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习近平到底是康熙还是光绪？

2014年11月11日，中国的光棍节晚间，两个不是光棍的人却像光棍一样抛开妻女见面了：习近平在中南海瀛台与奥巴马举行了神秘会晤。

为什么神秘呢？原来散步的时候，习向奥巴马介绍了瀛台的历史变迁。

习说：1、瀛台建于明朝，在清朝是皇帝批文、避暑和宴客的地方。2、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定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3、后来光绪皇帝时，国家衰败了，他搞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

奥巴马似乎抓住了重点，马上接话说：中美历史上这一点是相似的，改革总会遇到阻力，这是不变的规律，需要我们拿出勇气。

看来，光绪比康熙更能让奥巴马触景生情。

那么，在习近平心中呢？康熙与光绪，孰轻孰重？

APEC会议结束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1日至12日，从中南海瀛台夜话至人民大会堂的正式会谈，日程满满、内容丰富。昨天，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刊发《习近平奥巴马在瀛台，到底聊了什么》，披露了包括习奥瀛台会晤的话题及一些现场轶事。文中提到，习近平与奥巴马就中美两国关系进行深入交流，在中国经济、中国改革、中国依法治国、人权和主权等问题进行了谈话。

这些谈话多数官式谈话，了无新意，但是选择夜间的瀛台作为谈话地点，却与众不同。这里确有一种历史意味的象征甚至预兆。

这个意味似乎提示：如果习近平改革成功，历史会评价他为康熙；如果习近平改革失败，历史会评价他为光绪。

奥巴马则用一种超越理解的第六感觉明白了这层意思，临别时分，他一句话概括了他的似懂非懂：“今晚，我这辈子最全面、深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执政理念以及您的思想。”

习近平到底是康熙呢还是光绪？

他为什么选中了瀛台？

这里难道没有一丝“宿命”的意味？

谢选骏：习近平政权的法家思想

 

星岛环球网消息：正在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度以“依法治国”作为全会主题。各方期待，在改革开放进入第36个年头的时候，中国的法治建设该如何换挡提速、转型升级。

人民网报道， 党的十八大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对此作出强调。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新时期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衡量标准。

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法治工作的部署，从“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到“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从“政法队伍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些论断无疑都为法治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谈科学立法：法律必须不断发展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尤其强调“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法律体系必须随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

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讲话要求，要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

在加强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有对应的工作职责。习近平指出，前者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得到落实；后者要抓紧制定和修改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

“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2013年2月23日下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要求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同时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担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阐释“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这一论断。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上指出，要加强重要领域立法，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

此外，记者统计发现，在迄今为止召开的五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至少3次提及“立法与改革”的关系。

2014年2月28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习近平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两次提出要处理好改革与相关法律立改废的关系。在后一次的会议上，他指出，改革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立改废及试点工作所需法律授权问题，要与立法部门主动衔接，相向而行、同步推进。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卓有成效。但随着反腐败走入深水区，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习近平看来，反腐也要于法有据。

“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在学者看来，依法反腐、制度反腐是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这一提法或意味着中央将推动反腐败法的制定。

习近平谈严格执法：对法治有信仰、有坚守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对于担负法律实施法定职责的有关国家机关，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求要严格执法。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负有严格贯彻实施宪法和法律的重要职责，要规范政府行为，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这一点在中央政治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也有所提及。习近平表示，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上，习近平指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习近平认为，政法工作者要有职业良知，有“执法为民”的意识，要对法治有信仰、有坚守，“执法如山，浩然正气”。在2014年1月7日至8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政法队伍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习近平谈公正司法：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生命线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记者统计，在履新中共中央总书记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习近平至少在公开场合对此强调3次。

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这一观点，并要求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仅仅一个月后，在2013年1月7日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将这句话提升到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意义高度。他要求，全国政法机关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亲和力和公信力。

在2013年2月主持中央政治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这是所有司法机关的工作目标，要围绕这一目标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显然，在习近平看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他曾说过，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前述会议上，习近平还对司法工作提出多项具体要求，如工作作风要改进，要热情服务，解决好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司法公开力度也要加强，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

习近平提出司法要加大公开力度也不止一次。在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今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不仅更名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而且打破多年惯例，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自出席并讲话，规格明显提升。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还提出“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以严惩一些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习近平强调，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习近平谈全民守法：法律面前没有例外

遵守法律是每一位中国公民最重要的法定义务。在全社会营造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习近平认为，一要加强宣传教育，二要在实践中提高法治化水平，三要领导干部带头依法办事。

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在全社会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让宪法家喻户晓。

“我们要通过不懈努力，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习近平说。

2013年2月23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

让人民群众相信法律的权威，自然不能“法有例外”。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

“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醒，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

看了上面的报道，觉得好像有些“商鞅变法”的味道。

尤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新十六字方针”，显然距离英美法治更远，距离中国法制更近。

而“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经典语录，则出自“秦始皇的帝师韩非，语见《韩非子?有度》篇。

我和习近平属于同代人，都是在毛泽东“批儒评法”的喧嚣里长大的，我1981年在研究生院的毕业论文，就是写的《韩非子》，所以对习近平政权的法家思想深有体会。

当然，习近平政权的法家思想，不同于毛泽东晚年宣扬的法家思想、秦始皇主义，因此习非毛，不是批儒的，而是捧儒的。

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政权更像是遵循了儒家和法家的共同先师荀子的“儒表法里”，接近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

正巧，汉宣帝正好也是习近平企图努力做到的“中兴之主”。

汉宣帝（前91年－前48年），原名刘病已，字次卿，即位后改名询，汉朝第十位皇帝，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长孙，史皇孙刘进的长子。他在训斥太子刘奭时讲出一句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

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祖父为卫太子刘据。祖母史良娣，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入为卫太子的良娣，生刘进，号史皇孙。史皇孙刘进于汉武帝太始年间（前96年——前93年）娶王翁须，生刘病已，时号称“皇曾孙”。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巫蛊之祸”爆发，刘病已曾祖母卫子夫、祖父卫太子刘据、祖母史良娣、父亲史皇孙刘进、母亲王翁须均因此被杀，刚刚出生数月的刘病已也被投入大牢。由于他还是个婴儿，邴吉在狱中挑选两位女囚赵征卿与胡组做他的乳母，暂时免除二人刑罚。

巫蛊之狱连年不决，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因为有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命令处死所有犯人，廷尉监邴吉据门不纳使者，保住了刘病已的性命。第二天武帝就撤销了这道命令。后遇大赦，刘病已遇赦出狱，结束了五年的牢狱生涯。

出狱后的刘病已被邴吉送至祖母史良娣的娘家。史家怜其孤苦，对其照顾甚厚。不久刘病已恢复宗室身份，诏养于掖庭。是任掖庭令的张贺是卫太子刘据的故吏，哀卫太子无辜受难和皇曾孙的孤弱，对其抚养甚厚。及长，张贺教其诗书为之启蒙，后自费延请名儒东海澓中翁教授刘病已。刘病已聪颖好学，不久即通晓儒家经典。与此同时，刘病已亦喜好游侠、喜好斗鸡走马，游侠于三辅一带，结识了戴长乐等。这些民间经历都成为他日后当皇帝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前73年，刘病已到了成家娶亲的年龄，掖庭令张贺有一孙女与刘病已年龄相仿，因此打算把她嫁与刘病已为妻。但是却遭到为人谨慎的弟弟张安世的强烈反对，他说：“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平民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张贺不敢违逆弟弟的意思，只好为刘病已另聘属下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刘病已与许平君婚后感情很好，不久生下了儿子刘奭，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

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汉昭帝驾崩，由于无嗣，大司马霍光拥立的昌邑王刘贺为帝。但是刘贺在即位的27天就被权臣霍光提请其外孙女上官皇太后废掉。在确立继任人选时，时任光禄大夫的邴吉此时向霍光推荐刘病已，昭帝元平元年秋七月庚申（前74年9月10日），刘病已入宫见上官太后，被封为阳武侯，同日登基为皇帝，承嗣汉昭帝，隔年改元本始。

宣帝由于是霍光所立，他吸取昌邑王被废的教训，初即位政事一决于光。唯立后问题上坚持己见，他与发妻许平君感情深厚，当上皇帝后许平君并没有立即被立为皇后，而是仅封为婕妤。朝臣和上官皇太后都认为应立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为皇后。于是汉宣帝“诏求微时故剑”，群臣见宣帝意思坚决，于是议决立许平君为皇后。

霍光的夫人显对女儿没能当上皇后非常恼怒。本始三年时值皇后许平君有孕，霍光的夫人于是勾结女医生淳于衍将其暗杀。霍光知道后非常惊愕，但是他没有去追究自己的妻子罪行，而是利用自己的权势授意宣帝不追查此事。次年，霍成君如愿以偿成为皇后。汉宣帝对结发之妻的去世非常悲伤，这也影响了他后来对继任人的选择。后来他渐渐对时为太子的汉元帝感到不满意，并下了“乱吾家者，太子也”的评语，但始终没有废汉元帝的太子之位。

霍光属于汉武帝时的卫氏外戚集团。霍光十五岁，其兄霍去病回到家乡认祖归宗，把他带到长安，并因兄长的关系出任郎官，开始了漫长的仕宦生涯。

汉武帝末年巫蛊之祸，卫氏外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皇后卫子夫、大司马卫青的子嗣以及卫太子一族全被族灭，但是霍氏躲过了此难。之后汉武帝渐渐明白过来，于是霍光开始受到重用。汉武帝临死前，任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为辅政大臣，并以霍光为首，加封其为大司马。但是不久金日磾去世，霍光也使上官桀屈服了，宣帝封光为丞相，开始独揽大权。

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病逝，宣帝下令以帝王的规格下葬霍光，同时亦开始亲政。面对霍氏宗族的专权，汉宣帝不动声色对其予以翦除。他先是迁霍光的女婿大将军范明友为光禄勋，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几个月后又把霍光的姐夫张朔由给事中光禄大夫改为蜀郡太守，孙婿王汉为武威太守，长乐宫卫尉邓广汉为少府，这样夺取了他们的军权，扫清了霍家的外围势力。接着开始对霍家动手，改霍禹为大司马，无印绶，也就是剥夺了兵权，霍光的另一女婿赵平的兵权也被夺，空下来的职位完全由汉宣帝的外戚史、许两家子弟充任。

霍光是权力斗争的高手，但是他的儿孙却都很无能。霍光的儿子霍禹面对这种情况毫无应对之策，只是整日与霍山、霍云等哭泣。不久霍显毒杀许平君的事情开始败露。地节四年七月，大司马霍禹谋反事发，汉宣帝下令诛杀冠阳侯霍云、乐平侯霍山（两人皆为霍去病之孙）诸姊妹婿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胜、骑都尉赵平、长安男子冯殷等。与此同时，霍光之女霍皇后被废，于十二年后被迫自杀。

汉宣帝尚为平民之时，就对霍氏的权势有很深的了解。霍光挟专权之势，行伊尹废立天子之事，更是让汉宣帝胆颤心惊。在汉宣帝即位之初，汉宣帝拜谒高庙，霍光为骖乘（也就是驾驶车马），汉宣帝对其深为忌惮，在车上犹如芒刺在背；但是当骠骑将军张安世为骖乘时，汉宣帝体貌从容，一点不感到紧张。所以民间传说为：“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霍氏一门虽然被诛，但是汉宣帝仍然十分感念霍光的功勋，在麒麟阁十一功臣中，霍光名列第一，称“大司马平陆侯霍氏”，仅称官职和爵位而不道其名，以示尊重。后来又封霍光堂兄弟的后裔为平陆侯，以续霍光的祭祠。

宣帝虽然诛除霍氏一族，但是并没有废除霍光之政。他通过诏书正式肯定霍光的功绩，并且继续霍光的政策。他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把皇家掌控的园囿和公田分给平民耕种，并贷给他们种子。后来又在元康元年（前65年）、元康二年（前64年）、神爵元年（前61年）和五凤四年（前54年）下令勾销百姓所贷官府的种子，如果受灾则免除他们的赋税。还设立常平仓，平抑物价，保证物价的稳定。此外汉宣帝还减少人口税（即算赋）。

汉宣帝曾生长于民间，为平民时喜欢游侠，足迹遍于三畏，因此深知吏治的重要性。他五日一听事，对官吏观其言，察其行，考试功能。他要求官吏尽职，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下诏说：“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要求郡国长官管教和督促地方官吏，不能让他们失职。

他强调决狱宜平，特设廷平官。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他要求官吏奉法，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下诏说，“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他审察吏治，元康四年派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主要任务是“察吏治得失”；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又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者”。

反对苛政，下诏批评说：“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即反对地方长官干涉民间喜庆之事。他反对欺谩，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诏责当时“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指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无相乱”。

根据吏治情况，奖功罚罪。奖赏有功者，如：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对安抚流民有功的胶东相王成，下诏奖励，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神爵四年（公元前58 年）对治行优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同时对颍川吏民也有赏赐。王成与黄霸，原秩二千石，一年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升秩中二千石，一年得二千一百六十石，增加秩俸百分之五十。责罚罪过者，如：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冬，本来精明能干、治理有绩的京兆尹赵广汉，因执法出了偏差，“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而被腰斩。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十一月，号称“屠伯”的河南太守严延年因酷急和诽谤之罪，弃市。

故史称宣帝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与汉武帝劳民伤财式的连番对匈奴发动战争的方式不同，汉宣帝对匈奴的战争采用了更多的技巧，军事、政治、经济多管齐下。宣帝即位之初，汉与乌孙为了反抗匈奴侵扰，相约分头出兵击匈奴，匈奴无力抵抗而逃，损失很重。后来匈奴又遭乌孙、乌桓、丁令等族袭击，加之大雪成灾，力量大大削弱，故欲与汉和亲。于是汉边境“少事”。宣帝亲政时，正是匈奴内乱外患之日，无力侵扰汉境。为了减少对匈奴边防驻军的压力，他下令减少军屯。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

匈奴内乱，出现了五个单于，各派多争取与汉和亲，或来投靠汉朝。汉为了自身的安宁，也积极应付。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来降，汉封其为归德靖侯。五凤二年（公元前56 年），匈奴左大将军王定来降，封其为信成侯。同年，匈奴呼遬累单于来降，汉也封其为列侯。五凤三年（公元前55 年）三月，宣帝诏中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

汉朝此时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匈奴来降者。次年，匈奴单于向汉称臣，派遣其弟谷蠡王入侍。汉朝因边塞无寇，减戍卒十分之二。甘露元年（公元前53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于汉。甘露二年（公元前52 年），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表示愿奉国珍三年正月来朝，宣帝同意，并安排接待。次年正月，呼韩邪来汉朝贺，受到盛情接待，并得到很多赏赐。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来汉奉献。甘露四年，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者格外有礼。黄龙元年（公元前49 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来朝，汉朝对他礼赐如初。

宣帝初年，西羌先零部落擅自北渡湟水，侵占汉民地区。元康三年（公元前63 年），西羌先零部落与各部落的酋长二百多人集会，“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地。宣帝闻知，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以为，羌人各部盟约，还可能联合其他各部，应当及早准备。他建议一方面命令边兵加强战备，监视诸羌；一方面要破坏诸羌联合，探听其预谋内情。于是派遣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

义渠前去，召集诸羌首领，杀了逆而不顺者，又调兵杀了先零羌民一千余人。西羌各部震恐，起而反抗，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春，义渠所部三千骑兵被羌人袭击，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情况。宣帝当即调发兵马前往金城。以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带兵前往；又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

赵充国到了金城，以哨兵了解敌情，派间谍宣传政策，日飨军士而不进击。西羌人见汉军坚壁固守，无法进攻，互相埋怨，发生了矛盾。辛武贤以为进军时机已到，向皇帝上书建议进兵。赵充国以为，辛武贤的建议不妥，如果冒险进兵，必然进退两难。他一再上书建议只能先击主谋者先零部落，逼其悔过而赦之，再选择良吏前去抚慰羌众。宣帝要他作详细说明。赵充国反复论说，马上进击失十二利，留兵屯田有十二便。宣帝肯定了赵充国屯田之策，于是诏令罢兵，让赵充国负责屯田。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羌民斩了先零大豪杨玉、犹非之首，向汉投顺，汉朝设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顺的羌民。羌乱至此告一段落。

汉自张骞在前138年—前126年和前119年两次出使中亚（大宛、康居、大夏、乌孙、阿尔沙克王朝、身毒），和前104—前102年李广利两次伐大宛获胜之后，于前102年在西域的天山山脉南麓乌堡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让塔里木盆地的26个印欧人的城邦国接受西汉的管制。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宣帝派遣侍郎郑吉到渠犁负责屯田。郑吉通过屯田积蓄了粮食，发兵打败了车师。宣帝诏令郑吉继续在渠犁与车师屯田积粮，以管制西域，对付匈奴。匈奴得知消息，前来争夺车师之地。郑吉固守力弱，要求增援。宣帝诏令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郡、酒泉郡的骑兵前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吓得匈奴骑兵退去。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而不受匈奴欺压，乐于“亲汉”。稍后，郑吉又迎匈奴日逐王来汉投降。宣帝先命郑吉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南道）各国的安全，继又命其兼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宣帝还封郑吉为安远侯，这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之事。

西域都护的幕府，设置在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三十六国事务，同时主管屯田事业。汉朝的西域都护取代了匈奴在西域的僮仆都尉，反映了汉匈政治力量在西域的消长，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西域自此正式列入西汉的疆土，始于武帝之世而成于宣帝之时。


由于宣帝长期在民间生活，深知民间疾苦，所以他在位时期，勤俭治国，而且还很放松人民的思想，对大臣要求严格，特别是宣帝亲政以后，汉朝的政治更加清明，社会经济更加繁荣。在亲政的二十年中，他着重于整肃吏治，加强皇权。他不但族灭了腐败的霍氏家族，而且诛杀了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为维护法律正常行使，宣帝设置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设廷尉平至地方鞠狱，规定郡国呈报狱囚被笞瘐死名数，重视民命之余又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外宣帝又召集著名儒生在未央宫讲论五经异同，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统一思想。其余如废除一些苛法，屡次蠲免田租、算赋，招抚流亡，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继续霍光的政策。对周边异族的关系，则软硬皆施。神爵元年（前60年），先零部（属西羌）与诸羌联盟并和匈奴借兵，企图对汉复仇。宣帝派后将军赵充国、弩将军许延寿出金城攻击西羌，均获胜利，留赵充国屯田。神爵二年五月（前59年），西羌杀其首领杨玉、犹非等，遂降汉。宣帝设金城属国，撤回屯田军。袭破车师。时匈奴发生内乱，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三年（前51年）亲至五原郡塞上请求入朝称臣，成了汉朝的藩属，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国之力而未完成的事业。

汉宣帝在位期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号称“中兴”，应该说，宣帝统治时期是西汉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因此史书对宣帝大为赞赏，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文治武功，可谓中兴”，算是西汉、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中兴之主。他与前任汉昭帝刘弗陵的统治被并称为昭宣之治。

民国史学家吕思勉说：“宣帝是个“旧劳于外”的人，颇知道民生疾苦，极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时，用法都极严。宣帝却留意于平恕，也算西汉一个贤君。”

从汉宣帝以来，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第一期中国文明已经发展为第三期中国文明了。当代中国的形势、处境、历史命运，也完全不同于那时。

从汉宣帝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资源，例如佛教、道教、理学、基督教精神以及现代科学。因此在目前中国的局势下，要做到中兴之主，习近平政权势必要继续前进，广泛吸取各种思想，不断实现政治创新；真正超越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国文明，为第三期中国文明，披荆斩棘、开辟道路。

谢选骏：《天子书》的幕后

万王之王也是万囚之囚。

天子只是为自己的使命而存在的，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是的。


（一）

1979年我到了万县对岸的陈家坝，就是我母亲梦见龙死的地方。我发现陈家坝是一个码头，有小路蜿蜒上山，陈家坝镇就在山上。那条小路的形状，非常像一条龙，而陈家坝码头就像龙头在“饮马长江”……船离开万县，我就开始写《天子》。

“天子论”的第一篇就是在离开万县的轮船上写的。那艘轮船凌晨起航，所以大姨妈一家人找到熟人，晚上送我上船。我一人在船上过了一夜，“天子论”的第一篇就是在离开万县的轮船上写的。那艘轮船凌晨起航，所以大姨妈一家人找到熟人，晚上送我上船。我一人在船上过了一夜，心里十分伤感，因为母亲和大姨妈和二姨妈从抗战以后就三十多年无法见面，直到临死还念念不忘，我来是帮她还愿的。可是还愿之后，却不是满足，而是空虚。我再次领悟到人间的一切功业其实也都是空虚的，于是写下了“幻想天子”——“天子论”的第一篇。10月初回到北京后，连续写了十个月，结成了《天子》的主要部分，还有《五色海》（《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是其中的一色）的部分手稿。）

我母亲梦见龙死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母亲有个头胎儿子，也就是比我年长十二岁的大哥，小名叫毛毛，学名叫谢选民。但是他早夭了，而且死得非常奇特，最后成为家庭传说，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因为母亲一想起这个孩子就会流泪，直到二十多年以后的文革才告一段落。

毛毛非常聪明，我有的堂兄和表姐年长于毛毛，后来近几年我见到他们时，他们还对毛毛的超常智力惊叹不已。毛毛两岁时就会唱十几首英文歌曲。那时我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太太，她的小儿子原是国军的飞行员，战争初期，日本空袭击地时，飞机尚未起飞，就遭到歼灭。因儿子死亡而过度悲伤的老人哭瞎了眼睛，在家里终日百无聊赖。于是她便教小毛毛唱英文歌。在我母亲的记忆里，小毛毛是非常懂事的，远远超出我后来出生的几兄弟的。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母亲和小毛毛的合影。命运似乎没有为这超常的智力准备一条道路。1944年夏天，小毛毛两岁多时，头上长了个疖子，于是便剃光了头，以便治疗。过了没几天，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她故乡的长江边上，许多人拥挤在江边，看奇景，人们喊着，看哪，一条龙，一条龙！母亲凑过去一看，那确实是一条龙，但却是一条已经死去的龙，这龙的身体在江中飘浮，而脑袋却在岸上。梦境十分怪异。又过了几天，毛毛正在午睡，母亲走进房间，偶然看了他一眼，突然觉得这孩子的头似乎在什么奇特的地方见过，接着她想起，小孩子的头多么酷似那梦中的龙头啊！她吃了一惊。

这天，正好有一算命的上门兜揽生意，我母亲灵机一动，何不让他算算毛毛的命呢？于是便把这孩子的生辰八字告诉了他。那瞎子掐指算过之后，不觉大惊失色说，这孩子的命可真大，前程不可预量，不过相比之下，你们家的池子却太小了一点，养活不了他。他接着提出用法术为这孩子消灾免祸，开脱命途。但他显然不是什么高僧之类，所以他提出要一大笔钱，这使我母亲开始怀疑他的动机。于是终于没有让他为毛毛消灾免祸，试一试他的法力。

在毛毛之后，我还有两位哥哥，但为了某种原因，他们都不再以“选”字排辈，直到我出生了，祖父希望我还是以“选”字排辈，我是马年出生的，所以名叫“选骏”。就这样，人变成了马。“选民”可能太好了，于是直接进入天国了，只有我这样的马才能留在悲惨世界里受苦。


（二）

艳阳高照，过年转冷，千年一遇，北冰洋的屏障垮了，北极的磁极正在南下，南北极点的掉转开始了，危险的征兆，总是要动的，地球是活的，它不耐烦了。这与人类的活动没大关系，地球现在的稳定不可多见，因为人类知道的“现在”只是短短的几千年，文明找到一个空子才发展起来了。科学家们说：人类文明依赖地球的稳定。

弟弟：在小码头，我追着你的黄包车跑。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
（李白：送友人）

哥哥：那是1962年我离家上大学，半个世纪过去了。

弟弟：你后来回到南通后，我仍然觉得北京有一个哥哥在那里。这种感觉后来促成了“天子论”的诞生。最后我信耶稣也可能与此相关。“天子论”1975年开始萌动，信耶稣1996年意外实现，中间也隔了二十年。

哥哥：你不妨研究一下感觉之共通性。

弟弟：空间的距离，让我在心理上把你抬得很高，
尤其是你被文革囚禁的那段时间，那时候大家把你当作了列宁同志。这种遭遇对我后来的心理和行为影响很大的。

哥哥：我是在讲天子——天子君临天下，要掌握什么样的准则，天子要人们和平，不要争执，当事人当然要争执，仲裁人不允许人们无谓争执：此乃天子之事。

弟弟：我觉得，这需要把人类各个文明的所有好东西都吸收过来：例如

1、中国先秦的天子观念；

2、基督教的宽恕观念；

3、回教哈里发的传统；

4、西藏的活佛要素；

5、全球化的内容。

哥哥：你的主意很好，我用圣王一词。

弟弟：面面俱到，皆大欢喜，然后可以叫圣王

哥哥：西藏，我去过后，深信西藏人太过顽劣，因而创造个活佛观念平之。


（三）

思想、气质、血液（基因）；血液（基因）、气质、思想：

一个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他的气质，而他的气质形成又是血液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基因使其然也，这种被现代革命称之为“遗传素质”或“基因”的血液，不仅决定了他命运的一半，（社会意义上的“血液”即出身，则决定了他的另一半），而且注定了他将思想什么以及怎样思想，因此，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发展本身做出反省的时候，总免不了要旁及自己的血缘：生物的血缘及其必然带来的社会环境。这种必要性有时发展成了一种癖好，血缘的范围被及大地扩延了，于是上及到祖宗十几代乃至几十代。找出一个名人做自己的祖先，是很有说服力的，如能找出一个伟人，置于自己家谱的顶端，则使自己获得了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价值。

但是，这种家谱学却包含着一层巨大的危险，自从我开始懂得人性的秘密之后，就逐渐认识到家谱与血统之间的非一致性了。名流或贵族的自我封闭、近亲结婚，常使他们的种族发生退化，以至后代竟获丧失了生育能力，而中国人强烈的传种欲，逼使他们的妻妾又非得生下儿子以保全自己的位置不可，于是大量的种族混乱便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那么显然，问题的另一面便是那一些掺入者的血统、从此以后将在这名流或贵族的谱系之下繁衍自己的谱系后代。这种交错是有趣的，也并非罕见的。人所在谈到自己具有名流或贵族的血统时候，是否经常地想到这一点呢？

对家谱学或血统论的怀疑，经常是忽略了以上之人性的秘密的。人们的怀疑更多是基于明显的经验：未必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在很多情况下，龙凤所生者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打起洞来。同时，祖祖辈辈以打洞为生者，有朝一日竟也输出了龙子凤女。这些经验性的批判再加上人性的秘密所揭示者，足供人们思索。

天子只是为自己的使命而存在的，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是的。

万王之王也是万囚之囚。

天子就囚禁在他的命运之中。

谢选骏：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2013年，北京时间6月18日，报载“习近平亲自上阵，中共清党整风大幕开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京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七常委再次共同亮相。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出席主会场会议，出席人员级别之高近期罕见。

习近平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并言辞激烈地表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并称“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措辞之严厉也让舆论震惊。对党内“整风”推进最让中国民众记忆深刻的是曾在延安进行“整风”树立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以及经历过1980年代自由化思潮、“六四”运动的邓小平，而此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罕有触及“整风”，甚至有所避讳。如今，多年之后的习近平如此大张旗鼓搞党内整风肃清，足见其欲建“毛邓习”政治传承的自信。

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还有人问到：“变革时代，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那么一定会被人认为“这个问题好蠢”。日益左倾的习近平，怎么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确实，习近平不可能自觉地成为戈尔巴乔夫，但是习近平却可能被迫地成为戈尔巴乔夫。

此话怎讲？

因为我们知道，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是民主派，戈尔巴乔一开始也是主张强化控制的，只是后来他的治理整顿受到全民的抵制，没有办法了，才被迫从民主改革中寻求突破口的。

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不在于习近平本人，而在于中国的公众是否愿意配合他的强化控制措施。

政治斗争不是“良心之间的博弈”，而是“实力之间的博弈”：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愿意改革，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有良心”，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无实力”——例如，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可能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混日子了，尽管他上台之初并不想推行民主改革，而想强化劳动纪律，但后来发现苏联的社会弊端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按照既定方针有效地治理整顿，于是才被迫走上了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

对此，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无怨无悔的，他现在还活着，大家看看他现在想法，就知道他后悔苏联的完蛋，就知道他当初的民主改革并不打算瓦解苏联，也不是出于良心的悔悟，而是出于强化管理的考虑。

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戈尔巴乔夫起初强化管理的老路，如果全国人民不再配合他，他就只有被迫走上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了。

具体分析一下，习近平之所以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习近平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良心，而是因为他没有邓小平、毛泽东那样的实力，所以他要真正和毛邓比肩，就只有推行民主改革，才能在毛的“建国”、邓的“经改”之上，树立“政改”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胡耀邦、赵紫阳的良心，也主要是在他们失势之后体现出来的，即使邓小平、毛泽东在他们失势的时候，也都体现过一定的良心——这种良心是人类的本能，只要没有被权力和金钱腐蚀的时候，任何人多少都会有一点的。

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政治良心，其实也是为中共的继续专政，寻求合法性与最佳方案，所以他们到死都没有脱离共产党，到死都没有回归中国民族。

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相同：

1、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太子党、高干亲戚；习近平通过父亲得到升迁、戈尔巴乔夫通过妻子赖莎的叔叔葛罗米柯得到升迁；

2、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在政权年满六十岁的时候继任的，习近平是在毛泽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是在斯大林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

上述两点决定了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具有类似的内政压力；而且，由于中国现在也是“世界老二”了，代替了1980年代苏联“世界老二”地位，因此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也具有类似的外交压力。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无论他表现得左还有表现得右，那都是他身不由己的，那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他自己的权力；这一点和二十多年前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什么不同。至于说到“民主思想”，现在的习近平也只会比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更多而不会更少，习近平毕竟在美国待过。所以，习近平究竟能否成为“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完全在于中国的公众对他的作为如何反应。

如果中国公众屈服于习近平强化纪律的高压措施，那么即使在美国待过的习近平也会放弃民主改革；如果中国公众像1980年代的苏联公众那样拒绝戈尔巴乔夫的高压措施那样拒绝习近平的高压措施，那么习近平就将作为“中国的民主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中国。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习近平都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关键的问题在于，公众的压力将会决定，这是一个什么形状的戈尔巴乔夫。

谢选骏1988年论“潜规则”

（原名：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八八八九论集》）

有朋自阿姆斯特丹游学归来，言及西欧各要埠麻醉品秘密市场已渐入当地的华人帮会和意大利 MAFIA（即黑手党）之手，他们平分秋色，井水不犯河水，把其他秘密组织挤出了这一市场。这是令人惊讶的。但这并不令人奇怪。

意大利名记者路易吉·巴尔齐尼的《意大利人》，以研究意人利国民性为宗旨，这对热衷于探讨自身国民性和文化传统但又很难得出一致结论的当代中国读者，无疑会激起兴趣并触发共鸣。可巧的是，意大利作家也很少能写出他们的国民性，尽管这在民间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在火车厢里，路旁，咖啡馆里，报社编辑部里，人们总在不停地争辩：“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无怪作者感叹：“我一生都在参加这种无休止的辩论。我听到无数的说法，但从来没有肯定的结论……”这与改革潮里的中国人有惊人的相似。

近代意大利是西欧最落伍的国家之一，这种国际压力迫使他们反思传统即反思自身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例如，在其他国家，也有伟大人物遭受迫害、以致被杀的事件，“但哪里的迫害也不像意大利这样武断、持久和坚决。”马基雅维利被禁闭，现代思想之父维柯贫困终生，但不被流放，伽利略蹲了大狱，康帕内拉在土牢里过了半辈了，布鲁诺在群众欢呼中被害，1799年那不勒斯的爱国者们被绞死，李思佐被乱石击毙。这种有系统地消灭优秀人物的传统，中国读者是不会陌生的。远的不说，光是那些极左的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以收拾出头鸟为归依的呢？形式变了，实质则一：为满足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毁了民族的脊梁。这在其他国家恐怕不那么多见。这是两个古老民族的故事：它讲了西欧最古老的民族和东亚最古老的民族的命运。这命运是：优秀人物遭到了严峻的社会报应。这里遵循的是与自然界中“优胜劣败”的法则恰恰相反的某种社会准则：“劣胜优败”！

其要害不在于“野蛮”而在于熟透得近乎溃疡的文明机巧。历史似乎为这两个富于古老智慧的民族留下了一笔值得清理的遗产。

不能把社会生活理解成一场有组织的横向斗殴，正如人类历史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纵向屠杀。而使社会免除混战与活动的要素，就是确立超乎单人与集团利益之上的普遍游戏规则，并且尊重它，遵循它。这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游戏规则的确立，使社会生活宛如一场有序的棋局而非无序的厮斗，其中可以有竞争、对垒、甚至拼搏，但这一切都必须严格限制在公认的FAiR PLAY 以内。但我们的现实生活则缺乏游戏规则，甚至连学术界和批评界也不能免俗。朝三暮四的假游戏规则盛行，结果被用作针对人的“武器”。举个例子，有些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就用了假规则：它的要点是看要房对象来临时制订分房规则，结果每一次分房的规则都要翻新，而得到住房的却总是那些人。制定规则的人一次次得房，遵守规则的人一次次无房！假的游戏规则是破坏社会公信力的最大元凶，它奖励了痞气横行，造成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

在那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朋友看来，仿佛秘密社会的强盛，也可以构成一个民族某种程度的自豪。其实，帮派至上的心态对社会游戏规则的践踏，恰是促成社会衰落的重要因素。美国人可能奇怪，意裔居民在受到侮辱后，为什么不去法庭起诉，却求助于黑手党人来复仇。这种疑惑正表明了不同的社会心态与社会实情间的隔膜。实际上，意人利黑手党和华人秘密帮会的士壤正是滋养他们的人情社会 （与法治社会相对立）。它缺乏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便等于鼓励人们寻求规则以外的手段与“关系”以解决问题。这便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假游戏规则——找关系解决问题——一场阴谋混战”。还要加上巧言令色和动机伪装。

假规则的泛滥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内耗。大量精力浪费在不断建立、玩弄、破坏规则的假游戏规则。找关系解决问题成了帮派意识的强壮剂，这是以分裂社会整体结构为代价的。

巴尔齐尼还发现，“封建主义”作为一个道德观念是与意人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封建形式作为外国的时髦被接受了，但它的精神（如骑士精神）却“流于一种文雅的消遣”。这里没有亚瑟王的骑士宣言，也不存在巴亚德那样无所畏惧的武士。

这一分析，使人想起当代中国人在谴责“封建主义残余”时，实际上是把封建主义与家天下、无法无天、人欲横流、以权谋私等同了起来。而传统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游戏规则却无人理会。这种谴责结果成了某种对现状的高级辩护，它使人对游戏规则所受到的新近创伤完全麻木不仁了。把中国秦朝以后的社会生活中本就欠发达的游戏规则，当作封建主义和万恶之源而口诛笔伐，并未导致新的游戏规则，而只解脱了践踏游戏规则者的内心不安。仿佛破坏了规则，阿Q也就“革命了”，社会也就找到了通向天堂的正确阶梯。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无序的荒漠。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已经认清，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置游戏规则于尊位”。破坏规则，是最严重的社会破坏；而培植尊重规则的风尚，已被证明为最首要的文化建设。这规则不是抽象的道德规范，而是可见的行事依据。

费厄泼赖应当立行。

（原载《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

谢选骏：中国能不能与美国开战

有篇报道说“（香港）凤凰台透露中国正准备与美国打核战争”。

据说，这个凤凰台在一个《世纪大讲堂》的“中国国防战略”为题的讨论中，由马鼎盛、李晓宁、王湘穗三个军事评论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将在“我喜欢的时间，我喜欢的地点，以我喜欢的方式与美国打一大仗”。并声称，“美国现在最害怕中国的核动力潜艇”，暗示将与美国打核战争，并拥有第二次还手能力——即使美国首先摧毁了中国主要的核设施后，仍然可以“核打击”还手美国。

观察家指出，近半月来，凤凰台已连续在《军情观察室》和《世纪大讲堂》多次扬言中国已准备与美国打核战争，甚至在“六四”22周年的当晚也还在大谈“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三军事大国，但也可以核战争与美国抗衡”。作为中南海控股的凤凰台，显然是奉旨大谈中国敢于与与美国打核战争。马鼎盛、李晓宁、王湘穗三个军事评论员看似闲人，实则还有“国防战略研究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等官方军事研究机构头衔，是中南海御用军事宣传专家。此次一再在“六四”期间向世界耀武扬威，一则是恐吓国内维权大众和反对者——“六四镇压”完全可以再来一次；二则是为了恐赫台湾：不要指望美国保护可万无一失，必要时，中国连美国也可再打一次。

据说，网民大众认为，凤凰台透露中国正在准备与美国打核战争，可以视为一种务虚的宣传战、心理战，也透露了中共可能在国内冲突无法化解之际，铤而走险与美国、台湾开战转移矛盾，孤注一掷。这说明中南海已经在作最坏的准备——中国大陆局势已极其危险！

……

我们都知道，“（香港）凤凰台”其实是内地人办的，用的多是“出口转内销”的假货。

但愿这一次“准备与美国打核战争”推销的也是假农药、假耗子药，那么一来，有人服毒自杀才不至于真出人命。

为什么我这么忧心忡忡呢？

因为我一再发现：中国的产品质量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例如拖鞋和拖把的纽带部分、螺丝刀的刀口部分、电扇的马达部分、电脑的硬盘部分。更不用说食品有毒、玩具有毒了。

这些民用产品，坏了再买还可以刺激中国经济发烫、填充奸商的钱袋，但是军用产品坏了就没有机会再买了，从此搭上的将是“国家”甚至是民族的命运。而可怕的是，中国的军用品还有不少是国产的，其中当然也包括核武器、“航空母舰”。

虽然我在2006年2月就写过《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系列（当时就被左派文棒王小东称作“奇文”）。但是我现在主张：中国切切不能与美国开战，否则在关键部位“意外”崩溃的可能性极大，一败涂地几乎是可以预期的。

这倒不是说美国有多么强大，更不是说美国是不可战胜的。问题是中国自己的质量不行，那就怪得不别人了。美国的战争能力虽然不行，但中国的质量要是更差，那还不是一样要战败吗？

千万不要忘记：中国还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个白人多数的国家打过平手——韩战和越战都是为苏联打头阵的。而后来为了对付苏联，毛又不得不向美国摇尾乞和。

想想以后，中国就是要和美国交战，也要等到白人在美国成为少数民族之后，等到2050年以后再说。千万不是现在。不是最近的将来。

此外，我们不得不考虑到，最危险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事务“意外崩溃”的原因不仅是产品的质量不行，而且社会组织的质量也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又有谁想像得到呢？老蒋要是想到了，毛泽东还能活着离开重庆吗？其结果，使得“意外崩溃”常常成为中国历史的普遍规律，再如毛泽东死后毛派瓦解，也是毛与毛派始料未及的一个活生生的事例。更远的还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都是“清鉴不远”。

2011年6月8日

谢选骏：中国怎样才能领导知识革命？

综合媒体2010年10月15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13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采访时表示，中国政治制度相当死板（quite rigid），“我认为，一个十分畏惧互联网的国家（中国）是不会引领知识革命的”。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是世界上网络审查最严格的国家。而中国的许多管制，其实不是与政治相关的，

赖斯在采访中还警告称，美国不能失去商业和政治的世界领导地位。“如果美国在全球经济及世界政治制度中发挥不了主导作用，世界将变得逾趋危险，美国人民也将因此受难。”

根据我的经验，赖斯的这一说法并非官腔，不是简单地出于“颠覆目的”，而是一种日常经验的总结。因为现在中国的网络管制，确实迫使人们“戴着脚镣跳舞”。

什么是“戴着脚镣跳舞”呢？美国文学批评家佩里（Bliss Perry，1860—1954年）曾经说过：“差不多没有诗人承认他们真正给格律束缚住了。他们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并且要戴别个诗人的脚镣。”显然他的脚镣指的是诗歌的格律。

闻一多说过：“恐怕愈有魄力的作家，愈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看来，闻一多如果活着，应该是赞成中国当前的信息封锁的，因为在他看来戴着脚镣跳舞才好。难怪毛泽东喜欢他，而他如果活到1957年和1966年，恐怕也能善终的。

但个人的善终并不是社会的善终。且不要说政治上的思想控制不利于知识革命，就是社会上的思想控制也不利于知识革命。

我们知道，日本的产品质量一般要高于美国，日本社会的设备更新也快于美国，但是现代世界的知识革命为什么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在日本？显然，这与日本社会的保守、压制、等级秩序等“亚洲习惯”不无关系。所以，日本能造出好东西，却不能造出好人才。而知识革命，正是由好人才领导的。

一个不能容忍人才的社会，绝不可能领导知识革命。现在美国债台高筑、百业萧条，但是在知识创新这一点上，其他国家依然瞠乎其后，看来，赖斯前国务卿的最后希望，就是美国还可以出口人才，来完成最后的辉煌。中国，已经准备好了接纳美国的客卿，来帮助中国的崛起吗？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自己必须先清理门户，撤销限制信息交流的障碍。

为思想自由扫除障碍，知识革命才有可能。

上个世纪在中国，许多人认为“言论自由”最重要；而在本世纪，已经显示出“信息自由”比“言论自由”更加重要。如果没有信息自由，即使言论自由也会变成空中楼阁，甚至是痴人说梦。进一步看，学生可以不说话、没有言论自由；但必须有书读、拥有信息自由。可是现在的中国不仅保证前一点，也不能保证后一点。

而“信息自由”比“出版自由”更加宽泛，也包含了对于“言论自由”的容忍，因为禁止言论自由，也就无异于扼杀了信息的流动。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知识革命的萌芽，都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