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三期中国文明的共振 中国文明西来说百年

1894年，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系统接近全面崩溃的时刻，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45—1894年）出版《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讲述了关于第一期中国文明（中国上古文明）起源的假想故事：
黄帝率巴克民族进入中国后，击败了土著蚩尤，土著们部分逃往南方，成为后来的苗族，其余的就变成征服者的奴隶。中国古籍中的“百姓”即指的是巴克族的征服者，“黎民”则指黑发或黑肤的土著。巴克族的征服者演变为华夏族、汉族，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
论者有谓：拉克伯里主汉族西来说，本意上并不想论证汉族拥有与欧洲民族同样的“种姓”，但客观上却被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用之为此方面的论据，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此外，为了论证汉族“种姓”的高贵，刘师培不仅吸纳拉克伯里之论，还曾借鉴古希腊和古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他说：“昔希腊区国人为三级，印度别国人为四类，而震旦上古之初，亦各以种类区贵贱。试观《尧典》一书，有所谓亲九族者，有所谓平章百姓者，有所谓黎民于变时雍者，百姓、黎民何以区之为二级？刘光汉曰：百姓者，汉族之民，乃贵族及公民也（九族即皇族）；黎民者，异族之民，乃贱民及奴隶也。”并把历史上的强盛归功于“百姓”，衰弱归咎于“黎民”。这种华夷观具有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色彩，显然是服务于当时申言“夷夏大防”、视满族为异种这一排满斗争的需要的。可见，对于立志排满兴汉的国粹派民族主义者而言，吸取拉克伯里之说以及相关学说，是有着他们特殊的政治关怀的。
清季，政治上民族主义风行之时，学术上的潮流则是中西交融，走向世界。此时正值中国古典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型之际，融入国际学术潮流是不少学者努力的目标，而拉克伯里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恰是以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考古学的名义对中国历史文明所作的独特解释，是西方学者的所谓“前沿”学术成果，它以不同于中国固有学术的“科学”面目出现，正与中国知识界寻求国际认同的期望相符，自然令得人们兴味颇浓。
表面看来，寻求学术上的国际认同是一种世界主义的追求，与民族主义背道而驰，但究其实际，仍未脱离民族主义的轨道。当时所以要走中西学术交融之路，是因为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与西学相较，中国学问本身有致命缺陷，“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这样的学问，“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即无益于救国。反观西方，“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故非引进西学并以此为准绳改造中学不可。因此，引入西学，实现中西学术的相通相融，是为了使中国学术走出误区，在新的时代重新自立，再创辉煌，从而获得国际认同。这样的努力，实有民族主义的考量在内，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目标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国粹派之所为就是典型例证。
国粹派不光是个政治上的革命派别，更主要的是个学术、思想流派，该派知识分子既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政治目标，更有自己的学术理念。所以，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于那些纯粹的政治人士，在虑及政治理想的同时，离不开自身的学术理念。就学术立场而言，国粹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且主张“古学复兴”，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和“借西学证明中学”。这在《国粹学报发刊辞》和《国粹学报略例》中都有阐发，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有人推断《发刊辞》是刘师培所撰。不管是否刘师培所撰，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和《略例》，其所提出的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氏在内的主办人的主张。
这种既要“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又要“借西学证明中学”的主张，表明国粹派知识分子既想守护中国国粹，维护民族文化特性；又深知在当时西风东渐的世界潮流之下，原封不动地固守下去无济于事，只有“借西学证明中学”，才会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而延续下去。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能接受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尤其是拉克伯里学说的逻辑依据和学理依据正在此。一方面，拉克伯里学说是通过尊重和信任中国古典经籍的途径来实现的，合于国粹派学者“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初衷。拉克伯里在著作中大量征引《尚书》、《诗经》、《山海经》等中国古典经籍，依赖这些经籍证明己说，而非仅是考察巴比伦文化的遗存。这种做法，相符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目标，对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颇具吸引力。所以，章太炎、刘师培不仅接受拉氏之说，而且以己之深厚的国学素养，为该说补充古史资料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旁证材料。另一方面，拉克伯里对这些古典经籍所给予的具有西方科学性的肯定意义，以及他对中国制度、思想自古与西方相合的认可，为中国国粹的国际认同铺平了道路。拉克伯里所引用的古典经籍，不少被今文经学家斥之为“无稽”，而他相信这些文献，在号称是“科学”的研究中大胆使用。在中国学者眼里，这无疑是给了这些古典经籍来自西方的科学性肯定，而且站到了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之说的对立面。不仅如此，他还反对今文经学家强调孔子地位的态度，同意古文经学家对孔子的基本估计。这些自然对属古文经学家阵营、从中学出发吸纳西学的章太炎、刘师培颇具鼓舞作用，使他们将拉氏视为同道，并通过征引其说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学术立场。另外，承认拉克伯里中国人种和文明自西方迁入，中国制度、思想自古与西方相合的说法，也为他们所倡导的东西方历史类比提供了可行性基础，为学术上的中西互释奠定了基石，同时亦为中国国粹的国际认同铺平了道路。进而言之，承认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实际上反映出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知识分子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这恐是其他派别知识分子亦愿追求的目标。
总之，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之际，树起民族主义旗帜，张扬民族主义，是走出满族贵族专制统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与列强抗衡之需，而拉克伯里学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能于此有所助益，故易为人所接受，并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思想武器。
……
现在，2016年，一百二十二年过去了。第三期中国文明已经崭露头角了。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进一步整合世界各国。这时候，我们重温一下百年前的西方人所假想的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可能对于我们更好地走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深处，不无裨益吧。
由此，我们似乎能够同时感受到“三期中国文明”的脉搏在共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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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
拉克伯里自序 / Frazer翻译（摘要）
历史科学的研究还向我们表明，人类的迁徙和旅行要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广泛的多的多，从来没有所谓 “一个国家的历史”这回事。智慧的民族从来就是只要有机会，就会从其它文明哪里借取新鲜的元素。我们目前的工作同样说明，这个法则对中国来说也不例外。历史研究的结果揭示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我们所有的研究案例中，文化总是来自外部，而非什么本地自发演化的结果。
从呼罗珊（ Khorasan，西南亚古地区名）巴达克山（ Badakshan，阿富汗，青金石的主要产地）和东突厥向卡尔迪亚王国（ Chaldea，古巴比伦人建立的一个古王国）出口天青石、红宝石、绿松石、银、锡、石棉和黑、白软玉（ nephrite jade）使得西方（指西亚，下同）的文明能够在公元前2300年后传入中国。如本书首次揭示，自公元前2300年开始，同样还是贸易，虽起初不规则和偶发，开始独立发生，后来和宗教一起，先是通过陆地，后来在公元前700年之后通过海路，促进了西亚和东亚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尽管地理上相隔甚远，尽管传播需要时间，中国从来没有不了解西方的文明进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利用这些知识。
中国人聪明但缺乏原创力，深深浸淫在对古人的崇拜之中，特别是引入文明的那些先人。他们保守而尊崇先例和旧制，贪睡于旧梦，活在过去之中，倒也在古籍和文明中保留了他们恰巧有机会在历史上进行过接触的那些古老文明的残余。当然，对这一点并不能提供如合约那样的绝对证明，但巧合和相似之处实在是太多了，中华文明与西亚文明往往成类相似，历史和资料非常相符，使得我们不得不相信中华文明其实来自西亚文明，虽然在传播适应过程中，中华文明获得了某些特有的性质。
几乎在所有方面，只要能够核实，我们发现在西亚的创新和变化都会后来以某种方式找到通向中国的道路。反过来的情况倒是没有发生，这种单向影响的状况一直没有变化，因为上古中国能够反哺西亚的东西极为有限，例如丝绸。可是即便是丝绸西亚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什么大需求，主要是因为有印度人的棉花布匹进口（译者注：棉布在公元前5000到6000年在印度发源，丝绸约在公元前3500年在中国发源）。还有一些水果通过古代贸易传到了波斯。大众消费类商品因为运输困难而不值得买卖。古代的贸易由一些小贩进行，主要还是买卖稀有珍贵商品。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中国官方常把中国西北部的历史作为自己文明的一个主要部分，其实并不介意承认其文明的外来影响，如果真实情况就是如此的话。倒是近代的一些历史编纂学者因爱国情怀而罔顾史信原则和史料矛盾，系统地把每个进步和创新都归功于本国的古代圣贤，而他们编纂的这些书籍又成了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汉学家的唯一资料来源。
这些问题吸引国外学者的关注已有不少时日，他们企图根据手中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找到一个答案。最早的解释是耶稣会教士Jesuits, J. Edkins在1871年和McClatchie在1856提出的迁徙理论，即中国人祖先从希纳尔平原（译者注：Sennaar，或Shinar，《圣经》中提到的名称，即苏美尔或巴比伦尼亚地区）迁徙过来。后来有埃及学学者Deguignes在1758年提出埃及祖先殖民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又被埃及学学者Goodwin 在1869年提出的埃及说所继承。在破译楔形文字取得进展的压力下，1868年又有Pauthier,、De Eosny和Fr. Lenormant三人提出塞族人——巴比伦人起源说。这个领域后来又被不断扩充，有Hyde Clarke于1878和W. St. Chad Boseawen于1879提出的埃及起源的新理论。另一方面，James Legge在1865年、John Chalmers在1866年的一本小册子中，Wells Williams以及Freiherr von Eichthofen在1877年，则断言中国文明肯定有个说不清的西方起源，也许是通过土耳其传过去的。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各代注释家和学者的理论大量交织在一起，每代人对前人理论均有改进，使得外国学者或汉学家们既被中国历史文献的错综复杂弄得晕头转向，又摆脱不了它们的控制，因而看不清历史中的虚幻，只能退而不言，宁愿保持盲目和危险的怀疑主义态度，几乎对任何问题都持疑议，包括孔子是否在历史真正存在过。
这个领域最新的学者是C.J.Ball, 他在1890年到1893年间在《巴比伦和东方档案》（这是19世纪一个杂志，专门研究东方考古）上发表了几篇论文，被收入英国圣经考古协会的论文集。他的文章开头完全不提我在这个领域以往的研究成果，就下结论说阿卡德语（Akkadian）和中文之间有某种紧密关系，而后者的文字是从古迪亚王（Gudea）到汉莫拉比王（Khammurabi）时期的巴比伦人文字的衍生物（这个观点其实是我在1888年提出的），而这个期间有开化了的阿卡德人迁徙去了中国。
在1880年，经过之前12年的艰苦劳作（其中有10年花在研究各种早期理论的缺陷上），借助新的亚述学研究成果，我已经能够首次对公元前23世纪经东南亚到达中国的文明人群提出一个框架性的描述，而东南亚与中国的交流就是西亚和中国之间最早的交流，这个在本书中将会加以论证。这个观点是我首次提出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这么提过。我的理论少数人赞同，大多数人误解，某些人恶言攻击，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我仍坚持我的研究，并且越来越坚信我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人，这个对人类未来的物质生活将有重大影响的族群，在古代并没有置身于文明的大合唱之外。
拉克伯里
Fulham, 1894年6月

 [“奇家”是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1845年-1894年）为了区分原始道家的稷下学宫和老子所代表的哲学流派道家而人造出来的一个词汇。拉克伯里相信中国文明受到了早期来自厄立特里亚海和印度洋的贸易者的影响，他们在公元前675年在中国东部建立了一个聚落，地点在周朝时期的齐国（山东境内）的琅琊（靠近临沂）和即墨（胶州湾东北和西南）。在古代中国的钱币历史中，即墨是个重要的铸币地，齐刀（春秋战国时期由齐国铸造的刀币。最迟在春秋中期，齐国已大量铸行刀币，直至 秦朝统一货币，齐刀一直是齐国最主要的 流通货币。）就是在这里铸造的。这些外国人，包括赛伯伊人（Sabaeans，是首先开化的阿拉比亚人，从事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之间的贸易）、叙利亚人和印度人带来新的观念，例如天文学和迷信，通过这些水手的故事唤醒了当地人对神奇食物的好奇心。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气候特别适合这种观念的传播。中国的各诸侯（ Princes）非常渴望新奇的事物来表示他们独立于他们曾经崇拜但现在已经失敬的周朝的宗主权。据拉克伯里说，这支学派和早期的哲学道家相结合而产生了宗教性的道家。奇家产生于印度洋贸易殖民者的影响。这些殖民者定居在山东即墨，传授天文学和自然的神奇变形力量，和老子的纯道家相结合而产生了所谓新道家，而老子对此十分反对，努力抵制奇教、道教和萨满教的扩张。孔教的兴起将这些不同教派的成分吸入其中。此词已经过时不用。宗教性的道教以后均用新道教来表示，通常带有玄学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