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闻一多不知唐朝的伟大宽容

闻一多不知唐朝的伟大宽容，所以才会说出初唐四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唐诗杂论》）”这样的昏话胡话。闻一多哪里知道，初唐四杰之所以还有“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的机会，就是由于唐朝还有伟大宽容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这样的伟大宽容仅见于唐宋两代，所以那时的华人可以成为世界一流的人。在其他时代，无论是唐宋之前魏晋南北朝，还是唐宋之后的元明清，像王勃这样的行径，就不是被赶出王府了，而是直接杀头了。甚至还进不了王府，就直接文字狱了。
而都督阎公这样的官，也只有唐宋才有。换在其他时代，狗官们就会干脆诬陷甚至杀掉王勃，把他的文章据为己有甚至像毛泽东那样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哪里还有什么初唐四杰甚至李白这样的狂人存在的可能呢。至于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写了下千古名篇《讨武曌檄》，也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地流亡了，甚至连个人影也没有被抓到——当然也就没有遭到明成祖朱棣那个狗娘养的对待方孝孺的“灭十族”的野兽待遇了。
闻一多不知唐朝的伟大宽容，所以绝对不会想到表扬了他的毛泽东后来会下毒手发动文革。幸亏闻一多他死的早，否则就要活受罪了，所以这姑且也算是一种“好人还是有好报的”吧。
《<滕王阁序>古文赏析》（Handsome汉森的博客，2014-02-18 ）这样写道：
一、【原文】
滕王阁序
作者：［唐］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zhěn)，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ōu)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fān)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huáng)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 (qǐ)戟(j ǐ)遥临；宇文新州之懿 (yì)范，襜(chān)帷(wéi)暂驻。十旬休假(xiá)，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lǎo)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yǎn)骖(cān)騑(fēi)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ē)；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tīng)凫(fú) 渚(zhǔ)，穷岛屿之萦(yíng)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tà)，俯雕甍(méng)，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yū)其骇(hài)瞩。闾(lǘ)阎(yán) 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gě)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zhú)。云销雨霁(jì)，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wù)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lǐ)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遥襟甫(fǔ)畅，逸兴遄(chuán)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xiān)歌凝而白云遏(è)。睢(suī)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zūn)；邺(yè)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dì)眄(miǎn)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jiǒng)，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kuài)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míng)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hūn)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嗟呼！时运不齐，命途多舛(chuǎn)。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hé)辙(zhé)以犹欢。北海虽赊(shē)，扶摇可接；东隅(yú)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ruǎn)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què)之长风。舍簪(zān)笏(hù)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tāo)陪鲤对；今兹捧袂(mèi)，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yán)难再，兰亭已矣，梓(zǐ) 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bǐ)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滕王阁诗》
二、【注释】
第一段
　　〔1〕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南昌：滕王阁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南昌，为汉豫章郡治。唐代宗当政之后，为了避讳唐代宗的名（李豫），“豫章故郡”被窜改为“南昌故郡”。所以现在滕王阁内的石碑以及苏轼的手书都作“南昌故郡”。
　　洪都：汉豫章郡，唐改为洪州，设都督府。
　　〔2〕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星分翼轸：古人习惯以天上星宿与地上区域对应，称为“某地在某星之分野”。据《晋书·天文志》，豫章属吴地，吴越扬州当牛斗二星的分野，与翼轸二星相邻。翼、轸，星宿名，属二十八宿。
　　衡：衡山，此代指衡州（治所在今湖南省衡阳市）。
　　庐：庐山，此代指江州（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
　　〔3〕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襟：以……为襟。因豫章在三江上游，如衣之襟，故称。
　　三江：太湖的支流松江、娄江、东江，泛指长江中下游的江河。
　　带：以……为带。五湖在豫章周围，如衣束身，故称。
　　五湖：一说指太湖、鄱阳湖、青草湖、丹阳湖、洞庭湖，又一说指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皆在鄱阳湖周围，与鄱阳湖相连。以此借为南方大湖的总称。
　　蛮荆：古楚地，今湖北、湖南一带。
　　引：连接。
　　瓯越：古越地，即今浙江地区。古东越王建都于东瓯（今浙江省永嘉县），境内有瓯江。
　　〔4〕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物华天宝：地上的宝物焕发为天上的宝气。（新课改课下注释为：“物的精华就是天的珍宝”）
　　龙光射牛斗之墟：龙光，之宝剑的光辉。牛、斗，星宿名。墟、域，所在之处。据《晋书·张华传》，晋初，牛、斗二星之间常有紫气照射。张华请教精通天象的雷焕，雷焕称这是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张华命雷焕为丰城令寻剑，果然在丰城（今江西省丰城县，古属豫章郡）牢狱的地下，掘地四丈，得一石匣，内有龙泉、太阿二剑。后这对宝剑入水化为双龙。
　　〔5〕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徐孺：徐孺子的省称。徐孺子名稚，东汉豫章南昌人，当时隐士。据《后汉书·徐稚传》，东汉名士陈蕃为豫章太守，不接宾客，惟徐稚来访时，才设一睡榻，徐稚去后又悬置起来。
　　〔6〕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雾列：雾，像雾一样，名词作状语。喻浓密、繁盛，雾列形容繁华。“星”的用法同“雾”
　　采：“采”同“寀”，官员，这里指人才。
　　（7）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
　　枕：占据，地处
　　东南之美：泛指各地的英雄才俊。《经-尔雅-释地》：“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西南之美，有华山之金石。”后用“东箭南金” 泛指各地的英雄才俊。
　　〔8〕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
　　都督：掌管督察诸州军事的官员，唐代分上、中、下三等。
　　阎公：名未详，时任洪州都督。
　　棨戟：外有赤黑色缯作套的木戟，古代大官出行时用。这里代指仪仗。
　　〔9〕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
　　宇文新州：复姓宇文的新州（在今广东境内）刺史，名未详。
　　懿范：好榜样。
　　襜帷：车上的帷幕，这里代指车马。
　　〔10〕十旬休假，胜友如云
　　十旬休假：唐制，十日为一旬，遇旬日则官员休沐，称为“旬休”。 假通“暇”，空闲。
　　胜友：才华出众的友人
　　〔11〕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
　　腾蛟起凤：宛如蛟龙腾跃、凤凰起舞，形容人很有文采。《西京杂记》：“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又：“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而灭。”
　　孟学士：名未详。学士是朝廷掌管文学撰著的官员。
　　词宗：文坛宗主。也可能是指南朝文学家、史学家沈约。
　　〔12〕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
　　紫电清霜：《古今注》：“吴大皇帝（孙权）有宝剑六，二曰紫电。”《西京杂记》：“高祖（刘邦）斩白蛇剑，刃上常带霜雪。”《春秋繁露》亦记其事。
　　王将军：王姓的将军，名未详。
　　武库：武器库。也可能是指西晋军事家杜预，即杜武库。
　　〔13〕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家君作宰：王勃之父担任交趾县的县令。
　　路出名区：（自己因探望父亲）路过这个有名的地方（指洪州）。
　　童子何知，躬逢胜饯：年幼无知，（却有幸）参加这场盛大的宴会。
　　第二段
　　〔14〕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维：在。又有一说此字为语气词，不译。
　　三秋：古人称七、八、九月为孟秋、仲秋、季秋，三秋即季秋，九月。
　　〔15〕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此句被前人誉为“写尽九月之景”。
　　潦水：雨后的积水。
　　〔16〕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
　　俨：“俨”通“严”，整齐的样子。（新课改上译为使动，使....整齐）
　　骖騑：驾车的马匹。
　　上路：高高的道路。
　　崇阿：高达的山陵。
　　〔17〕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
　　帝子、天人：都指滕王李元婴。有版本为“得仙人之旧馆”。
　　长洲：滕王阁前赣江中的沙洲。
　　〔18〕飞阁流丹，下临无地
　　飞阁流丹：飞檐涂饰红漆。有版本为“飞阁翔丹”。（新课改上对“流丹”给出的注解是：朱红的漆彩鲜艳欲滴）
　　临：向下看。
　　〔19〕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鹤汀凫渚：鹤所栖息的水边平地，野鸭聚处的小洲。
　　萦回：曲折
　　即冈峦之体势：依着山岗的形式（而高低起伏）。
　　第三段
　　〔20〕披绣闼，俯雕甍
　　披：开 绣闼：绘饰华美的门。
　　雕甍：雕饰华美的屋脊。
　　〔21〕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
　　闾阎：里门，这里代指房屋。
　　钟鸣鼎食：古代贵族鸣钟列鼎而食，所以用钟鸣鼎食指代名门望族。
　　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
　　迷：通“弥”，满。
　　青雀黄龙：船的装饰形状。
　　轴：通“舳”，船尾把舵处，这里代指船只。
　　〔22〕云销雨霁，彩彻区明
　　销：“销”通“消”，消散。
　　彩：日光。
　　区：天空。
　　彻：通贯。
　　〔23〕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化用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
　　这一句素称千古绝唱。彩霞自上而下，孤鹜自下而上，好似齐飞。青天碧水，天水相接，上下浑然一色。句式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形成“当句对”的特点。
　　日本遣唐使抄写版为：“落霞与孤雾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此版有研究价值。
　　最早实出自“夫麟风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刘勰《文心雕龙 知音》）
　　〔24〕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穷：穷尽，引申为“直到”。
　　彭蠡：古代大泽，即今鄱阳湖。
　　衡阳：今属湖南省，境内有回雁峰，相传秋雁到此就不再南飞，待春而返。
　　浦：水边、岸边。
　　第四段
　　〔25〕遥襟甫畅，逸兴遄飞
　　遥襟俯畅，逸兴遄飞：登高望远，胸怀顿时舒畅，超逸的兴致迅速升起。
　　〔26〕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
　　爽籁：清脆的排箫音乐。籁，管子参差不齐的排箫。
　　遏：阻止，引申为“停止”。
　　白云遏：形容音响优美，能驻行云。《列子·汤问》：“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27〕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
　　睢园绿竹：睢园，即汉梁孝王菟园，梁孝王曾在园中聚集文人饮酒赋诗。《水经注》：“睢水又东南流，历于竹圃……世人言梁王竹园也。”
　　凌：超过。
　　彭泽：县名，在今江西湖口县东，此代指陶潜。陶潜，即陶渊明，曾官彭泽县令，世称陶彭泽。
　　樽：酒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有酒盈樽”之句。
　　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今日盛宴好比当年梁园雅集，大家酒量也胜过陶渊明。
　　邺水：在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邺下是曹魏兴起的地方，三曹常在此雅集作诗。曹植在此作《公宴诗》。
　　朱华：荷花。曹植《公宴诗》：“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
　　光照临川之笔：临川，郡名，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代指即谢灵运。谢灵运曾任临川内史，《宋书》本传称他“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28〕四美具，二难并
　　四美：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另一说，四美：音乐、饮食、文章、言语之美。刘琨《答卢谌诗》：“音以赏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畅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
　　二难：指贤主、嘉宾难得。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王勃说“二难并”活用谢文，良辰、美景为时地方面的条件，归为一类；赏心、乐事为人事方面的条件，归为一类。
　　〔29〕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
　　睇眄：看。
　　中天：长天。
　　穷睇眄于中天：放眼长天
　　〔30〕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
　　宇宙：喻指天地。《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来今曰‘宙’。”
　　迥：大
　　〔31〕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
　　日下：京城。古代以太阳比喻帝王，帝王所在处称为“日下”。《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吴会(kuài)：秦汉会稽郡治所在吴县，郡县连称为吴会。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云间：江苏松江县（古华亭）的古称。《世说新语·排调》：“陆云（字士龙）华亭人，未识荀隐，张华使其相互介绍而不作常语，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
　　〔32〕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
　　南溟：南方的大海。事见《庄子·逍遥游》。
　　天柱：传说中昆仑山高耸入天的铜柱。《神异经》：“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
　　北辰：北极星，比喻国君。《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33〕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关山：险关和高山。
　　悲：同情。
　　失路：仕途不遇。
　　萍水相逢：浮萍随水漂泊，聚散不定。比喻向来不认识的人偶然相遇。
　　〔34〕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帝阍：天帝的守门人。屈原《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此处借指皇帝的宫门
　　奉宣室，代指入朝做官。贾谊迁谪长沙四年后，汉文帝复召他回长安，于宣室中问鬼神之事。宣室，汉未央宫正殿，为皇帝召见大臣议事之处。
　　第五段
　　〔35〕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冯唐易老：冯唐在汉文帝、汉景帝时不被重用，汉武帝时被举荐，已是九十多岁。《史记·冯唐列传》：“（冯）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
　　李广难封：李广，汉武帝时名将，多次与匈奴作战，军功卓著，却始终未获封爵。
　　〔36〕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屈贾谊于长沙：贾谊在汉文帝时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圣主：指汉文帝，泛指圣明的君主。
　　梁鸿：东汉人，作《五噫歌》讽刺朝廷，因此得罪汉章帝，避居齐鲁、吴中。
　　明时：指汉章帝时代，泛指圣明的时代。
　　〔37〕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
　　机：“机”通“几”，预兆，细微的征兆。《易·系辞下》：“君子见几（机）而作。”
　　达人知命：通达事理的人。《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
　　〔38〕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老当益壮：纪虽老而志气更旺盛，干劲更足。《后汉书·马援传》：“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坠：坠落，引申为“放弃”。
　　青云之志：《续逸民传》：“嵇康早有青云之志。”
　　〔39〕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
　　酌贪泉而觉爽：贪泉，在广州附近的石门，传说饮此水会贪得无厌，吴隐之喝下此水操守反而更加坚定。据《晋书·吴隐之传》，廉官吴隐之赴广州刺史任，饮贪泉之水，并作诗说：“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伯）夷（叔）齐饮，终当不易心。”
　　处涸辙：干涸的车辙，比喻困厄的处境。《庄子·外物》有鲋鱼处涸辙的故事。
　　〔40〕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北海虽赊，扶摇可接：语意本《庄子·逍遥游》。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东隅，日出处，表示早晨，引申为“早年”。桑榆，日落处，表示傍晚，引申为“晚年”。早年的时光消逝，如果珍惜时光，发愤图强，晚年并不晚。《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41〕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孟尝：据《后汉书·孟尝传》，孟尝字伯周，东汉会稽上虞人。曾任合浦太守，以廉洁奉公著称，后因病隐居。桓帝时，虽有人屡次荐举，终不见用。
　　阮籍：字嗣宗，晋代名士，不满世事，佯装狂放，常驾车出游，路不通时就痛哭而返。《晋书·阮籍传》：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第六段
　　〔42〕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
　　三尺：衣带下垂的长度，指幼小。古时服饰制度规定束在腰间的绅的长度，因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士规定为三尺。古人称成人为“七尺之躯”，称不大懂事的小孩儿为“三尺童儿”。
　　微命：即“一命”，周朝官阶制度是从一命到九命，一命是最低级的官职。
　　〔43〕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
　　终军：据《汉书·终军传》，终军字子云，汉代济南人。武帝时出使南越，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时仅二十余岁
　　等：相同，用作动词。
　　弱冠，古人二十岁行冠礼，表示成年，称“弱冠”。
　　投笔：事见《后汉书·班超传》，用汉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
　　宗悫：据《宋书·宗悫传》，宗悫字元干，南朝宋南阳人，年少时向叔父自述志向，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后因战功受封。
　　〔44〕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
　　簪笏：冠簪、手版。官吏用物，这里代指官职地位。
　　百龄：百年，犹“一生”。
　　奉晨昏：侍奉父母。《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昏定而晨省。”
　　〔45〕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
　　非谢家之宝树：指谢玄，比喻好子弟。《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安）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
　　接孟氏之芳邻：“接”通“结”，结交。见刘向《列女传·母仪篇》。据说孟轲的母亲为教育儿子而三迁择邻，最后定居于学宫附近。
　　〔46〕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捧袂，喜托龙门
　　他日趋庭，叨陪鲤对：鲤，孔鲤，孔子之子。趋庭，受父亲教诲。《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孔）鲤趋而过庭。（子）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子）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捧袂：举起双袖，表示恭敬的姿势。
　　喜托龙门：《后汉书·李膺传》：“膺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47〕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杨意，杨得意的省称。凌云，指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经蜀人杨得意引荐，方能入朝见汉武帝。又云：“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
　　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钟期，钟子期的省称。《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第七段
　　〔48〕兰亭已矣，梓泽丘墟
　　兰亭：在今浙江省绍兴市附近。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上巳节，王羲之与群贤宴集于此，行修禊礼，祓除不祥。
　　梓泽：即晋·石崇的金谷园，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北。
　　〔49〕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
　　临别赠言：临别时赠送正言以互相勉励，在此指本文。
　　〔50〕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
　　恭疏短引：恭敬地写下一篇小序，在此指本文。
　　一言均赋：每人都写一首诗。
　　四韵俱成：（我的）四韵一起写好了。四韵，八句四韵诗，指王勃此时写下的《滕王阁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51〕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钟嵘《诗品》：“陆（机）才如海，潘（岳）才如江。”这里形容各宾客的文采。
三、【滕王阁简介】
滕王阁位于赣江东岸，江西南昌西北，与湖南岳阳楼、湖北黄鹤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是公元653年，唐高祖李渊第22子、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建。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六月李元婴受封为滕王，后迁洪洲（南昌）任都督，据说唯一的建树就是在公元653 年于城西赣江之滨建起一座楼台，此楼便是“滕王阁”。滕王阁饱经沧桑，历史上屡毁屡建达28次之多，世所罕见。现在的阁楼建于1985年，高达57.5 米，占地达47000平方米。仿宋风格，临江而立。
滕王阁为历代封建士大夫们迎送和宴请宾客之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曾设宴犒赏诸臣，赋诗填词，观看灯火。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 年）重阳节，洪州都督阎伯屿携文武官员欢宴于滕王阁，共庆重阳登高佳节。此时，王勃因赴交趾省亲探父，适逢阎都督九九重阳为滕王阁重修竣工盛宴而被邀入席。宴席上，王勃写出了名垂文史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滕王阁因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名扬四海，序因阁流芳百世，南昌古城也因此平添不少文采风流。继王勃之后，唐代王绪写《滕王阁赋》，王仲舒写《滕王阁记》，史书称之为“三王记滕阁”佳话。文学家韩愈也撰文述“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丽绝特之称”，故有“江西第一楼”之誉。
四、【译文】
这里以往是汉代的豫章郡城，如今是洪州的都督府，天上的方位属于翼，轸两星宿的分野，地上的位置连结着衡山和庐山。以三江为衣襟，以五湖为衣带、控制着楚地，连接着瓯越。物的精华是上天的珍宝，宝剑的光芒直冲上牛、斗二星之间。因为大地有灵气，所以英杰辈出，陈蕃专为徐孺设下几榻。雄伟的大洲像雾一般涌起，博学的人才，像繁星一样地活跃。城池坐落在夷夏交界的地方，主人与宾客，集中了东南地区的英俊之才。都督阎公，享有崇高的名望，远道来到洪州坐镇，宇文州牧，是美德的楷模，赴任途中特地在此暂留。正逢十日休假的日子，杰出的友人云集，高贵的宾客，也都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聚会。文坛领袖孟学士所作文章的气势像腾起的蛟龙，飞舞的彩凤，王将军的兵器库里，藏有像紫电剑、青霜剑这样锋利的宝剑。由于父亲在交趾做县令，我在探亲途中经过这个著名的地方。我年幼无知，竟有幸亲身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宴会。
时当九月，季秋时节。积水消尽，潭水清澈，天空凝结着淡淡的云烟，暮霭中山峦呈现一片紫色。在高高的山路上驾着马车，在崇山峻岭中访求风景。来到滕王阁前的沙洲，发现了滕王所修的滕王阁。这里山峦重叠，青翠的山峰耸入云霄。凌空的楼阁，红色的阁道犹如飞翔在天空，从阁上看不到地面。白鹤，野鸭停息的小洲，极尽岛屿的纡曲回环之势，雅浩的宫殿，跟起伏的山峦配合有致。
推开雕花的阁门，俯视彩饰的屋脊，山峰平原尽收眼底，湖川曲折令人惊讶。遍地是里巷宅舍，许多钟鸣鼎食的富贵人家。舸舰塞满了渡口，尽是雕上了青雀黄龙花纹的大船。正值雨过天晴，虹消云散，阳光朗煦，落霞与野鸭一起飞翔，秋水和长天连成一片。傍晚渔舟中传出的歌声，响彻彭蠡湖滨，雁群感到寒意而发出的惊叫，鸣声到衡阳之浦为止。
放眼远望，胸襟刚感到舒畅，超逸的兴致立即兴起，排箫的音响引来的徐徐清风，柔缓的歌声吸引住飘动的白云。像睢园竹林的聚会，这里善饮的人，酒量超过彭泽县令陶渊明，像邺水赞咏莲花，这里诗人的文采，胜过临川内史谢灵运。（音乐与饮食，文章和言语）这四种美好的事物都已经齐备，（贤主、嘉宾）这两个难得的条件也凑合在一起了，向天空中极目远眺，在假日里尽情欢娱。苍天高远，大地寥廓，令人感到宇宙的无穷无尽。欢乐逝去，悲哀袭来，我知道了事物的兴衰成败是有定数的。西望长安，东指绍兴，南方的陆地已到尽头，大海深不可测，北方的北斗星多么遥远，天柱高不可攀。关山重重难以越过，有谁同情不得志的人？萍水偶尔相逢，大家都是异乡之客．怀念着君王的宫门，但却不被召见，什么时候才能够去侍奉君王呢？
呵，各人的时机不同，人生的命运多有不顺。冯唐容易衰老，李广难得封侯。使贾谊遭受委屈，贬于长沙，并不是没有圣明的君主，使梁鸿逃匿到齐鲁海滨，难道不是政治昌明的时代？只不过由于君子能了解时机，通达的人知道自己的命运罢了。年纪虽然老了，但志气应当更加旺盛，怎能在白头时改变心情？境遇虽然困苦，但节操应当更加坚定，决不能抛弃自己的凌云壮志。即使喝了贪泉的水，心境依然清爽廉洁；即使身处于干涸的主辙中，胸怀依然开朗愉快。北海虽然十分遥远，乘着旋风还是能够达到，早晨虽然已经过去，而珍惜黄昏却为时不晚。孟尝心地高洁，但白白地怀抱着报国的热情，阮籍为人放纵不羁，我们怎能学他那种穷途的哭泣！
我地位卑微，只是一个书生。虽然和终军一样年已二十一，却无处去请缨杀敌。我羡慕宗悫那种“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英雄气概，也有投笔从戎的志向。如今我抛弃了一生的功名，不远万里去朝夕侍奉父亲。虽然称不上谢家的“宝树”，但是能和贤德之士相交往。不久我将见到父亲，聆听他的教诲。今天我侥幸地奉陪各位长者，高兴地登上龙门。假如碰不上杨得意那样引荐的人，就只有抚拍着自己的文章而自我叹惜。既然已经遇到了钟子期，就弹奏一曲《流水》又有什么羞愧呢？
呵！名胜之地不能常存，盛大的宴会难以再逢。兰亭宴集已为陈迹，石崇的梓泽也变成了废墟。承蒙这个宴会的恩赐，让我临别时作了这一篇序文，至于登高作赋，这只有指望在座诸公了。我只是冒昧地尽我微薄的心意，作了短短的引言。在座诸位都按各自分到的韵字赋诗，我已写成了四韵八句。请在座诸位施展潘岳，陆机一样的才笔，各自谱写瑰丽的诗篇吧！
巍峨高耸的滕王阁俯临着江心的沙洲，想当初佩玉、鸾铃鸣响的豪华歌舞已经停止了。早晨，画栋飞上了南浦的云；黄昏，珠帘卷入了西山的雨。悠闲的彩云影子倒映在江水中，整天悠悠然地漂浮着；时光易逝，人事变迁，不知已经度过几个春秋。昔日游赏于高阁中的滕王如今已不知哪里去了，只有那栏杆外的滔滔江水空自向远方奔流。
五、【作品介绍】
《滕王阁序》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亦名《滕王阁诗序》，骈文名篇。唐王勃作。
体裁属辞赋、骈文，魏晋以来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
滕王阁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赣江滨。唐高祖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公元653年）始建，后阎伯屿为洪州牧，宴群僚于阁上，王勃省父过此，即席而作。文中铺叙滕王阁一带形势景色和宴会盛况，抒发了作者“无路请缨”之感慨。对仗工整，言语华丽。
六、【作者简介】
王勃（650—676年），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王勃为隋末大儒王通的孙子（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王通生二子，长名福郊，次名福峙，福峙即王勃之父，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县令、六合县令、齐州长史等职。可知王勃生长于书香之家。
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年)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年)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年)或三年(676年)，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之诗气象浑厚，音律谐畅，开初唐新风，尤以五言律诗为工；其骈文绘章絺句，对仗精工，《滕王阁序》极负盛名。于“四杰”之中，王勃成就最大。诗文集早佚，明人辑有《王子安集》。
七、【写作背景】
滕王阁因滕王李元婴得名。李元婴是唐高祖李渊的幼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骄奢淫逸，品行不端，毫无政绩可言。但他精通歌舞，善画蝴蝶，很有艺术才情。他修建滕王阁，也是为了歌舞享乐的需要。这座江南名楼建于唐朝繁盛时期，又因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而很快出名。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中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
《滕王阁序》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又名《滕王阁诗序》《宴滕王阁序》，写于何时，有两种说法。唐末五代时人王定保的《唐摭言》说：“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那时，王勃的父亲可能任六合县(今属江苏)令，王勃赴六合经过洪州。又这篇序文中有“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之语，也可佐证。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认为《滕王阁序》是上元二年(675)王勃前往交趾(在现在越南河内西北)看望父亲(那时他父亲任交趾县令)，路过南昌时所作。从这篇序文内容的博大、辞采的富赡来看，更像是成年作品。“童子”不一定就是指小孩，也可以是表示自己年轻无知的谦词。何况序文中有“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的话，“弱冠”是指二十岁。所以，关于写作时间，课文的注释解说采用后一种说法。
《新唐书·文艺传》记滕王阁诗会为：“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泛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可见当时王勃年轻气盛，才华横溢，挥毫泼墨，语惊四座的情景。
关于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说。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岁。据此，王勃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赋》载：“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据此推算，则当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为王勃自述，当可信，所以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于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岁。王勃是初唐诗坛上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只活了27岁，确实令人痛惜。
王勃自幼聪慧好学，为时人所公认。《旧唐书》本传谓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又有杨炯《王勃集序》说：“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悬然天得，自符音训。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载之机，立谈可见。”太常伯刘公称王绩为神童。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王勃上书右相刘祥道，中有“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之语，求刘祥道表荐。刘即表荐于朝，王勃乃应麟德三年（666年）制科，对策高第，被授予朝散郎之职。此时的王勃，才14岁，尚是一少年。
沛王李贤闻王勃之名，召王勃为沛府修撰，十分爱重他。当时诸王经常斗鸡为乐，王勃闹着玩，写了一篇《檄周王鸡》，不料竟因此罹祸，唐高宗认为是使诸王闹矛盾，将王勃赶出沛王府。其实王勃此次受打击，并非真的因《檄周王鸡》而触怒高宗，而是因才高被嫉，所以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临秀不容，寻反初服”。王勃被赶出沛王府后，便去游蜀，与杨炯等放旷诗酒，驰情于文场。《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初唐四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集团。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反对六朝以来颓废绮丽的风气，提出一些革新意见，开始把诗文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边塞，题材扩大了，风格也较清新刚健，对于革除齐梁余风、开创唐诗新气象，起了重要的作用。讲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唐代文学史，没有不讲到王杨卢骆的。
王勃所遇到的第二次打击，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犯罪。咸亨二年（671年）秋冬或第二年年初，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季友当时为虢州司法，说虢州药物丰富，而他知医识药草，便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小小的参军之职。就在他任虢州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他将罪犯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杀死曹达以了其事，结果因此而犯了死罪。幸亏遇大赦，没有被处死。此事甚为蹊跷，王勃为什么要保护罪犯曹达，既藏匿保护又怎能将其杀死。据新旧《唐书》所载，王勃此次被祸，是因情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官奴曹达事，有人怀疑为同僚设计构陷王勃，或者纯属诬陷，不无道理。总之王勃两次遭受打击，都与他的才华超人有关。
这次被祸，虽遇赦未丢掉性命，但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结，也连累了他的父亲。王福峙因儿子王勃犯罪，被贬为交趾县令，远谪到南荒之外。王勃远行到交趾去看望父亲，途中溺水而死，从而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王勃的死，是渡水时遇难不幸而死，还是自杀，无从查考，总归是怀着一腔愁愤离开人世的。
王勃诗文俱佳，不愧为四杰之首，在扭转齐梁余风、开创唐诗上功劳尤大，为后世留下了一些不朽名篇。他的五言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杰作，久为人们所传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已成为千古名句，至今常被人们引用。而王勃最为人所称道、千百年来被传为佳话的，是他在滕王阁即席所赋《滕王阁序》。对此事，《唐摭言》所记最详。
上元二年（675年）秋，王勃前往交趾看望父亲，路过南昌时，正赶上都督阎伯屿新修滕王阁成，重阳日在滕王阁大宴宾客。王勃前往拜见，阎都督早闻他的名气，便请他也参加宴会。阎都督此次宴客，是为了向大家夸耀女婿孟学士的才学。让女婿事先准备好一篇序文，在席间当作即兴所作书写给大家看。宴会上，阎都督让人拿出纸笔，假意请诸人为这次盛会作序。大家知道他的用意，所以都推辞不写，而王勃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晚辈，竟不推辞，接过纸笔，当众挥笔而书。阎都督老大不高兴，拂衣而起，转入帐后，教人去看王勃写些什么。听说王勃开首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都督便说：不过是老生常谈。又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督不得不叹服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唐才子传》则记道：“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
《唐摭言》等书所记，或者有些夸张，但王勃《滕王阁序》，确实为不朽之名篇。王勃于南昌阎都督宴上赋《滕王阁序》的佳话。实乃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动人的故事。《新唐书》本传说王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说；“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卧，忽起一笔数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稿。”据此可知王勃文思敏捷，滕王阁上即兴而赋千古名篇，并非虚传。王勃作为古代一位极富才华的作家，未及而立之年便逝去，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王勃虽然只活了27个春秋，但著述仍很多，曾撰《汉书指瑕》十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舟中纂序》五卷，《千岁历》若干卷，可惜皆佚失。今所传者，唯《王子安集》16卷，也非全本。何林天教授点校整理的《重订新校王子安集》，收录了辑自日本的一些佚文，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八、【题解】
闻一多曾说初唐四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唐诗杂论》）。《滕王阁序》作为一篇赠序文，借登高之会感怀时事，慨叹身世，是富于时代精神和个人特点的真情流露。王勃一生虽连遭挫折，不免产生人生无常、命运偃蹇的怨叹，但我们在文中更多地体验到的却是作者渴望用世的抱负和强自振作的意志。希望和失望兼有，追求和痛苦交织，这正是文章的动人之处。
作为一篇优秀的骈文，作者调动了对偶、用典等艺术手段，在精美严整的形式之中，表现了自然变化之趣；尤其是景物描写部分，文笔瑰丽，手法多样，以或浓或淡、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声有色的画面，把秋日风光描绘得神采飞动，令人击节叹赏。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动静相映，意境浑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九、【赏析】
　　（一）、整体感知
　　本文原题为《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全文运思谋篇，都紧扣这个题目。全文共分四段，第1段历叙洪都雄伟的地势、珍异的物产、杰出的人才以及尊贵的宾客，紧扣题中“洪府”二字来写；第2段展示的是一幅流光溢彩的滕王阁秋景图，近观远眺，都是浓墨重彩，写出了滕王阁壮美而又秀丽的景色，紧扣题目“秋日”、“登滕王阁”六字来写；第3段由对宴会的描写转而引出人生的感慨，紧扣题目中“饯”字来写；最后一段自叙遭际，表示当此临别之际，既遇知音，自当赋诗作文，以此留念，这是紧扣题中“别”、“序”二字来写。由此看来，全文层次井然，脉络清晰；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可谓丝丝入扣，层层扣题。
　　（二）、局部思路揭示
　　本文因饯别而作，但对宴会之盛仅略叙，数笔带过，而倾全力写登阁所见之景，因景而生之情，不落窠臼，独辟蹊径。而局部思路的布局谋篇，取舍立意，亦颇见为文之功底。以第五段为例说明作者的情感起伏脉络：
　　先用一连串短句抒发感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后易老，李广难封。”而后长短结合，抒发自己的愤郁悲凉：“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最后又用先短后长的一组对偶表明心志：“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铿锵的语调表达了自己不甘沉沦的决心。
　　（三）、精彩语句揣摩
　　1.“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赏析：作者善用灵活多变的笔法描写山容水态，表现楼台的壮观，从而把读者带入身临其境的审美境地。“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写出了色彩变化之美。这两句不囿于静止的画面色彩，而着力表现山光山色的色彩变幻：寒潭之水因积水退尽而一片清明；傍晚的山峦因暮霭笼罩而呈紫色。上句设色淡雅，下句设色浓重，在色彩的浓淡对比中，突出秋日景物的特征，被前人誉为“写尽九月之景”。
　　2.“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赏析：这一句素称千古绝唱。青天碧水，天水相接，上下浑然一色：彩霞自上而下，孤鹜自下而上，相映增辉，构成一幅色彩明丽而又上下浑成的绝妙好图。这两句在句式上不但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形成“当句对”的特点。如“落霞”对“孤鹜”，“秋水”对“长天”，这是王勃骈文的一大特点。
　　3.“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赏析：这是全文最富思想意义的警语。古往今来有多少有志之士，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总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在郁郁不得志的逆境当中也不消沉放弃。东汉马援云：“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王勃在此化用，警示那些“失路之人”不要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而王勃此时正怀才不遇，但仍有这般情怀，确实难能可贵。
　　（四）、《滕王阁序》写景“四美”
　　《滕王阁序》的写景颇有特色，作者精心构画，苦苦经营，运用灵活多变的手法描写山水，体现了一定的美学特征。
　　1.色彩变化之美
　　文章不惜笔墨，浓墨重彩，极写景物的色彩变化。如“紫电清霜”中的“紫电”，“飞阁流丹”中的“流丹”，“层峦耸翠”中的“耸翠”，“青雀黄龙之轴”中的“青雀”“黄龙”无不色彩缤纷，摇曳生辉。尤其“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一句，不囿于静止画面色彩，着力表现水光山色之变化，上句朴素淡雅，下句设色凝重，被前人誉为“写尽九月之景”之句。
　　2.远近变化之美
　　作者采用恰当的方法，犹如电影的拍摄技术，由近及远，构成一幅富有层次感和纵深感的全景图。“鹤汀凫渚”四句写阁四周景物，是近景；“山原旷其盈视”二句写山峦、平原和河流、湖泽，是中景；“云销雨霁”以下则是水田浩淼的远景。这种写法，是《滕王阁序》写景的最突出特点，体现了作者立体化的审美观，把读者带进了如诗如画的江南胜境，读者和景物融为一体，人在景中，景中有人。
　　3.上下浑成之美
　　“层峦耸翠”四句，借视角变化，使上下相映成趣，天上地下，城里城外，相与为一，不可分离，体现了作者整齐划一的审美观。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写景名句，水天相接，浑然天成，构成一幅色彩明丽的美妙图画。
　　4.虚实相衬之美
　　“渔舟唱晚”四句，即凭借听觉联想，用虚实手法传达远方的景观，使读者开阔眼界，视通万里。实写虚写，相互谐调，相互映衬，极尽铺叙写景之能事。
　　总之，《滕王阁序》一文的写景颇具匠心，字字珠玑，句句生辉，章章华彩，一气呵成，使人读完后犹如身临江南水乡，难怪韩愈情不自禁地称赞说：“江南多临观之类，而滕王阁独为第一。”
十、【艺术特色】
《滕王阁序》是唐人王勃用骈文写的佳作。此文内容丰富，情真意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手法多变，格调迥异；骈散结合，语言华美。千百年来，一直被世人广为传颂。在高中教材中，此文一直为广大师生所喜爱。这里，仅就个人对文章的一点浅陋理解，将本文的艺术手法作以简要梳理。
（一）、文思细密，层层扣题
本文原题是《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全文谋篇布局，无不统于题目之下。第一段概写洪州地势之雄伟，物产之华美，人才之优秀，宾主之尊贵，紧扣题目“洪府”二字。第二段先叙写清澈幽寒之水，青紫暮色之山；再写仙境般之长洲，桂殿般之楼阁，展示了一幅壮美秀丽的滕王阁秋景图，紧扣题目“秋日” 、“登滕王阁”六字。第三段写滕王阁及周围景色之美，再一次紧扣题目“滕王阁”。第四段集中笔墨写阁中宴会场面，赞文人雅士之气概和风采，特别是“四美俱，二难并”一句，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和贤主嘉宾作总结赞美，紧扣题目“饯”。后面三段，笔锋一转，由盛赞良辰美景、文人雅士转为慨叹人生艰难、命运多舛，表达了正视现实、奋发向上的态度。最后交代有幸参加盛会，理当应命作序，紧扣题目“饯”“序”二字。纵观全文，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步步递进，层层扣题。
（二）、写景状物，手法多变
王勃在文中运用灵活多变的手法描山绘水，将读者带入一种绝妙的佳境。1、景情结合法。文章前半部分侧重写景，生动地展示了滕王阁壮美秀丽的图景，描绘了宴游唱和之欢乐。后半部分触景生情，反复抒发了作客他乡、怀才不遇的感慨，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文中虽流露出相信时命运数的消极思想，但作者正视现实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在文中无处不在。可谓景中有情，情中见景。2、色彩变化法。文章不惜笔墨，极力渲染，尽展色彩变化之美。如“紫电”、“青霜”、“耸翠”、“青雀”、“黄龙”、“白云”等，真可谓五光十色，摇曳生辉。特别是“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一句，尽力表现出山光水色之色彩变化，上句用色淡雅，下句着色浓重，在对比中突出了秋日景象之色。3、诗画统一法。文章第三段浓墨重彩地将滕王阁及周围景色推上了美的极致。文中写阁门美、屋宇美、山川美，写遍地宅舍、舸舰迷江、渔舟唱晚，真可谓是山清水秀、国富民强的江南风景图，特别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既具有诗的意境，又兼备画的情调，想时像一幅充满诗意的大自然风景画，读时像一首妙趣绝伦的好诗，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4、虚实相间法。作者登高望远，不仅驰目四方，而且思接万里。文中既实写目之所见，又发挥想像，描摹目力难极之景。如为渲染阁中气氛，作者借助联想，让乐声唤来徐徐清风，让歌声阻遏高空行云，让雅士像陶渊明那样畅怀痛饮，让文人像谢灵运那般能诗善写。如此虚实相间，不仅使读者对所写之景有具体真实之感，又使读者视野开阔，目通万里。
（三）、含蓄委婉，述志言情
在大量的铺陈叙事之后，作者借含蓄委婉的笔法，腾挪跌宕之气势，宴游唱和之欢娱引出人世之艰难，仕途之崎岖，怀才之不遇，抒写了报国无门却奋发向上的执着态度。如第四自然段，兴尽悲来，“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委婉地抒发远离京城浪迹天涯之情。接着由关山难越，想到仕途失意，借屈原、贾谊、冯唐、李广的典故，抒发有志难伸的感慨，含蓄地表达了对所谓“圣君”“明时”的不满。“所赖君子安贪”三句，表达不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的精神，又以大鹏自比，表明扶摇直上九霄的凌云壮志。而后又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说法，表明早年虽失意，但拯时匡世之信念并未泯灭。同时又反用“贪泉”“涸辙”“阮籍”之典，说明“出淤泥而不染”、“穷且益坚”之志。作者正是借多样的历史典故，委婉含蓄地述志言情。
（四）、词藻华美，语约言丰
唐初的骈体文，还有齐梁之余风，辞藻繁多，典故滥用，即以形式上的浮艳来掩盖内容上的空虚，但王勃的《滕王阁序》却用骈文的形式表达丰富的内容，再现了交织于内心的失望与希望、痛苦与追求、落魄与奋进的感情历程，真可谓辞藻华美，语约言丰。其中妙词佳句，今天还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如“星分翼轸”、“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采星驰”、“胜友如云”、“高朋满座”、“ 关山难越”、“萍水相逢”、“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读之如饮醇酒，久而弥笃。典故如陶渊明、曹植、谢灵运、冯唐、李广、贾谊、梁鸿、贪泉、涸辙、北海、阮籍……这些典故并未使人陷入浓云晦雾之中，而是清新疏朗，意味隽永。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感染力极强。
总之，《滕王阁序》是古代骈文的精品，它既发挥了骈文特有的铺陈描写手法，又运用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之气于骈偶之中。字字绝妙，句句传神，章章生辉，使人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正如都督阎公所言：“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它不但以其真实的情感和充实的内容区别于六朝及其以前那些无病呻吟或嘲风弄月者，而且打破了僵死陈旧的骈文格局和陈陈相因的文风，给骈文注入新的血液。
十一、【借代和谦辞】
1．辨识六处借代用法
（l）棨戟遥临：棨戟代阎公。
（2）襜帷暂驻：襜帷代车驾，实代宇文氏。
（3）仙人之旧馆：代滕王阁。
（4）帝阍：代朝廷。
（5）奉宣室：代入朝做官。
（6）抚凌云而自惜：凌云代司马相如的赋。因汉武帝曾夸其赋“飘飘有凌云之气”。
2．了解六个礼貌谦辞
（1）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家君，称自己的父亲。童子，王勃自称。全句意思是，家父作交趾县的县令，自己因探望父亲路过这个有名的地方（指洪州）；年幼无知，（却有幸）参加这场盛大的宴会。
（2）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
三尺、一介，都是王勃的自称。古人称成人为“七尺之躯”，称不大懂事的小孩儿为“三尺童儿”。“一介”同“一芥”，比喻自己很渺小。微命，指卑微的地位。全句意思是，我是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的一个读书人。
（3）他日趋庭，叨陪鲤对。
　　趋庭，快步走过庭院，这是表示对长辈的恭敬。叨，惭愧的承受，表示自谦。鲤对，指在父辈面前接受教诲。全句意思是，过些时候自己将到父亲那里聆听教诲。
十二、【《滕王阁序》的用典】
1．言简意赅，含蓄有味--明用
所谓明用，就是用典故的字面意思，并将其所具有的特殊含义加以扩大，变为泛指。《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虚；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天柱高而北辰远”等句中的用典即属明用典故。
“龙光”之典见于《晋书·张华传》，张华因斗、牛二星间有紫气照射而在地下掘得龙泉、太阿两剑，两剑的夺目光芒即龙光。“徐孺”之典见于《后汉书·徐穉传》，东汉名士陈蕃任豫章太守时不接来客，惟因家贫在家种地而不肯做官的徐穉来访，才设一睡榻留宿。“紫电”之典见《古今注·舆服篇》，吴大皇帝有宝剑六把，其二名紫电。
　　“清霜”之典见《西京杂记》，汉高祖斩白蛇用的剑，12年磨一次，剑刃锋利如霜雪般白亮。“天柱”之典见《神异经》，昆仑山上有铜柱，其高入天，称为天柱。“北辰”之典见《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里指北极星，喻指国君。
以上明用的典故，实现了表达上“意婉而尽，藻丽而富，气畅而凝”（刘勰《文心雕龙》语）的效果，可谓言简意丰，辞约蕴寓。
2．隐括旨义，旨冥句中--暗用
暗用指引典不直录原文，而化成自己的语言，使典故贴近语境，又不违原意，起到恰当而曲折地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效果。《滕王阁序》中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等句的用典即属暗用典故。
　　“冯唐”“李广”两典见《史记》，“梁鸿”“孟尝”两典见《后汉书》。这几个典故比较熟悉，本文不再详解。“贪泉”之典见《晋书·吴隐之佳》，广州北20里的石门有水叫贪泉，据称人饮此水必起贪得无厌之心，吴隐之至此，取泉水饮，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涸辙”之典见《庄子·外物》，此为语典，车辙无水，故曰涸辙，此处喻穷困的境遇。“阮籍”之典见《晋书·阮籍传》，身处魏晋间的阮籍，因不满于司马氏，便以饮酒来掩饰自己，以免被害，他常自己驾车外出，也不顺着路走，当前面有什么障碍不能前进时，就痛苦着回来。
　　以上这些典故，或事或语，均由王勃化用为自己的语言，而用典中所蕴涵的却是作者不为当世所用的自怨自叹的复杂情感。但又由于王勃借用了“贪泉”“涸辙”之典，把自己强行振作、不甘颓废的信念表露无遗。
3．说古喻今，比况自身--化用
化用即点化后使用。这是一种作者将叙事详备，文字较长的事典合理化简点睛，以简驭繁地表达情感的用典方法。《滕王阁序》中“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句即属典故的化用。
　　“杨意不逢”之典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朝杨得意禀告汉武帝，说《子虚赋》为司马相如所作，武帝召见相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而杨得意却仍做个掌管猎犬的小官。“钟期既遇”之典见《列子·汤问》，上古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只有钟子期知其音。
　　以上两个化用典故，涵蕴深刻。只有26岁的王勃受邀作序，但面对自己“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不禁兴尽悲来，又不便直说，乃妙笔生花，化用典故，虽说的是古，而喻的却是今，可谓比况自如，毫无斧凿之痕。
4．多典浓缩，加强效果--连用
连用是指作者为了加强表达效果而在一句之中驱遣几个典故来表达思想感情的用典方式。《滕王阁序》中典故连用的句子较多，下面仅举一例：“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捧袂，喜托龙门”句中连用四个典故，表明作者幸蒙阎公垂青，得以即席命笔，施展才华的感激之情。
　　“谢家宝树”之典见《世说新语·言语》，谢安问子侄们，人们为什么总希望子弟好？侄子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玉树即宝树，比喻不辱门庭的好子弟。“孟氏芳邻”之典见《烈女传·母仪篇》，据说孟母为教育儿子而三迁择邻。“鲤对”之典见《论语·季氏》，孔子曾立于庭中，其子孔鲤“趋而过庭”，孔子教诲他应学习《诗》《礼》。“龙门”之典见《后汉书·李膺传》：“膺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以上四个典故在句中连用，极恰当地表达出了年轻的王勃受宠若惊而又自怨自叹的复杂心理，而且这几个用典或正或反，给人以一气贯之的畅快淋漓之感。
十三、【后附王勃《滕王阁诗》欣赏】
滕王阁诗
王勃
滕王高阁临江诸，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一）、[注释]
江：赣江。帝子：指滕王。
槛：jiàn 栏杆。
（二）、[译文]
高高的滕王阁靠着江边，佩玉、鸾铃鸣响的豪华歌舞已经停止了。早上，画栋飞上了南浦的云；黄昏，珠帘卷入了西山的雨。闲云的影子映在江水中，时日悠悠不尽；风物更换季节，星座与转移方位，度过几个春秋。高阁中的滕王如今在哪里呢？只有那栏杆外的长江空自流淌不息。
（三）[赏析]
这首诗原附于《滕王阁序》后，序末“四韵俱成”一句中的“四韵”即借代此诗。由于序文的影响太大，掩没了这首诗的艺术价值，很多读者，只知道王勃的《滕王阁序》，却不知道王勃的《滕王阁诗》。
诗歌第一句“滕王高阁临江诸”直接点题，一个“临”字写出了滕王阁的居高之势。第二句由今及古，遥想当年兴建此阁的滕王，坐着鸾铃马车，挂着琳琅玉佩，来到阁上，举行豪华繁盛的宴会的情景，诗人不禁产生了人生盛衰无常的怅惘。第三、四两句写画栋飞上了南浦的云，珠帘卷入了西山的雨。这里诗人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既写出了滕王阁居高临远之势，又写出了滕王阁如今冷落寂寞的情形。融情于景，寄慨遥深。“闲云潭影日悠悠”一句，笔触则由空间转入时间，“悠悠”二字点出了时日的漫长。第六句则很自然地生发了事物变换、星座移动、年复一年的感慨。末尾两句，诗人在提出建阁的人如今何在的疑问后，以景作结，似答非答，更进一步抒发了人生盛衰无常而宇宙永恒的感慨。“槛外长江空自流”一句与李白的诗句“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意境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历代吟咏滕王阁的律绝中，王勃的《滕王阁诗》可谓上乘之作。诗歌以凝练、含蓄的文字概括了序的内容，气度高远，境界宏大，与《滕王阁序》真可谓双璧同辉，相得益彰。
（四）、王勃《滕王阁诗》赏析练习
1、对这首诗文句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第一句写出滕王阁的居高临江之势，第二句写出了滕王阁意兴阑珊的现状。
B.三、四句运用了比喻的手法进一步写出了滕王阁的高远之势，也写出了今天滕王阁冷落寂寞的情形。
C.五、六句由空间转入时间，诗人生发了光阴流逝的感慨。
D.七、八句的意思是：高阁中的滕王如今在哪里呢？只有那栏杆外的长江空自流淌不息。
2、对这首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三、四两句对仗极为工整和谐。
B.最后一句以景作结，与李白诗句“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意境相似， 有异曲同工之妙。
C.这首诗抒发了诗人对人生盛衰无常，而宇宙永恒的感慨。
D.这首诗情景交融，诗人精神振奋，全诗基调也昂扬向上。

谢选骏：闻一多不知唐朝的伟大宽容，所以才会说出初唐四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唐诗杂论》）”这样的昏话胡话。闻一多哪里知道，初唐四杰之所以还有“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的机会，就是由于唐朝还有伟大宽容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这样的伟大宽容仅见于唐宋两代，所以那时的华人可以成为世界一流的人。在其他时代，无论是唐宋之前魏晋南北朝，还是唐宋之后的元明清，像王勃这样的行径，就不是被赶出王府了，而是直接杀头了。甚至还进不了王府，就直接文字狱了。
而都督阎公这样的官，也只有唐宋才有。换在其他时代，狗官们就会干脆诬陷甚至杀掉王勃，把他的文章据为己有甚至像毛泽东那样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哪里还有什么初唐四杰甚至李白这样的狂人存在的可能呢。至于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写了下千古名篇《讨武曌檄》，也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地流亡了，甚至连个人影也没有被抓到——当然也就没有遭到明成祖朱棣那个狗娘养的对待方孝孺的“灭十族”的野兽待遇了。
闻一多不知唐朝的伟大宽容，所以绝对不会想到表扬了他的毛泽东后来会下毒手发动文革。幸亏闻一多他死的早，否则就要活受罪了，所以这姑且也算是一种“好人还是有好报的”吧。
《明成祖抢了侄子皇位却征服不了一臣子的心，名声毁于此人》（2017-07-17 方哥说史）说：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为明惠帝，惠帝听从兵部尚书的削藩建议。明成祖朱棣于是起兵谋反，抢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但有一个大臣宁死却不服从朱棣，朱棣虽然杀了他，却最后得了一个暴君的名声。

此人名叫方孝孺，明朝台州宁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传。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
洪武二十五年，方孝孺经人再次举荐的时候，朱元璋终于松口让他当了陕西汉中府学教授，方孝孺的才情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但是，真正让方孝孺一展才华的人是朱允炆，即建文帝。
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病逝，随后朱允炆即位，年号为“建文”。建文帝生性善良，他很是器重方孝孺，认为方孝孺的“明王道、致太平”很适合国家的政治，年轻的朱允炆没有排斥方孝孺，而是重用方孝孺。

朱允炆继位为明惠帝，惠帝听从兵部尚书的削藩建议。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挥军南下。
惠帝也派兵北伐，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名满天下的第一大儒、翰林学士方孝孺之手。燕军攻破京师后，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
但方孝孺拒不投降，结果被捕下狱。朱棣想借用方孝孺的威信来收揽人心，不仅屡次派人到狱中劝降方孝孺，还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但方孝孺坚决不从。

最后朱棣强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强迫他写诏书。但方孝孺却大书“燕贼篡位”，朱棣见他宁死不屈，威胁他说：“你不怕被诛九族吗？”方孝孺义正严辞地斥责说：“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
朱棣怒不可遏，后来，年仅48岁的方孝孺被押到南京城聚宝门外腰斩，其妻子和两个儿子都上吊自杀，两个女儿投河自尽。这一次，受方孝孺牵连的家人共有八百七十三人，数千人入狱或者是充军流放。因为方孝孺整个方氏家族都惨遭迫害。朱棣因此得了一个暴君的名声。

后人对于方孝孺全家被诛杀的事情称颂不已，在政治动乱的年代，能够做到像方孝孺这样不畏权势的又有几人？方孝孺被诛十族，在明朝可以说是仅此一人，他至死认为朱允炆是正统，不肯为朱棣卖命。
谢选骏指出：我好奇的是，方孝孺用千条人命换下的那些文稿呢？不见了？所以，明朝后来连小小的倭寇都打不过，再后来干脆就亡给了更小的满清——这个孽就是文字狱做下的。清朝的文字狱也使得八旗子弟变成了鸦片鬼子，十全武功之后，除了割地赔款，一无所能。

谢选骏：辩论术思维

“辩论”是指对某个议题或主张，以口语为主要方式，为分辨不同立场之正确或优劣而进行的一种争论方式，唯途中不得出现人身攻击、诽谤的情况。辩论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不一定需要精湛的口才或强大的逻辑思辩能力，但是精湛的口才和强大的逻辑思辩能力能够大大的提高辩论的能力。辩论亦讲求反应快。以辩论为主体的比赛则称为辩论赛。现在辩论已十分普遍，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谓“辩论术思维”，就是不问内容是非曲直，只管辩论形式的胜算。其特点，一个辩才可以同时扮演正方或反方的角色，完全把辩论当作一种“理论工具”来使用。
请参考以下诸节——
辩论赛的进行方式
正反双方根据明订的题目与规则，以具有胜负决定权的裁判人员为对象，所进行的口语说服竞赛。比赛进行方式依赛制不同而有所变化。
英国议会式辩论
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辩论方式，一般以英语为辩论语言。每年举行的世界大学辩论赛（World Universities Debating Championship）和欧洲大学辩论赛（European Universities Debating Championship）都遵循英国议会式辩论的格式。
比赛每一轮都设定不同的论题，一般在比赛开始前十五分钟公布，由选手现场准备。每一轮比赛人数为四个二人队，一共八人。四个队伍分别被划分为上议院（Upper House）和下议院（Lower House）的政府（Government, Proposition）和反对党（Opposition）。四个队的名称分别为上议院政府（Opening Government），上议院反对党（Opening Opposition），下议院政府（Closing Government），以及下议院反对党（Closing Opposition）。四个队分别有不同的职责，每个选手发言7分钟，最终依照结果排第一名到第四名。
新式奥勒冈制
这是由英、美等国法庭间的辩论演进而来，首创于美国奥勒冈州立大学。由台湾大学国际事务学会将其条规翻成中文，而后引进台湾，继而东吴大学的正言社整理出56条的中文奥瑞冈辩论规则。自民国63年正式引进台湾后，取消“即席抗议”的制度，成为新式奥瑞冈制度，直到今天都一直都是台湾辩论界中常用的一种比赛制度。
意义：因为此种辩系脱胎于法庭，所以双方的辩员有如对簿公堂的两边，彼此互相提出论证及质询，正方代表的是原告，反方则象征被告；主席则有如法官，仲裁抗议的提出成立与否并维持比赛的顺利进行；评审则是陪审团，操决胜负之大权。
参加人员：正反双方各派辩士员三位，评审三、五、七位（可增加但以奇数位为主），主席一位，另有按铃、计时、计分人员。
比赛进行方式：每位辩士员皆须申论、质询、答辩，流程如下：
1.正方一辩申论
2.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一辩
3.反方一辩申论
4.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一辩
5.正方二辩申论
6.反方三辩质询正方二辩
7.反方二辩申论
8.正方一辩质询反方二辩
9.正方三辩申论
10.反方一辩质询正方三辩
11.反方三辩申论
12.正方二辩质询反方三辩
13.反方结辩
14.正方结辩
新加坡制
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学所流行的华语辩论比赛方式。后来被大专华语辩论赛所采用。目前传统的“新加坡制”已经不是主流的大专华语辩论比赛方式。1999年开始，许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专华语辩论赛都对传统的“新加坡制”进行不断的更改，一般上是加入了质询，盘问，一对一攻辩，小结，或驳论等环节的其中几项，同时减短或取消了二辩和/或三辩的陈词环节。
传统的“新加坡制”规则如下：
一场辩论比赛通常分成正反双方两队，主席与司仪，裁判三位（可更多但是需以奇数为主）。
正反双方各有四人，分别为主辩，第一助辩，第二助辩及结辩。而中学赛制中多为一队三人，主辩会兼任结辩。
发言次序为正方主辩，反方主辩，正方第一副辩，反方第一副辩，正方第二副辩及反方第二副辩，之后便是台下发问时间，台下发问完结后，到反方结辩发言，最后正方结辩。
发言时间分别为主辩4分钟，第一及第二副辩3分钟，以及结辩4分钟。可是这跟赛制有所不同而有分别，如香港星岛赛（全港校际辩论）初赛中，主辩、一副、二副只有两分三十秒，而结辩亦只有三分三十秒。
而台下发问题数因比赛形式而异，通常3至4题。台下发问及台上答辩时间多以1分钟为限。
有些比赛会有自由辩论时间。自由辩论是指双方辩论员各有三分钟发言时间（发言时间按不同赛制改变），由正方先行发言。正方可派一名辩员站立及开始发言，发言完毕后即坐下，反方的倒数计时器会马上倒数，直至反方一名辩员发言完毕坐下。过程中双方辩员会不断交替发言，直至任何一方发言时间完结，另外一方即会由一名辩员作代表，把馀下发言时间用完。自由辩论节奏紧凑，双方辩员均需在极短时间内表达立埸及反击对手，因此要求辩员思考敏捷，并清楚己方之立场，在急速回应中又不致自相矛盾，难度极高。
而不同赛制下亦会加插不同的环节，如星岛设有交互发问，明爱左思右想杯则设有台下助辩等。
比赛最后会有胜方以及最佳辩论员。现赛制多以投票制计算胜方。计算胜出方法会先以每位评判分纸上双方分数何者为高，得分较高的一方可得一票。得票较高一队则为胜方。如分纸上正反双方得分相同，则该评判一票则作废票。如遇上投票票数相同，则采用总分高者为胜制，即将一方所有分数加起，高分的一方为胜方。而最佳辩论员计分方法亦为先采用投票制，先在每评判分纸各辩员得分由高至低排序，最高分者得8分，最低分者得1分。然后将各评判的票数相加，得票高者为最佳辩论员。而遇票数相同则将同票的辩论员以总分计算，总分高者为胜。
题目
一般来说可以区分成政策性命题与价值性命题，不过这不是个严谨的分类方式，部份人士认为由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来做切割，分成三种命题，政策性命题、价值性命题及事实性命题。
辩论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1.离题：偏离应该讨论的区域。初级辩手经常离题及指责友方离题。
2.稻草人：设计出让对手攻击的论点，但目的是为了要吸引炮火(对手陈词时间)，以保护己方核心但不愿被火力覆盖的论点。
3.人身攻击：针对发言者，而非发言内容进行攻击。
4.循环论证
5.断言：未经论证的话语不为论点。
谢选骏指出：在“辩论术思维”的引诱之下，你既可以通过支持也可以通过反对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你事实上可以没有任何观点，同时也等于有了一切观点。
辩论术思维，其实是一种“清洁工”，类似于“白手套”。运用辩论术思维的高手，前提是“无人格”、“无羞耻”，千万不能把自己当人看——理论高手必须无我。

谢选骏：共产党政治就是没有皇帝的太监政治

共产党专政的制度起源于俄国，斯大林是其实际创始人，那么，它的来源是在何处呢？
网文《俄国历史上真有妖僧这个人吗？》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浪荡恶棍变身圣徒
拉斯普京1869年1月出生于西伯利亚图腊河畔的一个小村庄，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年轻的时候，拉斯普京显然是村子里不受欢迎的人物，完全就是一个“不良少年”。他酗酒闹事、偷窃马匹、诱奸妇女——道德上污劣、行为上放荡。如果拉斯普京的作为仅止于此，那他只是个小村子里令邻居和长辈头痛无比的恶棍，在俄国的历史上会默默无闻。不过很快他就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这个西伯利亚的小村子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毒瘤”，但这个时来运转的家伙却将变成危害整个俄罗斯的大毒瘤。
拉斯普京平时也干一些副业，赚一点酒钱。在一次驾车送旅人到邻近的Verkhoturye修道院的旅程中，他碰巧接触到了一些正被修道院监禁的基督信士，他们是属于一个被严禁的东正教异端教派，基督信士派相信到达上帝之处的惟一途径是犯罪。犯罪而后悔罪，忏悔者就会得到神的最终宽恕。这个教派一直被当局厉行禁止，教徒一旦被发现，甚至可以不经过法庭就被处以极刑。
拉斯普京几乎是立刻就被这些异端教徒们的学说深深吸引：哇，恶行竟然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与神圣的上帝联系在一起。于是，这个西伯利亚小村里浑噩度日的无赖茅塞顿开，发现自己面前有着一条如此符合自己天性、又有远大前程的神圣道路。
拉斯普京变本加厉实践教外秘传的上帝之道，也就是作恶，当他在本村的种种劣迹使得村人再也无法容忍的时候，他终于被当地教会和政府驱逐出故乡，身影消失在西伯利亚的茫茫旷野中。这对拉斯普京来说是一个转折，因为无论在哪国的历史上，很少有成就显赫恶名的人能在家乡开始发迹史，背井离乡是他们通向日后“ 辉煌”的第一步。
在随后的几年，拉斯普京换上了修士袍，以苦行僧的形象在整个俄罗斯漫游，从虔诚的穷苦人手里拿到一点供养。他的足迹甚至到达耶路撒冷和巴尔干半岛。这段游历生活让目不识丁的拉斯普京见识大长，令他拥有许多足以卖弄的经验和知识，还有引人入胜的奇人异事——这点对拉斯普京日后在皇室的“发达”尤为重要。
拉斯普京最初的好运始于1902年。那一年他出现在kanza的修道院，身着破烂的修道士袍，浑身污垢，久未修剪的胡子和长发凌乱不堪，甚至还有强烈的体臭。但他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并成功地迷住了整个修道院，使当地的神职人员为他的传奇经历感动不已：这个恶行累累的家伙，由于上帝的指引悔过自新，他走过漫长的旅途，见多识广奇遇无数，甚至能行神迹——他的形象多么生动地说明了上帝的伟大。随后拉斯普京被引荐到了圣彼得堡，开始了他的辉煌之路。
“我们结识了一位属神的人”
拉斯普京对于他本人种种奇妙经历的动人描述，他对上帝的狂热信念同样打动了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高级教士们，而他们又将这个神奇人物介绍给了首都的贵族贵妇。从此，拉斯普京风靡一时。尼古拉二世的叔父尼古拉大公是拉斯普京在贵族中最早的有力支持者，据说起因是他曾经治愈了大公的爱犬。
有关拉斯普京行使神迹的传说并不止于这只尊贵的狗，他预言旱灾、治愈疑难杂症等等的神迹也被圣彼得堡的贵族们津津乐道。
1904年8月12日，尼古拉二世和他的爱妻亚历山德拉皇后终于在连续几个公主的诞生后，迎来了整个皇室盼望已久的男性继承人——阿列克谢的降临。然而新生儿的到来所引发的欢乐气氛在不到一个月内就被悲伤和绝望所代替。在一次偶然的小事故中，阿列克谢被划了一个小伤口，然后便流血不止，伤口无法愈合，原来小皇太子是个血友病患者！就在这时，尼古拉大公和AnnaVyrubova——亚历山德拉皇后的亲密女友和拉斯普京的绯闻情人，向沙皇一家郑重推荐了被他们视为圣人的拉斯普京。拉斯普京进入宫廷一事被尼古拉二世郑重地写在日记本上：“我们结识了一位属神的人——来自Tobolsk省的格雷戈里。”
就这样，拉斯普京踏进皇太子的房间，浑身充满着自信与从容。他举止坚定，就像早已看透一切，成竹在胸。他稍微查看了一下在痛苦中的小太子，然后从斗篷下取出一些药粉递给一旁满面愁容的医生，又用温柔的声音在小太子耳边轻语。这样的事重复几次之后，皇太子的流血止住了，并且很快恢复了健康。沙皇夫妇欣喜若狂。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只能认为是上帝的伟大神迹，而拉斯普京这个不修边幅的修道士，无疑是上帝的使者。从此拉斯普京便在沙皇夫妇心目中成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人物。
无论后世对拉斯普京的种种所谓神迹如何不屑一顾，但他对皇太子施行的治疗却无疑是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拉斯普京的生平涂上了神秘色彩。后人对此猜测纷纷，有人相信拉斯普京也许真的具有某种特异的能力，能够治疗疾病。
也有人认为拉斯普京不过是运气好而偶然发现了一些富含有效成分，比如对凝血有帮助的维生素E的药剂。事实上，拉斯普京自己也曾经透露他使用一种从一个赤脚医生处得来的藏药。当然，不管拉斯普京对于治疗小阿列克谢到底用的什么奇怪法门，对于沙皇夫妇来说，摆在面前的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只要有拉斯普京在，皇太子的生命就是有保障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这对爱子心切的夫妇对他赋予无上的信任，乃至视他为圣人。
玩弄沙皇夫妇玩于股掌之中
不过，拉斯普京显然不被宫廷贵族所喜欢。他举止粗野，放肆无理，完全是一个下等人的面目。但是当宫廷近卫统领Dedyulin致信尼古拉二世表示他对拉斯普京的强烈厌恶时，沙皇却回信说：“他只是个好心肠的、虔诚而单纯的俄罗斯人。当我为烦恼和疑虑所侵袭的时候，我都会向他倾诉，并且无一例外地从他那里得到心灵的平和。”而亚历山德拉皇后，或许出于热切的母爱，则更是拉斯普京的强烈拥护者。对她而言，拉斯普京是上帝对她虔诚祈祷的回应，一个圣人，她甚至有一次直接称呼他为基督（Christ，救世主）。
即使拥有沙皇夫妇的绝对信任，日益放肆的拉斯普京还是给自己惹来了危机。虽然在沙皇夫妇面前拉斯普京用尽心机，但他在贵族们中间可就几乎是肆无忌惮、忘乎所以了。他一方面非常享受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中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另一方面却以耻笑和贬低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物为乐。在贵族们宴会中，他经常有意突出自己粗鲁的农民习性，甚至会用脏手伸进中意的菜汤中捞取食物。他还乐于大肆夸耀自己在沙皇夫妇面前所受的重视，特别强调亚历山德拉皇后对自己近乎迷信的信任，津津乐道他与皇后和几位公主间的亲密关系。
他也开始积极发展自己的党徒。从贪婪的珠宝商人到别有用心的政客和贵族都被他揽至旗下。除此之外，这位“圣洁”的修道士，沙皇夫妇心目中的道德楷模，还对女人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实际上，俄罗斯野史中对拉斯普京最浓墨重彩的描述，乃是关于他的种种风流逸事和他对女人的征服。不管这种香艳的传说中有多少夸大其词的成分，拉斯普京与众多贵妇有染倒并不是无中生有。与野史小说中渲染的拉斯普京的情场得意源于他的独特魅力和贵妇人的特殊心理不同，拉斯普京纵横情场还依赖于他大肆宣扬的一种理论：和他这样的圣人进行身体上的接触是一种对自身的净化。
贵族们杀死了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俄罗斯被一种好战的情绪激动着。但无论俄罗斯贵族们是多么地富有战斗激情，俄罗斯显然没有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做好充分准备：俄罗斯军队节节败退，强烈的不安笼罩着朝廷。
1915年，面对战事每况愈下，尼古拉二世决定御驾亲征，并把处理内政的权力交给了亚历山德拉皇后——一个不能再坏的人选。虽然亚历山德拉皇后无疑是一个富有爱心、虔诚、优雅的人，但她绝非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她不了解俄罗斯的实际情况，只凭热情和想象行事。更糟糕的是，由于对儿子的母爱，她无原则地信任拉斯普京。如果沙皇的存在对拉斯普京的行动多少有些抑制作用，现在沙皇去了前线，拉斯普京便可以在圣彼得堡呼风唤雨了。整个朝廷都被安插上了拉斯普京的人，而贵族们对这个修道士的仇恨几乎达到了顶点。
1916年12月拉斯普京很惊喜地收到了Youssoupov亲王的邀请。由于一直被罗曼诺夫王朝的成员排斥，拉斯普京也希望能找机会讨好这些贵人们，更何况，Youssoupov还表示他那早负艳名的妻子Irina也会亲自招待客人。那天晚上，拉斯普京心情愉快地走进Youssoupov的豪华城堡，对即将到来的美食和艳遇充满期待。可是城堡里等着这位修道士的除了宴会，还有毒药、棍棒和绳子。满怀厌恶和仇恨的贵族们给拉斯普京灌下毒药，捆绑了个结实，然后扔进了冰封的Neva河中。
然而，杀掉一个祸乱朝廷的恶棍也不能救赎危机重重、摇摇欲坠的俄罗斯王朝。拉斯普京死后的三个月，“二月革命”爆发，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从此结束。1917年7月，沙皇一家人被苏维埃政府集体枪杀于叶卡捷琳娜堡，他们的尸体经焚烧后被丢弃在废置的矿井中。
拉斯普京，这个以奇特的方式影响了俄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又以这样奇特的方式被打上了历史的封印，成为一个谜。
网文《俄国妖僧拉斯普京的简介 拉斯普廷是怎么死的？》也可以参考——
文章简介： 被很多人认为给俄国皇族带来极大的不健康影响的塞尔维亚僧侣格利高里·拉斯普廷，终于为暴力所杀。他是被两名俄国贵族成员暗杀的，因为他们显然确信拉斯普廷在战争中偏向德国。
拉斯普京——俄国著名妖僧格里高利·拉斯普京，俄国妖僧，俄国尼古拉二世时的神秘主义者、俄国沙皇及皇后的宠臣。
拉斯普京的大事记
1869年1月10日俄国妖僧拉斯普京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省的农家
1869年1月10日，俄国妖僧拉斯普京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省的农家，父亲叶菲姆·维尔金早年好赌，后携家移居西伯利亚秋明地区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并改姓“诺维赫”（意为“新人），成为富农，后因妻子、长子、独女相继去世而家道中落。
1916年12月30日俄国妖僧拉斯普廷被杀
1916年12月30日，被很多人认为给俄国皇族带来极大的不健康影响的塞尔维亚僧侣格利高里·拉斯普廷，终于为暴力所杀。他是被两名俄国贵族成员暗杀的，因为他们显然确信拉斯普廷在战争中偏向德国。
拉斯普京之死
1916年12月30日(俄历12月16日)，尤苏波夫亲王、皇族成员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俄罗斯杜马右翼议员普利什凯维奇、尤苏波夫的密友苏霍金大尉和一名医生在彼得格勒的尤苏波夫宫设下陷阱。尤苏波夫以妻子伊琳娜为诱饵(有说法认为同性恋的尤苏波夫以自己为诱饵)，将拉斯普京诱来，给他吃了8块掺有氰化钾的蛋糕，喝了一瓶掺有氰化钾的马德拉葡萄酒，但拉斯普京毫无反应。于是尤苏波夫向拉斯普京开了一枪，打穿了他的肺叶，碰伤心脏后留在肝脏里。
众人以为他已经死掉，正要处理尸体时，拉斯普京突然苏醒过来，扼住尤苏波夫的喉咙，说“费利克斯，费利克斯，明天就把你绞死”，随后挣脱了众人的制服，跑到尤苏波夫宫的庭院里。普利什凯维奇追出屋外，向拉斯普京开了三枪，最后一枪正中其头部。
密谋者将他拖进屋内，拉斯普京再度苏醒过来，尤苏波夫用哑铃猛击其太阳穴，将他再度击昏。
拉斯普京最后被扔入涅瓦河的一个冰窟窿中，尸体于次日被发现。法医验尸结果表明他是溺水而死的，拉斯普京肺中全部是水。如果丢入河中的就是一具尸体，他的肺中是不可能有这么多水的。拉斯普京在冰面下的冰水中存活了8分钟之久。
拉斯普京的尸体经过防腐处理后被运到皇村，亚历山德拉皇后在那里为他修建了地下墓穴，并计划在墓穴上修建修道院。
二月革命后拉斯普京的尸体被进驻皇村的士兵发现，运到彼得格勒游街示众，然后被焚尸扬灰。
有人述评说：“妖僧后来还魂在斯大林身上了。”
这很有道理，因为斯大林妖孽姑且不说，他的“总书记”就是相当于“妖僧+太监”。
在黄俄这边，汪精卫是孙中山的秘书，毛泽东是汪精卫的秘书。
共产党的书记和主席，都是起源于秘书制度。而太监就会是古代皇帝的秘书，包括生活秘书和政治秘书。
共产党政治，就是一群没有皇帝的太监在玩政治，类似埃及的马木留克奴隶集团。当然，这些太监（监军政委）还有老婆孩子，偶尔世袭。

谢选骏：谎言的竞争

“布尔什维克是现代恐怖主义的策源地”；而推动其恐怖主义的武器，就是谎言的竞争。斯大林主义揭示了——“谎言，暗杀，虚假审判，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工具。”按照列宁的诠释，这是从黑格尔哲学里引申出来的“辩证真理”。
（一）
《格罗弗的新书：托洛茨基反斯大林的谎言》
　　书名：托洛茨基的“混合物” （Trotsky's "Amalgams"）
　　托洛茨基的谎言，作为莫斯科审判的证据，杜威委员会。
　　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的阴谋
　　第一卷
　　作者：格罗弗?弗尔
　　
　　价格：$25.00美元
　　538页;简装
　　ISBN：978-0-692-58224-4
　　查看封面
　　出版社：Erythros新闻媒体有限责任公司
　　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在1980年向研究人员公开，研究人员发现的证据表明，托洛茨基就很多人物和事件故意地多次说谎。其他托洛茨基谎言的证据来自于他自己的著作和前苏联档案文件。
　　同样的主要来源，加上托洛茨基自己的著作，证明了托洛茨基对有关在他的著作中关系到苏联几乎所有事情，和在他的著作中关于1936年、1937年和1938年三次莫斯科审判，和在他的著作中关于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和他于1937年对杜威委员会的证词，全都说了谎。
　　这本书将彻底改变对莫斯科审判的认识。 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活动必须以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
　　这项研究结果揭示了许多关于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阴谋。

　　对格罗弗?弗尔的前一本书《Blood Lies》观点和评论：
　　“格罗弗?弗尔站在苏联当代历史研究的最前沿。他坚定地致力于纠正苏联历史修正主义，在他有关早期苏联时代的著作中最缜密地研究与分析了目前在俄罗斯，欧洲和北美最权威的档案资料。他的研究结果与独特的盆栽的西方学术叙事相抵触，对了解苏联早期时代的复杂历史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是学者和学生研究20世纪欧洲历史的必读物。”
　　——伊曼纽尔?内斯，政治学教授，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立大学
　　“《Blood Lies》是一部几乎逐字逐句地反击/反驳关于斯大林和苏联在大众市场上流行的书。反驳揭穿了更多的谎言，歪曲和错误（“错误”不是不可避免的疏忽，而是纯粹的，肆意的诽谤，因为它们是如此反复）和其他拿奖学金来证明可靠的“实际”发生的事情。作者格罗弗?弗尔，在他最著名的早期的著作《赫鲁晓夫说谎》，反驳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的一连串不能接受的谎言！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中世纪历史学家从事开始了职业生涯系统地批判了广为接受的英/美的苏联历史叙事。”
　　——Will Podmore，Osteopathy英国学校图书馆员，《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870》（2011年）和《The War Against the Working Class》（2015年）的作者
（二）
《》托洛茨基的被证实的谎言：它们是什么，关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的活动，它们在暗示什么
格雷弗·弗作者 2015年10月于北京
[Trotsky’s Proven Lies. By Grover Furr]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1929年2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需要注意的是，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不是因为他与斯大林的意见相左，也不是因为他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1928年1月31日，他起初被流放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因为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个有组织的“小派系”的领袖之一。这种小派系是党内的一小伙人，他们的政治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不同，致力于在党内以及在全苏维埃社会推进他们自己的路线。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把这些小派系排除在外，拒绝接受他们的存在。
1928年，托洛茨基在他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继续进行他的派系活动，起初他被警告，然后，他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先是留在土耳其（1929-1933），然后是法国（1933-1935），接下来是挪威（1935-1936），最后是在墨西哥，在那里他从1937年1月一直待到1940年8月他被暗杀。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从大概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期托洛茨基被放逐期间的写作与活动。
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写作
在放逐期间，托洛茨基出版了很多书和文章。他的大多数文章最开始都是刊登在俄国他于1929年创办的一份叫做《反对派公告》的杂志上。大多数上面托洛茨基的文章都被翻译成了很多种语言。今天，除了“托派”外，就是一群围绕在托洛茨基身边的“伟人的狂热崇拜者”，已经很少有人去读托洛茨基的文章了。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的作品已经很少会有人去批判地阅读了。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不同情托洛茨基政治立场的人，通常不会去研究他的作品，或者阅读也只不过是为了在理论层次上批判它们。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不是这样做的。我根本不研究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相反，我关注两件相关的事情。第一，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尤其是关于苏联当时的事件，都写过什么；其次，从托洛茨基的政治活动中，我们能了解什么。我对托洛茨基的阴谋特别感兴趣，这些几乎被所有曾经论述过托洛茨基的人都忽略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很多。
赫鲁晓夫在第20次党代会的秘密演讲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托洛茨基忠实的追随者之外，很少有人读他的论文。少数非托派的人读他的论文，毫无疑问是因为这些论文猛烈而又尖锐的对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攻击。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看做是“革命的掘墓人”。很显然，托洛茨基是第一个经常性地把斯大林比作希特勒的人，他也是第一个把苏联政府称作“极权主义”的人。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对苏联政府的攻击中，他认定了很多具体事实，其中有很多现在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托洛茨基没有理由客观地看待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他对于笔下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都是持谴责态度的。
1934年12月1日，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走廊被敌人暗杀，凶手是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一个三十岁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尼古拉耶夫事后想要自杀却没有成功，然后被逮捕。几天之后，他说出了他的同党，他们都是一个秘密团体季诺维也夫派的成员——即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们，季诺维也夫是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在基洛夫之前，他是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
在对于季诺维也夫派的地下的、秘密的调查中，一些成员提到，他们同地下的、秘密的托洛茨基派是处于同一阵营的。因此，托洛茨基的名字在公布调查结果的苏联新闻报道中被提到几次，也因此也被外国媒体的报道提到。
托洛茨基不仅否认了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处于同一阵营，而且攻击他们，把他们称作“投降派”，投降派是指一些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们因为参加一些反对斯大林的小派系被流放，后来他们又对斯大林政府屈服了。托洛茨基进而宣称，与这些“投降派”有任何瓜葛都是违背他的原则的，他说，自从他在1929年早期被流放，他就与这些“投降派”没有任何私人接触了。
1934年12月底，尼古拉耶夫和他在列宁格勒的秘密季诺维也夫派的同伙一起被审判，定罪并且被执行。1935年1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莫斯科总部的成员被审判并且定罪，因为他们知道在列宁格勒的秘密的季诺维也夫派的活动，但是他们却没有通知党。
反对基洛夫的阴谋线索继续被揭露。另一个阴谋是克里姆林宫自己揭露的，是有关一些自由派的，也跟加米涅夫的一些亲属有关。1936年1 月，一些被逮捕的人开始谈论“反对派阵营”，包括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右派——即布哈林的追随者，托姆斯基，李可夫，还有其他的反对派。斯大林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之前并不知道这一阵营。
到1936年7月，很多搜罗来的证据显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承认参与了基洛夫的谋杀。1936年8月第一场莫斯科审判迅速进行。托洛茨基派很多人被牵连进去，他们认了罪，一些人和其他的反对派一起被处决了。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利昂·谢多夫也被牵连进去，说他们计划了谋杀，但是他们没有被定罪因为他们当时不在苏联。
1936年10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写了一本书，名字是《关于莫斯科审判的红皮书》。在书中，托洛茨基否认了每一项莫斯科审判对于他、他的追随者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指控，托洛茨基把这些指控称作是斯大林的“诬陷”。
1937年1月，又一场公开审判在莫斯科进行。这次审判的是托洛茨基自己的追随者，他们已经在几个月以前1936年8月的审判中被调查者认定是托洛茨基的人。1937年4月，托洛茨基详细地在“杜威委员会”前证明自己无罪，这个委员会建立的目的就是检验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对托洛茨基的指控是否属实。杜威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反共产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其中的一些成员中途离开了，他们认为这个委员会是有偏见的，偏向于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领导。后来，在1937年，杜威委员会发布了一篇题为《无罪》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宣称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都是清白的，这些指控都不正确，莫斯科审判就是一场诬陷。
1937年5月和6月，一批非常高级别的军事将领被逮捕，其中最主要的是红军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他们的罪名是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和斯大林的领导，谋杀主要领导人，在德国与日本军队侵略苏联的时候与德国和日本的军方合作，目的是推翻苏联政府的领导。一旦这些被实现，这些现在都处于苏联的领导职位上的阴谋者将会抛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与德国和日本联合，对抗西欧和美国。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的军事将领也承认他们与托洛茨基合作，他在获取政权后将会扮演某种领导角色。
苏联警方的调查继续进行。1938年3月，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莫斯科审判开始，审判“右派和托洛茨基派”。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谢·李可夫和其他的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承认他们有自己的阴谋—他们是“右派”—也和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派合谋。他们承认犯了破坏罪，密谋暗杀罪，与外国通敌罪，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尽管也有法国和英国。托洛茨基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赫里斯季安·拉科夫斯基也承认与托洛茨基进行秘密阴谋活动。
托洛茨基否认了所有针对他的指控。托洛茨基提供了另外一个故事版本：斯大林策划了所有的审判；根本就没有阴谋；斯大林正在消灭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正像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兰西共和历二年热月（1794年7月27日）发生的事情一样，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被推翻，法国大革命激进阶段结束。
1940年，托洛茨基仍然坚持所有针对他、他的追随者以及所有反对派的指控都是错误的，是诬陷，然后，他就被暗杀了。
赫鲁晓夫
从1935年到1956年，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并没有多少。托洛茨基的故事版本——也就是说，斯大林策划了所有的指控，并且用严刑拷打强迫这些被告屈服——被那些思想上的反共产主义者所接受。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少有人相信他们。共产主义者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和领导为他们赢得很大的支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也是如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起来是战无不胜的，全世界的托洛茨基派运动都只是少数人的运动，并且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在几个月之内，尼基塔·赫鲁晓夫就上升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领导人。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关门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报告中，他指控斯大林犯下很多罪行。赫鲁晓夫也公开质疑了在1934年基洛夫谋杀案中被定罪的那些指控。在几个月之内，赫鲁晓夫的人就开始质疑三场莫斯科审判和图哈切夫斯基审判中的所有被告是否有罪。在1961年10月召开的第22次党代会上，赫鲁晓夫和他的支持者们发动了一场针对斯大林的更为猛烈的攻击。
同时，艾萨克·多伊彻，一个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的传记作家，写了三卷本的托洛茨基传记。第三卷名为《流浪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于1963年出版。在这一卷中，多伊彻把托洛茨基描绘成一个与他自己描绘的一样的人，使用的几乎都是托洛茨基自己的档案材料。
这两件事，赫鲁晓夫的“秘密发言”和多伊彻的传记，联合起来使得托洛茨基看起来像一个“真的”先知。在很多人看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运动中，赫鲁晓夫的指控几乎被普遍地认为是正确的—已经证实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的控诉是正确的。许多共产主义者离开了他们的党，加入了托洛茨基派。从1956年开始，尤其是多伊彻的传记出版之后，托洛茨基获得了新生。托洛茨基主义现在在许多国家里都是左派的重要力量，包括美国和西欧，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权力。在那之后不久，由于赫鲁晓夫解禁而出现的大量的指控斯大林恐怖罪行的书和文章都停止出版了。从1965年到1987年这段时间，攻击斯大林的书在苏联多多少少都停止了，但是谎言—今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谎言—在赫鲁晓夫领导期间散布的谎言没有被谴责或反驳。
1987年开始，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对于斯大林的另一场大规模攻击开始了。戈尔巴乔夫对于斯大林的攻击远比赫鲁晓夫要猛烈。这场攻击在使苏联历史，事实上，还有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失去权威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上的作用。它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些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谎言仍然在为一些国家里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复兴提供意识形态的理由，比如俄国、前苏联的部分地区比如乌克兰和前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所有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谎言都被迫切地接受，这样才能显示出共产主义是一种接近于纳粹主义的“罪行”，社会主义不过是这个灾难性下滑的斜坡中的一段而已。
戈尔巴乔夫时代对于斯大林的攻击和对于他和其他的苏联领导人的罪行的指控，正如赫鲁晓夫时代的攻击一样，被托洛茨基派热切地反复宣讲。自从赫鲁晓夫在1956年发布秘密讲话，托洛茨基运动的领袖们就已经确认，托洛茨基的可信性，还有因此而产生的托洛茨基运动的可信性，都依赖于苏联领导人针对斯大林的指控是否被最广泛地接受，这些指控包括谋杀，歪曲事实，严刑拷问以及其他罪行。
哈佛托洛茨基档案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托洛茨基把他的档案卖给哈佛大学，条件是，这些档案要在他死后四十年之后才能公开。托洛茨基的遗孀特别准许艾萨克·多伊彻使用它。除了多伊彻，似乎没有其他的研究者能够接近这份档案，直到1980年1月2日，这份档案最终向公众公开。
在档案公开之后的几个月内，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勃鲁埃在里面发现了托洛茨基说谎的证据。博鲁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托洛茨基的历史学家。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进入九十年代，博鲁埃发现证据证实了托洛茨基更多的谎言。他发现这些证据或是在哈佛托洛茨基档案里，或是在托洛茨基作品集里，这部作品集不知何故被收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里。
博鲁埃坦率地承认，他发现了很多托洛茨基的谎言。但是，博鲁埃总是在缩小这些谎言的重要性。他从未深入探讨这些谎言对于我们理解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活动有什么意义，或者这些谎言对于我们理解苏联历史有什么意义。
博鲁埃也没有提出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托洛茨基对于这些事情撒谎，还有那些事他没有说真话？博鲁埃发现的这些谎言要求我们去验证几乎每一个托洛茨基宣称是事实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独立的证据去检验托洛茨基的话。通过这种做法，我已经发现了其他几个托洛茨基的重要谎言。
在这次谈话的剩余部分，我要做以下这些事情：
我要列举皮埃尔?勃鲁埃发现的托洛茨基的谎言。
我要列举一些我自己发现的托洛茨基的谎言。
我要解释通过这些谎言，我们能了解托洛茨基本人什么情况，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什么情况，还有无论是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还是在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西方反共产主义历史学家都写了哪些关于历史的反共产主义作品。
我也要简要地列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今天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含义是什么。
“右派和托洛茨基派阵营”的存在
三场莫斯科审判的主要指控是，在最重要的反对派系中存在一个秘密的政治联盟，也被称作“阵营”，这些派系有：季诺维也夫派，托洛茨基派，右派（还有其他的反对派也参与进来）。这个“阵营”在1934年12月以及之后不久，在基洛夫暗杀的调查中被提到过，然后就很少被提到了，直到在1936、1937和1938年莫斯科审判中，它成为对那些最重要的被告的主要指控。
开始，托洛茨基愤怒地否认了这样一个阵营曾经存在以及存在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宣称，不管他们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右派，甚至还是他自己的前追随者，他永远也不会和那些“投降派”身处同一阵营。
赫鲁晓夫在1956年第20次党代会和1961年第22次指控斯大林之后，苏联共产党的官方立场是，那样一个“阵营”从未存在过，斯大林和他的亲信编造了这个阵营，迫使无辜的前反对派承认他们是那个“阵营”的一部分，然后理所应当地处决了他们。这个官方立场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
1980年博鲁埃在哈佛托洛茨基档案中发现证据，证实这一阵营确实存在，而且是在1932年就形成了，完全像莫斯科审判中那些被告所证明的一样。托洛茨基与他儿子之间的文件不可否认地证实了“阵营”的存在，而且是经过托洛茨基的同意建立的。这些信件主要讨论了季诺维也夫派，而且也提到了“右派”—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将很快也进入这一阵营。
托洛茨基指出，他在出版物上尖锐地批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也同样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批判了他。但是，哈佛托洛茨基档案中却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托洛茨基实际上已经跟这些人还有他们的拥护者建立了一个“阵营”。
托洛茨基与“投降派”的联系
托洛茨基反复而又详细地宣称，他不仅没有和其他的反对派形成政治联盟或者“阵营”，而且自从他1929年被流放开始，他就再没有与他们或者他自己的前追随者联系，因为这些追随者都“投降”了。但是美国历史学家阿奇·盖蒂发现，托洛茨基事实上在1932年给其中的一些人写过信。在哈佛托洛茨基档案中，盖蒂发现了的托洛茨基的挂号信收据—实际上，收据是来自于托洛茨基的一位法国的主要支持者—信是写给卡尔·拉德克，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格里戈里·索克林科夫的。我检查了这些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挂号信收据后，发现写给卡尔?拉德克的信被送到拉德克手里的时间与1937年1月莫斯科审判中，拉德克说他收到了一封托洛茨基的信的时间，刚好吻合。
托洛茨基总是不断地否认，并且言辞激烈，他说他与拉德克，索克林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或者任何一个“投降派”没有任何关系。正像他在提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时候所说的，他指出他曾经在出版物上屡次言辞尖锐地批判过拉德克，同样，拉德克也曾经批判过他。博鲁埃承认，这意味着所谓的“投降派”只是一个谎言，一个“烟雾弹”，用以掩护他持续不断的反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阴谋活动。
盖蒂意识到他发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托洛茨基在宣称他与那些向斯大林“投降”的反对派彻底决裂的时候，他在撒谎。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发现。博鲁埃也发现托洛茨基派与其他反对派的“阵营”确实是存在的，这两个发现说明托洛茨基在他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在他对杜威委员会的证词中，他都说了谎。
盖蒂还发现了其他的事情，这件事是博鲁埃知道却从未提起的：托洛茨基的档案曾经被“净化”。给拉德克，索克林科夫和其他人的挂号信收据仍然在那里，但是信件本身却不见了。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从档案中被移除了。盖蒂意识到这意味着档案中“能定罪的”材料都被拿走了。托洛茨基对于“阵营”以及他与“投降派”的接触都说了谎，两件事结合起来看，这意味着托洛茨基所说的、所写的关于他自己的活动的话都不可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托洛茨基认为合适，他就说谎。
这个发现很重要，可是盖蒂却再也没追根刨底。博鲁埃仅仅是忽略托洛茨基档案曾经被净化的事实，也忽略了盖蒂发现的托洛茨基与拉德克，索克林科夫和其他人通信的证据。
这很重要，因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证明，托洛茨基曾经勾结德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阴谋推翻苏联政府。托洛茨基，他之后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所有苏联历史的反共产主义的学者们，当然还有托洛茨基所有的追随者们都曾经否认过这些指控。但是，既然盖蒂和博鲁埃已经证实托洛茨基无论何时，只要方便，就会说谎，而且托洛茨基档案已经被净化，那么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相勾结的指控就不能再被认为是“荒谬的”从而被置之不理。
托洛茨基的其他联系
整个20世纪80年代博鲁埃继续发现更多证明托洛茨基说谎的证据。他指出，事实上托洛茨基一直与高尔茨曼——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保持着联系。高尔茨曼声称他曾与列夫· 西道夫交谈过几次。而托洛茨基却对杜威委员会说他未曾见过高尔茨曼。几个月后托洛茨基承认他通过自己的儿子西道夫与高尔茨曼有过间接联系，然而之前西道夫早已在出版物中承认此事，因此托洛茨基除了承认之外别无选择。
一开始，西道夫和托洛茨基承认和高尔茨曼只见过一次。但高尔茨曼说他们见过好几次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杜威委员会在巴黎的听证记录出版，西道夫才被发现承认与高尔茨曼见过好几次面。杜威委员会并未对他和高尔茨曼的谈话内容进行查问。1936年的审判上，高尔茨曼作证称西道夫告诉他托洛茨基想要转向“恐怖”手段，即刺杀斯大林及其主要支持者。他还称自己将这些指示带回给伊万·斯米尔诺夫，在苏联的拥护托洛茨基的秘密组织的领导者。
托洛茨基称流放后，他与斯米尔诺夫并无联系。但托洛茨基与儿子有关“组织”的通信证明托洛茨基实际上与斯米尔诺夫一直有联系，而高尔茨曼是他们之间的送信人。
托洛茨基还否认与尤里·加文，另一位斯大林反对者，有过联系。可是1936年审判的证词却显示，和高尔茨曼一样，加文也曾从托洛茨基处带回有关“恐怖”手段的指示给斯米尔诺夫。博鲁埃发现托洛茨基事实上与加文有联系。
1937和1938年莫斯科审判证明托洛茨基曾依靠过Reich——一个取得丹麦公民身份并化名乔纳森的反叛者。自然，托洛茨基同样否认了这个极不寻常的故事。但博鲁埃发现事实确凿——在丹麦确有人名叫Reich和乔纳森的人。此人居住在哥本哈根并且订阅托洛茨基的《公报》俄文版。博鲁埃认出这个人就是莫斯科审判上名为Reich – Johannson的人。
西道夫与托洛茨基之间有关“组织”的通信，还显示托洛茨基曾与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有接触——此事一直为托洛茨基否认。2008年，瑞典研究者斯文-埃里克·霍姆斯特朗发现——更准确地说，重新发现——在一次与荷兰社会民主党报《人民》的采访中西道夫说漏了嘴，承认实情是托洛茨基不仅与季诺维耶夫和加米耶夫有联系，还和拉狄克以及尤里·皮亚塔科夫——另一个“投降主义者”——有联系。由于博鲁埃和盖蒂在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发现，我们才得以知晓西道夫无意中说出事实的事。
被证实的托洛茨基与尤里·皮亚塔科夫的联系至关重要。在1937年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上，尤里·皮亚塔科夫，和拉狄克一起作为最重要的两名被告，作证称他于1931年曾与托洛茨基会面，并于1935年秘密飞往挪威，接受更多来自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式的指示。托洛茨基谎称与皮亚塔科夫并无联系也暗示皮亚塔科夫可能一直在澄清这次秘密旅程的真相。
托洛茨基在基洛夫谋杀案调查中的谎言
因为博鲁埃，盖蒂和霍姆斯特朗发现了托洛茨基的谎言，我决定检验托洛茨基从1935年起的所有书面声明。这些声明是可以通过事实来证实（或证伪）的。由于我写过一本关于谢尔盖·基洛夫谋杀案的书，我对此事的证据很熟悉，并对此很感兴趣，因而决定努力检验托洛茨基在此案中声明的真伪。我发现，对于这件谋杀案的调查和随之而来的审判中，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说谎。
我还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托洛茨基在他公开的文章中间接承认了许多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们对他发起的正式指控。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讲述细节。你们不久可以从我写的两册《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中第一册了解它们。下面我只说基本的事实。
基洛夫与1935年12月1日被谋杀，杀害他的人，尼古拉耶夫，开始供出自己所在的季诺维也夫组织中其他帮助过他的几个成员的名字。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到与托洛茨基分子的合作。托洛茨基否认了此事。但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事实，因为 博鲁埃发现“组织”的确存在。
托洛茨基的名字开始出现苏联出版的各种有关基洛夫谋杀案的文章上，通常以“托洛茨基分子”的形式而非托洛茨基本人的名字。此时苏维埃调查者还并未宣称托洛茨基——甚至他的追随者，与基洛夫谋杀案有关。然而托洛茨基认为他的名字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这种想法符合逻辑。被捕的季诺维耶夫分子已经供出了他们的领导，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凭什么就不会供出托洛茨基一干人呢？
所以托洛茨基作出了一个“预测”。他声称，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整个调查显然只针对季诺维耶夫分子。他还称，这次调查的目标是他托洛茨基本人，因为斯大林害怕托洛茨基力量的壮大。托洛茨基推测，他的名字将会被提及。为了“提前揭破这个计划”，他公开了这一推测。
“对于即将来临的一切。要先发制人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提前揭穿他们的计划。斯大林主义者们将驱逐异己、引渡和逮捕还有其他欺骗手段公开宣称为世界警察一般的行为。列宁主义者们面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一定准备发表无产阶级的观念。在这次事件里，像其他事情一样，（我们）必须得说明它到底是怎样的。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目的。”
今天，我们了解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联系起来，不是个“计划”，而是事实。显而易见，为了能显得高瞻远瞩，消除对他所作所为的怀疑，托洛茨基希望让事实显得像假的一样。而他本人的故事却是真正的弄虚作假。
我们把这件事和博鲁埃提供的信息放在一起看，发现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与季诺维耶夫分子的确组成了一个“组织”。我们明白了托洛茨基是如何“预料”到他的名字将会出现得。他预测，早晚都会有季诺维耶夫分子把“组织”暴露出来。事实并非如此。托洛茨基的“预测”并未成真。没有季诺维耶夫分子透露“组织”的存在。托洛茨基的名字会出现，仅仅是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与季诺维耶夫结盟有关。
又有几次，托洛茨基依靠“提前揭穿整个计划”的诡计。每一次，我们都发现他“预测”的对他的指控都成了真，这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指控本来就是真实的。我将给出三个例子。
1.托洛茨基称苏联新闻机构控诉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计划对苏联进行“武装干预”。事实上这是子虚乌有。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从未被控告计划“武装干预”，所以苏联新闻当然不会报道此事。那么为什么托洛茨基会做出这样的“预测”，多次重复提及直至最终放弃它呢？因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图哈切夫斯基审判中，被指控计划“武装干预”，与德国结盟，反对苏联的人是托洛茨基。该指控直到1937年才被发起，而托洛茨基在1935年做出了错误的论断。
2. 托洛茨基称苏联控方指控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计划“资本主义复苏”。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西道夫再次多次反复提及这项指控。为什么？最好的解释是托洛茨基做出了这项指控。因为他本人告诉他的支持者，掌权之后他们必须同意“资本主义复苏”，因为只有这样做，新的体制才能为德国、日本、英国、法国这些资本主义强国所认可。结果证明，直到1937年第二次莫斯科审判这项指控才被公开。但1935年托洛茨基当时没能预料到指控不会立刻到来。因此他“预测”这一指控以“提前揭穿整个计划”。
3. 我最后的例子大概是最有戏剧性的一个。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托洛茨基最亲密最长久的盟友，与1937年1月被捕。同年3月，托洛茨基在一篇文章中发表了如下观点：
“毫无疑问，在下一场审判中，拉多夫斯基作为被告，将会被指控与日本外交官和军方进行秘密交易。”（当然，这是托洛茨基的命令。）
一个月以后，在1937年的4月，在他对杜威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中，托洛茨基写得更加明确：
“现在，我问我自己是否(拉多夫斯基被捕)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之后构陷他。把他和在日本政府的军方首脑联系在一起，等等。”
在1938年3月的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拉多夫斯基证实他曾被日本方面收买但没有之处具体是何人。但只在2004年公开的审判前的证词则显示这些人是当时的日本外交部部长广田弘毅（1933年9月至1936年4月在任），然后是首相冈田启介（1934年7月至1936年3月在任）。
这些人完全满足托洛茨基描述的“日本外交官和军方人物”、“在日本政府的军方首脑”。事实上冈田当时既是日本帝国海军将领，同时也是日本首相，正是“在日本政府的军方首脑”。托洛茨基如何既能预测拉多夫斯基会承认自己作为托洛茨基的使者被日本人收买，还能准确地预测到他供出的人的名字——但是只会私下地而不是公开地说？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托洛茨基知道拉多夫斯基会见的人——因为拉多夫斯基告诉过他。托洛茨基的“预测”再一次揭开了他的所做作为。
托洛茨基被证实的谎言带来的启示
我们现在有许多证据证明这些被告在莫斯科的陈述属实。也就是说，这些陈述代表了他们想说的话， 而不是调查者或控方通过威胁手段强迫他们编造的谎言。托洛茨基的谎言为这个结论提供了一些证据。
我们现在能看到，无论何时以现有的证据检验莫斯科审判中陈述的真伪，结果都是审判的被告者们说的是事实。尽管我们有更多不能在这里讨论的证据，但托洛茨基被证实的谎言是大量的（莫斯科审判的）证据。
这意味着，莫斯科审判的证词基本上准确，可用作历史研究的证据。这些证词证明了在审判中声称的阴谋确实存在，而苏维埃政府——“斯大林”，成功地阻止了他们。
它还意味着，苏维埃政府——“斯大林”不仅仅是通过战胜德国及其盟友，也通过阻止国内意图推翻苏维埃政权并且与德日两国结盟的阴谋，将世界从法西斯主义下拯救出来。有着众多人口和丰富资源的苏联一旦加入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希特勒也许就能侵略英国。日本，有阴谋家承诺提供的西伯利亚的石油，将会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一个强大许多的劲敌。
而如果日本拥有了苏联的太平洋海岸线和石油区，中国革命几乎不可能成功。苏联反对派的阴谋家们已经同意解散共产第三国际。这样，中共在延安的力量将不会从苏联得到任何帮助，却会面临日本猛烈许多的进攻，甚至还会面临此刻由亲德和亲日的反对派统治下的苏联的进攻。
托洛茨基谎言的被发现，表明了苏联——斯大林——通过扫清反对派的阴谋，将西欧和中国从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拯救出来。这些重要的成果革新了我们对理解20世纪的历史的理解。
谢谢大家。
GF, Trotsky’s Proven Lies ver 02 10.04.15.docx Page 9 of 9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出自斯大林主义者格罗狒，其中不打自招所呈现的最明显特色，就是“布尔什维克是现代恐怖主义的策源地”；而推动其恐怖主义的武器，就是谎言的竞争。斯大林主义揭示了——“谎言，暗杀，虚假审判，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工具。”按照列宁的诠释，这是从黑格尔哲学里引申出来的“辩证真理”。

谢选骏：教皇国与乌托邦

基督教历史上有两大名人，同时也是两大罪人——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不单是乌托邦之祖，而且是教皇国支之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竟敢对上帝和天国进行定义，简直匪夷所思。

（一）

教宗国（拉丁语：Civitas Ecclesiae；意大利语：Stato Pontificio、Stato della Chiesa；又译为教皇国、教皇领）是南欧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是由教宗统治的世俗领地。1861年，教宗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被并入撒丁王国，即后来的意大利王国。1870年，罗马城也被并入意大利王国，教宗国领土退缩至梵蒂冈城。教宗庇护十一世时期，时任义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1929年与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加斯佩里签订《拉特兰条约》，罗马教廷正式承认教宗国灭亡，由梵蒂冈城国取而代之。

国名

教皇国并没有正式的国名，其常见的拉丁语（教皇国官方语言）名称是“Civitas Ecclesiae”，意即“隶属于教会的诸邦国”，所以也译为“教皇领”；教皇国在意大利语中有多种名称，例如“Lo Stato Ecclesiastico”、“Lo Stato Pontificio”、“Lo Stato della Chiesa”、“Gli Stati della Chiesa”、“Gli Stati Pontificii”。其中“Gli Stati della Chiesa”和“Gli Stati Pontifici”意为“教会的诸邦国”、“教皇的诸邦国”。此处的“邦国”为复数形式，也就是说，教皇国并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是由许多昔日的独立或半独立城邦、小国和贵族领地构成的共同体。

起源

在基督教的早期，教会处于非法状态，直至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期方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也是在此之后，由于罗马皇帝和贵族的捐赠，基督教会的财产得以飞速增长。君士坦丁大帝将拉特兰宫赠给教会，这成为教会最早收到的一笔重大捐赠。除了房产之外，在意大利本土及罗马帝国各行省，捐赠给教会的地产和财富也不断增加。不过，教会是作为私人领主占有这些土地的，并不拥有这些赠土的主权。 公元5世纪时，西罗马帝国遭到蛮族的不断入侵，于476年被东哥特人灭亡。西罗马灭亡后，其原有领土陷入无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在罗马主教的治理下，逐渐成为意大利中部地区事实上的世俗统治者。
公元6世纪后，教皇国的雏形开始出现，但是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东罗马帝国对意大利展开一系列征服活动，破坏教皇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伦巴底人将东罗马势力逐出意大利。虽然此时的罗马主教（教皇）在名义上还要臣服于东罗马皇帝，但是罗马教会的相对独立使得罗马主教有资本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和拜占廷皇帝相抗衡，罗马主教格历高里二世甚至开除东罗马皇帝利奥三世的教籍。
至公元7世纪，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衰落，罗马教会作为意大利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再度对东罗马势力所不及的罗马城周围地区展开统治，并利用军事、外交手段（甚至包括贿赂）来抵抗伦巴底人的进攻。在罗马教会的努力下，伦巴底人停止南下，转而集中攻打亚平宁半岛北部以拉文纳城为核心的拜占廷总督辖区。728年，伦巴底国王路易特普兰德将拉丁地区的一些乡村和城镇捐献给罗马主教，这些土地（被称为“Patrimonium Petri”，即“伯多禄的遗产”）成为教皇国的立国基石。

丕平献土

751年，东罗马在意大利的领土最终全部沦丧于伦巴底人之手。罗马地区（此时已经发展为罗马公国）彻底切断和东罗马帝国的联系。教皇司提反二世通过向法兰克人领袖“矮子”丕平大献殷勤，从而解除伦巴底人的威胁。司提反采取一系列向丕平示好的行动，包括批准后者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而自立为王。司提反还封丕平为罗马贵族。作为回报，丕平率军在754年进入意大利。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平定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许多地方，然后将其作为对教会的奉献赠送给罗马教皇。在78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大帝宣布教皇为这些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丕平奉献的土地包括拉文纳的原东罗马总督辖区，贝内文托公国的一部分，托斯卡纳，科西嘉，伦巴底，中意大利五城（Pentapolis）地区——里米尼（Rimini）、佩萨罗（Pesaro）、法诺（Fano）、西尼加利亚（Senigallia）和安科纳（Ancona），以及其他一些城市。
丕平的献土扩大教皇的统治区域，然而也带来一个法理上的问题：既然教皇所统治的领土是由法兰克帝国所赠，那么教皇在世俗政治中是否相应地成为法兰克皇帝的封建附庸呢？

“君士坦丁献土”

为了提高教皇国的威望，以及打消丕平的继承人日后利用这一献土行为来控制教廷的可能，罗马教廷在750年至850年之间大胆伪造一份被称为“君士坦丁献土”的文献（拉丁语：Constitutum Donatio Constantini；Constitutum domini Constantini imperatoris），试图宣布教皇国所拥有的土地是在公元4世纪时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奉献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一世的。该文献说，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尔维斯特一世通过祈祷为其治好麻风病后接受洗礼，并在受洗后的第四天就决定将帝国都城罗马捐赠给基督教会，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东罗马营建新都。该文献还断言，君士坦丁大帝不仅向罗马主教捐赠意大利中部地区，而且还捐献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领土，并授予教皇及其后任者对其进行世俗统治的权力。
法兰克帝国的分裂从另一方面解决教皇国法律地位的难题。查理大帝死后，其帝国在9世纪分裂为三部分。虽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以法兰克国王直系继承人自居的历代法国国王往往宣布自己为教廷的世俗保护者，甚至将教廷和教皇由罗马搬迁至亚维农（Avignon），但是在欧洲却不再有哪位皇帝或国王可以以法兰克帝国唯一继承者的身份对教皇国提出宗主权要求。

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罗马教会和法兰克人的合作在800年达到顶峰。在此之前，像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一样，罗马教皇和罗马教会要听从东罗马皇帝。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宗教事务代表，而罗马（东罗马）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世俗事务代表。基督教会和人民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即罗马皇帝。797年君士坦丁六世被废，以及其母亲伊琳娜皇太后自立为罗马女皇（797年—802年在位），使得罗马教会有理由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统治者的最高权威。罗马教会宣称，罗马皇帝的名义在希腊人（即拜占廷人）中已经不存在，因此罗马教皇、所有的主教、法兰克元老院和罗马城的所有长老经过商议，决定把法兰克国王加冕为皇帝，使罗马帝国永远传承下去。
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将查理一世加冕为“受上帝委托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皇帝奥古斯都陛下”（Karolus Augustus a Deo coronatus magnus Imperator Romanum），即查理曼。
罗马教会认为，将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并不是宣告西方基督教世界从此与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在他们看来，476年西罗马末帝被废黜，并不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是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归一，东罗马帝国重新成为单一的、没有分裂的罗马帝国。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意味着罗马帝国的正统皇统从“新罗马”——君士坦丁堡重新返回罗马城。
但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的皇统并未就此中断，所以此后基督教世界出现两个并立的最高统治者，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在罗马。他们并不像过去的东西罗马帝国皇帝那样和平并立，而是彼此指责对方是僭越者，宣布自己是唯一真正而合法的基督教会和人民的领袖。从这一点来说，利奥三世通过为查理大帝加冕，使罗马教会摆脱东罗马皇帝。
不过，虽然800年的法兰克帝国御玺上写着“罗马帝国的再生”的字样，但是此后由罗马教会所加冕的历代神圣罗马皇帝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是基督教会的主宰，神圣罗马皇帝也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可以插手干预教会事务。相反，教皇可以干涉世俗事务，通过将皇帝革除教籍的方式插手政务，此外，在罗马教会所拥有的中意大利地区的土地上，教皇也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君王。
从10世纪起，教皇国的声望因一系列事件而下降。首先，从思齐三世至若望十二世在位时期，罗马城贵族中的几个妇女通过成为教皇情妇而掌握教廷大权，她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被立为教皇（比如教皇思齐三世与其情妇玛尔西亚所生的儿子若望十一世和孙子若望十二世）。从903年到963年的这段时期因此被称为“淫妇政治”（Pornocracy）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教皇的政令只能在罗马城周边地区施行。其次，教皇国延续伦巴底王国的封建体系，在教皇的领地上有许多伯爵和侯爵的封建采邑，他们都是几近独立状态的领主。
到10世纪中叶，日耳曼王奥托一世征服北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约翰十二世将其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诞生（此时尚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名，至康拉德二世时始称“罗马帝国”，至腓特烈一世时，为了与“神圣罗马教会”的名称相抗衡，方始称“神圣罗马帝国”）。作为回报，奥托颁布“Diploma Ottonianum”（奥托法令），承诺维护教皇国的独立。虽然如此，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教皇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时不时地发生摩擦。每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想将其权力施展到意大利时，就要和教廷及教皇国发生冲突。皇帝对教皇的控制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亨利三世于1046年赴意大利，废黜反对他的教皇额我略六世。德国人克莱孟二世被选为新教皇，并为亨利三世加冕。亨利三世一直掌握对德意志境内各主教的任免权。

教廷与帝国的冲突在他在位时期达到顶峰

1073年4月21日，亚历山大二世去世，额我略七世被选为教皇，他主张教权高于皇权，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之间的冲突，在他与亨利三世的继承人亨利四世之间延续。1076年，额我略七世革除亨利四世的教籍，此后发生有名的卡诺莎之行。一直到1198年教宗诺森三世成为教皇，教皇权利达到最大化，可随意废立皇帝，成为高于皇权的象征。
霍亨斯陶芬王朝绝嗣后，神圣罗马皇帝不再随意插手教廷事务，教皇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进入相安无事的状态。到14世纪初，教皇国像其他意大利邦国一样，已经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文艺复兴时期

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二位教皇统治时期，教皇国的领土再度获得大幅扩充，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但是，教皇对其大多数领地的统治仍是有名无实的，教皇国各个城邦的真正主子仍是当地的王子、贵族。直至16世纪，教皇才得以直接统治教会名义下的所有地区。
从1305年到1378年，教廷迁到法国西南的阿维尼翁，教皇成为法国国王的政治附庸。尽管如此，位于意大利的教皇国仍然是教皇名下的领地，而且阿维尼翁城及其周围地区也成了教皇国的一部分，直至法国大革命时期才重归法国。
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国并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是若干个各自以教皇为最高领主的封建城邦或小国的松散组合。有些城邦拥有自己的次一级领主，有些城邦（比如罗马）则没有。大体来讲，教皇同这些小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其他西欧国家中封建国王与自由市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世俗君主与之竞争，教会成为这些城邦的最高权威。
至文艺复兴时期，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的众多意大利城市已经脱离其主教和神圣罗马皇帝而独立，成为较强大的城市共和国（比如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米兰和热那亚），这些国家的市民基础是安分的、勤奋的工匠，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富裕的、从事商业的中产阶级，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使这些共和国积累大量财富。但是，在教皇国，尤其是在罗马城里，缺乏这样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由于长期的荒废，教皇国的核心——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地区——土地不能得以利用，物产贫瘠；罗马的位置不好，不利于经商；它也没有工业，没有什么可以生产的货物，也没有市民或中产阶级。公民被分为三个等级：军人阶级（包括古代贵族的残余）；僧侣阶级；以及下等阶级（主要是贫穷的平民）。第一个阶级分为若干党派，以几个大家族为其领袖。教皇是后两个阶级的领袖，但也往往是这几个大家族中的一员。直到14世纪，教皇国的内部历史仍是这些党派间彼此斗争、以及贵族阶级与僧侣阶级之间此消彼长的权力斗争的历史。
但是，古罗马共和制的残余在教皇国中仍然存在。1337年，教皇本笃十二世从罗马市民手中接受元老和大将的头衔，以及共和国执政官的称号。1347年，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中，教皇公证员科拉·迪·里恩佐被任命为罗马城的保民官，他实行一些改革，抑制贵族们的过分行为。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

教皇国（绿色）在1700年的最大领土范围，包括在南意大利的飞地贝内文托和蓬泰科尔沃，以及在法国南部的沃克吕兹县和亚维农。
到18世纪末，归于教皇名下的领土疆域达到颠峰。这些土地包括拉丁姆（即今日的拉齐奥地区）、翁布里亚、马尔凯，向北囊括拉文纳、费拉拉、波隆那，直抵罗马涅地区。在南方，教皇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两块飞地，即贝内文托和蓬特科沃。在法国，教皇拥有阿维尼翁城和罗纳河以东的领土（Comtat Venaissin）。
法国大革命给罗马教廷带来极大的损失。1791年，教皇在法国的领地被法国吞并。1796年，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时，教皇国的北方领土也被法国吞并，并成为内阿尔卑斯共和国的一部分。1798年，法军长驱直入教皇国腹地，攻占罗马城，并成立罗马共和国。教皇庇护六世被俘，流放到法国。
1800年，反法同盟与法国达成和议，第二次反法同盟解散。此后法国恢复教皇国，庇护七世返回罗马。但是，1808年，法军再度进攻教皇国，并将其彻底灭亡。罗马城和教皇国的西半部被并入法国，东半部则并入以拿破仑为国王的意大利王国。
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教皇国被重建。此后的历任教皇在教皇国内推行一系列保守政策。直至庇护九世时期，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教皇国方开始着手进行一些自由化改革。

意大利民族统一战争

1848年革命中的“罗马共和国”旗帜
拿破仑战争标志着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意大利、德意志等族的民族意识被唤醒，意大利人要求民族统一的呼声日高。但是，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意大利恢复昔日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北部的伦巴底、威尼斯等地区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

庇护九世

1848年，欧洲爆发自由主义革命，其首先发起地点为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1848年11月15日，教皇国司法大臣佩雷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被暗杀，次日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教皇国实行社会改革、指定民主政府、以及对奥地利宣战。11月24日晚，教皇庇护九世化装为普通教士逃离罗马，前往两西西里王国避难。教廷主教卡洛·穆扎雷利（Carlo Emanuele Muzzarelli）组成留守政府，随后颁布一些自由化的新法令，教皇因此拒绝承认该政府，并在流亡地组建新政府。
为了将教皇迎回罗马，罗马市长组成一个代表团，前往教皇避难地加埃塔城堡，但教皇拒绝返回罗马。罗马城中首次出现没有政府的情况，因此市民在1849年1月21日举行首届自由选举，以组成制宪会议，年满21岁的男性都可以投票。2月8日，制宪会议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以三人执政委员会为元首，教皇仅保留宗教领袖的地位。罗马共和国的宪法宣布宗教自由，给予犹太人平等地位，废除死刑，还取消重税、新增工作职位。意大利爱国者及军人朱塞佩·加里波底组织一支名为“意大利军团”的志愿军，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教皇向天主教国家求救，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遂联合奥地利出兵干涉。6月29日，法军进入罗马城。
法奥军队此后继续追击加里波第军团，迫使加里波第率众前往圣马力诺避难，并将其军队解散。庇护九世在1850年4月重返罗马。法国军队驻扎在罗马城中，以保护教皇。
此役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既包括撒丁王国和萨伏伊王室为核心的君主主义者，也包括众多的共和主义者——将教皇国视为意大利统一的绊脚石。法皇拿破仑三世则将教皇国作为其插手干涉意大利事务的筹码，一方面支持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一方面则继续扶植和保护教皇国政权。
1859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后，撒丁王国从奥地利手中收复伦巴底地区，加里波第则在两西西里王国发动革命，推翻波旁家族的君主。加里波第试图在南意大利建立共和国，但是撒丁王国请求法国出兵，将意大利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在得到法国的允许后，撒丁军队于1860年挥师南下，先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征服教皇国东部三分之二的领土，随后进入两西西里王国。当年年底，这些被征服的领土都被撒丁王国正式吞并，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正式诞生。此时教皇国仅剩下以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为中心的三分之一领土。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宣布罗马为新首都。但是由于法国驻军的存在，意大利无法收复罗马城。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驻扎在罗马的法国军队撤回国内。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不必再顾忌法国的威胁，将教皇国纳入意大利版图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先派特使向教皇庇护九世送去密信，并提出一个保全教廷脸面的解决方案：意大利军队以“保护教皇”的名义和平进驻罗马城。但是这个提议被教皇拒绝，因此意大利于1870年9月10日对教皇国宣战。意大利军队在9月11日越过边界，缓慢地向罗马城推进。进军速度非常缓慢，以等待外交协调解决的可能。
虽然教皇国仅拥有一支为数甚微的军队，但庇护九世还是下令进行抵抗，以造成这样的法理事实，即教皇国是被意大利以武力入侵、而非和平接管所征服的。9月19日，意军包围罗马城。1870年9月20日，经过3个小时的炮轰，意军在罗马城的奥利留城墙上轰塌一个缺口，随后进入罗马城，在阿庇亚大道上举行盛大的入城式，教皇国首都被占领造成实质上的灭亡（但于1929年签署《拉特兰条约》后，教皇才正式承认教皇国灭亡）。
此后，经过公民投票，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并入意大利，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旋即从佛罗伦萨迁到罗马。49名意大利士兵和19名教皇国士兵在这场战役中丧生。

“梵蒂冈囚徒”与拉特兰条约

在攻陷罗马城之前，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意大利王国曾经提议以台伯河为界，将河西“利奥城墙”以内的西半部罗马城保留给教皇，并允诺教廷可以在此城内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这个提议遭到庇护九世的拒绝。
罗马城被意大利吞并后，教廷在罗马城以及意大利各地的地产、宫殿、庄园纷纷被没收，连教皇的正式宫殿——奎里纳尔宫也被没收，成为意大利皇宫。庇护九世退缩至梵蒂冈城堡内，并宣布自己为“梵蒂冈之囚”，以示对意大利强行吞并教皇国的抗议。在“梵蒂冈之囚”这段时间里，教皇将自己禁锢在梵蒂冈城堡内，其活动范围最远只达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入口，教皇也不再巡幸其主座教堂——位于罗马城另一端的圣约翰拉特兰教堂，以及罗马郊外的行宫。
由于教皇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过在与国际往来上是以圣座的身份和许多国家互派外交使节，并作为一个国家得到各国的承认。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者如加里波第等人建议进军梵蒂冈城，完全消灭掉教皇的世俗权力，但是这个提议在意大利国内没有被占优势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接受，梵蒂冈城继续保持独立状态，而意大利也无法完全无视这一事实。庇护九世之后的历代教宗均敌视新的意大利王国，甚至不准信徒担任意大利王国的公职。
所谓“梵蒂冈之囚”时期从1870年一直延续至1929年。此时意大利统一已有59年，教廷对意大利的长期敌视和抵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1929年2月11日，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与意大利王国代表在罗马的拉特兰宫签署解决双方悬案的最终协议，即《拉特兰条约》。
根据《拉特兰条约》的规定，教廷最终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以及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王国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堡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世俗统治权力，梵蒂冈城堡成为独立的梵蒂冈城国。此外，条约还规定天主教及教会在意大利的政治地位，意大利王国对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没收的教会财产进行最终赔偿。从法理上说，延续11个世纪的教皇国在1929年2月11日这一天正式灭亡，由梵蒂冈城国取而代之。

谢选骏指出：基督教历史上有两大名人，同时也是两大罪人——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不单是乌托邦之祖，而且是教皇国支之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竟敢对上帝和天国进行定义，简直匪夷所思。

（二）

网文《为什么乌托邦是个错误？ ——重读五百年前的<乌托邦>》说：

作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我们》(1924)、《美丽新世界》(1932)、《一九八四》(1949)，在国内深受欢迎，但它们批判的对象——500年前的《乌托邦》(1516)却鲜有问津。有人会说，历史已经证明了乌托邦是个错误，不用再费心思读那本旧书。那为什么乌托邦是个错误呢？有人指着书中某个段落，“在规定的午餐及晚餐时间，听到铜喇叭号声，全部居民便前来厅馆聚集用膳。各厅馆的伙食经理按时到市场聚齐，根据自己掌管的开伙人数领取食品”，如此压制人性和自由就是错误。若这般回答，那就仍然没有抓住《乌托邦》的要义。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

在重读《乌托邦》之前，必须先了解其创作的历史背景——文艺复兴运动。

1.文艺复兴的起源
昆廷·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书中回顾了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史。1085年意大利城市比萨选举产生执政官政府，12世纪末北意大利主要城市转变为独立的共和国并取得了事实独立。但根据罗马民法典，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才是他们唯一的统治者，各城市共和国仍然是帝国的附庸，因此时常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或入侵。为了抵抗入侵，各城市结成同盟并拉拢罗马教皇势力，暂时保住了独立。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教皇觊觎世俗统治并力图操纵各城市的内部政治。13世纪中叶，教皇英诺森四世宣称，“基督教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以教皇为其最高领袖的统一的单一体”。1302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训喻，“基督教社会中有两把剑，一把是神灵的剑，一把是世俗的剑，有必要使其中一把剑置于另一把剑之下，因此世俗的权力应该从属于神灵的权力”。
被皇帝和教皇两股势力撕扯的北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一，皇帝和教皇统治是否合法？二，城市共和政体是否有理论依据？
针对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巴托鲁斯(1314-1357)通过重新解释罗马民法典予以否定。他认为，如果法律与事实相冲突，那就必须使法律符合事实。事实上，各城市长期以来是由行使它们自己的统治权的“自由的人民”统治，可以说这些人便是国君本身，不再需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担当统治者角色。
针对教皇统治的合法性，马尔西里奥(1275-1342)在《和平的保卫者》(1324)引述了耶稣被问起“是否应向罗马政府纳税”时说的一句话，“凯撒之物要还给凯撒，上帝之物要还给上帝”(马可福音12:17)。这说明耶稣创建的教会根本不能被看作是一个职权机构，只是一个信仰者的集会，因而教会的主要执行权力不在教皇而在由所有基督教徒组成的宗教大会，并且应被限定于精神领域。
至于城市共和政体的理论依据，众人将目光投向城邦共和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著作。

2.重现的古典著作
基督教在欧洲确立统治地位后，认为只需要一本《圣经》，众多古希腊和古罗马著作被焚毁或被封禁，反而在东方得到了保留。12世纪初，亚里士多德著作阿拉伯译本通过当时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渗入欧洲，不久拉丁文译本问世，在13世纪中叶能看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道德学，伦理学(1243)，政治学(1250)等著作。尽管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和政治学说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412-427)所阐释的经典基督教政治生活格格不入，例如奥古斯丁认为政治社会是拯救人类罪恶的神授秩序，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达到纯世俗目的的纯人类的创造；奥古斯丁认为现世是为来世做准备，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城邦中生活并生活得好就足以成立为理想，不需要乞灵于超出这种理想的任何更深层的宗旨。但仍然有神学家如阿奎那(1225-1274)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思想对于构建基督神学体系有所帮助，故而着力研究其作品。于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通过罗马法研究和经院哲学课程等形式渗入意大利。
另外，13世纪初文学运动和修辞学教学愈来愈致力于研究和模仿古典著作，14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彼特拉克(1304-1374)在欧洲各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系统查找他们喜欢的古典作家的更多著作，如西塞罗，塔西佗，修昔底德。初期他们只是借用古典著作的写作技巧和框架来修饰文章的辞藻，但渐渐地他们关注的重点从著作形式转向内容，以往被鄙夷的古罗马文明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面貌出现，赞扬共和国为古罗马最黄灿烂的时代，并成为西塞罗共和理想的热烈拥护者。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古罗马共和时期的著作，人文主义者如此总结共和理想。世间万物并不都是天意使然，人实际上有力量获得崇高的美德；也有责任以追求美德作为他们一生的主要宗旨；追求美德在现世中表现为实现和平及和谐的最高价值政治生活；实现最高价值政治生活的基础在于保证由人民自己来发挥“和平的保卫者”的作用，即共和才能实现最高价值政治生活。于是他们找到了城市共和政体的理论依据。

3.城市共和的兴衰
虽然找到了城市共和的理论依据，但13世纪末以来各城市共和国的独立和自由面临着威胁。以佛罗伦萨共和国为例，13世纪城市中的政界分为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齐柏林派和支持罗马教皇的盖尔非派，1269年教皇派获胜。胜利后不久，1295年政界又分为不愿受制于教皇的“白党”和希望借助教皇势力翻身的“黑党”，1301年教皇支持黑党屠杀反对派，但丁即在此次行动后被驱逐出佛罗伦萨。除了受到皇帝和教皇外部势力的影响，佛罗伦萨共和国内部也四分五裂，一方面是平民为争取其地位得到承认而奋斗，另一方面是权贵们力争维持他们的寡头政权，1378年爆发了以梳毛工为代表的下层人士反抗以布商和布厂主为代表的上层人士的梳毛工起义。此后佛罗伦萨在共和政府和僭主政府之间摇摆。1382-1433年为奥比奇家族统治，1434-1494年美蒂奇家族成为僭主，1494-1512年驱逐美蒂奇家族后成立共和国，1512-1527年美蒂奇家族重新掌权，1527-1530年短暂恢复共和，1530年美蒂奇家族重获权力，并于1532年成立了佛罗伦萨大公国。
为什么共和政体如此不堪一击？人文主义者指出内讧问题是威胁各城市共和国自由的主要危险，不同宗派与阶层之间的内斗才使得外界力量有机可趁或迫使共和政府转向僭主政府。而解决内讧的关键在于“全体人民成为统治者，原则上避免了自相残杀的斗争”。1301年佛罗伦萨执政官孔帕尼演说中曾提到，“若想最为有效地维护城市共和国传统思想——共和与自由，人民必须将个人的和宗派的利益搁置一边，并逐渐将他们个人的幸福与整个城市的幸福等同起来”。
但在实践中，他们发现很难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因为个人过分热衷追逐私人财富，腐化堕落从而丧失了共和的品质。富人们，包括贵族，商人和其他暴发户，以国家的名义并打着国家的旗号谋取个人的利益，对公众福利漠不关心，导致共和美德无以为继。
因此，文艺复兴运动后期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从而实现共和”。

二，《乌托邦》的回答

“如何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从而实现共和”的问题飘洋过海来到英格兰，身为伦敦市司法官的托马斯·莫尔1516年拾起了这个漂流瓶，并以《乌托邦》书中的隐喻做出回答。
《乌托邦》分为两部，前一部主要借拉斐尔·希斯拉德（莫尔根据希腊语自创的名字，可解释为“空谈的见闻家”）之口吐槽英格兰政治经济局势，国王过于追求武功，庞大的常备军费用开支巨大；朝廷大臣自以为是，不屑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贵族们眼见羊毛价格上涨，纷纷圈地驱赶农民；无地可耕作的农民，或成为游民被管禁起来，或沦为盗窃犯被执行死刑。
第二部承接上一部介绍希斯拉德提及的乌托邦岛。岛上的每个城都不愿扩张自己的地方，因为“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农业生产方面，城市人和农村人轮流耕作土地，将近收获时农业飞拉哈（类似生产队队长）通知城市官员应派遣下乡的人数，几乎在一个晴天飞快地全部收割完毕。
在城市，凡年龄体力适合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六小时的劳动，以务农为主业，再学一门手艺，空闲时间可参加学术探讨或集体娱乐活动。每一户的户主在公有仓库觅取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所需要的物资，不付现金，无任何补偿。集体用餐，禁止喧哗。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是私产”。
政治方面，选举产生飞拉哈，再匿名投票选举总督和议事会。官员主要的和几乎唯一的职掌是务求做到没有一个闲人，大家都辛勤地干他们的本行。议事会调剂各地区的资源，以有余济不足。对外作战时，因为已经储存了大宗金银，可以只招募国外雇佣兵或者收买其他国家来保家卫国。宗教信仰上容许每人选择自己的信仰，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
总而言之，乌托邦的特色包括财产公有，义务劳动，物质丰富，按需分配，民主选举，信仰自由。莫尔认为，“任何存在私有制的地方，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因此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公平分配产品，平等承担义务”，如若取消了私有制，那么城市幸福即是个人幸福，个人幸福即是城市幸福。

三，《乌托邦》的错误之源

《乌托邦》试图通过消灭私有制来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但却忽略了诸多问题。例如，农业生产中城市人和农村人轮流耕作土地，如何有效管理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流动时，如何协调城市工作任务的前后交接，这些问题莫尔没有考虑到。按需分配时，户主如何确定自己及家人需要的额度，是否可能产生粮食浪费的问题。“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是私产”，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切财产都是无具体的主人，使用房屋时不一定会爱惜。有些问题或许可以依靠居民的高尚道德而得以解决，但有些问题却无法诉诸于人力，例如为了加强管理而增设的职能部门只会愈发臃肿。消除私有制的乌托邦岛很可能如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1945)那般，虽然农场里的动物们驱逐了农场主，但带领革命的猪又成了新的农场主。
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强制消除私有制从而强制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私有制的消除意味着自由市场的消除（这也是为何乌托邦里没有货币，至多以物易物），资源之间的调配完全依靠议事会这一人为因素来协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里已经证明了市场这一只无形的手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要求居民拥有极高的道德素养，一丝不苟的努力劳动才能保证公有仓库的富足，“不多拿公家一根线”的精神才有维持公有仓库的持续，生产和消费的两头都要求集体优先，即使在物质相对丰富的现在也很难实现。
因此，消灭私有制反而会增加生产管理成本，打击劳动积极性；高尚道德也无法保证公有仓库的丰富，甚至道德沦为姿态形式而无实质内容，这两点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历史上已经得到证明。

四，尾声

或许应该试着走另一条路——“个人利益基础上协商达成公共利益”，即在保护个人合法利益的同时协商公共事务，比如居民小区内路灯维修费用的合理分摊。当然，这条路在实践中也会有诸多难题，但至少承认私有制已成为大势所趋(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目前更多的精力可放在“如何在个人利益基础上形成公共利益的共识以及实践公共利益”。
历史上有诸多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描绘，例如《道德经》里的小国寡民，《礼记·礼运》中“路不拾遗与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桃花源记》的武陵桃花源，《理想国》中以集体为先的卫士和哲人王组建的城邦，但这些终究都只是理想，从现实走到理想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不只是消除私有制和提高人类道德这般简单。并且也需要时刻警醒自己所追寻的理想道路是否正确，因为在理想社会背后的并不都是天堂，也有可能是人间地狱。

谢选骏指出：教皇国的现实与乌托邦的梦想之间，多少有些关系。教皇国本来应该就是理想国家，但其实却不是。所以乌托邦的细节就被设计出来了，用来弥补教皇国的不足。其结果则是造成了基督教的崩坏，而其初始，却是在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里奠定的。

谢选骏：西方领袖们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未普：习近平的“终身主席”坐实了“中国威胁”论》（2018年3月23日 转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从各种中文媒体的报道和分析看，西方领导人保持沉默的原因，至少有这样几个︰第一，美国放弃世界领袖的角色，没有批评习近平的这个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私下赞扬习近平当「终身主席」；在公开场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表示，这是大陆内政，大陆会做出对自己国家最好的决定。
第二，强人时代兴起，中国的政府模式正被逐渐接受。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亚洲与中国计划主任戈德蒙（François Godement）认为，这与民主世界日渐接受许多国家是一人专政有关。戈德蒙指出，国际间虽仍抨击人权问题，但不再批评政府模式。
第三，西方需要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中国。有分析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民粹主义总统当道的美国、脱欧的英国以及动荡的中东等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不确定的中国将会成为真正恐怖的国家。
因此有媒体得出结论说，西方暗中支持习近平修宪。
不能说这些分析都没有道理，但它们都不能解释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欧美一些重量级民主国家对「中国威胁」进行了检讨与反思，几乎不约而同地指称中国手伸得太长，在西方搞「中国渗透」，向世界推销其专制模式；这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对中国日益明显的输出专制模式的企图和行动，已经展开反击（见未普「中国向世界推销专制模式，西方开始警觉并反击」）。
而习近平刚刚实现了「终身主席」的自我设计，成为「中国威胁」的最新证据。这是继中国盗窃美欧等国的知识产权壮大自己的科技实力，在南中国海集结军事力量，宣称中国模式——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其他国家借鉴的模式」——之后的最新举措。具体而言，习近平的「终身主席」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威胁」论。
习近平成为「终身主席」是威权体制的胜利。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中国近期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中国的这一决定，将成为全球其他威权政府的榜样。作为民主体制的对立面，中国体制的胜利会不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威权体制的大规模回潮和民主体制的退潮，值得观察。
习近平成为「终身主席」进一步证明，中国没有法治。别看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中国要依法治国，此次的宪法修改证明中国根本没有法治，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中国的宪法、司法统统听命于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党听命于习近平，习近平的「终身主席」表明，他是不会接受宪法对他的约束的。
习近平成为「终身主席」使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狂热回潮。中共党内的反对派和不同声音在习近平执政下连续不断的反腐整党清党运动中，已经遭到清洗。习近平拥有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在「终身主席」的桂冠下，更难遭遇任何制约力量或反对力量。习现在已经被阿谀奉承、誓言「忠于习核心」的党政军官员、媒体和学者所包围。
习近平成为「终身主席」使中国从专制国家彻底沦为独裁国家，这一变化，使美中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提高。密西根州立大学研究独裁统治的政治学者佛兰兹（Erica Frantz）认为，「独裁者往往会出现古怪和不明智的政策抉择」，其中包括「较为好战的」对外政策，使得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增加。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认为美中冲突的危机正在升高。
总之，习近平的「终身主席」坐实了「中国威胁」论。
至于为何西方领袖仍在缄默，笔者宁愿相信，已经警觉并在反击的西方领袖可能还在反思之中。「中国威胁」加上一个终身领袖，对养虎为患的西方意味着什么，西方不能不反思。不过习近平恐怕已经不在乎西方的反思了。
谢选骏指出：我知道这些“西方领袖”在想什么——“要是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老布什没有派遣特使到北京献上最惠国待遇，要是克林顿没有拉链门，要是小布什2002年没有把中国拉入世贸组织，要是奥巴马没有热爱毛主席，要是特朗普没有称兄道弟……中国威胁的灾难就不会发生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唉！”

谢选骏：被压制的德音

《遗传学家在最后的尼安德特人DNA中未发现现代人类基因痕迹》（2018年3月22日 转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自然》杂志发布的一篇文章称，全球知名古遗传学家首次复原了曾在高加索和克罗地亚一带洞穴内生活的地球上最后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未发现其中与现代人类基因交叉的痕迹。
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专家斯万特·帕博表示：“尽管这些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生活已经是最早的克罗马农人来到欧洲之后的事情了，但我们仍没有从其基因组里找到现代人类的DNA痕迹。基因交换好像主要是单向的，从中得到好处的是人，而非人的‘邻居’。”
帕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遗传学家之一，他已经对在克罗地亚凡迪亚洞穴（Vindija cave）、俄罗斯高加索梅兹迈斯卡娅洞穴（Mezmaiskaya cave）、比利时戈耶洞穴（Goyet Cave）和法国莱斯·库梯斯洞穴（Les Cottés Cave）中发现的地球上最后的尼安德特人的遗骸做了几年的研究。所有这些尼安德特人于同一时期去世，大致在4.5万年至3.9万年前，由于保存和处理不当，其骸骨状态相对较差。
科学家发现，欧洲的尼安德特人是将自身DNA痕迹传至现代人的欧洲土著的近亲，而不是西伯利亚的尼安德特人的近亲。同时，他们的基因组中不含有任何克罗马农人的基因痕迹，表明他们之间的接触是奇怪的单向接触。
谢选骏指出：从基因痕迹来看，尼安德特人是现代人的入侵者、压迫者、胜利者，换言之，现代人是被尼安德特人入侵身体的受害者、被压迫者、失败者。但和通常的理解相反，入侵者、压迫者、胜利者灭绝了，受害者、被压迫者、失败者反而幸存繁衍下来了。但是，这一“反常现象”却是合乎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写出的哲学的——
六、被压制者的美德
“被压制者的美德”这个命题，立论在这一前提之上：只有在遭到压制的、不自由的心灵中，人的美德才可能产生。所以，“奴隶道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奴隶才有道德──“美德”，属于被压制者。压制有各种形式。许多压制既非来自社会关系、也非来自物质的缺乏；但只要它构成压力，形成遏制，造成强使，就产生了导致美德分泌的机制。
原来，美德是作为自卫武器而制造出来的，美德是反压制力已经凝集的表现形式。人类，由于“天性如此”，当他不再感到内外交困时，当他感到已经自由，已经获得主宰能力时，他的美德就会逐渐丧失。丧失的过程越迅速，其后果也就越是灾难性的：故“暴发户”对邻人最危险。暴发户的内外平衡改变得太迅速，谁知道他会在暴发之后，要干些什么“自由自在”的罪恶勾当？往往还是变本加厉的变态勾当！
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压制，美的、善良的、崇高的、纯洁的感受，才会油然兴起，作为对苦难生活的解毒剂，作为反抗不义、建立公平的动机。所以，“受压制的人们有福了”，决非妄语；“压制，乃是上天赐给你的至福”，也不是说给倒霉蛋听的镇静剂，而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被压制者，身在重压下，如果放弃了升华的道路，就意味断绝了一切希望，这当然不行。于是，只有那些敢于面对压制、敢于嘲笑压制，同时还敢于忍受压制（以之作为锻炼自己身心强健的有力工具）的“威武不能屈的上等人”、“富贵不能淫的大贵族”、“贫贱不能移的真君子”，人生的圆满的至福，才呈现出来。
美德好像碧血，是从伤口中分泌出来的！一般说来，伤口越深重，分泌的血液也就越多；心理上的压制越残酷，则激发的美德也就越是光辉动人。我们应当用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来欣赏悲惨世界中不断涌溢的美德。这悲惨世界，是命运对天才最高的赏赐，而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体现了命运对注定朽灭之物的爱！
因此我们称“奴隶道德”为美德。因为我们看到：即将来临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奴隶社会──它并不类似古希腊罗马、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美洲大陆那样的输入外部奴隶的奴隶社会；而类似奥斯曼帝国、满洲帝国那样的蛮族入主、反客为主的奴隶社会。它们其中的一个，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罗马帝国（拜占庭），一个再度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中华帝国（秦到明）。
我们同样看到：唯有美德即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防卫方法，才能为新文化的发轫，积聚必要的能源、培育不知畏惧为何物的年轻一代。在这个议题方面，传道人的儿子尼采或因为无知或因为病态，或二者兼而有之，犯了一个绝顶的错误：基督教并不是单方面地使人驯化并弱化了人的健康本能，基督教岂不也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多少恶棍借用基督之名，犯下了比之异教世界远为血腥的暴行。这些超级恶棍往往就潜伏在教会之中，打着上帝的旗号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尽管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使弱者更加俯首帖耳。这两极分化的含义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奴隶道德”到底是强化了历史还是弱化了历史？到底还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滞了历史？答案显然是强化了和推动了而不是弱化了和阻滞了历史──为此，也仅仅为此，让我们欢呼奴隶道德的胜利！奴隶道德，虽然助长了恶行，却从反面即纵容的意义上强化了历史的邪恶动力，并推动了历史“冲浪过程”。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被压制者的不幸处境，乃是源于自己（或其祖先）的某种“罪恶”。历史证明，今日之被压制者，乃是昨日之压制者，也是明日之可能的再度压制者。而今日的压制者之所以能肆行权力，乃是得力于其昨日之被压制。同样，也要在其明天为其今日之压制，付出再度受到压制的代价，从而再度转为“被压制者”。虽然历史的线索有时并不像我这里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但我们具有历史直觉的透视已经表明：也许个体可以逃出这一报应的循环，但种类却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你就是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里的尼姑小和尚。”
真正的被压制者，乃是历史哲学意义的“伤兵”──他们曾经惨败在人生的角斗场上。他们在前一回合的放肆活动，遭到挫折，于是沦为“伤兵”。然而，通过被压制状态而实现了休息的人，有福了；正如通过静静养伤而实现了自身复原的伤兵，重新有力了──他卷土重来，扬起烟尘。这样的人不因受伤而懊丧，或从精神上解除武装；他也不因养伤的寂寞而发狂。他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知道报应的时刻即将来到，知道新的报应将回馈今日的无聊！
“伟大的伤兵”！──这决不是一个讽刺或亵渎的名号称呼，这是一个献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者的颂辞……

为什么握有社会权力的人往往罪恶昭彰？因为占有权力，就意味着行使权力。权力，也如同一切工具一样，只有当它使用时，它才存在；搁置不用，怎能避免朽坏？争夺权力，则也必消耗反压制的力。而行使权力所具有的消极性，要远远大于其积极性：这是由人贪得无厌的劣根性造成的。人的本性，逼迫人以权力来填充欲壑，这种本性远远大于人以权力来创造文化的可能，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事实上，文化上的创造者，多数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反抗，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顺从……
“含而不露”、“为而不有”，只是一种永葆青春的希望。而人的不安份的本性迟早将打破这种死寂，并以狂欢节的方式奔向毁灭……

君子的“慎独”与小人的“无忌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以强力的内在控制，填补了外在压制遭到削弱后所留下的真空。而小人，则由于这暂时的真空状态，而情不能自禁，下流地消耗了他的内在压力：于是当新的压制来临时，他就因为失去备战的抵抗力，而被内外交困活活绞死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人可百般，唯不可向下流。

理想的状态不是被压制（就更高意义说，被压制只是一种生命的准备状态），而是以被压制者之心，处压制者之势，即拥有压制力而拒不施行压制职能。理想的状态，像一张巨大的神弓，引而不发，长葆其盛。
我知道！这些只是年轻的梦想，仅仅现在，三十岁前夕，生命还有最后余辉在闪烁，我临照这变幻无定的世界，面对一切川流不息，心也升沉不已！我知道，一切力避衰落的希望，也许无益有害：它们只不过加速了衰落进程。老子倡言无为，因为他看到这世界背后的真情！伟大的心灵，追逐伟大的事业，他企图切割、役使、控制现实世界；以及探索、塑造、主宰精神世界等等，最终产生对他人身体和心理的支配并造成巨大压制，或帮助他人从压制下解放，以进入另一更为强力的压制状态──这无限优良的麻醉剂，达到一箭双雕的功能。
其一雕，使心灵摆脱日常生活的困扰和琐屑事物的纠缠，摈弃杂务充塞他生命空间的杂念──这些杂念以猥琐的希望、刻骨的嫉妒、无孔不入的欲念、自惭形秽的冲动以及羞耻怨艾、悔恨失意等等一切可以想见的形式，侵害他、腐蚀他、咬啮他，终于会蛀空了他！
其二雕，使心灵被空前博大精深、使人陶醉、令人神驰的精神高涨，紧紧攫住，开创有价值的也就是能令人振奋的活动──归根结蒂，追求伟大和不朽只是解脱的一种形式，是心理的平衡机能。这种形式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基于它被超乎寻常的痛苦所充满。他像基督走向十字架的光辉，本身就是深切苦痛的永恒象征，作为人生的“无从医治而只能麻醉”的伴随物。

“人生空虚得可怕。”──但正是这强力恐惧以及为弥补这因空虚而产生的强力恐惧，而强行分泌出来的上述麻醉剂，成就了文明社会的思想家们所高谈阔论的“历史”！历史，步步是这样刻骨铭心的血印。在这类心灵的深处，也曾激荡过五光十色的媚俗波澜，但最后都归于死寂，无声无息。因为命运给各类心灵以不同的启示，首先给他们更大的差别，这个基本的生物和心理的事实，不禁一记耳光，打在那伪善的社会平等学说的脸上！仿佛狗血淋头的“治疗”，无情破毁了社会平等的诸多魔咒。缺乏权力，就缺乏活力；权力过少，活力也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跳梁小丑一旦登上国家元首的位置，马上显得容光焕发，颐指气指了起来。虽然，过多的个体权力对一个结构来说可能意味罪恶与堕落；但毫无疑问，过少的个体权力就像贫穷一样，使得生命本身的机能遭到扼杀。
各类生物都需要它们的势力范围，由此出发都不得不创造它们的权力形态。
每个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权力形态，由此出发都不得不调试他们迈向权力的脚步。
──依靠本能冲动的方向、原始力量的度数、再加上外力或反作用力，造就了个体的权力形态，这就是他人的感觉能够确认的“存在”。人们在此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只有那些最幸运的物种及个体，才拥有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而弱势集团、弱势个体则一概阙如，但实际上，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乃是任何物种、集团、个体必不可缺的，不同的只是势力范围的大小、权力形态的形式。
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长此安宁；不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充满嚣腾。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甜甜蜜蜜；不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充满苦涩──这里有什么平等之可言？有什么互相认同的可能？

命运的“公道”就在于“区别对待”！它逼使那些认定自己所得份额为不恰当、不合适的人，去反抗、侵夺、扩张、转形。人间的斗争，就起源于上述不同的心灵感受──以致一颗有活力的心灵，宁愿毁灭也不愿默受。“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因此并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秽行，而是在光天化日下普遍风行的准则。而“损人利己”，不仅是一个争夺资源的明显需要，也是一种取得心理优越的隐秘渴求！
从心理上说，“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是不存在的。对优越感的隐秘渴求来说，损人就是利己！打击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而我们传统的道德箴言簿之所以告诫要避免损人而不利己──恰恰说明这样“幸灾乐祸”的行径乃是生命的常情。而箴言的实际含义是，不要让心理优越感的隐秘渴求发展得太员，以致干扰了资源争夺方面的明显需要！

伟大的心灵，是由于极端的优越感（“拒绝媚俗的超俗感”）而不是由于恪守道德箴言簿，才不屑于追逐这一类的幸福（１，损人而不利己的疯狂游戏；２，损人利己的赢利，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不等于说，他没有追求这类幸福的倾向。事实上，他只不过给予这种追求以更辉煌、更博大的形式；并在这种形式的陶醉中，走向更高级的生活。伟大的心灵因此显得仁慈、博爱，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得残酷和仇恨的必要性，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陷入残酷和仇恨中，他便被降低到群众的水平。他怎么能与小民争利呢？他怎么能去正法一个普通的罪人呢？所以伟大的心灵可以发动世界大战，但对讨厌的邻人却不得不礼让三分；他们流血漂杵，但脸上却是肃穆的，心里则带着谦卑的微笑。按照同样的道理，他面对群众的崇拜，也感到由衷的厌恶，尽管他呼应这种热情，但他清楚，群众哪里懂得敬畏他的价值？群众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狂欢，就像是幼童的“过家家”！

根据“禀赋”、“本能”、“内在压力的生来度数”、“隐秘渴求的基本方向”等方面的不同──每物种、每个体都有其扩张的领域，尽管具体的领域对每物种、每个体都极为不同、五光十色，而且不同的物种与不同的个体，渴望不同的标尺。
A，如果达不到他的领域之极（包括空间的深度、时间的绵延两方面），他就会感到压抑、欠缺，就会不由得兴起强烈的愤懑、毁灭的热情。B，而如果达到了他的领域之极，他也会感到满足甚至幸福的。他就以充满和谐的情调去遐想翩翩，如庄子之乌何有之乡、柏拉图之理想国、但丁之天堂，以及许许多多的近代乌托邦（这是人的内在和谐精神的外延？）……而如果超过了他的领域之极，他就会感到放纵与放纵后的虚脱，然后被烦躁、懊恼、悔恨甚至虚无精神，给吞噬掉。
“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人啊，你们差一口就饿，多一口就饱的畜生！

──权利是消极的权力；权力是积极的权利。
社会权力，是持有者的毒药。它的消极后果导致软弱、腐化；因为耗能过多，因为主体最终无力抵抗诱惑，因为人的欲望是满足不了的，一个欲望的满足，引起新一轮的欲望，而且更大、更强、更野。这些欲望是生活的泡沫，不是生活的先导，它们并不足以改造生活、革新生活，只在旧生活的死水上投入臭气翻腾的浮光掠影。
一个欲望、思想，若不化为一种冲动、一种改变生活的行为，并不是真的。一个欲望、思想，达不到“实现不了就宁愿灭亡（毁灭对手或自我毁灭）”的强烈程度，就不是真的。除非你一旦抽去了它，生活就沦为无聊的杂凑、低劣的演技，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毫无内容的空洞形式，你才能宣布，“我是真的”──只有到了这种时刻，打开那未来大门的金钥匙，才向我们显现出来。
（这也是“殉教者”的秘密与“十字军精神”的底里。）
达到你的扩张领域之极吧，避免自己的活力被暗暗戕害──这是一切生活理想的终极秘密。不论这些生活理想具体表现为多么大公无私，误解和悲剧的关键，不在于各种扩张的冲动彼此冲突，而在于伪装的保护色，给扩张的冲动，所投下的虚假阴影。外来的压力使主体改变了他的天然状态，并逼使他在不自然的状态中行走，从而造成深刻的病态。这灾祸的根源如此隐秘，以致很少有人看穿它。
一个心灵要能不受外力的逼迫而改变自己的天然倾向，是有福的。即使死在征程的半途，也还胜似那在别人的路上，走到尽头的人们。

所谓“种族特征”：其高级形态不是指物种的、群落规模上的肉体官能方面的特征。个体的“精神类型”、“意志力度”、“欲念倾向”等等；不也是“种族特征”吗？甚且是更深刻、更本在的种族特征？正如“强有力者”，也是一个广泛的甚至有些含混的概念，它决不等于身强力壮、筋肉发达，也不等于性欲亢进、食欲旺盛，甚至也不等于心地冷酷、手段残忍，或精明强干、厚颜无耻等等。虽然一般人认为，“强有力者”应该具备上述特征。
真正的“强有力者”，是能创造出别人力不能及的“始作俑者”。体力、意志力、想象力、行动力的王冠，都是他的，而这些气数是无法在他的体貌上预先推算、未卜先知的。“强有力者”的名号，是由结果追认的；除非命运的神迹……

善解人意：能够满怀同情的理解去体会别人的意思；善于倾听、吸收不同的意见，能对别人的境遇做出设身处地的感受……这些，诚然不失为美德，是合群的人类品种的优良特征，但是，这却与能够创造历史的品种特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创造历史：这是多么可怕的压力。这有时体现为外压：环境要求他这样做，否则便不让他活下去。但更多体现为内压，苏格拉底式的“内心的呼唤”，如果拒绝这呼唤，人就会因空虚、惶惑、内疚甚至精神崩溃，而悲惨死去，为了顺从这内心的声音，除了动员主观感受、在空前的磨难下坚持明确的方向感，别无办法。
这种主观的感受，经常体现为“拒绝”，唯有拒绝外压的气势，才能获得创造的喜悦。“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大都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
直截了当的“拒绝”，使主体孤独，使客体感到突兀、费解、隔阂以致愤怒。“拒绝”将招致“拒绝”，如此循环往复、日甚一日。这使得世界分裂了，社会分化了，文明分叉了，而分裂却正是历史运化的基本形式。所以创造历史的人们，往往表现出某种生硬的狂态，作为社会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程，促成整体的优美。不信，要是缺了不和谐音程，整部交响乐反而会流于平板、单调以致庸俗，使人发困的。

“今天的被压制者，将是明天的世界主宰；本来的世界主宰，常在后天沦为仆役，往往是最卑贱的仆役。”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恒理。所谓“被压制者”，不是社会学术语，而是心理学概念。现代西方的荒淫哲学，把人视为物质，一笔勾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视人与人之间的组合为机器的构造。这是源于十八世纪、风行十九世纪、统治或半统治着二十世纪的西欧海盗后裔的大众舆论。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真实的景况。真实的景况是：人是心理动物。他所谓被压制，不是一种外在客观的、齐一的标准可以度量出来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种标准），而是基于不同人的主观感受。据此，所谓被压制者，就是强烈感受到压制感的人；被压制感越强烈，则其受压制程度也越深，其反应的度数也就越高。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现象：被压制者的感觉，远比缺乏受压制感的人们，敏锐得多。也可以说，感觉敏锐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同时，被压制者的情感，要远比缺乏压制感的人们，纯洁得多。也可以说，情感纯洁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综合起来，被压制者由于其敏感及纯洁，较之缺乏压制感的人，更容易为某种感情而献身。比如，一个处于逆境的人，必定是感受很大压力的被压制者，这种人很容易被别人的善意表示，所打动。请注意，“逆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感受的表述：一个绝望的人，有时会变得异常轻信，他会把他在正常状态中决不会相信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一样全盘接受下来。甚至一个贵人在落难时，也很容易爱上一个贫贱的女人，这类贱货他在平时连看上一眼都不屑。凡此种种，又与“饥不择食”相关。因为饿汉比饱汉更机敏、更警觉，同时他们的情感也较单一，较能摒弃习惯看法，等等。
如果需要为这类现象提供理论的证明，则不妨说，被压制状态有助于排泄情感的杂质，犹如一定的压力会挤出脓疮中的液体。而在境况危险或面临死亡时，许多人便会拼命地交配，像昆虫那样完成最后的生存斗争。这样，为抵抗压制，使自己能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存在或幻想可以继续存在，生存者必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击，这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使他在情感上变得纯一，在感觉上变得敏锐。与此配套，生存者除集中精力，还要排斥内在杂质，如果他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会削弱信心、稳定、抵抗力等等；并丧失方向感。
压制是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这样看来，压制虽被一切生命所厌恶并躲开，但压制却有助提高生命的各种能力。且不说“生命起源于压制”的原理，我们称压制为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还因为压制具有提升被压制者的道德力量、情感力量和行动力量的功能。
终于，人们多少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被压制者”了。

何以被压制者能负荷如此重大的使命？他来到这世界上，带来了一个空前的预言：世界将永远成为被压制者的世界；世界是命运为被压制者预备的一份礼物。
命运之所以把这礼物，赐给最深度的被压制者，不为报答或慰藉他，不是要他放纵一番、发泄一场──而是要有秘密的事业在他手中完成：命运把这礼物交在他手里，是因为知道他是最负责任的保管者：命运让他用自己的性命，重塑这礼物，以完成愉悦命运、震惊世界的创造性工作。他是命运的棋子。

真的，这潜隐在最深度的被压制者，却是《福音书，登山宝训》中所说的“清心的人”，所以上帝才让他接管世界。诚如异教罗马的元首马克思·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年）在《沉思录》中所说：“只有当不想统治的人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可惜的是，罗马的多神宗教只能给人带来伪善。奥勒留元首装出一副对于权力清心寡欲的样子，其实却死抱住权力到另一个世界，还把权力传给自己的低能儿子。
［回归一下历史也许是必要的：公元161年，罗马元首安东尼逝世。奥勒留和维鲁斯两人共同继承元首职位。169年，维鲁斯病死。180年，奥勒留病逝。这两人执政时期，多瑙河的日耳曼部族多次南下，奥勒留去世时，边境形势更为紧张。但奥勒留却把继承权留给自己亲生的下贱儿子康茂德。这一动作，使他装模作样的“沉思”背后隐藏的伪善，暴露无遗。康茂德是一位放荡轻浮、优柔寡断的人物，他即位后，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签订了不利于帝国的边境条约，躲在罗马过起了奢侈的生活，还大肆屠杀对立的贵族，引起了臣民的不满。禁卫军官发动政变，杀死康茂德，安东尼王朝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奥勒留的前任们有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那些确有统治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继任。但是，奥勒留这个伪善的“哲学家帝王”却让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了继承人。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依靠血缘法则而不是能力法则上台的康茂德，无视自己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康茂德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禁卫军训练有素、报酬优厚，但这以后已经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权。另外一个说明奥勒留这位哲学家帝王真实面目的身教典范是：他死后仅仅两年，他的女儿魯琪拉竟然阴谋暗杀小她十岁康茂德，事情败露后遭到康茂德的监禁和杀害。这种家庭内讧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帝王、“虔诚的佛教皇帝”梁武帝。］
而“清心的人”则不同于伪善的哲学家帝王，他将接管的世界，既非彼岸，也不在天上；他不坐以待毙地等候主人，也不行法利赛人的祭祀，他拒绝售卖罗马的赎罪券，也不以布施的名义欺财诈色。如果命运悦纳的话，他就借力使力地接管，他也不推辞千古恶谥。他知道，今日的被压制者，可能被明天的权力所腐蚀，并淘空其内在精髓。这命运的路线是：久经压制──获得力量──反抗压制──掌握权力──实行压制──自我放纵──腐化堕落。
而天命之子是稀有的。且即便天子也难免一死，精神总会委顿，肉体总有糜烂的时候。于是上述的路线，成为人类的命运。牧师的儿子尼采所夸张的“主人道德”，其实反倒是贫弱无力的病态标志。那些作威作福的老爷和横着走路的暴发户，比年轻的强盗更加可恶。理想的人，应是命运的工具，而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打手。因为一旦成为统治阶级，没有不腐化堕落到底的，他们握有的权力，使他们不再创造奇迹，而是在消费生命！而我们的被压制者，则不是劣质阶层，而是传达天意的被压制者。

勿忘权力是毒药。因为权力与“被压制”是相反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在尘世间，越有权力者，越容易堕落；越无耻的人，越容易发迹。卑鄙不一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无耻一定是无耻者的旅行证。人的罪恶程度，是与他获得成功并掌握权力的程度，成正比的。权力越大，罪恶越大；罪恶最大，权力最大。由于活着本身，就意味多少拥有一点权力，所以，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真正触及到了人性的要害。不仅人有原罪，万物都因其自保倾向──即使那位“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天子。
另方面，唯有权力能解除压制，没有权力就只能受到压制。然而遗忘了天子的现代人众，却无法运用权力的压制来增进自己的生长能量，反而附庸权力的压制来消费自己的生命能量，结果使得权力的病态日趋严重。

现代人只注意权力，而不注意德行；只注意外部物质，不注意内部精神，可谓舍本逐末之至矣。因为权力毕竟是毒药，权力不能医治现代人的病态，反将毒杀千万亿病人。
权力之成为毒药，因为它不提升生命，反退化生命。握世俗权力者，鲜有不堕落的。“权力的作用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只有一句话：浪费生命。”世俗权力都导向罪恶，导向放纵，导向反压制的生命力量的消退。故一切伟人，莫不因压制感而奋起；一切大业，莫不起源于绝望中的反抗。
这绝望亦为主观感受。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有什么难过的？他们过得比我们好多了！”可见，绝望者，起自伟大心灵的天生不平，这不平注定要改变世界均势和历史定局，打出新天新地来。而世俗权力呢？使人的生命流为形式，徒具其表，蛀空性情；它只会带来舒适、享受一类的清福，这仅仅便利生命的消耗；很少人会“放着权力不用”──他们的贪婪，终于使权力成为一切毒药中最毒的。

一个有权力的人（即握有高于常人之权力的人），要想不因权力而自我毁灭，必有超强的道德情操，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所谓“自制力”，这才是《老子》所谓的“自胜者强”。自胜者，必以道德情操来凌驾生存欲望、强权意志。所谓道德情操，当然不是被动状态的自限，而是主动状态的热忱。一个真有道德情操的人，其最高座右铭必非“我不应该……”，而是“我一定要……”。
是的，正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一定要……”的固执，为他树立起千百个“不应该……”的戒律。只有在这意义上，戒律才是必要的。戒律的压制，酝酿、激起的反作用力量，使得创造的甘泉勃发。甘泉的勃发与荒漠的压制之间的关系，可与飞奔者与影子的关系作比：奔跑者为摆脱无处不在的阴影，为实现“脱离阴影的那种解放、透明的自由感”，竭尽全力地飞奔！甚至当他颓然倒下时，也本能摆脱阴影，但他却在这运动中，跑出辉煌的成绩。像流星发出触目的光，他的格言是：宁可短点也要亮点！命运作证，如果他不是怀着如此美妙的希望，是决然拿不出如许的精力来的！这叫“夸父般的疲劳而死”。如果不是疲劳地死去，他也会老死在床上或“死于安乐”。牛栓在桩子上也不免一死，而且或许死得更快！创造者与压迫力的关系也是如此。创造，是受思想的驱使，渴望摆脱压制的窒息。否则，即使死亡也不能帮助你摆脱那普遍压制的阴影！

在我看来，无论庄子的坐忘还是印度的瑜伽，都是渴望摆脱压力的努力，是以彻底的放松来对付无孔不入的压制。它们通过制造“内在的吗啡因”，通过做个“活死人”，把力量集中运到特定的方向。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这甚至可以使死，成为复活的中继站、再生的渡口：从一种被压迫状态转移到另种被压制状态；从一个地狱摆渡到另一个地狱。正如犯人在押解途中，不免设想新监狱的种种令人振奋。……并怀着期待的欣喜，来迎接可能是更坏的苦难……美哉！神啊！这就是你的救赎？这就是你对人类的最高的爱。
由于兼容了神性，那“道德情操的载体”天生就不属于这个“现存的世界”，这“可感的世界”，这“人类意义的宇宙”。所以他绝然超越这世界，他与这世界之间无牵无挂，可以一刀斩断似乎斩不断的流水，更何况离愁乱麻之类的干系！正因此，他无从滥用他的权力，即令这权力此刻体现为世俗的权力；唯有他可以免受“权力的毒害”？正如鲨鱼感染不了人类的许多疾病？这是由精神类型的异常，预先决定的！
虚无主义
Nihilism

谢选骏
2017年第一版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II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扉页与封底）
本书集中了1975年到1990年之间写作的《五色海》（Sea of Five Colors）中有关“虚无主义”的论述，改变其顺序，从后到前地展开排列，以展示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潮。因为，《五色海》的出版，曾经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中国大陆的思潮，并通过那个影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nihilism" in the Sea of Five Colors, which was written between 1975 and 1990, changing its order, from behind to before, to showcase the 1980s The trend of thought. Becaus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lored sea"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trend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that era, and through that influence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history.
（另起一单页）
（题记）
一个并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

目录

第一卷
虚无之君与零点哲学
一、在世界的边缘
二、天设之，地造之
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十、“〇”的故事
十一、整体性
十二、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
十三、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
十四、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十五、增熵趋势的加强
十六、“永恒者”
十七、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
十八、“零点哲学”的研究对象
十九、深沉的“〇”！
二十、只有宗教能驱散虚无主义
二十一、我们不是智慧海
二十二、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
二十三、要歧路，不要羊
二十四、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
二十五、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
二十六、“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二十七、一切哲学都是“贫困的”
二十八、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二十九、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
三十、零点并不是中庸
三十一、玛雅人与中国人
三十二、拷问《传道书》
三十三、余论

第二卷
社会虚无主义
一、现在的处境
二、正确的信仰与错误的信仰
三、伦理行为对宇宙的影响
四、虚幻的尊严
五、死后前途的探讨
六、自杀行为中的哲理
七、压力的教育
八、医德的丧失
九、关于真理的探讨
十、禁忌的哲学
十一、世纪的杀戮
十二、存在与意识

第三卷
宇宙虚无主义
一、未来的政治意识
二、“统一”的预兆
三、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五、现代人的迷惘
六、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七、生命的秘密武器
八、宗教与信仰
九、反差的意味
十、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十一、个人与社会
十二、灵魂之火
十三、梦幻的力量
十四、情结的形成
十五、理性与非理性
十六、他人的目光
十七、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十八、真理与认识
十九、内在的力量
二十、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击
二十一、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二十二、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二十三、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第四卷
历史虚无主义
一、认识天人
二、老公猩猩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民族的痉挛
五、超级诈骗犯
六、被压制者的美德
七、自寻烦恼的权力
八、人性论
九、天神的阴谋
十、孤愤
十一、历史多歧路
十二、存在与虚无
十三、历史是什么？
十四、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十五、文化史的定律
十六、偶然论与必然论
十七、灵魂的历史：零
十八、公理与启示
十九、阶段性的胜利者
二十、生灵的命运
空谷足音（1989年）
一、生命之谷
二、论本体
三、论圣人
四、真的作者
五、当代游魂
六、论梦想
七、论爱情
八、论翻译
九、论革命

2017年6月第一版
June 2017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