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政府的保密与公众的灾难

（一）
政府以“保密”为借口，从事黑箱作业，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是家常便饭，甚至是“组织原则”和“国家制度”。
但是在美国也有类似情况，不仅在大的方面如此，在小的方面也这样。
2016年9月30日的新闻报道指出：维吉尼亚州执行死刑的致命注射毒剂成本，在短短一年期间，竟从525元大幅增至1万6500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方夜谭呢？
因为保密。
维州州议会先前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该州从调制药店购买致命注射药物，而且这些药店的身份必须加以保密。从这之后，相关药价就大幅上升。
这项法律是在7月1日生效，二期理由竟然是：州议员们“担心”，在制药公司停止参与全美死囚执行之际，维州的死刑也将无法执行。
多么荒唐的借口。
他们不知道拿了制药厂多少好处。
（二）
网文《行会的保密制度与公众利益，何者较为重要？》指出：
  
香港电视的发牌争议，引起全城讨论。这发牌事宜，已经历了三年零十个月，至今似乎大局已定。但是，政府只发免费牌照予有线电视及电讯盈科属下的电视台，而否决了王维基的香港电视，最终诱发新一波的政府管治危机。正如大家所见，事件的争议最大问题不在于审批结果本身，而在于背后的理据以及决策的过程。在此，本文只集中讨论行政会议保密制和公众利益之间的争议。

如果大家不善忘，此议题早已出现于一年前，唐英年在特首选举论坛中，披露梁振英曾在行会说过“总有一天要出动防暴队”，最终引来轩然大波。当时，唐英年备受压力，因为他作为指控的一方，就有举证的责任。但是，要举出行政会议的文件却是违反了保密制。所以，最终事件“不了了之”，而梁振英至此亦没有一个完整的交代。正如后来刘梦熊的叛变，梁振英至今仍没有任何正面回应，只称正在等待一个适当时机。一时之间，“行政会议有保密机制”和“事件进入司法程序，所以不宜评论”，成为了新任政府最强的挡箭牌。

要了解保密制度的法理依据，原来颇为困难。笔者翻查《基本法》第四章“政治体制”部份，全文“行政会议”一词出现了九次，都是说明该会的权力和角色，而没有提及保密制。与本次事件较有关系的在于第五十六条：“行政长官如不采纳行政会议多数成员的意见，应将具体理由记录在案”。另外，即使政府网页介绍行政会议时，亦没有提及保密制的法理地位。较能支持保密制的法理，大概就只是维护国家安全或是商业秘密等等。官方文件而言，只有行政会议成员的宣誓中找到相关句子。

由此可见，保密制本身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行政长官同意之下，他是有绝对的权力去“解密”。事实上，保密制可追溯于港英政府年代，因为英国的议会为内阁制，而外国的惯例之中，内阁会议则是需要保密的。当年，港英政府在政治局，同样设立行政会议，只不过在当年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仍低，只有少数华人精英能进入议会，亦即金耀基教授所说的“行政吸纳政治”。此制度令意见在社会“消失”，避免牵起社会对政策的讨论，所以民间对行政会议制度较少关注。

至此，花了一点篇幅去了解行政会议的权责以及保密制的基础，将有助我们分析保密制与公众利益的关系，而我认为在香港电视发牌事件而言，保密制已不足以成为挡箭牌，必须“循序渐进地”解释否决发牌的理据。

首先，政府指出保密制“行之有效”，这是香港政府近年很喜欢用的论点。不过，任何政策或制度经过时间的转变，都总会有一天变得不合时宜。如果所有制度“行之有效”就无需改革，可能今天仍是君主集权政体 （在中国也行之二千多年呀）。再者，政府所言“有效”亦不见得合乎事实，如今正是保密制之下，令人民产生“黑箱作业”的疑虑，由此可以判断保密制已经不再那么“有效”了。政府官员必须要认真反思何谓“有效，是方便自己工作？是能提升施政水平？还是能回应人民诉求？无论如何，事实摆在眼前，今天的社会和港英政府时期已有重大变化，公民意识抬头，并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和权力。
其次，保密制的原意是防止政策在酝酿阶段时公诸于世，引起利益输送的问题，例如多年前的梁锦松和近年的林奋强两个被“怀疑偷步”的事件。不过，当政策已经完成讨论，决策已正式公布之后，这个保密制就不是一个金刚箍了。特首有权向公众透露行会讨论的过程和理据。如果政府解释，保密制是要保护行政会议成员，有助于保护行会的自由讨论空间，使往后的政策仍可大鸣大放。这样，其实特首也有折衷的做法，就是只公布集体负责下的讨论过程和理据，而不必指名道姓地列出发言者。这是特首权力范围内可以做到的事，对保密制的“撤同唔撤之间仍有很大空间”。如果还认为开了先例就有雪球效应，往后会不断被要求解密，这就取决于行政会议日后是否仍会做出不合理和不合民意的决策了。

最后，是次争议突出了香港公民无法监察行政会议的事实。早在张震远及林奋强事件后，便有人提出要改革行政会议制度。因为现时行政会议内的30人，大概只有7人是曾经接受民选，而现任议员更可说少之又少，根本欠缺广泛代表性。如果要令10月20日游行的10万市民接受行会成员30人的决策，总不能只用一句“保密制”就轻易打发。毕竟，保密制的最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令政策有“更好的施政”，而量度政策质素的指标亦应包括符合人民诉求。而且，政府的发牌决定又的确称不上“良好施政”，到底是否乱搬龙门、黑箱作业、政治目的、破坏营商环境、保护既得利益者、惩罚过份进取者，这些质疑都有必要回答。而更不幸的是，即使行政会议施政不当，人民亦无法用选票向他们施压。

如今，市民提出的质疑大多有理有节，包括：市场可容纳四个还是五个电视台，为何交由30人决定，而不是交由自由市场决定？如果要考虑“市场可接受的能力”，则等同是在考虑现有的TVB和ATV能否接受市场震荡，这一思维背后岂不正正是维护既得利益者？政府一日没有全面的交待不发牌原因，一日都无法继续维持良好的管治，反而只是不断暴露行政会议没有代表性和脱离民意的现实。如果我们相信保密制是为了公众利益，而非“为保密而保密”，则这次的发牌风波，特首解密确是责无旁贷。

就让我们擦亮双眼，看“维基”如何“解密”吧！

……
上面说的虽是“行会的保密制度”，但实际上的黑手还是在政府。
（三）
下面就看看政府的黑手是如何运作的。
网文《美国媒体是如何将政府逼疯的》指出：

1969年，美国国防部写出一份关于越战的绝密报告，总共7000页/47卷的“五角大楼文件”，一共只印了15份，全部编号，是国家最高机密级别。
1971年，其中一个接触到文件的人，把文件复印，并且交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精心策划了一番，从6月13日开始连载“五角大楼文件”，每天整整六个版面，预计共10天。
第二天，国防部震惊了。国防部和司法部立即要求报纸停止连载，说这是对国家安全至关紧要的高度机密资料，并且违反了美国刑法中的反间谍法。《纽约时报》立即发表声明，断然拒绝了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要求，继续连载。并且在报纸上公开叫嚣：政府要求本报停止发表机密文件，遭到本报断然拒绝。
在美国国防部压力下，美国司法部紧急起诉《纽约时报》，希望阻止《纽约时报》继续连载。这里有一个搞笑的细节：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半夜三更开车出去，找到附近的警察局，为证据文件盖章公证。
第三天，法庭紧急开庭，第一次法庭辩论开始，法庭上挤满了各个媒体的记者（看来美国连这种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审理也是公开的）。司法部指控说，这样发表国防部秘密文件，会严重伤害我国的外交关系和国家利益，所以，至少应该命令纽约时报稍微延迟发表这份绝密文件（要求够低的了吧？）。纽约时报反对，说对出版物内容作“预检”，是违法的。
法官作出决定，对案件双方的对错不作任何判断，但是同意发出一个法庭禁令，要《纽约时报》延迟发表剩下的文章。但同时法官拒绝了司法部关于没收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的要求。法官要求双方都回去做准备，过两天再开庭听证。这个禁制令，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份报纸在法庭命令下搁置发表一篇特定的文章。
第四天，《纽约时报》刊登大标题：“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立即在全美引起一片哗然。
第五天，《华盛顿邮报》经过努力也搞到了这份几千页的“五角大楼文件”。众多编辑经过一天一夜的紧急编辑，第二天（也就是《纽约时报》开始发表的第六天），《华盛顿邮报》开始连载“五角大楼文件”。
当天下午，司法部向《华盛顿邮报》打电话，要求不要发表国家机密文件。《华盛顿邮报》断然拒绝。司法部又提出暂缓发表的要求，报社再次拒绝。
两小后，司法部紧急向法院起诉《华盛顿邮报》违反反间谍法，说报纸明明知道这份文件是国家机密文件，可是仍然公开发表。最后，法庭宣布：支持完全彻底的新闻自由，并且批评司法部误用了反间谍法，因为反间谍法的本意从来也不是要提供一种对新闻界实行预检的标准。

司法部立即向联邦上诉法院上诉。上诉法院的辩论在晚上9点45分开始。司法部代表强调，华盛顿邮报是“非法占有”五角大楼文件，他要求上诉庭给政府一个机会。（好可怜啊）
就在法庭辩论中，新一期连载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华盛顿邮报》送到街头。同时，电讯稿也有了华盛顿邮报的样本，也就是说，几分种之内，全国几百种报纸都可以得到这一文件。
半夜1点，法庭宣布，《华盛顿邮报》应该立即停止发表文件。
报社马上开始扯皮。他们立即向上诉庭发出一个请求，要求对裁决作出澄清：你们说的“立即停止发表”到底是什么意思。法官们只好马上作出澄清：既然第二期已经上街，这个命令只适用于第二期以后要发表的报道。
于是，新印出来的报纸就非常有趣了，头版左边是“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而右边则是“联邦上诉法庭命令停止发表有关五角大楼文件”。
与此同时，司法部和《纽约时报》的官司还在打。就在同一时间，这边的法庭宣布了长达17页的判决：完全支持《纽约时报》。在裁决书中，法官指出：政府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文件会危及国家安全。反间谍法禁止传播国防情报，但是并没有把新闻报道包括在内，反间谍法根本就没有提到新闻报道。不过，法官仍然延长禁制令，给司法部一方有时间去上诉法院上诉。
隔了一天后，星期一，司法部与《华盛顿邮报》的官司再次开庭。在听证会上，司法部派来了强大的证人队伍，有军队的军官，国家情报专家等等。可是每当这些证人说哪里是机密内容时，在场的记者就立即反驳说哪本杂志哪张报纸哪一页早有这个内容，这一情报早就被公众了解了。记者无所不知令人叹为观止。法官最后判司法部败诉，并且指出，和政府活动相比，“宪法第一修正案高于一切。”司法部的代表立即冲到楼上上诉法庭。两个小时以后，上诉法庭发布一条决定，定于明日下午两点，上诉法院的全体九个法官将听取辩论。在此以前，华盛顿邮报禁止发表五角大楼文件。
与此同时，纽约的联邦巡回上诉庭决定，纽约时报案将于明天下午两点由上诉法院的全体八名法官听证。在此以前，临时禁制令仍然有效。
就这样，美国新闻界的两大报纸，将由17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同时举行听证，以决定它们和政府就新闻自由与国家机密的对抗，谁胜谁负。
然而就在当天，《波士顿环球报》也得到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复印件，共1700多页。报社立即紧急动员记者，成立了突击专题组开始编辑报道。第一期连载报道在六小时之内就登上了报纸。
第二天早上五点，报社接到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电话，问是不是还会继续刊登连载，回答是肯定的。几个小时候后，司法部长亲自打电话给主编。非常客气地说：“波士顿环球报是不是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暂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呢？”主编回答：“不。我们不能这样做。”司法部随即起诉波士顿环球报。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庭开庭。法官认为，鉴于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有潜在的危险，下令波士顿环球报把五角大楼文件交给法庭保管，在星期五法庭进一步听证以前，暂停发表。波士顿环球报大为震惊，因为对新闻界来说暴露资料来源是一件对名誉伤害极大的事情，他们到法庭据理力争。法官最后同意他们不交出来，但是命令他们把文件复印件放在银行保险柜里，只有两个主要负责人掌握钥匙。
当天傍晚，《芝加哥太阳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随后，位于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鉴言报》以及其他十几家报纸都加入了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行列。从而使得五角大楼文件一案不再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司法部的对峙，而是美国整个新闻界对政府的一场总体对抗。
还是那天（6月22日），下午两点，在华盛顿与纽约两地，联邦上诉法院同时开庭分别审理司法部起诉《华盛顿邮报》和司法部起诉《环球时报》案，两地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到齐。这成为当时全国最引人注目的新闻。
在纽约的上诉法庭，司法部陈述：本案其实就是一个“报纸得到了失窃的对国家防卫至关紧要的高度机密文件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发表它们？”的问题，或者说，“出于保护国家机密的目的，是否可以禁止报纸发表这样的军事和情报机密？”而纽约时报则反驳说，报纸在第一修正案之下的特权高于国会，高于行政当局，也不受司法的剥夺。
司法部说，有国家就有机密，保护国家机密是政府的责任。他说，政府方面的证人已经证明，五角大楼文件中有一些信息是会危及国家安全的。
纽约时报递交了83页长的陈述，用来证明政府方面的证人没有能够证明五角大楼文件里的任何部分是不可发表的。纽约时报还指出，反间谍法从来就只针对通常意义的间谍案，从来没有用于针对新闻和出版。并说以前有人想把反间谍法扩大到新闻界，都遭到了国会的拒绝，认为这是宪法所不能接受的。
在法庭上，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出席并向法庭提供陈述。这是美国上诉法庭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常用做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全国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陈述说，政府的权力不能超越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下级法庭的临时禁制令已经伤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美国民众没有得知他们有权知道的信息。
在法庭辩论阶段，司法部请求法庭明白，“五角大楼文件”是失窃的政府财产，是通过政府雇员的违法失信才来到纽约时报手里的。而纽约时报的形势似乎不太好，最有力的武器说起来很简单：这是一件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件。根据听证过程和法官们的态度，报社预感到此案裁决前景不妙。
另一边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辩论华盛顿邮报一案，司法部派出了空前强大的队伍，联邦总检察长亲自担任司法部一方的代表，此人是最牛的，如果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子中有一方是美国政府，通常就是这个人代表美国政府出庭。
华盛顿邮报和司法部在上诉法庭的陈述，双方的理由几乎和纽约的对阵一模一样。政府方面坚持，新闻界手里的文件是“失窃”的政府财产。而华盛顿邮报方面则坚持，报纸得到消息就有权发表。而不是政府方面说了就算。否则，政府方面大笔一挥，文件都盖上保密章，新闻界就无可奈何了。
司法部则坚持，政府方面也有权力来保护行政工作的完整性。他也提出了政府方面的提议，给政府45天时间来决定什么是可以发表的，什么是不可以发表的。
华盛顿邮报坚决反对。“新闻界必须可以自由地用它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来探明真相。”
到晚上，华盛顿和纽约的联邦上诉法院不约而同作出继续延长禁制令到明天的决定。
第二天，两个法庭继续开庭听取证据。然后法庭休庭长考，准备裁决。
两个地方的联邦上诉法院的17位法官，知道自己身上责任重大，在下判断的时候却都有点犹豫。根据他们对宪法及其修正案的理解，他们都不愿担当“预检”和压制媒体的事情，他们知道从理论上讲，在美国的法律传统下，新闻业是有特权的。消息到了报社手里，那就是报社的事情，政府要保密，只能自己看牢自己的文件。但是，他们从直觉出发，又觉得五角大楼文件是从政府那儿“偷”出来的，不比一般的消息。
纽约的上诉法院最终达成一项妥协，8位法官以5比3作出一项意见书，将案子退回重审，审查司法部一方提出的证据，以再次确定到底有没有什么信息是发表了会危及国家安全的。意见书说，到6月25日星期五，纽约时报就可以随意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中除了司法部一方在法庭上列出禁止发表的内容以外的任何部分。
华盛顿的上诉法院的九个法官，相当一致地支持下级法官所作出的对华盛顿邮报有利的判决。他们在裁决书中指出，司法部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证明对报纸的禁制令是正当的。但是，上诉法院的裁决中同意将现有禁制令再一次延长，以便司法部有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6月24日星期四，纽约时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审查第二巡回法区上诉法院的裁决。几乎与此同时，司法部也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推翻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一反常态，迅速作出了反应。6月25日，经由五位大法官提议，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将接受这两个上诉案，回答所有人都关心的新闻zi由对国家安全的问题。
当6月25日星期五最高法院宣布接受这两个上诉，两案并一案来作出裁定的时候，正好也就是上诉法庭所裁定的时间线，即由司法部提出五角大楼文件中不可发表部分的清单，然后报纸可以发表任何其他部分。
然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们要不要按照这一要求，照着司法部提出的清单，剔除清单中列出的内容，然后继续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中余下的内容？
如果接受这种安排，这等于说，机密不机密，政府说了算。以后，当媒体得到一条新闻或一份内部消息的时候，需要遵循政府部门对此信息的保密分类，如果列为机密，你就不能发表了。这样的安排，从美国人的政治传统眼光来看，就是一种"预检"，就是由政府单方面地无可抗争地确定了什么不可发表。
而报纸现在争的就是这一条：报社自己决定什么是可以和不可以发表的，不受某个特定政府行政部门的约束。民众和政府必须处以一种对抗平衡的态势，才能够保证民众的权利不受蚕食。这种观念在美国成为常识。就象平民说"我不信任政府"，说得理直气壮。
反过来说，如果把能不能发表的判断权全部归于政府，政府盖上一个保密章报纸就不再能发表，权力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政府的这种判断权就可能单方面地膨胀。
考虑再三，最后，纽约时报拒绝司法部提出的不可发表的清单。纽约时报公开声明：“有条件地发表新闻，我们不会这样做。”华盛顿邮报一方，一开始是准备接受这一安排的。但是当司法部把清单交给两家报社的时候，他们吃惊了。
司法部开出的保密清单，是如此庞大繁复，覆盖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大部分。如果按照这份清单的话，文章就会割得所剩无几。
华盛顿邮报原来还有合作打算，现在终于拒绝了司法部的要求。
司法部恼羞成怒，这两家报纸居然都不合作，而且都责备司法部。司法部发表声明说：司法部曾经一再地要求报社向法庭公布他们手上有哪些五角大楼文件，这两家报纸都予以拒绝。如果他们向法庭公布他们手上有什么文件，他们打算发表什么文件，那么我们司法部就会负起这个重担，来逐条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发表的，什么是不能发表的。可是他们不肯公布，而现在反过来责备司法部让他们的工作没法做。
在这个具体冲突上，最集中地表现了，政府和报社对于民众知情权的理解有多么大的差距。看起来好象大家同意的原则是同一句话，“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是不应该公开发表的”。然而对“机密”的判断，政府方面和媒体方面的着眼点完全不同：政府方面是，只要有可能是机密就一定是机密，只要有一部分是机密就全是机密，只要有一刻是机密就长久是机密；而媒体方面是从民众的眼睛来看的，只要民众知道了不会出大事儿的就不是机密，民众有权知道的就不是机密，需要保密的那一刻过了就不是机密。
6月26日星期六早上6点，最高法院的听证开始了。
最高法院的听证过程虽然不经电视或电台转播，却从来就是公开的，公众不论什么身份，都可以去旁听，法庭内只有174个旁听席，但是到了这时，最高法院大楼前已经排了1500个人，都想有机会进去一睹这个历史场合。连一直在最高法院门口摆摊卖明信片纪念品的女士也放弃这个做生意的好机会，排到了队伍里。
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的，代表纽约时报是比盖尔，代表华盛顿邮报是格林顿，代表司法部的仍然是美国总检察官格列斯沃特。
在书面的陈述中，三方重复了他们各自在上诉法庭的理由。
司法部陈述，现在司法部并不想要完全阻挡新闻界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只要求法庭发布一个相当狭窄有限的禁制令。特别有意思的是，司法部第一次公开承认，保密分类是政府行政机构内部的事情，新闻界不受这种方面的约束，就算盖了保密章，报社也可以不管。并且，报纸是怎么弄到这些保密资料的，是偷来的还是拣来的，也跟报纸能不能发表没有关系。
但是司法部指出，此案中涉及的文件，存在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的可能，所以，以往禁止对报纸实行预检，政府只能在报纸发表以后追求事后惩罚，这样的规则对此案没有意义。因为事后即使政府寻求惩罚，对国家的伤害却已经造成。政府必须防止这种伤害发生。
纽约时报的陈述主要是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事前约束"的概念提出强烈质疑。说国会从来没有立法让行政分支用"事前约束"的办法来对付新闻界和防止他们泄露秘密。并且指出：在新闻界和政府之间，政府是强大的，而新闻界只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力量。要保持这两者的平衡是不容易的。对新闻界的压制和削弱，最终必然伤害到宪法第一修正案。
华盛顿邮报的陈述则直截了当地揭司法部的失误，指出司法部在此案进行中的立场和诉求不断在变，一开始甚至要引用反间谍法，而国会在1950年对反间谍法的修正案中，明确点明，不能用此法案来限制和预检新闻界。
最高法院的辩论是非常简短的，一般各方都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包括大法官们随时打断律师的话，节外生枝地提出问题来。有意思的是，到辩论的阶段，三方都表现出一种温和而中庸的立场。
听证在下午一点就结束了，然后大法官们将退到后面去作出他们的裁决。到第三天星期一，首席大法官宣布，原来按日程要闭庭休假的最高法院，现在无限期推迟，一直推迟到此案作出裁决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国会开始有机会接触五角大楼文件，而全国其他的二十来家大小报纸用各种可能在披露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却在继续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
6月30日下午2点半，最高法院宣布它的裁决。除了一位大法官请假以外，最高法院的八位大法官在法官席上落座。
首席大法官伯格简短地宣布了一个没有经过签署的最高法院命令，宣布解除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禁制令。
最高法院并没有对这个案件发出一份裁决书，而是每个大法官各自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这样等于有了九篇意见书，其中六篇的意见是对新闻界有利的，而另外三篇是对政府的立场有利的或者是拒绝发表意见。
大法官PotterStewart的意见书里说：总统和政府有着的无可匹敌的强大权力，唯一能够约束他们的是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所以，警觉的、无所不晓的、自由的新闻界本身，对实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他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雨果.布莱克大法官说：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禁制令，每拖延一秒钟都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冒犯。美国的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只有一个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新闻界，才能揭露政府的欺瞒。最后，他抨击了政府机构的保密观念，他说，国家安全这个词过于宽泛，过于模糊，是不能进入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基础的法律的。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这种做法不会为我们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大法官道格拉斯的意见书里说，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这不是对新闻界实行预先约束的理由。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政府压制新闻界，约束信息流通。他回顾历史说，先辈们确立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为了防止有权势的人，利用早期反颠覆、反诽谤的法律来惩罚信息的传播。政府内部的秘密性，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在维护官僚系统的过错。对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和争辩，对我们国家的健康，至关重要。
大法官布列南认为，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出的临时禁制令就是错误的。在以后的类似案件中，政府必须证明，发表这样的新闻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即地"造成这样的灾难，相当于使已经在海上的船只遭遇灭顶，否则，就没有理由发出禁制令，即使是临时的禁制令。根据这样的标准，在本案中发出的所有禁制令，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大法官哈兰，布莱克蒙和首席大法官伯格投票反对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他们说，最高法院处理此案的时间太急促，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不是绝对的。但是，一个星期后，伯格在对美国律师协会的讲话中说，在新闻界拥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最高法院其实没有分歧。
最高法院6比3的裁决，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难以言说的激动。不管各报在此之前有没有参与报道五角大楼文件，现在都为最高法院的裁决欢呼。即使是过去最胆小的报纸也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通栏大标题到处可见。
在《华盛顿邮报》新闻室，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办公室一片寂静。只看到总编室的编辑帕特森从电报室冲出来，跳上桌子，向同事们大喊："我们赢了！"顿时一片欢呼。
7月1日星期四的上午版，华盛顿邮报开始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系列报道。
在《纽约时报》报社，最高法院将宣布的时候，新闻室里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同事们互相拥抱，又跳又叫。纽约时报总编罗森塔尔说："这是光荣的一天。我们赢了，我们赢得了发表的权利。"纽约时报随后的记者招待会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随后，已经准备好的五角大楼文件系列报道开始继续刊登了。
在波士顿，《波士顿环球报》的五角大楼文件资料都存在银行保险柜里。报社在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作出精心安排，一旦最高法院宣布解禁，他们就可以在银行下班关门以前把资料取出来。报社的一个助理编辑就站在银行保险柜门前等着。消息传到，他立即把资料从保险柜里取出。报社负责报道消防队新闻的记者，有一辆带警灯的车。他带着资料，亮着警灯，飞速把资料送往报社，准备继续发表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
由于最高法院的裁决，“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一案是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报纸业的胜利而告终的，并且成为一个里程碑案件，为此后报纸和政府在"谁决定新闻"的争议上制定了游戏规则：保密是政府行政机构内部自己的作业程序，如果你认为某个信息需要保密，那就管住自己的工作人员，管住自己的文件，不要泄漏；报纸媒体一旦得到信息，就由报纸媒体自己来判断是否发表。新闻自由是媒体的特权，媒体有权自己来判断新闻，并且保护新闻来源。《华盛顿邮报》后来在揭露水门事件的过程中，从白宫内部来源得到重要消息，这一消息来源，过了近三十年，至今没有公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后的年头里，有一系列的案件裁决涉及新闻自由，涉及媒体的行为规则。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公众的知情权和个人的隐私权，商业广告的真实性和媒体的责任，政治广告和政党游戏规则，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反诽谤，新闻手段的合法性和侵权责任，等等，这些问题仍然会产生争议，必须由最高法院来作出裁定。最高法院在平衡和斟酌的时候，仍然明显地把民众的知情权，把新闻自由，把宪法第一修正案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四）
谢选骏指出：《美国媒体是如何将政府逼疯的》一文，标题不当；应该改为《美国媒体是如何将政府变成健康的》（大法官说得对，美国的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只有一个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新闻界，才能揭露政府的欺瞒。最后，他抨击了政府机构的保密观念，他说，国家安全这个词过于宽泛，过于模糊，是不能进入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基础的法律的。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这种做法不会为我们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美国法官的这一看法，不仅适于美国，也适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否则就无法解释美国何以成为头号强国。
有时，故意泄密还有助于增进国家安全。
2016年9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Ash Carter）宣布，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军事部分正进入第三阶段。更重要他还强调，美军掌握了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新武器，会部署亚太地区。剑指中国意谓更加浓厚。
美国2011年推出该战略后，美军第一阶段注重更多的人员和装备投入，2015年第二阶段着重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并努力增强美国在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
第三阶段，美军将更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地区，包括F-35隐型战机、P-8反潜机和升级版的维吉尼亚级核潜舰，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潜舰及太空和网路新技术。
美军部署和发展项目看似琳琅满目，但主要击毁三种力量：一是弹道导弹。二是可发射巡航导弹的载具，包括战机和船舰。三是影响美国“指管通情”能力的工具或技术。
美军终极目标是，战争爆发初始阶段，就让对手没有第一击攻击能力，尤其首先消灭对手弹道导弹。因为弹道导弹速度高达数至十数马赫，到达目标时间短，极难对付。对手中短程导弹，可对付美军基地，更宣称可击沉美军核心力量的航母。长程弹道导弹可威胁美国本土，更可击毁在太空的美国卫星，瘫痪美军优势的指管通情能力。
卡特公布美军第三阶段将部署正在生产的新一代隐型战略轰炸机即针对此，它将优先炸平对手弹道导弹基地、指挥中心。现役P-8反潜机和露面的无人潜舰，负责找出躲在水下的对手潜舰，予以击沉，以防它发射弹道或巡弋导弹。而维吉尼亚潜舰，原先可发射12枚巡弋导弹攻击对手指管通情基地，升级版则可发射40枚，增至三倍有余。
刚部署的F-35战机，除传统作战任务外，更重要是能伴随隐型轰炸机进入对手国境，参与消除对手弹道导弹攻击能力。
至于太空和网路战，美军从冷战时就掌握太空制高点，近来网路战，更成立司令部 大阵仗挑战对手。
而真正让对手担心还在，卡特说的「美军掌握了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新武器」将部署在亚太。
卡特卖这个关子目的，其实在威慑对手，不要挑战美国。
美军到底掌握了那些人们意想不到的新武器？这是关注美军未来战力发展的焦点。目前媒体公布，像具备登山、超负重、行进速度是士兵四倍的机器人。可装载在悍马车的雷射炮。巷战专用、枪管可折弯的步枪。可腾空飞起的军车等。这些是有形硬体。
意想不到的新武器更值得注意的恐怕是软体。美军为了挑战新对手、新环境，发挥新武器威慑，所建构的新作战组织、系统、指管通情等软体，可能才是更可怕的“新武器”。

谢选骏：再论“假游戏规则”

谢选骏：再论“假游戏规则”
（一）
网文《习近平间接泄露“十九大”入常名单？》说，G20杭州峰会，中办主任栗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等全程陪同习近平参加，被认为是“十九大”入常热门人选。
对于十九大入常人选，美国媒体称，十九大常委人数不一定会固定在7人。中共建政以来，常委人数都随着高层政治格局需要在不断变动之中，最近的变动是江泽民退休时为了架空胡锦涛，将常委人数从7人增至9人，习近平上台时又减到7人。因此，如果有需要，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有可能增加或减少常委人数。
除此之外，“七上八下”潜规则也是江泽民当年为骗退李瑞环搞出来的，如果有需要，习近平也可以随时打破。因此，王岐山留任常委可能性比较大。
胡春华和孙政才，虽然作为所谓“第六代”接班的可能性大减，但是二人中至少会有一人入常。因为两人都紧跟习近平，对习近平会有助力，而不是相反。
还有，十七大时李克强一次性晋升政治局和常委会，十九大上，“习家军”中够资历的地方大员中，也有可能会有一两人沿用李克强模式，从中央委员直接晋升政治局常委。
汪洋、王沪宁、栗战书出席G20备受关注，杭州G20峰会由习近平主持。9月4日，G20杭州峰会开幕式举行，习近平致辞。坐在习近平身后的，分别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等人。
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办主任栗战书与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作为习的左膀右臂，陪同习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与外国元首会见活动。还有汪洋也陪同习近平出席峰会。
G20峰会期间，习近平分别与数十名国家领导人会谈。据中共官方报导，王沪宁与中办主任栗战书几乎陪同习参加了所有的会见活动。
此外，汪洋除了在G20峰会开幕式上坐在习近平身后，还陪同习近平分别参加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见活动。
多家媒体此前曾报，如果中共“七上八下”的潜规继续维持，目前政治局的25名成员，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到了明年11月时尚未届满68岁的包括：王沪宁、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源潮、汪洋、张春贤、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及韩正12人。
如果常委会总人数仍然维持7人，那么这12人中只能有5人得以入常，形成了“12抢5”的局面。
其中7人入常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汪洋、王沪宁、栗战书、胡春华、孙政才均是入常热门人选。
此次汪洋、王沪宁、栗战书三人随同习在G20峰会亮相，外界猜测其入常可能性最大。

（二）
1988年10月16日，谢选骏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如下：
有朋自阿姆斯特丹游学归来，言及西欧各要埠麻醉品秘密市场已渐入当地的华人帮会和意大利MAFIA（即黑手党）之手，他们平分秋色，井水不犯河水，把其他秘密组织挤出了这一市场。这是令人惊讶的。但这并不令人奇怪。
意大利记者路易吉·巴尔齐尼的《意大利人》，以研究意人利国民性为宗旨，这对热衷于探讨自身国民性和文化传统但又很难得出一致结论的当代中国读者，无疑会激起兴趣并触发共鸣。可巧的是，意大利作家也很少能写出他们的国民性，尽管这在民间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在火车厢里，路旁，咖啡馆里，报社编辑部里，人们总在不停地争辩：“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无怪作者感叹：“我一生都在参加这种无休止的辩论。我听到无数的说法，但从来没有肯定的结论……”这与改革潮里的中国人有惊人的相似。
近代意大利是西欧最落伍的国家之一，这种国际压力迫使他们反思传统即反思自身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例如，在其他国家，也有伟大人物遭受迫害、以致被杀的事件，“但哪里的迫害也不像意大利这样武断、持久和坚决。”马基雅维利被禁闭，现代思想之父维柯贫困终生，但不被流放，伽利略蹲了大狱，康帕内拉在土牢里过了半辈了，布鲁诺在群众欢呼中被害，1799年那不勒斯的爱国者们被绞死，李思佐被乱石击毙。这种有系统地消灭优秀人物的传统，中国读者是不会陌生的。远的不说，光是那些极左的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以收拾出头鸟为归依的呢？形式变了，实质则一：为满足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毁了民族的脊梁。这在其他国家恐怕不那么多见。这是两个古老民族的故事：它讲了西欧最古老的民族和东亚最古老的民族的命运。这命运是：优秀人物遭到了严峻的社会报应。这里遵循的是与自然界中“优胜劣败”的法则恰恰相反的某种社会准则：“劣胜优败”！
其要害不在于“野蛮”而在于熟透得近乎溃疡的文明机巧。历史似乎为这两个富于古老智慧的民族留下了一笔值得清理的遗产。
不能把社会生活理解成一场有组织的横向斗殴，正如人类历史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纵向屠杀。而使社会免除混战与活动的要素，就是确立超乎单人与集团利益之上的普遍游戏规则，并且尊重它，遵循它。这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游戏规则的确立，使社会生活宛如一场有序的棋局而非无序的厮斗，其中可以有竞争、对垒、甚至拼搏，但这一切都必须严格限制在公认的FAIRPLAY以内。但我们的现实生活则缺乏游戏规则，甚至连学术界和批评界也不能免俗。朝三暮四的假游戏规则盛行，结果被用作针对人的“武器”。举个例子，有些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就用了假规则：它的要点是看要房对象来临时制订分房规则，结果每一次分房的规则都要翻新，而得到住房的却总是那些人。制定规则的人一次次得房，遵守规则的人一次次无房！假的游戏规则是破坏社会公信力的最大元凶，它奖励了痞气横行，造成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
在那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朋友看来，仿佛秘密社会的强盛，也可以构成一个民族某种程度的自豪。其实，帮派至上的心态对社会游戏规则的践踏，恰是促成社会衰落的重要因素。美国人可能奇怪，意裔居民在受到侮辱后，为什么不去法庭起诉，却求助于黑手党人来复仇。这种疑惑正表明了不同的社会心态与社会实情间的隔膜。实际上，意大利黑手党和华人秘密帮会的土壤正是滋养他们的人情社会（与法治社会相对立）。它缺乏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便等于鼓励人们寻求规则以外的手段与“关系”以解决问题。这便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假游戏规则──找关系解决问题──一场阴谋混战”。还要加上巧言令色和动机伪装。
假规则的泛滥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内耗。大量精力浪费在不断建立、玩弄、破坏规则的假游戏规则。找关系解决问题成了帮派意识的强壮剂，这是以分裂社会整体结构为代价的。
巴尔齐尼还发现，“封建主义”作为一个道德观念是与意大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封建形式作为外国的时髦被接受了，但它的精神（如骑士精神）却“流于一种文雅的消遣”。这里没有亚瑟王的骑士宣言，也不存在巴亚德那样无所畏惧的武士。
这一分析，使人想起当代中国人在谴责“封建主义残余”时，实际上是把封建主义与家天下、无法无天、人欲横流、以权谋私等同了起来。
而传统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游戏规则却无人理会。这种谴责结果成了某种对现状的高级辩护，它使人对游戏规则所受到的新近创伤完全麻木不仁了。把中国秦朝以后的社会生活中本就欠发达的游戏规则，当作封建主义和万恶之源而口诛笔伐，并未导致新的游戏规则，而只解脱了践踏游戏规则者的内心不安。仿佛破坏了规则，阿Q也就“革命了”，社会也就找到了通向天堂的正确阶梯。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无序的荒漠。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已经认清，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置游戏规则于尊位”。破坏规则，是最严重的社会破坏；而培植尊重规则的风尚，已被证明为最首要的文化建设。这规则不是抽象的道德规范，而是可见的行事依据。
费厄泼赖应当立行。
（三）
2012年7月1日，谢选骏发表《假规则与潜规则》，指出“假规则”与“潜规则”的异同：
1、“假规则”与“潜规则”的不同：“假规则”是为了某个预定目的而临时制定的成文规则，用完以后就作废的“一次性产品”，“潜规则”则是经常发挥作用的、但却并不成文的社会规则。
   
2、“假规则”与“潜规则”的相同：“假规则”与“潜规则”虽然有所不同，但却都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假规则”是“有意识的理论脱离实际”，“潜规则”是“无意识的理论脱离实际”。
   
3、不论综观人治的中国社会，还是横贯没有法治的中国社会，“假规则”其实都是作为“潜规则”的一项重要内容而频频出现的。与此同时，“潜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普遍的规则、社会的规范，虚化为“假规则”，也就是随时制定自己需要的规则与“成文法”，表面上按照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在行事，实际上在利用成文法贯彻习惯法（潜规则、不成文法），以此达到假公济私的目的。
   
（我1988年10月16日发表在中国《光明日报》上的《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一文，提出了“假规则”这一概念，并据此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实况。）


（四）
1988年到2012年、2016年，二十八年过去了，历历在目。
中国在社会硬件上天翻地覆，在社会软件上依然牛步，殊少改变。
在本文的议题上，共产党中国是从“假游戏规则”概念生出了“潜规则”概念，让不法手段变得更加无孔不入了。

谢选骏：六朝乱世绝响并非欧洲文艺复兴

“乱世绝响：六朝艺术，三至六世纪”的主题艺术，于2016年9月30日起在纽约展览，展出100多件中国六朝时期的陶瓷、雕塑、书法和绘画作品，其中许多是近年来出土的考古发现。绝大多数艺术品都是首次在美国展出，其中有不少甚至从未在中国展出过。
27日的媒体预展中介绍，“乱世绝响”以檀香山美术馆为首站，于今年4月至8月在夏威夷展出。“公元三到六世纪的六朝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六朝乱世中，艺术家们的非凡成就与智慧奠定了其后历代的中国艺术瑰宝，也影响了日本和韩国的文化艺术。”过去20年间，考古发掘出的各类六朝艺术品，也在不断提醒人们去了解这乱世400年间的历史与文明，并讨论六朝时期的艺术精髓。
……
“乱世绝响：六朝艺术，三至六世纪”，这个题目取的好。
可惜的是，其中说“公元三到六世纪的六朝……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确实搞错了对象，把“六朝”这个类似于东欧半壁江山拜占庭帝国的秦汉南边半壁江山的六朝（东吴、东晋与宋齐梁陈），错当成新文明开端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了。
在中国历史上，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提并论的，乃是新文明全面展开的唐宋时期，那时第二期中国文明达到了鼎盛阶段。
众所周知，六朝正如拜占庭帝国，正如北朝类似于欧中世纪……那时，西欧与北朝的确种下了新的要素，但其收获，却要再过一些日子。

谢选骏：进化论无法解释人类为何毛发稀少

谢选骏：进化论无法解释人类为何毛发稀少

网文《为什么人类的身体几乎没有毛发？》说，毛发减少是人类进化的一部分。
（谢选骏指出：但是，真的如此吗？）
（一）
仔细观察你的亲友，甚至陌生人。有没有发现奇怪的地方？
不要观察他们的大鼻子或奇怪形状的眉毛。看看他们身上的毛发——或者哪里不长毛。
这可能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身上毛发较少。但是当我们把自己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和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猿类相比时，我们会惊奇的发现人类是唯一毛发如此稀疏的哺乳类动物。
和毛发浓密的黑猩猩、倭黑猩猩以及所有其他的灵长类不同，人类的皮肤大部分都是裸露的。这是我们进化的结果，尽管毛发有它的好处：它可以隔热、保暖、保护皮肤，某些情况下还是一种有用的迷彩。既然它有这些优势，那么为什么人类在进化中失去了大部分的毛发呢？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第一个告诉公众人类起源于像猿类一样的祖先的人。他也奇怪为什么人类的毛发如此稀疏。
（谢选骏指出：这说明，“进化论对此无解。”）
“没有人认为皮肤裸露对人来说有任何直接的好处；所以，人体不可能是通过自然选择失去了毛发，”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写道。
他提出我们失去大部分毛发是性选择的结果：我们偏好毛发较少的异性，所以毛发较少的人变得更为常见。
但是，这不可能解释一切。在出现对少毛发人的偏好之前，首先人类要开始失去毛发。人类最早的祖先人族（hominis）长得像猿类。毛发对他们来说很有用，可以帮助他们在寒冷的夜晚保持温暖。
一定是出现了某种力量，推动人族在进化的过程中失去毛发。

（二）
数百万年前，几个人族族群在地球上迁徙漫游。它们包括320万年前的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也就被称为著名的化石“露西”的族群。
这些人族长得像猿类。露西非常像黑猩猩，除了她可以直立行走，脑子也稍微大一点。她的皮肤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但是她很可能毛发浓密。
不过，在两三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在空旷的平原上居住。这就意味着每天他们要经受数小时炽烈的阳光。
大约同时，他们开始捕猎，吃更多的肉类——而空旷地的猎物更多。人类迁移至空旷地区可以解释人类的毛发为什么会减少。
1990年代，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它可以计算出人族在空旷地带生存需要减少多少毛发。如果大脑的温度过高，人族的思维过程会受损。
（谢选骏指出：这难道意味着草原和沙漠地带的人思维最发达？难怪他们老是能够发动袭击，毁灭森林边缘的农业民族。）
如果人族身上长满毛，他们就无法快速散热。惠勒的推理是发生了两个相关的变化，让我们的祖先保持较低的体温。
其中之一是直立行走。这意味着只有上半身被阳光直接照射到。但是，人族也开始长距离奔跑。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追逐大型猎物直至它们筋疲力尽。但是这也可能导致他们体温过高。为此，他们需要减少毛发——以帮助排汗。
人族与黑猩猩一样体毛繁盛，无法承受中午强烈的日照。因为无法打猎或觅食，他们就只能躲在树荫下，浪费数小时宝贵的时间。同样道理，现代的黑猩猩也躲在森林的树荫里。
而与之相反，英国牛津大学的塔玛斯·大卫·贝雷特（TamásDávid-Barrett）说，原始人可以通过排汗来“散热”，这一能力帮助他们在中午也可以活动。
“能够花整个中午寻找伴侣或与敌人战斗成为他们的巨大优势。”他说，“排汗是前提，而高效率的排汗就需要身体大部分地方没有毛发。因此，排汗成为一种有用的功能，而减少毛发也变得有用。”
按照理论，人类依靠体毛少和排汗旺盛的优势可以延长捕猎和追逐富含营养的大型猎物的时间，这最终帮助我们获得所需能量，促进大脑的发展。
（三）
如今，人类是现存排汗最旺盛的灵长类动物。我们有500万条汗腺，又名外分泌腺。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帕克校区（University Park）的人类学家妮娜·加布隆斯基（Nina Jablonski）的估计，人类一天最多出汗12升。
加布隆斯基说，虽然其他灵长类动物也会出汗，但是它们的汗腺密度比人类低很多。接近人类汗腺水平的少数几种动物也是因为同样原因进化的结果。
比如，热带地区身手敏捷的赤猴就拥有大量汗腺。“它们之所以拥有相对高密度的汗腺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保持凉爽。”加布隆斯基说，“不过，它们并没有达到人类的程度，并没有失去大部分体毛。”
然而，在惠勒提出了他的观点后，我们发现人族早在进入空旷环境生存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直立行走。露西可以直立行走，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气候变化，迫使人族进入森林较少的地区生存。
这就意味着直立行走可能并不是毛发减少的主要原因。人族尚未开始大量奔跑。
然而，直立行走在人类向炎热、空旷地区迁徙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便利条件。
直立行走以及最终的跑步能力后来成为人捕猎和躲避肉食动物的重要优势。此时，直立行走有可能促进了毛发减少，反之亦然。
“你的毛发越少，双足站立的优势就越大。而你直立的时间越长，你减少毛发所得的优势就越大。”大卫·贝雷特说，“这两个因素可能是互相促进的。”
（谢选骏指出：这是否意味着，多毛的白种人双足站立的优势比不上毛少的黄种人和黑人？多毛的北欧人双足站立的优势又比不上毛少的地中海型人？）
那么，关键问题就是人族何时开始认真跑步的。一支已经灭绝的人族的身体结构表明他们非常适合奔跑。
180万年前，地球上首次出现直立人（Homo erectus）。他们双足站立，脑容量超过了他们的祖先。直立人也是首批冒险离开非洲的人类，他直接是我们的祖先。
这符合加布隆斯基的观点。“毛发减少和汗腺增多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开始进行，都发生在人属（Homo）早期的进化过程中。”
关键在于直立人的身体为奔跑进行了大量的调适。他们的跟腱很长，这是黑猩猩和大猩猩所没有的，细腰和窄肩让他们的身体和头部可以独立摆动。
到此为止，情况开始变得明朗。不过，排汗降温的假设还存在一个不符合大卫·贝雷特的观点的瑕疵。
惠勒早期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夜间温度骤降时人族如何保暖。假如没有毛发，他们将无法抵御寒冷。
2016年5月，大卫·贝雷特和他的同事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人类进化期刊》（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上发表论文，试图解释这一问题。
他们认为，没有毛发的人族需要通过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来熬过晚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祖先需要在白天吃卡路里丰富的食物来支持身体。
大卫·贝雷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必须开始规律食用煮熟的食物。
（四）
根据哈佛大学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首先提出的讨论较多的假设，人族在200万年前就开始烹煮食物。兰厄姆试图通过这一假设解释人族获得这么大的脑容量的方法，但是他的观点同样也可以解释我们的祖先在没有毛发的情况下如何熬过寒冷的夜晚。
大卫·贝雷特说，假如人族已经开始烹饪，他们就肯定已经会使用火。火不仅可以改善他们的饮食，还可以提供热量，让他们在夜间取暖。
不过，这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烹饪的出现确实如兰厄姆所认为的那么早。没有考古学证据证明人族在200万年前就开始使用火。2016年3月发表的一个研究认为50万年前烹饪才普及。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排汗假设仍然是解释人类失去毛发的首选。不过，也存在其他一些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早期很多时候在水中活动，他们像海象和鲸鱼一样需要无毛的皮肤以便提高游泳的效率。不过，这一“水中猿类”的观点基本不可信。一个漏洞就是水中有毛皮的生物也可以正常游泳：比如带有毛皮的海豹和水獭。
（谢选骏指出：那么热带丛林里的大型动物为何没有褪毛？）
另一种观点认为，毛发减少是为了消除寄生虫。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并未解释为什么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毛发得以留存。
然而，在过去的20年间，科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一个新的证据来源：遗传学。
200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MC1R基因的一种变异早在12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已知该变异与深色皮肤有重要关系。
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裸露的肌肤只有在频繁暴露在光热下才会变黑。第一批无毛皮肤很可能是粉色的，后来热带的阳光迅速将其变成深色皮肤。MC1R变异的存在说明我们的祖先在120万年前就能够开始皮肤变深和毛发减少的过程。
进一步的证据来自虱子。200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对寄生在人毛发中的虱子的进化过程进行探究。他们发现在头发和阴毛里生存的虱子分属两类，它们的分化时间是118万年前。
“我们的假定是这两种虱子之间隔着大片的裸露皮肤。”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戴夫·威尔金森（Dave Wilkinson）说。所以，虱子的分化反映了人类胸毛减少的现象。“这一推测并不比其他推测更有可能。”他说。虱子分为两种也可以是因为“远古人类与较新近人类发生了直接的身体接触。”
（五）
所有关于毛发减少的研究都存在的一大难题是其基因根源仍未解开。遗传学无法彻底理解外分泌腺是如何形成的。
他们现在正在一步步靠近真相。2015年，科学家通过对老鼠基因的细微调整表明汗腺的产生与毛发的产生有密切关系。
“从发育过程来看，在胚胎期，这些组织都来自皮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作者亚那·坎贝罗夫（Yana Kamberov）说，“它们接受的指令来自同一个源头。皮肤可以决定生长汗腺或是毛发，它们的生长空间也是一样的。”
亚那的团队作出了关键的发现，汗腺和毛囊的生长呈负相关。当某一种基因高度活跃时，老鼠的汗腺就多于毛发，而当这一基因不活跃时，老鼠的毛发较多，汗腺较少。
其中的细节仍未确定。“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坎贝罗夫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是毛发先减少，随后汗腺才开始扩展；还是两者同时进行。”
不论如何，坎贝罗夫的研究说明惠勒一直都是正确的，至少在总体上是这样。毛发减少与我们的排汗功能有密切关系，甚至在基因层面也是这样。这又关系到我们的奔跑能力和捕猎大型动物的能力，并最终与大脑的进化有关。
现在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你身边毛发较少的朋友了。毫无疑问，人类的毛发出奇的少。但是似乎这不只是进化中的意外：它关系到我们成为人的进化过程。
（谢选骏指出：与其说“毛发减少不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不如说“人类进化是毛发减少的结果”。如果说是“遗传学决定了这些”，那等于说“上帝决定了这些”。）

谢选骏：我看“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遐龄兄：你好！
环顾中外，你的“三文明模型说”一枝独秀，一扫李鸿章等人以来“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迷雾，可以与我“第三期中国文明说”互相印证。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蒋廷黻之辈只能读懂“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浮词推诿，不能理解“一千五百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自南北朝以来之事实展现……

第一，从“三期中国文明说”去反思理解“三文明模型说”：
“中国传统文明”即为“第二期中国文明”，是魏晋开始酝酿的，在秦汉中国本土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吸取佛教和西域文明的结果。最后到明清，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所以说，李鸿章之流不该说“三千年未有”，只该说“一千五百年未有”（五胡乱华以来未有）。而如果比照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威胁而言，则该说“旷古未有”，因为现代的科技文明确实是旷古未有的。
第二，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去分析理解“三文明模型”：
“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是全新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也不过短短几百年。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则是半新的，这不仅因为东正教古老，比天主教包含了更多的东方元素，例如政教合一、尊崇帝王等等，而且因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有比较东正教还要古老的传统，那就是自从西周的猃狁、战国的胡人、秦汉的匈奴、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与宋明对峙的辽金元清的北方军事集团，所以号称“白色蒙古”。所谓俄罗斯人，就是鞑靼化（突厥、蒙古）的俄罗斯人，相比而言，没有遭到鞑靼混血的相对纯种的俄罗斯人，就是“白俄罗斯”人。但是最后兼并东欧北亚的，却是这个鞑靼集团。此外，这个鞑靼化的俄罗斯—苏联集团，还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开始不断推行强制西方化，并一切二流的科技和武器蚕食中国甚至入主中国。在1950年代，还一度把中国大陆变成了它的卫星国。
第三，综合上述多种因素，显然，“三文明模型说”对于理解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很有帮助的。“三文明模型说”也是理解分析“第三期中国文明”当前阶段的重要指南。


附释之一：


所谓“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吸取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之后产生的新文明，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吸收过程里，由于满清的阻碍，日本填补了真空，所以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驱”，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言，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为什么说“满清的阻碍”，因为清末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反作用力，是明末时期所没有的。明末中国比清末中国，远为自由，可以自主吸取西方文明。）



附释之二：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然后形成彼此的文明幹支，或曰然后彼此形成文明的幹支。视自己为幹流，视他者为支流。其实在“文明各行其道”中，形成了文明的交汇。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才是实况，而独尊真理，只是理想。例如上述“三文明”本身，各自也是二元的乃至多元：
1、“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包含了天主教的底子，日耳曼人深受拉丁人的同化。
2、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自鞑靼、西方的杂交。
3、中国传统（文明）是中华与佛教、中原与西域互动的产物。
不赞同这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了。“中国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独尊自由主义”的独断论。



附释之三：


“中华文明从来没有真理概念”，在我理解，就是尊重事实也就是尊重感官经验。
以真理替换了天理，也就是用理想去改造事实，这是“外生型文明”的特点之一。“真理”不仅为中国人拒绝，也被罗马人不解：判决耶稣死刑的彼比拉总督就质问耶稣真理为何？耶稣实际上告诉他“上帝之子就是真理”。这是神的启示，彼拉多这个高干理解不了。至于近代华人所说的“真理”，则能形同“教条”矣。


原文附录


谢选骏：三文明模型（谢遐龄）之得失
——兼论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三文明模型”是谢遐龄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观察解释现代中国，并据此可以制定相应的社会对策。
所谓“三文明模型”，是指“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汇入中国传统（文明）。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下面一一述及。
（一）
在《“三文明模型”视角下看现代中国》一文中，谢遐龄指出：
“古今中西”这一惯用的“两文明模型”有缺陷，因而提出中华文明是三种文明汇合而成的“三文明模型”，即西方新教自由主义和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汇入中国传统。运用该模型，他从社会结构、人格性、中国传统三个角度，对比联系三大文明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不仅让听众看到了当下中国如政党、法律等实际问题的文化渊源，同时也追溯到其思想源头即无执和坚执，谢遐龄认为这是“伦理社会、理性社会，还有人格性问题的根据”。在解读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哲学与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性。
面对三个文明冲突激烈的现状，谢遐龄依然坚持“中华文明未来发展道路就是三个文明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来寻找”，而融合更是一种挑战，需要哲学反思，同时也需要心存敬畏。
互为异质文明的苏俄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三文明模型”：
谢遐龄认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古今中西”模型是不全面的，忽视了近代汇入的一个大支流即苏俄文明。人们或者将其归入西方文明；或者视而不见；也有将其划归中国传统的。
他以汤因比的方案为启发依据，认为苏俄东正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两种文明类型。虽然他认为新教和天主教也应加以区别，施于中国的西方文明影响多半属于日尔曼民族，是新教国家；而拉丁民族大体是天主教国家。“一个是从现实的感悟，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汤因比的文明划分”，由此，谢遐龄向听众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文明观“三文明模型”即包括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
对比之下，苏俄文明与中国传统似乎较易融合。
（二）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就属于隔膜者和质疑者。
谢选骏认为：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的质疑与隔膜，主要来自对于一个事实的思考：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其本土和绝大多数卫星国里，已经流产，在中国及其附庸国（朝鲜、越南）里也运转不灵，近乎名存实亡，何以与其它两文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相提并论？这是其一。
其二，当今西方文明除了“西方新教自由主义”，还有天主教集权主义传统（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拉丁国家的集权主义力量也较英美、北欧为强），在这种意义上，东正教国家也日益进入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最近有的乌克兰，较远的则有希腊。此外即使“各民族的大监狱”俄罗斯帝国，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也日渐西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源头也在德国甚至英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原产地）……
这样的观察之下，不免对“三文明模型”产生了质疑。至少是产生了隔膜。
在隔膜者和质疑者看来，“三文明模型”大可不必为了迁就中国目前的军事管制状态，而为“尊者”讳，而迫使笔杆子的思考，服从枪杆子的指挥。
更有甚者，还会认为所谓“三文明模型”，抬高了已死的或垂死的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相抗衡，其实是在为残存的共产党专政寻求合法性辩护，企图给他益寿延年……甚至，是在使用学术研究追认暴力征服，为军事管制中国进行涂脂抹粉。殊不可取也。
（三）
不过，对“三文明模型”的赞赏者，则反对隔膜者和质疑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有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一枝独秀”的奇怪现象。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明显的存在；对它无法视而不见，也不能存而不论。
这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所提出的“事后聪明”。在我看来，这多少类似于“成王败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说是难以为继。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可能看到一种不同于“事后聪明”的景观，那就会看到“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的选择题。
1、中国国民党何以一再败北
中国国民党一个“堂堂中国大党”，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台湾民进党”？
无他，主要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汉人党”，在台湾错综复杂的族群状态下，中国国民党始终无法代表多数人利益。
2、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中华民国一个“堂堂大国”，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日本”和“红色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无他，主要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汉人国家”，成立伊始就遭到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叛离，在分裂状态下，抵御不了统一外扩的日本和共产国际的渗透。与中华民国相比，其前任满清的统治集团不是汉人，故能组成满汉二元帝国；其后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来源也不是汉人，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故能蓄积庞大的能量。
3、满洲以及辽金元诸朝的二元帝国
满汉二元帝国不是满洲人的发明，而是袭自北魏、辽、金、元等“畜牧——农耕”二元帝国。他们统治汉人用的是儒家法家甚至道家，但其权力结构却得利于萨满教的原始和军事统治的残暴。这一组合虽然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却可以进行历史研究比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元性质
如果从上述角度观察，“三文明模型”用来分析共产党中国（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中称之为“现代北朝”）的社会，不无道理。
“三文明模型”，在我理解就是传统中国的“二元帝国”再加上一个西方文明。当然，现在的“传统中国”，不再是“满汉二元”，而是“苏俄华人二元”；他们不是八旗，而是“红二代”，也称为“黄俄”。如果黄俄们愿意西化，则“三文明模型”可以融合，如果黄俄们不愿西化，则“三文明模型”无从融合。
（四）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原属隔膜者和质疑者，现在如果通过上述的理解，则可以变为一个有条件的赞赏者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文明模型”不仅解释了中国的现实（包括现代南朝台湾），也合乎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这一线索，也就指引了中国的未来。

謝遐齡答謝選駿——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謝遐齡答謝選駿——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選駿：很高興你注意我提出的三文明模型、並給予評論。你對三文明模型的瞭解相當準確。不過我還須補充一點：這個模型的理論基礎是文明幹支論。當前的中國，看作中華文明，是一個綜合體。好比長江自源頭奔流入海，不斷有支流匯入，有榦流，有支流，到入海口完成了長江之整合。當前的中華文明好比入海口處的長江綜合體。三文明模型用於晚清以來的情況，當時的“江流”，匯入兩大支流——西方文明、蘇俄文明。此說並未否認此前有各種文明匯入，僅僅是不把它們放在硏究範圍之內。這個說法有個重要的地方——主張本土傳統是榦流。我說的磨合，是以本土傳統為主幹的磨合。

　　你講到的質疑者，我認為是未正面理解三文明說。質疑者顯然是受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也即受了蘇俄文明的影響，在史學硏究中首先從政治意義着眼。對於這樣一個試圖正確理解現實狀況的純學術性的理論方案，疑神疑鬼，上綱上線，往政治上扯。由此可見，論者認為三文明模型高估了蘇俄文明影響是不正確的，因為他們自己體現的正是蘇俄文明影響。

　　文明，是個整體性概念，其內涵包括精神實質、社會結構、政治經濟體制等方面。確實，要等某個文明之精神實質充分展現為結構與體制，我們這些硏究者才可能透徹瞭解。硏究總是事後發生。重要的是必須取實事求是態度，也即價值中立態度——不以一己好惡摻入分析過程。不同的人有各自立場是很正常的。每個人都有權利。我主張的是在硏究時要儘可能做到實事求是，搞清楚情況，找到脈絡、規律；至於硏究清楚之後採取什麼立場，各從其志，與硏究無關。過去的論戰，對方論點尚未弄懂就開始扣帽子、打棍子的作風，是源於東正教－列斯主義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遺存。

　　基督教文明與東正教文明有個共同點，那就是自命代表真理、正義，其餘人類是異教徒。中共歷史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作風，正是從蘇俄傳入的。目前我國的論戰中，此種作風仍然盛行。儘管西方文明、蘇俄文明同樣傳入中國社會，但目前中國社會上述作風，並不來源於西方文明，而是直接來源於蘇俄文明。

中華文明從來沒有真理概念。中華文明核心思想是天道、仁義。天道常常改寫為天理。近代以來的思想演變之一是偷偷地以真理替換了天理。真理以邪惡為對立面；衍為排斥其他文明、力圖強迫其他文明改宗。天理則主張道並行不悖，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谢选骏：我看“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遐龄兄：

    环顾中外，你的“三文明模型说”一枝独秀，一扫李鸿章等人以来“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迷雾，可以与我“第三期中国文明说”互相印证。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蒋廷黻之辈只能读懂给“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夸大之词，不能理解“一千五百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自南北朝以来之事实展现……

 

第一，从“三期中国文明说”去反思理解“三文明模型说”：

    “中国传统文明”即为“第二期中国文明”，是魏晋开始酝酿的，在秦汉中国本土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吸取佛教和西域文明的结果。最后到明清，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所以说，李鸿章之流不该说“三千年未有”，只该说“一千五百年未有”（五胡乱华以来未有）。而如果比照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威胁而言，则该说“旷古未有”，因为现代的科技文明确实是旷古未有的。

    第二，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去分析理解“三文明模型”：

    “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是全新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也不过短短几百年。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则是半新的，这不仅因为东正教古老，比天主教包含了更多的东方元素，例如政教合一、尊崇帝王等等，而且因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有比较东正教还要古老的传统，那就是自从西周的猃狁、战国的胡人、秦汉的匈奴、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与宋明对峙的辽金元清的北方军事集团，所以号称“白色蒙古”。所谓俄罗斯人，就是鞑靼化（突厥、蒙古）的俄罗斯人，相比而言，没有遭到鞑靼混血的相对纯种的俄罗斯人，就是“白俄罗斯”人。但是最后兼并东欧北亚的，却是这个鞑靼集团。此外，这个鞑靼化的俄罗斯—苏联集团，还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开始不断推行强制西方化，并一切二流的科技和武器蚕食中国甚至入主中国。在1950年代，还一度把中国大陆变成了它的卫星国。

    第三，综合上述多种因素，显然，“三文明模型说”对于理解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很有帮助的。“三文明模型说”也是理解分析“第三期中国文明”当前阶段的重要指南。

 

附释之一：

 

    所谓“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吸取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之后产生的新文明，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吸收过程里，由于满清的阻碍，日本填补了真空，所以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驱”，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言，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为什么说“满清的阻碍”，因为清末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反作用力，是明末时期所没有的。明末中国比清末中国，远为自由，可以自主吸取西方文明。）

 

 

附释之二：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然后形成彼此的文明幹支，或曰然后彼此形成文明的幹支。视自己为幹流，视他者为支流。其实在“文明各行其道”中，形成了文明的交汇。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才是实况，而独尊真理，只是理想。例如上述“三文明”本身，各自也是二元的乃至多元：

    1、“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包含了天主教的底子，日耳曼人深受拉丁人的同化。

    2、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自鞑靼、西方的杂交。

    3、中国传统（文明）是中华与佛教、中原与西域互动的产物。

    不赞同这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了。“中国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独尊自由主义”的独断论。

 

 

附释之三：

 

    “中华文明从来没有真理概念”，在我理解，就是尊重事实也就是尊重感官经验。

以真理替换了天理，也就是用理想去改造事实，这是“外生型文明”的特点之一。“真理”不仅为中国人拒绝，也被罗马人不解：判决耶稣死刑的彼比拉总督就质问耶稣真理为何？耶稣实际上告诉他“上帝之子就是真理”。这是神的启示，彼拉多这个高干理解不了。至于近代华人所说的“真理”，则能形同“教条”矣。

 

原文附录

谢选骏：三文明模型（谢遐龄）之得失
——兼论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三文明模型”是谢遐龄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观察解释现代中国，并据此可以制定相应的社会对策。
所谓“三文明模型”，是指“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汇入中国传统（文明）。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下面一一述及。

（一）
在《“三文明模型”视角下看现代中国》一文中，谢遐龄指出：
“古今中西”这一惯用的“两文明模型”有缺陷，因而提出中华文明是三种文明汇合而成的“三文明模型”，即西方新教自由主义和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汇入中国传统。运用该模型，他从社会结构、人格性、中国传统三个角度，对比联系三大文明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不仅让听众看到了当下中国如政党、法律等实际问题的文化渊源，同时也追溯到其思想源头即无执和坚执，谢遐龄认为这是“伦理社会、理性社会，还有人格性问题的根据”。在解读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哲学与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性。
面对三个文明冲突激烈的现状，谢遐龄依然坚持“中华文明未来发展道路就是三个文明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来寻找”，而融合更是一种挑战，需要哲学反思，同时也需要心存敬畏。
互为异质文明的苏俄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三文明模型”：
谢遐龄认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古今中西”模型是不全面的，忽视了近代汇入的一个大支流即苏俄文明。人们或者将其归入西方文明；或者视而不见；也有将其划归中国传统的。
他以汤因比的方案为启发依据，认为苏俄东正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两种文明类型。虽然他认为新教和天主教也应加以区别，施于中国的西方文明影响多半属于日尔曼民族，是新教国家；而拉丁民族大体是天主教国家。“一个是从现实的感悟，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汤因比的文明划分”，由此，谢遐龄向听众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文明观“三文明模型”即包括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
对比之下，苏俄文明与中国传统似乎较易融合。

（二）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就属于隔膜者和质疑者。
谢选骏认为：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的质疑与隔膜，主要来自对于一个事实的思考：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其本土和绝大多数卫星国里，已经流产，在中国及其附庸国（朝鲜、越南）里也运转不灵，近乎名存实亡，何以与其它两文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相提并论？这是其一。
其二，当今西方文明除了“西方新教自由主义”，还有天主教集权主义传统（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拉丁国家的集权主义力量也较英美、北欧为强），在这种意义上，东正教国家也日益进入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最近有的乌克兰，较远的则有希腊。此外即使“各民族的大监狱”俄罗斯帝国，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也日渐西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源头也在德国甚至英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原产地）……
这样的观察之下，不免对“三文明模型”产生了质疑。至少是产生了隔膜。
在隔膜者和质疑者看来，“三文明模型”大可不必为了迁就中国目前的军事管制状态，而为“尊者”讳，而迫使笔杆子的思考，服从枪杆子的指挥。
更有甚者，还会认为所谓“三文明模型”，抬高了已死的或垂死的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相抗衡，其实是在为残存的共产党专政寻求合法性辩护，企图给他益寿延年……甚至，是在使用学术研究追认暴力征服，为军事管制中国进行涂脂抹粉。殊不可取也。

（三）
不过，对“三文明模型”的赞赏者，则反对隔膜者和质疑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有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一枝独秀”的奇怪现象。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明显的存在；对它无法视而不见，也不能存而不论。
这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所提出的“事后聪明”。在我看来，这多少类似于“成王败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说是难以为继。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可能看到一种不同于“事后聪明”的景观，那就会看到“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的选择题。
1、中国国民党何以一再败北
中国国民党一个“堂堂中国大党”，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台湾民进党”？
无他，主要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汉人党”，在台湾错综复杂的族群状态下，中国国民党始终无法代表多数人利益。
2、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中华民国一个“堂堂大国”，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日本”和“红色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无他，主要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汉人国家”，成立伊始就遭到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叛离，在分裂状态下，抵御不了统一外扩的日本和共产国际的渗透。与中华民国相比，其前任满清的统治集团不是汉人，故能组成满汉二元帝国；其后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来源也不是汉人，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故能蓄积庞大的能量。
3、满洲以及辽金元诸朝的二元帝国
满汉二元帝国不是满洲人的发明，而是袭自北魏、辽、金、元等“畜牧——农耕”二元帝国。他们统治汉人用的是儒家法家甚至道家，但其权力结构却得利于萨满教的原始和军事统治的残暴。这一组合虽然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却可以进行历史研究比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元性质
如果从上述角度观察，“三文明模型”用来分析共产党中国（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中称之为“现代北朝”）的社会，不无道理。
“三文明模型”，在我理解就是传统中国的“二元帝国”再加上一个西方文明。当然，现在的“传统中国”，不再是“满汉二元”，而是“苏俄华人二元”；他们不是八旗，而是“红二代”，也称为“黄俄”。如果黄俄们愿意西化，则“三文明模型”可以融合，如果黄俄们不愿西化，则“三文明模型”无从融合。
（四）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原属隔膜者和质疑者，现在如果通过上述的理解，则可以变为一个有条件的赞赏者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文明模型”不仅解释了中国的现实（包括现代南朝台湾），也合乎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这一线索，也就指引了中国的未来。

 

谢选骏：从首富到一无所有全靠政府

网文《从186亿中国首富到一无所有 眼看他楼塌了》说，人傻、钱多、政策偏，这是一个迷惑而又矛盾的时代。比如，市场上73%的新三板挂牌企业，一年利润却买不起深圳一套房，是因为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还是房价确实太高？而比房子还贵的是互联网创业公司估值，一家400万年收入的公司，竟能估值到1亿美金，互联网创业泡沫又有多大？
现在的互联网和房地产，和当年的光伏产业何其相似。那个10年时间成就三任中国首富，最后又因为产能过剩、技术薄弱而迅速衰落的造富行业。
近日，尚德集团创始人，当年光伏泡沫的当事者，淡出公众视野三年的施正荣亮相央视某栏目，他在节目中首度表示自己从没想过当老大和首富。从白手起家，到问鼎首富，再到分文不值，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财富的定义不是以金钱来衡量，而是以时间来衡量。
从“施博士”到施总
科学家施正荣，喜欢别人称呼他为“施博士”。
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施正荣，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名师出高徒，施正荣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获得了10多项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明专利。
施正荣不想一辈子都在实验室和写字间里度过，于是他决定回国创业。1999年，他带着光伏项目计划书和笔记本电脑，来到上海技术交易所，台上的他悉悉索索地讲，台下的专家和投资人却一个人都没听懂。
当时施正荣性格内敛，一次他在朋友家吃饭，席间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这位“洋博士”唱首歌，他却唱得磕磕巴巴，十分腼腆，像极了一本正经的学术派。
第二年，施正荣认识了无锡市原经委主任李延人，一个让自己成为企业家的贵人。两人一见如故，决定合作创业，借助李延人在无锡市政府与企业方面的人脉关系，施正荣的光伏梦想开始落地生根。
身份的前后转变，让木讷的他变得口若悬河。几年之后，面对各种高级论坛与学术会议，施正荣皆能应付自如，甚至还有板有眼地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唱锡剧。
他一度被视为科学家向企业家转型的成功范例，他的战略和管理风格：偏执、随意性强以及带有个人学术研究情结。
“从今以后我只花钱”
财富给了施正荣自信，更放大了他的个性。
在尚德成立的头几年，施正荣经常去生产车间，喜欢在食堂和工人吃饭，工资也只领该得的四分之一。2005年，尚德在纽交所上市之后，身价暴涨的施正荣开始变得好高骛远。
他做了两件事情：在上海成立“施氏家族慈善基金”，高调做公益；在无锡新区修建尚德电力总部，其中的一整面全球面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幕墙，成为无锡市的标志性建筑物。
同行都感慨：“去了尚德才觉得自己是乡镇企业。”施正荣希望尚德是一个35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不仅会赚钱，还要高大英俊，为行业做出表率。
施正荣也成了一个好面子的人。只要有一个老外在场，便要求高管们必须说英文，他偏爱那些“简历光鲜、有跨国公司背景和海外生活经验的高管”。
那时候，钱对于施正荣而言，只是简单的数字。他曾经花20万美元包一架公务机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同美国副总统戈尔共进午餐，与英国查尔斯王子谈合作，给自己买了近十辆顶级豪车，见不同人时会开不同的车。
了解他的人说，他留给自己的那一面没有变，变的是给别人看的那一面。2005年底，尚德上市当天，施正荣对友人说过一句话：“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钱，我就花钱。”
成就行业，还是被行业成就
只用了五年时间，施正荣击败一众互联网、房地产和快消品老板，成为中国大陆新首富。
首富光环，众星拱月，“就像成功人士说什么都是对的一样”，施正荣被捧为财富神话。2007年，他被英国《卫报》评为“能够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
尚德的成功，也引发了中国光伏行业的第一波热潮，更被视为海归科学家、开明地方政府和海外资本合作的典范。各地纷纷借鉴尚德模式，引入技术和资本筹建光伏企业和光伏产业园区。
而这一切，让施正荣慢慢变得居功自傲。2008年底，因为海外市场需求量出现下滑苗头，在一次新能源行业峰会上，主席台上的施正荣指着诸多同行大佬和政府官员说：“你们回去要好好反省一下。”
这是施正荣以行业带头人的口气和心态在维护行业秩序，他甚至一有问题就给“大领导”发短信，领导们都被他的“恣意妄为”搞得很烦，但碍于情面又不好直接否定。
时至今日，施正荣仍然觉得是自己成就了这个行业。“以前每年国外的杂志排名，前十名的制造商都是外国的，2007年我们当了世界老大，从此以后的老大全部都是中国人。一个企业的成败不说明什么，你成就了一个行业比什么都最要。”
眼见他楼塌了
2010年，尚德主业开始亏损，到了2012年上半年，尚德的下滑一发不可收拾，平均每天都要亏损1000万元。股价也从顶峰的90美元一路跌破1美元，而施正荣也从186亿身家迅速归零。
1、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尚德的成功，离不开政府。当年尚德创立，是无锡市政府牵线当地8家国企，凑了650万美元入股合伙。后来同样是因为政府的支持，国有股在尚德上市之前选择退出。
当时的政绩观是：高投入就能创造高GDP。打着新能源旗号的光伏行业自然成为地方政府的香饽饽。
地方政府不光为光伏企业提供场地厂房，还做了大量信贷担保。由于光伏发电的成本高于传统能源发电，2011年仅金太阳项目国家就补贴了94亿元人民币。
而尚德的失败，更是离不开政府。因为政府的鼓励机制，导致光伏产业天生畸形，靠补贴发展起来的光伏产业，根本就不是市场化产物。过度投资和非理性生产，更是付出了高污染和高耗能的环境代价。
眼见失控的光伏产业，同银行绑架在一辆高速列车上的地方政府，不得不进行行政干预。救了一个企业，却毁掉了整个行业。
2、90%原料依靠进口，90%产品依靠出口
只靠一条腿，再宽敞的路也容易绊倒。
在尚德带领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光伏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国包揽了前五名。
虽然成绩斐然，却不得不面对“90%原料依靠进口，90%产品依靠出口”的现实，这样的市场倒挂导致光伏产业严重受制于人。
而光伏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价格最高时甚至达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占整个光伏产业链70%的利润。
施正荣不想被人扼住咽喉，也想攀上利益链的上游，再加上当时同行“排着队购买”的恶性竞争环境。他软磨硬泡，天天和MEMC公司（美国知名半导体芯片公司）CEO通电话，才签下为期十年，价值6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但后来由于过剩，多晶硅价格暴跌，导致签长单的企业不是破产就是债台高筑，尚德在2011年赔付了2.12亿美元取消协议。
3、越是产能过剩，越要扩大规模
中国光伏企业“一窝蜂”式的发展方式，是导致寒冬来临最重要的原因。
据悉，当时中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晶硅炉像大炼钢铁一样遍地开花。以浙江为例，浙江省共有光伏企业205家，其中有110家成立于2010年9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涌入者必然导致竞争加剧，中国光伏行业的利润率也迅速从139%下滑到20%。
2011年，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美国和欧洲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作为世界第一大太阳能应用市场，欧洲市场占尚德销售的45%，而美国的惩罚性进口关税，更是让尚德等企业利润急剧缩水。
在遭遇国际贸易壁垒之后，过剩的产能又无法通过国内市场进行消化。
当时正在高速路上飞驰的施正荣并未刹车，他清楚光伏产业其实是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制造业，近几年没有重大技术突破，而竞争拼的主要是成本，只有扩大规模才能降低成本。
尚德一度进行自杀性销售，赔本的同时又扩大产能。可扩大规模又无异饮鸩止渴，这恰恰是产业还不成熟的标志。
是牺牲者还是骗子
有人说，施正荣和尚德是中国光伏产业的牺牲者。
作为行业前辈，尚德具有教科书般的教育意义。而施正荣也是虽败犹荣，尽管尚德破产重组，但他在业内的口碑甚好，更被尊称为光伏教父，他的开创精神鼓舞着行业的后来者们。
也有人说，施正荣是大骗子。
他早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拥有中国绿卡，这个不务正业的“洋博士”，用光伏这个假概念骗中国政府的钱。
2012年9月，尚德破产前夕，无锡市政府向施正荣表示愿意注资拯救尚德，但条件是要用施正荣的个人资产做担保。
“政府撑你，你自己要拿出一个目标和态度来。”施正荣不是没钱，有媒体爆料，他通过眼花缭乱的关联交易，将尚德的大量财富转移到自己名下。比如他幕后控制的亚洲硅业，获得了尚德长达16年期限、15亿美元的无条件支付合约。
但施正荣的态度却是袖手旁观，他知道企业快速做大拥有了一种绑架政府的能力，“我有这么多的职工，你不救我，我就要关门”，于是这位“拯救地球50人”的男人拒绝了该方案。
再加上5.6亿欧元的GSF反担保造假事件，有人认为，施正荣的企业家信用已经彻底破产，在他有生之年，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做成一单生意。
结语
给人温暖的光伏行业死在了寒冬，它的阶段性倒塌，源于财富效应迅速吹胀的泡沫破灭。
如今，昔日的中国首富施正荣复出，说不上野心不野心，也谈不上悲剧不悲剧，只是如今他的名片上印着：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和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排在最后的才是尚德电力创始人。
十几年间风云转变，他仍然愿意和人谈论天气，仍然是在社交场合中略有拘谨的科学家，只是所有人都知道，他还有一个永远忘不掉的亿万黄粱梦。
……
看完上述自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首富到一无所有，全靠政府。
这是官商勾结的必然过程和必然结局。
实际上，盘点三十年来的“中国首富”，不在监狱里，就是破产了。因为他们都是政海傀儡、红顶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