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毛泽东如此说一不二，但死后不到一个月，其亲族和亲信就被一网打尽，而毛泽东的千百万党羽竟然选择“猫择洞战略”装死不动，未发一枪一弹，红色江山彻底变色，亿万人民马上上街庆祝毛泽东路线的失败。这就是独裁者和极权制度的命运。因为他们平时把人民当做不准说话的红色奴隶，这些红色奴隶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当然也就毫无保卫他们红色主子的能力了。1989年苏东集团，其实也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走向灭亡的。因此我说——1989年的苏东波瓦解，其实已经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毛死政亡了。眼下，北京低端人口惨遭清理的难民潮，不知是未来什么事态的预演……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2017-12-02 十年一梦）这样记载：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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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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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指出：从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毛泽东如此说一不二，但死后不到一个月，其亲族和亲信就被一网打尽，而毛泽东的千百万党羽竟然选择“猫择洞战略”装死不动，未发一枪一弹，红色江山彻底变色，亿万人民马上上街庆祝毛泽东路线的失败。这就是独裁者和极权制度的命运。因为他们平时把人民当做不准说话的红色奴隶，这些红色奴隶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当然也就毫无保卫他们红色主子的能力了。1989年苏东集团，其实也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走向灭亡的。因此我说——1989年的苏东波瓦解，其实已经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毛死政亡了。眼下，北京低端人口惨遭清理的难民潮，不知是未来什么事态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