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有神无神争辩的意义与古代无神论晚出的原因
有神无神的争辩，表面上是宗教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因为，追问人的形体毁灭之后，其精神或灵魂能否永存而不灭，直接是对于人死为鬼不为鬼有所肯定，间接是对于有神无神有所肯定。所有这些肯定都在哲学上有其最后的根据。这根据就是精神能否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有鬼论与有神论对于这一哲学问题，支持着肯定的解答；而肯定这一问题就是唯心主义。无鬼论与无神论对于这一哲学问题，支持着否定的解答，而否定这一问题就是唯物主义。所以，神灭与否的争辩，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对立的特殊形态。
正因如此，世界哲学史上，从古代至于现代，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往往以神灭与否的争辩为其导火线。最显著的例如：十九世纪德国的唯心唯物之争，即因瓦格讷（R.Wagner，1805—1864）在一八五四年格丁根（Gettingen）的自然科学大会上，宣读其论文人类的起源与精神的实体而起。因为这篇论文的要旨，在于阐明人类的灵魂（精神），可能离开人类的物质过程（形体的存废）而独立存在（不灭）。这种神不灭论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因此，引起了符格特（K.Vogt，1817—1895）的著名抗辩书：盲目信仰与科学。符格特在盛怒之下所发出的著名警句：“思想之于脑髓，有如胆汁之于胆囊，尿液之于肾脏”，虽然是庸俗的唯物主义观点，但就反唯心主义说，态度却是坚定的。
神灭与否的争辩，在世界哲学史上的意义如此，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当然也不能例外。并且，中国的神灭与否的争辩，从南北朝时代起，又成了名理谈论上的话题，因而，它除了一般的哲学意义之外，又代表了中国中世纪逻辑史上一个特殊的发展形态，即在这一争辩上，不但显示着哲学的范畴，同时也发挥着、并且孕育着特定的逻辑范畴和逻辑思想。具备着这样性格的理论斗争，是以南北朝齐梁之际，由范缜的神灭论所引起的争论最为著名。这一争论之所以著名，一方面因为它构成了空前巨大的论战局面，另一方面因为它更显示了神灭思想的伟大的异端战斗力量。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神灭思想不是范缜一人的创造，其战斗的传统是无神论思想一般的属性。因此，我们需要对于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一次探本溯源的研究。
根据一般的通则，古代的哲学是氏族社会宗教迷信观念的否定者；同时，最古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其起源上说来，或多或少又是和宗教在一起的，这里有“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列宁：哲学笔记页二五三）。在中国古代的西周时代，更存在着神化的先王观念与天帝的主宰信仰，因而没有出现严格意义的无神论思想。这是因为无神思想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古代自由人对于氏族残余制度的肃清；其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认识，摆脱宗教的世界观；而这两个必需的前提条件，在西周维新的中国古代比较薄弱（参照本书第一卷，第四、五、六等章）。降及春秋，对于氏族遗制的肃清，虽以政权下移的渐进方式开始进行，但是，第一由于自由民这一类国民阶级的不完全性，第二由于维新传统的束缚，以致最初出现的唯物思想，如五行说，依然拖带着浓厚的宗教因素。而且在贤人作风支配之下，作为世界观基础的自然认识，仍然被西周的宗礼思想所束缚。春秋战国之际孔墨显学的出现，也受过时的旧传统所影响，孔门肯定祭祀，墨家主张明鬼，他们虽然对神鬼观念抽去了些内容，但都保存神鬼的形式。
百家学说中公孟子首言“无鬼”，这自是古代的光辉命题；但他和“无鬼”相平行，同时又肯定了“君子必学祭祀”，显然仍未脱离孔子“焉能事鬼”与“祭之以礼”的二律背反的支配。在这一点上，公孟子的无鬼论的战斗性就显得特别脆弱；无怪被墨子运用了类比的矛盾律所攻击。（墨子公孟篇）
较为晚出的老子书中，虽然强调了“自然之义”，但还有所谓“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的命题，但同时又说“子孙以祭祀不辍”，可见老子作者关于神鬼问题的认识大体与公孟子同一境界。
到了战国中叶，由于财产所有形式的变化，国民富族和自由人的成长，对于氏族遗制的打击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铁的普遍使用及农工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一步的成就，无神思想才开始在“形”与“知”的关系方面，引起了思想家的注意；并由古代的进步学派，作出了初步的合理解决。例如：
（1）墨经经上说：“生，刑（形）与知处也。”“形”与“知”相结合（处）既然是“生”；则依逻辑反而推之，“知”与“形”相分离当然即是“死”。假如将此所谓“知”作为“神”的同义语，则离开了“形”的“神”虽不必一定是“灭”，而与“死”相连，却也决不能说一定是“不灭”。墨经作者对于神鬼思想所以能作出否定的解答，与其对于先王观念的否定及自然科学的成就，是有必然关系的。
（2）荀子天论篇说：“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形具而神生”，其反面的命题自然是形毁而神灭。“好恶、喜怒、哀乐”既以“神生”为依据，自必随神灭而消散。荀子以为“夫是之谓天情”，“情”“诚”字通，则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即是宇宙或自然的本然法则。似此，无鬼论，无神论与唯物主义，就结成了相互渗透的关系。史记孟荀列傅说：“荀卿嫉浊世之故，……不遂大道而营巫祝，信禨祥”，正是此义。
并且，上引荀子的无神思想，不仅较墨经更进了一步，同时也是整个古代无神思想的综合与发展。史记孟荀列传说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废序列”，其中一部分的实际所指，当属此事。
总之，无神思想自从战国中叶以来，才开始发育起来，所以到了战国末叶，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神灭思想的晚出与古代国民思想的晚出，同样是古代维新路线的结果。这里，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思想和希腊古代思想作机械地对比。
谢选骏指出：“有神无神的争辩，表面上是宗教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这段话说明侯外庐这批《中国思想通史》的作者，无一人读过休谟的说法：“宗教是大众的哲学，哲学是智者的宗教。”这批作者大概除了马恩列斯等狗书，就没有读过什么西洋的书籍了，真是一帮可怜的马列狗、列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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