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郭沫若捏造西周奴隶社会

《王肃作伪和郭沫若受骗背后的现实逻辑》（2014年4月3日《法人》）报道：   

张军
湖北经济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出版有《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民国学人散说》《民国那些大师》等学术专著；另创作有《蒋介石五大主力兴亡实录》(大陆版、台湾版)《血战大武汉》《陈诚：1940-1943》(大陆版、台湾版)等多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2010年11月受哈佛大学邀请进行学术访问；2011年3月在凤凰卫视[微博]制作的纪录片《凤凰大视野·雄关漫道》中担任评说嘉宾。
当学术被乔装打扮并被用作某种利益工具时，它蒙住的是世人一时的眼睛，不可能是人们永久的心灵，真相必以本来面目示人
王肃是何许人？他作了什么伪？郭沫若是一代考古大家、学界泰斗，他受过谁的骗？他又因何而受骗？确实，要把这些弯弯绕绕的事情说清楚，还真得需要一点耐心。
官场势力何以让王肃以假乱真
先说说王肃的人和事。王肃字子雍，是东汉末年的著名经学家。那时候，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种不同的经学派别因对五经——《诗经》《尚书》《周易》《礼经》《春秋》的看法大相径庭，而争持不下。汉武帝时期，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提出“推明孔子，抑黜百家”。具体来说，也就是今文经学因此被立为官学，成为官方统治经学，盛极一时，而古文经学则门前冷落，势衰道微。
西汉末年，这一状况渐有改变。原因就在于，首先是古文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受令为国家整理图书，一批古文经学因此被整理了出来，加之刘歆与西汉末年掌握实权的外戚王莽关系很好，古文经学由此被立为官学，地位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这时期，古文经学出了一个超绝千古的大学问家郑玄。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此人年少时即喜爱经学，精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礼记》《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如此博学，他当然颇为自负，因而二十岁左右时，他即认为山东一带已无人能够教他，于是就干脆西入函谷关，师事马融。马融是当时的大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他为人旷达任性，不拘礼节。郑玄在马融门下共三年。郑玄学成回去之后，一方面授徒传经，弟子自四方来者多至数千人；另一方面则遍注群经，“所注《周易》《毛诗》《仪礼》《礼经》《春秋》《论语》《孝经》《尚书》《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古文经学一时在山东一带广为传播。
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治今文经学，学问极为广博，凡天文历象、草木虫鱼、礼乐制度、文教赋税、酒膳饮食、农商医卜等，无不了然于胸，且又能融会贯通，时人称他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界领袖，在流传至今的《十三经注疏》中，直接取用郑玄之笺注的就有四种，间接取用他所笺注的亦有两三种，特别是他笺注的《仪礼》《礼记》《周礼》，更为历代注解家所依重。
常言说，树大招风。郑玄的学术地位和成就，自然引起了王肃的不满和忌恨，王肃常常在自己的著述中故意与郑注唱反调，凡是郑注不同于他人解说的地方，王肃多采他人之说，以驳难郑玄。
不仅如此，王肃还依附政治力量来排挤郑玄的学说。当时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昭和司马炎势焰熏天，渐有取代曹魏皇权之势，而王肃的女儿又是司马昭的小妾，王肃遂依靠司马氏的力量，压制郑玄的学说，以便把自己抬到经学权威的位置。
更可恶的是，他为了彻底打败郑玄的学说，竟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孙之口，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圣证论》等，以为自己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孔子后代孔安国的名义，编造的《古文尚书》，经东晋豫章内史梅赜之手上奏朝廷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是真的。直到清代康熙时，考据学家阎若璩用他的深厚而扎实的功力，以一篇《尚书古文疏证》，才揭开了《古文尚书》的真面目。也就是说，王肃的伪书，骗了后人一千五百余年！
郭沫若受骗是出于政治需要吗
现在该说一说郭沫若上当的事了。
事情的起因是，197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其中新疆地区提供的两件文物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一件是背面为察合台文的诗笺，写有白居易的《卖炭翁》诗，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一件是作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诗，署“纥坎曼尔”。其一为《忆学字》：“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其二为《教子》：“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1309.30, -1.50, -0.11%)。早知书中黄金贵，高招明灯念五更。”其三为《诉豺狼》：“东家豺狼恶，食吾馕，饮吾血。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
据说，这两件文物是1959年10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同志，在若羌县米兰古城(唐时属安西都护府)考古时发现的。
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十年至十五年即公元815年至820年，也就是说，在一千一百年前的新疆，竟然有了反映民族感情融洽、反抗阶级压迫和学习进步诗人诗作的汉文抄件，这个影响该是何其巨大！
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同时又是历史研究巨擘的郭沫若当然欣喜异常。他在看过原件之后，就将这两件文书命名为《坎曼尔诗笺》，并于1971年12月19日写下《〈坎曼尔诗笺〉试探》(1972年4月30日又补写了两则“追忆”)一文，发表在《文物》1972年第2期上，《坎曼尔诗笺》由此成为轰动一时的考古界乃至整个学界的重大成果，《唐诗选》《全唐诗补逸》(孙望主编)、《全唐诗续补遗》(童养年主编)等均录入了“坎曼尔”创作的这三首诗，当时的中小学课本也选入此诗作，甚至后来的高考也将这些诗歌作为考题。
但盛名之下，质疑亦随之而来。先是历史学家张政琅认为，“坛”、“谷”等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推行的简化字，何以出现在唐朝？“东家”喻指“地主”也不是唐时的称谓。继而肖之兴于1980年11月18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坎曼尔诗笺〉年代的疑问》一文，认为“坎曼尔所写正楷，使用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体”；“馕”字作为简化字，出现很晚，民国时期编写的《辞源》《辞海》都没有收入该字；坎曼尔是“伊斯兰特有的名字”，而伊斯兰教直到十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传入新疆，如果坎曼尔真的是九世纪的新疆居民，怎么会提前取个伊斯兰教的名字呢？此外，肖之兴还提出，《坎曼尔诗笺》的背面是察合台文，它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才逐渐形成的文字，汉文书写应早于察合台文，但从诗笺书写的墨迹来看，汉字墨迹渗透了察合台文，书写时间应晚于察合台文，于理不符；且元和年间的前后相当长时期内，米兰为吐蕃人占据，回纥人尚未进入天山之南，此地既无汉人，又无回纥人，何来书写汉文诗的诗笺呢？！
应该说，张、肖二人的说法理由充足，推断合理，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和郭沫若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的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同。
此事直到十年后的1991年，中国社科院杨镰经过八年的调查取证，终将此事弄了个水落石出！原来，这两件所谓的文物确是作伪的“产品”，制造者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的L先生(真名叫李征)，参与者是其同事S先生(真名叫施惠昌，时任博物馆保管组负责人)，S先生在杨镰耐心劝说下，还写了一份作伪经过的说明(此时L先生已去世)，原文如下：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从西大桥搬到现址以后，L同志就曾叫我代抄过诗篇。大约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间，一次L来找，让我把一些诗句抄在两张纸上，他还把要抄的内容用另外一张纸写好给我看。抄这个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大约十年以后，想不到它竟成了‘文物’，印在书的封面上。他当年写诗的纸也没有保存下来。为了不继续贻误后人，我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杨镰同志。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我应L之求，无意中书写的”。
至此，所谓“坎曼尔诗笺”，真相大白！所有关于“坎曼尔诗笺”的疑团也因此烟消云散！
然而，另一个疑团却又在人们的心中陡地生起，那就是以郭沫若的学识和历史鉴别能力，这位甲骨文[微博]界的“四堂”之一(郭沫若、董作宾、王国维、罗振玉是甲骨文界的四位卓有影响的人物，因他们的字号中均有一个“堂”字，故有“四堂”之说)，何以栽在两张漏洞百出的残纸片上呢？
是他没有察觉到这中间的问题吗？看来不完全是。因为在《〈坎曼尔诗笺〉试探》中，就简体字问题，他已有所发现，不过却曲予周说道：“诗中有几个简笔字。如‘诗坛’‘五谷’等，从唐代以来一直流传到现代，民间简化汉字的生命力于此可见。”对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流传情况，郭沫若应该更有发言权，因为1971年，他曾出版过专著《李白与杜甫》。他应该和其他研究唐代文学的人一样都清楚：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接受，往往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比较、思考、过滤和认可的过程的。李白、杜甫在世时，他们在时人中的文学地位远没有今天这么高，李杜作为唐诗的最高成就的代表是宋朝以后的事，至于说白居易那就更在其次的了。也就是说，在李杜诗歌尚未时人所认可的情况下，一个维吾尔族诗人何以有如此高的鉴赏力和预判力，认定他们的诗作代表着唐诗的最高成就？且还李杜连称？这看来不是用郭沫若一时疏忽大意而受骗就能掩盖过去的，这里当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隐含其中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史学大家马失前蹄呢？现在人们的一个普遍看法就是：郭沫若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有意“受骗”的。此话怎讲？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自从中苏两党爆发“九论”之后，中苏两国的关系也随之恶化，双方之间边境冲突不断，中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苏联人的鼓动下蠢蠢欲动，不时制造紧张的民族关系，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抛出“中国的北界是万里长城，西界从来没有超出过甘肃和四川”的谬论，大有借机分裂中国的企图。
其次，从国内形势来看，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琴弦还紧绷着，反映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文艺作品还是“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主旋律，而《坎曼尔诗笺》的主体内容既符合民族团结、反击“苏修帝国主义”宣传的需要，又符合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的需要，自然会得到郭沫若的特别青睐。
正因如此，所以他对“坎曼尔”的三首诗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一首《忆学字》写祖父孙三代学汉文的经过。开头一句‘古来汉人为吾师’，表示了民族感情的融洽，甚素朴，非常动人。”“第二首《教子》是坎曼尔教训自己的儿子。把这首诗和前一首联系起来看，足见坎曼尔的祖孙父子四代都在学习汉文”。“元和十年上距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之死五十三年，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之死四十五年，而李杜的诗歌已为西域的兄弟民族所‘欣赏’，文化普及程度的深且广，难道不会使人大大地睁开眼睛吗？”“第三首《诉豺狼》是痛骂恶霸地主的诗，非常痛快，也非常尖锐，有声有色，诗没有押韵，但确是一首绝妙好辞。”

对于“坎曼尔”所抄的《卖炭翁》，郭沫若认为，这“可能是《卖炭翁》新乐府存世最古抄件”。“元和十五年即公元820年，于时白居易(公元772-847年)还生存着，年四十八岁。白居易的诗在他生前已大受欢迎，远传至高丽和日本。相传新罗王愿以百多金购买白居易的一首诗，现在又得到西域坎曼尔的抄件，我看倒不仅价值百金，直可称为无价之宝了。”他进而赞扬道：“坎曼尔这位兄弟民族的古人是值得尊敬的，他既抄存了白居易有进步的意义的《卖炭翁》，又还有他自己做的痛骂恶霸地主的《诉豺狼》，有这双重保证，无论怎么说，他应该是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还有他那种民族融洽的感情也是高度令人感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在他的心坎中，看来是完全冰消雪化了。”
就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坎曼尔”，连同几首人为制作的《坎曼尔诗笺》，配合着政治宣传的需要，被论证成了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了，学术也成了骗术的代言人了。尽管我们不能说作伪者的原意就是坏的，它与今天许多做假文物以牟利也不同，郭沫若的受骗更有客观原因使然，然而，学术追求的是真，假的终究还是假的。当学术被乔装打扮并被用作某种利益的工具时，它蒙住的是世人一时的眼睛，不可能是人们永久的心灵，真相还是会以它的本来面目呈现给世人的。在这一点上，王肃作伪也好，郭沫若受骗也罢，其结果最终都是一样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揭露郭沫若作伪始末，其实，郭沫若的作伪，主要领域还不在此，甚至不在甲骨文和其他考证，而在于“历史理论”方面。例如，郭沫若为了迎合毛泽东，竟然捏造了“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胡说。对此郭沫若劣迹，我早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发现了——

《古代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质疑郭沫若的史学研究》

［原编者按：本文是谢选骏先生 1972 年 10 月间的旧作，这是首次发表。中共建政后曾经多次发起有关 “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 的讨论，目的是用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强行肢解中国历史，以便为自己暴力夺权的行为制造理论根据。谢选骏这篇文章则指出中国先秦时代没有马克思所说的奴隶社会，而秦汉以后的社会主流却是马克思没有涉及的 “ 无封建的封建社会 ” 。因而本文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适用于中国。］

谢选骏

一，缘起

最近，我读了《红旗》杂志1972年7期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受到启发去思考一些问题，但读完之后察觉这篇短文对问题的解答其实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首先，该文谈到西周中叶有“五名奴隶等于一匹马加一束丝”的行情，因此得出西周亦是奴隶社会的结论。但是我们根据破四旧运动的扫荡所剩余下来的一些零星资料，也不难发现，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早在13世纪，经过自己的海外营业所，在威尼斯经营奴隶贸易，而奴隶主要是在外高加索收买的。但它那时已初具所谓“资产阶级国家的雏形”。可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竟然拥有大规模奴隶贸易，也肯定有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因为奴隶主是不会让奴隶们吃干饭的。我们不禁想知道：当时盛行奴隶贸易的意大利各个共和国，都是“奴隶制”的吗？而后来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是黑奴贸易的盛极一时，但史家们也并不因此而称北美殖民地或美利坚合众国为“奴隶制社会与奴隶制时代”，相反却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一定要依据奴役现象的存在，来定义西周是奴隶社会，是不是有些奇怪？是否有些没有“一视同仁”？
其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的社会制度在18世纪基本上被定义为“属于封建的”，但是其社会生活中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占有却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奴隶贸易和奴隶占有就是“奴隶制”的特征，那么，一个社会是否可以同时属于两个社会？因此可以叫做“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就像近代中国被叫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此推演下来，非洲、美洲和澳洲的土著民族是否生活在“四分之一原始社会、四分之一奴隶社会、四分之一封建社会、四分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中？
最后，18世纪下半叶俄国女皇卡德林二世在位时曾将80余万农奴赠予她的宠臣，当时俄国“国家农民”（类似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数量反不及“私人农奴”之多。但当时的俄国已被现代的研究者认为“处于封建制度即将灭亡”之时。有不少证据表明，西周的“奴隶”和俄国的“农奴”其实是一回事，正如俄国近代的农奴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是一回事──如果西周算是“奴隶社会”，那么欧洲中世纪为什么就一定是“封建社会”，为什么古希腊罗马就一定是“奴隶社会”，为什么古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之间就有了一个截然的“历史分期”？

二，质疑之一

我们认为，西周封建制下的与秦汉官僚制下的奴隶交易和农奴拥有，其实与近代俄国和中世纪欧洲的上述情况有很大的类似。那么，能不能因西周甚至汉代仍有大量官奴、私奴的存在，而断其为“奴隶社会”？正如能不能因为美国与俄国有大量奴隶交易和农奴拥有而断其为“奴隶社会”呢？
平心而论，不论哪一个朝代，不论在哪一种经济基础之下，奴隶（指丧失自由或遭到无偿的强迫劳动者而言）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虏（希腊罗马尤其这样），其次为罪犯与囚徒，还有自卖者与被卖者。换句话，不论哪种经济基础都没有截然的分界，只有大体的政治概念上的分类而已。就连近代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白奴”，白奴不是种族奴役的产物，不是殖民地的产物，而是债务奴隶。后来经过司法改革，欠债的无赖可以坐牢，从而成为公共奴隶，但不可以成为私人奴隶。在后来，欠债而无其它违法行为的，也无须坐牢，所以现在谋求破产保护的人数急剧增加，不少无赖甚至故意这样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即使如此，监狱里的罪犯还是没有自由，我们是否可以根据监狱里的奴役现象来定义现代社会为“半奴隶社会”呢？可见“奴隶”这词的字义也在不断更新，“奴隶制”的根本定义似乎也不容易捉摸了。“奴隶制”如此，“封建制”也经常被弄得模棱两可。例如下文即将谈到的“无封建的封建制”就是这样。
但社会发展史上究竟有无一条“普遍真理”呢？这正是郭沫若的文中所谈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与封建农奴的原则区别，不很显著。”但事实既然不很显著，那么如何作出这一区别并进而作出定义呢。郭沫若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来作为论据说明问题：“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对此仔细体会了许久，仍是不得要领。
恩格斯曾经写道：“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马恩全集21卷450页）这样看来，农业奴隶主与封建主的区别，就更小了。其实在一个民族内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间的经济分野皆非截然的，甚至现代社会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那就是监狱制度和强迫劳动，但不能因此说现代社会也是“奴隶制”的。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错综复杂，那么如何定义一个社会的“制度”呢？理论家们认为，这就须看“主流”。结果国家本质取决于政治革命的分野。即使在奴隶制的罗马国内，封建的生产关系也在滋长着，不过无一个政治与社会的革命来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尽管罗马末期有许多封建性因素，但罗马帝国仍只能算奴隶制国家了。于是恩格斯的上述教导被作为研讨这一问题的宗旨，一切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取得土地既是封建主义的特征，而不是奴隶制的特征，那么根据周初的论工行赏的分封土地就足以证明周代是封建制国家，因为奴隶制国家是不该把“土地与农奴的封赏”列为主要的统治方法的。

三，质疑之二

退一步讲，如把周初的大封建解释为“部落殖民”，也是不妥的。首先，原始部落并不懂得也无能力进行有计划的殖民，他们只会本能的掠取和占领较富庶的地区，而非有意识地展开殖民活动。其次，殖民开始于城市文明，以古希腊罗马而论，殖民有两种：1、由国家推行，在于解决内部矛盾与增加国家能力，预防外部敌人的威胁入侵等等。2、人民自行集合，由于生活艰难而寻找出路所致。但不论是前后哪种类型，殖民地即使在名义上都不是“总督”的私产。总督只是中央行政的代表而已：与周初的大封建有天渊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大封建不是委任管理，而是论功封赏。总督再有全权，显然不包括主权，毕竟与公侯伯子男的主权在握相去甚远。且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民间往来甚密，不像周初王室与封侯各国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官方层面的。周初大封建则与欧洲日耳曼中世纪初叶封建领主对其附庸大加封赏有本质的类似。
而所谓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在殷周时代是土地国有制，“国有”这个概念，往往指“政权所有制”，如“国王所有”、“全民所有”等。像殷代的“国有”可能表现为“全民（公社）所有”；在周初则表现为“国王（天子）所有”。殷代的全民所有与近代的全民所有，形式不尽相同，但同样不是私人占有；而是组织占有、单位占有。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是组织的区别、单位的区别。
周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这是典型的封建制，不同于秦汉到清末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是允许土地买卖、人口流动的。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内部，并不存在欧洲意义的“自由民阶级”；即使奴隶主也缺乏欧洲意义的法权保障。但无论如何，允许土地买卖、人口流动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比起不允许土地买卖、人口流动的封建制，还是拥有较多的自由；社会各个阶级由于商业关系和金钱的润滑作用，也较为平等。

四，质疑之三

相对于欧洲的法治传统，人治的中国在殷周间所谓“百工”、“百官”者，不仅是国家与王朝的官职，而且是为领主们管理庄园与手工业的高级家奴，这一特点在比殷周更为原始的近代彝族社会也可看出。不论殷代可能的“奴隶制”与西周的典型“封建制”，其官僚阶级与“百官”职能和秦汉以后官僚社会的官僚阶级与“百官”职能，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秦汉之前的中国是类似欧洲与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那样的封建社会。在先秦的官僚阶层和王权之间的封建贵族，在秦汉以后基本上荡然无存。
对现代彝族社会的观察，可知黑彝（主人）和白彝（奴隶）的对比是15％与85％之分。最初多数奴隶主之间并无统一的领袖，更谈不上领袖的“专制”了。黑彝（主人）和白彝（奴隶）之分基于种族区别，因此在理论上，每个自由民都可以成为奴隶主；奴隶主只能在其份内行使权力。对殷周的考古也可多少印证：主人与奴隶的区别和种族背景有关，主要不是起源于阶级分化。
在我们看来，阶级斗争很可能是在种族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相反，“是阶级斗争造成了民族斗争”。对外征服导致对内压迫，日后，由于对内（被俘的敌人即奴隶）阶级斗争、对外（尚未被俘的奴隶即敌人）民族斗争的加剧，需要统一首领以保障主人的私有财产，因此强有力的大奴隶主作为首领才出现了。形式多异、内容实同的对外目标，是无论怎样伟大的首领都不得不盯视的。
在这种意义上，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没有分封土地的惯例，其掠夺对象主要是奴隶而非土地。且以某一民族或是奴隶主集团为权力中心，因而很少出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向心现象。否则，为什么周灭殷后即使给予“殷顽”许多土地及奴隶而没有进行暴力专政，殷顽仍是积极反抗，不肯就范呢？因为他们过去就是有土地、有奴隶的统治民族，所以不满意殷亡后被剥夺的处境。
其实就从殷王对于农业生产的参与和关心来说，也可说明他和庄园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他本人就是大庄园之主。可以想见他的领地一定很大，而领地一大，他就不会亲自下田了，正如现代的无产阶级领袖也不会自己劳动的。如把殷末土地实际上的私有制、伴随奴隶掠夺而来的私有制解释成马克公社式的东西是不科学的，无论如何马克公社不发达的生产力，既不能供应奴隶主中央们的挥霍，也不够支付边区扩张的战费。马克公社的普遍存在和理论家们所说的“庞大的专制王权”（殷末），也是不相适应的。

五，思考之一

使得人们误认先秦中国也是“奴隶制”国家，可能是由于某些历史现象的相似性造成的错觉。尽管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民族的多种条件如国际交往、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地理环境、人口物产皆有差异，但相对于它们之间的民族如印度次大陆、两河流域、北非等地宗教传统占据上风而言，中国和欧洲的政治传统和历史意识确实相对突出。
举出一个例子。
古代罗马社会发展，表现在政治上分为三大阶段，即王政时代、共和时代、专政时代。我认为同样被目为“奴隶社会”的殷代和先殷时代，也存在三个类似的阶段：
1、王政时代：类似于罗马的王政时代，殷代王政时代的传说成分也是压倒一切的。其大致为商汤及其前代的数百年间，也包括传说中的夏代。王政时代的奴隶掠夺战争可能还不致于太激烈；但随着奴隶掠夺战争的日趋激烈化，“王政制”即酋长制，将被“共和制”即多酋长制代替。因为“王政”时代掠奴战争不致太激烈化，所以有可能同时出现几个王政国家。例如殷和先殷可能并存过几个王政制国家，严格的说就是酋长制下的部落。
例如──
A、“有易杀殷侯子亥”，可能就是当时的一场“国际战争”。（《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B、“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可能就是当时的三国演义。（据《竹书纪年》：“帝泄元年辛未，帝即位。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殷人报焉。”）
C、“伐蒙山有施氏进妹喜”，可能就是当时的“国际和亲”。（《国语·晋语一》说：“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D、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竹书纪年》帝癸三十一。《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商颂》笺：“昆吾、夏桀同时诛也。”详孔疏。《尚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
在先秦，所谓“侯”与“夷”，多指其它部落而言。尤其先殷时代频繁的奴隶掠夺战争，是文明累积的必要前提，存留迄今的古代战争的零星记载，可以印证这一点。而“王政”其实就是要限制奴隶掠夺战争，缔造更为普遍的秩序，更为和平的秩序，那就是贸易与交换的秩序。这一秩序在商汤时达到顶点。所以殷人被称为“商”也许不是偶然的，“商”而非“战”，正是对于奴隶制度的限制，正是王政时代的要素。
2、共和时代：殷代共和显然不同于罗马共和，有其实而无其名，主要体现为各个贵族领主之间的势力均衡。力量的均势造成了王政的衰落和实际上的共和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寡头政治，和二十世纪的中国有某种相似。这种格局下的“王”，处于无权与徒有虚名的地位，和二十世纪的“人民”有某种相似。殷代共和大致在殷初至殷中叶即商汤之孙太甲到小乙之间的400余年间，这期间古代酋长的王政制崩溃了。可以想见，由于殷代“奴隶制”比古罗马奴隶制更为原始，且文明程度也不像后者那样因为吸取了诸多先进民族的现成文化而显得较高。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贵族领主的共和与支持，“伊尹放逐太甲”是如何进行的，而太甲最终得以还都又作何解释？显然，伊尹和太甲各自得到了一些高级贵族的坚定支持。随着文明的扩张和内外矛盾的尖锐化，国家需要加强，因此帝制将代之而兴矣。例如：伊尹放逐太甲，且太甲复归后依然事事以保衡马首是瞻，意味着王权的投降。王位虽未倾覆，却向权臣们屈服了。随后数百年战争，都是王权不振的结果。而要振兴王权，就必须除掉权臣伊尹。所以关于伊尹的命运，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竹书纪年》说，太甲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但沈约的按语却说：“伊尹自立，盖误以摄政为真尔。”）七年，王濳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但沈约的按语又说：“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参照《竹书纪年》沃丁八年“祠保衡”的记载，沈约的说法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
3、帝国时代：由武丁至帝辛间的200余年间，此时君权加强，到殷末时即使政治危机尚未到来，但这时君权也已达到高点。由于蛮族不堪压迫和对领土的要求，便联合起来武装入侵商朝。连年战争和狂饮乱舞削弱了帝国，国家就从顶点一下子跌落。虽然殷代没有古罗马那样的“奴隶制”，但要一下子消灭它也是不容易的。例如殷顽就大有人在。鉴于此，周人便并行了两种经济制度，分别管制殷顽及其盟友和周人自己的封建体系，作为“帝国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前者如王师克鬼方（《竹书纪年》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五十年，征豕韦，克之。”（《竹书纪年》）正如郭沫若所说：“在他（周文王）的祖父（即古公亶父）的一代，周人还是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并没有怎样进步的文化，就是文王尽管是一族的长者，而他还亲自看牛放马，种田打杀。”（《青铜时代》71页）可见关于周初的文治武功，多少含有周朝末年甚至是现代人的理想成分。其实那时的民族是只会按照自己当时的面目，而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理论去改造世界的。

六，思考之二

古罗马发展史上有王政、共和、帝国三阶段，使得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发展完全。不像殷代文明的发展遭到周人的外来征服的强行中断，因此相对十分原始。考其原因，无非是外国的先进文化由于地理障碍等原因，没有能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所幸世界历史上除了中国几乎无一民族国家能从原始社会连续地发展到现代社会，几乎所有民族与国家比较灿烂的只是一个时期、处在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之下。像那些曾经给与欧洲国家的发展以重大影响的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等“奴隶制”国家，都比古希腊与罗马社会来的原始，可见吸收外国现成的文化比单独自己创造文化，其进步要快速得多。
中国先秦的井田制与分封制度，正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初的庄园制与封建制度。两者同样是在“多民族”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发展过程与其结果则存在“小异”。郭沫若文中也谈到，列国兼并、诸侯国内阶级斗争的剧烈情景，也正与英国12世纪封建王权的加强相类似，不过前者表现为诸侯间的兼并、以达统一，后者表现为由王权去达到统一。实质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要求打破封建状态。析其不同的原因，因为中国地大，能力不大的周室反能控制小片发达地区。以致大片不发达地区（控制权在诸侯）发达后，即在多方面超过周室，以致王室不能驾驱；英国地小，王室得以控制大片土地以战胜诸侯。此外，欧洲封建制的崩溃是由于城市的发展，周代末期的春秋时代，封建制的崩溃是由于农业的广泛发展，荒地的大量开垦使得诸侯势力的发展出现失衡。以致周朝王室不能像欧洲王室那样去利用封建领主与“第三阶级”的矛盾来扩充王权。
那时的中国是先秦封建制与秦以后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交替的时代，虽然将齐国的商业都会临淄，在前期发展和后期发展的两种状况来断言那就是革命前与革命后的两种状况并无充分根据，但仍可想象在先秦社会发生过封建制向无封建的封建社会的转化过程。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文说，“春秋和战国之交，恰好是古代社会的发展由量变与到质变的时期，当时的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天子倒楣了，诸侯起来，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来，卿大夫倒楣了，陪臣执国命，一直发展到陈胜、吴广以农民起义而称王。刘邦、项羽以破产户和游手好闲者而做到霸王与皇帝，在历史舞台上短短的两百多年间，翻腾着轩然大波，这决不是什么和平过渡”；但在我们看来，这也完全可以是封建制向无封建的封建社会的革命脉动，而不必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巨大变造。
其主要原因，与其说是资本活动的增加、商业的繁荣所致，不如说是列国争霸所致。否则，如何解释秦汉以后中国社会资本活动和商业繁荣的持续增加，却再也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呢？

七，思考之三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由于政治统一的时间远远大于地方自治的时间，工商阶级即使在商业活动中也无法获得独立的、主导的地位，而不得不听凭政治领导如土地领主和军阀势力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也使得中国的地主、官僚兼有欧洲商人的特点，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些特点对后代中国的发展，影响颇大，不能忽视。
表现在土地关系上则为废除多级领主间的赏赐制度（实由分封领土──分取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而得以自由买卖（一般而论，封建制的土地不得买卖）为资本的发展在农村打下了基础。如果不承认以上事实，则对于中国秦汉以后2000余年“无封建的封建社会”难于理解。
例如王莽政权，正是鉴于西汉的“无封建的封建社会”土地可买卖、人口可流动而导致的中间阶层消解、社会两极分化，为了缓解社会僵硬化的趋势，而实施了一些“社会主义改造”。后来中国特有的土地危机，每每激发这样的企图：恢复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开始消亡的封建社会主义如井田制。结果即使得逞于一时，也终因时迁事异而遭惨败。所谓“得逞于一时”，也是借助于蛮族入侵的，如五胡尤其是鲜卑的均田制，以及蒙古和满洲的圈地运动（以及日本的军管和苏联的国营）。而像西晋的分封诸王由于缺乏这样的蛮族社会基础，很快就导致“八王之乱”的政治惨剧。
此外，周代还确立了父终子及且是长子继承的传位法，这象征着封建制的金字塔结构以王权作为自己的冠冕。而在殷代，只是在它的末期才确立了父终长子继承的习惯，而此前兄终弟及甚至王族内婚的传位法一直都是根深蒂固的。那时的君王本身负有军事掠夺战争的直接任务，这就要求比较有能力的王族中人来担任君王，而不像后代那样平庸的皇帝可用宰臣辅佐。随着社会专业化程度的上升，西周的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已彻底瓦解了，战国兼并战是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的综合斗争。最后导致“无封建的封建社会”的来到。
世界多民族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多歧多异的，因多种发展条件不同，就更显千变万化、不可捉摸了。即使“从野蛮到文明”这一主轴的发展进程及其形式，也并不确定。文明经常倒退，黑暗战胜光明。不论急缓、长短、明显、暧昧，生死往复的机会大体上其实是均等的。

八，比较之一

本来，如按希腊的先例，部落社会的多利斯人侵入克里特、迈锡尼等奴隶制国家以后，继续其旧制发展，也如落后的满清入侵先进的明朝以后，继续其旧制发展──落后的周人征服并接管了先进的殷朝统治，仍将在其旧制的基础上向前继续发展。很难设想，落后的周人能够“在奴隶制的基础迅速发展出先进的封建制来”。因为这在“社会发展”的逻辑上无法讲通。因此范文澜主张殷代是奴隶制、西周是封建制，在“社会发展”的逻辑上无法讲通。尤其考虑到，即使殷代存在“奴隶制”，也比罗马奴隶制原始，其发展与危机无法与罗马的高度成熟相提并论；甚至没有企及克里特与迈锡尼奴隶制的发展程度。
恩格斯所说：“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提高到普及地位，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立叶最早指出的，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因此之故，这种形式大大胜过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切不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又归功于什么呢？”（《马恩全集》21卷，177－178页）但是这种“野蛮带来解放”的情况，恐怕只是一种理论家的想象，否则成吉思汗就是文明人类的最大功臣了。事实上，野蛮带来的就是野蛮，而不是解放。流动的多利斯人野蛮地摧毁迈锡尼文明，不像周人毕竟臣服在殷朝之下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入主中原，这种差别多少有点像蒙古人与满洲人的差别。
殷代自武丁以后中央政权就渐失天威，即使青铜器也显示出颓败的风格，可以想见统一的文化、军事、经济、政治等中心并不稳定。由于殷代文明尚未发展到成熟和腐败的地步；并且周人少，殷人多，周治殷更加不易。周人采用殷朝及其与国较能接受的封建制（分封农奴连同土地给大姓大族），而不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消灭殷朝“多士”的特权，确立了中国政治的妥协传统。为了降低反抗，需要一个越长越好的过渡期，这过渡期当在穆王时结束。可以说，周初的“分封”便由此而产生了，到周穆王以后更加确立起来。
以下取自《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的大事记，可以看出殷末周初各个“封建国家”之间的角逐：
太丁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历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王嘉季历之功，锡之圭瓒、秬鬯，九命为伯，既而执诸塞库。季历困而死，因谓文丁杀季历。
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邘侯。
九年，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作琼室，立玉门。
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游于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
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发营镐。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周文王）薨。
四十四年，西伯发（周武王）伐黎。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孟津而还。王囚箕子，杀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师次于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从周师伐殷。（《唐书历志》引《纪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
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命监殷。遂狩于管。作《大武乐》。
十三年，巢伯来宾。遂大封诸侯。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墠，作《金縢》。
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初狩方岳，诰于沬邑。冬，迁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来朝。秋，王师灭蒲姑。
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遂伐奄。灭蒲始。
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
六年，大搜于岐阳。
七年，周公复政于王。春二月，王如丰。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冬，王归自东都。
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禽父、齐侯伋迁庶殷于鲁。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
九年，肃慎氏来朝，王使荣伯锡肃慎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越裳氏来朝。周文公出居于丰。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丰。唐叔献嘉禾，王命唐叔归禾于周文公。王命周平公治东都。王锡韩侯命。
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
十四年，秦师围曲城，克之。冬，洛邑告成。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从。
二十四年，于越来宾。
二十五年，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宾。
以上几个步骤是殷周政权交替的关键之处，也是“封建制确立的关键”。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终于确立了中央王国与地区方国之间的分野与秩序。
上述大概分法虽然缺少严格的考古资料的佐证，但古人的历史资料本身是不可能为了“预表”后人的历史观念而造作出来的。当然，东西方历史现象的“实质”即使相近，它们的发展过程、表现形式及其激烈程度，也必然互异。此外，周初由于畜奴制与封建制的并行，在二者交替过程中，各种战争尤为复杂与激烈，如周王室与徐、淮、楚等殷的原先属国之间的斗争。周成王的孙子──昭王就是由于讨伐不纳贡的楚国而“崩于汉”的（《初学纪》七引《纪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那时还在西周盛世呢。到穆王以后，由于封建制确立和巩固，诸侯国日益巩固强盛，中央王权反而更加衰落。而诸侯国之间为了彼此争夺土地而进行的战争，逐渐成了主流。中央王权为了扩张文明而进行的讨伐性战争，日益后继无力。而当封建制下的诸侯国系统开始有计划地兼并土地和属民的时候，封建制也就逐渐走向崩溃；而秦汉以后成为主流的郡县制也就逐渐形成了。

九，比较之二

在其他国家，如信仰回教的奥斯曼帝国和彼此分裂的基督教欧洲的交往中，奴隶贸易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北非的回教徒大肆掳获欧洲的基督徒、作为奴隶贩卖到土耳其的宫廷和军队，包括奴隶在内的大批基本商品的运转，主要取决于“封建国家”彼此之间或其内部的社会分工。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奴隶贸易”是“封建国家”的日常业务！“奴隶贸易”并不仅仅属于“奴隶制社会”。
这多少与殷王朝与一些地方部落国家的关系相似。例如殷末的社会繁荣，很大程度依靠对于东南夷的掠夺战争。到了周代，诸侯国之间的、诸侯国与周王室之间的贸易运转，也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分工紧密联系，而和掠夺战争互相配合。其实发动掠夺战争的一方也是在进行国际贸易：出口自己的战斗力，进口敌人的战利品。
中国封建制比较典型的是周代，其晚期商业活动要比欧洲早期封建时代的商业活动还要频繁。但总的来说，中国工商业阶级相对缺少独立性，自治城市的传统几乎没有。不像欧洲，封建制的瓦解更迭的主要结果就是工商阶级的解放，与农奴的人身自由（而不是奴隶的解放）。春秋末年庶人地位的提高，有军功者可进升为“士”的事例，以及“民为贵”的思想，也并不能给与中国的平民以近代欧洲那样的机会。尽管封建等级制度在秦汉以后日益瓦解，但工商阶级的发展及其权利的扩大，远远不及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加强那样快。结果王权和官僚机构结合，造成“无封建的封建社会”。
相反，如果中国工商业阶级能够发展到政治合作的地步，如果中国工商业阶级有力量反击“无封建的封建社会”下的王权和官僚，而不是由于被样样官办甚至宦官专政彻底击垮的话，中国早该在汉代而不是明代就可以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这种“资本主义”必然与欧洲近代的资本主义具有大不相同的内容。例如，虽然缺乏大机器生产与大工业革命，但仍然具有重商的性质，不失为“资本主义”的性质。从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二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逻辑的。如俄罗斯从十三世纪开始，铁的使用才开始广泛，用铁制造犁头、犁刀和巴齿，而此前由于铁的昂贵，这些东西是用橡木制造的。这是十三世纪的俄国在农具技术方面的最大成就，而在11世纪以后俄国已开始成为封建国家。相比之下，公元前的古希腊与古罗马，虽为“奴隶制国家”，但已盛行铁器。并且希腊世界甚至由氏族制向奴隶制的过渡期间，即开始了铁器的广泛使用。由此看来，即使没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国家结构。而且，资本主义开始时也并没有大机器生产，只是在十九世纪的蒸汽机带动的大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大机器生产。

十，没有结束的问题

由上可见，周代中国是一个由无数农奴与不自由的手工业者集合而成的“拼盘式的封建国家”，工商业的发展是随之而来的，像十九世纪以前的俄国和中世纪的欧洲。但就目前文献可考的范围讲，周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还是封建制度的，没有证据表明它是“奴隶制”主导的。至于周代以前的殷代，也很难依据奴隶的存在而论断它是“奴隶社会”，就像无法认定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和民主改革前的俄国是奴隶社会。
就封建制度而言，可以说周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发展起来的，至于“封建生产方式”与“封建经济”除了是从分封建国这种制度下派生的以外，并无实质意义。从全中国历史来看，封建制度商鞅变法以后就大体瓦解了，而基本结束于汉武帝的“推恩法”。后来入侵中国的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复活过封建制度，但为期甚短的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地中海世界许多奴隶制国家都是被蛮族摧毁的，而不是自己进化为封家国家的。其内部原因可能基于：如果这奴隶社会尚未发育完全，入侵的蛮族将代其发展下去，但这奴隶制国家如果已临末路，则将就此寿终正寝。但殷与周之间的纷争好像与此不同，多少有些“争霸中原”的意味，所以周鉴于殷的弊病而实行改革，不同于蛮族入侵的掠杀优先。
在郭沫若的著作中，由于过度注重阶级斗争，而缺乏文明演变的观念，因此无法就以下问题获得深入的研究和有效的澄清：
1、殷周间的语言、风俗有何具体差别？是后来逐渐消除了民族差别，抑或原来就只是方言方国的差别？
2、殷周两族间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的区别，是否使之可以划归两个独立的民族？
3、周对殷的入侵到底具有“掠夺性质”，还是“反抗性质”？是侵略战争还是反侵略战争？或者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而在我们看来，孔子距离殷亡已经500余年，尚且被视为殷人后裔，想必殷周之间的区别原先并不是方国性质的，而是要大得多。由此可以推测，方国系统也就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是在周文明普及之后逐渐形成的。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范文澜等人会误解西周封建制度成形之前的殷代，是“奴隶制”的──范文澜照搬欧洲封建制度之前的希腊罗马奴隶制，到西周封建制度之前的殷代了。
197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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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
《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年）著。
《马恩全集》21卷
郭沫若《中国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谢选骏：古代的天子图式

《尚书》中的《尧典》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道统神话（区别于原始宗教神话）的最重要的经典。它的多层面内容跨越了夏、商、周三代，成书年代历经有周八百余年。因此，它反映着先秦时代中国民族的最深刻的一些理想。《尧典》，以尧、舜两位“远古神祇——近古帝王”的活动为主要描写对象（伪《古文尚书》并因此从中分出一部《舜典》）。而尧与舜，恰恰被视为古代“圣人——天子”的典型形象。这就为我们展示了“天子”观念的原始内涵：
“稽（考）古帝尧，曰放勋。钦文明（文，除有“文明”、“章法”等含义，还指宇宙的秩序，如“天文”的“文”）；思安安（蔡沈释“安安”为无所勉强、顺乎自然）。允恭克让（“克让”，指能够让贤引退），光被四表（光耀四方大地），格于上下（沟通上天与人间）。克明俊（“俊”，古上帝名，引申意为“大而突出者”）德，以亲九族（九族，指宗族、大家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指百官族姓、国家支柱）。百姓昭明（指社会政治健康），协和万邦（万邦，指大文化圈内的所有政治实体与自治单位）。黎民于变时雍（天下人民因天子而获得普遍的和平）。”
这些德行，有不少是上帝之子特有的功能如“格于上下”、“光被四表”等等。而开宗明义，展示的恰是天子神圣性：他谦恭地从明悟宇宙秩序中获得了启示，思想因而倾乎自然的节律。他忠于神圣的使命，但不眷恋世俗的权势，他的人格之光照耀四极，沟通神人两界……中国道统神话中强烈的世俗伦理精神，使天子获得了一种大自然能力，他不同于宗教神话中神格的超自然能力。因此，天子的社会政治功能，大于他的神圣宗教功能。
天子对社会群体所发挥的影响，则被后来的儒学政治论（如号称“孔氏遗书”的《礼记·大学》篇），悄悄吸取了：“克明俊德被”被引申为“修身”,“以亲九族”伸发为“齐家”，“平章百姓”则是“治国”的原始说法；而“协和万邦”则是“平天下”观念的不那么战国味十足的措辞……儒家的创新之处仅在于，把天子不乏神秘性的“德”换成了儒士刻苦力行的“学”。《尧典》的道统神话在此被儒士们的政治哲学取代了。但此哲学理想，实有神话理想的澜源，殆无疑义。
天子，作为在天人之际“格于上下”的全能沟通者，擅长与天象的启示相感应，他以此调节人类的行为及其节律，以期顺天而应命。天子的创造，不在于个体的发挥，而首先体现为历法的创造及运用——“敬授人时”。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一调合天人关系的基本创造，使农耕民族的生活得以“顺乎天时”、合乎自然，更能应付环境压力、生存压力。其次，天子的创造落实到调理大地的规划上——大地是人的生存空间，治理它，得使人的生活切乎地利。这在《尧典》中，具体化为天子尧对洪水的治理计划。最后，天子禹更以自己的才具出色实现了这一使命。
综合《尧典》给天子描述出的图式，可以说：
天子的头两个步骤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天子是从自己对天意、天命的感应中再生的，他来自人民中。因此，他的道路是艰辛的，同时也是“上升”的。
《尧典》对舜的兴起所作的描写，同样具有深刻的象征性。天子舜生于逆境，发展了坚忍的美德和广泛的才能，最后经过神话式的典型考验，获得社会群体的承认，执掌神圣统治的权柄：
“谨（诚）徽（美）五典（即五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即总理一切事物），百揆时叙（秩序井然）。宾于四门（担任外交工作）,四门穆穆（受到异邦的尊重）。纳于大麓（山脚，引申为旷野、荒山野岭），烈风雷雨弗迷。……正月上日（初一），受终（“禅让”）于文祖（尧）。在（察）璇玑玉衡（天文仪器或是象征天体运行的法器），以齐七政（日，月、五星）。肆（遂）类（特殊情况下的祭天之礼）于上帝，湮（神字旁——祭天之礼）于六宗（受祭的大神），望（一种祭祀）于山川、遍于群神。”
就这样，天子——这人类探索自然、协调自己与自然关系的特殊眼睛——经过离群索居的考验，终于握得了神圣事物（如祭祀上帝）的特权，成为直到人类群体活动的有力之手。
（我们记得，这与《福音书》上关于耶稣基督遭受魔鬼撤旦的诱惑，在旷野禁食四十天的记载，不乏相似。）
在《尧典》中，这只不乏神秘意味的手，大规模涉入一个新的领域——即着力协调人与家族之间关系、家族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世俗领域，修订历法、检查礼器（祭仪与礼仪中必备）和厘定度量衡（这象征为世界确立规范）、四出巡视、划分行政区域、制定并实施刑法，最后，逐次流放了四种危险的敌人：共工、欢兜、三苗、鲧。如此这般，天下大治。……
天子的社会事业与文化使命，不会因其世俗性的死亡而中断。尧死之后，舜的世俗化职能及社会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因此，他成为道统神话范畴中的天子向政治哲学范畴中的天子过渡的中介。这样，天子职能中沟通人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关系的一元，至少与其沟通国家与神、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元，等量齐观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元越来越多地包括着前一元。“天理”越来越成为“人礼”的变相。
尽管道统化、历史化、世俗化程度如此之深，但在舜和他的“廷臣”如后稷（周始祖）、契（殷始祖）、皋陶、益、朱、虎、熊、罴、夔、龙等神话形象之间，仍然存有显见的演变关系。维系这些关联的核心力量是，一群“远古神祇——近古庭臣”受到道统的强烈吸引和内外压力的持续驱使，下降为人，充当“天子的仆从”，去实现“天之明命”。
中国历史文化的晨曦，就这样破开了它的浑沌态。
摘自
谢选骏
《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
全书目录
第一章 启示的力量……………… 2--18
1--1 文化之源……………………………… 3
1--2 民族命运的印记……………………… 8
1--3 当代生活的解毒剂…………………… 12
第二章 圣典的表象……………………20--59
2--1 古代文化的"通例"…………………… 21
2--2 日本的比照…………………………… 26
2--3 《山海经》及其他…………………… 28
2--4 务实的倾向…………………………… 33
2--5 传说的性质…………………………… 38
2--6 《史记》与传统……………………… 44
2--7 家族主义的表现……………………… 49
2--8 家族主义的流弊……………………… 54
第三章 意味深长的分裂………………62--89
3--1 二元并立……………………………… 63
3--2 伏羲、女娲的形象…………………… 67
3--3 显赫的日月之神……………………… 71
3--4 分裂的意味…………………………… 74
3--5 文化心理的两面……………………… 78
3--6 灵魂分裂的两个阶段………………… 83
第四章 主神的缺如………………… 92--115
4--1 至上神问题…………………………… 93
4--2 赵简子的梦…………………………… 98
4--3 自然之神及其他……………………… 100
4--4 人类始祖的来历……………………… 102
4--5 神的风格与族系……………………… 105
4--6 系列及出路…………………………… 109
第五章 混杂的场景…………………… 118--154
5--1 主题的变迁…………………………… 119
5--2 角色的移位…………………………… 125
5--3 错落的映像…………………………… 131
5--4 黄帝的身影…………………………… 136
5--5 涿鹿之战的例证……………………… 143
5--6 "少典氏帝系"………………………… 147
第六章 文化精神和孔子的使命……… 156--193
6--1 古史神话的精神……………………… 157
6--2 "天命"与"命运"……………………… 159
6--3 独立精神的失落……………………… 165
6--4 中国文化的模式……………………… 170
6--5 孔子之谜……………………………… 176
6--6 殷周文化的结晶……………………… 181
6--7 现世精神的先行者…………………… 188
第七章 《尚书》中的回声……………196--220
7--1 《尧典》与众神的变形……………… 197
7--2 天命观的诞生与发展………………… 201
7--3 先秦文化转换的地理政治背景……… 211
第八章 神----人----神…………… 222--239
8--1 精神的天梯…………………………… 223
8--2 人格化的理想………………………… 228
8--3 古代的天子图式……………………… 234
第九章 展望………………………… 242--254
9--1 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 243
9--2 "天子"为世界带来的启示…………… 248
空寂的神殿
----中国文化之源
谢选骏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X960mm l/32 印张10插页5字数 132 千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一220一00019一7/C·11
统一书号: l7118·187 印数: 1一100,000
定价: 1.78元
《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


71
神话与民族精神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一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one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谢选骏先生1986年在中国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的影印本，内容涉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希腊－罗马、希伯莱、北欧、日本等处的神话研究，并与中国的汉语典籍所体现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作了深入浅出的比较研究。全书三十余万字。
《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1986年的出版，直接影响了1988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河殇》1988年的播出，促进了1989年中国的民主风潮，而“六四镇压”激发全球抗议并促成了共产党世界的总崩溃。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en Cultural Zones】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and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86. The book consists of Mr. Xie's studies on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of the Egyptians, the Mesopotamians, the Indians, the Greeks, the Romans, the Jewish, the Northern Europeans and the Japanese, and is also a comparative study, in penetrating and simple terms, between the above-mentioned mythologies and national ethos and those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There are over 300,000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book.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had a direct influence on 【River Elegy】, the TV series of political commentary, the broadcast of which in 1988 encouraged China's pro-democracy unrests in 1989, the most notable of which was the June 4 unrest in Beijing,  the suppression of which led to global protests and speeded up collapse of Communism world-wide.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

（另起一页）
72
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Temple of Emptiness
--the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二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two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谢选骏先生1987年在中国出版的《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的影印本，内容涉及中国汉语典籍所体现的神话，以及它对中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和影响。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The Temple of Emptiness - the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and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87.
The book consists of Mr. Xie's studies on the myths embodi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as well as its manifestation and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I

73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weet Spring on Desert
——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三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three
内容简介
这是谢选骏先生1987年在中国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的影印本，内容是哲学随笔。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南方赤色·夏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二部，内容探讨了“文化的本体和宇宙的本原”，体现了作者谢选骏25岁至29岁时的“理论探索和思想模型”。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weet Spring on Desert——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Red to the South——A Book of Summer) 】is Part 2 of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ok explores the noumenon of culture and principle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Xie Xuanjun the author'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mode of thinking from age 25 to age 29.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II

74
秦人与楚魂的对话
——对《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对话》的诘难（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
——A Criticism of "Dialogue" between Toynbee and Daisaku Ikeda】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四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four
内容简介
这是谢选骏先生1988年在中国出版的《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的影印本。内容是对于《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对话》所进行的诘难。
此书主要部分，见于《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西方白色·秋天的书），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三部，内容涉及“历史与社会”诸多方面，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33岁时对于各种问题的广泛看法和“思想对话”。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 （以下用斜体）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以上用斜体），Content is for "Toynbee and Daisaku Daisaku dialogue" for criticism.
The main part of this book, found in the （以下用斜体）The Historic Dome——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 (White to the West-- A Book of Autumn) （以上用斜体）is Part 3 of （以下用斜体）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以上用斜体）.The book touches upon various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and reflects Xie Xuanjun the author's views on broad range of issues and related dialogues at the age of 33.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四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V

75
中国神话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Chinese mythology】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五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five
内容简介
这是谢选骏先生1989年在中国出版的《中国神话》的影印本。内容是对中国不同的多个民族的神话进行了分类研究，其中包括创世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神话的舞台、神话的演变、神话的特色等。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a facsimile reprint of【Chinese mythology】, The content is to China's many different ethnic myths were classified research.Including the myth of creation, the myth of flood, the myth of hero, the stage of myth, the evolution of myth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yth. This is Mr. Xie Xuanjun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89.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
76

生命──放歌？悲歌？/中国神话传说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Anonymous lament of life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六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six

内容简介
1989 年六四大屠杀以后，由于作者被禁止出版名单，这里的两本书，
只能用匿名的方式出版。

1、〖被囚禁的思想〗（《被囚禁的时代》第一部） 一书，是1988 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而从1980 年以前的私人笔记中整理出来，1989 年春修改完毕，准备1989 年当年出版。但是“六四屠杀事件”以后，上
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上级指示，把作者已经列入黑名单，不得出版新的著
作了。由于该出版社毁约单方面取消出版协议，拒不出版本书，只得暂
时搁浅出版事宜。到了1993 年，有好事者将此稿送到深圳“海天出版社”，
改名《生命──放歌？悲歌？》，用笔名“玄峻”（谐音“选骏”）出版。

2、〖中国神话传说〗则是为一套丛书匿名撰写的。笔名“叶名”，
纪念六四的死难者，意思是他们的名字只能写在叶子上，随风飘扬了。
A Synopsis of the book
Since the Holocaust on June 4, 1989, since the author was banned from publishing the list, the two books here can only be published anonymously.
1、Imprisoned Thoughts(Part One of Imprisoned Era) is a book by Mr. Xie, the contents of which were sorted out of Mr Xie's personal notes before 1980, at the suggestion by t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e revision of the book was completed in the spring of 1989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published. The publication was scheduled for the same year. Mr Xie was black-listed, however, by the authorities after the June 4 incident, and the Publishing House was forbidden to publish new books by Mr. Xie. The Publishing House actually tore up the agreement on publication unilaterally,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was shelved. In 1993, some interested people handed over the manuscripts of the book to the Haitian Publishing House, changing the title of the book into Life-- Singing with a Resounding Voice as Well as With a Lament, adopting the pen-name of Xuan Jun for me--homophonic with Mr. Xie's first name.
2、Chinese myths and legendsare written in an anonymous way for a series of books. Under the pseudonym "Ye Ming", to commemorate the massacre of the victims of June Fourth, meaning that their name can only be written on the leaves, the wind fluttered.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六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I

77
联想与印证──对中国思想的重新理解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Understanding Originality of the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by Association and Corroboration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七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seven

内容简介
谢选骏的《联想与印证──中国思想的理解过程》，通过对于神话、《诗经》
《洪范》《乐记》《周礼》《老子》《孙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十篇“阅读”
和“解释”，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于古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的理解过程。
全书作于1977 年到1988 年之间，1989 年“六四”以后被禁止出版，1994 年
曾经匿名“玄峻”得以初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of Xie Xuanjun's ── Understanding Originality of the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by
Association and Corroboration ── exemplifies how a modern Chinese scholar tries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 originality of ancient Chinese thinking by reading and deciphering
Chinese mythology and the following ten works ：Classics of Poetry，Hong Fan，Yue
Ji，Zhou Li，Lao Zi，Sun Zi，Zhuang Zi，Xun Zi，and Han Fei Zi. The book
was written between 1977 and 1988, was banned after the June 4th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first printed in 1994 under the pseudonym of Xun Jun（ 玄峻），
and is now published in a facsimile reprint.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II

78

向东方——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Bid farewell to history: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Complex"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八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eight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
河心理”》，原来计划在1989 年出版。“六四屠杀”事件以后，出版社单
方面毁约。1996 年，该文集改名《向东方》，匿名“疏野”出版。其中
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是为电视政论片《河殇》写作的第一稿。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the collection of Mr. Xie Xuanjun "to the East", formerly
known as Bid farewell to history: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Complex",
Originally planned to be published in 1989. after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the publisher unilaterally breach of contract. In 1996, the book was renamed
"to the East", anonymous "Shu Ye"( 疏野) published. "Shu Ye"( 疏野) is Xie
Xuanjun Newspaper column under the pen name. This book second chapter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Complex", is the first draft for the television political
film "River Elegy"( 河殇) .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VIII
79

零点哲学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九
Twentieth Century photocopying series nine
内容简介
本书是《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北方黑色──冬天的书）的第一稿。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四部，内容涉及“人生哲学和宇宙现象”方面的问题，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28 岁至35 岁时对于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表达。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is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On the Circular Image of the World (Black to the North——A Book of Winter) is Part 4 of 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book touches upon issues related to philosophy on human life and phenomena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the views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28 to age 35.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IX
80
天子七书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even books about
Tian Zi
(the Son of Heaven)
谢选骏
1994年原版
2016年影印版
二十世纪影印系列之十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
内容简介
《天子七书》原名《天子·世界征服者的奏折》，是谢选骏先生1979年——1991年间的作品。“七书”包括：天子永恒者、天子和他的四季、天子的人格、天子的神格、天子崇拜、天子的仆从、祈祷天子。1994年由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利通图书有限公司发行。

A Synopsis of the Book
Seven books about Tian Zi(the Son of Heaven)（ 以上用斜体）formerly known as （以下用斜体）A Memorial to Throne about Tian Zi(the Son of Heaven)or Conqueror of the World（以上用斜体）. These seven books include: Tian Zi eternal, Tian Zi and his four seasons, the personality of Tian Zi, the godhead of Tian Zi, Tian Zi worship, the servant of Tian Zi, praying Tian Zi. These seven books is written by Mr. Xie Xuanjun between 1979 and 1991, published in 1994 by Hong Kong Publishing Hous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irculated by the Litong Books Company, Ltd.

（另起一页）
版权页
书名
天子七书
（影印本）
A Facsimile Reprint of
Seven books about
Tian Zi
(the Son of Heaven)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定价
US$69
2016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数学成绩中的种族因素

《美国学生数学成绩为什么差》（程映虹）说：

美国著名政治讽刺网站“洋葱”2013年2月刊出了一篇煞有介事的“报道”，题目是“中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落后于美国高中生”。“报道”称，根据“国际教育评估协会”在麻州核桃山发表的最新报告，中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开始落后于美国高中生。

“对于中国这是一个警示信号”，该“协会”的发言人说。“很简单，如果他们小学三年级学生受到的教育只相当于美国的高中教育，将来他们怎么可能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占优呢？”“报道”接着说：除了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和新几内亚的10岁到12岁年龄组的儿童，其数学和物理考分也开始稍稍落后于美国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个结果在这些国家引起了普遍的担心，很多人对自己国家小学基础教育的质量产生了严重的疑问。

“报道”进一步说，中国的反应尤其激烈。很多中国人呼吁对基础教育全面改革，对教师实行更严格的考核，延长学期，增加更有效果的教学材料。中国教育部负责人袁贵仁说：“坦率地说，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扭转这个趋势。”否则，“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13岁的孩子为上美国的大学做好准备呢？”

政治讽刺挖苦到这个地步，表现了美国文化深刻的幽默感。“麻州核桃山”这个地名暗讽美国东部教育重镇主张与国际接轨的自由派文化精英，而把教育明明很落后的“新几内亚”和韩、日、德等国放在一起，则是对这些“先进国家”的搞笑。但其中最“受伤”的，当然是中国，中国被描绘成一个用分数和名次拔苗助长的社会，最具有讽刺性的还属要把8岁的孩子送到美国来读大学——忙了半天，中国的小学成了美国大学的预备班。

【学生数学成绩差——美国的国家形象】

讽刺归讽刺，美国中小学生数学成绩差，已在国际上定格为美国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几乎每过一年半载，国际新闻界就会报道在最近的国际竞赛或国际评估中，美国学生或名落孙山或总体排名在很多国家之后。与美国学生形成对照的，往往是中国或总体来说东亚的学生，还有新加坡和西欧等一些国家的学生。很多中国人相信，中国小学生的数学教育拿到美国来应付初中是没有问题的。

在美国国内，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公共讨论的话题。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竞争更多地反映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而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给了不少国家后来居上迅速超越美国的有利条件，实际上，美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比冷战时期更复杂、更激烈。在这种国际竞争中，国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人口整体的智力发展无疑是个长期因素。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美国人不是不懂，但具体落实到数学教育上，几十年来不进反退。

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度，美国基础教育中的一些学科（数学尤甚）为何长期以来一直较差，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学科在国家范围内的整体水平差，一定有它制度和文化上的原因，反过来也如此，就像凡是中国人都知道为什么中国学生的数学比很多国家的同龄人要强，其原因何在一样。这和人种没有关系，东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以数学强著称的国民并不特别聪明，除了极少数天才，多数是被塑造成这样的。

笔者对数学教育完全是外行，但在美国社会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美国教育界对在数学教育中应怎样改革或提高，是有很多具体专业的讨论的，外行难以置喙。例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美国数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最终目标不清楚：小学、初中和高中究竟应该让学生掌握多少数学知识和技能，在实践中含糊不清。有的说美国数学教育的一个倾向是重过程轻概念，老师只要求学生一步步按照过程来演算，而不是从整体概念上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思维受到限制，容易觉得数学就是牢记那些法则，难以培养对它的兴趣。这里，我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长时段、制度性和文化性的原因提出一点看法，供关心这个问题的中国读者参考。这里的讨论只涉及美国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一般的水准要高于公立学校，但它的对象主要是精英家庭和对宗教有特别要求的家庭的孩子，总体上只吸收百分之十几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不是这个国家教育体制的主体部分。

【联邦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飘渺”的存在】

首先，我想说不光是数学，在小学甚至初中的知识灌输和方法培养的整体强度（指教的压力和学的效果）上，美国学校都要弱于中国学校。数学问题必须放在这个整体上观察才说得清楚。很多亚洲和东欧国家的新移民来到美国后，常常会通过自己的子女在美国学校中的表现获得自信甚至优越感，因为他们的孩子在数学和科学上成绩一般高于美国本土的学生。很多人因此会认为美国孩子懒，被宠坏了，美国老师工作不努力，或认为美国孩子的思维方式有问题，尤其表现在数学上，等等。这些问题从现象上看不是都没有根据，但问题是如何理解。

从制度上说，由于联邦制把教育权基本下放到了州，美国的教育在国家水平上就没有一个系统的目标，尤其在面临世界性竞争、迫切需要有全国统一的战略目标时。美国联邦教育委员会主要起一个协调的作用，只为各州的基础教育制定一些建议性的目标和原则。它的权威和知名度，更不用说掌握的资源，远不及中国的教育部。在“举国一致”的发展模式中，中国教育部的意志可以一直贯彻到小学的教室，而站在美国小学教室里，联邦教育委员会只是一个“飘渺”的存在，真正受重视的是本州的教育总监和本州的议会。在联邦制下，美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州和相对保守的州之间，在教育目标和财政支持上存在着实际差别，即使在同一个州，各个市县的公立中小学之间也有很大差别，这从各地（州市县）从税收中提取作为教育经费的比重就可以看得出来。

制度原因之二，是美国公立学校本身的问题。举个实例，对美国中小学尤其是小学有一定了解的华人家长，都会觉得教师布置的作业量远远不够。很多时候，小学四、五年级的小孩回家后，家长根据中国的习惯问有没有家庭作业，回答竟然是没有。其实，我接触到的很多美国家长对此也很不满。不少华人家长因为文化差异、谋生压力等，平时无暇了解美国社会，不知道其实美国家长对小学教育的松垮现状可能比他们意见还大。 美国初等教育对学生的压力不够可能有两个制度上的原因。第一，教师在美国这个职业竞争很强烈的社会中有些例外，它既是铁饭碗，但待遇又不和业绩挂钩，学校内部教师之间不像中国那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各项考核中看成绩比名次。第二，教师有教师工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工作积极性，造成了对学生的低要求。与中国学制相比，美国的小学本来全年上课的天数就不足，而且每天实际上课的时间也要缩水一两个小时，但很多公立学校还找出理由来设立“教师进修日”等名目，放学生回家。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公共舆论对公立教师整体很有看法，认为他们由于缺乏竞争而懒惰，不肯在提高教学效果上下功夫。在美国左右和自由保守两派的对立中，教师无疑都倾向于前者，是民主党的票仓，这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而保守派一直呼吁从法律上削弱教师工会的权力，减少保护，增强竞争。

除了制度的原因，还有社会原因，即种族和阶级差别带来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多族群和移民社会，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各个族群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富”的观念并非对所有族群的人有同样的影响。非裔和西裔人口集中的社区，学校的要求一般低于平均水平；白人和亚裔集中的地方则相反。这种局面时间长了，也就积重难返，成为教育制度中的痼疾，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性的保护。这无疑从整体上拖了美国教育的后腿。

【美国教室：孩子们的第二家庭】

除了这些制度和社会的原因，我想，美国学校教育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显得力度不够，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值得读者思考。在美国，小学教育和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要比在中国小得多。走进美国的小学教室，你会感觉到浓厚的生活气息。中国的教室是全体学生面对老师，教室内只有整齐排列的四五十张课桌椅和老师的讲台，这样的教室在美国到了中学才会有。美国的小学教室基本是几张座椅围绕一张桌子，几位学生分成一个组，一个教室有几个这样的圈圈，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空间（如橱柜之类）放置衣服、用具和书籍。教师也有属于自己的讲台和写字台——美国的小学教师一般是没有自己办公室的，他们和学生同享一个空间。学生的教科书不用带回家，放在教室里供几届学生轮着使用。所有作业和学生的品行纪录都放在老师的办公区域，开家长会时，家长可以随时检查。在教室里，学生除了学习，还有丰富的人际关系活动，例如给同学庆生（可以把蛋糕带进教室给全班分享），每逢情人节相互送礼物（即使是小学生），甚至做游戏等。

这样一个教室和中国教室相比，更像是一个家庭。它的功能不止是上课、做作业和考试，而是让孩子们感到这是他们的第二家庭。和中国学校的班级以某年级某班相称不一样，美国的班级是以主讲老师的名字来命名的，某先生、某女士、某小姐，他们就像是孩子的监护人。教学时老师也尽量用生动的形式，包括用做游戏来进行。这样人性化的教学环境当然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学习气氛。一进中国的教室，孩子们就感觉这是一个和家庭以及邻里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际环境，到了这里，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和精力只能往学习上贯注，他们的观念是在教室里应该分秒必争。毫无疑问，对于严格的训练来说（用中国话说是“上规矩”），尤其是那些难以通过趣味和生动的方法灌输给孩子的抽象知识，中国的教学环境无疑更有效果。而美国小学的很多活动，在习惯了中国教育制度的人看来会百思不解：难道这也是教育吗？这不是玩吗？这样能学到什么知识呢？

美国小学教室内的活动如此安排，是建立在“童年”这一人生阶段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上的。一年有两百多天的时间，七八岁的儿童每天要规规矩矩、正襟危坐朝着同一个方向，“眼睛看老师，耳朵听老师，嘴巴闭起来”，这从美国文化看来是无法接受的。美国文化也不能接受“生活的这一个阶段就是为了下一个阶段作准备”这样的观念，它强调人的不同生活阶段各有它独立的地位。儿童时代童稚初开，是为了享受生活而非承担压力的，哪怕在学校也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教室环境如此安排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对儿童——甚至不单是儿童——最常说的话是“好好玩”和“玩得开心吗”，而不是“听老师话”或“遵守纪律”。

这种生活态度看重人生的愉悦，当然就不利于向儿童灌输大量与他们实际生活无关的抽象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游乐场和竞技场的区别，也是夏令营和军训营的区别。

如此重视童年生活本身价值的“美国特色”，总的来说，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的学科在早期教育中的效果。有些因素本身虽值得推崇和借鉴，尤其是初等教育应尽量照顾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在知识灌输和方法训练上让他们相对轻松，让其个性也获得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但这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变得像是不合时宜的奢侈品，在那些不惜以牺牲童年生活拼命竞争的国家面前变得越来越负担不起。这个问题最终涉及一个社会的价值选择，就像今天为了反恐，必须在相当程度上牺牲个人隐私和便利一样。

美国学生固然抽象思维差，但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动手能力强，团体协作意识强，这也是公认的。这两点都是在初等教育中培养起来的，一定意义上是用数学成绩差换来的，这和中国学生的情况正好倒过来。中国学生成绩再好，往往是一个人从小就被灌满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和乐趣。美国小学生相互是玩伴，中国已经是竞争对手。中国是一个牡丹园，开满了用化肥催生和除虫出来的同一品种的鲜花；而美国是一个百花园，有不同的花色，也有灌木和杂草。

【高深的数学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大】

再具体来说，我想美国社会的三大意识形态传统，即平等主义、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的纠结，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对数学教育的重视。

美国的平等主义体现在初等教育的数学教育中，就是迁就中等程度的学生。具体表现在不是尽量把一个班级的“普罗大众”往少数成绩好的学生那个方向去引导或施压，而是尽量照顾他们现有的程度，并把重点放在帮助落后生提高成绩上。毫不奇怪，很多中国家长对美国小学数学教学的程度之低和进展之慢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这样的数学教育当然容易缺乏生机和挑战。中国数学教育不但承认而且提倡的“心算”在美国很难受到推崇也和这个因素有关。网上有关数学教育的讨论中，一位美国网民说他小时候心算很好，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他的几位数学老师都要求他在同学面前一步步用“手算”把心算过程列出来，让大家都看得懂，结果他反而常常出错，后来就对数学失去了兴趣。 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布·费克多前两年发表过一个有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平等主义给数学教育带来的问题和后果。费克多的研究证明，美国数学教育失败，是因为它为了平等牺牲了效率，或者说为了普罗大众而牺牲了精英，而从长远看普罗大众也没有得益。他说很多老师有一个误解，认为那些数学天份稍高的学生总是会自己努力或一直保持这个成绩的，但这完全错了。这些学生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很多人就慢慢变得和一般学生一样，到头来美国大学很多对数学有特别要求的学科常常缺乏生源。他认为近两届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个也不拉下”计划也犯了这个错误。

一些刚移民来到美国的华人家长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子女的数学水平超过了美国同学，当他们要求美国老师给自己的小孩额外加点压力时，很多美国老师觉得不解——你孩子的成绩已经是班上最好的了，还要再加什么？换句话说，作为老师，他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每个人“达标”就行了。

平等主义就是反精英主义。与此相联系，美国也是一个有着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点很多只看到美国高端科技和发达的人文学术的人可能会吃惊。实际上，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发达，而是多元化。所谓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对很多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应用价值的学科和知识，报怀疑、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主张教育应该多和生活相结合。美国文化虽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但它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抽象思维发展得很晚，在西方科学的“祭师”（即抽象思维）和“工匠”这两种传统中，美国代表的更多的是后者，它的重要人物都是工匠型的，如最早的富兰克林和后来的福特、莱特兄弟等。直到今天，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很多人都不是在美国受初等教育甚至大学本科教育的。

受这种传统的影响，高深一点的数学（不是算术）被看作是智力的奢侈，逻辑的游戏，让少数人去发展可以，让多数学生去花功夫则是浪费时间，长大后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前面提到的费多克教授的文章中就说，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合进了美国公共教育的观念，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学科的发展。

【对数学的要求：美国不足，中国过剩】

以数学为坐标，对比中美两国的初等甚至中等教育，美国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比不能到此为止。应该说，如果美国是不足，那么中国则是过剩，尤以今天的“奥数”热为甚。一个不足一个过剩，说明两国初等教育的整体目标很不一样，彼此都为自己的目标付出了代价，都应该以对方作为借鉴。和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学科不一样，数学除了培养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外，在实际生活中主要是一门工具，所使用的范围很有限。中国初等教育的数学比美国要高深，这一方面有利于人的早期逻辑思维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的灌输和强化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又确实让孩子们的童年和少年付出了太大代价。而且对于多数人来说，辛辛苦苦学得的那些数学知识在将来的日常生活中不过是“屠龙之技”，而物理、化学、生物等多少还是有用的，或者只要你想发现它的用处就能发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GRE一般测试中包括数学，其含义值得在这里一提。GRE一般测试有三个项目，第一即语言理解能力；第二即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三即对基本数量关系的理解和处理能力，这基本是考你的算术和数学。所谓“一般测试”就是不管你考哪个专业，是必考的。中国和其他重视数学的国家到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这一级，人文和社科类是不包括数学的，而美国虽然之前不如你重视，但此刻却必考。考什么呢？即使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内容基本上不超过初中水平，而另外两个科目的程度设定为大学本科毕业，它们之间隔了8年的教育程度！这就说明，美国教育制度基本是把数学作为工具来看的。可以说，一般人的生活经验都可以证明，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数学知识确实不超过初中数学的水平。这种对待数学的态度，虽然是实用主义，但又未尝不可以拿来给对它“始严终弃”的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参考。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谢选骏指出：关于“美国学生数学成绩为什么差”的讨论中，完全掩盖了种族问题。大家知道，美国虽是一个“白人为主”的国家，但是这个刻板印象已经过时了。事实上，在美国出生的儿童中，“非白人”的数目已经超过了“白人”。而“非白人”的大宗，并非华人等东亚人或数学上课的印度人，而是数学很差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美国黑人，只有85分。而按照其他专家的看法，中国人的智商比美国白人的100分还高一些，大约有105左右。为什么美国黑人的智商只有85分？因为美国黑人是非洲黑人与欧洲白人的混血，而非洲黑人的平均智商只有70分——（100+70）÷2=85分。而美国学生中的黑人比例和拉丁美洲人比例，各占将近百分之十五，再加上北美印第安人和夏威夷人等，总数超过三分之一，而在学童中的比例更是将近一半的——这种情况，不得不拉低美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我在美国商店里经常可以看到，拉丁美洲人收银员的数学反应能力，比华人收银员慢得多，所需时间超出一倍以上。虽然收银机一般都是自动算账，但有时候算错了需要更改时，明显可以看出这一差别。由此看来，“数学成绩中的种族因素”确确实实应该受到重视。而这一因素，在中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在美国官方定义里，西班牙语裔统指来自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及中南美洲其他西班牙语地区的人和他们的后裔。2010年，西班牙语裔的人口在美国市区第一次超过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每六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西班牙语裔人。预计到2050年，西语裔人口将占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谢选骏：分裂的互联网是小国时代的恩赐

《分裂的互联网：Facebook和政府的权力之争》（孟宝勒, MARK SCOTT, MIKE ISAAC 2017年9月18日）报道：

如今，超过20亿人每个月要使用Facebook。互联网用户（不包括中国）每上网五分钟，就有一分钟是花在Facebook的世界里。扎克伯格希望这种统治地位继续增长。

但是，一个闷热的暮春夜晚，正在越南河内的家中睡觉的范俊（Tuan Pham，音）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惊醒。

他们把他带进警察局，要求他交出自己的Facebook密码。范俊是一位电脑工程师，前不久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发表了一首诗，名为《母亲的摇篮曲》，诗中批判了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运作方式。

其中一行写道：“一个世纪已经过去，我们依然饥饿贫穷，你可曾问过为什么？”

与此大致同时，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北京跑步，好在这次雾霾天的户外活动在网上受到了嘲笑。

在2015年的一场白宫晚宴上，扎克伯格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否给他即将降生的第一个孩子取中文名——这通常是年长亲属或算命师才享有的特权。扎克伯格到处卖弄其奸商的狡黠。

范俊被捕前几周，Facebook刚刚做出向越南政府示好的重大举措。Facebook全球政策管理负责人莫妮卡·比克特(Monika Bickert)在四月会见了一位越南高级官员，承诺从该社交网络上删除违反该国法律的信息。

与此同时，Facebook表示，它在越南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各国政府向Facebook举报违法内容的流程是一致的，但越南政府还是有特殊之处。他们称，Facebook已经同意协助创立一个新渠道，同越南政府之间进行沟通，以便优先考虑河内的要求，删除政权认为涉及其高级领导人的不准确内容。

Facebook希望在越南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公司发展下一个十亿用户——并加强公司的广告业务。越南政府曾呼吁本地公司不要在Facebook这样的外国网站上做广告，虽然该社交媒体巨头仍然是许多越南公司的主要营销渠道，Facebook对越南的承诺令它得以同政府取得和解。

对于Facebook来说，在越南展开的这种外交游戏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互联网正在日益分裂为不同的敌对阵营，世界上最大的几家科技公司不得不派遣使节到处奔走，事实上是为了控制这种分裂所造成的损害，使其不致威胁到它们的野心。

长久以来，互联网一直以“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著称，只有少数国家试图驯服它——尤其是中国。但是近年来，随着“阿拉伯之春”、法国选举以及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宗教信仰在本国引发动荡等各种事件的发生，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它们已经在自己的地盘上失去了对网络言论、商业与政治的一部分控制权。

即使在美国，几大科技巨头也面临政府的密切关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S·穆勒三世(Robert S. Mueller III)正在调查俄罗斯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干预，Facebook最近与他手下的调查人员展开了合作。最近几周以来，左翼与右翼的政治家都在谈论美国几家最大的科技公司拥有过多的权力。

随着各国试图在网上夺回权力，各国政府与公司之间正酝酿着一场冲突。互联网世界一度是无政府状态的，如今，几家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企业——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都发现他们需要按照一套全新的规则在网上行事。

这不仅仅是一套新规则而已。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过去五年来，有50多个国家通过了法律，以便对其人民使用网络的方式进行更多控制。

“最终，这是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互联网早期先驱及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前教授戴维·里德(David Reed)说。“政府任何形式的传播权力一旦开始遭到公司的大举侵蚀，它就开始清醒过来。”

Facebook身上集中体现了互联网之所以开始分裂的原因，并且可以愈来愈清晰地看到这种分裂引发的后果。

该公司的影响已经如此深远，研究公司comScore称，如今，超过20亿人每个月要使用Facebook——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互联网用户（不包括中国）每上网五分钟，就有一分钟是花在Facebook的世界里。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希望这种统治地位继续增长。

但是政治家们发起了反击。中国于2009年封锁了Facebook，此后一直在抵制扎克伯格重返该国的种种努力。在欧洲，Facebook试图从其讯息应用和第三方网站收集数据，但种种尝试都遭到官员们的拒绝。

硅谷巨头与日益分化的互联网之间的搏斗目前呈现升级态势。除了中国，几乎所有能以任何形式接入互联网的人都可以接触到Facebook。该公司要想吸引最后的用户——包括越南这样的亚洲国家，以及肯尼亚这样的非洲国家——可能会遭遇更多的政府障碍。

“我们的理想并不能成为所有人的想法，我们明白并且接受这一点，”。Facebook负责媒体和公共政策的副总裁埃利奥特·施拉格(Elliot Schrage)表示。“但是，如果你查看数据，并且真正听取世界各地依赖我们服务的人们的声音，就会发现我们显然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在他们当中制造分化。”

和中国交朋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Facebook为打入它而展开的持续一年的努力，到2016年中期似乎已经走向尾声。

扎克伯格曾经设酒宴款待中国政界人士，公开展示他新学会的中文——这个瞬间在互联网上招致议论纷纷。知情人说，他还同一位潜在的中国合作伙伴交流，希望能将Facebook推向中国市场，由于讨论是保密的，该消息提供者不愿具名。

在2015年的白宫晚宴上，扎克伯格甚至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他即将出生的第一个孩子起中文名字——这通常是年长亲属或算命师才享有的特权。据一位出席该活动的人士说，习近平拒绝了。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Facebook试图打入互联网上最孤立的区域之一的努力终以失败告终。

2009年中期，中国西部地区爆发了一场民族骚乱，此后中国政府就一直对Facebook和Twitter实施屏蔽。近年来，谷歌的各种服务以及其他应用程序（如Line和Instagram）也遇到了类似的障碍。

即使Facebook现在能够找到办法进入中国，也不能保证获得财务上的成功。如今，多数中国人使用奇虎360和新浪微博等本地网络服务。市场研究公司SAMPi表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50个网络应用服务中，没有一个是由美国开发的。

中国科技官员表示，政府中许多人并不反对Facebook在中国发布产品，但来自该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对此有意见。

2016年，据时报报道，Facebook犹豫不决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接受中国的审查政策。那年夏天，Facebook开发了一款工具，可以屏蔽某些特定地理区域的帖子。他们觉得这个工具能帮助Facebook或当地合作伙伴根据北京的要求对内容进行审查，这将有助于公司进入中国。这一工具并未获得启用。

去年扎克伯格又努力了一次，他来北京参加一次会议，这是同中国政府建立关系的标准做法。他利用自己特有的外交方式——Facebook状态更新——发布了一张自己在天安门广场上跑步的照片，当天是个危险的雾霾天。照片在Twitter上引起了嘲笑，中国人纷纷对扎克伯格的健康表示担忧。

尽管有这么多的讨好行为，事情从未取得进展。

“试探的双方都有兴趣，所以某种产品可能会被引入中国，”前谷歌中国负责人、目前在北京经营风险投资公司的李开复说。“但Facebook想要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他们能得到的东西可能不会有什么意义。”

今年春天，Facebook尝试了另一种策略：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在中国试水。公司授权在中国发布一个不冠以Facebook之名的照片共享应用，并将其连接到一个名叫微信的中国社交网络进行实验。

Facebook香港办事处的广告业务非常活跃，这可能也是推动扎克伯格的原因之一。在香港，Facebook帮助中国公司——还有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在网上传播信息。事实上，中国政府大量使用Facebook进行海外通联，这显然表明北京了解Facebook在引导舆论方面的力量。

中国国有媒体采用购买广告的方式大肆宣传重要的外交活动。它的枯燥乏味的国有电视台与党的喉舌报纸在Facebook上获得的“赞”，远远超过CNN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这样的西方新闻品牌，这可能是大举购买水军的结果。

一位知情人士说，为了吸引更多的广告支出，Facebook设立了一个页面，向中国的国有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展示如何在该平台上推广自己。这个关于习近平出访情况的页面，至今仍由中央电视台定期更新，目前获得了270万个“赞”。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就是同扎克伯格会面那一次），央视利用这个渠道传播正能量故事，刊登了一篇题为“习近平联合国演讲获得热烈掌声”的文章。

扎克伯格的热情和中国的不情不愿都可以在Facebook上相应地追踪到。

在2015年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期间，扎克伯格发贴称，这让他第一次有了机会同一位世界领袖说外语。这个帖子获得了超过五十万个赞，点赞者包括中国的国有媒体（尽管Facebook在中国被禁止）。但是，在习近平的宣传页面上，扎克伯格只被提到一次——同许多与中国国家主席会面的科技公司高管并列在一起。

欧洲的隐私阻力

去年夏天，Facebook全球政策团队的成员频繁互发邮件。他们是在最终确定一个已经酝酿了两年的计划，让WhatsApp开始与新母公司分享自己十亿用户的数据——WhatsApp是Facebook于2014年收购的讯息应用。该公司计划用这些数据为Facebook的其他服务提供量身定制的广告，同时遏制WhatsApp上的垃圾信息。

一个大问题是：如何赢得世界各地警惕的监管机构的信任。

尽管做了很多计划，Facebook仍遭到了强烈抵制。2016年8月，仅在新的数据分享协议达成一个月后，德国隐私保护官员命令WhatsApp停止将3600万当地用户的数据发送给Facebook，并称人们在自己的数据会被如何使用方面没有获得足够的发言权。英国隐私监管机构很快效仿了这个做法。

在去年10月底之前，欧洲国家数据保护当局的28个成员国联合呼吁Facebook停止这种做法。Facebook悄悄中止了在欧洲的计划，但继续在其他地区收集用户信息，包括在美国。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用户数据正在被美国大公司控制，”法国隐私监管官员伊莎贝尔·法尔克-皮埃罗丹(Isabelle Falque-Pierrotin)说。“这些大公司现在知道，时代已经变了。”

Facebook的撤退表明欧洲在有效执行自己的监管规定，包括严格的隐私规定，以控制互联网的某些部分的运转方式。

官员们表示，欧洲监管机构的目标是让用户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以及在线搜索和购买的数据拥有更大的控制权——Facebook等科技巨头依靠这些数据监视我们在网上的习惯。

作为科技公司，Facebook的广告业务要求它收集数字信息，但它往往低估了欧洲官员和公民对收集此类细节的强烈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可以追溯到冷战时代，当时很多欧洲人经常被秘密警察监视。

现在，从哥伦比亚到日本的监管机构经常效仿欧洲在数字隐私方面的立场。“欧洲的监管机构站在前沿是很自然的，”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说。“这反映出他们对隐私计划的看重。”

Facebook在接受采访时否认自己草率处理用户的网上信息，声称不管它在哪里运营，都遵守当地的规定。它认为欧洲的立场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没有效果，因为该地区目前在所有与数码技术有关的事情上都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不过，该公司表示它尊重欧洲在数据保护方面的立场，尤其是在德国，很多公民对遭到政府监视的过去记忆犹新。

“毫无疑问，德国政府的立场在欧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Facebook的欧洲公共政策主管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an)说。“我们认为他们的直率很有帮助。”

欧洲在全球隐私保护上发号施令是有法律支持的。Facebook的非北美用户大约有18亿，主要受到爱尔兰隐私监管机构的监管，因为该公司将国际总部设在了都柏林——这主要是出于税收考虑。2012年，爱尔兰的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在审查该公司的运营时发现了问题，因此，该公司被迫修改了自己的全球隐私设定，包括在美国的设定。

三年后，欧洲最高法院否决了欧洲和美国之间长达15年的数据分享协议，因为Facebook被指控在向大西洋彼岸传送欧洲人的数据时，没有进行充分保护。该公司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

9月12日，西班牙隐私监管机构指Facebook在从第三方网站收集数据时，没有给予用户足够的控制权，因此对其处以120万欧元罚款。德国和荷兰等地的监管机构也在进行类似的调查。Facebook正在对西班牙的裁决进行上诉。

“Facebook不能在世界各地推出一模一样的产品，”奥地利律师马克斯·施雷姆斯(Max Schrems)说。他提起了这项诉讼，最终推翻了长达15年的数据协议，而后他成为Facebook的批评者。

更令Facebook担忧的可能是欧洲的隐私观点正在向国外传播。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国也将欧洲的许多严格的隐私保护规定纳入自己的法律体系，而这些国家对Facebook的增长十分关键。

“我们认为欧洲的监管指令是最好的做法，”南非数据保护机构信息监管局(Information Regulator)局长潘茜·塔库拉(Pansy Tlakula)说。南非甚至几乎完全照抄了欧洲监管法律的那几个部分。

押注肯尼亚

由于在中国遭禁，在欧洲遭到监管机构责难，Facebook正在努力成为非洲的“互联网”。它帮助人们上网，补贴互联网接入费用，尝试发射卫星为它觊觎的市场提供信号，已经成为这个快速跨入互联网时代的大陆的一股主导力量。

但这也让有些非洲人感到不舒服。

有些国家封锁了Facebook；外部人士抱怨Facebook打压其他网络服务竞争者的计划。它与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其他互联网公司的竞争让人想起了久远的殖民主义时代。

在肯尼亚的内罗毕，33岁的创业者菲尔·切罗普(Phyl Cherop)表示，她的网上生活已经被该社交媒体网络主导。2015年，她放弃了自己位于内罗毕中产阶级区域的实体店，转而在Facebook和WhatsApp上销售。

“我放弃是因为人们不再来了，”切罗普说。她销售名牌连衣裙和教科书等物品。她还说，单独的网站接触不到这么多用户。“我更喜欢通过Facebook销售，因为我的客户在那里。人们购买智能手机后的第一件事是开设一个Facebook账户。”

Facebook在寻找新用户时，将期望转向了肯尼亚等新兴经济体。在非洲，只有不到50%的人能上网，所以那里往往只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网络监管。

Facebook约十年前进入非洲，现在已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技术平台。根据Facebook的数据，约有1.7亿人使用该平台，占从南非到塞内加尔的所有互联网用户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个数字比2015年提高了40%。

该公司与当地运营商合作，免费提供基本互联网服务，主要是Facebook提供的服务。此外他们还制作了一个简化的社交网络版本，以便在当地常见的那些廉价但性能不高的手机上运行。

Facebook还投资上亿美元，与电信运营者合作，在乌干达农村地区修建500英里的光纤网络。它正与约30个地方政府合作开发数字项目。

“我们想让全世界连接起来，”Facebook的工程副总裁杰伊·帕里克(Jay Parikh)说。他负责该公司利用无人机和卫星等技术连接发展中国家的计划。

在21世纪的“非洲争夺战”中，Facebook正与谷歌以及中国的腾讯等竞争对手争夺有利位置。谷歌在乌干达和加纳建立了光纤互联网。腾讯在南非发布了自己的热门即时通讯和电子商务应用程序微信。

Facebook在非洲的努力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乍得在选举或政治抗议期间封锁了Facebook等网站。乌干达还向爱尔兰法庭提起诉讼，要求该社交网络提供一名对政府很重要的匿名博主的名字。那些努力都失败了。

Facebook在肯尼亚遭到的挫折较少。肯尼亚是非洲使用互联网最普遍的国家之一。

2014年，Facebook加大了自己在这个拥有4800万人口的国家的投入。它与手机运营商Airtel Africa合作，推出了Facebook的Free Basics版，它是该社交网络的免费版，提供当地以及其他20多个国家的某些新闻、卫生项目和招聘等服务。在肯尼亚，人均每天的互联网消费只有30美分。

现在，肯尼亚人可以通过Free Basics免费使用Facebook以及它的即时消息服务，还能阅读一份肯尼亚报纸上的新闻，浏览有关公共卫生项目的信息。肯尼亚的技术部长乔·穆切鲁(Joe Mucheru)表示，它至少能让农村地区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互联网。

不过，Facebook的计划并非总能成功。很多肯尼亚人只把Free Basics作为备用，在自己现有的智能手机额度用完之后才用它。

“Free Basics？我不常用，”27岁的维克多·奥廷加(Victor Odinga)说。他是内罗毕市中心的一名会计。“没人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没钱上网。”

谢选骏指出：我拒绝使用脸书Facebook，因为我不想受到老大哥的监控。脸书Facebook虽然不属于政府机构，却是属于“控制互联网的三大黑恶势力之一（政府、大型IT公司和互联网提供商），在和互联网使用者的关系方面，三大势力本质上同一。

《提供私人翻墙服务 软件开发者被拘》（2017年9月19日）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9月18日报道说，有关当局拘押了一名软件开发人。此人销售用于可供网民“翻墙”的软件VPN。

中国媒体报道说，因小规模销售私人翻墙软件，沿海省份江苏的一名软件开发者上月底曾被拘留3天。VPN翻墙软件可在私人电脑之间联立联系，并使用户绕开官方过滤器，浏览屏蔽网页。

《法制日报》报道了此事。据悉，用户月付10元人民币（约值1.5美元），可享受此人提供的翻墙服务。当局没收了当事人的这一非法收入，共1080元（约值165美元）。

据美联社报道，另有一些互联网经商人受到远为严厉的惩罚：今年年初，毗邻香港的东莞一名26岁生意人因提供VPN服务，获刑6个月。

今年年初以来，北京展开行动，取缔非法使用VPN。美联社评述说，这是今年10月中共19大召开前当局加强信息监控的大规模打击行动的一部分。中国当局限制有许可证的VPN如何被使用，但未披露具体细节。

VPN是不少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全球互联网综指（GlobalWebIndex）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4%的中国网民每天使用VPN服务。中国有数亿常规网民。根据该项调查，约有8.8%的中国网民使用VPN浏览在国内被屏蔽的内容，包括像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内容。同时，这部分网民也依赖VPN来接触在国内看不到的新闻以及与中国政府不同的声音。

中国对VPN的控制不但影响个人用户，对中国科研人员、学者以及外国在华公司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谢选骏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互联网使用者虽然无需自己翻墙，却是遭到“政府、大型IT公司和互联网提供商”翻墙侵入自己的领地，时刻遭到信息窃取。好在这是一个分裂的小国时代，大国无法垄断一切，所以小有小的好处，政府无法控制一切，分裂也有分裂的益处——分裂的互联网是小国时代的恩赐，分裂的互联网才是人类自由的依托。

谢选骏：中国如何失去了马来西亚

网文《你不了解的马来西亚：一个曾被中国统治的伊斯兰国家》说：
马来西亚，这个名字大家非常熟悉。
首先，三不五时就有一些事情发生在那儿或者与他有关。往前，马航的飞机出了两次事故，全世界为之震惊；眼下，金正恩的哥哥又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
其次，马来西亚有数量众多的华人，其中不乏在华语世界拥有广泛人气的明星，比如梁静茹、阿牛等等。

近年出现的新生代女歌手朱主爱，也是马来西亚籍。
但是，大家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却知之甚少，甚至有着很多的误解。
其实，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堪称奇葩。
首先，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非佛教。
因为马来西亚诞生了不少华人明星，再加上地处东南亚，与泰国、新加坡毗邻而居，“新马泰”也长期并称，而泰国是举世闻名的佛教国家，新加坡则是一个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世俗国家。于是给了很多人一个错觉，那就是马来西亚，要么是个佛教国家，要么是个世俗国家。
众所周知，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又称巫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伊斯兰教民族，马来西亚官方也认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并且将自己的国家定义为“穆斯林国家”。

真是想想都觉得热。
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堪称奇葩中的奇葩
了解这种制度，要从马来西亚的地方行政区划开始说起。
马来西亚下面有十三个州，其中有九个州为世袭州，这九个州被不同的家族世袭统治，其统治者被称之为世袭“苏丹”（苏丹，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总督）。这些苏丹既是当地的世俗统治者，又是当地的伊斯兰宗教领袖。
因为九个世袭州元首既是当地的世俗领袖，又是伊斯兰教的精神领袖，而且最高元首只能在这九个世袭州中选。所以伊斯兰教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教，自然是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官方给自己的定义是“穆斯林国家”，与沙特阿拉伯、伊朗等“伊斯兰国家”还是有着显著的差别。
首先，马来西亚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其主体民族只占总人口的55%，无法形成对少数民族的绝对优势。所以，马来西亚并没有也不可能像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排斥异教，只能以一种相对开放的姿态接纳了这些少数民族文化。所以在众多清真寺的间隙之间，还是有很多印度教庙宇和佛教庙宇存在，而且因为当地华人数量仅次于马来族，道教和儒家信仰在马来西亚也有一席之地。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渊源，简直说不尽
马来西亚能够有数量众多的华人，其历史上和中国的渊源，已经可见一斑。
首先，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就和中国有很大的关联。马来族是一个双向来源的民族，在四五千年前，马来族的一部分先人就在当地定居，但同时，其另一部分祖先则是居住在中国的云南境内少数民族。后来，这两支部落汇合到了一起，才产生了今天的马来人。
到了汉代，中国开始迎来一个黄金时代，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先后开辟，中国的影响力开始扩张。到了唐代，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贸易中转站之一，马来西亚地区开始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移民。这时，今天马来西亚的疆域由一个叫三佛齐的王国统治，并且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朝贡关系。
从这个角度上……马来西亚，也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后来，明朝遭遇变故，延续数十年的旧港宣慰司被朝廷裁撤。但是，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影响力始终不减。
当时，明朝的海外驻军有一部分就留在了马来等地没有回国，取当地马来族女子为妻，他们生下的男孩，被马来语称之为“峇峇”，生下的女孩称之为“娘惹”。因为历史悠久，加上后来清朝一百年的闭关锁国，这部分人与中国本土隔绝，形成了独特的“峇峇娘惹文化”。
“峇峇娘惹文化”中，既能明显看出中国文化的痕迹，又能看出马来文化的影响，别具一格。而且因为明朝灭亡后，中国被满洲所统治，民俗文化受到满族文化深刻的侵蚀，故而峇峇娘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明朝汉族文化的一个活化石。
娘惹人一直保持着成年女子束发，儿童梳成总角的风俗，在中国境内，这项风俗已经因为清初的剃发易服已经荡然无存。
极端的多元化，给马来西亚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但是，这样的多元化并没有给马来西亚带来多少好处，反而有着很多消极影响。
首先，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所占比例太少，只有55%，而第二大民族汉族也就是华人则占到了24%，第三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也有7%的比例。更重要的是，马来族、汉族、印度族在文化、语言、风俗上千差万别。
因为马来族和印度族分别以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作为纽带，身为宗教民族，决定了他们不太可能大规模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而汉族更不可能去接受他们那种相对落后的文化。
所以这种多元化，实际上是一种较劲的结果，一种无奈的结果。
再加上近些年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割裂了马来西亚境内各非穆斯林民族与穆斯林民族之间的关系，更让华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地位显得越来越尴尬，在很多领域更是被边缘化。
比如，华人（包括峇峇娘惹人）依赖高水平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人口比例，掌握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并且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有着一席之地。但是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军事领域，却毫无存在感。
这种情况，让马来西亚实际上是一盘散沙，也令其经济、国力的发展受到阻碍。
在九十年代，马来西亚经济飞速发展，一度和泰国、菲律宾、印尼并成为亚洲四小虎，与当年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不遑多让。但是，马来西亚繁荣的背后是华人的勤劳智慧，经济的崛起影响了当地马来人的地位。之后，趁着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马来西亚出台了民族不平等政策，限制华人的发展，导致其经济发展出资按负增长，之后长期进入了缓慢增长状态。
而且，多元化也给马来西亚的治安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马来西亚的各个民族之间，就像各个山头一样，相互并无归属感，聚居在各自的社区中，独立性非常强。那些少数民族社区，政府管不了也不想管，必然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刺，其背后主使或许也利用了这一点，巧妙的安排了间谍。
谢选骏指出：《你不了解的马来西亚：一个曾被中国统治的伊斯兰国家》所讲的故事，主题就是“中国如何失去了马来西亚”。但是在历史上，马来西亚并非全体接受中国统治，只是部分接受中国统治。按照这种多元性质，马来西亚的华人聚居区可以寻求住民自决。峇峇娘惹人的历史存在，可以为此做出见证。
峇峇娘惹，（或称土生华人/侨生）是指五世纪初期定居在满剌伽（马六甲）、满者伯夷国（印度尼西亚）和室利佛逝国（新加坡）一带的明朝人后裔，峇峇娘惹也包括少数在唐宋时期定居此地的唐人，是古代中国移民和东南亚土著马来人结婚后所生的后代，大部分的原籍是福建或广东潮汕地区，称为baba nyonya，峇峇娘惹是翻译，在土生华人，在马六甲、槟城、新加坡都比较多。男性称为Baba “峇峇”，其实就是“爸爸”；女性称为Nyonya“娘惹”。
1960年代以前峇峇娘惹在马来西亚是土著身份（Bumiputra)，但由于种族歧视等政治因素而被马来西亚政府归类为华人（也就是马来西亚华人），从此失去了土著身份。峇峇娘惹今天在马来西亚宪法上的身份和十九世纪后期来的“新客”无分别。
这些峇峇人，主要是在中国明朝或以前移民到东南亚，大部分的原籍是中国福建或广东潮汕地区，小部分是广东和客家籍，很多都与马来人混血。某些峇峇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例如他们的中国传统婚礼。峇峇人讲的语言称为峇峇话，并非单纯的福建话，在使用汉语语法的同时，依地区不同，参杂使用马来语与泰语词汇的比例也随之不同。有些受华文教育的华人也称那些从小受英式教育的华人为“峇峇”，这个用法有藐视的意思，表示此华人已经数典忘祖或者不太像华人了。此外，当地的闽南人亦有句成语叫作“三代成峇”，根据这句话的定义，所有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第三代华人也都成了峇峇，但这句话没有藐视的成份，只是意味到了第三代华人，由于适应当地的社会环境的原故，其文化难免带有当地色彩。
此外，峇峇亦特指一个自称并被称为“峇峇”的华人族群，也就是今日在马六甲以及马来西亚独立前在槟城和新加坡的峇峇。峇峇华人讲马来语，他们也自称为“Peranakan”——马来语中“土生的人”，故“Cina Peranakan”即土生华人，这一词本用来识别“峇峇人”与“新客”——也就是从中国来的移民。在19世纪的马来半岛，这样的分别很明显也很重要，“峇峇”是土生的，而“新客”是移民，两者的生活习惯和政治意识不太一样。虽然现在的马来西亚华人大都是本地出生的，可是“Peranakan”一词已成为“峇峇人”的专用自称。不过现在，一位马来西亚华人娶了一位马来人为妻，他们的儿子也不是峇峇娘惹，是混血儿。峇峇娘惹可谓当世产生的特殊民族。
英殖民时代
由于英国殖民统治马来亚，故当年大多数土生华人接受英语教育，懂得三种语言能够同时接触中国人，马来人和英国人，也因为他们懂得三种语言的缘故，在英政府统治期间有大部分土生华人从事国家行政和公务员职位。由于长期和英国人交往，有很多土生华人皈依基督教。渐渐地土生华人也就成为了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有影响力的一个团体，并也被称为“King's Chinese ” （国王的华人）同时也效忠英女王。由于土生华人“土生土长”的身份又受到英政府的重用，生活基本上已经属于富裕，故把后期到来的华人和华工区分为新客。
文化认同
一般具有较强烈中华意识的人士经常批评峇峇娘惹“数典忘祖”，然而马来西亚华人公会 (政党) 的创始人陈祯禄本身是诞生于马六甲的土生峇峇华人，但他也曾经有如下想法：
“华人若不爱护华人的文化，英人不会承认他是英人，巫人也不会承认他是巫人，结果，他将成为无祖籍的人，世界上只有猪牛鸡鸭这些畜生禽兽是无所谓祖籍的，所以，华人不爱护华人文化，便是畜生禽兽”。
“失掉自己文化熏陶的华人，绝对不会变得更文明。一个人的母语，就像一个人的影子，不能够和他本身分离。”
陈祯禄逝世后，他的墓碑上刻着“民国四十九/庚子年十月二十五日仙逝”。当时距离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迁台已经十年之久，加上马来西亚已于1957年独立，马来西亚华人普遍上为了避免其他种族质疑效忠程度已采用公元纪年。陈氏家族采用民国纪年为正朔，也证实峇峇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中华意识。
马六甲三保山墓地达二十五公顷，有一万两千个坟墓，许多墓碑就是明、清、民国三代遗存的。其中一块墓碑以明朝为正朔刻了“皇明显考维弘黄公妣寿姐谢氏墓。壬戌年仲冬谷旦、孝男黄子、辰同立”，这一墓碑受不少学者在马六甲研究上引用。对于中国籍先祖留下来的礼仪, 马六甲峇峇娘惹社群虽不懂涵义却保留下来，让三保山成为中华风格浓厚的地方。
娘惹文化
“娘惹”原本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的后代子裔，尤其是指女性，尔后演变成泛指华人与马来人相融的文化，峇峇娘惹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马来人或其他非华人族群的影响。这也包含饮食在内，因此在马来西亚也能吃到很多的娘惹菜，如甜酱猪蹄、煎猪肉片、竹笋炖猪肉等。喜食甜品的人也可以在娘惹菜中找到知音，由椰浆、香兰叶、糯米和糖精制而成的娘惹糕甜度适中，嚼头儿足着呢。
语言
峇峇和娘惹人讲的语言称为峇峇话，并非单纯的福建话，在使用汉语语法的同时，依地区不同，参杂使用马来语与泰语词汇的比例也随之不同。
早期的峇峇，由于敢于冒险，勤勉刻苦又善于理财，多半成为当地的富贾。18－19世纪，大多数的峇峇都进行豆蔻、槟榔和鸦片贸易，种植胡椒，投资开矿或房产，紧接着便开始涉足金融，在宗教、经济、政治等重要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娘惹的服饰之所以如此高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取决于娘惹娘家和丈夫的经济条件。
峇峇是南洋华族移民先驱，峇峇不同于20世纪后移民高潮中迁来的华人，大多接受了英文教育。那些充当大洋行、大银行、贸易行买办的峇峇们，既穿对襟立领疙瘩袢的华服和中式裤、戴小帽刺，或长衫马褂、留长辫，同时又择时、择地穿正宗西服。剪辫发的时间比中国略早。在这一过渡时期，接受英文教育并成为英籍臣民的人，着装西化倾向越来越彻底。早在19世纪早期，很多峇峇就穿西服。
在新加坡感受东南亚土生华人的文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娘惹们生活中所融合的多民族文化色彩。一方面，峇峇接受英国教育，从事洋务，着西式服装；一方面，娘惹们留在家中还在从事中国式的女红和纸牌游戏。女孩们从十二岁开始，即在妈妈的指导下绣制自己的婚服。二次世界大战后，峇峇们一方面阅读西洋文学，打网球、桌球、垒球、排球，甚至出入赛马场，随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在热闹的舞厅翩翩起舞；一方面，娘惹们又严格地承袭华人的祭祖与婚礼形式。我仔细地端详婚礼服，新郎有的是一袭清末民初中式服装，有的索性一身西装，但新娘却绝对是典型的中国戏装，确切地说是结合了唐宋明式凤冠霞帔和清式马面裙的中国传统服装。看着娘惹们的结婚照片，竟然想起了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画像，简直太具中国古文化的味道了。
娘惹向马来人或欧洲工匠订制首饰时，总也忘不了中国的凤凰、牡丹和喜气八仙。尽管这些首饰已不是中国原有的风格，但是娘惹们依然固执地认为，这些代表着吉祥。峇峇家里的陈设也是中西糅杂的，既有起居室、饭厅，又有条案，上面安放着祖先的灵位或是神佛像；既有镶嵌欧洲彩色瓷砖的墙壁，又有螺甸镶嵌的楠木明式家具。
融合几种文化而形成的土生华人服饰，也是在融合的基础上，顽强地保留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意韵，难怪娘惹看起来那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