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欧洲最穷的地方特兰西瓦尼亚

罗马尼亚有块领土叫特兰西瓦尼亚，可以说是“欧洲最穷的地方”。

我在那里看到了破破烂烂的房子、摇摇欲坠的火车站，很像中国的农村，唯一的区别就是那里的绿化还是很好，不像中国的农村像被剃刀刮过了一样的残破不堪……

这让我十分震惊。我本来以为，那里接近匈牙利，而且历史上属于“天主教西方”，而非“东正教地盘”，应该富裕一点才是，结果它比罗马尼亚本土还要落后衰败。

但是即使如此，特兰西瓦尼亚的主要城市蒂米什瓦拉，依然成为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的首义地区。

这可能因为，特兰西瓦尼亚虽然贫穷，却有很多教堂。兴建教堂可以推动都市建设——教堂不仅是地标，而且是心标，人们若向教堂看齐，就有了榜样和向心力，因为教堂是奉献给上帝的，最好的，尽力而为的。大家如向教堂看齐努力，无形会提高整体的品级。

网文《特兰西瓦尼亚》报道：

特兰西瓦尼亚（拉丁语：Transsilvania；罗马尼亚语：Transilvania／Ardeal；匈牙利语：Erdély；德语：Siebenbürgen，中文译为锡本布尔根）——现在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但在中世纪特兰西瓦尼亚曾是一个独立公国。

特兰西瓦尼亚原为匈牙利王国领土，在奥斯曼帝国攻占布达佩斯后，这里成为匈牙利贵族的避难所，抗拒土耳其文化入侵，在一战失败后，因1920年签订的特里阿农条约，才成为罗马尼亚一部份。

今日的特兰西瓦尼亚分划分为罗马尼亚中部和西北部的16个县，面积近103,600平方公里，接近罗马尼亚总面积的一半。这16个县是：阿尔巴县、阿拉德县、比霍尔县、比斯特里察-讷瑟乌德县、布拉索夫县，卡拉什-塞维林县、克卢日县、科瓦斯纳县、哈尔吉塔县、胡内多阿拉县、马拉穆列什县、穆列什县、瑟拉日县、萨图马雷县、锡比乌县和蒂米什县。

特兰西瓦尼亚高原海拔约为300至500米（1000-1600英尺），境内有穆列什河、索梅什河、克里什河、奥尔特河等多瑙河的支流。克卢日-纳波卡（Cluj-Napoca）是其中心城市；其他主要城镇有蒂米什瓦拉、布拉索夫、奥拉迪亚、阿拉德、锡比乌、特尔古穆列什、巴亚马雷和萨图马雷等。

特兰西瓦尼亚矿产资源丰富，盛产褐煤、铁、铅、锰、金、铜、天然气、矿盐和硫磺。有大型的炼钢、化学及纺织工业。畜牧业、农业、酿酒业和水果栽培是当地主要的产业。木材是另一项珍贵的资源。

特兰西瓦尼亚国内生产总值（GDP）占罗马尼亚的35%，人均GDP约为11500美元，比罗马尼亚平均水平高10%。由此可见，这里的衰败很可能是被罗马尼亚本土大肆搜刮的结果。

人口

根据2002年的人口普查，该地区人口共有7,221,733人，其中罗马尼亚人占多数。此外特兰西瓦尼亚还有一定数量的匈牙利人（全罗境内共有1,415,718人）、罗姆人以及特兰西瓦尼亚萨克逊人群体。

语源

特兰西瓦尼亚一词于1075年第一次出现在拉丁语文献中，名为“Ultra silvam”：ultra 在拉丁文中意思是“在……的另一方”，“在……以外”或“比……更加远的地方”，而拉丁文 silvam 来自silva，意思是“树林”或“森林”。全字可理解成“在森林的那一边更加远的地方”。这一名字后来演化成了同一含义的“Transylvania”：trans有“横跨到另一方”的意思。所以“Transylvania”就有“森林的另一方”的意思。

德语名“Siebenbürgen”意为“七座城市”，源于萨克逊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建立的七座城市。罗马尼亚名“Ardeal”和匈牙利语名“Erdély”来源不详（参见特兰西瓦尼亚语源学）。

历史

希罗多德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阿格瑟西。

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初，该地区曾存在过一个由国王奥洛雷斯（Oroles）统治的达契亚王国。在最伟大的国王布雷比斯塔（Burebista）以及凯撒大帝的短暂统治下，达契亚王国扩张到了其顶峰。现在组成特兰西瓦尼亚的地区曾经是达契亚王国的政治中心。

在奥古斯都任内，达契亚人经常被提及，他们自称被迫承认罗马人的统治。然而他们从未屈服，后来抓住每一次机会在冬天穿过封冻的多瑙河，劫掠新近占领的罗马行省摩西亚（Moesia）中的罗马城市。

达契亚人在今日的胡内多阿拉（Hunedoara）附近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堡垒城市，其中包括萨米泽盖图萨（Sarmizegetusa）。

罗马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引起了达契亚人和罗马之间的冲突。在德塞巴鲁斯（Decebalus）统治时期，达契亚人卷入了与罗马人的数次战争（公元85年至89年）。在两次重大的反击之后，罗马人占了上风，却由于图密善（Domitian）被马科曼尼（Marcomanni）击败而不得不签署和平协议。最终，达契亚人获得了独立，却必须每年向罗马皇帝进贡。

公元101年至102年，图拉真发动了对达契亚人的战役（达契亚战争），包围了达契亚首都萨米泽盖图萨，并占领了达契亚的部分领土。德塞巴鲁斯被保留作罗马摄政之下的傀儡国王。三年之后，达契亚人叛乱并摧毁了部署在达契亚的罗马军队。第二次战役（105年至106年）以德塞巴鲁斯的自杀和达契亚部分地区转化成罗马行省达契亚-图拉真纳（Dacia Trajana）告终。达契亚战争的历史记录在《迪奥·卡西亚斯》（Dio Cassius）中，但最好的传记是在罗马城著名图拉真柱上。

成为独立公国的特兰西瓦尼亚

1526年，匈牙利国王亚盖隆王朝的路易二世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中被奥斯曼帝国击败阵亡。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利亚乘机利用其军事力量，成为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首领，反对由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继承匈牙利王位。

约翰一世被推举为匈牙利国王，而其他人却认可斐迪南的统治。在追求认可的斗争中，扎波利亚得到了苏里曼一世苏丹的支持。后者在前者于1540年死后，假托保护扎波利亚之子约翰二世的名义控制了匈牙利中部。匈牙利因此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奥地利统治下的西部，土耳其统治下的中部和半独立的特兰西瓦尼亚。奥地利和土耳其在特兰西瓦尼亚争夺霸权的斗争持续了近两个世纪。

特兰西瓦尼亚摆脱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控制，允许新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教会在境内发展。1563年，乔吉奥·布兰德拉塔被任命为宫廷医师，他狂热的宗教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年轻的国王约翰二世和加尔文主教弗朗西斯·大卫，使他们皈依了一神论派。在一场正式的公开辩论中，弗朗西斯·大卫驳倒了加尔文派的彼得·墨利乌斯；这导致了1568年土达法令的诞生，正式阐述了个人宗教信仰表达的自由（这也是基督教统治下欧洲的第一个宗教自由的合法保证）。

百瑟利家族在约翰二世于1571年去世后掌权。他们作为土耳其帝国的亲王统治特兰西瓦尼亚至1602年，其间也曾简短地受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

年轻的匈牙利天主教徒史蒂芬·百瑟利许诺捍卫土达法令，保障宗教自由，但却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一职责。他后来成为了波兰的史蒂芬国王（1576-1586年在位）。百瑟利统治的后期特兰西瓦尼亚出现了四方名的冲突，包括特兰斯瓦尼亚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和瓦拉奇亚公国大公勇敢者米哈伊。

勇敢者米哈伊

米哈依于1599年塞里巴战役中打败了安德鲁·百瑟利的军队，控制了特兰西瓦尼亚。百瑟利被那些希望借助米哈依帮助，重新获得昔日特权的贵族杀害。1600年5月，米哈依甚至控制了摩尔多瓦，从而统一了瓦拉奇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这三个构成当今罗马尼亚主要部分的公国。然而统一并未持续下去，哈布斯堡将军乔吉奥·巴斯塔命令瓦龙雇佣兵于1601年8月暗杀了米哈依。巴斯塔最终于1604年征服了特兰西瓦尼亚，开始了恐怖统治。他把土地分给贵族，试图将人口日耳曼化，并通过反宗教改革重新确立天主教教义的权威。

史蒂芬·伯茨凯

1604年至1606年，比哈尔郡的要人加尔文教徒史蒂芬·伯茨凯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对奥地利人统治的叛乱。伯茨凯于1603年4月5日被选为特兰西瓦尼亚大公，两个月后成为了匈牙利大公。他简短的统治下（他死于1606年12月29日）的两大成就是《维也纳和约》（1606年6月23日）和《茨特瓦特洛克休战协定》（1606年11月）。通过《维也纳和约》，伯茨凯获得了宗教自由和政治自治，得到了对所有被没受财产的赔偿，废除了所有“不公正的”判决，完全特赦了所有匈牙利王室成员。他本人被认为是一个疆域扩大了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独立的君主。几乎同样重要的是《茨特瓦特洛克休战协定》，伯茨凯在奥地利皇帝和土耳其帝国苏丹之间的谈判导致了这一协定的诞生。

在伯茨凯继承者的统治下，特兰西瓦尼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和乔治一世莱考茨治下。加布里埃尔·百瑟伦于1613年至1629年在位，他终身反对奥地利皇帝压迫或迫害他的臣民，并由于支持新教事业而在海外享有盛名。他曾三次发动对皇帝的战争，其中两次自称匈牙利国王。通过《尼科尔斯堡和约》（1621年12月31日）他为新教徒赢得了《维也纳条约》的确认，为自己获取了匈牙利北部的七个郡。百瑟伦的继承者乔治一世莱考茨同样出色。他的主要成就有《林茨和约》（1645年9月16日），奥地利皇帝被迫再次确认《维也纳和约》的条款。这是匈牙利新教在政治上的最后一次胜利。加布里埃尔·百瑟伦和乔治一世莱考茨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成绩显著，他们的任期被叫做特兰西瓦尼亚的黄金时代。他们耗费巨资修建首都居拉菲埃瓦（阿尔巴·尤利亚，Wei?enburg），这座城市成为了东欧新教的主要堡垒。在他们的统治期间，特兰西瓦尼亚也是欧洲少数罗马天主教徒、加尔文教徒、路德教徒和一神教徒能够和谐相处的国家之一。然而罗马尼亚东正教徒却被剥夺了平等的权利。尽管一位罗马尼亚希腊天主教主教因诺琴提·米库-柯兰的一再努力，政府仍然不同意给与他们同皈依天主教的罗马尼亚人同等的国家地位。这就是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根本区别所在。

1657年标志著黄金时代的结束。当年一月，特兰西瓦尼亚志大才疏的统治者乔治二世莱考茨（1648-1660年在位，或称乔治二世·拉科齐，乔治一世的儿子），率领军队二万五千人，出兵波兰。他与瑞典、哥萨克酋长国结盟，希望趁著邻国波兰面临大洪水时代的生死存亡关头时，和盟友一同瓜分波兰。在波兰实行半年的恐怖抢掠并一度占领华沙之后，他在七月被波兰的大将斯特凡·恰尔涅茨基彻底击败，在回国的途中又遇到波兰盟友克里米亚汗国的阻挡和袭击，虽然乔治二世本人先一步回国了，但他一万多人的军队却被克里米亚军全部俘虏并作为人质，连带导致国内的巨大混乱。

从1657年底开始，乔治二世名义上的领主国——鄂图曼土耳其，联合其附庸克里米亚汗国进军特兰西瓦尼亚并横扫其国土，特兰西瓦尼亚历经半世纪的安宁与富强被彻底打破。土耳其苏丹的入侵理由，是乔治二世份属附庸，不该未经其同意就任意对波兰发动战争，所以应当受到严厉的处罚。在土耳其的巨大压力之下，乔治二世一度被贵族议会所废黜，但不久即复位，然后在1660年被中兴土耳其的科普律宰相家族给击败，战死沙场。

当时，特兰西瓦尼亚被土耳其施予领土丧失和提高附庸金（从之前每年一万五千金币提高到五万）的惩罚。虽然特兰西瓦尼亚的继任统治者约翰·凯梅尼（1661-1662年在位）于1661年向奥地利皇帝求得援助并宣布断绝与土耳其的附庸关系，但十二万以上的土耳其军很快在隔年挥兵特兰西瓦尼亚，先杀死约翰·凯梅尼，再进攻奥地利所属的西部匈牙利。奥地利颇有军事天份的主帅——拉依蒙多·蒙特库科利，因为获得德意志诸国与法国派来的援军，挡住土耳其的大军并获得胜利，但奥地利仍在1664年与土耳其签订和约、承认土耳其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宗主权。自此特兰西瓦尼亚彻底屈从土耳其的意志，议会选出对土耳其唯命是从的统治者迈克尔一世·阿帕费（1662-1690年），并在往后的二十多年中内，悲惨地承担著巨额附庸金（每年二十万金币）与战败赔款。

奥地利统治与奥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中失败后，哈布斯堡王朝逐渐在自治的特兰西瓦尼亚实行管治，1687年迫使马札尔贵族放弃过去自由选举匈牙利国王的权利，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世袭统治。除了加强中央管治外，哈布斯堡王朝亦推崇罗马天主教，作为统一特兰西瓦尼亚的力量，并藉以减低新教的影响力。哈布斯堡王朝希望透过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制造冲突来削弱。结果，1703-1711年间发生拉科齐起事，在法王路易十四开头的支援下，许多马札尔贵族联合平民与农奴，对奥地利发起全面反抗，要求恢复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独立与信仰自由。当时奥地利正在西面与法国进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情势一度对特兰西瓦尼亚颇为有利，起事军更在1707年宣布废除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一世）的匈牙利王位。但是1704年法军在布伦海姆战役大败给英、奥联军之后，奥地利开始有馀力把军队东调去镇压特兰西瓦尼亚的叛乱，法国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支援也逐渐停止。终于，拉科齐起事在1711年被平定，贵族向奥地利投降妥协，特兰西瓦尼亚公国被奥地利取消，改由哈布斯堡派去的总督统治。

1740年，随著匈牙利新任女王玛丽亚·特蕾莎的上台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开打，匈牙利贵族趁机与女王讨价还价地获得大量的特权与权利保障，并发挥骑士精神去效忠并捍卫女王的传统权利，特兰西瓦尼亚作为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从此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更加紧密的相连，地方贵族受到女王绝对主义王权的魅惑与影响，开始移居维也纳。

作为罗马尼亚一部分的特兰西瓦尼亚

尽管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一世是霍亨索伦王室成员，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拒绝加入同盟国集团，而保持中立。1916年，罗马尼亚与协约国签署了军事协定，加入了承认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的主权的协约国集团。该协定的后果之一是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7日向同盟国宣战，越过喀尔巴阡山脉进军特兰西瓦尼亚，从而迫使同盟国在另一条前线作战。自9月起，一支德国-保加利亚反击部队在杜布鲁亚（Dobruja）和喀尔巴阡山内活动，将罗马尼亚军队在10月中旬赶回国内，并最终攻陷了布加勒斯特。1918年三月，俄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退出了战争。罗马尼亚在东欧孤军奋战，并于1918年五月开始与德国商谈和平条约。然而谈判结果签署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却从未被罗马尼亚承认过，罗马尼亚政府于1918年十月公开抨击这一和约，并站到了协约国集团，重新加入了战争。罗马尼亚军队推进到特兰西瓦尼亚的穆列什河（Mure? river）。

到1918年中期，同盟国集团在战争中节节败退，奥匈帝国开始分裂，其中的国家在9、10月间纷纷宣布独立。特兰西瓦尼亚的国家党聚会并起草了一份协议，调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的自决权（十四点和平原则，Woodrow Wilson's 14 points），宣布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合并。11月，代表所有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的罗马尼亚民族中央委员会通告布达佩斯政府，它们已经接管特兰西瓦尼亚的23个郡的全境和3个其它郡的部分地区。1918年12月1日在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举行的一场大规模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所有罗马尼亚人统一到一个国家内。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国人的民族委员会和来自巴纳特（Banat）的多瑙斯瓦比亚人委员会都通过了这项公告。作为回应，1918年12月22日，位于克鲁日的匈牙利大会重新确认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对于匈牙利的忠心。

1918年12月罗马尼亚军队驻扎在穆列什河（Mure），但在征求凡尔赛集团意见之后，以保护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为由，越过边境区域直达克鲁日，后来进驻西格海特。布尔什维克分子试图散播十月革命，令该区域的暴力日益升温，并导致了1919年2月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中立区的建立。

刚刚宣布独立的匈牙利共和国的首相于1919年3月辞职，拒绝正式承认将特兰西瓦尼亚置于罗马尼亚统治下的《凡尔赛条约》。同月，库恩·贝拉（Béla Kun）领导的匈牙利共产党掌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承诺匈牙利将重新获得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领土之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决定向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宣战。1919年4月，匈牙利军队沿索梅什河（Some）和穆列什河（Mure）开始进攻特兰西瓦尼亚；5月，罗马尼亚反击部队推进至提萨河（Tisa）后突然停止；7月，新的匈牙利武装长驱直入罗马尼亚边境60公里；8月，罗马尼亚军队反攻占领了布达佩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灭亡。罗马尼亚军队在1919年10月至1920年3月间陆续撤出。

1919年6月正式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承认了罗马尼亚对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主权。《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t. Germain，1919年）和《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1920年6月）进一步描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地位，确定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的边界。1922年，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一世和罗马尼亚王后玛丽亚在阿尔巴尤利亚加冕。

1940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通过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Vienna Diktat），将特兰西瓦尼亚的北半部划给了匈牙利。二战结束后的《巴黎和约》（1947）废除了《维也纳仲裁裁决》，北部特兰西瓦尼亚的疆域归还罗马尼亚。根据《巴黎和约》，二战后罗马尼亚与匈牙利的边界与1920年测定的一致。

谢选骏指出：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的关系，凸显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不同的信仰和制度，有时可以把一个民族一分为二。而相同的信仰和制度，有时可以把不同的民族统一起来。在中古时代，宗教信仰是粘合剂；而在现代，民族主义则成为粘合剂——在这种意义上，民族主义其实可以视为一种现代的宗教，一种无神论的、祖先崇拜的宗教。

越是封闭的国家就越是容易幸福，罗马尼亚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了魔鬼的诱惑。从这里反思，中国社会的躁动不安，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中国人太喜欢攀比了，追赶时髦，内心煎熬，乐此不疲，市侩心理。

附录

网文《特兰西瓦尼亚 这儿是吸血鬼的故乡吸血鬼的故乡》报道：

在欧洲，罗马尼亚一直是吸血鬼迷信最复杂的地方。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作为“吸血女伯爵”Elizabeth Bathory的故乡、小说《德库拉》中主人公德库拉的居住地，更是当之无愧的“吸血鬼之乡”。在罗马尼亚，关于吸血鬼的迷信的语言和风俗随处可以见到。著名游戏“恶魔城”系列中的恶魔城，就在这里。

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包括了罗马尼亚中部和西部。中世纪时特兰西瓦尼亚曾是一个公国。它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海拔约为300至500米。特兰西瓦尼亚有不少小城镇和乡村，城镇中的中世纪建筑保存完好，原野山地等自然风情十足。这里的传统文化也保留得很好，若遇到举办古朴而盛大的仪式，当地人都会穿着传统盛装出席，十分热闹。

这里有蜿蜒的小路、古老的森林和山脉、五颜六色的树木、朦胧的薄雾及有点阴森恐怖的教堂。

如果要找寻特兰西瓦尼亚作为吸血鬼之乡的根源，或许要去一趟塞伊特城堡（Csejthe），这个城堡坐落在一处山顶的平坡之上，是一座土城堡，城堡前面有数不清的十字架，视野广阔。

这座城堡体现了哥特式建筑的一切特点：巨大的城墙和阴森的主塔，哥特式的拱形窗，楼梯扶手上的哥特式雕栏，不知通往哪里的阴暗小楼梯，也许和整个建筑风格大相径庭，但似乎很有感觉，走廊还弥漫着陈旧泥土墙砖的气息。

这个城堡并未任何奇特之处，但它的主人却是“吸血女伯爵”Elizabeth Bathory，巴托里伯爵夫人。她或许是历史上杀人数量最多的女性连环杀手，她相信处女的鲜血可以让她永葆青春，也拥有足够的特权来实践她的迷信。据信有大约650人被这位伊丽莎白女伯爵杀害，他们的血被她饮用，或用于沐浴！

吸血女伯爵

关于巴托里伯爵夫人是否是传说中的吸血鬼，版本也有很多，有认为她只是单纯地喜欢虐杀少女以满足内心不正常的诉求，也有认为她的家族与传说中的森林之神以及女巫都有着血缘关系，也有传言她热衷于黑魔法的，然而，历史永远都是由胜利者撰写的，伯爵夫人真是如此或是被人诬陷也早已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不得而知了。但毫无疑问，这也让特兰西瓦尼亚纷纷扬扬的吸血鬼传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谢选骏指出：特兰西瓦尼亚是欧洲最穷的地方，难怪那里盛产吸血鬼。

谢选骏：缺乏知识的哈佛主任

《「美國第二」 哈佛學者籲面對現實》2017年6月16日报道说：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貝爾法(Belfer)科學暨國際事務中心主任艾力森(Graham Allison)，近日在波士頓環球報發表「美國第二？(America second? Yes, and China’s lead is only growing)」評論，指飛躍進步中的中國能量驚人，但很少人真正知道其力度與後果。

根據美新報導年度排名，中國的清華大學已在2015年超過麻省理工學院，拿下世界最佳的工程學院。在全球十大最佳工程學院排名中，中國與美國分庭抗禮，各占四席。中國每年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科系的畢業生是美國的四倍；過去數年，中國大學培育的STEM科系博士生人數也都超過美國。

除了在全球教育領袖地位上挑戰「美國第一」，艾力森說，在自動化市場、自動化製造、超級電腦、智慧手機等經濟表現指標上，中國已經可以取代、甚至超過美國。在他所任教的哈佛大學「國家安全」課堂上，有一半的學生相信，在有生之年會看到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國，美國將淪為老二。但當他展示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會議就已宣布中國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時，學生的反應是驚愕和不可置信。他說，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多面向地迅速成長。1981年，在雷根當選總統時，中國的經濟僅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到2014年，中國經濟躍升100%，至目前則是115%。如果中美經濟維持目前的成長速度，到2023年，中國經濟將大於美國50%；到2040年，將是美國的三倍。

艾力森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在雷根總統任內擔任國防部特別顧問，柯林頓總統時期任國防政策計畫部助理部長，他認為，美國人或者不知道、或者根本不願面對事實。當中國躍升為世界經濟頂尖地位時，華府還在地緣政治潮流中玩「假裝」的遊戲。多次提出「管理」中國策略的決策者，更該捫心自問：中國是否已在「管理」美國。

一個強大的中國正挑戰美國在南海的利益，購買美國公司、取代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也正在取代美國的全球主要商業夥伴地位。川普「讓美國再次強大」的美麗口號並非解決之道。艾力森呼籲決策者必須認識這些讓人不適、但無可否認的現實，面對避免災難性衝突和保護美國重要利益的中國挑戰。

谢选骏指出：“哈佛大學科學暨國際事務中心主任”不幸缺乏历史知识。因为他例举“1981年中國的經濟僅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却没有说明那不是一个正常的时候，而是中国病入膏肓、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很长的时期一直都是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政治实体。

哈佛主任学者不仅如此缺乏历史知识，而且缺乏现实知识：从人口上看，美国现在就不是第二，而是第三了，比印度还不如。中国的现有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在全球化的世界贸易结构之下，中国人均产值只要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总产值就将是美国的两倍。中国有14亿人口，比日本1亿2千万、美国3亿2千万、欧盟28国5.074亿的总和（9亿5千万），还要多出50%。如果中国人均产值达到美国的一半，其综合国力恐怕超过日本、美国、欧盟的总和，因为这是一股统一的力量，而日本、美国、欧盟却是分散的力量。等于是中国一家的7亿（14亿的一半）对抗日本、美国、欧盟的9.5亿——这个对抗赛的算数小学生都知道，只有“哈佛主任”不知道。

而“中国人均产值达到日本美国欧盟人均产值的一半，是不是一个梦想？不是的。真很现实，也很合乎历史——因为这仅仅要求中国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可以。大陆人的素质可能达不到欧美人、日本人的程度，但是要赶上台湾人还是可能的……毕竟都是华人嘛。但是那时，世界格局就会根本改变了。“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就会实现了。中国的长期目标，不是超过美国，而是超过日本美国欧盟的总和。这是明摆着的，傻瓜都看得懂。只有哈佛的主任不懂。他的唯一希望，就是共产党继续控制中国，从而拉慢中国的发展速度，甚至导致社会分裂。所以哈佛在“文明的冲突”里的制胜法宝，就是帮助共产党继续掌权。

谢选骏：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

毛泽东文革的开始于1966年，而国民党的文革则是开始于1927年，后来在“新生活运动”中达到高潮。

这也可以佐证，正如我在《现代南北朝》里论述的，毛泽东其实没有创造性，他的伎俩多是从斯大林、蒋介石、孙中山哪里学来的。

（一）

网文《王国维之女解读乃父投湖自杀之谜》报道：

罗振玉为何仿写伪造王国维“遗折”？

王国维为什么要到颐和园鱼藻轩跳昆明湖自杀呢？

关于这件遗憾事，讨论的人很多，关于原因，也各有不同的见解，包括“罗振玉先生逼债说”、“罗振玉先生带回女儿说”、“殉清说”、“时局逼迫说”等。东明回想起来，可能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导火线则是大哥潜明突然病逝，大哥的妻子罗孝纯却被其父罗振玉带回去自己照顾，父亲受到很大的刺激。

1918年，大哥19岁在上海结婚，大嫂即罗振玉之次女。父亲与罗振玉先生初为师生，继为朋友，终为儿女亲家，关系实不同寻常。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9月，潜明哥在上海突染伤寒症，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这类病在恢复期忌吃生硬之物。大哥喜欢吃硬饭，后来又发作了。父亲听闻大哥病危，即由北京清华园乘车赴上海，其病已无救。父亲在上海为他主持丧事。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并安慰自己的女儿曼华（字孝纯）。丧事办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当时称之为“大归”。

父亲个性刚直。他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寡欢，而罗振玉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他把大哥的抚恤金及其生病时大嫂变卖首饰的钱全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沓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就投湖自尽了。

夏天的清华园，在往昔平静的学术氛围中，增添了忙碌和紧张。1927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二），离端午节还有三天，谁也想不起过节，忙的是清华园学院毕业生的毕业。

学生们忙着向老师告别，请老师题字。父亲也为学生题扇。中午，举行导师与毕业生的叙别会，席仅四桌，席间父亲那桌寂然无声，因他惯常寡言笑，大家也习惯了。后来有位山西籍的学生听传闻北伐军将至，怕时局会乱，敦请父亲去他家乡长治。父亲答道：“没有书，怎么办？”接着梁启超起立致词，表扬学生成绩优秀，对清华研究院满怀希望，“继续努力，清华必成国学重镇无疑”。父亲点头赞同。

下午，同学分别到各老师家话别。有几位学生到家拜见，父亲不在家，经电话询问，知他在陈寅恪先生家。父亲得知有学生来家，当即赶回会见学生，恳切论学。

晚饭时，学生方告辞，晚上戴家祥（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经学家）等拜访父亲。他曾为文回忆当晚的情形：“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父亲还告诉他们：“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

谢国桢（河南安阳人，著名明清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记述这次会面如下：“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父亲送走两位学生后，回屋继续评阅学生试卷。回忆中，父亲当夜熟眠如故，并无异样。

1927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早上一切如常，父亲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那时我们兄弟姊妹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餐，不能睡懒觉。

父亲餐后必至书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么，如有东西需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佣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他是独自一人去的。到了研究院教授室之后，又与同事商议下学期招生事，并嘱办事员到家里将学生成绩稿本取来。昨夜他为谢国桢纸扇题字，偶称谢国桢为“兄”，此时又慎重将“兄”字改为“弟”字。

一切料理妥当之后，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两元钱。侯厚培身边无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的纸币。当时教授习惯身边并不带钱，侯也不以为意。两人谈话甚久，父亲走出办公室，就去清华南院校门外两旁守候的人力车中，雇车赴颐和园。进园前，命车夫等候，并付洋五毫。

父亲十点多钟走入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兀坐沉思，不多久即步入鱼藻轩，吸纸烟。大约十一时左右，从鱼藻轩石阶上跃身入水。有清洁工闻声即来救助，捞起后，已气绝。时投水最多两分钟，看来父亲死志已决，用头埋入淤泥中，窒息而死。因为那里水浅，死前背上衣服还未湿。

大约下午三时左右，颐和园中的工作人员问门口车夫，何故在此久候。车夫告知有一老先生命其在此等候。工作人员告知有人投湖自尽，叙述投水者衣着、相貌，一一符合。该车夫即奔回清华报信。

其时，三哥贞明刚从上海转到燕京大学准备就读，母亲久等父亲不归正感奇怪，就命他中午回家吃饭，到清华找父亲。在校门口问车夫，才知父亲早上搭35号车往颐和园，即西奔往探。途中正遇上35号车回校，车上坐着一名巡警。三哥认识这位车夫，待巡警问明三哥身份之后，一起折回颐和园，接着又到警察局备案。这是6月2日下午四时左右。

到了下午七时许，清华学校全校之人均已知晓此事。晚上九时，教职员、研究院学生二十余人，乘两辆汽车至颐和园。园门已关，守兵不许进入，经再三交涉，始准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及守卫处乌处长入视。

6月3日晨，母亲带着我们及教职员、学生等入园探视。时父亲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芦席，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

下午四时检察官始至验尸，此时在父亲口袋中，搜出遗嘱一封，并现洋四元四角。验尸毕，即由校中员生及家族护尸至颐和园西北角园门处之三间空屋中，于此正式入殓。棺木运来甚迟，直到九时，才正式运柩至清华园南边之刚秉庙（太监们敬仰的鼻祖神仙，类似关帝里的关公）停放。

校中员生来者均执灯步行送殡。麻衣执拂，入寺设祭。众人行礼毕，始散，已6月3日晚上十一时矣。是日送殡者有清华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马衡教授、燕京大学容庚教授，研究院学生均前往送灵。

父亲死后，法医在父亲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因为当时大哥已逝，二哥又在外地工作，所以写了三哥的名字。遗书内中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日）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

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记叙不难看出，王国维是被北伐军的暴行给吓死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不想受辱，所以像后来毛泽东的文革里的老舍、傅雷等人一样选择了自杀。所以我说，“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国民党的文革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相当广泛的。

（二）

谢选骏在《国民党曾经发动的“文革”》里指出：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记载： “北齐北周之雕刻，由历史眼光观之，实可为隋代先驱。就其作风而论，北齐北周为元魏（幼稚期）与隋唐（成熟期）间之折冲。其手法由程式化的线形的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法；其佛身躯渐圆，然在衣褶上则仍保持前期遗风，其轮廓仍整一，衣纹仍极有律韵。其古风的微笑仍不罕见，然不似前期之严峻神秘；面貌较圆，而其神气则较前近人多矣。此时期可称为过渡时期，实治史者权宜感兴趣之时期也。北齐时代虽同，然地方之区别则极显著。北周遗物，今见于陕西一带者，率皆肥壮，不似北齐河北所遗玉石像之精巧。今山西天龙山所存此期遗物最多，然前数年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其受损害如何，不敢设想。”

《中国雕塑史》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一九三○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编辑而成的，所以“前数年”当在北伐的“联俄容共”时期，那时，“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古代文物，明显与四十年以后发生的“文革”，一脉相承。

不论国民党发动的“文革”还是共产党发动的“文革”，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在这种意义上，蒋介石和胡适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帮助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争议，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共产党就无法在中国获得合法性，也不能获得漂白、上台执政。

即使反共义士蒋介石本人，也是靠联俄容共起家的，他的儿子蒋经国不但是共产党徒，而且一手提拔同样是共产党徒的李登辉，这个“三连炮”决定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体两面。

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或说是现代南北朝的两个巴掌。

读书至此，献与诸君。
 
（三）

国民党发动的“文革”，后来体现为“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公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最后因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内战失利“暂停办理”。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之一种混合物。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他提出“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500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之乐群电影院，参加扩大之总理纪念周。刚从南京过完春节回到南昌行营，蒋在会上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讲演，正式揭开新生活运动之序幕。“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如狂风扫荡社会的落后状况，并以柔风鼓吹社会的生活力与正当精神。”宋美龄则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

其实，与新生活运动有关准备，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迹可寻。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重要思想，这是蒋介石对挽救中国危亡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由是，中国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权威。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上，融合了中国传统礼教等级思想、国家主义，以至基督教价值观元素，这可见于蒋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

有谓蒋介石在巡视时看见一个吸纸烟小孩，有感国民生活不堪，萌生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意念。对蒋介石这件“轶事”的说法甚多，这事道出了新生活运动出发点——从国民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到全面社会风气革新。

蒋强调新生活运动之基本要求是生活革命。即通过生活层面之革新再造，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礼义廉耻之精神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更高目标，找到“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食衣住行”各方面。“礼义廉耻”（四维）是新生活运动中心思想。新生活运动想要做到，不仅是表面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蒋理想化地希望新生活运动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行动指引，在各篇演讲中强调务必达到军事化严格标准。规矩、清洁活动，“三化”原则（“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及劳动服务运动是蒋为新生活运动规定之要求，但是蒋发起此运动，目标并不仅止于此。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介石即有这样的陈述：

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致同样的标准。由此可见，提倡军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内攘外”，借此提高国民政府动员人民之能力，一方面与中共抗衡，同时也为准备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

1936年，蒋介石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新生活。

总括而言，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新生活运动总会曾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 ，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由于新生活运动力图直接干涉物质生活与经济，有学者如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讥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战前曾说：“中国有三件不可轻视的大事，就是整理军备、整理财政和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萧纯锦任副主任干事，李焕之任书记。次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定新生活运动推向社会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逐步推行。3月1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20馀万市民中有10万人被要求参加大会，这在南昌城中前所未有。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出席大会，蒋发表《力行新生活运动》演说。统领全国各地新生活运动之工作。3月18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又组织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

1934年6月，蒋介石亲自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7月颁行全国。7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蒋仍任会长，熊式辉、邓文仪分任主任干事和副主任干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

1935年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新生活运动已发展至全国，新生活运动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生活运动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

1936年2月，在新生活运动总会下增设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3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任总干事，负责实际工作。此后，新生活运动组织仍在扩大。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歌曲作为新生活运动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即与抗战前有明显分别。

思想方面，抗战前以“四维”规范人民日常生活，战时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不忘抗敌。蒋介石曾将“礼义廉耻”口号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1939年新生活运动五周年时，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这都是为了鼓励军民奋力抗战。

此外，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抗战时迁到汉口，到后来迁至重庆，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着抗战需要，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生活运动模范区等，都成了新生活运动工作范围。虽然新生活运动成效于战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生活运动组织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服务提供方便，对抗战作用正面。

抗战胜利后，中国旋即内战，国民政府无力兼顾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总会因此面临经济困难。1946年2月，新生活运动总会迁回南京。

1949年，蒋介石指令：目前暂时把新生活运动一切活动，停止办理。蒋悄悄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后来更消声匿迹，再没有恢复，历时15年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因此有人声称“这个运动已经走到尽头了”。

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生活运动延续。

谢选骏指出：国民党的文革不像共产党的文革那么残暴，正如国民党的土改不像共产党的土改那么残暴。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有迹可循甚至充满互动的。1927年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预兆了千百万知识分子1966年死于共产党的文革。是为记。

谢选骏：国民党曾经发动的“文革”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记载：

 “北齐北周之雕刻，由历史眼光观之，实可为隋代先驱。就其作风而论，北齐北周为元魏（幼稚期）与隋唐（成熟期）间之折冲。其手法由程式化的线形的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法；其佛身躯渐圆，然在衣褶上则仍保持前期遗风，其轮廓仍整一，衣纹仍极有律韵。其古风的微笑仍不罕见，然不似前期之严峻神秘；面貌较圆，而其神气则较前近人多矣。此时期可称为过渡时期，实治史者权宜感兴趣之时期也。北齐时代虽同，然地方之区别则极显著。北周遗物，今见于陕西一带者，率皆肥壮，不似北齐河北所遗玉石像之精巧。今山西天龙山所存此期遗物最多，然前数年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其受损害如何，不敢设想。”

《中国雕塑史》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一九三○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编辑而成的，所以“前数年”当在北伐的“联俄容共”时期，那时，“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古代文物，明显与四十年以后发生的“文革”，一脉相承。

不论国民党发动的“文革”还是共产党发动的“文革”，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在这种意义上，蒋介石和胡适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帮助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争议，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共产党就无法在中国获得合法性，也不能获得漂白、上台执政。

即使反共义士蒋介石本人，也是靠联俄容共起家的，他的儿子蒋经国不但是共产党徒，而且一手提拔同样是共产党徒的李登辉，这个“三连炮”决定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体两面。

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或说是现代南北朝的两个巴掌——“一个巴掌拍不响”，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南朝和现代北朝——这两个巴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们一对难兄难弟，都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梁思成对于国民党的文革都表示“不敢设想”，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最后投靠的共产党更加不堪——难怪他最后把自己的党性和狗命都搭了进去。读书至此，献与诸君——

网文《梁思成》报道：

梁思成，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男，中国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建筑五宗师》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

成长求学时期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清朝著名的政治家，曾发动戊戌变法，为躲避慈禧太后迫害而流亡海外，所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1912年辛亥革命后，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就学。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8年之后的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未毕业）。在求学期间，因为其父梁启超和未婚妻林徽因的关系，结识了徐志摩。虽然尔后因徐志摩对林徽因抱持好感而略有嫌隙，但是日后得知徐志摩在赶往想要听他与林徽因的演讲发生空难身亡，仍然为徐志摩哀伤。

1928年与林徽因在渥太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各地建筑，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在那里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当时就试图保护沈阳钟鼓楼，但不被当地政府采纳，终于被拆毁。1930年和张锐参与天津市规划，以《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获奖。

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侵略东北后，梁思成于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梁思成入营造学社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
梁思成原计划即时着手研究宋代《营造法式》，不料“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为了深入研究古代，他首先从比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着手，拜北京老木匠和彩画匠为师，配合研究北平大量清代建筑，搞懂《清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在1932年著成《清式营造则例》手稿（1934年出版）。

同时期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人，还收集和整理清代匠作则例中建筑师傅历代相传的《营律大木做法》、《大木分法》、《小木分法》等手抄本，1932年出版梁思成编订的《营造算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分三次刊印。为了着手研究《营造法式》，必须收集宋代建筑的资料。1937年时有关宋代建筑的资料，有如凤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决定到中国各地找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时代，他冒很大风险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几年间，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从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善化寺等，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山西五台山7月7日发现当时所知中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佛光寺。他将这些重大的考察的结果，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这些文物的重视，并为他日后注释《营造法式》，和编写《中国建筑史》，准备良好的基础。

1936年梁思成与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史坦因有所交流。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邀请他组建“中日友好协会”，梁意识到，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1937年9月5日，梁思成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踏上了他的避难之路。彼时，天津意租界欢迎他以难民身份驻留。据梁再冰回忆“……父亲带领全家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 ”随后又在昆明和四川宜宾李庄定居。于昆明时，在昆明循津街“止园”，昆明市市长府的前院恢复了“营造学社”，一共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5个人。整个过程中，他培养了许多建筑师，并绘制了重点保护文物地图，将它们提供给美国援华飞行员，以便在轰炸敌后时注意避开这些地点。1939年9月，梁、刘等人开始了他们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的调查。9月9日，梁思成飞往重庆。他们开始调查重庆巴县及北培古建，同时联系去成都的汽车。考察了四川彭山汉朝崖墓。

盟军对日本国土进行总攻击时，梁思成透过美驻重庆办事处联络官布朗森上校，陈述了保护京都、奈良古建筑的重要性，并提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以及这样一段见解：“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美军接受了梁的建议，并请其助手在军用地图上标绘出区块，进而保护日本古都免于原子弹轰炸。奈良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三十周年纪念日时，《朝日新闻》特刊一文——奉为《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文汇报》2006.6.28李光羽文）。

关于梁思成保护京都免于盟军空袭说法目前尚存争议，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古谷浩一经过调查后表示，虽然“很难断定京都奈良免于轰炸就是因为梁思成的建议”，但他的建议对中日之间意义重大。梁思成保护京都的说法来源，要查明出至何处。以一人之力改变美国政府与军方政策，使京都与奈良免受摧毁之说，从无原始资料佐证。左拉拉教授在2018年发文，指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罗伯茨委员会卷宗查无此事。常识可见美军的轰炸任务，是由一连串军方委员会与军方单位依据战略需要来确定，不是由一个无军务、非公民、非日本建筑专家可左右。

另据战争史研究第五期报道，当时美国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上校（Leslie Groves）将由战略航空兵参谋长诺斯塔德准将（Lauris Norstad）拟定的即将被原子弹轰炸的日本城市的最终名单（小仓、京都、广岛、新潟）提交给马歇尔将军时，遭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反对，史汀生在做菲律宾总督期间多次到过京都，对这座优雅美丽的城市感情很深。史汀生称，京都对日本人民有巨大的感情价值和宗教意义，由此将对战后重建日本带来很大困难，格罗夫斯则坚持京都是最有价值的目标，因为别的日本城市大多已遭空袭破坏，大量人口和设备迁往京都，京都已是日本战时最重要的兵工生产中心，是拥有100万人口的巨大工业城市。史汀生找了杜鲁门总统，劝说他划掉京都的名字，同时将其保留在禁止轰炸的城市名单上。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创办营建（建筑城市规划）学系，毕生志力教育工作。1949年在《文汇报》发表“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

1946年10月—1947年应邀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被指名作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在此期间和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规划，将这些列为他日后研究课题。平津战役中，绘制北平古物保护的地图区块，避免受到炮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1950年和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他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他的远见不能为那时代的人理解，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北京城的发展也可以避免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他所考察发现的许多古建筑，现在都成为当地引为自豪的文化古迹。他设计的唯一唐代风格的建筑作品是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和尚纪念堂，在他身后建成。

梁思成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判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被没收。抄家者在其家中发现属于其故妻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军刀上刻有“中正赠”（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讳），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中共在文革后宣布对梁思成恢复名誉。

梁思成从1930年开始着手研究《营造法式》，前后二十余年，在1963年完成《营造法式注释》初稿[12]。但因爆发文化大革命，出版被搁置，直到1980年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遗稿才初次由清华大学营造法式研究小组整理出版。

他在抗战期间的四川宜宾李庄以英文写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但唯一的一份原稿，失踪了三十多年，后经美国友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 费正清夫人）多方追寻，终于在新加坡原封不动失而复得，于198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后，获美国出版联合会专业学和术书籍金奖；中文本于1992年获中国出版协会奖。后本书原件已由林洙先生捐献给中国国家图书馆。

家庭
梁思成第一任妻子林徽因，第二任妻子林洙，其儿为梁从诫，女儿为梁再冰。

谢选骏指出：梁思成能写史书，却不能从中获益，悲夫。

谢选骏：日本核危机敲响了主权国家的丧钟

《日本核泄漏敲响了人类文明的警钟》2011年3月28日报道说：

一场超级大地震冲毁了日本东部沿岸的城市，令人震憾的画面让人感到世界末日来临，但比大自然造成的更严重的灾难，是地震冲击的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整个世界都为之人心慌慌。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美国洛杉矶，都为飘移过来的核幅射而感到紧张，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因着媒体的大肆宣传，竟然为此发生了一场全国性抢购食盐的事件，而事件的来源仅仅是据说盐可以防止核幅射。人们对核子幅射的恐惧已到的谈核色变的程度。

核既可以成为毁灭人类的战争魔鬼，也可以服务与人的生活。但是魔鬼总是魔鬼，连上帝都控制不了，奈何不得，何况人类了。自从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以来，又乘着二十一世纪信息革命的爆发，仅仅二百多年的历史，人类的创造力超越了人类有史以来几千年的发展，同时促使了人类的贪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我们看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生活，仅仅二战以来的五六十年，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们住豪宅，全空调的房子，自动浇灌的花园，游泳池，出门小小的一个人，开着大排量的车去上班，不开窗的办公楼里，隔开自然空气，春夏秋冬一个样。人们朝九晚五回到家里，又将热水笼头一开，哗啦啦地冲他几十分钟，还要在按摩浴缸里泡一泡。夏天，空调开得穿毛衣，冬天，开得穿衬衣。饮食上更是暴饮暴食，营养过剩，一个一个吃得大腹便便，为此又要去廋身减肥，瘦身减肥本来跑跑步就可以了，但偏偏不到街上公园里去跑，要到健身房去，跑步机一开，二只脚在上面蹭，还要去消耗电力。这样毫无节制的生活真的是作孽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不但没有被人认识到，还被眼红眼热，那些后续发展的国家，有样学样，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中国那些当了官的，发了财的，以前大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糜烂透顶。现在则是风水轮流转了，也该轮到我们糜烂糜烂了，你们有的我们要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你们有摩天大楼，我们比你们还高，你们有五星级宾馆，我们有六星、七星。晚上电灯一亮，比比看你们的城市亮还是我们城市亮。当然这一切都需要能源，需要电。电不够了怎么办，拦河筑坝，河拦完了，就造核电站。86年切尔诺贝里核电站爆炸，导至20万人死亡，250万人患各种疾病，2800平方公里成为无人区，这样惨痛的教训还不够 ，再来一个三里岛，也无所谓，核电站一个接一个地造，核泄漏管核泄漏，享受要紧，反正人要死的，且让我醉生梦死。但是真的核事故出现，核幅射泄漏了又怕的要死，连盐都要抢。按人的禀性，事情过去了，又是老方一贴，享受照样不能少，核电站照样造。日本是世界上吃过核苦头最重的国家，二战美国二颗原子弹，广岛二十万人丧生，长崎十万人丧生，核幅射一直伤及到下一代。一直以来日本反核最强烈，但是核电站却照造不误，这些年来竟然悄悄地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造了55台。现在全球共有441台，近年来中国也急起直追，已有6个电站，11台机组，还有大批在建在批的电站。这个世界为了电力能源，已经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随时可能发生核爆炸、核泄漏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而核对人生存的威胁仅仅是其中一个部分。人类这样无节度地发展，贪得无厌地生活，最终必然毁灭在自己手里。
   
有人认为，对于核泄漏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人有足够的能力克服这些问题。确实，人类有着无限的 创造力，但创造力激发了人的贪欲，人被贪欲所左右，遮蔽了本性，本心，从而使人陷入永无止境的烦恼与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是人到了该反省自己，换一种思维，换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了。“发展不是硬道理”，人的生活不能无所节制，返朴归真，是避免人类毁灭的根本之道。我们的生活，房子是不是能够住小一点，房子再大晚上也只能是一室一床。我们的车能不能开小一点，车是一个代步的工具，或者大家都坐公共交通，坐在车上还能看书看报，打打电话，又少了交通事故，难道不是蛮适意的事吗？我们回到家里，洗二十分钟澡的改为十分钟，十分钟的改为五分钟，不是同样也干干净净。夏天，我们是不是能不放冷气，若大的一个房子，都是浪费，摇一把电扇，身上凉快了就行，总比摇一把扇子要好。冬天，也不要放热气了，弄一只小电热器，或多穿一点衣服，同样暖和和的，何必大冬天在家里光着膀子呢。还有现代人洗衣服，都用烘干机，外面大太阳，照样烘，如果晒到外面去，香喷喷的拿回来有多好。吃的方面尤其要改一改，现代人，营养都是过剩的，由于营养过剩而造成了许多疾病，病从口入，不是吃了不卫生的东西，而是吃来太多的东西。人的身体嘴是最贪欲的。现在的自助餐那么地风行，就是人的贪欲造成的，进了自助餐店，一盆接着一盆地吃，肚子涨了，撸一撸肚皮还要接着吃，好象是不吃白不吃，结果吃到动不了为止，几天消化不了，真是自作自受。我们不但应该每顿少吃，如果每周有一天只喝一点米汤之类的东西，让我们的肝臟休息休息，会活得更健康。中国有一句古语“晚饭少一口，活到九十九”，为什么现代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不错，科学技术的发展解脱了人类因物质匮乏而遭受的困苦，但它却滋长了人类的贪欲。对心灵的喜悦没有带来好处，甚至带来许多烦恼。过去是为柴米油盐愁，现在是为房子车子，还有层出无穷的新玩意儿引诱带来的愁。这是科学技术给人类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让科学和心灵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课题。日本核泄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确实到了该反思科技发展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现代人能够将观念改一改，生活变通一下，我们就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的能源，不需要建那么多改变生态，污染环境的电站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生活的品质不减反增，身体会更加健康，生活会更无忧无虑。更重要的是，因着人少了贪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这样紧张，国与国的关系不会这样剑拔弩张，不会为能源而斗个你死我活，甚至于发动战争。让已是病入膏肓的人类，健康地生活下去，而这一切只需我们“返朴归真”。但是被贪欲左右的现代人，如入魔窟，要让他返朴归真，真的是比死还难。人类的灾难是人的贪欲和智慧造成的。当年看“圣经”的时候，不明白，上帝为何不让亚当和夏娃偷吃伊甸园的智慧之果，还因着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之果，惩罚人类，让其终身忏悔，现在才明白了上帝的道理。

谢选骏指出：日本核危机首先暴露了主权国家的无能，已经无力管制具有全球影响的核灾难。所以，日本政府才会隐瞒灾情，甚至让救援的美军都陷入核辐射的污染之中。由此可见，日本核危机首先敲响的是“日本神话”和主权国家的丧钟，其次才敲响了现代文明和人类未来的警钟。或说，日本核危机在敲响了文明人类的警钟的同时，也敲响的主权国家的丧钟——因为主权国家已经无法应对“超越了国界的全球问题”的挑战了。

谢选骏：为什么21世纪不会属于中国？

《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什么21世纪不会属于中国？》2011年7月13日报道说：

Fareed Zakaria在Munk Debate（Munk辩论）上，和亨利·基辛格一起反驳了21世界将属于中国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不会成为21世纪的主导力量有以下三个原因：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

经济

最近几年我们认识到一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远保持直线上升。中国看起来正要接管世界，但是日本当年也有过这样一段时期。当时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也被告知，世界将被日本统治。但结果并不是这样。

在连续20-25年保持每年9%的增长率后，大多数亚洲四小龙国家的增长速度减慢到了6%或5%。我并不是在预测什么中国的崩溃。我只是在说，中国同样要遵守大数法则，它会在某个时候降低到一个慢一些的增长率——也许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得多的国家，而比其他国家稍晚一些。

但是同样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的低效能。他们有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他们增长的效率极低。就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每月获得的量相当于印度一年的总量。但中国的增长速度仅比印度快两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如果考虑下中国增长的质量，它其实并没有看上去的那样让人惊叹。他们进行着大量的投资——许多机场、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但是如果你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不那么引人赞叹了。

中国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联合国刚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在接下来25年内会出现人口统计上的“雪崩”。它的人口将会减少4亿。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正在人口减少的国家同时拥有主导世界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如果你想知道人口减少的国家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看看日本。

政治

让我们假设中国真的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体：它有执行你所需要的那种领导力的政治能力吗？别忘了，虽然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数十年，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种宏大的、支配性的设计。你需要拥有某种政治能力才能够执行那样的领导力。

统治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正处在危机中。还不清楚，它接下来要经历的阶段是不是跟现在的保持一致。中国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当它创造出中产阶级时，它会做什么，以及如何回应这些中产阶级的期望。

台湾在经历类似的过程时，你看到的是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南韩在经历这个过程时，你看到的也是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但是这些转型并不容易。它们都相当的血腥和混乱。

地缘政治

人们喜欢谈论亚洲的崛起。但是根本没有亚洲这个东西。有的是中国、日本、印度。而且这些国家彼此都不太喜欢对方。

你将会看到，随着中国崛起，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南韩和其他国家都会产生情绪高涨的回应。你已经开始看到这样事情的出现。中国并不是在真空中崛起。在它崛起的大陆上有很多很多的竞争者。

为自由下注

我们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自信危机。当我们面对这类新型的与以往不同的挑战，同时又面对正在崛起和前进的国家时，这种危机就会经常发生。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过去常常写作关于他如何认为由于我们的软弱和易变，而苏联有远见并且有战略性，所以美国永远都不能经受住苏联的挑战。那时的我们短视而且愚蠢。但是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却还不错。（译注：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始创人。）

我认为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中国是一种趋势——他们有这样非凡的长远目光，而我们是笨拙的傻瓜。有一个美妙的故事概括了这一点：

当被人问到，“你怎么看待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据说中国总理周恩来回答道：“现在评论为时尚早。”

每个人都在想，“噢，天哪，他真是个天才；他思考是那样长远——达到了几百年。”

事实是，在故事发生的1973年，周恩来说的是1968年的法国革命——一场学生革命。在那时说“现在说来为时尚早”是非常理性的。所以不要认为中国人是有战略眼光的策划者，而我们是笨蛋。经历过来自德意志帝国、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挑战，我们想法设法笨拙地走到了一个领先位置。

事实上，我认为你会发现的是，美国和北美正在为这新世界创造一个卓越的模范。

我们正在成为第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一个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区有着不同肤色、信条和宗教信仰的人民，并且找到方法来利用他们的才能，建立一个共同的梦想的国家。它就发生在这里，它吸引来全世界的人。

不要对自由和开放社会失去信心。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文字看起来不错，但是却忽略了，二十一世纪还有八十多年呢，远远长过现在谈论它的人们的现有的寿命！……这期间，自然可能发生很多的事情，很多超出我们想象的甚至是划时代的事情。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肯定会改变上文所论述的东西，甚至使之变成某种相反的东西。当然，我也认为21世纪不会属于中国，但并非由于上述的原因，而是由于中国尚未表现出任何创新的能力甚至愿望。一旦中国决定摆脱模仿者的角色，世界历史就将改写。那时的世纪才有可能“属于中国”了。

谢选骏：在中国从政、经商、治学、明星……每个人都得是狗

网文《吴小晖案启示：在中国经商，每个人都是狗》2017年6月14日说：

中国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前天被证实因"个人因素不能履职"，引发关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今天分析指，安邦是中国现代经济中两个矛盾面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是敢冒风险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不定期的政府严厉控制，这两方面的搭配极不稳定。

报导指出，在国外，安邦数十亿美元的收购活动震惊华尔街，而这正是在北京采取措施控制这种交易的时候。在中国，安邦从中国投资者手中吸收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这些大大小小的投资者们在追寻自己的成功梦想，这让北京在试图遏制潜在的金融危机时，让金融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安邦还涉足太平洋两岸充满风险的政治游戏，比如向川普总统的女婿库西纳（Jared Kushner）献殷勤。

报导引述曾在亚洲从事银行工作的侯伟（Fraser Howie）表示："在中国经商的基本规则之一是，每个人都是一条被牵着的狗。"，"没人有自由。党不给任何人自由，只是用皮带牵着他们，时紧时松而已。"中国企业的一条明显红线是：没有中国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尽量不要搅和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去。

谢选骏指出：其实，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在中国，不仅经商的人每个人都是狗；在中国，就是从政、治学的，每个人也都是狗，如果不肯做狗，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比商人更惨。而且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就像买的越多，花的越贵。

《朱镕基之子笑评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报道说近来安邦集团掌门人吴小晖的负面传闻不断，“千亿贷款”、“增资谜团”、“吴小晖落网”等相继走上媒体头条。朱镕基之子朱云来笑评吴小晖的往事随之被爆料。

吴小晖曾就安邦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表示，安邦买下酒店，将其部分改装为豪华住宅公寓。卖掉住宅，在财务上相当于白赚了一个酒店。参与同场讨论的中金公司原CEO朱云来笑称，这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打法！

希尔顿全球控股有限公司2014年10月6日宣布已和中国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后者同意以19.5亿美元收购希尔顿旗下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根据声明，希尔顿与安邦保险达成了100年期合约，将继续经营华尔道夫酒店。作为纽约地标性建筑，华尔道夫酒店占据了曼哈顿核心地段的整个街区，常年入住率超过90%。早在2015年，安邦集团的董事长吴小晖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就透露，要将收购的华尔道夫酒店的两个塔楼改造成顶级住宅，同时，买家仅仅有钱是不够的，必须持有金钱以外的“筹码”才有资格购买。

华尔道夫拥有1413间客房，曾是全球最高且最大的酒店。1897年，李鸿章访美时住的是该酒店的旧址，宋美龄也在这里住过；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也常光顾该酒店，他去世后其夫人选择在此永久居住；此外，第31任美国总统胡佛也在该酒店确立了永久住所。二战结束后，英美法苏的代表也在这儿签过《世界和平协议》。1974年邓小平访美，在华尔道夫酒店会晤了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据称，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32位国家元首下榻华尔道夫酒店。这里一时被戏称为“小联合国”。2015年9月，习近平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活动期间下榻的就是这家酒店。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多位中国领导人在访问纽约时，都曾下榻华尔道夫酒店。

谢选骏指出：小朱的赞赏给中美两国的官商勾结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当年在中国通过国企改革空手套白狼的老朱，也会给小朱鼓掌的吧。

《川普女婿认定 和吴小晖做交易可能成累赘》的报道则说：

安邦董事长从未解释清楚该集团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知情人士称安邦一类保险公司是伪装成保险公司的投资公司。中国某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最近在开会时被问及最大的私营部门竞争对手之一安邦(Anbang)时，他沮丧地摇摇头。据一名在场人士透露，这名高管说，“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商业模式，不断被他们夺走市场份额。”

据两位知情人士称，本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监督机构的官员们正在梳理安邦的账目，以解开这个谜团，此前该机构已在6月9日带走了安邦董事长吴小晖。在安邦北京总部大楼上演的这些戏剧性事态，代表着两条更长的情节主线达到高潮：一是对一些金融业公司的调查，监管机构担心这些公司正在利用危险的高杠杆来助推业务；二是自去年末以来对境外并购的更严格审查，目的是遏止资本外逃。

近年来，安邦成为中国最具收购意识的公司之一。Dealogic汇编的数据显示，自2014年10月以来，该集团做了十几笔交易，总价值达到170亿美元。周二晚，中国领先的财经杂志《财经》率先报道吴小晖被带走的消息。安邦后来表示，出于“个人原因”，其董事长“不能履职”。

吴小晖被带走尚未得到正式证实，《财经》的报道后来被审查者屏蔽，这意味着他有可能获释而不会受到刑事指控。如果吴小晖不再露面，他将成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败斗争扳倒的最令人瞩目的中国私营部门商人。

2017年早些时候，反腐败调查人员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金融业，包括高杠杆公司，如安邦和另一家私营保险公司宝能(Baoneng)，这两家公司都出售高风险的投资产品，以此为高调的收购提供资金。“这些公司不是真正的保险公司，”一名接近调查的人士表示。“它们是伪装成保险公司的投资公司。”吴小晖曾一再驳斥这种批评，辩称他的集团成功的真正秘诀是比大型国有竞争对手更为精简的结构和低得多的成本。

在国际上，安邦最出名的是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而宝能向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发起最终失败的敌意收购。2017年2月，中国保险业监管机构对宝能董事长、中国排名第四的富豪姚振华作出禁入保险业10年的处理，还指控该集团“提供虚假资料”和“违规运用保险资金”。“吴小晖短时间内就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品牌之一，”编制中国男女富豪年度排行榜的胡润(Rupert Hoogewerf)表示。然而，吴小晖从未解释清楚有关安邦的不透明所有权结构的问题，这一点曾迫使安邦放弃收购美国信保人寿(Fidelity & Guaranty Life)。去年的《胡润百富榜》(Hurun Report)专门列出六位人士，他们很可能应该上榜，但因为有关他们的财产信息不足而暂时无法纳入他们；安邦董事长就是这六个人之一。

此外，不止一名知情人士称，当吴小晖试图从美国机构获得信用评级、以便在海外发行债券时，他被告知，由于安邦的股权结构不够清晰，他将得不到投资级的评级。与安邦董事长打过交道的人形容他是中国的伊卡洛斯（Icarus，希腊神话人物——译者注），他会一门心思地追逐交易，即使监管机构警告他不要这么做。这些交易包括去年出价140亿美元竞购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Starwood Hotels & Resorts)，但没有成功；以及买入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的部分股权，后者是一家国有企业集团，2014年曾斥资365亿美元买下母公司的核心业务。

2017年早些时候，吴小晖还试图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女婿和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家族达成一笔有争议的纽约房地产交易。据一名熟悉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那笔交易最终落空，只是因为库什纳家族得出结论认为，该交易可能变成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累赘。

与吴小晖有过来往的人们表示，他给人以低调的形象，很少谈到他娶了中国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但他也可能展现出傲慢自大的一面。吴小晖曾向一群顾问吹嘘称，他认识中国保险监管机构的所有人，“从主席到门卫”。他指的是保监会前主席项俊波，此人因涉嫌腐败已在4月被拘留。

谢选骏指出：“买卖不成仁义在”——我所说的“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全球化大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网文《吴小晖从未携妻（邓小平外孙女）回老家》意味深长地“披露”：

中国保险大亨、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近日被有关部门带走，但相关讯息随即全数被从网络上删除。安邦发表声明，表示吴小晖“因个人原因暂不能履职”。公开资料显示，吴小晖为浙江温州平阳人，生于1966年10月，曾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当过反走私稽查员，后来娶了邓小平的外孙女。坊间传言，吴小晖的亲戚，以及周宅村的其他村民知道吴小晖和邓小平外孙女的婚姻关系。但他们都不认识邓卓芮本人。吴小晖从未带着妻子一起回老家与家人见面。

现年51岁的吴小晖，曾在陈小鲁旗下的公司工作，并与邓小平外孙女邓卓芮为“同事关系”而于2003年左右结婚，之后创办并担任安邦保险CEO和董事长。吴小晖的发迹和安邦的崛起一样神秘，折射中国红色权贵之路。2015年曾有中国媒体报道邓家宣布邓卓芮与吴小晖“形同离婚”的消息。可是邓卓芮依然可以接受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采访……

“安邦官网”显示，吴小晖2017年5月15日还在比利时大使官邸参加花园招待会，拜会到中国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副首相克里斯．佩特斯，与他合影。这是吴小晖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最后一次报导。

《财经》杂志报导，总部位于北京建国门外大街六号黑色联体建筑的安邦集团，仅用12年，便完成扩张神话——从一家总部位于宁波的小型财险公司，跃居为业界“黑马”，资产遍布海内外。吴小晖则于2013年11月19日开始走上前台，出任安邦董事长和总经理至今。此后安邦便一直备受瞩目，其迅速扩张和境内外动辄10亿元级的投资，给外界以“有钱任性、投资风格激进、擅用股东背景和资源优势”的保险企业新贵印象。

尤其在海外，安邦先后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比利时Fidea保险公司及Lloyd银行、韩国东洋人寿、荷兰VIVAT保险公司和美国信保人寿。根据安邦的官方口径，截至2016年底，安邦人寿总资产规模升至1兆4500亿元人民币。其中，海外保险资产达9000多亿元，占总资产比率超60%。安邦说，该集团已“成为中国首个国际化的保险企业”。

然而《纽约时报》对安邦保险集团的所有权结构调查显示，公司申报文件股东名单上的90多人，分别是39家公司的股东，而这39家公司又持有安邦的股份。他们中至少十几人来自温州平阳县一带，且大部分是吴小晖的亲属和熟人。极为蹊跷的是：吴小晖本人和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芮却未被列为股东，2015年吴小晖又是“低调现身博鳌”……报导指出，实际上吴小晖、陈小鲁(革命元帅陈毅之子)及他们的亲戚组成的红色贵族，共同掌握着安邦最初七家企业股东中六家的股份或高层管理职位。陈小鲁、吴小晖和邓卓芮最初持有的股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谢选骏指出：在中国，不仅每个经商的人都不得不成为一条狗，就是从政的、治学的、明星的，每个人也不得不成为一条又一条的狗，也就是多面人、多面狗，甚至是全面发展的狗东西……中国没有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肯做狗，那么从政、治学、明星的他们的下场就比商人更惨。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另外一些个例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一些例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另外一些例子。至于平民百姓就更得是狗了，民工狗、拆迁狗这些流浪狗不说了；那些平时志得意满、趾高气昂的地主甚至霸主们，一旦出事的时候，甚至连狗都不如了，突然发现“原来社会这么黑暗”……他们原来一直以为社会很是光明，甚至高歌“祖国万岁”呢。现在发现，“祖国”早已落伍，不过是全球权力的道具。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