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道四本论与儒道合派
魏晋思想好谈同异离合，此同异离合之诘辩，曾为当时人目为清谈“理赌”的中心，这是我们已经交代过了的。如果我们沿用魏晋“才性四本”的题旨而说明儒道思想，则我们大可以为古人归纳出一条线索，也姑名之为“四本”，那就是儒道同、儒道异、儒道离、儒道合。
（一）主张“儒道同”的，是魏晋之际颇为流行的一派，例如晋书阮瞻传载，“（王）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此一问答，复纪于世说新语，而答此问题的不是阮瞻，换书为阮宣子（修）。这可以明白，当时依据本体的“无”义而主张“儒道同”的，正是一种流行的思想。再按王戎所发的问题，上句明说儒道观点各有所见，名教与自然是不容混同的，而下句却问“其旨同异”，由此也可知道儒道同异，已经成为当时的重要谈辩了。
上章论何王天人玄学时，我们已经指出他们极力在儒道难以统一的理论方面，把道德二元的鸿沟填平，强同于“无名”，或“体无”，何晏以老子“强为之名”与孔子“荡荡乎无能名”，同于“无所有”之道，因而说“老子与圣人同”；王弼以“圣人体无”，更熔老易于一炉，说其旨同于“无”，不过有强训与不训之别罢了。可见何王是主张儒道源头处是一家的。由这里而言，魏晋的儒道四本论，儒道合同派的代表人，实为何晏王弼，主张儒道合的是王弼，而主儒道同的是何晏。
（二）所谓“其旨同异”，主张同的学派已如上述，而论“儒道离”的，则有两方面的人物，其一以儒家立场而攻道的，其一以道家立场而攻儒的。今先讲前者的代表人——裴頠孙盛。
据晋书，王衍乐广与裴頠是针锋相对的清谈家。頠以“言谈之林薮”闻于世。他“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徙，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晋书卷三五）
无不能生有的命题是好的，但这一命题的积极因素，可以通向唯物主义，然而也可以通向唯心主义，这点在下面详论，这里我们仅看他怎样区别儒道，尤其如何区别老易。他说：“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观老子之书，虽搏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减，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晋书卷三五）以儒非道的东晋代表人物有孙盛，著易象妙于见形论，反对王弼以来的老易一源说；著老子非大贤论，反对魏晋时代的老庄玄学。他也是清谈人物，渡江名流，但在名理论方面比较是清醒的。
反之，以道家立场而攻儒的，竹林七贤的阮籍刘伶嵇康可为代表人物。
据晋书说他们三人“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按七贤并不是同类的思想家，他们都好老庄是事实，而所好并不相同。山涛在后来有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证明他是老庄的叛徒。孙绰也鄙山涛，“谓人曰：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门为龙津，则当点额曓鳞矣！”（晋书卷五六）王戎曾被阮籍骂为“俗物”，败入意趣。向秀与嵇康在理论上时有辩论，往复驳难。我们以为刘伶阮籍嵇康才是真正主张“儒道离”的。（鲁迅先生似以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属一类人物，“他们实在的内心，一般人却不知道”，并把正始精神与东晋末流，分为二截。这一论断颇有商榷之处。）刘伶著酒德颂，他立足于儒家对立方面是一目了然的。他说：“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此所反对的对象即儒家的典型。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见嵇康来，以青眼对之，由是礼俗之士，疾之若仇。（见晋书本传）由这里，可以知道他的主张。鲁迅先生的早期思想，深受此派学人的影响，说：“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而已集）。阮氏在他的大人先生传中把法礼君子骂为褌中之群虱，就是白眼下面的儒家，“群虱之处褌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褌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处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褌中乎？”（晋书卷四九）青眼下面的理想，便是他著的达庄论，他的儿子阮瞻为著名的“三语掾”，却和他走得远了。其次是嵇康，今存嵇中散集，可窥得他的思想全貌，他慕“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更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不涉经学”，于世俗礼法有七种不堪，于本性难容有二种甚不可，合此九患，决不能像儒道合同二派，做非吏非隐，似儒似道的人。他甚至“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招致了杀身之祸。他的儿子嵇绍“旷而有检，通而不杂”，离开他的人生哲学却远了。
此派到了鲍敬言更加发展了。他“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他论儒家所崇拜的君道起源说：“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因此，他以“由于为君”的统治权，才产生了“屠割天下”的君主。他虽然也如道家，慕拟上世，但更特别强调了贵贱贫富之不平等，礼法制度之专为有产阶级而设的道理，所谓“本无尊卑，君臣既立，而变化遂滋”，“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损益之礼，饰绂冕玄黄之服”。这些他所痛斥的剥削制度，皆是他所指的“儒者曰”寄托的立命处。（详见抱朴子诘鲍篇，详说见下）
（三）论“儒道异”的显著人物是葛洪。凡二元论的折中主义，大约都产生于正反二者争辩剧烈的时候，李丰论“才性异”是如此，葛洪在晋惠帝时代论“儒道异”也是如此。用现在的成语讲，这种思想是“中间路线”，时而虽依违两可，时而更徬徨两不可。他曾说：“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可得而论，难得而行也，”然而他却在养生论方面接受了嵇康的思想，他所谓“安时顺处”，“祸莫大于无足”，“知命者不忧”，“为乎无为，以全天理”，连术语也尽是老庄的旧话，他名之曰“道意”，名之曰“至理”。他似乎仅于反对了道家的不利于统治阶级的“过火”论，故在疾谬、诘鲍诸篇痛斥放任不检，非薄君主。其次，他对于儒家，批评俗儒“重所闻，轻所见”的博士思想，然而他又在基本上皈依儒家，说什么“人伦虽以有礼为贵，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有圣人作，受命自天。……夫祥瑞之征，指发玄极，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应之来孰使之哉？”他的四不像的理论，似乎守中立，而在本质上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典型。
（四）论“儒道合”的一派，起于王弼向秀庾峻父子，下及郭象殷浩张湛韩康伯等，在晋朝他们是支配的思想人物。（王弼有专章研究。）他们把庄子在“材与不材之间”的相对主义，发挥到极点，居然处于“臣进退维谷”（殷仲堪语），“心徘徊以踌躇”（向秀语）之间，能使矛盾解消于“容迹”的“有无之间”。
前三派本书皆有专章研究，现在我们就要详细说明“儒道合”一派的社会背景及其思想路径了。
原来经过魏晋“禅代”（一个不洁的历史名词），统治者不得不通权达变，招来了些“不仁不孝”有才干进取的名族人物，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即发现了所谓“通脱”，“清峻”，对于取得了政权的王朝，颇有不利，而“度外用人”，反不如两汉博士的谨守规矩师法之易于利用。这儿，就是名门世族的内部悲剧，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卷四九），“魏晋去就，易生嫌疑”（卷九四），可以说是实录。鲁迅先生说得好：“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足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 201 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而已集）
鲁迅先生以上的话道出了嵇阮刘诸人的一些思想路径，这是魏晋时代悲剧的一面，然而还有迫于政权的压力，不得不（如向秀）或自甘（如郭象）走向喜剧的一面，使名教与自然二者结合，依据庄子一个现实的结论“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完成最不合理的约束是最合理的行为，“安时而顺处，哀乐不能入也。”这个统一，“与造物者游”之空想，事实上是没有的，惟“与世俗处”之实际，却又远乎“天”，于是乎产生了晋人的一套“迹”论，下面我们先用史实来证明：“康既被诛，文帝问向秀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书卷四九）但他怀念吕安嵇康，作思旧赋，也有如下写心之句：“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晋书卷四九）
著名的豪族庾峻，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他上疏晋武帝，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安定统治权，说出了当时儒道可合的政策，他的话如下：“臣闻黎庶之性，人众而贤寡，设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为贤众而多官则妨化，以无官而弃贤则废道。是故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庭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庭之士，佐主成化，犹人之有股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虽无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
先王嘉之。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儿杖之礼，以厚德载物，出处有地，既廊庙多置才，而野人亦不失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
夫人之性陵上，犹水之性趣下也。益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义不敦，终于皇舆为之败绩，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进趣，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退让不可以刑罚；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往往间出，无使入者不能复出，往者不能复反，然后出处交泰，提衡而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而化矣。”（晋书卷五十）
他的两个儿子，仕于晋惠帝之时，庾珉因“世路如此，祸难将及”，自料将死于非命，后果然。庾敳的名士事迹，史载更详尽，本传说：“敳字子嵩，……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畅，寄通而已。
处众人中，居然独立。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暗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敳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衍贾谊之鵩鸟也。
其词曰：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
物咸定于无初兮，俟时至而后验，若四节之素代兮，岂当今之得远。且安有寿之与天兮，或者情横多恋，宗统竟初不别兮，大德亡其情愿。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货所建，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纵躯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飘■玄旷之域兮，深莫畅而靡玩，元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
从子亮见赋而问曰：‘若有意也，非赋所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答曰：‘在有无之间耳！’迁吏部郎。是时天下多故，机变屡起；敳尝静默无为。叅东海王越太傅军事，转军谘祭酒。时越府多儶异，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象后为太傅主簿，任事专势，敳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敳有重名，为搢绅所推；而聚敛积实，谈者讥之。都官从事温峤奏之，敳更器峤，目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礧砢多节，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时刘舆见任于越，人士多为所构；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于敳，而敳乃颓然已醉，帻堕机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越甚悦，因曰：‘不可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石勒之乱，与衍俱被害。”（同上）从上面的史实看来，向秀不得已而“容迹”，到了庾敳则拿家富二千万的“聚敛积实”的小人行为，来容所谓君子之事迹，为无为，事无事于“有无之间”。于是，不是以实践检证理论，而是以理论歪曲实践，使荣辱存亡一致，善恶真假均齐，躬行了他的父亲献给武帝的政策“实际”，因而“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然而不有所谓彻底的卖身，甚至于贪污聚敛，还不可能齐一善恶，“无迹可间”的。向秀容“迹”，内心里犹徘徊以踌躇，表示出神与形之矛盾，而庾敳则大言“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货所建”，“至理”在实践之中应是“迹”近糊涂的蠢动，而无恶不作的惟货所建，才是善之“无迹可间”。这正是胡适教人糊涂的所谓“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吧！
至于郭象，好老庄，能清言，在“儒道合”的实际行为中，要比庾敳更“无迹可间”，更小人形象些，这才能使理论歪曲实践，故他嗜好老庄，又不妨“任职当权，熏灼内外”。正因为如此，庾敳见他“任事专势，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如果说为人行薄的郭象把向秀的“隐解”，述而广之，则所述所广者，便是使“隐”义主动地成为庾峻反动政策的理论指导。郭象理论的玄妙和实践的下流之“天才”结合，是一个喜剧的概念家的典型！
“儒道合”的教养，在晋朝颇有支配力量，此种风气即后世所谓的官僚场中的“黄老哲学”，任职要静默无为，同流合污；退职则口无怨言，夷神委命。例如清谈家殷浩虽有“进退维谷”之感，而大体上是朝野两宜的，据晋书说：“殷浩清徽雅量，众议攸归，高秩厚礼，不行而至，咸谓教义由其兴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处国钧，未有嘉谋善政，出总戒律，唯闻蹙国丧师，是知风流异贞固之才，谈论非奇正之要。”（卷七七）
“殷浩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流放之戚；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同上）在理论上的“儒道合”，正如他的外甥韩康伯所说：“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虽所滞不同，其于遣情之累，缘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晋书卷七五）
好一个豪门贵族的人生观，原来公理就在私弊上才体现出来！封建最高统治者有一套所谓“使功不如使过”的方法，这也是反动派胡适对汪精卫引用过的道理，为了“使过”，甚至故意要使人陷入贪鄙行为。豪族的政治哲学就能够把贪鄙从理论上讲成清白！
明白了晋朝的这样政治背景，才知道如山涛一般人为什么要做“吏非吏，隐非隐”的山林朝士。既然“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的群虱（阮籍语）不合时务，专制帝王就不能不重视“褌裆”之外的天才，因此“介然不群、性好老庄”的七贤之一山涛成了一位晋室的表率大臣，与“天地四时之消息”浑然一体了，请看皇帝对他屡次的求退表是如何的诏示：“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职是也。方今风俗陵迟，人心进动，宜崇明好恶，镇以退让。”
“君以‘道德’为世模表，况自先帝识君远意，吾将倚君以穆风俗，何乃欲舍远朝政，独高尚其志邪？”
“君赞翼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勋，朕所倚赖，司徒之职，实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晋书卷四三）
这位容迹的道德模表，为“意化”与“邦教”做了元勋。然而他“居官以絜其务，以启天下之方”者，原来也是“在有无之间”，仅“不欲异于时”而已，故时尚贪污，公卿皆然，山涛便不能独标廉洁，而异于时尚，他将袁毅的贿赂，“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凡所受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这是否真的行径或假的作伪，不得而知，但证以七贤之一王戎“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恒若不足”，同时以人伦鉴识著名于世，他又常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那么，这个山涛是一个狡猾的伪君子。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学者也说“贪而不污”，或说“污而不贪”，山涛启天下之方，不是更明白么？
残酷的专制政策，作弄了当时名士，更培养了这样官僚主义的“黄老风”，或“不欲异于时”名之曰“朝隐”，或“与时浮沉”名之曰“容迹”“寄通”，试看王戎的思想：“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晋书卷四三）
晋人“而已”很多，依据庄子“不可奈何”以及“固有所不得已”的理由，承认不合理的现状都是合理的，既“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为人臣者固有所不得已”，故“入其俗，从其俗”，“长于水安于水”，“生于陵安于陵”，一切恶的既成，就不必改了，若要改革现状，那就是“有为而虑”的人道，就不明白“天地四时之消息”。“容迹而已”，“寄通而已”，“与时浮沉而已”，是周末道家思想渗入儒家思想（如天下篇的理论）之庄学的晋朝复古，在学术上就形成了“儒道合”的玄学，章太炎说“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这话似根据郭象庄子注序末段之文，加以扩充，要非确论。
“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马克思语），按魏晋名士好弄名辩，但名辩并没有改变事物，反而和事物（封建的）相容。嵇康在逻辑上爱用矛盾律拒中律，故思想指导他招来杀身之祸，试看他被孙登教训而诗中也说“今愧孙登”，可以知道正规的形式逻辑，在当时也是危险的：“嵇康（继阮籍）又从之（孙登），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
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然者也。”（晋书卷九四）
孙登教训嵇康太过于用才持异，指示他逃避现实，要以“无材”表白，不能与在朝之良材相对立，始能保全性命。然而，箕山之志如果被发觉，如向秀想逃而不敢竟逃时，那么究竟该以“材”见许呢？或以“无材”见称呢？这就没有拒中律了，诡辩便要复古于庄子了：“在材与不材之间耳，似之而非也。”“若成，若不成。”
“儒道合”论者就是从这里出发，实行“有意无意之间”的两面道德律。
谢选骏指出：侯外庐等人在此节之中提到了汪精卫，不知道他门知也不知道汪精卫对毛泽东有提携之恩？如果他知道这两个大汉奸惺惺相惜，并因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故作此语，则似有深意焉。如果他们不知此而冒冒失失地提到了汪精卫，他得感谢毛泽东不学无术，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否则他们早就没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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