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一般认可“西汉与东汉之间存在改朝换代”，但却认为“北宋与南宋之间是一脉相承”。其实，北宋与南宋之间表面上一脉相承，实际上却有一个隐形的改朝换代。
（一）
网文《宋太宗即位之后是为何杀掉弟弟和侄子呢？》问说：宋太宗夺位之后，如何缓和矛盾，坐稳龙椅呢？
976年，38岁的赵光义登基称帝，史称宋太宗。而太平兴国的年号，可谓太宗一生的追求，而太宗即位之后的种种行为，却给这四个字蒙上了一层阴影。
宋太宗一生挥之不去的就是夺位之后的疑虑，他致力于开创自己的天下，即位之后等不到第二年，立刻改元，就是极端不自信，努力造成既成事实。又把自己的名字赵光义改为赵炅，炅，和光同义，明亮的意思，可是没有了原来的排行意义，看或许太宗心中不想让世人把自己仅仅看成是赵匡胤的弟弟，而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君王。可惜后人还是称其为赵光义，真是徒劳呢。
夺位的事情就不赘述了，在夺位之后，如何缓和矛盾，坐稳龙椅，是赵光义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赵光义解决的很不错，太宗继位后，大封群臣，尤其对赵匡胤的儿女和赵廷美特别优待，安抚自己的敌对派。毕竟秦王赵廷美手握重权，而宋皇后和赵德昭等人也有一大批自己的人马。太宗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以防和赵德昭等人勾结。而当时的宰相卢多逊等人，和太宗关系密切，早在藩邸，太宗就刻意结交，卢多逊也成为太宗朝的第一位宰相，风光了好几年。太宗又把自己的心腹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太祖朝的大臣。
而赵普因为权力过大，在太祖晚年已经罢相，赵普和太宗关系不和，据传是太祖问起皇位继承问题时，赵普说了太宗的一些坏话。在两人和好之后，赵普当然说一切都是谣传，自己怎么会说太宗坏话，肯定是政敌卢多逊造谣。而太宗也不再深究。事实呢，我想，在当初赵普追随宋太祖的时候，自然一切围绕太祖考虑，而赵光义正是太祖晚年最大的政治对手，也是威胁到太祖皇子赵德昭继承皇位的最大障碍，说一些“坏话”完全合理。
不过，安抚只是第一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斩草除根，让赵廷美、赵德昭兄弟从眼前彻底消失。而恰在太宗苦无良策的时候，赵普上书，表示自己曾经在杜太后临终之时参与“金匮预盟”，是现在唯一的最好的证人。于是太宗把赵普调回京师，两人密谋，一拍即合，以往的种种分歧，风流云散。赵普一生追求权力，在权力边缘的日子是危险的也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赵普的加盟，也让太宗对太祖的众多旧臣有了最有号召力的旗帜，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自己得位不正的尴尬局面。
于是两人合谋出台了“金匮预盟”，说杜太后临终之时，考虑到五代尤其是后周失去王位世因为国无长君，因此遗命赵匡胤百年之后传位其弟赵光义，赵光义传赵廷美，赵廷美再传赵德昭、赵德芳。金匮预盟使太宗朝初年蠢蠢欲动的反对派暂时的平静下来，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希望。
几年之后，太宗权势稳固，就深感“金匮预盟”是自己百年之后最大的祸患，群臣以为太宗皇帝百年之后会传位给赵廷美、赵德昭等，两位的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大，成为威胁到太宗统治的主要力量。“金匮预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兄终弟及的弊端，太宗比谁都清楚，而发生在赵德昭身上的一件事情更加深了太宗的忧虑。
太宗征辽时，赵德昭从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太宗只身逃脱，不知所踪。这时有人商议立德昭为帝。后来，太宗生还，此事便作罢。班师回京后，太宗以此次北伐不利，对之前平定北汉的功臣也不进行封赏，将士们不免议论纷纷。德昭便为将士们请赏，认为即使与辽作战失败了，还是应该赏赐平北汉有功的将领。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就说：“待你做了皇帝再赏赐也不迟。”此言一出，赵德昭惶恐万分，低头垂泪，默然而出。
众将拥立赵德昭称帝，成为太宗皇帝心头无法忍受的刺痛，而太宗的话语也撕裂了两人表面的和睦。在不久之后，赵德昭莫名死亡，是自杀？是他杀？无论赵德昭具体如何死的，太宗都难辞其咎。而在两年之后，赵德芳又莫名死去。
毕竟赵德昭和赵德芳仅仅是少年皇子，和一些手握重兵的将军，手握大权的宰辅没有密切的联系，除去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而赵廷美就不同了。赵廷美多年为官，身居高位，而且在太宗即位之后担任开封府尹要职，身边有一大群中枢要员。
而赵普的加入让太宗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赵普和卢多逊素来不和，刚好查到卢多逊和赵廷美的来往信函，宰相和王爷之间的信件来往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私下往来有违朝廷制度。于是赵普状告卢多逊沟通赵廷美，意图不轨，并且卢多逊在信中说希望太宗皇帝早日晏驾，赵廷美尽早登基，而赵廷美虽然表面斥责，却赠送弓箭以示赏赐。太宗闻言大怒。而太宗的一些心腹也纷纷举报赵廷美意图谋反，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风声鹤唳。
太宗当然是个明白人，抓住大好时机大做文章，虽然赵廷美谋反最终也没找到切实的证据，但是在朝廷上下已经有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而且和宰辅私下往来确实有违制度，于是罢黜赵廷美开封府尹，迁居西京、房州。赵廷美虽有不满，但自己与大义有亏，只能忍气吞声。而太宗步步紧逼，授意当地官员，加紧监管，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太宗密奏。984年，赵廷美忧愤成疾，最终病逝。至此，太宗最终解决了自己的即位问题。
谢选骏指出：但是太宗绝对没有想到，他做的再绝也无法杜绝后患——所以他的后代只到北宋为止，无法绵延于南宋朝廷了。南北两宋之间表面上一脉相承，实际上却有一个隐形的改朝换代。
（二）
网文《斧声烛影——宋太宗赵光义弑兄篡位之谜》报道：
宋太祖赵匡胤雄才大略，五十岁时却突然暴死，第二天其弟赵光义便于灵柩前即位，是为宋太宗。宋太宗是否弑兄夺位？前一天晚上“斧声烛影”的情况，古籍记载中也只是语气隐隐约约，文辞闪闪烁烁，给人留下遐想的天地，给历史留下千古之谜。
据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晚，天空清朗，星斗明灿，太祖在太清阁散步赏景，颇觉心旷神怡。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急传宫人开端门，召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光义到后，兄弟两人在大内酌酒对饮，命宦官、宫嫔都退下。宫人们只能在稍远处伺候，只见大内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好像是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已敲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只见太祖手持柱斧戳雪击地，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说完就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晚，光义也留宿宫内。次日早晨将五更时分，宫人在寂静无声中发现，太祖已经驾崩。
司马光《涑水纪闻》诸书记载：当晚四更时分，太祖晏驾。宫人马上报知宋皇后，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立即召四子秦王赵德芳进宫。而王继恩以为太祖一直打算传位给弟弟光义，竟不去宣德芳，而径赴开封府召光义入宫。继恩来到开封府门前，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玄德坐在门口，便上前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有事召见，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是者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继恩告以宫中之事，两人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听后大惊，犹豫不敢入宫，声称要与家人商议。一旁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一句话点醒光义，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
到达宫门，继恩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等待什么？直接进去！”三人遂俱入大内。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答：“晋王到了。”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等缓过神来只得怅然说道：“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官家是宋时宗室大臣对皇帝的昵称。）光义也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一种意见认为，宋太宗是弑兄夺位。以《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就是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当晚光义又留宿于宫中，以便在次日抢班夺位。是时，光义虽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太祖诸子也都已成年，都可名正言顺地即位，太祖之所以迟迟不宣布皇储人选，应仍在思想矛盾之中。同时，太祖与光义兄弟间也时有矛盾产生，如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是和平收买还是武力征伐，兄弟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太祖曾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更何况历史上皇位兄终弟及者毕竟属不太正常，太祖随时可能改变想法，就是说对赵光义来讲，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不小的变数。那么，如何抢班夺位？自然就成为光义当时最需苦苦思索的问题。而“斧声烛影”的当晚，应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据《烬余录》记载，“斧声烛影”为突发性事件，存在具体生动的偶发起因。后蜀花蕊夫人费氏在亡国后被召入后宫，成为太祖宠姬，而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太宗趁太祖酒酣入睡之时，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太祖朦胧间发觉而怒斥之。太祖手持柱斧愤慨击地，并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就是怒斥道：“你做的好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兄长的宽宥，也早有抢班夺位的预谋在胸，所以乘此机会下了毒手。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如果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当时精力非常充沛，频繁出巡各地，幸西京（洛阳），次巩县，拜安陵……而且于其时，史书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身体应该是健康的。故太祖暴卒，显然不是因为生病。有人推测太祖是饮酒过度而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还是有节制的。如果说此次因酒致死，其时与光义共饮，太祖贪杯猝死而光义安然无恙，这也太蹊跷，或可说明光义在其中做有手脚。因为太宗的确精于此道，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酒里下药而毒死；后蜀降王孟昶也因此而暴卒；吴越国主钱俶是在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就暴死。所以很有可能是太祖发现了酒中有问题，才连声对光义大呼：“你做的好事！”
此外，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其政变登基之时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象天文之学，与光义亲信程德玄友善，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来见德玄，说：“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光义，光义下令把马韶看管起来，即位后才将他放出，很快授以司天监主簿之职，这说明程德玄也完全预知即将发生的政变。尤其可疑的是：程德玄是医官，《涑水记闻》卷一载：“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说：“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一个医官会受到太宗的如此宠遇，很可能是其用有关医术帮助赵光义取得了帝位。或者说“斧声烛影”当晚的酒毒由他配制，所以他急于知晓结果，到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实是在等候宫中的消息。而太监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皇后的旨令，不宣召赵德芳，径赴开封府找赵光义，也说明两人或早有约定。当赵光义犹豫不决时，王继恩更是直言不讳地提醒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都透露出太宗幕僚集团的事先默契。
最后，从宋皇后的言行中也可推见太宗继位出自强取。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令太监召儿子赵德芳进宫，而不宣赵光义，表明太祖至死都役有确定光义是皇位继承人，由于是猝死，也不会有传位的遗诏。所以皇后想召儿子进宫即位，是很正常的举动。哪知被光义抢先一步，以其在开封的势力而言，皇后母子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一见光义便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母子的性命堪忧，惊恐之余只能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实际上只能认输，以求一条生路。如果赵光义是正常继位，皇后没有必要如此反应。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光义无关。以《涑水纪闻》所载为据，光义是回到开封府，由太监王继恩报告消息，再步行入宫。就是说太祖暴死时，光义不在寝殿。而兄弟对饮时，太祖对光义所说：“好做”，意为“好好做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改成“好为之”。从医学角度看，太祖身材矮胖，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摹南宋宫廷藏画《蹴鞠图》中的赵匡胤像就是如此，加上他嗜酒如命，去世的那天晚上，饮酒睡下后，鼻息如雷霆，这应该是脑溢血发病前的典型症状。也有人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优郁症。所以《续湘山野录》所载“斧声烛影”之故事，实是不经之谈。
有人误解史书中所说的“柱斧”，以为“斧声烛影”就是赵光义在烛影下用利斧劈死太祖。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玉石为材料，“斧声烛影”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大内寝宫中不可能放有利斧这样的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无须做得如此露骨。
总之，在这一疑案中，太宗存在许多难解的疑点，有些细节也许永远将是历史之谜。太宗继位后，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很耐人寻味。如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来说，子继父位，或弟承兄业，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承认和尊重，当年是不改元的，更何况已近年底。太宗这么急于改元，急到还有几天都等不及的程度，后人估计是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而干出的傻事。还有太宗登基没几天就局促下令：全国禁止传习天文星象、阴阳卜相诸书，有私习者斩首；并通知各地官府，迅速将全国原本已知的天文相术之士全部送京甄别。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对各地送到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于甄别后，把其中六十余人留在司天监任职，其余近三百人以“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罪名，全部发配到沙门岛。太宗如此迫不及待地处置这些术士和严禁私习有关书籍，显然想禁止有关不利的舆论和流言的产生与传播，这是否为其心虚的表露呢？
太平兴国四年（978），太宗亲自率军灭了北汉，又乘胜北上攻辽。这次北征由于轻敌被辽兵打得大败，全线溃退，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箭而仓皇奔逃。军中一时不见主帅，大臣疑太宗或已蒙难，诸将遂谋立太祖之子德昭继位。未成事实，太宗很快返回军中，闻知经过，心中愤懑异常。归朝后，德昭请太宗论功行赏，主要是对剪除北汉的有功之臣。太宗不待侄儿言毕，就怒目斥责道：“战败回来论什么功？等你为帝时，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回宫后竟然拔剑自刎而亡。德昭为什么如此想不开，估计一定受到什么威逼，然而史载已将其中隐情抹去。只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有关的责任。两年后，其弟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殁。太祖过世才四五年时间，他的两个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辞世。看来，当年宋皇后之担优，完全应验了。甚至在宋皇后去世时，太宗也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这种种迹象，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最让人深感蹊跷的是，事隔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宋太宗赵光义的后代，南宋高宗赵构的惟一幼子早夭，而高宗也就此丧失生育能力，就是说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了，那怎么办呢？绍兴年间，官员中暗暗谈论着天下战乱，二帝北虏，实为冥报的传说，早有的“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也更为流传，有的官员甚至上言，希望高宗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立为皇储。这时隆祐太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在诸臣的请求下，高宗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宋高宗赵构终于找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琼，后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是否为上天感知，而强迫太宗的子孙赵构以实际行动作一些弥补呢？
建立北宋后，宋太祖赵匡胤大刀阔斧，整顿军队，调整了行政机构，集中了财权，从而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同时，他先后平定了南方的一些割据政权。正当他雄心勃勃，大展宏图之际，做了十七年皇帝的赵匡胤却于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晚上突然离世，年仅五十岁。对于他的死，《宋史》等官方的记载十分简单，不讲是什么原因。数十年后，民间的笔记小说开始谈及宋太祖之死。由于谈起这件事的笔记小说极为庞杂，不久就越描述越玄乎了。
北宋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是最早谈起的一本书。书中说：十月二十日这天晚上，天刚暗，星斗明灿，宋太祖满心喜欢。不一会天气突然起了变化，阴霾四起，雪雹骤降。宋太祖命人打开端门，将自己的弟弟开封府晋王赵光义召来。赵光义来后，太祖让他进了寝宫，两人酌酒对饮，太监、侍婢全部退下。只见烛影下的赵光义不时地在桌子旁站起来，好像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二人喝完酒，已是半夜三更，殿前的积雪已积到数寸。赵匡胤拿了斧头刺雪，回过头来还对赵光义说：“好做，好做。”之后太祖脱了衣服睡觉了，不一会鼻息如雷霆。当晚赵光义留宿在宫殿内。将近五更时，在宫殿周围的人一点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太祖已经驾崩了。当天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宣读遗诏结束，近臣瞻仰宋太祖遗容，只见“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很多人认为这条资料不是空穴来风，虽不能说字字准确，但也大致可信，所以习惯上将太祖死的过程称之为“烛影斧声”。
另外，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也记录了宋太祖死时的一些情景，没有说宋太宗是杀宋太祖的凶手，却讲到了太宗是怎样篡位的：太祖刚死时，孝章宋皇后让内侍都知王继隆召太祖子秦王德芳。王继隆知道宋太祖一直有想法要传位给晋王，所以不到德芳的家里，而亲自一人直接来到晋王家里。刚近晋王府，见医官程德玄坐在门口，问他为什么来，德玄说：“昨夜二更时，有人到门口来叫我，说是晋王召。到门口一看，却不见人影。我恐晋王有病，所以就赶来了。”王继隆觉得很怪，就告诉他太祖已死。叫开门，两人一块见到了晋王。听到宋太祖死的消息，晋王大吃一惊，犹豫再三，不敢前去，说：“让我和家人商量一下。”跑进内屋后久久不出来。继隆催促他说：“时间太久了皇位要为他人抢走的。”于是与晋王雪地里步行至宫门。三人来到寝殿，宋皇后听说继隆回来了，问德芳来了没有，王继隆回答说：“晋王至矣。”宋后见到晋王，愕然不知所措，连忙改口称“官家”，还说：“我们母子的性命，全部托给官家了。”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宋代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综合了上述这些书而录入，使得“烛影斧声”这个千古之谜更广泛地流传开来。
历代很多人认为宋太祖死得太突然了，而且与这些故事的主角宋太宗赵光义有关。宋太祖之死，是宋太宗下毒手的结果。不过宋太宗是怎样下毒手的，却有各种不同讲法。
有人认为是赵光义在酒中下了毒。《默记》卷上记载，宋太宗曾以牵机药赐死李煜。《烬余录》说，孟昶和钱俶也是被宋太宗毒死的。酒中下毒是太宗的惯用手法，宋太宗与医官程德玄的关系十分特别，可能是德玄用医术帮助了宋太宗登上皇位。
有人根据《烬余录》甲编的记载，认为宋太宗调戏花蕊夫人而被宋太祖发现，一时性起杀了太祖。该书说：宋太宗平日里在太祖面前多次称赞花蕊夫人费氏很有才能。几个月后，蜀主孟昶死。太祖很想看看费氏长得怎样，就马上召费氏入宫。由于费氏十分敏慧，宋太祖十分欢喜她，把她留在身边长达十年之久。这天晚上，太祖因病卧床。到了半夜，太宗叫他，见太祖不应，就乘机调戏费氏。太祖醒过来看到后，用玉斧砍赵光义，于是两人扭打起来。等到皇后和太子来时，太祖已经奄奄一息了。赵光义砍伤太祖，感到十分羞愧，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的府第。第二天早上，宋太祖崩。有关专家认为，太宗戏妃直接导致了“烛影斧声”的发生。宋太宗好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曾经强抢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霸占了李煜的后妃小周后，还掠夺北汉嫔妃。
有学者认为调戏花蕊是偶然事件，太宗要杀死太祖的真实原因是二人之间权力分配不均。赵匡胤只知道防范大臣，却放松了对弟弟的防范，致使他权力坐大，超过了皇族集团内部任何人，因此自然地引起赵光义早日登上龙位的欲望。二人在军事、迁都方面主张都不一样，矛盾激化的结果使赵光义最后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般人认为是宋太宗杀了宋太祖，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宋太祖并非死于暗杀，他的死与太宗无关。明清时期已经有许多人提出了“斧声烛影”的事不可信，在抗日战争时期逝世的宋史专家张荫麟撰文，也说太祖不是死于暗杀。另有人认为宋太宗杀宋太祖事实上不太可能，《湘山野录》是一部笔记，出现已是在数十年之后，最多只能说宋初有这样的传闻。
日本有个学者叫荒木敏一，他认为赵匡胤很爱喝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这个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宋太祖的确是喜欢饮酒，但事实上他早在建隆二年(961)，就对近臣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他对饮酒早已有所节制，所以不可能死于饮酒过度。
另有学者发现赵宋宗室有家族病，主要是由躁狂忧郁症引起的暴亡、早亡、精神病，这些病都会遗传。赵氏家族第一代赵匡胤五人，善终者只有太宗一人，其余不是早亡就是暴卒。第二代太祖四子中，忧死和早亡各占一半，宋太宗九子，得尽天年的只有一人。赵氏一、二代共28人，其中夭死4人，一个年龄不详，余23人平均年龄只有41岁，比宋代上流社会平均62岁小得多。在《湘山野录》等书中，作者毫无暗示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倒是后人在疑神疑鬼。而且当时夜宴在皇宫内进行，太祖召太宗进宫，太宗根本无法预作准备。宴会间左右不曾离人，太祖入睡时也无异状，又有侍寝守护，说是太宗谋害简直不可思议。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是由于躁狂忧郁症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症，即通常说的脑溢血。史书中记载赵匡胤死前的许多情形，都是脑溢血的典型症状。
宋太祖死于非命，这是许多人都能够接受的，但到底是病死还是被杀死，目前仍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使大家都加以信服。但就太宗在此后心安理得地登上帝位而不是让给太祖长子德昭，及此后将具有资格可能承袭皇位的皇族全部借故剪除来看，太祖之死应该与太宗有关。《湘山野录》上的记载多少有点吞吞吐吐，说明了早在宋代就有人开始疑神疑鬼了。
自明代程敏政的《宋纪受终考》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研究此事的文章层出不穷，认为这一事件纯属篡弑性质，似已作为定论。至于案情的某些细节，却因年代久远，证人证物早已灰飞烟灭，根本不可能再做出确切的判断，仍可称之为千古之谜。
宋太宗是宋朝第二个皇帝，他即位时，中原尚未统一，政权还刚草创。他“性嗜学”，酷爱读书，讲究文德致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却又多疑褊狭，刚愎自用，更是手段狠毒，喜欢女色。那么他是怎样的一位皇帝？其历史作用又该如何评价呢？
《宋史·太宗本纪》载，赵光义自幼喜欢读书，“性嗜学”。其父赵弘殷总兵淮南时，每攻破州县，必到处搜求古书，给光义学习。由于刻苦钻研，且坚持不懈，所以“工文业，多艺能”，热衷诗文，挚爱书法，耽迷围棋。据说在战事频乱的年代，他领兵作战，也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军帐中秉烛夜读，书籍、书袋成为他的随身之宝。他从书中学到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了解古今帝王成败的故事，吸取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
称帝后，实行抑武尚文的统治政策，大量任用文官主持政务。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尤为重视发展文化事业，而卓有成就。五代时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只有小屋数十间，且湫隘卑痹，仅蔽风雨，周庐徼道，朝夕喧杂。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视察三馆后，看着左右大臣说：“这些小屋如何蓄天下之图籍，待天下之贤浚？”即日下诏有司，另辟开阔地区营造新三馆，其栋宇之制，太宗亲为规划，然后令中使监督工徒，昼夜兼作。建筑期间，太宗还两次临幸，察看工程进度。第二年完工，三馆宏伟壮丽，甚至甲于内庭。太宗赐总名为“崇文院”，图书分贮数廊，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余卷。其后又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用来收藏三馆的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宝。
太宗时期，命人编辑了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如命国子监重行校刊九经，开雕前四史及《说文解字》诸书，后又命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等。太平兴国九年（984），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图书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又派人专程到江南、两浙诸地购募图书。这类要求民间献书及购募图书的措施，太宗一朝并不少见，所得图书也均藏于崇文院内，崇文院及其馆阁实际上成为宋代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
崇文院西廊留有便门，以便太宗光临。太宗在新院建成后，的确常到院中看书，并常召大臣到院浏览藏书。他请国子博士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龙颜大悦，说：“足以为戒。”他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决心每日读三卷，一年之内通读一遍。于是令史馆每日进呈三卷，不论寒暑，持之以恒，终于按时读完，于是将是书原定名《太平总类》改为《太平御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太宗自称每天退朝后“不废观书”，不论政事多么繁忙，都能坚持读一点书，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太宗还力劝武将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密，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
太宗读书范围颇广，各种学派的书籍都曾涉猎，且对书中的观点略作评论。如读《阴符经》时，批点道：“这是一部诡诈奇巧之书，不足为训。”在读《道德经》时，又感慨道：“书谓‘不善者，吾亦善之’，是说修身治国者应该有所包容，否则如何治理好天下呢？”他还勤于写作，常与朝中群臣进行诗文唱和，以为乐事。如平定北汉后，他作《平晋诗》令群臣唱和。有一年游览雪景，又作《雪诗》令随从唱和。曾把自己的诗文编为《御制诗文》四十一卷。《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他的《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
太宗对于书法的历史、笔法、字学等方面，也都虚心向史家请教，使自己的书法达到较高的造诣。他不但精通草、行、篆、籀诸体，且风格自成一家，被后人列人宋代著名书法家的行列中。淳化三年（992），他把唐太宗、唐玄宗、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颜真卿等名家精品编成《淳化阁法帖》，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书法宝帖，流传后世。
太宗还是个围棋高手，在黑白世界里，照样运筹帷握，纵横驰骋，显示出较为卓越的才华。据说，当时著名的国手杨希紫、蒋元吉等人都曾败在他手中。当然和皇帝下棋，谁敢操输赢之权，不过太宗时常能与国手过招，也足见其棋艺不差。一些大臣见太宗与人对弈绞尽脑汁，不知疲劳，就劝他注意身体。太宗则说：“朕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想借此躲避六宫的诱惑，众爱卿不必多言。”似乎有不喜女色之意。
从以上事迹看，赵光义就像是一个十足的书生。然而考察其为人，宋太宗绝非善类，可以说是一位令人侧目的奸雄。
首先是多疑褊狭。经过十余年的处心积虑，太宗终于登上皇帝宝座。也许深知权力角逐的阴险狡诈，即位后用主要精力防范内变。曾坦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长编》卷三二）其所谓“内患”，指朝廷内部危及皇权的变乱，这话充分反映出太宗整天忧心忡忡，主要是考虑如何确保皇位的稳固。在这一心理支配下，太宗养成多疑褊狭的心术，所以其施政事必躬亲，大权独揽，且任人惟亲。如他在开封府尹任上就广招幕僚、军校，有学者考出至少有六十六人，即位后更是信用幕府亲随，由此探事者横行。还有太宗一朝，相不久任，更换频繁。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共用九人为相，一般多在两年左右。不但席不暇暖地换相，还用各种办法削夺中书事权。他口头上提倡黄老无为之学，实际上采用法家专制一套。所以有学者认为，太宗是宋代君主专制独裁有关体制的创始者。
其次是手段狠毒。本书中已叙述了“斧声烛影”太宗弑兄夺位的故事，“王室冤狱”是讲太宗予弟谋篡的罪名加以迫害，还有逼死侄子，不敬嫂子诸事。《默记》记载，南唐国主李煜是被太宗以牵机药毒死。据《烬余录》甲编，后蜀国主孟昶和吴越国主钱俶也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而致死的。此酒毒也犹如太宗之心毒。
再者是刚愎自用。太宗两次攻辽战役，都以大败告终，其实都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第一次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用五个月时间讨平北汉后，实已师老饷乏，不宜再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辽国在景宗的统治下，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有进展，政治也算清明，勇将不少，边境稳固。而太宗偏要乘胜扩大战果，率军北上，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半月不下。辽国援军南下，与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激战，结果宋军全线崩溃，太宗中箭仓皇奔逃，被辽军追杀三十里，使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第二次雍熙北征，本书 “杨业之死”中有详尽描述，由于太宗的刚愎自用，此战输得更惨。至此，宋朝君臣将士中普遍产生恐辽心理，彻底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对辽只能采取一味保守的战略防御态势。不久，在辽国的进攻下，只能订立澶渊之盟，背上沉重的岁币包袱。
还有好色。《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淳化四年（993），有官员乞放宫女三百，太宗对执政说：“宫中无此数。”执政为讨好太宗，请以狂妄罪名惩处该官员，太宗释而不问。然而到至道三年（997），太宗刚去世，真宗即位不久，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事隔不过四年，两个皇帝的说法就大相径庭，既然嫔御甚多，那宫女之多自然不在话下。为什么太宗不愿释放宫女，还要扯谎？《默记》载，光义在开封府尹任上时，看中一个十几岁的青州女子，派人强行窃买，此事太祖都颇为恼怒。又载南唐后主的小周后每次入宫则被太宗留数日之事，宋人画有《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还载有太宗将李煜宠信的宫人乔氏纳人宫中诸事。《烬余录》载有太宗灭北汉而尽收其王室嫔妃之事，还有太宗与后蜀花蕊夫人的风流韵事等。均可证太宗实为好色之徒，且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宋官妓营妓》考证出：“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宋太宗居然是军队配备随营妓女的始作俑者，这又可见在宋太宗眼中妇女地位之卑贱。
宋代是在太宗手上完成统一大业，经济与文化事业均有较大发展，皇权统治也基本稳固，然而对外族的军事行动屡败，农民起义时有爆发，积贫积弱之形势已萌芽……有学者认为，在宋初历史上，太宗朝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太宗终不能臻于治，给有宋后世带来很大后患。总之，其历史作用甚为微妙，其人品也确实令人难以定论。
杜太后临终前，与儿子宋太祖赵匡胤约定，将来死后把皇位传给宋太宗赵光义。这段由赵普记载的盟书，经太祖亲手放于金匮之内，成了宋太宗继位合法化的最好证据。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清末，有人提出了疑问，接着人们纷纷认为杜太后的顾命是伪造的，“金匮之盟”成了一团历史疑云。
“斧声烛影”事件后，赵光义在太祖的灵柩前悲痛即位，是为太宗。但一些事情总使人有所怀疑，如太祖不曾卧病，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在此之前太祖并没有足以致命的病史，为什么竟然一病而不起？宋太宗在即位当年的十二月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而按常规，新君即位当年应沿用旧的年号，次年方得更改，太宗为何如此迫不及待？一时之间，疑云重重，朝野上下暗中议论纷纷。这时，忽然又出现了“金匮之盟”。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受卢多逊排挤已罢相的赵普密奏太宗，谈到其母昭宪杜太后临终顾命之事。太宗找到誓书，打开金匮一看，不由得大喜，于是赵普重新得到重用，晋升为司徒兼侍中。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记载道：建隆二年(961)，昭宪杜太后临终前，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在世时间已不长，就召宰相赵普等入宫受遗命。太后问太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得天下吗？”太祖说：“能得天下主要是靠了祖宗们和太后的恩泽。”太后说：“不是这样的，恰好当时是柴氏让个小孩子主天下，群情不服。如果后周有年纪稍长一点的国君，你怎么能够得到皇位？你与光义都是我生的，你之后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四海至广，能立年纪大一点的国君，这是社稷的福分。”太祖一面哭一面顿首说：“怎么敢不如太后教诲的那样去做。”转身对赵普说：“你把我们说的话全部记下来，不能有所改动。”赵普就在病榻前写成誓书，并在纸末署上自己的名字：“臣普记。”太祖手封其书，将之放到金匮之中，命可靠的宫人掌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匮之盟。
在这条资料下，李焘又注释道：“司马光《记闻》称太后命传位给二弟，其本意是指太宗及秦王廷美。现在是根据《正史》和《新录》综合成的，而《旧录》原本不载这件事。《正史》和《新录》也称太宗入受顾命，而《记闻》不载，今从《记闻》。”翻看《记闻》的记录，太后是这样说的：“汝万岁后当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也获安矣。”李焘注释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李焘的记录，是综合了各书编成的。其中《正史》是指成书于宋仁宗时的《三朝国史》，《旧录》指成书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太祖实录》，《新录》则指成书于真宗时的《太祖实录》。另《太宗实录》修于太宗至道三年，其时太宗已死，成书于真宗咸平元年。以下各书除《太宗实录》残存外，其他均已亡佚。
由此看来，昭宪顾命最早的记录是《太祖新录》。在此之前，《太宗实录》已涉及赵普于太平兴国六年密奏昭宪顾命的事情，并像模像样地谈到太宗找到金匮后，打开一看，如获至宝，“遂大感悟”。据此李焘认为顾命时，太宗是不在边上的，后来的史书是进行了加工润饰。
“金匮之盟”的出现，使太宗的继位变得合情合理，使人们原先对他即位的怀疑一扫而光。长期以来，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却变成了称颂宋太祖坦荡无私的具体例证。尤其是明代的一些评论家，都接受了这种说法。
清代后期，学者恽敬对此提出疑问，认为盟约内容是掩饰之说。毕沅的《续通鉴》有两处考异认为《长编》记载是曲笔，决不可信。当代学者也认为“金匮之盟”可能有诈。
史学家张荫麟认为顾命之事有很多破绽。其一，杜太后死时，太祖仅三十五岁，长孙德昭十一岁，杜太后怎么能预知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幼童？其二，太祖既遵母命，为何将盟誓藏起来对谁也不说？太宗即位五年后，打算对皇弟廷美动手时突然将盟誓公布，其中很有可疑之处。其三，赵普是参与盟誓的，太祖在世时自不能多说，但太宗即位后为什么不马上说明，要待数年之后？其四，太宗时修的《太祖实录》中没有“金匮之盟”，到了真宗时修《太宗实录》就有了，而且又说太宗也是在场的，史料的记载为何这样矛盾？此外，金匮盟誓全部在秘密中进行，知情者最多只有四个人知道，太祖和太后已经作古，剩下赵普和太宗，想怎样讲就可以怎样讲，谁会知道真相是怎样的。因此他认为“金匮之盟”是假的。
之后，怀疑“金匮之盟”的人蜂拥而起。
有人指出，在宋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皇帝健在，而太后为接班事草遗诏的。即使皇帝没有儿子，也不用太后越俎代劳。杜太后草诏的理由是为了不重蹈周世宗传位幼子丢失天下的覆辙，而太祖身体很好，屡次出兵亲征，太后怎能知太祖必然短命？如有遗诏，太宗临终时必然会布置人打开金匮，即使是突然死亡，皇后和掌管金匮的宫人也应知晓其事，为何要到六年之后才由赵普揭出？如有遗诏，应该全文公布，堵众人之口，却闪烁其词，只有大概意思。太宗既然要利用遗诏证明自己继位是正当的，但又为何自己传给比弟侄年幼的儿子？结论只能是赵普为了投靠太宗，恢复相权，报复政敌，才编造了遗诏。
有人认为顾命可能是有的，但太宗公布的盟誓是假的。昭宪临终或许是有此顾命也未可知，但绝无藏于金匮二十余年之久的盟书。另外，昭宪太后顾命没有谈及太宗死后再传位给太祖之子也极悖常理，李焘在长编中实际上已有所怀疑，他说：“始太祖传位给太宗，这是昭宪太后的顾命。有人说昭宪和太祖的本意，是想太宗再传位给弟弟廷美，而廷美再传位给太宗长子德昭。所以太宗即位后，马上任命廷美为开封尹，廷美之子德恭授贵州防御使，称为皇子，这些都是太祖和太后的本意。”由于赵普在金匮之盟中记录和最终披露者都是他，可以认定伪造者就是他。成书于太平兴国五年的《太祖旧录》对这件事没有记载，此年就发生了这件事，说明伪造就在这一年。宋太宗和赵普伪造这个盟誓的原因，主要是为自己无太祖顾命入继缘饰。太祖死之前，太宗为开封尹，而太祖诸子虽已成年出阁，但均未封王，更无太子之位，太宗实际上居储君之位。然太宗想到自己毕竟是没有太祖顾命，又无正式储君之名，弟继兄不合常例，所以出此下策，寻求合法正式依据。《三朝国史》、《太祖新录》的编撰者当然也是不信金匮之盟的，但为尊者讳，就作了许多润饰，称太宗也是入受昭宪顾命的。
问题是“金匮之盟”既然有可能出自宋太宗篡位后伪造的，属子虚乌有，那么宋太祖自己心中有没有继承人？继承人究竟是谁？
有专家认为烛影斧声事件的当晚，宋皇后突然发现宋太祖死于非命，急命内侍王继隆速召太祖子秦王德芳。当看到召来的不是秦王德芳而是晋王时，宋皇后大惊失色。如果有金匮之盟，宋皇后当不会不知道，就可能不会去召秦王抢先来柩前即位。宋太祖死时秦王德芳已十八岁，不为幼儿。宋太祖如果再能活几年，就会将秦王培养成为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继承人。在许多资料中，可以看到其实宋太祖是在不断地培养秦王，让他多读书，参加各类政治宴会。宋太宗也知道宋太祖的意思，所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抢班夺权，伪造了所谓的“金匮之盟”。
事至今天，还是有个别人认为金匮之盟是真实的。杜太后遗命是从五代以来现实政治考虑的至理，太祖以长弟为储在客观上是势所必然。宋太祖不将金匮之盟昭告天下，可能是他觉得没有必要改变五代以来不正式立储的习惯，而且可以保留最后的选择。太祖考虑到一旦公开盟约，便大有可能引致家人子弟为营谋帝位而相倾。赵普在太宗登位时，与太宗嫌隙甚深，贸然公开密约，安知是祸是福？揭示金匮之盟时，太宗已登基六年，继统已没有争议，赵普的意思其实是想力谏太宗不可再徇于母命，他力持的是父死子继的正论。太宗如果存心作伪，应该在一登基便干，而且最好令伪说人于死无对证的地步，而没有必要让居心叵测的赵普为他完谎，使自己处于受要挟的境地。
将杜太后的顾命藏于金匮之中，从记录上看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从事理上推断，却多少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即使意见相反，大家还是无法说服对方。
宋孝宗被普遍认为是南宋最杰出、最有作为的皇帝。宋孝宗赵昚（1127年11月27日－1194年6月28日），宋朝第十一位皇帝（1162年7月24日—1189年2月18日在位），初名伯琮，后改名瑗，旋赐名玮，字元永，谥号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宋孝宗是宋太祖的后裔，也是宋高宗赵构的养子。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廿二，宋孝宗赵昚出生。宋孝宗赵昚的七世祖先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四子赵德芳。宋孝宗赵昚父亲为秀安僖王赵子偁。由于宋高宗赵构的唯一儿子元懿太子夭折后再没有嗣子，而宋太宗的后代除了赵构，其他的全部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军掳走，所以宋高宗赵构只好从宋太祖后代中选择继承人。《异迹略》记载，宋高宗赵构被宋太祖赵匡胤托梦，称“汝祖（宋太宗赵光义）自摄谋，据我位久，至于天下寥落，是当还我位。”故宋高宗赵构过继了宋太祖八世孙赵昚作为养子，并立为太子；《宋史》中也有相似的记载，但为孟太后被托梦。
《宋史·孝宗本纪》记载：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曰：“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发于至诚。陛下为天下远虑，合于艺祖，可以昭格天命。”参知政事张守曰：“艺祖诸子，不闻失德，而传位太宗，过尧、舜远甚。”高宗曰：“此事不难行，朕于‘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而上虞丞娄寅亮亦上书言：“昌陵之后，寂寥无闻，仅同民庶。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祸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内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高宗读之，大感叹。绍兴二年五月，选帝育于禁中。
宋孝宗赵昚在位27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10月，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病卒，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赵昚让位与儿子宋光宗赵敦。绍熙五年（1194年）赵昚病逝，谥号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庙号孝宗。
宋孝宗赵昚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然而，面对太上皇赵构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内外不利因素，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
隆兴二年（1164年）年底，宋孝宗被迫与金国签订“隆兴和议”。与宋高宗时期签订的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对金国称臣，交给金国的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减少了二十万两，这是金国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矶会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归还金国，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次年（1165年）宋孝宗改元“乾道”，并又任用王淮理财备战。乾道年间，由于没有战事的干扰，宋孝宗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一改宋高宗在位期间南宋贪污腐败严重、国困民穷的衰败局面。由于宋孝宗治国有方，所以南宋开始出现国泰民安的小康局面，史称出现“乾淳之治”（乾：乾道，淳：淳熙，都是宋孝宗的年号）。
宋孝宗是南宋最有进取心的皇帝。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孝宗不愧是太祖的后人，一反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恢复中原，他的这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在过去秦桧为相的十几年间，将南宋朝中的抗战派人才迫害、打压殆尽。所以宋孝宗在位时期南宋相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邹宏渊等人。宋孝宗手下只有一个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朝中势力强大的妥协求和派斗争，特别是孝宗当了27年皇帝，前25年太上皇赵构一直健康地活着，而且赵构在朝中培植的妥协求和派势力仍然比较强大，这些一直影响制约着宋孝宗光复故土、洗雪国耻的努力。太上皇赵构坚决反对对金开战，甚至对孝宗说，等我百年之后，你再为之。以孝顺著称的宋孝宗当然要听取太上皇赵构的意见。
宋孝宗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宋孝宗赵昚碰上了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乌禄）这样的明君，金国虽然对南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发生内乱。宋孝宗在位期间，南宋和金国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相比两宋的其他皇帝，宋孝宗更让人同情些。
元朝官修正史《宋史》对宋孝宗的评价：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奔驰，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寝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将有为也。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怡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宋史·孝宗本纪》）
就是这个宋孝宗，给岳飞一案平了反。
谢选骏指出：可怜的岳飞，他的平反居然要靠宋高宗的断子绝孙和宋孝宗的标新立异。
（三）
网文《南宋名臣史浩不惧谋害岳飞主谋宋高宗在世为其平反，结果出人意料》报道说：
到了烟波浩渺的东钱湖就看到了“史府家宴”的大招牌。据当地人说，这个史家在宋朝是个名门王族，叫做“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由于史家当年的功绩，于是很多菜肴就用了史家的名讳。而这个史家最了不起的功绩，在于南宋名臣史浩，历尽千心万难给岳飞平了反。
据史料，绍兴32年，南宋孝宗继位，史浩拜相。为了还岳飞清白，史浩可谓尽心竭力，原因在于史浩本人祖上从江苏逃难来宁波，家破人亡，所以身负复土之志，同时对精忠报国的岳飞也包含了丰富的敬仰之情。
终于，在史浩的策划下，隆兴元年七月，岳甫上奏朝廷，请求发还岳飞生前的田地宅院。不久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追复指挥，后来追复少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6100户、食实封2600户，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孝宗将岳飞尸骨找了出来，以礼改葬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栖霞岭上，至此岳飞一案完全平反昭雪。
当时为岳飞平反既难又易。说易，史浩关注到孝宗的个人情感。孝宗是一直痛恨秦桧的，一则秦桧反对立孝宗赵伯琮为皇储，二则秦桧常欺侮他。相反，孝宗对岳飞是赞赏的，这是因为岳飞对孝宗中兴基业抱有极大的希望。同时民间百姓对岳飞一直怀有敬意，在此时为岳飞平反也是民心所向。说难，是因为太上皇赵构还在，当年岳飞之案，赵构是主谋。秦桧病死，有人提出给岳飞恢复名誉，高宗却起用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之一万俟为相，岳飞昭雪当然受阻。
而在孝宗即位后，史浩便用心推波助澜，顶着太上皇赵构的压力，不仅帮岳飞满门昭了雪，同时还加官进爵，成就一代名相。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面这篇眼光局促，没有看到岳飞一案，其实还牵扯到了“两宋之间的改朝换代”。
（四）
网文《漫长艰难的岳飞平反之路》报道：
岳飞是谁害死的？都知道是“秦桧”。但是，秦桧只是这个罪恶集团的成员之一，充其量是个头面人物，这个集团至少是由三公一母这样一个“四人帮”——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读音：莫其懈）组成的。前不久出差杭州，参谒岳王庙时还拍下了“四人帮”永持跪姿的生铁铸像。
在杭州岳庙还有一处古籍，透露的信息却截然不同，那就是明代文人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碑，其中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征明的观点很明确，赵构才是害死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奉旨行事而已。这一观点虽然未获宋史专家邓广铭的认可，但却得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肯定。1957年夏，毛泽东会见友人时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独排众议，……”（舒湮《1957年夏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词论史，以史证词，否定了一些史家把赵构议和投降与冤杀岳飞推责秦桧一人的错误史观。
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之夜，战功赫赫的抗金英雄岳飞，被南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杀害。相反，和议投降的主谋、杀害岳飞的帮凶秦桧，不仅在岳飞被害14年后寿终正寝，而且死后也备极哀荣，宋高宗赵构当即“追封桧申王，谥忠献，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宋史》）
正因为宋高宗是制造岳飞冤案的元凶，才使得岳飞一案的昭雪平反变得十分漫长与艰难。政治人物都是多变而势利的现实动物。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病死，他的养子秦熺谋求相位，为赵构所拒绝。秦家失势，使长期压抑的主战派看到了希望，开始要求给岳飞恢复名誉。一涉及岳飞一案的性质问题，赵构就不干了，他干脆起用早已被贬的万俟卨继承相位。万俟卨是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之一。让岳飞冤案的制造者执掌政局，自然消除了为岳飞平反昭雪的各种可能。在这点上，赵构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对“文革”作出政治决议，邓小平只能成为“桃花源”中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和议，兴兵南侵，欲一举灭宋。危亡之秋，朝野震动，朝臣纷纷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要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同时“雪赵鼎、岳飞之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在所有的奏折与请愿中，没有一人敢于讲出赵构是岳飞冤狱的始作俑者，均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金兵进击长江北岸，赵构迫于无奈，只得作秀，于是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同上）已被流放岭南的岳飞家眷，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家中。这一举措，与平反昭雪毫无关系，仅仅是对其遗属略示仁政而已。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高宗竟将岳飞与蔡京、童贯等“宣和六贼”、北宋奸臣相提并论。事实上，赵构确将岳飞视为奸臣，岳飞冤狱正是以“谋反”定罪的。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赵构退位，赵昚（读：慎）登上皇位，是为宋孝宗。与赵构不同，赵昚作为南宋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一位胸怀大志，抗金复国的有为之君。宋孝宗为了鼓舞士气，兴师北伐，登基之初即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之待遇。（《金佗稡编》卷十三）岳飞生前所任职务，均位宋代文武官员前列，地位高于《水浒传》里的殿帅府太尉高俅，大约相当于今之军委副主席。这样一个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国家领导人蒙冤而死，要平反昭雪，必须分清是非，公开承认错误，还岳飞以清白。但在宋廷的平反告词中，对岳飞之死却写得云山雾罩：“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借用西汉周亚夫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了这是冤案。然而，虽然名义上为之平反，却又不肯明言直说。不过，宋廷对岳飞“近畿礼葬，少酬魏阙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辕门之望。”“岂独发幽光于既往，庶几鼓义气于方来。”（《金佗续编》卷十三）倒是体现了孝宗的本意。隆兴元年（1163年），经岳飞家属要求，给还了岳飞原有田宅。淳熙五年（1178），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发还了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御笔”、“手诏”（秦桧为陷害岳飞，曾从岳家抄走）。让人不解的是，虽然朝廷恢复并给予岳飞家人种种待遇，却对岳飞冤狱并未进行任何的甄别与复查。由此可见，宋孝宗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不仅不够彻底，而且留了尾巴。比如，在朝廷文告中，涉及岳飞死因，只讲“坐事以殁”；涉及岳案性质，只字不提“冤狱”。尤应指出的是，孝宗对岳飞冤狱所有的制造者包括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一概未予追究。其实，赵昚并非不知岳飞冤情，他在私下接见岳飞之子岳霖时曾明确指出：“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金佗稡编》卷九）
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何在呢？孝宗当政27年，赵构作为太上皇，老而不死，几乎“监督”了赵昚主政的全过程，直到赵昚退位两年前，赵构才一命呜呼。这对赵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宋孝宗主政时期，对于岳飞一案之所以未能彻底平反，赵构的影响是根本因素。无数事实告诉人们，统治者制造的冤案，决不可能由其本人平反。在没有改朝换代的情况下，冤假错案的昭雪，往往是在掌权者死去之后，由统治集团的后来人来进行。比如，“文革”之后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是这种情况。赵构作为宋室南渡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始终以对金屈辱求和为国策，他怎么会对背逆己意、执意抗金、诏狱赐死的岳飞平反昭雪？至于宋孝宗赵昚，由其养父赵构亲自定罪处死的岳飞冤案，赵构作为健在的太上皇，余恩犹存，余威尚在，且朝廷官员大多为其所提拔，在此情况下，赵昚无论如何也不敢推倒重来。
对岳飞正式追赠赐谥，是在淳熙五年（1179）岁末，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十七年。赐谥是朝廷事务的大事。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官员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因此，必须由太常寺调查官员之功业，并据此提出赐谥之理由，三省审议后，最后由皇帝审查定夺。太常寺拟请“谥以忠愍”，被赵昚退回，“令别拟定”。复议的结果是：“兹按谥法，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孝宗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正式宣布岳飞谥号为“武穆”。（《金佗续编》卷十四）从“忠愍”降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的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心绪难平。
由于对岳飞冤案平反昭雪的不彻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对平反决定是非不明、政策保留的批评尤其明确，如“使飞果反，朝廷不当昭雪，为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则亚保之礼不当有废。国家纵不能归其赗赠，追加封爵，犹当返其田宅，畀之恩数，亲降黼座，临奠其丧，会其子孙，以礼归葬……今独不然，惟复其封而已。改葬之礼，非复典彝;官其诸孙，仅同卒伍。”（薛季宣《浪语集》）岳飞到底是真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朝廷态度不明确，引起了人们的猜测、疑惑、不满。由此可见，这次平反昭雪工作，因当局态度暧昧，社会效果不彰，甚至产生了负效应。
随着赵构、秦桧的故去，与岳飞冤案有牵连的许多当事人也不在人世，这为岳飞冤案的昭雪减少了政治与社会阻力。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历史的见证者也相继离世。这些“活档案”的消失，从客观上削弱了历史的旁证。这也正是历史上一些统治者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往往采取拖延、淡化的方式，试图用时间消灭人们记忆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及，除掉岳飞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是研究南宋历史的两部重要典籍，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也正是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为岳飞之孙岳珂搜集、整理为祖父昭雪的历史资料，形成了巨大障碍。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退位，宋光宗赵惇继位之后，绍熙三年（1192），岳飞之子岳霖去世。老人临终之前，拉着儿子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堙没。余幼罹大祸，漂泊及仕而考于闻见，访于遗卒，掇拾参合，必求其当，故姑俟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金佗稡编》卷九）岳珂谨遵父命，在其父岳霖前期努力的基础上，历经十年，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搜集、编撰包括“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和《吁天辨诬》在内的大量证据文献进献朝廷。此时，距岳飞被害已经62年。由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不彻底，加之秦桧对历史资料的篡改与歪曲，人们对岳飞冤狱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开禧北伐”前夕，也就是嘉泰四年（1204），宋宁宗赵扩采纳朝臣韩侂胄的建议，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辨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赵扩指出：岳飞“虽怀（郭）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李）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可特追封鄂王”。强调“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岂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军之气”，目的在于给活人一个说法。（《金佗续编》卷二七）昭雪岳飞与评价秦桧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正因如此，开禧二年（1206），赵扩下令，追夺秦桧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并指出其罪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赵扩此举，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再次受到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在权奸史弥远的主导下，竟然恢复了秦桧的爵谥。
宋理宗赵昀是南宋末年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道出了岳飞的冤情：“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政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这份告词，以诸葛亮、郭子仪与岳飞作比，“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岳飞）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金佗续编》卷十六）可以说，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有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后人往往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其实不确，称“岳忠武”方为允当。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经参与处理岳飞冤案。高宗不用说了，在为岳飞平反昭雪问题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飞的谥号与待遇出台文告，要么将冤案的责任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在所有这些政治决定中，从未触及过岳飞冤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宋高宗赵构。孝宗淳熙五年（1178），在《武穆谥议》中，对岳飞冤案如此描述：“公（岳飞）亦进位枢府，而兵柄释矣。隽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金佗续编》卷十四）此中只是提到“用事之臣力主和议”，既未指出赵构秦桧的和议误国，也回避了南宋君臣的罗织冤狱。而在前件《忠愍谥议》中，原有这样的话：“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命欤！……然率斃于权臣之手，天下莫不冤之。”隐晦地批评了赵秦君臣二人，这也是这项建议被孝宗否定的根本原因。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宋廷在《追封鄂王告》中指出：“中兴之主（高宗）思念不忘，重华之君（孝宗）追褒特厚”。（《金佗稡编》卷二十七）似乎高宗赵构仍然对岳飞情深意切，念念不忘。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廷在《颁谥告词》中指出：“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庙（孝宗）矜哀之备至，……既辨诬于累圣，可无憾于九京。”（《金佗续编》卷十六）大意是说，有历代皇帝的关心与过问，岳飞在九泉之下也不应感到遗憾了。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大约是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核心价值，不仅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复兴与崛起机会，不仅使南宋军民屈辱地渡过外敌欺凌的漫长岁月。时至今日，“为圣君讳耳”的传统与做法仍然薪火相传，其政治影响与社会危害余绪犹存。
迄南宋一朝，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虽然作出了结论与定评。然而，冤死者，英年惨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寿终正寝，高居庙堂。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上，由宋高宗赵构为开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毁长城，致使整个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沦陷区的同胞们，则惨遭蹂躏，水深火热。赵氏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又缺乏光复故国疆土的勇气，在持续上百年的割地纳币、称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终于在另一个外族政权——蒙古——的进攻之下，彻底灭亡了。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文，就不仅把岳飞一案，归咎于秦桧等“四人帮”，而且指出“四人帮”的后台是毛泽东（宋高宗）——这说明他的眼光比邓小平等人高出多了。政治充满了算计，但生活不是数学，生活的关键之处，都是按照违反数学原则的方式，运行的。生活不是数学，也不是理论和逻辑，生活的关键之处，都是按照“违反理论和逻辑原则”的方式，而运行的——至于两宋之间的改朝换代，更直接促使“缠足战略”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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