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4年校长任职：事实与思想》（1945年海德格尔）这样写道：
在1933年4月 我被大学全体大会一致推选为校长。我这一职位的前任冯?默伦多夫（V. M?llendorff） ，在一个短暂的任期后基于部长的指令不得不辞职。我同冯?默伦多夫多次深入谈论过继任问题，他本人希望我来接受校长职位。同样，前任校长绍尔（Sauer） ，也尝试劝说我为了大学的利益而接受这个职位。在选举日的上午我还在犹豫，并想退出竞选。我同权威性的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没有任何往来；我本人既不是党员，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在政治力量集中的地方，就那作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和任务而浮现在我眼前的，我是否会被听从，这是不确定的。然而，同样不确定的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会自愿一道去源始地发现和塑造它自己的本质；这一任务我已经在1929年夏天于我的教授就职演讲中进行了公开阐述 。
在教授就职演讲“什么是形而上学？”（Was ist Metaphysik?）那进行引导的句子中，说到：“此时此地，我们为我们自己而追问。我们的此是——在由研究者、教师和进行大学学习的人所形成的共同体中——已经被科学所规定。只要科学已然成为了我们的激情，那么，在此是之基础上于我们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事情？——科学的各个领域彼此离得很远。它们处理其对象的方法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今天，学科之间的这种碎片化的多样性只还通过大学和院系这种技术组织而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各个专业所确立的实用目的而保有某种意义。然而，诸科学的根在其本质基础上已经枯萎了。”该演讲在1933年已经被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
人们到处都能知道我如何思考德国的大学，以及我把什么视为它那最紧迫的关切。它不应将自己保持在技术组织的－机构的虚假统一中，而应从其本质基础——这种本质基础正是科学的本质基础——出发，即从真之本质本身出发来革新它自己，重新赢得追问者和知道者之间的那种源始的、有生命的统一。
1930年我谈论了真之本质，这是一个直至1932年我还在德国好些地方一再做过、并因复制的笔记而变得众所周知的演讲。该演讲1943年才出版 。在该演讲的同时期，通过对柏拉图洞穴喻的一种解释，我举行了一次<每次>两小时关于希腊的真之概念的讲座课。在1933 / 1934年冬季学期于我的校长任职期间再次做了该讲座课，并通过一场满座的讨论班“民族与科学”（Volk und Wissenschaft）对之进行了补充。对洞穴喻的解释，于1942年以“柏拉图的真之学说”（Platons Lehre von der Wahrheit）为标题发表在《精神传承年鉴第2辑》（Jahrbuch für die geistige überlieferung II）上 。党明令禁止提及和讨论这篇论文，同样禁止单行本的印刷发行以及销售。
直到最后一天还让我犹豫接受校长职位的事情是，我知道我必然会因自己的计划而陷入到同“新”和“旧”之间的一种双重冲突中。“新”此时在“政治性的科学”之形态中出场，其理念奠基在对真之本质的一种歪曲上。“旧”则力求坚持“专业”、促进它的进步并在教学中使之变得有用，每一对本质基础的反思被当作抽象—哲学性的而加以拒绝，或者最多只允许它作为外在的摆设；而不是将之作为反思去实行反思，并根据这种实行来思考大学和属于大学。
因此危险在于，彼此对立的“新”和“旧”以相同的方式反对我的尝试，并使之变得不可能。在接受校长职位时我尚未看清以及没有料到的，是在第一个学期所发生的事情：新和旧最后一致联合起来瘫痪掉我的努力，并最终排挤掉我。
尽管我那源始地对大学本质进行奠基的计划面临着双重威胁，但在许多大学同事的规劝下，尤其是在被撤职的校长冯?默伦多夫和他的前任、那时是副校长的绍尔的规劝下，我最终决定接受校长职位。特别是鉴于绍尔教士有效地指出了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假如我拒绝了大学，那么，会从外面任命某人为校长。
总的来说，决定我接受校长职位的有三个因素：
1. 我在那时于已经取得了权力的运动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参加到民族的一种内在凝聚和革新中并找到一条道路，参加到它的历史的－西方的规定中去。我相信，革新着自己本身的大学能够同时是负有使命的，能够给出-尺度地（ma?-gebend） 参与到民族的内在凝聚中去。
2. 由此我在校长职位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所有丰富的力量——不管党籍和党的主义——带到反思和革新的进程面前，并加强和确保这些力量的影响。
3. 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能够对付那些不恰当的人的紧逼、以及党的机构和党的主义那有所恐吓的威权。
事实是：那时已经有许多劣质的和没有能力的东西、许多自私的和忌妒的东西在胡作非为。而对于我来说，鉴于我们民族总的形势，这恰恰更是尝试让各种丰富的力量和本质性的目标发挥作用的一种理由。袖手旁观、对那些“无能的人”嗤之以鼻、不顾西方的历史处境而对从前的东西高唱赞歌，这肯定是更为惬意的。或许下面这一提示就会表明我那时已经是如何在看待历史处境。在1930年，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 的文章“总动员”（Die totale Mobilmachung）已经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已经预示了他1932年出版的《劳动者》（Der Arbeiter）一书的基本特征。那时，我在小范围内同我的助手布罗克（Brock） 详细讨论了这些作品，并力图揭示其中是如何表达对尼采的形而上学的一种本质理解的，只要在这种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已经看到和预见了西方的历史和现状。通过从这些作品、以及更加本质地从它们的基础出发进行思考，我们思考那正在来临的事情，也即是说，我们尝试在与之的争辩中同时面对它。许多其他人在那时也读了这些作品；然而人们把它们连同许多其他读过的有趣东西一起束之高阁，并且不懂得它们的影响。在1939/1940年冬季，我再次在同事圈部分地详细讨论了云格尔的书《劳动者》，并获悉甚至在那时这些思想是何等地陌生和让人奇怪，直到它们被“事实”所证实。恩斯特?云格尔在关于劳动者的统治和形态的思想中所思考的，以及鉴于这种思想所看到的，是在行星上被看到的历史之范围内的权力意志的普遍统治。今天，所有的东西都立于这种现实性上，无论它被称作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世界民主。
从权力意志的这种现实性那儿我当时已经看到了什么是。权力意志的这种现实性也能够在尼采的意义上用这一句话来加以表达：“上帝死了”。出于本质性的理由，我在我的校长致辞中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同一种庸俗无神论的断言毫无关系。它意味着：超感性的世界、尤其是基督教的神的世界，在历史中已经失去了其起作用的力量。（参见我1943年的演讲，“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如果事情是不同的，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会是可能的吗？进而，如果事情是不同的，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变得可能吗？
因此，为了在源始地反思对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进行一种克服中进一步思考、即通过回返到其开端处而开始同西方思想进行一种争辩，理由和本质性的急迫难道还不足够吗？为了对西方精神的这种反思而尝试在我们德国人那儿唤醒被视为培植知识和认识的场地的那种处所——德国大学，并使之成为前线，其理由和本质性的急迫难道还不充分吗？
诚然，同历史进程进行论争，而这种论争始于这样的话：“如果……，以及如果不……，那么，就会出现……”，这总是冒险的。但问题也可以这样被提出：如果在1933年所有丰富的力量为了在隐秘的团结中渐渐地纯化和控制那已经取得权力的“运动”而觉醒了，那么，什么就会出现以及什么就会被预防？
诚然，当人们把罪责算计和推到他人身上时，总是傲慢放肆的。然而，当一个人确实找到了罪犯并根据罪责来进行评判时：那么，岂不也有着一种本质性的疏忽之罪？那些在那时甚至有着先知般的禀赋以至于看清了所有事情会如其要来的那样来的人——我没有那样的智慧——，那为何他们几乎等待了10年才开始同灾难作斗争？那些认为知道了这些的人为何不在1933年，为何他们不恰恰在那时就动身去扭转一切，并将之从根本上引向善呢？
诚然，凝聚所有丰富的力量可能是困难的，对运动整体及其权力地位逐渐施加影响也是困难的，但这都不比我们后来不得不承负的东西更为困难。
通过接受校长职位，我冒险尝试挽救、纯化和增强那积极的东西。
我的意图从不是仅仅要实现党的主义以及依照某一“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来行动。但我同样不愿意仅仅捍卫以前的东西，以及通过单纯的斡旋和调停去敉平一切，并将之保持在平庸中。我深信不疑，一些本质性的事情——它们远远高出大学所关乎的一切——危如累卵。
但下面这点对我来说也是清楚的，那就是：必须首先强调和肯定我那时在运动中所看到的那些积极的可能性，以便为所有丰富力量的一种不仅仅有着事实性而是有着实事性基础的凝聚作准备。立即和单纯的反对，应既不符合我那时的信念（它决非对党的信仰），也是不明智的。
以下这些可视为在校长任职期间我的基本态度的标志：
1. 我从未被任何党的机构请去发表任何政治建议；我也从未寻求一种这样的合作。
2. 我也绝没有同党的干部维持个人或政治上的联系。
在1933年5月的校长致辞中已经表达了我校长任职的意图和态度
当然，正如在每一被说出的话那儿一样，在这儿一切都有赖于解释、有赖于准备参与到本质性的东西中去并打量这种东西本身。甚至根据篇幅就能识别出来的校长致辞的核心部分，是对知识和科学之本质的阐明，而大学就奠基在这种本质之上，并基于该本质它才可以在其本质中主张它自己为德国的大学本身。同劳动服务和国防服务相比，知识服务之所以在第三个位置被提及，不是因为它次于那两个，而是因为知识是真正和最高的东西，大学的本质会聚到它身上、反思凝聚在它周围。与最先提到的劳动服务相关的，对此可以提请注意：早在1933年前，这种“服务”就已经从时代的困境中以及从青年的意愿中形成和塑形。而“国防服务”，我既不是在一种军国主义的意义上也不是在一种侵略的意义上提及，而是将之思考为自卫中的防御。
致辞的核心部分服务于对知识之本质、科学之本质以及在科学上培育起来的职业之本质的阐述。在内容上可提取出四个要点。
1. 诸科学都奠基在对其专业领域的本质域的经验上。
2. 真之本质作为让是（Seinlassen），即让是者如其是的那样是。
3. 对在希腊人那儿的西方知识的开端之传承的保持。（参见1932年夏季学期我的<每次>两个小时的讲座课：西方哲学的开端 [Der Anfang der abendl?ndlischen Philosophie] 。）
4. 与之相应，西方世界的责任。
在所有这些那儿，都有着对“政治性的科学”——它作为关于尼采对真和认识之本质的见解的一种粗糙学说而被国家社会主义到处散布——之理念的明确拒斥。在致辞中清楚表达了对“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的摒弃。
反思和追问的态度被置于了“战斗”中。但在致辞中“战斗”意味着什么？如果反思中的本质性的东西会回溯到希腊的?πιστ?μη [知识]，也即是会回溯到?λ?θεια [真]，那么，就的确可以设想“战斗”之本质不是随意摆出来的。“战斗”在赫拉克利特的意义（残篇53）上被思考。但为了理解这经常被误解的箴言，必须首先注意两点，我在我的讲座课和讨论班中经常充分地提到了它们：
1. 残篇由之开始的π?λεμο? [战斗]一词，不意指“战争”，而是意指赫拉克利特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ρι? [争执]一词所意指的东西。但这意味着“争执”。然而，争执不可被视为口角、吵嘴和单纯的不和，更加不是使用暴力和击倒对手，而是从-对方-确立（Aus-einander-setzung） ，从而在这种从-对方-确立中，那些从-对方-确立的东西之本质在这种确立中把自己暴露给对方，并由此显示自己和露面，用希腊人的话即是：进入到无蔽的东西和真的东西中。因为战斗是相互承认着地把自己暴露给本质性东西的那种暴露，从而在把这种追问和反思置于“战斗”上的致辞中，始终说的是“暴露”。被说的东西位于赫拉克利特箴言方向上，箴言自身能完全清楚地对之进行作证。还必须注意第二点。
2. 我们不仅不可以把π?λεμο? [战斗]思考为战争，更不可以利用所谓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这句话，认为它把战争和斗殴宣布为所有是（alles Sein）的最高原则，从而在哲学上为战事辩护。
我们必须首先且同时注意：以通常方式加以引用的赫拉克利特的那句箴言歪曲了一切，因为由此就会避而不谈箴言整体以及与之相随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它完整说的是：
“在万物中争执乃是播种，但在万物中它也（并且首先）是最高的东西——进行保持的东西——，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它让一些显现为神，让另一些显现为人；因为它让一些作为奴仆、让另一些作为自由者，进入敞开域。”
π?λεμο? [战斗]的本质在于δεικν?ναι [显示]、显示和ποιε?ν [创制]、摆-到这儿（her-stellen） ，用希腊人的话即是：摆-出（hervor-stellen）到敞开的样貌中。这就是在哲学上对“战斗”之本质的思考，并且在致辞中所说的，仅仅是在哲学上进行的思考。
对本质域的这种有所争辩的反思必须在每一科学中实行，否则它就依然是不知（ohne Wissen）的“科学”（Wissenschaft） 。从对科学之整体的这种反思中，大学自身通过它自己本身而把自己带到自己的本质基础之上，而只有被它所看护的知识才能通达该本质基础；因而它的本质不可能从别的地方、从“政治”或从任何其他确立的目的那儿得到规定。
根据这种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致辞以“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为题目。只有极少数人清楚单是这个题目在1933年已经意味着什么，因为在它所关乎的那些人中，只有少数会不带偏见地、不受闲谈的蒙蔽而花力气去清醒地仔细思考它究竟在说什么。
诚然，人们也能够有其他的态度。人们能够让自己不做思考并坚持下面这一轻易就能得到的想法：那时国家社会主义夺取政权不久，一位新当选的校长作了一个关于大学的致辞，该致辞“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即是说喊出了“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大致一想，它意思是：“对于民族有用的，就是真的。”由此有人就会得出，甚至有权得出：这样一来，实质上否认了大学的本质，并为它的毁灭火上浇油；因而必须把题目说成是：“德国大学的自我斩首”（Die Selbstent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 。一个人能够这样来看待这件事，如果他足够无知且无力进行反思、如果他满足于舒适安逸和逃遁到闲谈中、如果他仅仅满足于传播大量敌意的话。
一个人能够在解释致辞时这样不负责任地行事；但那时他就不可以把自己冒充为那种自诩对德国大学的精神和福祉是负有责任的人。因为如此肤浅地思考和如此肤浅地无忧无虑地闲聊，或许与各种政治方法相适应，但却同思想的实事性那最内在的精神相冲突，而该精神恰恰是他假装必须进行拯救的。
致辞不为它所关乎的那些人所理解；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如下这方面：它说的是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任职期间引导我在本质性的、较少本质性的和仅仅外在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
致辞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立场，甚至更不为党和权威机关所理解；但只要有人立即觉察到其反面，就会对之有所“理解”。在同一天于“科普夫”（Kopf）酒店 的校长就职宴会上，瓦克尔（Wacker） 部长对我说了他对他所听到的致辞的“看法”。
1. 它是一种绕开了党纲所展望的各种远景的“私人国家社会主义”（Privatnationalsozialismus）。
2. 整个内容尤其没有奠基在种族思想之上。
3. 他不能认可对“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的拒斥，他甚至不愿承认该理念尚未被充分地奠基。
部长的这一表态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立即被告知给了一些党内同志，如那时的州学生领袖谢尔（Scheel） 、医学讲师施泰因博士（Dr. Stein）和法兰克福的克里克（Krieck） 。顺便一提，这三人从一开始就控制着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文化部；分管高校的负责人费尔勒（Fehrle） 处长本人尽管心地善良且富同情心，但完全受他们掌控。
在校长就职庆典后不久，我被召到部里当面示意如下：1. 今后别指望大主教出席这类庆典活动；2. 我在校长就职庆典后宴会上的讲话有失体统，因为我多余地特意突出了来自神学院的同事绍尔，并强调我就自己的科学学术教育感谢他。
在部里谈论这些事情，这不仅一般地表明了它的立场，而且表明他们绝不愿意接受我为了大学的内在革新不顾所有的不和与争吵而力求取得的东西。
到那时我已经在职位上几周了。在校长就职第二天，我的第一个职务行为是禁止在属于大学的任何地方张贴“告犹太人书”（Judenplakat）。该公告已经张贴在德国所有大学中。我向学生领袖宣布，只要我还是校长，该公告在大学范围内就找不到任何位置。该学生领袖带着他的两位陪同者离开时对此表示，他将向帝国学生领导层报告这一禁令。大约8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它是由一位冲锋队分队长鲍曼博士（Dr. Baumann）代表最高冲锋队领导层的冲锋队－高校处打来的。他要求张贴告犹太人书，如果我拒绝，那么，我就要考虑离职，甚至考虑大学的关闭。我还是拒绝了。瓦克尔部长表示，他不可能做反对冲锋队的任何事情，冲锋队那时扮演了一个后来党卫队所接管的角色。
上述事情只是在我校长任职生涯期间显得越来越清楚的形势中的第一个迹象。最为不同的政治力量团体和利益共同体带着各种主张和要求到大学里说话。部则常常扮演着次要角色；此外，它还忙于替自己取得在柏林那儿的某种独立性。到处上演的仅仅是权力斗争；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仅仅对大学感兴趣到下面这个份上：它作为一种机构、作为学生共同体或教师共同体，要扮演一种权力因素。此外，医生、法官和教师的职业团体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并要求清除那些让他们不舒服和感到可疑的教授。
这种控制着一切的混乱氛围，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性去看护甚或仅仅认识下面这些我唯一在乎并为之而接受校长职位的努力：反思知识态度，以及反思教育之本质。夏季学期匆匆过去，并耗费在对人事和机构问题的讨论上。
唯一富有成效的事情——哪怕仅仅在消极的意义上——是：在那经常威胁要超出目标和限度的“清洗行动”（S?uberungsaktion）中，我能够阻止对大学和同事的各种不公正行为和伤害。
这种单纯预防性的工作不会表现出什么业绩，并且也不必让同事们对之有所了解。法学院、医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中的那些声名卓著、值得尊重的同事，一旦他们听到那时要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大吃一惊。
在我任职的第一周我就认识到部长对下面这点很重视，那就是：校长属于党。一天，那时的地区领导克贝尔博士（Dr. Kerber） 、地区副领导以及地区领导层的第三把手出现在我的校长办公室，并邀请我入党 。为了在政治角力中没有任何分量的大学的利益，以前从未属于过任何政党、也未接受过任何邀请的我同意了，但要他们明确接受下述条件，那就是：我个人，更别提作为校长，绝不接受任何党的职务，或者从事任何党的活动。我遵守了这项条件，这也并不困难，因为在1934年春我就中断了校长职位（见下），我被视为在政治上不可靠，并且一年比一年受到更为严格的监视。
入党一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事情，因为党的领导层并不想同我商量大学、文化和教育问题。在我的整个校长任职期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的协商和谈话，更未参加党的领导层和党的各种机关的决策。大学依然还是受到怀疑的，而人们同时又想为了文化宣传的目的而利用它。
我自己每天更多地是忙于就我自己的计划而言我必定认为是不重要的那些事情。我不仅对在形式上完成这些空洞的公务不感兴趣，而且同时我也没有经验，因为我以前一直拒绝任何学术职务，由此一来就是一个新手。此外，困难的形势出现了，秘书处的主管也任职不久，对大学事务同样没有经验。于是一些不能让人满意的事情、不正确的事情、粗心的事情出现了，它们如它们所看起来的那样，只是让同事们忙活了一番。校长致辞白费唇舌，在就职庆典那天后就被抛之脑后；在整个校长任职期间，没有一位同事前来就致辞交换过任何意见。人们行进在院系政治那用了十年时间踩踏出来的道路上。
如果不是在1933年夏季学期两个对大学的危险越来越清楚地预示了出来，所有这些让人困惑的东西、以及非本质性的东西于其中显露出来的霸权，也许可以忍受。
在海德堡大学作一场关于科学之本质的演讲期间，我在那儿偶然通过施泰因博士和谢尔得知一些计划，那就是要对弗莱堡的不同教席进行一次重新安排。大学应安插一些可靠的党员，并由此为下面这点创造可能性，那就是尤其相应地把院长一职保留给一些党员。提出来作为理由的看法是：在对这些职位的占据中，作为大学教师此刻首先更重要的不是其科学价值和能力，而是政治上的可靠和积极的突破力。在这些表明出来的态度和意图那儿，复又显示出：从法兰克福来的克里克的影响在海德堡和卡尔斯鲁厄得到了增强。在卡尔斯鲁厄我被示意，留下以前的那些院长是不可忍受的。院系需要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因此，为了预防对大学之真正本质的这种危害，是时候以相应的方式采取行动了。
第二个危险是来自外面的威胁，这在夏季学期于埃尔富特（Erfurt） 举行的校长会议上就被察觉到。该危险在于企图让院系的整个教学活动被医生、法官和教师的行业以及它们的诉求和需要所规定，从而最终把大学碎裂为专科学校（Fachschulen） 。由此不仅大学的内在统一性受到威胁，而且学术训练的基本方法由此也受到威胁，也即是说，我试图通过一种革新来加以拯救、以及单单为了它我才接受校长职位的那种东西受到了威胁。
我尝试通过建议修改大学章程来应对由海德堡和由专科学校之倾向而来的这两个正在逼近的危险。修改大学章程使得能够在下面这种意义上任命院长一职，那就是让院系的本质和大学的统一性能够得到挽救。修改大学章程的动机完全不是渴望搞颠覆性的和改革狂似的活动，而是看清了上述危险，这些威胁从政治力量的分配和种类来看绝非是臆想出来的东西。
在大学里面，人们只是越来越片面地呆望那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仅仅在机构和法律层面上考虑大学章程的修改；同时仅仅着眼于个人的偏好和冷淡来评价对院长一职的新任命。
我把一些同事任命为1933/1934年冬季学期的院长；不仅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而且根据普遍判断，他们在学术界和自己的专业里都享有一定名声，同时他们保证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在其院系工作中的科学精神。这些院长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党员干部的影响被排除了出去。存在着这样一种希望，那就是要在各个院系保持和振奋科学精神的一种传承。
但事与愿违。所有的希望都变得让人失望。为了真正的东西而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
“托特瑙山营（Todnauberger Lager）”成为了1933 / 1934年冬季学期的一个奇特先兆；它原本要让教师和学生对真正的学期论文有所准备，并澄清我对科学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看法，以及同时对之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
营地参加者的遴选，不根据所属政党的观点以及在国家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活动来进行。当营地计划在卡尔斯鲁厄变得众所周知之后，从海德堡那儿立即传来声音，那就是坚决希望也可以派遣一些参加者；与此同时海德堡和基尔（Kiel） 达成了一致。
我通过关于大学和科学的一个报告尝试澄清校长致辞中的核心内容，并鉴于前述的那些危险更加紧迫地摆出大学的任务。在各个小组中立刻出现了关于知识和科学、知识和信仰、信仰和世界观的一些富有成果的交谈。在第二天早上，州学生领袖谢尔和施泰因博士突然不打招呼地乘车前来，并热烈地同营地中的海德堡参加者进行了交谈；他们的“作用”渐渐地变得明显起来。施泰因博士提出允许他本人作一场报告。他谈论了种族和种族原则。营地的参与者获悉了该报告，但没有进一步进行讨论。海德堡分组带有破坏营地的任务。但实际上要针对的不是营地，而是其院系不愿被党员所领导的弗莱堡大学。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出现了，其中一些更是让人痛苦；但如果我不想一开始就让即将来临的整个冬季学期一事无成的话，我就得必须忍受它们。或许此刻就离职是更为正确的。然而，我那时尚未估计到随即就暴露出来的事情。敌意的加强，不仅来自部长以及影响着他的海德堡集团一方，而且来自同事一方。
尽管部长表面上同意对院长职位的新任命，但他还是认为下面这点是奇怪的：不仅没有党员占据这些职位，而且我甚至胆敢恰恰任命在半年前部长在校长职位上拒绝支持的那个人为医学院院长。此外，从部里传来越来越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同迄今所发生的相比，在弗莱堡大学要更加认真地贯彻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
这时下面这些就变得引人注目了：在整个冬季学期，医学院的一些人以及法学院的一些人一再向我提议重新安排院长一职，并用其他人取代冯?默伦多夫和沃尔夫（Wolf） 。我把这些愿望归因于两个学院内部的不和与竞争，并且对它们没有加以进一步的重视。直到临近1933 / 1934年期末的晚冬，我被请到卡尔斯鲁厄；在那儿，部里的费尔勒处长在州学生领袖谢尔在场的情形下告诉我，部长希望我免掉冯?默伦多夫和沃尔夫这两位院长的职位。
我立即声明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会那么做，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客观上我都不可能为这样一种重新安排负责。如果部长坚持他的要求，那么，出于对这一无理要求的抗议我除了辞去我的职位外别无选择。接着费尔勒先生对我说，尤其是关于同事沃尔夫，法学院希望另外任命院长一职。我于是宣布我辞去我的职位并请求同部长面谈。当我宣布这点时，在州学生领袖谢尔的脸上出现了幸灾乐祸的笑容。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但已经变得非常清楚的是：为了把我逐出校长位置，对所有看上去像国家社会主义的东西都感到愤慨的大学圈，并不害怕同部里以及影响着它的那些团体合谋。
部长立马接受了我的辞职 ，在同他的面谈中，下面这些变得清楚起来：在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大学和科学的观点和我自己的观点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部长表示，可是他不希望基于我的哲学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不相容而来的这种对立，作为弗莱堡大学同部里的冲突而公之于众。我回应到，我不可能有任何兴趣这样做，因为大学已经同部里沆瀣一气，并且由于某种冲突而把我本人置于公众的闲谈中也非我所愿。部长回答说，在我不进一步引人注目地辞去校长职位后，随我做我认为必要的事情。
我也这么做了，因为我作为离职校长，拒绝以传统的方式参加随后的校长职位交接以及提交报告。人们在大学里也理解这种拒绝；并且正如以前和后来通常的那样，人们自然也不会请我这位离开的校长发表进一步的意见。我也绝不期待这类事情。
从1934年4月开始，我住在大学外面，因为我不再关心“进程”，而只是尝试尽力完成教学义务中那必不可少的事情。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教学也日益成为了本质性的思想同它自己本身的一种自言自语。或许它在好些地方都切中和唤醒了人，但它没有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确定行为中的一种成长着的、源始性的东西复又能够从它本身那儿生起的接点。
自身根本无关紧要的1933 / 1934年的校长任职事件，也许是科学——它不再被革新之尝试所规定，它的本质向着纯粹技术的传递也不可能被阻止——之形而上学的本质情状的一个表征。我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才认识到这点。（参见“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 [Die Begründung des neuzeitlichen Weltbildes durch die Metaphysik] ”）校长任职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已经取得权力的“运动”中——摆脱它的所有不足和粗制滥造——看到那远远扩展出去的东西，这种东西或许某天能够把一种凝聚带到德国人那西方历史的本质那儿。绝不应否认，我那时曾相信这些可能性，并由此为了能在职位上实现它们而放弃了思想者那最本己的职责。自己在职位上的不足所造成的东西，绝不应被弱化。然而，这些展望并未切中支配我接受校长职位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在一种惯常学术活动之视域中的对这次校长任职的各种评论，或许在它们自己的方式上是正确的，并且是有权得到辩护的，但它们都决未切中本质性的东西。同那时相比，为那蒙蔽了的眼睛打开看这种本质性的东西的视界，甚至在今天有着更少的可能性。
本质性的东西是：我们立于虚无主义的完成中间，上帝“死”了，没有为神性留下任何的时间－空间。然而，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在德国人那诗性的思想和吟唱中宣示了出来，德国人无疑还很少听闻这种创作，因为他们力求根据环绕着他们的虚无主义之尺度来调节自己，并错判了一种历史性的自我主张之本质。
校长职位后的时日
一些人乐于根据他们的评价方式来看我校长任职中的错误，以下这些事情一一列举给他们，并且仅仅给他们。就其本身来说，它同在过去的各种尝试和措施——在行星的权力意志之整个运动内，它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甚至几乎不值一提——中的那种毫无成效的折腾一样是不重要的。
对于1934年春离职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我是清楚的；在同年的6月30日后我对之更加清楚 。这一时间之后任何在大学领导层接受某一职位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知道他在与谁为伍。
我的校长任职随后被党以及被部长、教师团体和学生团体如何评价，记录在我的继任者上任时于报刊上传播出来的那些论断中。此后这位继任者才是弗莱堡大学的第一位国家社会主义的校长；他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人，确保了一种战斗的－军人似的精神以及它在大学的传播。
现在对我的怀疑开始了，直至变成了辱骂。指出恩斯特?克里克在那时创编的杂志《成长中的民族》（Volk im Werden）的当年那几期 ，就足以是证据。该杂志的一期勉勉强强地出版了，其中公开或装着不明就里的论战并未击垮我的哲学。由于直到今天我也毫不在意这种喧嚣，尤其绝不进行反驳，于是那些即使平庸我也不曾特意攻击过的人的愤怒就越来越大。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 Baeumler） 在其代表罗森贝格（Rosenberg） 办公室所编的教育杂志上以某种不一样的形式进行了相同的怀疑。希特勒青年团（HJ） 的杂志《意志与权力》（Wille und Macht）则充当了先锋。我在此期间已经出版的那篇校长致辞，成为了在教师阵营中争论的一种流行靶子。（伽达默尔 [H. G. Gadamer]、格哈德?克吕格尔 [Gerh. Krüger] 、瓦尔特?布勒克 [W. Br?cker] 可以作证。）
甚至1934年后我很少完全在纯粹科学的领域内所举行的那些演讲，本地的党报每次也会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进行辱骂，并且当时的大学领导们每次也只能艰难地站出来反对这些做法。举行的演讲有这样一些：1935年“论艺术作品的本源”（Vom Ursprung des Kunstwerks）、1938年“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Die Begründung des neuzeitlichen Weltbildes durch die Metaphysik）、1941年“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如当节日的时候……’”（H?lderlins Hymne‘Wie wenn am Feiertage...’），以及1943年“荷尔德林纪念会”（H?lderinggedenkfeier）。
甚至扩展到我讲座中的这种围剿，也渐渐地取得了想要的成功。在1937年夏季学期，从柏林来的一位汉克博士（Dr. Hancke）出现在一个讨论班上，他很有天分，并且很有趣，在我那儿同我一起工作。不久他向我承认，他不能再对我隐瞒他替那时领导着保安部（SD） 西南分部的谢尔博士工作。谢尔博士已经提请他注意，我的校长任职其实在为非－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孔和弗莱堡大学的冷漠态度撑腰。我不想在这儿把任何功绩算到我的头上。我提到它仅仅是为了表明：1933年开始的敌意一直在持续和增强。
同一位汉克博士还对我讲，在保安部盛行着我同一些耶稣会修士合作的看法。事实上，在我的讲座和讨论班上，直至最后都的确有一些天主教修会的成员（尤其是从弗莱堡分会来的一些耶稣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这些先生同其他进行大学学习的人完全一样，能够同我一道工作，并通过我的讨论班而得到帮助。多个学期以来，耶稣会神父洛茨教授（Prof. Lotz） 、拉纳（Rahner） 、维多夫罗（Huidobro）都是我高级讨论班的成员；他们经常在我们家。人们只需读读他们的著作就能马上认识到我思想的影响，也无需否认这种影响。
晚些盖世太保在我那儿的调查也只是扩展到我讨论班中的天主教参加者身上：舒马赫神父（P. Schumacher）、古根贝格尔博士（Dr. Guggenberger）、博林格博士（Dr. Bollinger）（与慕尼黑的索尔 [Scholl]学生行动有关，人们正在弗莱堡和我讲座课中寻找该行动的一个策源地）。
先前已经——在辞职后——有人指责我允许早前的一些学生（非雅利安人）出席我的讲座课。
此外众所周知，我的三位最有才能、在哲学上显著地超出新生代平均水平的学生（伽达默尔、格哈德?克吕格尔、布勒克）被冷落多年，因为他们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只是当人们最终不再能回避他们的资格并且丑闻变得总所周知时，他们才得到任命。
从1938年起，禁止在报刊和杂志上提到我的名字，同样禁止评论我的作品——只要它们还能够出新版。最后，《是与时》（Sein und Zeit）以及康德书的新版也遭到禁止，即使出版商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文件。
尽管在自己的国家是一片死寂，但人们却试图用我的名字在国外从事文化宣传，并说服我做演讲。我拒绝了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所有这样的巡回演讲；我也从不参加学院为在法国的驻军举办的演讲。
或许以下实事能够说明人们评判并尝试排挤我的哲学工作的方法：
1. 1935年于布拉格的国际哲学大会，我既不属于德国代表团，也根本不被邀请参加。
2. 以同样的方式我应继续被排除在1937年于巴黎的笛卡尔大会之外。这种针对我的做法在巴黎一方看来是如此奇怪，以至巴黎的大会领导小组自己透过索邦大学的布雷耶教授（Prof. Bréhier）问我，为何我不属于德国代表团。大会打算自行邀请我做一个演讲。我回答说，关于这一情况或许应在柏林向帝国教育部打听。不久，我收到从柏林来的一个邀请，让我事后参加代表团。整个事情以不能让我随德国代表团前往巴黎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在战争期间，筹划出版一系列关于德国人文科学的介绍性著作。“系统哲学”（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部分由尼古拉?哈特曼（Nic. Hartmann）负责。为了规划这一计划，在柏林举行了三天的讨论；除了雅斯贝尔斯（Jaspers）和我，所有的哲学教授都被邀请。他们之所以不需要我们，那是因为与这一出版相联系，计划对“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展开一场攻击，这后来也得到了实施。
正如已经在校长任职期间那样，在这儿也显示出反对者的一种奇特爱好，那就是：尽管彼此对立，但却结盟反对所有他们由之在精神上受到威胁并感到会被追问的东西。
然而，这些事件也仅仅是投射在我们历史的一种运动——德国人现在也还没窥测到它的范围，甚至当灾难已经降临到了他们身上之后——之巨浪上的一种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罢了。
读者评论之一：
这是一篇海德格尔写的为自己辩护的文章。还是黑格尔说的对啊，任何一个东西，一旦进入外界，成为一个外面的实在，就变成了一个个体性的事物，就没有真理了，要随时被改变。包括你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等等。改变这些东西的力量就是事情本身。
读者评论之二：
又看了一遍他的我的大学，海德格尔确实是认同当时党的基本主张。之所以和他们和不来，是因为海德格尔调子太高了，他要成为领导者的领导者，而且还和那些神学院的一些人以及教父们来往密切，知道这些在当时都意味着什么吗，所以他这些行为和思想都是不允许，必然要被批判。看看戈培尔的讲话，有时真让人感觉他的语式竟然和海氏如此一致。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是很好的工匠，但是作为哲学家，大多喜欢巴结权势。从康德到黑格尔、海德格尔都是如此。人们把事情想成怎样，事情就是怎样的了；但是人的思想需要一个媒介，人们把这个媒介叫做“事实”。然而一个媒介，其实是可以构成许多事实的，这就是所谓“另类事实”的根源，因为一个媒介可以触发许多不同的思想，也就是揭示了许多不同的真相。而前人所谓“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此区区一语中，而历史之真理已描写尽净”一语（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则忽略了“事实”的“媒介”性质。如果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那么，事实之父，是什么呢？
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尼采也喜欢巴结权势，跟在瓦格纳这个马屁精后面做一个二流的马屁精……似乎只有叔本华是个例外，因为他是靠印度奶水喂肥的佛教徒，什么“意志的表象世界”，不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