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美关系是38年还是50年

谢选骏：中美关系是38年还是50年

 

《川普政府含蓄警告了蔡英文》2017年6月18日说：

 

巴拿马同台湾断交，蔡英文政府措手不及，遂将矛头指向中国大陆故意打压台湾，并誓言不会向大陆屈服。甚至有声音称，蔡英文有可能转战联合国，与此同时加大寻求美国（国会）支持（尽快对台军售），以挽回些许颜面。

 

但是，特朗普政府察觉到了蔡英文政府可能会采取的鲁莽举措，并事先通过特有的方式警告了台湾政府。

 

巴拿马宣布同台湾断交的第2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外交事务预算”主题的听证会。听证会期间，美国议员借巴拿马同台湾断交就美台关系“发难”蒂勒森。

 

提问者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Steve Chabot,R-OH）。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创始成员，夏伯特强调自己曾故意将台湾称为“国家”，并曾访问过台湾。此次巴拿马同台湾断交，他认为就是中国威压的结果，美国不应该向中国屈服。

 

当天听证会现场，持有夏伯特类似观点的议员很多，有的是希望台湾重拾陈水扁时期政策的亲台派议员，有的是对中国存在认知盲区、意识形态偏见的议员，有的也是以盟邦思维看待问题、主张对华强硬的鹰派议员。

 

当这类议员搬出自己的世界观及思维逻辑，那么身为首席外交官的蒂勒森自然也有应对之道。他的回答非常专业、娴熟和到位，巧妙地缓解这些亲台派议员的施压和责难。

 

首先，蒂勒森强调的是中美关系在过去50年的发展都受到美国“一中政策”的规范，围绕该政策的双边协议展开。他提到，中美对“一中”涵义各有各的诠释，但彼此同意包容各自的诠释，这保障了过去50年的地区稳定，阻止了冲突的发生，经历了经济持续增长，双方受益颇多。

 

与此同时，蒂勒森也重申美国完全致力于遵守《与台湾关系法》，履行美国在该法律规定的对台承诺。

 

这是标准的美国官方立场。

 

从蒂勒森的话语逻辑可以看出，台湾问题属于中美关系框架下的议题，但面对国会亲台议员的逼问，他又不得不重申美国国内法律《与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官方对“一中政策”的理解。蒂勒森话语落在了今后50年。也就是说，今后50年，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两岸关系或美台关系；中美如何打造另一个50年“没有冲突、保持地区稳定”的双边关系。

 

蒂勒森强调，美国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美国履行对台承诺非常重要，美国也有这样的意愿坚持做下去（说给议员听）。但蒂勒森话锋一转，称：“未来50年（美国的）一中政策能够得以持续下去吗？”这个问题正是中美讨论的一部分。

 

蒂勒森坦言，这种讨论“极其复杂”。中方更主动、更频繁提及台湾问题。但是，无论多么复杂，目标则很明确，那就是不希望看到过去50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局面中断。

 

蒂勒森将朝鲜（朝核问题）、南海（填海造陆）和台湾（一中定义）放在了一起，说明在他的意识中，这都是中美双边关系中不得不解决的“非双边议题”。未来50年的关系，取决于中国如何解决朝鲜问题，当然，也包括如何看待一中政策。

 

在中方看来，台湾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但台湾在双边关系中的比重占比、或者说台湾在美国利益中的定位，则是双方可以通过增加政治互信，主动或被动调整的。中美要想迎来另一个没有冲突、持续稳定的半个世纪，台湾、朝鲜和南海都不应该成为中美冲突的爆发点。也就是说，美国并不希望台海现状被破坏而走向冲突。

 

这是蒂勒森在国会听证会传达的信息，不光非常专业地应对了议员们的刁难，同时也向台海双方表明了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美台关系的思考。对于跃跃欲试的蔡英文而言，蒂勒森强调中美及地区稳定与和平大局，等于是在警告台湾勿当麻烦制造者，为中美谈判与合作添堵。

 

当然，警告蔡英文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向北京传递信号，即美国不会破坏一中原则，但也不会彻底放弃台湾利益。这种利益的平衡或割舍，取决于中美究竟如何“优先”定位未来50年中美关系发展。

 

谢选骏指出：中美建交在1979年，迄今只有38年。三个联合公报分别发表于1972、1979、1982年——怎么算也不到50年。50年前，正值1967年文革高峰，中国大陆不少城市爆发支援“香港抗暴”的游行示威，英国驻华代办亦被红卫兵捣毁，北京甚至火烧英国代办处，中美依然在越南势不两立，哪里有何“地区稳定”？现在，国务卿信口开河50年，是缺乏知识？还是故意示好？或想极力撮合中美关系？看来属于第一的情况居多。第二第三只是潜意识活动造成的口误。如此草率，缺乏把门，不容乐观。

谢选骏：自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美科学家研发读心程序 可将大脑想法破译成语音》2012年2月5日说：

   

   志愿者的头部X射线CT扫描图像，展示了负责处理声音的大脑颞叶上方的电极。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科学家研发出一款可以“读心”的电脑程序，能够破译大脑活动并将其还原成我们听到的词句。他们表示这项技术能够为因中风或者退化性疾病导致语言功能受损的患者带去福音。不过，很多人也对“读心”程序产生恐惧，担心自己的想法被他人偷窥。

   

   研究过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学家将电极植入接受大脑手术的患者头骨，监视来自颞叶的信息。这一大脑区域与语言和图像处理有关。患者听到他人讲话时，电脑程序便开始分析大脑如何处理和重现他们听到的词句。科学家表示这项技术同样可以用于读取患者的想法，了解他们想说的话。

   

   刊登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的研究论文指出，这项技术让读心研究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系统学教授罗伯特·奈特表示：“对于因中风或者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导致语言功能受损而无法说话的患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进步。如果能够通过分析大脑活动进行另一种意义上的虚拟对话，将有成千上万的语言功能受损患者受益。”

   

   据悉，共有15名通过大脑手术治疗癫痫或者脑瘤的患者接受了测试。在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将256个电极安装在他们大脑表面，“窃听”他们表达的单个单词，包括名词、动词和名字。电脑程序分析电极活动，再现他们听到的词汇。研究论文合著者布莱恩·帕斯利指出，研究证明电脑程序破译大脑活动后获取的信息与在大脑内呈现的信息非常接近。

   

   通过进一步研究，大脑活动分析将允许科学家将患者的想法转换成真实的语音信息，或者借助界面装置表达患者的想法。

   

   研究发现人类的听觉系统将声音分解成单个频率。人类语言的频率范围大约在1到8000赫兹之间。帕斯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主要关注语言的低水平声学特征。在我看来，相关大脑区域并不只进行声学分析，还会进行其他活动。我们将理解他人的话视为一种非常自然的能力，实际上，大脑为了做到这一点进行了令人吃惊的计算。”大脑内的这些信息不会发生变化，可以进行精确测绘，电脑程序也可以破译出最初的声音。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加恩·斯库努普指出，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神经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大脑通过将从外部获取的信息转换成电活动的方式进行工作，例如语言。这项研究证明，我们也可以将电活动还原成最初的声音，至少可以达到相当接近的程度。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巨大进步，为研发相关生物医学应用程序铺平了道路。”

   

   很多人担心这项技术将导致读心装置的出现，心怀叵测的人可以利用这种装置偷窥他们内心的想法。斯库努普表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这项技术的使用目前仅限于少数愿意接受手术的患者。非侵入式大脑扫描还没有先进到可以读心的程度。他说：“所有重视个人隐私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头骨仍旧是一个任何企图入侵大脑的黑客都无法攻克的屏障。”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祸福相依”，自由正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农耕和畜牧的自由带来了横征暴敛的奴役，金钱的自由带来了物欲的奴役，言论的自由带来了信息泛滥的奴役，科技的自由带来了更强控制的奴役。争取自由容易，摆脱奴役却不可能——这是因为，自由正是通向奴

谢选骏：阶级论、专政论、特权论、腐败论

 

 

（一）

 

《共产党的阶级论就是特权论》说：

 

来自西方非主流的马列共产党自1949年建政以来，没有也不可能制造一寸土地、一两矿产、一滴水，但它靠武力霸占老天给每个人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迫使人民为了生存到它那里高价购买这些资源，按现在2007年的币值，仅这一项每个人一辈子就要给共产党白白挣30万元人民币。共产党同样靠武力垄断全国经济，一手决定人民收入，一手决定人民支出/物价，实际上收人民80%以上的税。这就是13亿人生活困苦的两个根源。

 

共产党为了压榨人民，不断挑起人民之间的攀比，争斗，毛泽东时代就害死了八千万人中国人。2000年以来共产党管区每年的非正常死亡达320万人，包括200万自杀的人中死亡的28万，污染死亡的75万等等。今天2007年13亿人18岁以上的人平均400元人民币一个月的收入根本解决不了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问题。而共产党的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财富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今天共产党管区0.4%的人占有那里70%的财富。同时在共产党大力破坏环境进行生产的情况下，污染，干旱，洪水在加剧。几十年来，共产党只给了人民一个自由，就是给它挣一辈子钱，歌颂它一辈子，除此之外，它都会来打压。

 

西方马列共产党使中国历代几千年中，人民拥有老天给他们每人的一份土地等自然资源，实际上实行市场经济的状况倒退到每人的一份自然资源被武力霸占，实行武力垄断经济，人民被疯狂压榨的状况。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出现的唯一的一次重大倒退，来自西方的马列共产党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唯一的反革命，反动派。13亿人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就看你愿不愿意承认了。

 

现在的中国是压榨和被压榨的双方。一方是占不到人口千分之一的共产党的局长们，他们决定人民收入，支出/物价，实际上收人民80%以上的税，武力霸占老天给每人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现在他们就是不从单位拿钱，一年的收入都是三百万元人民币以上；而另一方就是13亿人了，自己的收入，支出被共产党的局长们决定，实际上缴80%以上的税，老天给自己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被共产党的局长们武力霸占，痛苦比欢乐多。再也没有第三方了。

 

……

 

共产党反动派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它的阶级论，认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共产党又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是其领导。这与它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一致的。共产党的阶级论与它的出身论一样意在打破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而树立起共产党高于民众的特权价值观，为共产党在政治上打压民众，经济上压榨民众打开了方便之门。

 

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后，以武力霸占了老天给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把持了人们的行业、工资、物价，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局长们也坐汽车，住洋房，公款吃喝，他们却将自己划为无产阶级，将广大到哪里靠两条腿走，常常揭不开锅的民众划为资产阶级和需要被所谓的无产阶级改造的人员。我们并不反对他们把我们改造成与他们一样坐汽车，住洋房，但共产党对我们不是打压就是压榨。在毛泽东时代就害死了八千万人，把农民的农产品都以武力拿走，换取军事装备。

 

在城市同样极大地压榨城市职工。实行上山下乡，共产党局长构成的“无产阶级”无偿占有两千万知识青年的劳动。两千万人累死累活干了几年挣到了钱了吗？共产党根本不给钱，实行所谓工分，就是记账。有人说既然那么糟糕，不去怎么样？不去，共产党就先说你要去掉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你再坚持就把你打成资产阶级，哪怕你一分钱也没有。现在2007年当时两千万知识青年前后苦干十几年建的那些农场，水库的产权该归谁？没人说这个事情。共产党控制的媒体不会说这个事情，因为这些设施都被共产党的官员们，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霸占着。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写文章来唤醒国人。

 

邓小平及其继任者也是将他们这些亿万富翁的官员划为无产阶级，而将我们这些收入一个月三、四百元人民币没房子住，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民众划为资产阶级，哪怕我们失业，一分钱也没有，甚至负债。只要我们要求平等，要求民主，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就会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2007年的今天共产党的局长就是不从单位拿钱，一年的收入也是300万元人民币以上。同样他们肯定会把自己划为无产阶级，好继续搞特权，继续压榨别人。

 

有一次听见有听众给自由亚洲电台打电话说，“我认为人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共产党阶级论的翻版。难道一个人有了什么朋友，他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利了吗？这位听众的说法就是说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这不就是公开地倡导腐败吗？谁有关系，谁就可以获得别人得不到的利益，也是共产党在其管区的实践。可以说在共产党执政的地方，腐败一定会流行。因为它的阶级论从一开始就是反对人人平等的公平社会。

 

所以各位不要再上共产党阶级论的当了，它根本就是特权论。你去承认它，也就是承认它按权分配财富，对我们13亿人进行疯狂地压榨，我们百姓没有权也就不会有钱。单是共产党武力霸占老天给我们每人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一项，每人一辈子就要白白给它的局长们，给它所谓的无产阶级挣30万元人民币。劝各位不要被共产党压榨一辈子，还要去认同它压榨人的理论一辈子，歌颂它一辈子。

 

谢选骏指出：阶级论是特权论的前提，特权论是阶级论的完成。也就是说，提出阶级分析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为特权寻找理由。既然阶级存在，特权就不可避免，所以列宁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之来由。但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独裁”是无意识的特权，“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却是有意识的独裁，后者比前者更不可理喻。

 

 

（二）

 

《陈尔晋反对特权和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张》说：

 

１９７６年春，在边远的云南省，青年陈尔晋撰写了１２万字的长文《特权论》，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论述，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青年思潮中最具系统化理论化的制度批判文章，至少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是这样。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章在论述制度变革方面，不再推崇巴黎公社，而是主张借鉴西方政治民主体制，实行无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保障无产阶级的人权，反映了当时民间激进左翼思潮的一个重要动向。

 

陈尔晋《特权论》的理论要点如下：

 

１，苏联的修正主义是一种与以往社会制度不同的新型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是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演变出来，决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原因很简单，修正主义的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完全不同。”陈尔晋概括了这个“修正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名义上为全体劳动人民、整个社会所公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实际上统统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包括劳动者本身也都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这种制度支配社会资源的方式是将“特权资本化”。“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体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的具有巨大竞争能力的资本积累制度，是典型化、特权化的私有制。”“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这种制度在生产关系方面表现为“劳动和特权的尖锐对立”，“劳动和特权，劳动人民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矛盾对立状态中”。这种制度在政治上实行“社会法西斯主义”。他认为：“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压力，”而是“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陈尔晋没有一概而论地将中国归入这种修正主义制度，而是认为中国正处在他所谓的“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或“岔路口社会主义”——可能向社会主义发展，也可能因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了防止向修正主义制度的演化，陈尔晋以主要篇幅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２，中国“岔路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矛盾

 

陈尔晋提出了对“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或“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即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看法：“如同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不相容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那样，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就是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里作为负面因素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陈尔晋对特权的理论概括，是制度的基本特征。他说：“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在于：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了一面组织得极为严密的网中，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力支配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这里的所谓‘政治权力’，实质就是党权。”陈尔晋肯定这种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同时认为它还存在着制度性的隐患——“这就是既能够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高速发展，也有可能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背离社会主义性质，改变其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修正主义的方向高速度滑下去。”

 

３，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局限和结论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陈尔晋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在１９５６年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之后的必然发展，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反应了社会提出的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要求。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限，陈尔晋认为主要是两点：“其一是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认识不清。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就特殊性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生产力和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内寻求改变，而没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进行变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说，只是针对了这个弊病的表像而没有针对这个弊病的病根，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他说：“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使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横生，造成了旧东西在新形式中复活的方便条件。”他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争取“人权”。

 

４，实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借鉴西方，实行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

 

陈尔晋从“岔路口社会主义”的局限，引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他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惊人之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同时，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两党制、保障人权的作法，期望通过这样的道路，建设无产阶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级形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陈尔晋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任务是：“将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予以彻底粉碎”；进行空前的群众运动和空前的社会革命。他说：“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相结合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粉碎少数人对多数人强制性固定化专政的特权生产关系；决定性地要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决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马克思主义的法制、实行普选制、把奴隶总管党变为奴隶工具党，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形式；决定性地要保障人权。等等。”

 

陈尔晋设想了这个“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些特征：

 

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至高无上。

 

特征之二：两党制。

 

陈尔晋说：“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之成为国家真正的最高主宰，就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忠实执行宪法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任意玩弄和篡改宪法的老爷。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废除共产党一党制，而确立共产党的两党制。”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但是，也都没有说过无产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在公有制确立之后的国家里，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都发生了严重的从上至下的派系斗争，并且这种纷争只有越演越烈激化下去使党面临解体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内部近十年来的巨大分歧和殊死搏斗，不但一直存在着两个司令部，而且纯粹从上到下就存在着两大派别。”“与其让宫廷黑幕内的阴谋诡计残杀予夺来毁灭革命完成这种分裂，不如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申诉情由发表政见，由公民投票来裁判是非决定谁该在朝谁应下野使革命合法化。”

 

特征之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陈尔晋认为：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基础是人民，实现的方式是普选。权力机构应当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分属人民代表会议、总统和法院。

 

特征之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

 

陈尔晋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实现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必要社会条件。然而，他并不认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就等于消灭了私有制，就具备了保障人权的社会条件，人民还需要努力争取。陈尔晋参照西方民主制度，描述了他设想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下的公民权利。陈尔晋说：“当前，历史的发展已经将人权问题提到了显著的地位。”“在特权占有制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暴虐、血腥的统治，已经迫使亿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汇成了最强烈的时代召唤：我们要做人我们决不做牲口！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陈尔晋的文章对“十字路口社会主义”的论述，涉及了文革中后期社会批判派关注的主要概念，包括剖析现行所有制的缺陷、探究“官僚特权阶级”及其制度根源、重提民主和法制等，他的论述较此前几位青年要深入、详尽，对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也更加熟悉。特别值得注意是，他在设想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时，主张不仅要借鉴法国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消除弊病的一些手段，还要借鉴西方政治体制的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等原则，这为文革青年思潮增加了新的内容，反映了中国打开与西方国家交往以后，中国青年开始注意借鉴西方的思想。陈尔晋的《特权论》成文于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标志着社会和制度批判思潮的高峰。

 

谢选骏指出：从法律的角度说，有两种特权——合法的特权和非法的特权。由于共产党不承认合法的特权，结果是使得自己控制的所有特权都成为非法的篡权。但在实际上，一个社会要建立秩序，要建立结构，特权是必不可避免的恶。例如警察的偷窥权，总统的赦免权，国会议员的豁免权……这些都是特权，但是都被多数民主国家所承认。

 

但是有了特权（特指合法的特权），就有了腐败的基础。这是由人的原罪决定了的。本来，特权的设立是为了维持秩序，但事到临头却不可避免地用来以权谋私。因为政府里从来就没有圣人，只有罪人，连不懂福音的孔子都指出：尧舜都不是圣人。对待罪人，只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然后才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因此可说这两者并非对立的选项，而是先后的步骤：“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我谢选骏在为《论语》和《孔子》圆场。但即使如此，无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还都需要一些执行机构，需要一些特权支持——从长期看，这些机构的控制者自己，却都是只能“免而无耻”，而不能“有耻且格”的。这就是终极的腐败来源。

 

谢选骏：中国特有的创新并非中国特有的创新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些绕，但事实就是事实。

 

《汽车在中国城市称王称霸 后患无穷》（2017-06-18 09:11:25法广）说：

 

汽车在中国人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但是，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指出，汽车堪称在中国的城市中称王称霸,而这种设计正在缓慢地导致人们死亡。 他强调的是，城市建设应当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车为本。

 

 

施贺德6月16日在联合国新闻发文指出，中国许多城市目前从功能上来看为汽车设计的，而非为人设计，汽车堪称在中国的城市中称王称霸。

 

他举例说，宽阔的马路，宽到让行人难以在一次绿灯的时间内通过；日益增多的城市环路将原本的邻里社区分隔开；道路不设自行车道；人行道上停满汽车；越来越多的水泥和金属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分隔开。

 

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接近十亿。作者认为，目前城市的设计和建设，给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带来了特殊的风险。中国目前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肺癌等生活方式相关疾病高发，而如何设计环境对中国能否应对上述疾病有着重要影响。

 

作者指出，中国许多地方都在呼吸着高度污染的空气，空气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占中国每年GDP的3%-6%。除去污染，上班或上学的往返路 程也存在健康风险。中国每年约有26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其中半数以上为行人、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等道路使用者中的弱势群体。道路的设计缺乏对骑 车人或行人的保护。

 

城市道路拥挤不堪，而不安全驾驶、道路拥堵、路怒症和自我中心的心态更是形成了一种致命的组合。我们常常看到面对推着婴儿车过马路的母亲或者骑车人，汽车不是减速让行，而是按喇叭，甚至碰到行人。

 

作者认为中国需要有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比如规划自行车道，建设步行商业中心，让人们可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购物或吃饭。增加社会凝聚力的城市设计，让老人能够颐养天年，为社区提供活动中心、体育设施和公园，并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公平和社交孤独问题等。

 

不过，作者认为共享单车革命是中国特有的创新，这一创新正在改变着人们在城市中通勤和移动的方式，既有利于健康，又有利于环境。

 

谢选骏指出：“作者认为共享单车革命是中国特有的创新”，确实是一个谎言。因为，共享单车十几年以前就出现了，“中欧商业评论”（2017-06-02 14:57）指出：

 

放眼世界，原来这两年在国内大火的共享单车模式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中国2016年共享出行市场规模达到700亿元，资本追捧的共享单车，谁会最后胜出？

 

共享单车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6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就推出了政府主导的免费自行车，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摩拜单车，已属于第四代共享单车的范畴，其最初形式在2005年的匈牙利出现。据统计到2015年，世界各地有超过650个城市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共享单车服务。

 

四代共享单车模式演化

 

第一代共享单车起源于1965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使用的是普通自行车，为纯政府公益项目，免费供市民使用，不设固定站点，随用随还。

 

第二代共享单车于199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推出，为定制车辆，设有固定的桩式站点，使用时需投入一枚硬币解锁，免费使用，车辆可归还到任意站点，归还后退回硬币。

 

仅在3年以后，法国雷恩就出现了第三代共享单车。该类型的单车仍然采用定制化设计的车辆，设有固定的桩式站点，使用智能卡（需提供个人信息注册）取车，前30分钟免费使用，超出时间收取少量费用。

 

第四代共享单车于2005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首先投入运营，采用定制车辆，内置GPS、智能锁等电子设备，无固定车桩，用户在手机端安装App可以搜索到附近的车辆，随用随还，收取少量的使用费。分享推广App的用户，可以获得少许现金奖励。

 

从四代共享单车的演化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商业逻辑的变化。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共享单车由政府主导的纯公益市政项目，转变为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商业项目。

 

最初引入商业公司的目的是，共享单车投放后，后续的维护成本对政府财政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完全免费的运营模式，无法支撑项目的持续运营。因此，第二代共享单车就引入了车身广告的形式以获取收入。车辆的使用依然偏重公益性，采取免费的形式。

 

之后第三代和第四代共享单车开始将身份验证和付费使用引入其商业模式之中。身份验证需要用户提供身份信息或缴纳较高额度的押金，这较为有效地避免了用户的道德风险。第四代系统采用智能App进行身份验证，还可以与征信系统相连接，为高信用客户提供免除押金服务，带来差异化的用户体验。同时移动互联时代，拥有用户信息带来的数据积累，为共享单车运营公司带来移动消费入口的机遇。

 

在智能卡和App投入使用之后，就可以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时间、运行里程进行精确的记录，收费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表1列举了主要共享单车投放城市的押金和收费标准。目前主要的收费形式为按照时间收费，且分为多个价格阶梯。总的收费逻辑是在保持一定商业利润的同时兼顾公益性。

 

例如，以下四个城市的共享单车在最初的30分钟内均提供免费的服务，其后的使用费用，采用阶梯定价，使用时长越长，边际费率越高。这使得企业能够从重度使用者处获得足够的利润；较高的边际费率也避免了共享单车被个人长时间占用，影响其公益性。

 

共享单车的升级演变，还表现了明显的技术升级特征。除了第一代单车采用普通的家用单车外，其后每一代单车都是定制开发的车辆。到第四代共享单车，GPS系统、电子围栏、太阳能发电装置、智能车锁已是标准配置，单车再次脱离固定式的车桩，回归到随用随还的形式。而采用普通车辆，试图以低价占领市场的商业模式，在国外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

 

如何理解“最后一公里”

 

尽管已有的实证分析显示，共享单车企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但如果漫无目的地大量投放，不但会为企业带来沉重的运营成本，还会为城市带来新的交通拥堵、占道、违规停放等问题。

 

从图1来看，共享单车主要解决城区内市民临时短途出行，一般常识上的理解是休闲骑行，或者接驳地铁、公交站点与工作单位或住宅小区的通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最后一公里”范围。

 

对于“最后一公里”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单车投放策略。在国外共享单车基本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辅助工具，投放的数量主要参考城市人口和城区面积。

 

如图2所示，纽约和伦敦城市人口、城市面积相近，投放数量也基本保持线性关系。简单的使用相关系数分析，单车投放量与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79，与城市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19。可见人口因素远比城市面积对共享单车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共享单车主要满足短途出行，即便是中小型的城市，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共享单车的使用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而地广人稀的大城市，人们的交通出行距离较远，则有可能选择公交、地铁等交通工具。

 

但在我国，共享单车企业似乎不仅仅将其是做城市辅助出行的工具。如人口2 300万人左右的上海，2016年底共享单车投放量超过45万辆；2100万人的北京，共享单车的投放量也超过10万辆。投放数量的增加远远大于人口和面积的增加。

 

共享单车投放量的差异，是源于我国用户和西方用户使用习惯或社会环境不同？法国学者Tien Dung Tran等人以里昂共享单车为研究对象，在2015年发表的研究论文《Modeling bike sharing system using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中指出，在里昂共享单车与城市交通系统的接驳中，仅有火车站与共享单车存在显著性关系，公交、地铁站点，并不存在显著性。这可能与里昂城市规模较小（较小是与中国城市相比，在欧洲里昂属于大城市），城市公交系统发达有关。

 

在使用方式和时间上，早上共享单车的使用频率较低，主要集中在上班早高峰。下午共享单车的使用频率开始提升，主要集中在休闲使用上，其中影院和餐厅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短途旅游也是一个显著的相关性因素，流经里昂的罗纳河附近，也分布着大量共享单车。另外研究发现，车辆密度提高会带来使用量的提升，并具有显著性。这说明适度提高车辆的供给数量，可以挖掘潜在的使用需求。

 

法国里昂的人口和城市规模在放在中国城市中，与省会城市或发达地级市的情况有些类似，在这些城市共享单车的投放，可以参考该研究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策略。

 

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情况，国外的研究成果较少。2016年清华大学研究员杨新苗及其合作者 Andrew A. Campbell等人对北京共享单车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共享单车在北京与里昂的使用情况存在很大不同。

首先，共享单车作为公交接驳工具发挥了显著作用。除了与常见的公交、地铁接驳外，很多人将共享单车作为出租车的接驳工具。这可能与北京城市较大，且布局较为集中有关。较为偏远的地区很难等到出租车；而人口稠密的办公区、大型居民小区、高铁站、机场等地区，尽管出租车供给量较大，但对于集中出行的居民而言，仍然供不应求。因此使用共享单车驶入较为容易等到出租车的区域再打车，是一种便捷的方式。

 

在共享单车的使用人群上，北京和里昂表现出一致性，白领和学生是最主要的使用群体。与法国学者的研究不同，北京的温度和空气质量对共享单车的使用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冬季北京会出现严重的雾霾，公众已被教育在雾霾天减少室外活动，自然降低了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另外北京夏天常出现35℃以上的高温天气，户外活动已感到身体不适。而里昂夏季高温也在大多属于20多度的天气，尚处于适宜室外活动的范围。同时两地的研究都发现，低温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影响不大。

 

在出行距离上，共享单车有约90%的用户集中在0~5公里的骑行距离内。这个距离也是很多公共交通所覆盖的范围。因此共享单车不但是公共交通的补充，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竞争者的角色。

 

所以研究者建议，在交通密度较高的商务CBD地区，共享单车可能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出行模式。相反娱乐休闲、骑行健身、开放式景点、高校周边是潜力较大的使用区域，可以适当加大投放量，以高密度激发潜在使用需求。

中国共享单车未来何去何从？

 

根据速途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共享单车的投放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国内呈现垄断竞争格局。

 

截至2017年一季度，摩拜单车投放国内52个城市，365万辆单车；ofo单车投放国内46个城市，250万辆单车。从手机App的下载统计量看，摩拜单车下载量约为5 719万次，ofo下载量为3 303万次。下载量可能存在手机重置系统造成的重复统计，如果以10%的重复量计算，摩拜单车的下载量也达到5147万次，如果以每个App收取300元的押金计算，摩拜单车的押金沉淀有154亿元。其他共享单车或多或少也采取押金的形式，如此估算下来，押金是现阶段共享单车的主要收益形式。

 

但该形式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央行对第三方准备金的管理呈现加强的趋势，未来可能会影响到共享单车的收益。同时ofo等单车与芝麻信用合作，对高信用评分的客户，免受押金，可能引发一轮押金的价格战，进一步影响盈利水平。

 

从收费形式看，我国共享单车大多采用单一费率，费用在0.5元~1元之间，与国际流行的阶梯费率相比，单价较低（尤其对于重度使用者而言）。如果参考滴滴出行和优步的经验，在培养出用户习惯之后，共享单车有一定的费率提升空间，可能会为企业带来盈利的增长。

 

从App商业模式看。国外线下支付、电商类的App较少。而中国阿里和腾讯在智能手机电商和支付App的研发和应用上，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共享单车多数与阿里和腾讯有资本联系，App之间如果能实现互通数据，可以带来丰富的业务想象空间，这也是中国共享单车最富魅力之处，很有可能造就新的风口。

 

从宏观经济因素看，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的规模，是支撑共享单车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世界其他地区共享单车企业没有成为独角兽，可能与其人口基数较少，市场空间有限有关。我国人口总数世界第一，为共享单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基础。此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人口规模在未来几年，将会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将是共享单车成长的重要风口。

 

从行业经济属性看，共享的单车所有权并没有共享，依然由共享单车公司所有，并承担维护、折旧的费用，这使得该行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行业壁垒一旦形成，新进入者将很难打破。另外，共享单车需要配合采用手机App使用，App属于网络经济，其扩张的边际成本极低，行业最终会形成垄断竞争或寡头状态。

 

结合这两点来看，目前行业格局已初步形成，摩拜单车和ofo单车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最终局面可能是摩拜单车和ofo单车两强对峙；如果资本方介入，则可能会促成双方的合并或者较弱一方被收购。其他单车，可能结合当地市政工作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风口已过，已不具有挑战两强的实力。

 

【作者齐卿】

 

谢选骏指出：中国特有的创新并非中国特有的创新——这个话题说起来有些绕，但事实就是事实。可悲的是，这种说法却出自法国广播公司，难道他们不了解法国的情况吗？为何要故意欺骗中国读者？

谢选骏：24史都应该禁止出版

 

（一）

 

《主权和猪权》说：

 

国家主权真是可以包办一切。既然至高无上，就可以规定其他任何权利。如此一来，人权变成猪权，并不奇怪。尤其因为，主权的谐音就是猪权。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主权（英语：sovereignty）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简言之，即为“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是对内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也是对外交往保持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主权的法律形式对内常规定于宪法或基本法中，对外则是国际的相互承认。因此它也是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国家主权的丧失往往意味着国家的解体或灭亡。

 

当今主权的概念正因为其至高无上的排他性，外交官不断援引之；跨国组织及企业设法规避之；政治学家、宪法、国际法学者等学者仍争论之，讨论全球化及国际及区域组织对主权概念的影响。

 

在主权之下，人权也就成为猪权了，在“生存权”的名义下。

 

犹有甚者，是直接拿猪狗的权利来代替，例如过去租界里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不能拿“猪权”来糊弄“人权”》说：

 

2008年新年刚到，就在网上看到好消息：说重庆实施了"人性"化屠宰，被杀的猪在死前可以享受到桑拿浴，死时还伴奏着《安魂曲》……云云。

 

没有核实此事是真是假，不过以前也不止一次看到过类似的在不同地点的报导，这种作秀，初一看只能说是"猪性"化：让猪安乐死去，减少死时的痛苦，并让猪的在天（或地）之灵魂（如果有的话）得到安慰。

 

但这并不是真的保护"猪权"，如果真是这样关怀猪的生命的话，那又何必送去屠宰呢？试看为了保护生命物种多样化，保持生态平衡，我们做了多少努力啊！就是家养宠物也不会弄进屠场的，所以这只是作秀，是为了表示一种对生命的普遍关怀与敬畏。

 

这还是为了表示"人性"，也有一说，说是猪死得愉快时，其肉也好吃些，类似于奶牛听音乐时，产的奶就又多又好……，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人享用吗？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权"。

 

再说这人权，它就决不等于猪权，不能用猪权来糊弄人权。当然人也与任何生物一样，首先要生存，首先要温饱，这也不假，但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负面报导，使人的生命都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在同一个重庆，近日也有报导，病危老人在西南医院因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在关怀生命上，我们总该先关怀人的生命，再去世关怀猪吧！

 

更为重要的是：人权还有更为本质的是作为人的存在的财产权与自由权。在财权方面，又是重庆，去年的最牛钉子户拆迁可是闹了很久啊！

 

在言论自由上，也是重庆去世年的彭水诗案被称为现代文狱而进入记录。

 

生存权是首要的，是人权的必要条件，但它绝不是人权的全部，更不是人权的充分条件，人的自由权才是当今人权的核心。

 

独立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调查报告指出，2007年全世界有五分之一国家违反公权和公民自由，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和中国等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自由出现倒退，36%的世界人口不是生活在自由中，其中约一半是中国人。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尚未结束。

 

《食品政治漫谈（4）：趣谈狗权、猪权……》说：

 

狗有权利吗？如果有，是什么？同样可以问的是：猪又有什么权利？在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人权课还没上完的时候，又送来了一个新鲜玩意——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

 

普通民众对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和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往往会不加区别地混用。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动物福利指的是，人类基于各种需要（如取食动物之肉、娱乐、科研等）而使用和屠杀动物时，要人道，不能给动物造成太多痛苦。而动物权利，则具有更广的含义，而且更多指的是保护动物不被人类作为占有物使用物来对待的一种社会思潮。这都是对人类本位的一种反思。动物福利相当于人类对死刑犯讲执行人道死刑一样，而动物权利则将动物从财产提升到与人类比的生命，甚至拥有人类的精神权利。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是动物福利还是将动物当成一种工具和如附属于人类的财产之物；而动物权利则是将动物和人类相对对等的生命。动物权利的批评者认为，动物无法自我表达，无法对社会契约进行讨论并做出道德判断，对权利没有概念，因此不能谈什么类似于生命权等基本权利。还有一部分温和的动物权利批评者认为虽然将动物用于食用、娱乐或科学研究没有错，却应该立法保障这些动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温和派的动物权利批评者相当于动物权利的压缩版，基本上等同于动物福利主义。

 

无论是动物福利还是动物权利，人始终是参照物和中心体。人类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讲权利的时候，就开始有各种政治机制和机器去保证权利的表达和运行。动物之所以有福利和权利，不是因为他们去主动争取来的，而是一派支持动物福利和权利的人与另一派反对的人之间的博弈，前者占了上风，而使得动物有了福利和权利。所以，动物的福利和权利不是人与动物的政治结果，而实际上还是人与人之间政治博弈后的结果。因为动物无法表达和主张自己的权利，于是动物的权利基本都属于人类代为行使的状态。今日世界，大多数政府都承认大部分动物都可以为人类所使用、有的可以被宰杀用作人类肉食，但这个过程需要更人道。几乎所有发达的或有特殊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都对某些动物施行动物权利的习惯法或成文法。

 

动物福利法已经大摇大摆地进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立法，而这些法律可不是标榜的。从国际贸易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首当其冲。劳苦大众养个猪牛的，不容易，可是欧盟要是怀疑你在养猪的过程中虐待了猪，譬如，把很多猪放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猪基本的住房条件、生存空间没有达到欧盟所设定的标准；或者如果你把猪千刀万剐，杀猪杀得很暴力，也就是让猪不得好死，不给比较人性的方式让猪死得其所；对不起，你这猪或猪肉我不能要了。于是人给猪主张权利后，就不经意成为贸易的一个障碍，专业点，这里猪的福利法律成为了贸易壁垒。从刑事法角度，虐待动物，根据动物类别、情结严重等，有可能要受刑事处罚。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在香港就见报章上报道了一则内地听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大致好像说，一位宠物主忙工作结果将自己的宠物反锁在屋内，几天没有给食物。结果被警察拿去问话，据说还蹲了几天监狱。

 

有组数据着实把我惊着了。世界粮农组织（FAO）相当于整个地球世界的农业部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从2003年左右猪存栏数开始占到半壁江山，什么意思？世界每杀两头猪就有一头来自中国。2005年中国存栏数达到5亿之巨，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两个中国人就要养头猪。说咱是猪国，一点也不过分。

 

欧洲人认为动物福利与动物健康和食源性疾病有密切联系。动物在压力状态下及不良的环境下容易生病从而反过来对人造成健康隐患。欧盟实施了当今世界上最高动物福利标准。为此还专门制定了《动物福利2012-2015战略》（Animal Welfare Strategy 2012-2015）。欧盟将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连接起来，为此授权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评估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的关系。欧洲食品安全局则专门成立动物健康及福利专家组（Panel on Animal Health and Welfare）提供独立的动物疾病与福利的专家科学意见。近年来，一些动物保护组织都在呼吁善待动物，从喂养的方式、运输到加工等方面都有细致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要求供货方必须能提供畜禽或水产品在饲养、运输、宰杀过程中没有施行虐待的证明才准许进口。在动物保护和人道主义温情的背后，动物福利屡屡成为贸易壁垒的杀手锏。

 

2015年的夏天，广西玉林又沸腾了。猫狗和猫狗肉成为新闻头条。欧美主流媒体也参与报道，乐此不疲。玉林讨论的焦点是猫狗有没有生命权，也就是动物的权利问题。这个问题在欧美甚至在广东的对岸香港似乎是不言自明：猫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不能用来宰杀做肉吃。广西玉林人素有吃狗肉习俗，特别是夏至这一天，狗肉与荔枝、酒、火锅为当地特色，当地人摆酒，外地人蜂拥。2009年，玉林举办美食节，有商家借势猛推“狗肉节”。无独有偶，2014年，江苏沛县为声援玉林，居然临时增办狗肉节，引起舆论轩然大波。2015年的玉林可能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还大张旗鼓保留了所谓的“狗肉节”的城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沛县鼋汁狗肉进入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果反虐待动物法禁吃猫狗真的实施，那这道地方历史名菜就真的要变成历史遗产了。中国人吃猪还吃狗啊猫之类的。但是欧美人都是当孩子来养着，杀了猫狗之类来吃无异于食人肉乎？惊为天人啊？这同是世界上的猫狗，狗命在中国就生不逢时，狗命在欧美，命同人命。可以和主人同床共枕，有的还甚至拥有继承权，主人一命呜呼，什么猫狗之类的还堂而皇之地将所有家产都拥有了。跟非洲人讲动物权，人家大猩猩好像都抓来吃。我们很容易讽刺道，我们连人权都搞不好，还谈什么动物权。

 

有人说是有那么一伙人吃饱了没事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吃饱了撑着，总得找点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作用。于是造出这么一撮人以及被这撮人游说了的立法机器。对于此说，我是中立的。有一小撮人非常激烈，因为要动物权利，于是劝说人们素食主义。这些人不一定是宗教徒之故，可到时与佛教宣扬的效果要异曲同工。还有一部分不那么激烈，于是劝说人们不要买这些非人道方式生产出来的肉。前者很难成行，后者还真成气候了。为了说服人们动物福利是有必要的。

 

中国猪真的不好做，好比欧美牛不怎么好做一样。我们吃的猪肉要多于欧美人人均一倍，所以我们只好拼命地养，狠命地杀。而欧洲前些年闹出了疯牛病，大批大批的牛被人类无情地宰杀，没得商量，还要毁尸灭迹，为的是要保住人命。香港《猫狗条例》确实禁止屠宰猫狗、禁止售卖和使用猫狗肉，但同时，对于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猫狗，警察等可以进行扑杀。站在动物角度上说，动物福利和权利，实际上只是人类的一种施舍。也就是人类想给就给；但危害到人类安全时，马上就拿掉。参照物就是到底怎样才能保住人命或者让人类好过。

 

……

 

谢选骏指出：国家主权真是可以包办一切。既然至高无上，就可以规定其他任何权利。如此一来，人权变成猪权，并不奇怪。尤其因为，主权的谐音就是猪权。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二）

 

上述文章不知何故，却遭到“博讯新闻网”以下的公告：

 

 

谢选骏：主权和猪权

(博讯2017年06月07日发表)

 

更多文章请看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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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作者：这种自己文字只占很小一部份他人文字占很大部份的文章暂停发表。——博编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7/06/201706070919.shtml)

 

……

 

 

谢选骏指出：我并没有要求“博讯新闻网”刊登上述文章。博讯刊发与否是其在网络时代的自由选择，但是为何隆重地发出这一公告？是为了要一个“耐人寻味”吗？ 是为了向有关方面表达忠心吗？

 

况且，这里推出的理由算是什么理由？

 

如果这也算是一个理由，那么所有的24史都应该禁止出版。

 

大家注意到没有？2017年春天以来，“博讯新闻网”正在发生某种本质的变化。但愿这不会持续很久，不会毁掉十几年来的积累，就像以前的“多维新闻网”那样。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