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再论“假游戏规则”

谢选骏：再论“假游戏规则”
（一）
网文《习近平间接泄露“十九大”入常名单？》说，G20杭州峰会，中办主任栗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等全程陪同习近平参加，被认为是“十九大”入常热门人选。
对于十九大入常人选，美国媒体称，十九大常委人数不一定会固定在7人。中共建政以来，常委人数都随着高层政治格局需要在不断变动之中，最近的变动是江泽民退休时为了架空胡锦涛，将常委人数从7人增至9人，习近平上台时又减到7人。因此，如果有需要，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有可能增加或减少常委人数。
除此之外，“七上八下”潜规则也是江泽民当年为骗退李瑞环搞出来的，如果有需要，习近平也可以随时打破。因此，王岐山留任常委可能性比较大。
胡春华和孙政才，虽然作为所谓“第六代”接班的可能性大减，但是二人中至少会有一人入常。因为两人都紧跟习近平，对习近平会有助力，而不是相反。
还有，十七大时李克强一次性晋升政治局和常委会，十九大上，“习家军”中够资历的地方大员中，也有可能会有一两人沿用李克强模式，从中央委员直接晋升政治局常委。
汪洋、王沪宁、栗战书出席G20备受关注，杭州G20峰会由习近平主持。9月4日，G20杭州峰会开幕式举行，习近平致辞。坐在习近平身后的，分别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等人。
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办主任栗战书与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作为习的左膀右臂，陪同习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与外国元首会见活动。还有汪洋也陪同习近平出席峰会。
G20峰会期间，习近平分别与数十名国家领导人会谈。据中共官方报导，王沪宁与中办主任栗战书几乎陪同习参加了所有的会见活动。
此外，汪洋除了在G20峰会开幕式上坐在习近平身后，还陪同习近平分别参加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见活动。
多家媒体此前曾报，如果中共“七上八下”的潜规继续维持，目前政治局的25名成员，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到了明年11月时尚未届满68岁的包括：王沪宁、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源潮、汪洋、张春贤、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及韩正12人。
如果常委会总人数仍然维持7人，那么这12人中只能有5人得以入常，形成了“12抢5”的局面。
其中7人入常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汪洋、王沪宁、栗战书、胡春华、孙政才均是入常热门人选。
此次汪洋、王沪宁、栗战书三人随同习在G20峰会亮相，外界猜测其入常可能性最大。

（二）
1988年10月16日，谢选骏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如下：
有朋自阿姆斯特丹游学归来，言及西欧各要埠麻醉品秘密市场已渐入当地的华人帮会和意大利MAFIA（即黑手党）之手，他们平分秋色，井水不犯河水，把其他秘密组织挤出了这一市场。这是令人惊讶的。但这并不令人奇怪。
意大利记者路易吉·巴尔齐尼的《意大利人》，以研究意人利国民性为宗旨，这对热衷于探讨自身国民性和文化传统但又很难得出一致结论的当代中国读者，无疑会激起兴趣并触发共鸣。可巧的是，意大利作家也很少能写出他们的国民性，尽管这在民间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在火车厢里，路旁，咖啡馆里，报社编辑部里，人们总在不停地争辩：“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无怪作者感叹：“我一生都在参加这种无休止的辩论。我听到无数的说法，但从来没有肯定的结论……”这与改革潮里的中国人有惊人的相似。
近代意大利是西欧最落伍的国家之一，这种国际压力迫使他们反思传统即反思自身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例如，在其他国家，也有伟大人物遭受迫害、以致被杀的事件，“但哪里的迫害也不像意大利这样武断、持久和坚决。”马基雅维利被禁闭，现代思想之父维柯贫困终生，但不被流放，伽利略蹲了大狱，康帕内拉在土牢里过了半辈了，布鲁诺在群众欢呼中被害，1799年那不勒斯的爱国者们被绞死，李思佐被乱石击毙。这种有系统地消灭优秀人物的传统，中国读者是不会陌生的。远的不说，光是那些极左的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以收拾出头鸟为归依的呢？形式变了，实质则一：为满足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毁了民族的脊梁。这在其他国家恐怕不那么多见。这是两个古老民族的故事：它讲了西欧最古老的民族和东亚最古老的民族的命运。这命运是：优秀人物遭到了严峻的社会报应。这里遵循的是与自然界中“优胜劣败”的法则恰恰相反的某种社会准则：“劣胜优败”！
其要害不在于“野蛮”而在于熟透得近乎溃疡的文明机巧。历史似乎为这两个富于古老智慧的民族留下了一笔值得清理的遗产。
不能把社会生活理解成一场有组织的横向斗殴，正如人类历史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纵向屠杀。而使社会免除混战与活动的要素，就是确立超乎单人与集团利益之上的普遍游戏规则，并且尊重它，遵循它。这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游戏规则的确立，使社会生活宛如一场有序的棋局而非无序的厮斗，其中可以有竞争、对垒、甚至拼搏，但这一切都必须严格限制在公认的FAIRPLAY以内。但我们的现实生活则缺乏游戏规则，甚至连学术界和批评界也不能免俗。朝三暮四的假游戏规则盛行，结果被用作针对人的“武器”。举个例子，有些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就用了假规则：它的要点是看要房对象来临时制订分房规则，结果每一次分房的规则都要翻新，而得到住房的却总是那些人。制定规则的人一次次得房，遵守规则的人一次次无房！假的游戏规则是破坏社会公信力的最大元凶，它奖励了痞气横行，造成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
在那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朋友看来，仿佛秘密社会的强盛，也可以构成一个民族某种程度的自豪。其实，帮派至上的心态对社会游戏规则的践踏，恰是促成社会衰落的重要因素。美国人可能奇怪，意裔居民在受到侮辱后，为什么不去法庭起诉，却求助于黑手党人来复仇。这种疑惑正表明了不同的社会心态与社会实情间的隔膜。实际上，意大利黑手党和华人秘密帮会的土壤正是滋养他们的人情社会（与法治社会相对立）。它缺乏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便等于鼓励人们寻求规则以外的手段与“关系”以解决问题。这便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假游戏规则──找关系解决问题──一场阴谋混战”。还要加上巧言令色和动机伪装。
假规则的泛滥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内耗。大量精力浪费在不断建立、玩弄、破坏规则的假游戏规则。找关系解决问题成了帮派意识的强壮剂，这是以分裂社会整体结构为代价的。
巴尔齐尼还发现，“封建主义”作为一个道德观念是与意大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封建形式作为外国的时髦被接受了，但它的精神（如骑士精神）却“流于一种文雅的消遣”。这里没有亚瑟王的骑士宣言，也不存在巴亚德那样无所畏惧的武士。
这一分析，使人想起当代中国人在谴责“封建主义残余”时，实际上是把封建主义与家天下、无法无天、人欲横流、以权谋私等同了起来。
而传统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游戏规则却无人理会。这种谴责结果成了某种对现状的高级辩护，它使人对游戏规则所受到的新近创伤完全麻木不仁了。把中国秦朝以后的社会生活中本就欠发达的游戏规则，当作封建主义和万恶之源而口诛笔伐，并未导致新的游戏规则，而只解脱了践踏游戏规则者的内心不安。仿佛破坏了规则，阿Q也就“革命了”，社会也就找到了通向天堂的正确阶梯。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无序的荒漠。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已经认清，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置游戏规则于尊位”。破坏规则，是最严重的社会破坏；而培植尊重规则的风尚，已被证明为最首要的文化建设。这规则不是抽象的道德规范，而是可见的行事依据。
费厄泼赖应当立行。
（三）
2012年7月1日，谢选骏发表《假规则与潜规则》，指出“假规则”与“潜规则”的异同：
1、“假规则”与“潜规则”的不同：“假规则”是为了某个预定目的而临时制定的成文规则，用完以后就作废的“一次性产品”，“潜规则”则是经常发挥作用的、但却并不成文的社会规则。
   
2、“假规则”与“潜规则”的相同：“假规则”与“潜规则”虽然有所不同，但却都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假规则”是“有意识的理论脱离实际”，“潜规则”是“无意识的理论脱离实际”。
   
3、不论综观人治的中国社会，还是横贯没有法治的中国社会，“假规则”其实都是作为“潜规则”的一项重要内容而频频出现的。与此同时，“潜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普遍的规则、社会的规范，虚化为“假规则”，也就是随时制定自己需要的规则与“成文法”，表面上按照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在行事，实际上在利用成文法贯彻习惯法（潜规则、不成文法），以此达到假公济私的目的。
   
（我1988年10月16日发表在中国《光明日报》上的《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一文，提出了“假规则”这一概念，并据此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实况。）


（四）
1988年到2012年、2016年，二十八年过去了，历历在目。
中国在社会硬件上天翻地覆，在社会软件上依然牛步，殊少改变。
在本文的议题上，共产党中国是从“假游戏规则”概念生出了“潜规则”概念，让不法手段变得更加无孔不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