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
谢选骏：美国自由派支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牛仔裤总统里根是不可救药的自由派》（谢选骏）说：
电影演员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年2月6日－2004年6月5日），五十多岁竞选上任第33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67年－1975年），七十岁竞选上任第40任美国总统（1981年－1989年）。1962年他正式注册为共和党员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排除其投机考虑之外，基本上，这种“转向保守”是一种生物衰老现象，并非真的。骨子里，里根还是一位不可救药的自由派。我记得，他是第一个穿着牛仔裤出席正式场合的美国总统。当时引起的震惊，可以说是撼动了世界、倒了美国的牌子。他像一个街头流氓那样的做派，严重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从牛仔裤总统里根，到大开黄腔的总统川普，其间其实有迹可寻。那就是不断地下坠，日益偏离传统价值——说这样的人是保守主义者，简直笑死人啦！
《哥大教授：自由派控制了美国大学却勒死了自由主义》（书摘于2017-11-14）说:
学生对身份认同的痴迷已经使他们不大可能参与到自身之外的世界之中。
唐纳德·特朗普当上了美国总统。这个重大事件彻底把美国校园闹翻了天。在他胜选后的那天，有些教授举行了教室静坐抗议活动，有些学生要求请假，现在很多人已经参与或者一直加入游行示威中，或者出席喧闹的市政厅会议。这让像我这样冷漠的自由主义中间派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但是，需要发生更多的事，而且要快。我们高等教育界的所有自由派都需要照照镜子，询问自己我们是如何把国家引入到当今这种如此不堪的境地。我们需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任何参与过共和党政治的人都会告诉你美国大学校园里的种种愚蠢做法，右派媒体福克斯新闻为了动员自己的支持者，不遗余力地将其无限放大。但是，我们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容忍了控制言论、限制辩论、欺负保守派并将其妖魔化的种种企图，从而给右翼媒体提供攻击自由派的口实，鼓励了一种在特权阶级之外的民众看来琐碎无聊得有些滑稽的抱怨文化。我们的责任还在于把自由主义思想扭曲到了一种令人看不清面孔的地步。
在罗纳德·里根于20世纪80年代当选总统以后，美国自由派面临的挑战是提出有关国家共同命运的新鲜的和真正的政治愿景，让美国社会适应新的现实，遭受过去失败路径的惩罚。
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些。
相反，自由主义者投身于身份认同政治运动之中，没有意识到我们作为公民的共同体意识和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罗斯福自由主义及其支持的工会的形象是紧握的双手。而身份认同自由主义经常出现的形象是一个棱镜，它将一束光线反射成五彩缤纷的彩虹。这说明了一切。
当然，在美国右派看来，身份认同政治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最近的事件提醒我们意识到这种政治还没有死。引发冲突和导致抗议者死亡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游行不仅是针对少数民族的，而且是针对大学及其所代表的一切。
1933年5月，纳粹学生在夜晚冲进柏林大学校园，他们要去焚烧图书馆中的“腐朽”书籍。白人种族主义组织者在冲进托马斯·杰斐逊校园寻找刺激的时候在“引用”这个先例。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一主义（identitarianism），是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打着平等和普遍正义的幌子一直在争取的东西。
在里根时代令人吃惊的是明确的左翼身份认同政治的发展，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两代自由主义政客、教授、学校老师、记者、运动积极分子和民主党官员的信条。尤其是在越来越激进化的右派面前，这对美国自由主义的前景一直是灾难性的。
自由主义者将关注的焦点特别集中在少数派身上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他们最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但是，在民主社会中有意义地帮助他们的唯一方法是赢得选举和各级政府长期行使权力，而不仅仅是做出空洞的承认和“赞美”姿态。
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是提出有吸引力的主张，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但是，身份认同自由主义恰恰做了相反的事，强化了极右派的政治画面，即竞争性身份群体的战争。
左派的身份认同政治首先是有关民众中的庞大阶级——黑人、女性、同性恋者——通过动员民众意识到这些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冤屈，并试图纠正，接着通过政治机构的工作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
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已经被考虑自我的虚假政治所取代，其自我就是现在大学校园中形成的越来越狭隘和具有排他性的定义。主要的结果是让年轻人重新关注自我，而不是将眼光投向与他人分享的更广泛的外部世界。
身份认同政治使他们没有准备好用非身份认同的术语思考公共利益，以及要获得这种利益必须做什么——尤其是说服与他们差别很大的人一起努力工作，这一艰巨却并不引人注目的任务。自由主义身份认同意识的每个进步都标志着有效的自由主义政治意识的退步。
很多校园政治应该受到谴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自由主义和进步政治中的积极分子很大程度上来自工人或者农村，往往是在地方政治俱乐部或者在车间工厂形成的。而今天的积极分子和领袖几乎完全都在学院和大学里，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专业领域，如法律、新闻和教育的成员。如今发生在校园的自由主义政治教育尤其是在精英层次，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地理位置上，基本与国家的其他人都脱离关系。这不大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前景基本上取决于高等教育机构中发生的事。
回顾20世纪80年代和罗纳德·里根的选举。共和党积极分子着手传播小政府的新个人主义福音，并将其能量转向赢得县、州和国会的选举上——自下而上的战略。你看到从前的新左派积极分子同样走在路上，但采取了不同路径，在生锈的多肤色的大众巴士校车上争取黑人权益。因为没有能颠覆资本主义和军事工业联合体，他们向美国各地的大学城进军，希望在大学实践不同种类的政治，旨在改变受教育者的世界观——自上而下的战略。两个群体都取得了成功。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左派退却是战略性的。早在1962年，《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的作者就写到“我们相信大学是被忽略的影响领域”。大学不再是孤立的学习领地，它们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核心，是进入后工业职业的管道和认证机构，也是通过研究和塑造政党精英而进入政治生活的途径。
《休伦港宣言》的作者——“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举例说，新左派应该首先试图在大学内组建起来，他们能够自由地辩论，提出更具野心的政治战略，同时招募追随者。最终目的是进入更广泛的世界，“着眼于更少怪异色彩却更加持久的正义斗争。”
但是，随着美国生活的激进转变的希望逐渐消退，他们的冲天豪气开始减弱。许多返回大学校园的人，将精力投入在将沉睡的大学城变成社会进步和环境上自我维持的社区。
这些大学城仍然和美国其他地方不同，仍然是令人愉快的生活之地，虽然已经丧失了很多乌托邦光环。很多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消费主义文化的圣地，周围是高科技办公园区和越来越昂贵的住宅区。在那里，你可以逛书店、看外国电影、买维生素和蜡烛，上高档餐馆吃饭，随后是浓咖啡，或许还可参加研讨会让情绪放松一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场景，除了无家可归者涌入，没有平民的任何迹象，那些人的工作就是让居民觉得其生活是真实的。
那是故事的喜剧性一面。另外一面——英雄的或悲剧的一面，这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是新左派的退却已经将大学变成了上演道德剧或歌剧的政治剧场。这产生了大量争议性问题如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文化战争和政治正确，这都不乏很好的理由。但是，这些发展掩盖了更安静却更具深远意义的变化。
大故事不是左翼教授成功地将每年数百万的年轻人变成了危险的政治激进分子。有些人当然尝试，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延缓毕业生进入职业性研究生院并进而进入传统职业领域的进程。真实的故事是60年代那代人给学生传授一种基于自己怪异历史经验的特殊政治观念。
那个时代的经验给新左派两个教训。第一个是运动政治是能够引起改变的唯一参与模式（从前是真实的，现在不是了）。第二个是政治活动肯定有某些对自我来说的真实意义，让妥协似乎成为对自我的背叛（这让平常的政治成为不可能之事）。
可以说，这两个教训的结论是如果你想成为政治人物，你应该不是从加入基础广泛的政党开始，而是寻找一种对你来说具有深刻个人意义的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已经有众多让自我卷入的这类运动——如核裁军、战争、贫困、环境等，虽然不是关于自我的。相反，参与那些议题意味着参与更广泛的世界，并获得有关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尤其是历史的知识。
随着身份认同意识的高涨，参与以议题为基础的运动开始有某种减弱，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对自我最有意义的运动是关于自我的运动，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正如康比河公社宣言（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女权主义者在其影响力很大的《1977年宣言》中所说：“最深刻和潜在的最激进政治直接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与努力终结他人的压迫完全不同。”
这种新态度对美国大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心全世界工人阶级命运的马克思主义逐渐丧失了迷人的光环。身份认同族群的研究现在似乎是最紧迫的学术和政治任务，很快就出现了投身于这些的院系、研究中心和讲座教授的泛滥成灾。
这有很多积极的影响。它鼓励学科扩展研究范围，纳入从前被忽略的大族群的经验如女性和黑人。但是它也鼓励了对族群差异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单一性痴迷，以至于学生总是拥有对历史及其当今国家的遭到扭曲的认识。这是显著的缺陷。
在反对者看来，校园里已经形成了自由主义者的“恐怖统治”。想象年轻学生进入当今这样的环境——不是只想找到一种职业的平常学生，而是可以辨认出来的被政治问题吸引的校园类型。她处在一个开始探索意义的年龄，处在好奇心能够被引导到未来要进入的那个更广阔世界的地方。可相反，她被鼓励沉溺于自我中，这似乎更容易。（她很少知道……）
首先她被教导理解自我取决于探索其身份的不同方面，某种她现在发现的东西。她还了解到身份认同总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塑造出来。这是重要的教训，从中她可能得出结论，即教育的目的不是通过参与更广阔世界逐渐变成一个自我；相反，人们参与世界特别是政治，是为了有限的目标，即理解和确认已经拥有的观念。
她就这样开始了。她选修一些课程，在那里她阅读了与她决心要认同的无论何种运动的历史，阅读了与她身份认同一致的作家的作品。（考虑到这是性探索的年龄，性别研究尤其具有吸引力。）在这些课程中，她也发现令人吃惊的振奋和事实：虽然她可能来自舒服的中产阶级背景，但她的身份认同赋予她历史上的受害者地位。这种发现或许激励她加入参与运动的校园群体。
自我分析和政治行动之间的界限现在完全模糊不清了。她的政治兴趣将是真诚的，但受限于自我定义的边界。穿透那些边界的议题现在占据重要地位，她的立场很快变得可以协商；而那些并不触及她身份认同的议题（经济、战争与和平等）则很难被意识到。
这些学术趋势给予激进的个人主义一种思想光泽，而这种个人主义是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在鼓励的东西。
学生越多地进入校园身份认同心态，她对这个词的不信任就越多，她的教授告诉她的术语是普遍主义者的诡计，用来掩盖群体差异和维持特权者的支配地位。如果她更深入地学习“身份认同理论”，她将开始质疑自认为所属于的这个群体的现实。
这种伪学科的复杂性只是学术界的兴趣。但它将学生引向何方是具有浓厚政治兴趣的议题。
校园自由派越痴迷于个人身份认同，他们就越不愿意参与理性的政治辩论。在过去十年，一种新的非常说明问题的语言风格已经从大学转向主流媒体：作为x发言……它告诉听者，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特权立场上讲话。它竖起了一堵墙来回避任何问题，因为从定义上看，它们都来自非X的视角。它将观点碰撞变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论证的获胜者是求助于道德优越身份地位的人，也是在被质疑时表现出最强烈义愤的人。
所以曾经的课堂对话可能以这样的话开始：我认为甲，这是我的论证，从x的立场上说，我对你说的乙感到愤慨。如果你相信身份认同决定一切，这就完全说得通。它意味着对话中没有不偏不倚的空间。白人有一种“认识论”，黑人有另外一种认识论。剩下还能说什么呢？
因此，理性辩论被禁忌所取代。有时候，我们的特权校园似乎陷入古代宗教世界而不能自拔。只有那些拥有得到认可的身份地位的人如萨满教徒才被允许在某些事情上发言。某些族群被给予暂时性的图腾式重要性，适当地指定替罪羊，净化仪式在校园内盛行。一些主张要么纯洁要么不纯洁，要么正确要么错误。
那很难说是刚从外部世界真正的政治斗争中出来的新左派的本意，他们返回大学校园是希望鼓励年轻人跟从他们的脚步。他们想象有关宏大观念的刺耳的、无任何限制的辩论，而不是一屋子的年轻人相互怀疑地看着对方。他们想象带有挑衅性，逼迫学生去捍卫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得到系主任要求聊天的电邮。他们想象引领有政治志向和知情信息的学生进入世界，而不是看着他们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中去。
保守派是正确的：我们的大学从上到下都被自由主义者操控，教学也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但是，他们得出学生因而变成有效的左翼政治力量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我们时代的自由主义教学法集中在身份认同上，这事实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力量。与我们一代人相比，它让学生变得对他人更宽容，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推崇团结、灌输义务观念和激发行动的普遍性民主理想遭到迫害，身份认同政治不是制造了公民反而是破坏了公民。最终，这个途径只是强化了我们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原子化力量。
奇怪的是，正如他们倦怠的学生都知道的那样，自由主义教授们将60年代理想化。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位同事提出明显的问题：那个年代的积极行动主义，与他们了解到的中学和大学的情况之间有什么联系？毕竟，如果教授喜欢看到自己的学生遵循左派最伟大一代的脚步，你会认为他们试图重新制造出那个时代的教学法。但是，他们没有。
讽刺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平庸和规矩的大学孵化了自美国创立以来最激进的一代美国公民。年轻人迫切参与“不那么怪异却更持久的正义斗争”，为校园大门之外广阔世界的每个人争取权利。
相反，我们时代的大学培养的学生如此痴迷于自己的个人身份和校园里的虚假政治，因而对与身份认同没有多大关系的外部世界既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多少参与，坦率地说，了解的也更少。无论是学习希腊语的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CadyStanton），还是学习基督教神学的小马丁·路德·金，还是学习西方哲学的安吉拉·戴维斯（AngelaDavis）都没有接受过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教育。如果诅咒他们去学习身份认同教育，很难想象他们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的狂热反叛表现出教育对其视野的扩展程度，并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当今美国人很少看到的民主团结情感。
无论你希望对60年代的政治流浪者说些什么，他们毕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出爱国者的本色。他们关心同胞身上发生的事，在美国的民主原则遭受侵犯时，他们表达关心。
他们在一种鼓励观念辩论、培养坚强的情感和坚定的思想信念的环境中，获得了一种相对没有党派偏见的教育，这个事实肯定与此密切相关。你仍然能找到这样的人在美国大学里教书，有些还是我的朋友。很多仍然是立场比我还左的左派，但是，我们喜欢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尊重基于证据支持的论证。我仍然认为他们有些不切实际，他们认为我没有看到梦想有时候是所能做的最具现实意义的事。（年纪越大，我越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当我们谈到校园中的政治活动时，我们都一起摇头。
培养像他们一样的一代公民并不是糟糕之事。除了少数调整外，从前的模式是值得遵从的：不仅充满激情和承诺，而且有知识和论证水平。对自己头脑之外的世界和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有浓厚的好奇心。关心这个国家及其公民，关心所有人，并愿意为他们做出牺牲。他们有一种雄心壮志为所有人想象一个共同的未来。
任何讲授这些东西的教授都是在参与最重要的政治工作，那是在培养有效的民主社会的公民，而不仅仅是思考权利的公民。只有在拥有这样的公民时，我们才能希望他们成为拥有自由思想的公民。只有在拥有自由思想的公民时，我们才能希望让国家走在更好的道路上。
马克·里拉（MarkLilla），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教授，本文选自他的新著《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Harper出版社），有删节。
谢选骏指出：本来，我以为在中国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到了美国早就变成了垃圾；谁知道世纪之交的美国正流行马克思主义，不仅大学，就是中学，甚至美国民主基金会也被马克思主义统治着。这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思想贫乏的欧美社会，毕竟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虽然这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会演变为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已经让位给了它的老祖宗伊斯兰主义了），但其实也救不了西方的命。自由派除了走向反自由之外，别无出路。但是美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却救了中国共产党的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他们鼓吹，只要中国经济上现代化了，政治上就会民主化，所以大力支援了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2017年12月5日星期二
谢选骏：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
《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包遵信）说：
人们现在对宪政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它总不时在媒体露脸儿。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尽管宪政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已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的目标了，这当然是非常可喜可贺。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宪政亟须循名责实，正本清源，以免鱼目混珠，贻误国人。究竟何谓宪政？我以为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是对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有真切实在的保障，一是对政府的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和有效的制衡。这些道理都是自由主义反复申述了的，所以正如徐友渔说的，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离开了自由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
说到自由主义，不能不联想到当下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是自由民主思潮的高涨时期。“六四”的镇压，使自由知识分子一度沉寂，但石还在，火是不会被熄灭的。一九九二年随着商业大潮的涌动，知识分子也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于是有了“公民社会”研究的展开，“人文主义”的讨论，表明自由主义已深入到相关问题的学理研究。而顾准著作的出版和顾准思想的讨论，更引发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的热情，正是在这样条件下，李慎之提出：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此后北大百年校庆时，李又明确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慎之老人的论述，不仅为顾准思想定了位，为北大传统正了名，而且为自由主义公开亮相树起了自己的旗帜。此后有的学者就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衍变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自由主义是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崛起，或者它只是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复苏。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早在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七六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就是这么踏上历史舞台的。
所谓“四五”一代人，是指以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为标志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四五”运动，也有人并没有参加，但大都下过乡，插过队，有着年头不等的生活阅历。他们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胡乔木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这样的思想历程，用秦晖的话说就是：“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是先有“问题”才有“主义”的。
那么，他们不读书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但读书，而且读得很认真，很艰苦。只是当年他们读的不是自由主义，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的书可读。他们读的是“黄皮书”、“灰皮书”，俄国和欧洲的一些文学作品，甚或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这样的阅读为他们撞开了自由主义大门。他们的阅读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知识饥渴，而是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追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那些书当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他们展现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义的大门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
“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四人帮”正是毛所依重，把毛的封建专制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人物，批判他们当然就是批判毛。把他们和毛区分开，固然有为“四五”平反的良苦用心，但若真的相信这种区分，好像“四人帮”所有坏事都是背着毛干的，那就无异于把毛从“英明”“伟大”的神话中的帝王，变成了昏聩无能的暴君。这离事实也太远了，毛是暴君但绝不是昏聩无能。我们民族那十年浩劫的灾难，都是贯彻他的意图，执行他的指令，“四人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博得了毛的信任和支持的。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怎么能没有民主化这个大目标？
二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贡献，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们那时还相当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甚而连职业也没有，就知识水准和理论素养说，可能不少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它们却有着“合格”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没有统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教条与框框，观察问题敏锐，敢于揭示社会黑暗的真相，议论和著文没有套话，假话，没有八股味儿。在官方的文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踪迹，实际上人们却承认他们当时已“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是与“党内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绍智语）。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就是自由主义派。他们以其独有的青春锐气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着也影响着知识界和理论界，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差不多都可以找着自由主义的身影，以致胡乔木在一九八○年就惊呼：“要向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四五”一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年就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自由主义则已成气候，编辑丛书，举办沙龙，研讨会，组织民间学术机构，……这些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四五”一代人是这些活动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相比较而言，体制外的条件更艰难，八十年代离开了体制，连生存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进行理论研究了。陈子明、王军涛原来在体制内都曾有不错的位置，但他们都主动辞去公职，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名称几经变化，创办和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位甚为关键人物，那就是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并以研究所为基础，衍生拓展了很多事业。
和九十年代知识界许多人辞职不一样，当年陈子明、王军涛辞职，不是要下海经商，而是踏上探索中国民主化之路。这可是一条险象环生、荆棘载途的坎坷之路，踏上它是要大智大勇，坦荡胸襟的。因为从四九年以后，执政党就一直把自由主义当作思想的头号大敌，自由主义稍有冒头就会严惩不贷。所以八十年代自由主义还只能依傍在别人的麾下（如党内民主派），借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当时想充当的是中国改革思想库的角色。
如果我们承认自由主义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在中国勃兴并有相当的发展，那对时下一些学者论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以九十年代为断限，就有理由认为需要补正。当然，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有了深化，翻译了一些从古典到现代的经典自由主义的著作，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研究的专著与专刊，对宪政理论与晚清以来的宪政史进行了研究，对“五四”以来老一代自由主义传统有了梳理，对当下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公民知识的教育和公民意识的普及也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取得的可喜的成绩。有人因此就指责八十年代是什么迷恋广场“激进型”的浪漫理想主义，现在要强调“保守主义”，提倡“消极自由”，以为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最新理论，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划一截然标记。这实在令我困惑。难道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犹如从容讨论客厅的窗户是打开还是关上，哪种主张都无碍自由的根基，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自由。可惜我们还没有这个福分啊！近代中国“保守”的思潮与“保守”的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可是这和时下学者讲的从柏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是两码事儿，我们还只是处于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争取自由。我们自由还没有得到，又有什么可以“保守”？当专制统治还相当顽固，时时总在想把自由思想扼死在萌芽状态，我们却一味地强调“消极自由”，岂不就是给犬儒主义、取消主义套上一件美丽外衣？如果说自由主义当下的策略要坚持渐进，注重理性，那么早在八十年代陈子明、王军涛就是这么主张的，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不错，他们参加了“四五”，参加了“六四”，这又能说明什么？难道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只能躲在书斋里纸上谈兵，面对要求自由与民主愤而走上街头的民众，可以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其实，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说，从“四五”到“六四”的民主运动，更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尽管那时自由主义还相当孱弱，人们还是不难从沸腾的喧闹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当然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广场不是理想的场所，走上街头更不是情愿的选择。陈子明、王军涛他们的经历不就证明了自由主义成长的曲折历程吗？
我之所以要辨析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勃兴与发展，不能局限于九十年代，并非只是为了彰显陈子明等“四五”一代人的历史地位，何况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即使有也轮不到我来做。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与发展，中国宪政民主大目标如何才能逐步实现。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从严复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于宪政则更是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九四六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它有缺点，但和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比，还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目标取向，一个是宪政主义，一个则是一党专制。这种不同，用萨托利的话说，前者是“保障性宪法”，即为通向宪政提供保障（台湾民主化就已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只是“名义性宪法”，即只徒具其名，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从中国宪政史的角度也可以说，一九五四年宪法的颁布，无异于宣告宪政道路已被封死了。谁有这么大的力量？当然只有执政党。令人不解的是，当时还有那么多自由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还身居要津，有相应的言路和发言的机会。可是全都和“工农大众”一起“欢呼”“拥护”，却没有自由主义的声音，没有宪政理念张扬。当时执政党也不曾担心他们会有反对的声音，而只是忧虑这些人如何安排。一届人大之后，他们都得到了相应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实的花瓶，他们也都感到心满意足。一代自由主义精英，在原则与利益的两难面前，竟然一无例外地把原则放到了屁股下面，为的是坐稳自己的位置。这倒是新一代自由主义要牢牢记取的教训啊！
（本文为《浴火重生》包遵信序的第二节/《改造与建设》）
谢选骏指出：包遵信此文言之有理，但是没有触及一个颇为深入的层面，那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何谓“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就是，“只有自由主义是对的，别的都是错的，我决不宽容。”典出何处？典出就在包遵信处。事缘我的《天子七书》在北京一家编委会出版时，推崇自由主义的包遵信竟用“神经病”三个字予以否决。他的这种态度，和文化恶霸甘阳简直不相上下了。这就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并非孤立的病例，而是普遍的病症。那么，包遵信这种态度，是否对我个人不满？不是的。因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还送了一条洋烟给他，他眼睛一看说，“我不抽洋烟。”于是我拿出一条云烟给他，把洋烟换了回来。他却说，“你送给别人的东西怎好收回？”于是一把就夺了他不抽的洋烟过去，两条香烟一起放进了柜子里。我很吃惊，问他说“你不是不抽洋烟的吗？”他一笑置之，我也不予计较。可见他否决《天子》，确实不是与我为敌，而是出于“决不宽容的中国自由主义”。
《中山大学被解聘教师回应掌掴甘阳，逐条反驳相关调查》（端传媒记者 张渺 2016-01-26）报道：
广州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李思涯掌掴博雅学院院长甘阳事件发酵已有十余日，然而直到昨天（1月25日）李思涯才首度回应。他在澎湃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山大学是在调查真相还是欲盖弥彰？——李思涯关于掌掴甘阳事件的三点澄清》（后称《澄清》），称中山大学的调查说明误导性极强，还透露在他自1月12日起被行政拘留10天。《澄清》上线不足15分钟即下线。
1月7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师李思涯在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当众扇了院长甘阳几记耳光，该事件曝光后引发热议。一位熟识李思涯的人士对羊城晚报透露，李思涯被激怒是由于学校将原本每年两次的评聘改为一次，令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未获评聘资格。
1月22日，中山大学公布《关于博雅学院教师职务聘任有关问题调查情况的说明》（后称《说明》），从李思涯的聘期、是否申请聘任副教授、聘任时间安排和学院教职聘任委员会四个方面公布调查结果，并解聘李思涯。
但李思涯在《澄清》中对此一一进行反驳，并表示中山大学方面「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找我调查过情况」。
《说明》称李思涯并未「面临解聘」，学校与其签订的聘任合同分3个聘期最长可达9年。但李思涯在《澄清》中表示，虽然聘任合同可达9年，但院长甘阳掌握聘期考核的绝对决定权，2012年和2015年曾分别有刘姓教师与龙姓教师被迫离职。
对于《说明》中称7年间完成教师职务聘任工作7次的说法，《澄清》回应称，博雅学院只在2013年进行过一次职称晋升，而博雅学院也是在这次晋升申报截止期前3、4日才进行通知。
《说明》称中山大学已于2015年1月发布文件，规定各院系一年中仅进行一次聘任工作，博雅学院的聘期定于上半年而李思涯并未递交申请。但李思涯表示，博雅学院并未向其传达相关规定，而在2015年3月，甘阳曾称教授和副教授职务聘任工作会在当年秋季举行，令他错过递交申请材料的时间。
此外，《澄清》还提及在一次遴选硕士生导师的过程中，全学院符合资格的只有李思涯和另一名教师，但甘阳因「我认为你没有资格」、「来这么久对博雅学院没有任何贡献」、「没能力教研究生」等理由拒绝为李思涯向校方申请。
李思涯表示，自己做出掌掴举动由于「被甘阳多年欺压且多次申诉无门」，并引述《孟子》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李思涯）人很老实，估计已经被逼得忍无可忍了，兔子急了也要咬人。——澎湃新闻1月9日曾转述中山大学一位匿名教授的说法，该报导已于当天删除！】
除了逐条反驳外，李思涯还在《澄清》中罗列了数封邮件截图和文件相片。其中一封邮件显示，博雅学院另一名青年教师谢肃的课程因被排在大四第三学期、学生普遍准备毕业而无人评教，导致相关成绩为0。甘阳在给全学院老师回复邮件中称，「谢肃老师或许在从前的工作单位有过曾经死的不明不白的经历留下了什么心理创伤，或如果在来博雅后又有过受迫害死的不明不白的经历建议他可以向全院作血泪控诉，但如果以为学生网上评教他的课得了零分又是学院作了什么手脚故意陷害他迫害他，那我大概只能善意建议他最好找心理医生看下。」女声网主编吕频在看到《澄清》后表示，「从文中引用的电子邮件，就可知他（甘阳）平时蛮横霸道到何等程度。」
目前，对李思涯和甘阳的评价均出现两级分化。有博雅学院学生认为，李思涯上课「极其不负责任」，但也有学生认为李思涯教学严谨、学术成绩扎实但未得到公平对待；有博雅学院学生认为甘阳对青年教师关爱尽责、为学生呕心沥血，而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却在文章《「恶霸」甘阳，也许只是一个胖虎》中提及，甘阳曾多次对青年学者大肆羞辱，并质疑甘阳通过反复怒骂和关爱操控学生，「『博雅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为的是培养『自由』的人格，甘阳却用一种驯服动物的行为主义来调教他们，这如何不叫人寒心？」
博雅学院是中山大学在本科阶段实验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学院。羊城晚报曾在2013年的报导中称，博雅学院的学生亲切地称甘阳为「甘爹」，认为「我们很像兄弟姐妹，和老师的感情也是家庭式的」。但陈纯表示，「这是一个毫无人性尊严的封建大家庭，最上面有一个独断专行的大家长」；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李华芳则认为，博雅学院全然排除了自然科学和理工类科目「其实是念歪了『liberal arts』的经」。
甘阳掌掴事件发生后生2日后，一封题为《博雅学院教师关于2016年1月7日事件的声明》迅速在网上流出。这封公开信由17位教师联署，描述了掌掴事件经过，并谴责了青年教师李思涯的暴力行为，信末称博雅学院教师将「团结一致，不会屈服于任何暴力的威胁和恐吓」。但中央财经大学教师徐斌认为，「几乎所有教师都签名表示谴责暴力，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明事情的是非曲直，中国式的教师风骨道德显示的淋漓尽致，因为对当事人下场的恐惧以及对权势的畏惧，心中判断的是自己的利益。」
有不少分析认为，此事反映出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普遍的尴尬处境。一名青年大学教师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大学也是名利场，「大多数机会集中在少数资源丰富的大佬手上，互相给对方及门下提供便利。非出名门的『青椒』只能靠难得的运气、更拼命的努力、更大范围和强度的投稿」，而这是「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
根据《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对5138位高校青年教师的统计， 84.5%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唐小兵曾于2013年撰文指，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要实现学术和精神上的双重突围极其困难。
2013年因病早逝的青年历史学者张晖曾写道，「学界官僚气氛浓厚，青年学人收入普遍偏低，为求出路，几无个人尊严可言……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类似于明代的遗民。」
博雅学院是中山大学为探索本科体制改革设置的精英学院，每年从应届生中择优录取30名学生。学生需广泛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
甘阳被打，背后体现出，他的博雅体系整个都是失败的：院长欺侮老师，老师打院长，同事联名签字落井下石，学生上网站队骂老师「疯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陈纯：个人很想知道，打了一耳光，行政拘留的依据是什么？参考社会上打了一耳光的处理结果，感觉明显过重。二是，解聘一个员工，完全不和被解聘者沟通，确实是够冷漠的。
澎湃网友yzziqq：一部分没及格的学生在网上痛骂你让他因为一门公选课失去评奖学金资格，一部分刚得60分的学生在教务处评教系统集体给你刷一分，还有一部分拿了99分的学生会在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你讲科幻小说和后现代主义的下午……这是理想主义的老师才能干出来的事。于是似乎也能稍稍理解从书生变武生的冲冠一怒了。
微博网友洛之秋：中国是一个讲究长幼尊卑秩序与个人面子的人情社会，就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校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在知识分子众多的高校，至今也没有发展出一套就事论事的理性说理方式的为人处事之道。
唐亚林评论：是谁将「祥林嫂」逼成了「鲁提辖」？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态显示，可怪的还有，中国的自由主义还和中国的专制主义，沆瀣一气。而且，中国的专制主义还会包庇中国的自由主义。
甘阳，中国当代学者，披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料面纱。其妻为前香港政府环境局副局长潘洁。甘阳生于浙江杭州，文革中曾在北大荒插队，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获北京大学西方哲学硕士。1989年后离开大陆逃亡美国，入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班，没有毕业。1999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不了了之。（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等）
谢选骏：百年马拉松势必与共产主义决裂
网文《百年马拉松》介绍说：
尼克松政府以来，会说汉语的白邦瑞一直是美国政府中国问题专家。他在《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2015）书中指出，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忽悠美国总统、内阁秘书长和政府中的分析人士与决策者，让他们错误地评估中国为一个值得美国支持的良性强权。这一秘密的忽悠战略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艺术，利用大量的金钱、技术和支持军队的专家进行运作。中国共产党中的鹰派正采取这些措施赶上并最终超越美国。
白邦瑞称，中国的战略忽悠计划（Strategic Deception Program）是1955年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启动的，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中国是一个穷困、落后、不关心外界的国家。白邦瑞表示：“因为这种战略忽悠，美国认为必须帮助中国，向中国提供各类物资，以保证中国是个友好的国家，但这全错了！”白邦瑞还说，中国的忽悠战略是为了攫取全球经济主导权而服务的，中国军事实力建设只是忽悠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能量正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并对外出口中国式的反民主政治体制，并在全球实施掠夺性的经济政策。
会说汉语的白宫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其本质还是美国的红脖子。
白邦瑞目前是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的主任，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新书中所包含的新细节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批准出版的，其中包括之前保密的总统指示、中国叛变人员的证词和中国鹰派军事政治领导人的著作细节。
书中称，一直被美国视为自身战略大棋开局（gambits）的中美建交，并非由前总统尼克松的首席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主导。而是中国领导人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担心莫斯科的军事威胁而打出的美国牌，主导了中国在1969年到1970年首次开放。
政府已经从书的手稿中去除了一部分敏感内容，但整本书还是可以被视为近十年来，由美国官方授权的对中国忽悠战略披露的信息。“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白邦瑞表示，“它告诉中国政府的信息是：我们美国才没被忽悠呢！”
白邦瑞还称，中国政府中变节逃亡美国的人员交代，在中国因为政治风波陷入国际制裁的几年后，中国政府就成功地在1995年到2000年对美国进行游说（通过赠送礼品和招待旅游对关键人物对政策实施影响和干预，是美国体制所允许的），令美国国会批准了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当时的秘密忽（游）悠（说）正是美国认为中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的状态下进行的，但中国依然成功的影响了美国领导人。白邦瑞探访了6名中国叛变人员，他们披露了这一战略忽悠的细节——这令人想起金灿荣教授在一档节目中的言论：美国最恨这些带路党了，他们忽悠了美国。
谢选骏指出：所谓的“带路党”都是共产党干部，因为只有共产党干部而且是低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成为“中国叛变人员”。
网文《对华间谍白邦瑞的心路历程——简介<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2016年12月28日 初晓） 这样说：
间谍的工作是和神秘、伪装分不开的。很难想象有哪位间谍能够公开自己工作中的失手、误判和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的损失。事情总有例外，有这样一位老牌儿间谍出了一本书，写下了自己间谍生涯中犯错、被忽悠的历史，这本书就是《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作者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中文名字叫白邦瑞。
1969年，24岁的白邦瑞就被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发展成为间谍。当时他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任职。这个办公室里汇集了全世界各国的工作人员，而白邦瑞是那里唯一的美国人。这位菜鸟间谍接受的第一份任务就是设法接近办公室里的苏联同事，从他们口中得到苏联最高当局对中国的看法。这是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交代下来的差事，以帮助他筹谋秘密接近中国的计划。从这一天开始，白邦瑞就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对华间谍工作的生涯。从1990年代开始，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访问，广泛接触中国的军方、学界和政府里的各阶层人士。中国方面其实也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还是为他敞开了一些外界不能接触到的敏感资料，结识了一些身份敏感的中国人。这就使他在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了别人所不具有的视野和人脉。白邦瑞汉语流利、精通中国文化，是美国情报界里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因此他对中国的看法和建议很受重视。他的公开身份横跨政、学两界，效力过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的历届美国政府。白邦瑞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当过高官，也曾经在美国参议院的各种委员会工作过。他担任过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分析员，也在哈佛大学当过研究学者。白邦瑞目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战略中心主任，并且是外交关系学会和战略研究国际研究所的成员。
这样一个履历完整、经验丰富、精通汉语的对华间谍，怎么会马失前蹄呢？
我们曾经介绍过，在美国的政府和民间，对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分为“拥抱熊猫者”鸽派和“屠龙者”鹰派这两个流派。白邦瑞在他的书中承认：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熊猫拥抱者”，多次建言美国政府要从技术上和军事上帮助中国，因为他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走向民主，变得和美国一样。即使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他的对华鸽派立场也没有改变。1997年，白邦瑞受邀来到广东省的东莞，参观那里的乡村基层民主选举。通过同当地村民直接用汉语交谈，他才发现所谓的民主选举根本就是作秀。在这之后，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委托他起草一份调查报告，主题就是中国如何欺骗美国。白邦瑞为此接触了一些绝密的情报和内部文件，同一些叛逃美国的中国前官员进行了交谈，这时候他才意识到：敢情他一直都在被中国人忽悠。中国人向他开放机密文件，介绍他认识中国军方和情报界的人士都是这种欺骗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通过他来影响美国的决策者。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欺骗他呢？
在《百年马拉松》这本书中，白邦瑞论述了中国对美国和西方进行战略欺骗的历史和目标。他认为中国自从1949年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使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中国一定要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帮助，在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强大起来，所以中国一定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战略意图，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在2049年的时候一举超越美国。这就是“百年马拉松”的由来和全书的中心内容。
要说中国想要在2049年全面超越美国倒也不是全无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就提出过“两个一百年”的计划：在2021年中共成立100年的时候建成全面小康的社会，在2049年建国100年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所谓“伟大复兴”，必定是要恢复到从前的强盛地位。毕竟在千百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在清朝以前，中国的GDP要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只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衰落。一个民族要恢复往昔的昌盛和荣光本是人之常情，川普的竞选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要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心存取代美国霸主地位的野心，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中国当时非常贫穷。可是回想大跃进时期官方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白邦瑞的说法似乎又不是无迹可寻。
白邦瑞在书中写道，这个在百年内超越美国的计划，并不是写在纸上，藏之于中南海那个保险箱中的秘密文件，而是置于中国历代领导人心中。他们从不怠懈，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奋斗，那就是雪洗百年国耻。他们要瞒天过海，向美国人示弱，不能引起这个超级大国的注意，还要得到美国人的全面帮助。为了论述中国人的战略欺骗艺术，白邦瑞从三十六计讲到孙子兵法，从战国争霸讲到吴越春秋，从中国人擅长的围棋讲到中国人对“势”的理解，从赤壁之战讲到其他以弱胜强的战例，总之一句话：千百年来，中国人已经把欺骗发展成了炉火纯青的艺术，是一种运用得淋漓尽致的战略手段。让白邦瑞痛心不已的是：帮助中国人实现超越美国伟大目标的恰恰是美国人自己！
在他的书中，白邦瑞用了不少篇幅来比较美国对苏联和对中国的不同。在冷战中，美国对付苏联是针锋相对、毫不容情。而美国对待中国却是感情复杂，硬不起来。这可能是因为不少美国人同情中国在近、现代史上被人欺负的遭遇。白邦瑞回忆自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痛陈列强欺压中国的劣迹。这些同情中国的人中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外交家和前总统们，而他们对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白邦瑞列举了美国对中国的五大认识误区：
同中国交往会带来美中之间的全面合作。事实上，中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和美国唱反调，而同美国的敌人结成盟友。
同中国交往会让中国走在实现民主的路上。越来越多的美国对华专家已经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梦幻。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使得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更加牢固。
中国是一朵娇嫩的花朵，需要美国和西方的帮助。白邦瑞谈到自己访华的时候，那些中国的陪同人员毫不隐讳地大讲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各种严重问题，给美国人的印象是：如果美国强压中国搞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就会使得中国垮掉，从而祸乱亚洲。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强劲得很，最早会在2018年超越美国的GDP。
中国也想变得和美国一样。美国人的傲慢自大使得他们相信别国都渴望变成美国。实际上，两国对战略问题的认识和思路截然不同。中国人非常自豪中华文化传统中那种能够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欺骗艺术。
中国的鹰派们成不了气候。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那些活跃于中国各种媒体上的军界和学界的鹰派人物并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而是一些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们。但是白邦瑞认为，这些鹰派言论恰恰正是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意，而且越来越成为媒体上的主流声音。
白邦瑞认为，这些对中国的迷思存在于美国和西方的学界、智库、金融机构和政府当中。他指斥有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为了自己同中国的经济利益，为了害怕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或者得不到研究资助而不敢面对事实。白邦瑞之所以能够痛陈这些迷思和误区，就在于他本人就曾经是这些迷思的信奉者。而这种对中国误判的结果就是美国养虎为患，让中国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劲的对手。
当然，《百年马拉松》这本书也并不是一味罗列美国被中国人欺骗的惨痛教训，作者也提出了应对中国战略欺骗的方针：那就是学习中国的战略文化来反击中国的对美战略。白邦瑞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举出了12项美国应该采取的反击步骤，其中包括要认清中国真实的战略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对华竞争的战略计划等等。限于本文的篇幅，在这里不能详细介绍了。
《百年马拉松》一书在2015年出版后，得到包括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伍尔西在内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赞扬，但是也有人对他书中的观点不以为然。对一本书产生不同的看法本身是正常的学术现象，因为从书中的观点到修正美国的对华政策毕竟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现在的情形有些不一样了：和《卧虎》的作者纳瓦罗教授一样，白邦瑞也是川普的外交策士之一，而且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在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亚洲事务。不管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一些对中国持鹰派观点的“屠龙者”聚集在当选总统的大旗之下，肯定会为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变数。
谢选骏指出：我一直觉得，“百年马拉松”不能只从毛泽东算起，而应从孙中山算起。如果我们假定孙中山不是汉奸，毛泽东也不是汉奸——他们都是希望中国自主自强的民族主义者，那么，就可以说他们都是有意无意地欺骗了外部世界。例如，孙中山用大亚细亚主义欺骗日本人帮助他革命夺权，又用联俄容共欺骗苏联人帮助他从事北伐；毛泽东则用社会主义欺骗苏联人帮助他革命夺权，再用联合抗苏来欺骗美国给他援助。邓小平以后的领导人则继续毛泽东的战术，用中国的民主化来欺骗美国人帮助他们强化政权……这一切的欺骗，都是为了中国赢得时间，缓过一口气来，避免亡国灭种的惨剧。——如果他们不是汉奸，他们社会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中国，而是运用欺敌术（通过加入敌人的营垒而吸取敌人的能量）复兴中国，那么恕我直言，共产党中国最后势必与共产主义决裂，而回归中华民族的本位。
换言之，如果真有“百年马拉松”，那么，中国可以玩弄马列主义，但却不能被马列主义所控制。正如中国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却不能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束缚。
2017年12月4日星期一
谢选骏：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毛泽东如此说一不二，但死后不到一个月，其亲族和亲信就被一网打尽，而毛泽东的千百万党羽竟然选择“猫择洞战略”装死不动，未发一枪一弹，红色江山彻底变色，亿万人民马上上街庆祝毛泽东路线的失败。这就是独裁者和极权制度的命运。因为他们平时把人民当做不准说话的红色奴隶，这些红色奴隶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当然也就毫无保卫他们红色主子的能力了。1989年苏东集团，其实也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走向灭亡的。因此我说——1989年的苏东波瓦解，其实已经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毛死政亡了。眼下，北京低端人口惨遭清理的难民潮，不知是未来什么事态的预演……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2017-12-02 十年一梦）这样记载：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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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
www.creaders.net | 2017-12-02 14:52:03 《十年一梦》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指出：从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毛泽东如此说一不二，但死后不到一个月，其亲族和亲信就被一网打尽，而毛泽东的千百万党羽竟然选择“猫择洞战略”装死不动，未发一枪一弹，红色江山彻底变色，亿万人民马上上街庆祝毛泽东路线的失败。这就是独裁者和极权制度的命运。因为他们平时把人民当做不准说话的红色奴隶，这些红色奴隶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当然也就毫无保卫他们红色主子的能力了。1989年苏东集团，其实也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走向灭亡的。因此我说——1989年的苏东波瓦解，其实已经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毛死政亡了。眼下，北京低端人口惨遭清理的难民潮，不知是未来什么事态的预演……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2017-12-02 十年一梦）这样记载：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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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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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
www.creaders.net | 2017-12-02 14:52:03 《十年一梦》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指出：从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毛泽东如此说一不二，但死后不到一个月，其亲族和亲信就被一网打尽，而毛泽东的千百万党羽竟然选择“猫择洞战略”装死不动，未发一枪一弹，红色江山彻底变色，亿万人民马上上街庆祝毛泽东路线的失败。这就是独裁者和极权制度的命运。因为他们平时把人民当做不准说话的红色奴隶，这些红色奴隶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当然也就毫无保卫他们红色主子的能力了。1989年苏东集团，其实也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走向灭亡的。因此我说——1989年的苏东波瓦解，其实已经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毛死政亡了。眼下，北京低端人口惨遭清理的难民潮，不知是未来什么事态的预演……
谢选骏：马可波罗游记是十字军东征的挽歌
十字军东征（拉丁语：Cruciata；伊斯兰世界称为法兰克人入侵；1096年－1291年）。这是一系列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的战役，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侵占圣地的穆斯林国家（地中海东岸）发动了持续近200年的宗教战争。
谢选骏指出：我注意到，正是在1290年代十字军彻底失败并惨遭结束之后，西方出现了“马可波罗现象”。这肯定不是一个巧合，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没有十字军东征的结束所引起的巨大精神真空，马可波罗是无从一炮而红的。
我还注意到，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而在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202—1204年）以后，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就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所以失去圣地的惨败和痛苦，不能不在威尼斯人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马可波罗游记从此阴影勃发而出，正是发挥了心理治疗的作用。
马可·波罗（Marco Polo，威尼斯旅行家、商人）1254年9月15日出生于克罗地亚考尔楚拉岛，威尼斯旅行家、商人，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于1324年1月8日逝世。而他的著作年代，正好是1254—1324年的1290年代。
根据马可·波罗本人自述（马可·波罗的狱友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下关于其本人经历的描述，均来自《马可·波罗游记》），其关于中国的经历的描写，在中西方史学界尚存有一定争议，而且争议双方都不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来过或者未来过中国。
人物经历
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都是威尼斯商人。据称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约四年，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出《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但其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却引发了争议。
《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纪》、《东方见闻录》)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1949年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他们回家后，小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去。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当他们在一个镇上掏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乘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他的经历激发了哥伦布和其他不少旅行家。有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他的游记。马可·波罗还影响了欧洲的地图制作，导致了弗拉·毛罗地图的出现。
主要作品
《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元朝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史籍。
尽管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存在有一些漏洞和谬误，以至于有些人藉此草率地认为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为纯粹的杜撰，照《马可·波罗游记》根本到不了中国，但是不能否认这个传奇人物及其作品在史学界、文学界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16世纪，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说，马可·波罗在1299年写完《游记》，“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注：Lach,p.35.）。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119种各种文字的版本。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
元朝时，中外交往很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来华，居住了十几年。《马可·波罗行纪》 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纪实，兼及途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东方之行
马可·波罗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1949年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他们回国后，小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
探险历程
1271年，即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当他们在一个镇上掏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乘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
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来到霍尔木兹，一直等了两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
马可·波罗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的见闻，并携他们同返大都，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
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17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名叫阔阔真的蒙古公主从泉州出海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元史专家、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则认为，在元朝供职的17年间，马可·波罗常被忽必烈派到帝国各地执行机密任务。
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同年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及“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
马可·波罗东方之旅已经过去700多年了，但他的精神依然震撼着人们心灵，激励着人们不断作出新的探索取得新的进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在由他所开辟的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上，并使之不断延伸拓展，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平坦，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走向一个和谐的世界。马可·波罗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至于他是出生在科尔丘拉，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似乎并不太重要。
与眼镜的故事
眼镜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外史籍中都记载了眼镜最早起源于中国，是中国古老文化、医疗、技艺的遗产。它的发展变迁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在西方国家，眼镜的最早出现是在13世纪末叶。当时有个意大利人，名叫马可波罗(Marco Pol6)，他曾旅居中国十七年，为元朝宫庭办事，跑遍中国各地，当时他见到元朝宫庭里有人戴眼镜，对此他很感兴趣，在他回国时就把眼镜传到了西方，所以在西方最早制造眼镜的地方，则是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另外，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还载有老年人戴眼镜阅读小说及小字的记载。
相关争议
他是否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
不过，也有 一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使学者们很惊奇。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 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国际上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两方激烈争辩。其实这种争辩意义不大。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他到过中国。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据201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英国媒体10日引述意大利一组考古学家的调查结果称，大探险家马可·波罗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道听途说的汇集。英国《每日邮报》9日称，如果这一理论被证明正确，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探险家之一的马可·波罗就是一个“骗子”。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日报道，考古学家们认为，马可·波罗更有可能是从波斯商人处获悉了有关中国、日本和蒙古帝国的“二手故事”。然后，他将这些故事同其他零碎的信息汇集在一起，这就是畅销书《马可·波罗游记》的来源。考古学家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在描述忽必烈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部分存在矛盾和不准确性。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丹尼尔·彼得雷拉说：“马可·波罗混淆了两次远征的细节，在对第一次远征的记述中，他描述元军舰队离开朝鲜、抵达日本海岸前遭到台风打击。但那发生在1281年，如果他真的是一名所谓的见证者，他会混淆时间跨度长达7年的两场战役吗？”此外，在书中的不少部分，马可·波罗用波斯文标注中国和蒙古地名。彼得雷拉对一家意大利历史杂志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质疑也变得越来越多。其他考古学家也表示，马可·波罗宣称曾在忽必烈的宫廷中担任使者，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现存的蒙古或中国古书记载中。
此前，也有英国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1995年，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伍德著书称，马可·波罗事实上没有到过黑海以外地区，当时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如四大发明、筷子、裹脚布和长城等，马可·波罗都没有提到过。伍德还表示，威尼斯的档案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波罗家族同中国有直接接触。她说：“在《马可·波罗游记》整个原稿中，只有18个句子用第一人称书写。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的记述，更像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远东知识资料库。”
马可·波罗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据称17岁时开始游历世界，在中国生活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当时富饶中国的景象，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2013年4月18日，一尊以马可·波罗为原型创作的铜雕艺术作品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揭幕。据当地文化部门介绍，马可·波罗曾经在扬州为官三年，作为文化商人和交流使者，马可·波罗在当地的宣传、文化等方面做过不少贡献。在江苏省扬州市建有马可·波罗纪念馆。
是否伪作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否伪作？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马可·波罗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马可·波罗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 (Bucharia) 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1979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1982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 怀疑论者”的代表。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在19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
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质疑与辩驳
面对质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双方利用报纸、电视、著作、学术研讨会等各种手法进行了上百年激烈争辩。双方质疑与辩驳集中为四点。其他质疑和辩驳都是在四点基础上的扩展。总结如下：
A、 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但没有任何东方史籍有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怀疑论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
肯定论者：为反驳史书中没有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但是这是所有史书皓首穷经找到的仅有的一条孤证。并且《马可·波罗游记》说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识海路，让他带领这个使团，把蒙古的公主护送去波斯完婚，而这条孤证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怀疑论者：“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注：北京青年报2004-08-13）
肯定论者：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没有任何一本元朝史书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关于盐务的小官是不会记入史籍的。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色目人作为元朝的贵族阶级“二等人”，他也自称在扬州地方上担任总管。即使不担任要职，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肯定论者：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
怀疑论者：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而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肯定论者：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马饰有特别兴趣，至于其他，是属于记载疏忽。
B、 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如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妇女缠足、用鸬鹚捕鱼等等
怀疑论者：而这些事物在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游记都有记载。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长城，是因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怀疑论者：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茶叶是因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怀疑论者：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
肯定论者：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
怀疑论者：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乞《东游记》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肯定论者：对于筷子、缠足、鸬鹚等等，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17年来，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
怀疑论者：其他外国人如14世纪英国旅行家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1862年退役的英国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对这些事物都有提及。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游记》也许有过记载，但它成书后经过无数人传抄，也许是传抄中的失误，或者原稿散失。
C、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除此之外，还捏造了一系列史实。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历三年以疾卒。”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
肯定论者：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怀疑论者：《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肯定论者：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怀疑论者：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
肯定论者：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过失。
怀疑论者：《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证明。
肯定论者：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这正说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怀疑论者：但是中国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因此即使是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D、《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所以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E、其他的一些疑点
1．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2．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3．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
4．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德国汉学家最新研究说明：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家福格尔的最新研究说明，历史学上颇有争议的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
自十八世纪中以来，学界与民间对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一直存有争议。怀疑者认为这位欧洲中世纪(中国元朝时期)的威尼斯人很可能只到过黑海岸的拜占庭(今土耳其)或波斯(今伊朗)，在那里见到了一些经丝绸之路去过中国的商人、阅读了一些现已失传的有关中国的记载，在此基础上杜撰了一本传记，描述自己在中国的虚构经历。然而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福格尔(Hans Ulrich Vogel)最新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一书，通过对中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大量文献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不但怀疑者的一切疑问都可以解释，而且马可·波罗传记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是独一无二并且十分准确的，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该书首先列举并评述了相信与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双方至今为止提出过的论点与论据。例如怀疑者质问“马可·波罗为何从未提及过中国长城？”——事实上中西方历史学界早有共识，认为元朝以前的古长城那时已经完全残破而不再受人关注，而现今举世闻名的明长城自然尚未出现。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为何在现存的中国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对马可·波罗的记载？”——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性质与密度的严重误判，因为即使是同一时期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派往中国的特使团，也从未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
该书随后详细阐述了一个至今被学界忽略了的课题，即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货币、食盐生产与税收体制的大量详细描述。傅汉思发现在当时的欧洲、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像马可·波罗一样准确而详尽的描述，说明这些独家描述确实来自于他本人的经历。
谢选骏指出：我站在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之外，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待问题，这样，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就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它为何流行？我认为，这是因为，这部游记，正是在十字军彻底失败并惨遭结束之后的129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肯定不是一个巧合，因为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没有十字军东征的结束所引起的巨大精神真空，马可波罗是无从一炮而红的。我还注意到，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而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202—1204年）以后，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就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所以失去圣地的惨败和痛苦，不能不在威尼斯人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马可波罗游记从此阴影勃发而出，正是发挥了心理治疗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称《马可波罗游记》为“十字军东征的挽歌”。
随着君士坦丁堡在一百五十年以后的陷落，当丝绸之路被穆斯林彻底控制之后，又过了三四十年，绝望的热内亚人哥伦布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留下了300多条读书笔记，然后开始了他到亚洲去发致富财的梦想，踏上了“向西方前往东方”的环球旅行。他的海洋航行，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直到今天，尚未扭转。
马可波罗游记是十字军东征的尾声，却是地理大发现的序曲。在十字军东征的结束，到地理大发现的开始，欧洲人度过了最为封闭的两百年。这期间，他们就靠这部真假难辨的东西聊以度日的。其可怜程度堪比满清军事占领封锁下的中国。
十字军东征之后，骗子与强盗横行世界矣。
2017年12月2日星期六
谢选骏：预测——看得见的事实与看不见的事实
谢选骏：预测——看得见的事实与看不见的事实
谢选骏指出：一般人们把看得见的叫做事实，而把看不见的叫做思想；但实际上思想也是一种事实，或者说，思想是一种看不见的事实。
网文《巴斯夏：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说：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1】
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
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于是，事情经常就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而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迫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
当然，无论在卫生和道德领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通常，一种当时让人觉得舒坦的好习惯，后来总是带来痛苦，比如，生活放荡、懒隋、挥霍浪费。一个人如果仅仅注意到一种习惯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洞悉那些当时看不到的后果，他就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天生的嗜好，也自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说明了人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他还在摇篮中的时候，处于无知之中，因此，他就根据行动的当下的后果调整自己的行动，在他年幼的时候，他也只能看到这种后果。只有在经过较长时间后，他才知道还应该考虑其他后果【2】。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导师教会他认识到这一点：经验和远见。经验有效而残酷地教育了他。我们的深切感受教导我们了解一个行动的所有后果：火如果烧到我们自己，从这一感受中，我们最终必然认识到，火在燃烧。不过，我还是想尽可能地用一个更温和的导师即远见替代这位过于粗暴的老师。为此，我将研究一下几个经济现象的各种后果，把看得见的后果与看不见的后果进行一番对比。
1、破窗理论
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好人”先生【3】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围观者，哪怕有三五十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我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我们会发现，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
假定这块玻璃值6法郎，你就会说，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6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据此推论，得出结论——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那就容我大喝一声：绝不会有这种好事！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已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
下面让我们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6个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对整个工业，乃至全国的就业，都没有好处。
现在，让我们站在詹姆斯?好人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既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鞋。而由于詹姆斯?好人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综合起来考虑，对享用和劳动进行一下估计，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作一个概括，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了，社会损失了某些价值”。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贸易保护主义者毛骨惊然的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劳动力”，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
《工业观察报》【4】对此会有何看法？或者令人尊敬的查曼斯先生【5】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扰了人家很有独创性的计算，尤其是因为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不过我还是请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见的一面放到一边，考虑一下那些看不见的一面。
读者在进行观察时，必须谨记，在我讲的那个小故事中，并非只有当事的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隐藏在幕后，我请他对此予以关注。一方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享受，但由于一个破坏行为，而只能享受一样。代表另一方出场的是玻璃工，表示生产者，他张开双臂欢迎窗户打碎的事故。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的劳动却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大小的损失。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使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从破坏行动中能得到利润的想法是多么地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教导我们。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想法，其实更荒唐。毕竟，所有的破坏性行为中，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这种老百姓的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干什么去呀。
2、军队复员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差不多。如果一个人想让自己舒服一些，他就得弄清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对一个国家来说，获得安全保障可以说是最大的幸福。如果为了获得这种保障，必须动员十万人，花费一亿法郎，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换取的一种享受。
对于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请大家不要有误会。
一位议员提出要复员十万军人，这将减轻纳税人一亿法郎的税负。假定有人现在对他的提议作出反应：“这十万人和这一亿法郎是维护我们的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这的确是某种代价。但是如果不付出这些代价，法国就会陷入内乱，或者可能会遭外敌人侵。”在这里，我不想反驳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说，却不算经济学上的胡言乱语。真正的胡言乱语是说，这种代价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收益，因为它能给有些人带来好处。
如果我没有弄错，提出这一复员议案的人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就有一位雄辩家冲上去，开始讲起来：
裁撤十万人！你在想什么？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从哪儿搞到收入？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有失业现象吗？所有的职位都有很多人等着想干？难道你想把他们扔进市场，加剧竞争，压低工资水平？如果最后他们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不得不由国家来供养这十万人，又有什么好？再考虑一下军队所消费的酒、服装和武器，这些，让很多工厂和驻军城镇有生意可做，对于无数供应商来说，这可是飞来的横财啊。想想你的那种想法可能让这么多工厂关门大吉，你就无动于衷吗？
从这番讲话中我们弄清楚了，他之所以赞同维持十万兵员，并不是因为国家需要这么多人在军队中服役，而是由于经济理由。我下面要驳斥的正是这些说法。
纳税人花上一亿法郎，不光能使十万将士自己过得不错，这一亿法郎也能让他们的供应商过上好日子：这些是看得见的。
但是，来自纳税人口袋的这一亿法郎，就不能用于这些纳税人和他们的供货商的生计了，数额也是一亿法郎。这是看不见的。算一算，想一想，然后你说说，对于全部国民来说，好处在哪儿？
我本人则会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蒙受了损失。为了让事情容易理解，下面我不说十万人和一亿法郎，我们就说说一个人和一千法郎吧。
假定这儿有个A村庄，征兵官到处转悠，征召到一个人。税务官也同样在村里转了一圈，征到一千法郎的税款。这个人和这笔钱都被押送到东北部的梅斯城，这个人在这里可以过上一年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什么也不用干。如果你只注意梅斯——是的，你确实已经看了几百遍了——你觉得这样可真不错，有利可图啊。但是，如果你回头再看看A村庄，那么，除非你是个瞎子，否则，你就会看到，这个村庄损失了一个劳动力，也损失了可以作为他的劳动报酬的一千法郎，也损失了他细水长流地花这一千法郎所能带来的生意。
乍一看，这些损失似乎己经弥补上了。本来应该在村庄里发生的事现在搬到了梅斯。村庄里的人、钱，仍然好好地在梅斯呢，似乎什么也没有丧失。在那个村庄中，他是一个土里刨食、辛苦劳动的人，是个劳动人民；而在梅斯，他成了位士兵，他的生活整天就是“向右看齐！”、“向左看齐！”而已。在两个地方，金钱的使用和循环是一样的。然而在一个地方，有某个人每年三百天都在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而在另一个地方，他每年三百天却是在干没有收益的事。当然，我们这是假设，对于公共安全来说，军队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要遣散这些军队了。你跟我说，市场上突然增加了十万工人，会加剧竞争压力，从而抑制了工资水平。这是你所看到的。
不过，还有你没有看到的一面。你没有看到，把十万士兵遣散回家，并不是把一亿法郎给弄没了，而是把它归还给纳税人了。你没有看到的是，用这种办法把十万工人扔进市场的同时，也把一亿法郎投人到市场中用以支付他们的劳动；因而，在增加劳动力供应的同时，劳动力的需求也等量增加了，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你说工资将被压低，仅仅是幻觉而已。你没有看到，在遣散之前和遣散之后，与十万人配套的都有一亿法郎，而惟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遣散之前，国家把一亿法郎给那十万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干；而在遣散之后，这一亿法郎却可以让十万人工作。最后一点，你也没有看到，纳税人交出白己的钱，不管是给一位士兵结果什么也得不到，还是给一位工人换取某种产品或服务，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钱周转的比较长远的后果都是相同的，惟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位纳税人能够得到某种东西，而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什么也得不到。结论就是，对于国家来说，维持没有用处的军队是净损失。
我在这里批判的这种诡辩，不可能经受住将其推论到极致的考验，而这是所有理论原则的试金石。不妨考虑一下，如果扩大军队规模能够有利于国家，那么，干嘛不征召本国所有的男人都穿上制服呢？
3、赋税
你是否曾经听什么人说过：“纳税是最好的投资；它们是生命的甘露。想想吧，赋税让多少家庭得以维持生存，然后再想象一下它们对工业的间接影响，它们的好处可真是无穷无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无边无际。”
为了驳斥这种说法，我不得不重复前面的论证。政治经济学非常清楚，它的论点井不怎么有趣，以至于随便什么人都能说三道四；重复则是最让人高兴的。因此，跟Basile【6】一样，政治经济学也为自己的应用“准备”了好几个谚语，可以肯定，在它看来，教育就是重复。
政府官员花销他们的薪水所享受的好处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些钱给他们的供应商带来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就你那有限的视野而言，那些话是正确的。但是，竭力想减轻税收负担的纳税人的不幸，你却没有看见。供应他们必需品的那些商人由此而遭受的损失，你就更看不见了，尽管这些事实是明摆着的，完全可以从理智上认识到。
假如一位政府官员自己多花了100苏（法国过去的一种货币单位，20苏等于1法郎——译者注），这就意味着，纳税人自己就要少花100法郎。政府官员的花费是看得见的，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而纳税人那边的情况却是看不见的，因为，唉，他没办法再花那笔钱了。
你把国家比喻成一块炎热干旱的土地，而赋税就是救命的及时雨，的确如此。不过，你也应该问问自己，这场及时雨是从哪儿来的，这场及时雨是不是从潮湿的地方吸上来从而使这个地方也变得干涸了？
你要应该再进一步问问自己，这块土壤从这场及时雨中得到的宝贵的雨水，是不是比它由于蒸发而损失的水分要多？
完全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詹姆斯?好人先生掏出100苏给税务官时，他什么回报也没有得到。后来，当一位政府官员在消费100苏的时候，又把它还给詹姆斯?好人先生，以换取他所需要的同等价值的小麦或者服务。最终的结果是詹姆斯?好人先生损失了5个法郎。
政府官员确实——如果你愿意的活，也可以说几乎总是——能够向詹姆斯?好人先生提供等值的服务，补偿他交纳的那笔税款。如果是这样，那么，双方就都没有损失。这仅仅是一种交换关系、因此，我们的论点一点都不涉及官员的那些有用的功能，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创造一个政府职位，那么，就请先证明它的用处何在。向詹姆斯?好人先生证明，他付出那笔钱是物有所值，他能得到它所提供的等值的服务。而除了这些内在的固有的效益之外，不要再像支持创建新的官僚机构的人士那样，说什么这些机构可以为官僚本身、为他的家人、为那些供应他们日常用品的商人带来多大的好处；也不要说这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把100苏给某位政府官员并得到了真正有用的服务，那么，这种情况就跟他把300苏给某位鞋匠从而换到一双鞋一模一样。这是种买卖交换关系，其结果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交出100苏给政府官员，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甚至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那么，这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钱给了个盗贼。说政府官员花费的这l00苏会给我们国家的工业生产带来多大的好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比起政府官员来说，盗贼也可以用这些钱做更多的事，詹姆斯?好人先生如果没有倒霉地碰上这两位非法的或合法的寄生虫，也完全可以给这笔钱派上更多用场。
因此，我们一定不能仅仅根据看得见的方面就作出判断，而要习惯于根据看不见的方面进行评价。
去年我还在议会财政委员会，因为当时反对党的成员还没有被人从制宪国民大会中全部给轰出来。当时，制宪者们的行为还算很明智。我们曾经听梯也尔先生【7】说：“我毕生都在跟那些保王党人和教会党人作斗争，但自从我们都面临共同的危险以来，我开始了解他们，我们也经常在一起面对面谈话，我发现，他们并不是以前想象中的怪物。”
是的，如果双方不能经常接触，那么，敌意就会被夸大，而仇恨就会越来越强；如果多数派能够允许少数派成员进人各个委员会的圈子，那么，也许双方都会认识到，他们的理念之间的差异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而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的意图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正当。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去年我就在财政委员会。每次，我们的同事一说到要把共和国总统、内阁部长、驻外大使的工资固定在一个比较适中的水平上时，就会有人对他说：
为了得到良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让某些官员能够置身于某种声望和尊严的气氛中。这是吸引这些人士奉献他们的才智的办法。无数不幸的人都有求于共和国总统，而如果他总是不得不拒绝帮助他们，他就会处于痛苦之中。各部委和驻外使馆某种程度的奢华，正是宪政政府正常运转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此等等。
不管这样的说法是否值得商榷，但总是值得严肃对待的。不管他的想法是对是错，这样的说法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而就我本人而言，我可以比我们的很多反对这种说法的人士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些反对者不过是被狭隘吝啬和嫉妒心理所驱使罢了。
但真正触动我的经济学家良知的，让我为我的祖国的知识声誉感到羞愧的是，他们从这些论点继续发挥（他们总是忍不住继续发挥一番），最后提出下面这种荒唐的陈词滥调（却总是有人乐于接受）：
除此之外，政府高官的奢华生活也可以促进艺术、工业和就业。国家首脑和他的内阁部长们如果不能举行欢宴盛会，就无法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到政治中去。降低他们的工资，就必然使巴黎的经济成为无源之水，从而也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萧条。
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生们，您至少得尊重算术吧，别不知羞耻地跑到国民制宪大会上说，一个数字加另一个数字的总和，会由于是用这个加那个还是用那个加这个而有所不同，还怪人家不支持你。
那么，好吧，假设我正准备找个工人来帮我在我的田里挖一条沟，为此我准备出100个苏，就在我跟工人快要谈妥的时候，税务官跑来，拿走了我的100苏，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最后这100苏到了内政部长手里。我跟工人的生意没法做了，而部长大人的晚宴上多了一道莱。你是根据什么竟然可以断言，这位官员的支出，增加了全国的经济总量？你难道不明白，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消费和劳务的转移？一位内阁部长的餐桌上的确更加丰盛了，这没错，但相应地，一位农民的田里的排水却不畅通了，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我承认，巴黎的某位包办宴会者能拿到100苏了，但你也得承认，外省的某个挖沟工人也少挣了5个法郎。对此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官员的餐桌和心满意足的包办宴会者是看得见的，而让雨水淹了的田地和挖沟工人没活可干就是看不见的了。
上帝啊，在政治经济学中要证明2加2等于4竟是这么地艰难！而如果你竟然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肯定会大喊起来：“这本来就很简单嘛，谁不明白？你烦不烦啊？”然而，在他们投票的时候，却仿佛你从来就没有证明过任何东西一样，他们该怎么来还是怎么来。
4、剧院与高雅艺术——国家应该补贴艺术吗？
关于这一问题，正反双方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
有些人会说，艺术可以扩大民族的视野，提升民族的精神水平，并使民族的心灵富有诗意，为此，国家应该扶持艺术。这些人说，艺术可以将本民族从物欲的沉迷中解救出来，可以使本民族对优美的东西有一种渴望，因而也可以对她的行为方式、对她的习俗、她的道德甚至还有她的经济产生有益的作用。他们会问，如果没有意大利剧院（Theatre-Italien）和音乐学院，那么，法国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法兰西剧院（Theatre-Franais），法国的戏剧艺术会是什么样？如果没有我们的画廊和博物馆，我们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会是什么样？人们甚至可能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对高雅艺术的集中管理（centralization）和补贴，那么，是否能够发展出这种高雅的趣味？这是法国人的心血所取得、并奉献给整个世界的高贵的成就。面对这么高尚的成就，放弃这种补贴，难道不是最轻率的行为吗？这种补贴分摊到每个公民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而归根到底，艺术的成就可以让我们在整个欧洲人面前觉得自豪和光荣。
这种种理由，我得承认当然是很雄辩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给出很多同样雄辩的驳斥。首先，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立法者的权力是否大到可以使他研究艺术家的工资水平问题，从而对艺术家的利润给予补贴？拉马丁【8】曾说过：“如果你取消对剧院的补贴，那么，你在这条路上要走多远？按你的逻辑，你是不是也要关闭大学各个系科、关闭博物馆、研究所和图书室？”对此，人们可以这样回应：如果你想补贴所有美好而有用的事业，那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按你的逻辑，是不是也应该为农业、为工业、为商业、为教育同样拨出王室专款？而且，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补贴就一定有利于艺术的进步？这是一个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而我们亲眼看到，那些繁荣兴隆的剧院恰恰是那些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存的剧院。最后，如果从更深层次进行考虑，我们就会着到，需求和欲望是此消彼长的，要想让全国的财富满足这些需求和欲望，那么，必然是越高级的欲望，占的比例就越小：政府决不能多管闲事干预这一过程，因为不管现在全国的财富有多少，通过税收来刺激奢侈品产业，都不可能不伤害基础产业，从而必然会逆转自然的文明进程。人们也会指出，人为地扰乱需求、趣味、劳动和人口之间的相应比例，将把国家置于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境地，便之丧失稳固的基础。
这是反对国家于预某种秩序的人士提出的一些理由，在这种秩序中，民众相信他们应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因而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我坦白承认，我也认为选择和刺激应该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来自民众而不是立法者；而与之相反的理论，在我看来，将导致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毁灭。
然而，你知道现在人们是怎么根据错误而不公正的推测而骂经济学家的吗？如果我们反对补贴，人们就指责我们反对要进行补贴的这一艺术活动本身，我们被看成所有这些艺术活动的敌人，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让这些艺术活动成为人们的自愿活动，应该自己去寻找恰当的报酬。因此，当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干预宗教事务时，我们就被人看成是无神论者；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干预教育，那么我们就被人看成是憎恨启蒙；如果我们说国家不应该通过税款人为地虚增某块土地或某个工业部门的价值，我们就成为财产权和劳工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补贴艺术家，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就成了觉得艺术无用的野蛮人。
我决不能同意上面的这些推测。我们决不会荒唐到想取消宗教、教育、财产权、劳工和艺术的地步，尽管我们要求国家保障所有这些人的活动自由发展，但不应该用别人的钱来供养他们；恰恰相反，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社会活动都应该在自由的气氛中协调地发展，不管是哪一类活动，都不应该成为麻烦、弊端、暴政和混乱的根源，而这种状况今天恰恰所在多有。
我们的论敌则相信，一项活动，如果不给予补贴或者不加以节制，就等于取缔该活动。我们认为恰怡相反。他们所信任的是立法者，而不是普通人。而我们信任的是普通人而不是立法者。
于是，拉马丁先生说了：“根据这项原则，我们恐怕就不得不取消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财富和荣誉的公共博览会。”
对拉马丁先生，我的回答是：按照你的观点，不予以补贴就是取缔，因为你是从下面的前提出发的：除非依靠国家，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存在，据此你得出结沦，如果不用税款来支撑，任何事情都办不成。但是我会就你说的事举一个恰恰相反的例子，我要告诉你，迄今为止最大、最壮观的博览会，就是现在伦敦正在筹备的博览会【9】，这个博览会乃是建立在最自由、也最普遍的概念基础上的，我想就是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也并不算夸张，而正是这个博览会，政府却一点都没有插手，也没有一点税款补贴。
回头再来看看高雅艺术吧，我想重复一遍，人们可以提出很充分的理由来赞成或反对补贴制度。而读者当然明自，为了与本文的具体目的保持一致，我无须再陈述这些理由，或者在两种立场中间进行选择。
但是拉马丁先生提出的一个论证，却是我不能假装没有看到、坐视不理的，因为他的论证正好就落在我的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他说：“剧院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业。这种职业的性质就不用多说了，它跟别的任何行业一样，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也是很有潜力很管用的。你们都知道，剧院的工资支撑着不少于8000名各式各样的人的生活——美工、砖瓦匠、装演、服装道具、建筑师等等，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的产业的产值占我们的首都的1/4强，他们应该有资格获得你们的同情！”
你们的同情？翻译过来就是：你们的补贴。
还有呢：“巴黎的赏心乐事为外省各部门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消费品，富人的奢侈是整个共和国靠复杂的剧院经济为生的20万各行各业工人的工资和面包之所在，他们都通过这些高雅的活动获得报酬，而这些高雅的活动使得法国的形象光辉灿烂，正是这些高雅的活动使他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并给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提供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你们拨付的这6万法郎，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好啊！好啊！热烈的鼓掌。）
而从我的角度看，我不得不说：糟透了！糟透了！当然，我的这一判断仅仅是针对拉马丁先生的经济观点。
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这6万法郎至少有一部分会到达剧院员工的手中。肯定有不少会在路上就被人截留。如果仔细地进行追究，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馅饼的大部分都落入了别人的手中。如果竟然有一些碎渣留给他们，实在就是他们的福气！不过现在我倒愿意假设，全部的补贴都能送到美工、装潢、服装道具、发型师等人士的手中。这些是看得见的。
然而，这些补贴是从哪儿来的？这是硬币的另一面，考察这一面跟考察它的正面一样重要。这6万法郎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假如某次议会投票没有抢先一步让这笔钱从市政厅流向塞纳河左岸【10】，那么这笔钱会流向什么地方？这则是看不见的。
确实，没有谁会说，议会的投票活动能让这笔钱从投票箱中自己孵出来；没有人敢说这笔钱是对国民财富的一个净增加；也没有人敢说，如果没有这奇迹般的投票，这6万法郎就仍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恐怕必须得承认，议会投票时的多数派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来决定，从某个地方拿出这笔钱，然后把它派送到别的地方，这笔钱只有从一个地方转移出来才能被送到其要去的地方。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很清楚，纳税人一旦交出了一个法郎后，就再也不能使用那一个法郎了；很清楚，他被剥夺了那一个法郎所能带来的享受，而本来准备满足他这一个法郎的享受的工人，不管他是谁，就都得不到这一个法郎的收入了。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天真幼稚的幻想，以为5月16日的投票真的凭空增加了国民财富和就业机会。它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了财富，重新分配了工资，如此而己。
是不是有人会说，它所补贴的那种能给人满足的事物和那种职业，是一种更急需、更道德或者更合理的东西或职业？对此我无话可说。我要说的是：你拿走纳税人的6万法郎，提高了歌唱家、发型师、装演工和服装师的收人，那么，庄稼汉、挖沟工、木匠、铁匠的收人就相应减少了同等数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前一个阶层就比别的阶层更重要，拉马丁先生也并没有这样说。用他自己的话说，跟其他行业相比，剧院的工作是一样地有效率，一样地有成效，而不是更多。然而，这种说法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剧院行业没有比别的行业更有效率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它竟然呼吁别的行业来补贴它！
不过，对不同职业内在价值和优点的这种比较，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我在这里竭力要证明的只是，拉马丁先生及那些为他的说法鼓过掌的人士，如已经看到了那些向演员们提供必需品的商人们所获得的收益，那么，他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看到那些供应纳税人必需品的人们所蒙受的收入上的损失。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难兔被人讥笑为把某种重新分配错当成了某种净收益。如果他们的理论讲究逻辑性，那么，他们就应该要求对所有东西给予补贴；因为在一个法郎或6万法郎身上应验的东西，放在10亿法郎身上，也不应该失灵吧。
先生们，如果涉及税款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某些理由来证明它是有用的，但千万不要用下面这种拙劣的说法：“公共支出能使劳动阶级维持生存。”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在于它掩盖了个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了解的事实：即公共支出无非是私人投资的一种替代而已，其结果也许会很有力地支持一位工人替代另一位工人，但却不会让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总体收人增加一丁点。你们的看法很时髦，但十分荒唐，因为你们的推理过程是不正确的。
5、公共工程
当国家确信在某个行业创办一个大企业会为社会带来好处后，就用从民众那儿征收上来的资金创办这样的一家企业，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不过，当我听到有人竟然用这样的经济学谬论——“除此之外，这种企业还是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一条办法”——来为这种事情辩护时，我承认，我立刻就火冒三丈。
国家开通一条公路，建筑一座官殿，修缮一条街道，挖掘一条运河……这些工程确实可以为某些工人带来就业机会、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这种做法也剥夺了另一些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是不大容易看得见的。
假定正在修筑一条公路有一千名工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挣得自己的那份工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政府不准备开辟这条道路，如果议会没有投票为其建设拨出资金，这些善良勤劳的工人就干不了这份工作，也拿不到这些的收入；这点也是确定无疑的。
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吗？再全面地考虑一下，整个过程中是否还有点别的什么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当迪潘先生【11】以庄严的语言宣布：“议会已经决定……”的时刻，那几百万法郎难道真的像不可思议的月光一样，自然而然地就洒落进富尔德先生【12】和比诺先生【13】的保险箱中？为了完成这一过程，国家除了花钱之外，难道不得组织人征集这笔资金？难道不得先派税务官到全国各地征税，纳税人个个不都得作出贡献？
因此，必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注意到，国家要用议会拨付的几百万法郎干某些事情，同时也不能忽视纳税人本来可以用这几百万做什么事情——而现在再也不能干这些事情了。因此，你明白了，公共企业是一枚有两面的硬币、一面画的是一位忙碌工作的工人，这幅图案是看得见的，另一面画的则是一位失业的工人，这幅图案却是看不见的。
把我在本文中批判的诡辩运用到公共工程中，就更为危险，因为这种诡辩就是在为最愚蠢的浪费事业进行辫护。如果一条铁路或一座桥梁真的有用，那么，还可以根据这一事实来论证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如果这些公共工程并没有多大用处，那些人会怎么做呢？他们一般都会搬出下面的胡言乱语：“我们必须要替工人们创造就业机会。”
从有人先是下令修建战神兵营（the Champ-de-Mars）【14】后来又下令废弃不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就能看出这种意思。据说，伟大的拿破仑在下令挖开一条沟然后又填上之时，也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干一件很有博爱精神的事业。他也曾说过，“这样做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想让财富流入到劳动阶级中。”
让我们从根子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货币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货币的形态要求所有的公民对一项公共工程提供资助，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提供真实的物质上的资助，因为，他们每个人所交纳的税款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才挣来的。现在，假如我们把所有公民都召集起来，要求他们为一件有利于所有人的工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提供劳役，大家都会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报酬就是这项工程所能发挥的作用本身。但是如果把他们召集起来之后，强迫他们修筑一条根本不会有人要走的道路，或者修建一座根本没有人愿意住的房子，惟一的理由是这项工程可以为他们创造出工作来，那也未免太荒唐了，他们当然有正当的理由予以反对：我们宁肯不要这样的工作，我们还不如自己给自己干呢。
如果公民们拿出来的不是劳役，而是货币，事情的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公民上交的是劳役，损失要所有的人承担，而如果公民们贡献的是金钱，那些由国家出面雇佣的人就不会损失他们的那一份，而那些已经上交了一笔税款、但没有在这里谋到工作的人，却还得再蒙受更多的损失。
《宪法》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
“社会要……通过国家、各部委、市政当局所组织实施的、雇佣失业者的适当的公共工程，以帮助和鼓励劳工的发展。”
作为应付严冬的一种临时应急措施，代表纳税人进行的这种干预具有良好的效应。这并没有增加就业数量，也没有提高工资总晕，而是把平时的一部分就业和工资拿出来，在困难时期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施舍给他们，这实际上是一种损失。
而把这作为一种持久性的、普遍的、系统的措施，就完全是只有负面影响的骗人的把戏，是根本不可能坚持实行的，是自相矛盾的；表面上，它似乎创造出了一点点就业机会，并且搞得大张旗鼓，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它却掩盖了一个事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却因此而被排挤掉了，这是看不见的。
6、中间人
社会是人们强制或自愿地彼此互相提供的所有服务的总和，强制提供的即公共服务，自愿提供的即私人服务。
第一种是由法律所强加或管制的，一般都不大容易随着需求的变化而调节，它们总是具有超长的生命力，即使已经没有任何用处而完全成了公共害人精，但却仍然大言不惭地自称为公共服务。第二种则是自愿的、也即个人承担责任的领域。在交易之后，每个人都卖出他所拥有的而买进他所希望得到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服务肯定都是有真正的用处的，这种用处的大小可以用它们的比较价值来准确地衡量。
正是因此，前者就通常都是静态的，而后者则遵循着进步的法则。
尽管公共服务部门过度的发展已经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在社会中造成一群病态的寄生虫，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很多现代经济思想流派却把这些坏现象归罪于自愿的私人服务部门，他们企图转变这些职业所发挥的功能。
这些思想流派在攻击他们所说的中间人的时候简直是义愤填膺。他们强烈地要求消灭资本家、银行家、投机分子、企业家、商人和小店主，指责他们横插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向两边都榨取钱财，没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增加任何价值。不过，这种中介的职能好像不大容易彻底消灭，于是，改革家们宁愿由国家担负起中间人的角色。
有人关于这点的诡辩就在于，他们大肆宣扬公众为其获得的服务向中间人支付了什么，而刻意掩盖如果取消中间人他们将向国家支付什么。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同样的冲突：找们可以亲眼看到的，与我们只能在心智中意识到的，也即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尤其是在1847年和大饥荒时期【15】，社会主义学派成功地普及了它们那些错得离谱的理论。它们明白，即使是这荒唐的宣传，也能够吸引那些正在遭受灾难的人们；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16】。
于是，这些动听的词语就有如神助：人对人的剥削，饥荒中的投机行为，垄断，他们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抹黑企业的名声，就是抹煞企业的好处。
他们说：“为什么要把从美国或克里米亚进口食品的任务要交给那些批发商呢？找们国家或各部委或市政当局不能组织一个供应服务机构、建立储备货栈？这些机构可以以成本价出售商品，于是，人们、穷人就不用再向那些自由的、也即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无法无天的商人上贡了。”
人们支付给商人的那些利润，是看得见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支付给国家或其办事机构的贡品，却是看不见的。
人们支付给商人的这种所谓的贡品是什么？它的来源是这样的：两个人在竞争的压力下、根据协商后达成的某一价格，充分自由地互相对对方的某种服务给予补偿。
如果巴黎人的胃觉得饿了，而能满足这种欲望的小麦是在俄罗斯的奥德萨，那么，在小麦进到胃里之前，人们的痛苦是不会消失的。有二种办法可以使胃得到满足：饥饿的人自己跑去寻找小麦；他们也可以把这事完全托付给专门从事这门生意的人；第三种办法则是他们甘愿让国家征收一笔税款，然后由政府官员来承担这一任务。
在这三种办法中，哪一种最有优势？
在所有时代的所有国家中，比较自由、文明、有阅历的人，如果可以自愿选择的话，总是毫不例外地选择第二种。我承认，在我看来，这已经足以证明它的优势了。我的心智不会承认人类会在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自己欺骗自己【17】。
不过，我们还是仔细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
让3600万人都统统跑到奥德萨去搞到他们必需的小麦，显然是不可行的。第一种办法没有任何可行性。消费者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们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中间人，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
然而，我们得注意到，这第一种办法应该是最自然的办法。从根本上说，谁觉得饿了，那他自己就有责任去搞到自已要吃的小麦。这是一个只关乎他自己的任务，按说，这项任务只能由他自己来完成。假如别人，不管他是谁，为他提供了这项服务，替他完成了自己本该完成的任务，那么，这个人就有权获得补偿。我们就这里所谈论的其实正是这一点：中间人的服务内含着某种获得补偿的权利。
不过，我们必须面对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寄生虫的问题。我们姑且承认中间人是寄生虫，那么，两种寄生虫——商人或公共服务机构——中，到底哪一个的寄生性少一点？
商行（我假定它是自由的，否则的话，我的论证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是受它自己自私自利的动机驱使的，它研究季节的变化，日复一日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预测人们的需求，采取预防措施。它的轮船时刻准备着，它在所有地方都有合伙人，它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而正是这些，使它能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进，能有效地利用经济运转过程中的细枝末节，从而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结果。时刻忙碌着满足法国人的日常需求的，不仅仅是法国的商人，还有世界所有地方的商人；如果自私自利能驱使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同样能够迫使他们让消费者从他们己经实现的实惠中分享好处。一旦小麦运到，商人就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售出，以降低自己的风险，实现自己的利润，如果有机会的话，把这一过程再重复一遍。私人企业在价格比较的指引下，会把食品配送到整个世界范围内，而且总是从最紧缺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从人们的需求最殷切的地方开始。因此，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别的什么组织能够更好地满足饥饿的人的利益？这么一个美好的组织的，不是出自社会主义者的想象，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它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是自愿的。是的，消费者必须向商人支付他花在陆上运输、跨洋运输、存储、委托等方面的费用，但是在哪种体系下，那些消费小麦的人可以不支付将其运送到自己手里的费用呢？当然，除此之外，消费者还必须为商人的服务买单；但是，中间人的份额，可以通过竟争压缩在最低水平；至于公正问题，如果马赛的商人能够为巴黎的工匠服务，那么，巴黎的工匠怎么会不为马赛的商人服务？
如果按照社会主义者的方案，在这些交易中由国家取代私人商人，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求求你，让我看看这样做能给公众带来什么样的实惠。零售价格会降低？然而想象一下，4万个市政当局的代表在某一天——在需要小麦的那一天——同时涌到奥德萨，你以为这对价格会产生何种影响？运输费用会降低？然而，运输同样东西所需要的轮船、水手、远洋货轮、仓库会减少吗？或者我们真的可以不为所有这些东西花一分钱？商人的利润会减少？然而，那些市政代表和政府官员到奥德萨难道一无所求吗？他们大老远跑去难道是出于兄弟友爱？他们就不需要生活吗？他们的时间就不值钱吗？你以为这些费用不会达到商人准备获得的2-3%这样的利润率的上千倍？
然后，再想想征收这么多税款来配送这么多食品的难度，想想必然伴随这样的活动而来的那些不公正和陋习，想想政府是否能够担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那些发明了这些愚蠢想法并在不幸时刻将这些想法灌输进群众的大脑中的社会主义者，大方地给自己冠以“高瞻远瞩”的称号，该词的这种用法蕴涵着一种真正的危险，语言的暴政给这个单词及其所蕴涵的判断标准赋予了正当性。“高瞻远瞩”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先生的目光要比常人深远得多；他们惟一的失误就是过于超前于他们的时代；而如果消灭私人企业即他们所谓的寄生虫的时间还不成熟，那出错的就是公众，是他们没有跟上社会主义的脚步。但根据我的意见和知识，与此相反的想法才是正确的，我不知道我们要倒退回什么样的野蛮时代，才能对这一点的认识，找到跟社会主义者的水平相当的理解。
现代社会主义流派不断地反对当今社会中的自由结社。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由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合作体，要比他们从自己丰富的想象中编造的任何形式的合作都要优越得多。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某个人，早上一觉醒来，可以穿上一套衣服，在一块圈起来的土地上，施肥、疏浚、耕耘，种上某种植物，然后在上面牧养一群羊，从这些羊身上剪下羊毛，这些羊毛经过纺纱、编织、染色，然后织成布料；布料经过裁剪、缝纫，做成衣服。这整整一系列的过程需要无数他人的介入，需要利用农牧业、养羊业，需要工厂、煤炭、机器、货运等等。
假如社会不是非常真实的合作体，那么，不管是谁，要想有一套衣服穿，就都不得不自己独立奋斗，也就是说，要自个儿完成上面所说的数不胜数的整套操作过程，从最初开始的挥镐翻地到最后的拿针缝衣。
好在我们就有现成的协作，这是我们这种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些操作过程已经被分解到无数劳动者之中了。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再继续往下细分，直到某一个点。在这里，只要消费需求增加，每一单独的专业化的操作过程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行业。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之后。每个人都为总体的社会价值贡献了自己那份价值。如果这不是协作，我倒要请教这是什么。
注意，每个劳动者都不可能自己凭空制造出他所需要的最细小的原材料，因此，他们必然会互相利用对方的服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互相协助；每个群体都跟其他群体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中间人。举个例子，假如在整个生产交换过程中，交通运输变得十分重要，足以雇佣某一个人，下来是纺线，再下来是织布，那么，我们凭什么说头一个人比别人更像寄生虫？是不是没必要存在交通运输了？不是有人在花费时间和心思来完成这一任务吗？他干嘛不把这些时间和心思节省下来让别人来干？是他们会干得比他好，还是仅仅由于他们干的是不同的事情？至于他们的报酬，也即他们在生产交换过程中的份额，难道不是都得遵从同样法则的约束，限定于协商达成的价格这样范围内？这种劳动分工和这些充分自由地决定的制度安排，难道不是有利于共同利益？我们是否因此而需要一位社会主义者，打着计划的旗号跑过来，专制地摧毁我们的自愿性组织，消灭劳动分工，用自己孤零零的努力取代合作工作从而逆转文明的进步？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协作难道就不是协作吗？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人或退出，可以在其中选择自己的位置，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判断进行交换，自己承担一切责任，而正是自己的自私自利，赋予了他的行动以力量，也是成功的保证。是合作，就要名副其实，那么，所谓的改革家跑过来把他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强加给我们，比如，说全人类都集中在他周围，那还叫合作吗？
我们越是深入地考察这些“高瞻远瞩”的思想学派，我们就越是深信，归根到底，这些思想完全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它们宣称自己永不会出错，并打着这种不会出借的名义要求获得专制的权力。
希望读者原谅我有点离题了。在这个当口，我多说了一些上面的话，也许并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圣西门主义、法朗吉的宣传者、伊卡里亚岛的崇拜者的著作【18】，激烈地反对中间人的长篇大论，充斥着报纸，回响在国民公会，严重地威胁着劳动和交换的自由。
7、贸易管制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19】（这个大名不是我起的，而是迪潘先生的创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把它的祖国土地上的矿石转化成铁。由于大自然对比利时人更慷慨，他们可以用比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更诱人的价格向法国人出售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法国人，或者说整个法国，从好心肠的佛兰德斯人【20】那儿购买一定量的铁，只需付出较少的劳动。于是受他们的自私自利的激励，法国人就充分地发挥这种局面的优势，每天都有无数的制钓者、金属加工工匠，车匠、技工、铁匠、犁匠，或者是本人，或者是派中间人，跑到比利时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铁。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却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样子。
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自己赤手空拳进行直接干预，以阻止这种陋习继续蔓延。这当然是收效甚微，因为只有他自己会受到伤害。于是，他对自己说，我要扛起我的马枪，我要在我的腰里别上4把手枪，我要在弹夹中装满子弹，我要打开枪上的刺刀，最后他全副武装起来。我要到边界上去，我首先要杀了那些金属加工工匠、制钉匠、铁匠、技工、锁匠，他们竟然只管追求自已的利润，而不管我的死活。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
然而就在他要起身的时候，他又有了一个想法，让那战斗激情凉了半截。毕竟，那些跑去买铁的人，我们的那些同胞，也是我的敌人，也很有可能采取自卫行动，最后的结果也许不是我杀掉他们，而是他们可能于掉我。而且，即便是把我的全部仆人都派上阵，恐怕也未必能守住整个边界。还有，我这么大张旗鼓，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比我能从中得到的好处还大。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只好长叹一口气，颓然倒下，听之任之，突然，他有了一个很捧的主意。
他记起来了，巴黎有一个伟大的法律工厂。他自问道，法律是什么玩意儿？法律就是这样一种措施，一旦颁布，不管好坏，每个人都得遵守。为了执行这一法律，政府组织起一支公共警察队伍，而为了维持这支所谓的公共警察队伍。国家专门拨出了人力财力。
那么，如果我能让伟大的巴黎工厂搞出一部小小的精密的法律，宣布“查禁比利时出产的铁”，比利时铁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局。政府会派两万人去替代我的那几个仆人，到边界上去对付我痛恨的那些金属加工工匠、锁匠、铁匠、手艺人、技工和犁匠。当然，为了让这2万名关税官员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健康的体魄，就需要每年拨给他们2500万法郎，而这笔钱，自然也出自那些铁匠、钉匠、手艺人和犁匠的腰包。经过这样一番组织，就可以达到保护的目标了，而我自己却什么也不用付出；我再也不会显得像掮客那样野蛮了；我可以按我自己喜欢的价格出售铁了，看着我们伟大的人民这么被人不体面地愚弄，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他们老是宣称自己是欧洲一切进步的先驱和推进者，这下总算给他们当头一棒。这可真是一个聪明的主意，完全值得一试。
于是，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来到法律工厂（也许我会另找个时间来讲讲他在这里所进行的阴暗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今天，我只想谈谈他公开的、大家都看得见的那些活动步骤），他站在那些尊敬的议员先生面前。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
比利时铁在法国的售价是10法郎，逼得我不得不也以这个价格出售。我们其实更愿意以15法郎的价格出售，但由于这些讨厌的比利时铁，我却不敢这么做。因此，赶紧制造一部法律，规定“比利时铁不准进入法国”。我立刻就可以把我的售价提高5法郎，其结果则如下：
我卖给大家的每100千克铁的价格不再是10法郎而是15法郎，因此，我自己将更快地富裕起来，我可以扩大自己的生意，我将雇佣更多工人。我和我的雇员会花销更大，从而给供应我们的那些人带来更多好处。这些供应商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将对整个工业下更多的订单，慢慢地，这种扩张会扩散到整个国家。你将投进我的保险箱中的这100苏硬币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将形成无数个同心圆沿着同一个方向扩散到很远的地方。
法律的制造者们给这一番话迷住了。他们完全沉浸在这样的想法中：仅仅通过立法就可以这么容易地增加国民财富啊。于是他们投票通过了禁止法令。他们说：“干吗还要说什么劳动和储蓄？如果一项法令就可以搞定一切，那么，增加国民财富的这些痛苦的办法还有什么用处？”
的确，法律会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所预料的所有后果，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后果。公平地说，他的推理也许并没有错，但却很不完整。为了寻求特权，他指出了能够看得见的那些效应，但却掩藏了那些看不见的效应。他指明了两个人物形象，而实际上在这幅图景中还存在着第三个人物。我们的任务就是补上他遗漏的那些情节，不管是他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遗漏的。
是的，通过立法程序落入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保险箱的那5个法郎对他本人和那些因此而得到就业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法律下令从月亮上落下这5个法郎，当然就不会出现什么坏效应来抵消这些好效应。不幸的是，这奇迹般的100苏并不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金属加工工匠、针匠、车匠、铁匠、犁匠、建筑工的腰包，一句话，出自詹姆斯?好人先生的口袋。今天，它掏出了这笔钱，却连一毫克的铁都没有得到。于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立刻就变了样了，因为非常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得到的好处将被詹姆斯?好人光生的损失所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当然可以用这5个法郎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而这5个法郎如果在詹姆斯?好人先生手里，他也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石子之所以刚好是扔到这个湖里的某个地方，完全是因为法律禁止把它扔到别的湖里。
于是，看不见的东西抵消了看得见的东西；而整个这么一个过程的后果则是某种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却正是法律所导致的，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可悲的了。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还要说，有一个第三者还藏在阴影中。我得让他在此显身，而他将能够揭示我们还得再损失5个法郎，这样我们才算搞清楚了整个过程中的全部后果。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15个法郎，这是他劳动的果实（我们是在追溯他还可以自由行动的那个时候）。他怎么使用这15个法郎？他用10个法郎买了一顶女帽，他用这顶帽子来换取（或者由他的中间人替他换取）100千克比利时出产的铁。他手里还有5个法郎。他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而会用它们支付某位匠人或者别的什么来交换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某些东西——比如，用它跟某位出版商换取一本波舒哀【21】所著的《通史》。
因此，他对国内工业的贡献是15个法郎，即：
支付给巴黎的女帽制造和贩卖商的10个法郎
支付给出版商的5个法郎
至于詹姆斯?好人先生，他用他的15个法郎得到了两样能够满足他需要的东西，即：
（1）100千克的铁
（2）一本书
现在却颁布了法令。
詹姆斯?好人先生会怎么样呢？国内工业会怎么样呢？
詹姆斯?好人先生把这15个法郎一古脑儿全部给了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换取他的100千克铁，然后，他除了可以使用这些铁之外，就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他丧失了那本书或者别的任何一个与此价值相当的东西带来的享受。他也损失了那5个法郎。你都赞成这种说法吧，你不能不同意这种说法，你不能不承认，贸易限制抬高了价格，消费者则损失了这5个法郎的差额，
然而，有人却说，国内工业得到厂这个差额。
不，它没有得到这个差额；因为，颁布法令后，这笔钱带来的促进作用是一样的，都是15个法郎。
由于颁布了法令，詹姆斯?好人先生的15个法郎只能全都交给冶铁商，而在法令颁布之前，这笔钱却可以分成两份，分别给女帽制造贩卖商和书商。
而从道德的立场看，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个人在边界上所能动用的力量，和这项法令为他的利益所发挥的力量，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竟然认为，抢掠只要变成合法的，就不再是不
道德的了、就我本人而言，我无法想象比这更令人惊心的事了。但是也许有一点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其经济后果总是不会有什么两样。
你可以从随便什么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冷静地考察这问题，你就会发现，从合法或非法的抢掠中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我们并不想否认，这可能为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或他的行业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为国内工业，带来了5个法郎的好处，但我们也可以肯定，这种行为也导致了两层损失：一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以前他买那些铁只需要10个法郎，现在却需要支付15个法郎；另一个蒙受损失的是国内工业，它不再能够得到那5个法郎的差额。你自己选择一下，我们所承认的那些好处能够补偿哪个损失、你没有选择的那一项就必然是一个净损失。
道德：使用暴力并不是生产，而是破坏。天哪，如果使用暴力也算生产，那么，法国就该比现在富裕得多啊。
8、机器
“我们诅咒机器！年复一年，这些机器日益强大的动力使成百万的工人陷人贫困之中，机器夺走了工人们的工作机会，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剥夺了他们的工资，而剥夺了他们的工资，就剥夺了他们的面包！我们诅咒机器！”
这是来自无知的成见的呼声。这种呼声回响在我们的报纸上。
然而，咒骂机器，就是咒骂人的心智。
令我迷惑的是，竟然还真有人信服这样一种理论！【22】
因为，归根到底，如果这些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其严格的逻辑后果是什么？必然是：只有那些愚昧的、精神处于静止状态的民族，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思考、观察、发明、创造，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果的那些天赋的可怜的民族，才有可能获得安乐、财富、幸福。相反，那些努力寻找和探索铁、火、风力、电力、磁力和化学、力学法则——一句话，即探索自然的力量——及自身所蕴藏的力量的民族，则必然只能得到衣不蔽体，屋不遮雨，陷入贫穷和停滞，这可真是应了卢梭的一句话：“不管是谁，只要一思考，就成了堕落的动物。”
但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们所思考和发明创造的一切，事实上是从头到脚一切的一切，人的每时每刻的存在本身，人们努力想让自然的力量为我所用，以小搏大，尽量减少自己的体力劳动或服务于他们的那些人的体力劳动，用尽可能少的劳动量获得最大限度的能满足自己需求的东西，所有这些努力，就都是该咒骂的；我们必然要得出结论：就是因为这种渴望进步的聪明才智似乎在折磨着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所以，整个人类都正在走向堕落。
因此，我们应该能够从统计学上肯定，兰开斯特【23】的居民必然会为了不使用机器，而跑到爱尔兰去，那里的人们还不知道使用机器；因此，按照那种理论，在历史上，应该是野蛮的阴影笼罩文明的新纪元，而文明必然在无知和野蛮的时代才能繁荣。
显然，在这种理论中存在着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有些可以说令人震惊，并警示我们，这个问题掩盖了对解决该问题非常重要的因素，对此尚无人充分地予以揭示。
所有的秘密都在于，在看得见的东西后面，还有看不见的东西。我下面就是要揭开这看不见的东西。我的论证无非是前面已经讲过很多遍的东西的重复，因为这里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人具有一种天性，如果不受暴力阻挠，他们就希望进行交换，也就是说，交换某种东西，获得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同等价值的东西，以节省自己的劳动，不管这种东西出自能干的外国制造商之手，还是出自能干的机器制造商之手。在这两种情况下。反对人的这种天性的理论上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种情祝下，人们都指责他们显然是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机会。然而，其实际的效果并不是使工作机会减少，相反，它们能够解放人的劳动，使之从事其他工作。
正因如此，面对外国人和机器的竞争，都设置了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暴力。立法者禁止外国产品的竞争，也不许机器进行竞争。让这些人士压抑所有人的天性、取消他们的自由的，还能有什么理由呢？当然，在很多国家，立法者只禁止一种形态的竞争而对另一种形态的竞争只是口头上抱怨抱怨而已。这只能证明，在这些国家，立法者还不够持之以恒。
这不应该让我们觉得奇怪。在错误的道路上，总是会出现这种不能贯彻到底的事，假如不是如此的话，那人类岂不是早就完蛋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也希望永远不要看到，把 某个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说过：荒谬的东西必然是前后不一的。我愿意再加上一句：前后不一也正是其荒谬性的证据。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机器问题吧，我不用费太多口舌。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两个法郎。可以让两个工人挣走。
但是现在，假定他发明了一套滑轮装置，使同样的工作只需要原来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干完。于是，他的需求得到了同样的满足，但却节省了一个法郎，少雇佣了一个工人。
他没有雇佣某一位工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
仅仅看到这一点的人就说了：“对文明来说，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啊！你看看，自由对于平等来说，可真是致命的威胁啊。人的心智搞出了个新玩意儿，立刻就有一位工人永远地陷人到贫困的深渊了。也许詹姆斯?好人先生还可以继续雇两个人给他干活，但他却不可能再给他们每人10个苏了，因为这两个工人会互相竞争，最后只能以更低的价格来出卖他们的劳务。就这样，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却越来越穷了。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社会。”
这可真是个很杰出的结论，也是一个应该给予坚实前提的结论。
幸运的是，这里的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在可以看得见的那一半现象的背后，还有另一半看不见的东西。
人们没有看到的就是，詹姆斯?好人先生节省下来的那一个法郎和节省下来的这笔钱必然会带来的效应。
由于利用了白己的发明创造，詹姆斯?好人先生为了实现自己的需求，就不用再花费两个法郎而只用花一个法郎，他手里还留下一个法郎。此时，如果市场上有一个想出卖自己的劳动的工人无事可做，那么，在另一个地方，也必然有个资本家在为他手里的一个法郎寻找出路。这两个因素会相遇，然后就结合在一起。
很显然，此时，劳动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工资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关系，都没有任何改变。
现在，发明出来的新技术和那个获得了第一个法郎的工人将一起完成以前由两个工人干的活。
另一个工人则会获得另一个法郎，干一份新的工作。
那么，这个世界因此会有哪些改变呢？整个国家的满足程度提高了；换句话说，新发明是种凭空得来的好处，整个人类都可以获得一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好处。
从上面给出的这一论证中，有人也可能会得出下面的结论：“正是资本家，拿走了从机器的发明中所获得的全部好处，而劳动阶级，最初要暂时地承受机器带来的痛苦，但却从中得不到好处，因为，根据你上面说的那番道理，机器的发明不过使劳动阶级在全国各个产业中的比例有所调整，这个过程中确实没有减少工作机会，但也没有增加工作机会呀。”
在这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回答所有的疑问.。本文的惟一目的是驳斥一种无知的偏见，这种偏见非常危险而又广为流传。我希望证明，新机器的发明，在创造出一定数量的工人可以得到的工作职位的同时，也必然会创造出可以支付他们的工资的资金。这些工人和这些钱最终会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在发明之前根本不能想象的东西；由此得出结论，发明创造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们的满足程度增加了，增加的数量就等于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数量。
那么，谁获取了这部分超额的满足人们需求的东西？
是的，首先是资本家获取了它，是发明家、是最早成功地使用这台机器的人获取了它，这是对他们的天才和勇气的奖赏。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实现了生产成本的节约，节省下来的钱，不管他怎么花（反正他总要花出去），总是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其数量就等于机器节约出来的就业岗位。
但是很快，竞争就会迫使他降低他的产品的售价，直到不再能够占有节约的那些成本为止。
这时候，发明家就不再能够占有发明创造的好处了；占有这些好处的将是这种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公众，其中也包括工人——一句话，是整个人类。
这就是看不见的：节约下来的那部分钱，会由所有消费者获取，从而形成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可以转化为工资，用来雇佣那些被机器淘汰的工人。
最初（回到前面的例子），詹姆斯?好人先生要支付两个工人的工资才能得到一件产品。由于他的发明创造，现在他只需要为体力劳动支出一个法郎。
如果他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这件产品，那么，在制造这件产品的过程中就要少雇佣一个工人，这是看得见的；但是，詹姆斯?好人先生节省下来的那个法郎又可以多雇佣一个工人，这是人们看不见的。
随着整个事态的自然演变。詹姆斯好人先生渐渐地就得把这件产品的价格降低一法郎，直到他不再能够比别人省钱；这时候，他就不再能够腾出一个法郎为整个国家创造生产新产品的工作岗位。但是总有某个人，或者是整个人类取代了他，得到了这笔节省下来的钱。不管是谁购买这件产品，就都可以少花一个法郎，节省一个法郎，他必然把节省下来的一个法郎转变为工资基金。这同样也是看不见的。
人们还提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另一条思路，好像蛮有道理。
有人说：“机器压缩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价格。价格降低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而这必然又会促进生产增加，最后，就会使用跟发明创造之前同样数量的工人——或者更多工人。”为了支持这种论点，他们引用印刷术、纺纱机、印刷机的例子。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从这种说法中，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种产品的消费保持平稳或基本上保持不变，那么，机器就会对就业造成损害。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假定在某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戴帽子。如果使用了机器，使帽子的价格下降了一半，这未必会使帽子的销售量也增加一倍。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全国劳动力中就有一部分无事可做？如果根据无知的推理过程，我们的回答就是：是；但如果根据我的理沦，回答就是：否。因为，即使在这个国家，不会有人去多买一顶帽子，但整个国家用来作为工资的资金总量却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所有消费者所节省下来的钱如果不是都流入帽子加工业，那就会转变为由于机器的出现而多余出来的整个劳动力的工资，从而推动所有工业取得新发展。
这才是社会的现实。我以前看的报纸都要卖80个法郎，现在却只卖48个法郎。节省下来的那32个法郎归了订户。我们不能肯定，至少不敢说这32个法郎必然会继续流人新闻行业；但我们可以肯定，事情也必然是，这些钱如果不流向这个地方，就要流向另一个地方。一个法郎可能用来买更多的报纸，另一个法郎可能买更多的食品，第三个法郎可能买来更好的衣服，第四个法郎可以买来更好的家具。
因此，各行各业都是紧密相联的。它们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所有的线都通过不为人知的方式联接在一起。一个行业中的节约会有利于所有行业。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永远，永远不要以就业和工资为借口来干扰经济【24】。
9、信用
所有时代，尤其是在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梦想着通过使信用普遍化而实现财富的普遍化。
我敢肯定，可以不夸张地说，自从二月革命【25】以来，巴黎炮制了不下一万本小册子来贩卖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可惜，这种解决方案完全是建立在一种错觉的基础上的，假如某种错觉竟然可以算是什么东西的基础的话。这些人先是混淆了产品与硬通货，然后又混淆了硬通货和纸币；他们就是从这两点混淆出发的，却假装自己了解到了事实真相。
在探讨这一问题的时候，绝对有必要忘记货币、硬币、钞票和其他人们用于交换产品的那些媒介，我们只需仅仅关注产品本身，这才是贷款的真正本质所在。因为，一个农民为了买犁而借进50法郎时，实际上他所借的并不是50法郎，而是那犁具。如果一个商人准备借2万法郎买一栋房子，那么，他欠人家的并不是2万法郎，而是那栋房子。
货币之所以出现，仅仅是为了便利各方之间的安排。
彼得可能并不愿意把自己的犁借给别人使，但詹姆斯却很乐意借出自己的钱。这时候威廉该怎么办？他会从詹姆斯那儿借钱，然后用这笔钱去从彼得那儿买犁。
事实上，没有人会为了钱本身而去借钱，我们借钱总是为了要得到某种产品。
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超出现存产品、不存在的东西，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
不管硬通货和纸币的数量有多少，借方所能拿到的东西，总不可能超出贷方所能提供的犁、房子、工具、必需品或原材料的总量。
因为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个借方都必然意味着存在一位贷方，而每一笔借款后面总得有一笔贷款。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信用机构有什么作用呢？他们可以使借、贷双方更容易地彼此寻找到对方，并比较容易地彼此理解。而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就是同时增加借进贷出的东西的总量。
然而，信贷机构为了实现社会改革家们的目标却恰恰在做这样的事，因为这些先生们所渴望的不是别的，正是要让所有想得到犁、房子、工具、供应、原材料的人都得偿所愿。
那么，他们是如何想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
通过由国家对贷款提供担保。
我们还是深人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在这里，也有一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一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我们要努力地观察到两个方面
假定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张犁，而有两个农民都需要它。
彼得是全法国惟一的一张犁的所有者，约翰和詹姆斯都想借用它。约翰用他的诚实、他的财产和他的名誉来做担保。我们可以信任他，他很有信用。詹姆斯则不是那么让人信任，
至少看起来不是那么可信，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彼得把犁借给约翰。
然而现在，在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国家干预进来。对彼得说：“把你的犁借给詹姆斯，我们将向你提供偿付的担保，这个担保要比约翰的担保值钱得多，因为，他只是一个自己对自己承担责任的个人，而我们，尽管确实是拿不出一件实打实的东西，但却掌握着所有纳税人的财富；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用他们的钱来偿还詹姆斯欠你的本金和利息的。”
于是，彼得把他的犁借给了詹姆斯；这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于是，社会主义者就欢呼起来，说，“你看，我们的方案是多么的成功啊。正是依赖国家的干预，贫穷的詹姆斯才有了一张犁。他不用再自己动手翻地了，他现在就可以创造自己的财富了。这对他本人有利，也有利于整个国家。”
啊，不，先生们，这并不是国家之福，因为这里，有些东西你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的一面就是：这张犁之所以到了詹姆斯手中，就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借给约翰。詹姆斯是不用再翻地了，他可以用犁耕地了，但你们没有看到的是：约翰却不得不动手翻地。而不能用犁耕地了。
因此，你以为是额外增加了贷款，其实不过是贷款的重新分配而已。
你还没有看到，这种重新分配制造了两个严重的不公正：对约翰不公正，本来是他应该得到的，他可以用自己的诚信和自己的实力赢得的信用，却眼睁睁地被剥夺了；对纳税人也不公正，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偿付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贷款的责任。
那么，政府就不能向约翰提供与詹姆斯同样的机会吗？但是，由于只有一张犁在那个地方，那么，就不可能同时借给两个人。于是，他们的论证就又返回到宣称：由于国家的干预，可以借到的东西会多于能够出借的东西，因为，犁在这儿只是用来表示可以利用的资本的总量的。
确实，我是把整个过程简化到最简单的形态来论述的。但是用同样的试金石来检验最复杂的政府现代机构。你肯定会相信，它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重新分配信贷，而不可能增加信贷数量。在特定的国家的特定时刻，可以利用的资本的总量总是一定的，它们总是要投放到某个地方。国家向可能会破产的债务人提供担保，当然可以增加借款人的数量，从而提高利率（这些成本则要全体纳税人承担），但它不可能增加贷方的数量，也不可能增加贷款的总价值。
不过，我祈求上帝保佑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法律不应该人为地鼓励借贷，但我井没有说法律应该人为地阻挠借贷活动。如果在我们的制度中或者在任何别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妨碍着信用的扩散和运用，那就应该由法律将其消除，没有什么比这更好更公正的了。但是，社会改革家如果真想名副其实，在改革的同时维护自由，就应该求助于法律【26】。
10、阿尔及利亚
有4位雄辩家都在国民公会上声嘶力竭地讲着，先是一起大喊，然后又是一个接一个地喊。他们都说些什么？说的确实都是些很美好的东西，说的是法国的实力和伟大，说的是我们广阔的殖民地灿烂的前景，说的是重新配置我们的过剩人口的好处。等等，这些雄辩的杰作，总是装点着这样一样诱人的结沦：
拨款5000万法郎（有的人说得多一些，有的人要得少一些），在阿尔及利亚修建港口和公路，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殖民者运进那里，为他们建造房屋，为他们平整出土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法国工人的肩上卸掉一些负担，促进非洲的就业，增加马赛的贸易，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是的，在国家花费这5000万法郎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些钱将流向哪儿，而不考虑它们是从何而来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它们离开税务官的保险箱后所带来的好处，而不管征收这些税款所带来的损害，或者不考虑这些钱由于进了政府的保险箱而使纳税人自己无法受益，那么，确实，所有人都在受益。而且，可以说，如果这样考虑问题，那么，所有事情都是有利的。建在北非伊斯兰教区的房屋是看得见的，建在北非沿岸的港口是看得见的。这里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是看得见的；法国的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所减少是看得见的，马赛的商业活动会繁荣起来，也是看得见的。
然而，有某些东西是这些人士没有看到的，这就是：政府花了这5000万法郎，纳税人自己就不能再花这笔钱了，从公共开支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中，我们必然可以推论出妨碍私人开支的全部坏处——起码在我们还没有过分到竟然说詹姆斯?好人先生根本就不在乎他辛辛苦苦挣来、但却被税务官拿走的那5个法郎；而这乃是一个荒唐的说法，因为他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去挣那5个法郎，就是因为他希望可以用这些钱获取某些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他本来可以雇人给自己的花园扎上篱笆，现在却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雇人给自已的田里施肥，现在也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增添一些设备，现在也不行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吃得更好一点，穿的更漂亮一些；他本来可以让自己的儿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本来可以多给女儿一些嫁妆……这些，现在他都做不到了，这些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加人互助会，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是看不见的。一方面，他被剥夺了一些必需品的享受，他办事要依赖的东西眼睁睁地就没有了；另一方面，他的那笔钱本来可以使他所在村子里的雇工、木匠、铁匠、裁缝、教师有更多的活儿可干，而现在这些工作机会却不复存在了，这些都是看不见的。
我们的国民会好好地考虑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繁荣景象，当然，我们承认这一点；但也得让他们同时考虑考虑法国必然要蒙受的损失。人们向我展示了马赛商业繁荣的前景，然而，假如这种繁荣是税款催出来的，那我倒宁愿指出，国内其他地区的商业将遭受的损害有多大。他们说：“每运送位殖民人口到北非伊斯兰地区，就可以减轻留在法国的人们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对此，我的答复是：“问题是，在我们把这位殖民者运送到阿尔及利亚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得运送比他在法国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多二三倍的资本？”【27】
我惟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使读者们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共开支，在其表面的好处的背后，都存在着更加难以洞悉的坏处。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读者养成一种习惯，在看到看得见的一面的同时，也能洞察看不见的一面，对二者进行全面的权衡。
当有人提出增加公共开支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它给我们自身带来的好处，而不仅仅考虑其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带来的所谓的正面效应，因为这方面的效应无非是一种幻觉。公共开支在这方面能够做到的，由私人来投资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就业机会问题根本就与此不相干。
评估投入到阿尔及利亚的公共开支的内在价值，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作一个一般性的考察。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对通过税收而进行的公共支出带来的正面经济效应作出过正确的评价。为什么？我提出下面的理由。
首光，公正总是会因此而蒙受损害。因为詹姆斯?好人先生辛辛苦苦地挣来100个苏，是想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现在却将这笔钱征收走，他肯定会生气，至少会说，税务官把他的一些享受拿走，给了另一个人。于是，那些征税的人当然得给人家一些好听的理由吧。我们看到，国家总是会讲出这么一个令人生厌的理由：“用这一百个苏，我会让某些人有活可干。”詹姆斯?好人先生（只要他脑子清楚）必然会回答：“天啊！我本来是可以用这100个苏让别人为我干活的！”
国家曾经提出过上面的论点，有人曾赤裸裸地提出过这种看法，则公共财政官员与可怜的詹姆斯先生之间的辩论就非常简单了。如果国家对他说：“我要从你这儿拿走100个苏，用来雇佣警察，他可以满足保障你的安全的需要，也可以雇人修筑你每天都要走过的马路，也可以雇佣文官，他可以负责保护你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利，也可以供养军队，以保卫我们的边界。”对此，詹姆斯?好人先生恐怕无话可说，我的多虑也是大错特错。但是，如果国家这样对他说：“我从你这儿拿走100个苏，是想拿出一个苏作为奖赏，如果你好好地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教你的儿子学习你不想让他学习的东西，或者让某位内阁部长在他的晚宴上增加第101道菜，我就奖给你一个苏。我也可能拿这100个苏在阿尔及利亚修建一座小别墅，不用说也可能拿更多钱去维持某位在那里的殖民者的生活，或者用一笔钱供养一位士兵保护这位殖民者，再用一笔钱供养一名将军来控制这些士兵，如此等等”。那么，我想詹姆斯先生肯定会大叫起来：“这套司法体系简直就是丛林法则的翻版！”如果国家预见到了这些反对的理由，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胡搅蛮缠，它会提出某种对讨论问题没有助益的令人生厌的论点。它大谈什么这100个苏可以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它会说有多少个厨师和零售商因满足部长大人们的需求而获益；它跟我们大讲这5个法郎可以养活一名殖民者、一位士兵或一位将军；总而言之，它讲给我们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假如詹姆斯?好人先生不知道下一步就该探讨那些看不见的一面，就必然会被愚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要高声教给他这种观察方法，并且来来回回地重复。
公共支出只能重新配置就业岗位而不可能增加工作岗位，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这种支出的质量是低劣的，必须严辞拒绝。重新配置就业岗位就意味着使工人的位置发生变化，扰乱控制着人口在整个地球上分布的自然法则。如果这5000万法郎留给纳税人，由于他们分散在全国范围内，所以这笔钱可以促进全法国4万个市镇的就业；如果能这样，这笔钱就是一个纽带，把每个人都跟他的祖国联系到一起；它可以在尽可能多的工人中间和所有可以想象出的行业中配置。而现在，假如国家拿走国民们的这5000万法郎，将其集中起来，花到一个地方，必然会吸引其他地方相应数量的工人迁移到这个地方来，而一旦这些钱花完，这些工人就会流离失所，形成流动人口，失去原来的社会地位，那时，我敢说，这些工人的处境就很艰难了。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这里我又回到本文的主题了）：这种狂热的举动、也即把所有的钱都投向一个小地方，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这些是看得见的；人们拍手叫好，人们惊叹于其过程的美好和轻而易举，还要求重复这种过程，扩大实施的范围。看不见的则是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却再也创造不出同样数量的工作岗位了。而且是可能更有用的岗位。
11、节俭与奢侈
看得见的一面遮蔽了看不见的一面，这一点，并不仅仅表现在公共支出问题上。由于无视政治经济学的智慧，这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现象形成了一种错误的道德标准，导致人们把他们的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看成是对立的。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或更令人悲伤的了？请看：天底下所有的父亲，无不教导自己的孩子遵守秩序，持家有道，讲究实惠，力求节俭，适度消费。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无不痛斥摆阔气和奢侈无度。这些都很好，很有益。然而，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比这些格言更流行的说法：
“聚藏钱财会使民族的血脉枯竭。”
“大人物的奢侈可以使小人物生活得更舒服。”
“纨绔子弟毁了自己但却富了国家。”
“穷人的面包，就是用富人的浪费做成的”
在这些话语中，道德观和经济观之间当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多少杰出的人物在指出了这种矛盾之后，竟然可以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此，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因为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在自己的内心中看到这两种趋势彼此冲突更令人痛苦的了。不是由于这一端，就是由于那一端，反正人类总是得堕落！如果讲究节俭，人类就将陷入可怕的短缺状态；而如果挥霍浪费，人类便会跌人道德破产的深渊！
幸运的是，这些广为流行的格言对节俭和奢侈的看法是错误的，它们只考虑了短期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考虑到那些看不见的、比较长远的效应。我们下面就对这种不完整的看法做一些矫正。
蒙多尔和他的兄弟阿里斯特平分了父亲的遗产，每人每年有5万法郎的收人。蒙多尔的生活就是现在最时髦的，花钱大方慷慨，挥霍无度。他一年之内就几次更换家具，每月就换一辆新马车，人们都在想着搞出新奇好玩的东西，好尽快将他那些钱榨干净。总之，他让巴尔扎克大仲马小说中生活奢糜的主人公也相形失色。
这样的人却被人奉若神明，倍受赞誉！“给我们讲讲蒙多尔的事吧！蒙多尔万岁！他可真是劳动阶级的大恩人，他是民族的善良天使。他确实是沉迷于奢华无度的生活，他的马车确实给行人溅了一身的泥水，他本人的尊严和人类的尊严确实多多少少蒙受了损害……但这又有什么呢？即使他确实不是靠白己的勤劳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财富造福于社会了。他让钱周转起来了，他的院中商人们络绎不绝，每个商人都满意而归。人们不是说金币是圆的，本来就应该转起来嘛。”
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则跟他的兄弟截然不同：如果说他不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egoist），那至少也算个人主义者；因为他花钱的时候很理智，只追求一些比较适度的、合理的享受，总是考虑自己孩了的未来，简而言之，他节俭度日。
现在，我想让你听听大伙儿是怎么说他的！
“这个富人、这个守财奴这样生活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当然，毫无疑问，他的简朴生活很感人，动人心弦，而且，他是仁慈的，善良的，大方的，但是他也太会算计了。他没有挥霍掉自己的全部收人。他的房子没有一年到头都光彩照人，也不是门庭若市。那么，你想木匠、车匠、马商和糖果商人能对他有什么好印象吗？”
这些评判对道德伦理是有害的。之所以得出这种看法，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一件事：纨绔子弟的挥霍，而没有看到另一件事实：比较节俭的兄弟的花销，其实是同样多，甚至更多。
不过造物主所安排的社会秩序是如此的美好有序。跟万事万物一样，在这种秩序中。政治经济学与伦理，绝不是互相冲突的，相反，是彼此和谐一致的，因而，阿里斯特的智慧不
仅更珍贵，而且比起荒唐的蒙多尔来，甚至能带来更多好处。
我说能带来更多好处，井不仅仅是指为阿里斯特本人带来更多好处，甚至也不仅仅是对整个社会带来更多好处，也包括能给当下的工人、对当代的产业，带来更多好处。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心智中观照人的行动所带来的那些肉眼所看不见的隐蔽的后果。
是的，蒙多尔挥霍的效应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每个人都能看见他各种各样的马车，比如四轮双座有篷马车，双排座开合式顶篷四轮马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人们也都能看见他房中天花板上精细的绘画；看见他名贵的地毯；看见他那富丽堂皇的豪宅。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赛马中鸳驭着纯种马。他在巴黎豪宅中举行的宴会足以使林荫道上的行人心醉神迷，
人们争相传诵说，“有一个很慷慨的家伙，他一点都不吝惜自己的钱，他很可能在他的钱袋子上开了个眼。”
从工人角度看，阿里斯特的收人怎么有益于工人，却不大容易看得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探究，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的所有收人，直至最后一个子儿，都会用来雇佣工人，其作用跟蒙多尔的收人一模一样。惟一的一个区别是：蒙多尔荒唐的挥霍必然使其口袋迅速瘪下去，最后总有没钱的那一天；而阿里斯特明智的花钱方式却会是使他雇佣工人的数量一年一年地增加。
如果这一点的确有道理，那么，公众的利益自然就跟伦理道德和谐一致了。
阿里斯特每年为他本人和家人的生活花去2万法郎。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他觉得幸福，那他就不会被称之为明智了。他有感于穷人所承受的不幸，觉得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多少也要救济一下他们，于是，每年拿出一万法郎从事慈善活动。他在商人、制造商、农民中总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暂时陷人财政困境中，他了解到他们的处境，决定拉他们一把，当然要考虑周到，并且帮忙要帮到点子上，在这方面每年又花去一万法郎。最后，他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女儿需要有副好嫁妆，自己的儿子要有个好前程，于是他告诫自己每年必须为此而储蓄、投资一万法郎。
因此，下面就是他的收人的用途：
（1）个人花销2万法郎
（2）慈善事业1万法郎
（3）帮助朋友1万法郎
（4）储蓄1万法郎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些支出项目。那么，就会明白所有的钱同样都投人支持了国家的工业，一个子儿也没剩。
（1）个人花销。对于工匠和店主来说，这些钱的效应跟蒙多尔花同样数量的钱的效应完全相同。这一点不言而喻，我们不用更多地讨论。
（2）慈善活动。他为此目的而捐献出的一万法郎跟别的同样数量的钱一样扶持了工业。这些钱会流人面包师、屠户、裁缝、家具商手中，只是用那些钱换来的面包、肉、衣服，并不是要直接地满足阿里斯特的需求，而是会满足那些得到他的捐献的人们的需求。而一个消费者替换另一个消费者，对于整个工业并没有任何影响。同样100苏，是由阿里斯特本人直接消费，还是他请一位穷人去消费，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3）帮助朋友。阿里斯特把钱借给某个朋友，或者不图回报，而是用这笔钱为朋友举办葬礼，其经济结果跟我们的说法也没有矛盾。他的朋友会用这些钱购买商品或者偿还自己的债务。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钱会促进工业发展。谁敢说蒙多尔用一万法郎购买一匹纯种马给牧业带来的好处，要大于阿里斯特或他的朋友用一万法郎购买布料所带来的好处？如果这笔钱用来偿还一笔债务，其结果是将出现第三个人，债权人，他将拿到这一万法郎，但是他也必然会用这笔钱在他的企业、工厂中干某些事情，或者开发利用某些自然资源。他的出现只不过是在阿里斯特和工人之间又多了一道中介而已。人名变了，但钱总得花出去，因而照样会促进工业发展。
（4）储蓄。还有一万法郎储蓄起来了。正是这一点，从表面上看，从促进艺术、工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看，蒙多尔似乎要比阿里斯特表现得好一些，尽管阿里斯特在道德上似乎要比蒙多尔优越一点点。
如果伟大的自然诸法则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矛盾，那么，我不可能不陷入实实在在的肉体的痛苦之中。如果人类沦落到只能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是自己的利益蒙受损害。要么是自己的良心遭受折磨，那么，我们恐怕就要对人类的前景绝望了。所幸事实并非如此【28】。要想看清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在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具有经济上的好处，我们只需明白下面这个令我们欣慰的公理即可，而表面上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公理是颠扑不破的：储蓄也是支出。
阿里斯特怎么储蓄他那一万法郎？是不是在自家的花园中挖一个坑把那20万苏硬币埋起来？不，当然不是。他还想增加自己的资产和收人呢。因此，他会用这笔不用的钱来购买一块地、一栋房子，购买政府债券、购进一家工业企业，他也可能把它委托给一个经纪人或是某位银行家打理。这些钱的用处不管是这里假设的哪一种，你都得承认，这笔钱也会通过买家、卖家的中介，最后促进工业发展，其效果跟他的兄弟用它来换取家具、珠宝、良驹没有两样。
因为当阿里斯特用他那一万法郎购买一块土地或一笔债券，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他不用消费这笔钱。这一点似乎让你觉得他没有尽到促进工业发展的责任。然而，出售这块土地或者债券的人，最后也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花掉他得到的那一万法郎，不会有任何例外。
因此，不管怎样，钱总是会花出去的，不管是阿里斯特本人花，还是别人代替他来花。因此，从劳动阶级的立场和扶持工业的角度看，阿里斯特的行为和蒙多尔的行为之间只有一个区别：蒙多尔的支出是由他本人直接花费的，并且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看得见的。而阿里斯特的行为中，有一部分钱是通过中介渠道花费的。经过了一些曲折；这是看不见的。然而，实际上，对那些受他们消费活动影响的人来说，看不见的行为的效应与看得见的行为的效应是完全相等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钱都在周转，留在明智的哥哥的保险箱里的钱并不比留在挥霍的弟弟保险箱里的钱更多。
因此，说节俭会对工业带来实际的损害，是错误的。就促进工业而言，节俭和奢侈的最终效果是一样的。
然而，我们觉得，这些钱如果不是用于及时行乐，而是细水长流，那么，对工业的好处会更多，此话怎讲？
10年过去了。蒙多尔、他的财产、他的广为传诵的轶闻，如今安在哉？这一切早已经烟消云散了，蒙多尔已经玩完了，他早就不能每年为经济注人5万法郎了。相反，他可能早就开始靠公众供养了。不管现在他怎么样，反正他不再是店主的乐趣所在了；他不再被当成是艺术和工业的促进者了，他对工人也不再有任何用处了；他对他的子孙也毫无用处，他把他们抛置在悲惨生活之中。
同样是在10年之后，阿里斯特却不仅继续将其收人投人货币周转中，而且，每年贡献出的钱还在增加。他为国家的财富加砖添瓦。也就是说，他增加了用于工资的资金数量；而由于对工人的需求取决于这些资金的数量多少，因而他为劳功阶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报酬。而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留给孩子的，将是这些进步和文明的成果。
节俭从道德上要优越于奢侈。这是无可争辩的。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节俭也同样是优越的，不管是谁，只要他不是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效应，而是深入探究其深层效应，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
12、就业的权利与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
“兄弟们，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活可干”这是就业的权利，是初级的或者说是初级水平的社会主义。
“兄弟们，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钱可赚。”这是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是比较精致的，或者说是中级水平的社会主义。
这两者都是靠看得见的那些效应来维持其生命力，而那些看不见的效应自会令它们丧失合法性。
可以看得见的是，靠向社会搜刮钱财，的确创造出了这些工作机会和利润；而看不见的则是，如果这些钱留在纳税人自己手中，也同样能够创造出这么多工作机会和利润。
在1848年，就业的权利曾经在一段时间显示了其双重面孔。这就足以把它毁在公众舆论手中。
一副面孔被称之为：国立工厂；另一副面孔则是：加税45分【29】。
每天，有上百万人从赛纳河两岸涌入国立工厂工作。这是这枚硬币美好的一面。
然而，这枚硬币还有另一面。为了从保险箱中拿走那几百万法郎，首先得有人挣出那数百万法郎。于是，就业权利的那些创办者们最后都不得不转而向纳税人伸手。
于是，农民们说了：“我必须交纳45分。因此，我就会失去一件衣服；我不能再给我的田里施肥了，我不能再雇人修缮我的房子了。”
于是，等人雇佣的手艺人们说了：“由于我们的老板没法添置新衣服了，所以，裁缝的活儿就少了；由于他无法再给自己的田地施肥了，所以帮工的事也少了；由于他没有钱修缮房子了，所以木匠和砖瓦匠的工作也少了。”
因此，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你不可能从一桩买卖中两次获利；也证明了，由政府掏钱创造工作岗位，其代价就是纳税人不能再掏钱创造就业岗位了，这就是就业权利的最终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它既是一种不公平，也是一种幻想。
然而，获取利润的权利无非是就业权利的一种扩展而已，却仍然很有生命力，仍然大行其道。
贸易保护主义者让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多少有些可耻？
贸易保护主义者对社会说：“你必须给我提供工作岗位，更有甚者，你必须给我提供有利可图的工作岗位。我曾经愚蠢地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结果，我现在亏损了10%。如果你对大家征收20法郎的税金的时候，给我来个免税，那我就从亏损转为赢利了。现在，实现赢利就成了一种权利，你有义务满足我的这种权利。”
社会听信了他的这一番诡辩，在对全社会都征税的时候，却让他例外。社会没有认识到，那个行业的亏损被它勾销，并不等于它不是亏损了，因为其他人被迫承担起了那个亏损一一我倒是觉得，这个社会也只配承担别人强加给它的这些负担。
因此，从我上面讨论的很多问题中我们看到了，不了解政治经济学就会使我们在面对某一现象的直接效应时昏了头；而了解政治经济学之后，就能够全面地考虑各种各样的效应， 既包括直接效应，也包括远期的效应【30】。
我本来还可以找出一大堆问题进行一番同样的分析，不过，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了，因为道理都是一样的，论证起来都是千篇一律，我希望把夏多布里昂【31】谈论历史的一段话用到政治经济学上，作为本文的结语：
历史总是有两种后果：一种是当下的，几乎同时就可以认识到的；另一种则是比较遥远的，最初觉察不到的。这两种后果经常是互相抵触的，前者出自我们短视的智慧，而后者则需要我们具有目光长远的智慧。幸运的结果总是合乎人性的结果。在人的后面站着上帝。有人尽管竭力地拒绝获得至上的智慧，不相信这种智慧的力量；或者玩弄概念，把普通人称之为天意的东西称为“环境的力量”或者是“理性”；但是，看看那些已经完成的事情的结局，你就会发现，如果一件事情不在一开始就建立在道德与公正的基础上，则其结果必然会是南辕北撤，适得其反。（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
——全文完——
——全文完——
注释：
【1】本文发表于1850年7月，是巴斯夏最后写作的一篇作品。它的问世耗费了一年多时间，时间之所以拖得这么长，是因为在搬家时丢失了本文的手稿。寻找了很长时间，最终也没有找到。他决定全部重写，并挑选自己刚刚在国民公会发表的讲话作为论证的主要基础。写完之后，巴斯夏又觉得自己太过于严肃了，于是将其付之一炬，重新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篇文章，因此，本文是名副其实的三易其稿。——法文版编者注
【2】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章——法文版编者注
【3】在法语中Jacques Bonhomme就像英语中的“约翰牛”一样，用来指讲究实际的、负责任的、傲慢不逊的普通人。——英译者注
【4】当时法国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组织——国内工业保卫委员会办的一份报纸。——英译者注
【5】Auguste, Vicomte de Saint-Chamans（1777-1861），复辟时期的议员和国务委员，贸易保护主义者，贸易平衡的鼓吹者。巴斯夏所引的他对“壁垒”的著名的立场见他的 Nouvel essai sur lanchesse de snations（1824），后收入他的 Traite d'economie politique（1852）——英译者注注释：
【6】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二幕中，音乐家Basile说：“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不同的谚语。”——英译者注
【7】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著名历史学家。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曾担任过议员和首相（1836年和1840年），最终则在1871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英译者注【8】Alphonse Mane Louis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1834年第一次当选议员，在1848年革命时期，他的声望达到顶峰，当时他是建立共和制最积极的鼓吹者。他运用自己雄辩的口才说服了那些威胁要毁灭巴黎的暴民，并成为临时政府领导人。不过，他更多地是个理想主义者和演说家，而不是一位实际政治家，因此，不久他就是去影响力，并于1851年退休。——英译者注
【9】指1851年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由旨在推动工艺和工业发展的一个协会——伦敦工艺协会（The London Society of Arts）主办。这是大型国际博览会即“世界博览会”的第一届，博览会是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建筑中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主持了博览会。——英译者注
【10】即从市政厅到塞纳河左岸的戏院区。——英译者注
【11】Charles Dupin（1784-1873），法国著名工程师和经济学家，艺术和工艺学院教授，众议员，参议员。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在经济统计领域。——英译者注
【12】Achille Fould（1800-1867），政客与金融家。——英译者注
【13】Jean Martial Bineau（1805-1855），工程师和政客，1852年担任财政部长。——英译者注
【14】the Champ-de-Mars，最初是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处阅兵场，现在是埃菲尔铁塔和军事学院之间的一处公园。——英译者注【15】由于1846年北欧和西欧谷物、土豆歉收，导致1847年食品价格上涨，使农业、工业和金融都陷入衰退。——英译者注
【16】“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见维吉尔的叙事诗《埃涅伊德》（Virgil's AeneidVI，276）——英译者注
【17】作者经常把所有人在实践中普遍赞同的东西假定为真理使用。尤其是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三章，《文集》第六章的最后（法文版），及《和谐经济论》第六章中题为《财富的道德观》（中译本见193页）。——法文版编者注
【18】圣西门（Claude Henride Rouvroy, Comtede Saint-Simon，1760-1825）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法朗吉即公共建筑，是傅立叶（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832年在其报纸《法朗吉》（Le Phalanstere）中提出的，每个法朗吉有600人，是其社会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伊加里亚旅行记》（Voyogeto Icaria），是卡贝（etienne Cabet，1788-1856）写的一本乌托邦著作。——英译者注
法朗吉是傅立叶所幻想的理想社会（即“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他本人曾多次进行试验，均告失败。他的门徒也曾在美国进行试验，也没有成功。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曾在欧文支持下，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立伊加利亚社会组织，很快就告失败。他的《伊加里亚旅行记》描绘了建立在平等、博爱、统一和民主基础上的理想社会——中译者注
【19】在法语中，M. Prohibant 这一讽刺性单词是指贸易保护主义者，诚如巴斯夏所说，是由迪潘最早使用的，大致可以翻译为“贸易限制论先生”（Mr. Restrainer-of-Trade）或“贸易保护主义先生”（Mr. Protectionist）。——英译者注
【20】比利时境内有东、西佛兰德斯省。——中译者注
【21】Jacques Benigne Bossuet（1627-1704），Condom和Meaux主教，是当时著名的布道者，他在皇室成员葬礼上的演说辞是法国古典风格和力量的杰出典范。他曾担任路易十六的王位继承人导师，写作了《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是法国几代学生捧读的经典。他最坚定地反对新教，也领导了限制宗教权力的运动，这使它独立于法国天主教会，因而成为教会史上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英译者注
【22】参见法文版Vol. V，第86和94页；《经济学的诡辩》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参见本书第7章。——法文版编者注
【23】Lancaster，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中译者注
【24】参见《和谐经济论》第3章、第8章。——法文版编者注
【25】1848年2月22日抗议者首相基佐（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著名历史学家）的群众示威活动，结果导致他被国王路易·菲力浦撤职。然而，这场谨慎的运动却没有让国王吸取教训，相反，次日，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愤怒的巴黎民众发动了武装起义，于24日冲进杜伊勒里宫，国王逃跑，以拉马丁为实际首脑的十一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2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译者注
【26】参见Vol，V，第282页（法文版），论无息信贷的第12封信结尾。——法文版编者注
【27】战争部长最近宣布，把一个人送到阿尔及利亚，要花去国家8000法郎。而我敢肯定，现在一个普通人如果每年有4000法郎，就可以在法国生活得很不错了。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你在带走一个人的同时，带走了可以供养两个人的钱，你是怎样有利于法国人的？——作者原注
【28】参见法文版Vol. V，第86和94页；《经济学的诡辩》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参见本书第7章。——法文版编者注
【29】二月革命时成立的新政权发起创建国立工厂，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也把间接税率提高了45分。而事实证明，这种工厂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办法，简直是一场闹剧，作用很小，甚至根本就无法运转。但当政府决定取消国立工厂，把失业者安排进军队、公共工程或私人工业企业的时候，巴黎的劳动阶层对政府背叛“就业权利”义愤填膺，在1849年发动了革命，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才被镇压下去。——英译者注
【30】如果一项行动的所有后果都有益于该行动者，那么，我们就该马上修正我们的理论，然而，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时，看得见的好的效应都让我们赶上了，而看不见的坏效应却由别人承担，因而就使那些坏效应更不为我们所知了。因此，我们必须等候那些承受了行动的坏后果的人们作出反应才能观察清楚。这经常需要较长时间，而这会延长错误流行的时间。一个人做了某些事，给自己带来了相当于10法郎的利润，给大家带来了相当于15法郎的损失，但却在30个人中间分摊，那么每个人所承受的损失就只有半个法郎。从总体上说，出现了亏损，因而他们必然会作出反应。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反应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到。因为坏效应广泛地分摊在大量人口之中，而好效应却集中被一个人获得了。——出自作者未出版的散篇
【31】Vicomte Francois 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出身贵族，在政治上属于忠实的保王党人，坚定地拥护波旁王室，曾参加反对革命的军事斗争，也曾反对过拿破仑的统治，多次流亡国外。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贵族院议员，出任外交大臣。1830年七月革命后专事写作。主要著作有《革命史论》、《基督教的真谛》、《关于罗马帝国崩溃的历史研究》，最著名的则是其积40年之功力写就的回忆录《墓外回忆录》（中文节译本译为《墓中回忆录》，三联书店，1997），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中译者注
【1】本文发表于1850年7月，是巴斯夏最后写作的一篇作品。它的问世耗费了一年多时间，时间之所以拖得这么长，是因为在搬家时丢失了本文的手稿。寻找了很长时间，最终也没有找到。他决定全部重写，并挑选自己刚刚在国民公会发表的讲话作为论证的主要基础。写完之后，巴斯夏又觉得自己太过于严肃了，于是将其付之一炬，重新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篇文章，因此，本文是名副其实的三易其稿。——法文版编者注
【2】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章——法文版编者注
【3】在法语中Jacques Bonhomme就像英语中的“约翰牛”一样，用来指讲究实际的、负责任的、傲慢不逊的普通人。——英译者注
【4】当时法国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组织——国内工业保卫委员会办的一份报纸。——英译者注
【5】Auguste, Vicomte de Saint-Chamans（1777-1861），复辟时期的议员和国务委员，贸易保护主义者，贸易平衡的鼓吹者。巴斯夏所引的他对“壁垒”的著名的立场见他的 Nouvel essai sur lanchesse de snations（1824），后收入他的 Traite d'economie politique（1852）——英译者注注释：
【6】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二幕中，音乐家Basile说：“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不同的谚语。”——英译者注
【7】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著名历史学家。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曾担任过议员和首相（1836年和1840年），最终则在1871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英译者注【8】Alphonse Mane Louis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1834年第一次当选议员，在1848年革命时期，他的声望达到顶峰，当时他是建立共和制最积极的鼓吹者。他运用自己雄辩的口才说服了那些威胁要毁灭巴黎的暴民，并成为临时政府领导人。不过，他更多地是个理想主义者和演说家，而不是一位实际政治家，因此，不久他就是去影响力，并于1851年退休。——英译者注
【9】指1851年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由旨在推动工艺和工业发展的一个协会——伦敦工艺协会（The London Society of Arts）主办。这是大型国际博览会即“世界博览会”的第一届，博览会是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建筑中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主持了博览会。——英译者注
【10】即从市政厅到塞纳河左岸的戏院区。——英译者注
【11】Charles Dupin（1784-1873），法国著名工程师和经济学家，艺术和工艺学院教授，众议员，参议员。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在经济统计领域。——英译者注
【12】Achille Fould（1800-1867），政客与金融家。——英译者注
【13】Jean Martial Bineau（1805-1855），工程师和政客，1852年担任财政部长。——英译者注
【14】the Champ-de-Mars，最初是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处阅兵场，现在是埃菲尔铁塔和军事学院之间的一处公园。——英译者注【15】由于1846年北欧和西欧谷物、土豆歉收，导致1847年食品价格上涨，使农业、工业和金融都陷入衰退。——英译者注
【16】“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见维吉尔的叙事诗《埃涅伊德》（Virgil's AeneidVI，276）——英译者注
【17】作者经常把所有人在实践中普遍赞同的东西假定为真理使用。尤其是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三章，《文集》第六章的最后（法文版），及《和谐经济论》第六章中题为《财富的道德观》（中译本见193页）。——法文版编者注
【18】圣西门（Claude Henride Rouvroy, Comtede Saint-Simon，1760-1825）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法朗吉即公共建筑，是傅立叶（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832年在其报纸《法朗吉》（Le Phalanstere）中提出的，每个法朗吉有600人，是其社会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伊加里亚旅行记》（Voyogeto Icaria），是卡贝（etienne Cabet，1788-1856）写的一本乌托邦著作。——英译者注
法朗吉是傅立叶所幻想的理想社会（即“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他本人曾多次进行试验，均告失败。他的门徒也曾在美国进行试验，也没有成功。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曾在欧文支持下，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立伊加利亚社会组织，很快就告失败。他的《伊加里亚旅行记》描绘了建立在平等、博爱、统一和民主基础上的理想社会——中译者注
【19】在法语中，M. Prohibant 这一讽刺性单词是指贸易保护主义者，诚如巴斯夏所说，是由迪潘最早使用的，大致可以翻译为“贸易限制论先生”（Mr. Restrainer-of-Trade）或“贸易保护主义先生”（Mr. Protectionist）。——英译者注
【20】比利时境内有东、西佛兰德斯省。——中译者注
【21】Jacques Benigne Bossuet（1627-1704），Condom和Meaux主教，是当时著名的布道者，他在皇室成员葬礼上的演说辞是法国古典风格和力量的杰出典范。他曾担任路易十六的王位继承人导师，写作了《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是法国几代学生捧读的经典。他最坚定地反对新教，也领导了限制宗教权力的运动，这使它独立于法国天主教会，因而成为教会史上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英译者注
【22】参见法文版Vol. V，第86和94页；《经济学的诡辩》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参见本书第7章。——法文版编者注
【23】Lancaster，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中译者注
【24】参见《和谐经济论》第3章、第8章。——法文版编者注
【25】1848年2月22日抗议者首相基佐（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著名历史学家）的群众示威活动，结果导致他被国王路易·菲力浦撤职。然而，这场谨慎的运动却没有让国王吸取教训，相反，次日，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愤怒的巴黎民众发动了武装起义，于24日冲进杜伊勒里宫，国王逃跑，以拉马丁为实际首脑的十一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2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译者注
【26】参见Vol，V，第282页（法文版），论无息信贷的第12封信结尾。——法文版编者注
【27】战争部长最近宣布，把一个人送到阿尔及利亚，要花去国家8000法郎。而我敢肯定，现在一个普通人如果每年有4000法郎，就可以在法国生活得很不错了。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你在带走一个人的同时，带走了可以供养两个人的钱，你是怎样有利于法国人的？——作者原注
【28】参见法文版Vol. V，第86和94页；《经济学的诡辩》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参见本书第7章。——法文版编者注
【29】二月革命时成立的新政权发起创建国立工厂，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也把间接税率提高了45分。而事实证明，这种工厂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办法，简直是一场闹剧，作用很小，甚至根本就无法运转。但当政府决定取消国立工厂，把失业者安排进军队、公共工程或私人工业企业的时候，巴黎的劳动阶层对政府背叛“就业权利”义愤填膺，在1849年发动了革命，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才被镇压下去。——英译者注
【30】如果一项行动的所有后果都有益于该行动者，那么，我们就该马上修正我们的理论，然而，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时，看得见的好的效应都让我们赶上了，而看不见的坏效应却由别人承担，因而就使那些坏效应更不为我们所知了。因此，我们必须等候那些承受了行动的坏后果的人们作出反应才能观察清楚。这经常需要较长时间，而这会延长错误流行的时间。一个人做了某些事，给自己带来了相当于10法郎的利润，给大家带来了相当于15法郎的损失，但却在30个人中间分摊，那么每个人所承受的损失就只有半个法郎。从总体上说，出现了亏损，因而他们必然会作出反应。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反应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到。因为坏效应广泛地分摊在大量人口之中，而好效应却集中被一个人获得了。——出自作者未出版的散篇
【31】Vicomte Francois 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出身贵族，在政治上属于忠实的保王党人，坚定地拥护波旁王室，曾参加反对革命的军事斗争，也曾反对过拿破仑的统治，多次流亡国外。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贵族院议员，出任外交大臣。1830年七月革命后专事写作。主要著作有《革命史论》、《基督教的真谛》、《关于罗马帝国崩溃的历史研究》，最著名的则是其积40年之功力写就的回忆录《墓外回忆录》（中文节译本译为《墓中回忆录》，三联书店，1997），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中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东西被有些人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呢？因为肤浅。例如它说，“荒谬的东西必然是前后不一的。我愿意再加上一句：前后不一也正是其荒谬性的证据。”它不知道，生活本身前后不一的，生命现象也是如此。但你能说这是其荒谬性的证据吗？如果能够，那么显然，荒谬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正确的思想反而是荒谬的。正因为上面这篇东西如此肤浅，所以它也不懂——一般人们把看得见的叫做事实，而把看不见的叫做思想；但实际上思想也是一种事实，或者说，思想是一种看不见的事实。而所谓的预测，就是提前对看不见的东西作出了说明。
谢选骏：反思班农——劳动阶层更容易蜕化变质
《班农在第十二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日本）演讲》（2017/12/02 ，不含答问部分）这样说：
谢谢邀请我到这里来。我远远不是什么阁下，我出生在美国的蓝领家庭我是个民粹主义者。我在这里与你谈论全球性民粹主义的兴起。不光是美国而是全球的人民，在美国，印度，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当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联合在一起，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人类的新时代。
谢谢你带着“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帽子，让我感觉仿佛回到川普支持会的现场。
这次民粹主义大规模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阶段，就是中国的崛起。在最近十天到两个星期，发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习近平在中国十九大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讲话，涉及了中国领导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另一个就是在美国的布朗大学——你们知道布朗大学吗，是个很有名的常青藤大学，对我来讲有点太左翼了点。不过，没问题——他们的沃森中心做了个研究报告，是关于美国的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的，他们的结论是，过去十七年美国的反恐战争总共耗费了5.6万亿美元，但效果却差强人意。我们没有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获得真正的胜利，5.6万亿却已经花完了，而看起来我们还将花费上百亿甚至千亿美元。
我们先说习主席的讲话，我认为这是给全世界的一个警钟，不幸的是，虽然我们有很多大牌的媒体：《纽约时报》、CNN,《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甚至在欧洲伦敦《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等等都报道了这个讲话，但他们并没有进行跟进报道，只是在现场做了报道后就离开了。习的讲话指出了中国追求在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势力，2050年成为主导国家换而言之就是成为世界的领袖。我想习主席对如何达到其目标有很切实的计划。
让我们看看美国的精英们在过去二十或三十年间对中国的崛起是如何对应的。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七十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中国经济得到发展后，中国的民主状态将得到相依层面的改进,认为中国越富有，中国就会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变得民主化。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共产国际解体这期间由美国和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世贸经济组织，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而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
川普总统在他最近的中国之行中他没有责怪中国领导，相反他认为美国的领导人让中国得以利用这个体制来为本国获利，是美国领导层的错误。川普总统指出，这不是个小小的战略错误，而是个将美国和在日本及亚洲其他盟国置于极其不利的处境的本质性的错误。
实际上，中国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加入遵循世界国际规则的行里中来，他们有自己的计划，而且他们严格地执行了他们的计划。
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在美国的精英们都是笨蛋吗？他们就坐在那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就没有看明白其中的花样吗？或者是别有原因？这些精英是否是被收买了还是扭头无视？这些问题必须得到答复。因为现在，在美国川普总统掌握了权力，同时打乱了内部的小圈子。
我作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首席官感到很荣幸。缘起多年前我在伦敦和一群保持派的来自Daily Telegragh,以及其他的报纸和新闻机构的编辑和记者们一起时，深感当时英国的和伦敦的真实情况没有得到报道。当时有一个由NigelFarraj领导的，跟美国的Tea Party类似的小小的英国政党叫做英国独立党(the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简写UKIP)。英国独立党的兴起就是反精英治国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因此在2013年我们组建了《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我们也意识到英国的政治简直就是美国的缩影。我们注意到英国脱欧的运动与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工薪阶层的民粹主义的兴起非常相似。当英国脱欧成功的第二天上午，Nigel Farraj对BBC说，没有《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新闻平台作用，就没有英国脱欧的成功！
在那60天以后，我成为了川普竞选团队的CEO。英国的脱欧和2016年的川普竞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就是中国。是因为中国出口其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的出口过剩使得英国中部和美国上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看到这些真相的不是那些精英们，他们在选择性地失明。在美国和英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是劳动阶层，他们知道那些工厂搬到哪里去了，他们知道那些工作转移去哪里了。
有位先生叫J.D.Vance写了一部了不起的书，叫做：Hillbillyelegie(乡下人的悲歌)。书上讲述了川普革命的社会基础，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的倒退。J.D.Vance给我们指出，数个由MIT（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完成的研究指出了工厂搬去中国，工作转移到中国导致了美国的阿片危机。我们现在看到发生在美国的工业区域的是文化的坍塌，社区的解体。随着好工作机会的失去，造成的是作为家庭支柱的人只能找到的不足以养活家庭的工作，这样的危机是美国最大的危机之一。
你们可能也听到了阿片危机，那也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危机。
我们过去的美国政策，是我们的精英专注于应付管理倒退中的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在2015年6月当唐纳德·川普在从那个扶梯走下来(我相信你们都记得)，在川普大厦的大堂里做了那个激情四射的演讲。当他在扶梯上方的时候，他还只是排名第七的候选人，在他走下那个扶梯做完那个演讲后，他就成了民意调查第一名的候选人，从此一路向前。原因很简单，劳动阶层的民众明白川普不是要去管理倒退中的美国，而是要用他所有的努力来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
他将如何能够做到呢？这里有三个方面。第一，他将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开始谈论有限制的移民政策，重申美国的主权，让美国劳动者重新获得充分的工作机会。第二，他将把产业工作重新带回美国。第三，他是将要重新审视美国已经陷入十六七年的国外战场，那些沃森中心研究结果证明花费了5.6万亿美元的战争。况且，我们损失的其实不止5.6万亿美元，机会的丧失是无比巨大的。人们说，如果我们把5.6万亿美元花在发展我们的城镇和基础设施，我们应该已经在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中远远处于优势。
损失的不光是钱，还有7千多年轻人牺牲的生命和5万2千士兵的受伤。我想估计导致的医疗福利，退伍军人福利，迄今为止价值就达一万亿美元。
现在美国的领导层里已经不再有人宣扬中国要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了，中国要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了。这些专家，对，就是这些给了我们不可思议地可怕的建议的天才们，你们还会继续在有线电视上看到他们。对，他们只是换了个头衔出现。
现在我们有两派人，鼓吹理性的妥协派和鹰派（点了点自己胸口）。这些鼓吹理性的妥协派弄出了一个的新理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你们听说过“修昔底德陷阱”吗？是历史学家们谈论的源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概念。这个战争中有正在衰落的大国斯巴达和正在崛起的古雅典。精英们要避免战争发生的关键是让两国共同协作。而核心论点是衰落中的大国的精英们的任务是要对衰落的过程进行掌控以避免冲突的爆发，把这个新兴大国推向好的方向，从而让它更好地善待这个衰退大国。
就这样，那些过去宣扬中国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理性的妥协派，今天又宣扬不要关注习的讲话，不要在意中国领导人的目标和方向，说他们会善待我们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他们朝好的方向引导。
不过还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美国优先运动的人，我们说，让我们尊重尊重中国领导人的劳动，去好好听听他们的讲话，格外注意他们在对我们说些什么吧。他们是非常直白的，习主席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讲话，长达3.5个小时，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谈了七八回了。对象是一些美国的团体，不同的团体，例如茶党，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基督教团体，信天主教的选民，民粹主义团体，某些对冲基金经理，我跟他们都讲这同样的事情：今天西方面临的危机就在于，习主席在他发表的3.5小时的讲话中道出了他们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而西方对此根本没有人关注。
“纽约时报”可能会有一篇报道，CNN做了一篇报道，伦敦的“金融时报”做了一篇报道，“华尔街日报”做了一篇报道，但是当你观看美国电视节目时，你不会看到对这条新闻的大幅度报道，你看不到连篇累牍的文章，没有人关注它，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件事。其实美国的电视节目，它缺乏我们所需要的严肃性，美国电视节目播放那个演讲时差不多是只播出了有前国家主席的那部分，他已经91岁，大家还记得看到他坐在那里用放大镜在阅读演讲稿吗？他一直看着他的手表，因为这场演讲长达3.5个小时，而且我相信在91岁时，能全程坐下来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他们就播出了这段！这是美国和全球媒体从中获取的，你知道的那种，搞笑的部分。但那个讲话一点都不好笑，本来就不是为了好笑而作的讲话，它是讲来在告诉全世界，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就是我们如何去成为主宰全球霸权的大国。对西方来说，这对西方也不仅仅是一个警告，它实质上是说儒家重商主义的权威模式已经赢了。犹太基督教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资本化的西方已经输了。没有比这个更加直白了。
事实上，这个演讲中中国领导层的计划有五个方面，他们基本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实际上会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第一是2025，你听说过2025计划吗？这是中国领导层几年前提出的一项战略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每当我作为一个鹰派在美国各地谈到此事时，他们都说，哦，哦，班农，你错了，你错了，中国人从来都不是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他们其实是地缘政治的扩张主义者。
19世纪和20世纪有三个伟大的地缘政治理论，它们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麦金德Mackinder是苏格兰人，马汉Mahan和斯皮克曼Spykman。一带一路的大胆之处，就是将三个地缘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它结合了麦金德关于谁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能控制世界的理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希特勒，彼得大帝，这些世界伟大的征服者都明白这一点，麦金德就是以此来创造出他的理论的。丝绸之路的扩张，把中亚这些重要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用孔子重商主义的市场模式真正地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那就是一路，或者我认为是一带。一路是马汉理论的产物，这还是大英帝国和后来美国的战略计划的基础，就是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
对了，今天你们能看到中国人在波斯湾，吉布提，南中国海这样做，谁用海军，用港口控制了世界岛屿，谁就会控制世界。他们把麦金德Mackinder和马汉Mahan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但是第三个实际上更加大胆，斯皮克曼Spykman，知道他的人要少很多。他的理论是关于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他的理论是你得把侵略者远拒国门之外，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这是斯派克曼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南中国海就是这个不断的远拒，这个不断的远拒，让日本和美国无法发起大规模的入侵。
所以第二点，首先是2025，然后是一带一路，第三个是5G网络，5G网络的新发布。中国在这方面比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先进得多。如果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之前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将再一次在科技技术上占主导地位。其次是金融技术，中国今天的一个弱点是目前西方以及日本和美国等国尚且可以把它从世界资本市场上踢出去。对它的公司实行真正的制裁，或者把它的银行从全球资金流中赶出去，或者将它的大银行隔离于全球资本市场之外。在5年,7年或8年后，随着金融技术的进步，这种可能性将会消失，未来没人能够将中国和中国的体系从全球资金市场中踢出去。最后是开始用元，或称人民币，来作为汽油和所有石油产品的兑换货币。
中国要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使美国承担巨大责任，但也使美国在世界资本市场有极大影响力。这五大方面，配合经济发展计划，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应当走的道路。这样到2030或2035年，他们就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15年以后，他们要成就世界霸权。西方对此是如何应对的？西方的反应是…直到川普当选总统之前，西方对中国的反应相当混乱。
川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我们要记得，正是由于往届美国领导人的错误，导致现在美国在许多经济领域已经成为中国的产品发售地，就像以前吉姆斯敦是英国的产品发售地。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一年是5000亿。这还是扣除了我们向中国出口木材、铜、猪肉、牛肉、玉米、麦子、天然气、石油，还有波音飞机和苹果产品部件…不对，现在我们不向中国出口波音飞机和苹果部件了，他们在中国建了合资企业在当地生产，苹果几乎是中国（公司），他们有苹果云、产品都在中国生产，所有的产品创新最终也会出自中国…。
过去十年中国通过强制技术转让从美国拿走了3.5万亿美元的技术，这不是偷窃知识产权，偷窃知识产权行为可以用人工进行制止，可以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对商业间谍做更好的反制工作来制止。但这个却是献金或为进入中国市场付出的代价，一年35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摘走了民主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美国强大是因为我们的创新，西方一直都在领导创新。中国的要求是，如果我们的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要交出他们的技术，交出他们的创新。川普总统开始实施301行动，我很自豪我参与了这个工作。301行动就是研究中国政府是如何强制要求以技术换市场，美国应当如何去纠正过来。接下去几周时间你们会看到川普政府公布对301报告的更多增加信息以及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
还有一个报告是232，是关于钢铁和其他可能领域，美国如何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这些行动在美国并不容易，原因如下：美国的社会精英比如硅谷、华尔街、好莱坞，华盛顿的帝国资本对反制中国没有兴趣，因为他们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好处。是美国工人阶层，是中部和南部要进行对抗。美国成为产品发售地地使美国的工人阶层、中产阶层生活受到巨大冲击，所以你们每一天都看到工人阶层、中产阶层在跟那些想管理美国经济的精英阶层抗争。
这些跟全球的民粹运动有什么关联呢？因为对此事响应的将是全球的民粹主义者们。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人权活动者，从事人权活动多年。民粹运动在西欧、印度次大陆、美国、非洲兴起。你们开始看到工人阶层，无论男女，团结起来支持某个政治人物或政治运动，为了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不再满足总是让精英管理我们的生活，要有人站出来为我们说话。所以在美国就是川普现象，在英国有法拉奇（NigelFarage）现象。民粹运动现在还是刚刚开始。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我在美国也常批评：你赢了几个州，可你丢了弗吉尼亚，你输了这个那个选举。这都没关系，我们不会总是赢。就像你们也不会总是赢。这没关系，时间和历史的潮流在你这一边。只要你努力不懈。如果你努力不懈，你会惊讶地发现有无数的人跟你想法相同。
在美国川普推出竞选红帽子，写着“重振美国”，一开始没人了解它的含义，没人愿意戴，他们以为川普是个极端分子，但随着时间…那时候美国每位专家，所有权威人士、BBC的每位专家，全世界所有的专家都说川普会输得很惨。
我八月中旬，选举85天以前加入川普竞选团队，那时候他的支持率下跌到20、30点，在每个州几乎都落后。精英阶层根本不把川普放在考虑之列了。希拉里在竞选当晚在杰弗逊中心花了上万美元，做了一个假的玻璃天花板降下来。几天之前她的团队已经付钱订好了满趸船的烟火准备庆祝。他们就是这么自信希拉里能大获全胜。但我知道（川普会赢）。川普刚开始竞选的时候，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坚持几条，比如让大众将希拉里等同于一个贪腐无能并且打算管理美国衰退经济的精英，他就会赢
他们的调查说你的支持率下跌了两位数，说你输掉了每个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那隐藏着真实数据。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错了路。7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衰败。这些就是想发声的人。他们不希望美国衰败，他们要重振美国。他们准备支持川普。就算是在竞选最黑暗的时刻，我总会告诉他，您在意志力量上100%领先，您会赢。因为美国的工人阶层不论男女都不希望美国衰败。美国工人阶层的男男女女都不希望社区被鸦片危机败坏。美国的工人阶层在独立革命中挺身而出，在内战中挺身而出，在二战大萧条时期挺身而出，现在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他们将挺身而出。您要做的就是坚定地传达您的信念。
今天我要把这个信念传达给在座各位。这个信念就是：美国的命运不掌握在川普手里，不掌握在班农手上，也不是掌握在某个著名政治人物或伟人例如Jeff Session或他的同事手里。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为他们突然明白了，随着科技、互联网、通讯技术的进步，草根运动不会再让你沉默。这就是我给你们传达的信念。
肩负责任是很艰苦的事。我们有伟大的领袖，川普总统和安倍，但肩负美国命运的不是川普总统，不是安倍首相，不是他们。肩负责任的是你，是在座的每一位。我了解到在座各位经受很多困苦，有的被关过监狱，有的在自己的国家被不公平地对待，被边缘化，失去经济发展机会。你必须记住，这是不可摧毁的链条，这个不间断的链条会一代一代地传递。我很想来这里给你们说，我这里有一根魔杖，我一挥魔杖一切都好了，我可以在这里给你换尿布，给你屁股拍粉，轻拍你的头，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它并不会好起来。
世界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境地。你见过在中东的库尔德人。战争的阴云在伊朗或土耳其跟在伊拉克和埃及的库尔德人之间正在形成，那里的情况日益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还有多久就会影响到你呢？多久会影响世界石油危机？他们会蔓延多久？现在，这个世界正处于刀刃上。我们有一个……我想称之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条长长的黑暗巷子，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期，是个决定性的长巷。你们所做的决定将要决定的是，当我们走到巷子另一端的时候，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将会是和平与繁荣还是20世纪那时的死亡与摧毁？记住，你们大多数出生在20世纪，那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
我想大约有2.8亿人死于饥饿，对吧？战争中的世界各地的集中营和战争，从现在起的千年后回顾它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他们将会问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问我们是否会迎来光明？是劳动的男人和女人团结一起改变了历史还是要重蹈了又一个20世纪的覆辙？请相信我，这些决定都会由你们做出，这是你们在接下来的5年，10年，15年和20年中所要做出的决定。
我真的要感谢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为了让这次会议顺利进行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压力让这个会议开不成，巨大的压力不让我在这里讲话。它需要真正的勇气，安倍首相和其他人的真正勇气，让我们的会议顺利进行。请记住，修昔底德说，幸福生活的关键是自由，自由的关键是勇气。丘吉尔曾说，勇气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因为有了勇气其他的美德才有支撑。
日本人可以和美国人一起合作因为他们对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灾难具有非同一般的感受。加上中国领导人今天所做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朋友必须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必须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国际演讲，而且只有我来日本才可能这么做，并且跟我很喜欢的日本朋友们进行交流。因为如此我非常大感谢你们，并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接下来我会回答你们的一些提问。
谢选骏指出：班农关于“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的概念肯定是违反常识的。因为儒家向来是抑商的，姑且不说反商的。如果再牵扯孔子，那就更加莫名其妙了。
此外，民粹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一再显示，劳动阶层一旦进入政治运作和上层建筑领域，似乎更加容易蜕化变质。中共的贪官污吏，出身于劳动阶层的比比皆是，而且比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似乎更多。为什么劳动阶层更容易蜕化变质？也许是经不起诱惑收买，也许是知识不多、不够反动？也许是缺乏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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