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硕士毕业。1987年因出版《神話與民族精神》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策劃、撰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批判,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的專欄也遭到取締,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沒有放弃,相反用三十五年时间,出版完成史無前例的《谢选骏全集360卷+》兩億漢字。其中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等最初百卷;《宇宙朝聖》10卷、《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古今中外著作點評130餘卷以及歷史回顧7卷。其中最有创见的《思想主权》,猶如其著作的塔尖。——以上是对《维基百科》等網絡謠言的點滴糾錯。——【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謝選駿正在完成的思想主權系列,重量將遠超阿奎那的《神學大全》。
2020年6月4日星期四
谢选骏: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2016年8月19日,针对台湾政府成立委员会追讨“不当党产”,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说,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要与中华民国切割” 有何资格谈黄金与故宫宝物。
洪秀柱的论点是,当年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下令将黄金和故宫部分文物送到台湾,对稳定经济、安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如果台湾政府要求从民国34年(也就是二战结束的1945年)开始申报,“当然我们认为这也是属于我们的党产”。
从她“不管是党产或是否给国家是国家财产,都证明台湾与中国大陆历史情结的连结,不可忽略”的这句话,到“到底是中国国民党欠中华民国多,还是中华民国欠中国国民党多,这笔帐还有得算,一条条来算,把帐算清楚”的论述,都可以看出: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何出此言?
洪秀柱的本意是想要强调不能抹灭国民党对台湾的贡献,同时也强调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历史关系。但实际上却证明了党比国大,因此那个比党还要小一号的国,其实并非伟大的“中国”,而是一个破碎的“中国”,是“中国的碎片”。
中国的碎片——那就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下令带到台湾的黄金,不少是当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在中国实施金圆券制度,以强迫方式从民间缴收而来的。这仅比共产党后来强行从民间掠夺黄金和各种财物,稍好一点,但同样不足取法。
台湾的《中国时报》主笔室的社论维护了这一劣迹,声称国民党应该“积极主张国库黄金与故宫国宝属于党产,并纳入登记交付行政院”。这篇社论说还说这“至少可以促使民进党政府及社会大众,认识九二共识与国库黄金及故宫国宝的关联性”,殊不知自暴其短。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台湾“中国”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大陆“中国”就可以依据新通过的《不当党产条例》要求台湾“归还”。
但是黄金和故宫国宝是“党产”的说法一出,马上就被台独网民反驳:如果那是党产,为何台北故宫是直属总统府、由总统府任命博物院院长并编列预算?
看来,破碎的中国或曰“两个中国”是无法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了。
这个难题只有留待伟大的中国或曰第三中国来解决了。
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谢选骏:中共无理也可不理南海裁决
中新社香港2016年7月15日电,“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15日在香港表示,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不接受所谓裁决的理据充分。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不是挑衅性的、也不是蛮不讲理,而是克制的。中国是遵守国际法准则的。
董建华当日出席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共同主办的“海洋争端解决国际法研讨会”。他在致辞中说,早于18世纪已经有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活动,而最早的地理证据显示,南沙群岛由中国发现并给其命名和详细记录地貌。在二战结束后,已经有清楚有力的证据显示中国对此地拥有主权,这些证据包含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多项重要国际条约和声明当中。
董建华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赋予了签约方就涉及海洋划界纠纷问题争端解决程序上的选择权,即可以选择若干例外条款不接受某种程序。“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都行使了这一选择权,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英国、法国、俄罗斯。”
董建华表示,在这基础上,中国在1996年批准《公约》时发表声明,重申对包括南沙群岛在内中国所有群岛和岛屿的主权;2006年,中国根据《公约》第298条将所有海洋划界争端排除出《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
而中国不参与仲裁的第二个理据是,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倡导各方在主权争议问题上进行双边谈判,并倡议各国根据《公约》在南海享有国际法赋予的航行自由。
“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的这一行为准则正在得到积极执行,中国相信这是解决争端最好的方式,而参与南海仲裁将使得长期以来双边、和平的争端解决进程受到破坏。此外,《公约》清楚地规定,除非双边谈判手段已经用尽,其中一方不应就边界争端向海牙的仲裁法院寻求裁决。”董建华强调。
“鉴于以上原因,中国一直拒绝参与仲裁过程,而且显然有理由不接受7月12日作出的判决。”
董建华强调,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同时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中国主张和平地解决领土争议,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共享繁荣。
谢选骏指出:我看罢这条“新闻”不禁叹息:生意人董建华充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真是沐猴而冠。何以言此?因为中共的政治原理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然,也是枪杆子里面出主权!
生意人董建华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却大谈什么“理据充分”,你说说你说说,他充当“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不是沐猴而冠。共产党中国耗费大量民脂民膏,豢养的庞大的军队,难道关键时刻只能在天安门广场耍威风?不能在南海搏击一次?如果这样,那就真比满清的北洋水师都不如了!
满清水师虽然全军覆没,毕竟还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没有变成缩头乌龟。自那以后,“中国政府”再度单独和外国作战的胆量了。因为枪杆子里面出主权!中共无理也可不理南海裁决,问题是有没有这个胆?!是不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血性男儿”?!敢不敢用民脂民膏堆积起来的舰队和美日比试比试、决一雌雄?!如果不敢,那就真的“没有一个血性男儿”了——那就距离苏联解体的末日状态并不很远了!
谢选骏:美国深陷社会主义化的危险
2016年7月12日BBC报道,美国国会披露汇丰洗钱案细节 称“案件大到难以起诉”。这说明:美国深陷社会主义化的危险。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权大于法”。
在美国官员拒绝对洗钱罪行成立的汇丰银行进行司法起诉后,美国国会7月11日公布了一份报告,指责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误导了国会决策。显然,美国官员正在使得美国面临社会主义化的危险!
汇丰银行在2012年卷入一起洗钱丑闻,被指违反美国制裁禁令,对一些贩毒集团提供洗钱服务。随后,汇丰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19亿美元,汇丰洗钱案达成和解。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汇丰银行高管遭到刑事起诉。美国官员解释对汇丰免于起诉的理由是,这样做可能导致一场“全球金融灾难”。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彼得·卡尔称,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考虑了多方面因素,包括“是否会对无辜的第三方比如雇员、客户、投资人、养老金领取人以及公众造成负面影响”。
国会报告指出,考虑到汇丰银行对金融市场的“重要性”,霍尔德忽略了一些美国政府普通职员起诉汇丰的建议。
借口之一:“起诉汇丰将导致灾难”。——国会报告称,调查结果并不缺乏汇丰犯罪行为的证据,但财政部的内部文件显示,司法部高层拒绝了起诉汇丰的建议,因为这些官员担心起诉这家银行会“导致全球金融灾难”。美国司法部和汇丰银行达成了一份价值高达19亿美元的罚款协议。一些政治人物指责这样的结果对这家银行过于宽大。2013年,霍尔德出席国会听证时表示,一些金融机构大到难以进行司法起诉。他还补充说,“如果我们发现银行或金融机构做错了什么,且错误超过了合理的范围,他们将受到起诉”。国会报告指责称,根据财政部职员的邮件,有人建议对汇丰进行起诉。而霍尔德的这些言论明显误导了最终决定。
借口之二:“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英国监管部门同样向美国财政部表达了类似担忧。国会报告称,英国的监管部门“阻碍”调查并“影响”了最终结果。“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对调查进行了干涉,他写信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美国调查一家英国银行表示了担心”。在这封信中奥斯本说,起诉汇丰“可能严重影响金融和经济稳定,尤其是对欧洲和亚洲市场”。结果:“汇丰洗钱案”无罪。
2012年 汇丰签署的和解协议透露了洗钱案的细节,汇丰向来自伊朗、利比亚、苏丹、缅甸以及古巴的客户提供的服务违反了美国的制裁决议。汇丰向墨西哥的锡纳罗亚贩毒集团以及哥伦比亚的北河谷卡特尔贩毒组织提供账户,洗钱金额高达近9亿美元。这份和解协议承诺不对汇丰银行或任何高管进行刑事起诉。如果受到刑事起诉,汇丰就有可能在美国被撤销银行牌照。
美国国会披露汇丰洗钱案细节 称“案件大到难以起诉”。这说明:美国面临社会主义化的危险。
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权大于法”。——在美国官员拒绝对洗钱罪行成立的汇丰银行进行司法起诉后,美国国会7月11日公布了一份报告,指责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误导了国会决策。显然,美国官员正在使得美国面临社会主义化的危险!
谢选骏:水牢中国
2016年6月16日的报道指出:近日,大陆南方部分地区持续遭遇暴雨袭击。强降雨导致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8省54市,约255万人受灾,8000余间房屋倒塌。8省陷入汪洋,已有多人死亡、“失踪”。例如,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受灾严重。最新统计,暴雨已导致全省约26万人受灾,部分县市学校紧急停课。
广西气象台将暴雨黄色预警更新为橙色预警,洪涝灾害应急响应已提升到三级。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境内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多间房屋被冲毁。当地媒体报导,多人死亡、“失踪”。同时,新一轮强降雨正在袭击湖南,株洲、湘潭各发生一起滑坡崩塌,导致多栋房屋被冲垮掩埋,多人“生死不明”。
山东省全省平均降水量41.2毫米,济南、菏泽、潍坊、聊城等部分地区伴有冰雹,冰雹最大直径5厘米。进入7月上旬,暴雨和洪水席卷半个中国,围困了南部一些城镇一段时日。至少160人死于溺水、山体滑坡和房屋倒塌,其中有35人在西部边陲的一起滑坡灾害中丧生。河流和湖泊水位上涨,令堤坝不堪重负,近200万人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带”。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水牢。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今年的洪水是一次证明:他们没有能力兑现保障公民安全的承诺。在过去,对防洪工程的忽视和腐败行为削弱了中国的洪水防御能力。包括李克强总理在内的一些领导人宣称,今年,政府的准备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
然而,专家和受暴雨影响地区的居民却表示,当地政府对排水很不重视,填湖造地,导致城市容易遭受大型洪水的冲击。柯志强是环保组织“武汉绿色江城”的负责人,他说,“今年,城区淹水退不下去的情况变多了。”武汉位于华中地区,今年遭受了长江流域洪水的重创。“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湖泊一直在萎缩——自然排水系统遭到破坏,”柯志强在电话采访中说。“每个人,包括政府,都意识到整个水系统受到过度开发的伤害。”
在长江和淮河流域察看洪水灾区时,李克强称,“政府”现在的准备工作要比1998年做得好。他这是在批判执意要做“三峡水牢”的祸首李鹏。
那一年,更加严重的洪水重创了中国大片地区,导致约4150人死亡。当时的“总理”朱镕基看到脆弱的洪水防御工程,斥责官员以次充好、修筑了摇摇欲坠的堤坝,并称之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他这也是在批判执意要做“三峡水牢”的祸首李鹏。
李克强上周沿长江查看防洪工程时表示,“98年的大洪水我们都度过来了,现在我们更有力量,确保江城安全度汛,保障长江这条中国经济大动脉的安全。”他这是在吹牛。在中国,洪水是个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对统治者克服灾害能力的考验。不过,以前的中国是自然灾害,还不是水牢,现在则是一个被一党专政强行制造的“水牢中国”!甚至在在武汉和南京等大城市,积水也汇集在人口稠密地区,把整个城市变成了“收租院里的水牢”。
“政府资料”显示,中国已有11个省份共有164人死亡,26人失踪,7.3万处房屋倒塌,近170万英亩庄稼被冲毁。“政府”估计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100亿美元。甚至在偏远的西部地区新疆,大雨造成的山体滑坡掩埋了一座村子,导致35人死亡。武汉的一些居民抱怨,官员在改善排水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而且允许填湖进行城市开发。王昕煜是在当地长大的一名大学生,她冒着生命危险要求市政府官员披露在升级排水系统方面花了多少钱,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她肯定会进入黑名单,这辈子肯定完了。三年前,武汉官员承诺,他们将投资130亿元人民币加强城市排水管网建设。王昕煜认为,他们的行动远远落后于计划。“我就想知道这130亿是怎么花的,”王昕煜告诉中国的新浪网站。“现在都过了三年了,还没有解决。”
还有武汉居民抱怨,一些本来可以储水再慢慢排水的湖泊在不计后果的开发计划中被填平。他们说,政府还允许开发商在容易受灾的地方修建住房。《新京报》引述的一项估算数据称,武汉的湖泊面积在过去30年中缩减了近三分之一。“湖泊是天然的蓄水池,”环保人士柯志强说。“下大雨时,本来可以流到湖里的水,现在就聚集到了住宅区。”
新闻说武汉新一轮降雨来了,回来时地铁工作人员在搬运沙袋。一次降雨,就能让百姓的住房变成水牢。人们迷迷糊醒来,穿着短裤逃命要紧!不仅由于“城内缺乏有效的排水设施”,而是由于一党专政猛于洪水野兽。
党这个黑社会,把修下水道的钱都贪污了。三峡工程,遗祸子孙!有人说:“值得反思!为什么什么都学国外,这个城市规划没人学习?”其实,三权分立就没学国外。有了三权分立和基督教立国,就不会有洪水野兽了。否则,永远反思,永远没有结果,永远只能坐等下一次更大的灾难……
结论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写写文章都不行,那会抓了坐牢去。因为,这里是“水牢中国”。
谢选骏:广西吃人事件的民族背景
(一)
《布洛陀经诗》是中国壮族巫教的经文,也叫“黼洛陀”,黼洛陀是壮族的智慧祖神,壮语之意,“黼”是对德高望重老者的尊称;“洛”是知晓、懂得;“陀”含普遍、全面之意,合起来通译为无所不知的智慧老人。它唱诵壮族祖神布洛陀创造天地万物,规范人间伦理道德,启迪人们祈祷还愿消灾祛邪,追求幸福生活。这部经诗贯穿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布洛陀经诗》各篇都可以独立成篇。
在《布洛陀经诗译注》中的《唱童灵》一章中则有这样的描写:
男孩童灵上山放牛,一日见母牛生小牛时很痛苦,回家后将情况告诉母亲,母亲说生你时比牛更痛苦。童灵听后很痛心,后来他母亲死了,他不再让人吃他母亲的肉,在他的影响下,人民也照着他去做。
这个记载反映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曾有过人吃人的野蛮时代,壮族先民的诞生或再生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从愚昧状态中进化而来的。
壮族吃人肉传说流传于桂西北(东兰县最多)、桂西南及滇东南、黔东南,说明吃人肉是壮族的古风。
不仅壮族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也有。
1985年前后,我在三江侗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进行田野调查时,就发现那里也是文革吃人事件的中心地带。
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发问说,阶级斗争的残忍何以会发展到大屠杀、人吃人的极端?这是一个最严峻的理论挑战。
这个问题问得好。
于是他自述道:“第一次广西之行后,我曾带着这个问题跨过几天图书馆。大量有关广西的史志皆证实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上便有吃人之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大约该算《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上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王固所撰之《汉书》亦赫然写道:‘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宋代范哗所撰《后汉书》更写得骇人:‘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若喜而赏其父。……’注:《人异物志》曰:‘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桓出道间伺侯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财货,并以其肉为肴菹,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后汉书》另一条注也写道:‘乌浒,南方夷号也。’《广州记》曰:‘其俗食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对于‘僚人’亦有如下记载:‘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此外,在《隋书》、《宋史》、《异物志》、《桥南琐记》、《炎缴纪闻》等书中,亦有对南方壮族先民嗜杀食人之俗的记载。后来见到的《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在分析人吃人狂潮时亦提及‘壮族有吃人肉旧俗。’”
这是一个正确的开端,本来可以继续探索下去。
十分可惜的是,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被政治正确主义误导了,作者“从感情深处厌恶大汉族沙文主义,厌恶从这一立场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历史。”结果这一主观设定,导致作者“深信”这些“极其谦和善良的民族”不可能和吃人联系在一起。结果作者用这种宗教般的态度却寻求“科学的理论解释”,自然是缘木求鱼了。
作者宣称:“把文革中大屠杀,人相食归结于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听来显然最现成最省力。但这个答案是我无法认同的。我从感情深处厌恶大汉族沙文主义,厌恶从这一立场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此外,同壮族人民的接触,使我深信这是一个极其谦和善良的民族。这样,一头是大量古籍,皆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一头是我的情感与笃信不二的直觉。显然我已陷入理论的困境:直觉只是直觉。直觉不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对广西发生的一切反人类事件,我必须找到科学的理论解释。我知道,那神秘的答案肯定险藏在壮族的文化历史之中。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壮族作全方位考察,这便是第二次广西之行的任务。”
这个第二次广西之行,显然执行的不是科学任务,而是宗教任务。其结果,和作者企图反对的“阶级斗争为纲”,却正好结成了联盟,只是把解释颠倒了一下:
广西吃人事件是“红色纪念碑”。
(二)
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人是法西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是法西斯,但是日本人吃战俘的人肉,德国人不吃,仅仅拿人皮做了灯罩,而意大利人也这个纪录也没有。所以这就是民族背景的差异。
在共产党内部,也有这样的差异。广西共产党吃人,不等于全国共产党吃人。中国共产党吃人,不等于苏联共产党吃人。少数民族吃人,不等于汉人吃人。
在“汉人内部”,也有“地区差异”。
例如,刘邦就喜欢吃人,朱元璋也喜欢,还拿大量的妃子殉葬,恢复了中断很久的人殉暴政。因为这两个“平民皇帝”同为淮人。淮夷在古代是一种异族,不属于华夏,很有战斗力,商纣王都没能征服他们,还因为和淮夷打仗而亡国了。
因此,“壮民qiuye”在“红水河岸9”说:“听我老爸说从前我们市里有一个是讲土白话的穷村庄,因为穷,村里每一戸人家轮流在固定的时间供一个亲人给村里人分食。还有一戸人家,没荤下菜然后把自己的爷爷杀食之。二战时期一个连的日本兵入该村全部被食之!”
还有人说:“只要是外族,杀了猎头没什么不好,不要用现代的标准看过去的习俗。”
(三)
《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一文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
人吃人,在几乎所有人类文明的认识中,都是一个极为恐怖的事情。到了近现代,人吃人更成为一种受到严厉道德批判的恶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在中国大陆起码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中国官方的严密封锁,并刻意过滤隐瞒。
1959年曾在安徽亳县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退休之后对当地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期间的人吃人事件曾经做过详细的调查,有关文章发表在中国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梁先生婉言拒绝了采访,原因是“太敏感”。
“这个事情很敏感,是最敏感的了。”
“当时我拿着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信,通过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开的绿灯,一级一级批下去,才能接触到这些案件。但后来他们警觉了,可能想到你这什么意思,所以就封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知名作家郑义,曾两次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吃人事件。后来他根据调查的材料,写成了《红色纪念碑》一书,九十年代中在香港出版。
“当然都不愿意说,是很丑的事。以前说四九年前是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说专制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那种现象是对权力最严重的否定,他们当然不愿意让人讲。”杨继绳,炎黄春秋副总编辑,曾在新华社长期任职,他利用到采访报道的机会,调查了中国多个省份在大饥荒年间饿死人的时间,并撰写了《墓碑》一书,2013年在香港出版。
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曾在中国的监狱劳改队中渡过了十九年。最近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有关中国发生的人吃人的各种案例:“周恩来让两个官员做一个粮食生产和人口变化的统计,周恩来一看,下令全部销毁,原版材料全部销毁,而且要互相证明,后来还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消掉。但我当时一点不知道,我是在社会最底层,我居然不知道人吃人这样的事情。我不说中国人要不要纪念毛泽东,不管习近平要纪念毛泽东,我不管政治,我只要记载这个历史,要搞清楚。”
正是因为中国官方的刻意掩盖,中共执政期间发生的两次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很难在官方资料和历史文件中看到,但各种民间的调查从未停止,在一些中共各级官员的自传中也常常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
邓小平的侄子邓自力,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曾后任川南行署合江县委书记,和泸州地委宣传部长,最后官至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去世。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坎坷人生》谈到发生在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中国作家任彦芳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焦裕禄身后纪实》中,纪录了和五十年代任河南开封地委书记,后曾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张申的对话。张申对1958年商丘地区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当时在开封地区任分管工业的第二书记张申,后因向上级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很快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饥荒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后来长期担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她自传体《悠悠岁月》一书中记载:“临夏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红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饿死414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有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显然,这里的吃人原因是因为饥饿。
(四)
另外一种吃人,则不是出于饥饿的原因。
据郑义《红色纪念碑》对广西原环江县委书记王定的采访,这个曾经放出过亩产十三万斤水稻大卫星的县,十六万人口在三年期间饿死了四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被饿死。而王定本人因对人民公社提出质疑,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
不过,和1968年发生的事件比较起来,因饥饿而死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相当高级和文明的死亡方法。
1968年夏天,广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广西各级革委会已经成立,并号召在全自治区内“刮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全自治区被杀死的各类阶级敌人无以计数,而杀人吃肉的风潮也在十多个县的区域中愈演愈烈。
1985年,郑义两次前往广西对当年吃人事件进行了实地采访调查,后来撰写了《红色纪念碑》并在香港出版。郑义认为,文革期间的吃人事件,性质和大饥荒吃人完全不同。
“这个性质差别非常大。人饿了要吃东西,不吃就得死。这个是一般情况。饿到了一定程度,除了人就没有别的东西吃了,这个虽然也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但它有一个要活命的需求。这个事情古已有之,而且不会随着人类进步会完全禁绝。比如在战争和突然发灾难都会发生。当人饿得把树皮和观音土都吃了以后,就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但广西的人吃人有相当大的差别。因为当时不缺吃的,不是生死绝境,只能吃人,不吃生命就受到威胁。
那个情况完全不同,它是出自于一种仇恨。人类历史上,由于战争或其他因素发生的仇恨,但从来没有过要把人吃掉。这种战争中的仇恨,从来就没有达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达到的那种烈度。这是一种所谓的阶级仇恨,因为被吃掉的人都是所谓的阶级敌人。人类好像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一种仇恨,这种仇恨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你把敌人从肉体上消灭之后仍然不能泄愤,用种种残酷的方式虐杀仍然不能泄愤,中国人创造到这样一个高度,就是要把他们吃掉。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用吃,来表达他的仇恨,和表达他坚定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
郑义观察的吃人是由于“仇恨”。但是人类学另有一套解释。那就是“吸收精华”。
简单说,谁也不会由于仇恨垃圾就去吃垃圾。
一般说来,吃人的原因主要是嫉妒和希望分享被吃者的生命精华。所以,一般都是下等人吃上等人。
日本人喜欢吃白人战俘,但很少吃中国战俘。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不吃敌人的尸体。
中国历史上,贪官被杀的时候,大家赶去吃肉,就是为了分享他们的财运。如果叫花子被打死了,除非饿极了,没有人会去吃他们的。
西藏的原始民族也有这个习俗:他们常给路过的陌生人下毒,然后分食他们的尸体。因为原始人认为:吃掉高贵的的人,高贵的品质和幸运的能量,就被自己吸收了。
(五)
广西吃人事件出了民族背景,最让人思考的就是被吃者以前都是上层阶级,而吃他们的共产党人,其实是怀着一种“仇富”、“嫉妒”以外的“分享精华”的原始心理。这种原始心理的潜意识,就是缺乏自信,甚至自认为是劣等人类,必须依靠吸取优秀人物的精华才能生存下去。
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必然失败?因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迫不及待地变成了资产阶级。这种宿命注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绝伦。人歧视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是一种基本的人性,是“原罪”的体现,是无法消灭的。共产党国家用自己的“实践”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马列主义对于人性的错误理解,导致千百万人头的落地。
当然,就本文而言,这种“分享精华”的原始心理,也因具备了一种“民族背景”而在广西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谢选骏:共青团中央的犯罪分子
报道指出:“共青团中央为警察发声:请善待犯罪分子的天敌”说,雷洋案引发舆论对警察队伍执法犯法的批评和质疑。也引来有人为犯罪警察鸣冤叫屈。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发表文章,公开为犯罪警察抱不平:“警察可以为你流血,但请你不要让警察为你流泪。”
以下为共青团中央的原文:
这段时间涉警舆情频发,一时间,各路人马齐上阵,顿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维护国家暴力机关的权威,是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我这么说,有很多人要不高兴了,但不管你们接不接受,这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因为一个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最根本前提就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最倒霉的是谁,不是有钱的土豪,人家有钱搞最豪华的安保设施,出门坐直升飞机,实在是太乱了还可以轻松移民。
也不是刀口上舔血,期待混乱中捞一票的流氓无产者,最倒霉的普通的老百姓,是有点家底但是不够你作死的中产。所以,当国家暴力机关起不到震慑罪犯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小老百姓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警察是什么?犯罪分子的天敌啊,警察是这个社会的防火墙。他们依法执法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工作理应受到尊重,正是他们的付出才换回我们的安居乐业。如果群众对警察失去信任,形成对抗关系,后果将很严重,而这个后果最终是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一个社会的秩序毁坏,最终所有的恶果都由大家一起品尝。
别跟我说什么拿了工资就得工作,拿了工资就是节假日照常上班?拿了工资就代表必须没日没夜的加班?拿了工资就意味着过劳过累?拿了工资就代表这个群体一年有400多人牺牲在岗位上?警察是个高危职业,没有什么付出是应该的,大家在享受安全安定的时候,拜托把良心拿出来晒晒,你说说,我给你多少钱你才愿意替我面对歹徒的利刃?
“民权”意识抬头的同时,“义务”意识却没有跟上,是目前某些社会乱象的根源。权利与义务是伴生的,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权利同样有义务。也就是说,你的权利不能凌驾于社会公序之上,否则,你的权利将被剥夺。
现在的状况是人们个体的权力意识无限增长,可是义务意识却相当淡薄。过分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力而忽视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所必须承担的义务,这样的社会就必然走向民粹,而民粹是整个社会的癌症,基本上得了就无可救药。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的社会在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集中显现,警察作为维护社会公序的群体,其职能与执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社会经济活动增加必然导致社会管理成本成倍增长,警察的职能也由服务型向治理型转变,这也是目前我们警察队伍面临的主要矛盾所在,既要保证服务型职能,又要大规模地参与社会治理,而我们国家每十万人口警察比例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一线警察承担的压力与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请善待他们。
个体的错误不代表群体的错误。一个200万人的群体里边,难免会有几只害群之马。但我相信,警察是个有集体荣誉感的群体,他们在面对危险的时候,迎着危险而上,永远将安全留给别人。在抢险的一线,在事故的现场,在危机的关头,他们永远是逆行者,永远是守护神,也永远把流血牺牲留给了自己。正是这份荣誉感使命感,让他们对抗着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们不同于普通人,让他们去当这个社会的守护者。
为什么公知霉体要妖魔化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墙,如果一个社会是健康的良序的,那么推墙基本不可能成功,只有社会乱了,国家机器瘫痪了,他们的目的才有可能实现,这就是他们大力抹黑国家暴力机器的目的所在。妖魔化警察群体,彻底剥夺他们的荣誉感,那么以后警察将为什么而战?为工资为金钱?那谁还会当逆行者?谁还愿意流血牺牲?
做一个清醒的人有多难?做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有多难?做一个站在社会群体利益发声的人有多难?要永远记住一句话:“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谢选骏指出:看了共青团中央上面的流泪文字,我不禁纳闷了:共青团中央怎么这么无知?竟然不知道“犯罪分子的天敌”与“犯罪分子”只有一步之遥?古今中外的警察很少犯罪分子?非也。由于经常接触犯罪分子,公检法人员的违法犯罪率其实高于普通民众;这就和医护人员感染疾病的机会要大于普通民众一样,所以贪污犯里面的官员,也要多于普通民众……这就叫做“权力导致腐败”。结果,国家机关变成了“国家暴力机关”。这点道理,共青团中央不懂吗?非不懂也,看来是兔死狐悲也。共青团中央要注意了,你们里面的犯罪分子。
谢选骏:党校教授不知中共早已崩溃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换人 中国才有希望》(法广 2020-6-4)报道:
这几日社交网络广泛流传着一个长达20分钟的音频,这是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私下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表的讲话。蔡霞在讲话中不断诘问,为什么中共体制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为什么习近平这样一个人“坐到大位上去?”
蔡霞由此判断这个体制本身已经是没有出路了,“改是没有用了。这个体制从根本上讲就必须要抛弃它”,蔡霞认为中共改革开放以后,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没解决,一个就是体制,一个就是理论。
中共已成政治僵尸——这位学者的判断非常冷静,近乎严酷:“从修宪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党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了”。蔡霞认为,修宪从党内程序来看不合法:“他绑架了十九届二中全会。他在二中全会前的两天抢着抛出‘取消任期制’的这么一个说法,迫使二中全会跟吃狗屎一样地咽下去。二中全会那么多中央委员,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在二中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所以这个党本身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一个人、一个主要领导可以凭着他掌握了刀把子,枪杆子,然后又捏住了体制本身所造成的官员贪腐。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人权和法治保障党员干部的权利。” “9000万党员成了他的奴隶和个人使用的工具。”
他就是一个黑帮老大——蔡霞在讲话中很少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但处处指向习近平:无视党纪国法,随意制定罪名:“现在什么不支持实体经济,竟成了罪名,然后妄议中央,也成了个罪名,对党不老实,这也叫罪名。哪里还有一点法治的味道,哪里还有一点政党的感觉,完全成了一个黑帮。老大想怎么处置手底下的奴才,他就怎么处置。所以我说党已经是个政治僵尸了”。蔡霞批评“看齐意识”就是要绝对忠诚,“找个名目就说你不忠诚,找个名目就说你妄议是行动上对抗中央,谁还敢?这就活活的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给弄死掉了。”
蔡霞分析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都是“标准配置”:“尤其是两个维护,全党围着一个人转,这还叫政党吗?早就不是政党了。他就是一个黑帮老大,政党是他手里捏着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这个党成了政治僵尸。”在蔡霞看来,习近平现在是一条道要走到黑,谁说话都不行,谁改变他都不可能。现在是“危局”,在这种局面下,怎么办?“我觉得当然最好的是换人,就当务之急,我觉得换人这是第一条。”但习近平现在手里捏着刀把子,掌握着军队,政法委全捏在手中,用高科技监视所有人,怎么办?
请这个人体面地退居二线去养老——蔡霞认为可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来一个集体决议,少数服从多数,“你干得不行,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党,因为个人这么大的问题,而拖到死胡同里边去,让9000万党员和14亿人民给你陪葬,这是不可以的。”如果常委们对党对人民还有责任心,还有政治勇气的话就迈出这一步。
中国现在国内外面临困局,“我觉得7个常委应该开会做决议,换人。其实,只要换了人,外部的环境就开始宽松了。因为这就是个标志,告诉外面我们要转向了。只要这个人在台上,外部的环境只有越来越紧张,是不可能改变的,不可能缓和的,而你换了人,外部环境就可以缓和。因为你即使不说话,别人都知道你可能转向。”
蔡霞描述中共党内高层,几乎完全是一个人手下的奴才。但她也明确指出,李克强,汪洋他们也很不容易,“在各自的岗位上很努力地在减少损失”。蔡霞发问,现在中国面临危险局面,党内元老,现任常委,“能不能再一次为了这个国家,为了人民,奋起做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请这个人下去,体面地退居二线,去养老,不要再干预,我们党才有可能调头。如果说这个人不下去,我们党没有机会”。
自由落体社会崩溃——蔡霞表示,假如有可能换人,现在要做的不是怎么往前做,而是先停止什么,哪些东西不能继续,不是实行什么新政策,而是拨乱反正。蔡霞指出中共已走到穷途末路,但体制内绝大多数党员心里明白,现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都被裹挟着往前走”。
蔡霞警告,如果无动于衷,几年内将遭逢乱世。“现在如果不解决这个人,我们就只能看着体制自由落体,等着他自由落体着地,社会崩溃,然后从头开始,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一条。如果那样,五年之内中国将会出现一次大的乱世。
谢选骏指出:这又是一个刘宾雁式的“五年崩溃论”!但是,党校教授和刘宾雁一样不知中共早已崩溃了——剩下的是一堆废垃!消灭中共容易,清除废垃很难,因为中共是一个具体纲领的结构,废垃却是亿万遭到毒化的个体。党校教授不知中共早已崩溃,因为她自己就是一块过期的废垃。这些废垃不仅没有希望,而是无法纳入任何结构而不产生破坏力。换换领导人容易,但如何换掉废垃?换换领导人之所以解决不掉问题,是因为无法换掉群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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