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人类都是马克思破书的吸血鬼？

卡尔马克思的一生，除了一本没有完成的《资本论》（德语：Das Kapital）以外，没有写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有一些小册子、报屁股，都是论战性质的。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德语写作、由恩格斯等编辑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第一卷初版于1867年。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因为其中提出了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剩余价值（德语：Mehrwert）是指剥削自劳动者劳动价值中的利润（劳动价值和工資之間的差異），即“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全人类都是吸血鬼！

试想，我们今天所见的切，哪一样不是前人的剩余价值？不仅有形的建筑，就是无形的文化，哪一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剩余价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全都拿来花掉，那么今天的社会将是一片共产主义的沙漠。

在这种意义上，不仅继承了物质遗产的人是吸血鬼，而且继承了精神遗产的人也是吸血鬼，这包括读书写字在内。怪不得“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知识越多就是吸了越多的血！

在这种意义上，每个孩子都是吸血鬼，因为他她们吸了母奶，就算没有吸取母奶的，也是靠别人养大的，而且养大之后还不可能如数报答养育之恩。这些不是“剥削行为”又是什么？

最奇怪的是，马克思本人既不是劳工也不是资本家，所以他完全置身于自己的分析之外。由此可见其理论的荒谬性质。

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这个头蠢驴他把自己神化了，好像可以审判世界一样。

马克思指控全人类都是吸血鬼——这当然也包括了他自己！这是因为，其理论本身是一种“吸血鬼理论”。马克思这是意识到了，他从恩格斯的“资本家剥削行为”里乞讨来的金钱，确实滴着鲜血，所以他把“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推广为一个普遍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从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而来，本质上是“马克思忏悔录”。难怪马克思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下面大家就看看马克思不成样子的作品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目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共60册，分为50卷，以下为第1至第60册之简要目录. 阿拉伯数字为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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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卷[上]　博士论文和政论文章

2. 第一卷[下]　中学试卷和文学习作
3. 第二卷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英国工人阶段状况。 (*)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等
4. 第三卷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5. 第四卷　反克利盖的通告。
德国的制宪问题。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
共产主义原理。
共产党宣言。

6. 第五卷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大量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1848年6月 - 1848年11月）
恩格斯的遗稿。

7. 第六卷　大量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1848年11月 - 1849年5月）
雇佣劳动与资本。
工资（手稿）。

8. 第七卷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德国农民战争。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一些书评及短评。

9. 第八卷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流亡中的大人物。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的案件。
一些论文。（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作）

10. 第九卷　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大量论文和通讯。（1853年3月至12月）

11. 第十卷　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大量文章。（1854年1月至1855年1月）
以及一些军事方面的论文。

12. 第十一卷　为德国”新奥得报”、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英国报纸“人民报”所作了大量论文和通讯。（1855年1月至1856年4月）
欧洲军队。

13. 第十二卷　大量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英国报纸“人民报”和“自由新闻”所作的文章。（1856年4月至1859年1月）

14. 第十三卷(下载的文档有错误，不能阅读)

15. 第十四卷(上)　福格特先生
 　 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一系列条目（主要与军事有关）
16. 第十四卷(下)　人名、期刊、地名索引。（仅百余页）

17. 第十五卷　1860年1月至1864年9月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涉及工人运动、政治事件、战争等）

18. 第十六卷　工资、价格和利润
德国战争短评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资本论”第一卷提纲
一些会议草案、决议、文件。

19. 第十七卷　战争短评(约40篇)及一些军事论文。
一些信件、会议纪要、声明等。

20. 第十八卷　所谓国际(指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分裂。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流亡者文献。
少量的会议报告、信件等。

21. 第十九卷　哥达纲领批判。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威廉&S226;沃尔弗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2. 第二十卷　反杜林论
自然辩证法
“反杜林论”的材料

23. 第二十一卷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给一些著作、文章写的序言。

24. 第二十二卷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德国的社会主义。
欧洲能否裁军？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法德农民问题。
一些信件，著作的序言。

25. 第二十三卷　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26. 第二十四卷　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27. 第二十五卷[上册]  资本论第三卷[上册]　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总过程[上]
28. 第二十五卷[下册]　资本论第三卷[下册]　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总过程[下]
29. 第二十六卷[第一册]　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　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
30. 第二十六卷[第二册]　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　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
31. 第二十六卷[第三册]　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　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

32. 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44.10 - 1851.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44.2 - 1851.12)

33. 第二十八卷[上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52.1 - 1855.12)
34. 第二十八卷[下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52.1 - 1855.12)

35. 第二十九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56.1 - 1859.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56.1 - 1859.12)

36. 第三十卷[上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60.1 - 1864.9)
37. 第三十卷[下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60.1 - 1864.9)

38. 第三十一卷[上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64.10 - 1867.12)
39. 第三十一卷[下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64.10 - 1867.12)

40. 第三十二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68.1 - 1870.7)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68.1 - 1870.7)

41. 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70.7 - 1874.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70.7 - 1874.12)

42. 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75.1 - 1880.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75.1 - 1880.12)

43. 第三十五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81.1 - 1883.3 马克思逝世)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81.1 - 1883.3)

44. 第三十六卷　恩格斯的书信(1883.4 - 1887.12)

45. 第三十七卷　恩格斯的书信(1888.1 - 1890.12)

46. 第三十八卷　恩格斯的书信(1891.1 - 1892.12)

47. 第三十九卷[上册]　恩格斯的书信(1893.1 - 1895.7 , 恩格斯逝世)
48. 第三十九卷[下册]　上册的附录、注释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完] - 第三十九至五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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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根据1968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补卷译出。由此可见，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只有48册，共计39卷。这些补卷是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中才开始出版的。
补卷共十二册，十一卷，即第四十至五十卷。补卷内容主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新发现的著作和书信，及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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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第四十卷　本卷主要是马克思在1835年至1843年期间写的著作，对第一卷进行了补充。本卷分三个部分：
1. 马克思的哲学和政论性著作。
2. 马克思的文学和诗歌习作。
3. 信件。主要是和其父亲之间的通信。
50. 第四十一卷　本卷主要是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书信和文学习作。主要分四部分：
1. 1838年至1844年的著作。
2. 1838年至1842年的书信。
3. 1833年至1841年的几篇文学习作。
4. 附录。

51. 第四十二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1月至1848年2月所写的著作，是对第一至第四卷的补充。主要分三个部分：
1. 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詹姆斯&S226;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
2. 恩格斯1844年发表在英国宪章派刊物《北极星报》上的一组文章和简讯。
这前两部分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作之前所写的。
3.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会见以后所写的著作。

52. 第四十三卷　本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至1849年8月期间的著作。是对第五、六卷的补充。本卷部分文章发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和主持的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

53. 第四十四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秋至1873年5月这个相当长时间里所写的文章、通讯、手稿，以及他们所作的札记和摘要等。是对第七至十八卷的补充。

54. 第四十五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67年至1893年所写而未编入以前相应的卷次（第十六至二十二卷）的文章、笔记和手稿。主要分三部分：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爱尔兰历史的笔记。如《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
2. 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如《古代社会》、《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摘要。
3.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文章和手稿，及其他资料。

55. 56. 第四十六卷[含上下两册]
本卷收录了马克思的七篇经济学手稿，分别是：
1.《巴师夏和凯里》
2.《导言》（产生于1857年8月底，是马克思为自己的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写的）
3.《<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 1858年草稿)》
4.《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
5.《<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分部》
6.《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7.《<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

57. 第四十七卷　本卷收入马克思1861年至1863年写的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为：资本的生产过程。

58. 第四十八卷　本卷收入马克思1861年至1863年写的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为：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笔记本的片断。

59. 第四十九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1863年7月至1875年间写的四篇经济学著作，包括：
1.《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其他各章的散页。
2.《价值形式》
3.《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4.《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稿《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60. 第五十卷　本卷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最后一卷。内容主要有三部分：
1. 《资本论》第二卷的第II稿。
2. 马克思、恩格斯从1840至1895年间的一些著作。
3. 马克思、恩格斯从1840至1895年间的一些书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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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录并不完全，但基本上包含了马恩全集中最主要的内容。

http://baike.baidu.com/view/585355.html?fromTaglist
人民出版社1976年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翻译自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至1974年共出版39卷。该目录分两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与《马克思恩格斯篇目索引》。可从著作发表时间、篇名首字汉语拼音顺序检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50卷的文献，目前还无相应的检索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
ISBN: 9787010056074
开本： 32
定价: 55.00 元
作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本段内容简介——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就有过出版他们著作全集的尝试。1848—1849年革命后不久，马克思曾试图把他的文章编为一部两卷集出版，但因故未能成功。恩格斯晚年曾着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全集，但这一工作因他的逝世而停止。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伟大的友谊，他们一生曾合作过许多作品，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对人类事业做出过伟大贡献。
1921年根据列宁的倡议，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开始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1924年，根据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着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开始出版，1941年基本结束。它共有28卷（33册）。这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集，它收集了1250篇著作和3300封书信，其中首次发表的有460篇著作和约800封书信。
影响——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同时，从1924年起还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刊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其中一部分后来刊入《全集》俄文第1版和第2版，也有一些仅仅在《文库》中刊载过。
1955年至1966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共39卷（42册）。这个版本共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5500件，比第1版多收了近1000件（其中书信约600封）。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4卷手搞、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1卷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过的大批文章，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第一国际中活动的许多材料和文件。后来，又出版了11卷补卷（第40—50卷），收入了一大批迄今未曾发表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文章和书信，以及一些第1—39卷未刊入的文章。
196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共39卷（41册）和1个补卷（2册）。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书信大部分是用德文写作的，因此，在这个版本上它们是用原文发表的。
以上是两个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广泛传播的版本。在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多种文版的《全集》，如保加利亚文版、日文版、朝鲜文版、波兰文版、罗马尼亚文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捷克文版、匈牙利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计划出版50卷，将收进俄文第2版的以及补卷的材料，并包括近几年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书信。根据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意大利文版也开始出版。此外，法文版的书信全集已出版，并准备出版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其他——特别要指出的是，根据苏共中央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达成的一项联合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EGA）已开始出版。原文版按原文形式收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著作遗产，其中包括著作、文章、草稿、未完成的手稿，由他们起草的工人运动的文件、书信和笔记、摘要、摘录以及他们在书籍中所作的边注。用原著文字印行的优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再现正文的可靠性，使人们更加准确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原文版原定出版100卷，但根据现在材料，将超过120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1953年1月29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同意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有计划地系统翻译和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是按照俄文第2版翻译出版的。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出版，共39卷（41册）。1979年至1985年，又翻译出版了俄文版补卷11卷（12册），即第40至50卷。实际到1983年，中文版《全集》50卷（53册）全部出版，约3200万字，被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与此同时，编译局100来位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1958年就完成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共13卷，约300万字。1959年将《列宁全集》38卷全部译成中文出版，约1600万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1986年7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已着手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第2版拟编60卷左右，分4个部分：第1部分为论著（《资本论》除外），第2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第3部分为书信，第4部分为笔记。预定90年代初开始出书，用20多年时间全部出齐。现已经出版50卷（61册）。
与第一版相比较，第二版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原来的《马恩全集》除了一些重点著作外，绝大部分都是从俄文转译的。虽然俄文版的质量相当好，但不根据马恩原著文字翻译，译文质量总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二版决定根据原著文字重新校订。马恩著作60％左右是用德文写的，30％左右是用英文写的，还有10％左右是用法文和其他文字写的。
第二，在第一版中误收了一些非马恩的文章，例如：《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收入第1卷），《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收入第8卷），《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收入第9卷），《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收入第18卷），《品特是怎样造谣的》、《论美国资本的积累》（收入第19卷）。还有一些文章，如《西西里和西西里人》（收入第15卷）、《费·威·克鲁马赫尔关于约书亚的讲道》、《参加巴登议会的辩论》、《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国的高等贵族>》、《柏林杂记》、《集权和自由》（均收入第41卷），经过考证，没有充分证据确认这些文章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它们当然不能收入《马恩全集》。
第三，还有一些马恩著作没有收入第一版。
第四，从编辑体例来说，第一版分正卷和补卷，这重编法不科学。第二版和第一版不同，第二版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普通著作卷（1－29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30－46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47－60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编多少卷尚未确定）。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德国浪人，流窜到英国三四十年也没有写完一本像样的书——因为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不是真正的思想家。但是，一贫如洗的共产国际没有资源，不得不拿起这两位的“无法结尾的破书”滥竽充数，冒充高深的理论著作，结果给“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预留了身败名裂的隐患。要是马克思恩格斯有点脑子，也许历史会有所不同吧。因为历史毕竟是英雄而不是狗熊创造的。

谢选骏：《上帝之城》的摩尼教思想（2009年5月6日读书笔记）

（一）

据说公元386年的一天，意大利米兰的一条街道上，一个人发疯似地奔跑着冲进了花园中，在那里哭泣、顿足、捶胸、敲额。然后在一棵无花果树下躺了下来，痛哭流涕，口中念念有辞。
“那不是教授雄辩术的奥古斯丁吗？”
“是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们围拢上去，但是被随后赶来的他的朋友劝阻开来，大家远远站在一旁，注视着他。
夜幕降临，在朋友的陪伴下，奥古斯丁回到了住所。“奥古斯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朋友不解地问他。
“在我开始虔诚地忏悔时，我看到了主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引导着我，”奥古斯丁好像又回到了那神圣的时刻，慢慢地说道，“一个小男孩，那一定是天使，要我读使徒保罗的书，他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我感到一道恬静的光射进了我的心房，驱散了心中的一切疑团。”
奥古斯丁转过头，对朋友说：
“我想要接受洗礼。我准备辞去教授雄辩术的职位，全心全意地献身给主。”
第二年春天，曾是摩尼教徒、并热衷于研究星相术的奥古斯丁，接受了权势显赫的米兰大主教安布罗西为他主持的洗礼，投身基督教会。
不久后，奥古斯丁回到家乡北非塔加斯特城（今阿尔及利亚东北部苏克阿赫腊斯城）附近，宣称按当地修道院的习俗隐居三年。
在隐居的三年时间里，奥古斯丁并不像一般隐士那样真正地隐居，而是以隐居为掩护，从事种种秘密活动，目的是向基督教会献媚。开始时，他和自己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宗教团体，想借此扩展势力。渐渐地，他公开向摩尼教开火，把“屠刀”伸向他自己曾信仰的摩尼教。他用犀利的笔写下几种言辞激烈的论著，在公开场合展开声势浩大的辩论，目的都是为了诋毁和攻击摩尼教。
奥古斯丁的名气随着他抨击摩尼教的激烈程度而日渐上升。391年，当他隐居期满的时候，希波城的主教瓦勒里乌斯接见了他，并十分赏识他对基督教的忠诚，接纳奥古斯丁为自己的助手，295年的时候，主教瓦勒里乌斯死去，奥古斯丁升为希波城的主教，开始了他终生的事业。
奥古斯丁任主教时，基督教已是罗马的国教了。正统教会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迫害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们。不信仰基督教的教派中较有影响的是多拉图斯教派。这个教派形成于四世纪，保留早期基督教的一些特点，如教会财产公有、反对教会和罗马政权结合等。奥古斯丁积极参与打击这个教派的活动。
393年。多拉图斯派内部发生了分歧。有人主张武装斗争，有人反对武装斗争。在激烈的争辨之后，部分人发动了富有宗教色彩的起义。奥古斯丁乘机向多拉图斯派发动进攻，并要求罗马当局镇压他们。在他的积极主张下，405年2月12日，西罗马皇帝宣布多拉图斯派为非法。并对他们采取了血腥的迫害和残酷的镇压，杀害了不少的多拉图斯教徒。
被镇压和迫害的多拉图斯教徒们并不屈服他们又重新团结起来，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高潮。411年在迦太基总督举行的迦太基宗教会议上多拉图斯教徒们，勇敢地和奥古斯丁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不幸的是，奥古斯丁把辩论变成了对多拉图斯派的审判，他说多拉图斯派是“罗马社会违反法律达到疯狂的程度”的“罪魁祸首”，认为奴隶隶农反抗主人是“厚颜无耻”……”412年1月30日，罗马皇帝进一步宣布多拉图斯派有罪，规定多拉图斯派教徒如不改信正统派，就将没收财产，实施肉刑等。
在被镇压过程中，多拉图斯派的教堂被没收，无数的教徒被屠杀或被迫自杀……
严酷的镇压和迫害引起了多拉图斯派的教徒们更剧烈的反抗，他们焚烧正统派教学，刺杀正统派神职人员……
在这些镇压和迫害活动中，奥古斯丁异常活跃，他出谋献策，想出种种办法打击多拉图斯派。其中以两项所谓的“原则”最为著名也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恐怖有益”，他鼓吹以恐怖手段对付异端邪说：二是“强迫进来”，即强迫其它教派的人改信正统派。奥古斯丁死后，他的原则被西欧教会设立的宗教裁判所采用，用来残酷地迫害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北非的正统教会和罗马政权也实施了这些原则。为了对付“异端邪说”，奥古斯丁不遗余力地积极活动。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不少论著，据统计共有93种，还有书信270封。其中以他的主要著作《忏悔录》和《上帝之城》最为著名。
奥古斯丁写作《忏悔录》的目的是想通过分析、解剖、暴露、批判自己为目的，把自己标榜为一个热爱真理的人，从而鼓吹宗教狂热，把基督教说成是最符合真理的教派。
《上帝之城》是一部鸿篇巨著，全书共22卷，奥古斯丁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和历史哲学。
奥古斯丁的论著形成了庞大的复杂的体系，但最基本的基础和中心是精神高于物质，上帝高于一切。他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上帝主宰一切。上帝给人的启示是人们获得智慧和认识真理的源泉，人类中有一部分人可以得救，他们升入天国是因为上帝的恩惠。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正统派的神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在中世纪的5至1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神学在西欧基督教会内居于最高权威的地位。他被教会奉称为“圣人”，称作“圣奥斯丁”。直到今天，奥古斯丁的名字还为基督教世界所尊崇。公元430年5月，日耳曼族汪达尔人，包围了希波城。同年8月28日，76岁高龄的奥古斯丁在被围的希波城内告别了人世。

谢选骏指出：其实，奥古斯丁为基督教提供的“创见”，许多来自摩尼教，例如善恶二元思想，以及“双城主义”。

（二）

《奥古斯丁图传：倘佯奥古斯丁生活的世界·摩尼教徒》（安德鲁·诺雷斯，Andrew Knowles）报道：

373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近两年时，他读到了罗马最伟大的雄辩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的著作《荷尔顿西乌斯》（Hortensius）。这部作品如今已经失传，但是存留的片断足以说明该书的内容。这部作品以对话的方式写成，阐释了发现和热爱智慧的重要性。
对奥古斯丁来说，《荷尔顿西乌斯》是一种启示，向他开启了“哲学”的大门，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条理分明的教导体系，提供了一种“世界观”，一些引导人们生活的原则和价值观。对西塞罗来说，“哲学”并不是一个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高度原则化，具有审美情趣，且令人愉悦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它近乎一种宗教。奥古斯丁第一次发现自己在聆听真理，而非只是聆听词语发出来的声音。一个他精神追求的新阶段开始了。
西塞罗的“智慧”之路需要非常严格的自律和自我完善过程。智者是这样的人，他为了过一种谦卑且没有偏见的生活而训练自己的头脑、约束自己的激情和生理欲望。西塞罗教导说，通过控制属世的欲望，培养理性和知识，一个人就可以踏上返回天堂的旅程。将人的激情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这种思想对奥古斯丁颇具吸引力，在他里面唤醒了认识上帝的迫切愿望。就像耶稣比喻中的那个浪子一样，他在迦太基的妓院和马戏场的丛林中醒了过来，认识到自己错失了基督教信仰带来的诸多平安；但是回家的旅程需要数年之久。
西塞罗的作品使奥古斯丁踏上了寻求精神根源之旅，他要寻求一种内在一贯的人生哲学、一种更好的写作方式。西塞罗曾经放弃了精致而程式化的雄辩文风，他喜欢用简明的论证和讨论的方式写作。他的作品读起来就好像两个寻求真理的人在谈话——或者老师和自己的学生在对话。柏拉图（Plato）也喜欢这种方式，他从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这种方式。因为奥古斯丁喜欢在他人的陪伴下思考问题，以谈话或辩论的形式写作，这种方式也很适合他。他用这种方式写出了大量的著作、书信、讲道辞和祷文。
奥古斯丁阅读《荷尔顿西乌斯》时，西塞罗已经作古400多年。同时，“智慧”也变成了宗教激情的对象，以在精神上追求一种纯洁的生活方式为表现形式。奥古斯丁很快将“智慧”等同于自己成长环境中基督教的上帝，他潜心阅读圣经，想找到这位上帝。在旧约中，“智慧”是敬虔生活方式的化身；也是使徒保罗发现在耶稣身上应验的一个主题，“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30）。虽然奥古斯丁以一种崭新而强烈的愿望阅读圣经，但是圣经的文风和内容很快便令他失去了兴趣。他使用的圣经版本是古拉丁文的粗浅译本，是2世纪没有受过教育的希腊传教士为非洲人译的版本。它粗放的文风令奥古斯丁非常恼火，与西塞罗高贵的风格和修辞相比，甚是恶劣。另外，旧约人们的错误和过失也没有让他发现任何美德，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稣家谱之间的差异也令他感到困惑。
在此期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的朋友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爱与学习结合、友谊和追求信仰的结合，令他振奋，使他预尝了基督徒团契的美好。这将是奥古斯丁将来寻求建立的模式。就是在这个时期，他遇到了一些非常有知识、有魅力的人，他们吸引他加入了一个激进的、令人兴奋且超世俗的基督教组织，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摩尼教（Manichaeism）。
并不是只有奥古斯丁一个人发现圣经难以理解。虽然一些非洲的主教以律法主义的方式发展基督教，形成了严格的道德行为规范和限制颇多的宗教仪式，但是还有一些基督徒脱离了公教会，生活在真正的自由和福音的恩典中。这些“新”基督徒认为他们根本不需要旧约。相反，他们主张享受单纯与复活的主同在一处的活泼关系。主会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在迦太基，这些新基督徒组成了一个富有才华、颇具说服力，且很时髦的群体，他们似乎拥有条理清晰的思想，从根本上活出了基督教的生活样式。他们被称为“摩尼教徒”（Manichees）。
摩尼教得名于其创始人摩尼（Mani，约公元216－276年）。摩尼自封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摩尼在美索不达米亚领受启示，公元276年他受到波斯政府的逼迫，在那里被处死。他宣称只有自己宣讲的信息揭示了上帝、人性和宇宙的本质。事实上，这是基督教的波斯版，其中加入了拜火教（Zoroastrianism）、思辨哲学和迷信的成分。到奥古斯丁成为摩尼教“听众”（hearer）的时候，该教的创始人离世已近一个世纪。但是摩尼教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普世教会。
摩尼教激起了人们的极大热情。它传遍了罗马全境，在后来几个世纪，还传到了中东和中国。它从讲一种语言的地方传到讲另一种语言的地方，适应了各种文化。
摩尼教的宣教士于公元297年抵达迦太基，他们自称为“选民”（The Elect）,过着完全舍己的生活。他们谈到神秘的仪式和奥秘，严格禁食，并禁欲。他们的圣书写在羊皮卷上，抄写精美，并配有插图，详述了堕落的人类弃绝“黑暗”，投向“光明”的各样奥秘和仪式。
为摩尼教信息所吸引的那些人（若非受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被称为“听众”。加入摩尼教的人，有两个级别，可以全然委身，也可以只作为寻求者或者支持者加入。后者就是“听众”。
奥古斯丁受到摩尼教徒的吸引。他们阐释恶的存在——是由于“黑暗的国度”侵扰“光明的国度”所造成的——这让奥古斯丁很感兴趣。在每个人里面，在全世界里面都存在着“善”或“光”，但是“善”或“光”却无情地受到了完全属于另一股势力的“恶”或“黑暗”的侵扰。这种视善与恶为势不两立、彼此争竞的力量，永远处在张力中，永远都在争战的思想被称为“二元论”（dualism）的思想。
对于摩尼教徒来说，“归信”发生在听到摩尼《建教书信》（Letter of Foundation）的时刻。它唤醒听的人，让他们去面对被黑暗势力掳掠的可怕情景。摩尼力劝听者要认识到他们神性火花——就是存在每个人里面上帝的微光——的潜力。新信徒踏上学习和舍己之旅，就会使他们能够脱离恶的势力，避免再做错事，或犯下其他罪行。
摩尼教徒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各种甜瓜和黄瓜味轻汁多，被认为是富含“灵魂”（soul）之物。他们不饮葡萄酒，甚至领圣餐时也不饮葡萄酒，因为酒经过发酵，可能会让人失去自控力。他们也弃绝性，因为他们认为腰部以下都是恶者的作为。对摩尼来说，性与黑暗有关，而黑暗是恶之本质。这一切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人体内善的微小火花得以释放出来，与那一位灵魂（Soul）连合在一起。
奥古斯丁加入了摩尼教。鉴于他年轻时代任性的生活方式，他是潜心学习并自律的理想人选。他作为一名“听众”加入摩尼教，这意味着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情人，免去了极其严苛的清规戒律和宗教仪式。他很快便成为热心传教的摩尼教徒；他自信、口才好，又很机智。他能驳回半心半意的人所发的言论，并让基督徒作出让步，因为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基督徒。如今，他很有优越感——道德纯正、知性上也没有任何的威胁。
奥古斯丁喜欢深奥的知识和得救的神秘途径；他受此吸引，已经涉猎算命和占星术。摩尼教作为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将善和恶一分为二——对他也具有学术上的吸引力。根据摩尼的教导，一切“善”都由一位完全、纯洁、无过的上帝发散而出。不幸的是，这位“光之父”过于圣洁，过于遥不可及，不能参与“恶”的争战。这位“善”之上帝与旧约中的上帝并不是同一位上帝，摩尼称后者是一位极其可恶、粗暴、道德败坏的上帝。摩尼去除了基督教经书中引用旧约的全部经文。他建立的宗教，并不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是为了脱离世界。在他看来，因恐沾染恶的缘故，应该回避所有世界的事务。他相信，耶稣因自己的死已经得救，而他的死是被动的、是在恶面前不予抵抗的死。
奥古斯丁信摩尼教达九年之久。他喜欢摩尼教的团契生活，喜欢这种意义感，但是他很快便开始怀疑他们信仰的真理。摩尼教看似不同寻常，但是却建立在迷信和神话的基础之上。摩尼教的思想听起来不是真理，而且也行不通。虽然它诱使奥古斯丁认为自己犯罪时不是“纯粹”的自我在犯罪，而是在他里面恶的实体在犯罪，?是他不得不承认犯罪的就是真正的自我本身。他质疑摩尼教认为善必须被动的主张以及在“恶”的攻势下“善”软弱无力的主张。他不能接受一位善的上帝是无动于衷，也无权无势的上帝。奥古斯丁信仰摩尼教的根基出现了裂口，整个信仰的大厦最终也必坍塌。但是这个大厦的坍塌会清除地面，为建立一个更为美好，更令人满意的大厦——基督教——的根基做好准备。奥古斯丁再次归信基督教较他之前归信基督教更为著名，也更为持久。

奥古斯丁非常懊悔自己曾经说服朋友和同事加入摩尼教一事，所以388年他受洗后的一年，他开始著书发行，反驳摩尼教的信仰——这场战争持续约15年之久。他熟知摩尼教精深的奥秘和迷信，能够从科学的角度揭露摩尼教对宇宙本质认识的无知。他还拥有证明摩尼教伪善的证据（可能出自康士坦丢[Constantius]本人）。
在罗马他着手写作反驳摩尼教的作品。他写的第一部作品是《论公教信徒与摩尼教徒的生活方式》（On the Catholic and Manichee Way of Life），其中还非常生动地描述了所谓‘舍己’的摩尼教徒享受奢华生活的情景。这部作品初写于罗马，成书于塔加斯特。因为摩尼教徒声称具有理性，奥古斯丁便开始与他们进行理性的辩论。他为旧约经书辩护，反驳摩尼教认为十二先祖和上帝原始、粗俗、道德败坏的批判主张。他生平第一次比较旧约与新约，论证圣经信息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他还认为埃及和意大利基督徒的禁欲生活较摩尼教徒的禁欲生活要好得多。在《驳怀疑论者》（Against the Sceptics，写于386年秋）一书中，奥古斯丁写到，只在美德中寻找，并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唯在热爱上帝超然的美善中才能找到。禁欲的生活必须让位于更高的权威，这是圣经的教导。
奥古斯丁高举大公和正统教会，视其为经书的监护者，因此也是将家庭、社会和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的保证和托付机构。他将摩尼教徒道德的前后矛盾之处与以爱为中心、并以爱组成的教会的稳定性及其深度进行比较。这些作品受到普遍欢迎，第二年在非洲便广为流传。
奥古斯丁还针对恶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恶事实上是事物或存有应当拥有但却丧失之物。至善就是上帝，只有上帝一无所缺，其本质也永远不会减少。奥古斯丁通过揭露摩尼教徒的伪善以及他们吹嘘的禁欲生活，攻击摩尼教选民的概念。摩尼教谴责物质是恶的，否认受造物的美善——但是有“圣”餐时，他们并不反对领“圣”餐！
创世记前五卷书的注释《驳摩尼教论创世记》（On Genesis Against the Manichees）写于389年，其背景就是塔加斯特的修道院。奥斯斯丁试图阐释创世记中创造的叙事。他后来还会多次返回这一主题。他想写一本公教会诠释创世记的书，并用这本书来反驳摩尼教。但是，事实上，他发现很难按照字面意思来诠释创世记，创世记必须借助寓意来解释。他驳斥摩尼教对创世记的反对意见，但他自己解读创世记的部分文本也不是不具选择性。他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世界并非人们需要鄙视的灵性障碍，而是为了获得与上帝同乐的受造之物。大约这个时期，奥古斯丁还写了第一本教会手册。回到家乡，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非洲基督徒的身份，他想反驳摩尼教的神话，为信仰进行辩护。作为一名非洲人，他以简约、易懂的风格为生活在非洲的非洲人著书。

（三）

（1）伯纳德·科恩在其《科学中的革命》第四章《“革命”概念的转变》中写道：“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22．12）中把灵魂的转生描述为许多‘通过不同身体的循环[per diversa corporarevolutio－nes]’。”
（2）卡尔·萨根在其《魔鬼出没的世界》的第七章《魔鬼出没的世界》中写道：“圣奥古斯丁为鬼的问题所深深困扰，他援引了当时流行的异教徒的看法：‘众神占据了最高的位置，人处于最低地方，魔鬼居于中间……。他们的身体不朽，但思想情感与人无异。’在《上帝之城》第八卷中，奥古斯丁接受了这种古老的传统理论，用上帝取代了神，他着重描绘了鬼所具有的特性，即，它们毫无例外全是邪恶的，它们没有救苦救难的品质，它们是灵魂和肉体邪恶的源泉。他把它们叫做“虚无缥缈的动物……急切地要对别人进行伤害，与正直的品格格格不入，高傲狂妄，嫉妒成性，邪恶至极”。他们可能声称在上帝和人之间传递消息，将自己伪装成上帝的天使，但是这种伪装是陷阱，引诱我们走向毁灭。他们能够假装成任何样子，而且知识渊博——“魔鬼”一词（demon）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知识”（Knowledge）——尤指物质世界的知识。尽管如此，但它们缺乏仁爱。他们折磨‘人们被禁锢的和易受骗上当的头脑’，德尔图良写道：‘它们居住在天空中，与星星为伴，与云彩交谈。’”
……
“早期基督教教父们尽管从使他们感到眼花缭乱的文化中吸纳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仍急于将自己与“异教徒”的信仰体系区分开来。他们教导说，所有异教徒的宗教都是由对鬼和人的崇拜思想组成的，在这些宗教的思想中都将鬼和人误解为神。当圣保罗《以弗所书6：14》抱怨高殿的邪恶时，他没有提到政府腐败，却提到高殿中的鬼：
我们不应反对人性，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特权统治国家的制度，反对强权，反对这个世界中黑暗势力的统治者，反对高殿中的精神邪恶。
从最初时起，他们就有意地不过多地用鬼这个词，而是较多地使用一种富有诗意的隐喻来形容人们心目中的邪恶事物。”
（3）史蒂芬·霍金在其《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第一章《我们的宇宙图象》中写道：“圣·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的著作中提出，文明在进步，我们将记住创造这些业绩和发展技术的人们。这样人，也许宇宙，不可能已经存在了太长的时间。圣·奥古斯丁根据《创世纪》一书，接受公元前5000年作为宇宙的被创生的时间。（有趣的是，这和上一次的冰河时间的结束，大约公元前一万年相距不远。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文明实际上是从那时开始的。）
（4）伯纳德·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一书的《导言》里写道：“中世世界与古代世界对比之下，是具有不同形式的二元对立的特征的。有僧侣与世俗人的二元对立，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天国与地上王国的二元对立，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教皇与皇帝的二元对立中表现出来。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是蛮族入侵的结果，其他的二元对立则有较为悠久的来源。中世纪僧俗的关系可以以撒母耳与扫罗的关系为范例；在阿利乌斯教派或半阿利乌斯教派帝王统治的时期里产生了僧侣至上的要求。天国与地上王国之间的二元对立见于新约全书，但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上帝之城》一书中系统化了。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这一理论曾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强调；它不但在圣保罗的说教中占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支配了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的基督教禁欲主义。
天主教哲学被黑暗时代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这个时代里西欧的精神活动几乎绝迹。自从君士坦丁改宗到鲍依修斯逝世为止，无论作为一个事实，或作为不久以前的一项回忆，罗马帝国依然支配着基督教哲学家的思想。蛮族在这一时期里，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不被看作基督教世界中的一个独立部分。这时仍然存在着一个文明社会，其中富有者人人都能读书写字，因此一个哲学家除了必须投合僧侣的心意，还必须投合俗人的心意。在这个时期与黑暗时代之间，即在公元六世纪末叶，出现了大格雷高里，他虽然把自己当作拜占庭皇帝的臣下，但在对待蛮族国王的态度上却非常倨傲。在他以后，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僧俗间的分离越发显著了。世俗贵族创造了封建制度，这种制度稍微稳定了当代的荒乱局面；僧侣们宣扬基督教的谦卑，但只有下层阶级的人将其付诸实践；异教的骄傲体现在决斗、通过战斗进行裁判、比武以及个人报仇等方面，所有这一切虽为教会所憎恶，但却无法防止。自十一世纪起，教会才千辛万苦地从封建贵族制中获得解放。而这一解放也正是欧洲摆脱黑暗时代的原因之一。
天主教哲学最初的伟大阶段由圣奥古斯丁占统治地位，但在异教徒当中则由柏拉图占统治地位。第二阶段以圣托马斯·阿奎那为高峰，对他和他的继承者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然而，《上帝之城》中的二元论却完整地延续下来。罗马教会代表天城，而哲学家们在政治上则是维护教会的利益的。哲学所关心的是保卫信仰，
并借助理性来和伊斯兰教徒这样一些不相信基督教启示的确实性的人展开争辩。哲学家们借助理性去反击批评，不仅是以神学家的身分，而且是以旨在吸引任何教义信奉者的思想体系的发明家的身分。归根结柢，诉诸理性也许是一种错误，然而在十三世纪时，这却似乎是卓有成效的。”
（5）苏拉米·莫莱在其《破译圣经》（To Decipher the Bible）中写道：对于上帝存在所具有的绝对性质，在柏拉图的笔下得到了具有本体性的阐释：“若神不在，一切皆无。”如果说这只不过是柏拉图将对于理念的推崇导向极致的一种哲学的表达，那么，在《上帝之城》的作者，这位被称为天主教哲学家著名代表之一的圣奥古斯丁看来，这正是柏拉图的哲学成为“一切哲学中最纯粹最光辉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当圣奥古斯丁在阅读有关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著作的时候，要说：“我于其中读到以下的旨趣，‘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只有上帝、上帝的道，‘才是真光，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并且‘他在世界之中，而这世界也是借着他创造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这样，圣奥古斯丁就把柏拉图的理念之神与《约翰福音》中的上帝之道完全统合起来，上帝是做为纯粹的精神性存在而出现的，并且是不可把握的。因此，圣奥古斯丁认为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天地间有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并存，上帝之城是上帝之道的体现，因而是完美与永恒的，而地上之城并非如此，因而是不完善的、短暂的，甚至会毁灭。这样，不仅个人将通过基督耶稣建立的教会来获得拯救而走向永生，而且世俗国家也只有听从教会，才可能成为上帝之国的一部分，从而确认教权高于王权，为教会的权力膨胀提供了神学支撑，同时也否认了人与上帝进行直接交流的任何可能性。他的神学曾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中居于最高权威的地位，他被教会奉为”圣人”。

（四）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
第七章 魔鬼出没的世界：这个世界魔鬼出没，有些地方，漆黑一片。
《奥义书》（印度，公元前600）
对不存在的事物的恐惧是每个人自身本能地产生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做宗教。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657）
许多人类文化告诫我们，上帝在俯视着我们并指导着我们的命运的发展方向。其他更为恶毒的实体为邪恶的存在负责。两种东西，不论被认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是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即使它们全是想象的，人们一旦相信了它们，就会感觉更好。在传统的宗教被科学所鄙视的时代，用科学的外衣将古老的神灵和魔鬼包装起来，并将其称为外星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古代人们普遍信鬼。人们并不认为鬼神是超自然的东西，认为它们是自然的。赫西奥德时而提到它们。苏格拉底说他的哲学灵感是具有人性的慈善的鬼启迪的结果。他的教师，曼提尼亚的迪奥提马告诉他（在柏拉图的《论文集》中）：“任何神鬼之物都介于上帝与人之间，上帝与人之间不直接联系。”他还说：“只有通过鬼神，人与众神之间才能进行沟通与对话，无论你是醒着时还是睡眠时。”
柏拉图，苏格拉底最得意的门生，认为神鬼有重要作用：
未被赋予超然的能力，单靠人类的本性是无法处理人类各种事务的。他说，人类本性中也会被傲慢所充斥，并且易犯错误……。
我们将牛视为牛，将羊视为羊，但我们自己是高级种族，我们统治着它们。仁慈的上帝，以他对人类的慈爱，给我们派来了神鬼，它们是高级种族，它们自己很闲适也很快乐，一点儿不亚于我们人类，它们在关照着我们，给我们以和平与尊重，秩序与公正永存，它们使各个部落的人快乐无比、团结一心。
他坚决否认神鬼是邪恶的起源，将性欲的守护神厄洛斯描绘为鬼，而不是神。“既是人又不是人”，“既不好也不坏”。但后来所有的柏拉图主义者，包括那些强烈地受基督教哲学影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都认为某些鬼是善的，而另一些是邪恶的。但是，柏拉图的著名弟子亚里士多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认真地考虑了梦是鬼制造的看法。普鲁塔克和波菲利认为，充斥于外层空间的鬼来自月亮。
早期基督教教父们尽管从使他们感到眼花缭乱的文化中吸纳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仍急于将自己与“异教徒”的信仰体系区分开来。他们教导说，所有异教徒的宗教都是由对鬼和人的崇拜思想组成的，在这些宗教的思想中都将鬼和人误解为神。当圣保罗《以弗所书6：14》抱怨高殿的邪恶时，他没有提到政府腐败，却提到高殿中的鬼：
我们不应反对人性，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特权统治国家的制度，反对强权，反对这个世界中黑暗势力的统治者，反对高殿中的精神邪恶。
从最初时起，他们就有意地不过多地用鬼这个词，而是较多地使用一种富有诗意的隐喻来形容人们心目中的邪恶事物。
圣奥古斯丁为鬼的问题所深深困扰，他援引了当时流行的异教徒的看法：“众神占据了最高的位置，人处于最低地方，魔鬼居于中间……。他们的身体不朽，但思想情感与人无异。”在《上帝之城》第八卷中，奥古斯丁接受了这种古老的传统理论，用上帝取代了神，他着重描绘了鬼所具有的特性，即，它们毫无例外全是邪恶的，它们没有救苦救难的品质，它们是灵魂和肉体邪恶的源泉。他把它们叫做“虚无缥缈的动物……急切地要对别人进行伤害，与正直的品格格格不入，高傲狂妄，嫉妒成性，邪恶至极”。他们可能声称在上帝和人之间传递消息，将自己伪装成上帝的天使，但是这种伪装是陷阱，引诱我们走向毁灭。他们能够假装成任何样子，而且知识渊博——“魔鬼”一词（demon）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知识”（Knowledge）——尤指物质世界的知识。尽管如此，但它们缺乏仁爱。他们折磨“人们被禁锢的和易受骗上当的头脑”，德尔图良写道：“它们居住在天空中，与星星为伴，与云彩交谈。”

谢选骏指出：罗素说“天国与地上王国之间的二元对立见于新约全书”，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罗素不懂“天国”与“地上王国”其实不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施洗的约翰说“天国近了”；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罗素的误解来自于奥古斯丁的误导，而奥古斯丁的错误来自于摩尼教。

谢选骏：两宋之间的改朝换代（“缠足战略”的历史背景）

史学界一般认可“西汉与东汉之间存在改朝换代”，但却认为“北宋与南宋之间是一脉相承”。其实，北宋与南宋之间表面上一脉相承，实际上却有一个隐形的改朝换代。

（一）

网文《宋太宗即位之后是为何杀掉弟弟和侄子呢？》问说：宋太宗夺位之后，如何缓和矛盾，坐稳龙椅呢？

976年，38岁的赵光义登基称帝，史称宋太宗。而太平兴国的年号，可谓太宗一生的追求，而太宗即位之后的种种行为，却给这四个字蒙上了一层阴影。

宋太宗一生挥之不去的就是夺位之后的疑虑，他致力于开创自己的天下，即位之后等不到第二年，立刻改元，就是极端不自信，努力造成既成事实。又把自己的名字赵光义改为赵炅，炅，和光同义，明亮的意思，可是没有了原来的排行意义，看或许太宗心中不想让世人把自己仅仅看成是赵匡胤的弟弟，而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君王。可惜后人还是称其为赵光义，真是徒劳呢。

夺位的事情就不赘述了，在夺位之后，如何缓和矛盾，坐稳龙椅，是赵光义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赵光义解决的很不错，太宗继位后，大封群臣，尤其对赵匡胤的儿女和赵廷美特别优待，安抚自己的敌对派。毕竟秦王赵廷美手握重权，而宋皇后和赵德昭等人也有一大批自己的人马。太宗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以防和赵德昭等人勾结。而当时的宰相卢多逊等人，和太宗关系密切，早在藩邸，太宗就刻意结交，卢多逊也成为太宗朝的第一位宰相，风光了好几年。太宗又把自己的心腹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太祖朝的大臣。

而赵普因为权力过大，在太祖晚年已经罢相，赵普和太宗关系不和，据传是太祖问起皇位继承问题时，赵普说了太宗的一些坏话。在两人和好之后，赵普当然说一切都是谣传，自己怎么会说太宗坏话，肯定是政敌卢多逊造谣。而太宗也不再深究。事实呢，我想，在当初赵普追随宋太祖的时候，自然一切围绕太祖考虑，而赵光义正是太祖晚年最大的政治对手，也是威胁到太祖皇子赵德昭继承皇位的最大障碍，说一些“坏话”完全合理。

不过，安抚只是第一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斩草除根，让赵廷美、赵德昭兄弟从眼前彻底消失。而恰在太宗苦无良策的时候，赵普上书，表示自己曾经在杜太后临终之时参与“金匮预盟”，是现在唯一的最好的证人。于是太宗把赵普调回京师，两人密谋，一拍即合，以往的种种分歧，风流云散。赵普一生追求权力，在权力边缘的日子是危险的也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赵普的加盟，也让太宗对太祖的众多旧臣有了最有号召力的旗帜，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自己得位不正的尴尬局面。

于是两人合谋出台了“金匮预盟”，说杜太后临终之时，考虑到五代尤其是后周失去王位世因为国无长君，因此遗命赵匡胤百年之后传位其弟赵光义，赵光义传赵廷美，赵廷美再传赵德昭、赵德芳。金匮预盟使太宗朝初年蠢蠢欲动的反对派暂时的平静下来，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希望。

几年之后，太宗权势稳固，就深感“金匮预盟”是自己百年之后最大的祸患，群臣以为太宗皇帝百年之后会传位给赵廷美、赵德昭等，两位的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大，成为威胁到太宗统治的主要力量。“金匮预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兄终弟及的弊端，太宗比谁都清楚，而发生在赵德昭身上的一件事情更加深了太宗的忧虑。

太宗征辽时，赵德昭从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太宗只身逃脱，不知所踪。这时有人商议立德昭为帝。后来，太宗生还，此事便作罢。班师回京后，太宗以此次北伐不利，对之前平定北汉的功臣也不进行封赏，将士们不免议论纷纷。德昭便为将士们请赏，认为即使与辽作战失败了，还是应该赏赐平北汉有功的将领。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就说：“待你做了皇帝再赏赐也不迟。”此言一出，赵德昭惶恐万分，低头垂泪，默然而出。

众将拥立赵德昭称帝，成为太宗皇帝心头无法忍受的刺痛，而太宗的话语也撕裂了两人表面的和睦。在不久之后，赵德昭莫名死亡，是自杀？是他杀？无论赵德昭具体如何死的，太宗都难辞其咎。而在两年之后，赵德芳又莫名死去。

毕竟赵德昭和赵德芳仅仅是少年皇子，和一些手握重兵的将军，手握大权的宰辅没有密切的联系，除去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而赵廷美就不同了。赵廷美多年为官，身居高位，而且在太宗即位之后担任开封府尹要职，身边有一大群中枢要员。

而赵普的加入让太宗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赵普和卢多逊素来不和，刚好查到卢多逊和赵廷美的来往信函，宰相和王爷之间的信件来往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私下往来有违朝廷制度。于是赵普状告卢多逊沟通赵廷美，意图不轨，并且卢多逊在信中说希望太宗皇帝早日晏驾，赵廷美尽早登基，而赵廷美虽然表面斥责，却赠送弓箭以示赏赐。太宗闻言大怒。而太宗的一些心腹也纷纷举报赵廷美意图谋反，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风声鹤唳。

太宗当然是个明白人，抓住大好时机大做文章，虽然赵廷美谋反最终也没找到切实的证据，但是在朝廷上下已经有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而且和宰辅私下往来确实有违制度，于是罢黜赵廷美开封府尹，迁居西京、房州。赵廷美虽有不满，但自己与大义有亏，只能忍气吞声。而太宗步步紧逼，授意当地官员，加紧监管，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太宗密奏。984年，赵廷美忧愤成疾，最终病逝。至此，太宗最终解决了自己的即位问题。

谢选骏指出：但是太宗绝对没有想到，他做的再绝也无法杜绝后患——所以他的后代只到北宋为止，无法绵延于南宋朝廷了。南北两宋之间表面上一脉相承，实际上却有一个隐形的改朝换代。

（二）

网文《斧声烛影——宋太宗赵光义弑兄篡位之谜》报道：

宋太祖赵匡胤雄才大略，五十岁时却突然暴死，第二天其弟赵光义便于灵柩前即位，是为宋太宗。宋太宗是否弑兄夺位？前一天晚上“斧声烛影”的情况，古籍记载中也只是语气隐隐约约，文辞闪闪烁烁，给人留下遐想的天地，给历史留下千古之谜。

据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晚，天空清朗，星斗明灿，太祖在太清阁散步赏景，颇觉心旷神怡。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急传宫人开端门，召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光义到后，兄弟两人在大内酌酒对饮，命宦官、宫嫔都退下。宫人们只能在稍远处伺候，只见大内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好像是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已敲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只见太祖手持柱斧戳雪击地，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说完就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晚，光义也留宿宫内。次日早晨将五更时分，宫人在寂静无声中发现，太祖已经驾崩。

司马光《涑水纪闻》诸书记载：当晚四更时分，太祖晏驾。宫人马上报知宋皇后，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立即召四子秦王赵德芳进宫。而王继恩以为太祖一直打算传位给弟弟光义，竟不去宣德芳，而径赴开封府召光义入宫。继恩来到开封府门前，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玄德坐在门口，便上前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有事召见，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是者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继恩告以宫中之事，两人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听后大惊，犹豫不敢入宫，声称要与家人商议。一旁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一句话点醒光义，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

到达宫门，继恩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等待什么？直接进去！”三人遂俱入大内。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答：“晋王到了。”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等缓过神来只得怅然说道：“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官家是宋时宗室大臣对皇帝的昵称。）光义也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一种意见认为，宋太宗是弑兄夺位。以《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就是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当晚光义又留宿于宫中，以便在次日抢班夺位。是时，光义虽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太祖诸子也都已成年，都可名正言顺地即位，太祖之所以迟迟不宣布皇储人选，应仍在思想矛盾之中。同时，太祖与光义兄弟间也时有矛盾产生，如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是和平收买还是武力征伐，兄弟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太祖曾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更何况历史上皇位兄终弟及者毕竟属不太正常，太祖随时可能改变想法，就是说对赵光义来讲，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不小的变数。那么，如何抢班夺位？自然就成为光义当时最需苦苦思索的问题。而“斧声烛影”的当晚，应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据《烬余录》记载，“斧声烛影”为突发性事件，存在具体生动的偶发起因。后蜀花蕊夫人费氏在亡国后被召入后宫，成为太祖宠姬，而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太宗趁太祖酒酣入睡之时，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太祖朦胧间发觉而怒斥之。太祖手持柱斧愤慨击地，并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就是怒斥道：“你做的好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兄长的宽宥，也早有抢班夺位的预谋在胸，所以乘此机会下了毒手。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如果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当时精力非常充沛，频繁出巡各地，幸西京（洛阳），次巩县，拜安陵……而且于其时，史书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身体应该是健康的。故太祖暴卒，显然不是因为生病。有人推测太祖是饮酒过度而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还是有节制的。如果说此次因酒致死，其时与光义共饮，太祖贪杯猝死而光义安然无恙，这也太蹊跷，或可说明光义在其中做有手脚。因为太宗的确精于此道，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酒里下药而毒死；后蜀降王孟昶也因此而暴卒；吴越国主钱俶是在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就暴死。所以很有可能是太祖发现了酒中有问题，才连声对光义大呼：“你做的好事！”

此外，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其政变登基之时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象天文之学，与光义亲信程德玄友善，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来见德玄，说：“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光义，光义下令把马韶看管起来，即位后才将他放出，很快授以司天监主簿之职，这说明程德玄也完全预知即将发生的政变。尤其可疑的是：程德玄是医官，《涑水记闻》卷一载：“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说：“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一个医官会受到太宗的如此宠遇，很可能是其用有关医术帮助赵光义取得了帝位。或者说“斧声烛影”当晚的酒毒由他配制，所以他急于知晓结果，到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实是在等候宫中的消息。而太监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皇后的旨令，不宣召赵德芳，径赴开封府找赵光义，也说明两人或早有约定。当赵光义犹豫不决时，王继恩更是直言不讳地提醒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都透露出太宗幕僚集团的事先默契。

最后，从宋皇后的言行中也可推见太宗继位出自强取。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令太监召儿子赵德芳进宫，而不宣赵光义，表明太祖至死都役有确定光义是皇位继承人，由于是猝死，也不会有传位的遗诏。所以皇后想召儿子进宫即位，是很正常的举动。哪知被光义抢先一步，以其在开封的势力而言，皇后母子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一见光义便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母子的性命堪忧，惊恐之余只能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实际上只能认输，以求一条生路。如果赵光义是正常继位，皇后没有必要如此反应。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光义无关。以《涑水纪闻》所载为据，光义是回到开封府，由太监王继恩报告消息，再步行入宫。就是说太祖暴死时，光义不在寝殿。而兄弟对饮时，太祖对光义所说：“好做”，意为“好好做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改成“好为之”。从医学角度看，太祖身材矮胖，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摹南宋宫廷藏画《蹴鞠图》中的赵匡胤像就是如此，加上他嗜酒如命，去世的那天晚上，饮酒睡下后，鼻息如雷霆，这应该是脑溢血发病前的典型症状。也有人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优郁症。所以《续湘山野录》所载“斧声烛影”之故事，实是不经之谈。

有人误解史书中所说的“柱斧”，以为“斧声烛影”就是赵光义在烛影下用利斧劈死太祖。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玉石为材料，“斧声烛影”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大内寝宫中不可能放有利斧这样的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无须做得如此露骨。

总之，在这一疑案中，太宗存在许多难解的疑点，有些细节也许永远将是历史之谜。太宗继位后，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很耐人寻味。如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来说，子继父位，或弟承兄业，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承认和尊重，当年是不改元的，更何况已近年底。太宗这么急于改元，急到还有几天都等不及的程度，后人估计是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而干出的傻事。还有太宗登基没几天就局促下令：全国禁止传习天文星象、阴阳卜相诸书，有私习者斩首；并通知各地官府，迅速将全国原本已知的天文相术之士全部送京甄别。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对各地送到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于甄别后，把其中六十余人留在司天监任职，其余近三百人以“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罪名，全部发配到沙门岛。太宗如此迫不及待地处置这些术士和严禁私习有关书籍，显然想禁止有关不利的舆论和流言的产生与传播，这是否为其心虚的表露呢？

太平兴国四年（978），太宗亲自率军灭了北汉，又乘胜北上攻辽。这次北征由于轻敌被辽兵打得大败，全线溃退，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箭而仓皇奔逃。军中一时不见主帅，大臣疑太宗或已蒙难，诸将遂谋立太祖之子德昭继位。未成事实，太宗很快返回军中，闻知经过，心中愤懑异常。归朝后，德昭请太宗论功行赏，主要是对剪除北汉的有功之臣。太宗不待侄儿言毕，就怒目斥责道：“战败回来论什么功？等你为帝时，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回宫后竟然拔剑自刎而亡。德昭为什么如此想不开，估计一定受到什么威逼，然而史载已将其中隐情抹去。只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有关的责任。两年后，其弟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殁。太祖过世才四五年时间，他的两个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辞世。看来，当年宋皇后之担优，完全应验了。甚至在宋皇后去世时，太宗也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这种种迹象，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最让人深感蹊跷的是，事隔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宋太宗赵光义的后代，南宋高宗赵构的惟一幼子早夭，而高宗也就此丧失生育能力，就是说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了，那怎么办呢？绍兴年间，官员中暗暗谈论着天下战乱，二帝北虏，实为冥报的传说，早有的“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也更为流传，有的官员甚至上言，希望高宗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立为皇储。这时隆祐太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在诸臣的请求下，高宗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宋高宗赵构终于找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琼，后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是否为上天感知，而强迫太宗的子孙赵构以实际行动作一些弥补呢？

建立北宋后，宋太祖赵匡胤大刀阔斧，整顿军队，调整了行政机构，集中了财权，从而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同时，他先后平定了南方的一些割据政权。正当他雄心勃勃，大展宏图之际，做了十七年皇帝的赵匡胤却于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晚上突然离世，年仅五十岁。对于他的死，《宋史》等官方的记载十分简单，不讲是什么原因。数十年后，民间的笔记小说开始谈及宋太祖之死。由于谈起这件事的笔记小说极为庞杂，不久就越描述越玄乎了。

北宋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是最早谈起的一本书。书中说：十月二十日这天晚上，天刚暗，星斗明灿，宋太祖满心喜欢。不一会天气突然起了变化，阴霾四起，雪雹骤降。宋太祖命人打开端门，将自己的弟弟开封府晋王赵光义召来。赵光义来后，太祖让他进了寝宫，两人酌酒对饮，太监、侍婢全部退下。只见烛影下的赵光义不时地在桌子旁站起来，好像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二人喝完酒，已是半夜三更，殿前的积雪已积到数寸。赵匡胤拿了斧头刺雪，回过头来还对赵光义说：“好做，好做。”之后太祖脱了衣服睡觉了，不一会鼻息如雷霆。当晚赵光义留宿在宫殿内。将近五更时，在宫殿周围的人一点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太祖已经驾崩了。当天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宣读遗诏结束，近臣瞻仰宋太祖遗容，只见“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很多人认为这条资料不是空穴来风，虽不能说字字准确，但也大致可信，所以习惯上将太祖死的过程称之为“烛影斧声”。

另外，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也记录了宋太祖死时的一些情景，没有说宋太宗是杀宋太祖的凶手，却讲到了太宗是怎样篡位的：太祖刚死时，孝章宋皇后让内侍都知王继隆召太祖子秦王德芳。王继隆知道宋太祖一直有想法要传位给晋王，所以不到德芳的家里，而亲自一人直接来到晋王家里。刚近晋王府，见医官程德玄坐在门口，问他为什么来，德玄说：“昨夜二更时，有人到门口来叫我，说是晋王召。到门口一看，却不见人影。我恐晋王有病，所以就赶来了。”王继隆觉得很怪，就告诉他太祖已死。叫开门，两人一块见到了晋王。听到宋太祖死的消息，晋王大吃一惊，犹豫再三，不敢前去，说：“让我和家人商量一下。”跑进内屋后久久不出来。继隆催促他说：“时间太久了皇位要为他人抢走的。”于是与晋王雪地里步行至宫门。三人来到寝殿，宋皇后听说继隆回来了，问德芳来了没有，王继隆回答说：“晋王至矣。”宋后见到晋王，愕然不知所措，连忙改口称“官家”，还说：“我们母子的性命，全部托给官家了。”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宋代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综合了上述这些书而录入，使得“烛影斧声”这个千古之谜更广泛地流传开来。

历代很多人认为宋太祖死得太突然了，而且与这些故事的主角宋太宗赵光义有关。宋太祖之死，是宋太宗下毒手的结果。不过宋太宗是怎样下毒手的，却有各种不同讲法。

有人认为是赵光义在酒中下了毒。《默记》卷上记载，宋太宗曾以牵机药赐死李煜。《烬余录》说，孟昶和钱俶也是被宋太宗毒死的。酒中下毒是太宗的惯用手法，宋太宗与医官程德玄的关系十分特别，可能是德玄用医术帮助了宋太宗登上皇位。

有人根据《烬余录》甲编的记载，认为宋太宗调戏花蕊夫人而被宋太祖发现，一时性起杀了太祖。该书说：宋太宗平日里在太祖面前多次称赞花蕊夫人费氏很有才能。几个月后，蜀主孟昶死。太祖很想看看费氏长得怎样，就马上召费氏入宫。由于费氏十分敏慧，宋太祖十分欢喜她，把她留在身边长达十年之久。这天晚上，太祖因病卧床。到了半夜，太宗叫他，见太祖不应，就乘机调戏费氏。太祖醒过来看到后，用玉斧砍赵光义，于是两人扭打起来。等到皇后和太子来时，太祖已经奄奄一息了。赵光义砍伤太祖，感到十分羞愧，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的府第。第二天早上，宋太祖崩。有关专家认为，太宗戏妃直接导致了“烛影斧声”的发生。宋太宗好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曾经强抢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霸占了李煜的后妃小周后，还掠夺北汉嫔妃。

有学者认为调戏花蕊是偶然事件，太宗要杀死太祖的真实原因是二人之间权力分配不均。赵匡胤只知道防范大臣，却放松了对弟弟的防范，致使他权力坐大，超过了皇族集团内部任何人，因此自然地引起赵光义早日登上龙位的欲望。二人在军事、迁都方面主张都不一样，矛盾激化的结果使赵光义最后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般人认为是宋太宗杀了宋太祖，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宋太祖并非死于暗杀，他的死与太宗无关。明清时期已经有许多人提出了“斧声烛影”的事不可信，在抗日战争时期逝世的宋史专家张荫麟撰文，也说太祖不是死于暗杀。另有人认为宋太宗杀宋太祖事实上不太可能，《湘山野录》是一部笔记，出现已是在数十年之后，最多只能说宋初有这样的传闻。

日本有个学者叫荒木敏一，他认为赵匡胤很爱喝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这个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宋太祖的确是喜欢饮酒，但事实上他早在建隆二年(961)，就对近臣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他对饮酒早已有所节制，所以不可能死于饮酒过度。

另有学者发现赵宋宗室有家族病，主要是由躁狂忧郁症引起的暴亡、早亡、精神病，这些病都会遗传。赵氏家族第一代赵匡胤五人，善终者只有太宗一人，其余不是早亡就是暴卒。第二代太祖四子中，忧死和早亡各占一半，宋太宗九子，得尽天年的只有一人。赵氏一、二代共28人，其中夭死4人，一个年龄不详，余23人平均年龄只有41岁，比宋代上流社会平均62岁小得多。在《湘山野录》等书中，作者毫无暗示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倒是后人在疑神疑鬼。而且当时夜宴在皇宫内进行，太祖召太宗进宫，太宗根本无法预作准备。宴会间左右不曾离人，太祖入睡时也无异状，又有侍寝守护，说是太宗谋害简直不可思议。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是由于躁狂忧郁症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症，即通常说的脑溢血。史书中记载赵匡胤死前的许多情形，都是脑溢血的典型症状。

宋太祖死于非命，这是许多人都能够接受的，但到底是病死还是被杀死，目前仍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使大家都加以信服。但就太宗在此后心安理得地登上帝位而不是让给太祖长子德昭，及此后将具有资格可能承袭皇位的皇族全部借故剪除来看，太祖之死应该与太宗有关。《湘山野录》上的记载多少有点吞吞吐吐，说明了早在宋代就有人开始疑神疑鬼了。

自明代程敏政的《宋纪受终考》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研究此事的文章层出不穷，认为这一事件纯属篡弑性质，似已作为定论。至于案情的某些细节，却因年代久远，证人证物早已灰飞烟灭，根本不可能再做出确切的判断，仍可称之为千古之谜。

宋太宗是宋朝第二个皇帝，他即位时，中原尚未统一，政权还刚草创。他“性嗜学”，酷爱读书，讲究文德致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却又多疑褊狭，刚愎自用，更是手段狠毒，喜欢女色。那么他是怎样的一位皇帝？其历史作用又该如何评价呢？

《宋史·太宗本纪》载，赵光义自幼喜欢读书，“性嗜学”。其父赵弘殷总兵淮南时，每攻破州县，必到处搜求古书，给光义学习。由于刻苦钻研，且坚持不懈，所以“工文业，多艺能”，热衷诗文，挚爱书法，耽迷围棋。据说在战事频乱的年代，他领兵作战，也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军帐中秉烛夜读，书籍、书袋成为他的随身之宝。他从书中学到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了解古今帝王成败的故事，吸取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

称帝后，实行抑武尚文的统治政策，大量任用文官主持政务。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尤为重视发展文化事业，而卓有成就。五代时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只有小屋数十间，且湫隘卑痹，仅蔽风雨，周庐徼道，朝夕喧杂。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视察三馆后，看着左右大臣说：“这些小屋如何蓄天下之图籍，待天下之贤浚？”即日下诏有司，另辟开阔地区营造新三馆，其栋宇之制，太宗亲为规划，然后令中使监督工徒，昼夜兼作。建筑期间，太宗还两次临幸，察看工程进度。第二年完工，三馆宏伟壮丽，甚至甲于内庭。太宗赐总名为“崇文院”，图书分贮数廊，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余卷。其后又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用来收藏三馆的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宝。

太宗时期，命人编辑了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如命国子监重行校刊九经，开雕前四史及《说文解字》诸书，后又命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等。太平兴国九年（984），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图书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又派人专程到江南、两浙诸地购募图书。这类要求民间献书及购募图书的措施，太宗一朝并不少见，所得图书也均藏于崇文院内，崇文院及其馆阁实际上成为宋代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

崇文院西廊留有便门，以便太宗光临。太宗在新院建成后，的确常到院中看书，并常召大臣到院浏览藏书。他请国子博士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龙颜大悦，说：“足以为戒。”他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决心每日读三卷，一年之内通读一遍。于是令史馆每日进呈三卷，不论寒暑，持之以恒，终于按时读完，于是将是书原定名《太平总类》改为《太平御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太宗自称每天退朝后“不废观书”，不论政事多么繁忙，都能坚持读一点书，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太宗还力劝武将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密，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

太宗读书范围颇广，各种学派的书籍都曾涉猎，且对书中的观点略作评论。如读《阴符经》时，批点道：“这是一部诡诈奇巧之书，不足为训。”在读《道德经》时，又感慨道：“书谓‘不善者，吾亦善之’，是说修身治国者应该有所包容，否则如何治理好天下呢？”他还勤于写作，常与朝中群臣进行诗文唱和，以为乐事。如平定北汉后，他作《平晋诗》令群臣唱和。有一年游览雪景，又作《雪诗》令随从唱和。曾把自己的诗文编为《御制诗文》四十一卷。《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他的《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

太宗对于书法的历史、笔法、字学等方面，也都虚心向史家请教，使自己的书法达到较高的造诣。他不但精通草、行、篆、籀诸体，且风格自成一家，被后人列人宋代著名书法家的行列中。淳化三年（992），他把唐太宗、唐玄宗、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颜真卿等名家精品编成《淳化阁法帖》，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书法宝帖，流传后世。

太宗还是个围棋高手，在黑白世界里，照样运筹帷握，纵横驰骋，显示出较为卓越的才华。据说，当时著名的国手杨希紫、蒋元吉等人都曾败在他手中。当然和皇帝下棋，谁敢操输赢之权，不过太宗时常能与国手过招，也足见其棋艺不差。一些大臣见太宗与人对弈绞尽脑汁，不知疲劳，就劝他注意身体。太宗则说：“朕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想借此躲避六宫的诱惑，众爱卿不必多言。”似乎有不喜女色之意。

从以上事迹看，赵光义就像是一个十足的书生。然而考察其为人，宋太宗绝非善类，可以说是一位令人侧目的奸雄。

首先是多疑褊狭。经过十余年的处心积虑，太宗终于登上皇帝宝座。也许深知权力角逐的阴险狡诈，即位后用主要精力防范内变。曾坦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长编》卷三二）其所谓“内患”，指朝廷内部危及皇权的变乱，这话充分反映出太宗整天忧心忡忡，主要是考虑如何确保皇位的稳固。在这一心理支配下，太宗养成多疑褊狭的心术，所以其施政事必躬亲，大权独揽，且任人惟亲。如他在开封府尹任上就广招幕僚、军校，有学者考出至少有六十六人，即位后更是信用幕府亲随，由此探事者横行。还有太宗一朝，相不久任，更换频繁。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共用九人为相，一般多在两年左右。不但席不暇暖地换相，还用各种办法削夺中书事权。他口头上提倡黄老无为之学，实际上采用法家专制一套。所以有学者认为，太宗是宋代君主专制独裁有关体制的创始者。

其次是手段狠毒。本书中已叙述了“斧声烛影”太宗弑兄夺位的故事，“王室冤狱”是讲太宗予弟谋篡的罪名加以迫害，还有逼死侄子，不敬嫂子诸事。《默记》记载，南唐国主李煜是被太宗以牵机药毒死。据《烬余录》甲编，后蜀国主孟昶和吴越国主钱俶也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而致死的。此酒毒也犹如太宗之心毒。

再者是刚愎自用。太宗两次攻辽战役，都以大败告终，其实都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第一次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用五个月时间讨平北汉后，实已师老饷乏，不宜再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辽国在景宗的统治下，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有进展，政治也算清明，勇将不少，边境稳固。而太宗偏要乘胜扩大战果，率军北上，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半月不下。辽国援军南下，与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激战，结果宋军全线崩溃，太宗中箭仓皇奔逃，被辽军追杀三十里，使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第二次雍熙北征，本书 “杨业之死”中有详尽描述，由于太宗的刚愎自用，此战输得更惨。至此，宋朝君臣将士中普遍产生恐辽心理，彻底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对辽只能采取一味保守的战略防御态势。不久，在辽国的进攻下，只能订立澶渊之盟，背上沉重的岁币包袱。

还有好色。《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淳化四年（993），有官员乞放宫女三百，太宗对执政说：“宫中无此数。”执政为讨好太宗，请以狂妄罪名惩处该官员，太宗释而不问。然而到至道三年（997），太宗刚去世，真宗即位不久，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事隔不过四年，两个皇帝的说法就大相径庭，既然嫔御甚多，那宫女之多自然不在话下。为什么太宗不愿释放宫女，还要扯谎？《默记》载，光义在开封府尹任上时，看中一个十几岁的青州女子，派人强行窃买，此事太祖都颇为恼怒。又载南唐后主的小周后每次入宫则被太宗留数日之事，宋人画有《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还载有太宗将李煜宠信的宫人乔氏纳人宫中诸事。《烬余录》载有太宗灭北汉而尽收其王室嫔妃之事，还有太宗与后蜀花蕊夫人的风流韵事等。均可证太宗实为好色之徒，且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宋官妓营妓》考证出：“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宋太宗居然是军队配备随营妓女的始作俑者，这又可见在宋太宗眼中妇女地位之卑贱。

宋代是在太宗手上完成统一大业，经济与文化事业均有较大发展，皇权统治也基本稳固，然而对外族的军事行动屡败，农民起义时有爆发，积贫积弱之形势已萌芽……有学者认为，在宋初历史上，太宗朝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太宗终不能臻于治，给有宋后世带来很大后患。总之，其历史作用甚为微妙，其人品也确实令人难以定论。

杜太后临终前，与儿子宋太祖赵匡胤约定，将来死后把皇位传给宋太宗赵光义。这段由赵普记载的盟书，经太祖亲手放于金匮之内，成了宋太宗继位合法化的最好证据。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清末，有人提出了疑问，接着人们纷纷认为杜太后的顾命是伪造的，“金匮之盟”成了一团历史疑云。

“斧声烛影”事件后，赵光义在太祖的灵柩前悲痛即位，是为太宗。但一些事情总使人有所怀疑，如太祖不曾卧病，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在此之前太祖并没有足以致命的病史，为什么竟然一病而不起？宋太宗在即位当年的十二月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而按常规，新君即位当年应沿用旧的年号，次年方得更改，太宗为何如此迫不及待？一时之间，疑云重重，朝野上下暗中议论纷纷。这时，忽然又出现了“金匮之盟”。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受卢多逊排挤已罢相的赵普密奏太宗，谈到其母昭宪杜太后临终顾命之事。太宗找到誓书，打开金匮一看，不由得大喜，于是赵普重新得到重用，晋升为司徒兼侍中。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记载道：建隆二年(961)，昭宪杜太后临终前，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在世时间已不长，就召宰相赵普等入宫受遗命。太后问太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得天下吗？”太祖说：“能得天下主要是靠了祖宗们和太后的恩泽。”太后说：“不是这样的，恰好当时是柴氏让个小孩子主天下，群情不服。如果后周有年纪稍长一点的国君，你怎么能够得到皇位？你与光义都是我生的，你之后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四海至广，能立年纪大一点的国君，这是社稷的福分。”太祖一面哭一面顿首说：“怎么敢不如太后教诲的那样去做。”转身对赵普说：“你把我们说的话全部记下来，不能有所改动。”赵普就在病榻前写成誓书，并在纸末署上自己的名字：“臣普记。”太祖手封其书，将之放到金匮之中，命可靠的宫人掌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匮之盟。

在这条资料下，李焘又注释道：“司马光《记闻》称太后命传位给二弟，其本意是指太宗及秦王廷美。现在是根据《正史》和《新录》综合成的，而《旧录》原本不载这件事。《正史》和《新录》也称太宗入受顾命，而《记闻》不载，今从《记闻》。”翻看《记闻》的记录，太后是这样说的：“汝万岁后当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也获安矣。”李焘注释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李焘的记录，是综合了各书编成的。其中《正史》是指成书于宋仁宗时的《三朝国史》，《旧录》指成书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太祖实录》，《新录》则指成书于真宗时的《太祖实录》。另《太宗实录》修于太宗至道三年，其时太宗已死，成书于真宗咸平元年。以下各书除《太宗实录》残存外，其他均已亡佚。

由此看来，昭宪顾命最早的记录是《太祖新录》。在此之前，《太宗实录》已涉及赵普于太平兴国六年密奏昭宪顾命的事情，并像模像样地谈到太宗找到金匮后，打开一看，如获至宝，“遂大感悟”。据此李焘认为顾命时，太宗是不在边上的，后来的史书是进行了加工润饰。

“金匮之盟”的出现，使太宗的继位变得合情合理，使人们原先对他即位的怀疑一扫而光。长期以来，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却变成了称颂宋太祖坦荡无私的具体例证。尤其是明代的一些评论家，都接受了这种说法。

清代后期，学者恽敬对此提出疑问，认为盟约内容是掩饰之说。毕沅的《续通鉴》有两处考异认为《长编》记载是曲笔，决不可信。当代学者也认为“金匮之盟”可能有诈。

史学家张荫麟认为顾命之事有很多破绽。其一，杜太后死时，太祖仅三十五岁，长孙德昭十一岁，杜太后怎么能预知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幼童？其二，太祖既遵母命，为何将盟誓藏起来对谁也不说？太宗即位五年后，打算对皇弟廷美动手时突然将盟誓公布，其中很有可疑之处。其三，赵普是参与盟誓的，太祖在世时自不能多说，但太宗即位后为什么不马上说明，要待数年之后？其四，太宗时修的《太祖实录》中没有“金匮之盟”，到了真宗时修《太宗实录》就有了，而且又说太宗也是在场的，史料的记载为何这样矛盾？此外，金匮盟誓全部在秘密中进行，知情者最多只有四个人知道，太祖和太后已经作古，剩下赵普和太宗，想怎样讲就可以怎样讲，谁会知道真相是怎样的。因此他认为“金匮之盟”是假的。

之后，怀疑“金匮之盟”的人蜂拥而起。

有人指出，在宋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皇帝健在，而太后为接班事草遗诏的。即使皇帝没有儿子，也不用太后越俎代劳。杜太后草诏的理由是为了不重蹈周世宗传位幼子丢失天下的覆辙，而太祖身体很好，屡次出兵亲征，太后怎能知太祖必然短命？如有遗诏，太宗临终时必然会布置人打开金匮，即使是突然死亡，皇后和掌管金匮的宫人也应知晓其事，为何要到六年之后才由赵普揭出？如有遗诏，应该全文公布，堵众人之口，却闪烁其词，只有大概意思。太宗既然要利用遗诏证明自己继位是正当的，但又为何自己传给比弟侄年幼的儿子？结论只能是赵普为了投靠太宗，恢复相权，报复政敌，才编造了遗诏。

有人认为顾命可能是有的，但太宗公布的盟誓是假的。昭宪临终或许是有此顾命也未可知，但绝无藏于金匮二十余年之久的盟书。另外，昭宪太后顾命没有谈及太宗死后再传位给太祖之子也极悖常理，李焘在长编中实际上已有所怀疑，他说：“始太祖传位给太宗，这是昭宪太后的顾命。有人说昭宪和太祖的本意，是想太宗再传位给弟弟廷美，而廷美再传位给太宗长子德昭。所以太宗即位后，马上任命廷美为开封尹，廷美之子德恭授贵州防御使，称为皇子，这些都是太祖和太后的本意。”由于赵普在金匮之盟中记录和最终披露者都是他，可以认定伪造者就是他。成书于太平兴国五年的《太祖旧录》对这件事没有记载，此年就发生了这件事，说明伪造就在这一年。宋太宗和赵普伪造这个盟誓的原因，主要是为自己无太祖顾命入继缘饰。太祖死之前，太宗为开封尹，而太祖诸子虽已成年出阁，但均未封王，更无太子之位，太宗实际上居储君之位。然太宗想到自己毕竟是没有太祖顾命，又无正式储君之名，弟继兄不合常例，所以出此下策，寻求合法正式依据。《三朝国史》、《太祖新录》的编撰者当然也是不信金匮之盟的，但为尊者讳，就作了许多润饰，称太宗也是入受昭宪顾命的。

问题是“金匮之盟”既然有可能出自宋太宗篡位后伪造的，属子虚乌有，那么宋太祖自己心中有没有继承人？继承人究竟是谁？

有专家认为烛影斧声事件的当晚，宋皇后突然发现宋太祖死于非命，急命内侍王继隆速召太祖子秦王德芳。当看到召来的不是秦王德芳而是晋王时，宋皇后大惊失色。如果有金匮之盟，宋皇后当不会不知道，就可能不会去召秦王抢先来柩前即位。宋太祖死时秦王德芳已十八岁，不为幼儿。宋太祖如果再能活几年，就会将秦王培养成为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继承人。在许多资料中，可以看到其实宋太祖是在不断地培养秦王，让他多读书，参加各类政治宴会。宋太宗也知道宋太祖的意思，所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抢班夺权，伪造了所谓的“金匮之盟”。

事至今天，还是有个别人认为金匮之盟是真实的。杜太后遗命是从五代以来现实政治考虑的至理，太祖以长弟为储在客观上是势所必然。宋太祖不将金匮之盟昭告天下，可能是他觉得没有必要改变五代以来不正式立储的习惯，而且可以保留最后的选择。太祖考虑到一旦公开盟约，便大有可能引致家人子弟为营谋帝位而相倾。赵普在太宗登位时，与太宗嫌隙甚深，贸然公开密约，安知是祸是福？揭示金匮之盟时，太宗已登基六年，继统已没有争议，赵普的意思其实是想力谏太宗不可再徇于母命，他力持的是父死子继的正论。太宗如果存心作伪，应该在一登基便干，而且最好令伪说人于死无对证的地步，而没有必要让居心叵测的赵普为他完谎，使自己处于受要挟的境地。

将杜太后的顾命藏于金匮之中，从记录上看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从事理上推断，却多少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即使意见相反，大家还是无法说服对方。

宋孝宗被普遍认为是南宋最杰出、最有作为的皇帝。宋孝宗赵昚（1127年11月27日－1194年6月28日），宋朝第十一位皇帝（1162年7月24日—1189年2月18日在位），初名伯琮，后改名瑗，旋赐名玮，字元永，谥号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宋孝宗是宋太祖的后裔，也是宋高宗赵构的养子。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廿二，宋孝宗赵昚出生。宋孝宗赵昚的七世祖先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四子赵德芳。宋孝宗赵昚父亲为秀安僖王赵子偁。由于宋高宗赵构的唯一儿子元懿太子夭折后再没有嗣子，而宋太宗的后代除了赵构，其他的全部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军掳走，所以宋高宗赵构只好从宋太祖后代中选择继承人。《异迹略》记载，宋高宗赵构被宋太祖赵匡胤托梦，称“汝祖（宋太宗赵光义）自摄谋，据我位久，至于天下寥落，是当还我位。”故宋高宗赵构过继了宋太祖八世孙赵昚作为养子，并立为太子；《宋史》中也有相似的记载，但为孟太后被托梦。

《宋史·孝宗本纪》记载：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曰：“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发于至诚。陛下为天下远虑，合于艺祖，可以昭格天命。”参知政事张守曰：“艺祖诸子，不闻失德，而传位太宗，过尧、舜远甚。”高宗曰：“此事不难行，朕于‘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而上虞丞娄寅亮亦上书言：“昌陵之后，寂寥无闻，仅同民庶。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祸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内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高宗读之，大感叹。绍兴二年五月，选帝育于禁中。

宋孝宗赵昚在位27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10月，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病卒，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赵昚让位与儿子宋光宗赵敦。绍熙五年（1194年）赵昚病逝，谥号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庙号孝宗。

宋孝宗赵昚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然而，面对太上皇赵构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内外不利因素，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

隆兴二年（1164年）年底，宋孝宗被迫与金国签订“隆兴和议”。与宋高宗时期签订的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对金国称臣，交给金国的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减少了二十万两，这是金国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矶会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归还金国，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次年（1165年）宋孝宗改元“乾道”，并又任用王淮理财备战。乾道年间，由于没有战事的干扰，宋孝宗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一改宋高宗在位期间南宋贪污腐败严重、国困民穷的衰败局面。由于宋孝宗治国有方，所以南宋开始出现国泰民安的小康局面，史称出现“乾淳之治”（乾：乾道，淳：淳熙，都是宋孝宗的年号）。

宋孝宗是南宋最有进取心的皇帝。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孝宗不愧是太祖的后人，一反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恢复中原，他的这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在过去秦桧为相的十几年间，将南宋朝中的抗战派人才迫害、打压殆尽。所以宋孝宗在位时期南宋相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邹宏渊等人。宋孝宗手下只有一个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朝中势力强大的妥协求和派斗争，特别是孝宗当了27年皇帝，前25年太上皇赵构一直健康地活着，而且赵构在朝中培植的妥协求和派势力仍然比较强大，这些一直影响制约着宋孝宗光复故土、洗雪国耻的努力。太上皇赵构坚决反对对金开战，甚至对孝宗说，等我百年之后，你再为之。以孝顺著称的宋孝宗当然要听取太上皇赵构的意见。

宋孝宗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宋孝宗赵昚碰上了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乌禄）这样的明君，金国虽然对南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发生内乱。宋孝宗在位期间，南宋和金国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相比两宋的其他皇帝，宋孝宗更让人同情些。

元朝官修正史《宋史》对宋孝宗的评价：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奔驰，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寝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将有为也。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怡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宋史·孝宗本纪》）

就是这个宋孝宗，给岳飞一案平了反。

谢选骏指出：可怜的岳飞，他的平反居然要靠宋高宗的断子绝孙和宋孝宗的标新立异。

（三）

网文《南宋名臣史浩不惧谋害岳飞主谋宋高宗在世为其平反，结果出人意料》报道说：

到了烟波浩渺的东钱湖就看到了“史府家宴”的大招牌。据当地人说，这个史家在宋朝是个名门王族，叫做“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由于史家当年的功绩，于是很多菜肴就用了史家的名讳。而这个史家最了不起的功绩，在于南宋名臣史浩，历尽千心万难给岳飞平了反。

据史料，绍兴32年，南宋孝宗继位，史浩拜相。为了还岳飞清白，史浩可谓尽心竭力，原因在于史浩本人祖上从江苏逃难来宁波，家破人亡，所以身负复土之志，同时对精忠报国的岳飞也包含了丰富的敬仰之情。

终于，在史浩的策划下，隆兴元年七月，岳甫上奏朝廷，请求发还岳飞生前的田地宅院。不久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追复指挥，后来追复少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6100户、食实封2600户，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孝宗将岳飞尸骨找了出来，以礼改葬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栖霞岭上，至此岳飞一案完全平反昭雪。

当时为岳飞平反既难又易。说易，史浩关注到孝宗的个人情感。孝宗是一直痛恨秦桧的，一则秦桧反对立孝宗赵伯琮为皇储，二则秦桧常欺侮他。相反，孝宗对岳飞是赞赏的，这是因为岳飞对孝宗中兴基业抱有极大的希望。同时民间百姓对岳飞一直怀有敬意，在此时为岳飞平反也是民心所向。说难，是因为太上皇赵构还在，当年岳飞之案，赵构是主谋。秦桧病死，有人提出给岳飞恢复名誉，高宗却起用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之一万俟为相，岳飞昭雪当然受阻。

而在孝宗即位后，史浩便用心推波助澜，顶着太上皇赵构的压力，不仅帮岳飞满门昭了雪，同时还加官进爵，成就一代名相。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面这篇眼光局促，没有看到岳飞一案，其实还牵扯到了“两宋之间的改朝换代”。

（四）

网文《漫长艰难的岳飞平反之路》报道：

岳飞是谁害死的？都知道是“秦桧”。但是，秦桧只是这个罪恶集团的成员之一，充其量是个头面人物，这个集团至少是由三公一母这样一个“四人帮”——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读音：莫其懈）组成的。前不久出差杭州，参谒岳王庙时还拍下了“四人帮”永持跪姿的生铁铸像。

在杭州岳庙还有一处古籍，透露的信息却截然不同，那就是明代文人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碑，其中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征明的观点很明确，赵构才是害死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奉旨行事而已。这一观点虽然未获宋史专家邓广铭的认可，但却得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肯定。1957年夏，毛泽东会见友人时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独排众议，……”（舒湮《1957年夏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词论史，以史证词，否定了一些史家把赵构议和投降与冤杀岳飞推责秦桧一人的错误史观。

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之夜，战功赫赫的抗金英雄岳飞，被南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杀害。相反，和议投降的主谋、杀害岳飞的帮凶秦桧，不仅在岳飞被害14年后寿终正寝，而且死后也备极哀荣，宋高宗赵构当即“追封桧申王，谥忠献，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宋史》）

正因为宋高宗是制造岳飞冤案的元凶，才使得岳飞一案的昭雪平反变得十分漫长与艰难。政治人物都是多变而势利的现实动物。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病死，他的养子秦熺谋求相位，为赵构所拒绝。秦家失势，使长期压抑的主战派看到了希望，开始要求给岳飞恢复名誉。一涉及岳飞一案的性质问题，赵构就不干了，他干脆起用早已被贬的万俟卨继承相位。万俟卨是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之一。让岳飞冤案的制造者执掌政局，自然消除了为岳飞平反昭雪的各种可能。在这点上，赵构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对“文革”作出政治决议，邓小平只能成为“桃花源”中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和议，兴兵南侵，欲一举灭宋。危亡之秋，朝野震动，朝臣纷纷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要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同时“雪赵鼎、岳飞之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在所有的奏折与请愿中，没有一人敢于讲出赵构是岳飞冤狱的始作俑者，均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金兵进击长江北岸，赵构迫于无奈，只得作秀，于是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同上）已被流放岭南的岳飞家眷，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家中。这一举措，与平反昭雪毫无关系，仅仅是对其遗属略示仁政而已。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高宗竟将岳飞与蔡京、童贯等“宣和六贼”、北宋奸臣相提并论。事实上，赵构确将岳飞视为奸臣，岳飞冤狱正是以“谋反”定罪的。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赵构退位，赵昚（读：慎）登上皇位，是为宋孝宗。与赵构不同，赵昚作为南宋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一位胸怀大志，抗金复国的有为之君。宋孝宗为了鼓舞士气，兴师北伐，登基之初即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之待遇。（《金佗稡编》卷十三）岳飞生前所任职务，均位宋代文武官员前列，地位高于《水浒传》里的殿帅府太尉高俅，大约相当于今之军委副主席。这样一个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国家领导人蒙冤而死，要平反昭雪，必须分清是非，公开承认错误，还岳飞以清白。但在宋廷的平反告词中，对岳飞之死却写得云山雾罩：“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借用西汉周亚夫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了这是冤案。然而，虽然名义上为之平反，却又不肯明言直说。不过，宋廷对岳飞“近畿礼葬，少酬魏阙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辕门之望。”“岂独发幽光于既往，庶几鼓义气于方来。”（《金佗续编》卷十三）倒是体现了孝宗的本意。隆兴元年（1163年），经岳飞家属要求，给还了岳飞原有田宅。淳熙五年（1178），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发还了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御笔”、“手诏”（秦桧为陷害岳飞，曾从岳家抄走）。让人不解的是，虽然朝廷恢复并给予岳飞家人种种待遇，却对岳飞冤狱并未进行任何的甄别与复查。由此可见，宋孝宗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不仅不够彻底，而且留了尾巴。比如，在朝廷文告中，涉及岳飞死因，只讲“坐事以殁”；涉及岳案性质，只字不提“冤狱”。尤应指出的是，孝宗对岳飞冤狱所有的制造者包括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一概未予追究。其实，赵昚并非不知岳飞冤情，他在私下接见岳飞之子岳霖时曾明确指出：“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金佗稡编》卷九）

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何在呢？孝宗当政27年，赵构作为太上皇，老而不死，几乎“监督”了赵昚主政的全过程，直到赵昚退位两年前，赵构才一命呜呼。这对赵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宋孝宗主政时期，对于岳飞一案之所以未能彻底平反，赵构的影响是根本因素。无数事实告诉人们，统治者制造的冤案，决不可能由其本人平反。在没有改朝换代的情况下，冤假错案的昭雪，往往是在掌权者死去之后，由统治集团的后来人来进行。比如，“文革”之后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是这种情况。赵构作为宋室南渡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始终以对金屈辱求和为国策，他怎么会对背逆己意、执意抗金、诏狱赐死的岳飞平反昭雪？至于宋孝宗赵昚，由其养父赵构亲自定罪处死的岳飞冤案，赵构作为健在的太上皇，余恩犹存，余威尚在，且朝廷官员大多为其所提拔，在此情况下，赵昚无论如何也不敢推倒重来。

对岳飞正式追赠赐谥，是在淳熙五年（1179）岁末，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十七年。赐谥是朝廷事务的大事。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官员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因此，必须由太常寺调查官员之功业，并据此提出赐谥之理由，三省审议后，最后由皇帝审查定夺。太常寺拟请“谥以忠愍”，被赵昚退回，“令别拟定”。复议的结果是：“兹按谥法，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孝宗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正式宣布岳飞谥号为“武穆”。（《金佗续编》卷十四）从“忠愍”降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的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心绪难平。

由于对岳飞冤案平反昭雪的不彻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对平反决定是非不明、政策保留的批评尤其明确，如“使飞果反，朝廷不当昭雪，为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则亚保之礼不当有废。国家纵不能归其赗赠，追加封爵，犹当返其田宅，畀之恩数，亲降黼座，临奠其丧，会其子孙，以礼归葬……今独不然，惟复其封而已。改葬之礼，非复典彝;官其诸孙，仅同卒伍。”（薛季宣《浪语集》）岳飞到底是真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朝廷态度不明确，引起了人们的猜测、疑惑、不满。由此可见，这次平反昭雪工作，因当局态度暧昧，社会效果不彰，甚至产生了负效应。

随着赵构、秦桧的故去，与岳飞冤案有牵连的许多当事人也不在人世，这为岳飞冤案的昭雪减少了政治与社会阻力。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历史的见证者也相继离世。这些“活档案”的消失，从客观上削弱了历史的旁证。这也正是历史上一些统治者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往往采取拖延、淡化的方式，试图用时间消灭人们记忆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及，除掉岳飞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是研究南宋历史的两部重要典籍，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也正是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为岳飞之孙岳珂搜集、整理为祖父昭雪的历史资料，形成了巨大障碍。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退位，宋光宗赵惇继位之后，绍熙三年（1192），岳飞之子岳霖去世。老人临终之前，拉着儿子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堙没。余幼罹大祸，漂泊及仕而考于闻见，访于遗卒，掇拾参合，必求其当，故姑俟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金佗稡编》卷九）岳珂谨遵父命，在其父岳霖前期努力的基础上，历经十年，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搜集、编撰包括“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和《吁天辨诬》在内的大量证据文献进献朝廷。此时，距岳飞被害已经62年。由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不彻底，加之秦桧对历史资料的篡改与歪曲，人们对岳飞冤狱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开禧北伐”前夕，也就是嘉泰四年（1204），宋宁宗赵扩采纳朝臣韩侂胄的建议，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辨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赵扩指出：岳飞“虽怀（郭）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李）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可特追封鄂王”。强调“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岂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军之气”，目的在于给活人一个说法。（《金佗续编》卷二七）昭雪岳飞与评价秦桧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正因如此，开禧二年（1206），赵扩下令，追夺秦桧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并指出其罪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赵扩此举，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再次受到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在权奸史弥远的主导下，竟然恢复了秦桧的爵谥。

宋理宗赵昀是南宋末年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道出了岳飞的冤情：“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政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这份告词，以诸葛亮、郭子仪与岳飞作比，“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岳飞）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金佗续编》卷十六）可以说，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有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后人往往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其实不确，称“岳忠武”方为允当。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经参与处理岳飞冤案。高宗不用说了，在为岳飞平反昭雪问题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飞的谥号与待遇出台文告，要么将冤案的责任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在所有这些政治决定中，从未触及过岳飞冤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宋高宗赵构。孝宗淳熙五年（1178），在《武穆谥议》中，对岳飞冤案如此描述：“公（岳飞）亦进位枢府，而兵柄释矣。隽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金佗续编》卷十四）此中只是提到“用事之臣力主和议”，既未指出赵构秦桧的和议误国，也回避了南宋君臣的罗织冤狱。而在前件《忠愍谥议》中，原有这样的话：“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命欤！……然率斃于权臣之手，天下莫不冤之。”隐晦地批评了赵秦君臣二人，这也是这项建议被孝宗否定的根本原因。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宋廷在《追封鄂王告》中指出：“中兴之主（高宗）思念不忘，重华之君（孝宗）追褒特厚”。（《金佗稡编》卷二十七）似乎高宗赵构仍然对岳飞情深意切，念念不忘。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廷在《颁谥告词》中指出：“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庙（孝宗）矜哀之备至，……既辨诬于累圣，可无憾于九京。”（《金佗续编》卷十六）大意是说，有历代皇帝的关心与过问，岳飞在九泉之下也不应感到遗憾了。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大约是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核心价值，不仅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复兴与崛起机会，不仅使南宋军民屈辱地渡过外敌欺凌的漫长岁月。时至今日，“为圣君讳耳”的传统与做法仍然薪火相传，其政治影响与社会危害余绪犹存。

迄南宋一朝，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虽然作出了结论与定评。然而，冤死者，英年惨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寿终正寝，高居庙堂。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上，由宋高宗赵构为开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毁长城，致使整个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沦陷区的同胞们，则惨遭蹂躏，水深火热。赵氏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又缺乏光复故国疆土的勇气，在持续上百年的割地纳币、称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终于在另一个外族政权——蒙古——的进攻之下，彻底灭亡了。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文，就不仅把岳飞一案，归咎于秦桧等“四人帮”，而且指出“四人帮”的后台是毛泽东（宋高宗）——这说明他的眼光比邓小平等人高出多了。政治充满了算计，但生活不是数学，生活的关键之处，都是按照违反数学原则的方式，运行的。生活不是数学，也不是理论和逻辑，生活的关键之处，都是按照“违反理论和逻辑原则”的方式，而运行的——至于两宋之间的改朝换代，更直接促使“缠足战略”的形成。

谢选骏：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

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而是寿终正寝。虽然各个文明的寿限不一，但想长生不老，无异白日作梦。——这就是官方学者的悲哀。这里官方学者不是共产党人，而是英国绅士，那就是历史学家汤因比。

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有人这么解释：我喜欢的译文名著很多，但令我无数次翻阅沉思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这三卷本的书中，汤因比提出“旧瓶装新酒”的比喻，又最令我难忘。汤因比在书中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文明自杀论”。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文明衰落根源于一个社会对新挑战不能进行成功应战，根源于人们“自决能力的丧失”。汤因比分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场成功革命过后，往往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蒙昧主义的崇拜问题。

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指那些成功的创造者沉溺于自己以往的成就，迷恋于自己已经获得的地位，当现存的社会结构遇到新的社会力量的挑战时，总是希图以旧的曾经有效但现在已过时的方法去应付新的挑战，而不是作新的变更；总是极力维护旧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作相应的调整。其结果则只能是社会在新的挑战面前丧失应战能力，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所谓蒙昧主义的崇拜问题则有三种情况，一是对伟人的崇拜；二是对一种组织制度的崇拜；三是对一种技能的崇拜。

汤因比认为，对挑战进行应战，并取得胜利的人都是创造者。但是要由某一些人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出现的挑战进行创造性地应战，乃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他们在接受了一次挑战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以后，在遇到又一次挑战时，很可能会出现明显失败的局面。他们以往的胜利，往往会成为他们再度承担创造性角色的严重障碍。那些在上一次挑战中取得胜利的创造者，当面对新的挑战出现时，他们往往不仅自己不去主动应战，而且还会极力反对新的应战者。而这些过去的创造者，由于他们在上一次挑战中的成就，现在往往是居于这个社会最有权力和最有影响的地位上，他们的反对会有何种程度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并且还又由于宣传的作用，整个社会的人们往往还会盲目地崇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并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衰落。

汤因比认为，革命成功过后，社会除对一些人的崇拜外，还会滋生出对某一或某些组织制度的崇拜，如对政党、国家、政治制度、议会等组织和制度的崇拜。汤因比强调任何组织制度都具有暂时性，它也像人类的创造行为一样，是寿命不长的，都有它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当出现新的社会力量挑战时，仍然抱着原来制度偶像，这个社会的衰落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他提出古希腊社会的解体和罗马帝国的衰落都是例证。汤因比认为，除对一些人和组织制度的崇拜外，人类还有一个难以根绝的经验主义倾向，即对一种或几种成功而熟练技能的崇拜。汤因比提出，一种文明的衰落“最主要的根源莫过于它以前过于成功”。汤因比提到，大量物种的灭绝，大概就是由于应付原来环境的能力太成功造成的。在汤因比看来，游牧民族和爱斯基摩人正是由于他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地投入到了游牧和狩猎活动，因此才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

汤因比关于文明衰落的理论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一是新内容必须要有新形式。汤因比“旧瓶装新酒”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理论是一致的，强调的都是社会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主动变革以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可谓是这一理论的最有力实证。同时启示我们，只有深度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赢得中国新一轮的大发展。二是崇拜既往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扼杀。崇拜既往是严重的自我缺失，汤因比提出的“三种崇拜”无不根源于实践主体自觉自醒自决能力的严重缺失。经济落后、科技落后，人之外的一切的落后，都只是一种现象的落后。一种文明的衰落、一个国家的落后，根本的原因在人，在于人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太盛，在于人的自主性、创造性、批判性严重缺失。三是民族振兴文明进步，首先需要从培养创新和批判性精神开始。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汤因比提出的“旧瓶装新酒”和“三种崇拜”等现象，就必须大胆解放思想，张扬批判性精神。批判是一种对现存对象的否定、修正、扬弃和超越。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史，就是一部实践主体批判史，不论是自然科学技术史，还是人类社会思想史无不意味着就是批判史。也就是说，人类是在批判中前行的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为何作出上述错误的论断呢？不在于他学识短浅，而在于他为稻粱谋，在于他是一个官方学者、一个英国外务官员。这就使得他的理论要比斯宾格勒“先天不足”了。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他的屁股坐歪了，他的脑袋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斯宾格勒就没有这个问题，虽然他有“身为德国人”这一局限，但他没有“身为德国官员”的多一层局限。因此他能够认识到：一切文明都会死亡。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他没有在政府领取津贴、在大学和智库基金会领取薪水，所以他敢于说出真话。正如我们根据中国的历史也能够认识到：任何朝代都会死亡。改朝换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国家政权不是被颠覆的，而是注定要自己灭亡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

谢选骏：共产党专政扼杀中国人才

《美国名牌大学金融系为何停招中国学生？》（2016-06-16 新华网思客 陈志武）报道：

中国父母向来有“望子成龙”的情结，而这种情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光宗耀祖”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们将教育变成了一种攀比。他们在乎的是孩子是否上名校，而不是孩子是否适合上名校。在某种程度上，孩子成为了父母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他们过的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父母希望他们过的人生。

名分等级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中国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的确很愿意付出，然而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相对比，这种付出不是一种伟大，而不过是一种势利。

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

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也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管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选择专业多来自父母安排——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去尽可能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众多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

也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开后门，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

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经常有朋友咨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我就想女儿读完大学，立即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完成学习任务后，再去工作、结婚成家。”

我就问：“为什么非要有读硕士、博士的任务呢？为什么不能大学毕业后先工作几年，让他比较一下工作和读书的差别，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工作还是学习，喜欢什么专业、什么工作呢？”

他们当然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读硕士博士”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大家都要子女读研究生，所以理所当然自己的孩子也要读。他们没想到也许自己的子女根本就不适合读研究生，也可能对学术和读书没任何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他们去读书，对子女是劳命，对父母是伤财，对社会是浪费资源。

这些朋友就说：“万一他去工作后不再想回学校读书了，那不就不好了吗？”我说：“如果是那样，那就更说明大学毕业后先工作是对的！否则，他们会浪费那么多青春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

在物质产能过剩、物质这么丰富的今天，温饱不再是个问题。父母可以给子女最重要的礼物是给他们提供经济条件，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选自己有激情的事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子女的父母显得太自私、太不尊重子女，这包括学校、专业、工作和婚姻恋爱。

世界是由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五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

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传统社会秩序压抑个人成长——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

由于三纲五常，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所以，就更加促长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

印度则是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更加讲理，以理服人。这些文化特点是上面三个硅谷实习生故事背后的重要原因。

中庸逻辑要求你不能声张，不能过多表达自己，什么都要适度。即使是讲道理、辩论，也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当然倾向于不会表达，即使表达或者争辩，也不会太认真，否则，内心会感到不自在，会内疚。

我这些年经常在中国生活，发现许多做母亲的不知道溺爱会害了孩子，让自己孩子永远长不大。比如，在我原来任教的一个大学里，一位中国教授已经30岁出头，没有结婚成家。尽管他已经拿到终身教授职位，但还是不成熟，因为他母亲还是每天跟着他、盯着管着他的一举一动，结果她儿子就没机会长大成人。

根据六年前我女儿用的一本美国中学教材的一些研究估算，中国大学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国同龄人要低3.5年左右，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和中国父母育子方式，在该放手的时候不能放手让孩子独立。

而成熟度跟领导力又高度关联，没有成熟就无法有领导力，就难以竞争谷歌、微软、花旗等公司的CEO岗位。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

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语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以至于等我们长大成型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作声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没有“软本事”。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谢选骏指出：这篇《美国名牌大学金融系为何逐渐停招中国学生？》初看标题似乎是在控诉美国对中国发动冷战，但看完了这篇，才知道不是指控美国冷战的，而是指控中国文化的传统的，而且说得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奇怪的是，这篇文章却丝毫没有提及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更没有说明正是共产党专政在扼杀自由的同时，也扼杀了中国的人才。别的不说，仅就文中提到的“硬本事”和“软本事”而言，中国文化其实很重视“软本事”的——中国历朝历代多少文人雅士，在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按照这篇文章的分法，他们玩得可都是“软本事”，而不是“硬本事”。玩“硬本事”的，在中国社会只能做“匠人”和“胥吏”，做不了大官的。很明显，正是共产党专政扼杀了中国人才的“软本事”，迫使他们像白痴一样地念着“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共产党专政扼杀了中国大陆红区的自由和思想，所以“历次政治运动”专门消灭的就是中国人的“软本事”，把他们变做一群除了政治表态以外什么都不会说也不敢说的螺丝钉。从小就听老一辈说：“不能学文科，否则会变成右派，下放劳动连老婆也娶不上，学理工科好，只要不说话就行了。”（怪不得中国的“理工男”连话都不会说了。）但我偏偏不信邪，因为我早就决定要凭一己之力，超过马恩列斯毛全部写作班子、编译总局、出版系统的总和，为一个被阉割了思想的中国，继一个绝世——让全世界的历史看看，中国人没有死完。母亲临死的时候，最担心我的命运。但是感谢上帝，我走到了今天。靠着耶稣基督流血见证，我就可以无视一切的困难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做革命的螺丝钉”正是共产党专政对中国人才的第一条要求。如果不符合这一条，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还谈什么别的？只有少数“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敢于犯难，不过结果，他们还真就被坐牢了、真就被杀头了！杀剩下来的榆木脑袋，才能勉强出国，爬到美国的高管位置上去。《美国名牌大学金融系为何逐渐停招中国学生？》一文，没有触及这个核心问题，因为作者就是杀剩下来的榆木脑袋做成的特殊材料。阿弥陀佛。

谢选骏：黑死病的进步意义

网文《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报道：

一：缘起——中世纪黑死病的赫赫威名，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有所耳闻。黑死病就是鼠疫，最近知乎上有一个高质量的有关鼠疫的回答。讲得就是中国抗击鼠疫的英雄，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事迹。相信大部分人应该还有印象。鼠疫危害之大，尤以欧洲中世纪为甚！

黑死病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死亡人数之多，堪称空前绝后，这场生态灾难带给欧洲的悲惨后果，成为中世纪黑暗的另一个写照，并由此引发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危机，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某种意义上，黑死病成为欧洲挣扎中世纪枷锁和实现欧洲文化转化的一个诱因。它与发生在此后的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同样是人类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 甚至可以说这场鼠疫直接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

这场鼠疫是由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使用“生物武器”引发的。1346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黑海港口城市克法(今费奥多西亚，属乌克兰)，因士兵染上鼠疫，部队迅速瓦解，绝望的士兵把患鼠疫死亡的死者尸体用投石机射入城内，城里鼠疫由此开始流行。城里的居民热那亚人逃离此城，鼠疫也跟随他们传播到西西里，随后又传播到欧洲大陆，之后席卷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北海岸国家，肆虐了三个多世纪，造成了很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在1346年鼠疫爆发后的短短5年内，第一波的鼠疫就导致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人口的半数。严重影响了当时欧洲宗教和经济活动。这次大流行在医学史上称为 “黑死病”。

二：直击——当鼠疫无法遏制地在欧洲大陆横行时，中世纪的帷幕就此落下了。无论是主教、贵族、商人还是穷人都无法逃脱这种瘟疫的屠戮，黑死病成为中世纪死神的象征。这游荡在中世纪欧洲天空的死神，直接导致了欧洲发生某些结构性的变化。

1.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大量的神父染病死亡，动摇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基本信念，使教会对普罗大众的精神控制严重削减。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清楚地洞悉了号称万能、救世的宗教与教会，在灾难面前竟然同样毫无作为。人们开始对宗教重新思考和追求，从这一点来说，黑死病对宗教改革也有促进作用。

2.孕育了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思想盛行，随着黑死病的日益猖獗，面对死亡，人们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待转向尘世的享乐。甚至主教、传教士和僧侣也都以不光彩的方式卷入这一狂潮。禁欲主义逐渐退出，人文主义逐渐兴起，人们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许中转向了对现世的关注。人类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 探索人性结构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追求平等与自由权，张扬人文主义，提倡社会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一些具有推动意义的新思想得以酝酿和传播，促使中世纪向近现代社会发展。“人文主义之父”的诗人彼特拉克宣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在永恒之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来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凡人的的幸福。”

3.劳动力的匮乏。在瘟疫流行的年代，欧洲人口的剧减已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的大规模匮乏，导致农奴制瓦解，大片农田荒芜，整个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在黑死病的冲击下，劳动者素质下降，农业生产力倒退，经济增长速度大减，甚至出现负增长，劳动生产的停滞甚至倒退，这无疑严重阻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这直接导致欧洲城镇的手工业几乎消亡，这也是后来文艺复兴强劲市场需求的主要原因。意大利最初的资本家们开始寻求先进的技术弥补减少的工人的产量，越来越多先进技术出现。

4.医学法律的进步。人们开始放弃信仰疗法，试用世俗的方法解决威胁人类生命的问题，研究抵制瘟疫的措施；由于病人的增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医院，一些医生开始寻求治疗患者的方案。也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比如在公共场合消毒，多通风；在食物选择上，尽量多吃干肉和新鲜水果……使医学向前进了一小步。
政府颁布卫生法令和法规，严格规定城市生活的卫生准则，有效遏止疾病的传播。
1377年，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首先颁布了对海员的管理规则。
1383年，马赛成立海港检疫站，威尼斯及其他沿海城市也都将这些防御鼠疫的公共措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

5.反犹主义。在瘟疫的阴影下，街坊邻里互不往来，都避而远之。在许多城市里，人们认为瘟疫是犹太人往水里投毒造成的。犹太人因此遭到特别严重的不人道对待。大量犹太人不是被迫迁移，就是遭到残忍的杀害。当时的编年史家雅各布·冯·科尼格所芬就曾描述了发生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次大屠杀，上千犹太人被认为是瘟疫的制造者而遭到杀害。到1351年，德国的60多个主要的犹太团体被彻底清除。许多犹太人逃到东欧——俄国和波兰——在那里，他们得到保护。慢慢地，更多的犹太人把自己的家迁到更远的东方（中东）。

三：回响——黑死病直接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推动了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的产生。人口的匮乏导致农奴制度的瓦解、享乐主义盛行又导致资本主义得以壮大，资本阶级话语权得以加重。相对于许多将财富积淀于土地而受创严重的土地领主，城市中的商人和金融家，却能较快地从灾难中恢复元气，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和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契机，迅速搜掠财富，许多大商人、金融家则平步青云，开始进入国家各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成了政府的主要决策人。从社会地位上讲，商人、金融家的地位开始逐渐高于贵族领主的地位。城市经济的涅槃重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成为欧洲从中世纪走入近代社会的开路先锋。

黑死病的发生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从技术到组织方式，从物质基础到各类思潮，这些思潮深刻的影响了当代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反犹主义带来的后果至今还是中东火药桶的导火线。（大量犹太人迁居中东，后来犹太人从Palestine 购买神赐之地—迦南以求复国）

四：结束——也许黑死病是偶然的，按历史规律发展，就算没有黑死病，黑暗的中世纪也会过去。对黑死病的推动作用不能太夸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黑死病在某个时期起到契机的作用。如果没有当年的那次黑死病扫荡欧洲，人类何时才能告别中世纪和铁器时代，现代文明又何由诞生？一个没有外部威胁，不懂得恐惧的物种，是否就将接近它的末日？这样看来，一时塞翁失马的我们，又焉知非福？

谢选骏指出：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大量灭绝，例如在英格兰，将近一半的人死去了。人类学家们就此指出：和一切传染病一样，黑死病主要夺走了下层社会的人口，而这些人一般属于智商比较低下一些的。结果，当黑死病过去之后，不仅大大提高了幸存者的免疫能力，而且大大提高了他们及其后代的平均智商。难怪黑死病过去之后，欧洲就进入了一个急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但是，上述《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一文比较缺乏“黑死病在人类学方面的影响比较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我认为很不幸的，在欧洲经历黑死病的“高智商洗礼”的时候，中国却经历了女真——蒙古屠杀的“低智商洗礼”！因为女真——蒙古这个“远东黑死病”的政策，就是“枪打出头鸟”，它所消灭的，主要是中国的高智商人口。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南宋灭亡之后，中国文明一落千丈，即使经过了明清到现代的八百年之久，依然没有恢复真正的创新能力。而日本和苏联的相继入侵，再度屠杀了中国所剩无几的高智商人口，并使得剩下来的精英瑟瑟发抖，不敢想也不敢说更不敢做，偌大一个中国，在文化创新的意义上，简直如同无人区一样！也就是说，从黑死病的“自然淘汰”和辽金元的“社会淘汰”这一分歧开始，欧洲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就拉开了距离。而这一距离至今也无法弭平。

谢选骏：解放军没有子弹

《美中进入冷战 距热战有多远？》（2016年5月30日 美国纽约中文《世界日报》社论）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Ashton Carter)上周连续两天在军校毕业演讲指出，美、中两国当前局势如同美、苏长达半世纪的冷战，美中南海较劲不过是大局势的一部分。他并指中国日益加强对邻国挑衅，是在构建「自我孤立的长城」。这是美国国防高层首次公开承认美、中进入冷战。无独有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上周也在例行记者会，批评美国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是「冷战思维」。中国副外长刘振民更画出两条红线，指中美之间「如果再发生类似越南战争和朝鲜半岛战争的事件，中方也不得不采取积极防卫措施」。

美中进入冷战式对峙，已是不争事实。两国战机前不久在南海险些再次发生类似2001年的撞机事件后，现在人们更担心，美中两强距发生热战究竟有多远？仅半年前，华府还以最高规格礼遇，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今年3月，欧巴马总统与前来华府出席核峰会的习近平确认欧习峰会「成果」。然而与两国元首极力营造的友好气氛矛盾的是，美国防长卡特先于今年初拒绝与来访的中国外长王毅见面，继而临时取消早就安排的访问中国行程，代之以登上在南海巡航的「史丹尼斯号」航母，向中国示威。美中军方较劲更加公开化、白热化。
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上将今年已不只一次提及，他要求将士们时刻有「今夜就(与中国)开战的准备」。有传闻指白宫曾要求这位经常发表鹰派言论的将军「闭嘴」，但传闻立即被白宫和哈里斯否认。此后哈里斯「大嘴」依旧，侧面证明决策高层似不惮于让军方一再释出敌对信息，持续敲打中国。
去年出版的一本幻想小说「幽灵舰队」(Ghost Fleet)，描述中国和俄罗斯与自满的美国之间发生世界大战，在五角大厦引起热议，并进入美军各部门推荐阅读书单，还写进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考的动态简报。该书假定中国21世纪中叶不断扩大其西太平洋军事活动，与美国为争夺马里亚纳海沟资源，终于引发全面大战。中国像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偷袭夏威夷，用导弹击沉美国航母，用无人水下航行器击沉美国核潜舰，摧毁美国卫星。战争结果中俄连手占领夏威夷，几乎完全控制太平洋。
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则热中讨论「需要多少弹药，才能炸沉美国一艘航母」。中国退休少将张召忠列出美国航母种种缺陷，以及有什么办法把航母击沉。这一讨论与中国舆论的一贯「兴奋点」吻合。
众所周知，中国军力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当台海发生冲突，中、日就钓鱼岛或东海油气田发生争端，或朝鲜半岛发生战乱，或南海领土争端导致兵戎相见时，如何「拒止」(Anti-access)美国介入。中国研发「航母杀手」东风21D导弹，发展攻击太空卫星技术，斥巨资建造多艘航母，无一不是为有朝一日与美国决一雌雄。
英国「卫报」日前报导，中国将首次派遣核潜舰进入太平洋巡航，因为美国新武器系统威胁中国现有军事震慑力。这一部署如属实则意味解放军将把核弹头装置导弹上交给海军，一旦高层指令，就能在短时间内发射。此前五角大厦向国会提出解放军军力报告就预测，中国可能在2016年首度进行核威慑巡航，即像美国一样让带核武的战舰在公海巡航，此举将使南海紧张的战略对峙关系更加恶化。
中国军方部署核威慑的首要原因，在于美国不顾中国反对，藉北韩发展核武而在南韩部署萨德飞弹防御系统(THAAD)，扩大防御网。北京也对美国在全球实时打击(US Prompt Global Strike)计划下，研发超高音速滑翔导弹，得以在一小时内对全球任何地方快速精准打击惴惴不安。
如今在海牙国际法庭有关南海仲裁结果即将公布之际，美中军方交锋更频繁。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前五角大厦官员博思科(Joseph Bosco)列出未来可能引爆美中战争的三大火药桶，包括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该智库资深研究员理查德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则认为，白宫应将中国在黄岩岛填海造地设定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并做好不惜一战准备。而兰德公司中国军事问题和战争推演权威戴维?希拉帕克(David Shlapak)则指出，中日之间对钓鱼台的争夺战，最终可能引发中美战争。
美中距热战究竟有多远？核武的威慑效应，核武大国发生战争史上尚无前例。但随着中国在南海部署更多攻击性武器，而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也升级，即使双方热战可能性不那么高，但擦枪走火或意外交火冲突，却只在双方官兵遭遇的一念之间。

谢选骏指出：一看就知道，上面这篇是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的台湾人写的——为什么说《世界日报》的《美中进入冷战 距热战有多远？》是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的台湾人写的？因为——它竟然说：“但擦枪走火或意外交火冲突，却只在双方官兵遭遇的一念之间。”《世界日报》的社论作者竟然不知道：解放军是没有子弹的！因为上级怕他们造反！解放军只有实弹演习的时候才配发几颗可怜的子弹，活动结束后还要上如数上缴——所以绝对不可能擦枪走火的！甚至，连解放军的岗哨卫兵都是没有子弹的，结果卫兵都吓得有了胃病了。可怜的《世界日报》，却以为解放军像美国的警察，可以随时向心仪的目标开枪！由这样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的台湾人来写中国评论，怎么可能“靠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