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亡之谜：一封密电让蒋介石几小时未说话》（2016-08-29 环球网）报道：
1946年3月17日，“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
戴笠是“军统”的灵魂，也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但随着“军统”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形成，蒋介石也不得不对戴笠小心提防。因此，戴笠即使再能干，也永远无法摆脱他背后的那个巨大的阴影。
不甘削权，“斗法”老蒋
1946年1月，由于戴笠日益扩大的势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以及戴笠与其他势力的矛盾，再加上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力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为了做些表面文章，出于抑制和打击戴笠势力的需要，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这个指令后，先是惊愕然后是极度的紧张。军统局不存在了，就等于没有了他戴笠的立足之地。蒋介石的用心和手段，戴笠是清楚和明白的，只是没有料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本来戴笠想忙完了全国的肃奸工作，回家乡去看看老母亲。可他连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蒋介石就把他逼到了悬崖绝壁上。不过，戴笠毕竟早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他要抢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戴笠借蒋介石化整为零的指示做起了文章：
一是将军令部第二厅全部掌握起来，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拨归进去，形成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
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来，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
三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交通警察总局的主要力量由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组成，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总人数约有十万人；
四是将军统局主脑部分隶属于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一个调查室，把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划拨过去，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
戴笠的思路不但清晰而且非常缜密，按照以上的几步棋走，撤销后的军统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强大了。
为此，戴笠暗中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布置，以便在各系统内形成忠于他的势力。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走了一步极其危险的棋，他暗示甚至是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成立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实际上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不久，蒋介石便获悉了这个情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就是另有所谋。”
蒋介石的话分量很重，但没有人将此话传给戴笠。
1946年2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做了准备。蒋介石还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组成，并由此小组提出撤消军统局的方案。
蒋介石拟定此份名单，是经过仔细琢磨的。
这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叶秀峰是代表中统局的，其余全是黄埔毕业的学生。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统局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想依靠黄埔系。此外，戴笠在这新的八人小组里地位和影响已大大降低，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他以后如何走下去还要看这些人的眼色。应该说戴笠所面临对手的势力比过去还要强大得多。
戴笠知道已面临险境，而为了摆脱这险境他做着最后的努力。
戴笠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消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以免被蒋介石和政敌抓住口实。他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自己也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
戴笠在重庆待了没有几天，又乘飞机去了青岛。
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有了相当的默契。在这之前，美国海军部答应战后以部分海军舰艇援助中国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国海军司令的目的。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那么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
此时，戴笠为了让蒋介石清楚军统局在反共上的能力，还加强了反共产党的活动。
密发电报，惹祸上身
就在戴笠在反共产党的问题上另寻办法时，蒋介石为了能尽快解决军统局化整为零的事，亲自给戴笠打电报，要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这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局的电台转发的。就在这段时间里，先期到达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已私下商谈如何将军统局彻底搞垮的办法。毛人凤得知此事后，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电文的背面，注上了“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等字样。
此时，戴笠正在北平。
他接到这份电报后是思绪万千，并且情绪坏到了极点。
戴笠日夜在外巡视，久不肯回重庆，确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的目的。他想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为军统局寻找个好的结果，甚至想让蒋介石在撤消军统局的问题上能回心转意。但戴笠最终是错了，他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现在是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的联手算计，戴笠觉得被人围在了铁笼子里已无计可施。
这天晚上，戴笠在住房的内室召见了文强。当他拿出蒋介石的电文和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后，内心里的冤屈和不满一下涌了上来。戴笠对文强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的是国家和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就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一事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然后，戴笠还特别关照文强：“此事，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人要保密。”
据文强后来的回忆，说戴笠当晚说这些话时眼睛是发红的。在戴笠的脑子里，文强始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文强拟就这份复电也不轻松。经再三字斟句酌，方拟成一稿：
校长钧鉴：
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临教诲，敬乞示遵。
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生 戴笠
文强将复电稿拟好后，交给戴笠润色。也许是戴笠极坏的心情并没有好转，或者是他对蒋介石如此地对待他心存反感，他对文强拟的电文看过多遍后仍旧拍给了毛人凤，让毛转交给蒋介石。其实，这份电文中的有些用词极其不当，如“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之句，蒋介石看后会怎么想？毛人凤当时接到此复电后，也以为上面的词句不妥想让戴笠删去。可不知是何原因，这电文还是没动一字地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上。
临终“托付”，死因成谜
1946年3月的重庆，仍旧是潮湿和阴冷。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那份电报后，整整有好几个小时没有说话。他把电报的内容反复地看了多遍，怎么都觉得戴笠是在向他作最后的通牒。那电文里所用词句，似乎是一把把锋利而寒光逼人的剑，直指他的致命处。此时，蒋介石更感到在这之前对戴笠的戒备和警惕没有错。
如果说，在这之前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结盟，以及戴笠秘密组织“警坛社”，已引起蒋介石的高度紧张的话，但这毕竟他还能掌控得了。而此刻，戴笠以视察为名在外多日，并且在多份电报的催促下也迟迟不肯回重庆，这使疑心重重的蒋介石更加担心戴笠会不顾一切地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特别是蒋介石已断然拒绝了美国海军让戴笠主管中国海军的提议，这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的决定，但蒋介石相信戴笠很快会通过美国的渠道而得到消息。在这之前，蒋介石在这问题上采取的是模糊政策，因为他要用戴笠这个人，而现在他对美国人的提议从内心里反感。话说白了，就是美国人提出给钱和给装备，蒋介石也不会把海军的权力交给有美国背景的戴笠。
就在戴笠在平津的这段日子里，蒋介石对海军机构进行了改组，免去了陈绍宽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宣布成立了海军署，海军署署长由已是军政部部长的陈诚兼任。这对戴笠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就像在田野辛苦劳作的农夫，到头来什么收获也没有。所以，戴笠在蒋介石的电报里充满了情绪也就能理解了。但蒋介石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解而是威胁，戴笠此人的心计他是十分清楚的，再加上军统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庞大了他不能不防。于是，蒋介石召见了宣铁吾。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与蒋家父子都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这次谈话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但绝对与戴笠的命运有关。
蒋介石召见宣铁吾的当天下午，宣铁吾秘密地离开了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连续两次给戴笠电报，要他速回重庆参加七人会议。
戴笠知道这次无法再以其他理由而拖延，他在离开北平前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统会议。会上，戴笠当着大家的面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是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从十多天的会议情况看，未出我的预料，对我们军统局是毁誉参半。有人说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要打倒也好，要取消也好，这我全都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我这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委员长的旨意。只要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尽管戴笠没有把想表白的意思说得很露，但在场的人还是能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他已经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并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的局面。
也就在这天晚上，戴笠约见了正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他出乎意料地把军统多年来的家底和重要的工作向郑介民细致地作了介绍。郑介民被戴笠的做法搞懵了，而戴笠也不向郑介民说明这样做的原由，顿使郑介民有了种凶险难测之惑。
那么，戴笠是否已预感到了什么呢？
1946年3月17日近中午时分，也就是戴笠离开北平的第三天，他的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了。没有过多少时间，蒋介石在重庆接到了宣铁吾的电话，说戴笠的飞机会在途中因缺油而坠毁。
果然，几个小时后戴笠与他的专机在南京附近坠地而亡。
戴笠是死了，死得非常突然。
戴笠死了，蒋介石终于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戴笠确是位特工奇才，对这蒋介石是早就心里有数的，否则他当时不会力排众议，把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交给戴笠。而戴笠自从在南京中山陵受命后，的确干得十分出色。蒋介石在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戴笠都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蒋介石用人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即既要是人才又要是奴才，两者缺一他是不用的。戴笠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这样的人物，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国民党的官僚和新贵，他的才干则比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官僚或新贵都不逊色。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索，思考周全，尽量避免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体念蒋介石的苦心，使两人的协调到了相当默契地步。
但是，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不同于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它以秘密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特别是经过抗战，由于戴笠的才智和努力使军统组织的神经延伸到了国民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种无形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到后来恐怕连蒋介石也说不清和道不明了。
尽管，后期戴笠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演越烈，但蒋介石因为没有弄清戴笠的真实实力而迟迟拿不定主意。也正因为蒋介石猜忌和戒备的心绪越来越重，使得十多年来戴笠和蒋介石之间形成的那种依赖和信任荡然无存了，随后出现在蒋介石面前的戴笠无疑成了威胁。当蒋介石感到这种威胁他已无法掌控后，那么戴笠当然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命运已经决定了戴笠，在这个时候必须踏上死亡之路。
当时，美联社发布的新闻中说：“……中国秘密警察头子，战时中美合作组织首领，传奇性的戴笠将军死了。他的死，似乎完全与他活着时候一样神秘……”
戴笠死后，国民党隆重举行的祭奠活动，极一时之盛。
谢选骏指出：如此说来，戴笠之死也是一种“走狗烹”。可是狡兔未死，走狗就烹，蒋介石何其不智至此耶？难怪败走台湾，为天下所笑。不过我想，这也许是一段“红色历史”，也就是“用共产党人的红眼看国民党的黑幕”——两党虽然都算黄俄，但毕竟国民党只是半拉赤化，不像共产党“连骨头都是红的”。戴笠之死到底是否走狗烹，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真相就像一切历史那样，只有天晓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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