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9日星期五
谢选骏：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
我在《思想主权》的“本体·内篇”第十五章之十五《语言促进思想但不创造思想》说过：“‘闻鸡起舞，志在中原。’──舞者成为国家的牺牲；‘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行者成为国家的敌人。”
其中“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一句，出自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之父圣西门。
一般认为，克劳德·昂列·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常简称为Henri de Saint-Simon ，1760年10月17日——1825年5月19日）是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实证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相熟，曾聘其为秘书。
圣西门出身贵族，曾参加法国大革命，还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他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致力于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花掉了他的全部家产。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中，人人劳动，没有不劳而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作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是达兰贝尔的学生。1760年生于巴黎一个贵族家庭。1777年参加法国军队。1779年去美洲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783年到墨西哥向总督提出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运河的计划。1785年到荷兰提议法国和荷兰成立联合远征军占领英国殖民地印度。1787年到西班牙试图开凿运河把马德里与海洋相连接。1789年回国参加法国大革命，1791年离开革命，与德国商人列德伦合伙搞地产投机买卖。1794年被雅各宾派关进狱中达10个月。1797年与列德伦分手，转而研究自然科学。1802年起开始写作，宣传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1814年以后，在他周围逐渐集合了一批学生和门徒，形成了一个圣西门主义的团体，宣传他的思想和出版他的著作。曾任孔德为秘书，在学术研究方面与孔德合作7年之久。1825年5月19日逝世。主要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等。
人物经历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年），法国伯爵，是19世纪初叶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把他同傅立叶、欧文并列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1760年生于巴黎一个贵族家庭。自称是是查理大帝的后裔。但他出世时，早已家业衰落。由于经营地产入不敷出，他家不得不向朝廷领取补贴。年幼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著名百科全书派学者让·勒朗·达朗贝尔的学生。他爱好研究唯物主义哲学，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对神学和封建制度采取批判态度。13岁时，他曾拒绝参加宗教仪式。
1777年，圣西门与家庭决裂，到军中服役。1779年，19岁的圣西门上尉随法国军队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从封建专制的法国来到革命战争如火如荼的美洲大陆，使年轻的圣西门的眼界大为开阔。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被英军俘虏。北美独立战争后，圣西门回到法国。1789年,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场革命运动对于圣西门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恩格斯说:“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
革命之初，圣西门曾热情地投身革命运动，主动向新制度靠拢，成为一个爱国者。他公开放弃伯爵头衔和贵族称号，积极参加群众团体的活动。他还四处奔走，组织沙龙，广为结识著名学者与社会名流。与此同时，圣西门在毕加底地区，利用国家财产进行投机活动，从中谋利,赚了不少钱。随着革命的深入，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加强了对封建势力与投机商的打击，出现了平民群众的革命恐怖活动。圣西门的家族在“动乱”中破产了，他本人也被投进了监狱。这些事件，使得圣西门对革命的态度转为消极，以至后来发展到对暴力革命采取否定和敌视的态度。
大革命的急风暴雨过去以后，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从1798年起，圣西门致力于学习多方面的文化知识，以弥补自己受教育的不足。此时他已经年近40岁。在法国著名的医科学院和理工学院里，他选修了尽可能多的课程，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究当时著名学者和专家的著作，继续广泛接触、交往科学家和社会名流,努力用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
无论圣西门在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怎样，他毕竟亲眼看到这样的事实：革命后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只给少数富有者和大资产阶级带来了利益。他认为三权分立的实行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法国革命“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 “现有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即专横无端、腐败无能和玩弄权术”，他认为在法国的社会结构完全是金字塔形式：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仍旧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广大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仍旧遭受苦难。因此，他终于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对它进行激烈的抨击和揭露。他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它弊病百出，极不合理，需要以一个“旨在改善占人口大多数的穷苦阶级命运”的新社会取而代之。他决心编写一部新的百科全书，并把“发明”和论证这种新社会的社会制度作为毕生的使命。从此,圣西门开始著书立说。由于具有敏锐的目光和博学的头脑，他觉察并逐步形成为后来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具有的主要思想。1802年，他发表第一篇重要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以后，他还发表了《人类科学概论》(1813)、《论欧洲社会的改造》(1814)、《论实业制度》(1821)、《实业家问答》(1824)和《新基督教》(1825)等著作。
圣西门吸取了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思想，试图借助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尤其是牛顿的“万有引力论”，建立自己新的哲学体系。他的论点中包含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也混杂一些形而上学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糟粕。然而，作为一个反映早期无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圣西门毕竟提出了一些比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学者更为进步的思想。圣西门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偶然事件的联结，而是与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一样按规律进行的，是一个连续的、上升的、进步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封建制度崩溃后，由资本主义取而代之；而资本主义也终将走向衰亡，另一个更高级，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出现。圣西门认为法国革命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斗争，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他指出这次革命只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即新封建制度。他预言，旧的社会制度必将为理想的实业制度所代替。然而，在圣西门的思想中,人民群众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改造”。
圣西门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的一些事实。他认为欧洲自十五世纪来就有阶级斗争，而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同封建主的斗争，也是无产者同封建主、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恩格斯把他的这种见解称之为“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然而，圣西门把阶级斗争，尤其是把暴力革命，作为坏的东西加以排斥，竭力宣扬和平改造，以宣传和舆论提高人们的“理性”，进而改造社会。他把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同工人农民一样归入劳动者阶级。圣西门还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指出所有制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制度正是社会大厦的基石”。但他未能明确揭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社会发展是由人类理性的发展决定的。所以,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还只是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
圣西门的一生是充满曲折和不幸的一生。由于缺乏经营才干，他完全破产了，时常疾病缠身，妻子也离开了他。1807年他不得不到巴黎的当铺去作抄写员。后来，由他原来的佣人收留才勉强度日。不久此人死去，圣西门又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圣西门并没有在命运面前屈服，在这样艰苦曲折的条件下,他仍旧顽强地从事他的理想社会的研究工作。
拿破仑“百日政变”期间，圣西门曾一度把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寄托于拿破仑。此时他担任一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滑铁卢战役后，圣西门被解雇，他的希望也破灭了。王朝复辟后的最初几年，圣西门创办了《实业》杂志，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宣传关于建立新社会的理论。他指出:一个与旧制度和帝国时期的贵族阶级相对立的、新的实业家阶级业已形成，它包括所有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这个与那些不从事生产的占有者相对立的阶级是新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一篇名为《寓言》的文章中，圣西门提出，如果法国失去了几十个第一流的科学家、银行家，几百个最能干的商人、农夫和铁匠——这些“最主要的生产者”，这将会是巨大的不幸和灾难,整个国家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体”。然而,如果法国失去了所有的王室成员、元帅、大主教、法官和一万个游手好闲的产业主，“对国家都不会造成任何政治上的损失”。圣西门把他“发明”的新社会制度称作“实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不存在一部分人统治、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现象，而有能力的企业家和学者则是“天然领袖”。他强调这种领导不意味着一部分人为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上压迫另一部分人，而是意味着对物、对生产过程的管理。他宣布“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恩格斯极为重视这一思想,指出:“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
在圣西门设想的“实业制度”下，不再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私人企业的生产要受国家监督，统一安排，按计划进行。国家实行议会制。由发明院、审查院和执行院组成的议会都由有能力的专家、学者负责。欧洲各国要在议会制的基础上，建立欧洲总议会，总部设在日内瓦。在“实业制度”下，由实业者和学者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社会的唯一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人都要劳动，经济按计划发展，个人收入应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不承认任何特权。在理想社会中，政治学将成为生产的科学，政治将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统治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圣西门把从事产业活动的资产者看成是和工农一样的劳动者或实业者。并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理性和善心，幻想国王和资产者会帮助无产阶级建立实业制度。这些设想虽有不切实际之处，却包含了对未来社会的重要猜测，成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圣西门还允许“实业制度”下有阶级和贫富差别存在，允许“用脑劳动”的资本家获得利润，并由“用手劳动”的人来养活。这反映了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影响。
圣西门关于新社会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重视，经常受人奚落,四处碰壁。加上生活动荡不定，圣西门一度极端失望与苦闷。1823年3月9日，他开枪自杀，但未如愿，只打伤了一只眼睛。以后，在他的一个门徒——犹太商人奥兰多·罗德利格的同情与帮助下，圣西门才在晚年勉强摆脱了物质生活的困境。
在法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发展，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加速的影响下，圣西门晚年的思想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他的社会主义倾向越来越显著，对无产阶级的评价有明显改变。他认为在实业家阶级中，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它在大革命中就曾表现出极大的管理才干。它们中间正在不断涌现出更多有管理企业能力的人。他不再相信议会制度,更加强调加强整个社会的计划经济、科学技术和才能等级制度。他认为,应该把为人数最众多的阶级谋最大的福利的原则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在圣西门的晚年,为了强调“实业制度”以“理性”、道德观念为基础,他给“实业制度”涂上了宗教色彩，把他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学说称为“新基督教”，认为“要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有激情”，只要大家都信奉他的这种新宗教，新的社会制度便可以实现。
1825年5月，在门徒们的守候下，圣西门与世长辞。在圣西门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门徒巴扎尔、勒鲁和安凡丹等人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学说。然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者都逐渐沦为小资产阶级的小宗派。圣西门学说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共和运动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久，这个小宗派便分化瓦解了。
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欧洲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反映了当时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失望和抗议，以及建立使他们真正取得解放的理想社会的愿望。圣西门的著作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珍宝。
主要著作
圣西门一生写了许多著作，1802年，写了《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主张应由科学家代替牧师的社会地位。1808年发表的《19世纪科学著作导论》，比较详尽地发挥了处女作中的基本思想。1813年写的《人类科学概论》和《万有引力》表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规律性的见解。1817年以后的著作《论财产和法制》中，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19世纪20年代，圣西门又出版了一系列社会主义著作，如《论实业制度》、《实业家问答》、《论文学、哲学和实业》和《新基督教》，从哲学、历史、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思想，形成了系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但直到1825年4月发表《新基督教》这部圣西门最后的著作，才标志着他创建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厦的完成。马克思说：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圣西门设想，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人人都要劳动，没有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人。他相信，只要大家都接受这个理想，新的社会就一定会实现。 圣西门的设想是美好的，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成份，也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因此他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反映了早期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主要思想
圣西门十分关注法国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他指出，“劳动力的价格十分低廉”，“穷人没有工作”，非熟练工人在革命以前尚能维持生计，“而在今天，这些非熟练工人已被实业阶级中一切有实力的人所抛弃……而目前，他们最愤恨的是：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坐待饿死”，他们的物质生活十分悲惨，精神生活更加悲惨。圣西门认为，造成工人贫困的原因之一，就是一小撮统治者为了豢养大批官员，对人民征收更重的苛捐杂税。他说：“国家把穷人应对富人作了一条基本原则，结果不得温饱的人，每天还要省出一部分生活资料，来为阔老们锦上添花。”圣西门指出，造成法国危机和贫困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说：“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最沉重的灾难。”
资本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他必然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资本主义理论家把资本主义社会美化成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圣西门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人类社会是一种进步的发展过程，法国大革命以后建立的政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旧的封建制度和未来社会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当它阻碍社会发展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圣西门根据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弊病指出，这个“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需要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永久的制度，那显然是荒谬绝伦了”。
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冷酷的利己主义。圣西门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已占据着支配地位，这个人类的坏蛆侵害着一切政治肌体，使人们道德沦丧，精神低下，贪得无厌，对公益事业毫不关心。“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病，也应当归因于这种利己主义”。它驱使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获得特权和掠夺穷人的劳动果实，驱使他们产生非法统治其他民族的野心而发动侵略战争。总之，利己主义导致整个社会分裂和瓦解，给人类社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圣西门认为实业制度是使人们享有最大程度自由，保证社会得到最大安宁的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他说：“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惟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存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后来，圣西门明确提出实业制度的目的是提高无产阶级的福利，“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尽量组织得有益于大多数人，以最迅速和最圆满地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活动的目的。”圣西门认为生产是增加财富的惟一手段，只有充分发挥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实业制度
实业制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最高行政委员会和最高科学委员会。由于学者有预见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圣西门主张由最有才能的学者组成最高科学委员会，主管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最高行政委员会由最优秀的实业家组成，掌管行政、生产和财政工作，促进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为了保证实业制度的领导者为无产阶级谋福利，防止特权复活，圣西门提出了几条原则：人民领袖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实业制度的领导者只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社会管理人员：实业制度应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根据圣西门的设想，实业制度的领导者与人民群众是平等的关系。
圣西门认识到必须建立实现未来社会目的的财产所有制。他认为，社会的存在决定于所有制的保存，而不是制定这项权利的法律，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因此，“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这是与其他问题相联系的“总问题”。圣西门认为，要想取得政治经济权利的真正自由，就“需要很好地了解所有制的性质，并把这项权利建立在最有利财富和实业自由的增长的基础上”。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为了使无产者成为新社会中权利平等的成员，“必须使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带来使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财富的结果，以使无产者能出色地管理财产”。但他个人不主张废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人人都要劳动是实业制度中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原则。圣西门认为，未来社会有最大限度的平等，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实行普遍劳动的原则。早在1802年的处女作中，他就规定：“一切大都应当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厂的工人。”他指出：“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源泉，最有益的劳动应当最受尊重”。他指出，在实业制度下，将以“最可靠和最迅速的手段来保证生产者大众经常有工作”。
分配方面
圣西门提出未来社会中每个人的收入应当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同时，他把工厂主、商人、银行家和农场主都看成是劳动者。另外，他还认为，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生产，是实业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圣西门提出：在实业制度中应建立新的道德风尚，必须反对利己主义，努力提高集体主义思想，真正的幸福就是抛弃满足私人欲望的动机，抛弃功名心，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为大多数人服务。圣西门坚信未来社会这一“文明的王国即将出现”。
教育方面
圣西门谴责旧的教育制度是努力培养自私自利的人，旧的教育内容崇尚古代，严重脱离实际。未来社会的教育，不仅重视完善的知识教育，同时必须十分重视道德品质和各种能力的培养。关于实现实业制度的道路，圣西门坚信通过和平的手段建立。他认为“改革家决不应当依靠刺刀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舆论“是世界女王”，“人类之友将采取的惟一手段是宣传”。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国王和资产阶级的慈善和理性上，呼吁他们帮助无产者建立这种社会制度。
思想语录
必须让有天才的人独立，而人类应当深刻地掌握一条真理，即人类要使有天才的人成为火炬，而不要让他们放弃真正的使命。
历史评价
法国哲学家克劳德·昂列·圣西门认为：委托于政府的最伟大、最重要的权利是向公民收税的权利，其他权利皆随从本权利而产生。所以，政治科学的本质在于能够做出好的预算。做此事的能力就是管理的能力，而管理能力又是政治所最需要的首要能力。圣西门无疑是一位最为癫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本身他是封建贵族，却反对封建制度积极投身于法国大革命，当真正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制度之后他却又举起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旗，构建其所谓的社会主义。但同时他又是一位真诚的思考过社会方向的斗士，他的学说固然有其偏颇的一面，正如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一样，他是一位诚实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永恒财富！
圣西门的代表作和基本思想
圣西门的主要代表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体系》、《论文学、哲学和实业》、《实业家问答》等。
圣西门的基本思想
(1)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2)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前进的过程。
(3)把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实业制度或科学和实业制度。
然而，圣西门与他的理论前辈一样，没有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不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通过向穷人和富人作未来社会的广泛宣传，然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搞一点一滴的试验，建立起一个一个的社会主义论点，然后以点到面，逐步推广，就可以取得全面胜利。但是，由于圣西门生活的年代，法国还处于反动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尽管他生前竭力宣传，到处奔走，希望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但除了被拿破仑皇帝斥之为“疯子”外，根本无法进行他的社会主义试验，只能抱憾终身。在他死了之后，他的信徒才把他的理想先后进行了一些试验。
谢选骏指出：务实主义者把圣西门称为“疯子”，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情——“圣西门在毕加底地区，利用国家财产进行投机活动，从中谋利,赚了不少钱。随着革命的深入，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加强了对封建势力与投机商的打击，出现了平民群众的革命恐怖活动。圣西门的家族在动乱中破产了，他本人也被投进了监狱。”由此可见，圣西门并非空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失败的实干家。尽管如此，我从小却喜欢他的一个故事，喜欢以此鞭策自己早点起床——据说圣西门要他的仆人每天早上“叫床”——“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我没有仆人，所以我自己叫自己起来。我没有门徒，所以我自己书写自己。我也没有做过别人的秘书，真是万幸。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怀念童年记忆中的圣西门。后来我去了日本，发现东京有家连锁咖啡店就叫“伯爵”，而且写着汉字的“伯爵”——这又使我想起了圣西门伯爵，想起了他的疯狂与自杀。可是东京的伯爵却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那里每天24小时营业，最后典雅的装潢成为流浪汉过夜的地方。大约思想的命运就是“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李贺《古悠悠行》：“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确实，起来的再早，也是没用的，圣西门的自杀对他的早起，做出了最好的说明。同样，“闻鸡起舞”，也不能收复中原，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所以说“语言促进思想但不创造思想”，所以说“舞者成为国家的牺牲”，所以说“行者成为国家的敌人”。呜呼哀哉。
2018年6月27日星期三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天才发现
（一）
谢选骏：土改是土匪的快乐——“战场经济国家”的起源
土改运动是中国成为“战场经济国家”的起点。
《土改回忆，“斗地主”从来都不欢乐》（微思客2017年04月16日）报道：
微思客，FM部&公共关系部部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早在几十年前就睿智地发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对于土地改革，他认为“自始至终是一场激烈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1]，因此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从建国前老解放区开始实行的土地改革，到建国后在新解放区开始实行的土地改革，每一个地方的土地改革都具有特殊性。笔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发现，土改中的“暴力”行为在不同区域表现出了不同的对象、手段、原因。
由于笔者所调研的地方都是在建国后开始土改的，所以本文主要描述的是建国后的土改运动。
谁是斗争对象？
建国初期，党中央提出了“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总方针。因此建国初期的土改，就是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在土改中，一般分为三个步骤：（1）减租减息，清匪反霸；（2）划成分，斗地主，分田地；（3）建设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斗争对象分为三种，土匪、掌握大权的豪绅恶霸和地主。
在采访的过程中，受访农户印象最深刻的，大部分人也都直接参与的，是斗地主。
那么地主是谁？ 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对地主做出了这样的界定：“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剥削方式主要是收租地租。” 但是这个界定有些模糊，在具体的实践中，土改工作队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了界定，所以每一个村的地主情况都是不同的。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
“地主么，不仅田地多，还有房子，还有长工啊的就是地主。”
“工作队来村里做调查，农会来定义成分的。50亩地以上是地主，20-50亩是中农，10亩以下就是贫农。”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
“富农的话，是有土地，多不在多，不在于多少，你哪怕 有两亩土地，你全部不劳动，全部租给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自己不生产，靠出租生活的人家都是富农。这就是富农。土地比较少的是富农，土地比较多，房产比较多，就是地主了。靠这个长工剥削的就是地主了。”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地主是三个长工以上吧，土地的话……（回忆）几亩以上这样的，还有一个房子，这样的话算地主了。”
“那时候需要评成分，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是否招长工。家里产业多，还有2个以上的长工的，并且自己不干活的是地主。家里产业比较多，但是只有一个长工的，并且自己也干活的，那就是富农了。”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关于地主的划分，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即通过土地的多寡，长工的有无，生活质量的高低来确定地主的身份，由于没有根据剥削程度来进行划分，因此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地主富农每个村都是有的，10个人里面就必须有一个地主的，就是要找出一个最有钱的，如果是三个人中，这三个人中，有的人口是一，有的人口是五，我的是一亩，我就种了五亩，那么我就成了地主了，也就是说每个村里都是有地主的。我就嘚挨批斗了，每个村都有的。”
在土改进程的后期，特别是在土改复查的时候，有些地方更是出现了扩大斗争面的情况，即富农，部分中农也都成为了斗争对象。
以什么样的方式斗？
由于小农经济的特点，在斗争运动之初，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应，为了动员贫苦农民参与斗争，在这之前，土改工作队会进行访贫问苦，并且在开批斗大会前，会进行诉苦大会，进行情绪渲染。
农民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批斗地主也就能顺利进行。至于斗地主的手段，分为血腥斗地主和和平斗地主。血腥斗地主的手段包括，放蚂蚁窝，跪石子，冬天让地主赤身跪在在风口，让地主一边跪着一边用手高举砖头，如果胳膊弯曲了就要被旁边监管的人打。或者还有一些侮辱性的手段，例如在地主屁股后面绑上扫帚，让他们说自己是狗——手段往往兼具了血腥和侮辱性。
“有些地主是比较坏一点的，就会去拉台上去，让他们跪在戏台上，然后下面的人就斗斗这样子的，斗完后这几个比较坏的地主是被枪毙的，有几个地主还是比较好的，一般斗完之后就算了。”
“有的，甩巴掌，那时候台上不是还有工作队么，他们就在身后，给你们撑腰。也不会做劝客的，阿斗（注：当地的地主）也不敢反抗。那时候他的衣服都是被扒下的，就跪在风最大，最冷的地方（语气带有同情）有些人就算同情，也不敢说。”
和平斗地主则最多是一种象征性的， 没有采取过激的斗争手段，就是让地主跪着，按按头，表示地主已经被打倒，贫农们取得了胜利。
“那时候我们有开会去斗他的，但是没有怎么斗的，那时候就是意思意思的，稍微批评下，头按按的。”
“那时候就是把地主绑起来，让他们跪在台上，后面就是工作队撑腰，大家也都不敢做啥的嘞。工作队就是把地主的头按按，让地主老实一点。”
但不管暴力斗地主还是和平斗地主，挨打则是必经的环节，动手的一般是情绪被渲染起来的农民，面对过于木讷怕事的农民，工作队有时只好亲自动手。
为什么会暴力斗争？
土改的条件是发动群众，但是在当时发动群众首先就遇到了困难。
发动“斗地主”的第一个困难是农民的天命观。农民们普遍认为，穷是因为命运决定的，而非来自地主剥削。他们对地主的认识归咎于命好，对于自己的穷归结于命不好，从而并不会想起来反抗地主。
第二个困难，是农民的后怕心理。由于贫穷的人在旧社会无处伸冤，反而会带来更残酷的欺压和报复，因此，即使有农民想反抗地主的欺压但是由于怕地主报复而不敢反抗。
“目标不是财产平等，认识联合穷人反对其他人”，所以在这场运动中为了更好的联合穷人，土改工作队就必须找出一个“引子”，这个引子就是阶级敌人，但是农民不懂何谓阶级，于是工作队就在村里找那些富裕的，欺压村民的人。意图通过让群众诉冤，让地主坦白反省的说理教育方式来提高农民的阶级意识。激发农民的仇恨
土改中出现的大量暴力行为，和土改工作队这种激发群众仇恨的行为是分不开的。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群众们被情绪渲染，受过“教育洗礼”的群众阶级意识获得觉醒，开始认为自己的贫穷是因为地主的存在。实现了“地主养农民”到“农民养地主”的思想转变。
到了后期，对群众的阶级教育演变成了一场由土改工作队精心导演的向旧制度开火的大会。“在共同的激情下，我们在集会上变的易于激动，情绪高昂”，正如涂尔干所说的，在这样被仇恨的情绪渲染的大会上，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异常的激动，暴力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这样的暴力是在土改工作队的默许和支持下的，群众更没有了后顾之忧。
造成暴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正确执行政策和放手发动群众这两个方面无法协调。 在土改复查期间，针对有些地方出现的政府包办斗争情况，中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的号召，进一步释放了“人类的天性”
在山东莒南县当时就提出了“七七指示”指出：“各地在土改复查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切事情，依靠他们自己去办，依靠他们自己动手，而不是少数人包办强波命令的干部路线”[5]
然而，在解放初期，农民的条件尚不足以开展有序的革命斗争，翻身的“农奴”获得了权力，他们就以最简单直观的方式——以牙还牙来对待地主，以前受了地主多大的压迫，就以多大的仇恨报复回去。
笔者通过口述访谈的形式，回顾了土改的那段历史，过去粗暴式的土地改革已经结束，然而当下土地财政又带来了财富、文化多方面的矛盾，我们难免会问，当下一轮土地改革来临，翻身的人是否会再举起拳头？
谢选骏指出：对于良民来说，“斗地主”从来都不欢乐；但是对于土匪来说，“斗地主”才是欢乐的。因为，“斗地主”可以使得土匪成为超级地主。土改运动是中国成为“战场经济国家”的起点，所以说，“与人斗其乐无穷。”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天才发现！
（二）
谢选骏：艾滋病是“战场经济国家”的道德底线
《2名中国女大学生被同一黑人感染艾滋》（2018-05-15 荆楚网）报道：
一名外国留学生因为肺结核病住院，结果查出艾滋病。昨悉，这名留学生在半年前被相关部门遣送回国。
该留学生来自非洲赞比亚，30多岁。去年上半年，他因患肺结核病入院，在检查中，意外发现他已感染了艾滋病。
该学生自称，来华后并没有输血史、吸毒史，也没有不洁性生活。
武汉市结核病医院副院长王卫华主任医师介绍，艾滋病有2个月-20年的潜伏期，大约5%的艾滋病感染者在感染早期初筛试验时，可为阴性。该患者可能在本国已受感染，但在通关检查时表现为阴性（查不出艾滋）。因患艾滋病后免疫功能下降，从而感染了结核病。
据王卫华介绍，在随后的排查中发现，曾经与其同居过的至少两名中国女大学生，被省艾滋病防治中心也确认感染了艾滋病， 其他有关女性正在联系排查中。
此前，武汉高校也曾发现有留学生感染艾滋病，并传染给他人。根据相关政策，中国对感染了艾滋病的留学生，将一律遣送回国。
网友雅科夫点评：
拜托以后不要再从黑非洲国家引进留学生了！黑非洲人性关系极其混乱，艾滋病感染率极高，以“中非友好”的名义引进这些留学生简直就是在引狼入室！
我的言论并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而是描述一个客观事实，漠视事实、自欺欺人才可怕！南部非洲很多国家艾滋病大流行早已众所周知，其感染率已经超过30％，青年感染率超过50％；这些国家艾滋病流行形势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在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都要“一个岗位，两个官员”，以备其中一个发病不能工作时另外一个来替补。
我并不反对中非友谊，但是我们一定要首先保护好自己的国民。在中世纪欧洲流行黑死病大流行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小城因早已森严壁垒、不放任何外人进入而一时得以幸免。但是，一天夜里由于大雨滂沱，有两个外来的商人到城门下哀求入城避雨。守城的士兵动了恻隐之心，在得到对方没有染病的答复后就放他们进来了。谁知二者之中已经有一个感染了黑死病，入城后即传染给城内居民，造成该城尸横遍地的大惨剧。
艾滋病虽然早已传入我国并在局部流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大开国门让带毒人群进来。我希望大家不要指责这些个不幸的大学生，她们毕竟有权决定自己的交友范围。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量少让感染者进来，尽量保护自己的国民。黑非洲国家并不先进，他们的留学生来中国也不是传播什么先进思想、文化和技术，如果要援助他们，可以派志愿者前去，如果要帮助他们提高教育水平，就派支教志愿者去。决不应该把这些极有可能带毒的留学生放进门，任其传播病毒！而被感染者如果隐瞒自己的情况，刻意报复社会，情况会更加可怕！
谢选骏指出：艾滋病是现代道德的底线，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战场经济国家”里。只要不得艾滋病，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难怪圣经启示说，上帝设置了死亡，作为原先不朽人类的终极惩罚。这就是原罪的起源。而反对圣经信仰的社会，就是充满原罪甚至崇拜原罪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想想，中国的高层建筑和住宅小区，像不像一个个稠密的军营？八亿人民八亿兵，改革开放成了十三四亿的丁。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天才发现！
（三）
谢选骏：中国战场经济瞬息万变
《支付宝重要功能挫伤！影响数亿国人！ 》（2018-06-07 融360专栏）报道：
高处不胜寒，支付宝又遭监管一击左勾拳，重要功能挫伤！
今天（6月6日）起，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的快速提现额调整为每人、每天、1万元，此前限额为5万。
从“限额”、“限购”到现在的“限制提现额度”，支付宝和余额宝正面临着监管政策的全方位“捆绑”！
央行重磅新规影响远不仅于此
支付宝这次含泪调整背后，是整个理财行业的强监管折射。
6月1日，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中对货币基金提现的单日额度进行了限制。
具体来说，就是对单个投资者持有的单只货币市场基金，设定在单一基金销售机构单日不高于1万元的“T+0赎回提现”额度上限。
“T+0赎回提现”，也就是咱们说的当天快速提现，一般两小时就到了，非常快。
用人话来翻译一遍就是：
像余额宝这类背后对应的是货币基金的产品，以后每人、每天、从每只产品当天内提现的金额不能超过1万元。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以后在支付宝、微信钱包里购买理财产品后，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享受到灵活存取的便利性。
如果要大额提现，只能在隔日才能到账，用户体验大打折扣！
为何受伤的总是“宝宝”？
说白了，像余额宝这种货币基金做大的话直接影响的就是银行，咱们都喜欢把钱放在余额宝吃利息了，没人愿意放在银行，银行还怎么活下去？
银行想要获得存款的成本肯定增加，只能抬高放贷利息，往远了说就是影响整个经济运行。
咱们再把时间轴推回到今年3月--货币基金闭门会议，会上传出4个重要指令：
1、单账户每日快速赎回额度限定在1万元以内；
2、货币基金的份额不能在支付场景使用；
3、企业自有资金不能用于资金垫付；
4、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能参与资金垫付。
眼下第1点已经在余额宝身上应验，各位看官可以继续猜想，余额宝未来将会变成什么样？
目前余额宝是可以正常用于支付的，但未来可能需要先将余额宝里的钱转到余额里再消费了。
又或许余额宝将完全取消快速赎回，回归货币基金的本质。
虽然现在看觉得不可想象，但是身处风云莫测的监管新时代，已经发生过太多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本君相信就算万能的马云也不敢拍着胸脯说余额宝未来会不会一帆风顺。
有何破解妙招？
不知道各位看官还记不记得，本君之前教过大家通过“余额宝直接提现”来避开“支付宝余额提现收费”的小窍门？
现在，这个诀窍对于有过万资金需求的看官来说彻底失效了……
那么，如果你急着用余额宝里的钱，数额超过1万，又不想被支付宝余额提现收费的话怎么破？
本君这里还有一种相对比较便捷的方式：借道网商银行。
马云家的网商银行是银监会批复的五大民营互联网银行之一，这个神器真的是酷到不行，可以让钱在你名下的多张银行卡之间无手续费一秒切换。
大家别省内存，放心大胆的下个“网商银行”APP，真的很好用。
具体的操作步骤是：
把余额宝的钱提现到“余额”→打开网商银行→点击首页的“转入”→选择“支付宝账户”把余额里的钱转入网商银行→网商银行提现到你名下任意一张银行卡。
轻轻松松几个步骤，就可以避免1万限额和提现收费，还能实时到帐，何乐不为？
另附：支付宝近期小福利
在本君测试上述操作后，顺道发现了支付宝最近有两个小福利，觉得还不错，一起分享给你们。
1、“到店付款周卡”
这张周卡售价2.99元，需要用花呗购买，购买后只要线下的门店支持支付宝付款，每天消费就可以立减2元，连续7天。
（支付宝首页的轮播图里或者“我的奖励金”里可以找到）
我自己每天都会在便利店消费，所以就顺手撸了一张~赚个十几元，也是钱。
2、免费医疗金
只要每天到店用支付宝线下付款，就有三个福利可供选择，其中一个是免费医疗金。
选择它，就可以领取一笔金额不等的医疗金~最高可以累积到2万的额度。
这份医疗金来自“好医保”属于“医疗险”，如果你在全国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治疗，无论你是否有社保，这份医疗险都可以报销50%的费用。
它还有一个蛮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可以和你的孩子共享，不过年龄必须为15周岁以下，如果你家里有小孩，还是很大概率会用到医疗险的。
谢选骏指出：我的天才发现之一就是，中国不仅不是发达国家那样的的市场经济，就连第三世界的官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也算不上，而是中国特色的战场经济。这个中国战场经济，行情就是瞬息万变，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在战场经济里，军令如山倒，军委主席立法、释法、执法、改法——初一和十五绝对不一样的。呜呼哀哉。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天才发现！
（四）
谢选骏：艾滋病是“战场经济的克星”
《汤灿牵出更多秘密 传因艾滋害死徐才厚》（2018-05-17 NTD）报道：
汤灿的近照频频在网络上曝光，有消息披露，汤灿被捕入狱，因身患爱滋病获得释放。这使与汤灿有染的徐才厚的真实死因，引发外界质疑。
中共军旅歌手汤灿的近照频频在网络上曝光，有消息披露，汤灿7年前秘密被捕入狱，因身患艾滋病现已获释。汤灿曾被称作〝军中妖姬〞，与徐才厚等多名大老虎有染，徐因此感染艾滋。虽然中共官方称徐死于膀胱癌，而据港媒此前爆料，徐才厚的真实死因是艾滋病并发症。
有中共高官〝公共情妇〞之称的军旅歌手汤灿销声匿迹7年后，近日突然频频以发照片的形式高调〝露面〞。但照片中的汤灿，瘦骨嶙峋，憔悴不堪，再没有了往日的美艳。
2011年，认证的微博〝词作家曾鸣〞在微博里爆料称，汤灿已被中纪委调查，因为牵涉几宗中纪委正在追查的贪污腐败案件。大陆《财经》杂志前副主编罗昌平也曾在微博发帖，称汤灿已在湖北受审，并在当地女子监狱服刑。2012年6月6日，又有网友微博爆料称，汤灿被判有期徒刑15年。
今年5月9日，大陆微信公众号〝大参考〞发表署名为〝党叔的小号〞的文章，披露了汤灿的更多传闻细节。
文章称，汤灿于2013年被判刑7年，在湖北咸宁的女子监狱中服刑，化名〝邹艳〞，罪名是〝经济犯罪〞。汤灿的身份较为保密，很少抛头露面，接触过她的人不多。她在监狱中干些杂活，还曾给监狱里的文艺演出队做过指导。
服刑期间，汤灿曾被带回北京，配合调查军方的〝大老虎〞案。可能因配合〝打虎〞有功，2016年中国新年之前，汤获得减刑出狱。
此前，2015年有媒体传出消息称，湖北武汉女子监狱给服刑人员例行体检时，验出汤灿血液中爱滋抗体呈阳性，并经二次抽血确认。
由于汤灿案背景复杂，经湖北当局上报司法部，司法部再与军方联系，将汤灿〝保外就医〞送到武汉军区总医院治疗。
消息还说，由于汤灿曾是中共高官的〝公共情妇〞，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以及大批在位的政要等均与其有染，据称人数数以十计。当局为此特通知相关部门，要求与汤灿有染的军方及高层官员进行艾滋病抗体检查，事件引起这些人恐慌。
不过，有关汤灿的诸多传闻均没得到中共官方的证实。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该事件曝光前一个月，2015年3月15日，与汤灿有染的原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病亡。官方对外宣称，徐死于膀胱癌。
时隔一年，2016年港媒爆料，中共在内部披露：徐才厚的真正死因是死于艾滋病并发症。
报导称，2012年7月，徐才厚在做年度第二次全身体检时被发现已染上艾滋病毒，后经三次复查确诊，徐的确患上艾滋病。
徐才厚随后被安排到香山疗养医治，同时，中共在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内部通知称，徐患〝疑难病症〞正接受治疗，随后又传出徐罹患癌症的消息。据称，当年曾通过驻外使馆的武官在国外购买过医治艾滋病的药剂。
中共内部公布的材料指，徐才厚从2000年11月至2012年9月期间，先后利用职权违规破格提拔、安置了80多名女性在国防、军事部门任职，其中不少女性和徐才厚有过不正当两性关系。
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期间，徐还给15名曾与之发生关系的女性，总值2亿2千余万现金及市值物业。
谢选骏指出：军队经商、将军敛财，是战场经济的特有现象。而军队和将军拜倒在艾滋病下，则说明艾滋病是“战场经济的克星”。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天才发现！
（五）
谢选骏：成为战场经济大国全靠这癞和尚的祖坟
《美媒：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全靠这五种力量》（2018-05-19 转载多维）报道：
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之道表示好奇，一直将中国快速增长归因于政府的改革。这些措施无疑有助于中国发展，但其中很多因素别国也有，却没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快速崛起。美媒认为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背后有五大优势。
美国《国家利益》5月17日刊文称，所以，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背后的终极力量，应到经济领域以外寻找。主要是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一连串遗产因素，它们共同影响中国民众和政府追求个人幸福或国家目标时的行为。主要是5个因素：国家体量、民族构成、国民价值体系、人力资本和国家的战略规划。
显然，这些没一个是中国特有。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具备，且都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或历史遗产。遗产因素的深厚力量，最终决定了中国的竞争优势并影响与别国的贸易关系。
中国人口和市场庞大令制造业能快速扩张。涵盖多领域的制造业集群在华涌现。其生产效率高、规模大、产品价格无与伦比，进一步催生多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无疑，庞大经济体量使中国相比多数国家更能抵御外界不利冲击。
中国不仅大且比较同质。中国的族群分化指数属于世界上最低，在159个被调查的国家中排在第138位。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发展中或发达国家普遍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引起的社会紧张、动荡和仇恨，在中国经济增长集中的那些省份几乎不存在。这也有助于个人在社会阶梯上攀升。
中国是高度世俗化社会。据2015年盖洛普民调，61%中国受访者自称无神论者，远高于别国。中国人关心物质利益、个人名誉或事业成功，对超自然的东西和理念不感兴趣。这种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中国经济改革如此成功。
中国另一优势是人力资本。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工程师、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勤劳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此类高素质劳动力规模之大世界罕有其匹，令中国成为最吸引投资者的目的地。无怪乎苹果公司CEO多次告诉媒体，把制造基地转到中国，并非因低廉成本而是高素质劳动力。
此外，中国还得益于政府积极制定长远发展战略并贯彻实施的出色能力。中国总在预定期限前达到目标。北京成功背后的秘密，是政府稳定及技术官僚居多。他们制订并实施长远发展计划，不会受到利益集团掣肘。
谢选骏指出：美国《国家利益》肤浅至极，因为他们不懂中国经济“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中国一个“战场经济国家”，美国的“市场经济”再大，也不是他的对手，因为“战场经济”可以潜入市场经济的肚子里，发展壮大自己、消耗削弱对方——就像孙悟空对付牛魔王的老婆铁扇公主那样。相比共产党中国的战场经济，苏联的官场经济也不是对手，因为苏联没有嵌入西方的肚子，只是在外围作战，结果力有不逮，倒地而死了。
《中国最厉害的祖坟 为它高铁都要绕道》（2018-05-19 转载小玉家具）报道：
吴晗《朱元璋传》中记载，安徽凤阳发瘟疫，死人很多，朱元璋家死的最后没有棺材葬了，用草席裹着自己的父亲去下葬，当抬到一山坡时遇大雨，就放下草席去躲雨，当雨住回来时，山塌下来把父亲埋了，这叫“天葬”，正好此地是风水宝地，后来竟出了朱元璋等16位皇帝。图为凤阳明皇陵。
20年后，朱元璋成为吴王，这当然是通过自己与命运的抗争所得。此时他想起已故的亲人，命人赴濠州修缮父母陵寝。称帝后，欲改葬，有人进言，祖坟的方向是不能改变的，原来尸体是怎么放，就怎么建，否则会“泄山川灵气”，于是，朱元璋在祖坟的基础上，培土加封，占地2万余亩，周长二十八里，其内“宫阙殿宇，壮丽森严”。
历代帝王都自命为“真龙天子”，他们祖宗的坟址，大都有“龙脉”之说。朱元璋由穷和尚一跃称王称帝，富有天下，他父母的葬地自然变成“风水宝地”。京沪高铁在修建过程中，为避让明皇陵，多建了6公里的桥梁，多挖了285米隧道，施工桥梁增加了5931米。
谢选骏指出：癞和尚朱元璋虽然不在了，但他的痞子精神却被毛泽东继承下来了，并依据其“深挖洞、广积粮”的战场经济方针，慢慢发展成为全球大国。所以我说，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全靠这癞和尚的祖坟，因为凝聚了中国各种力量，就像毛泽东纪念堂里的僵尸一样。
谢选骏的“战场经济”是一个天才发现！
附录
谢选骏：中国的官场经济与战场经济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6日 来稿)
来源：谢选骏
中国没有市场经济，只有官场经济与战场经济。
所谓“血汗工厂”、“暴力拆迁”，都是战场经济的特征。
最近，大举逮捕金融机构负责人，是“战场经济”的最新发展，表示战场已经从社会底层蔓延到了社会上层。
（一）
“最高检”指出：上半年查处金融犯罪7782件，逮捕一万多人！
9月23日，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检察机关去年以来查办金融领域刑事犯罪工作有关情况，并对打击近期股市波动中的金融犯罪进行了回应。
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聂建华表示，本轮股市动荡中，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以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金融犯罪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相关案件，我们会加快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提起公诉，保持对金融犯罪高压打击态势，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聂建华介绍，201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共6件8人，同比上升50%。
对于检察机关在预防此类犯罪采取的措施，聂建华介绍了三类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犯罪案件追诉、制裁、打击力度；二是加强惩治金融犯罪的宣传和预防金融犯罪陷阱的普法教育，针对犯罪易发环节通过案例警示、风险提示、专项教育等方式开展犯罪预防工作；三是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沟通合作，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监管问题和程序上的漏洞及时与监管部门沟通反映情况，敦促有关主管部门完善监管措施。
在发布会上，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从检察机关办案数量来看，我国金融犯罪整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仅今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金融犯罪案件7782件10608人，同比分别上升54.7%和67.2%。
肖玮表示，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检察机关受案量最多的仍为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共批准逮捕信用卡诈骗犯罪8654件9323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19677件20970人。肖玮说，从案件罪名分布看，各罪分布明显不均。其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案件大幅增加。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还发现，非法集资案件数量激增，特大规模集资案件屡见不鲜。
发布会上，肖玮还通报，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涉及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701件877人，在立案侦查的金融领域贪污贿赂犯罪中，贿赂犯罪453人，占该领域立案总人数的51.8%。此外，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主要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及非银行融资机构多个领域。
刑法已有关于证券领域犯罪的条文规定，此次最高检又对该领域犯罪作出了明确表态，为何对内幕交易等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如此之大？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冯辉认为，不管是从金融法方面看它的违法性还是从刑法角度看它的社会危害性，以内幕交易为代表的证券领域犯罪危害性非常大，值得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去解决；客观方面，传统上因为金融犯罪专业性较强，司法机关对于金融犯罪行为追究力度还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随着金融犯罪案件的增加，检察机关金融监管能力有所增加，因此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此外，金融监管应该是全方位的，涵盖立法、执法各领域，检察机关的表态有利于回应公众对于证券交易市场的关注，传递更多积极的信号。
聂建华在发言中提到，预防证券领域犯罪要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沟通合作，敦促其完善监管，那么，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本质上是金融监管的权力分配和不同监管机关协调的问题”，冯辉认为，传统意义上人们关注的监管机关是“一行三会”，认为这样的监管体系已经全面覆盖了，然而近期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恰出自于此，例如证监会[微博]主席助理张育军被调查。面对市场时适用的规则在面对内部制定规则者时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更为独立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在这方面更有优势，“通过司法监督，可以给金融监管添一把火。”
冯辉还认为，目前司法机关的表态在短期内对一般性的金融违法行为会产生明显的威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金融行业灵活易变，因此需要靠长期的机制进行监管。
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聂建华表示，对于发布虚假信息以及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80、181、182条将其规定为犯罪并且规定了双罚制，既处罚个人又处罚单位，既处自由刑又处财产刑，刑法比较严厉。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对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也规定，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或者证券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也做出了类似规定。
（二）
早在2006年，就有学者提出，“谨防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
政府推动的“政企分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为“政企不分”的历史买单。 很多企业家是在不得不应付腐败。 不正常政商关系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中国改革只有两条路子，成功或者不成功，目前很关键。
“狼狈为奸”和“逼良为娼”
《法人》：今年以来，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一个企业家倒下去，总会有一大批官员跟着垮台。这些案例的背后应该意味着某些官员的腐败，您是如何认识这种腐败的？
仲大军：先谈一下政商关系不正常背后的腐败。在当前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已经成为我们国家这样一种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出表征之一。这和建国后一段时间存在的政企不分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开，但是目前还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仍然藕断丝连，权力始终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
我们都知道，市场是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企业参与市场，是为了获得某种资源、交换某种资源或者利用某种资源，也就是说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交易机会，而权力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则意味着政府依然可以支配资源或者决定起源的流向，只要愿意，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形成。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官商交易”，也导致了一些官员和一些商人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
《法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政府不在微观层面参与市场，不正常的政商交往的事例就可以少很多？
仲大军：应该是这样。不过，在转型期的中国，这比较困难。因为政府推动的“政企分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为“政企不分”的历史买单，虽然我们在努力告别历史，但是还需要时间，政府需要逐渐减少自己对市场的参与。
《法人》：也就是说，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有其必然性。
仲大军：更准确一点说，是政府与企业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会在微观层面有比较多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商人为了利益有时候会不择手段，而政府手中不仅有政策、有执法权和司法权还有各种有形的资源，例如国企、土地、矿山、公用设施、基础建设项目，等等，当相关的市场交易机会出现时，负责官员如果与一个商人面对面，是否会有不正常的关系发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彼此的个人的道德约束和自律性，尤其是在目前法制不够健全、有效监督机制仍待建立的情况下。
《法人》：在这样的政商关系框架下，那些腐败官员有值得人们同情的地方吗？
仲大军：不能同情。市场经济一方面是逐利经济，另一方面也是法制经济，也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官员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像其他人一样，都有“爱财”的本能，但只能限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如果想得到更多的收入，那就应该去闯市场，公务员的收入都是有限度的，不能又当官，又当资本家。一边当官，一边捞钱，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也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法人》：同上一个问题相联系，您如何看待与以上腐败官员作为同案的倒台企业家？
仲大军：这要分开来看。他和腐败官员是谁第一个动了“共谋”的念头。如果是前者，这种企业家及其企业本身就并非市场中的健康主体，该法办的显然要法办。如果是后者，则也要分情况，一种是“心心相通”，腐败官员说了企业家心里想的，也没什么好说的，整个是“狼狈为奸”；另外一种是“逼良为娼”，企业家其实不想，可是官员对其软硬兼施，鉴于该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有时候恰恰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资源），他不得不带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这是让人悲哀的事情。
“强资本”比不过“强权力”
《法人》：你曾经描述过当前我国“强权力、强资本”的现象，但这两强相遇后，是权力厉害还是资本更强?
仲大军：权力应当比资本更强，我前面提及，小到注册、纳税，大到用地、批文，再加上政府还有很多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资源，再大的企业在政府权力面前，也还是弱小的。
《法人》：这可能是有些企业家在私下里讲做生意就是“做关系”的原因。企业家们愿意面对强权力么，尤其是别有用心的官员手中的权力？
仲大军：80%甚至更多的企业家不愿意，甚至可以说是对腐败深恶痛绝。有人对我说，我省下来钱、省下来精力老老实实经营企业多好，不过，有时候没办法，如果哪个细节照顾不好，随便一个细节，水、电、税、费都能把你整死。很多人是在不得不应付腐败。
《法人》：80%的人中间，有没有人敢于对腐败说“不”。
仲大军：当然有，而且不少。中国企业家还是有很多人在合法的、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做生意。
《法人》：但是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学会生存的“技巧”，特别是面临权力拥有者隐讳地“卡、拿、要”的时候。
仲大军：如果没办法对抗，只能这样。如果你要顺利的生存，不过这种让步通常会以法律作为界限。
《法人》：不知道与腐败案件有纠葛的企业家会对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他们的存在首先是企业家生存状态的一部分。不好的影响就是可能会有一种导向作用和倒逼作用，所谓导向作用，这些企业家通过非法获得利益的做法可能会成为其他企业家追求利益仿效其路径的动力；所谓倒逼作用，也可以称为“劣币驱逐良币”，当两个或者更多企业竞逐一个项目，如果有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不正常的获得了胜利，其他企业坚持原则的热情肯定会越来越少，好的企业会被驱逐出市场。
当然，从另外的方面，我们也可以讲，这些违法企业家的下场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警示，做生意，还是合法经营是正途。
《法人》：2004年以来，由郎顾之争引发的“国�嗣窠贝笳劭迹懊衿笤铩钡纳粢恢辈痪诙诓徽５恼坦叵悼蚣芟拢С终庵稚裘矗�
仲大军：显然不。我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绝大多数企业在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是清清白白的，“原罪”何来之有。如果说有些企业在娘胎里就不合法，那数目也为之甚少。我们不要胡乱照搬西方的一些概念。
谨防“市场经济”成“官场经济”
《法人》：从您刚开始的谈话我推断，中国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是想与腐败官员结盟的。，虽然有很多人有这个意愿但没这个实力，找不到“门子”，但是搞违法交易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这应该是个事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权利与资本的共生关系，中国的政商关系和国外的政商关系有何不同，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商关系又有什么不同？
仲大军：先和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最重要的就是所处环境的不同。国外一般法律环境比较健全，各种制度比较完备，此外，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比较稳定政商关系。肯定也有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不正常交往，但都面临着限制和约束，违法成本比较高。而且，国外政府一般都定位于“服务型”政府，官员手中基本上掌握不了什么实实在在的资源，与企业家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少。
再看历史，我们国家向来有“家天下”的传统，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历史上，中国没有什么不是政府的，不是皇家的，因此，在古代做生意，你不和政府合作就没得活，这是为什么胡雪岩这类的“红顶商人”举不胜举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种历史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加上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影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拥有庞大资源的“主导型”政府，正是这种特点，导致权力可以在转型期进行寻租。改革的过程是由官员来完成的，加上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官员极容易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和“暗箱操作”。
《法人》：您经常谈及改革的公正与公平问题，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对我们国家公正与公平的改革追求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改革开放来的经历说明，客观来讲，如果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长此以往甚而愈演愈烈，市场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危机，会真正演化为“官场经济”和“关系经济”。
这是很可怕的。不仅与我们追求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初衷不一致，而且会影响人们之间应有的友好、平等、公平、互助的关系，会不利于人们形成讲道德、讲究独立人格的社会气氛。
这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让社会资源借着改革的幌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社会资源再度形成被垄断之势。这种结果会导致新企业越来越难以进入市场，市场化改革的动力会日益枯竭，最后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中国改革只有两条路子，成功或者不成功，目前很关键。
《法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仲大军：靠制度。我们一直在谈非正常的政商关系，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正常的政商关系，正常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界限分明，各有职责。企业的责任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活跃市场，创造财富，政府的职责是为市场经济提供保障，为经济主体提供服务。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分工状态。
《法人》：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此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仲大军：在政府还大量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公开的、公正的监督约束机制，让那些官员们在社会的眼皮底下执行政府赋予的职责。换言之，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扩大成果需要政治制度建设的进步来加以辅助和保证。
······
（三）
上述对话不无道理，但是依然属于“掩耳盗铃”，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的早餐到最后的晚餐，都不是“市场经济”，而一直都是“官场经济”，所以，根本不存在“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的问题。“谨防市场经济变成官场经济”，是一个伪命题，是“为战场经济讳”！
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六年以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军事管制的戒严状态，迫使中国大地始终处于“战时状态”，毛头说“八亿人民八亿兵”，邓脑干脆血洗北京城，天安门已经成为他们一再对人民发动内战的血腥之地。所以经济改革，不过是又一次的土改、社改，又一次的横征暴敛。
中国人现在终于明白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场经济；但是中国人尚未明白的是，“社会主义的官场经济”其实就是战场经济。等到中国人终于明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战场经济的时候，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就再度开始了。 [博讯来稿] (博讯 https://boxun.collateral-freed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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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5日星期一
谢选骏：共产党是对蒙古国的反攻倒算、历史报应
网文《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段宇宏）报道：
大清洗纪念馆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附近，有一幢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红色小楼，它的正式名称叫“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俗称“大清洗纪念馆”。这幢红色小楼原来是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国名为“蒙古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而根登本人则死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大清洗纪念馆里，是大量遇难者的头骨，上面弹孔清晰可见，除了陈列遇难者遗骨外，纪念馆里有挖掘大屠杀埋尸坑的现场照片，各地大屠杀的遇难者统计数据，以及描述蒙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种种惨烈景象。
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蒙古民主化，这段几乎给每个蒙古人家庭都留下深重苦难的历史立即被解冻，在民间一致呼吁下，蒙古总统授权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大清洗进行取证并重新建构这段历史。真相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来。
1992年，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率队在库苏古尔省的木伦挖出第一个埋尸坑，显露出100多具尸体，因为是永久冻土，尸体仍保存完好，可以从死者衣物上判断多为僧侣。由于政治原因，当政的人民革命党一度终止继续调查和挖掘。
2003年，乌兰巴托东部地区发现一个更大的埋尸坑，有600多具尸骨。经技术鉴定发现，多数人双手被反绑，脑部被枪击或被钝器猛击而死，还有些人死前脖子被扭断，生前皆受过酷刑折磨。
由苏联直接指挥制造的大清洗，留下的档案文献不完整，蒙古大清洗确切的死亡人数，目前尚无定论，遇难人数有从3.6万至10万人不等的版本。
根登：觉醒的害人者最终被害
决定把根登旧居改成“大清洗纪念馆”的，是根登的女儿策零·杜兰。根登旧居变成纪念馆，也许最能体现“大清洗”的残酷无情和历史的复杂吊诡。
根登，极“左”政策的执行者，甚至是大清洗的罪魁祸首之一，但他又是大清洗的受害者。
根登等人在斯大林授意下大力推行各项恐怖政策：强制集体化、消灭民营经济、关闭寺院、没收教产充公……这场浩劫激起大规模的民众暴动之后，斯大林又在党内寻找“极‘左’路线”的替罪羊，多名领导被驱逐，但根登却幸免于难。
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苏联在党内抓“反革命集团”，他照办。但到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的指令与根登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觉醒的良知不可调和，最终剑拔弩张。
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年前全面清除宗教阶层，暗示杀掉10万僧侣，这道命令触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线，但他不敢公开违抗，只能阳奉阴违。由于他的消极抵制，致使这一任务被延期两年。根登很快丧失了斯大林的宠信。
1936年在蒙古驻苏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再次训斥根登不能贯彻清洗宗教界的政策，并对其百般嘲讽。根登终于忍耐不住，仗着酒劲大骂斯大林：“你这个血腥的格鲁吉亚人，你实际上已变成了一个红沙皇！”随后，根登夺过斯大林的烟斗，摔碎在地，然后把桌子板凳砸个稀烂。
在座者全部瞠目结舌，他们都明白，这意味着根登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意味着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
斯大林随后命令一直与根登争宠的乔巴山重组中央会议，解除根登一切职务。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大会上，与会者严厉批判根登“破坏苏蒙友谊”。1937年底，根登被扣上“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遭处决。
根登之后的蒙古，进入了乔巴山时代。在驻蒙苏军协助下，乔巴山忠实执行莫斯科指令，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自残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在这个草原国度留下了无数的埋尸坑。
“红俄外蒙”的诞生
1921年7月11日，苏俄扶植外蒙建立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签订苏蒙条约，互相给予承认并派驻代表。
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向其军队、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实行改组和教育，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逐步驱除所有第三国商业力量与人员，甚至严禁第三国人员踏足外蒙。
人民党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虚有其职，苏联委派的共产国际代表藏于幕后，在苏联军政、特务机关配合下，监督人民党政府推行莫斯科提出的苏化政策。
如果新选拔上来的亲苏干部不能贯彻更苛刻的新路线，则立马清洗，换上更年轻的“忠诚”干部，党内“反革命集团案”层出不穷，均由苏联特务机关操刀。
1922年8月，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反对过激苏化政策，希望保持独立自主，与中国维系良好关系，他与临时政府首任总理，亦是创党元老之一的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团”遭逮捕，他俩与其中13人被处决。
1923年2月22日，30岁的苏赫巴托离奇死亡（乔巴山后来说他是被丹增毒杀的），又借此掀起了更猛烈的“反右斗争”，原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的一些有名望的王公、僧侣、学者在此期间亦被排挤、逮捕。
“国家元首”——哲布尊丹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24年5月亦离奇死去，（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特务机关谋害），苏蒙当局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
8月份，人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整党改组”大会，党名更改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声称要按莫斯科指示贯彻“绕过资本主义，直奔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实行内政外交“一边倒”，逐步掀起阶级斗争，加快把苏联之外所有国家资本驱逐出去的步伐。
创党元老丹增此时接替死去的苏赫巴托担任人民军总司令，他不赞同共产国际代表制订的路线，并认为这是在武力胁迫下的会议，作为会议主席他拒绝参会，8月26日深夜，还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命令逮捕丹增并立即执行枪决，随后又揪出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政府秘书长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处决，丹增的总司令职务由乔巴山暂兼。
完成这波清洗后，当年11月，苏蒙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苏维埃宪法，建立苏式一党专政体制，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作为共产国际成员，人民革命党宣称“用马列主义无敌学说，以其科学理论的璀璨光辉照亮了战斗道路”，但苏联为在国际社会面前营造外蒙一切都是“蒙古人民选择和内部自然演变”，非其插手所致的假象，亦为了不引起其他国家紧张，所以人民革命党一直假装不叫“蒙古共产党”。
只要外蒙还存在对外交往、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宗教信仰和对传统文化敬畏，苏联即难以实行全面控制。20年代中期，外蒙已被苏联控制的情况下，其对外贸易额中，苏联仅占两成份额，苏联国企的劣质商品在蒙古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甚至处于入超状态，如此则苏联也不能以低价或免费方式从蒙古获得皮毛、木材和矿产。
苏联始终认为人民革命党的党员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旧思想”，难以改造，无法忠实贯彻斯大林命令，解决的思路是“从娃娃抓起”。
在苏联，共青团必须绝对接受苏共领导，为其下属组织，但在外蒙，却用“蒙古革命青年团”来监督蒙古人民革命党，若党有贯彻莫斯科政策不给力的情况，青年团可以抨击和告密，甚至矛头公开指向党的领导人，青年团还负责发起各种苏式社会改革战役。
20年代中期，大量年轻人被选拔赴苏进行政治培训，回国后送到青年团各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经过历练后再充实到党的高层。
青年团挑选狂热成员组建了“意识形态战斗旅”，其职责为：发起对传统文化、习俗服饰的清除运动；贬损蒙古传统社会中地位崇高的僧侣、学者的威望，转化和打击信教百姓；协助搜查、举报、没收寺庙财产，摧毁寺院和文物；搜查集体化运动中牧民隐匿的财产和抓捕逃亡牧民。
战斗旅做过的最荒诞事情是逼迫散落在各处的游牧民集合到一个地方，强迫他们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进食，同一时间睡觉，没完没了的开会和学习。
在青年团的要求下，禁止了蒙古人最重大的传统新年——白月节，“白月节是一个封建节日，尽管已被禁止，但还有很多蒙古人在过节，党的领导必须有人为此受谴责”，一位叫卢瓦桑的青年团成员曾这样炮轰人民革命党中央。
血腥集体化：荒诞的阶级划分
苏蒙当局这些做法引起全国一片不满和谴责，但莫斯科把这归结于阶级斗争不彻底。1928年底肃清掉党主席为首的“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第二年，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发出通牒，必须要全面展开对“封建主、富牧、僧侣”等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没收他们的财产，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
为此又进行了一次“党风大整顿”，1.8万名党员中，有5306人被开除，其他的要求重新审查登记，紧跟斯大林指示的乔巴山从此开始崛起。
苏联强行引入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荒诞到匪夷所思的程度，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苏联禁止任何其他货币在蒙古流通，控制蒙古中央银行发行“图格里克”（蒙古货币单位），强行与卢布挂钩，汇率为1蒙图：1.3卢布。
阶级是这样划分的：
财产600蒙图以下——贫牧
财产600至2400蒙图——中牧
财产2400至3000蒙图——中富牧
财产3000蒙图以上——富牧
拥有500头牲畜，价值约为2.5万蒙图左右——封建主
在苏联要是有八九头牛，几十头羊就是富农了，财产要被没收，政治上受歧视，轻则劳教，重则处决。
蒙古是畜牧经济，体系脆弱，食品来源单一，与农业地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牧民要维持赤贫的生存水平，25至30头羊是下限，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个人均标准还得提升。一个牧民家庭，若以5口人计，拥有125头羊，仍是赤贫，要达到二三百头才能维持基本温饱，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牲畜大量死亡，即便一个所谓“封建主”亦会一夜赤贫，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
当时比较贵的母羊，一头的价格50蒙图，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拥有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几十头牲畜，就是“反动阶级”中富牧了，财产要被充公，同时还要遭受政治歧视，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后来连所谓贫牧、中牧也不能保留牲畜，要充公到集体牧场（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
政策执行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家庭只能留下300蒙图的财产（相当于6头母羊），不管家庭成员数量是多少，完全不顾牧民死活。
据乔巴山的私人苏联顾问克奇科夫多年后回忆，大清洗时从受害者那里收缴来的财产堆满了内务部仓库，肃反干部们可从中“揩油”，悄悄塞入私囊；仅克奇科夫所知的一次，仓库管理者海默维奇就给了乔巴山和格鲁伯奇克3.4万蒙图。1939年2月，乔巴山从苏联返回蒙古，送给前妻的钻石吊坠就价值1.5万多蒙图。
1930年，乔巴山的报告中指出，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但苏联仍不满意，严厉批评了人民革命党，继而发起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天，共计“罚没”1000万蒙图财产，并且准备全面向寺院下手，但这时全境爆发了僧侣领导的牧民武装大暴动和大逃亡。
1930年起即有零星的抗暴运动，还抓出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如在“强迫僧侣还俗战役”刺激下，有几十名活佛与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这些人全被处死。到1931年，前三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
由于饥荒、愤怒的蔓延，1932年，约7000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时遭边防军射击，死亡人数不详。
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引用导师们的语录告诫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
1932年春天终于在蒙古西部爆发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暴，继而蔓延到中部和东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团的党团员参与，他们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
这一次大暴动差点摧毁人民革命党政权，人民革命党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在苏军的帮助下，还调入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压，最终才将暴动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体化宰杀牲畜，蒙古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当时存栏数的三分之一多），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他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蒙古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限，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境地。3年暴乱结果，致使蒙古欠下苏联2950万卢布外债。
当时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对苏联形成压力，在极度经济恶化和民众大规模离心的困境下，作为苏联防止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蒙古需要“稳定局势”；斯大林只得命令“暂时罢手”，放弃“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实行“纠左”，命令蒙古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来缓解经济困境。
集体化牧场暂时被解散，允许牧民拥有自己私人财产，可以进行商品交换，向牧民提供了160多万蒙图的贷款，降低高额赋税，对寺庙的摧毁和强迫僧侣还俗运动暂时终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情况有所缓解，两年内牲畜数量增加了34万头，但蒙古的经济大衰退一直持续到40年代后期。
按照苏联惯例，出现重大悲剧，要寻找“替罪羊”，不是帝国主义封锁围堵，就是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时任总理的吉格吉德扎布被免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领导执行此次极“左”政策的成员，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扣上“左倾冒进主义”罪名，驱逐到苏联，一般“左”的下场比“右”要好些，顶多就是帮领袖背下黑锅。
大清洗部署：斯大林送来三万发子弹礼物
同为推行斯大林极“左”政策之一员，根登不但未被免职，还被重用来推行“新经济政策”。平息民众大暴动后，根登在莫斯科汇报工作，明显告了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的“黑状”，把责任推到这二人身上。
斯大林1933年发起大清洗时，蒙古亦步亦趋，在党内炮制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反革命间谍集团”案。
此案317人被捕，当中有251个是布里亚特人，260人被判3至10年不等监禁，126被流放苏联，56人被处决，遭处决的人中还有位名叫敦格尔吉德的孕妇，这是现代蒙古首次处死孕妇，但以后的大清洗中就见怪不怪了。在斯大林授意下，前任总理吉格吉德扎布先在家中被乱枪打死，然后给他扣上“鲁浑贝反革命集团”要犯的罪名。
根登酒醉后喜欢说胡话，常对苏联和斯大林颇有微词，“既然蒙古的路线失败了，斯大林就应该为此负责”，这种要杀头的话只有他敢讲，按理说根登早就该被清洗掉，兴许斯大林颇为赏识根登相当粗俗的性格，对他格外“宽厚”一些。人们一度认为他将成为蒙古的“小斯大林”。
1934年斯大林召见根登，要求他尽速完成1937年前消灭宗教阶层的任务。“在我们蒙古，喇嘛在人民中比党和政府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对待他们我必须要另寻良策”，根登为僧侣们辩解。
“在你的国家不能有两个权力中心，他们能跟你抢夺人民的支持，懂吗，你必须要解决这问题……你的内务处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应该把内务处改组扩大成内务部”，斯大林耐心教导根登如何清洗，并告诉根登他一心想发展蒙古经济和文化的心思是幼稚浅薄的。
1935年初根登第二次晋见斯大林，带着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同去。斯大林痛斥根登不能大力扩军，拖延对宗教阶层清洗：“喇嘛还存在于你们国家，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敌人，只要你善待他们则武装力量建设没有意义，他们能影响你的士兵……你的内务处那木苏赖对这些反革命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的政府与他们不能共存，你必须毁灭他们。”
根登一行丧气地从苏联回来，召开人民革命党高层秘密会议，70余人与会，虽没有人敢公开批评斯大林，但都在绞尽脑汁讨论如何应对斯大的催逼。根登倡议下，天真地出台了一个决议，试图敷衍斯大林：把蒙古军队扩大到1.7万人，预备役增加至2500人。斯大林看出来了，根登“无药可救”，准备另觅更忠顺者执行大清洗。
1935年3月斯大林给乔巴山送去20辆汽车作为礼物，任命他为副总理，从那会儿起，乔巴山与根登逐渐分道扬镳，矛盾日益激化。
1936年初，根登再次晋见斯大林，不但没有悔意，还向他提出经济、文化援建要求，斯大林训斥根登未能把军事预算提升到60%，指责他领导下的蒙古政府不能贯彻他的建议，还列举“二十大罪状”。“除了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你们……你们名义上还是中国一部分呢，我们没有帮助你们的义务。”
面对所有指责，根登皆据理力争，随后在蒙古驻苏使馆宴会上他继续与斯大林辩论，最终爆发了前文所说的冲突。
斯大林除掉根登，勒令解除德米德人民军总司令职务，任命阿玛尔当“傀儡总理”，同时命令蒙古把内务处扩大升格为内务部，点名乔巴山当部长。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十五周年，总理阿玛尔释放了几个政治犯，斯大林送给十五周年庆典的礼物是“4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此中含意不言自明，警示人民革命党高层，大清洗不能再拖，必须大开杀戒，谁不执行谁亦有性命之忧。
斯大林派来的“肃反专家”占了蒙古内务部工作人员的25.9%。斯大林派查普雅克来指导肃反准备工作，然后是格鲁伯奇克前来坐镇指挥。大清洗真正的总指挥是在莫斯科遥控的斯大林，军事总顾问是伏罗希洛夫。
一切准备就绪后，1937年8月应蒙古政府之“邀请”，苏联增派野战军3万人进驻蒙古，作为肃反的武力后盾，大清洗即将拉开序幕。
鲜血浸染的草原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一个拥有一颗“红心”的干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同谋”，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数不胜数。在酷刑和死亡威胁下，极少有人不“认罪”不“咬人”。
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蒙古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蒙古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了狱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准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要高）
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牢不可破的蒙苏友谊”
在“美丽的蒙古大地”，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
二战时蒙古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万匹。
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蒙古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蒙古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首畏尾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蒙古作战）。
连蒙古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青睐，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蒙古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蒙古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蒙古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20世纪80年代，商店里除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
谢选骏指出：上文替伪蒙（伪满的孪生兄弟）鸣冤叫屈，它哪里知道，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完全是对蒙古人的反攻倒算，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其实是“照单全收”，是对成吉思汗等野蛮牲口的历史报应。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谢选骏：毛泽东是三料汉奸
（一）
《恶谋(上)：联日反蒋的“建国伟业”》（美国之音2017年1月16日）报道：
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华大地上，日伪、蒋介石、毛泽东上演了一出“抗战三国杀”。日军侵华，铁蹄踏破中国的半壁江山，蒋介石的国军惨遭重创，抗战中死伤达380万人; 中共崛起，毛泽东在延安迅速扩充力量，中共根据地和军队数量呈爆炸性增长。抗战期间中国形成日军控制城市，中共控制乡村，国府退守西南的三足鼎立局面。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了三年惨烈的内战，经过饿稃遍地的长春围城和死伤惨重的三大战役，毛泽东成为最大的赢家，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立政权。
中共建政以来，关于抗战的官方叙事 是中共 建政并巩固合法性 的舆论支柱之一：长征被宣传为北上抗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 和 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 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中共和日军 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 提出质疑。
沦陷
1937年8月13日，中日百万大军在上海进行了惨烈的淞沪会战。国军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 蔡廷锴 向全国发出通电，“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中国军队浴血苦战三个月，终于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上海市区除租界外，全部陷落。
日本攻占上海之后，立即大举增兵，1937年9月，16万日军在浙江和上海附近的沿海登陆，并开始向南京快速推进。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危在旦夕。
1937年11月底，日军发出向南京发起总攻，到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在南京对守城的军人和南京平民进行了大屠杀。
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这无异于一场梦魇。蒋介石最后退守重庆，陪都日夜惨遭日军狂轰滥炸。繁华的市区大半化为废墟，“血渍遍地，火光流天，惨毒之状，罄竹难书”。
中国半壁江山，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废墟与火光之中，民众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
转机
日军侵华，给万里长征逃向中苏边境的中共苏维埃政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
嘹亮的抗日歌曲，在延安上空激荡。动感的秧歌腰鼓，在广场上尽情挥洒着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根据地的抗日豪情。南泥湾的大生产以及边区的鸦片贸易，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带来财富与利润。
从临汾、运城机场起飞的日本军机，不断对西安、兰州等国统区城市进行轰炸，然而日本军机却对附近的抗日根据地延安视若罔闻。
日军为何不轰炸延安？这里面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历史学家如何分析解读这一现象呢？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 誉出版的一本新书，从日本学者的角度，为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日本教授的新书
VOA记者东方： “远藤教授您好，我们非常高兴能把您请到我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来，谈谈你写的这本有轰动性影响的新书。欢迎你到华盛顿。（远藤：谢谢您）我想首先问一下，你这本书，中文书的名字叫《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它的日文书名好像和中文书名有些不一样。”
远藤：“对，日文版的书名用的是日文，就是《毛泽东－跟日军勾结的男人》这个书名。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出版社改了。”
VOA记者东方：“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的反响怎样？”
远藤：“出版的第三天就没了（售罄），所以就增印了第二版。然后不到一周，又没了。又增印了第三版。一个月以内一共出版增印了5次。“
东方：“您带来日本的原文书吗？”
远藤：“这里有，这是日本的原文书。”
东方：“这些汉字我们也认识一些。毛泽东日本军共谋。日本军进攻感谢是什么意思？”
远藤：“就是毛泽东感谢日军进攻了中国。”
VOA记者东方：“中国研究的第一人者，是什么意思？”
远藤：“指的我，在日本(研究中国)的第一把手的意思。不好意思。”
谁是中流砥柱？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誉教授，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与日本间谍回忆录，写出一本新书：《毛泽东：与日军合作的男人》。书中揭露延安派遣情报人员主动联系日本设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向日军提供国军情报，并设法与日军达成“华北停战”以期联手抗蒋。美国明镜集团2016年6月翻译出版了远藤誉教授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再次引发全球华人对中国抗战谁是中流砥柱的关注。
这本书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远藤誉教授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找到了中共特工潘汉年给日本军方间谍机构的一份长篇报告，
延安和日军的勾连
VOA记者东方：“那么这本书里面， 远藤教授，您觉得你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呢？”
远藤：“重要的发现呢，是没有想到毛泽东跟日军勾结，让他手下的中共间谍，向日方提供重庆政府国军的军事情报，向日方提出停战要求。这是很吃惊。非常吃惊。”
东方：“是什么样的动机和缘由，让您想起来要写这样一本书？您与中国有什么样的渊源？”
远藤：“我原来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1941年，在中国吉林省的长春市出生。然后国共内战的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1948年，我住的长春市被八路军围困。饿死了好几十万的老百姓，我有这样的体验。我对毛泽东有很矛盾的感情，我后来在中国长大、被教育，当然觉得毛泽东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中国共产党也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每天都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解放军万岁”等等的口号。我以为毛泽东是真的为了救中华民族勇敢地跟日军斗争，小时候一直是这样相信了吗。长大了之后，还是对他有一种佩服的感情，这是很难消除的。后来知道建国之后死了好几千万无辜老百姓。即使知道这个，对毛泽东佩服的感情也很难消除。我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我的兄弟姐妹也是在围困长春的时候饿死的，我家里人也饿死了。八路军的子弹也打中我这儿，我有身体障碍。所以，对八路军、毛泽东我有很矛盾的心情。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佩服。当然知道毛泽东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知道，但是在心情上还是有一种佩服的心情。有一天，日本很有名的‘新潮社’邀请我写关于毛泽东的一本书。我说关于毛泽东的书有很多呀，文化大革命呀，或者其他的反右运动等等，建国以后的事情啊，描述他的书在全世界都有呀。我说，建国之前的话可以写，建国之后的话就不感兴趣。中国解放战争的时候是怎样？这个有我自己的体验。 日本战败之前，抗日战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又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了，于是就开始调查中国抗日战争后的毛泽东的行动，然后发现他是跟日军有勾结的。”
谍影重重的上海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租界，被称为“孤岛天堂”。
南风清凉，夜莺啼唱，灯红酒绿中，荡漾着“夜上海”的靡靡之音，舞步轻盈下，涌动着各派间谍势力的暗流汹涌。
上海有日军参谋总部的间谍机构“梅机关”；日本外务省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汪精卫政权的76号；重庆国民政府的军统中统人马，延安顶尖的中共特工人员潘汉年、袁殊、关露等，齐聚上海，演出了一场谍战大片。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外务省特务情报组织的“特别调查所”，于1938年4月在上海宝山路成立，“特别调查所”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所以也被称为“岩井公馆”。岩井公馆分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主要针对重庆的国民政府进行情报搜集、分析工作，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做决策参考。
日谍岩井英一的回忆录
战后，岩井英一逃过了东京大审判，活着回到日本，并根据他当年在上海的经历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回想的上海》，详细地回顾了延安方面与日本合作的经过。
日本学者，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 誉教授，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足迹遍及中、台、日。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远藤教授找到了日本侵华期间，外务省派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主人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
远藤教授2016年9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记者俱乐部，应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的邀请，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远藤教授援引岩井的回忆，叙述了抗战期间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袁殊、潘汉年等与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和"梅机关"接触，亲自会见汪精卫，与汪伪、日军间谍机构交换情报，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并试图与日军签订日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之间达成停战协定的历史内幕。
中共壮大之谜
中国作家谢幼田在其所著《中共壮大之迷》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揭露。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有一位学者叫谢幼田，写过一本书叫《中共壮大之谜》，他是做了一些研究。他现在还可以回国，他在四川大学还有兼职，但是这是一个相对敏感的区域。官方体制内肯定是不会给你资源让你去做研究，只有民间自己花钱，有时间精力去做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成果可能还不能在大陆出版，只能拿到海外，或者用英文出版。这个研究空间还很大，很多以前中共党史确定的东西可以返过来重来，包括杨天石做蒋介石的研究，他斯坦福胡福研究院做了很长时间研究，看了蒋介石的日记档案之后，他说整个中国现代史几乎可以重写，就是跟过去党内的差距太大了。”
远藤教授则从日本的角度，通过日本间谍的回忆录以及日本外务省的解密资料，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VOA记者东方：“您这个发现，主要是基于您在日本了解的日方的资料，是不是也受到了谢幼田先生的一本书的影响？”
远藤：“不是受他的影响，说实话， 我当时不知道谢幼田先生写了那本《中共壮大之迷》。 这就是谢幼田先生写的书。我当时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后来开始写毛泽东的时候，才知道有这样的书，所以我吓了一跳。如果不查日本的内部材料，中国的历史学家只能达到一个结论，同一个结论。但是遗憾的是他的书里没有日本的内部资料。如果我弥补日本的内部材料的话，也有可能对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些贡献。所以我拼命地找了日本的内部材料。然后发现了最关键的《回想的上海》这本书。”
东方：“这本书已经很难找到了吧？”
远藤：“很难找到，在日本已经买不到，在国会图书馆只有一册。”
东方：“日本的国会图书馆？”
远藤：“对，只有一册了。”
东方：“这本《回想的上海》的作者是谁？”
远藤：“这个是毛泽东手下的中共特务潘汉年，他和上海市的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接触。这个《回想的上海》就是岩井英一他本人自己的回想。这里有很多的关于潘汉年的描述。”
东方：“这本书就是岩井英一写的回忆录？”
远藤：“他本人写的回忆录。”
东方：“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远藤：“是一九八几年吧。”
东方：“岩井现在还在吗？”
远藤：“不在，早就不在了。”
东方：“去世了？”
远藤：“早就去世了。”
东方：“您本人见过岩井吗？”
远藤：“没有，没有。那时没有感兴趣嘛。 没有想过要调查那时的情况。”
东方：“岩井通过这本书把他当年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了。”
远藤：“都记录下来了，而且特别关于中共的特务的人物，比如潘汉年，或者袁殊等等，很多的中共的特务。对他们的描述很多。”
东方：“《回想的上海》有中文版吗？”
远藤：“没有没有。”
东方：“应该有出一本中文版，我觉得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很有史料价值，对不对？”
远藤：“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在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咖啡馆里，一名化名胡越明的自称左派的人士，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举行了会面。
这位胡越明，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间谍潘汉年。
VOA记者东方：“远藤教授，从您的研究结果来看， 好像当时的日军并没有把中共作为他们主要的对手。那么从日本方面来说，您觉得日本情报机关和中共的情报人员合作的目的何在呢？他们是不是为了想对付国军？”
远藤：“是，是，是。不过不是日方主动跟中共的特务接触的，他们想不到中共特务主动跟他们接触，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也吃惊了。中共方面主动地找了日方，日方没有想到中共会找日方的外务省系统的这个情报机关，所以岩井英一非常吃惊。 他写道，‘非常吃惊’。”
奉命接触汪伪
美国加图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想和日军勾结呢？其实1936年就有这个计划，然后他通过白区一些地下党组织，跟日军取得一些联系。但是日本一开始不太相信，后来通过一些高层人士，特别是潘汉年出面以后，说明是受周恩来的指示。大家也知道周恩来是听命于毛泽东的，也有人说潘汉年是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授意，但这些原始的文件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掌握。但是我们相信周恩来不敢擅自做这样的决定，至少是得到来毛泽东的首肯。后来潘汉年自己的说法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李士群带去见了汪精卫。这是真话还是假话，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我相信毛泽东和汪精卫是有私人交情的，当年在国民党中央的时候，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而毛泽东是中央宣传部长。所以他们是有工作合作关系的，但是汪精卫还是蛮欣赏毛泽东的。所以后来毛泽东和汪精卫之间有私人联系方式，有亲笔信件。他们之间有呼应关系。后来汪精卫跟潘汉年说了一些话，后来潘汉年也没有交代清楚。或者说是在专案组审问的时候有没有说不知道，但至少没有向外界公布。而且潘汉年长期做地下工作，他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虽然1977年才死的，但是死之前，很多真话他不敢说。他实际上从1955年就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本来他地位是很高的，过去中共情报这条线呢，是周恩来、李克农、潘汉年，这条线下来的。潘汉年当年的地位是高于罗青长这些人的，罗青长后来当过中共情报系统的头子，后来是乔石, 所以这条线一直是长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但是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
“包括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是抄袭之作，主要是抄袭蒋百里的，蒋百里是国民党里面的一个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钱学森。包括蒋介石也写过类似的东西，也被毛泽东运用了很多。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到底谁炒谁，我们看发表的年月就知道了，人家的著作是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版之前啊，所以怎么可以说人家抄袭毛泽东呢。”
红色特工袁殊
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老报人顾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一文中写道， 潘汉年和岩井会见之后，随后在中共另一位特工袁殊的陪同下，于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举行了会见。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汉年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的特使〞，因此对潘汉年特别重视，不但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
据中国军网〝军事解密〞系列对中共〝红色特工〞袁殊的介绍，在日方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双方达成了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潘汉年与日本间谍机构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双方均获得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停火协议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一书中，记录了中共特工人员潘汉年提出签订日军和中共军队之间互不侵犯停火协定的细节：
“一天，潘汉年通过袁殊主管，向我提出共产党军希望和在华北的日军停战，希望我能够和日方联络帮忙进行交涉。我虽然对军事的事情一窍不通，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和共产党军队战线犬牙交错，就算要停战也会有许多具体如何实现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是我被人拜托事情的时候，就算是觉得不可能也不会一上来就拒绝掉，而是尽自己的努力帮忙。所以关于潘汉年的这个请求，我决定先去拜托影佐，看看他觉得可不可行，所以就在联络了他之后，让袁殊带潘汉年去南京的最高军事顾问公馆和影佐见面。------潘汉年经过影佐的介绍也和汪精卫主席见了一面。估计他们之间可能商量了关于和汪精卫政府和平部队之间停战的事情，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结果。”
VOA记者东方：“远藤教授，下面我们来谈谈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里面详细地描绘了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之间交往活动，特别是中共间谍袁殊和潘汉年在岩井公馆与日本间谍机构的联系。 有的历史学家说，这是毛泽东派遣延安特工打入日本间谍内部来获取日军的情报，这个观点站得住吗？你怎么看？”
远藤：“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其中有几个原因：岩井英一是外务省的人，外务省那里没有军事情报，一点都没有。在《回想的上海》的165页，明确地写道：潘汉年向岩井英一提出了停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由于岩井一点都不知道日本军事的情况，所以只能把潘汉年介绍给影佐。影佐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也是日本军方的人，所以只能把潘汉年介绍给他。潘汉年跟影佐交涉，然后，潘汉年又通过影佐跟汪精卫见面，这个事情以及仔细的情况都在这本书里。”
东方：“当时岩井他们知不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党的人？”
远藤：“知道，知道，知道。”
东方：“他是不是用商人或其他的身份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代表的身份，打入岩井公馆？”
远藤：“他完全是以共产党的身份，袁殊是这么说的。袁殊跟岩井说了， ‘有一位中共的很著名的人，想跟你见面。他是跟周恩来一样比较高层的人。然后说他的化名是胡越明，但是他本人实际的名字是潘汉年。不过，你假装不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只知道胡越明。 所以见面的时候，叫他胡越明。’袁殊是跟岩井这么说的。所以，岩井跟潘汉年见面的时候，知道对方是潘汉年，但是跟潘汉年说话的时候，叫他胡越明先生什么什么的。岩井也知道他是中共的间谍。”
东方：“我想这本书里面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是潘汉年向日军提出来，要和当时侵华日军停战，和日军签订一份互不侵犯的停火协议，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提议的过程以及之后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实现？”
远藤：“岩井的回忆录里说他没有办法接触日方的军事情报，当时的外务省隶属于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完全分开的，当时日军是一个专门的系统，政府也只能听从日军的命令。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一个关系。”
东方：“中共和驻华日军签订互不侵犯协议的结果怎样？”
远藤：“结果怎样，这个岩井英一本人不知道，但是‘大概不行了吧！’书中是这么写的。因为太复杂。华北的日军和中共的关系很复杂，也不是单纯的说停战就停战那样的状态吧。所以，好像不行了，他这么写的。实际是没有结果，没有签字什么的。不过中共和日军实际是合作了，合作了不少。因为毛泽东的愿望是当中国的帝王，是不是？所以，他最希望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弱化。如果日军很容易拿到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打国民党的话，当然是对中共有利嘛，毛泽东会高兴嘛。”
东方：“潘汉年代表延安方面，或者说得到了毛泽东面对面的口谕，到上海去和日方接触，和日本外务省的间谍机构接触，和日本的军事部门也有了接触，并且提出了想和日军签定互不侵犯的停火协议。这个提议的原文现在是否能够找到？现在日本军方有没有解密这些资料？能不能找到原始的资料？”
远藤：“这个，我也没有查到日军方面的档案。但是，我估计潘汉年是申请了，申请停战，希望日军不打中共，专门打国民党军，向这个方向走的大体情况是有的，但我估计没有在什么地方签订条约那样的签字形式，这个可能不存在吧。我认为不存在。”
延安歌舞升平
东方：“潘汉年和日本军方会谈，表达中共方面希望日军不进攻共军的愿望，可以从另外一个事实看出来。日军飞机对重庆、西安、兰州等进行了多次轰炸，炸得非常厉害，而对延安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轰炸。”
远藤：“对，对。这是一个问题。”
东方：“为什么呢？”
远藤：“这是个疑问。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证据。如果中共没有向日军提供国民党重庆方面的军事情报的话，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证据目前还没有找到。”
东方：“日本军方没有大规模地进攻延安、也没有对延安进行大规模轰炸。与此同时，延安经常举行大型活动，扭秧歌、开群众大会、大生产等等，有很多这类的活动。在日军占领华北期间，延安的这些活动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下去，这个与潘汉年与日军的接触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远藤：“现在没有直接证据，但我分析这个肯定有密切关系。不过现在没有找到证据。没有找到证据的话，我不说话。”
东方： “您现在找到的证据就是潘汉年到了岩井公馆，和岩井英一有接触，岩井把潘汉年介绍给日本军方。他们接触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日军达成合作和停火，这个是可以证实的吧？”
远藤：“这个可以证实，完全证实，有证据嘛。”
情报换经费
东方： “中国近年来也开始发表关于袁殊的文章和岩井公馆史等等，其中也谈到了日本情报单位岩井公馆，以及岩井公馆向中共间谍提供活动经费。中共用情报换经费，中共提供情报给日军，日军给他们活动经费。是这种情况吗？”
远藤：“潘汉年向日方提交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日方为了他们提供的情报，每月给潘汉年提供费用，当时是两千港币。两千港币是相当于当时的一个香港公务员五年的年收入。每月给他们这些经费。后来潘汉年袁殊他们又说，我们要发行什么杂志等等，找很多的理由，要求岩井再提供一万港币。这样就有很大一笔资金在潘汉年的手里了。在日方的外务省官员里，使用外务省的机密费最多的人就是岩井。因为这个原因，岩井被从上海的领事馆降级到广东的领事馆去了，因为他使用的机密费给中共太多了。在全日本的官员里，使用机密费最多的官员就是岩井。这个是他自己在书中写的。”
东方：“换句话说，中共延安方面派到上海的特工经费，是日本的外务省间谍机构提供的？”
远藤：“对。是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费。”
东方：“日本给中共提供经费，促进中共发展？”
远藤：“当时的日本多傻呀！因为日本国内也有许多饿死的人嘛。”
东方：“日本从中得到了什么？”
远藤：“日本得到的就是军事情报。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东方：“换句话说，得到这些情报，他们可以更有效，更有力地打击重庆的国军。”
远藤：“是。可以更有效地打击国民党军队。日军也想取得胜利吧，当然是这么想吧。另外他们想要获得国民党政府的其它情报，也是想早一点结束这个战争。这个很奇怪。一方面那么厉害地进行侵华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很希望跟蒋介石订这个和平条约， 结束这个战争。当时的日本（军部和外务省）是分两派的。
东方：“主战派和主和派？”
远藤：“对，对。”
东方：“我看到您在书中有一章写到中共情报人员廖承志鸠占鹊巢，这是怎么回事？”
远藤： “是这个意思。中共派了很多的特务到岩井公馆去。所以，岩井公馆的很多部分被中共特务占领了，成为中共特务的一个据点了。”
东方：“日本外务省的间谍机关岩井公馆，成了共产党特务活动的一个据点了？”
远藤：“对对。”
东方：“他们两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远藤：“对，完全对。（目标）就是打国民党。”
苏联顾问的揭露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泽东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泽东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回忆了他在新乡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见闻：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
“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
保存实力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夜良：“首先要回溯一下1936年的瓦窑堡会议，过去中共教科书里讲到瓦窑堡会议是毛泽东做了长篇讲话，动员全国抗日。但是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从来没有在教科书中披露过，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如何保存实力，不要跟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一分抗日。当时还有人保留意见，但是后来知道这是毛泽东抗日的策略。彭德怀没有毛泽东的批准，发动了百团大战，毛泽东非常的震怒。他说一个是暴露了中共实力，另一方面这样跟日军拼的话，不利于将来取得江山。”
“毛泽东知道如果自己去跟蒋争政权的话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借助日军的力量来削弱国民党。当日军把国民党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他才可能取得政权。包括他们主动跟日军联络，私下里跟日军达成交换组织情报的协议，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一直有特务人员，可以跟日军交换情报。这样达成协议之后，日军不去打八路军、新四军。否则很难解释，在日军势力之下，很多共军的军队没有被消灭，其实也是日军故意放他们一马。所以后来日军统计，当时日军因为跟共军交战死亡的人数极少，大概只有一千多人。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一种渲染。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最高将领只有左权将军，左权将军是被流弹打中的，不是被日军的炮弹打中的。（中共和日军）没有正面的战场冲突。平型关大捷是在日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打了日军的运输部队，而且共军的伤亡比日军还要大，林彪还中了一弹。他是最高指挥，还中了一弹，说明这场战役没有吹嘘的那么成功。真实情况没有向外披露。”
一寸河山一寸血
蒋介石的国军在抗战期间 发动10万人以上的会战22次，大型战斗（如台儿庄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国军中陆军阵亡131万9千人，加上失踪和负伤共321万1千人，空军阵亡4300人。阵亡将军211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5人，少将158人。
日军在正面战场遭遇国军浴血抗击，深知以日军的财力军力不可能吞并中国，遂采取 “以战养战”、“和谈诱降”等计谋。南京沦陷后，日军多次派人向蒋介石谈判诱降。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无和平可言也。”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深知中国之财力己难支撑抗战，暗中派人赴港与日谈判，蒋介石获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今后再有人与日寇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于是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汪伪特务机构76号
而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实现他的联日联汪反蒋的“三国志”战略，主动派人与日方以及汪伪特务机关接触谈判，以期达成与日伪停火的默契。
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机构的驻地。在汪精卫的直接领导下，由特务委员会周佛海、丁默邨、李士群直接指挥。
VOA记者东方：“您在书中还谈到了潘汉年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的活动。”
远藤：“李士群。”
东方：“汪精卫政府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的特务机关被称为76号，当时是一个令人闻之毛骨悚然的地方。潘汉年为什么要和汪精卫的特务机关76号联络？”
远藤：“因为汪精卫也是对抗蒋介石而成立的一个政府。很早以前，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好的，但是慢慢地分开了嘛。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汪精卫是站在了共产党的那方，然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意见对立，有冲突了。所以延安跟汪精卫政府勾结，也能削弱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潘汉年一方面跟日军本身有勾结，另外和汪精卫政府的76号也是勾结的。”
东方： “您的书中提到了潘汉年代表延安和汪精卫方面签订的秘密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是什么？”
远藤：“秘密条约？”
东方：“您的书中有‘和汪精卫订密约——另一个证言’的章节。”
远藤：“对啊。中共也想要和汪精卫的伪军和谈，跟他们共同努力，打击国民党军队。他们是想要这么做。最近在中国的因特网上，出现了一封毛泽东给汪精卫写的一封信。不过，我觉得这封信实际上毛泽东写是写了，有这种可能。不过那封在因特网出现的信，我觉得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实际给汪精卫写亲笔信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原件找不到了。”
东方：“延安方面和汪精卫的密约，你有没有找到？有没有证据？”
远藤：“密约没有找到。
东方：“一些回忆录里提到了延安方面和汪精卫的76号的秘密间谍组织的联系。”
远藤：“他们当时是希望那么做的，所以跟汪精卫接触。潘汉年和李士群的接触以及跟李士群的关系，是《潘汉年传》或《潘汉年情报生涯》里面写到的，都有提到，是在大陆出版的书里记载的。岩井的《回想的上海》里也提到，通过影佐，潘汉年见了汪精卫，并写了这样的流程的关系。”
东方： “当时既然他们和日本的军方都已经取得联系了，和汪精卫的伪军就更容易沟通了，是吧？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削弱国军。”
远藤：“对啊。他们的目标就在这里嘛。因为毛泽东想了，迟早有一天日军是会离开中国的。”
东方：“作为一个日本教授，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从日军的角度上看，到底国民党是二战时期日军的主要对手还是共产党是主要对手？”
远藤：“当然是国民党，因为日军是和中华民国进行战争的嘛。侵华战争时侵略的是中华民国，所以日本的对手是中华民国的重庆政府。“
往事并不如烟
日本战败后，70多年过去了。当年中国大地上演的三国志，在今天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敌人和朋友已经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国共间的血海深仇，随着国民党诸位大佬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而烟消云散。当年太平洋战场上的死敌美国和日本，则结成亲密的盟友。然而，日本教授远藤誉教授 通过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对今天中共权力的来源和继承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仍然让我们感到 历史并不如烟。（上集完 共三集）
谢选骏指出：“联日反蒋”的说法是不对的，不仅肤浅而且粉饰——因为毛泽东是在执行苏联的命令，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配合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为满洲国独立树立样板。
（二）
《恶谋 ( 中) : 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报道：
中共建政以来，关于抗战的官方叙事是中共建政并巩固合法性的舆论支柱之一：长征被宣传为北上抗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 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彰显中流砥柱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大阅兵，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战车坦克，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共领导人的检阅。
中国最新式的战机掠过天空，向世界显示中国强大的军力。
军乐团高奏当年抗日爱国歌曲。
高音喇叭里震响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口号。
然而，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却成为台海两岸和媒体争论的焦点。
远藤教授的著作从日本的角度，回答了国共之间的争论。这本书的序言标题：是谁背叛了中华民族？
情报原件
VOA记者东方：我看您在书里面提到了1977年台湾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节，其中有毛泽东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泽东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要实行这么一个政策，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协，百分之十对日对战。这个百分比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据说您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文件的资料。一本是《剿匪正史》，另一本是《中共党的策略、路线》。请您介绍一下您怎么在台北图书馆找到这两本书的？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谢幼田在《中共壮大之谜》里面提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70%、20%、10%的数字。不过谢幼田只提到了一份文件，但这份文件在什么地方并不确定。而且这本书提到的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没有找到。最后了解到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里面有。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去， 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查到了这个材料。然后终于找到了这份原始资料。这个当时是秘密，是极密的毛泽东的密令，而现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也都知道。
东方：您在书中说这份文件的来源是曾经在 八路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下的骑兵连担任过书记的李法卿，他在1940年逃难的时候对外说出了毛泽东对八路军下达的秘密指令。关于毛泽东下达的抗战策略的秘密指令，您是如何在台北发现的？
远藤：终于在台北找到了原来最开始的一个文献的原件。关于毛泽东抗战战略，大家都互相抄袭，好像是事实一样，随便写，不查原来最original(原版)的文件是在哪里，没有人彻底地查。谢幼田都没有查到。不过我是搞理论物理的，不查最开始的原件，我自己就不让步。彻底调查原件，终于找到了。
东方：现在谁也不能否认了，终于找到了证据。
证据
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搜寻关键的历史证据。
这是远藤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的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
这份机密文件来源于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昭和15年 （1940年）支那事变关系一件/关于支那事变状况的报告/支那各地报告/上海情报第二卷。在将近10公分厚的资料中有一份“机密第795号”，内容是“昭和15年3月23日上海总领事三浦义秋致当时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有关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的文件，同时抄送“在华各总领事、香 港、北支警务部长”。
为了寻找潘汉年和日本合作的相关历史证据，远藤教授整天"泡"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翻阅着1938年至1942年期间的纪录，甚至用岩井可能的代号"一〇一"，（日文的发音是“i-wa-i”，与“岩井”的日文发音一致）日语 岩井 可能的发音查找，但依然不果。
后来远藤求助资料中心职员，该职员建议说："支那事变（中国称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的情报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请去翻一下那个时期的档案资料。"
踏破铁鞋，远藤教授终于觅到了这份1940 年3 月23 日的“机密第795 号”情报。这是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三浦义秋发往外务大臣 有田八郎 的一份文件。三浦总领事于1940 年3 月21 日从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 白袖荣松 手中收到了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 号”。这份机密情报的标题是“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
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秘密情报
根据岩井回忆录《上海的回想》，这份报告是1939年秋他首次见潘汉年后不久，有一天随口委托潘汉年写一份中共内部情况和未来动向的报告书，他原以为潘汉年会拒绝，未料潘汉年一口承诺，并在不久后提交。
报告内容正是潘汉年按岩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报。
毛泽东和潘汉年
东方：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不可能亲自派潘汉年去和日本的间谍机关联络，毛泽东的位置很高，是中共的第一把手，潘汉年只是一个很小的低级官员。您的看法呢？
远藤：这个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他写道“特别任务，”如果明确地写“特务”，那就不好听了吗，所以用“特别任务”这四个字来表现。面对面的，毛泽东直接命令了潘汉年，（从事）“特别任务”这样的工作。这个证据都在《毛泽东年谱》里有。《毛泽东年谱》是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一本书。非常可靠、非常有权威，是他们自己写的。他们可能没想到我找出来这个吧。（远藤教授注：在《毛泽东年谱》里还有很多毛泽东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共有30多处。）
东方：潘汉年向日本情报机关提供了中国战区的情况，这个很重要。您是怎么找到潘汉年当年向日本提供的资料？如何保证日方资料中潘汉年这本情报的真实性？能不能证实这个情报？
远藤：潘汉年提供给日方的军事情报具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哪些是潘汉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人提供的，这个完全没有写清楚。因为是特务工作嘛。特务工作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特务提供的，这绝对是不能写的。所以这个是很难看出来。在外交史料馆 ，在档案里，也没法看出来，哪份情报是潘汉年提交的，哪份是 其他的人提交的，这个很难判断。能判断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中共内部的材料，中共内部的信息、情报。关于潘汉年的这份报告，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中写到：一天，岩井向潘汉年问，你能不能提供一下中共方面的内部情报？岩井英一以为他会拒绝，但是潘汉年没有拒绝，立刻答应，然后给他一个比较长的中共内部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里到底写的什么，这个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写日文版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找到。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时候，我又有一点时间了，所以我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馆，每页都查，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信息。这是唯一的关于中共的内部材料。这个确实是潘汉年提供的。因为从时间上、长度上、内容上判断，完全和岩井的回忆录里写的一样、一致。所以这是唯一的我能判断的潘汉年提供的情报。
东方：岩井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潘汉年提供国军的战略情报吗?
远藤：很多次地提到。对啊。
东方：从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的史料中是否还能具体确定潘汉年提供的有关国军动向的情报？另外，日方为何要潘汉年提供有关中共自己的情报呢？
远藤：这个是不好判断。不过我想了，为什么他要提供中共内部材料呢？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是为了弱化国民党的军力，应该向日方提供国民党的军事材料。为什么要向岩井英一提供中共内部情报？这是很奇怪的。我仔细地分析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先交给岩井英一中共内部的情报，从而使岩井英一相信潘汉年。如果连自己的军队的内部资料也提供的话，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战问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停火问题，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内部的材料。这么理解的话就符合逻辑了。
历史反思运动
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辛灏年对远藤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将潘汉年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公布于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辛灏年教授认为，远藤的研究成果和中国国内八十年代历史反思运动完全一致。
辛灏年教授：“远藤誉教授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和中国大陆从1985年以来31年的历史反思运动、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所获得的成果完全一致。只是由于我们不懂日文，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没办法去看到远藤誉教授所能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拿出潘汉年投靠日本，作为汉奸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远藤誉教授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她把这个罪证公之于众了。”
歌舞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产党抗战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重要的军政目标比比皆是。一般说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目标需要隐蔽和保密，但延安却反其道而行之，经常公开举行各种大型活动。秧歌、腰鼓、戏剧、舞会，大白天高调举行，一片歌舞升平景象。
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黄河大合唱》。观众千余，盛况空前，光是合唱队后来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泽东亲自观看鲁迅艺术学院的黄河大合唱，不但连声叫好，而且单独接见洗星海，并特送他一支美制的帕克金笔和一瓶帕克墨水。
再婚潮
与此同时，很多文学女青年从敌后涌入延安。交际舞成为延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个个感人的抗日爱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产党的老干部纷纷掀起了离婚潮，军队师以上干部离婚率高达 80%。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22岁的王定国被组织安排给了54的谢觉哉。19岁的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6岁的贺龙娶了25的薛明。36岁的罗荣桓娶了23岁的林月琴……。毛泽东将长征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妻子贺子珍送往苏联“长期养病”，并在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来自上海的女电影明星，24岁的江青结婚。
惨绝人寰的重庆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则是另外一番惨绝人寰的景象。
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日军对重庆）用了很多（燃烧弹），这个是日本特别可恶的地方。因为重庆是个前现代城市，它以前才20几万人，抗战胜利后，它180万人。当时重庆是一个只有27万人的城市，主要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它的建筑主要不是什么砖头，更不是石头，主要就是木材，竹木，特别容易燃烧。日本人根据这个情报，这个情况，就专门针对性地研制了燃烧弹。燃烧弹、爆炸弹、还有凝固汽油弹同时爆炸。整个重庆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后，按照日本的想法，重庆当局或者妥协，或者投降，没有别的道路了。所以，重庆老百姓非常惨”。
据史料记载，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218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周边两百余次；造成重庆死于轰炸者一万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
王康：“重庆轰炸叫重庆大轰炸， 那比伦敦轰炸早的多了。1938年的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时间，日军一直在轰炸重庆。为什么轰炸重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就是中国的政治和战略的中心在重庆。而日本人没有去轰炸延安，当然不是说整个陕北地区、西北地区都没轰炸过。像银川、西安、西宁等大城市被日军轰炸过，还有20几个像宝安县一样的县级地区，都被轰炸过。就唯独延安，基本没被轰炸过。而日本要轰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啦。跨过黄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轰炸重庆，以前在宜昌沦陷之前，要从武汉的W机场起飞，要飞很长的时间。而且重庆是个雾都，轰炸重庆的时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风险。”
日军的“斩首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 刊登杨天石的文章，《日机大轰炸及其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叙述了日军发动的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的经过：1941年8月间，日本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得到情报，蒋介石将在黄山寓所召开军事会议，又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口中得知黄山山庄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颜色，立刻制订轰炸计划，命令第60战斗队执行。8月30日上午11时，远藤率机自汉口出发。下午3时，27架轰炸机入侵重庆黄山山庄上空。远藤估计，蒋介石正在山庄，便从5500米的高空投弹。炸弹下落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
旅居美国的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炸弹命中目标，中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史将大幅改写。
绝密情报从何而来？
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是如何被日军获悉的呢？王康的质疑与分析：“第一就是，国共共赴国难宣言，就是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共产党宣布三个“取消”： 取消以暴力运动和策划运动推翻国民政府；第二，取消苏维埃政权，以期全国在政权上统一，统一于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就是取消红军的名义和番号。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江南游击纵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接受国民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反过来，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提供给共产党方面对日抗战的共同军事计划。包括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的部队动向等重要军事情报。这样不仅给了中共合法性，而且给了擅长于情报战、宣传战的中共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机会，尤其是情报战上面。”
王康称如果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成功，历史将会重写。王康说：“重庆的事件，不仅是1941年8月30号那天，轰炸蒋介石黄山“云岫楼”官邸这个事件，实际上，蒋介石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都受到日军针对他本人的轰炸。中国社科院的杨天时教授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到了日本在抗战期间对蒋介石实行“斩首行动”。他举了大量事件，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0宗。20宗直接针对蒋介石本人，就是敌国最高统帅、最高的军事和政治的中心人物---蒋介石本人。这个倒不难理解。如果把蒋介石消灭掉了，那整个中日战争，所谓“支那事变”，就会按照日本的计划得到解决。”
有些史学家称相关情报来源是意大利驻重庆的大使馆，对此王康表示强烈质疑。王康：“1941年的8月30号，那个时候德国已经进攻苏联两个多月。日本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袭击珍珠港，也就三四个月。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发生了这起袭击事件，而这个袭击事件的情报来源非常令人吃惊。当时重庆有一本书，叫《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是重庆本地的抗战史专家编写的，700页，很厚。我当时通读了这本书，发现有一点：就是（这本书称）41年夏天的这次空袭行为，情报的提供者是已经离华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我查了一下，意大利大使馆成立于40年的9月底10月初，9月27号，日本、意大利、德国签署了三国合作条约，成立了三国轴心国集团。而10月初的时候，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已经撤离中国，回到了罗马。他们根本不可能提供一年以后，41年8月30号日本人要轰炸蒋介石在重庆官邸，那里举行中国最高军事会议这样一个绝密的资料。意大利大使馆不可能知道。其次，这个情报的来源，我表示怀疑，虽然我还没有定论，我怀疑是周恩来他们提供的。1941年8月30号，皖南事件已经发生了8个多月。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毛泽东曾三次发电报给南方局周恩来他们，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火速撤离陪都，撤离重庆，并把所有的电报、密码、人员名单全部销毁掉，不惜以和国民党决裂发动内战。当时毛泽东真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消灭掉蒋介石，也就是消灭掉毛泽东的头号对手，那么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巨大的军事上的胜利。“
“第二，周恩来和国民党的上层从北伐开始关系就不一般。周恩来又跟本地的实力派，四川的各路军阀，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尤其是国民党左派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他提供情报应该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国民政府有义务向中共分享军事情报。这份情报的首先获得者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本来就是中共特科的创办人，周恩来在重庆获得这个情报不太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成都都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室是最先成立于1938年初，然后《新华日报》1938年2月在重庆公开发行。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 。成立秘密组织严格讲来是违背国共两党的谅解备忘录的，是不符合国共合作的。南方局是一个秘密的机构，周恩来是书记。这些机构在重庆的成立，让中共在重庆合法性进行情报搜集的来源大大地增加。我推断，周恩来获得这份情报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所有其它来源，包括意大利大使馆。这个大使馆已经撤走一年多了，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哪里举行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获得情况的很可能是周恩来。”
“第四就是潘汉年。远藤誉教授已经提出来了，潘汉年已经奉中共之命，奉饶漱石的命令以及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命令，到上海跟这个岩井公馆交涉，搭上线。潘汉年还两次到了南京，拜见了汪精卫。而汪精卫跟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汪精卫是1883年生的，比毛泽东大10岁。最重要的是，汪精卫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提携人。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提议毛泽东替他做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虽然是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其实对毛的政治地位是很大的关键性一步。更重要的是，汪伪政权南京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联日联汪倒蒋。这个实际上是在37年8月份的陕北的洛川会议上边，根据王明的回忆录，毛泽东已经有这个想法。他不仅是“一分抵抗，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毛其实还有建立特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想法。这里面就包括，只要对中共有利，都是我们统战的对象。随着情况的发展，汪伪政权41年在南京成立，毛泽东很可能把南京的汪伪政权作为很特殊的抗日统战对象，因为都是中国人嘛，而且汪精卫跟他是这么特殊的关系。“
有待深究
王康呼吁海内外学者继续追查日军斩首行动的情报来源：”毛泽东、周恩来肯定还有其他的渠道，把远藤三郎少将率领的第三飞行师团要轰炸整个官邸所根据的绝密军事情报，通过潘汉年、汪精卫这些线索，也可能是通过其他的线索，告诉日本人。然后日本人才有41年8月30号轰炸黄山的那一次。27架零式战机，当时是日本很先进的轰炸机，低空飞行，要一举消灭蒋介石和中国抗战最高统帅集团。幸好没有成功，差一点点。如果哪个炸弹炸准了云岫楼，历史肯定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光中国，我看世界历史都发生变化。而这个情报的提供者就是《重庆政府陪都史》165页到166页上面所说的离任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他们是提供军事情报的来源，我对此强烈地质疑。当然重庆本地的专家也不可能查证这个资料的来源。但远藤誉教授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我给她提供了这个消息，她还不知道轰炸黄山官邸的这个情报。我说这个情报你应该赶紧查。”
毛泽东接见执行斩首行动的日军将领
王康说：“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远藤三郎少将退役之后，在57年居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是周恩来出面邀请的。远藤三郎不过是一个陆军退役的中将，虽然他参加了全部侵华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后日本军阶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过是一个中级军官而已，毛泽东居然破例会见他，而且两人有一个特殊的交往仪式。远藤三郎把他祖传的日本军刀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回赠给他一幅齐白石的竹子国画。这些对通晓外交礼仪和惯例的人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57年会见这么一个中级军官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日本进攻中国这是好事情。一直到72年他接见田中角荣，再一次说，日本皇军打进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好事情，你们不用道歉。我们要感谢你们，感谢的方式就是不要你们战争赔款。远藤作为这么一个中等级别的军人，受到毛泽东的破例接见，这和他41年轰炸蒋介石的官邸有没有一种联系呢？我强烈地质疑。我认为它有某种联系。我本人不是历史学家，我强烈建议，比如日本方面，应该从日本防卫厅方面的有关战争资料中去查一下，当时的远藤三郎轰炸重庆蒋介石官邸的军事情报究竟是谁提供的。第二，意大利现在是个民主国家，我估计80多年的历史资料解禁没有太大问题。懂意大利文的学者，应该到罗马去查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给日本提供当时蒋介石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另外，当然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潘汉年。只不过中共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的资料恐怕是绝密的，很难查到。所以我质疑这个事件：远藤三郎少将，1941年率领27架零式战斗机，轰炸蒋介石在重庆南岸的官邸云岫楼的情报的来源。我质疑，情报不是意大利大使馆提供的，而可能是周恩来提供的。“
《蒋介石日记》中的记载
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个事件也有记载：“余与军事会报各同志在黄山防空洞东口 新树下 谈军事近状，忽闻机声，乃入洞内再谈。时约十分钟，闻炸弹愈近，仍不以为意。不意连续轰炸，洞门为崩土塞没，乃觉其目标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读法文，未与我同在一处，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寻。幸彼近来，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于二十七年之武昌与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坚，洞甚固耳。炸后出洞视察，洞顶山上树木尽毁，岩土崩堕，卫士重伤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问，血迹满地，悲惨极矣”。
谁出卖了中华民族？
东方：轰炸重庆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打击中国居民的抗战决心，让他们尽快地放弃抵抗。那么不轰炸延安，是不是因为延安的军力根本不足以让日军去出兵，可以不考虑？
远藤：这个没有证据，所以不好说。也有可能吧。潘汉年和岩井公馆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考虑打共产党。
东方：您在书中提到了莫斯科驻延安的一个特派员，也是塔斯社的记者叫彼得。他也曾经揭露过毛和日军暗通的行为，而且他说这是比种植和贩卖鸦片更严重的事件。你是不是认为毛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在出卖中国的利益？
远藤：是啊，出卖中国，出卖中华民族嘛。他爱的是自己，没有爱中国人民。如果是爱中国人民的话，建国之后为什么要杀掉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和无辜的中国人民？我在长春被围困的时候，也是好几十万的无辜的中国人被饿死。当时连这个都不承认嘛。所以对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当中国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虑，让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丧生他也不在乎。不择手段。我是这么想的。
东方： 提到这个不择手段，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暗通日军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是他为了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你怎么看待这种策略？
远藤：策略？我没有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这种想法，一点都没有。他是战略家，作为想夺权的战略家，一个大帝国的帝王的话，没有像他那样的手段的话，很难占领中国吧？所以他作为战略家的话，这个词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可能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吧。
潘汉年通日是个人行为吗？
东方：“一将功成万骨枯”，个人的权力登到顶峰，而身下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白骨铺就，这个的确是非常的残酷。你认为潘汉年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还是延安方面的行为？中共最后有一段时间，把潘汉年打成汉奸，对他进行了迫害，并把所有和日军勾结的事实都归咎在潘汉年身上。你认为他的行为是个人的汉奸行为，还是受到中共的指使？
远藤：潘汉年不可能是个人行为，那时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哪里有人敢做那样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样的事。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载。如（《毛泽东年谱》1937年11月12日 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潘汉年、部署上海失陷后的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所以这个是明确的，是毛泽东的命令，而且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潘汉年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所以当然是有周恩来的指示，也有毛泽东的指示，才做这样的事情嘛。
《延安日记》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为毛泽东效力的中共红色间谍，大都不得好死，而当年入侵中国的日本皇军，却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历史的讽刺，无异于此。
十杀潘汉年
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下令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秘密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也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前往广州并因受到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的赏识和器重，最终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毛泽东先是汪精卫的秘书，并被“恩师”汪精卫推荐接替他作为国民党中宣部的代部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的头号人物。汪精卫两次提议让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两次提议均获得国民党常委会的通过。
毛泽东和汪精卫这段非比寻常的师生关系，日后却使潘汉年死于非命。
1955年4月3日，为中共壮大和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特工潘汉年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被捕入狱。据人民出版社出版尹骐所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1996年第239页中介绍, 潘汉年的被捕，甚至“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1956年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潘汉年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提到潘汉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
两次讲话中，毛泽东竟然用了10个杀字，被史学家称为“十杀潘汉年”。
一脉相承
历史学者王康认为，毛泽东对潘汉年的态度，是和苏俄一脉相承的。在斯大林时代，很多苏联的特务头子都死于非命。
王康：“不光是中国，如果说得稍微远一点，比如说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以后的雅戈达、耶洛夫、贝利亚等、这些最高的情报特务头子们，都死于非命。他们知道秘密太多。潘汉年呢，是仅次于李克农的这么一个情报人员。应该是中共第二号情报人员。他为中共做出的贡献太特殊了，他居然说动鲁迅出来，放弃鲁迅他的独立性，引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曾经说动杨度，袁世凯称帝的核心人物之一，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也说服宋庆龄参加第三国际，说动两广军阀和第19路军反蒋。”
潘汉年被抓捕的直接原因，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因为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没有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然而这次会见使得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汪伪军达成停火默契，从而促进了中共的壮大，应该是有功于党和国家。而毛泽东为何对中共的功臣潘汉年恨之入骨呢？
王康：“他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南京去见汪精卫。这个很多专家都说，在情节上、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他见过两次汪精卫。那么潘汉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授命的话，他自己绝对不敢去见汪精卫的，他也不会空着手去见。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一些关键性的人物，那么给汪精卫应该也有一封亲笔信，这封亲笔信现在所有专家都找不出来。网上有一封，我查了一下，我觉得完全是伪造的。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风，包括对汪精卫的称谓都完全不对。毛泽东是一个笔头很硬的人，他是文人嘛。比如称谓，汪精卫主席，他绝不会这么称呼。然后信快要写完了，他提到延安陕北的医药奇缺，希望汪主席能够提供等等。毛泽东怎么会说到医药的问题，这显然是现在的无聊之辈伪造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就没有这封亲笔信。这封信要么是还隐藏在什么地方，要么就是已经销毁。从道理上来看，汪精卫和毛泽东之间，在24年的上下级关系之后，到了抗战期间十几年之后，重新走到一起是完全有可能的。”
灭口
王康：“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潘汉年一旦走漏了消息之后，那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是太不利了。那直接这是个投敌行为啊， 这是一个卖国行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奸行为! 所以潘汉年做完这个事情后，就决定了他这一辈子恐怕不得善终。果然，55年就开始倒霉了，一直到77年死于狱中，跟他夫人一块，死的很悲惨。他必死。其实因为毛泽东76年9月9号去世，潘汉年77年的年初去世，潘汉年应该还有活的可能性。当时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死了，估计没有人想到潘汉年，因为太多的事情都需要重新开始，潘汉年就被搁到了一旁。潘汉年身体不好，就去世了。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他去见汪精卫而且很可能带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这个事件本身来看，那么潘汉年这辈子是凶多吉少。
天威难测
潘汉年1955年4月3日被捕。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二年度刑事犯一字第一号》称：“抗日战争期间，被告人又背叛祖国，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汪精卫进行勾结卖国求荣。1940年春，正当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被告人对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丧失了信心，认为中国共产党很难与日本对垒，中国将会出现第三国局面，想在日本方面找出路，于是便在上海会见了日本特务、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亲笔写了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的计划，领了特别通行证，充当了日本特务……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以后，又和汪精卫政权特务总部头子李士群、胡均鹤陪同秘密会见了汪精卫”。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潘汉年意外地被假释出狱，与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劳改。独立学者冯胜平在《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恩怨》一文中评论道：“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难测，不按牌理出牌。”
红色间谍 奉命行事
潘汉年的所谓罪行，到底是奉命行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水落石出。
王康：“（中国）国内一些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国内有些为毛泽东辩解的人，说毛泽东绝对没有指示潘汉年见汪精卫，见日本特务情报机构等等，这是煞费苦心了。辩解的其中之一就是1949年后，潘汉年因为他是上海常务副市长嘛，他向陈毅透露，他（未经组织许可）擅自去见了汪精卫。这个编得是太幼稚了，是在是太幼稚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纪的严厉性，尤其在战争时期，现在几乎无法想象和体验，那是铁的纪律，尤其是情报机构，尤其是见汪精卫这种人物，没有毛泽东的授命，没有毛泽东的亲笔信，见汪精卫，你敢？根本不可能！他想都不可能想。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是重中之重，是把纪律看的比生命还重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比一般的军人，比一般的党员干部，把纪律看得更重，这个是他们情报工作的生命所在，也是他们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所以，说潘汉年私下见汪精卫，这是太幼稚了，这完全是谎言，潘汉年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见了汪精卫。”
谢选骏指出：日军独立于日本政府，一点也不奇怪，正如八旗独立于满清政府一样，正如共产党独立于苏联政府一样——本质上，共产党是一个“秘密军事情报组织”，就像八旗和日军一样。
毛泽东先是听命于苏联，“一料汉奸”也；后是私通于日军，“双料汉奸”也；这也是他的恩师和基友汪精卫的基本秉性。但是毛泽东还有超过汪精卫之处——毛泽东最后还勾结基辛格、尼克松，正式以台湾海峡为界，分裂了中国为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中华民国——使毛泽东自己进化为“三料汉奸”这一怪兽。
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
谢选骏：爱因斯坦确实是苏联特务
谢选骏：爱因斯坦确实是苏联特务
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共产党。“他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就是共产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他那个时代的孩子”，就是共产国际领养的国际孤儿——这些孤儿包括了中国的“五四”一代。那个时代的人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病急乱投医，产生了种种极端主义，也产生了爱因斯坦的超级骗子。由此我们可以了解，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厌恶，和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改造，都是出于共产党国际组织的秘密指令，是一个全球阴谋的不同部分，遥相呼应着。
《爱因斯坦的“苏联间谍”史》（铁血军事历史论坛2009/6/3）报道：
《爱因斯坦的“苏联间谍”史》（铁血军事历史论坛2009/6/3）报道：
导读：[核心提示]调查爱因斯坦的“苏联间谍”史，一度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热衷的课题。为了取得证据，联邦调查局费尽心机。在胡佛收集到的情报里，爱因斯坦是神奇而邪恶的人物，甚至是一个魔鬼。然而关于“爱因斯坦‘苏联间谍’史”1800页的联邦调查局档案，却漏掉了爱因斯坦和一个真正苏联间谍的来往。
胡佛一直怀疑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30年代是柏林共产党间谍网的总头目，这个念头他从未放弃过。为此联邦调查局从1951年开始对爱因斯坦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调查。没有结果后又把调查的重点转向爱因斯坦的秘书。怀疑她是个神通广大、有办法搞到原子弹秘密的人。
爱因斯坦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可是他却努力劝说罗斯福总统加紧原子弹的研制，后来又强烈要求他不要使用原子弹；他是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父亲，但他却花了大量时间接待和帮助别人的孩子；他是个怀疑论者，但他对电视传教士富尔顿·希恩主教却十分赞赏；他曾说自己的脸皮像大象一样厚，绝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可是他却拒绝接受俄国人给他的和平奖，因为他不愿被人当成布尔什维克。
美国联邦调查局保存了一批有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的收集工作早在1932年就开始了，在1950年发展到惊人的地步。它的总量至少有1800页，远远超过了爱因斯坦的任何一部传记——而且充满了大量虚构的成分。
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要在一个和国家安全毫无关系的人身上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有一件直到最近才被发掘出来的事却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眼睛，这件事涉及爱因斯坦和一位迷人的苏联女间谍之间的恋情。这位女间谍曾试图招募他，而胡佛和他的情报人员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正如他的亲密朋友多次证实的那样，爱因斯坦是个有话直说的人，不论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是在亲朋好友之间，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试图掩盖自己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活动。
可是胡佛却怀疑爱因斯坦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怀疑爱因斯坦在柏林期间就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间谍网的头目，在移居美国之后又开始秘密地研制“死光”武器，有了这种武器，一小股匪徒就能控制整个国家。
关于这种怀疑的详细依据最早出现在一份1942年的联邦调查局报告中。该报告提到，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自称为“爱国者”的情报贩子提供了以下情报：
1938年11月1日，一个名叫‘音乐男孩’的组织在纽约市的比尔特莫尔饭店开会。该会议称：爱因斯坦正在试验一种射线，它将帮助我们摧毁一切武装抵抗——不论是飞机、坦克还是装甲车。有了它，10来个人就能打败500个人；有了它，5%的人就能统治一个国家。
弗雷德·杰罗姆在《爱因斯坦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发动的秘密战争》一书中确认。
在胡佛的秘密情报来源中，有些是从美国人手里领取报酬的纳粹特务。那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死光”情报提供者很可能是纳粹雇来诽谤爱因斯坦的，当时的德国政府把爱因斯坦视作它的头号公敌。
纳粹同情者们通过一家美国杂志散布谣言，说爱因斯坦是共产党，还说他出席了在俄国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
事实上，爱因斯坦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人，也从来没有去过俄国，更不用说参加什么党代会了。
当时胡佛正千方百计试图抓住爱因斯坦的把柄以便证明他是个危险的共党分子。他跟踪和记录爱因斯坦和查尔斯·卓别林、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等著名左翼人士的友情往来。这时他似乎并没有对所谓的“死光”实验给予特别关注。
可是到了1950年的夏天，“死光”的幽灵又浮现出来。这一次谣言经过一个梦想成为科幻作家的报馆编辑加工改造，变得更加活色生香。
有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发现了这篇文章，他随即向胡佛报告：
“根据1948年5月21日的《阿林顿日报》，爱因斯坦教授和‘10位前纳粹科研智囊’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们穿上石棉衣服观看了一种射线。文章说，在短短的一瞬间，一大块钢就被熔化了。这种秘密武器能够装在飞机上，从空中将整个城市毁灭。文章还说，和这种新武器相比，原子弹只不过是‘小孩的玩具’。”
胡佛没有先去找那家报纸的编辑了解这篇报道的来源，而是叫陆军情报部的C.C.布莱克尼上校去调查这件事。调查证明爱因斯坦无罪。
任何一个了解爱因斯坦的人都会告诉胡佛那篇报道是如何荒唐：对于纳粹，爱因斯坦唯一想做的就是消灭他们，他是永远不会和纳粹或前纳粹在任何事情上合作的。爱因斯坦当时确实拥有二十几项发明，但它们都是无害的，就像电罗经和电冰箱那样。
联邦调查局为爱因斯坦设立的整个档案就像是一锅奇特的大杂烩，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密报，以及由形形色色的愤世嫉俗者、道听途说者、偏执狂患者和持有各种偏见的人所提供的恶毒的捏造。
所有这些都使有关爱因斯坦的神话变得越来越离奇。在他们那被狂想搞得视觉错乱的眼睛里，爱因斯坦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而邪恶的人物，一个魔鬼。没有一个认识他的人会在这个可怕的形象身上看到一丝一毫和他相似的地方。可是联邦调查局却似乎对它信以为真。
至于说爱因斯坦是共产党间谍网的头目，那就更离奇了。爱因斯坦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他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他提倡一种国际性的政体以及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虽然他厌恶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但他确实同情许多共产党人的目标和事业。
联邦调查局在对爱因斯坦的调查上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笨拙？我们可以从迈阿密国际大学的英文助理教授理查德·艾伦·施瓦茨那儿获得一部分解释。施瓦茨是利用信息自由法案最先接触到联邦调查局爱因斯坦档案（或者说部分档案）的人。
施瓦茨写道：
“也许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联邦调查局无视历史的做法。对联邦调查局来说，大萧条、纳粹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切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30年代的经济危机至少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暂时失败，有些人也许会在这次危机或共产主义传播的影响下支持共产主义。可是联邦调查局根本就不考虑这一历史背景。
他们认为，过去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嫌疑必然是今天的共产党人，因此必然是对美国制度的威胁。
该档案里的1500页资料（另外300 来页最终也开放了）显示，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力是多么强大、多么普遍。
说到底，这些材料不仅提供有关爱因斯坦的情报和对他的种种影射，而且记录了20世纪 50年代初联邦调查局的心态。”
胡佛甚至相信，爱因斯坦很可能有个儿子住在俄国。
l946年7月，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给国务院发了一个备忘录，说有人从犹太人的圈子里听说，俄国科学家彼得·卡皮查已经邀请爱因斯坦移居苏联。
这份文件随即被转交给胡佛。据说卡皮查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说他们俩可以在苏联“这块建立了真正的民主、摆脱了私利的污染、不受资本主义社会阻碍的土地上”共同开展科学研究。
卡皮查还说，不论爱因斯坦需要什么样的资金、实验室、建筑、设备、书籍和助手，苏联都将立即满足他的全部要求。
据说爱因斯坦用希伯莱语给斯大林本人而不是卡皮查写了封回信，他说，在考虑是否接受这个邀请之前，他有几个问题要问斯大林：犹太科学家是否被禁止持有固定的职位？为什么要对犹太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施加显然是不必要的限制？为什么一些杰出的犹太医学教授（列出名单）没有被选入最近成立的医学科学院？
据说莫洛托夫否认反犹主义倾向的存在，并再次向爱因斯坦发出移居苏联的邀请。一些重要的苏联官员因反犹主义被解职，爱因斯坦在信里提到的那些医学教授也被选入了医学科学院。
“大使馆无法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比德尔·史密斯写道，他认为这些传闻“反映了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对他们受到的歧视感到不安。”
这是个纯属虚构的故事，单凭爱因斯坦用希伯莱语写信这个情节就可以断定它是虚构的。当然，他从来就没有因任何理由去过苏联。
爱因斯坦确实给斯大林写过信，不过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人给爱因斯坦写信、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寻求他的帮助。
在他帮助过的人中，有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物理学的盖伊·冯·达德尔。冯·达德尔的兄弟拉乌尔·沃伦伯格在1945年突然失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帮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脱被送往纳粹集中营的厄运。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俄国士兵的“保护性拘留”之下。应冯·达德尔的请求，爱因斯坦给苏联最高领导写了封信：
亲爱的斯大林先生，我以一个犹太老人的名义请求您尽一切可能寻找瑞典人拉乌尔·沃伦伯格并将他送回自己的国家。
在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的艰难岁月里，拉乌尔·沃伦伯格是极少数自愿帮助我的犹太同胞的人之一，他冒着生命危险设法营救了几千名犹太人。
联邦调查局的爱因斯坦档案材料指出，一个月后，根据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报告，斯大林收到了这封信，但是俄国人没能找到沃伦伯格。他的命运至今仍是个谜。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联邦调查局里有任何人读过爱因斯坦写的和他的人生哲学相关的文章，不然的话，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找错了目标。
正如弗雷德·杰罗姆指出：“总的说来，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很少引用爱因斯坦本人的看法。除了他在1947年写的小册子《要原子战争，还是要和平》和几段零碎的话，档案里没有任何他本人写的文章或对他本人的访谈录。”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是不真实的。如《纽约时报》1937年2月5日刊登的一篇报道提到，爱因斯坦表示，他为那些拒绝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民主国家感到羞耻。
还有，“陆军军事情报部的记录显示，有关部门建议允许爱因斯坦‘进入有限的需要他服务的研究领域’。这个建议得到了海军的同意，但是在一封1940年7月26日的信中，陆军情报部的乔治·维齐·斯特朗将军声明，陆军不能允许爱因斯坦参加研究”。
另外，“爱因斯坦在1947年说过，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唯一拥有坚实组织和明确纲领的真正的政党。在这篇刊登在法国共产党报纸的公开的声明中，爱因斯坦批评了美国的军事政策，他表示，国际审察并不足以维持和平”。
胡佛一直怀疑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柏林共产党间谍网的总头目，这个怪念头他从未放弃过。为了把怀疑变成事实，从而把爱因斯坦定为美国安全的隐患，联邦调查局伙同陆军情报部从1951年开始对爱因斯坦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调查。
联邦调查局没能在爱因斯坦身上抓住任何把柄。于是胡佛又把调查的重点转向爱因斯坦的秘书兼管家海伦·杜卡斯。
联邦调查局没能在爱因斯坦身上抓住任何把柄。于是胡佛又把调查的重点转向爱因斯坦的秘书兼管家海伦·杜卡斯。
胡佛怀疑海伦·杜卡斯是个神通广大、有办法搞到原子弹秘密的人。她的档案也随即猛增到几百页。联邦调查局的人秘密地检测她的来往信件，希望能发现暗藏的密码或用隐性墨水写成的信文。可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联邦调查局又开始窃听她的长途电话。结果又是白忙一场。
最后，联邦调查局新泽西纽瓦克分部的两个侦探试图查明她是否在1928年到1933年在柏林为爱因斯坦工作期间为俄国人当过间谍。他们到默瑟街112号找杜卡斯谈了一次话。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而且表现得非常合作。
在一份于1955年3月9日写给胡佛的报告中，他们写道：
“在访谈中，杜卡斯对我们非常友好，回答问题时也显得颇为坦诚。她没有显出任何回避和含糊其辞的迹象……
谈话是遵照局里所建议的小心谨慎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给杜卡斯的解释是，这次谈话是想让她帮助我们了解1928年到1933年期间柏林的一些活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意识到这次调查和她本人有关。”
报告还说：“值得注意的是，杜卡斯说，从1928年起，她就是爱因斯坦博士唯一的雇员。从这点看来，G-2的情报来源所提供的关于爱因斯坦办公室拥有一大帮秘书和打字员的情况是不可信的，关于他的资深秘书和苏联情报员有联系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所谓的秘书长或资深秘书极可能就是爱因斯坦的妻子埃尔莎·爱因斯坦，现已去世，或者是他的继女，姓名不详，也已去世。”这里所说的继女是指伊尔丝，很可能是杜卡斯告诉他们的。
杜卡斯谈到爱因斯坦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他在冬天患了严重的感冒，他的贫血症迫使他一连几个月呆在家里。
报告还说：“值得注意的还有，杜卡斯谈到了爱因斯坦孩子的情况。如此看来，关于苏联人可能将他的孩子作为人质留在铁幕后面的情报是值得怀疑的。”
在那次友好的长谈中，杜卡斯告诉两位侦探，除了反对希特勒，她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也没听说有任何在德国的共产党人试图打入爱因斯坦博士或他的科技界朋友的办公室。她强调说，她在生活中唯一关心的就是爱因斯坦，她完全遵循他的愿望，没有他的允许，她是绝对不会参加任何外界活动的。
两位侦探相信她说的都是实情，他们建议结束调查，理由是“时间间隔太长，缺乏确凿的证据，与此案有关的人都散布在不同的国家，其中许多已不在人世（事实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因此，纽瓦克分部将结束杜卡斯和爱因斯坦的案子……除非总部另有指示，将不再重开此案”。
就这样，胡佛终止了他对爱因斯坦的追猎。联邦调查局1955年5月2日的备忘录写道：
“对档案的审核表明，不存在逻辑意义上与此事相关的重要线索，鉴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已经死亡，已经没有必要对此事再作进一步调查。此案就此结束。”
“对档案的审核表明，不存在逻辑意义上与此事相关的重要线索，鉴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已经死亡，已经没有必要对此事再作进一步调查。此案就此结束。”
值得思考的是，在这长达20年、耗费了纳税人大量血汗钱的调查中，联邦调查局的决策者从来就没有对爱因斯坦有过丝毫真正的了解。更令人惊奇的是，侦探们如此高强度的调查却漏掉了爱因斯坦和一个真正苏联间谍的来往。
联邦调查局万万没有想到，从1935年到1945年，爱因斯坦和一位非常迷人的苏联女间谍保持了长期的联系。她的名字叫玛格丽塔·科南科娃，41岁，是苏联著名雕塑家谢尔盖·科南科夫的妻子。
玛戈把玛格丽塔介绍给56岁的爱因斯坦时显然不知道她是间谍。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任务是劝说爱因斯坦、奥本海姆以及其他在普林斯顿的科学家向她透露有关原子弹的机密。不过她没有获得任何成功。爱因斯坦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透露，因为美国军方不允许他参加曼哈顿计划。
玛格丽塔·科南科娃确实劝爱因斯坦和苏联副领事帕维尔·米哈伊洛夫见过一次面，不过什么结果也没有。爱因斯坦当时也在为美国海军做顾问，为开发新武器提供意见。不过这些武器仍处在初始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和玛格丽塔或米哈伊洛夫谈过这项工作。
爱因斯坦的密友托马斯·布基说，爱因斯坦从来不知道他处在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下，不过即使他知道了，“他也会一笑了之”。
实际上他是知道的。作家弗雷德·杰罗姆谈到，1948年，在保加利亚驻美公使尼森·马约拉博士举办的一次晚宴上，爱因斯坦对波兰驻美大使维尼耶维奇说：“我相信您现在一定意识到美国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用说，我们的谈话正在被录下来。这个房间已经安装了窃听器，我的房子正受到严密的监视。”果然，他的这番话出现在联邦调查局的爱因斯坦档案里。
亚伯拉罕·佩斯暗示，联邦调查局的做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告诉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杰米·塞延，物理学家们大多知道，他们“受到监视”。
玛格丽塔伪装得非常高明，她显然骗过了联邦调查局。她的身份是雕塑家的妻子，而她的丈夫正在创作一尊爱因斯坦的半身像，这件作品如今就放在高级研究院的大门外。
有两样东西可以证明爱因斯坦和玛格丽塔的恋情：1998年夏天，圣彼得堡为苏联的俄罗斯女间谍——她们大多非常美貌——举办了一次展览，那里有一张玛格丽塔的照片；同年，纽约的索斯比拍卖行拍卖了爱因斯坦写给玛格丽塔的九封情书。
1945年，在玛格丽塔和她的丈夫回到莫斯科之后，爱因斯坦在信里对她说：
“每一样东西都使我想起你：Almar（由两人的名字A1bert和 Margarita合并而成，意指他们两人的东西）的披巾、词典、那个我们以为丢失了的漂亮烟斗，以及我房间里所有其他的小东西，还有那个空荡荡的窝（他在高级研究院的办公室）。”
他在另一封信的结尾写道：
“有空尽快给我写信，让你的爱因斯坦吻你一下。”在第三封信里，针对她对五一节庆典的热情描述，他写道：“我满怀忧虑地注视着这些过分夸大了的爱国情绪。”
索斯比拍卖行书籍手稿部的副总监塞尔比·基弗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玛格丽塔招募了爱因斯坦，“他的本性决定了他不会跳进那个陷阱”。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或联邦调查局怀疑她是个间谍。专家的看法是，虽然他爱上了她，但他并没有成为她的俘虏。爱因斯坦不是叛徒。
显然，玛格丽塔既没有把爱因斯坦变成一个叛徒，也没有使他相信她对苏联国内状况的虚假描绘。
谢选骏指出：上述就是共产党中国宣传机构为爱因斯坦所做的开脱，这恰恰说明，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就像钻在老鼠洞里的宋庆龄一样。
《爱因斯坦说中国人不像“人类”》（2018-06-13 转载 环球时报）报道：
最新出版的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旅行日记揭露了这位科学巨擘鲜为人知的一面：他发表过一系列有严重种族歧视倾向的言论，包括针对见到的中国人。据英国《卫报》12日报道，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新书记述爱因斯坦1922年10月到1923年3月的亚洲之旅，以及他在此期间的一些思考。
“种族歧视是白种人的弊病”，曾发表这番言论的爱因斯坦，在私人日记中将中国人形容为“勤劳、肮脏、迟钝”。他写道，中国人吃饭时不坐在凳子上，而是蹲着吃——就像欧洲人在丛林里解手时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悄无声息且一本正经。他说：“就连中国的孩子们看起来都无精打采、呆头呆脑。”在描述完中国人子嗣众多和“繁殖力旺盛”后，爱因斯坦写道：“如果其他种族被中国人取代，那就可惜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缺乏思想将是无法言说的凄凉之事。”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爱因斯坦论文项目高级编辑罗克斯伦茨表示，爱因斯坦旅行日记中的很多言论让人不快，尤其是他对中国人的内容，“这些言论和爱因斯坦的伟大人道主义偶像形象对比强烈”。罗克斯伦茨说，爱因斯坦在日记中比较放松警惕，他此前并不打算出版这些日记。
爱因斯坦在提及中国人时还写道：“即使那些像马一样辛劳工作的人，也不会让人觉得他们意识到痛苦。一个像羊群一样的特殊民族，更像是机器而非人类。”他还说，“这里的男女没什么差别。我就纳闷，中国女性有何种魅力，让这里的男人失去免疫力，繁衍出这么多后代。”
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对日本人的印象更积极。但罗克斯伦茨在该书序言中说，爱因斯坦将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统称为“智力低下”和劣等民族，这完全是种族主义言论，而“中国人可能会取代其他种族”这一评论是最明显的例子。不过他也为爱因斯坦辩护说，“我们必须知道，他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
德国新闻电视台13日说，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种族主义在欧洲的确非常普遍，即便一名犹太裔大科学家也会深受其害。不过该媒体指出，人们也不能根据今天的政治正确标准来衡量一百年前的评论。
德国《明镜》周刊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结论总体上“令人遗憾”。其网站文章的相关评论多达4页。有网友说，“爱因斯坦描述了他的观察，并将其推广到全体中国人，这并不好。”还有人说，“中国人肮脏而沉闷？那么当第一批欧洲人来到中国并发现一个繁荣的国家时，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认为那些欧洲人是野蛮、不道德、发臭甚至肮脏的。”大多数网友认为，应该从历史角度看待这些言论。一名网友说，爱因斯坦只是他那个时代的孩子，其言论不该被过分夸大。
谢选骏指出：上述就是共产党中国宣传机构为爱因斯坦所做的再次开脱，这更加说明，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共产党。“他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就是共产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他那个时代的孩子”，就是共产国际领养的国际孤儿——这些孤儿包括了中国的“五四”一代。那个时代的人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病急乱投医，产生了种种极端主义，也产生了爱因斯坦这样的超级骗子。由此我们可以了解，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厌恶，和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改造，都是出于共产党国际组织的秘密指令，是一个全球阴谋的不同部分，遥相呼应着。
2018年6月11日星期一
谢选骏：百年内战造成了十三四亿的中国难民潮
看看我们的春运，像不像世界最大的难民潮？
《百年中国》言不及义——它似乎承认台湾独立了，因为它假装中国的内战已经结束了，它不懂百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现代南北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军阀党阀争夺中国史”。所以我认为，只有采用《百年内战的中国》、《中国的百年内战》这样的思考，才有“言说的意义”存在。我还认为，中国的百年内战造成了十三四亿的难民，这些人不仅首鼠两端，而且吃相难看，这些人不仅心思猥琐，而且不择手段——这些难民的哲学就是——“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们可要活下去啊！”他们正在并且必将颠覆全球秩序。百年内战造成的十三四亿的难民，也将重塑全球社会，因为这是一个战国时代，即将进入秦朝或罗马式的统一帝国。
《百年中国》是中央电视台迎接二十一世纪的“献礼片”。全片共五十二集，分为三百六十二期，每期五分钟，约一千八百分钟。
迄今为止反映百年中国历史最为全面完整的文献纪录片，其篇幅之宏伟，资料之丰富，视点之独到在电视界中也属史无前例。
但是，《百年中国》言不及义。只有《百年内战中国》、《中国百年内战》，才有“言说的意义”存在。
本片的主题：通过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回顾、反映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史。
《百年中国》是迄今为止反映百年中国历史最为全面完整的文献纪录片。它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立体化反映中华民族的百年历程。在历史中发现诗意，追求可触摸的历史。其篇幅之宏伟、资料之丰富、视点之独到在电视界中也属史无前例。
但是，《百年中国》完全未能揭示——百年内战造成了十三四亿的难民，这些人不仅穷凶极恶，而且吃相难看，这些人不仅心思猥琐，而且不择手段。
……
（一）
《百年中国》广告词这样吹嘘：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诸多干扰，成功引入西学，创办新式学校，将平民教育纳入满清朝廷的视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对教育革新网开一面，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虽然直到1909年，沿袭中国1300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才真正废除，地方科举考试才真正停止，但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有意无意间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以及血气方刚的年轻新锐随即脱颖而出，为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
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1911年4月爆发的黄花岗起义就是其中的一次。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
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拯救民族。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
1907年、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连续的失败，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转而走上暗杀道路。只有孙中山等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节目目录
第一集 风雨世纪初
一、新世纪
二、黑暗的政局
三、瓜分之局
四、义和团运动
五、八国联军入侵
六、《辛丑合约》
第二集 迟到的变革
一、慈禧流亡
二、慈禧还都
三、天足运动
四、选派留学
五、废除科举
六、奖励实业
七、百年气象
第三集 暮鼓晨钟
一、保皇与革命
二、孙中山与革命党
三、《苏报》案
四、日俄战争
五、同盟会成立
六、五大臣出洋
七、百年苦乐
第四集 帝国的终结
一、溥仪登基
二、鉴湖女侠
三、黄花岗起义
四、武昌首义
五、辛亥浪潮
六、清廷退位
七、百年烟云
第五集 共和之梦
一、民国诞生
二、剪辫运动
三、政坛风云
四、报界先声
五、新气象
六、民初实业
七、百年曙光
第六集 山重水复
一、袁世凯
二、民主的挫折
三、二十一条
四、洪宪帝制
五、护国战争
六、乱世之始
七、百年奇观
第七集 少年中国
一、新旧之间
二、《新青年》
三、北京大学
四、文学革命
五、虚幻的胜利
六、五月四日
七、百年青春
第八集 青春之歌
一、五四回声
二、婚姻革命
三、新女性
四、科学救国
五、赴法勤工俭学
六、思想启蒙
七、百年风采
第九集 涌动的前夜
一、以俄为师
二、共产党成立
三、孙中山蒙难
四、国共合作
五、农运大王
六、黄埔军校
七、百年习尚
第十集 军阀时代
一、乱世之初
二、民生忧患
三、纷乱的政坛
四、实业的机遇
五、工人的觉醒
六、临城劫案
七、百年风景
第十一集 无声的中国
一、紫禁城内外
二、北京事变
三、孙中山北上
四、中山之死
五、三 一八惨案
六、军阀末路
七、百年民生
第十二集 激荡年代
一、五卅运动
二、广州风云
三、誓师北伐
四、四 一二政变
五、白色恐怖
六、武装反抗
七、百年生死
第十三集 风云变幻
一、南京的北伐
二、低潮里的革命
三、井冈山
四、济南惨案
五、东北易帜
六、莫斯科的争论
七、百年流离
第十四集 训政之初
一、国民党训政
二、南京五院
三、南京的变化
四、上海的繁华
五、北京的萧条
六、注目乡村
七、百年阵痛
第十五集 脆弱的统一
一、中央研究院
二、文化专制
三、军事围剿
四、中原大战
五、关外的张学良
六、党内争端
七、百年记忆
第十六集 多事之秋
一、动荡年代
二、江淮水灾
三、九 一八事变
四、流亡生活
五、国难之际
六、一 二八抗战
七、百年姻缘
第十七集 苍茫大地
一、攘外与安内
二、伪满洲国
三、傀儡王朝
四、长城抗战
五、还我河山
六、苏区风云
七、百年人文
第十八集 忧患的岁月
一、内战与财政
二、萧条的经济
三、独裁的政治
四、电影与社会
五、膨胀的官僚资本
六、长征
七、百年苦旅
第十九集 救亡之路
一、华北危机
二、存亡时刻
三、一 二九运动
四、西北无战事
五、内忧外患
六、西安事变
七、百年建设
第二十集 共赴国难
一、山雨欲来
二、七 七事变
三、上海会战
四、同仇敌忾
五、南京大屠杀
六、工厂内迁
七、百年苦痛
第二十一集 众志成城
一、保卫徐州
二、台儿庄大捷
三、武汉会战
四、全民抗战
五、东进战曲
六、援华情
七、百年家园
第二十二集 家国万里
一、相持阶段
二、大迁徙
三、粉墨登场
四、大轰炸
五、孤岛生活
六、对峙之局
七、百年学人
第二十三集 烽火敌后
一、艰难的时刻
二、百团大战
三、人民战争
四、皖南事变
五、大生产运动
六、边区故事
七、百年救亡
第二十四集 决战法西斯
一、远征缅甸
二、开罗会议
三、难堪的溃败
四、法西斯的末日
五、大受降
六、审判战犯
七、百年新生
第二十五集 和平之光
一、重庆和谈
二、美国的选择
三、三大协定
四、还都南京
五、内战爆发
六、民不聊生
七、百年梦想
第二十六集 较量
一、内战爆发
二、人民的呼声
三、争夺延安
四、挺进大别山
五、战场之外
六、金融风暴
七、百年英雄
第二十七集 决战
一、希望与绝望
二、独裁与民主
三、金圆券风波
四、大决战
五、得道与失道
六、南下与北上
七、百年奇迹
第二十八集 开国
一、北平和谈
二、横渡长江
三、解放上海
四、"进京赶考"
五、协商建国
六、开国大典
七、百年抉择
第二十九集 外交方略
一、另起炉灶
二、废除强权
三、建交高潮
四、中苏结盟
五、抗美援朝
六、打破封锁
七、百年图强
第三十集 重整河山
一、战胜危机
二、翻天覆地
三、妇女解放
四、当家做主
五、"三反五反"
六、百废俱兴
七、百年涤荡
第三十一集 凯歌行进
一、伟大的任务
二、心系苏联
三、探索民主
四、改造的力量
五、国防正规化
六、国际舞台上
七、百年家园
第三十二集 探索新路
一、以苏为戒
二、多彩的生活
三、百花齐放
四、收获的季节
五、1957
六、东风压倒西风
七、百年脊梁
第三十三集 沸腾的岁月
一、大跃进运动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金门炮战
四、西藏风云
五、中苏分裂
六、左右之间
七、百年心迹
第三十四集 英雄年代
一、艰难岁月
二、走出困境
三、小小寰球
四、战天斗地
五、春去春回
六、欣欣向荣
七、百年温情
第三十五集 非常岁月
一、山雨欲来
二、文革发动
三、失控的局势
四、上山下乡
五、"五七"道路
六、砥柱中流
七、百年苦旅
第三十六集 打破坚冰
一、北方烽烟
二、战略调整
三、乒乓外交
四、重返联合国
五、越过太平洋
六、中日恢复邦交
七、百年胸怀
第三十七集 艰难的抗争
一、九 一三事件
二、转机初现
三、四届人大
四、艰难整顿
五、四五运动
六、一九七六
七、百年探古
第三十八集 一九七八
一、乍暖还寒
二、迟到的春天
三、实事求是
四、走出国门
五、苏醒的大地
六、春风化雨
七、百年复苏
第三十九集 改革年代
一、大潮初涌
二、开放之路
三、走向法治
四、希望的田野
五、甜蜜的生活
六、一九八四
七、百年拼搏
第四十集 新的革命
一、纵深推进
二、大裁军
三、兴国之本
四、证券风云
五、走向富裕
六、一九八八
七、百年远征
第四十一集 继往开来
一、迎接挑战
二、亚运之光
三、风雨同舟
四、开发浦东
五、大京九
六、高峡平湖
七、百年发展
第四十二集 跨越世纪
一、香港回归
二、高举旗帜
三、复兴之梦
四、飞越太平洋
五、世纪大典
六、迎接新世纪
七、百年回眸
第四十三集 发现
一、北京人头盖骨
二、殷墟
三、敦煌藏经洞
四、马王堆汉墓
五、秦兵马俑
六、曾侯乙编钟
七、法门寺地宫
第四十四集 体坛
一、武魂长存
二、艰难起步
三、全民健身
四、奋发图强
五、国球春秋
六、绿茵梦
七、光荣与梦想
第四十五集 婚姻
一、婚姻宣言
二、两地书
三、刑场上的婚礼
四、妃子离婚
五、出走的"娜拉"
六、刘巧儿
七、相距千年
第四十六集 电影
一、序幕
二、明星
三、狂流
四、悲歌
五、黎明前
六、现实的艺术
七、探索
第四十七集 舞台
一、文明新戏
二、梅兰芳
三、成熟的话剧
四、走上街头
五、天桥春秋
六、人民的艺术
七、百花齐放
第四十八集 城市
一、古都沧桑
二、东方明珠
三、在铁蹄下
四、陪都风云
五、红色摇篮
六、风雨钟山
七、南风窗
第四十九集 时尚
一、帝国旧影
二、文明新装
三、共和新景
四、旗袍春秋
五、"摩登"生活
六、朴素年代
七、五彩缤纷
第五十集 课堂
一、废科举兴学堂
二、留学潮
三、大学精神
四、教育救国
五、救亡图存
六、新的探索
七、科教兴国
第五十一集 歌声
一、送别
二、长城谣
三、解放区的天
四、歌唱祖国
五、我们走在大路上
六、春天的故事
七、走进新时代
第五十二集 我们的世纪
一、百年同行
二、背影
三、童年
四、面孔
五、梦想
六、地平线
这部记录片记载着中国百年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目录似乎承认台湾独立了，因为它假装中国的内战已经结束了。
（二）
共产党中国的影评之一：
《百年中国》与中国的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有一定的关联。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领域中严重制约了其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在政治上国家的主体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挟制，本国的封建势力固执保守没有拯救国家民族的信心和勇气。在经济上由于鸦片战争国力已经大大削弱，之后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本已经遭受战争的创伤不算，还要拿出金钱和土地赔偿别国损失。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封建朝廷的摇摇欲坠，北洋军阀内部四分五裂，内战不断，给普通的人民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深重的痛苦。种种政治经济环境造成科技的迟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主要的原因是不稳定的国家形式和社会制度。
共产党中国的影评之二：
《百年中国》一切都从最初的影像开始。黑、白、灰切割成的色块，断断续续而且模糊不清。昏暗的大街、行人和紫禁城在一闪一闪的黑点中沉默，许许多多的双色头像在纯白得刺眼的背景中停顿。那些，都是允许今天的我们碰触到最真实的百年前的中国的一座桥梁，那些，都是载录着一个世纪以来的苦痛悲欢的记忆。无数人走过，无数人呼喊过，无数人战斗过。无数事物老去，无数事物停留，无数事物新生。一、“慈”？暗箭明枪；“禧”？哀愤无尽有人说，清朝，这一不等国歌被传唱开便走向灭亡的帝国，是被结果在一个女人的手中的——慈禧太后；但也有人说，慈禧是一个女政治家，世纪之交时神州大地之所以遭受痛苦磨难，她并没有起主要作用，错应在当时人们的封闭的自大的思想。那该如何去评价这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女人？在我们眼中，她做过很多荒唐的事情。压制维新变法，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仓皇出逃，甚至批准《议和大纲》，发布上谕，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最让人心寒的，大概是当百姓在生死线徘徊时，她还大摆奢华宴席，营造排场贺寿——为了什么呢？为了显摆“大清”的国力吗？抑或是她生性里的爱好？但她的一生并不只有黑暗的骂名。她的确有过革新，她在位其间的洋务运动始终是实业史上一抹淡淡的光。而且，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封建时代的女人，能凭己之力、凭己之心计，掌握实权，左右一个王朝，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的。在这里，你不能忽视她的政治手段，也无法否定她一定的才能。那么假设，没有她？假设慈禧太后没有为了保住高高在上的地位竭尽全力，没有昧于世界潮流，没有妥协让国土分崩离析。假设她面对西方各国的洋枪火炮和清末军兵简陋的武器，下令全力卫国，是否中国就不会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假设没有慈禧太后，那时的中国是否还会如此？谁能说个明白呢。——也许，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她个人的悲剧。二、一纸多少离人泪“每次改朝换代的前夕，都有一场极为悲壮的青春祭礼”。我喜欢这句话，正如许多人喜欢反反复复看那一纸《与妻书》一般。没有一个热血的人会遗忘那些为了祖国牺牲的人，在危难关头，在面对列强气焰嚣张地踩在家中土地上时；没有一个热血的人会选择畏惧地龟缩，在生死存亡一线间，在面对黑暗社会死死压迫着万千生灵时。于是有了第一声枪响。第二声，第三声……黄花岗的那一次起义是充满悲壮色彩的，又是意义深远的。虽然它失败了，但不可否认地，它振奋了广大群众的斗志，它是一次大革命的嘹亮的前奏。黄花岗所埋葬的七十二位英雄是充满悲壮色彩的，又是浩气长存的。虽然他们牺牲了，但不可否认地，他们是古往今来无数华夏儿女的缩影，是熊熊燃烧的爱国精神的完美体现。《与妻书》远不止一封，那么多义无反顾只留下背影的他们，那么多坚强饮泪只留下名字的她们，也远不止双影。在腐朽的年代，总会看见革命，总会看见奋起的力量，也总会看见洒下一地的鲜红——如盛开的莲，绽放着一个又一个传奇。那些传奇呵，或壮烈，或动人，都会被永远记住。三、一梦——无数旗帜树起的梦 辛亥革命仿佛一个梦。美好，光明。从国外到国内，从广州到武昌，1911年10月10日，这一个简单的被人背诵了无数遍的日期，承载着多少新的希冀和新的冲劲。在我们所能看见的记录中，辛亥革命之后关于“共和国”的一系列变化是那么让人振奋。我们总是在背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也总是津津乐道：辛亥革命后实业发展的自豪，影像中“嗡嗡”响着的拉揽剪辫生意的叉子，中西交集的生活方式、新文化，还有女性们对封建礼教思想的抗争……是啊，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它好像是在阴云满布的天空中终于裂开的一道金色的帛缕，洒下人们期盼已久的温暖的光芒。希望，哪怕没有驱散黑暗，它的积极影响已经是十分令人振奋的。可惜，梦总归是梦，梦总有不完美的地方。孙中山的二次流亡和辛亥革命最后变味的果实，一个八十三天的皇帝也仿佛一个梦。 沉重，灰暗。鲁迅先生鲜明讽刺辛亥革命的《阿Q正传》里，我们可见一斑“不彻底”的遗憾。一场革命，若是没有真正地为底层的百姓做到什么，得不到底层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那它是不完全的，也是没有办法摆脱失败的一面的。在《山重水复》里，耳中“袁大总统”四字——以及由其牵引出的“二十一条”“登基祭孔”——更是尤其刺耳。为什么千百年来那么多人勾心斗角用尽手段只为了那一座金殿正中的龙椅？为什么权力对于“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有谁懂得真正坐在万人之上之位时，隐藏在疯狂快意后的沉重？今日已经满头素雪的袁家长孙说：“他当然后悔”，“做了已经做了，他不能承认自己不对呀”。其实，末期的袁世凯已经如一个鬼儡了吧。也许他的确有过悔恨，但他还能做什么？北洋军阀不会去反省，也不会想到什么“为百姓”的事情。短暂的光明后，是仍笼罩着中国的大片阴霾，军阀混战下人民的漫长苦痛岁月依然是眼前的事情。只是，看着反对《二十一条》队伍里年轻的周恩来和李大钊的面孔，看着已经在不远将来的学工大潮，我们是否能感受到一点黎明的光芒？四、从新青年到新曙光对于我们现在这些求学者而言，新文化运动和昔日《新青年》上那些你来我往的字字句句也许是非常令人神往的过去。革命不一定需要举枪鸣炮，可以立于笔尖；一代青年走向成熟也不一定要经过流血，也可以经过文字针锋。现在的人们依然能记得那些日子吧。笔下传入的先进思想让青年主力军觉醒，军阀时代阶级的鲜明矛盾让工人阶级觉醒；被久久压迫的人们在黑暗中点燃火把，于是有了新的政治力量，新的一群充满志气的战斗者。已经无须再赘述那个7月，一曲《Nostradamus》的激壮也许已经足以谱完一个时代的沉浮起落——那就就静静地让鲜血和革命落尽黑白的键盘，希望和战斗敲着高昂的鼓声吧——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前前后后，关于那红色的激情岁月，我们都已经听得够多、看得够多、看得够多了。来吧，只需合上眼睛。你能否看见，南湖上的一尾红船？那鲜艳夺目的红，正慢慢蔓延。你能否看见，反帝国主义军阀的革命运动中青天白日旗和镰刀铁锤红旗的首次握手？那统一的战线，掩着隐约中埋藏下的教训。你能否看见，从农村燃起的星星点点的火苗？那无尽的热和光，滚烫了整个支离破碎的大地。我们歌颂两年间二万五千里的跋涉，钢铁般的意志，是属于炎黄子孙的精魂之一。我们歌颂果断而坚定的土地改革运动，领导者的决策，始终立于底层人民的利益之上。我们歌颂英勇作战甚至献出生命的所有人，无畏而无悔，若没有你们，如何才能得那一次次的胜利和今日的安定。还有，一次十年内战，一次抗日战争，和一次解放战争。那是，一次对未知未来的勇敢探索与斗争，一次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一雪前耻的冲锋，和一次不见铺天黑云抬手直指黎明的最后一击。溯源至最初的话，能不能说，如果没有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也许就没有那让每一个青年铭记的一天，也没有那一个让无数人追随的政党，更没有后来的一切一切的光明。五、无语直指苍天，问谁，问谁一辈子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明了“战争”这两个汉字背后的泪水。百度词条中，有这么冷冷的一句：“战争就是打打杀杀。”对啊，谁能说不是呢？暴力，铁与血；牺牲，苦与痛；仇恨，生与死——这些令人不忍细嚼的词语，在记录片中都不难找到。尤其，当抗日战争时的影像赤裸裸地逼进双眼，直扼着心底时，仿佛世上一切残酷的文字都在刹那间被完美释义。可是，仍然不明的——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战争”？我想去问那别称“金陵”的美丽的六朝古都，可她笑笑，回头望了望一个灰色的无底的大坑，只告诉我“那是人性中最难预测的黑暗”。我想去问那安谧地立于渤海湾的繁荣的齐鲁之地，可他笑笑，抬眼望了望面前宽阔宁静的水面，只告诉我“那是人性中最扎根源的贪婪”。我想去问那“四面重峦障，五溪曲水萦”的井冈，我想去问那“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的大别，我想去问那有着数不清的石狮的卢沟，我想去问那有着“八百壮士”英迹的四行仓库……仍然不明的——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战争”？一切都于最后的盛典结束。仍是黑、白、灰切割成的色块，但已清晰许多，也能听见兴奋的人们的声音。明亮而拥挤的大街、行人和天安门在满天满天的旗帜中沸腾，许许多多的群众组成的方块挥舞着鲜花、帽子、标语，在沉稳难抑激动情感的旁白中行进。那些，都是允许今天的我们碰触到最真实的新生的中国的一座桥梁，那些，都是附载于近五十年以来的奋斗上的果实。无数人走过，无数人呼喊过，无数人战斗过。无数事物老去，无数事物停留，无数事物新生。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谢选骏指出：《百年中国》言不及义。因为百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现代南北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军阀争夺中国史”。所以我认为，只有采用《百年内战的中国》、《中国的百年内战》这样的思考，才有“言说的意义”存在。我还认为，中国的百年内战造成了十三四亿的难民，这些人不仅首鼠两端，而且吃相难看，这些人不仅心思猥琐，而且不择手段——这些难民的哲学就是——“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们可要活下去啊！”他们正在并且必将颠覆全球秩序。百年内战造成的十三四亿的难民，也将重塑全球社会，因为这是一个战国时代，即将进入秦朝或罗马式的统一帝国。
《百年中国》言不及义——它似乎承认台湾独立了，因为它假装中国的内战已经结束了，它不懂百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现代南北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军阀党阀争夺中国史”。所以我认为，只有采用《百年内战的中国》、《中国的百年内战》这样的思考，才有“言说的意义”存在。我还认为，中国的百年内战造成了十三四亿的难民，这些人不仅首鼠两端，而且吃相难看，这些人不仅心思猥琐，而且不择手段——这些难民的哲学就是——“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们可要活下去啊！”他们正在并且必将颠覆全球秩序。百年内战造成的十三四亿的难民，也将重塑全球社会，因为这是一个战国时代，即将进入秦朝或罗马式的统一帝国。
《百年中国》是中央电视台迎接二十一世纪的“献礼片”。全片共五十二集，分为三百六十二期，每期五分钟，约一千八百分钟。
迄今为止反映百年中国历史最为全面完整的文献纪录片，其篇幅之宏伟，资料之丰富，视点之独到在电视界中也属史无前例。
但是，《百年中国》言不及义。只有《百年内战中国》、《中国百年内战》，才有“言说的意义”存在。
本片的主题：通过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回顾、反映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史。
《百年中国》是迄今为止反映百年中国历史最为全面完整的文献纪录片。它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立体化反映中华民族的百年历程。在历史中发现诗意，追求可触摸的历史。其篇幅之宏伟、资料之丰富、视点之独到在电视界中也属史无前例。
但是，《百年中国》完全未能揭示——百年内战造成了十三四亿的难民，这些人不仅穷凶极恶，而且吃相难看，这些人不仅心思猥琐，而且不择手段。
……
（一）
《百年中国》广告词这样吹嘘：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诸多干扰，成功引入西学，创办新式学校，将平民教育纳入满清朝廷的视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对教育革新网开一面，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虽然直到1909年，沿袭中国1300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才真正废除，地方科举考试才真正停止，但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有意无意间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以及血气方刚的年轻新锐随即脱颖而出，为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
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1911年4月爆发的黄花岗起义就是其中的一次。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
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拯救民族。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
1907年、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连续的失败，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转而走上暗杀道路。只有孙中山等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节目目录
第一集 风雨世纪初
一、新世纪
二、黑暗的政局
三、瓜分之局
四、义和团运动
五、八国联军入侵
六、《辛丑合约》
第二集 迟到的变革
一、慈禧流亡
二、慈禧还都
三、天足运动
四、选派留学
五、废除科举
六、奖励实业
七、百年气象
第三集 暮鼓晨钟
一、保皇与革命
二、孙中山与革命党
三、《苏报》案
四、日俄战争
五、同盟会成立
六、五大臣出洋
七、百年苦乐
第四集 帝国的终结
一、溥仪登基
二、鉴湖女侠
三、黄花岗起义
四、武昌首义
五、辛亥浪潮
六、清廷退位
七、百年烟云
第五集 共和之梦
一、民国诞生
二、剪辫运动
三、政坛风云
四、报界先声
五、新气象
六、民初实业
七、百年曙光
第六集 山重水复
一、袁世凯
二、民主的挫折
三、二十一条
四、洪宪帝制
五、护国战争
六、乱世之始
七、百年奇观
第七集 少年中国
一、新旧之间
二、《新青年》
三、北京大学
四、文学革命
五、虚幻的胜利
六、五月四日
七、百年青春
第八集 青春之歌
一、五四回声
二、婚姻革命
三、新女性
四、科学救国
五、赴法勤工俭学
六、思想启蒙
七、百年风采
第九集 涌动的前夜
一、以俄为师
二、共产党成立
三、孙中山蒙难
四、国共合作
五、农运大王
六、黄埔军校
七、百年习尚
第十集 军阀时代
一、乱世之初
二、民生忧患
三、纷乱的政坛
四、实业的机遇
五、工人的觉醒
六、临城劫案
七、百年风景
第十一集 无声的中国
一、紫禁城内外
二、北京事变
三、孙中山北上
四、中山之死
五、三 一八惨案
六、军阀末路
七、百年民生
第十二集 激荡年代
一、五卅运动
二、广州风云
三、誓师北伐
四、四 一二政变
五、白色恐怖
六、武装反抗
七、百年生死
第十三集 风云变幻
一、南京的北伐
二、低潮里的革命
三、井冈山
四、济南惨案
五、东北易帜
六、莫斯科的争论
七、百年流离
第十四集 训政之初
一、国民党训政
二、南京五院
三、南京的变化
四、上海的繁华
五、北京的萧条
六、注目乡村
七、百年阵痛
第十五集 脆弱的统一
一、中央研究院
二、文化专制
三、军事围剿
四、中原大战
五、关外的张学良
六、党内争端
七、百年记忆
第十六集 多事之秋
一、动荡年代
二、江淮水灾
三、九 一八事变
四、流亡生活
五、国难之际
六、一 二八抗战
七、百年姻缘
第十七集 苍茫大地
一、攘外与安内
二、伪满洲国
三、傀儡王朝
四、长城抗战
五、还我河山
六、苏区风云
七、百年人文
第十八集 忧患的岁月
一、内战与财政
二、萧条的经济
三、独裁的政治
四、电影与社会
五、膨胀的官僚资本
六、长征
七、百年苦旅
第十九集 救亡之路
一、华北危机
二、存亡时刻
三、一 二九运动
四、西北无战事
五、内忧外患
六、西安事变
七、百年建设
第二十集 共赴国难
一、山雨欲来
二、七 七事变
三、上海会战
四、同仇敌忾
五、南京大屠杀
六、工厂内迁
七、百年苦痛
第二十一集 众志成城
一、保卫徐州
二、台儿庄大捷
三、武汉会战
四、全民抗战
五、东进战曲
六、援华情
七、百年家园
第二十二集 家国万里
一、相持阶段
二、大迁徙
三、粉墨登场
四、大轰炸
五、孤岛生活
六、对峙之局
七、百年学人
第二十三集 烽火敌后
一、艰难的时刻
二、百团大战
三、人民战争
四、皖南事变
五、大生产运动
六、边区故事
七、百年救亡
第二十四集 决战法西斯
一、远征缅甸
二、开罗会议
三、难堪的溃败
四、法西斯的末日
五、大受降
六、审判战犯
七、百年新生
第二十五集 和平之光
一、重庆和谈
二、美国的选择
三、三大协定
四、还都南京
五、内战爆发
六、民不聊生
七、百年梦想
第二十六集 较量
一、内战爆发
二、人民的呼声
三、争夺延安
四、挺进大别山
五、战场之外
六、金融风暴
七、百年英雄
第二十七集 决战
一、希望与绝望
二、独裁与民主
三、金圆券风波
四、大决战
五、得道与失道
六、南下与北上
七、百年奇迹
第二十八集 开国
一、北平和谈
二、横渡长江
三、解放上海
四、"进京赶考"
五、协商建国
六、开国大典
七、百年抉择
第二十九集 外交方略
一、另起炉灶
二、废除强权
三、建交高潮
四、中苏结盟
五、抗美援朝
六、打破封锁
七、百年图强
第三十集 重整河山
一、战胜危机
二、翻天覆地
三、妇女解放
四、当家做主
五、"三反五反"
六、百废俱兴
七、百年涤荡
第三十一集 凯歌行进
一、伟大的任务
二、心系苏联
三、探索民主
四、改造的力量
五、国防正规化
六、国际舞台上
七、百年家园
第三十二集 探索新路
一、以苏为戒
二、多彩的生活
三、百花齐放
四、收获的季节
五、1957
六、东风压倒西风
七、百年脊梁
第三十三集 沸腾的岁月
一、大跃进运动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金门炮战
四、西藏风云
五、中苏分裂
六、左右之间
七、百年心迹
第三十四集 英雄年代
一、艰难岁月
二、走出困境
三、小小寰球
四、战天斗地
五、春去春回
六、欣欣向荣
七、百年温情
第三十五集 非常岁月
一、山雨欲来
二、文革发动
三、失控的局势
四、上山下乡
五、"五七"道路
六、砥柱中流
七、百年苦旅
第三十六集 打破坚冰
一、北方烽烟
二、战略调整
三、乒乓外交
四、重返联合国
五、越过太平洋
六、中日恢复邦交
七、百年胸怀
第三十七集 艰难的抗争
一、九 一三事件
二、转机初现
三、四届人大
四、艰难整顿
五、四五运动
六、一九七六
七、百年探古
第三十八集 一九七八
一、乍暖还寒
二、迟到的春天
三、实事求是
四、走出国门
五、苏醒的大地
六、春风化雨
七、百年复苏
第三十九集 改革年代
一、大潮初涌
二、开放之路
三、走向法治
四、希望的田野
五、甜蜜的生活
六、一九八四
七、百年拼搏
第四十集 新的革命
一、纵深推进
二、大裁军
三、兴国之本
四、证券风云
五、走向富裕
六、一九八八
七、百年远征
第四十一集 继往开来
一、迎接挑战
二、亚运之光
三、风雨同舟
四、开发浦东
五、大京九
六、高峡平湖
七、百年发展
第四十二集 跨越世纪
一、香港回归
二、高举旗帜
三、复兴之梦
四、飞越太平洋
五、世纪大典
六、迎接新世纪
七、百年回眸
第四十三集 发现
一、北京人头盖骨
二、殷墟
三、敦煌藏经洞
四、马王堆汉墓
五、秦兵马俑
六、曾侯乙编钟
七、法门寺地宫
第四十四集 体坛
一、武魂长存
二、艰难起步
三、全民健身
四、奋发图强
五、国球春秋
六、绿茵梦
七、光荣与梦想
第四十五集 婚姻
一、婚姻宣言
二、两地书
三、刑场上的婚礼
四、妃子离婚
五、出走的"娜拉"
六、刘巧儿
七、相距千年
第四十六集 电影
一、序幕
二、明星
三、狂流
四、悲歌
五、黎明前
六、现实的艺术
七、探索
第四十七集 舞台
一、文明新戏
二、梅兰芳
三、成熟的话剧
四、走上街头
五、天桥春秋
六、人民的艺术
七、百花齐放
第四十八集 城市
一、古都沧桑
二、东方明珠
三、在铁蹄下
四、陪都风云
五、红色摇篮
六、风雨钟山
七、南风窗
第四十九集 时尚
一、帝国旧影
二、文明新装
三、共和新景
四、旗袍春秋
五、"摩登"生活
六、朴素年代
七、五彩缤纷
第五十集 课堂
一、废科举兴学堂
二、留学潮
三、大学精神
四、教育救国
五、救亡图存
六、新的探索
七、科教兴国
第五十一集 歌声
一、送别
二、长城谣
三、解放区的天
四、歌唱祖国
五、我们走在大路上
六、春天的故事
七、走进新时代
第五十二集 我们的世纪
一、百年同行
二、背影
三、童年
四、面孔
五、梦想
六、地平线
这部记录片记载着中国百年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目录似乎承认台湾独立了，因为它假装中国的内战已经结束了。
（二）
共产党中国的影评之一：
《百年中国》与中国的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有一定的关联。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领域中严重制约了其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在政治上国家的主体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挟制，本国的封建势力固执保守没有拯救国家民族的信心和勇气。在经济上由于鸦片战争国力已经大大削弱，之后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本已经遭受战争的创伤不算，还要拿出金钱和土地赔偿别国损失。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封建朝廷的摇摇欲坠，北洋军阀内部四分五裂，内战不断，给普通的人民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深重的痛苦。种种政治经济环境造成科技的迟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主要的原因是不稳定的国家形式和社会制度。
共产党中国的影评之二：
《百年中国》一切都从最初的影像开始。黑、白、灰切割成的色块，断断续续而且模糊不清。昏暗的大街、行人和紫禁城在一闪一闪的黑点中沉默，许许多多的双色头像在纯白得刺眼的背景中停顿。那些，都是允许今天的我们碰触到最真实的百年前的中国的一座桥梁，那些，都是载录着一个世纪以来的苦痛悲欢的记忆。无数人走过，无数人呼喊过，无数人战斗过。无数事物老去，无数事物停留，无数事物新生。一、“慈”？暗箭明枪；“禧”？哀愤无尽有人说，清朝，这一不等国歌被传唱开便走向灭亡的帝国，是被结果在一个女人的手中的——慈禧太后；但也有人说，慈禧是一个女政治家，世纪之交时神州大地之所以遭受痛苦磨难，她并没有起主要作用，错应在当时人们的封闭的自大的思想。那该如何去评价这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女人？在我们眼中，她做过很多荒唐的事情。压制维新变法，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仓皇出逃，甚至批准《议和大纲》，发布上谕，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最让人心寒的，大概是当百姓在生死线徘徊时，她还大摆奢华宴席，营造排场贺寿——为了什么呢？为了显摆“大清”的国力吗？抑或是她生性里的爱好？但她的一生并不只有黑暗的骂名。她的确有过革新，她在位其间的洋务运动始终是实业史上一抹淡淡的光。而且，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封建时代的女人，能凭己之力、凭己之心计，掌握实权，左右一个王朝，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的。在这里，你不能忽视她的政治手段，也无法否定她一定的才能。那么假设，没有她？假设慈禧太后没有为了保住高高在上的地位竭尽全力，没有昧于世界潮流，没有妥协让国土分崩离析。假设她面对西方各国的洋枪火炮和清末军兵简陋的武器，下令全力卫国，是否中国就不会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假设没有慈禧太后，那时的中国是否还会如此？谁能说个明白呢。——也许，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她个人的悲剧。二、一纸多少离人泪“每次改朝换代的前夕，都有一场极为悲壮的青春祭礼”。我喜欢这句话，正如许多人喜欢反反复复看那一纸《与妻书》一般。没有一个热血的人会遗忘那些为了祖国牺牲的人，在危难关头，在面对列强气焰嚣张地踩在家中土地上时；没有一个热血的人会选择畏惧地龟缩，在生死存亡一线间，在面对黑暗社会死死压迫着万千生灵时。于是有了第一声枪响。第二声，第三声……黄花岗的那一次起义是充满悲壮色彩的，又是意义深远的。虽然它失败了，但不可否认地，它振奋了广大群众的斗志，它是一次大革命的嘹亮的前奏。黄花岗所埋葬的七十二位英雄是充满悲壮色彩的，又是浩气长存的。虽然他们牺牲了，但不可否认地，他们是古往今来无数华夏儿女的缩影，是熊熊燃烧的爱国精神的完美体现。《与妻书》远不止一封，那么多义无反顾只留下背影的他们，那么多坚强饮泪只留下名字的她们，也远不止双影。在腐朽的年代，总会看见革命，总会看见奋起的力量，也总会看见洒下一地的鲜红——如盛开的莲，绽放着一个又一个传奇。那些传奇呵，或壮烈，或动人，都会被永远记住。三、一梦——无数旗帜树起的梦 辛亥革命仿佛一个梦。美好，光明。从国外到国内，从广州到武昌，1911年10月10日，这一个简单的被人背诵了无数遍的日期，承载着多少新的希冀和新的冲劲。在我们所能看见的记录中，辛亥革命之后关于“共和国”的一系列变化是那么让人振奋。我们总是在背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也总是津津乐道：辛亥革命后实业发展的自豪，影像中“嗡嗡”响着的拉揽剪辫生意的叉子，中西交集的生活方式、新文化，还有女性们对封建礼教思想的抗争……是啊，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它好像是在阴云满布的天空中终于裂开的一道金色的帛缕，洒下人们期盼已久的温暖的光芒。希望，哪怕没有驱散黑暗，它的积极影响已经是十分令人振奋的。可惜，梦总归是梦，梦总有不完美的地方。孙中山的二次流亡和辛亥革命最后变味的果实，一个八十三天的皇帝也仿佛一个梦。 沉重，灰暗。鲁迅先生鲜明讽刺辛亥革命的《阿Q正传》里，我们可见一斑“不彻底”的遗憾。一场革命，若是没有真正地为底层的百姓做到什么，得不到底层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那它是不完全的，也是没有办法摆脱失败的一面的。在《山重水复》里，耳中“袁大总统”四字——以及由其牵引出的“二十一条”“登基祭孔”——更是尤其刺耳。为什么千百年来那么多人勾心斗角用尽手段只为了那一座金殿正中的龙椅？为什么权力对于“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有谁懂得真正坐在万人之上之位时，隐藏在疯狂快意后的沉重？今日已经满头素雪的袁家长孙说：“他当然后悔”，“做了已经做了，他不能承认自己不对呀”。其实，末期的袁世凯已经如一个鬼儡了吧。也许他的确有过悔恨，但他还能做什么？北洋军阀不会去反省，也不会想到什么“为百姓”的事情。短暂的光明后，是仍笼罩着中国的大片阴霾，军阀混战下人民的漫长苦痛岁月依然是眼前的事情。只是，看着反对《二十一条》队伍里年轻的周恩来和李大钊的面孔，看着已经在不远将来的学工大潮，我们是否能感受到一点黎明的光芒？四、从新青年到新曙光对于我们现在这些求学者而言，新文化运动和昔日《新青年》上那些你来我往的字字句句也许是非常令人神往的过去。革命不一定需要举枪鸣炮，可以立于笔尖；一代青年走向成熟也不一定要经过流血，也可以经过文字针锋。现在的人们依然能记得那些日子吧。笔下传入的先进思想让青年主力军觉醒，军阀时代阶级的鲜明矛盾让工人阶级觉醒；被久久压迫的人们在黑暗中点燃火把，于是有了新的政治力量，新的一群充满志气的战斗者。已经无须再赘述那个7月，一曲《Nostradamus》的激壮也许已经足以谱完一个时代的沉浮起落——那就就静静地让鲜血和革命落尽黑白的键盘，希望和战斗敲着高昂的鼓声吧——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前前后后，关于那红色的激情岁月，我们都已经听得够多、看得够多、看得够多了。来吧，只需合上眼睛。你能否看见，南湖上的一尾红船？那鲜艳夺目的红，正慢慢蔓延。你能否看见，反帝国主义军阀的革命运动中青天白日旗和镰刀铁锤红旗的首次握手？那统一的战线，掩着隐约中埋藏下的教训。你能否看见，从农村燃起的星星点点的火苗？那无尽的热和光，滚烫了整个支离破碎的大地。我们歌颂两年间二万五千里的跋涉，钢铁般的意志，是属于炎黄子孙的精魂之一。我们歌颂果断而坚定的土地改革运动，领导者的决策，始终立于底层人民的利益之上。我们歌颂英勇作战甚至献出生命的所有人，无畏而无悔，若没有你们，如何才能得那一次次的胜利和今日的安定。还有，一次十年内战，一次抗日战争，和一次解放战争。那是，一次对未知未来的勇敢探索与斗争，一次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一雪前耻的冲锋，和一次不见铺天黑云抬手直指黎明的最后一击。溯源至最初的话，能不能说，如果没有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也许就没有那让每一个青年铭记的一天，也没有那一个让无数人追随的政党，更没有后来的一切一切的光明。五、无语直指苍天，问谁，问谁一辈子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明了“战争”这两个汉字背后的泪水。百度词条中，有这么冷冷的一句：“战争就是打打杀杀。”对啊，谁能说不是呢？暴力，铁与血；牺牲，苦与痛；仇恨，生与死——这些令人不忍细嚼的词语，在记录片中都不难找到。尤其，当抗日战争时的影像赤裸裸地逼进双眼，直扼着心底时，仿佛世上一切残酷的文字都在刹那间被完美释义。可是，仍然不明的——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战争”？我想去问那别称“金陵”的美丽的六朝古都，可她笑笑，回头望了望一个灰色的无底的大坑，只告诉我“那是人性中最难预测的黑暗”。我想去问那安谧地立于渤海湾的繁荣的齐鲁之地，可他笑笑，抬眼望了望面前宽阔宁静的水面，只告诉我“那是人性中最扎根源的贪婪”。我想去问那“四面重峦障，五溪曲水萦”的井冈，我想去问那“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的大别，我想去问那有着数不清的石狮的卢沟，我想去问那有着“八百壮士”英迹的四行仓库……仍然不明的——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战争”？一切都于最后的盛典结束。仍是黑、白、灰切割成的色块，但已清晰许多，也能听见兴奋的人们的声音。明亮而拥挤的大街、行人和天安门在满天满天的旗帜中沸腾，许许多多的群众组成的方块挥舞着鲜花、帽子、标语，在沉稳难抑激动情感的旁白中行进。那些，都是允许今天的我们碰触到最真实的新生的中国的一座桥梁，那些，都是附载于近五十年以来的奋斗上的果实。无数人走过，无数人呼喊过，无数人战斗过。无数事物老去，无数事物停留，无数事物新生。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谢选骏指出：《百年中国》言不及义。因为百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现代南北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军阀争夺中国史”。所以我认为，只有采用《百年内战的中国》、《中国的百年内战》这样的思考，才有“言说的意义”存在。我还认为，中国的百年内战造成了十三四亿的难民，这些人不仅首鼠两端，而且吃相难看，这些人不仅心思猥琐，而且不择手段——这些难民的哲学就是——“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们可要活下去啊！”他们正在并且必将颠覆全球秩序。百年内战造成的十三四亿的难民，也将重塑全球社会，因为这是一个战国时代，即将进入秦朝或罗马式的统一帝国。
2018年6月10日星期日
谢选骏：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杀伤力（定稿）
《中国不会创新 对美国没有威胁》（2018-06-08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政府和科技公司相互害怕——
北京大学一名外籍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和平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最近表示，美国不需担心中国会主宰未来的高科技领域，因为中国缺乏创新环境。
来自西班牙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本星期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不需要担心中国会主导未来科技产业，原因是中国缺乏创新能力，并且面临债务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严重、收入严重不均的问题。
佩蒂斯在这篇采访中说，中国不会做出重大创新，因为中国政府惧怕改革的代价。他说：“要获得一种创新文化是很难做到的，而且我怀疑这和政治决心有多大关系。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创新中心，这所需要的改革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是太可怕了。”
佩蒂斯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他说，他常常和学生在创新与思考方面发生观点碰撞。他说：“这些是中国最聪明的孩子，但我还是不能让他们脱离死记硬背这条老路。他们认为，如果学习再刻苦一点他们就能成功。我会告诉他们，‘不，少学习，多思考。’太不容易了，这里（中国）没有这种文化。”
美国新闻网站Axios星期五发表分析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科技公司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恐惧感：随着中国科技巨头的实力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感到愈发紧张；中国科技公司则害怕政府可以让它们在一夕之间消失。文章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的话说，中国公司得到的政府支持和美国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例如波音公司）得到的政府保护相比，在广度上没有太大差异，但区别在于，中国企业往往需要担心来自政府的切实威胁。
史剑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指责某些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因此感到焦虑，但中国公司面临的威胁要比这种来自总统在推特上的负面评论要大得多。他说，阿里巴巴CEO马云最近买下香港独立报纸《南华早报》就是一个例证，他说，这实际上是阿里巴巴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目的是为了向党表忠心。
不过，美国也有观点认为，这样过于乐观的看法忽视了科技发展中把握时机的问题：在5G无线通讯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尖端科技领域，中国政府至上而下的产业政策支持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抢占先机。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五在推特发文说：“如果中国科技公司利用政府提供的保护取得5G或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他们就会成为全球的标准，将主导依赖这些技术的一些领域的发展，例如自主驾驶汽车。”
谢选骏指出：西班牙人太懂得缺乏创新只能撅起屁股挨打，不能崛起国家揍人了；看看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都是因为缺乏创新而破落的。德国日本苏联也是因为领导体制僵化、创新能力不足，而败落的。由此可见，只有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兴起，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创新，才能消除中国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二者的真正结合，才有真正的创新，才能构成对外的杀伤力。至于中国政府通过市场垄断成功，这种可能确实存在，就像西班牙一样，通过政府垄断而获得了美洲殖民地——这也是现今的美洲议员们最为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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