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

《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包遵信）说：
人们现在对宪政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它总不时在媒体露脸儿。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尽管宪政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已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的目标了，这当然是非常可喜可贺。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宪政亟须循名责实，正本清源，以免鱼目混珠，贻误国人。究竟何谓宪政？我以为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是对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有真切实在的保障，一是对政府的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和有效的制衡。这些道理都是自由主义反复申述了的，所以正如徐友渔说的，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离开了自由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
说到自由主义，不能不联想到当下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是自由民主思潮的高涨时期。“六四”的镇压，使自由知识分子一度沉寂，但石还在，火是不会被熄灭的。一九九二年随着商业大潮的涌动，知识分子也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于是有了“公民社会”研究的展开，“人文主义”的讨论，表明自由主义已深入到相关问题的学理研究。而顾准著作的出版和顾准思想的讨论，更引发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的热情，正是在这样条件下，李慎之提出：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此后北大百年校庆时，李又明确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慎之老人的论述，不仅为顾准思想定了位，为北大传统正了名，而且为自由主义公开亮相树起了自己的旗帜。此后有的学者就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衍变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自由主义是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崛起，或者它只是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复苏。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早在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七六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就是这么踏上历史舞台的。
所谓“四五”一代人，是指以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为标志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四五”运动，也有人并没有参加，但大都下过乡，插过队，有着年头不等的生活阅历。他们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胡乔木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这样的思想历程，用秦晖的话说就是：“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是先有“问题”才有“主义”的。
那么，他们不读书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但读书，而且读得很认真，很艰苦。只是当年他们读的不是自由主义，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的书可读。他们读的是“黄皮书”、“灰皮书”，俄国和欧洲的一些文学作品，甚或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这样的阅读为他们撞开了自由主义大门。他们的阅读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知识饥渴，而是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追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那些书当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他们展现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义的大门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
“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四人帮”正是毛所依重，把毛的封建专制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人物，批判他们当然就是批判毛。把他们和毛区分开，固然有为“四五”平反的良苦用心，但若真的相信这种区分，好像“四人帮”所有坏事都是背着毛干的，那就无异于把毛从“英明”“伟大”的神话中的帝王，变成了昏聩无能的暴君。这离事实也太远了，毛是暴君但绝不是昏聩无能。我们民族那十年浩劫的灾难，都是贯彻他的意图，执行他的指令，“四人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博得了毛的信任和支持的。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怎么能没有民主化这个大目标？
二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贡献，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们那时还相当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甚而连职业也没有，就知识水准和理论素养说，可能不少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它们却有着“合格”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没有统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教条与框框，观察问题敏锐，敢于揭示社会黑暗的真相，议论和著文没有套话，假话，没有八股味儿。在官方的文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踪迹，实际上人们却承认他们当时已“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是与“党内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绍智语）。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就是自由主义派。他们以其独有的青春锐气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着也影响着知识界和理论界，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差不多都可以找着自由主义的身影，以致胡乔木在一九八○年就惊呼：“要向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四五”一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年就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自由主义则已成气候，编辑丛书，举办沙龙，研讨会，组织民间学术机构，……这些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四五”一代人是这些活动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相比较而言，体制外的条件更艰难，八十年代离开了体制，连生存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进行理论研究了。陈子明、王军涛原来在体制内都曾有不错的位置，但他们都主动辞去公职，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名称几经变化，创办和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位甚为关键人物，那就是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并以研究所为基础，衍生拓展了很多事业。
和九十年代知识界许多人辞职不一样，当年陈子明、王军涛辞职，不是要下海经商，而是踏上探索中国民主化之路。这可是一条险象环生、荆棘载途的坎坷之路，踏上它是要大智大勇，坦荡胸襟的。因为从四九年以后，执政党就一直把自由主义当作思想的头号大敌，自由主义稍有冒头就会严惩不贷。所以八十年代自由主义还只能依傍在别人的麾下（如党内民主派），借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当时想充当的是中国改革思想库的角色。
如果我们承认自由主义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在中国勃兴并有相当的发展，那对时下一些学者论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以九十年代为断限，就有理由认为需要补正。当然，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有了深化，翻译了一些从古典到现代的经典自由主义的著作，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研究的专著与专刊，对宪政理论与晚清以来的宪政史进行了研究，对“五四”以来老一代自由主义传统有了梳理，对当下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公民知识的教育和公民意识的普及也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取得的可喜的成绩。有人因此就指责八十年代是什么迷恋广场“激进型”的浪漫理想主义，现在要强调“保守主义”，提倡“消极自由”，以为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最新理论，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划一截然标记。这实在令我困惑。难道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犹如从容讨论客厅的窗户是打开还是关上，哪种主张都无碍自由的根基，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自由。可惜我们还没有这个福分啊！近代中国“保守”的思潮与“保守”的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可是这和时下学者讲的从柏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是两码事儿，我们还只是处于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争取自由。我们自由还没有得到，又有什么可以“保守”？当专制统治还相当顽固，时时总在想把自由思想扼死在萌芽状态，我们却一味地强调“消极自由”，岂不就是给犬儒主义、取消主义套上一件美丽外衣？如果说自由主义当下的策略要坚持渐进，注重理性，那么早在八十年代陈子明、王军涛就是这么主张的，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不错，他们参加了“四五”，参加了“六四”，这又能说明什么？难道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只能躲在书斋里纸上谈兵，面对要求自由与民主愤而走上街头的民众，可以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其实，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说，从“四五”到“六四”的民主运动，更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尽管那时自由主义还相当孱弱，人们还是不难从沸腾的喧闹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当然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广场不是理想的场所，走上街头更不是情愿的选择。陈子明、王军涛他们的经历不就证明了自由主义成长的曲折历程吗？
我之所以要辨析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勃兴与发展，不能局限于九十年代，并非只是为了彰显陈子明等“四五”一代人的历史地位，何况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即使有也轮不到我来做。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与发展，中国宪政民主大目标如何才能逐步实现。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从严复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于宪政则更是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九四六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它有缺点，但和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比，还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目标取向，一个是宪政主义，一个则是一党专制。这种不同，用萨托利的话说，前者是“保障性宪法”，即为通向宪政提供保障（台湾民主化就已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只是“名义性宪法”，即只徒具其名，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从中国宪政史的角度也可以说，一九五四年宪法的颁布，无异于宣告宪政道路已被封死了。谁有这么大的力量？当然只有执政党。令人不解的是，当时还有那么多自由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还身居要津，有相应的言路和发言的机会。可是全都和“工农大众”一起“欢呼”“拥护”，却没有自由主义的声音，没有宪政理念张扬。当时执政党也不曾担心他们会有反对的声音，而只是忧虑这些人如何安排。一届人大之后，他们都得到了相应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实的花瓶，他们也都感到心满意足。一代自由主义精英，在原则与利益的两难面前，竟然一无例外地把原则放到了屁股下面，为的是坐稳自己的位置。这倒是新一代自由主义要牢牢记取的教训啊！
（本文为《浴火重生》包遵信序的第二节/《改造与建设》）
谢选骏指出：包遵信此文言之有理，但是没有触及一个颇为深入的层面，那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何谓“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就是，“只有自由主义是对的，别的都是错的，我决不宽容。”典出何处？典出就在包遵信处。事缘我的《天子七书》在北京一家编委会出版时，推崇自由主义的包遵信竟用“神经病”三个字予以否决。他的这种态度，和文化恶霸甘阳简直不相上下了。这就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并非孤立的病例，而是普遍的病症。那么，包遵信这种态度，是否对我个人不满？不是的。因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还送了一条洋烟给他，他眼睛一看说，“我不抽洋烟。”于是我拿出一条云烟给他，把洋烟换了回来。他却说，“你送给别人的东西怎好收回？”于是一把就夺了他不抽的洋烟过去，两条香烟一起放进了柜子里。我很吃惊，问他说“你不是不抽洋烟的吗？”他一笑置之，我也不予计较。可见他否决《天子》，确实不是与我为敌，而是出于“决不宽容的中国自由主义”。
《中山大学被解聘教师回应掌掴甘阳，逐条反驳相关调查》（端传媒记者 张渺 2016-01-26）报道：
广州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李思涯掌掴博雅学院院长甘阳事件发酵已有十余日，然而直到昨天（1月25日）李思涯才首度回应。他在澎湃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山大学是在调查真相还是欲盖弥彰？——李思涯关于掌掴甘阳事件的三点澄清》（后称《澄清》），称中山大学的调查说明误导性极强，还透露在他自1月12日起被行政拘留10天。《澄清》上线不足15分钟即下线。
1月7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师李思涯在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当众扇了院长甘阳几记耳光，该事件曝光后引发热议。一位熟识李思涯的人士对羊城晚报透露，李思涯被激怒是由于学校将原本每年两次的评聘改为一次，令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未获评聘资格。
1月22日，中山大学公布《关于博雅学院教师职务聘任有关问题调查情况的说明》（后称《说明》），从李思涯的聘期、是否申请聘任副教授、聘任时间安排和学院教职聘任委员会四个方面公布调查结果，并解聘李思涯。
但李思涯在《澄清》中对此一一进行反驳，并表示中山大学方面「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找我调查过情况」。
《说明》称李思涯并未「面临解聘」，学校与其签订的聘任合同分3个聘期最长可达9年。但李思涯在《澄清》中表示，虽然聘任合同可达9年，但院长甘阳掌握聘期考核的绝对决定权，2012年和2015年曾分别有刘姓教师与龙姓教师被迫离职。
对于《说明》中称7年间完成教师职务聘任工作7次的说法，《澄清》回应称，博雅学院只在2013年进行过一次职称晋升，而博雅学院也是在这次晋升申报截止期前3、4日才进行通知。
《说明》称中山大学已于2015年1月发布文件，规定各院系一年中仅进行一次聘任工作，博雅学院的聘期定于上半年而李思涯并未递交申请。但李思涯表示，博雅学院并未向其传达相关规定，而在2015年3月，甘阳曾称教授和副教授职务聘任工作会在当年秋季举行，令他错过递交申请材料的时间。
此外，《澄清》还提及在一次遴选硕士生导师的过程中，全学院符合资格的只有李思涯和另一名教师，但甘阳因「我认为你没有资格」、「来这么久对博雅学院没有任何贡献」、「没能力教研究生」等理由拒绝为李思涯向校方申请。
李思涯表示，自己做出掌掴举动由于「被甘阳多年欺压且多次申诉无门」，并引述《孟子》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李思涯）人很老实，估计已经被逼得忍无可忍了，兔子急了也要咬人。——澎湃新闻1月9日曾转述中山大学一位匿名教授的说法，该报导已于当天删除！】
除了逐条反驳外，李思涯还在《澄清》中罗列了数封邮件截图和文件相片。其中一封邮件显示，博雅学院另一名青年教师谢肃的课程因被排在大四第三学期、学生普遍准备毕业而无人评教，导致相关成绩为0。甘阳在给全学院老师回复邮件中称，「谢肃老师或许在从前的工作单位有过曾经死的不明不白的经历留下了什么心理创伤，或如果在来博雅后又有过受迫害死的不明不白的经历建议他可以向全院作血泪控诉，但如果以为学生网上评教他的课得了零分又是学院作了什么手脚故意陷害他迫害他，那我大概只能善意建议他最好找心理医生看下。」女声网主编吕频在看到《澄清》后表示，「从文中引用的电子邮件，就可知他（甘阳）平时蛮横霸道到何等程度。」
目前，对李思涯和甘阳的评价均出现两级分化。有博雅学院学生认为，李思涯上课「极其不负责任」，但也有学生认为李思涯教学严谨、学术成绩扎实但未得到公平对待；有博雅学院学生认为甘阳对青年教师关爱尽责、为学生呕心沥血，而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却在文章《「恶霸」甘阳，也许只是一个胖虎》中提及，甘阳曾多次对青年学者大肆羞辱，并质疑甘阳通过反复怒骂和关爱操控学生，「『博雅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为的是培养『自由』的人格，甘阳却用一种驯服动物的行为主义来调教他们，这如何不叫人寒心？」
博雅学院是中山大学在本科阶段实验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学院。羊城晚报曾在2013年的报导中称，博雅学院的学生亲切地称甘阳为「甘爹」，认为「我们很像兄弟姐妹，和老师的感情也是家庭式的」。但陈纯表示，「这是一个毫无人性尊严的封建大家庭，最上面有一个独断专行的大家长」；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李华芳则认为，博雅学院全然排除了自然科学和理工类科目「其实是念歪了『liberal arts』的经」。
甘阳掌掴事件发生后生2日后，一封题为《博雅学院教师关于2016年1月7日事件的声明》迅速在网上流出。这封公开信由17位教师联署，描述了掌掴事件经过，并谴责了青年教师李思涯的暴力行为，信末称博雅学院教师将「团结一致，不会屈服于任何暴力的威胁和恐吓」。但中央财经大学教师徐斌认为，「几乎所有教师都签名表示谴责暴力，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明事情的是非曲直，中国式的教师风骨道德显示的淋漓尽致，因为对当事人下场的恐惧以及对权势的畏惧，心中判断的是自己的利益。」
有不少分析认为，此事反映出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普遍的尴尬处境。一名青年大学教师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大学也是名利场，「大多数机会集中在少数资源丰富的大佬手上，互相给对方及门下提供便利。非出名门的『青椒』只能靠难得的运气、更拼命的努力、更大范围和强度的投稿」，而这是「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
根据《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对5138位高校青年教师的统计， 84.5%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唐小兵曾于2013年撰文指，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要实现学术和精神上的双重突围极其困难。
2013年因病早逝的青年历史学者张晖曾写道，「学界官僚气氛浓厚，青年学人收入普遍偏低，为求出路，几无个人尊严可言……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类似于明代的遗民。」
博雅学院是中山大学为探索本科体制改革设置的精英学院，每年从应届生中择优录取30名学生。学生需广泛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
甘阳被打，背后体现出，他的博雅体系整个都是失败的：院长欺侮老师，老师打院长，同事联名签字落井下石，学生上网站队骂老师「疯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陈纯：个人很想知道，打了一耳光，行政拘留的依据是什么？参考社会上打了一耳光的处理结果，感觉明显过重。二是，解聘一个员工，完全不和被解聘者沟通，确实是够冷漠的。
澎湃网友yzziqq：一部分没及格的学生在网上痛骂你让他因为一门公选课失去评奖学金资格，一部分刚得60分的学生在教务处评教系统集体给你刷一分，还有一部分拿了99分的学生会在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你讲科幻小说和后现代主义的下午……这是理想主义的老师才能干出来的事。于是似乎也能稍稍理解从书生变武生的冲冠一怒了。
微博网友洛之秋：中国是一个讲究长幼尊卑秩序与个人面子的人情社会，就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校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在知识分子众多的高校，至今也没有发展出一套就事论事的理性说理方式的为人处事之道。

唐亚林评论：是谁将「祥林嫂」逼成了「鲁提辖」？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态显示，可怪的还有，中国的自由主义还和中国的专制主义，沆瀣一气。而且，中国的专制主义还会包庇中国的自由主义。

甘阳，中国当代学者，披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料面纱。其妻为前香港政府环境局副局长潘洁。甘阳生于浙江杭州，文革中曾在北大荒插队，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获北京大学西方哲学硕士。1989年后离开大陆逃亡美国，入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班，没有毕业。1999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不了了之。（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