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禁书作者宗凤鸣在京去世》（2010年1月11日 东方）报道：
赵紫阳的河南老乡和战友宗凤鸣先生1月7号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宗凤鸣曾经以气功师名义获准探望被软禁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并在香港出版中国大陆禁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宗凤鸣1920年1月19日生于河南，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曾担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党委书记，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罢黜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是老乡。
赵紫阳由于反对出动军队和坦克车镇压1989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而被撤职并被软禁在北京，当局对赵紫阳的居所严加看守，严禁任何人与赵紫阳接触。除了赵紫阳家属之外，宗凤鸣成为赵紫阳被软禁的16年期间唯一获当局准许定期探访赵紫阳的人。
*气功师写出史家之绝唱*
从1991年7月至2004年10月，宗凤鸣以气功师给赵紫阳看病的理由不下百次地探望了软禁中的赵紫阳。之后，宗凤鸣将和赵紫阳之间的谈话记录整理成著作《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并由开放出版社于2007年初在香港出版。
开放出版社执行总编蔡咏梅对美国之音表示，开放杂志出版社在获悉宗凤鸣逝世的消息后向宗凤鸣的家属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蔡咏梅说："他去世之后，我们发了一个消息，同时也表示悼念。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宗凤鸣的那本书，也就是他的最重要的那本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是我们开放杂志社给他出版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和他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蔡咏梅介绍，《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记录了赵紫阳对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真相的披露，包括邓小平如何垂帘听政、赵紫阳和他的前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关系、赵紫阳下台的真实原因、上书十五大的警告、对六四后执政的江泽民、胡锦涛班子的批评、对共产党专制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反对镇压法轮功、以及对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独到的见解。
前毛泽东秘书李锐和前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分别为此书作序。李锐在序言里讲到：“这部书稿最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续地记述了赵紫阳在被软禁十几年间的上百次谈话，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在香港出版后一度引起中共官方的高度紧张，当局多次找宗凤鸣和他的家属谈话施压，但是，宗凤鸣仍然坚持出版这本关于赵紫阳的书籍，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了宝贵的纪录。这本书被中共列为禁书，但是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两头真*
蔡咏梅称赞宗凤鸣以及与宗凤鸣同年代的一批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是“两头真”。蔡咏梅说，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追求真理，而中年时期一度盲从迷茫，到了晚年后又走向追求真理的道路；他们的思想已经跳出了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否定了早年的信念，开始认同世界普世的价值、西方的社会制度。
观察家指出，像赵紫阳的战友宗凤鸣、前毛泽东秘书李锐、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前《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等一大批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共老干部，他们老年之后不断探索，其务实精神以及不唯上、不教条的勇气，和1949年前后出生、在文革受教育的现在当权的这批中共领导人僵化、知识结构老化的特征相比，反差极大。
宗凤鸣的关于赵紫阳的书在香港出版之后，中共当局不再允许他看望他的老乡和老战友赵紫阳。
*一切从简*
宗凤鸣北京时间2010年元月7日凌晨1时半因胃出血逝世，享年90岁。根据宗凤鸣生前交待，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一切从简。宗凤鸣的家属已于9日上午在北医三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随后送昌平火化。前来告别宗凤鸣的亲友等有一百余人。
谢选骏指出：宗凤鸣在京去世之后将近十年，再度成为国际知名人物——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单少杰 2019年10月16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宗凤鸣（1920～2010）系赵紫阳（1919～2005）生前挚友。两人同于1938年加入中共，同在中共冀鲁豫根据地担任县委书记，一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战争。八十年代，宗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该研究会的第一位主任就是时任国家总理的赵紫阳。
赵紫阳因“六四”下台后，宗屡进富强胡同6号，记录下老战友的多次谈话，并汇集成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李锐评论此书：“最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续地记述了赵紫阳在被软禁十几年间的上百次谈话，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
访谈者单少杰，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承蒙被访谈者宗凤鸣信任，较早读到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的原稿；并应后者诚邀，就上述书稿写出了一本解读性论著，即《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2007年12月至2008年5月，单少杰与宗凤鸣就赵紫阳的政治思想与遗产进行了多次对话。在赵紫阳诞辰100周年之际，单少杰决定将该访谈拿出。谈话中，当时已88岁的宗凤鸣讲道，“我觉着紫阳在软禁期间谈的许多话很有历史价值，既谈出了他亲身经历的许多史实，也谈出了他深思熟虑的许多看法，不记下来，太可惜了。”
19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很多市场化政策都是赵紫阳主持制定的。
单少杰：晚辈注意到，您老在这几本书中，都用了大量篇幅来谈赵紫阳思想。另外，您老在以往同我的多次谈话中，也一再强调赵紫阳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就是他的思想。我想知道，您老为什么这样看重赵紫阳思想？
宗凤鸣：研究赵紫阳思想，是杜老（杜润生）一再向我提出的课题。建国后，杜老与赵紫阳同在中南局工作多年。改革开放后，赵紫阳先后调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杜老就一直是赵紫阳的高参。因此，杜老对赵紫阳的思想有很深的了解。“六四”事件发生后，赵紫阳下台，杜老很伤感。他一再对我说：赵紫阳既有“内功”，又有“外功”，是一个“治国人才”。他的下台是中国的一大损失，“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江泽民执政（之初），大概是接受了姚依林的观点。姚曾声言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就会四分五裂，认为改革差不多了，要集中治“乱”治“散”；提出要跳出赵紫阳的改革圈子，要跳出西方设计的改革圈子。这就是要“收权”，要“集中”。江泽民则提出要反“西化”、反“分化”，还提出要大反“和平演变”，声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就是要搞全面倒退，就是要把已经改革开放的中国强扭回到旧的计划经济轨道上去。
邓小平鉴于改革形势的逆转，首先对姚依林进行斥责：你那一套不行，你不干就让别人干；接着在南巡讲话中发出警告：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才迫使江泽民转回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
另外，邓小平还指出，那几年（指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国经济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又说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于是，社会上有传言，说邓小平又要启用赵紫阳了。
对于这种传言，赵紫阳很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说，邓虽然对这个江李领导班子不满意，但为了“六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着维持江李体制不变为好。邓后来还给万里传话：以后不要逞英雄，还让杨家兄弟（杨尚昆和杨白冰）出局，都是为了给江李体制扫除障碍。
赵紫阳曾对我说，邓小平的信条，是党的领导权绝对不能动摇，是党的权力绝对不能分享。这怎么能使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呢？
单少杰：赵紫阳又是如何执政的呢？
宗凤鸣：我认为，赵紫阳执政是有理念的。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国转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就是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赵紫阳还声称：民主是世界潮流，我们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
对于赵紫阳的聪明才智和领导能力，邓小平还是相当肯定的。就是在（“六四”后）批判赵的大会上，王震恶狠狠地说：赵紫阳组织了大小舰队，企图颠覆中国；李先念也恶狠狠地说：赵紫阳搞改革开放搞乱了中国，现在又支持学潮，还要搞乱中国；邓小平则一言未发。
后来在同国外一位学者谈话时，邓小平还谈到：赵紫阳是我把他调到四川去的，那时四川人民没有吃的，赵在四川三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有两年，另外一年被“四人帮”干扰了。后来又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称赞了赵紫阳。
在软禁中，赵紫阳也一再同我谈到：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把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下去。
单少杰：在改革开放大方向上，赵紫阳和邓小平还是相互认同的。
宗凤鸣：赵紫阳在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时，也是在他病重时，还在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方向问题，以及发展道路问题。他对我说：中国应朝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方向发展，世界各国应制定共同的社会发展指标，以取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此后不久，他就住院了，再也没有出院，真是壮志未酬，抱憾终身啊！
经济改革与老人政治
宗凤鸣：紫阳认为，劳动者应该拥有自由劳动的权利和自由生产的空间，可是，我们过去把劳动者管得死死的，这也不许干，那也不许干，把他们的一切都控制起来，严重地束缚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要义就是必须给群众以生产自主权，必须从根本上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紫阳举例说，他在广东工作时，早先年年都要费很大的劲来安排小商品生产，可是年年都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弄得什么东西都很紧张；后来允许群众自己生产小商品，很快就解决问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
紫阳还举例说，他刚到四川工作时，老百姓还处于饥饿状态，甚至可以说是饥饿遍野，当务之急就是如何解决“吃”的问题；后来搞了“包产到户”，也叫“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质就是给农民以生产自主权，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结果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也就把“吃”的问题给解决了。
单少杰：所以就有了民谣：“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宗凤鸣：紫阳认为，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困问题；或者说，只有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逐步增加社会主义的成分，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越发展，社会主义成分越多；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必须要发展市场经济，就现阶段中国国情来说，就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单少杰：可不可以把赵紫阳的这句话理解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宗凤鸣：可以这样理解。紫阳还说，我们只有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更好地把中国经济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从而更好地面对全球化，更好地分享全球化带来的许多好处。
值得欣慰的是，赵紫阳虽然在政治上因“六四”事件突然爆发，未能把中国带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但在经济上通过多年主持国务院工作和中共中央工作，已经把中国引向商品经济的轨道，也就是市场经济的轨道，仅此一点，就足以载入史册，流芳千古。
单少杰：你们这些老先生还是很看重历史的。
宗凤鸣：紫阳主张，中国经济改革要“根据客观条件逐步推进”，要有序地进行，不能走得太慢，也不能走得太快。他不赞成苏联搞的那种“一步到位的改革模式”，认为那样做的代价很大，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紫阳说，在中国搞改革是很难的，需要应对许多棘手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搞的是老人政治，是老人说了算，因此，要想在中国比较顺利地推进改革，就要设法获得老人的支持。可问题是，这些老人大都还抱着旧观念，怕资本主义制度复辟，又还比较敏感，很容易受到“左”的方面的影响。因此，要想让他们支持改革，至少不反对改革，就很不容易，就必须谨慎行事，就要尽量避免采取那些有可能引起他们过度反应的做法和说法。
比如，我们实际上是要搞“市场经济”，但不那么说，而只说要搞“商品经济”。因为，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市场经济”的提法是很容易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定的刺激性，而“商品经济”的提法则要模糊些、缓和些。
单少杰：紫阳还是比较讲究策略的。
宗凤鸣：在遭软禁后，紫阳仍关心着中国经济发展。当看到当局大张旗鼓地搞所谓“西部大开发”时，他不免有些担心，就托人给朱镕基捎话：不能因大搞西部经济开发而压制东部沿海经济发展。他说现时中国经济发展应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逐步推进，先东部，后中西部；东部经济发展起来后，可以带动中西部经济、支持中西部经济。
政治改革与“六四”的立场
宗凤鸣：紫阳说，他原先只是想在国务院总理任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并不想当总书记；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不得已接受了这个职务。
单少杰：这应该是1987年前后的事。
宗凤鸣：当时，在高层中有一帮老人跳出来批胡耀邦搞“自由化”，批得劲头很大，发展下去就会批改革了。另外，在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批“自由化”的逆流，批得越来越左，批成“大批判”，发展下去也会批改革了。紫阳说，在这种情况下，由别人来接替胡耀邦，还不如由他来接替胡耀邦、来收拾这个摊子。他当总书记，可以遏制一下这股“反自由化”的逆流，否则，又会伤害一些人。
单少杰：在改革大方向上，赵紫阳与胡耀邦还是一致的。
宗凤鸣：紫阳说，当时他的处境比胡耀邦的处境好，胡耀邦已经被扣上“搞自由化”的帽子，他还没被扣上这个帽子，关键是还能够得到邓小平的信任，所以就接任总书记了。
可是，一当上总书记，他就面临着政治改革问题，就面临着要不要搞政治改革以及怎样搞政治改革的问题。紫阳说，这时感到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首先腐败问题就解决不了，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严重。紫阳又说，真要是搞起政治改革来也很难。
单少杰：听您老谈过，赵紫阳说他当了总书记后，才真正体会到胡耀邦当初在这个位置上有多么难。
宗凤鸣：赵紫阳搞政治改革是有理念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单少杰：这个理念也就是您老所说的赵紫阳的政治抱负吧。
宗凤鸣：是的，是他的政治抱负，也是他的历史责任感。在与紫阳长期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紫阳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之所以在“六四”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一是认为自己没有错，一是因为“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账”。
单少杰：胡耀邦也说过，“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另外，刘少奇、彭德怀，还有更早的瞿秋白、陈独秀，也都说过类似的话。
宗凤鸣：紫阳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说服邓小平，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我也的确说服了他，获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单少杰：重大事情还是邓小平说了算，还得由他老人家来“垂帘听政”。
宗凤鸣：赵紫阳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也会发生社会变乱。
单少杰：也就是由内而外，自上而下。
宗凤鸣：紫阳认为，要想有序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做起；而要想扩大党内民主，就应该先从党的最高层做起。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常委会决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主持制定出中央会议议事规则，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他在此之前还提出，在党的最高层不设总书记，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紫阳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单少杰：就是要防止像毛泽东那样行事。
宗凤鸣：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党中央领导体制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的问题。
单少杰：赵紫阳能当上总书记，却提出不设总书记，表明他不贪恋这个职务。
宗凤鸣：紫阳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贪恋权力，不突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制度框架内，甘愿接受党组织约束。他曾说过，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
单少杰：在这个“一切向权看”的集权体制中，尤其是在这个集权体制的最高层中，能做到不贪恋权力是非常不容易的。
宗凤鸣：在紫阳看来，不仅要扩大党内民主，还要扩大社会民主；而要扩大社会民主，就必须改变执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各级党委中不设对口部门，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
他还特别强调，绝不能让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当太上皇。
他还提出，在议事和人事等问题上增加透明度，变内定模式为公开模式，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干部，差额选举省以上干部。
他还提出，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必须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他一再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必须改变，必须实行开明执政。他还强调说，党绝对不能控制一切，党应努力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并监督政府依法行事。
单少杰：作为执政党总书记，赵紫阳提出这些主张，特别是提出要取消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和基层单位党的专职队伍的主张，是相当解放的。
宗凤鸣：不过，在究竟怎么实施这些主张时，紫阳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我们既不能搞经济上的乌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渐进的道路。
在他看来，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维系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国民素质不高，因受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再加上我们党所提倡的“驯服工具论”的影响，还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性”，还需要经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应逐步推进。
基于这种认识，紫阳表示理解孙中山关于中国共和之路应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思想，认为有道理。
紫阳还认为，“由于过去的党化教育、正统的意识形态束缚，保守势力很大，改革开始必须要有个权威人物来推动”；而邓小平就担负起这个权威人物的角色，起到了其他人无法起到的作用。也正因此，紫阳对于“新权威主义”的提法，虽然没有明确地表示赞成或反对，但认为还是“有道理”的。
单少杰：记得赵紫阳曾给中共“十五大”写了一封信，谈了“六四”问题。
宗凤鸣：在这封信里，紫阳提出重新评价“六四”问题，说“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
他还指出，正因为错误地处理了“六四”问题，才导致了自中共“十三”大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途夭折，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各种社会弊病也越发加剧，尤其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他还给江泽民捎话：如果有哪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他愿意出面帮助化解。
单少杰：结果当局不仅不听取他的建言，反而加强对他的监管，不许他出门，也不许其他人去看望他，害得您老很长时间进不了富强胡同六号的门。
宗凤鸣：有大半年时间进不了紫阳家的门。不过，我还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捎这样的话。因为，紫阳认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还是困难的，因而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保持社会稳定，尤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脆弱的，经受不起较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紫阳指出，如果由执政党上层主动来解决“六四”问题，就不大会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也就不大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可问题是，虽然自上而下地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代价比较小，但其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统治者尤其是专制主义统治者，大都比较自私和比较固执，大都不会主动地向治下人民做出让步，不会谦卑地放下身段与治下人民实现和解。当然，也有例外，台湾的蒋经国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例外。蒋经国主动开放“党禁”和“报禁”，戈尔巴乔夫则积极推行“新思维”和“公开化”。
宗凤鸣：赵紫阳对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是很称赞的，称赞他们能自觉地突破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主动地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
比较而言，赵紫阳对蒋经国的评价更高些，说他不仅受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还受过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的多年影响，却能突破这些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推进了台湾的民主政治，同时又发展了台湾的经济，确实不简单。
单少杰：赵紫阳本人何尝不也是如此，何尝不也是突破了两种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既突破了传统中国专制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又突破了当代中国专制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的束缚。
超越意识形态与全球化思想
宗凤鸣：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上提出一系列很好的主张，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冲破了“主义”的界限，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单少杰：心胸公允，视角也就开阔了。
宗凤鸣：紫阳曾对我说，他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另外，他还说，民意就是潮流，自己不拘于公式、教义。
单少杰：赵紫阳关于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的思路，也就是不看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只看重能否推动社会发展的思路，同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路，很有些相似，都是很看重效果的。当然，他们所要抓的“老鼠”，不完全相似：邓小平只是要搞经济改革，只是想着经济翻两番；赵紫阳则不只是要搞经济改革，还想搞政治改革，还想搞民主与法治方面的东西。
宗凤鸣：他们两人搞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很不同的，邓小平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宗凤鸣：紫阳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从世界新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有着很开阔的视野，不只是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国际问题，常常能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思考。他晚年就很关注全球化问题。
紫阳一再对我说，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已多次失去历史机遇。先是慈禧搞被动改革，坚持“中学为体”，结果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最终被辛亥革命一阵枪声所打碎，并引发了长期内战，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再就是毛泽东搞闭关锁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又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历史机遇。
紫阳说，如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是信息革命的时代，是民主观念复兴、个人价值觉醒的时代。中国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机遇，千万不要再失去了。
单少杰：紫阳是不是有些担心？
宗凤鸣：紫阳确实有些担心，担心当局在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仍然坚持高度集权的政治路线，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结果只能使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大，一旦遇有突发事件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就会使得中国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
单少杰：他所担心的这种结果，有点类似晚清慈禧搞被动改革所导致的那种结果。
宗凤鸣：在紫阳看来，全球化浪潮不只是要波及各国的经济领域，还要波及各国的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只是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还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因此，中国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不能只顾及经济层面的影响，还应顾及政治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影响，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
单少杰：紫阳所说的世界先进文明主要指什么？
宗凤鸣：主要指“西方现代文明”。
单少杰：紫阳似乎持“西化”派观点。
宗凤鸣：紫阳不避讳这一点，他曾明确地对我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是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的。他还说，他赞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在他看来，不仅西方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而且西方所实行的民主政治也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政治，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具有人类普适价值。
宗凤鸣：紫阳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他还说，“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
单少杰：可以听出来，赵紫阳晚年的民主心结是很重的。这是他的觉醒，也是他的伤痛。
宗凤鸣：紫阳还一再对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因而能很好地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
正是基于这些看法，紫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他还说，这个世界由美国来主导要比由其他国家来主导好些，要比由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来主导好些。虽然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
单少杰：紫阳的这些说法恐怕不能为国内的那些民族主义者所接受。
宗凤鸣：紫阳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这样提出问题，一定会有人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是客观现实，即便被责骂，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单少杰：可以看出，赵紫阳晚年思想是相当彻底的，以至于无所畏惧，既不怕别人指责他搞资本主义，也不怕别人指责他是卖国主义。
宗凤鸣：紫阳对于美国各州自治制度很是欣赏，认为这一制度能很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说，我们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只要给各省放权，各省都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办法，富省有富省的办法，穷省有穷省的办法。不过，总的看来，我们还是过于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管治权，常常把地方管得过死。因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各州自治制度，扩大各省的自治权，更好地发挥各省的积极性。
紫阳还举例说，香港和台湾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程度，还不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于自治的状况。反过来说，如果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在我们大陆管治下，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结果。
单少杰：赵紫阳这一思想也是相当彻底的，触到了执政党的痛处。
宗凤鸣：紫阳说，邓小平认为，中国不能跟美国搞对抗，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
宗凤鸣：紫阳接着说，中国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改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都对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问题非常敏感。
谢选骏指出：我注意到，上文是通过单少杰2019年10月16日对于十几年前的回忆，来追述有关的采访——已经去世将近10年的宗凤鸣（2010年），曾经谈到自己曾经对于更早去世的赵紫阳，在其受到软禁的北京住所，所进行的多年采访。
这个“采访之采访”，其间的时空跨度都是十分巨大，前后进行了二三十年，从1991年7月10日到2004年10月24日开始的第一次采访，也就是宗凤鸣对赵紫阳的采访，到第二次采访，也就是单少杰对于宗凤鸣的采访及其公布——给人一个跳跃再跳跃的感觉。而单文的发表，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的真实性，而提供的一种证人证言。
网文《听赵紫阳谈改革——推荐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胡平 2007年7月30日）报道：
听赵紫阳谈改革：以赵紫阳的非凡经历，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回忆录，这是十分遗憾的。多谢宗凤鸣先生写下了这本《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
成书经过——在八九民运中，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由于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的武力镇压而辞去职务，六四后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软禁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 6 号住所，直至 2005年 1月 17 日去世。
在长达15年的软禁期间，赵紫阳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他和外界的联系也受到严格限制，友好故旧隔离殆绝，唯独宗凤鸣先生以气功师的身份，得以频繁出入赵家。宗风鸣是赵紫阳的老战友，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1990年离休。从1991年7月10日到2004年10月24日，宗凤鸣以气功师的名义探访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赵紫阳，和赵紫阳进行了上百次的密谈，每次谈话之后，宗凤鸣就把谈话追记下来。这些谈话记录曾送交赵紫阳本人审阅，也分别送给几位曾担任党内高级职务的赵的好友审阅，最后汇集成这本《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今年1月由香港的开放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81节，每节记述赵紫阳的一次或两次谈话，并标出谈话的主要题目，很便于读者阅读和查证。
李锐和鲍彤分别为此书作序。李锐曾担任毛泽东秘书，水利部副部长，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毛泽东去世后平反，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4年离职。鲍彤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也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六四后被判刑7 年，现居北京家中。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为这本书题词。李锐认真地阅读过这部书的初稿和二稿。他在为此书写的序言里讲到：”这部书稿最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续地记述了赵紫阳在被软禁十几年间的上百次谈话，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
根据这本书的记述，在1997年中共15大前夕，赵紫阳曾经给中共中央写过一封信，提出重新评价六四（此信在海外发表过），被中共封杀，并对赵紫阳加强了软禁。在2002年中共16大前夕，胡绩伟等人向赵紫阳建议，建议赵紫阳再给中央写信，主要提出解除软禁，重点不放在六四，一笔带过就可以了。赵认为，如果祇提解除软禁，份量太轻了，对六四一笔带过，会使人以为赵紫阳的观点变了。对政治改革祇按当政者意见来写没有意义。搞建议，祇能一次比一次深刻才行。这就必然涉及到一党制政体、多党制、议会民主等问题。这就要触及当政者的痛处，又会使党内外相当大一部分人难以接受，引起思想纷争。再说，即使写了也要封杀，连政治局委员也看不到。如果捅到国外，被认为是政治斗争，自然对自己要引起后果。所以赵紫阳就没有写。
从这段记述来看，赵紫阳没有在生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一来是他认为不可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二来是他担心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会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出版前后，作者宗凤鸣受到当局很大的压力，甚至做了坐牢的思想准备。其他一些当事人也受到当局的恐吓。有人从香港带这本书回大陆，被海关查出没收。
赵紫阳的最后思考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赵紫阳谈到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谈到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谈到了对毛泽东、邓小平的评价，谈到了对江泽民、胡锦涛的批评，谈到了中美关系、苏联问题和台湾问题，还回顾了共产党的历史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限于篇幅，我这里祇向读者介绍一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对当前中国改革问题的分析与评论。在长达15年的软禁期间，对这个问题，赵紫阳的思想有发展有变化，我这里主要介绍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看法和主张。
中国经济取得持续高速发展，举世瞩目。国际上有人提出了所谓”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对之称赞不已。赵紫阳正确地指出：”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黑箱作业下做起来的。这便于权钱交易，便于侵吞国有财产，致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设为名，大搞圈地、圈钱，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这跟原苏联不同，他们是在现代民主转型中改革的，是公开发股票，每人一份，虽也有贪污腐败，但都受公开舆论监督，又有多党相互竞争，谁也不敢作得过分。俄罗斯改革曾一度振动较大，但现在他们的经济也在高速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现代政治也转型了。”
在上面这段讲话里，赵紫阳指出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根本区别。苏联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那里，人民有发言权，有投票权，这就使得那里的改革——作为一个过程——具有一种基本的合法性。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改革完全排除了公共监督与民主参与，等于是一场公开的大抢劫，所以它的结果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承认，由此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也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接受。赵紫阳提到中共现在的领导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政治高压之上的。这倒是实情。权贵们要抢走属于人民的财产，手里不拿着枪怎么行呢？所以我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持枪抢劫。鲍彤讲：”邓小平认为，不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赵紫阳认为，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共产党。”这话一针见血，把两种路线、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一句话就点穿了。
讽刺的是，就在中国的赵紫阳赞扬俄国的民主时，俄国的普京却在民主方面后退。而导致俄国民主倒退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中国的榜样。因为西方投资者更愿意选择象中国这样专制但稳定的政权，而不愿意选择象俄国那样民主但混乱的政权。事实上，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切反民主势力的榜样。
赵紫阳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就是要走建立民主与法治社会这条路。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的垄断权力。考虑到骤然实行多党制可能会翻车，会把中国搞乱，赵紫阳主张首先实行言论自由，放开报禁。至于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目前可先不提。
赵紫阳不赞成”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以保护民族工业，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名，以强国富民为由，来抵制全球经济一体化，抵制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文明。这种思潮很容易触痛中国百年来受侵略被欺负所沈淀的民族主义伤疤，从而点燃狭隘民族仇恨情绪。而这又易于同当政者想以反对”西化”、”分化”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团结内部来保持稳定巩固统治的需要相适合，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努力再一次受挫折。因此，赵紫阳曾经说过：民族主义将是最大的威胁。赵紫阳认为， 21世纪前半世纪或者至少前30年，主导世界的仍然会是美国。中国要发展，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必须争取美国人民，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路线受美国人民所影响，所制约；而无论美国人民或美国政府，对民主、自由和人权，对专制都是敏感的。他们认为专制主义的特征，就表现为对人权没有保障，对外则是扩张侵略，由此认为中国的专制就是一种威胁。祇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世界和平发展。所以，无论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都不能容忍一个专制的国家发展起来。
中国向何处去
然而，赵紫阳并不认为在短期内中共领导者有可能推行政治改革。赵紫阳说：过去认为强人邓小平走了，今后中央会有不同政见者出现，从而发生互相制约。现在看来，这个看法错了。一旦当政，都会形成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这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对外也就都一致起来。因而，无论谁当政都会这样那样的要来维护这个体制。
我要补充的是，假如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就进行政治改革，共产党无非是放弃它的政治特权，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他们这样做还不算太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政治改革，那不但意味着要共产党放弃它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力，而且还很可能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被清算，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不是更困难得多了吗？
赵紫阳进一步指出：中国模式的经济改革已经造就了一个紧密勾结的利益集团，就是一些受过西方民主文明熏陶的留学人员也加入这个利益共同体，被权力化了，即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形成三位一体。正是这些利益集团是中国的改革深入不下去，同时也制约着国家的政策路线的走向，使之向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发展。现在胡、温的政策路线祇是采取小恩小惠给广大人民一个甜头，来树立自己的亲民为民形象，而不去触动这些精英的利益，更不触动这个体制制度，这就不可能解决问题。用我的话讲就是，所谓胡温路线，无非是想用”有节制的压迫”，以达到”可持续的榨取”而已。
人们注意到，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民主，讲到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和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他还承认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指出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然而在温家宝那里，民主的内涵仍然是含糊不清的。这种含糊其词的说法一方面能使外界产生某种善意的期待，但是另一方面，也由于它的含糊而很难在现实中发挥什么作用。困难在于，中国模式的改革是被利益集团主导的改革，这个利益集团害怕民主，敌视民主。哪怕其中的个别人真的想推动民主改革也是孤掌难鸣。不久前（5月1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以回答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文章，干脆又重新回到官方关于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陈词滥调，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赵紫阳这段话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是被利益集团主导的改革，是向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因此，那种以为祇要目前的改革再继续下去，中国就会实现自由民主的观点是南辕北辙，所以大错而特错。赵紫阳不同意有的人说的”中国的政治改革还得经历二十年的过程”。因为这种说法暗中假定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祇不过离政治民主的目标还有比较长的距离而已。实际上，中国的问题是走错了路，目前中国改革的问题是大方向错了，照这个方向走下去，祇会越来越错，祇会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远。赵紫阳说，照目前的方向继续走，首先会使整个社会腐败下去，不得了，会使整个体制烂掉啦！再是贫富悬殊这样厉害，两极分化这样严重，广大人民群众能承受几十年吗？当政者不是采取疏通的办法给人们以希望，而是采取高压态势加剧矛盾，形成社会严重对立，这样能不反弹吗？遇有突发事件，就会发生社会爆炸。
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假如中共凭藉高压成功地维持了政权的稳定，一方面通过时间使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那祇会使它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更加蔑视。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强权。这样一个骄横强大的专制政权必然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显然，上述两种可能的前景都是令人不安的，而后一种前景尤其令人忧虑。
谢选骏指出：我看《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可能具有一定的甚至相当的“真实性”，但是其“真实度”究竟如何，关键就看有无“录音”一类的证据为准。如果没有，《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之真实度，那么《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就只是宗凤鸣个人的作品，作为赵紫阳的作品，将会大打折扣。
《赵紫阳秘密录音曝光：举世震惊的悲剧》（作者：ARD/李鱼，责编：谢菲，DW.COM，15.05.2009）报道：
"六四事件"即将过去20周年的前夕，赵紫阳秘密回忆录在其逝世4年之后，将在香港和世界其它地区与读者见面。赵紫阳曾经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1989年5月被罢免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因为主张渐进性政治改革以及对当年学生运动的同情，赵紫阳本人也成了那场运动的牺牲品。在他口述的回忆录里，赵紫阳严厉指责中国政府并称，天安门镇压行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下面是德国记者从北京发来的报道。点击下面的链接可收听赵紫阳部分秘密录音。
香港《南华早报》在头版的位置登出一幅赵紫阳的旧照，这张照片也是赵紫阳秘密回忆录"国家的囚犯"的封面照片。中国大陆估计不会出版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在大陆的禁忌话题，它是一部"六四"镇压的历史。1989年，中国发生了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反对党内干部腐败以及争取更多言论自由的抗议示威活动。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武力镇压的手段，结束了这次抗议活动。直到今天，中国政治家一直都在为出动军队镇压事件做辩护，声称，那是国家免遭颠覆采取的必要措施。
然而，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这样的说法是谎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出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亡、流窜犯和盲流分子趁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学生、市民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赵紫阳回忆录是由数年前的录音资料记录下来的，回忆内容录满了30盘磁带。这些磁带被友人带到国外。1989年时，赵紫阳身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力主改革，被认为是自由派人物。后来，他成了民主运动的政治象征。当他意识到，政府将不再容忍学生的抗议行为时，赵紫阳亲自赶到天安门广场，向抗议者发出了警告，"我想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我们来的挺晚的了。你们批评是应该的，我这次也不是来请求你们原谅的。我只是说，现在同学们的身体到现在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
赵紫阳当年含泪对学生发表讲话的照片，曾传遍世界。中共总书记同情学生运动，对当时的政治局而言，不啻是一次丢脸的行为。政治局决定罢免赵紫阳，该决定在他在天安门对学生讲话的一天之后就已经下达。6月4日，当坦克机枪对准示威学生的时候，赵紫阳已成了一名国家囚犯。在严格的看守下，赵紫阳在自己的家中度过了镇压的那一夜，"6月3日，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幸免地发生了。"
中国政府动用一切手段，促使人们淡忘"六四"镇压事件。中国的教科书对此绝然不提，许多当年参与示威的人，今天仍然怀有顾虑谈论此事。直到4年前离世，赵紫阳不许离家出门。就是这样，在遭到罢免的冷寂之中，他将对当年镇压六四的记忆永远地记录下来。
谢选骏指出：上述链接确实可以收听疑似赵紫阳的部分秘密录音，但是内容都是关于“质疑六四屠杀的合理性”，似乎与“赵紫阳晚年思想”无关。
《<赵紫阳的秘密>出版 由张广友秘密录音》（阿波罗新闻网 2009-06-27）报道：
《赵紫阳的秘密》──又一本赵紫阳谈话录音稿
杜导正根据赵紫阳录音整理，由鲍彤、鲍朴编辑出版的《改革历程》是二十年来关于“六四”的最重要史料。而“六四”出版的《赵紫阳的秘密》，是《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自己偷偷录音、自己整理的赵紫阳谈话记录。《改革历程》是赵紫阳为了留下史实，准备出书，有稿子的谈话记录，比较严密、准确。《赵紫阳的秘密》这本书，是回答提问的谈话，放得开，自然、自由，有些内情与心情不加掩饰。
张广友在二○○六年给我看过他同赵紫阳两次、同万里一次谈话的记录稿，我很惊奇地问他：“你比我强，整理赵紫阳讲话记录很完整。你会速记吗？”张广友狡猾地笑了，悄悄告诉我：“我在口袋里放了一个小录音机，没告诉老爷子。”因此，《赵紫阳的秘密》同《改革历程》一样，是可靠的准确的赵紫阳的原话。你可以不同意其中的谈话内容，但不应怀疑两本书的真实性，这就是赵紫阳的谈话录音整理稿，都是可贵的史料。
张广友同万里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万里担任铁道部长（文革后期）和安徽省委书记（改革前期）时，张广友作为新华社记者，在《内参》下情上达和上面信息反馈提供方面，为万里提供了帮助。张广友能担任《农民日报》总编辑，万里也是推荐者。这样，张广友不愿意在同赵紫阳谈话中涉及万里的内容全部公布，担心影响万里形象。赵紫阳的友人们，也担心这些讲话是否有影响。所以，张广友曾经对我讲过：“这本书，不宜在老爷子健在时出版。”后来，香港有人动员他出版，但是，送书稿的人在途经上海时被捕，以经济罪名判劳教，书稿也不知何处去了。这样，张广友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增大了，更加对出书犹豫不决。很不幸的是，他于二 ○○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突然去世。现在，勇敢的朋友们出版了他的遗作《赵紫阳的秘密》，使他的这份秘密录音整理稿公开问世，实现了他的心愿，我相信：他将含笑于九泉。
需要补充一点，张广友有点心计，对这份很长的录音整理稿，他给陪他前往赵紫阳家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只是一部分，甚至引见他会见赵紫阳的宗凤鸣老人，他也只给了一部分，因此，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和杨继绳关于中央上层政治斗争一书的附录中，赵紫阳和张广友等人谈话记录都是不完整的。但愿《赵紫阳的秘密》一书发表了张广友的全部完整记录稿，让读者去判断吧！
《赵紫阳的秘密》封面上的断语是准确的：“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没有想到，软禁赵紫阳十五年，却积聚了他的思想能量，延长了他的政治生命。”从二○○七年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到二○○九年的赵紫阳录音谈话整理稿《改革历程》、《赵紫阳的秘密》和井喷爆发的有关“六四”、赵紫阳图书热，“六四”内幕更清晰了。赵紫阳十五年中的思想轨迹也更清晰了。他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层思考的深度、广度和清晰度，让人们认识到赵紫阳是一位思想家。历史对赵紫阳的评价更高，邓小平的“软禁”政策起了相反效果。从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到大陆媒体对这么多赵紫阳的书，只采取视而不见的沉默的无奈态度，证明这些书讲的是驳不倒的事实，是真理。采取鸵鸟政策，在信息时代是可悲的。建议听圣严法师的教导：“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妥善处理“六四”后遗症。
谢选骏指出：事实证明，赵紫阳秘密谈话确实留下不止一个录音来源，可以相信其真实性，否则，《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改革历程》、《赵紫阳的秘密》等三部书稿，就和“街谈巷议”相去无几矣！
网文《宗鳳鳴》报道：
宗鳳鳴（1920年1月19日—2010年1月7日），河南濮陽人，《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的編者。
生平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1954年3月至1956年6月任北京工業學院黨委書記。[2]1981年至1983年4月任北京航空學院黨委副書記。[3]1986年退休。後受邀兼任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研究員。[4]
1991年7月至2004年10月，他以气功师的身份，多次前往北京富强胡同探望赵紫阳（两人也是同乡、战友）。 后他将赵的谈话整理成书。 2005年4月，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在广州被捕，媒体称当时他前往中国就是意图获取该书稿，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否认这种说法，[5][6]宗凤鸣对媒体表示「没有见过程翔本人，并否认通过程翔把手稿带到海外」。
此书出版时作者收到当局的压力，公安曾数次上门找宗凤鸣谈话，并威胁家人要是出版此书就是「反革命」，但宗凤鸣没有屈服。 [7][8]2007年1月《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 后有媒体报道他可能因出版该书，而遭软禁。 [9]2008年8月，该书日文版在东京发行。 2010年1月7日凌晨，宗凤鸣因胃出血于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
评价
吴国光评价世有宗凤鸣，后有赵紫阳晚年思想。 [10]
引用
宗凤鸣先生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大纪元，2010年1月10日
北京理工大学历任领导_学校领导_北京理工大学. www.bit.edu.cn. [2017-02-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2-13）.
中共北京航空学院第九次代表大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十六次党代会. 1361.buaa.edu.cn. [2017-02-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2-14）.
鲍彤 序[永久失效链接]，2006年9月10日
程翔被捕与赵紫阳秘密资料，德国之声，2005年6月2日
采访金钟谈《开放》0七年二月号内容（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自由亚洲电台，2007年2月10日
美关注程翔被捕宗凤鸣称继续出书[永久失效链接]，VOA，2005年6月1日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出版 大陆能否传播考验当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自由亚洲电台，2007年2月9日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作者宗凤鸣遭软禁？[永久失效链接]，德国之声，2007年3月9日
一笔等待继承人的丰厚遗产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吴国光
外部链接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的撰写人宗凤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专访视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文字，2007年9月25日
宗凤鸣点评温家宝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7年4月
谢选骏指出：人说，“吴国光评价世有宗凤鸣，后有赵紫阳晚年思想。”——我看，在赵紫阳秘密录音中，在《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改革历程》、《赵紫阳的秘密》等三本他人事后编辑出版的书里，是否能够提炼出“赵紫阳晚年思想”，需要历史学家们仔细的研究考证，而不是草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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