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廉价的符水
道教与高贵的金丹道教的对立道家思想到了魏晋时代成了正宗，这给予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毒害，是很深的。然而，伪冒了“道”的招牌，集中了所有原始的、封建的、愚诬荒谬的理论与作法，而以宗教形式出现，对中国广大人民进行欺骗、麻醉、恐吓、毒害至二千年之久，其流毒远较道家更为深刻广泛的，却是正宗的神仙道教。因此，对道教思想的彻底检查与批判，是治思想史者不可卸却的责任。本章便是企图剖解神仙道教在创始时期的理论与仪式的奠基祖师葛洪的思想，而在详细论述葛洪思想以前，还须回溯道教的原始形态。
作为宗教来说，道教是在东汉末叶发生的，它曾经是起义农民的斗争旗帜；道教徒最初主要是被压迫的下层群众。
早在晚汉顺帝时，民间就已有“太平道”出现。后汉书襄楷传说：“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按宫崇或作宫嵩，于吉或作干吉，见神仙传卷十；太平清领书即现存之太平经。）
桓帝时，襄楷上书中说：“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
据此，太平道的原始教义当为由纤纬正宗神学蜕化而来而带民间异端教派之色彩。以阴阳五行为宗、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正足以表现原始道教为汉代神学的神秘气氛中的产物。多巫觋杂语、被有司斥为妖妄不经，又足以表现原始道教之为民间异端教派而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桓帝时，起义农民就有以民间宗教为号召的，如农民领袖陈景，自称为黄帝子，另一个农民领袖管伯，自称为“真人”，又如李伯自立为“太初皇帝”、盖登自立为“太上皇帝”，从这些称号看来，上述的农民起义似皆与民间异端教派有关。至灵帝熹平年间，农民领袖张角更以太平道广泛地组织了起义者，他的徒众在十余年间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兗、豫各州，最后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号召下，发动了声势空前壮大的农民战争。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其事迹如下：“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兗、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与张角在东方传布太平道同时，张衡（修）在汉中传布五斗米道，这两个异端教派在教法上是大略相同的，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甚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张鲁传说：“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称‘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这些史料指出，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教法略同，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教派合并起来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在其粗具端倪的教规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中世纪的平等要求。不置“长吏”而代之以“祭酒”：正意味着要求泯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而还原于宗教上的平等；立义舍、置义米肉、令行路者量腹取足，更突出地表现了起义农民的朴素的共产主义的形态，而在中世纪封建的财产所有制之下闪出了弱者对于生命权和生活权的狂暴的幻想。此外，如对犯法的人“三原后乃行刑”，则与汉代之以酷吏为治、以刑法为威的统治政策相对立，禁酒、春夏禁杀，则与汉代豪门贵戚的靡费浮华相对立，这些教法都是从下层起来的，虽采取宗教迷信的形式，但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并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谓“民夷便乐之”。
上述的教法在现存的太平经（即太平清领书）中多少可以找到一些影子，有人曾举禁酒、顺时令、立义舍、道德要素、忏悔、崇老子五项来论证太平经与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教义的相应之处。然而，当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要求的教法一提到宗教理论的说明时，就充满着神秘的诡异之辞。但在这些神秘的诡异之辞中，也片断地透露出起义农民的反抗意识及其对统治阶级的咒咀与仇恨。举例说：太平经以人生有六大罪，第三罪是“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其罪不除”，第五罪是：“天生人，幸使人人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而轻休其力，其罪不除。”（丁部卷四、卷六七）这种道德观念的阶级性是很鲜明的，和司马迁所序的游侠人物的实际相合，他们反对敛聚财货而不周济贫困，主张人人劳动，自食其力。太平经又以上古之人纯朴而少疾病，中古渐失法度，“流就浮华，竭尽财为送终之具，而鬼神益盛”，“下古更炽，事鬼神而害生民。”（丙部卷三、卷三六）这种反对封建社会滥费的宗教仪式的观念，其阶级性质也是很明显的。
如果把上述的断片和前引史籍所载的教法联系起来考察，则可以看出：（一）当时的起义农民，通过神秘的教义，向往于渺茫的上古的纯朴世界，而农民领袖之自称为“太初皇帝”、“太上皇帝”或亦以恢复上世之世为号召。这种向往，实与德国农民战争时代的农民从古代基督教的千载太平的幻梦中寻求有利的出发点具有类似的性质；（二）恩格斯论及德国农民战争时说：“另一方面，这不仅超越现在，而且超越未来的境界，必定成为狂暴的空想。在第一次实际应用时，它自然要退回到当时情形所许可的狭隘范围内。攻击私有财产，要求财产公有，不得不化为浅薄的慈善组织；渺茫的基督教平等，只归结到法律之前的公民平等，废止一切官厅的权力，最后变为组织由人民选举的共和政府。”这一段话颇能启发我们对汉末农民道教的分析。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汉代的农民还提不出财产公有的要求，还提不出要组织由人民选举的共和政府的要求，甚至还提不出如唐宋以后对土地的要求，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已经作了“在当时情形所许可的狭隘范围内”所能作的事：他们已经建立了“义舍”制度，已经废止一切官厅的权力——“长吏”，而代之以“祭酒”，而若明若暗地对私有财产进行攻击，咀咒了“积财亿万”的豪门贵族的“其罪不除”。（三）恩格斯又指出：“中世纪的中等阶级和现时资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要求一个廉价的政府，中等阶级则首先要求一个廉价的教会。中等阶级的异端要求恢复古代简单的教会制度和废止独占的僧侣阶级。……廉价的整理是要撤消僧侣，主教，罗马宫殿，简单一句话，是要撤消为教会所浪费的一切。”（重点系引者所加）汉代农民虽然并不代表中等阶级，但他们的道教也是廉价的宗教，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它反对与正宗神学相联结的“事鬼神而害生民”的宗教，它要撤消“流就浮华，竭尽财为送终之具”的封建的浪费。
这些农民起义的道教徒先后被统治阶级所剿灭，其首领或被杀，或受招安。不屈的，仍下草泽为流人如故，而受招安的却变成统治阶级的帮凶，农民道教的分化开始了，太平道与天师道的命运也颇有不同，张角被杀害后，太平道衰亡了；张鲁投降了曹操，他的天师道也流傅甚广，甚至晋时名门子弟如王凝之、卢循等皆为其信徒。
当廉价的符水道教随着农民起义的失败而终结时，高贵的金丹道教即代之而兴起，其代表人物即为葛洪。此后，神仙家便和巫祝分手，金丹派便和符水派分手，道教的一部份更变质而为统治阶级所御用，走上了朝廷。农民道教只是在生命无保障之下作幻想式的抗议，而贵族道教却是违反生死自然的辩证规律而颠倒一切人生的道理来寻求长生久视的神仙世界。
应该指出，葛洪的高贵的金丹道教极端仇视农民的符水道教，他在抱朴子道意篇说：“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惑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
“淫祀妖邪，礼律所禁。然而凡夫终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购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无赦，肆之市路，不过少时，必当绝息。所以令百姓杜冻饥之源，塞盗贼之萌，非小惠也。”
“妖伪转相诳惑，久而弥甚，既不能修疗病之术，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祟。疾病危急，唯所不闻，闻辄修为，损费不訾。富室竭其财储，贫人假举倍息。田宅割裂，以讫尽箧柜倒装而无余，……财产穷罄，遂复饥寒冻饿而死，或起为劫剽，或穿窬斯滥。丧身于锋镝之端，自陷于丑恶之刑，皆此之由也。”
“第五公诛除妖道，而既寿且贵，宋庐江罢绝山祭，而福禄永终；文翁颇破水灵之庙，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庆来假。”
此外又说：“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微旨篇）
“巫书妖妄，过差之言。”（同上）
“诸虚名道士，既善为诳诈，以欺学者，又多护短匿愚，耻于不知。”（同上）
祛惑篇说：“余数见杂散道士辈，……或有偶受体自然，见鬼神，颇能内占，知人将来及已过之事，……或长于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晓于不死之道也。……问以金丹之道，则率皆不知也。……此等与彼穿窬之盗，异途而同归者也。”下举古强、蔡诞、项曼都、白和诸杂散道士伪惑之事。结尾说：“长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问者哉！然不可不精简其真伪也。余恐古强、蔡诞、项曼都、白和之不绝于世间，好事者省余此书，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
可知原始道教的分化，是高贵的金丹与廉价的符水的对立，是神仙与巫祝的对立，是真人与杂散道士的对立，是封建名门与依附农民的对立。而葛洪则站在名门豪族的阶级立场，把道教的金丹派从理论与法要上确立起来，使在俗则为名门贵族，入山则为神仙贵族，永远和农民为死敌，而长寿而富贵永享！
谢选骏指出：道教的符水虽然廉价，但比共产党的政治学习还是昂贵——毕竟，符水还需要一道符、一杯水，不像政治学习口说无凭，还要来回更改，甚至信口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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