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盘丝洞里的欢乐颂——男性世界的支离破碎

“盘丝洞”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第七十二回中出现的一个地名。这一回记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行途中，遇七种害虫化作的美女。猪八戒被迷惑而被擒，唐僧也被骗进盘丝洞中面临杀身之祸。最后被孙悟空搭救出来的故事。体现了佛教中“戒”的思想，说明了摆脱七情的迷惑，戒则不迷的深意。
《欢乐颂》是由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山东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都市职场女性剧，由孔笙、简川訸执导，袁子弹编剧，侯鸿亮制片，刘涛、蒋欣、王子文、杨紫、乔欣、王凯、靳东、祖峰等领衔出演。
《欢乐颂》写的其实就是“现代中国都市里的盘丝洞”。
该剧改编自阿耐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同住在欢乐颂小区22楼的五个来自不同家庭、性格迥异的女孩们，从陌生到熟悉再道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故事。该剧于2016年4月18日登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首播。
其剧情为：
从外地来上海打拼的樊胜美（蒋欣饰）、关雎尔（乔欣饰）、邱莹莹（杨紫饰）三个女生合租一套房，与高智商海归金领安迪（刘涛饰）、魅力超群的富家女曲筱绡（王子文饰）同住在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22楼。五个女人性格迥异，各自携带着来自工作、爱情和家庭的困难与不如意，因为邻居关系而相识相知，从互相揣测对方到渐渐接纳彼此并互相敞开心扉，在这一过程中齐心协力解决了彼此生活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和困惑，并见证彼此在上海这座“吃人魔都”的成长与蜕变。
第1集 入住欢乐颂 五人初次相见发生摩擦
　　中国上海，欢乐颂小区。2203号房间正在紧锣密鼓装修，装修工人弄出的噪声严重影响了住在2202号房的三个合租女孩的作息时间。
    这三个女孩分别叫胜美、邱莹莹、关雎尔。三人里面数胜美年龄最大。胜美已经奔三，为人擅于算计，一心想找一个有钱人嫁了。不过有钱的人看不上她，没钱的人她又看不上，长此以往，胜美从一个美女变成了一个剩女。她为了尽快把自己推销出去，经常抽出时间去相亲。　　邱莹莹与关雎尔年龄相仿，二人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二岁。邱莹莹是一个普通女青年，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每月领取四千元的工资，上海的消费太高，她曾经打算回老家考公务员，父亲获悉之后赶紧汇了五千元给她，劝说她在城市好好奋斗，千万不能回鸟不拉屎的老家自寻死路。对于日后的人生，邱莹莹跟多数人一样看不到希望。　　关雎尔的处境不比邱莹莹好多少，她是五百强企业的实习生，随时有可能被公司淘汰。
　　富二代曲筱绡住进了欢乐颂小区的2203号房间，原来是她请了工人装修房子。邱莹莹与关雎外出归来，两个人与曲筱绡一起搭乘电梯上楼，曲筱绡请了许多帮手搬家，前呼后拥派头十足，如同女皇降临。
　　搬进新居第一天晚上，曲筱绡邀请朋友们到新家庆祝，众人在房内唱唱跳跳，吵得住在对门的邱莹莹三人苦不堪言。邱莹莹忍无可忍敲响了曲筱绡居住的房门，向一个开门的男子表达不满，男子充耳不闻关门继续娱乐。邱莹莹只得打电话向小区物业求助，物业一方派出两个工作人员上门与曲筱绡交涉，曲筱绡表示再娱乐十来分钟就收场，结果过了十来分钟之后，她依然还在跟朋友们唱唱跳跳。
　　住在同一幢楼层的海归女精英安迪打电话报警叫来了警察，借警察的力量向曲筱绡施加压力，警告曲筱绡如果继续肆意妄为，她就通过法律手段控告曲筱绡扰民。
　　曲筱绡回家吃饭，向父亲撒娇，提出到父亲的公司当老总。她自认学的是经济学，认为自己有能力当领导。虽然父亲没有给出答复，但曲筱绡还是志在必得，开车出门的时候与一个朋友通电话，称自己即将成为家族公司的领导。朋友在电话中提起了曲筱绡的哥哥曲连杰，曲筱绡有别墅不住故意租房子住，就是想在父亲面前营造吃苦耐劳的一面，只要她获得了父亲的赏识，她才有能力与败家哥哥曲连杰争夺财产。
第2集 五人电梯遇难有惊无险
　　安迪驾驶百万豪车现身停车场，曲筱绡惊叹不已，待安迪停车离去，她掏出手机拍摄安迪的座驾。安迪身为一介女流，竟然有能力驾驶几百万的保时捷，曲筱绡认定安迪被人包养。
　　邱莹莹即将与白主管一起上培训课，她对白主管一往情深，为了给白主管一个好印象，她在家中挑选衣服，打算以最美丽的姿态随白主管一起上课。关雎尔向外出归来的胜美提起这件事情，让胜美帮忙为邱莹莹选件像样的衣服，胜美担心白主管玩弄邱莹莹的感情，不赞成邱莹莹主动向白主管示好。白主管是公司的领导，邱莹莹只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员工，一般公司都不允许员工们谈恋爱，如果白主管与邱莹莹发生恋情，邱莹莹极有可能成为炮灰被公司辞退。
　　白主管发了一条爱昧短信给邱莹莹，胜美趁着邱莹莹不在场，指使关雎尔删除了白主管发来的短信。
　　次日，邱莹莹听完课返回小区，精神焕发向两个姐妹透露已获得继续与白主管一起听课的机会。胜美为涉世未深的邱莹莹而忧心，始终不赞成邱莹莹与白主管恋爱。
　　曲筱绡返回小区搭乘电梯，进电梯之前向邱莹莹三人提起了安迪。在曲筱绡眼里，安迪靠人包养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正当曲筱绡在邱莹莹三人面前谈论安迪之时，安迪忽然出现在了曲筱绡的身后，曲筱绡回头看到阴沉着脸庞的安迪，索性直言自己确实在说安迪的坏话，认定安迪是小三。
　　几个女人进入电梯准备上楼，电梯在上升过程中忽然出现故障，胜美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给物业。物业领班表示会尽快修复电梯。
　　电梯内空间有限，众人提心吊胆，邱莹莹为了缓和气氛，滔滔不绝绝东拉西扯，结果反而令众人愈发恐慌。
　　物业的人终于打开了电梯，瘫坐在电梯内的邱莹莹一行人松了口气，分别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离开电梯。曲筱绡是倒数第二个离开电梯的人，她回头见安迪面色苍白没有挪动身子，心中生起了关怀，询问安迪是否安好。安迪摇了摇头，跟随曲筱绡离开电梯。几个女人在电梯中经历了一次惊心之旅，体验到了生命的可贵，不约而同把彼此视为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姐妹。
　　安迪是华尔街的高级商业精英，她获得知名老总谭宗明的邀请回国，在谭宗明的公司任首席财务执行官。初到公司上任，安迪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公司。
第3集 曲筱绡工作遇到困难 向安迪求救
    曲筱绡到父亲的公司报到，摩拳擦掌想大干一番。曲父见曲筱绡一心想创业，于是提议安排曲筱绡跟随王总工作，先做副总熟悉公司各项流程。
    邱莹莹在上班过程中接到白总管吃饭的邀请，她立时兴奋不已与关雎尔QQ聊天，宣布自己即将与白主管吃饭。关雎尔没有为邱莹莹高兴，而是把邱莹莹形容为花痴。邱莹莹处于极度兴奋状态，无视关雎尔的挖苦，非常期盼与白主管一起吃饭。
　　当天下班回到家中，邱莹莹与胜美谈天说地，胜美手中握着一个水杯，她故意提起了白主管，称自己手中的水杯如果换成白主管拿，邱莹莹一定会把水杯当成宝贝。邱莹莹的心思确实如胜美所说的一样，她一脸惊讶地把能看穿她心思的胜美视为天人。
　　曲筱绡一心想干出一番事业，曲父思前想后，决定把GI项目交给曲筱绡完成。GI项目非同小可，光是资金运作都需要两百万，曲母得知此事，向曲父提出异议。曲筱绡初出茅庐毫无经商经验，如今一下就获得一项资金运作庞大的项目，曲母认为曲父把公司的事情当成儿戏。曲父其实也担心曲筱绡无法完成项目，因此要求曲筱绡先给出可行性的书面报道，只有曲筱绡构思的方案可行，曲父才会正式把项目交给曲筱绡操作。
　　曲筱绡为了写出可行的项目方案，召集一帮好友帮忙出谋划策，好友们对动辄数百万投资的项目一筹莫展，没人有
  　安迪下班回到欢乐颂小区，与胜美一起出门吃牛排。两个人在餐厅中提起了男女恋爱话题，安迪在网上结识了一个男网友，胜美建议安迪抽空跟男网友见面。安迪为人强势行事小心，担心自己随便见男网友会给人花痴无脑的感觉。
　　晚餐结束，安迪与胜美返回欢乐颂小区，曲筱绡已经等候多时，她打探到安迪是海归商业精英，是谭宗明请回来的商业高手。以安迪的工作经验，完全有能力写一份商业计划方案，曲筱绡把安迪当成了神仙，一番软磨硬泡，终于把安迪请到家中做军师。
　　胜美不赞成安迪为曲筱绡写方案，毕竟曲筱绡以后要独自面对客户，不可能事事都让安迪代劳。安迪赞成胜美的观点，提议只写几个提纲给曲筱绡，细节方面则由曲筱绡自己完成。
　　曲筱绡国外读书不学无术，时间大部份都花在吃喝玩乐。她绞尽脑汁也写不出项目方案，无奈之下上门向安迪求助。
第4集 五人齐聚同吃大闸蟹
    曲筱绡无法写出项目方案，无奈之下上门向安迪求助，为了博取安迪的同情，曲筱绡哭天抹泪提起自己的家庭情况，称自己面临着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夺取家财的风险，如果自己构思不出方案，母亲也有可能被赶出家门。
    安迪见曲筱绡哭得伤心欲绝，心肠一软让曲筱绡回屋拿资料过来写方案，曲筱绡计划成功欢呼雀跃出门离去，邱莹莹下班归来看到了曲筱绡捧着资料进入安迪的房间，她只觉有些不可思议，平时曲筱绡与众人很少在一起相处，如今竟然堂而皇之跑到安迪的家中。仿佛跟安迪是好姐妹一样。
　　直到弄清曲筱绡找安迪是为了写项目方案，邱莹莹才恍然大悟。关雎尔想向安迪吸取工作经验，缠着邱莹莹一起去安迪家中做客，邱莹莹架不住关雎尔软磨硬泡，带其上门向安迪取经。安迪在商海拼搏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知识，有板有眼教曲筱绡写方案。
　　三天时间过去，曲筱绡在安迪的指导下写出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方案，她带上方案回到家中交到父亲手中，父亲扫了一眼方案一脸惊愕，不敢相信她在三天时间就写出方案来。
    安迪下班之前被谭宗明叫住，谭宗明曾经听说过安迪的居住环境很吵，他打算为安迪安排新的居住环境，安迪已经与邱莹莹一行人成了好友，没有再觉得众人很吵。谭宗明见安迪不愿意再搬家，也就不再强人所难，吩咐刘妈送了大闸蟹给安迪。
    安迪带着大闸蟹回家与邱莹莹一行人分享，邱莹莹带回了男友白主管帮忙煮大闸蟹，曲筱绡自以为是帮助邱莹莹试探白主管，想看看白主管是否真心喜爱邱莹莹。胜美一行人对曲筱绡的行为提出质疑，数落曲筱绡自我感觉太好，企图用美色去勾引试探白主管。
　　邱莹莹与白主管恋爱之后开始疑神疑鬼，尤其是白主管约定好了见面，结果因事取消了约会计划，这让邱莹莹忧心忡忡，担心白主管跟别的女人约会。胜美把邱莹莹的状况告诉了安迪，安迪开始怀疑曲筱绡从中作梗，曲筱绡极有可能主动追求白主管，好心办好事想为邱莹莹试探白主管的底细。结果事与愿违，白主管很有可能被曲筱绡迷住了，所以才取消了与邱莹莹约会的计划。
第5集 邱莹莹知晓白主管撒谎 迁怒于曲筱绡
　　邱莹莹与白主管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刚恋爱就产生了矛盾。事情的起因是白主管与曲筱绡走得太近。
    曲筱绡认为白主管是花花公子，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她自以为是帮助邱莹莹试探白主管，借搬家的机会找白主管帮忙，白主管非常乐意帮助曲筱绡帮家。曲筱绡在搬家过程中拍下众人一起搬家具的情景，故意把相片发送给邱莹莹一行人，邱莹莹收到相片怒不可遏，对曲筱绡恨得直咬牙。曲筱绡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邱莹莹的敌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帮助邱莹莹。
　　王柏川到上海出差，顺便与胜美取得电话联系，两人曾经一起读过书，王柏川还追过胜美。胜美当初为人心高气傲，看不上相貌平平的王柏川。如今王柏川忽然来上海出差，胜美好面子，她担心自己租房的状况被王柏川得知，于是向几个好姐妹求助。安迪见胜美想在王柏川面前扮成有钱人，欣然同意驾车送胜美跟王柏川吃饭。
　　胜美跟王柏川见了面之后打算去喝咖啡，她让安迪一些人先坐车回家。安迪在驾车过程中接到了一个电话，由于开车不方便拿手机，安迪让邱莹莹帮忙接听电话。来电者是曲筱绡，邱莹莹一时火起在电话中痛骂了曲筱绡一顿，对曲筱绡过份跟白主管亲密而不满。关雎尔担心邱莹莹与曲筱绡闹翻，赶紧出言相劝，邱莹莹从关雎尔的言语中看出了端倪，弄清了众人其实早就知道曲筱绡勾引白主管。一想到只有自己蒙在鼓中，邱莹莹怒气更甚。
　　回到欢乐颂小区之后，邱莹莹怒气冲天找曲筱绡算账，曲筱绡的身材比邱莹莹矮小，两人单挑的话曲筱绡根本不是邱莹莹的对手。在关雎尔的保护下，曲筱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没有跟邱莹莹继续对峙。
　　安迪在网上结识了一个叫“奇点”的男网友，“奇点”出了猜字谜题考验安迪。安迪头脑灵活破解了“奇点”出的难题，她对从未见过面的“奇点”充满了好奇心，等不及想跟“奇点”见面。
　　关雎尔明知曲筱绡勾引白主管，却故意隐瞒了这件事情。邱莹莹对关雎尔产生了不满，开始冷漠对待关雎尔。胜美还不知道邱莹莹与关雎尔的矛盾，直到邱莹莹说出事情前因后果，胜美才恍然大悟。
……
这个“欢乐颂”，让人想起了西游记里的盘丝洞——一群女妖怪盘踞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世界是支离破碎的，因为那只是她们伺机吞噬的对象，或是吃剩下来的骨头和残渣余孽。
不过这也许是对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一个现代诠释。《第九交响乐》的独创在于把合唱引入了交响乐，并且在对于欢乐女神的“欢乐颂”中，达到了高潮。而欢乐女神作为古老异教的死灰复燃，早在十九世纪就预示了二十世纪的吃人悲剧。

谢选骏：美国独立中的奴隶制因素

谢选骏：美国独立中的奴隶制因素
英国曾是世界上头号贩奴国家，但是在美国革命的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却扮演了奴隶解放的角色，和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林肯政府不谋而合，这是为什么呢？

（一）
大西洋奴隶贸易，或称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指16世纪至19世纪时期（也有人认为早至15世纪，并持续至20世纪），在环大西洋地区将非洲大陆人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美洲大陆殖民地地区的一种贸易。奴隶的来源主要是非洲西部和中部，黑人被欧洲人通过贸易或袭击、绑架等手段抓获贩往美洲大陆。这一贸易活动在近代也被称为黑奴贸易，然后实际上这一说法并不妥当，因为早在中世纪之前，就有黑奴的贸易活动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所以应当在近代的废奴贸易之前，加上“跨大西洋”字样。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者包括（根据规模排序）：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美国人。部分贸易者在非洲的海岸拥有前哨，前哨有他们收买的当地的部落首领为他们提供奴隶。在长达约400年的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黑奴贸易中，目前估计约有1200万人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部分学者得到的数据相对更高，尤其是从非洲得到的。将航运死亡的一千万人计算入内后，非洲人口损失数据可以达到三千万。
1、背景起源
最早开始从非洲贩卖黑奴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据统计，穆斯林阿拉伯帝国时期共抓走1300万黑人做奴隶。
2、新航路的开辟
14世纪-15世纪，随着欧洲各国对抗伊斯兰教的斗争日益炽热，其本身也开始模仿穆斯林的蓄奴恶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对于财富的渴望需求也愈加强烈。因在欧洲大陆反抗伊斯兰教的成功，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终于冲出欧洲、探寻新航路以突破奥斯曼穆斯林的包围。终于在1492年，收复西班牙半岛的当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赞助下发现了中美洲；而在1519年葡人麦哲伦同奉西班牙王命到达了美洲最南端、菲律宾、好望角并最终回到西班牙完成环球旅行。
3、非洲奴隶制
奴隶制度在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些部分存在了许多世纪，先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始。有证据显示有的非洲国家将奴隶贩卖到非洲的其它地区、欧洲和亚洲，早于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历史。非洲奴隶贸易将大量奴隶送往欧洲和穆斯林国家。
起初，葡萄牙人与刚果王国关系良好。内战使得葡萄牙趁虚而入，刚果人被沦为奴隶。大西洋贩奴贸易不是唯一的非洲奴隶贸易，但是确实规模最大、最残酷的历史。正如伊利卡·米柏克龙在《外交世界》所述：
“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渠道无所不通。跨越了撒哈拉，通过红海，印度洋港口，跨越了大西洋，非洲奴隶至少遭受了10个世纪的奴役（9世纪-19世纪）以造福于穆斯林国家……四百万被奴役人民通过红海出口，另四百万通过斯瓦希里港口到达印度洋”。
根据约翰·K·桑顿的观点，欧洲人常常与非洲国家发生战争，掠夺战俘作为奴隶。有的非洲人从邻近的部落抓奴隶来贩卖。这一行径的备忘录记录在十九世纪早期英格兰就贩奴贸易的辩论中：“所有的老作家……赞成战争不单单是为了抓奴隶，而且是由欧洲人煽动的，以支持上述观点。”住在沿尼罗河地区的人们从这些市场中被送到沿海，卖给欧洲人，以换取火枪和其它工业品，如衣服或酒。然而，欧洲人对奴隶的需求在已存的贸易上，开拓了广大的新市场。那些卖到非洲其它地区的奴隶还有希望逃跑，而送上船的人则再无回乡的希望。
4、殖民主义的开始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葡两国走上了殖民之路并从海外获得了巨大财富，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王室。而因此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起，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几乎同时起步，成为新兴殖民国家并希冀超越两位始作俑者。自此，非洲、拉美直至南亚各地，处处都有欧洲“探险家（conquistador）”和“商业公司”的足迹。欧洲国家也常因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纠纷大打出手。为了从殖民地获得更多的财富，早期的殖民掠夺等抢劫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欧洲人开始着手经营殖民地。他们在北美种植园里种植烟草和棉花，在西印度群岛种甘蔗，在中美洲、南美洲开发金、银等矿藏，在印度种植茶树等等。最初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的多数是白人契约工，他们是欧洲各国横渡大西洋而来的贫苦移民，这些人在原居住地与种植园主或海外劳务公司签订契约，到美洲后用几年劳动来偿付为他们垫付的旅费，契约到期后，便成为自由民。因白人契约工大多不适应美洲酷热的天气和繁重的劳动，随着种植园的发展，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欧洲殖民者不得不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殖民者最初试图奴役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但并未获得明显收益。直至后来他们发现了黑人的力量远大于印第安人，并且黑人对于热带的疾病有很强的免疫能力，所以在种植园或矿山使用黑人奴隶劳动要比使用白人契约工的分摊成本要便宜的多，又便于管理。于是，三角贸易便自此正式开始，而且逐渐成为一桩赚钱的买卖兴隆起来。
远在大西洋航线开辟前，奴隶制一直在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些地方存在了若干个世纪，证据表明很早时起非洲一些国家就在向另一些非洲、欧洲和亚洲国家贩卖奴隶，远在欧洲人殖民美洲之前。非洲奴隶制的盛行给欧洲人看到了巨大的奴隶来源。
5、殖民主义与美洲奴隶制
不光是在西非沿岸，在美洲，欧洲人也开始探索新商业机会。1492年，通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索，欧洲基督教国家首先得知美洲。然而，在与非洲接触的第一个世纪中，当地居民对欧洲人的入侵极力反抗，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加勒比地区，西班牙定居者与一些当地美州人联合，与其它部落竞争，控制了较大岛屿。有些族群，例如加勒比岛的小安的列斯群岛人、委内瑞拉岛的卡利娜人和阿拉瓦克人成功反击了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基地。他们的土著小船更小、更适合在海岛中间穿梭，他们成功打退了西班牙船只。
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欧洲殖民者也开始在无人居住的大西洋荒岛定居，如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由于没有奴隶可卖，出口货物成为主要的产业。
6、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
大西洋贩奴贸易一般被分为两个时期，被称作第一和第二大西洋系统。
第一大西洋系统主要是奴役非洲人，将他们送到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它只占大西洋总贸易的3%多一点。贸易开始于1502年左右，持续到1580年，此时葡萄牙暂时与西班牙联合。当葡萄牙直接参与贩奴贸易时，西班牙帝国依赖座位系统，为商人提供执照，方便他们为自己的殖民地贩奴。在第一大西洋系统中，大多数贩子是葡萄牙人，他们几乎垄断了当时的贩奴贸易。有的荷兰、英国、法国商贩也参与到活动中来。在联合之后，葡萄牙受制于西班牙法系，被禁止直接参与贩奴贸易，被迫将大量的市场份额输给了荷兰、英国和法国。
第二大西洋系统是奴役非洲人，主要是由英国、葡萄牙、法国和荷兰奴隶贩子组成。主要地点是加勒比殖民地和巴西，欧洲国家在那里建立起以蓄奴为主的新世界经济殖民地。在1450年到1600年间，约有3%多一些的奴役人口从非洲送走，在十七世纪则为16%。
据估算，在十八世纪中，约有半数被奴役人口被贩卖，不列颠、葡萄牙、法国成为主要的奴隶贩子，在送出非洲的奴隶中占9/10。到了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成为从西非贩卖奴隶最大的贩子。他们在十八世纪保持着这个地位，成为跨大西洋最大的奴隶运输队。
7、三角贸易
三角贸易是其在贸易进行中采取了形状呈三角形航线而得名。殖民者在长期贩卖黑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制度”。这种“三角航程”指的是：最先贩奴船满载着购买奴隶用的枪枝弹药和消费品，从欧洲港口出发，航行到西非海岸，称为出程；在西非海岸用货品交换大批奴隶，然后横渡大西洋，驶往美洲，称为中程；在美洲用奴隶换取殖民地的原料和金银，运回欧洲，称为归程。一次完整的三角航程需要6个月，奴隶贩子仅需一次便可以做三笔买卖，获得100%到1000%的利润。
约翰·K·桑顿指出：欧洲奴隶贩子通常是从进行当地战争的非洲贵族手中买到奴隶，也有一些非洲黑人成了专事捕捉相邻部落的人口用于赚钱的商人。尼格河流域的人就这样从内地的市场辗转到了海边，再出售给欧洲人用以交换火枪（1540-1606年间是火绳枪，之后是燧发枪）以及其它工业品，如布匹和酒精。不过欧洲人的大量需求使得原有的市场大大扩大了。
8、劳工与奴隶制
由于欧洲殖民者希望剥削新大陆的土地和资源作为资产利益，导致了劳工短缺，成为大西洋贩奴贸易的市场需求原因之一。美洲原著居民首先被欧洲人奴役，但由于苦役和旧世界传来的疾病，他们大多死亡。另一种劳工来源如契约劳工，则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很多作物无法在当地变卖获利，而从新大陆向欧洲出口的奴隶农作物常常比在欧洲大陆的自由生产更为划算。这产生了大量奴隶劳工的需求，种植园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来种植、收获、处理热带作物。西非的一部分甚至被称为“奴隶海岸”，以及蔓延到了中非，成为满足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持续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量廉价的土地和大量寻求工人的地主存在，自由的欧洲移民在短暂的劳动过后就可以成为地主，因此产生了对劳工的需求。
万恶的奴隶主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将对奴役劳动力的使用归咎于气候，其实，奴隶劳工给他带来的闲暇享受才是原因：“在如此炎热的气候中，要是有人伺候就没人会干活。这是千真万确的，有奴隶的人从来就没干过活。”
9、黑人所参与的黑奴贸易活动
非洲黑人在贩奴贸易中直接扮演了相应角色，他们将战俘或囚犯卖给欧洲人当奴隶。被出售的战俘或囚犯常常来自发生摩擦的其它部落。这些奴隶被认为是“外人”，而不是本族人或是“部落自己人”；非洲国王也不对他们负责。有时，囚犯被出售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当地继续行凶作乱。剩余的奴隶大多来自诱拐，或是被欧洲人扫荡而得。但是，有些非洲国王拒绝出售他们的俘虏或是囚犯。奥波博国王贾贾曾经是个奴隶，他完全拒绝与奴隶主做交易。然而，阿里克·沙哈达注意到由于欧洲对奴隶的商业需求，导致俘虏敌人不再是战争的结果，而成为发动战争的原因。
10、黑奴贸易中欧洲白人所参与的活动
虽然欧洲白人成为奴隶的大买主，但是他们害怕热带疾病，担心反抗，很少深入非洲内陆。奴隶多被送到海岸港口以换取货物。在非洲国家进行扩展的战争中，奴隶成为主要的副产品，有时他们故意支持赞助这项活动来换取利润。在国家快速发展时期，在阿散蒂王国和达荷美王国，奴隶制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元素，被欧洲尽情剥削：正如萨拉女王向葡萄牙法庭的申诉所揭示的，这一系统“要么卖给欧洲人，或被卖给欧洲人”。在非洲，囚犯的惩罚是被奴役，当奴隶制变得有利可图时，这一刑罚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多数国家没有监狱系统，囚犯大多被卖入当地市场成为奴隶。
1778年，托马斯·基钦估算欧洲人每年将52,000名奴隶送往加勒比海，法国人将大多数非洲人送往法属西印度地区（每年13,000人）。在刚果内战爆发之际，大西洋贩奴贸易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年中达到最高峰，此时，沿尼日尔河居住的伊博族小国之间发生战争，土匪则趁火打劫。而奴隶供给剩余的其它原因是由于国家扩张，如达荷美王国、奥约帝国、和阿散蒂王国。
在大西洋贩奴贸易结束后，欧洲的主要征服、扫荡、和奴役活动也随即告终。一个例外是对恩东戈的征服——即现在的安哥拉。在恩东戈亡国后，奴隶、勇士、自由人和贵族都被葡萄牙征服者扫荡，掠为奴隶。
11、非洲奴隶制与新世界的对比
非洲与新世界的奴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讲，非洲奴隶制不是继承性的，就是说，奴隶的孩子是自由人。然而，在美洲，只要母亲是奴隶的，孩子都是奴隶。这与其它特色是有关联的：西非奴隶制并非种族或宗教少数群体所特有，而欧洲殖民地则不同。但是存在特例，如索马里奴隶制中，班图人成为他们的奴隶。
在非洲，奴隶的待遇也与美洲的不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达荷美国王一次性杀死数以千记的奴隶用于祭祀，喀麦隆也会杀死奴隶用作牺牲。另一方面，奴隶常常受到家庭成员般的待遇，“领养儿童”有许多权利，包括未经主人允许娶嫁。苏格兰探险家蒙戈·帕克写道：
“我认为，非洲奴隶对比自由人为3:1。除了获得食物与衣物以外，他们只是辛苦劳作，主人依据心情好坏对他们仁慈或苛刻……内陆来的奴隶可以分为两个独特阶层：第一种是生来为奴，由被奴役的母亲所生；第二种，是生来自由，但在日后出于种种原因而被奴役。第一种的数量最多……”
在美洲，奴隶们无法自由娶嫁，主人基本上不将其视为家庭成员。叛乱或行凶的奴隶会被处决，但新世界殖民者不会因祭祀而牺牲奴隶。新世界奴隶十分有用，照顾和维持都相对昂贵，但是依然属于主人的财产。
12、奴隶市场的地区参与
欧洲人买卖奴隶、向西半球运输的主要地区有八个。被奴役人口卖入新大陆的数量因买卖的不同而不同。就贩奴活动的分布来看，有些地区比其它地区更加兴盛。在1650年到1900年间，约有1024万非洲奴隶从这些地区离岸，前往美洲：
塞内冈比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4.8%
几内亚上部（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和塞拉利昂）：4.1%

胡椒海岸（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1.8%
英属黄金海岸（加纳和科特迪瓦东部）：10.4%
贝宁湾（多哥、贝宁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以东的尼日利亚）：20.2%
邦尼湾（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和加蓬）：14.6%
非洲中西部（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39.4%
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4.7%
达荷美国王哥祖迫于不列颠的压力终止了黑奴贸易。
在1502到1853年间，当巴西成为最后一个废除跨大西洋贩奴贸易的国家时，非洲有超过173个城邦国受到影响。在这173个国家中，不到68个国家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来称雄四方。今天，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有前殖民地历史，有时非洲帝国必须和欧洲奴隶贩子列席来做交易。
（二）
1、种族
在送往美洲的奴隶中，种族与贩奴所在地区密切相关。超过45个不同种族被带入美洲。在这45个种族中，有10个种族受害最深，地方黑奴档案如下。
1.刚果和安哥拉的刚果人
2.几内亚上部的曼登人
3.多哥、加纳、贝宁说吉布语的人
4.加纳和科特迪瓦的阿坎族人
5.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沃洛夫人
6.尼日利亚东南的伊博族人
7.安哥拉的姆邦杜人
8.尼日利亚西南的约鲁巴人
9.喀麦隆的昌巴人
10.莫桑比克的马夸人
2、人员伤亡
跨大西洋贩奴贸易导致非洲奴隶大量的伤亡，数量至今依然不明。大约120万到240万非洲人在送往新大陆的旅途中死亡。奴隶在到达目的地后也出现大量伤亡情况。奴隶在被买卖的过程中死亡人数一直是个谜，但是可能大于幸存的人数。上述的数字没有包括新大陆黑奴因劳动、暴乱、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贩奴贸易野蛮的本质对个人和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数据显示在跨大西洋贩奴贸易中，人数最多为1100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数字为1500万人，近年的修正将数据调低。根据帕特里克·曼宁的估算，在16-19世纪期间，约有1200万奴隶进入跨大西洋贩奴贸易，但有150万人死在船上。约有1050万奴隶到达美洲。除了这些死在途中的奴隶，许多非洲人死于扫荡以及前往港口的跋涉途中。曼宁估算约有400万人死在非洲境内，很多人年纪尚轻。曼宁的估算涵盖了1200万前往美洲的奴隶，以及600万送往亚洲市场的奴隶，800万送往非洲市场的奴隶。
3、冲突
基马尼·尼胡斯博士称，欧洲奴隶贩子改变了非洲社会对侵略的反应。之前，罪犯会受到某种形式的惩罚，但如今刑罚成为奴役，并将犯罪者卖给奴隶贩子。根据大卫·斯坦纳德的《美国大屠杀》所述，50%的死亡出现在非洲当地内战，后者则制造了大量奴隶。这不但包括死于战乱的人，而且包括从内地向港口跋涉而死的人。在战争中奴役敌人或者村民，这在非洲西部和中西部极为流行，虽然战争起初并不会制造奴隶。贩卖奴隶主要是部落或国家战争的副产品，以便在胜利后扫除异议者，或是为进一步战斗筹款。然而，有的非洲群体特别偏好奴役的残忍，例如奥约帝国、贝宁、伊加拉、克尔白、阿散蒂王国、达荷美、阿罗、和邦加拉军阀。
在向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的信件中，刚果曼尼（国王）阿方索一世写道，葡萄牙商贩的涌入，是贩卖黑人贸易的缘由。他要求葡萄牙国王停止派遣商人，改为转派传教士。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写道“贩子们每天都在拐卖我们的人——这个国家的孩子，贵族诸侯的孩子、甚至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腐败和堕落广为散布，以至于整片土地都荒无人烟。我们的王国只需要祭司、教师，除非是为群众提供酒和面粉，否者我们不需要商人。我们希望王国不再是奴隶贩卖或运输的地点了。”我们的很多臣民贪求葡萄牙商贩带进国门的商品。为了满足这种异常的胃口，他们抓走了很多原本自由的黑人同胞……贩卖他们。在之后他们把这些囚犯秘密地或趁着天黑带到海岸……一旦俘虏落入白人的手中，就会被烧红的铁烙上印记。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刚果已经出现奴隶制。阿方索一世认为奴隶制应当遵守刚果法律。当他发觉葡萄牙人非法奴役他人，拐卖人口时，他于1526年致信若昂三世，要求他终止这一暴行。
达荷美国王将战俘卖入跨大西洋贸易中，否则战俘就会在年度祭祀仪式上成为牺牲品。达荷美是西非主要的奴隶国家之一，与邻邦交恶极深。和东面的班巴拉帝国一样，卡索王国的经济也依赖奴隶贸易。家族地位的象征是拥有奴隶的数目，导致许多战争因掠夺奴隶而爆发。贸易使得卡索与非洲西海岸的欧洲人往来密切，特别是与法国人来往甚多。
在16-17世纪中，贝宁因与欧洲贩奴而获利甚多；内陆敌国的奴隶被拿来贩卖，用荷兰或葡萄牙的船只送往美洲。贝宁湾很快成为了“奴隶海岸”。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达荷美国王哥祖这样说：贩奴贸易是我的治国之策。这是财富的来源和荣耀……母亲哄孩子入睡时就说敌人已经被打倒，成为奴隶了……
1807年，不列颠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贩奴贸易。邦尼国王（现今为尼日利亚）对此感到惊恐：我们认为这一贸易必须继续下去。这是神谕和祭司的裁定。他们说虽然贵国十分伟大，但是神明自己规定的贸易是不可以被阻止的。
4、运送
在西非各港口，殖民者用木枷和锁链锁住被剥去了衣服的奴隶，供奴隶贩子像挑选牲口一样挑选。被选中的奴隶接着被火红的烙铁在身体上烙上标志表明隶属，然后装上贩奴船。贩奴船的舱板之间的高度最低的不到半米，奴隶们只能席“地”而坐。奴隶贩子为了多赚钱，总是超额一倍，甚至更多倍载运奴隶，把奴隶塞进船舱，使他们像“汤匙”一样卷曲着身体，人挨人地挤在一块。由于船舱拥挤、潮湿，空气污浊，经常出现传染病。患传染病的奴隶往往被投入海里，活活淹死。1874年“戎号”贩奴船一次就把132个患病的奴隶抛入大海。如果航行途中遇到风暴等恶劣天气，延误航期，致使船上淡水、食物不够时，奴隶贩子也会把部分奴隶抛入大海。
5、竞争
奴役非洲人，卖入跨大西洋的贸易活动源自十五世纪葡萄牙水手对西非沿岸的探索。在此之前，北非巴巴里海盗曾袭击葡萄牙口岸和船队，对沿岸村庄进行烧杀掳掠，葡萄牙人则前往非洲奴隶市场赎回自己人。新大陆最先奴役非洲人的欧洲人是西班牙人，他们将奴隶用作探险的支持，以及岛屿，如古巴岛或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当地人口锐减使得首部皇家保护法令出台（布尔戈斯法案，1512–1513）。第一位黑奴在1501年登上伊斯帕尼奥拉岛。1545年左右，当葡萄牙人成功地在巴西北部建立起糖料种植园（engenhos）后，葡萄牙商人开始在北非沿岸搜罗奴隶，卖到种植园。起初，种植园主几乎全部依靠当地的图帕尼人作为单一劳动力，但是由于流行病对早已支离破碎的图帕尼社会带来了灭顶之灾，在1570年后葡萄牙人开始进口非洲人。到了1630年，非洲人取代图帕尼人成为巴西糖料种植园上的最大劳动力。这使得欧洲中世纪传统家奴制得以告终，而巴西收到了非洲黑奴最多，糖料种植和加工业导致84%的非洲人被送往新大陆。
当不列颠成为最大的海上霸主，盘踞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后，他们成了最大的奴隶贩子。起初，贸易是由皇家非洲公司垄断运作，总部设在伦敦。但是，公司在1689年失去垄断地位，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贩子则更加积极。到了十七世纪末，驶离利物浦的船只中有1/4是奴隶船。曼彻斯特城的财富，以及周边郡县都是在十八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而十九世纪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奴隶采棉和纺织工业的基础之上。其它不列颠城市也从中获利。伯明翰成为当时不列颠最大的枪支制造地，为交易提供武器。种植园75%的糖料被送往伦敦，在获取暴利的咖啡店里被一饮而下。
6、新大陆目的地
1502年，第一位黑奴来到新大陆伊斯帕尼奥拉岛（现为海蒂及多米尼加）。1513年，四个奴隶第一次到达古巴。1518年，4000个奴隶第一次被送到牙买加。1526年，奴隶开始被送到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
1526年1月，当西班牙试图在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敦开设殖民地时，第一个非洲奴隶上岸了，该地日后成为了美国的基础。到了11月，300名西班牙殖民者只剩下了100名，奴隶人数从100个减到70个。因为奴隶发生暴乱，加入了临近的部落，而西班牙人则干脆放弃了殖民地。哥伦比亚在1533年迎来了第一个奴隶。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佛罗里达分别在1541年、1563年和1581年开始了奴隶贸易。
十七世纪船运能力大增，非洲人在1619年来到英国位于弗吉尼亚的殖民地詹姆斯镇。第一个被捕的非洲人被用作契约劳工，在服役七年后获释。传统奴隶制在1656年写入弗吉尼亚法律，殖民地在1662年采取了partus sequitur ventrem 政策，即奴隶妇女生下的孩子都是奴隶，父亲是谁无关紧要。1651年，爱尔兰移民将奴隶带到蒙塞拉特岛，1655年，奴隶被带入伯利兹。
1802年，俄国殖民者注意到“波士顿”（美属）船只在阿拉斯加东南用奴隶换取特林吉特人的水獭皮。

（三）
奴隶制经济学：
新大陆种植园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劳工上的。70%的被奴役劳工被送往新大陆被迫种植糖，这是劳动密集型农作物。其余的则种植咖啡、棉花和香烟，有时则从事采矿。欧洲势力西印度殖民地都是最重要的财富，以至于他们在保护财产上走了极端。例如，在1763年的七年战争之后，法国同意放弃新法兰西的大片土地（现在的东加拿大）来保留瓜德普罗小小的安替列群岛。
十八世纪法国种植园对投资者的回报约为6%；对比国内其它收入的5%来说，这高出了20%的利润。对于个人出海来说，航海风险和商业都十分重要。投资者通过在同一时间分散购买许多船只的小份额来缓和风险。这样，他们将风险稀释掉了。在航程中，船的股份可以自由买卖。
在1800年，最有价值的西印度殖民地当属联合王国。在进入糖殖民地生意之后，不列颠海上霸权和对主要岛屿的控制，如牙买加、特立尼达拉岛、背风群岛、巴巴多斯英属圭亚那都使得英国较之竞争对手大为领先；大多数英国人没有获利，少数人获得小部分财富。1791年奴隶叛乱，1793年以自由为名的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反对英国的革命使得法国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殖民地圣多米尼克（现西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英国的优势更加显现了。在1791年前，不列颠糖产业必须加以保护才能与相对便宜的法国糖竞争。
在1791年之后，不列颠属岛屿出产的糖最多，不列颠人很快成为最大的消费者。西印度糖成为印度茶必备的添加物。据估算，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时期，不列颠经济中每12英镑中就有1英镑来自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种植园的贡献。
历史学家瓦尔特·罗德尼认为奴隶贸易开始于十六世纪，虽然欧洲与非洲在技术上差距甚大，但是这不是本质问题。两个大陆都在使用铁器时代的技术。欧洲最大的优势是造船业。在蓄奴期间，欧洲与美洲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而非洲人口增长则停滞不前。罗德尼认为蓄奴所获得的利润为欧洲和美洲的技术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根据艾瑞克·威廉姆斯早些时候的理论，他认为工业革命至少在某些地方从美洲农业那里获益。他引述了各项发明，如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就得到了加勒比种植园主的赞助。
其它历史学家对罗德尼的方法论和精准性大加攻击。约瑟夫·C·米勒认为社会变革与人口增长停止（他对非洲中西部进行了研究）主要是由于内部原因。有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反事实论点，假设如果跨大西洋黑奴贸易没有出现时，非洲的人口增长会怎样。帕特里克·曼宁认为奴隶贸易没有对非洲人口和社会制度造成重大影响，反而饥荒或干旱的影响比较大。
没有学者否认奴隶所受到的伤害，但是对非洲社会的贸易则争议颇多，这是由于许多产品被买进了非洲。贩奴贸易的支持者，如阿奇博尔德·大佐认为非洲社会很粗野，贸易对它没什么影响。十九世纪欧洲废奴主义者，特别是戴维·利文斯通博士对此反驳，认为孱弱的地方经济和社会因贸易因此备受打击。
虽然奴隶制对非洲经济的负面影响铁证如山，特别是人口锐减的恶果，有的非洲统治者还是将自己的臣民卖给欧洲奴隶贩子，从中牟利。除了葡萄牙控制的安哥拉以外，沿海非洲统治者“基本上控制着口岸的出入权力，有能力阻止对其臣民和普通民众的直接奴役。”因此，非洲学者约翰·桑顿称非洲统治者允许黑奴贸易继续下去，是因为他们能与欧洲人的贸易中获利。例如，贝宁王国在1715-1735年间自愿参与黑奴贸易，令荷兰贩子颇为惊诧，感到受宠若惊。
虽然许多世纪以来，贝宁都拒绝参与贩奴，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它再次敞开大门。这些利益包括军事技术（特别是枪支和火药）、黄金、或是干脆与欧洲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贩奴成为一些非洲权贵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历史学家瓦尔特·罗德尼估算，在1770年前后，达荷美国王向欧洲奴隶贩子出售战俘和奴隶，每年可以获得约250,000英镑。
桑顿和费奇都认为非洲权贵都是黑奴贸易的最终获益人，权衡不参与贸易的损失后，他们决心一搏。在费奇的文章《西非历史中的奴隶制和贩奴贸易》中，他注意到西非人除了出售奴隶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巩固国家政治、动员经济的有效劳手段。”
1、对不列颠经济的影响
历史学家艾瑞克·威廉姆斯在1944年说到，不列颠从殖民地糖园或贩奴贸易中获取暴利，成为支持工业革命的主要财务来源。同样，他说在1833年废奴时，奴隶制在经济上不再有利，不列颠遂即抛弃了它。（谢选骏指出：因为这时候的英国，已经开始了机器取代人力的工业革命。）
在学术界中，这种“威廉姆斯理论”遭到了其它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的强烈反对。（谢选骏指出：这些不懂英国是个商贩国家，见利忘义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英国还没有停止贩奴，就开始贩卖鸦片，整个大不列颠帝国沦为毒贩集团。）
大卫·理查德德总结贩奴贸易占不列颠国内投资不到1%。经济史学家史坦利·恩格曼发现即便不排除贩奴贸易的相关成本（如运输成本、奴隶人口死亡、不列颠人口死亡、防御成本）或利润再投资，在工业革命期间西印度贩奴贸易总利润占不列颠经济不到5%。恩格曼的5%指数不单单将不列颠贩奴贸易相关成本进行列举，而且它假设充分就业，将贩奴毛利润算入不列颠全国收入的贡献当中。在威廉姆斯出书前，历史学家理查德德·裴瑞斯在文章中分析从西印度种植园所获利润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影响，认为对西印度投资为工业带来巨大利润发生在《解放奴隶宣言》之后，而不是之前。（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是护短之言。）
西莫·德雷舍尔和罗伯特·安思提认为贩奴贸易直到叫停时依然有利可图，废奴的主要动力是道德的，而非经济的。他们认为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奴隶制依然有利可图，因为农业进步了。（谢选骏指出：这些人显然不懂：跷跷板原理。正因为有利可图，才有人极力维护。同样，“废奴的道德”也是因为有利可图。）
没法从英国捞到便宜的犹太人流亡者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资本论》中恨很有声地说：“将非洲变成商业性黑皮肤狩猎场，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来。”他认为贩奴贸易时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非资本主义式”的财富积累先于，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做了财务铺垫。
2、人口统计学
贩奴贸易对人口的影响颇富争议。
瓦尔特·罗德尼认为人口大量出口是一场灾难，给非洲带来了永久性的打击，导致整片大陆无法摆脱贫困。他指出非洲人口在这一期间没有增长，而同时期的亚欧两州人口则飞速增长。罗德尼称，经济的其它分支受到打击，大商贩抛弃了传统行业，改行抓奴隶，底层民众则被奴役。（谢选骏指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论，完全没有提及为何非洲国家乐意出卖自己的人口。）
其它人挑战了这一观点。J·D·费奇对大陆整体进行了相关对比。大卫·艾尔提斯对比了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数量比率。在十九世纪，有超过5000万欧洲人前往美洲，比起非洲人来说高出很多。
其它学者指责罗德尼错误地将非洲与欧洲的贸易归类。他们称非洲人，特别是非洲权贵故意巴结欧洲奴隶贩子，欢迎他们加入早已存在的黑奴贸易。
约瑟夫·E·印度尼西亚柯尔认为，地方历史显示这一事件依然毒害着当地人民。他认为非洲当时的经济模型与欧洲的截然不同，无法承受如此大的人口损失。某些区域的人口损失造成了广泛问题。所以当贩奴贸易被废止后，非洲人口立即飞速攀升，甚至没等现代医学到来就有了大幅增长。
欧文·阿里克·沙哈达也称贩奴贸易不但造成总人口的锐减，而且对居住方式、流行病、繁衍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3、种族主义
毛拉纳·卡伦加博士称奴隶制的结果是“对人类道德恶魔般的毁灭，包括向世界重新定义非洲人，毒害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关系，让我们单单从这种刻板印象中知悉，由此毁坏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他说这是对文化、语言、宗教和人类的空前破坏。
沃尔特·罗德尼称：“最重要的是美洲奴隶制度最终促成了种族偏见，它最直接的后果是灭绝了非洲文学和对欧洲内部的联系。新世界奴隶制充分证明种植园社会是现代种族歧视。主人对黑奴的蔑视和恐惧可以用宗教、科学和哲学词汇形容，成为欧洲人甚至是非洲人的固有观点，并代代相传。虽然，种族主义哲学在贩奴贸易前后都有出现，在白人奴役黑人的四个世纪中，形成了种族主义和肤色歧视，不但产生了个人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主义在整个社会泛滥，以至于久而不闻其臭。用生物学支持人类种族多样性从来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科学家和普通人相同的意见植根于现实，欧洲人已经成功地将非洲人贬低为畜生等级了。”
沃尔特·罗德尼称：“在鼓励种族偏见和意识形态上，有多种角度来细细看待奴隶制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美国。简单的事实是，若是不编造高人一等的套子出来，没有人可以奴役他人四个世纪，当人们的肤色和其它特征截然不同时，偏见不可避免地推出了种族主义的形式。”
艾力克·威廉姆斯指出，“总把种族扭曲归结于经济现象。奴隶制度不是因种族主义而生，相反，种族主义是奴隶制度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例如，非洲黑人从契约劳工降至奴隶身份，失去自由的过程，是渐变的。在弗吉尼亚早期历史上没有涉及奴隶制的法规。但是，在1640年，当约翰·彭琦试图逃避契约时，弗吉尼亚法院将他判为奴役。
1654年，黑人契约劳工约翰·凯瑟成为民事案件中第一个被认定为奴隶的人。他向官方举报自己的雇主安东尼·约翰逊，称后者在契约期满时依然不放他走。邻居罗伯特·帕克告诉约翰逊如果不放凯瑟走的话，自己就出庭作证；根据当地法律，如果约翰逊输掉官司，就可能他失去土地。在逼迫下，约翰逊释放了凯瑟，后者则与帕克签订了七年的契约合同。约翰逊感到被骗，指控帕克，要夺回凯瑟。北安普敦郡法庭判决约翰逊胜诉，认定帕克非法占有凯瑟，他的主人合法地“终身”将其占有。
由于非裔生来并非英国臣民，他们通常被英国习惯法认为是外来人种。伊莉萨白·凯·格林斯蒂德是个混血妇女，1656年她向弗吉尼亚法院上诉，通过举证自己是英国自由人托马斯·凯的女儿，成功赢得自己和儿子的自由。她同时也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她的律师、儿子的父亲也是英国臣民，这也帮助了案件的审理。
在伊莉萨白·凯和类似案件后，弗吉尼亚州于1662年颁布法律，采取了partus sequitur ventrum 的政策，即母亲为奴的，无论父亲身份如何，孩子也为奴。这是对习惯法的叛逆，因为习惯法认定孩子继承父亲的身份地位。这改变了奴隶主和被奴役妇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使得自由白人男子无需为混血儿们负责，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混血儿和异族通婚的公开丑闻有所限制。
弗吉尼亚1705年奴隶法进一步将奴隶定义为来自非天主教国家的人，以及被其它美洲原著人卖给殖民者或被欧洲人扫荡得来的美洲原住居民。这就为奴役非欧外来人口提供了法律依据。
1735年，佐治亚董事会颁布法律，禁止在新殖民地蓄奴，在1733年就已经鼓励让“有价值的穷人”和被迫害的欧洲新教徒能争取新生。奴隶制在其它十二个英属殖民地都是合法的，临近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特色是大量蓄奴。佐治亚董事会想要消除奴隶起义的后患，使得佐治亚可以更好地防御南部的西班牙，后者对潜逃的奴隶给予自由。詹姆斯·爱德华·奥格尔索普是殖民地背后的驱动力，是唯一常住佐治亚的董事。他同时用道德和实用的观点来反对奴隶制，为废奴主义积极辩护，驳斥疯狂的卡罗来纳奴隶贩子和地产投机者。但是他这么干的目的，显然不是道德考虑，而是政治估算。
苏格兰高地新教徒定居在佐治亚达里恩，他们在1739年《新因弗内斯居民请愿书》中加入了废奴道义辩词，在当时实属罕见。到了1750年，佐治亚在全州认可奴隶制，这是由于英国在十八世纪早期经济好转，契约劳工人数不足所致。
在绝大多数英国殖民时期，奴隶存在于所有殖民地。北方的奴隶主要从事家仆、工匠、劳工、手艺人，很多人居住在城市里。南方则依靠农业经济，奴隶数量和比重明显大得多，这是经济作物是劳动密集型所致。早期，南方奴隶主要从事农业，在农场或种植园上种植靛蓝、大米、烟草；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棉花成了主要农作物。轧棉机的发明使得短纤维棉花大量种植，导致南方腹地成为棉花王国。烟草和大米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南卡罗来纳在1720年约有65%的人口是奴隶。种植园主（历史学家定义为拥有20名奴隶以上的人）用奴隶来种植经济作物。他们也在大农场或南方城市里做手工业。未开垦地区主要是农民，十八世纪后的大批定居者，前往阿帕拉契亚山脉或偏远地区，他们很少拥有奴隶。
有的英属殖民地担心新进口的非裔会暴动，试图废止国际贩奴贸易。涉及此类内容的弗吉尼亚法案被英国枢密院否决。罗得岛在1774年禁止进口奴隶。到了1786年，除佐治亚以外的所有殖民地都禁止或限制从非洲进口奴隶。佐治亚在1798年采取了类似行动，但是有的法案之后被否决。
总计有约600,000名奴隶被送进十三个殖民地，从非洲运往美洲的1200万奴隶中美国占了5%。非洲奴隶绝大多数被送往加勒比海和巴西的蔗园殖民地。由于奴隶寿命较短，不得不持续补充数目。美国奴隶的寿命较长，使得奴隶人口数目开始增长；这导致奴隶人数大幅度膨胀，在1860普查时达到400万人。从1770到1860年，北美奴役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欧洲各国都快，几乎是英国的两倍。

（四）美国革命中的奴隶制因素
不列颠岛从来没有承认过奴隶制的合法地位。1772年，皇家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决议使得习惯法中奴隶制无法执行，但是决议无法限制大西洋贩奴贸易，也无法应用在殖民地上。绝大多数奴隶都居住在殖民地里。一系列废奴案例递交给了英国法院。许多逃亡奴隶希望前往英国以获得自由。奴隶们相信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向着他们，反对奴隶主，导致独立战争前的紧张关系；许多殖民地奴隶主担心反对国王会导致英国刺激奴隶暴动。
1775年早期，弗吉尼亚皇家总督邓穆尔伯爵给达特茅斯伯爵致信，称自己愿意释放奴隶来平息叛乱。
1775年11月7日，邓穆尔伯爵发布戒严令《邓穆尔伯爵公告》，称所有效忠皇家、离开奴隶主、加入英国皇家军队的奴隶都会被给予自由。这比林肯的解放黑奴，要早了将近一个世纪。
起义的奴隶约有1500名服从公告；绝大多数人死于疾病，无法参战。只有300名成功抵达英国，获得自由。
北方诸州在革命年代倾向于废奴。佛蒙特州1777宪法废止奴隶制，将年过21岁的男子和年过18岁的女子定为自由人。宾夕法尼亚州在1780通过了《废奴渐进法案》，宣布所有儿童在该法案颁布后获得自由。马萨诸塞藉助1783年夸克·沃克案件在全州立即废奴。作为对英国为叛逃奴隶提供自由的响应，当英军控制某一区域时，独立军中奴隶主治下数以千计的奴隶试图加入英军。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将近25,000名奴隶（奴役总人口的30%）逃跑、迁徙或死于战乱。在整个南方，奴隶人数锐减，很多逃逸。奴隶从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逃逸，参加占领纽约的英军。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英军从沿海主要城市疏散了20,000名自由人，将超过3,000转移至新斯科舍，其它人送往加勒比群岛和英国。英国人也将保皇派奴隶与这些自由人一道遣送。例如，超过5,000名保皇派奴隶在1782年从萨瓦娜送到牙买加和圣奥古斯都。同样，超过半数的保皇派黑奴离开了查尔斯顿，来到西印度和佛罗里达。
在革命年代，所有参加独立运动的殖民地都禁止或暂停国际贩奴贸易。但是这主要是处于策略因素，所以许多州日后又重新贩奴。
英国这个世界上头号贩奴国家，在美国革命的独立战争期间却扮演了奴隶解放的角色，这不是出于抽象的正义感，而是和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林肯政府不谋而合，都是出于政治考虑。林肯本人十分歧视黑人，但这不妨碍他大打黑奴解放牌，英国本土不能蓄奴，所以它可以在贩奴的同时宣布解放敌人的黑奴。
这就是可以和“奴隶制经济学”并驾齐驱的“奴隶制政治学”。

谢选骏：靠国库养活的政党

谢选骏：靠国库养活的政党
2016年9月23日新闻报道说，“蔡英文出狠招，国民党随时关门大吉”：
蔡英文上任后成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昨天首度出狠招，命令永丰银行，冻结国民党一个重要账户，即日起只准存入，不准提领或汇出；另国民党已经开出的十张永丰银行为发票人、台湾银行为付款人的支票，总金额5亿2000万元，除一张已经兑现，并分别存入近两百个薪资账户外，其余九张，台湾银行也全部不得兑现。等于国民党已经开立支票准备按月给付党工的薪水4亿6800万元也全部被冻结，领不出来了。
冻结的原因是，不当党产委员会认定国民党在永丰银行这个账户里的钱大部分属于不当党产，为了确保将来可以把这些钱收归国有，因此先予冻结，不准提领。创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已经面临“随时可能倒店”的危机。
党产会21日举行记者会，主委顾立雄表示，国民党永丰行银的账户属于正当党产的有6亿多元，不当党产收入推估达19亿多，但账户支出总额达23亿多元，远超过正当党产金额，因此上月提领的5亿2000万元，来源应属不当党产。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愤怒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一笔是不法的党产，不当党产委员会是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而且开立的本票视同现金，银行有必要支付，如果银行随不当党产委员会起舞，国民党不排除提告，控告银行违反“金融票据法”。她强调，雇主对于员工薪水的支付、退休金结算等，都是法定义务，而今法定义务的支出都被执政当局如此追杀，证明该委员会企图要消灭国民党。国民党除了进行各种司法诉讼，也不排除采取任何抗争行动。
   
国民党秘书长莫天虎表示，国民党现有账户内的钱已剩不多，还是会去轧票，如果确定无法提领，现金不足当然薪水立刻付不出来，水电费也会付不出来。
   
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刘汉廷表示，不当党产委员会把国民党现金冻结，让党资金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就会枯竭，“随时可能倒店”；该委员会用法律与财务的方式让国民党消失，已近实质违宪程度，呼吁大法官尽速处理国民党声请的释宪案，让党产可紧急暂停处分。
……
台湾两党互相撕咬，却再次凸现了一个见怪不怪的事情：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靠国库养活的政党”。如果没有这一“党国体制”的脐带输血，国民党就无法存活。
作为“靠国库养活的政党”，国民党也许不如共产党来得彻底，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因为国民党就是半个共产党、半吊子共产党。
现在，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可能一夜倒台：因为一旦切断了“党库通国库”的吸血鬼纽带，共产党马上就会无疾而终、树倒猢狲散。那时，1989年发生在东欧的事情就会在中国上演。
问题明明白白：中国共产党不是会不会垮台，而是什么时候垮台。
答案清清楚楚：中国共产党垮台的时候，就是切断了“党库通国库”的吸血纽带的时候。
什么时候，共产党不能从事非法活动了，他们窃取的政权就会回到选民手中。

谢选骏：三期中国文明的共振 中国文明西来说百年

1894年，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系统接近全面崩溃的时刻，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45—1894年）出版《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讲述了关于第一期中国文明（中国上古文明）起源的假想故事：
黄帝率巴克民族进入中国后，击败了土著蚩尤，土著们部分逃往南方，成为后来的苗族，其余的就变成征服者的奴隶。中国古籍中的“百姓”即指的是巴克族的征服者，“黎民”则指黑发或黑肤的土著。巴克族的征服者演变为华夏族、汉族，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
论者有谓：拉克伯里主汉族西来说，本意上并不想论证汉族拥有与欧洲民族同样的“种姓”，但客观上却被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用之为此方面的论据，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此外，为了论证汉族“种姓”的高贵，刘师培不仅吸纳拉克伯里之论，还曾借鉴古希腊和古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他说：“昔希腊区国人为三级，印度别国人为四类，而震旦上古之初，亦各以种类区贵贱。试观《尧典》一书，有所谓亲九族者，有所谓平章百姓者，有所谓黎民于变时雍者，百姓、黎民何以区之为二级？刘光汉曰：百姓者，汉族之民，乃贵族及公民也（九族即皇族）；黎民者，异族之民，乃贱民及奴隶也。”并把历史上的强盛归功于“百姓”，衰弱归咎于“黎民”。这种华夷观具有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色彩，显然是服务于当时申言“夷夏大防”、视满族为异种这一排满斗争的需要的。可见，对于立志排满兴汉的国粹派民族主义者而言，吸取拉克伯里之说以及相关学说，是有着他们特殊的政治关怀的。
清季，政治上民族主义风行之时，学术上的潮流则是中西交融，走向世界。此时正值中国古典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型之际，融入国际学术潮流是不少学者努力的目标，而拉克伯里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恰是以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考古学的名义对中国历史文明所作的独特解释，是西方学者的所谓“前沿”学术成果，它以不同于中国固有学术的“科学”面目出现，正与中国知识界寻求国际认同的期望相符，自然令得人们兴味颇浓。
表面看来，寻求学术上的国际认同是一种世界主义的追求，与民族主义背道而驰，但究其实际，仍未脱离民族主义的轨道。当时所以要走中西学术交融之路，是因为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与西学相较，中国学问本身有致命缺陷，“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这样的学问，“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即无益于救国。反观西方，“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故非引进西学并以此为准绳改造中学不可。因此，引入西学，实现中西学术的相通相融，是为了使中国学术走出误区，在新的时代重新自立，再创辉煌，从而获得国际认同。这样的努力，实有民族主义的考量在内，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目标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国粹派之所为就是典型例证。
国粹派不光是个政治上的革命派别，更主要的是个学术、思想流派，该派知识分子既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政治目标，更有自己的学术理念。所以，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于那些纯粹的政治人士，在虑及政治理想的同时，离不开自身的学术理念。就学术立场而言，国粹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且主张“古学复兴”，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和“借西学证明中学”。这在《国粹学报发刊辞》和《国粹学报略例》中都有阐发，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有人推断《发刊辞》是刘师培所撰。不管是否刘师培所撰，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和《略例》，其所提出的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氏在内的主办人的主张。
这种既要“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又要“借西学证明中学”的主张，表明国粹派知识分子既想守护中国国粹，维护民族文化特性；又深知在当时西风东渐的世界潮流之下，原封不动地固守下去无济于事，只有“借西学证明中学”，才会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而延续下去。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能接受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尤其是拉克伯里学说的逻辑依据和学理依据正在此。一方面，拉克伯里学说是通过尊重和信任中国古典经籍的途径来实现的，合于国粹派学者“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初衷。拉克伯里在著作中大量征引《尚书》、《诗经》、《山海经》等中国古典经籍，依赖这些经籍证明己说，而非仅是考察巴比伦文化的遗存。这种做法，相符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目标，对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颇具吸引力。所以，章太炎、刘师培不仅接受拉氏之说，而且以己之深厚的国学素养，为该说补充古史资料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旁证材料。另一方面，拉克伯里对这些古典经籍所给予的具有西方科学性的肯定意义，以及他对中国制度、思想自古与西方相合的认可，为中国国粹的国际认同铺平了道路。拉克伯里所引用的古典经籍，不少被今文经学家斥之为“无稽”，而他相信这些文献，在号称是“科学”的研究中大胆使用。在中国学者眼里，这无疑是给了这些古典经籍来自西方的科学性肯定，而且站到了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之说的对立面。不仅如此，他还反对今文经学家强调孔子地位的态度，同意古文经学家对孔子的基本估计。这些自然对属古文经学家阵营、从中学出发吸纳西学的章太炎、刘师培颇具鼓舞作用，使他们将拉氏视为同道，并通过征引其说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学术立场。另外，承认拉克伯里中国人种和文明自西方迁入，中国制度、思想自古与西方相合的说法，也为他们所倡导的东西方历史类比提供了可行性基础，为学术上的中西互释奠定了基石，同时亦为中国国粹的国际认同铺平了道路。进而言之，承认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实际上反映出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知识分子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这恐是其他派别知识分子亦愿追求的目标。
总之，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之际，树起民族主义旗帜，张扬民族主义，是走出满族贵族专制统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与列强抗衡之需，而拉克伯里学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能于此有所助益，故易为人所接受，并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思想武器。
……
现在，2016年，一百二十二年过去了。第三期中国文明已经崭露头角了。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进一步整合世界各国。这时候，我们重温一下百年前的西方人所假想的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可能对于我们更好地走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深处，不无裨益吧。
由此，我们似乎能够同时感受到“三期中国文明”的脉搏在共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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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
拉克伯里自序 / Frazer翻译（摘要）
历史科学的研究还向我们表明，人类的迁徙和旅行要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广泛的多的多，从来没有所谓 “一个国家的历史”这回事。智慧的民族从来就是只要有机会，就会从其它文明哪里借取新鲜的元素。我们目前的工作同样说明，这个法则对中国来说也不例外。历史研究的结果揭示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我们所有的研究案例中，文化总是来自外部，而非什么本地自发演化的结果。
从呼罗珊（ Khorasan，西南亚古地区名）巴达克山（ Badakshan，阿富汗，青金石的主要产地）和东突厥向卡尔迪亚王国（ Chaldea，古巴比伦人建立的一个古王国）出口天青石、红宝石、绿松石、银、锡、石棉和黑、白软玉（ nephrite jade）使得西方（指西亚，下同）的文明能够在公元前2300年后传入中国。如本书首次揭示，自公元前2300年开始，同样还是贸易，虽起初不规则和偶发，开始独立发生，后来和宗教一起，先是通过陆地，后来在公元前700年之后通过海路，促进了西亚和东亚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尽管地理上相隔甚远，尽管传播需要时间，中国从来没有不了解西方的文明进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利用这些知识。
中国人聪明但缺乏原创力，深深浸淫在对古人的崇拜之中，特别是引入文明的那些先人。他们保守而尊崇先例和旧制，贪睡于旧梦，活在过去之中，倒也在古籍和文明中保留了他们恰巧有机会在历史上进行过接触的那些古老文明的残余。当然，对这一点并不能提供如合约那样的绝对证明，但巧合和相似之处实在是太多了，中华文明与西亚文明往往成类相似，历史和资料非常相符，使得我们不得不相信中华文明其实来自西亚文明，虽然在传播适应过程中，中华文明获得了某些特有的性质。
几乎在所有方面，只要能够核实，我们发现在西亚的创新和变化都会后来以某种方式找到通向中国的道路。反过来的情况倒是没有发生，这种单向影响的状况一直没有变化，因为上古中国能够反哺西亚的东西极为有限，例如丝绸。可是即便是丝绸西亚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什么大需求，主要是因为有印度人的棉花布匹进口（译者注：棉布在公元前5000到6000年在印度发源，丝绸约在公元前3500年在中国发源）。还有一些水果通过古代贸易传到了波斯。大众消费类商品因为运输困难而不值得买卖。古代的贸易由一些小贩进行，主要还是买卖稀有珍贵商品。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中国官方常把中国西北部的历史作为自己文明的一个主要部分，其实并不介意承认其文明的外来影响，如果真实情况就是如此的话。倒是近代的一些历史编纂学者因爱国情怀而罔顾史信原则和史料矛盾，系统地把每个进步和创新都归功于本国的古代圣贤，而他们编纂的这些书籍又成了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汉学家的唯一资料来源。
这些问题吸引国外学者的关注已有不少时日，他们企图根据手中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找到一个答案。最早的解释是耶稣会教士Jesuits, J. Edkins在1871年和McClatchie在1856提出的迁徙理论，即中国人祖先从希纳尔平原（译者注：Sennaar，或Shinar，《圣经》中提到的名称，即苏美尔或巴比伦尼亚地区）迁徙过来。后来有埃及学学者Deguignes在1758年提出埃及祖先殖民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又被埃及学学者Goodwin 在1869年提出的埃及说所继承。在破译楔形文字取得进展的压力下，1868年又有Pauthier,、De Eosny和Fr. Lenormant三人提出塞族人——巴比伦人起源说。这个领域后来又被不断扩充，有Hyde Clarke于1878和W. St. Chad Boseawen于1879提出的埃及起源的新理论。另一方面，James Legge在1865年、John Chalmers在1866年的一本小册子中，Wells Williams以及Freiherr von Eichthofen在1877年，则断言中国文明肯定有个说不清的西方起源，也许是通过土耳其传过去的。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各代注释家和学者的理论大量交织在一起，每代人对前人理论均有改进，使得外国学者或汉学家们既被中国历史文献的错综复杂弄得晕头转向，又摆脱不了它们的控制，因而看不清历史中的虚幻，只能退而不言，宁愿保持盲目和危险的怀疑主义态度，几乎对任何问题都持疑议，包括孔子是否在历史真正存在过。
这个领域最新的学者是C.J.Ball, 他在1890年到1893年间在《巴比伦和东方档案》（这是19世纪一个杂志，专门研究东方考古）上发表了几篇论文，被收入英国圣经考古协会的论文集。他的文章开头完全不提我在这个领域以往的研究成果，就下结论说阿卡德语（Akkadian）和中文之间有某种紧密关系，而后者的文字是从古迪亚王（Gudea）到汉莫拉比王（Khammurabi）时期的巴比伦人文字的衍生物（这个观点其实是我在1888年提出的），而这个期间有开化了的阿卡德人迁徙去了中国。
在1880年，经过之前12年的艰苦劳作（其中有10年花在研究各种早期理论的缺陷上），借助新的亚述学研究成果，我已经能够首次对公元前23世纪经东南亚到达中国的文明人群提出一个框架性的描述，而东南亚与中国的交流就是西亚和中国之间最早的交流，这个在本书中将会加以论证。这个观点是我首次提出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这么提过。我的理论少数人赞同，大多数人误解，某些人恶言攻击，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我仍坚持我的研究，并且越来越坚信我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人，这个对人类未来的物质生活将有重大影响的族群，在古代并没有置身于文明的大合唱之外。
拉克伯里
Fulham, 1894年6月

 [“奇家”是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1845年-1894年）为了区分原始道家的稷下学宫和老子所代表的哲学流派道家而人造出来的一个词汇。拉克伯里相信中国文明受到了早期来自厄立特里亚海和印度洋的贸易者的影响，他们在公元前675年在中国东部建立了一个聚落，地点在周朝时期的齐国（山东境内）的琅琊（靠近临沂）和即墨（胶州湾东北和西南）。在古代中国的钱币历史中，即墨是个重要的铸币地，齐刀（春秋战国时期由齐国铸造的刀币。最迟在春秋中期，齐国已大量铸行刀币，直至 秦朝统一货币，齐刀一直是齐国最主要的 流通货币。）就是在这里铸造的。这些外国人，包括赛伯伊人（Sabaeans，是首先开化的阿拉比亚人，从事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之间的贸易）、叙利亚人和印度人带来新的观念，例如天文学和迷信，通过这些水手的故事唤醒了当地人对神奇食物的好奇心。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气候特别适合这种观念的传播。中国的各诸侯（ Princes）非常渴望新奇的事物来表示他们独立于他们曾经崇拜但现在已经失敬的周朝的宗主权。据拉克伯里说，这支学派和早期的哲学道家相结合而产生了宗教性的道家。奇家产生于印度洋贸易殖民者的影响。这些殖民者定居在山东即墨，传授天文学和自然的神奇变形力量，和老子的纯道家相结合而产生了所谓新道家，而老子对此十分反对，努力抵制奇教、道教和萨满教的扩张。孔教的兴起将这些不同教派的成分吸入其中。此词已经过时不用。宗教性的道教以后均用新道教来表示，通常带有玄学成分。]

谢选骏：亚述人与基督徒

亚述人（Assyrian people）是主要生活在西亚两河流域北部（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地区）的一支闪族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非闪族人融合了的闪族人。亚述人在西亚拥有近4000年的悠久历史。上古时代的亚述人军国主义盛行，战争频繁，地跨亚非的亚述帝国盛极一时。后来亚述人在外族的入侵下逐渐失去独立。
在历史上，亚述人的经济文化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曾经建立横跨亚非的亚述帝国，扬名四海。但后来，亚述人逐渐失去独立，沦为受压迫者。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对亚述人影响最大。
（一）
亚述人可以说是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并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些暴君，亚述君王亚述纳西帕二世的碑刻铭文，这样讲到他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洗劫：“我用敌人的尸体堆满了山谷，直达顶峰；我砍去他们的头颅，用来妆饰城墙。我把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我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包住城门映墙；我把人活活砌在墙里，我把人用木桩钉在墙上，并且斩首”。
在历史记载中，仗着铁器的应用和推广穷兵黩武的亚述士兵，被描述为凶猛残暴、杀人如麻的魔鬼。他们的劣行甚至纪录在《圣经》里。他们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片哀鸣。亚述将士功劳的大小，以所斩敌人的首级的多少为标准。因此，所掳战俘，大多斩首。对战败一方的贵族，处置更为残忍：有割耳割鼻的，有断手断脚的，有五马分尸的，还有剥皮剐肉的。令人触目惊心。而且，这些酷刑的记载并不是来自敌方骇人听闻的传说，而是亚述人自己史官的记载。这说明在亚述人看来，这不是残暴，而是一种荣耀，体现了亚述士兵的英勇。
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军中流行瘟疫，亚述军队在圣城耶路撒冷遭到惨败。当新巴比伦王国的缔造者那波帕拉萨尔王与米底王国结盟，向亚述都城尼尼微进发后，在熊熊的宫廷烈火中，亚述都城陷落。持续了300年的亚述功业，与末代王萨拉克一起消失在无情的大火中。
不过亚述人确实不同凡响：在中世纪阿拉伯人侵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后，亚述人由于没有全民改信伊斯兰教而成为受压迫的对象。
在近代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居住在其疆域内的亚述人由于坚持信奉基督教，同亚美尼亚人一样，也遭到了土耳其奥斯曼当局的大规模屠杀，许多亚述人被迫离开故土开始流亡，其中小亚细亚地区（现在被土耳其武装占领）的亚述人数量锐减。亚述人由于迫害和战乱，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了世界范围的大离散。
  
（二）
在人种上，亚述人有着闪族的特点：长脸钩鼻、黑头发、多胡须、皮肤黝黑。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崇尚武力。
尼尼微城，是古亚述帝国都城。其址位于伊拉克的北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隔河与今天的摩苏尔城相望。1846年起开始发掘，1950年代后修复了部分城墙、城门和王宫。最早提到尼尼微城的文献是公元前18世纪的亚述泥板文书。汉穆拉比时期，巴比伦王国统治尼尼微。公元前14世纪，该城被米坦尼人占领，不久又重新落入亚述人之手。一个世纪以后，尼尼微成为亚述夏都。亚述王西拿基立（前704—前681在位）时，正式成为帝国的新都城。公元前612年，该城被米底和巴比伦联军毁灭。就是《圣经》中提到的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形状不规则，占地约7.5平方千米。城墙长12千米，有内外两重，外墙带雉堞，间有城塔，内墙为土坯高墙。有城门15座，5座已经发掘。
已发现的城内主要建筑包括三组宫殿和两组神庙。城南是西拿基立宫，城北是阿苏尔巴尼帕宫。两宫之间有阿苏尔纳西尔帕二世宫、文字神纳布庙及爱与战争女神伊丝塔尔庙。城中还有动、植物园，武器库及排水设施。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浮雕石板，铭文泥板和艺术品，其中以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青铜像和国王猎狮图浮雕石板最为有名。
亚述人崇尚武力，所以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以模仿巴比伦为主，如医学、天文学等都是如此。者和罗马人模仿希腊人有几分相像。不过，亚述人将他们所见的植物一一记录下来了，这对以后植物学的发展大有好处。亚述对人类文化重要贡献是他们的图书馆，单是亚述巴尼帕的图书馆就有3万块泥简，这些泥简都分门别类，并附有标签和王印。泥简大部分为年代不祥的代抄本，其原本大都来自巴比伦。图书中文学作品极少，历史著作多为年代大事记，也可称战争大事记，所记大都千篇一律，记胜不记败，记好不记坏。但他们对自己的野蛮血腥行为则不以为耻的记下来了，古代亚述人认为这是值得炫耀的“好事”。图书馆的其它图书有档案、天文、星相、医学、药方、圣词、帝王世系及神的谱系等。
图书中还有一篇亚述巴尼帕的自述。大体内容是：“我，亚述巴尼帕，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读书乐趣无穷，读书可扩充知识及技艺，可养成一种高贵的器度。”看来，这位杀人魔王的性格还比较复杂，一边对反叛者变着花样施酷刑，一边还要当文明君主。者和大过渡时代秦始皇、隋炀帝甚至毛泽东，都不谋而合。英国著名浪漫诗人拜仑曾为他写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
战争给亚述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给亚述的王公贵族带来了享受的机会。亚述的首饰设计精巧，家具雕琢精致，并嵌有金银珠宝。不过，亚述的音乐绘画大都沿袭巴比伦旧调。浮雕中的人像也粗劣呆板，大多是络腮胡子、大肚皮、短脖子的千人一面形象。也有一些浮雕刻有亚述人正对俘虏进行剥皮拔舌、开肠破肚、剜目斩首等残暴景象。动物雕刻则惟妙惟肖，可谓刻狮像狮，刻马像马，栩栩如生。二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有人认为，他们雕刻人的时候顾忌多，不敢刻得真，刻得像。这倒和同为闪族的犹太人、阿拉伯人不谋而合。
（三）
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亚述人的部落兴起。到了公元前8世纪后期，亚述国已经成为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
有人说，亚述人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战争的艺术”。的确如此，亚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亚述时期留下的浮雕作品，几乎全是与军事有关。亚述人的军队是整个西亚最强大的。亚述军事力量之所以强大，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是由于亚述人的军事理念和军事素质。在亚述人的观念中，国家和军事几乎是同一个词，或者说，国家就是一架巨型的战争机器，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进行对外扩张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2）是他们的作战技术。在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746—前727年）时代，亚述人建立了一支当时世界上兵种最齐全、装备最精良的常备军，分为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工兵等。作战时，将这些兵种作适当编组，发挥各自的威力。亚述人还用急行军来争时间、抢速度，懂得使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比如他们善于使用充气的皮囊渡河。这种皮囊可以联结起来，安置在河面上，从这岸排到那岸，上面再铺上树枝，就成了一条军用的浮桥。这种战术，就是拿破伦后来克敌制胜的法宝。
（3）是因为亚述拥有先进的武器和优良装备。铁制武器的使用使亚述人的扩张几乎具有战无不胜的威力。亚述帝国的军队，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攻城武器。一种叫投石机，是亚述军队特有的一种攻城器械。它们是一个个巨大的木框，里面装有一种特制的转盘，上面绞着用马鬃和橡树皮编成的绳索。只要用力一拉，就能射出巨大的石弹和燃烧着的油桶。还有一种攻城锤，是由青铜铸成的，攻城时用来撞击城墙。在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王宫的一个武器库里，就发现了近两百吨的铁制武器，有铁剑、弓箭、撞墙锤、战车、盾牌、盔甲等。有了上述条件，亚述军队在整个西亚纵横驰骋，铁马啸啸，几乎无坚不摧，无垒不克。
亚述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尚武的民族，具有黩武的习性呢？是由于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其他民族不同，还是因为种族的特性？关于这一点，美国文化史教授伯恩斯提出了他的看法：亚述人是一支出色的武士民族，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不同于所有其他的闪族人，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环境有特殊条件。他们的国土资源有限，又经常受到周围敌对民族的威胁，这就养成了他们好战的习性和侵略的野心。因此，无怪乎他们对土地贪得无厌。他们征服越多，就越感到征服之必须，才能保住其已经获得的一切。每一次成功都刺激着野心，使黩武主义的链条拴得更牢。
（四）
不过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伯恩斯就有点鼠目寸光了。亚述民族之所以迅速称霸美索不达米亚，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率先进行了铁器的应用和铁器的推广。铁器的应用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也使好战的亚述人得以制造出更加锋利坚固的武器。东征西讨，横扫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一跃而起，以军事帝国身份，登上两河流域色彩斑斓的历史舞台。
由于亚述人的黩武主义特征，亚述人称霸的时期比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有特殊性。全世界约有300多万亚述人。亚述人在西亚地区的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伊朗西部和黎巴嫩以及约旦仍有大量人口。而在土耳其东南部仍有少量亚述人。伊拉克是亚述人的祖居地，也一直是全世界亚述人最多最集中的区域。但是由于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动荡，许多亚述人被迫离开伊拉克，迁到邻国或西方国家，伊拉克的亚述人数量已减少了一半，而叙利亚、约旦、美国和瑞典等国的亚述人数量近几年来明显增多。美国的底特律和瑞典的南泰利耶等地有来自中东的亚述人的大型聚居区，他们在那里建有自己的教堂、商店、俱乐部等。
2011年3月叙利亚内乱爆发前，叙利亚大约3万名亚述人，多数居住在叙利亚哈塞克省。 
（五）
当今的亚述人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他们的组织有：东方亚述教会、加色丁礼天主教会和叙利亚正教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使用由古阿拉米语演变而来的现代阿拉米语（Neo-Aramaic），他们称为新亚述语（Neo-Assyrian）。现代亚述人仍然保留了一些从古时候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亚述人旗帜是亚述人选定的、代表离散的亚述人的国家的旗帜。也有一小部分亚述人后裔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称为穆哈拉米人（Mhallami）。
有人否认亚述基督徒是孤岛亚说人的后裔，例如网文《“伊斯兰国”铁骑下的“亚述遗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就如此说：
“亚述是古代两河文明的组成部分。起初亚述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在萨尔贡建立阿卡德帝国几百年（公元前二十世纪），同操阿卡德语的早期亚述人居住在两河流域北部的一个小城邦，学界称之为“古亚述”时期。 这个时期的亚述是一个商业城邦，向安纳托利亚派出了大量行商，贩卖金属、木材和纺织品，这也是近代之前人类商业活动记载最为详实的时期之一。
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亚述生活在米坦尼、赫梯和巴比伦等强权的阴影之下，直到我国商末周初才渐渐强盛（补充：在阿玛尔那时期中亚述帝国开始谋求强国地位）。
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在萨尔贡二世、西拿基立（Sennacherib）、以撒哈顿（Esarhaddon）和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的带领下，击溃了古代中东的一系列独立王国，将亚述帝国带入极盛的时代。亚述帝国为巩固统治，素以人口迁移著称，最著名的莫过于所谓以色列被灭后消失的十支派。然而，盛极而衰，很快亚述南边的巴比伦重获独立，与来自伊朗的印欧民族米底（Medes）人一起攻入都城尼尼微，亚述帝国几乎刹那间崩溃，领土大多落入了巴比伦帝国囊中。（评：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六世纪初，亚述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
同两河流域其他文明相似，亚述人使用楔形文字，信奉多神教。自古亚述时期，城邦主神就是其化身亚述神（Assur）。同时，亚述也尊崇古代中东如天神（Anum）、恩里尔（Enlil）和女神伊施塔（Ishtar，后等同于希腊的阿芙洛狄特）诸神。亚述吸纳了巴比伦传统的阿卡德语文学，庆祝一年一度的Akitu节，并以栩栩如生的浮雕和壮观的宫殿闻名于世。
然而，亚述地区后来历经波斯（Achaemenid王朝）、希腊塞琉古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萨珊帝国统治，语言上阿卡德语让位于东迁部落民的阿拉米语，文学传统上楔形文字销声匿迹，文化、艺术上几乎全面希腊化，而宗教上传统信仰更是逐渐失势，在罗马和安息时期，半独立的若干亚述人王国已然多数皈依新兴的基督教。诚然，少数传统或曾延续到阿拉伯征服之后，但总体上，彼时的亚述地区与帝国时期的文明相比已大异其趣，更何况千年后的今天。”
（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艺术传统，亚述的传统早就消失了。）
总结一句：古代亚述人讲阿卡德语亚述方言，今天的所谓“亚述人”讲一些新阿拉姆语方言（Neo-Aramaic），后者的古代形式最开始并不是亚述的语言，而是叙利亚地区西闪米特游牧民族的语言。这种语言曾经继阿卡德语之后成为了古代近东的国际语言，并成为Achaemenid王朝的行政语言。两种语言都是闪米特语，但一个是东闪米特，一个是西闪米特，差距并不小。最重要的是，相当于亚述文化来说，阿拉姆语是外来语言并最终替代了阿卡德语。
文字上古代亚述用的是楔形文字，现代所谓亚述人用的是一种字母文字，毫无关系。
信仰上古代亚述人信奉多神教，主神是亚述神；现代的所谓亚述人是信奉一神教的基督徒。
“而古代亚述的一些习俗（如节日）和装束，虽然今天少数‘亚述人’乐于效仿，但实际上是现代的亚述学研究给他们提供了素材，而并非他们传下来的习俗。”
（现代亚述人在民族主义影响下有些开始以古代亚述人的名字命名，这一点比较有欺骗性，但我们必须纵观该地区基督徒的命名历史变迁才能定夺其姓名传统是否留存下来过。）
血统上就难说了，他们和当地穆斯林一样大多是闪族人，古代亚述人也是闪族人，而古代遗传信息又很难采集，所以实在难以评论。应该说很难讲他们和周围的穆斯林相比，谁更可能是古代亚述人血统上的后裔。此外，亚述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除了闪族人，也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早就混在一起了。现代亚述人和周围闪族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是基督徒——而在罗马和萨珊时期曾经存在过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在亚述地区建立的半独立王国——那些王国本身和几百年前就灭亡的亚述帝国是否能够等同就很难说了（有一些神的神庙一直到罗马时期还有人供奉，但在古代近东的多神文化里，本身神与民族就不一定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因此，古代亚述人和现代亚述人如果是同个民族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严重扭曲我们对民族延续性在常识上的理解。有些亚述地区的基督徒可能与古代亚述帝国有血统上的关系不能排除，但周围的阿拉伯穆斯林可以也是如此，所以如何区分呢？
那么，今天的亚述人是怎么来的？“亚述”真的一直是这些基督徒在历史上的身份认同吗？后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是。亚述的身份认同基本上来自于近现代的构建。
我再引用一点自己的旧文：
“简而言之，所谓“亚述人”无非就是在伊斯兰崛起之后生活在两河流域并至今还未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美国学者Aaron Butts曾指出，这些人直到近代，大多都自称“叙利亚人”或“阿拉米人”。而东方教会（注：Church of the East）的历史上也很少以“亚述”自称。有趣的是，历史上“亚述”除了指尼尼微城附近的摩苏尔城之外，还用来指代教会的敌人——波斯人，甚至后来征服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自然，“亚述”的这个负面含义，与《旧约》特别是先知书当中亚述的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于是，古国亚述非但不是当代“亚述人”祖先的自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而是一个贬义词。
前文已经提到了从地中海沿岸迁到两河流域并带去阿拉米语的阿拉米人，那么叙利亚（Syriac及后来的Syrian）这个名称又从何而来呢？为何可以变成阿拉米语的一个别称？经学者考证，希腊时期地中海到两河一带就被泛称为叙利亚（Syria）或“亚述利亚”（Assyria），二者本出一源。有人指出，很可能在新亚述帝国时期，Assur这个地名的首音节就脱落了，于是Sur（Syria）和Assur（Assyria）混用。如此一来，岂不是当今“亚述人”自称有理了？可是，词源是词源，而词语的外延是会改变的。如前所述，在叙利亚语当中，“亚述”一词仍然使用，并在意义上与“叙利亚”这个词明显产生了较大区别。显而易见，亚述帝国子民的后代或亚述地区的居民，由于宗教、文化、语言的变迁，并不一定认同亚述文化。这些皈依基督教并继承圣经神学理念中“亚述”形象的东方基督徒，不论所谓血统如何，便是当地文化断层的体现。
最终亚述古国和东方教会的基督徒联系起来，与欧洲传教士和旅行家在奥斯曼帝国的活动不无关联。早先和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社团一样，东方基督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 “宗教团体”（Millet）。十八世纪以降，“亚述地区的基督徒”慢慢被传教士改称为“亚述基督徒”。同时，随着英、法、德诸强开展了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和文物大搜罗，亚述古城纷纷重见天日。
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土崩瓦解，同时受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帝国故地：土耳其、亚美尼亚、阿拉伯等民族纷纷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历史上与穆斯林邻居摩擦颇多的亚述人亦不例外。现实社会中民族主义、宗教、语言的结合与亚述帝国辉煌悠久的历史成为了亚述复兴运动的两面。尽管独立建国未能成功，“亚述人”却成功从宗教社团变成宗教—民族社团。而曾经断裂的两段两千年的历史，此刻被想象成了延绵不断的细流，恰好成为这场运动最适合的一棵图腾柱。20世纪中后期，“亚述”运动更是跨越了教派分歧，慢慢也将叙利亚正教徒纳入进来。“亚述人”与亚述研究的关系也越走越近，有些更是成为了学术项目和学者的赞助人。不难理解，这些情况加上基督教传统都可能会影响西方语境下“亚述民族运动”的形象，也可能影响对“亚述”与穆斯林矛盾的评价与叙述。”
“亚述人”的复兴，其实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中东兴起有很大的关系，也和西方的入侵和干涉息息相关。这一点，亚述并不是特例，中东“认祖宗”的潮流在二十世纪颇为盛行，黎巴嫩与腓尼基、伊拉克与巴比伦（参见另一篇媒体文章：萨达姆如何通过考古“构建”伊拉克？）、伊朗与伊斯兰化以前的波斯帝国（至少人家语言还在）、库尔德人与米底人（Medes），一定程度上犹太复国主义其实也不妨放到这个背景去理解。
（六）
现代亚述人的语言不是古亚述人的语言，而是源于叙利亚地区的古阿拉米语的现代形式，即新阿拉米语，现代亚述人称之为“亚述语”。而现代亚述人教会的神圣语言也是古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一般就称之为“叙利亚语”。
亚述人的状况很类似于古埃及人的后裔科普特人，都是异教徒皈依基督教。
有人认为：现代亚述人与其说是古亚述后裔，不如说是所有中东闪米特异教徒的共同后裔。实际上，对于现代亚述人的称呼并不单一，可以叫他们现代亚述人，同样可以叫他们现代阿拉米人，甚至现代巴比伦人。现代亚述人也并非都分布在亚述故国伊拉克，反而是叙利亚更多。
亚述人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的原因，便是阿拉米语和亚述教会。在阿拉伯人扩张狂潮之下，维持一种信仰，就能保全一个民族。
语言是文明的重要载体，虽然主流观点认为亚述、巴比伦、腓尼基等文明融入了伊斯兰文明，但实际上，他们的继承者另有其人，那便是现代亚述人。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亚述没有灭亡，巴比伦和腓尼基也并没有灭亡。这也是符合常识的，曾经称霸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建立过最古老的帝国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并没有遭到黩武的阿拉伯人同化，而是心像基督的福音。
现代叙利亚人在基因上与阿拉伯人有一定差别，有古代腓尼基、希腊人甚至更久远的西台人的基因。亚述人曾征服过叙利亚，但不能说叙利亚人就是亚述人的后代，亚述人仍存在，但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而且早已经过希腊化、罗马化、拜占庭化、伊斯兰化、十字军化、土耳其化的无数次冲击，叙利亚这个地方也是如此。
亚述是文明古国，也是圣经中暴力、可怖的帝国，在旧约里，神学上的亚述是耶和华神用以惩罚叛逆的以色列的工具。而在现在，现实中的亚述则是抵挡伊斯兰国在中东扩张的最后一道屏障。
须知，伊斯兰教在闪米特人中的传播，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而基督教却可以使用异教徒的语言！这不仅是基督教的宽容之处，也是上帝的福音所具有的普世意义。闪米特异教徒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也因此保留了古文明最后一丝曙光。他们的祖先攻占过耶路撒冷，崇拜偶像，大兴土木，荒淫无度。但毫无疑问，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子民。天佑亚述人！

谢选骏：哈佛大学里印度人的伪证

网文《哈佛教授：长期太穷或太忙会让你变傻》说美国一个跨学科团队完成了一项对资源稀缺状况下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结论是：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这项研究是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者协作的典范。
研究的主导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他29岁时就因出色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50万美元奖金；主要合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沙菲（Eldar Shafir）。研究成果最早在美国阿斯彭论坛上演示，论文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新书《稀缺：为什么拥有太少后果会很严重？》中发布，尚未出版时就进了《金融时报》年度必读十本商业书籍榜单。
这个研究源于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他7岁从印度移民美国，很快就如鱼得水，哈佛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经济学，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后被返聘为哈佛终身教授。而立之年就几乎拥有一切，他觉得惟一缺少的就是时间，脑袋里总有不同的计划，想把自己分成几份去“多任务”执行，结果却常常陷入过分承诺、无法兑现的泥潭。
一般人遇到这个问题，会去找各种时间管理“圣经”反复研读，但“天才”穆来纳森把正在做的国际扶贫研究和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竟发现他和穷人的焦虑惊人地类似。穷人们缺少金钱，他缺少时间，两者内在的一致性在于，即便给穷人一笔钱，给拖延症者一些时间，他们也无法很好地利用。在长期资源（钱、时间、有效信息）匮乏的状态下，人们对这些稀缺资源的追逐，已经垄断了这些人的注意力，以至于忽视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因素，造成心理的焦虑和资源管理困难。也就是说，当你特别穷或特别没时间的时候，你的智力和判断力都会全面下降，导致进一步失败。
研究进一步解释，长期的资源稀缺培养出了“稀缺头脑模式”，导致失去决策所需的心力——穆来纳森称之为“带宽”（bandwidth）。一个穷人，为了满足生活所需，不得不精打细算，没有任何“带宽”来考虑投资和发展事宜；一个过度忙碌的人，为了赶截止日期，不得不被看上去最紧急的任务拖累，而没有“带宽”去安排更长远的发展。即便他们摆脱了这种稀缺状态，也会被这种“稀缺头脑模式”纠缠很久。
穆来纳森的研究，对社会阶层理论和国家政策、技术发展模式乃至个人时间管理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以下试举几例——
例一：美国共和党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 民主党认为，贫穷根源来自社会不平等，国家应主持再分配来支持穷人。穆来纳森却证明两党都错了：穷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失去了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白费；而如果仅是简单地分钱给穷人，穷人的“稀缺头脑模式”也会导致无法利用好这些福利以脱贫。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方式应当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体系，同时保有社会竞争上升通道，资源入口向全社会开放，使得个人能保持正常思维，有尊严地奋斗。
例二：时间不够怎么办？传统时间管理原则是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而穆来纳森研究发现，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判断问题的心力不够；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解决方式，反而因分心加强了焦虑，导致无法专心处理主要任务，加剧拖延。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办法是，减少多任务干扰，求助外界辅导，分割问题，从而淡化处理问题的焦虑。奥巴马除了休假，每天还要抽一定的时间来锻炼，你比奥巴马还忙？
例三：我们每天都处于信息过载中，很多人被微博信息轰炸得无法判断问题，所以一些人开始用“戒网”的方式来摆脱信息过载。事实上这不是信息过载，而恰恰是“有效信息”匮乏的恶果。在一个严重缺乏公开信息的社会，一旦技术带来部分的信息开放，会造成“饿汉吃自助餐不知如何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的头脑还处于有效信息稀缺的时代，有“看到字就觉得很重要”的毛病，尚无法处理高浓度信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回到信息匮乏状态，而是建立辅助性信息筛选机制，帮助自己挑选重要信息。有趣的是，微信因为是同仁、同事间的互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筛选作用，所以微信在中国的发展会慢慢超过今天的微博。
穆来纳森的研究刚刚开始，他关于“稀缺头脑模式”的警示，是我们这个信息和人口爆炸、平均时间和资源都加速减少的时代的一盏指路明灯。
……
上述论证似乎头头是道，但却忽略了一个最为基本的事情：那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穷人和忙人总是占有多数。也就是说“穷”、“忙”是一些相对的概念，“穷”是对社会底层的描述，“忙”是就生存状态的总结。
没有多数穷人，就没有少数富人，没有多数忙人，就没有少数闲人；而文明就是创造于富人和闲人并进一步被富人和闲人所创造的。基于这个事实，而得出一个“消除太穷或太忙”从而让人“不傻”的结论，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乌托邦思想。
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由于带着印度文化在从事科学研究；也就因为印度文化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烙印，而失去了平衡和常识。也许为了矫枉过正其种姓思想的余孽，他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认社会具有结构的存在。
这就使其论证流于某种意义的伪证。

谢选骏：沙特阿拉伯与回教共产主义

网文《沙特必须停止输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作者是一个穆斯林：埃德·侯赛因。
他说他每天，会和全球10亿穆斯林一起，朝着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方向祷告。但在他去圣城麦加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安息地麦地那时，他却满怀痛苦地被迫离开。让他痛苦的，是在伊斯兰教发源地肆虐的极端主义势力。非穆斯林被禁止进入沙特王国的这片地区，因此，影响着每年前往朝拜的1300万穆斯林的观点和作法，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审视。
沙特阿拉伯曾向联合国捐款1亿美元（约合6亿元人民币），资助一个反恐机构。这是一笔受欢迎的捐赠，但同时，沙特阿拉伯拒绝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轮值理事国席位。沙特王国这种半参与、半拒绝的姿态，反映了该国在应对逊尼派伊斯兰激进主义问题上处于一种内在的瘫痪状态：希望结束暴力，却又不去面对激进者引以为据的萨拉菲主义。
得明确一点，基地组织（Al Qaeda）、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简称ISIS）、博科圣地（Boko Haram）、青年党（Shabab）等都是暴力的逊尼派萨拉菲组织。50年来，沙特阿拉伯一直是全球逊尼派萨拉菲主义的官方赞助者。
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约有90%属于逊尼派，他们大部分不是萨拉菲派。萨拉菲主义被认为过于严格、拘泥于字面意思、偏离主流伊斯兰教。什叶派和其他宗派只占全球穆斯林总人数的10%，而萨拉菲信徒和其他原教旨主义者则占了全世界穆斯林的3%。
不同于大部分逊尼派，萨拉菲派是伊斯兰教的“福音派”，希望穆斯林和其他人改信他们那种“更纯正”的宗教。他们认为，自己信奉的伊斯兰教没有受到现代性的污染。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沙特政府的大力支持。沙特政府任命使者前往其驻穆斯林国家的大使馆任职，这些使者会劝说他人改信萨拉菲主义。沙特王国还允许顺从的伊玛目以要人的身份参与一年一度的麦加朝圣，并为穆斯林世界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和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World Assembly of Muslim Youth）等极端保守的组织提供资金。
9·11后，在美国的压力下，这种全球性的资金扶持来源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枯竭，但在沙特王国，萨拉菲主义的堡垒依然很牢固，强硬地实行着过时的伊斯兰教法惩罚措施，而这些惩罚措施早已被大部分穆斯林摒弃。仅自8月4日以来，沙特阿拉伯就有19人被斩首，近一半人是因为非暴力的罪行。
人们理应对伊斯兰激进分子斩首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以及ISIS的其他罪行感到义愤填膺，但人们忽略了沙特阿拉伯允许的公开斩首处决。一旦这样的暴行得到沙特王国的授权，其他地方也将它当成了常态，并形成了间接的激励。当这么做的国家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时，它释放的信号是很强烈的。
2005年他住在沙特阿拉伯最开明的城市吉达。那一年，为了让封闭的沙特萨拉菲派思想开放起来，阿卜杜拉国王支持同信奉其他宗教的人进行对话。在他去的那间清真寺，神职人员利用周五的祷告布道活动，以这种对话将伊斯兰教与“假宗教”相提并论为由，禁止进行这种对话。他说，这是滑向自由、民主和性别平等的斜坡，是西方异教徒的堕落作法。
国王与萨拉菲派神职人员的矛盾是沙特阿拉伯无法进行改革的关键因素。国王推崇现代化，但他与他的顾问又不希望打破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一种朴素的伊斯兰教形式，与萨拉菲派类似）创始人之间延续了270年的部落协议。这个1744年的沙漠条约现在必须被废止。
神职人员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甚至连沙特人气最旺的Twitter账号都属于宗教人物：比如穆罕默德·阿里菲（Muhammad al-Arifi）这样的极端主义神职人员。去年，他因为宣扬殴打妻子和对犹太人的憎恨而被封号。他的关注者有940万。沙特王国还有一支宗教警察部队，他们的作用就是确保女性戴面纱、禁止年轻情侣见面，并保证商店不展示“下流的”杂志封面。在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圣城，如果女性不小心进入只允许男性进入的区域，或者她们的裙子不符合萨拉菲派的庄重标准，宗教警察就会用鞭子抽打她们。先知穆罕默德绝不会认可这种伊斯兰教。
萨拉菲派的不包容政策导致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传统遭到破坏。ISIS现在正在轰炸神殿，但那也是从1925年的先例中学来的——当时，在瓦哈比派的授意下，沙特王室摧毁了麦地那加纳特·巴奇（Jannat Al-Baqi）公墓一座拥有1400年历史的坟墓。过去两年，残暴的萨拉菲派也在实施同样的宗派破坏，他们炸毁了从利比亚到巴基斯坦、从马里到伊拉克的神殿。真主党（Hezbollah）武装人员甚至还会进入叙利亚保护圣地。
沙特的学校和大学里的教科书也会教授这个派别的伊斯兰教义。麦地那大学（University of Medina）从世界各地招生，然后用偏执的萨拉菲主义教导这些学生，随后再把他们送往巴尔干半岛、非洲、印尼、孟加拉国和埃及等地的穆斯林社区，于是这些曾在沙特受训的强硬派就会前去根除当地温和的伊斯兰教派。
除了把伊斯兰教法当做国家法律来奉行，宗教极端主义还有什么？这正是伊斯兰国试图利用它的权力所做的事。人们必须挑战这种试图用一种对伊斯兰教法的生硬理解来进行管理的非伊斯兰的、不切实际的错误观念，否则无论联合国机构做什么努力，都无法对抗伊斯兰恐怖主义。
沙特阿拉伯创造了一个萨拉菲派恐怖主义的怪物。现在，它不能把杀死这头野兽的任务交给联合国。沙特必须面对国内极端主义的神学和意识形态根源，从麦加和麦地那开始。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进行改革，那将是在这场全球性的观念战争中打败极端主义的关键一步。
……
事实上，沙特阿拉伯作为回教的发源地，怀有一种类似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野心，想用暴力推进世界革命、实现回教的全球一体化。
网文《沙特为何成为恐怖分子的温床？》指出：
就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沙特前的几小时，恐怖分子在沙特首都进行恐怖袭击，矛头直指那里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美国方面认为，这又是他们的死对头本拉登手下的基地组织所为。而基地组织已经渗透在沙特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次恐怖行动显然是为了给鲍威尔来个下马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沙特国王改变了他的官方名称。由“神圣国王”改为“伊斯兰两个圣地的仆人”。这样，沙特阿拉伯国王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就提高了，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谢选骏指出：这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哈里发的真空”，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当时，利雅得和华盛顿都对这一变化表示了欢迎，因为这于双方都有切实的利益。王室成员也很乐意看到沙特国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面对伊斯兰内部的反对派，他们有了更多的安全保障。至少在形式上可以这样看：任何对王室的攻击都可以被认为是对伊斯兰世界的攻击。
而对美国人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一面：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及其代表苏联。尽可能地限制苏联对石油丰富而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的影响。（谢选骏指出：美国的政客们不懂，这实际上是为一个“回教的苏联”、“回教的共产国际”铺平了道路。）
为了反对共产主义，沙特阿拉伯给予从印度尼西亚，阿富汗一直到摩洛哥所有伊斯兰政党以财政支持。而阿富汗正是沙特籍国际恐怖分子本拉登的大本营。只是本拉登当时“圣战”的矛头指向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因此他受到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两方面的赞扬。就是说，只要本拉登是在与苏联对抗，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能得到利雅得和华盛顿的支持。
可是事情会转化的。在共产主义崩溃后，美国在由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眼中丧失了价值。而美国和以色列是当今国际穆斯林极端分子的两个头号敌人。美国从9.11事件中汲取了教训。它要求沙特王室放弃对伊斯兰组织的支持。因为在参与9.11恐怖袭击的19个伊斯兰极端分子中，就有15个是沙特阿拉伯人。这给美国人敲了警钟。
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而沙特阿拉伯本身也实行了几十年极端保守的，近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统治政策。相比之下，伊朗的统治都要开明得多。
沙特王室时不时也表示要改变现状，实行改革。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表示只是做表面文章给美国看而已。事实上，沙特政府根本就没有具体的政治计划来实现美国在中东地区所要求的“民主化”。虽然沙特政府常常谈论要引进议会制度等等，但距离真正的民主，保守的沙特阿拉伯要比那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还要远得多。
另外一个问题是，基地恐怖组织成员已经渗透在沙特阿拉伯的社会之中。本拉登的组织不仅在不同的地区受到支持，也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支持，包括富裕阶层。如果沙特政府不想给它的统治造成伤害的话，就不能不正视这一点。如果沙特政府引进民主意识，那么基地组织和其它一些类似组织就会指责它放弃基本宗教原则，是伊斯兰的叛徒。而这样的指责在沙特很容易产生共鸣。因为沙特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近乎原教旨主义的宣传。
利雅得政府曾希望，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美国军队撤出沙特阿拉伯等事件能够使那些激进分子找不到攻击的理由，至少他们的指责不会那么尖锐。而现在来看，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事实的一面是，大多数沙特阿拉伯人支持本国政府和沙特王室。但同时他们也要求变革及社会现代化。而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人是基地组织的追随者。这些极端分子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包括自杀性袭击。而正是这些人给沙特社会造成持久的威胁。令人惊讶而对沙特阿拉伯又非常典型之处在于，这些极端分子使用几乎与沙特王室和政府一样的宣传用语。
因为，这些极端分子与沙特王室和政府，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他们都是在国际共产主义甚嚣尘上、垂死挣扎的1980年代开始成长并同流合污的。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回教共产国际”——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哈里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