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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

谢选骏:略论中国的精神贫困——《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叠加一起还不够一人一字


《永乐大典》报道:


中国历史上首部百科全书,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及华夏最大的一缉书,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11,095册,约3.7亿字[1]。《永乐大典》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仅存418册823卷,散藏于9个国家和地区的34个公私收藏机构[2],约为原书的4%。


修书过程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3],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谁说的?]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唐语林》,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4]但谢保成该文仍正向评论永乐大典:“从编纂体例看,《永乐大典》凡所抄原书,均直录原文,或整段移录,或整篇移录,甚至整部书移录。……使这部类书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丛书的性质”并无认为‘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而是认为文字错漏甚多,随意删改和错漏,概念上完全不同。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5]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6]。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7]。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8],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张忱石《〈永乐大典〉正本之谜》:“归纳起来,正本下落大体上存在五种说法。首先,毁于乾清宫大火……其次,毁于明亡之际……第三,毁于明万历宫中火灾说……第四,藏皇史宬夹墙说……第五,殉葬说。……由于明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正本为其殉葬于永陵……”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9]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10]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11],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2]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13]:3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14]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15]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6]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大英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位于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17]


赏析


明成祖编纂《永乐大典》,代表“盛世修书”的传统,如宋代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清代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是为一个时代“文治”之象征。《永乐大典》收录中国明代之前的图书文献近八千种,内容包括十三经、史书、子书、集部、释藏、道经、农艺、戏剧、工技等各类典籍文章,采掇搜罗,浩繁渊博。全书以《洪武正韵》为纲,“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18],按韵列单字,先注明每一字的音义,次录各韵字的反切与解说,再行记录楷篆隶各书写体,汇辑与此字有关的各种资料,乃至于抄录整本书、整篇内容,全文录入。[19]书名和作者名称,用红字写出。明世宗命人照永乐原本摹写两部,正本存放文渊阁,副本存于皇史宬。正本于明亡之时全毁。


《永乐大典》的功能多用于辑佚与校勘。嘉靖年间张四维从《大典》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十七卷,是最早的辑佚之作。[20]乾隆元年全祖望住李绂家中,通过李绂借阅《大典》,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60卷、高氏《春秋义宗》150卷等。清代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12种书,均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包括已失佚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薛居正《旧五代史》、林宝《元和姓纂》、胡瑗《洪范口义》、赵善湘《洪范统一》、《两朝纲目备要》(佚名)、周巽《性情集》、钱宰《临安集》、路振《九国志》、《东南纪闻》(佚名)等巨篇,皆由邵晋涵自《永乐大典》辑出。嘉庆中叶修《全唐文》,从中辑出大量唐文,学者徐松又辑出《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300卷、《中兴礼书续编》80卷;至清代戴震在四库馆发现《永乐大典》几乎保存了完整的《水经注》(卷11127至卷11141),郦道元《水经注序》原已失佚,也由《永乐大典》保存。其他的辑文还有《析津志》等。张忱石整理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是唯一比较完整保存在残本《大典》中的宋代方志。


年表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大火,《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正本险些毁于大火。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令人抄写一本副本,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抄绘,耗时六年。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竣工。

明末清初:正本下落不明,疑毁于此时的战火。[21]

雍正年间:副本收藏在翰林院。

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缺失2422卷,有千余册不知所终。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库全书纂修官黄寿龄私自将《永乐大典》六册,带回家中,途中失窃。乾隆帝指责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听纂修等携带外出!”下令严查,全城戒严。不久六册书在御河桥边被发现,失而复得。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奉乾隆帝谕旨,翰林院清查后确认,纪录为22937卷,原缺2404卷,实存20473卷,共9881册。

嘉庆十三年(1808年)纂修《全唐文》,大臣奉旨入阁参考《永乐大典》。

道光年间纂修《大清一统志》,多参考《永乐大典》。

光绪元年(1875年):不足五千册。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查点,仅存八百余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6月20日,清廷命令荣禄攻打使馆区,武卫军董福祥部甘军自6月20日至6月23日强攻东交民巷,6月23日,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甘军纵火,《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所余无几。翰林院内仅存六十四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事实上为清廷甘军为波及使馆区而火烧翰林院)。[22]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三百三十册大典。[23]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国务院批准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60册置于京师图书馆,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

1920年,叶恭绰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发现并购回《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残本。

1934年,馆藏《大典》达93册。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将11册《永乐大典》归还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原藏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的二十一册捐献出来。顾子刚捐赠三册,系北洋军阀徐世昌所有,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弢(杭字韵卷7602至7603)、赵元方、张季芗、郑广权、王富晋、陈李蔼如、赵玉林等先后各捐一册。

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原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刘承干嘉业楼旧藏)。

1954年,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4册

1955年:东德总理格罗提渥访华,将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藏3册归还中国。苏联科学院将原藏海参崴远东大学的梦字韵1册通过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移赠。

1956年,北京琉璃厂藻玉堂书店出售给北京图书馆1册

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将所藏“水”字韵的《水经注》后半部四册,移送北京图书馆收藏

1959年:收集《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副本、微缩胶片等,共七百三十卷,约占全书总卷数的3%[24]。

1962年9月6日,广东省博物馆将佛山锺毅弘的《永乐大典》3册共8卷移交北京图书馆。

1965年,赵万里捐出所藏2册《永乐大典》。

198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山东掖县孙洪林处征集入藏1册[25]。

2013年,收购加拿大华裔袁葰文所藏1册(卷2272~2274)


馆藏概况


目前完整册数有378册,计中国大陆收藏164册(43.4%),台湾72册(19%),日本49册(13%),美国46册(12.2%),英国36册(9.5%),德国6册(1.6%),越南4册(1.1%),韩国1册(0.3%)。


藏处 册数 入藏时间 来源 去向 备注

中国国家图书馆 161册

上海图书馆 1册+1页 来自 整册为民国时期外交总长颜惠庆旧藏,由其子嗣于20世纪70年代捐赠给上海图书馆;1页以80000元人民币(旧币)从夏玉琛处购得。 馆藏 一册足本系卷7322至7324卷,共3卷,明嘉靖钞本。残页为1191卷第4页。都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南京图书馆 1页

四川大学图书馆 1册 1922年 1900年庚子之役被掠夺到英国。1922年一位英国友人把它赠送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川大博物馆的前身) 现藏 该册上写“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页”等字,现存有“服”一卷,“后妃服”一卷,“元服”一卷,“朝服”一卷,“公服”一卷。

中华民国国立故宫博物院 62册 1965年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因应局势巨变,原接收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之北平图书馆在上海拣选善本古籍,装箱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其中即包括62册《永乐大典》。民国54年(公元1965年),经中央图书馆向美方交涉运回寄存,从此归由故宫博物院典藏。

现藏,全文影像亦已数字化

中华民国国家图书馆8册 中华民国南京时期购入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册 现藏傅斯年图书馆

日本国会图书馆 1册

旧上野图书馆藏1册(卷2279—2281)

日本东洋文库 34册 卷6826—6827)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二卷,共四十二叶。今存卷目如次:卷665(雄·南州府二·山川);卷666(雄·南州府三·人物)。

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五卷,共九十九叶。今存卷目如次:卷910(尸·总叙);卷911(尸·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经、太帝制鬼伏尸法;卷912(尸·二尸中经·治三尸法);卷12929(宋·高宗百七十一·中兴圣政草);卷19929(宋·高宗百七十二·西垂笔略)。

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 3册 卷2398—2399,卷7303—7304,卷14628—14629

日本静嘉堂文库 9册

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 庆应大学斯道文库藏零叶,共一叶:卷8094,系第十一叶前半叶

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 1册 一册(卷8647—8648)

日本神户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1册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二卷。今存卷目如次:卷8569;卷8570

日本武田长兵卫氏 清末民初,董康在北京书肆购得,到日本京都时赠送给内藤湖南 武田科学财团杏雨书屋 武田科学财团杏雨书屋藏二卷,共四十三叶。今存卷目如次:卷2608(台·御史台三·元宪台通纪);卷2609(台·御史台四·元宪台通纪续集)

日本石黑传六氏 1册 石黑传六氏二卷,共三十六叶。今存卷目如次:卷9765(岩·岩名三);卷9766(岩·岩名四)

日本小川广己氏 1册 小川广己氏藏二卷,共四十五叶。今存卷目如次:卷2336(奴·匈奴四·东汉书·晋书·南齐书);卷2337(奴·匈奴五·通鉴纪事本末)

英国大英博物馆 10册

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 12册

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 3册

英国剑桥大学 2册

英国马登氏 9册

爱尔兰都柏林切斯特·比蒂图书馆 3册 卷10110,10111,10112 专题:诗词,造纸,竹子

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 2册

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

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 4册

美国国会图书馆 40册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

美国康奈尔大学 5册

美国波士顿图书馆

美国亨廷顿图书馆[26][27] 1册 1968年 传教士于庚子拳乱时携回美国 现藏 1968年由传教士后裔捐赠予该馆

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 4册

韩国汉城旧京李王职文库 1册


参考文献


 國家圖書館《永樂大典》收藏史話 (PDF). 中国国家图书馆.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0-12-26) (中文(简体)).

 《永乐大典》国内影印出版情况. [2018-1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18).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载,《永乐大典》的编修队伍共有“正总裁3人,副总裁25人,纂修387人,催纂5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续送教授10人,办事官吏20人,凡2180人”

 谢保成:〈《永乐大典》的价值、流传与利用〉

 《明世宗实录》卷512,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

 《旧京词林志》

 《春明梦余录》卷12

 《礼记‧王制》“天子七月葬。”皇帝停柩七月,非常正常合乎礼制。

 张岱撰《陶奄梦忆》卷六《韵山》说:“胡仪部青莲携其尊人所出中秘书,名《永乐大典》者,与《韵山》正相类,大帙三十余本,一韵中之一字犹不尽焉。”

 缪荃孙《永乐大典考》载:“咸丰庚申(1860)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大典》)遂渐渐遗失。”

 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卷三中记载:“其盗书之法,早间人院,提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永乐大典》两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穿于身上,偷《永乐大典》两本,包于包袱内,如内带式样。”

 叶德辉《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185页载:“文廷式有百余本(《永乐大典》),文氏故后,家人求售。”

 金常政. 百科全书的故事.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03. ISBN 7501326231.

 英人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有人将火把抛进翰林院中,翰林院顿时著起大火,但当时联军仍在大沽。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8月14日,前后相距54天之久。

 《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32册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吴怀清”条载:“山阳吴莲溪给谏怀清,为余言庚子之乱,洋兵入城,有英兵入翰林院,大掠器物外,《永乐大典》若干册在焉。事为主将所闻,勒令送还,英兵索收据,而掌院已逃。守门役乃邀集诸翰林留京者商处置,既发遣英兵去,众议瓜分《大典》,人得若干册。事后未有究者,而《大典》亦无售处。嗣莲溪于同事家,又收得若干,共百余册。宣统间,值骤贵,莲溪因以致富。夏屋渠渠,而书亦垂尽矣。”

 《永樂大典》的歷史. 北方网. 2002年5月21日 [2010年6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年11月9日).

 《明太宗实录》卷73

 谢保成:〈《永乐大典》的价值、流传与利用〉:“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是吸收了韵书检字的做法,既有事目,又按韵检索,改变了类书单纯分类、不易检索的弊端,是对传统类书编撰方法的一个突破。而且,所抄原书的书名、作者标示非常醒目,便于查考。”

 胡道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富有学术价值》

 世人对《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有诸多猜测。谈迁和顾炎武认为《大典》正本早毁于大火。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四库全书总目》说“明祚既倾,南京原本和皇史宬副本并毁”。全祖望认为顺治帝曾阅读过《永乐大典》正本,猜测“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会逢今上纂修《三礼》,予始语总裁桐城方公钞其(副本)《三礼》之不传者,惜乎其缺失几二千册。予尝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缪荃孙承袭此说:“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

 《四庫》底本《永樂大典》遭焚探秘. 新华网. 2003年2月27日 [2010年6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年9月2日).

 蒋芷侪《都门识小录》载:“……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阅之,皆永乐大典也。今外交部旧椟尚存,刘太史言诸总署,向英馆索归大典三百三十册之档案,则此三百本者,皆得诸索拾之余耳。”

 1959年3月7日,赵万里《光明日报》发表《谈谈〈永乐大典〉》一文

 “掖县《永乐大典》佚卷始末”。《中国文化报》,2008年12月21日。

 Press Release - Huntington Curators Uncover Unique Volume Comprising Two Sections of a 16th-Century Chinese Encyclopedia. October 16, 2014 [2015-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2-04) (英语).

 张敏毅. 永樂大典塵封南加半世紀 珍寶無人知. 世界新闻网. 2014-10-17 [2015-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0) (中文(台湾)).


谢选骏指出:《永乐大典》号称“中国历史上首部百科全书”、“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甚至是华夏最大的一缉书,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11,095册,约3.7亿字——听起来阵容庞大,但细算下来,当时中国人口已经上亿,平均下来,不过人均三四个字而已。由此可见,中国的精神并不丰富,而是接近了贫困线——《永乐大典》就是见证。


《四库全书》报道: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1]。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461种,79337卷(据文溯阁本79897卷[2]),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3][4]。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众多古籍,也收入和存目了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著作,包括从西洋传入中国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5]。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这些书籍分为“著录”、“存目”与“禁毁”三类处理:符合部分条件的,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抵触本朝”之书一概“禁毁”。符合收录条件的“著录”共3461种。存目书者共6793种,称四库存目,是“著录”的2倍[6]。禁书共2855种[7],称四库禁书,甚至还有不另保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内容,而被后世学者所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古文献的重新编辑工作,亦寻回和修复了不少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也不能否认清廷在文化上的保存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所谓“四库”,乃指经、史、子、集四部,分44类,包括《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尔雅》、《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永乐大典》等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欧洲人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编纂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8][9],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负责[10],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11][12]。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总理编书之事”[13]:120。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8][14]。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15]。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征收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族谱、尺牍、屏障、寿言、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16]。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四家赐以内府所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当时乾隆还规定,凡从坊肆来的,应该付给一定的费用;若是家藏图书,则装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则抄本存留[16]。


这些书籍分为“著录”、“存目”与“禁毁”三类处理:符合部分条件的,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抵触本朝”之书一概“禁毁”。符合收录条件的“著录”,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而存目书有著录书的两倍的数量也是因为乾隆想实现观成的愿望才弃多取少[17]。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帧,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18]。《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9]。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第一部存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第二部存于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第三部存于京郊圆明园文源阁,第四部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只准大臣官员、翰林等阅览”[13]:122。后又以江浙地区为人文渊薮,文风鼎盛,就再钞的正本三部,分别存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为便于士子入院钞阅”[13]:122。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8][10]。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有所谓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荦荦大者文字之狱共有三十四件”[13]:120,文字狱即有40多次,作者与刻书、卖书、藏书者,遭受灭门之祸者不乏其例。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8]。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销毁


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大量销毁了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书籍。先征后缴,边禁边缴,边缴边修,边修边毁,将征缴、禁毁、纂修同时推进。[19]禁毁对象主要是属于史部、集部的历史著述和明人及明末遗民诗文集。[20]起初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并未明确要求禁毁书籍。但由皇帝下达的诏谕中昭示了他甄别处理图书的意志。最早被禁毁的是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等一批书籍,按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十七日大学士舒赫德的上奏:“查从前奉旨,谕令各省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等书,解京销毁”云云。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日上谕称:“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要求各省督抚严加查办所有“违碍”书籍。弘历特别提到江浙两省此类书籍最多“岂可不细加查核?”并称自己“办事光明正大”。[19]


这份上谕下达后,各地督抚便不敢怠慢。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最先查出所谓“违碍”书籍。他们将屈大均《广东新语》《翁山诗外》《翁山文外》进呈,弘历对此感到满意,并进一步催促其他地区责任官员上缴“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乾隆四十三年(1778)弘历再次下旨催缴禁书,要求“务须实力查办,不可稍有疏漏”。浙江巡抚三宝将稽查的责任下放到地方官以及教官一侧,将他们查出的禁书数量与未来补官顺次挂钩,这一举措后来在全国推广开来。[19]


《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图书销毁的具体执行机关是军机处。由于军机大臣常常兼任四库馆总裁,他们得以审定应予禁毁之书。各地上缴的书板会被送到军机处,军机处则会将禁书情况通知四库馆的编纂人员。[19]地方官员负有征集“违碍”之书的责任。如江西巡抚海成采取逐户宣谕的方法,不遗余力地搜集禁书,缴呈应毁禁书,前后共有八千余部之多。而弘历又凭借褒扬这类典型,催促其他官员做出绩效来。[20]


特点

古籍辑佚

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寻回和修复了不少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词组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21]


收录西学


《四库全书》对西方科学书籍作出较高的评价:“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迁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同时将西方宗教与西方科学作了区分,强调“节取其技能”,因为《四库》的作者们明白传教士的来华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当时的学者已经发现西方存在传播宗教与价值观的倾向,介绍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因此《四库全书》的作者们在赞扬西学的同时指出“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


《四库全书》收录了27种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包括西洋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录的书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资》、《坤舆图说》、《乾坤体义》等[5]。


成书之后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因此《四库全书》至今仅存4套[18]:


文宗阁本、文汇阁本在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

文源阁本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毁[8],今法国保留部分残本;

清代翰林院底本在光绪廿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时,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纵火,毁于拳民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期间;

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市国立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

杭州文澜阁藏书楼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光绪七年(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经历1915-1923年的乙卯补抄和1923-1925年的癸亥补抄后大体恢复旧观,现藏杭州浙江省图书馆。

文溯阁本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1966年10月,因中苏关系紧张,为保《四库全书》安全,林彪要求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于戈壁沙漠中,现藏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亦建藏书楼加强保护。对于文溯阁本是否要归还沈阳,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31年移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书版。2006年,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内联网版和网上版。200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由国立故宫博物院授权,按照典藏之文渊阁本原书原寸,以仿古样式影印出版,即内文、开本、纸质、布面、装帧方式等皆与原版相同。


2016年8月9日,历时12年方告完成的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重新入藏文渊阁,该影印版制作时间长达12年,全部采用手工宣纸,包装上也恢复了传统的装订工艺,书封采用耿绢。整套书用6144个金丝柚木盒,重新放到了空置已久的文渊阁128个书架上[22]。


四库全书下落

版本 藏书阁 藏书阁位置 藏书阁现状 图书现状 出版情况

文渊阁本 文渊阁 北京故宫 书去楼空(现藏有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22]) 藏于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民国九十九年(2010年)再版

文溯阁本 文溯阁 沈阳故宫 书去楼空 藏于兰州

甘肃省图书馆

文源阁本 文源阁 北京圆明园 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战火 残本位于法国

枫丹白露宫

文津阁本 文津阁 承德避暑山庄 书去楼空 藏于北京

中国国家图书馆 2005年影印出版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文宗阁本 文宗阁 镇江金山寺

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战火

2011年原址重建复阁,藏有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文渊阁本线装版影本《四库全书》[23]

文汇阁本 文汇阁 扬州大观堂

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拳民围攻使馆区期间

文澜阁本 文澜阁 杭州圣因寺 咸丰十一年(1861年)毁于战争

光绪六年(1880年)重建 四分之一为原本,现藏杭州

浙江省图书馆 2006年影印出版文澜阁本《四库全书》

底本 清代翰林院 北京东长安街

光绪廿六年(1900年)毁于战火

评论

鲁迅在批评明清和民国文人时表示:“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24]

历史学家吴晗慨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25]。

唐弢:《四库全书》...使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齐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厘订,大都说得很清楚。他似乎并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谕旨,在将来,正是自己篡改古书罪案的证人[26]。

史学家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华人化考序》中指出清朝所禁毁的书籍几乎都是晚明清初的书,其他书籍甚少:“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27]

费正清[28]: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还有就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 C. 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史景迁[29]:编纂《四库全书》还具有检视文献的目的,借此搜查私人藏书,并严惩那些收藏有轻视满人内容的书籍的人。这类书,以及包含有害于中国国防的地理和游记类书籍也被销毁。这些毁书行动之彻底,使得我们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顾问纳入禁毁之列的两千多种图书从此销声匿迹。

独立学者周英杰[30]:你当然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但也完全可以说它是“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缺德工程”。

历史学者张宏杰:“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乾隆皇帝又通过修四库全书,开展“消灭记忆”运动。”[31]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李建臣认为,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次戕害。只要是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的著作和图书,就会毫不犹豫地统统毁掉,被销毁的各类图书典籍在3000余种,6万余卷,15万册,70多万部。这导致中华民族的一些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和善本、孤本、秘本、禁毁本等一大批珍贵史料典籍永远消失,甚至对明代皇家档案和有关明朝类的史书、笔记等也进行了系统销毁。由于《四库全书》是国家强行征集,民间所珍藏的典籍无一漏网,尽皆被毁[25]。

季羡林评论《四库全书》为“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32]。

史学家龚书铎评价:“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人保留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书籍和资料,但是,在编纂过程中,也免不了发生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33]。

梁启超:“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词组留存,无不搜罗最录。”[34]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新清史学派学者欧立德指出,乾隆从一开始就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来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加以审查的说法有失公允。乾隆的初衷是“搜集和保存古今之图书”,以塑造出自己是“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尽管乾隆期间的文字狱带来种种乱象,但并非是乾隆一个人的责任,他指出,许多文字狱的判罚虽然以朝廷的旗号进行,但这并不能说明大规模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虽然这和乾隆的“报复心”有关,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上发生的那些与地主士绅相关的琐碎纷争至少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乾隆不出面阻止的原因,是因为清朝皇帝的皇权实际上并不是无限的,乾隆无力阻止官僚扩大化文字狱。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汉学家孔飞力以“叫魂案”为例,指出“清代皇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裁,皇权与官僚制度存在不稳定的依存关系,皇权必须随时提防来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胁”。中国历史学教授高王凌在也提出过相似的概念“反行为”,高王凌认为清代官僚对于皇权只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之下,在暗地里却干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从而将皇帝的意志“反过来”[35]。

相关典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

《四库全书荟要》一万二千册

《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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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丹、王其亨、金莹:《17-18世纪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建筑的影响——从〈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加以考证》,《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1年03期

 乾隆60年浙江杭州刊本《四库全书总目》

 黄爱萍《四库全书纂修考》统计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万部,销毁书版达8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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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编纂缘起,http://www.cp.com.cn/sk/sk1.cf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商务印书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目录索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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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古典文献研究 第十九辑 上卷.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6. 论清高宗弘历纂修《四库全书》的禁毁策略. ISBN 9787550625518.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古典文献研究 第十九辑 下卷.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 清高宗弘历纂修《四库全书》的禁毁策略(下). ISBN 978755062638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四库全书》重回故宫文渊阁. [2016年8月1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8月28日).

 田伟钊. 线装版《四库全书》重回镇江金山文宗阁. 新华日报. 2011-10-25 [2014-10-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7) (中文(中国大陆)).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历史的拐点 文明的流变 ——《四库全书》悲喜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新华网

 《唐弢杂文集》《雨夜杂写》

 雷平《从经学复兴到考据成“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华文史网,2006年

 《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大历史的小切面: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终于是奴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网易网

 《四库全书精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前言部分

 龚书:《图说天下:清》,吉林出版社,第114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张明扬,乾隆的辩护书——读《乾隆帝》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观察者,2014-05-29


谢选骏指出:《四库全书》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1]。清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461种,79337卷(据文溯阁本7989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比《永乐大典》还要多出一倍。但是,乾隆时期的中国人口却比永乐时期增长一倍不止了,接近了四亿,所以一人不过分得两字,太可怜了!凸显满清贼寇中国之后,中国的精神贫困之甚也!


《古今图书集成》报道:


10,000卷中國類書,完成于1725年——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又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清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所编辑的大型类书。


此书共有一万卷,另目录四十卷,分历象、方舆、明论、博物、理学、经济等六“汇编”、每编再分若干“典”,共三十二典,每典又分若干“部”,共6117部,每部酌情收录汇考(按照时间排序的描述)、总论(权威但无法按年代排序的描述)、图、表、列传、艺文(诗词,注重唐朝及以前的作品)、选句、纪事(不足以收入汇考中的历史事件)、杂录(因缺乏真实性、偏颇或是艺术性而排除在前几项的其他内容)、外编(宗教或非正统哲学)等项[1][2]。初版本分装576函[3][4],有5020大册(含目录20册),50多万页;共1.7亿字,万余幅图片,引用书目达六千多种[5]。因《永乐大典》大多已毁,此书是现存最大部的类书。


陈梦雷在《松鹤山房集》卷二“进汇编启”提到:“凡在六合之内,钜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亦只删一二”,清代重臣张廷玉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


多认为古今图书集成印制于武英殿;但据裴芹和苗日新考证,古今图书集成应是在熙春园(今清华大学内荒岛)上印制的[6]。


编写过程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梦雷因附逆罪流放奉天府。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东巡,他得以放还,侍奉三皇子诚亲王胤祉读书。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起,陈梦雷根据“协一堂”藏书和家藏一万五千多卷典籍,“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编纂《图书汇编》一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完成初稿,“先誉目录、凡例为一册上呈”。康熙御览后认为尚需修订增益,改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逝世,诚亲王胤祉失势,陈因曾奉其侍读而受到株连。雍正元年(1723年)一月,陈梦雷被流放黑龙江。同年雍正皇帝下令抹去陈梦雷编书之名,改命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1669年—1732年)重新排校《古今图书集成》。此书于雍正四年(1726年)校成。


印刷版次与流传


本书编成后,于雍正四至六年(1726年至1728年)由清内府用铜活字排印成64部(未计试印本样本1套),称“铜字版”,至今仅存十余部,在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皆有藏。

光绪十年(1884年)起设立“图书集成馆”,以三号扁体字铅印1500部,称“铅字本”或“扁字本”,四年后印齐。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帝令上海同文书局石印100部,称“同文版”或“光绪版”。此版本附有清代龙继栋所作《考证》24卷,订正原书引文错讹脱漏之处约2万条,书籍用于清政府赠送外国或颁赏大臣,共耗白银50万两。此版本因50套存书在上海仓库失火焚毁,流传稀少。另清末时期一整套索价白银1万两。

民国23年(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据康有为所藏雍正铜活字本影印之缩印线装装订808册(后8册为考证),称“中华版”,于1940年出齐,是迄今最通行之版本。

民国53年(1964年)9月,出版家萧孟能主持的台北文星书店投资新台币80万元印制文星版本《古今图书集成》,并精编索引与地图集,共101册(16开本),发行200套布面精装,为迄今最完善之版本。

1986年起,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合作,据中华书局缩印本重新影印并改装为121册,并新增《简明索引》一册。

1999年起该全书在台湾以雍正铜字版(书藏国立故宫博物院)为蓝本制作电子化版本(由东吴大学中文系负责)出售。而相关书籍与研究论集亦随之出版,如2001年11月出版之《古今图书集成研究》、2006年11月出版之《古今图书集成图集》

2006年中国大陆齐鲁书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把馆藏雍正铜字版原大小影印,手工线装出版50套,售价49万圆人民币。

2009年广西大学古籍所建成《古今图书集成》网络版供所有人士免费使用。全书图像来自对1934年中华书局武英殿影印本的扫描文件,使用索引是广西大学古籍所自1984年编制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经历了油印本(1984年,80万字,三大本)、印刷本(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出版)、电子版1.0版(1998年,1200万字,金海湾电子音像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电子版2.0版(2007年,3800万,光盘版,待出版;2009年网络版)等四个阶段。

目录


六汇编 三十二典 六千一百一十七部 一万卷 各部类目略要[1]

历象汇编 乾象典 21 100 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雨、火等

岁功典 43 116 春、夏、秋、冬、寒暑、干支、晨昏昼夜等

历法典 6 140 历法、仪象、漏刻、测量、算法、数目等

庶征典 51 188 天变、日异、风异、地异、雨灾、丰歉等

方舆汇编 坤舆典 21 140 土、泥、石、水、泉、井、舆图、建都等

职方典 223 1544 京畿、清代各府建置沿革等

山川典 401 320 山、湖、海等

边裔典 542 140 朝鲜、日本、于阗、天竺、琉球等

明伦汇编 皇极典 31 300 君臣、帝纪、用人、听言等

宫闱典 15 140 后妃、宫女、公主、驸马等

官常典 65 800 翰林院、宗人府、将帅、节使等

家范典 31 116 祖孙、父母、兄弟、姐妹、滕妾、奴婢等

交谊典 40 120 师友、师弟、朋友、请托、饯别等

氏族典 2696 640 氏族总部一部,其余多每姓一部,杂有多姓一部。

人事典 97 112 耳、鼻、齿、手、岁数、称号、喜怒等

闺媛典 17 376 闺节、闺恨等

博物汇编 艺术典 43 824 农医、占卜、星相、画、奕棋、幻术等

神异典 70 320 神、鬼、释教、道教、 异人、妖怪等

禽虫典 317 192 鸟、兽、家畜、昆虫等

草目典 700 320 草、木、花、五谷、药材等

理学汇编 经籍典 66 500 经籍、史书、地志、诸子等

学行典 97 300 理数、义利、廉耻、学问、读书等

文学典 49 260 文体、诗赋、文学家列传等

字学典 24 160 音义、书法、文房四宝、杂器等

经济汇编 选举典 29 136 学校、科举、出身、吏员等

铨衡典 12 120 官制、禄制、升迁、罢免等

食货典 83 360 户口、田制、赋役、货币、饮食、布帛等

礼仪典 70 348 礼乐、婚礼、丧葬 谥法等

乐律典 46 136 歌、舞、锺、琴瑟等

戎政典 30 300 兵制、兵法、兵略及武器等

祥刑典 26 180 律令、审判、刑法、赦宥等

考工典 155 252 度量衡、城池、桥梁、宫殿、器物等


参考文献


 古今图书集成经纬目录简介,存档副本. [2012-0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3-24).

 古今图书集成·经纬目录,http://gjtsjc.gxu.edu.cn/jwml.aspx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商务印书馆 - 四库全书,存档副本. [2012-0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0-20). “又藏圣祖康熙皇帝御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计12架,576函。”

 An alphabetical index to the Chinese encyclopaedia ...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Chʻin ting ku chin tʻu shu chi chʻêng

 丁原基,古今图书集成,存档副本. [2011-07-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04).

 苗日新. 熙春园·清华园考 清华园三百年记忆. 清华校史丛书.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04. ISBN 978-7-302-22276-7. NLC 004535685.


谢选骏指出:《永乐大典》3.7亿字,《四库全书》约8亿字,《古今图书集成》共1.7亿字——三者叠加一起,总计13.4亿——当今中国,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亿人,这13.4亿字,还不够一人一字啊!何况其中,还有大量重复收录的。由此可见,中国的精神贫困多么严重。整个神州,陷入焦渴失水的状态了。而清末民国以来的新的创造,屈指可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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