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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日星期二

谢选骏:中国怎样才能领导知识革命?




综合媒体2010年10月15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13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采访时表示,中国政治制度相当死板(quite rigid),“我认为,一个十分畏惧互联网的国家(中国)是不会引领知识革命的”。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是世界上网络审查最严格的国家。而中国的许多管制,其实不是与政治相关的,

赖斯在采访中还警告称,美国不能失去商业和政治的世界领导地位。“如果美国在全球经济及世界政治制度中发挥不了主导作用,世界将变得逾趋危险,美国人民也将因此受难。”

根据我的经验,赖斯的这一说法并非官腔,不是简单地出于“颠覆目的”,而是一种日常经验的总结。因为现在中国的网络管制,确实迫使人们“戴着脚镣跳舞”。

什么是“戴着脚镣跳舞”呢?美国文学批评家佩里(Bliss Perry,1860—1954年)曾经说过:“差不多没有诗人承认他们真正给格律束缚住了。他们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并且要戴别个诗人的脚镣。”显然他的脚镣指的是诗歌的格律。

闻一多说过:“恐怕愈有魄力的作家,愈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看来,闻一多如果活着,应该是赞成中国当前的信息封锁的,因为在他看来戴着脚镣跳舞才好。难怪毛泽东喜欢他,而他如果活到1957年和1966年,恐怕也能善终的。

但个人的善终并不是社会的善终。且不要说政治上的思想控制不利于知识革命,就是社会上的思想控制也不利于知识革命。

我们知道,日本的产品质量一般要高于美国,日本社会的设备更新也快于美国,但是现代世界的知识革命为什么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在日本?显然,这与日本社会的保守、压制、等级秩序等“亚洲习惯”不无关系。所以,日本能造出好东西,却不能造出好人才。而知识革命,正是由好人才领导的。

一个不能容忍人才的社会,绝不可能领导知识革命。现在美国债台高筑、百业萧条,但是在知识创新这一点上,其他国家依然瞠乎其后,看来,赖斯前国务卿的最后希望,就是美国还可以出口人才,来完成最后的辉煌。中国,已经准备好了接纳美国的客卿,来帮助中国的崛起吗?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自己必须先清理门户,撤销限制信息交流的障碍。

为思想自由扫除障碍,知识革命才有可能。

上个世纪在中国,许多人认为“言论自由”最重要;而在本世纪,已经显示出“信息自由”比“言论自由”更加重要。如果没有信息自由,即使言论自由也会变成空中楼阁,甚至是痴人说梦。进一步看,学生可以不说话、没有言论自由;但必须有书读、拥有信息自由。可是现在的中国不仅保证前一点,也不能保证后一点。

而“信息自由”比“出版自由”更加宽泛,也包含了对于“言论自由”的容忍,因为禁止言论自由,也就无异于扼杀了信息的流动。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知识革命的萌芽,都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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