利是没有的。生命的原理就是如此，正如不朽的生命其实虚无一样。所以，多活一天都是好的。所以，一种思想、一个事业，能多维持一天的优势──就算得胜利一分；正如一个病人能多存活一天──也就算得胜利一分。

人们常说时间能毁灭一切；在时间面前，一切存在都等量齐观地脆弱。正因为如此──能拖延时间的，就是胜利者。一个城寨虽然注定要被攻陷──但坚守的时间的短长，肯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造就不同的命运。

对个人、对城寨的命运而言是如此；对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命运亦复如是。抵抗是持久的，抵抗具有永恒的价值。对任何存在物、尤其对生命体而言：抵抗乃是最高的、最终的、最根本的命运。文化、民族也属于生命范畴的延伸：抵抗还是一切生命的最终源头，是文明的起源。

英勇地、顽固地抵抗──也许不能挽救最终覆灭的结局，因为最终覆灭毕竟是一切存在物及生命体的归宿：但抵抗覆灭的活动本身，就足以创出一个新局，这种抵抗的本身，就含有莫大的力度、莫大的价值……一种事物抵抗的力度愈大、抵抗性愈强、抵抗时间愈久、涉及的范围愈广──这种事物对未来的影响也就愈伟大。它的抵抗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新事物的种子；它的抵抗不是过去的坟墓；而是未来的摇篮。所以：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对外抵抗的时间愈久──其价值也就随之而高：不是作为“过去光荣”的化石；而是作为“未来文明”的先声。

要“现代化”还是要“新文化”？按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格──我们的抉择无疑是后者。如果没有新文化，所谓“现代化”无非是一道毫无生命的拼盘、一堆充满噪音及污染的杂烩：这是与中国文化的精魂格格不入的。更何况“现代化”之于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一种精神上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文化入侵的病毒感染，是苦痛的民族性溃疡及其生拉硬扯的植皮──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文明疗法”，使得中国大乱却无法达到天下大治……

现代化的鼓吹者为了蛊惑人心，常常把“现代化”与“富足的生活”画上了等号。富足的生活使人羡慕……富足的生活也使人软弱还使人堕落。如果不是为了新文化，现代化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绝不健康。新文化则有双重功能：一，它包含着“现代化”的种种要素；二，它能解救“现代化”带来的危机，不论精神危机、社会危机，还是文化危机、经济危机。远见告诉我们：为了新文化的实现，我们宁肯“推迟”现代化的种种好处、甚至“牺牲”现代化的种种好处。而在新文化的光芒下──“现代化”的来临终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还谈不上会有富足的生活。富足生活的灿烂阴影，还没有笼罩在中国的头上。这也许是“不幸其表、大幸其里”，因为中国并不需要这种富足生活；中国不能要这种生活；中国要抵制这种生活；中国甚至要反抗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并对趋向这种生活的倾向，展开残酷的斗争。

这就是百年之内中国历史仍要铺展的基调。

对人民来说──富足的生活是唯一的“理想”，即欲望的乔饰。但对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中坚而言──富足的生活并不是必须的，它仅仅是实现高级战略目标的一个手段。但愿新兴的统治集团不要屈从人民的欲望这一压力；尽管这压力显得很强大，毕竟是可以“引导”的、即可以“移情”的。但愿新兴的统治集团──更不要使自己陷于富足生活的泥淖之中。不让人民富足，但更不能让自己富足：这是真正的强国健身之策。否则，腐化日深，不旋踵而灭亡。要想不使富足的生活腐化人民，首先不能让富足的生活软化自己。这里的“更”与“首先”──当然需要远大的眼光、伟大的魄力、巨大的勇气、强大的耐力……等等。

等到中国有效完成了“自我更新的运动”；等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代新文明的真正发源地；等到中国已是新世界的凝聚剂时──再让人们忘掉我的这些“病态时代的呓语”吧！

（1981年5月13日）

三、双重标准、双重道德

变革中国社会的人们将这样促进一个事业：使中国的欧美化程度达到一个“最适点”：这一最适点既能保证中国充分适应现代世界及其文明；又能不失中国的国本、不让中国自己融在欧化的浪潮中，就像古代埃及融在希腊化的浪潮中，最后走向亡国灭种。

这一“历史性的坚持”十分困难，但值得去尝试。毕竟，中国的体积大于埃及的十倍，多些胜算的可能。更进一步看，未来的中国还有可能使得自己的国本得以复兴，并作为“平定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利器，出现在全球舞台。

为此中国不妨实行：

1、锁国与开放的双重政策。

2、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行的双重制度。社会主义的本意是约束统治阶级，但后来却便成了放纵统治阶级去危害人民。

3、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封建等级为基础的伦常忠忱观念，而对待非统治阶级则实行法律至上为基础的机会均等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互相兼容的“双重道德系统”。

4、中国必须坚持内外之分。坚持不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与欧洲文化妥协、订立可耻的“和约”。我的意思是，欧洲文化的势力有一天不衰退到疲弱而难以自保的地步，中国就应当有一天不与它真正和解。一直要抵抗下去。一直要坚忍下去。决不被欧洲表面的荣华与富足所诱惑，正如不被它的武力与恫吓所屈服一样，而步其后尘，成为它的精神仆役。譬如围城，即使终将陷落，但由于时局的不断演变，多坚持一天，就意味着最后的待遇可能有所改观。文天祥终于死亡，可是他的牺牲尤其是他的坚持，他的冥顽不灵、他的忍而耐精神，不是在历史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注定将对无数英雄施行有力的催眠、从而延续了中国文明甚至促成了汉人复国吗？

5、考虑实行一种新的、积极的锁国政策。对外鼓动骚乱，促使欧洲文明及其世界秩序（现存的世界格局是由欧洲文明酝酿而成的）不断地、更深刻地走向颓唐与瓦解；对内厉行礼制，重新唤醒中国精神，即“文化创造者”的观念。这样，中国对外就可形成一种强大的反压抑力量，对内就可形成强大的压抑力量。这是被我称作“内外之分”的两面政策。

6、有一天，中国人的子孙们发展了他们祖宗的优势，弥补了或是克制了自己的劣势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成为天下秩序的奠基者，因为他们的祖先具备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而他们自己也习惯于世界统治而超越民族的政治。“中国人的子孙们”，或是种族上的子孙，或是文化上的子孙，后者的可能性及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前者。

7、在世界统治而非民族政治的两千年训练之下：

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伪善。

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忍耐。

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残忍。

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阋墙。

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一统天下、八纮一宇。

中国人最渺小的理想──身家性命，生儿育女。

他们最光荣的野心──上等华人应该具有统治种族的高尚品质；他们将放弃亡国时代最卑劣的野心──委曲求全、见缝插针。

（《淮南子·坠形》：“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高诱注：“纮，维也。维落天地而为之表，故曰纮也。」《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遍览八纮而观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

8、为一统天下、八纮一宇，必先贯彻一种积极的锁国政策。只有等到力量对比，已由这种忍耐、等待及两面战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只有等到欧洲文化的世界秩序格局已从根本上被淘空、而中国新文化的内在结构已卓然确立并意气风发之际，新中国才能结束新锁国政策，才能开始与世界真正混同。不过，那时的混同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被动混同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那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不是被同化，而是去同化。

9、中国人万万不可忘记一统天下、八纮一宇这个瑰灿的国宝，它必能赐福给中国与世界。新锁国政策的推行，需要一个信念明确、意志坚定、道德高尚、手段严酷并具有最高的纪律性的统治集团，需要它根据具体情况的制定并调整战略方针。其目的，就是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被欧洲腐蚀，且要选择、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同化整个天下万国。为此，不必顾虑中国在物质上的贫乏及科学上的幼稚。这些都是鸡毛蒜皮，总有一天，世界会为中国提供这些技艺与装备的。看看罗马人的历史，这一点就不喻自明。当然，中国为了加强及巩固“两面战略”，也必须适当发展这些皮毛，但切切不可为这些皮毛而损害甚或放弃至高无上的“两面战略”。否则中国的血就白流了！世界性的危机就无以挽救了！

10、“内外之分”的两面战略──这是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罗马法”。在这方面，满洲王朝曾有突出的表现，和西周王朝同样成功，尽管汉人因此而怀恨他们。这种两面战略的精神内核不仅是罗马法意义的“公民精神”，而且是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天子精神”。这两者听起来互相矛盾，但如果成功结合为一体两面，就将震惊世界。

……

四、“理解”的要义

1、想要创造外物，必先创造观念；想要创造观念，必先创造自己；想要创造自己，必先创造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向上爬”是一种创造，“改变环境”也是一种创造。

2、永远不要忽略：真正的理解、透彻的理解是在浴血奋战中完成的……理解，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刻板的、苍白的；理解，应该是而且永远是积极的、生动的、鲜红的！理解，就意味着行动。

3、思想之间的伟大搏战往往体现为思想本睡呢的淡忘、思想原则被弃置一旁……这时，占上风的只是行动至上的原则、效率第一的精神。但是，思想并未消亡；是思想在支配这些残酷、顽强、充满韧性的角逐。斗争的结局，决定着未来的人们将生活在哪一种思想神髓的风靡之下。这，就是“理解”的历史。

4、汉武帝使中国人得以“理解了”孔夫子……若是没了他，孔子是什么？那不过一束发黄的竹简而已，也许还化成了灰烬。阿育王使释迦牟尼成为佛祖。要是没有众多殉道者的鲜血和君士坦丁大帝的翻案，耶稣基督还被看作死在十字架上的刑徒。

5、《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前句否定了一切神学和宗教的真实性，后句否定了一切现实甚至现象的真实性。二十世纪所谓的社会理想和理想社会在其洞彻之下，都露出了虚假和伪善的面目；尽管二十世纪用虚幻的未来取代了虚幻的来世。楚狂接舆《凤兮歌》的后句，还否定了一切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真实性，对所谓的“历史科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讽刺。

6、生命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无常”。生命的意义，也就是不可重复性。可以重复的，就是缺乏价值的？但是现代中国的暴发户们，却在“集体主义”的幌子下重复发泄自己的兽欲、摧残中国民族的天理，杀害天理的使者……使者们的鲜血，渗透了已无生气的中国大地，也使这垂暮的大地呜咽不已。使者们的尸体，乱掷在荒郊，精神界的万人坑！这可不是什么日本侵略者的罪过；而是文化汉奸们的“精卫填海”、意识形态汉奸们的“愚公移山”等惊人杰作。但是对于他们的“改造中国”，暴尸荒野是一种深刻的幸福！那是与天地同在，以天为被、以地为褥……

7、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但不幸也是汉奸卖国贼比例最高的民族。民族败类执政掌权、丧权辱国，使得国耻日深一日，民族良心唯有在社会的底层痛心疾首。但愿中国不被任何异族灭亡。中国几千年的连续传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如此看来，精神倾向很重要。武士也有陶醉于声色醇酒之时，逃兵也有慷慨激昂之日，但由于二者根本精神不同，其结果亦不一样。誓死不回的迟钝，和临危而惧、望阵而逃的聪明，不可同日而语；和认贼作父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更是南辕北辙。

8、我怀着一种深深的悲观──注视、思想这一切“阴阳颠倒”对未来中国文化的毒害将是多么深刻！未来的中国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背上这一段僭主政治的孽障；并以此潜移默化自己的文化特征！但愿中国人“健忘”的劣根性能减轻二十世纪的流毒。如果真能这样，这似乎又证明“中国人的劣根性具有何等的优点”！

9、百年之内，中国还没有走向世界霸权的资本；而中国的居民更缺乏一个“统治民族”所必备的优秀品质。所以在此之前，妄谈世界霸权者，该斩。命运最终是否将这种资本与这种品质赐给中国？必须承认：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有些希望的征兆。百年之内，中国不应在“对外斗争”中消耗它的有限力量；而应在“对内斗争”中加强它的薄弱力量，这两个方向决定着中国新型的文化君王、一个不要“身家性命”的精神主宰──为在中国重建“文化创造”而不是“市民娱乐”的秩序，他将无情地厮杀、流血、舍命……文化的命运，将在无文化或反文化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决定──这似乎费解，但却是令人悲哀的历史常态。

10、中国人的“三分钟热度”是举世闻名的。你可以争辩说，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无法给予并不稳定的人性以稳定的支持。你也可以争辩说，这是由于中国人久久看不到可靠的希望，包括看不到一个有权威的人格。总之，子民们对这个被官阶窒息了一切生机的社会，只有报以沉默与消沉。偶尔，报之以沉默与消沉的另一面相：怒吼与暴力。中国社会，这是一个“人的语言无法发挥高级功能的地方”。所以，动物式的圆滑和沉默，以及同样是动物式的暴力与怒吼，就成了交替出现的社会痉挛。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造成了“一盘散沙”，而中国人的“三分钟热度”，就是“一盘散沙”的典型特征。“一盘散沙”、“三分钟热度”，其另一面相就是高压的专制。

11、自然力量对文明力量的这种显而易见的支配，培养了一种顺民兼暴民的双重人格。他们的驯服不是基于自律以及“高贵的效忠”，他们的反抗不是基于人格的独立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小人德草”迄今仍是我们的国民性，因此“风潮”成了决定一切的社会机制，其破坏性也因此发挥到极致。

12、在这片人类草原上，要长起一颗参天大树来是那样困难：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要来一场破坏性的“星火燎原”，却又是那样容易。结果中国经常是十年树树，百年树人，仍然不免于毁于一旦。中国的“薛尔曼将军”不断革命，前来布置这一血肉纷飞的大会演。薛尔曼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军的著名屠户，但却是作为“正面人物”载入了联邦历史的教科书的。但在中国，这种角色却数不胜数，而且远超薛尔曼将军。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连坐法、族灭法的历史复兴……这里将上演中国革命戏剧中最后的壮烈画面，最后高潮的惊人涌现。

（1983年4月7日）

五、超越传统的锁国政策

美国的“分期付款制度”和中国的“大办红白喜事”──具有同等的社会功效，这就是从物质上把群众牢牢束缚，在事实上使他们沦为负债累累的可怜虫、一天到晚为了还债而委曲求全地生活着，被迫从心理上和身体上沦为依附者。

上述制度的控制者们，永远胜券在握，他们用舆论迫使人们“消费”：使信贷制度得以实现的，是成功激起一种对物质的渴望；使红白喜事得以实现的，是一种宗教上的胁迫和心理上的攀比。信贷制度是积极的扩张，红白喜事是消极的应付，但同样都使得群众变成债务奴隶。只有这样，社会的控制才更为简易。

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deRichelieu，1585—1642年），曾任路易十三的宰相，他说牧民就像养狗，不能让人民吃得过饱，也不能让他们太饿。人和狗吃得过饱都会缺乏生活动力，太饿则会缺乏捕猎的能力。黎塞留不是等闲之辈，他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思想之先河，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他的饥饿理论，像光辉的灯塔一样照亮了历史的方向。

为了国家利益，必须使群众负债累累──但不要逼债过急；也不要让他们失去还债的希望。否则会逼使人民铤而走险、举行暴动。如果群众一旦武装起来，就会导致改朝换代的闹剧重演了。对于这个真理，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寡头国家，同样精通。

与此同时，千万不要使人民因欠债而失去对生活的依恋与热情，要使人民对生活充满兴味。为此，文化创造者和他的模仿者们应该过一种够得上“苦行僧标准”的日子。他们摒弃生活的一切诱惑；他们在生活之外建立自己的快乐源泉……但对人民群众却要实行另一重标准──务必使他们充分享受生活，以致变成生活本身的附庸。而人民群众的生活节拍，则完全操在“拒绝享受的苦行僧”手中。这样一来，社会、文明、民族的主宰，才可能较为持久地“通过操纵生活而操纵了人民”，但是他们本身却逃避了腐败的命运。

为了保证这样一个新文明的诞生，需要某种程度的新锁国政策。……新锁国政策──不是要把中国带回满八旗及共产党的老过去；而是要把中国带到新未来：世界舞台的中央。于是，“中国”的传统地位得以恢复。

中国若欲作为现代文明的闪亮登场：势必经过百年闭门的苦修。对于中国：这是隐退；对于世界：这意味着更好地复出。

新锁国政策意欲建设一个保护机关、实行某种程度的文化隔离政策。其目的在于保护新型贵族社会，不受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污染。

一切新兴的、年轻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来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它要求“内外有别”；它渴望一定程度的“文化隔离”；它追求本质上的“不同于人”、与众不同甚至标新立异。它还没有汲汲于追求“同化别人”这一优越感──“输出革命的传教士精神”，因为它还没有自满，也不在乎异己势力的致命威胁……它还有余暇，在养精蓄锐中孤芳自赏、玩味自相愉悦的美感。

只有走向衰落中的社会才是“开放”的。开放的社会吐故纳新，吸收一切病毒，满带一切走向没落的症兆。它已否决了严谨的自我约束力，而这自我约束才是强劲生命力的表现。从此，开放社会也就失去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威慑性和吸引性──极为内在的神秘魅力，因为伟大的生命从来都是“含苞待发”、内敛而不露的！

尽管“文化创造者”和他的仆从们如此这般地蔑视生活、嘲笑生活──但他们确有必要使人民热爱生活。要使人民深深地陷入生活的罗网──不但在情感上和理智上；而且也在事实上和概念上。要使人民陷入欲望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要使他们因此处于一种依附状态。不但在事实上与概念上处于一种依附状态，而且从此在情感上和理智上也愈陷愈深。

这固然需要世间头等的大手笔和一种超级的艺术能力来推动、营造；但更需要“文化创造者”作为“民之父母”的仁爱胸怀。他知道人民群众一旦陷入了生活、像没头苍蝇一样义无返顾──他们就无法再度构成破坏性的力量，而只能在偿还债务的希望中，心甘情愿地默默劳作。

“文化创造者”及其仆从有必要克己复礼，切记“双重标准”、“双重道德”的有效性。

“内外之分”──不仅适用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也适用于“文化创造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1983年9月17日）

七、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为了保证一个新文化的诞生，某种“贵族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而一个贵族社会的健康发展，才能有效防卫由它而兴起的新文化不遭毒化；为了凝聚新的世界秩序，第三中国还要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历史上的三大类型的贵族制度；从时间上讲：既是相继而起的；又是相互渗透的：

（一）独身的贵族制度

1、由独身者、“不顾家庭的人们”统率的社会。

2、两种独身贵族：劫贼、海盗、冒险家；先知、圣人、僧侣。

3、独身状态为常人所难，没有特殊禀赋者很难做到──因此独身者生来就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尤其当他以宗教的名义这样做……

（二）非世袭的贵族制度

这种制度实在构不成一种“制度”──因为它常存在一切人类社会组织中。强有力者、有统治能力与胆魄的人，常居上风。

（三）世袭的贵族制度

这是一种深刻衰落的表现。真正贵族制度的精髓是与这种“大人世及以为礼”的风尚背道而驰的。

上述对“三类贵族制度”的描述也许失之于“宰割历史”，但却可以提示我们，“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可能被人为地任意胡说。

我之所以如此提法，是因为我有一种历史的预感：未来的中国也会经历这三个阶段。

社会的最大活力其实来自第一种贵族及其强有力的表现，“独身贵族”将成为“文化创造者”的有力臂膀。

第二种贵族仍然能够成为新文明的有力开拓者与宣化者，但他们的表现形式在自己生命的末期已有衰落之兆。

至于第三种贵族──历史一贯对他们嗤之以鼻，称之为“蠹”。甚至今日中国已被无数之“蠹”叮满，尽管他们不叫贵族，而叫“公仆”。

“新锁国政策”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辅之以“社会隔离政策”。如此双管齐下，一个新的文化民族的曙光，才会冒出地平线上。

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第三中国的自新运动，在各个领域，共同奉行这一金玉良言的座右铭。

按照同样的逻辑，在中国境内要实行民族平等；在中国境外要实行种族平等。一切人类在“文化创造”面前平等。承认文化创造者的，就是新中国人；不承认文化创造者的，就不是新中国人。不论他们原来的种族背景如何、文化背景如何。而这一“承认”，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还是一个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甚至是一个“生命的决定”。承认文化创造者──就意味着全盘接受“创造的文化”。这是毫不含糊的。

不应排斥“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创造的文化；不应排斥“外国人”积极参与创造的文化。否则，一个崭新的中国民族就难以形成。新中国民族决不是现存中国居民的花色翻新或改头换面，而具有全新的形态、全新的功能、全新的质地、全新的心灵。全新的心灵要求全新的质地──否则，仅从“现存的中国居民”这堆原始混杂的材料中，很难锻炼出足量的上等货色来。

八、中国民族的一体化

中国的一体化：中国民族的同一化；中国文化的重新振兴；中国版图的再度复原……以及一个新民族的诞生等等──可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却是道德的象征、法律的体现。这就是第三中国的曙光。

政治之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是建立在二者互相调和的基础之上。但其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与地，只能有一个占居上风：艺术或道德，而不是“鱼与熊掌兼得”。对现代中国而言：道德比艺术更重要。艺术往往只是个人的独占品，道德却是民族兴起的必要前提。人人努力去促成并恪守新的道德，社会就能通过合力，实现新的生活及新的文明。

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一种新道德规范、新行为方式的体系诞生。其最终结果是“第三中国的出现”。

这一诞生：使得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文明创造的营垒，在文明史上具有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那样的位置。罗马共和国类似秦国，罗马帝国则类似汉朝，其中，元首制（Principate）时代二百多年，相当于西汉，君主制（Dominus）时代二百多年，相当于东汉。罗马与汉朝的例子表明，军事并不与文化格格不入：二者虽然有时相克；但也常常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还是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的。例如哥特式教堂的样式，就来自于突厥人的营垒样式；而突厥人的营垒样式，我觉得很像是来自于中国的烽火台。

（阿诺德·汤因比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六十六章《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中写道：“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这种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

而缺乏文化的武力，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像蒙古人那样，给自己的后代带来的不过是“反弹力量的灭顶之灾”。

在未来中国这个庞大的营垒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以及对于天子的崇拜：理应成为文明教养的标志，甚至化为普遍的风尚。这个“文明的营垒、创造的营垒”，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而只是一个工具：它的目的在于推进世界的礼制化，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它给予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一个稳定的压舱石，使它在文明史的风暴中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1983年9月17日）

（另起一页）

第十二篇

“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的成就导致现代的挫败

我发现，“成功是失败之父”，一如“失败是成功之母”。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巨大成就，导致它在近代的严重挫折，以往的经验阻碍了新的探险。

如此看来，中国民族两百年来走过的道路并非“错路”。进一步说，甚至连“黑路”也不是；虽然这条道路上没有灯光，没有掌声；甚至很少星辰，只有嘘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暗淡的状态。但是既然这条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就不能再被叫作“黑路”了。

有谁，先我而发现了这个至理？有谁，不是纠缠于斤斤两两的政治是非而喋喋不休？

据我所知：还没有过一个人，不因中国的近代史而羞耻。同样，还没有过一个人，在这羞耻中看到重大的启示。

有谁，敢于肯定这部中国受难史？有谁，不试图在这部受难史中谴责别人？又有谁，不以谴责某些势力、某些党派、某些个人为乐事？又有谁，不企图把中国的灾难归给某些人──视他们为罪恶与不幸的肇因？

什么人都只能说：没有谁。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然而我来了。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发明了一件空前强大的心理武器。我得知中国两百年来没有走过一点“错路”、甚至没有走过一点“弯路”。换言之，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必须的”、不可逃避的甚而是“必要的”、“良好的”、“至善的”。

这样断言是不是过于动心忍性了？

《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所以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切表现到脸色上，抒发到言语中，然后才被人了解。在一个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患，便经常导致灭亡。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

“成功是失败之父”这样的断言，实在合乎历史的启示并可验合于切凿的事实。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忘了来回答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结果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社会的方法来维持秩序，所以一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网去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败局宣告结束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能逃此厄运。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

由于中国的伟大成就和奇异的命运（成功），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失调（失败），就成为“无法逃避的报应”。正所谓，“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沮丧、绝望。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强大的惯性中挣脱出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伟大辉煌的持久成就。我在这里指的成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所体现的富有生命的发展潜力。且中国社会拥有一种奇特的凝聚力，难被异族所消灭、瓜分、蚕食，但这一特性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中国人特别地泥古不化，很不善于吸收新的知识。中国虽然内部动乱层出，而不彻底分裂，也是由于这一泥古不化的特点起了作用。这使中国在对抗异族压迫的时候，自然也体现为持久的抵抗力，所以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像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甚至半个印度文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那样，遭到回教的融化。

不。中国没有走“错路”，甚至没有走“弯路”。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这个“死不认错”，中国还将经历许多牺牲与困苦，那也同样必要；因为这都是中国走向“世界命运争霸之战”这个决定性战场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的事后聪明，不过是失败者的无奈叹息。据此我宣布──中国进程的“弯路”正是所谓的“曲线发展”，就像生命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出错”中演化发展的。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

历史的目的正在“弯路”中显现！

（1987年12月29日）

二、中国主义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1、文化的扩张遵循三个途径：辐射式（传教式）、渗透式（殖民式）、凝聚式（中国式）。中国文明的历史进展采取了凝聚式，而且凝聚式也比较合乎黄种人的保守特性，较为和平亦较为耐久！凝聚式的特点是所谓“处乎中庸”：既无辐射式之羸弱及容易蜕变，亦不似渗透式之横暴及易招反击。但凝聚式容易造成泥古不化，而凝聚式的进展则缓慢，无法实施西方殖民者那样的“跳岛作战”。

2、毕竟，中国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史官文明，在公元前千年就采取人文主义的思想，用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政治概念的力量来代替神秘的宗教，取代了一般的宗教即对神的崇拜，其结果是造成了中国的悠久政治传统。我把基于古代“史官文明”的政治称为“真政治”，因为它的着力点在“治理社会”；我把基于现代“政治挂帅”的政治称为“假政治”，因为它的着力点在“夺取政权”。前者是天命精神的王者在人间的实现，后者是唯物主义的军阀在争夺食物。

3、史官文明的真政治，其基本倾向可用十六个字概括：“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见《唐会要》第四十九卷。）这既有功利务实的用意，又不乏对永恒者的观照。这里，显然包含着对异教的宽容在内。甚至，含有对“本教”的消解。这种倾向与犹太系宗教的强烈排他性，可以说是毫无共同之处。在这里，宗教是一个教育，而不是一个真理。我们不妨把这种精神的兴起，归结为“对黄河斗争的副产品”。黄河凶猛、善变、难以预测，比海洋更为危险，因为人们无法躲避。在这种条件下生存的人民必须同心同德，否则无法应付洪水的挑战。

4、中国近代重新适应世界潮流，把中国从大一统的文化世界、自成体系的天下变成一个区域性国家，变成一个更大的社会格局（如“地球村”）的一部分，从此，中国不再是孤立的、自成一体的世界；而是成了更大世界之一部，这就需要同其他国家重新调整关系。在中国过去的传统下生活，中国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尽管一些少数民族也控制过局面……但文化还是以中国为主。在文化冲击方面，也遇到几次比较大的挑战……如公元前后开始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和中国冲突，随之而来的回教对中国的入侵。这一切虽然改变了中国的格局与命运，但还不足以融化中国，因此中国国民性还可以“依然故我”，仿佛化石一样泥古不化。但近代以来的欧洲压力，却迫使中国的态度发生根本逆转。

5、中国人从前是自我中心的世界主义者，现在欧洲的压力下，被迫重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即“现代人”。这在文明史上是一个退化，但在政治意义上则是一种再生：从老的天下主义者重新变形为新的国家主义者。我认为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革命”的根本方向。同时，也是鲁迅等人恶毒攻击“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动因。他们所批判的，恰是在大一统的父辈传统社会中有系统地培植起来的那种社会适应性与文化适应性。但在世界竞争的新格局下，这种社会适应性与文化适应性，变成了文化的不适应性与社会的不适应性。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来改造中国国民性、推动文化革命的基本工具，是从欧洲舶来的，即所谓“向西方寻求真理，。实际上是借外力来“改造”中国人的千年惰性。但现在百年革命过去了，他们所借用的外力本身也已经走到了尽头。从洋务运动的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到了维新时代的政治决定论，再到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社会革命万灵论，再到共产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无休止运动……不断用越来越激烈的方法以寻求解脱。越来越多，越来越眼花缭乱，直到最近的大量“新方法”、“新观念”的引进，似乎是新一轮的西学高峰，但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反倒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大量的向外取经活动并没有达到“复兴中国”的预期目的。

6、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一统主义始终都是中国人心理的一大要素。这种要素予中国历史的进展以巨大影响，所以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发展得像近代这样充分。尽管在政治学的其余方面，“中国”的概念那时已相当完备。从源头而言，中国中心主义及中国一统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不断发扬光大，全在乎中国的地理要素具有以华北平原为核心的合抱之势，还有相对隔离于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地理位置。也在于中国的种族与文明的某些特殊要质，例如单音语言、汉字系统的存在及发展，以及它对于中国人种的凝聚作用。

如此形成的“中国中心主义”势必将给世界历史的进程，以深刻影响。

汉唐帝国不但刑政略宽而不猛，破坏法纪现象也相对较少。而位于它们前面的那两个短命的秦隋帝国则不然；从最高统治者开始就“不按牌理出牌”。这是因为，长期纷乱与礼崩乐坏，使得人们无所措手足，临时性的措施，不顾前途的“干了再说”、不顾后果的“先斩后奏”，占了上风，“急用先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左右狂摆哲学”居然占据了统治地位，连自订的法纪废弃不顾了。

（1987年12月15日）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对于历史的思索，使我们想到，历史不可能永远在我们一边，即使我们是历史运动的推助者，是天命的忠实仆人。历史超越善恶：不像恶人所说的那样是恶推动了历史，但也不像善人所说的那样是善推动了历史，历史只有“易化”，无形的易化，易化于无形。

在人类思想的原始时代，“万物有灵”论曾流行一时，这在今天看来多么可笑；在人类思想的未来时代，“历史善恶”论也会变得可笑：把历史人物视为“有灵魂的人”岂不也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现代翻版？我们努力祛除这种可笑的迷信──可爱的人或可憎的人，并不能瓜分历史。

一个观世者。一个仅仅如此也甘于如此的观世者。他从世界观察中吸取灵气、酿成救世的良方。不论这良方能否“行得通”，反正它提供了一剂精神的补药！风水、利禄、宗教、裙带关系、审美情趣……作为人民生活的种种“不谐和状态”──经常会使精神形式感到侮辱。人民生活应该充满愚蠢的快乐和琐屑的平和；伟大的战争和痛苦的智慧──应由创造者们承担起来。可现在一切都颠乱了：人民在冒充精神，精神却遭到放逐。

其实事情应该反过来：“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沉沦命运的主宰者饿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献上我们的筋肉；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破落命运的主宰者渴了──我们责无旁贷地献上我们的鲜血”……只有这样，历史荒原中的“中国民族”才会突然醒来、并且“物质化”，虚空的虚空才会变得货真价实：

1、中国民族的定义：接受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2、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东亚大陆上作凝聚状地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散。扩张的“中原文化”，其最后表现形式即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即使“专制皇帝”也是以这一文化秩序的最高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

3、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多少次的“唾面自干”）和丧尽边陲之后，勉强保住了地理意义上的部分遗产。但“文化遗产”则失去了。“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份产业的天生主人，但这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笔资产。

4、“改造中国”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的压力。甚至是迫于“苏联的亡国奴”这一卑贱的身份。

5、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自戕自害”、“自我改造”的历史。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而且还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但事实上，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造文化结构，而是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人唤回全盛时期的那种精神；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

6、中国全民的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拥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并为这一宣泄提供某种极富魅力的文化形式。历史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去处，这就等于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从而使它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并铺张开去。如此，则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精力的有效新陈代谢”，变得日益健康和饱满，一扫千余年来横遭压抑造成的萎靡不振、结束民族生活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牛马状态。食草动物只会自相残杀而不会攻击肉食野兽，即使它体形巨大如牛也不会主动进攻。而食肉动物则全然不同，连杂食的小老鼠都敢于咬人。中国人要从“改造食谱”入手，去强化自己的生命力量。

7、黄河的不肖子孙们，已经丧失了祖辈的可贵品德，只在父辈的因循守旧中苟延残喘，并在西方真理所带来的毒害中、在马列主义的专政下奄奄一息了。“圣人出而黄河清”，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圣人能够保护自然环境，因为天生圣人、为民作则。中国文明的每一个进展，都体现为对于黄河的一个超越；中国的未来只有消除了黄河的弊害，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复兴、民族复兴。如果不能根除黄河之弊，我们就不能称为中国圣人的继承者。在这种意义上，南水北调之类的“工程”，只会火上浇油，加剧中国的衰落，而无助于中国的复兴。

8、古代中国并不比近代日本更少自我调节能力与对外应战能力，黄河并不比日本的小溪更为逊色。中国文明是在黄河流域的艰苦环境中，在抵抗严酷气候和糟糕地理的条件下诞生的！正是在困难的包围中，它产生了礼制文明。礼制文明照亮了黄河，也照亮了中国，也许还能照亮整个世界……但为了礼制文明的复兴，我们需要回到民族的原点、重新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回到黄河流域、解决那里的生态问题，我们就没有能力用礼制的秩序解决世界问题。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1）定于一尊

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愈来愈强烈地呼吁我们：中国唯有定于一尊方能得救。

不是汉武帝那样一元化的定于一尊，而是西周和盛唐那样多元化的定于一尊，多元与一尊的有机结合，能够开创新的中国文明。不是偶象崇拜；不是人体崇拜；不是权势崇拜；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折服与心理上的归顺。

中国唯有在精神上定于一尊；世界唯有在心理上定于一尊──才能走出它们在二十世纪共同囹圄其中的血腥杀戮与无边沙漠。当然，这个沙漠对于生态业已全面破坏的中国已是更为致命的陷阱，因此目前的中国比世界更为亟需救助者：中国需要首先得到自己的救助者，然后才能救助世界。

中国革命的一切空前破坏──实际上在为这个至宝来到扫清障碍。中国革命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宰──剥尽人皮、烧光书籍、彻底掠夺生产资料与生活必需品的全面专政……把人们误解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皮毛”与“文化时装”也一同剥除了：从而为“一尊”的真相大白，无意之间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正是在一穷二白的现代中国，文明的创造者才来到了我们中间。

那些被不肖子孙误解为“文化”的东西──只是一些人民生活的风俗和知识阶层的习惯。这是些没有灵魂的浮游物，它们粘附于某个本体，并非具有自身的生命。可惜国人对此知道得太慢也太晚了。为这迟钝付出的代价是亿万人民的枉死！不肖子孙先是误解了祖辈的意图，然后遗忘了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失去了自己的创造能力。现在让我们反过来：活动一下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就会想起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就能理解“祖辈的意图”了。

“救世主受难的时代，就是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这决非夸夸其谈，司马迁不是说过了吗：“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绝境中的创造”，这体现了“生生不已”的“周易原理”。能使中国文明死灰复燃、焕发史无前例的光芒、照亮世界人心的，就是“德音”。

（2）天子

两千年来的中国，皇帝及夷酋、土匪与流寇都自称为“天子”，他们完全篡改了“天子”这一“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英雄品质”，而让政治控制取代了文化创造，正是中国文明趋于僵化硬化的关键所在。现代中国因此遭了报应与天谴，专制政治和异族奴役这个压倒一切的双头恐龙，使得中国社会丧失了抵抗欧洲文明的内在创造能力。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不那么堕落的人们也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古董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具智慧的人们也只把四书五经、百家诸子（包括宋明诸子）、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延、附庸、皮毛血肉而已，决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因为它们都是“文化创造的产物”，而不是“文化创造的源泉”。在我看来，所谓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化创造的可能性，而决不是因此杜绝了文化创造的一切可能。

至于更为根本天子崇拜，就更是如此了。天子源出“文化创造的信念”，天子观念应该继续成为这一虔诚敬意的表达。有关天子的其余说法，不是“政治的滥用”、“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渎”、“神秘的欺骗”！至于天子带来的“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不过是一些文化创造能力的一些外在证明罢了。

中国传统最重要的“历史”，也是我们一切思考系统的出发点和一切行为系统的核心。“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感应”，曾被董仲舒神秘化地说成是“天人感应”，但这显然只是为了投合西汉人的风尚和口味。

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定向发展中，基本方向被简化为“归本于治”，但在我们来看，这就造成了单调与贫瘠，造成了开发过度和板结的土壤！在溯本追源的探索中──我们才赫赫发见了“天子”本是“文化创造者”！例如赫赫有名的黄帝，一个著名的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创造者。黄帝名为“轩辕氏”，顾名思义，他是造车的。他的妻子嫘祖则是蚕桑的发明者。黄帝还是医学的鼻祖，著名的《黄帝内经》说明了这一传统的纪念。黄帝手下有很多名臣和能人，他们每人都有发明创造。黄帝的阵营就是一个典型的天子集团。

在“创造者”的概念里，我们发见了中国文化的精魂，而非区区的方向。后来的方向，是从这创造的精魂中得出的……但我们不该让方向扼杀了创造，因此在必要的时刻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方向。为了生命的创造，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具体目标。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中国”的意识形态，后来形成了“国家宗教”的主要基础：

1、坚信中国是“天下”的“中心”。

2，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自然生出了最为杰出的生灵，给中国带来了秩序与活力、从而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福祉。

3、这个最为杰出的生灵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他和他领导的创新集团，必能起来主宰中国的命运。

4、中国人民的幸福终究要通过与替天行道的“大能者”的互动，来实现。

5、溯本追源，中国的一切：它的国土、它的人民、它的财富、它的资源、它的精神、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光荣……还是从这个“大能者”的圣德中派生出来；并受到这一圣德之消长的左右而不断运行于盛衰兴亡的大道。

6、上天给中国最大的惩罚就是令这“大能者”从中国隐退；上天给中国的最大恩赏，就是令这“大能者”重归于中国民族。

7、新的“文化创造者──天子”将从民族的原始土壤中兴起，而不是来自统治阶级衰弱猥琐的小圈子中。

8、“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新文化的最高象征；天子的新文化及其创造过程，是人类生活得以忘我超我的出发点。

9、“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智慧海”，是智慧的活泉。“文化创造者──天子”应当成为新民族的凝聚剂！一切现在意义上的“中国人”或“非中国人”──都可以在同一标准的测度下重新确认：他们对“文化创造者──天子及其文化”的态度是朝向还是悖逆。

10、中国人民对“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的永恒期待，是不会落空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真挚的、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中涌现出这种情感──能够改变天地！他是中国文化活的灵魂。只要这一期待继续存在──即使晦暗不明、柔弱无力、不绝如缕、奄奄一息──中国民族的生命力量还没有衰竭。

11、“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是强有力的精神凝聚剂：一种不可毁损、难以抑制的生命引力。他凝聚五光十色、参差不齐的人类物质──他分泌一代振聋发聩的新文化，造就一个空前未有的新王国。

12、“文化创造者──天子”一旦从人间退隐，他的文化系统就趋衰退和分解。苦难深重的人民！他们等待什么？──“等待真命天子”也就是“等待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们希望什么？──希望这惊动世界的横空出世会创造超越理性的奇迹！人民永远在真诚等待，具有“真正中国”的百折不挠与耐心十足，永远都怀着最动人的希望，特别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无君世纪，这个让中国备尝屈辱、不幸、兵荒马乱、流离颠沛的世纪！中国人民的期待若不落空，真命天子就要降临──把真正的天命兑现出来给世界看！

天命的仆人兴起发光，天命之子只听天命的呼唤！效率至高的工具，摒弃一切囿于自我的错觉、幻想，只看天命的图腾！

六、论“王道”与“神权国家”

从欧洲本位的论点看问题：当代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因为世界迄今为止仍被欧洲及其俄、美两翼的影响力所操纵，从而被迫卷入了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是从拿破仑到希特勒，于是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次进入了“欧洲的战国时代”。冷战开始，尽管战事在欧洲已经大体平息，但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却是刚刚开幕。全球情况非常复杂，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和欧洲相差一个阶段，相比之下，日本倒与欧洲比较接近，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甚至也比中国现代一些。

要使现代化之前的国家主动投入战国旋涡，真比登天还难。而只有等到这些国家全都自觉地投入了战国的怀抱，世界的统一才会开始。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前景，还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统一帝国如秦汉、罗马、元明清、奥斯曼帝国那样；我们所面临的不过是一个“纽带”色彩更重的、西周或唐朝式的“世界共主联盟”。不错，这是一种真正的国际秩序，但它既不像统一帝国那么残暴，又不像真正的“世界文化”那么丰富多彩。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衰颓沉沦，但这只是风靡世界的欧洲文化的衰颓──世界文化还没有真正地诞生！既未诞生，又怎么谈得上衰颓与沉沦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或盛唐时代的“中国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作为当时的“世界文化”，具有“共主地位”。我希望未来的第三中国，也能形成这样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格局。

我用这种崭新的历史观，送给世界两百年的和平。像西汉或是元首制罗马那样，把世界从战国时代的恐怖中打救出来！

这个“中国本位”历史观也许使得现代世界的欧洲中心论者们觉得很不中听，可是它却可能是真实的，它可为世界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就像奥古斯都或文景之治。但其前提，未来的世界要承认第三中国为共主，而不只是仅仅承认欧洲及其美俄。

新的“天下”将不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也不再是唐盛时代的“中国”，而是当今意义上的“地球”。

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要实现“统一全球”的希望还渺茫得很。仁德的西周，耀眼的盛唐，会在中国重现；但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它不会重演一次，因为世界需要的是实质的统一。需要实现一个“等视天下万民的王道”。

“王道”是什么？尽管千百年来对于它的解释纷纭无比，层出不穷；但是集合了许多解释之晶，我在《王道论》中已经把它阐明了──“王道”就是“间接统治”。王道的一切良政、一切善举，都不是出于善意的“仁慈”，而是发自“间接统治”的内在逻辑。所以，要想达到“王道”的理想，必先施行间接统治；要想保持“王道”的光荣，必先保全间接统治。

“王道──间接统治”，这是一种绝顶的艺术，也是一种危险的艺术；既是巨大赌注的艺术，也是重大收获的艺术！一种“柏拉图式＋孔子”的艺术！

间接统治并非一付万灵仙方，间接统治时刻面临着直接统治的贪欲、威胁及挑战。在历史途程中，间接统治只是一站，是一条长链的一个片断，所以西周会没落，盛唐会瓦解，教会的统治终于结束。

“王道──间接统治”，也不能逃避万物的共同归宿：灭亡。“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益寿延年的艺术，但无法永葆青春；“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走钢丝的艺术，但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他们的手就伸得太长了。

但王道毕竟有其伟大的收获，那就是文明的涌现！王道的奇特艺术是“文化创造者──天子”的独家技艺，其艺术的结晶与表现形式就是“神权国家”，而不是“神职人员的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1、各个时代、各种国家的“国家宗教”──它们的形态及色彩；宗教仪式及艺术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致力于创造一套关于这个国家及其必要性的种种神话，以便形成“具有活力的神权国家”。

2、尽管中国先秦的国家宗教具有“天地崇拜”的性质，但在汉朝以后却被儒家的“历史崇拜”等“非宗教的宗教”削弱了。对于“文化创造者──天子”的崇拜，却巧妙地把“天地崇拜”和“历史崇拜”组合了起来，从而糅合了神秘感与历史感，达到了人文主义与神灵崇拜的双重效果。

3、中国文化的这一精髓很可能为未来世纪──提供一种类似于“罗马法”的稳定要素和心理上的凝聚剂……中国色彩和中国样式的新型宿命论──很可能由一个“远东的斐罗（Philo，前20年—后50年）”传布于整个地球……

4、“中国文化的精髓”推崇“文化创造者──天子”；而不是“罗马法”框架内的“保民官”或“凯撒”。中国文化的精髓奉“历史教”为国家宗教，同时兼有保护自然的天地崇拜退居其次，这是因为，随着文明的进展，社会对人的影响已经日益超过了自然对人的影响。这是一种类似历史上儒教那样的双重教化；而不是罗马人的原始多神教或宗教无政府状态。相关的一个证据是：即使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东西，之所以能在中国猖獗一时，也是因为它投合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化的胃口。

5、考察一下历史：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罗马法这一罗马权力的根基逐渐失去了高级宗教的精神支持，由于不能提供一种适当的神格，由于不能提供一个普遍的神。最后，这种空白只能由基督教来填补；而基督教的教理却是反对罗马这个杀害耶稣基督的帝国存在的。

6、中国新型宿命论──历史教──的精神内核，则将不会枯竭，因为那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它有能力逐渐脱掉古来宗教的残破时装；而使新的教义符合这个科学时代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将比其他民族的“神秘教”，较能与科学合拍。同时，历史教也有神秘教的部分功能，无论历史教与神秘教的形式和表象有多大差异，它们内心深处毕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多少都能满足人们超越自我的灵魂需要、在崇拜中获得自我意识的净化。人人都可以通过“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的由衷崇拜，使自己在这一崇拜里分享超级权能，从而达到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这一安宁和这一秩序有助于建立人的内、外平衡，即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

7、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破旧雕敝、陈腐过时，因此需要产生新的宗教，用新的理性时装加以包装──为那颗不朽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居所，并得到新风俗的认可、新习惯的支持……在文化创造者──天子来到世界之后，中国的宿命论将这样逐渐麻醉全球文明。

8、以核武器的出现的标志，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意味战争的政治化，有限战争成为主流，穷兵黩武的全面战争愈来愈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中国近千年来最擅长的正是这种游戏，所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势必将进一步抵消中国文化的承受者们的“文弱”特点而使他们的“智谋”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机诈传统的文化集体，由它来主持“科学的世界秩序”也许不会窒息人类的创造精神。中国人具有协和自然的生物本能，而较为容易避免唯物主义的世界悲剧。

9、我多么欣慰于拯救了中国的两次世界大战！要不是有这两次“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同室操戈”，中国的前途将危殆矣。命运及时拯救了中国，尽管这种拯救现在看来只做了一半，还没有帮助中国从苏联的残余影响下完全解脱出来。但毕竟把中国从最危险的悬崖边挽救了过来……与此同时，也为“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历史的需要”。这一发展对中国也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天下统治传统”及“适者生存文化”的社会，由这个民族前来“主持这种世界秩序”，是顺理成章的。众所周知，中国人在“斗力”方面是远不如“斗智”方面的。所以，科学技术的惊人进展将为中国这一老朽民族提供一股巨大的复兴动力。世界历史、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既给中国的复兴提出了动力，又给它登上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让我们抓住这一机会，施展这一用武之地，发挥“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传统的历史因素”。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愿我们都不要违抗自己的主要价值。

10、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创造了这一强大的心理武器：

中国的命运已被证明为不可选择的宿命，众多的尝试业已失败，但命运演变的线索却日益现出它的宿命轮廓──中国走向世界政治那个巨大的背影。这个背影必将笼罩全球，把世界历史驱入一片新的荒野，为人类文明开辟一块充满原始气氛的处女地。这个背影──乃是中国此前两三百年的牺牲、动乱、神经衰弱、精神崩溃……的历史报应。这个背影所笼罩的世界将是安宁的乐土，这是中国的牺牲所换来的千年至福。

（1980年6月19日）

2010年8月整理修订上卷完毕

（另起一页）

后记

经过三十五年的思考（1975年—2010年），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惟有“铲除两国”，方能“实现一中”──是所至盼！

所谓“两国”就是“现代南朝、中华民国在台湾”和“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所谓“一中”就是并吞了现代南北朝的“一个中华”、“第三中国”。第三中国，才能让中国在几百年的衰败、内乱、分裂、外敌入侵、残暴专政之后，重新登上文明历史的舞台中央。

随着冷战的结束，一极平衡很快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南北朝似乎不同于周前与唐前的分裂状况；因为古代中国孤立于世界文明中心，现代中国则是现代世界的有机部分。现代世界的分裂、国际无政府状态，多少和周以前、唐以前的中国本身的分裂一样，是作为一个互相交往的整体世界的分裂，而不是不同世界之间的互不往来。联合国、世界政府的雏形，迟早会像一个“周天子”或“天可汗”那样君临文化多元的统一世界。尽管这交往意义的“统一”只是新的政治实体的前奏而不是其本身。只有等到这个前奏完毕，政治的统一才会出现。

而只有等到政治的统一实现已久，文化的黄金时代才会像春秋战国、南北二宋那样降临。

2010年7月1日

（另起一单页）

下卷·附录

二十八篇

（另起一单页）

第一篇

极权中国必将在全球化过程中瓦解

2011年8月6日

在考虑“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设计”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事务就是全球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其结果，就是中国国内的演变都是全球演变的一个延伸。

下面，我想从几个角度来观察、总结一下这个问题。

一、中国转型是全球交战的结果

太平天国（1850—1864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战败的结果，洋务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战败的结果；戊戌变法（1898年）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战败的结果；辛亥革命（1911年）是八国联军征服北京（1900年）的结果；北伐战争（1927——192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1914——1918年）；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194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的结果；文化大革命（1966——1969年）中苏共产党交恶（1959——1989年）的结果；改革开放是中美缓和的结果（1971——1979年）；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全面接纳中国作为和国际社会一员的结果（1979——2001年）。显然，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不可能脱节与孤立。因为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文革也不是“闭关锁国”的，而是对于国际事务的一个反应。

二、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

现在很多人谈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成就，不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经济起飞，很大一部分是对中国原有经济规模的复原，而不是新的进展。我注意到，1949年中国大陆废除六法全书、实行军事统治以后，实际上退回到了原始社会。于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模式，中国大陆1950年代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阶段），1960年代是“奴隶社会”（二阶段），1970年代是“封建社会”（三阶段），1980年代是“原始资本社会”（四阶段），1990年代是“官僚资本社会”（五阶段），2000年代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加入世贸组织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三、一百亿美元与一万亿美元

全球化给中国的影响极为巨大，有两个天文数字可以看出一斑：

1988年，台湾的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上提出，海峡两岸共组“实业计划委员会”，并建议由台湾的外汇存底中，提供大陆五十亿至一百亿美元的低利贷款，协助大陆经济改革。当时这算得上一个天文数字。

2008年，不过短短的二十年后，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加上其他美国债券，远远超过了一万亿美元。这在当今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一百亿美元现在对于中国大陆，不过是小菜一碟，连购买一个小城市的房地产都不够。

从负一百亿美元到正一万亿美元的差距，可以看出国际局势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事务确实是全球事务的一个延伸。

四、中国民主运动“水涨船高”

在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前，多数人晕头转向了，以为奇迹发生了，而不太理解这其实是全球化的一个侧影。

在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前，多数人认为中国民主运动彻底终结了，起码是彻底边缘化了；他们忘记了“水涨船高”的道理：中国的国力是水，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一艘船，水涨了，船自然高了。

中国的国力上涨，使得中国民主运动日益成为一支独立的、不依赖也无法再依赖国际援助的力量。

中国的国力上涨，使得中国民主运动日益成为世界局势的焦点，而不再是西方舆论中的花边新闻。

五、极权政体是工业文明的结果

二十世纪的极权政体是十九世纪的工业化的结果：工业文明创造的飞机大炮、无线电报，使得人民起义十分困难。但是，随着工业社会被信息社会取代，工业文明正在走入自己的最后阶段：信息已经整合了机械，民主即将取代专制。

互联网平台就是实现这一整合的超强工具。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创造的巨大财富，必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人人都有分享的机会，我相信，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即将出现在中国大陆。

极权政体既然是工业文明的一个阶段性结果，极权中国也就必将在全球化的后续过程中步步瓦解。

（2011年8月6日在纽约“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设计研讨会”上的发言）

（另起一页）

第二篇

不宜全盘否定辛亥革命

2011年9月26日

在对辛亥革命的“百年反思”中，有一种倾向需要防止，那就是把辛亥革命视为某些个人的努力结果，结果进一步衍伸，就会把这些活动分子的个人缺陷，扩大为辛亥革命的“罪过”。

例如著名的民国史评论家傅芮岚的《辛亥革命的功与罪》一文就多少有些这样的倾向。

傅芮岚认为：1911年武昌擦枪走火引发的辛亥革命，已近百年，海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党、功、运，粉墨登场、隆重庆典，把一场因暴力带来中国百年战乱与动荡的革命及其倡导者，无限上纲上线，吹捧成“伟大的”、“神圣的”，那种认贼作父、卖祖求荣、争当革命的孝子贤孙之态，丑播海内外。

傅芮岚认为：对于百年前的历史进行反思、避免中国重蹈一百年来苦难历史的覆辙，本应该是当今中国各政治势力应做到的事，可惜，这些互为对手（党、功、运）的政治势力，跟当年互为仇敌的国、共两党一样，为争夺革命带来的政权合法性资源，无一例外的选择了跪倒在革命的雕塑、国父的僵尸下，为谁是真正的孝子贤孙互相攻击。

傅芮岚认为：临近辛亥百年，海内外的独立知识分子从那些认贼作父的各种政治势力手中，扛起了对历史的反思、对未来的警醒大旗，对于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历史真相，以及辛亥名人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等真实作为，刨根问底、追寻真相，松动了国共两党百年来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涂脂抹粉的神圣脸谱，逐步还原了历史的真相。然而这样的举动，在革命的孝子贤孙眼里，却是非常的大逆不道，于是，在国内，就出现了《南风窗》编辑和记者因批评孙中山，而被停职；在海外，则遭遇了党、功、运的冷待。

傅芮岚认为：在这样的两面夹击之下，独立知识分子不得已，借着党国掀起的“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大势，佯装附和、实在揭批：凤凰卫视曾借辛亥百年纪念特刊，曝光了孙中山的黑社会背景、民国初建时欲出卖汉冶萍公司给日本、和1915年配合日军攻击中国胶东半岛的历史真相；而国内QQ网编辑最新的《辛亥百年系列策划之二：孙中山是小人吗？》，则直接用文章题目“孙中山是小人吗？”，来引出孙中山辛亥前后的劣迹斑斑。有兴趣的网友不妨点击链接（http://view.news.qq.com/zt2011/sunyatsen/bak.htm?pgv_ref=aio）或搜索“孙中山是小人吗？”来看看国内编辑的苦心孤诣。

傅芮岚认为：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罪，其实根本不用看国共两党为你准备好的、为你洗脑的历史教科书，否则你会被国共两党牵着鼻子走：大骂完封建、帝制后，再颂扬共和、民主，其实国共治理下的中国共和了吗？、民主了吗？中国在孙中山不择手段的好学生、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泽东治理下的28年，比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皇帝，对于中国民间的荼毒，还要坏上一百倍，这种结果，正是辛亥革命下的蛋：革命用暴力打开了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从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从1911年到1981年的中国人，承受了中国人有史以来最苦难的命运。

傅芮岚认为：值得讽刺的是，这许许多多苦命的中国人，在革命党人的洗脑之下，竟然跟着革命党徒，认国贼作国父，令人哀其不幸、怒其愚蠢。其实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罪，只需要看革命的代价及其破坏性。自1911而降70年，权力真空、政权更迭，中国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内战，并通过内战屠杀了最大量的中国人，在国力衰弱之后遭受了外敌入侵和亡国之难，百姓生活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直追五胡乱华时代，中共建政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又使中国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统治。有谁敢说，这些惨痛历史，跟辛亥革命带来的暴力手段、枪杆子里出政权，毫无关系吗？

傅芮岚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固然不可避免，但对于一个造成了惨痛代价的历史事件，不予以反思，还要高调褒扬，就是愚蠢了；这就跟汶川大地震没能避免，委实痛心，却要高调颂扬、多难兴邦的愚蠢一样。而更愚蠢的则是：那些本来蒙受革命苦难的中国人，却跟着那些革命带来权益的既得利益者一道，跪倒在国父的膝盖下，认贼作父、颂谀革命。

……

对于傅芮岚上述的许多看法，我都是赞同并赞赏的，但是我想指出他的“扩大化”：他把辛亥革命与其倡导者等同起来有失公允，孙中山等人的罪恶并不等于辛亥革命的罪恶。他的这一等于，其实没有加强他的观点，反而削弱了他的观点，例如他说“自1911而降70年”（自1911而降70年，权力真空、政权更迭，中国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内战，并通过内战屠杀了最大量的中国人，在国力衰弱之后遭受了外敌入侵和亡国之难，百姓生活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直追五胡乱华时代，中共建政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又使中国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统治。有谁敢说，这些惨痛历史，跟辛亥革命带来的暴力手段、枪杆子里出政权，毫无关系吗？），就低估了辛亥革命的负面影响。实际上，辛亥革命迄今并未结束：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街头屠杀、2011年还在发酵的两个中国（“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与“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斗争……都是辛亥革命的余波。这个余波绝对不止“自1911而降70年”，而是已经整整一百年，并且还将延续几十年。

在《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与非法性》一文里我曾经写道：

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记］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上面这篇《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与非法性》是在2008年9月10日发表的，现在三年过去了，我依然认为：辛亥革命并不是人祸，而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

辛亥革命比作汶川地震并不恰当，因为革命的人祸并不是自然的天灾。天灾没有好处，革命有其价值。辛亥革命是对满清屠杀政策的一个结束，因为满洲人发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正如日本人发动的“南京大屠杀”、苏联人发动的“镇反”、“土改”一样，都不是正常的战争与民族冲突，而是野蛮兽行，必须彻底否定与清算了结——仅仅为了这一点，也不宜否定辛亥革命的主流。

我认为：对辛亥革命可以做出三七开、四六开等的不同评价，但那是为了前进，不是为了后退。

辛亥革命的凛然大义，我们只要读一读“辛亥革命军前的马前卒”邹容千古不朽的《革命军》，就一目了然了。尽管，连邹容也有蜕化变质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危险性。而这一危险性到了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就培养了毛泽东一类的社会主义恶棍。他们用暴力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超级的“地主资本家”。

（在上海的法庭上，邹容和清政府聘请的洋人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耳。）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显示出连邹容也有蜕化变质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危险性。他的“中华共和国”也最终堕落为两个涂炭生灵的分裂国家：“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与“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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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中国需要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

（纽约知识界辛亥革命百年座谈会发言）

2011年10月8日

1911年辛亥革命，2011年我们纪念，回首百年风云，我发现国人对于“革命”一词的误解很深，几乎达到了南辕北辙的程度，所以有人才会喋喋不休要“告别革命”。

“革命”的本意是“复古之正”、恢复正常，中国古经《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革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指“鼎革天命”，也就是“恢复政治合法性”。例如：商汤推翻暴君夏桀的行为称为“汤武革命”。周武王推翻暴君商纣也是如此的革命。而秦始皇及其以后的改朝换代则很少被称为革命，因为那都不具有正当性。(博讯boxun.com)

在近代，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用“革命”一词来翻译欧洲语言中的“revolution”一词。

考“revolution”一词，本意为运行、公转、天体运行、环绕中心点的旋转。由此可见，革命不是制造非常，而是恢复正常；革命不是造反有理，而是拨乱反正；革命不是抢劫、绑架、谋杀、颠覆；而是物归原主、伸张正义。

中国古意的“革命”与欧洲意义的“revolution”是一致的，但中国现代的革命与此相反。中国现代的革命是变态的，革命成了造反、作乱，成了抢劫、绑架、谋杀、颠覆；“革命者”成了从事抢劫、绑架、谋杀、颠覆的罪犯。

英国革命的理由是英国国王破坏了古代的契约，革命是为了恢复契约。

美国革命的理由是英国国会违反了他自己制定的“纳税者有选举权”的法律，革命是为了恢复这一权利。

但是中国的现代革命呢？完全是东施效颦、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企图一刀切断中国的传统。

根据对于“革命”正解，我们现在来看辛亥革命，可以三七开。

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有两个方面是合理合法的，还有一个方面是无理非法的。

辛亥革命合理合法的两个方面：

其一，辛亥革命推翻旗人的“先锋队专政”做得对。因为八旗对中国的暴力征服是建立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的种族灭绝的政策之上的，和日本侵华的“南京大屠杀”、苏联侵华的“土改镇反”一样，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旗人的残暴统治无理非法，必须终止。推翻旗人专政，就是恢复多数人统治。

其二，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做得对。因为帝制是建立在秦始皇野蛮的愚民政策和弱民政策的基础之上的，到了元明清时期更是恶性膨胀。结束帝制，就是恢复古代的文明、恢复政治的制衡。

辛亥革命无理非法的一个方面：

辛亥革命的“共和”只是造成了军事独裁，做得不对。

辛亥革命使得中国“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给破坏了，三纲五常的倒塌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趋于瓦解，在这个瓦解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只能是军阀、土匪、流氓无产者建立的“国家”，再也无法维持一个文明的、有理的、合法的秩序，结果中国的野蛮状态日甚一日。

袁世凯假装要恢复“天地君亲师”，实际上是自己想做皇帝、当屠夫。

蒋介石假装要恢复“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自己想通过共和来实行独裁，后来还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做了袁世凯都没有做的“篡逆”之事。

毛泽东假装“要和一切传统实行做彻底的决裂”，却大搞宫廷政治、阴谋窃取了皇帝的强盗权力，做了蒋介石都没有做的“荒淫”之事。

邓小平以下，不说也罢。

这就是辛亥革命的无理非法的一面所造成的“日益野蛮状态”。要结束中国的野蛮状态，恢复文明、有理、合法的秩序，就应该首先恢复全体中国居民的权利，恢复“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传统。

这样悲惨的“百年乱局”要求我们：需要恢复“革命”的正当意义，共同努力，从“两个中国”的阴影下走出来，不再充当“两个中国”的分裂工具，为实现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内在的中国、一个君主立宪的中国、一个自行生长而不是东施效颦的中国，再奋斗一百年！

现在的中国，分裂、动荡，就像一个依然躺在百年革命的手术台上的病人——我们需要为中国结束这个长期手术，为中国缝合伤口。为此，我们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

中国的“最后革命”，就像英国的“光荣革命”，将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宪政，将给中国带来一个长治久安的盛世，将给中国带来一个超越盛唐的黄金时代。

（另起一页）

第四篇

废除两国论，建第三中国

2012年7月14日

2012年7月11日法新社巴黎电：“美洲原住民有汉族血统”。

根据刊登在《自然》杂志（Nature）上的最新研究，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是在五千至一万五千年前，经过至少三次迁徙潮从西伯利亚来到现居地。这项研究推翻一次大规模迁徙的理论，并显示美洲原住民可能与汉族血统关系紧密。

研究指出，大部分美洲原住民源自称为“第一美洲人”的单一人种。他们在最后一次冰河期快要结束前，也就是大概一万五千年前，从亚洲穿越白令陆桥（Beringia）来到美洲。他们现今的后代包括魁北克的阿冈奎人（Algonquin）、阿根廷火地岛省（TierradelFuego）的亚格汉人（Yaghan）以及瓜地马拉的喀克其奎语马雅人（KaqchikelMaya）。该研究指出，之后两次迁徙潮的人种和汉族关系相当紧密，而且繁衍出更多美洲原住民族群：“北极圈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族（Eskimo-Aleut）近半血统是来自第二波亚洲迁徙潮。加拿大的纳－德内语系（Na-Dene）契帕瓦族（Chipewyan）约有十分之一的血统来自第三波迁徙。”

领军这次研究的鲁伊兹－林纳瑞斯（AndresRuiz-Linares）告诉法新社，第二波与第三波移民可能是在上个冰河期尾声陆桥沉没之后，乘船来到美洲。

研究结果对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来说具争议性，当中不少人士依旧认为美洲原住民祖先为单一人种。

不过鲁伊兹－林纳瑞斯表示，研究的重要在于增加外界对历史和美洲人口分布的了解。

这项研究也支持语言学家葛林柏格（JosephGreenberg）1986年提出的学说，也就是根据语言差异，原住民是在三次迁徙下来到美洲。

……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对我们的认知有什么意义呢？

1986年出版、2000年修订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完整版）》中，谢选骏曾经指出：

就中国的命运，我们作出如下的观察：

夏商周秦汉所囊括的汉─藏连续体（包括苗、越），是中国第一代文明；

唐宋元明清所囊括的汉藏及阿尔泰连续体（包括朝鲜、日本、蒙古、中亚细亚，是中国的第二代文明；

现代中国可能进入的第三代文明，则是在汉─藏第一代文明、汉藏─阿尔泰第二代文明的基础上，回归“中国─玛雅连续体”，实现环绕太平洋的全体黄种人的合作。

这样的命运，当然需要首先排除马恩列斯这一“闪族─日耳曼─俄罗斯─格鲁吉亚无神论殖民主义体系”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

其使命是以太平洋为“中国─玛雅连续体”的和平之海，以波利尼西亚人和平开拓的精神，而不是以西欧海盗武装殖民的行径，再造新大陆的第三纪元。第一纪元是印第安人统治，第二纪元是欧洲白人统治，第三纪元可以为礼制的全球文明，奠定一个坚实的内核。

我们知道，这圣功决不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所谓的“伟大的综合”。因为它的前提决不是那支离破碎的分析。世俗化的分析时代已经证明是毒虫四起的乱世。分析不是智慧的唯一途径，综合不是创造的唯一路数。而真正的圣功意味着一种不可匹敌的历史觉醒，也就是从欧洲文明布下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而要实现《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完整版）》上关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预测，就必须首先建立第三中国。也就是《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完整版）》所说的“排除马恩列斯这一‘闪族─日耳曼─俄罗斯─格鲁吉亚无神论殖民主义体系’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

这个异体蛋白的具体体现，就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产物。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

唯有废除这样依附他人的两个附庸国，才能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

唯有这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才能成就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

是所至盼：废除两国论，建第三中国。

（另起一页）

第五篇

“两岸一国”与“第三中国”

2012年8月3日

（我下面所说的，不过是人人都懂的道理，是“皇帝的新衣服原来是没有衣服”。只是许多人谄媚权势，不把这层窗纱揭开罢了，结果造成以讹传讹的恶果。）

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2012年7月28日在哈尔滨开幕，中国大陆的“政协主席”在致辞时提出“一中核心是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国家”的说法。一时引发两岸相关学者及舆论的热议。大陆熟悉台湾问题的人士指出，大陆提出“两岸一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是对早前国台办主任王毅“聚同化异”的延续；意在摆脱对“一中”的纠缠，以便更清楚、务实的推动两岸同属一国的定位。此外，是否“两岸一国”也是试金石，可以透视台湾各方对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实质态度。可以说，“两岸一国”的提法看似简单确内藏“杀招”，不失为一手妙棋。

不过在我看来，“两岸一国”的提法，就是同时否定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因为“两岸一国”的提法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还原为“大陆”与“台湾”这两个“口岸”，而不再是两个国家。因为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大陆”，如果有人自称是“大陆的政协主席”，一定会让人不知所云的。因为说穿了“大陆与台湾”不过是“共产党控制区与国民党控制区”的地理名称，绝对不是政治实体的名称。

平心而论，“两岸”的提法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不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演变了百年左右，都还是不成熟的国家。“两岸一国”因此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个理想，是两个自称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岸、地区，逐渐进化，走向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就是并吞了、统一了、融合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政治板块的第三中国。

今年对两岸关系而言，是极重要的一年，8月1日是台湾通过“一个中国”涵义二十周年，也是“九二共识”的二十周年。目前，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结果反而凸现了两个中国（即第一中国的“中华民国”和第二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幸事实。

但是双方所赋予的解读不同，使九二共识更多地体现在两岸在一中名义上的争议。因此，在“九二共识”以及“一个中国”涵义二十周年前夕，贾庆林表示“一个中国框架的核心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寓意甚深。这是大陆首度对台湾总结的“九二共识”给予进一步明确的解释，抛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大陆版新说法。

对于这一说法，大陆与台湾的“专家”们给出的分析还是分歧不小。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认为，此说法恐怕会在台湾社会引发极大争议。他认为，“两岸一国”的说法让其中的弹性解释空间大为减少；而且直指国家重新建构含义，在台可能引起更大争议，这也是许多台湾专家的看法。

出席论坛的大陆中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周志怀则指出，这是大陆第一次对“一中框架”提出解释，认为“同属一国”是两岸政治互信新起点，不只更周延，还可搁置“两岸一中”内涵不同的争议。

原本，大陆与台湾对“两岸一中”的一中各有解释，大陆认为一中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认为是中华民国。如今，贾庆林的“同属一个国家”论未提谁是“中央政府”避开了容易产生分歧的部分。这也正是国台办主任王毅2012年初提出两岸应在求同存异基础上聚同化异。确实，以前两岸只要有争议就搁置，但现在有了争议可以协商折中。

大陆熟悉台湾情况的人士透露，在今年台湾大选后，大陆方面密集研究当前与未来台湾情势与可能走向，对马英九最后执政的四年寄托了极大的希望，认为是时候审时度势在对台方针上进行调整，在“化异”上下功夫。在马英九的任期内进可两岸达成“和平协议”;次两岸关系牢固纳入“一国框架”，将“一国”平台夯实。对于将可能引起的争论，大陆方面研判，就如“九二共识”刚刚提出时，也在台湾有很大反响，最后还不是成为主流共识。所以，只要操作得当，各方面措施跟上，两岸从“一中各表”到“一国框架”并非难事。再者，在两岸提法的操作上，台湾方面一直相对主动，“九二共识”本应该是强调“一中”，但被国民党解读为“一中各表”，更多强调了分歧部分，大陆私下很不满。

因此也需要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有自己的提法，更准确表达大陆官方的明确态度。而“两岸一国”的提出就反映了这样的思路。该人士续称，大陆提出的“两岸一国”，也是对应马英九的“一国两区”，但落脚点明显不同。马英九为降低舆论反弹，将重点放在“两区”上，而大陆更看重的是“一国”。大陆方面更认为，由于“一国两区”直接显示问题的实质，使在这个问题上试图模糊过关的言行难再运作，台湾各党派对其的表态及认可度可以分辨“真统”、“假统”;“真独”、“暗独”。如果真愿意两岸统一，只是因“国号”争执，就不会对“两岸一国”提法有太大反弹。而不想“一国”的人也会在此提法前一见分晓。所以是一招妙棋。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大陆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统一，贾庆林的“两岸一国”正好为大陆两岸政策解套，让两岸交流能更进一步，是大陆更务实的表现，已不在紧盯“国号”，但这也为未来两岸带来了很大的变数。

…………

上述“专家”其实各为其主，言不由衷。

在我看来，要解决“大陆台湾”这两个口岸之间的历史纠纷与现实难题，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大陆台湾”这两个口岸同时放弃“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名不符实的称号，而共同承认第三中国。

“两岸一国”的提法其实已经暗示了“第三中国”的存在价值，那就是“两岸的未来”。

“两岸一国”的提法其实已经暗示了“第三中国”的存在，现在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把这一点明确化！

“两岸一国”，就是“第三中国”。

（另起一页）

第六篇

中国人何时能建立“国家”

（英国人何以能建立世界帝国）

2012年10月5日

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而只有一个“家国”。

所谓国家，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所谓家国，就是“家族利益至上的国家”；在现代中国，甚至连“党派利益至上的党国”，都还是一个“家国的伪装”。所谓“家国”，不仅有“家国同构”的硬件，还有“家族主义”和“家族利益至上”的软件。

英国人能建立世界帝国并使得英语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语，也许不是偶然的。这多少得归功于英国人把法国人的“朕即国家”变成了“国王犯有叛国罪”。这比普鲁士人的“国家高于国王”更加激进，“国家高于国王”，这种观点的逻辑延伸必然是国家主权取代统治家族，但还没有把国家元首完全看作是国家利益的工具。

除了国家利益至上，英国的成功多少还得力于英国人的反应迟钝，例如，面对灾难时刻的镇静。远的不说，就说一个近的。

2011年3月11日日本遭到强烈地震袭击，紧接着日本核电厂反应炉心熔毁危机不断升高、连续爆炸，许多地区开始轮流停电，外国人纷纷离开东京，数个欧洲国家也劝告其国民考虑离开日本。美国驻日大使鲁斯说，约有1300名美国人住在灾区的五个县，没有确证的死伤报告。美国也有5万名军方人员驻在日本，他们或其眷属也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美国并未要在日本的美国公民离开日本，只建议其国民延后做非必要的日本旅行。

日本在地震和海啸中死亡的人数继续上升，警方15日上午说，确证的死亡人数为2414人，失踪人数超过1万5000人。日本放送协会(NHK)报导说，超过45万失去家园的灾民，已住进临时收容所内。

在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日本和国际搜救人员14日配合直升机与警犬，继续在灾区的瓦砾中寻找幸存者，而幸存者严重缺乏食物和饮水，在一栋建筑屋顶上的一群幸存者，写了一个大大的汉字“水”，让救援直升机可以看见。

法国政府14日要其公民离开东京地区数日，因为如果福岛的核子反应炉爆炸，辐射尘可能在数小时内就飘到东京。欧盟驻日代表团的三分之一雇员已经离开。德国大使馆雇员和BMW等数家大公司雇员的眷属都已撤离东京。

和他们都不同，英国人很冷静，认为不会有危险。这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次大战时为了保住密电码，故意让德国人炸死大批考文垂平民，异曲同工。

在这方面，说英语的美国人显然更为接近英国人，所以美国并未要在日本的美国公民离开日本，只建议其国民延后做非必要的日本旅行。这也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次大战时为了保住密电码，故意让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异曲同工。

在这方面，号称不怕死的日本人其实是略有逊色的，难怪他们会和德国人一样战败疆场。德国人、日本人，他们虽有勇气，但不够冷静。

2011年3月15日美联社的新闻报道怀疑，因为害怕核电厂的辐射泄露，日本首相菅直人临阵脱逃了。

福岛第一核电厂再有反应堆氢爆，令全日本都笼罩在核危机阴霾中，外国人已开始陆续撤走，多个欧洲国家都建议当地侨民考虑是否离开东京，法国更直接呼吁侨民离开东京“数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原本在14日再往灾区视察，但突然取消，被质疑跟外国人一样害怕感染辐射。

欧盟驻日本办事处三分一员工已经离开日本。部份德国公司如博世（Bosch）、戴姆勒（Daimler）、宝马（BMW）等驻日机构，亦已将所有外籍职员的家眷及子女送返国。德国驻日大使馆前日提出让外交人员的家眷返国，结果所有人都离开了。

在战争中屡战屡败的的法国，在面临核灾难的时候，在各国中的反应也最大，他们向在日法侨广发电邮，引述日本地震家意见，指东京可能发生七级或以上余震，又呼吁国民，如无必要留在东京，就最好“离开东京数天”，并警告如有反应堆爆炸，洩漏的辐射“数小时内”将飘至东京。触发很多法国人逃离。政府法国石油巨擘Total已在日本九州福冈市租下一整幢酒店，准备将僱员送往该处。

相对于其他欧洲人，英国人明显冷静得多，并不认为情况很危险。美国亦未有呼吁国民由日本返国，美国驻日大使罗斯（JohnRoos）只建议侨民“听从日本自卫队方面的指示”，但同时，英国政府也建议国民延迟非必要的访日行程。

外国人怕辐射撤走可以理解，应该带领国民熬过今次灾难的日本首相菅直人，竟有怕死、担心感染辐射之虞。他原本昨日再到灾区视察，但突然取消行程并解释说：“我原本希望可以再到灾区视察，但现在灾情危急，要留在官邸指挥救灾。”但有消息人士指，政府幕僚恐菅直人受辐射感染，故呼吁他不要前往。

和英国人相比，中国人的反应如何呢？

日本旅游厅证实，共有2,500名外国游客在各地震灾区失踪。大地震发生至今，中国驻日本各总领事馆及各地政府，都加紧点算在日的中国人下落。浙江省温州市政府昨日称，约有100名研修生在宫城县石卷市失去联络；有10多名中国女工，则在宫城县柴田郡下落不明；岩手县大船渡市亦有40名中国研修生与外界失去联繫。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及驻新潟总领事馆已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前往宫城、福岛和茨城寻找失联络人士，驻札幌总领事馆的工作组亦正前往岩手途中。

而台湾的外交部则统计，全日本有5,450名台湾留学生，有1,614人失去联络。宫城县东北大学是地震灾区最多台湾学生的地方，共有80人，由于该大学距离核电厂只有100公里，外交部已派出专车将37人接到东京，但是仍有11人失去联络。

“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虽然制度不同，但反应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停留在“调查研究”中，不作具体的援救工作。

台湾的外交部长杨进添表示，正考虑派机协助在日本的台湾人撤走，但目前没有确实计划，因为还未到需要包机接载的地步。当局会视乎往后情况，如有需要，会将他们撤至安全地方。甚至香港政府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暂时未计划撤走员工，因为距离福岛重灾区逾200公里。

面对灾难时刻的镇静：其另外一面就是百折不挠。例如在拿破仑和希特勒的“统一欧洲”的优势之下，英国也绝不妥协，正因为如此，虽然霸权终被美国巧取，但美国仍然用的是英国的一套，包括语言和制度，而在权谋上还赶不上英国的狡诈和老辣。所以美国在关键时刻，可以依靠的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不是欧盟和联合国，而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语加拿大甚至南非……这些“英语国家”。

和英国相比，中国就太机会主义了，首鼠两端，十年一小变，百年一大变，不能坚持正确的东西，更缺乏一个明确的国家战略，也留不住人才。

看来中国和英国的差距还是不小的。关键在于：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中国还处在“家国同构但家族利益至上”的“家国”阶段，甚至连“党派利益至上”的“党国”，在中国都还是一个伪装，一个“家国”的伪装。

李后主李煜《破阵子》词曰：“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生动道出了“家国”的末路。

同样经历了亡国变故的末唐诗人罗隐（833—910年），也在其咏史诗《西施》感时花溅泪地写道：“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第一句的宿命论，消解了西施的祸水妖孽论，不再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西施。因为这个夫差其实该死，因为他把伍子胥的“国家”（国家利益至上），变成了他的“家国”（家族利益至上）。

迄今为止，中国人最伟大的胸襟似乎不过是“家天下”。即使连儿子都不要了的毛泽东也不能免俗。毛泽东晚年没有了儿子，就抓住自己的侄子不放，连表侄女也不放过；比传位给儿子的蒋介石还没有出息。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蒋介石以及他们的继承人虽然都不争气，没有超越“家国”、进入“国家”；但是毕竟比袁世凯还略有进步。

袁世凯为什么失败？

就是因为他还停留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阶段，还想恢复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皇帝”称号，他还不懂得利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元首称号如“总统”、“总理”、“总裁”、“主席”、“书记”来篡党夺权。

当然，如果要想建成第三期中国文明并且使之超越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成就，那么“总统”、“总理”、“总裁”、“主席”、“书记”就不能仅仅在篡党夺权，而且要使“家国进化为国家”、要树立“国家利益高于国家元首”的范例。

鸦片战争迄今为止已经一百七十余年了，中国何时才能睡醒？这取决于中国何时才能形成“国家”。那时，中国才有可能一雪鸦片战争的耻辱，赶超并制服英国。

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个既无中华，亦无人民，更无共和，甚至没有国家的地方，这里只有奴隶和奴隶主，最多加上一些身为奴隶却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是主人的狗。

（另起一页）

第七篇

两岸统一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

2012年11月6日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插图本》第四十五章《现代的西方和俄国》里有这样一段话，同样适合于中国国情，特别考虑到“苏联（包括苏俄以及俄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在俄国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接触区域是波罗的海沿岸……这些国家在十八世纪都被俄国兼并了，反而变成了西方文化向俄国扩散的一个中心。”

这个事例不是孤立的。

就是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同样也有相似的过程，虽然汤因比没有谈过。那就是第一次南北朝时代的统一，北朝隋文帝的国家征服陈后主的南朝国家，从而实现了“祖国统一”。正是这个统一，带来了盛唐的格局、开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辉煌。

北朝（隋）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征服了南朝（陈），但在经济上文化上却被南朝渗透了：同样的过程现在就在大中国地区上演着：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压倒了南朝（中华民国），但在经济上文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被中华民国渗透了。

但是仅仅渗透还不够，还不足以实现真正的统一。

热爱中国、关心中国进步的人们，以前往往有一个思想误区：大陆如果并吞台湾就会使得中国失去了一个民主灯塔、自由希望，因此，大家应该尽量阻止“中共武力犯台”，为中国的未来保留一个文明的温床。

不过按照汤因比所论述的俄国历史，以及我们所阐述的中国历史，担心“中共武力犯台”会破坏文明的温床，看来是杞人忧天了。

不论按照俄国的历史经验还是按照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共武力犯台”都只能增进大中国地区的文明程度、加速大中国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而不是相反。因为不论俄国并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是隋朝并吞中国海岸地带的陈朝，最终都促成了俄国和中国的文明与进步。而不论俄国并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是隋朝并吞中国海岸地带的陈朝，使用的都是武力兼并的方式，而不是所谓的“和平统一”。武力兼并的方式，可以结出文明进步的丰硕成果，而“和平统一”的方式则闻所未闻。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武力犯台、解放台湾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中共成功地消灭了台湾这个政治实体，实现了“南北合”那样的隋炀帝壮举，也不能挽救其危亡，反而会加速人民起义的到来。新的唐朝、第三中国因此出现，第三期中国文明以盛大的序曲拉开铁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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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大陆和台湾同属第三中国

2012年11月30日

（一）

大陆新版普通护照内页地图涵盖台湾风景区，台湾当局随即发表声明称大陆当局“伤害两岸互信基础，破坏得来不易的两岸关系成果”。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26日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大陆一贯的立场。杨毅表示，大陆继续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政策没有变化，这件具体事情并不存在台湾方面所说的“挑起争议、改变现状”的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大陆不承认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台湾不承认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死结。

（二）

中新网北京11月26日电：下午3时，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九二共识”20周年座谈会。

王毅、陈云林将在会中分别代表中台办、国台办和海协会发表讲话，回顾“九二共识”达成的历史过程，阐述“九二共识”对于推动两会制度化协商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涉台研究机构的相关人员以及部分海协会在京理事出席座谈会。

“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结果却是说了等于没说：其结果还是表述为“两个中国”：作为第一中国的中华民国，作为第二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何打开两个中国的死结？

惟有第三中国。大陆和台湾一起承认：大陆和台湾同属第三中国。

事实上，大陆和台湾已经用他们各自的实际行动承认了：大陆和台湾同属那个高于两个中国分裂事实之上的第三中国。

（三）

2012年11月26日新华网北京11月26日电：新华社评论员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什么问题都可谈。

“九二共识”的缘起是为两岸协商寻求与奠定政治基础。两岸授权民间团体事务性协商开启后，需要双方为协商奠定明确的政治基础。1992年10月底至12月初，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举行会谈，会谈后又通过数次函电往来，最终形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两岸尽管尚未统一，但中国领土和主权并未分裂，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时隔20年，两岸双方再度确认这一事实，有助于维护一个中国框架，有利于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只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关系发展就能保持正确方向，两岸之间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什么困难都可以设法克服。未来，要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要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促进两岸双方就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从而为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开辟更宽广的道路。

……

既然新华社评论员说了，只要坚持“九二共识”什么问题都可谈；那么我就要对两岸分裂现状说：你们应该认真谈一下如何结束两个中国的分裂局面、大陆和台湾一起走向第三中国的问题。如果你们拒绝，那么就会被中国统一的大势所抛弃。

（另起一页）

第九篇

中共能创新政治制度吗

2012年12月2日

2012年11月28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题为“我们对中国的看法错在哪里”的文章。文章认为，GDP不再是中国领导人首要关心的事情，该国已经把目光放在追赶美国的另一个领域上——创新。最近参加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时，给作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领导人对缩小（同美国）创新差距的紧迫感。我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是时候要密切关注了，因为中国的紧迫感通常意味着后续行动。不幸的是，美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感觉：中国将一直是输家，它只会模仿。但现实是，认为中国在创新方面不能缩小差距的想法是幼稚的。我们可以从澄清普遍存在的错误看法开始。

第一，中国没有创新，只有盗版和模仿。其实，大多数创新始于模仿，美国也是从模仿“旧世界”的发明起步的。中国的很多“模仿”已经超越了仅仅复制美国同行的阶段。 

第二，中国的创新是自上而下和由国家引导的，而真正的创新则是自下而上的。硅谷的企业家们可能对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屑一顾。但请想一想，如果美国政府不资助给予互联网生命的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那么企业家们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第三，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太弱，不能鼓励创新。中国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培养一个有益于开放式创新的环境更加容易。当然，需要在使用知识产权与保护知识产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第四，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维持创新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而中国的品牌和软实力在国外既虚弱又过时。其实，中国影响力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地区的上升速度要比美国快得多。当中国的创新寻求意见或消费者时，当它们转向这些市场时，很可能拥有与美国品牌一样多甚至更好的机会。 

第五，中国的教育模式强调死记硬背，而创新只能在鼓励探索、批判性思维的环境中蓬勃发展。然而实际上，美国制度自身也有好多缺陷。比如，商务部最近一篇报告强调，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教育方面被落下的差距日益增大。 

诚然，中国的创新模式需要付出大量努力，但中国正通过许多途径学习美国。请记住，全球定位系统是美国国防部的产品，这没有错。但中国却是最先向人们提供罗盘的国家。 

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共政冶局常委”一行“七人共同”到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提出了新口号“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但是我们知道：创新并不是所谓的“古为今用”，也不是所谓的“复兴”，而是“在前人的终点上继续前进”。具体说，中国梦的实现应该是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而不仅仅是复兴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或复兴第一期中国文明（夏商周秦两汉魏晋）。

政治制度的创新，是一切创新之首：这不等于是“海外中宣部”的“美分党”的党员同志们所片面鼓吹的“要自由”、“要民主”、“要回家”的陈词滥调；而是一个更为常识性的“提高社会效率”问题。

不创新政治制度，一个社会可能提高自己的效率吗？政治效率，当然包括“反腐败的效率”。中共之所以不能把腐败的工作进行下去，就是因为缺乏现代政治医学的基本处方：三权分立。

只有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政治创新才是“在前人的终点上继续前进”。只有这样吸取了三权分立的精髓，才能超越西方民主政治，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而唯有现代政治医学（三权分立），才能医治现代的政治腐败。

看来，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最伟大的中国梦”，只能由第三中国而不是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落实完成了。

至于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的残余力量，自顾尚且不暇，哪有余力来推动整个中国的彻底转化呢？

（另起一页）

第十篇

第三中国兴起的国际背景

2012年12月30日

2012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发布报告称，在2030年之前，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将被颠覆，美国和欧洲国家将不再享有霸权地位，而是可能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与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分享这种地位。随着亚洲实力超越北美和欧洲，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这份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替代的世界》（GlobalTrends2030:AlternativeWorlds）的报告，每四年发布一次，旨在为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提供未来形势演变的预测。

这份166页的报告认为，“将不再有一个世界霸权。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支配权将转移到相互关系体和联盟中。”基于本地生产总值（GDP）、人口规模、军费开支以及技术投资来看，到2030年亚洲实力将超越北美和欧洲的总和。

尽管在新的全球力量格局中，美国仍可能是“领军者”，但国家情报部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几年就超越美国。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快了全球力量重心从欧美转向新兴经济体的进程，同时也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并引发了欧元区一系列主权债务紧急事件。

上述报告预计，未来二十年，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经济体将延续相对下滑的态势，而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哥伦比亚、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和土耳其等区域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而言将变得尤其重要。

随着人口和中产阶级扩大，全球能源需求预计将增长50%，然而由于对新发现的天然气资源加以利用，美国或将于2030年之前成为能源独立国。来源：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说，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将被颠覆，美国和欧洲国家将不再享有霸权地位，而是可能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与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分享这种地位。这是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替代的世界》(GlobalTrends2030:AlternativeWorlds)的报告所作的判断，该报告旨在为即将上任（目前的情况为连任）的政府提供未来形势演变的预测。

报告预计，未来二十年，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经济体将延续相对下滑的态势，而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哥伦比亚、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和土耳其等区域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而言将变得尤其重要。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快了全球力量重心从欧美转向新兴经济体的进程，同时也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并引发了欧元区一系列主权债务紧急事件。

随着人口和中产阶级扩大，全球能源需求预计将增长50%，然而美国或将于2030年之前成为能源独立国。

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报告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花四年时间收集情报、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该委员会负责长期战略分析，其上司是国家情报总监。预测工作从1996年开始每四年做一次。

项目主要作者和负责人马修·伯罗斯(MathewBurrows)是全国情报委员会顾问。他说，研究结果在最后发表前曾在20多个国家的不同场合报告过，听众包括学者专家、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也包括当地的情报人员。

据报告分析，虽然美国单极时代将会过去，但是2030年包括中国在内没有国家会掌握国际社会的霸权。美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将让给中国，但可保住主要国家的领导地位。

亚洲各国今后将继续像日本和韩国一样持有“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想法。希望在亚洲保持影响力的美国与海洋活动日趋活跃的中国之间对立可能激化，如果没有稳固的地区安全机制，亚洲的紧张局势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大威胁。

报告预测说，在最糟糕的情景下，美国变得内向，全球化进程停滞不前，各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与日俱增。不过这并非不可避免。技术革新被视为可以避免冲突的潜在拯救者，除此之外，竞争国家之间的合作亦很重要。

最好的情况是，中国和美国携手合作，从而避免两国为争夺资源而爆发全面战争。

报告的主要作者伯罗斯告诉法新社，如果亚洲国家的紧张关系上升，更多国家将向美国靠拢，并将中国视为“自己的敌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说根据此一最新评估预测，“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最大经济体，在2030年前的几年中超过美国。”俄罗斯的影响力会衰落。其他一些依靠石油获得收入的国家的经济力量也会减弱。

从现在到2030年，对全球安全最有利的情况是中美之间日益加深政治伙伴关系。但是，要让华盛顿和北京走到一起来，或许需要爆发一场危机，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出现核僵持局面，只有中美的果敢合作才能解决。

最不利的情况是，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停滞不前，阻碍世界各地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改善。这种情况可能在一场大范围流行疾病暴发后出现，即使疾病持续的时间很短，也会导致各国闭关锁国、实行经济孤立主义政策。

一种令人瞩目的前景是，经济富裕的扩散将缔造一个更大的全球中产阶级群体。“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上的多数人口不再贫困。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中产阶级将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及经济力量。”

但世界人口的一半可能将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意味着自然资源管理将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极端组织在世界政治舞台表现的程度，通过使用包括生物武器及网络武器在内的“致命的、毁灭性的技术”，也比现有的恐怖组织暴力得多。

该研究警告说，“更加分裂的国际体系会增加国与国之间出现冲突的风险。另外，不断增长的资源竞争、大杀伤力技术的传播，以及地区冲突的扩大都会增加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

最令人担心的是，未来的亚洲及中东战争中，可能会使用核武器。

中国将是最大的“规则改变者（GameChanger）”

美国这一情报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代的十年中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并足以成为一支能够改变世纪规则的力量。报告称，二战以来的美国取得的支配地位及“美式和平”将日渐衰落，随着多极化趋势越发显著，美国到2030年不过是“诸强中的一强”而已，再也不会是那个鹤立鸡群、号令天下的美国了。但鉴于凭借其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以及在全球事务中的深厚积淀，美国仍可能在多极世界中维持“首席”的地位。

对于中国的崛起，报告同时指出存在某种“不稳定性”，“如果中国不能实现向可持续、创新性经济模式的转变，那就只能是一个亚洲地区的首强而已”。

报告所分析的“世界大趋势”分为四个部分，包括“个体发展”、“世界权力的分散”、“人口统计学模式”及“食物、饮水机能源的关联”，其中在“世界权力的分散”着重讨论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领衔下的亚洲崛起及美国的霸主地位的江河日下。

到2030年，绝对的霸权将不复存在，自1750年来的西方崛起将为之一变。在综合全球实力方面，以GDP、人口数量、军事支出、科技投资来衡量，亚洲及拉美国家综合实力将超过北美及欧洲的总和。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将缓慢衰落。

中国当前8%至10%的增长率将成为“遥远回忆”

根据传统的GDP、人口数量、军事支出、科技投入的四维模型的分析显示，综合国力指数将在2030年后超过美国，美、欧、日实力指数则呈现大幅下降趋势。但据研究人员加入教育、卫生、政府管制等因素后分析指出，中国、印度实力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中国同样将于2040年后超越美国。报道还指出，中国和印度将在2030两大经济发动机，而印度在2030年增速或将超过中国。

在2030年，中国GDP很有可能是日本的1.4倍之多。对于印度，在2030年之前，中国仍然会领先，但从2030年开始，中印经济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换句话说，2030年的印度将是2012年的中国。到时候，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将提升，而中国经济增长相对会放缓。届时，中国当前8%至10%的增长率将成为“遥远的回忆”。

而且，中国工龄人口规模在2016年达到峰值，将从9.94亿降至2030年的9.61亿。而印度工龄人口规模到2050年左右才会达到峰值。报告还称，印度凭借其经济影响力，对巴基斯坦的实力优势也会逐步拉大。印巴当前的经济实力对比率为8比1，而到了2030年，这一比率将是16比1。

报告还提到，2030年，多个国家将经历发展转折点，除了中美两国外，日本、俄罗斯和欧洲也可能会经历这一转折点，这将对国际体系增加新的压力。就中国而言，其全球实力尽管会持续上升，但上升幅度会越来越小。

报道显示，中国在未来五年内人均GDP有望突破15,000美元，这将是一个触发民主化的临界点。届时中国的“软实力”将大为增强，引发一轮民主运动的浪潮。民主化的中国也将显示出更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如果中国在经济上垮掉，必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也势必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极大震荡。

“零霸权”给国际体系带来新压力

就“规则改变者”而言，报告还突出了可能增加的冲突。报告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变化，国家间冲突的风险在增加。重要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考量变化、对资源争夺的增加、对战争工具的扩散，使国家间冲突风险增加。但不大可能发生所有主要大国参与的世界战争。

报告指出，在未来20年内，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扮演“国际体系捍卫者”值得关注，而一个衰落的美国不愿或不再能确保全球安全，将是导致世界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亚洲和中东。

在改变世界的重要变量中，大范围的区域性动荡也是国际体系的一大威胁。报告称中东和南亚的动荡可能引起更大范围的不稳定，而“缺少一个稳固的地区安全框架”、“日益多极”的亚洲也将是最大的全球威胁之一。“对中国力量的恐惧、中国民族主义上升的可能性，以及美国仍然卷入该地区事务可能带来的问题”，将增加亚洲的不稳定。报告同时指出，如果东亚围绕领海争端的冲突无法化解，亚洲国家势必站到美国一边，中国届时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

而美国在未来15至20年内的国际角色、能否与新的伙伴重塑国际体系也是一大变量。

报告称，最可能发生的情形是美国成为“诸多强国中的首席”，美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仍具有广泛的优势，但单极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二战后开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终结，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将依据能否解决国际危机而决定。

报告还在推想了2030年四种国际格局的形势，其中“发动机熄火”是最糟糕的情况，即美欧注意力转向国内，不再在化解全球危机、维系自身全球领导能力努力。国家间冲突风险增加，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停滞。另一种“最好的情形”则是“熔合”，即中国与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带动更广泛的全球合作；国际多边机构经历改革并更具包容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在增长。

报告指出，在该委员会与各专家的讨论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主题”，“许多人都同意报告中提出的美中关系可能是塑造未来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报告的每一部分，“中国”都频繁出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经济增长趋势、综合国力、人口发展趋势、城市化、资源供给、粮食供应、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等问题都成为报告的关注点。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推出这份报告，当然不仅仅是要罗列出这些趋势或因素，而是要通过对美国甚至各国决策者的影响，来塑造有利于美国、符合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的未来世界秩序。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科吉姆（ChristopherKojm）10日在华盛顿强调，该报告并非要预测未来，而是旨在为新当选总统及其政府提供对未来15至20年内的全球战略评估的框架。

发布该报告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协助国家情报总监的工作，被称为美国情报界“中长期战略思考的中心”，全球趋势报告是该委员会重要的评估性情报产品，意在为新当选总统提供大约未来15年内的全球趋势预测，为白宫和情报界远景战略政策提供思考框架。

有分析称，在官方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霸权即将终结实属罕见。相反，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尤其是罗姆尼都在高调宣扬创造另一个“美国世纪”。不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声称要为决策者提供“最好的信息”，即“原汁原味的、不偏不倚的、无论其判断是否与美国当前政策相符的信息”。

这就是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兴起前后的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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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大陆和台湾加起来就是“第三中国”

2013年1月7日

2012年12月26日上午，北京“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范丽青就“两岸可协商‘国号’”的建议作出回应，称只要坚持一个中国，两岸之间什么都可以谈。

既然什么都可以谈，那么，建设“第三中国”的任务，当然也可以谈：不仅可以谈，而且可以做。

有记者提问称：在上个礼拜，孙亚夫先生到台湾去参加“九二共识”二十周年论坛，在这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大陆的学者说，等两岸达成“一中共表”的共识之后，可以共同协商“国号”，请问对于这样的意见，国台办有什么样的立场？

这个名叫范丽青的发言人表示，在民间学术讨论会上，大家有共识，也有分歧，这很正常。学者们各种意见和建议都在会上进行了表达。我们认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两岸之间什么都可以谈。

就在同一天，隔海相望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声明：“无法承认大陆领土还有国家存在。”马英九说，从他上任以来不断重申“中华民国宪法”地位的认知，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是在台湾“国防部”26日上午“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的台军陆海空军将官晋任布达暨授阶典礼上，马英九出席致词时表示的：台军要体认两岸关系变化与台湾安全的重要性，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领土”虽包括中国大陆，但治权目前仅及台、澎、金、马。

马英九说，“法理上无法承认在‘中华民国’的大陆领土上还有另一国家的存在”，但事实上却不能否认在大陆有一个统治当局行使治权，“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如何能够推动两岸关系？”

马英九指出，从他上任以来，一再重申前述的定位认知，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也是一种“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政权”的关系，这样的定位是根据“宪法”而来，当局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也是根据“宪法”定位而来，经历3任领导人都没有改变。

……

这个“特殊关系”是什么？

是第三中国。

“互不承认两个中国的主权，互不否认两个中国的政权”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已经呈现出第三中国的大致轮廓。

第三中国，就是在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之上的那个民族国家。

直接说：大陆和台湾加起来就是“第三中国”。

这样的中国即将出现了，或说，已经存在并且一直存在着。

第三中国好。

消灭分裂的“两个中国”，建立统一的“第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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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两个中国制造“逆向朝贡体制”

1013年1月12日

2013年1月5日，谢选骏发表《美国要向世界各国征收“国际安全税”》，指出美国的最大智慧就在于利用军队去向世界各国征收“国际安全税”，正如美国利用警察和法律向自己的国民征收“社会安全税”——这样美国政府才是真正的“世界警察”，而不是“白干活不拿钱的黑奴”。否则，美国军队就应该收缩到国内，不要去管那些不给钱的国家的事情，或是直接派遣美军进入那些拒绝交纳“国际安全税”的国家，就像派遣警察进入拒绝交纳国“社会安全税”的国民家里，强行收税。而如果通过美元贬值，来向世界各国输出通货膨胀、变相收取“国际安全税”，则会贻害美国民众、丧失美国信用、导致美国衰落，实不可取。

仅仅过了三天，“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就在1月8日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报告称，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总量的96.8%，是攫取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损失的47.9%，是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

该报告称，霸权红利是指霸权国家通过在全球建立的霸权体制，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其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寄生性、腐朽性等特征。该报告指责美国从全球攫取霸权红利的途径五花八门，主要包括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10个渠道。

为定量测算世界各国的霸权红利收益和损失，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组专门构建霸权红利模型，并计算出100个样本国家2011年的霸权红利情况。计算结果还显示：美国霸权红利占GDP比例达52.38%，即美国有52.38%的GDP通过霸权获得，而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占GDP比例达51.45%；美国人均占有霸权红利达23,836.7美元，而中国人均损失霸权红利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

健康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

如果没有GDP过半的霸权红利损失，中国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可缩短20-30%，完全可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到2020年，中国也有能力建立起类似北欧国家实现全民免费的医保、养老和教育等福利制度，建成共同富裕、高人类福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

在谢选骏看来，上述报告所谓“美国攫取中国霸权红利”，实际上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等制造的“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年来蓄意炮制的“逆向朝贡体制”所沿袭下来的恶果之一，是“不平等条约”的延续和变相复活。

而国共两党“逆向朝贡体制”的本质，就是把列强当作“中央帝国”，把中国自己当作“野蛮国家”，而实施的朝贡体制——这是对中国历史上所奉行的传统“朝贡体制”的逆向运用，所以谢选骏称之为“逆向朝贡体制”。

中国历史上所奉行的传统“朝贡体制”，基于“中国中心主义”，由中央帝国统领周边四夷。

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殖民体制同为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曾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古代历史当中，其中以东亚朝贡体制最为典型，这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制。东亚朝贡体制乃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制，中原王朝以天朝自居，透过册封，结合儒家思想体制，层层往外推拓（详见“曾向中原王朝朝贡的政权列表”）。而在某些时期，中原王朝由于种种原因也向其它强势的民族或国家进贡。（另见“中国历代进贡国列表”）。

（一）雏形是畿服制度

早在中国商朝时期，统治者便已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内外服制度，在这个制度当中，中国中原王朝的君主是内外服的共主。君主在王国中心地区（内服）设立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在直属地区之外外服，则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根据《尚书?大禹谟》的记载，九州岛之内的各地区，还负有进贡的责任。

周朝取代商朝之后，将这一制度细化，进一步发展出了五服、六服和九服的概念。特别是在《周礼?秋官?大行人》中，详细规定了各服的贡期和贡品的种类，还第一次提出了“九州岛之外，谓之番国”的概念，试图将这一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中原王朝尚未实际掌控的地区去。

商朝的畿服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部落军事联盟色彩，而周朝由于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思想，将这一制度系统化和理想化，试图作为已知世界的准则。但是，由于周朝采用分封制度，后期又陷入诸侯纷争，所以这一制度基本仅停留在纸面上。

（二）确立了册封制度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建立起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当时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匈奴外，并不存在可以与秦以及其后继的汉朝政权全面抗衡的政权。因此，除了以“敌国”身份对待匈奴之外，中原帝国便开始将先秦时期的畿服体制推广至已知的世界中去。

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之后，由于在已知世界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对手，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正式得以确立。在这时期的朝贡体制中，中原政权和其它诸国以“册封”关系为主。即各外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央政权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央政权对各地方政权往往直接封为“**国王”，如“汉倭奴国王”、“南越武王”、“疏勒国王”等。各受封国对中原政权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和提供军队等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汉朝仅仅册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来投附的地方政权，政策相当务实。对于其认为在可以控制范围内的政权，如若敢于挑战汉朝的共主地位，就会遭到军事打击，汉武帝就因此先后击灭南越、朝鲜、并远征大宛。而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如安息、大秦等，汉朝都承认其独立地位，并不试图进行册封。

（三）重组的羁縻制度

公元291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其后中原王朝崩溃，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华夏民族的中枢地带，原有的册封体制随之崩溃。直至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之后，朝贡体制方得到恢复。但是，随着唐朝的崩溃，五代十国和宋、金、元等王朝相继而起，整个朝贡体制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一时期内，往往同时有多个政权均声称自己是天下之主，要求周边诸国朝贡，各小国往往也同时向多个大国朝贡，更有一些国家一边接受朝贡，一边又向更大的政权朝贡。这都使得这一时期的朝贡体制呈现出多元的网状特征。即便是在唐朝国力鼎盛之时，日本、渤海等国也力图成为次级的朝贡中心，甚至互称对方的使节是“贡使”。

同时，这段时间内中原政权往往采取“羁縻”政策取代原有的册封制度，最主要的特点是，封赐的不再仅仅是王号，而是和直属官员相同的官职，比如南朝宋顺帝就曾封百济国王为“镇东大将军”，封日本为“安东大将军”。唐太宗时开始，更普遍封赐各内属的地方首领官职，设立羁縻州、县，以体现其“华夷一家”的思想。如渤海被封为“忽汗州大都督”、疏勒被封为“疏勒都督”等等。

元代时高丽国王被短期册封为“征东行省丞相”。此外，大元大蒙古国皇帝自称是西方蒙古汗国的宗主，但是受到各汗国的一致反对，只有伊儿汗国在忽必烈在世的几十年中承认元的宗主地位。后逐渐采用传统上的朝贡体制，例如忽必烈和元成宗先后颁发给伊儿汗国刻有汉字“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方印等。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羁縻制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唐朝军事力量笼罩之下的地区设立的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并进行象征性的进贡，但是负有一些责任，如忠于中原政府、不吞并其它羁縻单位和内地州县，以及按照要求提供军队等等，实际上中原政权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一种是所谓的内属国，如疏勒、南诏、契丹等，一般封为都督或郡王，有着自己的领土范围，但是其首领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中原政府的册封，不能自主，中原政权将其视为臣下，文书用“皇帝问”；一种是所谓的“敌国”和“绝域之国”，如吐蕃、回纥、日本等，虽然可能亦有册封，然多为对现实情况的追认，其首领的统治合法性并不依赖中原政权的册封，中原政权的文书多用“皇帝敬问”。

宋朝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第一种情况的羁縻州、县的控制，在部族首领之外，加派中原政府任命的监管官员，到元代逐渐演化成土司制度，实际上将其纳入了中原政权的领土之中。

进贡不等于册封，天下可分为：一、有贡有封，如朝鲜三国。二、有贡无封，如日本。三、无贡无封，沙钵略以前的突厥。

（四）鼎盛的朝贡制度

1368年，明朝建立，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它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制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

15世纪前期，随着郑和强大宝船队对印度洋的巡航，以及永乐帝朱棣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朝贡体制达到了它的巅峰，在明朝陆海军的“威逼”和“厚往薄来”政策的“利诱”之下，向明朝政府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65个。在此同时，日本对琉球；朝鲜对女真，越南对占婆、南掌等国，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中心。

这个时期，除了同明朝有直接接触的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外，在厚往薄来政策引导下，其它的一些国家对于明朝的朝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贸易往来，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朝贡几乎成为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手段，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

到了1644年，清朝建立，保留了明朝的大部分朝贡体制，只是要求各国缴还明朝的封诰，重新领取清朝的封诰。清朝明确将和周围部族的往来分为理藩院和礼部分别管辖。蒙古、西藏等地与内地的往来，视为国家内务，由理藩院管辖；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来往，视为独立的外国，由礼部管辖。唯俄罗斯因地处边塞，故仍交由理藩院负责，直至总理衙门设立。一些太远的国家，如苏禄（香料群岛），哈萨克，布鲁特也以险远不要他们入附。

（五）与条约体制的碰撞

1648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条约体制逐渐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主要国际交流体制。同时，殖民体制成为欧洲国家在与其它弱小部族交往时的主导体制。

随着欧洲国家逐渐同东方世界直接接触，这几种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冲突便开始发生。1653年，俄罗斯沙皇派遣使节，要求顺治帝向其称臣，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这种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国的统治者拒绝，而反过来要求沙皇前来北京朝贡。经过长期的武力冲突和外交斗争，中俄双方都开始认识到对方的实力，最后于1689年，两国按照欧洲国际公法的惯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之后又在1727年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次年互换约文，实际上确立了两国的平等地位。

同时，欧洲势力逐渐蚕食了中国清朝周边的各小国，日本也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之后，停止了向中国的朝贡，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这些都使得朝贡体制内的成员大幅减少。清朝中期，朝贡国减少到七个：朝鲜、越南、南掌、缅甸、苏禄、暹罗、琉球。

但是，这并没有动摇朝贡体制的基础。因此，直到1793年，随着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到访中国，条约体制和朝贡体制方才发生了全面的碰撞。马戛尔尼提出的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拒绝。

在鸦片贸易上，两种不同体制之间的摩擦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首次以文字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和外国平等往来，朝贡体制的基础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动摇。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朝贡体制被一个又一个条约削弱。1871年，中国清朝政府虽然一再以“大信不约”为借口拒绝同曾经的朝贡国日本签订平等条约，但是最后仍然被迫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朝贡体制开始破裂。随着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朝贡体制内最后的成员越南和朝鲜也脱离了这一体制，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六）作用和影响

朝贡体制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家、汉传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中国明朝灭亡后，日本江户幕府即有所谓华夷变态之论，朝鲜王朝也一度视清朝为蛮夷，但18世纪以后态度随着清朝的强盛发生明显转变，然而对内文件仍然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越南阮朝也以中华文明继承者自居，别人为“夷”，自称“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这里“中国”和“夏”就是越南代表的中国传统。越南并在印度支那半岛全力“改土归流”、“以夏变夷”，强迫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和将夷名“柴棍”改名“嘉定”（今胡志明市）等。然而，越南直到1885年被法国侵占，一直为清朝的藩属国，甚至“越南”这一国号亦为虏王嘉庆所定。

日本在二次大战前所制定的国际战略构想“大东亚共荣圈”就某种程度上和中国的朝贡体制类似，只是核心由“中国”和“中华文化”改为“日本”和“日本文化”，这也是受到中国朝贡体制的影响而制定的。其实，“日本”不过是“中国”的翻版：“日”对应于“中”，“本”对应于“国”，以此调和“中央帝国”的思想与“日神建国”的神话。但是“大东亚共荣圈”也有效法“门罗主义”之处，故此政策也被视为是殖民统治的一种手段，因此较中国的朝贡体制更具争议。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严重紧张，其导火索是“钓鱼台列岛领土争端”，其背景却是“逆向朝贡体制”之存废——中国有无能力走出两个中国时代、现代南北朝时代的“逆向朝贡体制”，这是一个实践的检验。

（两个中国时代、现代南北朝时代，并非从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开始，而是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开始。两个中国时代、现代南北朝时代的结束，有待于消除国共两党的割据、统一现代南北朝。）[博讯来稿](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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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

唯有改旗易帜，方能统一中国

2013年2月6日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产物。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

唯有废除这样依附他人的两个附庸国，才能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

唯有这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才能成就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

是所至盼：废除两国论，建第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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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篇

第三中国诞生于第三次中日战争

2013年2月7日

2013年2月5日晚间，“日本国”的“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召开紧急记者会，称1月30日10时日本“夕立”号护卫舰在东海公海海域遭中国护卫舰火控雷达瞄准，当时两舰相距3公里。此外1月19日17时许，日本军用直升机也曾发出遭到中国军舰火控雷达瞄准的警告。

根据小野寺的说明，1月19日下午5时许，中国驱逐舰的导弹发射雷达瞄准并锁定了从一艘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上起飞的战斗直升机。30日上午10时许，中国驱逐舰的导弹发射雷达也瞄准了海上自卫队的一艘护卫舰。他说，由于这种射击用的瞄准雷达周波数十分强，护卫舰当时就拉响了战斗警报。经过海上自卫队的慎重分析，这种周波数是来自于中国驱逐舰的导弹发射雷达。

小野寺没有透露日中两国军舰对峙的海域，他说“这牵涉到自卫队军舰的活动秘密，不适合公开”，但是他承认是在东海海域的“公海”上。并表示，中国驱逐舰和日本护卫舰之间的距离为3公里。

另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图片，大波号舰载直升机疑似是遭到一艘中方054江凯I型护卫舰锁定。“夕立”号则是遭遇了一艘中国海军053H3江卫II型护卫舰的火控雷达锁定。

反应：日军拉响战斗警报

小野寺表示，虽然不能推算出这一种异常事态会不会导致武装冲突，但是现场确实十分紧张。日本护卫舰当时就拉响了战斗警报。小野寺称，这种异常事态迄今为止在两国海军间没发生过，走错一步，将会导致重大危险事件的发生。

小野寺昨晚到首相官邸向安倍晋三报告了海上自卫队的雷达分析结果。小野寺表示，安倍首相做出指示，一是要求迅速处理此事，二是要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

分析：仍属礼尚往来

分析称，虽然从军事角度上看，火控雷达锁定目标后，立即可发射导弹。但是，以目前中日关系形式看，还绝对没有到双方剑拔弩张的事态。中方舰艇历次出岛链巡航，都会遭遇日本舰艇和P-3C巡逻机的跟踪，日方目的也是收集情报。中方舰艇此举不过是“礼尚往来”。

新闻助读：“夕立”号常盯中国舰队

“夕立”号属于日本村雨型，编号DD-103，排水量5100吨，舰员165人，最大航速30节，装备有SSM-1B反舰导弹，垂直发射型海麻雀对空导弹，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和1座76mm舰炮，可搭载一架SH-60K直升机。该舰常年部署佐世保基地，是监视中国远洋编队的“常客”。

日本媒体：中国军舰“在战争边缘行走”

日媒报道称，雷达锁定事件也显示中国在钓鱼岛绝不退让态度。立场偏右的《产经新闻》扣了一顶帽子——中国军舰“在战争边缘行走”。新事件给正在缓和与紧张之间摇摆的中日关系增添新变量。

《朝日新闻》5日则称，对于正处于可能发生转机的日中关系来说，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可能是一场灾难的开端”。但人们看到，日本政府近来给中日关系注入的负能量已经足够多。日本5日设立新的机构专门负责与邻国争岛，还在5日一天向中国提出两次抗议。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昨日强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相关海域是中国的领海，中国海监船系进行正常维权巡航公务活动，中方不接受日方交涉和抗议，要求日方停止对中国海监船公务活动的干扰。

日本外务省审议官斋木昭隆当天约见程永华大使，就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岛领海提出抗议。程大使是针对日方的交涉和抗议作出上述表示的。

中国国家海洋局发布的消息显示，2月4日，中国海监51、46船编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日方称，两艘中国海监船本次巡航持续了14个小时，是中国海监船进入该海域的巡航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日本政权：设立领土主权对策室

日本冲绳和北方领土事务担当大臣山本一太当天趁机宣布，日本新成立“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以对外宣传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韩国独岛问题上的主张。山本说，日本对在内阁官房设立的“竹岛问题对策准备小组”进行了改组，新成立“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由负责北方领土问题的“北方对策本部”工作人员兼职。调整室有15名工作人员，负责在政府内部进行协调，制定有效的对外宣传战略。

观察家评论：中日难免“第三次中日战争”

第一次中日战争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清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是1931——1936年的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续的不断蚕食中国领土、1937——1945年抗日战争；现在大家面临的第三次中日战争并不一定立即爆发，但从长程来看，则难免一战，而中国如果不能战胜日本，则无法恢复传统上的地区大国的地位。

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引来了八国联军、灭亡了伪清朝、催生了第一中国（中华民国）；

第二次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引来了苏联红军、灭亡了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催生了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次中日战争如果爆发，即将催生第三中国——没有任何外来附加物的纯粹中国：

如果中国战败，作为苏联殖民地的中共必将瓦解；如果中国战胜，则必然顺手统一台湾——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一个新的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心舞台！

第三次中日战争并不一定立即爆发，但从长程来看，中日难免“第三次中日战争”：中国如果不能战胜日本，则无法恢复地区大国的地位。

第三中国将在第三次中日战争中诞生——

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割地赔款；

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惨败然后惨胜，割地给苏联却没有获得日本的赔款；

第三次中日战争的前夕，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将相对较小，日本利用其抢先西方化而获得的优势，已经有所萎缩。

古代罗马经过和迦太基的三次战争，才能抬起头来；现代中国经过和日本国的三次战争，能否抬起头来，值得后续关注。

（另起一页）

第十五篇

为辛亥革命辩护——兼答傅芮岚

2013年3月23日

（一）

2013年3月22日，著名的孙中山研究者傅芮岚先生发表了《辛亥革命是一场国耻——兼答谢选骏》一文说：

“最后我想求教于谢选骏先生和有关史学专家一个疑问：1911年武昌起义后，傀儡孙中山的日本政客犬养毅12月17日抵达上海，傀儡孙中山的黑龙会干将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一批日本人前往香港迎候孙中山，并协孙中山于12月25日同船抵达上海，而傀儡孙中山的黑龙会顾问‘日本浪人之王’头山满，则于12月27日抵达上海。疑问是：这些日本人是否施加影响了于1911年12月29日举行的17省代表选举（这场选举改变了之前的议案，最终选出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谢选骏答复如下：

一般认为，1911年武昌起义后，头山满同犬养毅曾赴武昌、上海等地视察形势，并与河野广平等组织“善邻同志会”，主张援助中国革命。同时也将日本势力渗透进临时政府，并且培养亲日派。头山满知道孙中山没有军队，又无资金，想劝孙中山、黄兴等头山满知道孙中山没有军队，又无资金，想劝孙中山、黄兴等人推举岑春煊为总统与袁世凯对抗。岑称病不见，犬养见事不成归国。1912年初，头山满等人到南京总统府拜访孙中山，主张北伐，反对南北议和。因为头山满等人认为袁不是亲日派，担心袁统一中国有利于英国，不利于日本。所以他极力主张南北分立，甚至在东北地区也建立个政权，以实现日本的野心。头山满反对孙中山把总统让给袁世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孙中山在统一全国后，将满蒙让给日本。头山满等人又看到南方革命党的实力不足与袁世凯抗衡，因此建议同旧立宪派合作。但旧立宪派一心希望袁世凯掌握全国政权，反对南北分立。孙中山也同意南北和谈。使头山满等人非常失望，败兴归国。

……

从上所述，日本人肯定是不遗余力地对施加影响于1911年12月29日举行的17省代表选举，就像他们后来不遗余力地侵占青岛、发动九一八、全面侵华、袭击珍珠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全力拚经济，直到现在争夺钓鱼岛，都是见缝插针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

（二）

至于有关“评价辛亥革命”的问题，谢选骏主张具体分析：

辛亥革命否定满人专政是对的，辛亥革命否定皇帝制度也是对的；但是辛亥革命否定君主制度则使中国社会进退失据，伦理道德全面解钮，结果导致社会瓦解，外敌入侵、党军专政——这是不对的。

在《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与非法性》（2008年9月10日发表）一文里，谢选骏曾经写道：

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记］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三）

三年以后，在《不宜全盘否定辛亥革命》（2011年9月26日发表）一文里谢选骏再度重申：

在对辛亥革命的“百年反思”中，有一种倾向需要防止，那就是把辛亥革命视为某些个人的努力结果，结果进一步衍伸，就会把这些活动分子的个人缺陷，扩大为辛亥革命的“罪过”。

把辛亥革命与其倡导者等同起来有失公允，孙中山等人的罪恶并不等于辛亥革命的罪恶。

实际上，辛亥革命迄今并未结束：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街头屠杀、2011年还在发酵的两个中国（“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与“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斗争……都是辛亥革命的余波。这个余波绝对不止“自1911而降70年”，而是已经整整一百年，并且还将延续几十年。

辛亥革命并不是人祸，而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

辛亥革命比作汶川地震并不恰当，因为革命的人祸并不是自然的天灾。天灾没有好处，革命有其价值。辛亥革命是对满清屠杀政策的一个结束，因为满洲人发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正如日本人发动的“南京大屠杀”、苏联人发动的“镇反”、“土改”一样，都不是正常的战争与民族冲突，而是野蛮兽行，必须彻底否定与清算了结——仅仅为了这一点，也不宜否定辛亥革命的主流。

我认为：对辛亥革命可以做出三七开、四六开等的不同评价，但那是为了前进，不是为了后退。

辛亥革命的凛然大义，我们只要读一读“辛亥革命军前的马前卒”邹容千古不朽的《革命军》，就一目了然了。尽管，连邹容也有蜕化变质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危险性。而这一危险性到了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就培养了毛泽东一类的社会主义恶棍。他们用暴力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超级的“地主资本家”。

（在上海的法庭上，邹容和清政府聘请的洋人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耳。）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显示出连邹容也有蜕化变质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危险性。他的“中华共和国”也最终堕落为两个涂炭生灵的分裂国家：“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与“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

有评论指出：傅芮岚是著名的“孙文劣迹研究专家”，最近他的大作《儿皇帝”石敬瑭，“儿总统”孙中山》一文像飞檄一般，传遍海内外！大家期待傅芮岚写出一部完整的《孙文劣迹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傅芮岚的文章谈的虽然是历史，却给出了一个巨大的命题：两个“中国”的“中国领导人”如何能摆脱“儿子”的宿命？如何勇敢地当一回老子？！中国能否驱逐“儿总统”孙中山的余孽？……并且有号召，说要“向孙文丑闻录的作者傅芮岚致敬！”

……

对于这些评论，我很欣赏，就像欣赏傅芮岚先生的大作一样，我也希望傅芮岚先生继续自己的研究，完成自己的历史总结，不论对错。

（辛亥革命是一场国耻——兼答谢选骏，傅芮岚）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的2011年，我衔续多年来每年写一篇纪念辛亥革命文章的习惯，发表了《辛亥革命的功与罪》一文，对发生于1911年前后的中国辛亥革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而今偶见谢选骏先生回应我的文章《不宜全盘否定辛亥革命》，谢选骏先生是1980年代风靡中国《河殇》的作者之一，是我这样的天安门一代的精神导师，他的回应我自然应该第一时间回覆，以表三十年来的敬意。

首先我想作一个本人背景介绍，兼而回应一下部分万维网友对于我的民国史评、孙中山史评“满遗”的指责：我是一个纯粹的汉族士子，孔孟后人，对腐败落后专制满清政府的强烈憎恨，和对日俄走狗孙中山及共产党的强烈憎恨，是一模一样的。我谨记孔孟先祖“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教导，以及先贤士大夫们“兴亡百姓苦”的悲悯意识，借互联网史实挖掘之便、抨民国前后历史人物之丑。文章有些犀利，刺痛了部分被洗脑后读者的感情，甚表遗憾。盖因吾辈汉族士子、孔孟家传，是绝不会认一个美国国籍的民国国贼，为我中国国父的。

其次我想表达一下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整体看法，辛亥革命1911以降，至邓（小平）、蒋（经国）两位伟人崭露头角的1981前后七十年中国，是一个从黑暗走向更黑暗的过程，如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革命一步步对政权、思想、民间社会的破坏，不会产生世界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民间社会自古以来的乡村自治和儒教思想，历经辛亥革命、中国内战（官方史书之北洋军阀）、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党国崛起、日本入侵，及至苏俄走狗共产党建政的全面破坏，已经完全破败凋零，今天中国民间社会的戾气，正是这种连续破坏的后果，而辛亥革命正是这场连续破坏的第一锤。

再次我想说明的是，国共两党以及中国社会对于辛亥革命纪念的态度，如同共产党纪念汶川大地震的态度类似，即“多难兴邦”和自我标榜。兄弟我曾负笈英伦，英国人对于那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的纪念，通常是经验教训多于自我表扬，当然这也源于或者说培养了英国人的自省和批评精神。反观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必然要歌功颂德，甚至在互联网真相的逼视之下，还敢公然造假（历史题材电影《十月围城》就是一个颠倒黑白的辛亥百年纪念品）。中国式的辛亥纪念方式，必然会为下一场革命，培养了充足的暴民基础。

另外我想分享的观点和态度是：辛亥革命作为一个百年前的历史事件，碍于国共两党执政，史实不清、故意捏造桥段颇多，后人有责任澄清历史真相，避免类似国难的再次发生。同时，根据我深入了解的历史真相资料，我认为辛亥革命是20世纪全民族灾难的起点，是一场国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视之为中国的国耻，永志不忘、时时警醒。

最后我想求教于谢选骏先生和有关史学专家一个疑问：1911年武昌起义后，傀儡孙中山的日本政客犬养毅12月17日抵达上海，傀儡孙中山的黑龙会干将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一批日本人前往香港迎候孙中山，并协孙中山于12月25日同船抵达上海，而傀儡孙中山的黑龙会顾问“日本浪人之王”头山满，则于12月27日抵达上海。疑问是：这些日本人是否施加影响了于1911年12月29日举行的17省代表选举（这场选举改变了之前的议案，最终选出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另起一页）

第十六篇

应该建设一个民族和解的中国

2014年2月13日

众所瞩目的“张王会”，2月11日下午在南京市紫金山庄会议中心紫金厅登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会面，两人握手致意、互称官衔。这意味着，两个中国已经在事实上和法律上互相承认了。谢选骏一直研究的“现代南北朝”，正在得到两个中国的官方在法律层面的认可。

张志军说，王主委此行任重道远，道走对了，路就不会遥远，希望取得预期成果。王郁琦回应，今日见面代表两岸关系进入新篇章，希望张主任能很快到台湾访问。

两岸事务主管机关负责人的首次会面及交换意见，11日下午14时在南京紫金山庄会议中心登场。

张志军先抵达会场，向记者朋友拜年。接着王郁琦进入，两人握手致意。张称呼王郁琦为主委，王称张为主任。

张志军说，希望两岸常来常往，更加熟悉，成为好朋友。张还说，王此行任重道远，道走对了，路就不会遥远，希望取得预期成果。

王郁琦说，今天能见面代表两岸关系进入新的篇章，互相交谈互称职衔，是过去想象不到的。希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开展两岸关系，也希望张主任能很快到台湾访问。

王郁琦11日上午约10时39分率团抵达南京禄口机场，国台办方面由副主任陈元丰率领四名台办官员前往接机，这是两岸两岸事务主管官员的交流。

国台办副主任陈元丰率领联络局局长刘军川、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范丽青、江苏省台办主任王荣平、江苏省台办副主任王升邦等人在南京禄口机场等待王郁琦一行人，当王郁琦步入机场时，与陈元丰开心握手致意，两方官员也一一的相互握手致意。

大陆媒体对这一历史性的发展进行报道说：“‘张王会’暗藏（中共）对台定位变化”。

这一点都不是夸张的说法。

因为2月11日于中华民国前首都南京的紫金山庄举行的“张王会”，正式开启了两个中国之间的官方对话。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委王郁琦表示，两岸关系进入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希望将来“建立常态化机制”。大陆官方中央电视台报道王郁琦抵达南京，连线现场记者时，记者史无前例地称呼王是“台湾大陆委员会主委王郁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一开始就称中华民国王郁琦为“郁琦主委”，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也称张志军为“张主任”。大陆官方中央电视台11日中午12时在“新闻30分”的新闻报道中，以头条约四分钟的长度，报道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郁琦率团赴大陆访问的消息。画面采用王郁琦上午从桃园机场出发的情况，主播并口头引述王郁琦在机场谈话说，此行是要增进两岸相互了解。

在报道中，大陆央视同样史无前例地称呼王郁琦为“台湾大陆委员会负责人”，而过去包括央视在内大陆官方媒体，都使用“台湾方面主管两岸事务负责人”来称呼王郁琦，拒绝指称中华民国的官方机构。

现在完全不同了：中央电视台11时40分插播报道王郁琦抵达南京的新闻时，连线在南京现场记者，记者在报道中以正式官衔“陆委会主委”称呼王郁琦。虽然央视主持人仍用“陆委会负责人”标注王郁琦。但另一官方媒体新华社上午以快讯形式报道王郁琦访问大陆的新闻，全文是：“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11日上午乘机抵达南京，将于当天下午与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首次正式会面。”报道中没有称呼王郁琦的官衔，只称呼他为“负责人”。

熟识两岸事务的专家说，新华社的报道虽然简单，却有几点值得重视。这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说，在此之前，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曾在印尼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场合上称呼王郁琦为“王主委”，新华社的做法显然有别于张志军。

据分析，相信这当中涉及“一个中国”底线，因为外界视新华社的报道为较正式的“官方纪录”。

不过，新华社的报道没有为大陆委员会加上括号，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拒绝指称中华民国的官方机构。

有关专家说，过去大陆官媒在报道台湾官方机构时，都会因为“政治否定”而加上括号，但这次新华社却没有这样做，事件绝非偶然。这位专家分析，这或许说明北京方面已认可中华民国的官方机构的法律存在。

再者，新华社的报道形容这是“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首次正式会面”。据分析，报道用上“首次正式会面”，说明王郁琦和张志军在亚太经合会上的见面并未被北京当局视为正式会面。

他进一步说，报道用上“会面”，而非“会晤”或“会谈”，背后也具有政治含意，“会面”较“会晤”较为正式，却又达到“会谈”规格。

在在事实说明，现代南北朝已经开始松动了。

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放弃阶级斗争，而试图缓慢地走上民族和解的道路。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放弃了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而走上民族和解的道路，那么，就应该支持一个民族和解的中国。

如果一个民族和解的中国真的实现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就会自然走到一起，现代南北朝的硝烟就终将消散，盛唐一般的第三中国，就会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了。那时，第三期中国文明就获得了一个绽放的基地。是所至盼。

（另起一页）

第十七篇

第三中国的首都应在嵩山周围

2015年01月7日

（一）

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的首都过去在北京、南京、重庆，现在在台北。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从1949年到现在一直在北京。

那么，未来的第三中国（全称就是“中国”）的首都应该在哪里呢？

四十年来，我经过种种考察，认为最好是在洛阳附近的一个新城。其理由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

例如登封的“天地之中”就可以考虑。

在伊洛之间，与嵩山环抱。故《史记》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河南省登封市西北面，是五岳中的中岳。所谓“嵩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诗经?大雅?嵩高》）我1979年去那里考察，觉得不错。1982年，嵩山以河南嵩山风景名胜区的名义，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2004年2月13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部评选为“世界地质公园”。2007年5月8日，登封市嵩山少林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总面积450平方公里，东依省会郑州，西临古都洛阳，北临黄河，南靠颍水。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最高峰（峻极峰）1491.7米。东西绵延约60余千米。古名为外方、嵩高、崇高。五代后称中岳嵩山，与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共称五岳。

嵩山古称外方山、太室山，夏、商之际，已称嵩山为中岳。《史记》记载：“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唐武后公元695年封禅嵩山时，改中岳为神岳。自北宋以下，俱称中岳嵩山至今。嵩山属伏牛山系，主脉在登封境内，连绵六十多公里，中为峻极峰，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嵩山是其总名。古人以太室为嵩山主山，太室少有奇峰，东西起伏如眠龙，故有“华山如立，中岳如卧”的说法。嵩山由太室，少室两山组成。“少室如凤舞，太室如龙眠”，形象地道出了嵩山的雄姿。

在嵩山附近建都，将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盛事。

（二）

有研究指出，中国传说中的第一王朝夏，其中心就在伊洛和汾浍河流域。

据说1959年夏，徐旭生等人曾赴豫西等地区作“夏墟”实地考察，这种探索的心理学成分大于考古学成分，因为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居（君），皆在河洛之间”的说法，已经指明了方向。

河南登封告成镇汉代名为阳城。在阳城内，曾发现有战国时期印有“阳城仓器”四字的陶豆，印有“阳城”二字的陶量和印有“仓器”二字的陶片30余片。这就从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两方面为告成自古以来即为“禹居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实物旁证。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之东部，偃师县西南9公里的二里头村南，北面紧邻洛河（洛河改道以前，遗址原在洛河之北），隔河与古城村南北相望。遗址南面距伊河5公里，东面是较低的平地。遗址所在地势平坦而高亢，面积东西约有2.5公里，南北约有1.5公里。在洛阳平原的南面，有高耸的嵩山，北面有绵亘数十里的邙山。遗址披山带水，东阻成皋，西挡崤函，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形势险要。古人有云：“建都设邦，皆冯（凭）险阻。”

《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在广川之上。”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今属洛阳市管辖下的一个县级市）两者兼而有之，得天独厚，形胜甲天下。

（三）

首都的意义主要是心理学上的，而非经济学上的。

葛剑雄《与其迁都，不如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一文指出，在现代化条件下考虑首都的合适位置，不同于传统的“天下之中”。北京尽管不处于地理上的中心，但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手段，距离的远近已影响不大。何况全国的资源、人口、城市、产业等基本要素的分布，也是严重不均衡的，自然形成的中心或重心与地理中心或重心并不一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北京也是优劣兼具，至少不比“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差。

他还主张，在体制改革、精简事权的同时，不妨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将有些本来应该在首都举行的会议和活动分散到地方上举行，本来应该设立在首都的机构或设施建在合适的外地。如现在的全运会轮流在各省市开，既减轻的北京的压力，也促进了各地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体育的发展。这类活动还应再增加。

显然，他主要是从经济学着眼来探讨建都问题的。

但是，他也没有忽略心理学问题，例如他曾建议将拟议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落户山东孔孟故里）建成“文化副都”，行使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

而在根本上，他也知道第三中国需要一个新首都，所以他的结论是：

数十年后中国国力强盛时，“再为一个比较小规模的首都选择最合适的地点”。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认为这个“比较小规模的首都”应该坐落在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共同发祥地嵩山周围地区。

（“中国”称呼）

中国一词的用法多种多样，持不同语言、政治观点或意识形态的人可能对中国的地理范围和历史上各政权的正统性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1、历代演变：

秦代疆域自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未包含。“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中国地区的王朝建立之时间最早，经济、技术和文化水平较高，为外夷效仿的典范，是有所谓礼仪之邦；战国策（赵二）描述“中国”为：“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楚之所义行也。”孔子明春秋大义为：“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不断融合，中国涵盖的地域和文化内涵也逐渐阔大。

汉朝以后，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两方均有非我族类的意思。如：《晋书》苻坚对其弟苻融言“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在辽宋和金宋对峙时期更显突出：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且一度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一词，是和王朝的正统性紧密相连的。

由于“中国”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关系甚小，古代中国人也没有近代西方式的民族概念。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无不出自“蛮夷戎狄”，华夏族便是夷夏不断融和的产物。

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临终时要子孙“善事中国”，此“中国”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后唐。五代有三代（后唐、后晋、后汉）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旧《五代史》都把他们视为正统，而把南方汉人政权放在次要地位，只称梁、唐、晋、汉、周为中国，却不称南方立国的各汉族政权为中国，北宋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言“十国非中国之有也”。南宋时，女真族控制中原地区，《宋史·儒林六》陈亮在上孝宗书中说，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经营荆襄“争衡于中国”（其中的“中国”，前者指中原地区，后者指占据中原的金国）。因此，在很多古人眼里，中国不仅是汉族人的中国，还是个包含不同民族生活的国度。

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满清的雍正皇帝在其著作《大义觉迷录》中宣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至清朝后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超过三千年的使用历史，一直只是作为一种泛指的词汇来使用，不曾将“中国”两字明确作为其政体的直接名称。清廷与西方国家交流时，虽然往往按照传统的观点以世界中心自居而使用“中国”这个名称来称呼自己，但在多数官方正式文书上还是把“大清”作为国号，与“中国”混合使用。直至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这一称谓首次具有了法律上的意义，是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在实际的语言操作中，“中国”一词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来，在国际上的主流认知中，“中国”逐渐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2、词义争议

但在使用中，仍有很多人把中国作为民族概念来使用，而不承认外族统治下的朝代为中国，并认为即使外族政权自称为中国，也不是真正的中国，如鲜卑的北魏、北周，沙陀的后唐、后晋、后汉、契丹的辽、女真的金、蒙古的元、满洲的清等，因为近代以前的政权所自称的“中国”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亦有观点认为，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

满清入关，亡国大儒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学者黄宗羲所言：“明亡于闯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披发左衽矣”。有人认为，这里的“亡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权消亡，这里的“亡天下”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沦亡。但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并非指民族国家的灭亡，而是指纲常伦理的沦丧，顾炎武原文所举例子的也是魏晋之人好老庄而弃儒学乃是“亡天下”。

历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根据这种观点，明朝已有民众把满清入关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严格区分开来，认为以前的改朝换代只是中国内部的政权更换，而视满清入关为外侵。

根据史料，日本也曾自称“华夏”、“中华”。例如《大日本史》卷117，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公元740年（大唐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二战结束，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还把日本称为“神州”，但是日本和中国显然是两国。有说法认为，判断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是中国政权，主要看它与前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是以国内政权更换的形式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概念。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岳飞的“精忠报国”等名将都有着国家为先的思想；在每一次遭受外侵，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孔子在论语中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有了管仲，华夏没有亡于外族。“披发左衽”的反义词是“束发右衽”，这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型服装，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的代表。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入中国”指的是归化、内附中国，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

3、观念

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是天圆地方的，中华民族则是位于该世界中心地区的民族群体，其所在地称为中原；中原以外的地区是“化外之地”，居住在化外之地的周边民族是“蛮族”，并有“东夷”（泛指胶东、辽东、日本、朝鲜、琉球）、“南蛮”（泛指山越、百越族人所在地，包括现代中国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地区和越南、缅甸等）、“西戎”（泛指现代中国的山西、陕西、青海、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和四川羌族聚居地）、“北狄”（泛指位于蒙古大漠、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的犬戎、中山、东胡、乌丸、夫余、靺鞨、匈奴、回纥、契丹、突厥、蒙古、鞑靼等北方游牧民族）之称谓。

古代中国认为天子位于世界（天下）的中心，外为诸侯、庶民，然后便是“朝贡国”，即“蛮族”或“化外人”，他们必须向天子朝贡；并对外族有贬低之称谓（例如倭指日本、鞑虏和鞑子指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和清朝的满洲族等）。这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君王统治制度，促成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并对二十世纪新的中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历来称呼

中华、华夏、神州、赤县、（诸）华、（诸）夏、中夏、区夏、方夏、函夏、海内、禹域、禹迹、禹甸、九州、九牧、九区、九域、八州、九囿、九土、九野，等等……

相当多的西方语言称中国为China（英语或者德语）、Chine（法语）、Kina（瑞典语）、Cina（读作chi'na，马来语）、Sina（现代拉丁语）或其变体。这个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最常见的说法是“秦”、“契丹”、“丝”、“赤那”等，以往也被称为“茶”和“昌南”，但这两种说法已经被否定。

有历史学家考证后认为，China、Chine、Kina、Sina等词汇来自“秦”的音译。这里的秦不仅指秦朝，而且也指西周和东周时期的秦国。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秦人通过当时的玉石之路来与西方人进行贸易往来。

俄语称中国为Китай，这是源于“契丹”一名；由于辽朝和西辽自9世纪至13世纪长期是中亚的霸主，所以在此期间兴起的斯拉夫语族和突厥语族诸民族均以契丹为辽朝及其以南的宋朝等中原政权的代名词。现在仍有十几个国家将中国称为“契丹”：斯拉夫语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等）称中国为“kitai”；突厥语国家（中亚各国）称中国为“Kaitay”、“Kathay”、“Hatay”、“Katay”；西亚国家（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称中国为“Katay”、“Khatay”。

另有看法认为China等名称是来源于“契丹”这个名字，因为宋朝时的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都是通过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而转手，欧洲人因此而把“契丹”和契丹人所经营的货物的来源地相混同；但China一词的出现远早于宋朝，拉丁语词汇“Cathay”则来自奥斯曼土耳其语的“Kathay”一词。

据说，中国在古印度语梵文是cina、chinas，在希腊语是Sinai、Serica，在古拉丁语是Sinae。但古印度人和希腊罗马人的“cina”等词究竟何指，目前没有定论。古印度典籍最早提到“cina”是公元前10世纪（有的学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有学者认为“cina”是指西周的秦国，（卫匡国Martini.Martin，1614——1655年），但也有学者认为指古蒙古部落戎狄，sino为赤那之地的音译（意思是狼）。“cina”更可能为古印度人对东方国家的称呼而不是特指中国。

古代中国在中亚另有一别名“桃花石”Tabgach，据研究，可能出自长期统治中国的鲜卑拓拔部的名字。

还有观点认为英文中的“China”是来自瓷器china，而瓷器一名又是得自“昌南”，即中国古代瓷器的主要产地之一。但事实是，China首先指代的是一个东方国家，用china来指代瓷器则是晚近的用法。

“China”一词在今日西方人的日常使用中通常泛指中国地区，不一定特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澳门，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还不包括西藏。国际厂商和品牌一般使用在列表前标示“国家和地区”等方法来弹性解决这个问题。

在日语中，原来很少称中国为“中国”而直呼各朝代名。从10世纪开始，日本本州西部山阳、山阴地区也叫做“中国地方”，当时日本分为“近国”、“中国”和“远国”。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借用佛教经典中的称呼“支那（Sina）”来指称中国。这种称呼逐渐带有贬义。二战结束后，日本外务省自颁布通知书禁止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支那海”等在现在的日本已经演变称日文名词，改用片假名拼写。不过因为同样使用汉字，一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或“中华”这些称呼是在刻意赞美。

此外，自古有些文化优秀的民族，每视其本国为世界之中心，故自称“中国”，对他国则称“边国”。在印度，Madhya-de?a音译是末睇提舍，意译即中国，原本是指位于恒河中游的地带，古称为拘罗国土，此地即是婆罗门文明之中心地，婆罗门教于此地区建立其坚固之基础，又称为婆罗门国、雅利安邦。及至佛陀时代，中国则大抵指以摩揭陀、憍萨罗为中心的区域，佛陀即以此一地区为行化重心，当时此地在政治、文化等任何方面皆成为印度新兴势力之中心，为了有别于婆罗门教之“旧中国”，故也称其为“新中国”。另据贤愚经卷七记载，“中国”又指罗悦祇、舍卫、王舍城等地，其数众多，不能具说。故在佛教与佛典中的“中国”，指的是有正信佛法弘化的国家与区域。于是而有中国难生，如来难遇等等的说法。

5、来源注释

古时“中国”含义不一：或指京师为“中国”。《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或指华夏族、汉族地区为中国（以其在四夷之中）。《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而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称其地为“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含义相同，初时本指今河南省及其附近地区，后来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也被称为“中国”。《晋书·宣帝纪》：“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中国”指立国于黄河中下游的魏国）。甚至把所统辖的地区，包括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方，也全部称为“中国”。《史记·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

（另起一页）

第十八篇

“香港民族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残渣余孽

2015年1月16日

 （一）

“香港民族论”来自于《香港民族论》一书，其作者是“2013年度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其出版地在香港，用的语言是中文，出版者是“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日期2014年9月 ，页数172页，书号ISBN 9789881363107。 

《香港民族论》，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于2014年9月出版的政治理论读物，由官方编辑委员会学苑编著。书本辑录学苑于同年2月就“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专题所发表的四篇文章，另外加上吴睿人、练乙铮、孔诰烽、徐承恩及苏赓哲五位知识份子的撰文：

梁继平 - 综援撤限争议与本土政治共同体

王俊杰 - 本土意识是港人抗争的唯一出路

曹晓诺 - 香港人的背后是整个文化体系

李启迪 - 香港是否应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吴睿人 - The Lilliputian Dream：关于香港民族主义的思考笔记

练乙铮 - 与学苑同学谈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识

孔诰烽 - 残缺的国族 自决的城邦 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困境下的香港问题

徐承恩 - 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识简史

苏赓哲 - 本土思潮的几点释疑

书中提及的其他重要读物有：

陈云 - 《香港城邦论》、《香港遗民论》及相关系列

罗永生 - 《殖民家国外》

欧内斯特·勒南 - 《民族是什么？》(Qu’est-ce qu’une Nation?)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想像的共同体》

安东尼·D·史密斯 - 《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

查尔斯·堤利 - 《民主》(Democracy)

曹长青 - 《独立的价值：全世界文明社会共同的价值》

该读物在2015年度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被特首梁振英点名批评。事件在香港造成抢购潮，令该书一度缺货。《学苑》前编辑李启迪表示，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书店在雨伞运动后以“商业决定”为由表示不再购入该书，质疑有个别书店自我审查。

参考资料

1.^ 梁振英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

2.^ 2015年施政报告 引言第10段

3.^ 梁特曲线促销 《香港民族论》火速售罄

4.^ 书局因“商业决定”暂停购入《香港民族论》

5.^ 《学苑》书刊被批港独反爆红 全港缺货或加印 三联商务拒卖《香港民族论》

延伸阅读

《学苑》二零一四年二月号“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

（二）

为什么我们会说“‘香港民族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残渣余孽”？

因为“香港民族”或曰“粤语（两广）民族”的概念，无非是“五十六个民族”概念的延伸。

而“五十六个民族”这一概念，其实来自斯大林这个苏联“少数民族”分子的耳提面命。不仅是“反科学”的，而且是“民族分裂主义”的。

斯大林的“民族分裂主义”，在他死后不到四十年就造成了苏联的国家分裂。

现在，毛泽东死后同样不到四十年，国家分裂的阴影就席卷中国了：不仅有“台湾国”、“东土耳其斯坦”、“大西藏”、“南蒙古”，现在还多了个“香港城邦”——凡此种种，都是从毛泽东早期的“湖南国”孵化出来的。具有苗族血统的湘人毛泽东一贯仇恨中国历史传统，喜欢大作翻案文章。甚至支持台独分子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把阶级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外方面，就是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及其爸爸斯大林主义一样，都是“少数民族”撼动多数民族的反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其伪装理论就是犹太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毛泽东，没有活到“港独”的一天，因为那时香港还有“港督”。

有“港督”就没有“港独”，没有“港督”就需要“港独”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几百年来，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腐败居民，已经习惯了外来统治。

蕞尔满洲可以统治中国，蕞尔日本可以进出中国，斯大林的跟班可以专政中国，租界里的秩序最好、效率最高，所以，中国再作三百年殖民地也就想当然地最好，共产国际可以策动北伐也可以命令解放，时至今日，就连中国民运中的最高权威也是在西方社会广受欢迎的藏人领袖达赖喇嘛。

但愿中共及早肃清毛泽东思想的独素，取消错谬百出的“五十六个民族论”，早日实现我在1980年代就提出的“中国一体化”。

中国应该参考美国“独尊英语”的民族政策，而不是学习苏联“民族自治”的民族政策。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苏联国家分裂”的闹剧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

只有拒绝“中华联邦共和国”的胡说，才能阻止已在中国上演的血腥杀戮。

（另起一页）

第十九篇

大汉奸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自比秦始皇

2015年5月10日

（一）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自比秦始皇？

因为他企图掩盖他一生最大的失败：那就是作了苏联的狗，却没有能够统一中国。

毛泽东的一生，不仅比不上秦始皇，甚至比不上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好歹赶走了蒙古人，毛泽东却引进了苏联人。

毛泽东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反清成功的吴三桂”。

这就是小富农的狡猾之处：通过叫嚣“我是秦始皇”来转移视线，掩盖自己卖身投靠的汉奸本质。

秦始皇，北击匈奴、南并百越、西到流沙、东临碣石，统一并扩大了中国，堪称东方的凯撒、中国的亚历山大，在世界历史上都算是一流的征服者。

毛泽东呢？这条可怜虫北边朝拜斯大林，东边为金日成替死，南边帮胡志明撑台，西边给霍查送钱，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堪称是一个真正的二百五，比他那位试管里做出来的孙子毛新宇好不到哪里去。

结果呢，毛泽东这个不长胡子的二姑娘，还通过倒贴，把中国搞得民穷财尽，饿殍遍野，死了一两亿人。

（二）

毛泽东这个二百五，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他自知罪孽深重，所以不敢再见先人，临死的时候口口声声要去地狱里见他的野祖宗马克思。

毛泽东这个二百五，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把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

毛泽东拙劣地模仿狗主斯大林，站在天安门上人五人六，但是人家好歹扩张了俄罗斯帝国，把东欧、蒙古都占为己有，毛泽东呢？割让蒙古领土收不回来，还把台湾海峡让给第七舰队。就这么一个毛东西，还想要净重，和秦始皇比？其实毛泽东全党的毛重，也比不上一个秦始皇的净重。

这就是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的秘密所在，这个狡猾的小富农想偷梁换柱，冒充残暴的秦始皇，只不过他残暴有余，皇气全无，只是斯大林帐下的一条狗。

斯大林的狗汉奸毛泽东，他做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也只是一个狗国，而不可能是中国。

（三）

堂堂中国，五千年历史，不可能永远做俄国的狗。

何况毛僵尸并没有统一中国，反而只是裂土“主席”呢。

毛泽东，充其量不过是中国一个地方的领袖，而绝对不是整个中国的领袖。

将来的中国，谁想自比秦始皇，起码要收复蒙古、西伯利亚、朝鲜、越南、日本，接管南洋群岛，也就是统一所有东亚文明人居住的地方。因为这就是秦始皇干过的事情。拿这个标准来看，毛泽东不过是一只龙虾，跟祖龙根本不具可比性。

毛泽东晚年最喜欢自比秦始皇，是不是他承认了自己残害百姓的罪恶？

不是。

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意在掩盖自己一生的最大失败，那就是作了苏联的狗，却没有能够统一中国。

如果说秦始皇是个暴君，那么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相形之下不过是个小丑。

毛在天安门上的滑稽表演，和通过演说煽动民众对外扩张的希特勒相比，不过是个脑满肠肥的土霸、鱼肉百姓的懦夫。

（四）

毛泽东这个没有胡子、倒贴外国、根本不像男人的二姑娘，怎么能够控制中国大片领土的？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帮狗奴，是五胡乱华以后留下来的杂种，历经安史之乱、沙陀、辽、金、元、清、倭、俄历次杂交混血，在中国培养的第五纵队。

这些人以金庸和爱新觉罗等等为代表，不仅混进文艺界炮制歌颂满鞑子的清宫戏，还登堂入室混淆视听。

正是这些人渣建立了一个狗奴国家。这里举两个例子。

刘小枫与钱钟书，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有没有共同的人格缺陷？

有。

那就是“钱钟书、刘小枫之作为毛泽东狗奴”。

钱钟书作为一个在西方留学却拿不到学位的“学者”，比晚十年拿学位却早冒学位十年欺世盗名的胡适，学力果然还要差劲。但他如何能出人头地？原来是依靠充当毛泽东狗奴发家的。钱钟书在广大人民受苦受难的毛泽东时代，不仅丧失良知，不为人民发言，装聋做哑也就罢了，而且使尽浑身解数，钻入毛著编译会，吃香的，喝辣的，用民脂民膏自肥。这就是一个“行为的狗奴”。

刘小枫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出头的“学者”，竟然恬不知耻地巴结杀人无数的毛泽东为“国父”，这就是“言论的狗奴”。比斯德哥尔摩情结严重得多。

须知，毛泽东并非中国国父，要说毛泽东是国父，那最多也就是一个“狗国的国父”。所以说“钱钟书、刘小是毛泽东狗奴”应该不算是冤枉了他们。

（五）

秦朝虽然凶悍，不过二世而亡。也就是说，亡在了红二代手上。

毛泽东预感这个危机，所以反修防修，妄图延年益寿甚至倒转水流，借以避免秦朝和隋朝那样二代继承人手里的亡党亡国。

但是，赵高这样的秘书执掌中央权力，却是专制政治不可避免的宿命。

宦官政治不过是秘书政治的一种形式。东厂恐怖不过是秘书政治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虽然做不成秦始皇，他的政权却可能二世而亡。

（另起一页）

第二十篇

国民党的今天就是共产党的明天

2015年10月8日

2015年10月6日，台湾国民党召开中常会，讨论有关“废止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提名和徵召朱立伦参选”（俗称拔柱拱朱）提案，因提案已获27名中常委连署，“拔柱”势在必行。但中常会未就提案表决，只确定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临全会）决定。洪昨再表态拒退选，并斥此举势令国民党“大厦倾倒于一旦”。有学者指，国民党拔柱亦难助胜选，该党终将被扫入历史垃圾堆。

由国民党中常委江硕平提出的提案，会前已获39位中常委中27人连署。党主席朱立伦在发言时首提，当初他没参选两个原因：一是对新北市民的承诺，二是他希望促成党内团结，这两原因“现在还存在”。

但身为主席，他须跟洪秀柱报告，这段期间诸多党内立委面临困境跟压力，希望洪能与党共同面对，努力解决。

朱立伦没明言有何“困境和压力”，但外界相信其所指为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偏离民意，致民调插水，党内要求“换柱”唿声日炽。前日台湾媒体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支持度升至46%，而洪则降至21%，差距日大。

会上有14位中常委发言，多数希望朱立伦“承担重任”出选。会议最终未就提案表决，只确定交月底前举行临全会表决。临全会最快本月17日或24日举行。一直未对此事表态的总统马英九、副总统吴敦义及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昨也出声，望洪“以大我存亡为第一”，支持“拔柱拱朱”。

国民党拔柱大势已定。前晚刚表态“绝不退选”的洪秀柱，昨对当局决定十分遗憾，直言这无疑把国民党“推入另一险境”。洪又以上届立委选举国民党大败为例，痛陈党从未检讨反省，而是继续怀忧丧志，推卸责任，大选之初无一人挺身参选，是她挺身而出燃起党员及社会希望，但党却在大选投票前百日欲逼退她，此举“将让本党失信于全民，并将本党大厦倾倒于一旦”。

据分析，国民党此局或有三个可能：一是洪秀柱最终退选，但似无可能；二是国民党临全会通过拔柱，此举势令国民党分裂；三是临全会也无法拔柱，朱立伦将率国民党高层集体辞职。

台湾文化大学教授蔡玮接受《苹果》记者电话采访表示，洪秀柱完全跟按足程序、按游戏规则走到今天，国民党忽然找个理由就要拔柱，这样做不但深蓝选民愤怒，不少尊重制度和游戏规则的中间选民也不能接受。“如此一个没有原则、没有是非立场的政党，应该被扫入历史垃圾堆”。

大陆学者也幸灾乐祸地起哄说：“国民党疾病百年，或将消亡！”

殊不知，有道是唇亡齿寒，国民党的今天就是共产党的明天。

何以言此？

因为国共两党，分立两国，名为仇敌，视为兄弟。

共产党是靠国民党起家的。毛泽东屠杀异己，学的是蒋介石（有毛泽东亲口招供为凭），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改革开放，学的是蒋经国。

所以共产党只是叫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消灭中国国民党”。

原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全都曾经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头，都是国民党员。

“消灭中国国民党”无异于“刨除了中国共产党的老根”！

唇亡齿寒，国民党的今天就是共产党的明天。

只有等这一对难兄难弟先后去世了，“两个中国”的怪现象才会消失，统一的中国才会出现在远东的地平线上。

中国的至福才会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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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篇

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差异来自两个党国的南北朝格局

2015年10月14日

两个中国的国庆先后都在十月一起，2015年10月于是出现了一篇对比文章：《台湾腔为什么这么娘？》在微信上被大量转载讨论，讨论台湾人和中国大陆人说话的差异，掀起两岸网友讨论。

这篇文章认为，标准意义上的“国语”来源为北京地区方言，国民政府迁台后，外省人来自大陆各地，其后代例如马英九都能讲一口相当标准的国语，作者称之为“台北国语”。但为何“台北国语”在大陆人耳中听起来却变“娘”？

这群主导日后台湾国语教育的外省人多来自江浙地区，腔调的鼻音原本就比山东话等北方语言较轻，和苏州话、上海话类似，“听感自然比较软糯。”

另一个原因是，台湾闽南语对语气词的使用远远多于大陆普通话，使得台湾人的语气“比大陆人要亲和得多。”相比于大陆人，台湾人经常在语尾加上助词“哦、啦、嘛、耶······”，作者举例“太热了嘛！没差啦！我好热哦！”与“太热了，没差别，我好热”相较，他认为台湾说法就显得“娘”一些。

文中也认为台湾国语的音高比中国大陆的普通话要更高一些。由于女性的音高天然高于男性，较高的音高自然让人感觉更加女性化。

对此语文教师指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方口音与用语，非常正常，不需要互争谁为正统；而批评台湾人就是娘，是以父权为中心价值，隐藏性别的歧视。

有网友觉得原作太偏颇，“北京腔字正腔圆听起来才别扭”、“是没被台语骂过脏话吧？”但也有台湾网友认同，感叹年轻人用语越来越阴性，例如“小心喔”、“烫烫喔”等原本是妈妈哄小孩的用语，现在却变成生活用语。

······

深入一层，当不难发现，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差异，不是日常生活造成的，因为类似的区别各地都有。造成“两个中国”官方语言之南腔北调之差距的，实在是由于两个党国之间的“南北朝格局”的壁垒所致。

读完上述，我们自然可以理解：既然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差异来自两个中国之间的南北朝格局，等到南北朝格局打破、两个党国统一为中国，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差异自然就会消除了。

（另起一页）

第二十二篇

美国夏波议员不可分裂中国主权

2015年10月30日

据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记者赖昭颖）：美国众议员夏波提出友台决议案：

美国联邦众议员夏波（Steve Chabot）2015年10月28日提出“重新确认《台湾关系法》与《六大保证》为台美关系基石”的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在台美关系中的地位，并提到美国不会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would not for mally recognize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夏波曾任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长期十分友台。决议案中提到，台湾民众在过去20年来努力建立活跃多元的民主，举行5次总统大选、数次立法委员与地方首长选举、以及2次公投。

决议案指出，台湾海峡攸关美国安全及战略利益，美军驻扎于台海附近的国家；今年是台湾关系法实施36周年，美台贸易、文化和其它双边关系已写入美国法律，而台湾关系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有助于维持台海和平、安全和稳定。

条文指出，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为了强化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因此提出“六项保证”，作为美台关系的指针，因此美国不会在对台军售设定终止期限；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美国决定对台军售不会事前与中国大陆谘商；美国不会担任台湾与大陆的调人；美国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这个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美国不会施压台湾与大陆谈判；美国不会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

······

上述报道值得讨论如下：

从基本常识看，两个中国目前都只是仅仅拥有治权的地方政府，但是，不能据此分裂中国主权。况且两个中国政府并未提出分裂主权的要求，而争相冒充唯一主权的代表者。

美国夏波议员不该如此无知，更不该代替中国发言，用其中一个治权冒充整个中国的主权。

顺便说一句，《世界日报》的翻译水平是很成问题的。

例如，它竟然能把“中国”翻译成“大陆”：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wouldnotformallyrecognizeChinesesovereigntyoverTaiwan。这样的水平也发行报纸，真是贻害深远，简直匪夷所思。

不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是实事求是、不干预中国内政；但原文明明是不承认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越俎代庖，这已经明显违反了美国现行的外交政策。

夏波议员简直是幼稚、胡闹。这哪里是“友台”，明明是“害台”，后果之一就是引起台海战争。

（另起一页）

第二十三篇

两个中国在新加坡宣告解散

2015年11月4日，中国大陆国台办说：“习马会”双方领导人同意互称“先生”。

这实际意味着：两个中国在新加坡宣告解散了。

因为，原先两个中国的代表大陆习近平与台湾马英九已经因此丧失了国家身份，而只是一个以码头的代表、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存在了。

两个中国因此还原为两个码头、两个口岸，而不再是他们一直自称的“国家”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袁世凯登基失败、导致中国分裂动乱整整一百年来，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一直说，中国大陆不是一个国家，只是“红区”；中国台湾不是国家，这是“白区”；两个中国不是中国，只是分裂中国的历史罪人。

现在，我的看法已经得到了“两岸领导人”实际行动的印证。

“习马会”双方同意互称“先生”，这就证明主席和总统都烟消云散了。

现代南北朝就要结束了！伟大的统一中国终于在望了！

BBC报道指出：习近平与马英九将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在新加坡进行历史性会面。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周三表示，“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在7日于新加坡会面，互称“先生”，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

新华社周三（4日）上午九点刊出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采访报道，张志军向媒体表示，此次会面将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和名义举行，双方商定同意见面时互称“先生”。

张志军称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根据一个中国原则作出的务实安排”，体现“搁置争议、相互尊重的精神”，这也是将会面选择在新加坡举行的因素之一。在会中将就两岸和平发展交换意见，探讨如何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人民福祉。张志军表示，这次两岸现任领导人会面是两岸交流的里程碑，“将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张志军在采访中谈到，实现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中国方面一贯的主张，但“本世纪的前几年，由于‘台独’分裂势力的挑衅，两岸关系一度濒临危机。”而在过去七年来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及反对“台独””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之下，加深交流，包括实现全面双向直航，建立两岸事务官员定期会面机制等等，给两岸人民带来福祉。因此张志军表示，这次的两岸领导人会面是顺应潮流、合乎民意。

不同于早前报道习近平、马英九可能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办的午宴上“见面”，张志军表示两人将有会面，并在会后共进晚餐。张志军说，上个月和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广州进行“第四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时，就有谈到两岸领导人会面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沟通。

对此发展，“台湾口岸领导人”马英九声称：“不称官衔就是对等。”

但是，这个对等不是两个“政治实体”的对等，而只是两个人的对等。

这个对等，和街上的两乞丐碰到一起互称先生小姐，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台湾总统”以后应该改称“台湾先生”，如果蔡英文当选，应该循例叫做“台湾小姐”。

马英九“先生”5日上午在台北“先生府”举行国际记者会，表示“马习会”是建立两岸领导人会面常态化的第一步。

总统马英九5日早上召开国际记者会，说明7日到新加坡与习近平的马习会。马英九强调新加坡官员不会在现场，不会落入一中窠臼，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双方可以用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对有人无法接受马英九被叫“先生”，是否有被矮化嫌疑？马英九说如果双方都不称官衔，这就是对等，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这反映现实状况。

马英九也表示，这次马习会不会签订协议，并说七年前就主张维持现状，这次三位“先生参选人”都要维持现状，尤其是民进党参选人，让他感到“欣慰与意外”，所以会在马习会跟习表明立场，这也是对陆方有利的。。。。

台湾先生马英九为周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辩护，说这次会晤不是为了选举，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为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迈出第一步。

在2016年1月16日“台湾先生小姐大选投票日”还剩下大约两个半月时，台湾先生马英九突然宣布马英九要同大陆先生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两岸分治66年来的首次先生会晤，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对这次会晤的时机提出质疑。马英九星期四在总统府举行国际媒体记者会，说明马习会的目的。

台湾先生马英九说：“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为的不是下一次的选举，而是下一代的幸福。我们希望透过马习会的举行，让两岸先生小姐会晤常态化能够迈出第一步。未来不论是哪一位当选中华民国的先生，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

马英九说，这次马习会不会有任何秘密的协定或者承诺，双方也不会发布联合声明，会谈将尽量做到透明、公开，同时也展现尊严和对等。他说，这对马习会对海峡两岸，对区域和平，世界情势都有帮助。

不过，这次两岸领导人66年来的第一次会面受到台湾民进党的抨击。民调显示极可能在2016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批评马英九在即将卸任前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而框限台湾的未来。因为这将把蔡英文变成小姐，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严重误解。

蔡英文候选小姐说：“两岸先生小姐会面是一件大事，涉及台湾的尊严跟国家的利益，在如此仓促、混乱的情况下让国人知道，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有伤害。”

头脑正常的人们都奉劝蔡英文，不要在趟浑水了。

赶紧退出“台湾先生小姐选举”的闹剧。否则你就是赢了，也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台湾小姐”，就和现代的“台湾先生”马英九一样。

这就是“习马会”或曰““马习会”的历史意义：

2015年11月4日，中国大陆国台办说：“习马会”双方领导人同意互称“先生”。

这实际意味着：两个中国在新加坡宣告解散了。

因为，原先两个中国的代表大陆习近平与台湾马英九已经因此丧失了国家身份，而只是一个以码头的代表、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存在了。

两个“中国”因此还原为两个码头、两个口岸，而不再是他们一直自称的“国家”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袁世凯登基失败、导致中国分裂动乱整整一百年来，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一直说，中国大陆不是一个国家，只是“红区”；中国台湾不是国家，这是“白区”；两个中国不是中国，只是分裂中国的历史罪人。

现在，我的看法已经得到了“两岸领导人”实际行动的印证。

两个中国在新加坡宣告解散，新加坡为第三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将来有望成为统一中国的基地出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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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篇

两个中国互相承认，第三中国拉开序幕

2015年11月4日

据台北的“中央社”报道：台北政府高层2015年11月3日晚间证实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确定7日于新加坡会面。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毛治国与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已安排4日向中华民国立法院、在野党说明，因此绝非偷偷摸摸的安排，这将是两岸分治65年来的重大突破。

据台湾媒体11月3日报道，中华民国总统府证实，马英九7日将搭专机前往新加坡，预计将与6至7日前往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是两个中国分治65年来的重大突破，台湾总统府3日晚间证实，两个中国领导人马英九和习近平预定于7日在新加坡会面，双方就两个中国之间的和平与维持台海稳定现状交换意见。尽管马英九坚守两不原则——也就是不签署协议、不发表共同声明，仍是两个中国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马英九与习近平会面的安排已经谈了好一阵子。尤其这两年来，有关两个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一直都在谈，包括从前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与去年的APEC一直在谈，直到最近双方约定好于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

第一中国的马英九与第二中国的习近平这次将针对两个中国之间的和平、维持台海现状交换意见，不会签订任何协议，也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对于马习会，台北行政院长毛治国与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已经排定于4日上午赴立法院向立法院长王金平报告，并向在野党说明，因此绝对不是偷偷摸摸的安排。

台北总统府与陆委会于4日将召开记者会，正式对外说明。此外，到了新加坡，马英九也会召开记者会，他预定7日前往新加坡与习近平会面后，当天返回。

由于今年正值作为第二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与新加坡建交25周年，习近平这次是接受新加坡总统陈庆炎邀请，于11月6日至7日到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在此之前，习近平将先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再转往新加坡。

新加坡过去就热衷于担任第二中国调停人，这次除了提供场地外，也做了不少工作。

············

上述最新进展，说明“两个中国彼此之间开始达成正式的互相承认”，这是符合谢选骏“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之分析和预测的。

根据谢选骏“现代南北朝的曙光”的分析和预测，两个中国之间的互相承认，就是第三中国已经拉开了序幕。因为两个中国消灭、中国统一之日，就是第三中国出现的时候。就像随着南北朝的消灭、中国统一，唐朝出现了。那时才会有一个复兴的中国。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wO-zCgAAQBAJ&pg=PA508&dq=%E5%8D%97%E5%8C%97%E6%9C%9D%E7%9A%84%E6%9B%99%E5%85%89&hl=zh-CN&sa=X&ved=0CBwQ6AEwAGoVChMIxeaE7-30yAIVkp2ICh1dxARp#v=onepage&q=%E5%8D%97%E5%8C%97%E6%9C%9D%E7%9A%84%E6%9B%99%E5%85%89&f=false

第三中国拉开序幕，两个中国之间的历史性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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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篇

习近平承认共产党革命是一场悲剧

2015年11月8日

2015年11月7日，北京“央视”报道了《习近平致辞全文：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尊敬的马英九先生，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两岸领导人见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历史将会记住今天。

曾几何时，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然而海峡隔不断兄弟亲情，挡不住同胞对家乡故土的思念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同胞亲情的力量，终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冲开了两岸封锁的大门。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过去7年，台海局势安定祥和，两岸关系发展成果丰硕，两岸双方和广大同胞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正因为有了这7年的积累，两岸双方才能迈出今天这历史性的一步。

在此，我要向所有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做出贡献同胞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少时间的隔绝，没有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让我们子孙后代共享美好未来。

两岸双方应该在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得到启迪，以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选择。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及地区与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我希望两岸双方共同努力，两岸同胞携手，奋斗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两岸和平发展正确方向，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两岸同胞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耀。

我先讲这些，谢谢！

……

上述报道应该不是“谣言”，那么，应该如何解读呢？

大家知道，“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些，都是共产党革命的结果。

实际上，在两岸分裂为南北朝之前，共产党革命曾经给更多的家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遗憾。”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分裂中国开始，将近百年共产党革命是中国现代史的主轴，也造成了“现代南北朝”的定格。

作为太平天国以来中国南北长期分裂的最终结果的“两个中国”，就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互相仇杀。“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分裂”，还算是比较消停的，比较平静的一个喘息。例如，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分子就惨了，他们遭到屠杀的数字（地富反坏右），不仅超过逃往台湾的国民党人员（200多万），而且超过台湾的总人口（2000多万）！

台湾的痛苦，在大陆眼中其实只是小菜一碟。

在1927到1937年和1946到1950年，整整十四年时间，中国大陆血流成河，苏联鬼子拍手称快。

但共产党革命带来了什么？

现在的中国大陆，一切都回到了旧社会。

现在的共产党，就是白色恐怖期间的国民党。

共产党革命付诸东流。

仅仅留下了“历史悲剧”。

现在的习马会/马习会，仅仅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这个讲话因此很明确地凸现了：习近平承认，共产党革命是一场悲剧。

而现在的习马会/马习会，就是“为了让不让共产党革命的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这到底是一时的口误、秘书的失职，还是习近平深谋远虑的行动呢？

这个现在还不好判断。

但是也许，为了实现中国统一，而让自己成为超越毛邓的历史人物，习近平决心抛弃“去中国化”的共产党传统，以便和同样采取“去中国化”立场的台湾民进党拉开距离。

如果真是这样，习近平就有可能结束“制造了骨肉分离的现代南北朝”，而走向统一的现代化的隋唐。

不无巧合的是，“马习会”的这一天，正好是罪恶的十月革命节。11月7日。

“习马会”选择这一天登场，仅仅是一个无意识的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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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篇

中国统一的文明基础

2015年11月18日 

中国大陆现在是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一类的逻辑去说服港澳台与大陆统一，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

先不要说港台承认不承认占领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母亲和主人，就算承认了，被迫统一了，这样被丑母和贫家强行的统一，也会造成他们的精神创伤，因为他们始终还是会怀念被英国和日本蹂躏的时代，虽然是殖民地，毕竟是被比自己稍微文明和富裕一点的流氓所蹂躏。好歹也算是“大哥的女人”。

香港台湾，不比蒙古那样的野蛮地方，从来没有对中国其它地方实行过武力侵害，因此一个正当的统治者很难有理由对他们进行毫无后患的武力征服。

那么怎么办呢？

我建议，香港问题就先放在一边，毕竟其主权问题已经解决。

先拿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来说，我觉得从“中国统一的文明基础”的角度讲，最好的办法就是两岸搁置武力统一，比赛文明程度。等到两岸的文明程度一致了，统一有了文明的基础，必不必蒙古统一中国那样，使用残暴的武力征服了。

两岸如何比赛文明程度呢？

按照中国大陆流行的尺度，可以用“GDP”作为标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人均“GDP”超过台湾了，什么时候台湾就没有理由拒绝统一了。

那时候，“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带来的精神创伤也就不存在了。

进一步来说，什么时候，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超过了日本，台湾就会自动依附过来。什么时候，中国如果比美国更为强大了，香港甚至新加坡和整个东亚，就会自动靠拢中国了。

这就是心理和现实的双重征服。

这就是“中国统一的文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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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篇

袁世凯登基100周年纪

2015年10月20日

我觉得，我们离开解释“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也需要现代宪政。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

没有精神领袖，中国就会一放就乱。

没有现代宪政，中国就会一统就死。

皇帝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一）

报道指出：袁世凯称帝典礼花费3000万，可买10艘驱逐舰。

报道还指出：袁世凯敢于开历史倒车，将自己的头衔从大总统阁下改为大皇帝陛下，那也是有民意的强力支持的。1915 年12 月11 日上午9 时，中华民国参政院专门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有关变更国体事宜。据记载，当天参加会议的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 人，一致同意国家实行帝制，称“中华帝国”，并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推戴袁总统为皇帝：“恭戴今日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歌功颂德，会议宣告结束，随即便将推戴书送到中南海总统府。面对国民代表机构的“拥戴”，袁总统自然十分感动和激动。在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客套性地推脱了一番后，袁世凯最终接受全体国民的“拥戴”，开始着手策划登基称帝事宜。

与此同时，以朱启钤、梁士诒等人为骨干的登基大典筹备处开始忙碌起来。尽管袁世凯一再叮嘱手下要节省开支，但该花的钱还得花，仅初步预算就得590 余万元，内含祭典费26万，修理大殿工程费105 万，调度费117 万，飨宴费22 万，接待费51 万，犒赏费69 万，大礼关系费166 万等不一而足。而据有关史料披露，实际上为了此次称帝，袁氏政府前前后后竟花了3000 万元！尽管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但在“梁财神”梁士诒的精心运作下，还是为此次复辟帝制提供了非常充裕的资金。

据保存下来的账单显示，仅仅为筹备登基大典，袁世凯就支出了2000 万元。例如单是为了感谢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在学术理论上对帝制的“支持”，政府就付给其50 万元的“润笔费”。再有，为了获得舆论界的支持，袁世凯还慷慨地向《亚细亚日报》《国华报》等提供了30 万元的友情赞助。至于为了修缮紫禁城内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则更是一笔浩大的开支。为了显示新王朝的新气象，袁世凯先是下令将三大殿分别改名为承运殿（取意“奉天承运”）、体元殿（取意“恭体黎元”）、建极殿（取意“建国立极”）。由于嫌原来宫殿的黄色不符合本朝的“火德”，又下令大殿内装饰一律改漆朱红色，殿中央的八根大柱加嵌赤金，饰以盘龙彩云。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项大工程交给了袁世凯同姓不同宗的侄子袁乃宽办理，结果袁乃宽竟花费了270 万元，而据承包商透露实际上只用了100 多万元。

为了准备登基大典，袁世凯及其家人乃至大小官员都要添置新式服装和各类用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门为袁世凯定制的两件龙袍，据说花费了60 万元！说起这两件龙袍，其豪奢程度真是丝毫不亚于古代帝王的龙袍。据亲历者记载，该龙袍由内务部官员陶洙设计：“冠用平顶，皇帝十二旒、卿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上衣下裳，绣山龙火藻八章。······黄龙袍由庶务司长郭葆昌承办，命大栅栏瑞蚨祥制衣，特绣金龙，双目皆嵌以精圆珍珠。”龙袍全用真金丝织成，上面镶嵌大大小小无数颗珍珠，甚至还有一颗从逊清皇宫“借”来的鸽子蛋大的东珠。尽管龙袍的承办商、著名的老字号“瑞蚨祥”不敢怠慢，集中了所有名师精心制作，可当他们将做好的第一件龙袍呈送给袁世凯审查时，却遭到了一番奚落。原来，龙袍尽管看上去富丽华贵，上面所绣的九条龙张牙舞爪，但要求苛刻的袁世凯却总觉得“龙气”太散，缺乏帝王之气。恰巧那几天著名京剧老生刘鸿声正在上演《斩黄袍》，身为其戏迷的袁世凯便大方地将这件龙袍送给偶像作戏服了。于是乎，刘老板竟有幸身穿货真价实的龙袍在舞台上亮相，因此而红遍全国。之后按照袁世凯的要求，瑞蚨祥又重新做了一件九团龙袍，每团绣一条龙，龙眼上各嵌一颗大珍珠，龙头各部还镶有小珍珠，龙鳞处则缀有珊瑚断片。对于这第二件龙袍，袁世凯很是满意。此外登基大典筹备处还花10 万元定制了两顶复古式皇冠，12 万元的一枚玉玺，60 万元的两颗金印，40 万元的一把新龙椅，如此等等。除了袁世凯外，其家人的服装用品也是一笔大开销。据说光是众多“娘娘”所需费用就高达200 万元。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袁世凯还兴致勃勃地下令将中南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下令发行一套刻有其本人头像和“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字样的纪念金币，甚至专门派手下到景德镇督造一批“洪宪”瓷器。

万事俱备后，按照原定计划，新皇帝将于1916 年1 月1 日在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袁世凯竟没有耐心地突然决定提前登基，并且地点也临时变动，闹得众多官员手足无措。关于当时忙乱无序的情形，曾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唐在礼是这样回忆的：忽然，在12 月13 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8、9 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来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约在9 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喜欢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作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吗？”可见抱着闷葫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一批人认为，如此大典，殊欠郑重。因此对负责张罗布置的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有意见的人就很不少。

至于袁世凯为何如此匆忙草率地举行登基典礼，外人始终无法探知。就这样，在外界的一片议论声中，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从此，中华民国大总统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华帝国大皇帝。为了安抚一些老资格的地方大员和民国元勋，袁世凯又于12月20 日专门下令特批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位元老级人物为所谓的“嵩山四友”，即他们不用在皇帝面前称臣跪拜。与此同时，新皇帝又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分别赐予128 人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爵位。

······

上述报道没有能够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

这个问题，我在1974年毛泽东行将就木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了。毛泽东以后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无法摆脱这个“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

（二）

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由整人运动驱赶着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等暂且不去说它，且从二十世纪开始说起。本世纪伊始，中国就发作了一场史称“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痉挛，这是对西方文化势力〔如教会的布道活动和科技势力，如采矿、修铁路等等〕的非理性反抗，为什么说它非理性？因为它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不知道应该发明一些替代品，然后这种反抗方能奏效。当时中国的南方省份虽然避免了这一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义和团招致的八国联军入侵和满洲政权的权威破产，却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气候，南方诸省亦莫能外。

义和团运动刚刚平息，“旗中央”政权还归不久，立宪运动就风起云涌。原来立宪运动乃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报复。这层姻缘关系，迄今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故此略表一二：例如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有志者纷纷逃往海外藏匿，清朝被视为叛逆，因此首都反动势力一时甚嚣尘上。那拉氏集团和八旗中央顽固派，为自己的反动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就把维新活动和卖国行为划上了等号，恰巧维新者师承的那个“新”，恰恰具有外国的来源，正是这层复杂的关系，使得反对变法维新的活动，仿佛具有了一种民族的色彩，这真是荒唐透顶。因为我们看到，这时以反对西方文化和科学这一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和十年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民族主义〔先前是文化〕，恰具完全相反的社会属性及社会功能。因此这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一种伪民族主义。这种虚伪的愚味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上层逆流的默许和鼓动下，裹挟了民间的会道门势力以一种极其落伍行式的开始了“政权主导的动乱”，就像后来的毛所发动的文革。应该说，毛的红卫兵和那拉的义和团，有其神似。这两个“运动”发作起来都是惊天动地，没有官方的赞助是不可想象的。

以前，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抗当局的动力，总是在边远地区发生的。义和团和红卫兵却一反常态，表明两者后面“另有黑手”即“地下力量的支持”。而在义和团与红卫兵、支持它们的那拉氏和毛氏集团失败以后，立宪势力和改革势力再度崛起，迫使“中央政府”同意采取措施，召开立宪会议和改革会议。

立宪运动和改革运动的始末，最能说明中国事态的悲剧性质。中国的改革，总是来得太晚又进行得太慢，最后就成了一种满大人式的敷衍和推诿，成了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这是老人政治一种最怕的痼疾之一。维新运动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反击而成为立宪运动之后，正是如此便成了一种点缀品和喜剧角色：其关键在于精华社会人物的背离。社会精英们敏感地看到的总是症结所在，他们转而采取革命的立场。这就是1905年以后同盟会力量空前剧增的社会动力。所以继立宪运动之后，又发生了辛亥年间的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运动之后又有倒袁运动和二次革命。1916年袁世凯死，中国中央政权从此丧失对整个国家局势的控制，直到今天。但运动的精灵并未随着中央政府的垮台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剧增起来，弥漫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方域。

运动的样式在不断翻新，性质也不断变化。例如袁世凯的对头蒋介石打赢北代战争，这期间席卷中国大地的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运动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社会存在，还第一次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开近代另一革命的之先河。

新文化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通路，而国民革命运动最后又引出了北代战争，它把中国现代史中运动的意义空前鲜明地现了出来；运动是一种合乎时期的社会战争，而战争不过是一种激进形式的社会变革途径罢了。

事实上，从太平之乱以来，伴随着华工的贩卖、南方和北方的交通、满洲的汉化以及中日战争期间的剧烈移民运动、对西藏及新疆的殖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规模人口的重新配置工作，它的结果之一就是许多家庭的破裂及夫妻分居等等，这一系列历史性运动，意味一场新形式的民族迁徙活动，已经揭开了它的序幕并逐渐转向高潮。是的，这只是“转向高潮”──因为真正的高潮尚未来到。在我的意念中，那个高潮正在凝聚其压抑力量，并向全球范围的广延，作出惊世骇俗的怪诞形态。

（三）

二十世纪初年，反革命分子梁启超曾经预言：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必将延续百年以上。果然，辛亥革命之后将近百年，中国迄今还在不断流血，不仅海峡两岸经常兵戎相见，而且大陆中国也不断流血，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偶尔露峥嵘。这种百年革命如果连上1850年开始的长毛和捻军，就显得更加漫长。这种悲惨处境的规模巨大，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是空前的，它迫使中国不得不继续革命，也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思考有关继续革命的话题。

思考“不断流血的革命”，使我在1974年以前成为一个“社会分权”、“互相制衡”的信徒，认为社会的活力来自分权的现实以及随之而至的“制衡与竞争”。那时我崇敬希腊，景仰立法者梭仑──并对历史学术形成浓厚的兴趣。

但是1974年的批孔运动使我燃起了对于古典的热情，并逐渐趋向于社会等差的礼制信念，我认可定先秦精神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脱离惰性、走向自新的可行指引。

时光冉冉，到了1984年，我已经可以较为客观也就是较为超脱地看待社会分权与社会集权等问题，因为我发现，无论分权集权，都是实行并贯彻社会动员的手段；如果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分权；如果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集权。其中并无一定之规，因为长期观察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发现它在分权集权之间来回摇摆的事实，尽管不同的社会其分权集权的倾向各有不同，但就其自身而言，却是在不断地摇摆之中。

一般说来，多国环境需要进行国内动员，所以容易促成社会分权发展。因此从长期历史观察，单纯的分权倾向与单纯的集权倾向都是不可取的。任用其中一个倾向──不足以使他的祖国摆脱历史的沉疴，直趋复振的朝圣之途。

这种历史精神觉醒使我萌发了一个新观念：新的战略，不仅仅停留在“并用〔兼顾〕分权措施与集权措施”的理论水平；它应深入“交替发展分权实践与集权实践”的政治堂奥。交替式的极端发展──废弃了兼顾式的中庸之道。

那时我对自己说：勇敢的人们！要是我们只能停留在两千年来〔集权式的、压抑的〕的生活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试问，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 

第一步为分权，以驱散那“借集权之名而肆行的腐败”。第二步为集权，以便在腐败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结构。第三步是从业已制度化了的分权结构──日益归于世界性集权的大趋势之中。从而在根本上弘扬中国之精。至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想，首次成为有积极意义的实践指南。〔前此的这类企图都是早产儿〕关键在于“可塑性”──不要死抱住某个“模式”、“道路”、“理论”，以至一道沉沦。

要认清它们的工具性质。要善于更换工具，对于一个具有伟大前程的民族而言，与某种工具一道沉沦、毁灭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

分权不是目标，集权也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在于追求活力；在于追求活力〔反抗增熵趋势〕的激励下进行运动，在不断“完善”的运动中显示活力、以活力自娱······

1984年4月20日，我写下了《中国新王国的战略图景》，首先谈到了“民主也就是分权的口号，具有革新社会的功能”，是“唤魂之始”，即社会动员的第一阶段。其次，任何民主革命或民主运动都会随后经历一个反动时期，其表现是“集权的实践与秩序的重建”。但与此同时，“民主的分权的实践与唤魂术的普及”却在潜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最后造成一个不同于“中王国”也就是秦至清两千年大一统帝国的“新王国”。“新王国”远离“中王国”而接近先秦的“古王国”，可以成为“宪政中国”、“中国宪政时代”，以区别于“中国王政时代”〔古王国〕、“中国帝政时代”〔中王国〕。宪政中国比王政时代更比帝政时代为民主，但在世界范围内，其作用如果发挥开来，却可能导致集权倾向的加剧。

我觉得，我们离开解释“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也需要现代宪政。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

没有精神领袖，中国就会一放就乱。

没有现代宪政，中国就会一统就死。

皇帝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s/xuanjun++xie?_requestid=236307

（另起一页）

第二十八篇

福音就快要降临中国了

2015年12月25日

对话：

中国A：祝小舅圣诞节快乐！

美国B：祝你们快乐！祝你们全家平安！

中国A：谢谢小舅。你们明天是平安夜吧！

美国B：明天圣诞节啦！

中国A：晚13小时

美国B：嗯呢

中国A：我们这里年青人的节，估计市中心热闹，带小孩也没法出去。

美国B：未来的中国是基督教的世界了。福音就快要降临中国了。

······

在魔鬼势力大肆拆毁教堂、拔除十字架的垂死挣扎里，基督的宝血再次流了出来、十字架所彰显的上帝大能的大能不会中止——

《杭州牧者谈传福音三大目的》（施迦南）说得好：

当你决志做一名基督徒时，意味着你有不可推卸的“传福音”的责任和使命，因这是耶稣给每个跟随之人的托付。那传福音究竟有哪些目的呢？近日，杭州牧者谈到传福音的三大目的。

每个基督徒传福音的方法都有所不同，到底传福音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义务履行耶稣交托的工作么？近日，杭州牧者在前一周的主日证道中提到了传福音的核心有三个方面。

一、宣告上帝的国快要降临的好消息；

耶稣到世上给我们带来了天国的好消息，作为基督徒的你蒙神拣选先得到这个福音，就要乐意分享出去，告诉更多人关于上帝的国快要降临的好消息。

二、见证耶稣是救主，也是天国的君王；

传福音不仅是让对方知道有天国，还要见证耶稣是救主，也是天国的君王，这给在罪恶中痛苦的人带去生活的盼望，因为罪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行。并且他还要做天国的君王，让天国的百姓都活在平安喜乐中。

三、劝人悔改，藉着耶稣与神和好。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传福音也是彰显神大能的明证，劝人悔改，藉着耶稣与神和好是传福音的目的之一，不知道福音奥秘的人，认为自己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也没有什么不好，也不知道放纵情欲生活是犯罪，但当福音临到他们时，对照神的律法，他们便知道自己的恶行，会有悔改的心，此时他会对耶稣的救恩表示感激。最终藉着耶稣与神和好。

最后，牧者强调，传福音作见证不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让人看自己有多么好多么虔诚，而是要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这是见证的核心。

······

殉道者鲜血，是基督教的核心见证。

而殉道者的第一滴鲜血，就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流出的······

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与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祂拿起饼来，祝福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圣子的风范，垂示千古。

耶稣基督，身先士卒；永恒圣子，流血如注，榜样力量，历历在目；全球席卷，文明三度。

未来的中国是基督教的世界了。福音就快要降临中国了。

第三期中国文明就要盛开了。

（另起一页）

书名

第三中国论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5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15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