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三民主义为何不行

老高的博客《三民主義追根溯源追到葛底斯堡》（2012-06-29）报道：

胡錦濤有“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的三民主義；孫中山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在我看來，都比不上美國阿伯拉罕·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演講中所講的三民主義那樣言簡意賅：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

　　胡錦濤有胡錦濤的三民主義（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孫中山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民”的說法，追根尋源，追到美國林肯總統的三民主義：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

　　孫中山在《文言本三民主義》中這樣寫道：“這句話的中文意思，沒有適當的譯文。兄弟就把牠譯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張的這個民有、民治和民享主義，就是兄弟所主張的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

　　林肯這段話，是1863年11月19日在位於賓州的葛底斯堡講的。在美國內戰（南北戰爭）中葛底斯堡戰役結束的四個半月後，林肯總統從華盛頓坐火車趕來這裏，參加第二天的陣亡者國家公墓的揭幕典禮。這篇隻有兩分鍾的短短演說，成為美國和世界歷史上的名篇，也是美國歷史上為人引用最多的政治演說。連江澤民主席1997年訪問美國來到白宮時，都禁不住要對克林頓總統用英文背誦壹段，以示自己的思想與世界主流接軌，對西方經典併不陌生。

　　葛底斯堡離我在新澤西的住處不過三小時上下，我曾多次帶客人去這個美國最著名的古戰場參觀過。今年初夏壹天，我又陪親戚前往，拍下了若幹照片。

　　根據維基百科有關詞條的資料（順便說壹句，維基百科關於“葛底斯堡演說”的詞條，搜集了眾多來源各異、說法迥然的資料，豐富生動，十分有趣，各位不妨壹讀）葛底斯堡戰役為美國內戰期間，在1863年7月1日～3日發生。美利堅聯盟國（南方）的羅伯特·李將軍所部北弗吉尼亞軍團（Army of Northern Virginia）北上進攻弗吉尼亞、馬裏蘭、以及賓夕法尼亞諸州。美利堅合眾國（北方）方麵先後由約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以及喬治·米德（George Gordon Meade）兩位少將所率領的波多馬克軍團（Army of the Potomac），在這裏擊敗了南方軍。雙方共投入16萬兵力，共有51000人傷亡。這壹仗打下來，通常被認為是美國內戰北方由敗轉勝的轉折點。

　　葛底斯堡戰役，是美國在本土的戰爭中死傷最為慘重的壹戰。戰後留下超過七千具的戰士遺骸、數以千具戰馬屍骨；莊嚴有序地埋葬死者成為當地居民的首要之務。賓夕法尼亞州政府買下17英畝（69,000平方米）的土地作墓園，為這些戰死沙場的靈魂善後。

　　我們眼前的葛底斯堡古戰場，方圓數十英裏的範圍內，到處是銅炮、鐵絲網、鹿砦、戰壕、掩體……更引人矚目的是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紀唸碑、雕像。2001年，我曾寫過壹篇《吊古戰場文》：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彈火硝煙，血光腥風，壹片麥地在短短兩小時內竟六次易手，想像那短兵相接的激戰是何等慘烈吧！

　　令人驚訝的是，生死鏖戰的對手竟平等地接受後人的供奉：北軍的無數雕像與紀唸碑矗立，南軍的無數雕像和紀唸碑高聳：李將軍騎在馬上，威風凜凜地舉起西點軍校贈給他的指揮刀；他的部下，那南卡將士的群雕，壹往無前，英氣逼人！

　　奇了！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漢賊誓不兩立，忠姦不共戴天，同樣的品德以“大節”劃線，褒貶分明：好人才“堅定”，壞人則“頑固”；好人才“聰明”，壞人則“狡詐”……北軍代表歷史進步，南軍代表反動腐朽，人固有壹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可在這美國古戰場上，對北軍與南軍的犧牲將士，何以前人既壹視同仁地建碑立像，今人又不分彼此地肅立獻花？

　　且說主持公墓創設的威爾士，主邀演講貴賓，是曾任美國參議員、馬薩諸塞州長及哈佛大學校長，也是全國最知名的演說家愛德華·埃弗裏特，幾乎是事到臨頭，才想起邀請林肯總統參與揭幕式，不過是想“錦上添花”而已。在威爾士給林肯的信中寫得很明白：“敢請屈駕，於演說之後，以全國行政首長之尊，賜以適切之短評，使此土此地因蒙官式對待，得添神聖莊嚴。”（不知這是誰的譯筆，倒頗為傳神！——高按）

　　林肯搭乘火車於11月18日到達葛底斯堡，當夜作客於威爾士位於葛底斯堡市鎮廣場的住宅中，併為演說稿作最後潤色。次日早晨九點半，林肯騎著壹匹棗栗色馬，加入排成壹長列的達官顯要、市井小民、與陣亡者遺孀中出場。據估計，約有壹萬五千至兩萬人參與儀式。

　　精心準備的埃弗裏特，做了長達兩小時的演說；而後，林肯以他尖細的肯塔基腔發言2分多鍾。

　　對於林肯當時的表現，現場目擊者的說法五花八門。曾在19歲時參與揭幕式的莎拉·庫克·麥爾斯夫人（Mrs. Sarah A. Cooke Myers），於1931年，在她87歲時回憶，林肯演說後現場莊重肅靜：“我當時很靠近總統，聽完全部演講，但好像太短了。然後是壹陣令人印象深刻的靜默，……講完後併沒有掌聲。”歷史學家謝爾白·富特（Shelby Foote）則說，在林肯演說後，掌聲遲疑、零亂、且“敷衍了事”。《芝加哥太陽報》次日報道：“這位被有頭腦的外國人指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者，語調無聊、呆板、又蹩腳。各位美國人若以這種語調朗讀，必感麵紅耳赤。”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柯廷說法則不壹樣：“他以全場清晰可聞的聲音宣講那場演說，在場群眾因總統站在麵前而陷入寂靜……‘太令人欽佩了！’是大家壹緻的評論。”

　　倒是當天的主講人埃弗裏特，成為林肯的知音，對林肯的演講給以最高評價。林肯收到埃弗裏特於次日寫出的信：“若我能滿意於自己在兩小時內趨近盛典的主要構想，壹如閣下於兩分鍾內道破者，我當十分慶幸。”

　　林肯演講時，戰火還在燃燒。他的演講辭，既非聲討南方對手的檄文，也非鼓舞全軍全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誓辭，卻著眼於雙方在建國先賢的高遠原則之下，療傷止痛，相逢壹笑泯恩仇，遠遠超越了壹時的生與死、勝與敗、是與非。

　　時間過去了149年。林肯的演講，成為全人類最重要的精神遺產之壹，煥發出永恒的光芒。

　　我在陣亡將士墓園內銘刻的林肯演講手跡前良久駐足，反覆誦讀：“先賢在這塊大陸上創立了壹個新國家，牠孕育於自由之中，奉行壹切人生來平等的原則”，開場多麽感人肺腑！“要使我們這個國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結語多麽撼人心魄！

 　　林肯在這裏演講時，全國許多地方還在進行殊死交鋒。他強調的是87年前美國建國先賢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信唸，著眼於更遼遠、更恒久的未來。

附：Lincoln's Gettysburg Address（林肯葛底斯堡演說）

on Nov.19,1863

　　Four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 can long endure. 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at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not dedicate, we cannot consecrate, we cannot hallow this ground. The brave men, living and dead who struggled here have consecrated it far above our poo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 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谢选骏指出：三民主义为何不能行于中国？因为它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舶来的货。舶来品虽然新奇，却不服水土；只有进行阉割，强行嵌入的中国的家族——结果就是不中不西，不男不女。

《论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林肯“民有民治民享”思想“异”与“同”》（2017-03-04 秦德君+章慧 人间订阅 2016年33期收藏）报道：

摘要：林肯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民主主义政治家，“民有、民治、民享”是林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理想做出的精准概括。“民有、民治、民享”作为美国民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孙中山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政治人物，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国家进步、庄严、富强、安乐。“三民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救国治国的方案，是孙中山的立国本质，它一方面蕴含了林肯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影响。

“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有者也。”这是孙中山所视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以三民主义做为立国之本质，将五权宪法视为制度之纲领，并配套实施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相关现代政策，历史上的孙中山这样逐渐构建着自己的政治蓝图。而在政治历史的长河中，在试图将中国从千年专制政治推向“民权政治”的渐进过程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义思想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集结古今中外之学说，顺应世界之潮流”是该主义最可贵之所在。作为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政治思潮，三民主义从政治、经济上都对民主提出了系统要求。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救国治国的方案，三民主义也反映出了孙中山本人对“民有民治民享”的追求。

“葛底斯堡演说”，作为林肯四分之一世纪的思想和表达的完美总结，其中“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精辟结尾将林肯思想推向了高潮，也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理想做出了精准的概括。1919年，孙文在《文言本三民主义》中写道：“有美国共和，尔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也。”而关于孙中山所称谓的“民有民治民享”这六字的由来，孙文也曾于1921年在《三民主義之具体办法》中这样解释，“这句话①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就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便是民有，by the people便是民治，for the people便是民享。

二、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二者之“同”

1921年3月，孙中山在发表演说时提出：“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主义，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完全是相通的。”②在孙中山看来，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也便是自己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了。

（一）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一同：“政治思潮”。

政治学家徐大同先生认为：政治思潮，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和较为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思想潮流”。[1]而作为一种社会层面的宏观的、动态性，具有社会主导性的思想倾向，政治思潮又必然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的.意义。孙的“三民主义”和林的“民有民治民享”作为当时伟大的思想结晶，无疑都是所在时代中重大政治思潮。从具体内涵上，我们可以对二者进行分析：

1、强烈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深刻分析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实地考察西方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社会现状后，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孙中山欲以革命手段来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美好政治构想。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看来，“三民主义”能够实现，也便是有了平等自由。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则表达了林肯对美国从独立战争以来，对追求平等、自由的肯定。他希望如此平等、民主的政府能够在世界上永不消失。因此说，二者都具有强烈的政治价值取向。

2、明确的实践取向。不管是孙的“三民主义”，还是林的“民有民治民享”，都是在对当时国家政治问题进行诊断和治疗之后，而重新开出的关于政治构建一剂药方。如何使这一理论转化为政治实践，也是孙中山和林肯呕心沥血毕生所追求的。如此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则表现在它的重构性质上———直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而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注入了充满活力的理论资源。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作为对美国民主真谛的诠释，它的实践取向则表现在从独立战争到当时的南北内战，始终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3、鲜明的问题取向。通常说，政治思潮均是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恶化而出现，然后通过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反映出某一阶级的价值倾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便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顺势而出。尽管它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也未影响到“三民主义”作为政治思潮的社会影响力。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产生，溯源到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到直接导致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南北独立战争，争取黑奴解放，整个过程折射的都是对自由、平等、民主问题的关注。

（二）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同二：阶段特征。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彼此相通，从阶段特征来看，更是可以直接进行一一对应分析：

民族主义，即为了达到民有。时值中国，狼群环伺，内有异种残之，外有外邦逼之，可谓救国殆不可须臾缓。而为破除由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统治，避免中国陷入被瓜分与管制的厄运，在中山看来唯有革命可救之。民族主义便是通国政治革命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争取各民主一律平等。因此说，民族主义实质是民有的实现。

而在政治革命取得成功后，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统治已被推翻后，“救国”便转向为“治国”。那如何才能建立“民治”的共和国？孙中山提出通过直接民权（四项民权）、五权宪法、权能分离，以构建“自由”和“权力”的平衡状态，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实现人民对国家的治理。因此说，民权主义对应的正是民治。

民生主义，作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一种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也就是传统儒家文化中大同主义。为此，孙提出了“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思想，以实现人民的普遍幸福、社会的繁荣昌盛。因此说，民生主义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一渐进过程中的最后阶段——“民享”。总之，从阶段特征上可分析得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与林肯的“民有”、“民治”和“民享”具有紧密联系。

三、论三民主义与“民有民治民享”二者之“异”

民权主义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中心课题和主要思想，是孙中山对平等和自由追求的思想结晶。其中通过对直接民权、五权宪法，权能分离，地方自治等重要政治思想的细致阐述，最终勾勒出了一个集宏观与微观构建于一身的国家政治运作模式。且显然区别于以林肯“民治”思想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与架构。

（一）“五权宪法”或“三权分立”。

当考察欧美各国政制后，1906年孙文曾明确表示“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但孙文深知，英国的宪法是中国不能学习的，而美国也是不必要的。所契合中华民国的宪法，必定是具有中国特性的“五权分立”，也就是发展到后来的“五权宪法”。于《中国国民党关於国家建设计画及政策之宣言》中，孙中山曾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而将“五权宪法在建国方略中的重要地位凸现出来”

何为“五权宪法”，即在三權分立的基础上，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避免行政权过大的诸多流弊。同理，将监察权从司法权中独立出来。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等席列之，共属于同一政府所有。也就是将国家的政权划分为五个部分，而并非西方国家的三大权力，分而治之。作为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权宪法”正是孙中山关于民主立宪政体中权力制衡的独创性见解。也只有实行“五权宪法”才可以补救西方议会政治中出现的流弊，从而建构一个新国家。

（二）“万能政府”或“有限政府”。

孙中山曾言，“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2]“各不相统”又有何不好？权力分立，彼此制衡不正是防止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制衡权力的好办法么？可孙中山对此却是不赞同的。中国的积贫积弱，需要的是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来收拾这样的烂摊子。毋庸置疑，“权力运行各不相统”绝不可能将“一团散沙”的中华民族充分团结和调动起来的。[3]

孙中山深知，建立一个“万能政府”才是当务之急。除了要将监察权和考试权独立出来外，还要将他们统一于政府一身，使政府有一定的“绝对权力”来治理国家各项事宜。事实上，关于“万能政府”的构思，正是来自于孙中山对欧美政制现实和流弊的反思，并充分借鉴了香港管制架构划分管治效率。而绝非抛开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幻想得出的。把这“五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4]此后，国家的新政便按照“五权宪法”进行运行，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行使，从而形成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雏形。总之，孙中山意图通国“五权宪法”构建的是一个“万能政府”，它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于一身，同时又掌控着军权。大别于欧美国家（林肯“民治”下的政府）的“有限政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彼此制衡。仅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上看，五项权力相互独立、彼此制衡的集权模式，的确是对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建制原则的一种超越和改进。

（三）“直接民权”或“间接民权”。

在孙中山看来，西方国家“代议政府”的存在诸多流弊，一旦代议士的政治阴谋（获得所需要的代议资格）得逞后，“则悍然违背人民之意思以行事，而人民亦莫之如何”。最终，代议士成为大家所不齿的“猪仔议员”，污秽腐败。而在当时的中国，若将西方代议政治挪用到中国，想必政治流弊会更加不堪吧。如何才能实现人民治国？为此，孙中山决定，将欧美国家的历史来做材料，但决不步它们后尘；根据“民权主义”设想，努力把中国构建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为此，在“五权宪法”之外，孙中山同时又提出了“直接民权”和“权能分离”的政治设想，以最大程度上实现民意对公共权力的驾驭和纠正。

为保证人民真正掌握治理国家的权力，孙中山认为“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直接民权包括选举权、创制权、复制权和罢官权。也便是，在民主政治的第三个阶段——宪政时期，充分实现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有普通选举权、创制权、复制权和罢官权”；“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托付国家（民）大会之代表行之”。只有当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能够直接管理政府。[5]

（四）“权能分离”或“民治”。

林肯领导下的美国，主张“民治”。然而，欧美民权问题至今也未解决，在孙看来，究其原因正是权和能没有分开。人民将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坚决排斥，日日冲突。对于政治，人民更是还没有办法来管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欧美“最多可造有大马力机器的轮船，而不能造及强有力政府的国家”。[6]

孙中山提出，为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国家政治需实行权能分离。如孙中山所说的对于中国，若将民权视为一种新力量，政府是旧机器，当务之急便是制造出另一架机器出来，而新机器工作的原理，是权能分离。人民有权，机器有能。因此，孙中山提出著名的“权能分离”。人民拥有政权（权）来治理国家（政府），政府依据所拥有的治权（能）来为人民办事，二者彼此区分，即权能分离。

关于“权能分离”，这一点显然是与林肯所治理的美国政治相区别。借用孙中山本人所说，“近两百年来，欧美的特长，大科学家对于本行的科学固然是有专长，对于其余的学问就像政治哲学等，未必就有兼长。”[7]所以，中华民国的政治设计并不能仿效美国。在这里，人民是可以依选举、罢免、创制、复议权来避免万能的政府独揽大权，流于专制。

注释：

①指“葛底斯堡演说”中“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句话。

②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发表演说—《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

参考文献

[1]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331页.

[3]孙中山.三民主义（典藏版）[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86页.

[4]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中华书局，1986年，第334-355页.

[5]孙中山.三民主义[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6]孙中山.三民主义[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7]孙中山.三民主义[M].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了半天，废话居多，因为言不及义——三民主义为何不行？因为没有赢得战场上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林肯有什么关系？》（搜狐 2019-12-13）报道：   

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在广州解释三民主义时，提到了这么一件事：

他说三民主义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这个结晶的意思，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话相通。

林肯说的是什么呢？

The gove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

（政府源出人民，受制人民，为了人民。）

这是在西方深得人心的名句，孙中山翻译成为了“民有、民治、民享，”，用来跟外国人阐述自己的三民主义。

这句话正是来自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

这个，葛底斯堡演说怎么来的呢？

1863年11月19日，葛底斯堡寒冷的空气中还闻得到尸臭。

哈佛校长爱德华·埃弗里已经演说了两个小时，把残酷的葛底斯堡战役，近乎详细地诉说了一遍。

看着人们感动的神色，他觉得自己干得不错，接下来，该让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说几句了。

总统真的只是“说了几句”，270几个单词，不到三分钟。

就是这篇短短的演说，不仅文本被不断剖析，《我有一个梦想》中也有它的影子，历任美国总统都从中找寻灵感，甚至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留下过印记。

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

一是美国内战的影响，二是它本身的语言魅力，还有最重要的——它浓缩了美国价值内核。

因为话多，沦为历史陪衬的那位哈佛校长

先说说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

葛底斯堡战役是其中最惨烈的一幕。

双方伤亡和失踪、被俘的人员共计五万多人，葛底斯堡附近留下了7000多具尸体，还有5000多匹战马死于战场。

大量的尸骸没有及时掩埋或火化，让空气中恶臭弥漫，四个月后，庞大的国家公墓才建成。

尸体、炮火、被毁坏的家园，战争的残酷冲击着美国人的精神。

对“自由”这类传统观念的认知，出现动摇。

今天的我们看到的美国乃至西方，“自由”是他们最核心的精神，满世界指手画脚的时候，总用这个作理由。当时的美国，各个州具有极大的权力，更加自由，几乎是一个个“小国”，可以不管中央政府的号令。

林肯就任总统后，因为他“废奴”的倾向，实行奴隶制的南部的十一个州不干了，直接就退出联邦，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政府。

为了自由，内战就此打响。

350多万人参站，职业军人很少，绝大多数是第一次上战场的志愿兵。内战导致75万士兵死亡，40万士兵伤残，还有大量的平民家破人亡。

战争实在太残酷了。

这些后果，正是传统价值观在推波助澜。

人们不禁疑惑：

我们的价值观是对的吗？

如此残酷的战争有什么意义？

国家的命运会走向何方呢？

他们需要答案。

爱德华两个小时的演说，没有给出答案。

林肯用了三分钟来回答。

葛底斯堡演说告诉人们统一的意义，也强调了什么理念需要坚持。

它的内容很简洁。

他谈及历史，告诉人们，自由和平等在独立战争时期，孕育了这个国家，建设国家的过程中，许多人献出了生命，而南方的作为是对国家和牺牲者的背叛。

这次背叛带来双方巨大的牺牲，所有战士都是“光荣的死者”，在他们献身的土地上，国家会获得新生——

“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会永世长存。”

这些光芒闪烁的句子，为牺牲的英灵奉上荣光，迅速传遍了美国，让战后的美国人全面重塑。

内战结束后，美国摧毁奴隶制，工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这次演说随着美国国力的发展，地位越发重要。

现存的五份稿件撰写时间不一、细节不同，让人们争论不休，但并不影响其价值。

其中，“毕利斯本”是林肯的最后一份署名手稿，被收藏在国会图书馆，镌刻在林肯纪念堂，铸成金文存于牛津大学。

除了演说辞本身的语言力量，其中传递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由、平等、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等，一直影响着美国人，为了国家“自由的新生”而奋斗，始终是主流。

1941年，世界笼罩在法西斯的阴影下，罗斯福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强调了美国人为了什么而奋斗，是针对法西斯的鲜明态度。

1964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回顾立国，用自由平等的原则冲击黑人面前的藩篱。

911事件发生后，这篇演说用来鼓励沉浸在悲痛中的美国人。

特朗普2016年10月进行竞选演说，也选择葛底斯堡，媒体一边嘲笑他，一边集体追忆150多年前那次伟大的“三分钟”。特朗普也只是其中一个效仿者而已，不太高明的那种。

这篇演说对中国影响也很大。

胡适、赵元任、梁启超都曾试图翻译原文，想要传递其中深远的内涵，但总是翻译不好，直到孙中山结合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了三民主义。

孙中山试图让这个古老的国家也得到“新生”，然而他失败了，另一群人承接着他的理念，凝聚起这个国家最深厚的力量，迎来了曙光。

真正在泥淖和黑暗中践行的人，他们从中汲取的力量，却并非美式的自由与平等，而是那篇演讲中的另一个大词——the people，划破时空，与千年来的“以民为本”的理念融合。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肉麻帝吹捧林肯，却不懂得因为林肯是个结巴，不得不少说话。

 

民報粉絲團《林肯的三民主義不是孫文的三民主義》（2015-12-12 余杰）报道：

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他的《葛底斯堡(蓋茲堡)演說》內容: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被孫文譯為『民有 、民治 、民享的政府』，胡適認為孫文的翻譯不妥。

古人有詩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訪問美國途中，大概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比馬習會後的馬英九還醉得厲害。朱立倫抵達華府時，恰逢孫文一百五十週年誕辰紀念日，在出席華府地區僑界晚宴時，他說美國民主的真諦來自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而這就是「國民黨所遵奉的三民主義」。

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與孫文所說的「民族、民權、民生」豈可煮成一鍋粥。朱主席因為年年輕輕就赴美留學，沒有上夠作為「國父思想」、「總理遺教」的「三民主義」課程，才會如此「林冠孫戴」。若他是兩蔣時代的國中學生，如此胡說八道，一定會被教官拳打腳踢，乃至送到綠島管訓。不過，如今他已經貴為國民黨主席，即便對國民黨的「核心價值」含糊不清，旁人亦只好敷衍過去。

林肯的演說原文被翻譯成「民有、民治、民享」，確實是孫文的功勞。1921年6月，孫文在演說《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時說：「這句話的中文意思，沒有適當的譯文，兄弟就把它譯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張的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義，就是兄弟所主張的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

然而，孫文的英文和中文都馬馬虎虎，他的翻譯並不準確。倒是在《胡適留學日記》中，胡適有這樣一段記錄：「趙宣仲（元任）寄書問林肯《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說》中之『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一語當如何譯法。此語梁任公嘗以為不可移譯。今姑試為之：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為之政府。然殊未能得原語之神情也。又譯：此主於民、出於民，而又為民之政府。」顯然，胡適的譯文雖有點拗口，但更加準確。

孫文將自己炮製的「三民主義」與林肯的講話相提並論，是「拉大旗作虎皮」。孫文只受過不完整的醫學教育，對西方民主憲政思想並無深入研究，大都是道聽途說、一知半解。同時，孫文長居海外，沒有受過完整的中國古典文化的教育，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都不甚瞭解。故而，其「三民主義」是東拼西湊、不成體統的學說，後來卻被國民黨奉為絕對真理、不二法門。

以「民族」而論，孫文初期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跟南明小朝廷抗清以及太平天國起義所憑藉的意識形態沒有什麽兩樣——恢復漢族為主體的統治，將作為「異族」（外國人）的滿族趕走。之後，孫文發現梁啓超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更具吸引力，遂偷竊過來「為我所用」，以近代民族主義的觀念打造出「五族共和」的遠景，此前要戮力驅逐的「韃虜」（管他是滿人還是胡人）亦被涵蓋其中。此種「民族主義」，當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凝聚民心，而在趨向全球化和價值認同的今天，早已被淘汰。

以「民權」而論，孫文並不知曉現代人權觀念，他所說的民權只是指「人民來做皇帝」，甚至不倫不類地引用《三國演義》中阿斗與諸葛亮來形容人民與政府的關係。這跟《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妄言「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有什麽差別？孫文的中國知識程度有限，僅僅局限於民間的演藝、小說、戲曲。他對未來中國的想像，是一個以忠義、君父的原則來建立的傳統帝國——他所依託的「黨」，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因選舉而產生的政黨，而是對個人效忠的「會黨」（黑社會）。

以「民生」而論，孫文的想法更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孫文在1924年發表的《三民主義演講》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而如今共產主義的「偉大實踐」早已在全球範圍內破產，惟有中國還在權貴資本主義的偽裝下苟延殘喘。孫文的經濟思想，一是「平均地權」，二是「節制資本」。所謂「平均地權」，其實是「土地黨有」；所謂「節制資本」，說白了就是「計劃經濟」。實行這兩大經濟政策的國家，哪一個不是奄奄一息呢？孫文還曾異想天開地說：「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 。」今天看來，真是癡人說夢。

可悲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三民主義」，不僅在兩蔣時代成為大中小學的必修科目，而且還被列入中華民國憲法總綱第一條，就跟「四項基本原則」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一樣。兩者都是臭不可聞的裹腳布。

說到「三民主義」，還有一則跟「新三民主義」有關的趣事。胡錦濤執政時期，胡的智囊絞盡腦汁想出「三民主義」的升級版「新三民主義」，號召全黨全民熱情學習、深刻領會。後來應者寥寥，只好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一群自由派學者在青島召開一次以修憲和憲政為主題的民間會議。胡耀邦時代做過宣傳部長、很快又被趕下臺的朱厚澤，作為嘉賓到場發言。朱在會上非議了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他說，憲法關鍵要解決國家權力的授予和制約。「領導人要求各級幹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被海外稱為『新三民主義』。那麽，靠甚麼保障它的實現？憑覺悟、憑良心嗎？我認為關鍵還在於『權為民所授』，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

胡錦濤獲得線人告密，得知當年在貴州省委書記任上深得人心、讓作為繼任者的他黯然失色的朱厚澤，如今居然敢以戴罪之身於「畫蛇添足」。震怒之餘，胡不顧事實，指責朱厚澤是青島論壇的「黑後台」，目的是企圖改變中國現行制度，並且親自批示予以處理。於是，中共連續發佈三份檔，點名批評朱厚澤。

朱厚澤所說的「權為民所授」不是來自於孫文的「三民主義」，而是來自於林肯的演說。西方政治學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權力的來源，也就是權力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對於中國的歷代皇帝和近代以來從孫文、蔣介石到毛澤東的形形色色的獨裁者來說，他們只需要宣稱「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就高枕無憂了。在國共兩黨看來，選舉從來都是「走過場」，人民則是愚昧無知的、需要加以規訓的對象。從孫文的「訓政」理論到共產黨的「人民素質太低、不能搞選舉」的怪論，百變不離其宗。

谢选骏：余杰是个胡人，所以可以接受胡人林肯，不肯接受越人孙文，其实他不懂孙文是林肯的学舌，后来干脆跟了列宁——这就是三民主义为何不行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