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18年6月10日星期日
谢选骏: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杀伤力(定稿)
《中国不会创新 对美国没有威胁》(2018-06-08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政府和科技公司相互害怕——
北京大学一名外籍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和平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最近表示,美国不需担心中国会主宰未来的高科技领域,因为中国缺乏创新环境。
来自西班牙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本星期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不需要担心中国会主导未来科技产业,原因是中国缺乏创新能力,并且面临债务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严重、收入严重不均的问题。
佩蒂斯在这篇采访中说,中国不会做出重大创新,因为中国政府惧怕改革的代价。他说:“要获得一种创新文化是很难做到的,而且我怀疑这和政治决心有多大关系。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创新中心,这所需要的改革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是太可怕了。”
佩蒂斯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他说,他常常和学生在创新与思考方面发生观点碰撞。他说:“这些是中国最聪明的孩子,但我还是不能让他们脱离死记硬背这条老路。他们认为,如果学习再刻苦一点他们就能成功。我会告诉他们,‘不,少学习,多思考。’太不容易了,这里(中国)没有这种文化。”
美国新闻网站Axios星期五发表分析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科技公司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恐惧感:随着中国科技巨头的实力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感到愈发紧张;中国科技公司则害怕政府可以让它们在一夕之间消失。文章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的话说,中国公司得到的政府支持和美国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例如波音公司)得到的政府保护相比,在广度上没有太大差异,但区别在于,中国企业往往需要担心来自政府的切实威胁。
史剑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指责某些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因此感到焦虑,但中国公司面临的威胁要比这种来自总统在推特上的负面评论要大得多。他说,阿里巴巴CEO马云最近买下香港独立报纸《南华早报》就是一个例证,他说,这实际上是阿里巴巴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目的是为了向党表忠心。
不过,美国也有观点认为,这样过于乐观的看法忽视了科技发展中把握时机的问题:在5G无线通讯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尖端科技领域,中国政府至上而下的产业政策支持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抢占先机。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五在推特发文说:“如果中国科技公司利用政府提供的保护取得5G或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他们就会成为全球的标准,将主导依赖这些技术的一些领域的发展,例如自主驾驶汽车。”
谢选骏指出:西班牙人太懂得缺乏创新只能撅起屁股挨打,不能崛起国家揍人了;看看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都是因为缺乏创新而破落的。德国日本苏联也是因为领导体制僵化、创新能力不足,而败落的。由此可见,只有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兴起,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创新,才能消除中国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二者的真正结合,才有真正的创新,才能构成对外的杀伤力。至于中国政府通过市场垄断成功,这种可能确实存在,就像西班牙一样,通过政府垄断而获得了美洲殖民地——这也是现今的美洲议员们最为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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