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

毛泽东文革的开始于1966年，而国民党的文革则是开始于1927年，后来在“新生活运动”中达到高潮。

这也可以佐证，正如我在《现代南北朝》里论述的，毛泽东其实没有创造性，他的伎俩多是从斯大林、蒋介石、孙中山哪里学来的。

（一）

网文《王国维之女解读乃父投湖自杀之谜》报道：

罗振玉为何仿写伪造王国维“遗折”？

王国维为什么要到颐和园鱼藻轩跳昆明湖自杀呢？

关于这件遗憾事，讨论的人很多，关于原因，也各有不同的见解，包括“罗振玉先生逼债说”、“罗振玉先生带回女儿说”、“殉清说”、“时局逼迫说”等。东明回想起来，可能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导火线则是大哥潜明突然病逝，大哥的妻子罗孝纯却被其父罗振玉带回去自己照顾，父亲受到很大的刺激。

1918年，大哥19岁在上海结婚，大嫂即罗振玉之次女。父亲与罗振玉先生初为师生，继为朋友，终为儿女亲家，关系实不同寻常。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9月，潜明哥在上海突染伤寒症，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这类病在恢复期忌吃生硬之物。大哥喜欢吃硬饭，后来又发作了。父亲听闻大哥病危，即由北京清华园乘车赴上海，其病已无救。父亲在上海为他主持丧事。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并安慰自己的女儿曼华（字孝纯）。丧事办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当时称之为“大归”。

父亲个性刚直。他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寡欢，而罗振玉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他把大哥的抚恤金及其生病时大嫂变卖首饰的钱全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沓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就投湖自尽了。

夏天的清华园，在往昔平静的学术氛围中，增添了忙碌和紧张。1927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二），离端午节还有三天，谁也想不起过节，忙的是清华园学院毕业生的毕业。

学生们忙着向老师告别，请老师题字。父亲也为学生题扇。中午，举行导师与毕业生的叙别会，席仅四桌，席间父亲那桌寂然无声，因他惯常寡言笑，大家也习惯了。后来有位山西籍的学生听传闻北伐军将至，怕时局会乱，敦请父亲去他家乡长治。父亲答道：“没有书，怎么办？”接着梁启超起立致词，表扬学生成绩优秀，对清华研究院满怀希望，“继续努力，清华必成国学重镇无疑”。父亲点头赞同。

下午，同学分别到各老师家话别。有几位学生到家拜见，父亲不在家，经电话询问，知他在陈寅恪先生家。父亲得知有学生来家，当即赶回会见学生，恳切论学。

晚饭时，学生方告辞，晚上戴家祥（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经学家）等拜访父亲。他曾为文回忆当晚的情形：“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父亲还告诉他们：“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

谢国桢（河南安阳人，著名明清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记述这次会面如下：“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父亲送走两位学生后，回屋继续评阅学生试卷。回忆中，父亲当夜熟眠如故，并无异样。

1927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早上一切如常，父亲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那时我们兄弟姊妹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餐，不能睡懒觉。

父亲餐后必至书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么，如有东西需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佣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他是独自一人去的。到了研究院教授室之后，又与同事商议下学期招生事，并嘱办事员到家里将学生成绩稿本取来。昨夜他为谢国桢纸扇题字，偶称谢国桢为“兄”，此时又慎重将“兄”字改为“弟”字。

一切料理妥当之后，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两元钱。侯厚培身边无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的纸币。当时教授习惯身边并不带钱，侯也不以为意。两人谈话甚久，父亲走出办公室，就去清华南院校门外两旁守候的人力车中，雇车赴颐和园。进园前，命车夫等候，并付洋五毫。

父亲十点多钟走入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兀坐沉思，不多久即步入鱼藻轩，吸纸烟。大约十一时左右，从鱼藻轩石阶上跃身入水。有清洁工闻声即来救助，捞起后，已气绝。时投水最多两分钟，看来父亲死志已决，用头埋入淤泥中，窒息而死。因为那里水浅，死前背上衣服还未湿。

大约下午三时左右，颐和园中的工作人员问门口车夫，何故在此久候。车夫告知有一老先生命其在此等候。工作人员告知有人投湖自尽，叙述投水者衣着、相貌，一一符合。该车夫即奔回清华报信。

其时，三哥贞明刚从上海转到燕京大学准备就读，母亲久等父亲不归正感奇怪，就命他中午回家吃饭，到清华找父亲。在校门口问车夫，才知父亲早上搭35号车往颐和园，即西奔往探。途中正遇上35号车回校，车上坐着一名巡警。三哥认识这位车夫，待巡警问明三哥身份之后，一起折回颐和园，接着又到警察局备案。这是6月2日下午四时左右。

到了下午七时许，清华学校全校之人均已知晓此事。晚上九时，教职员、研究院学生二十余人，乘两辆汽车至颐和园。园门已关，守兵不许进入，经再三交涉，始准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及守卫处乌处长入视。

6月3日晨，母亲带着我们及教职员、学生等入园探视。时父亲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芦席，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

下午四时检察官始至验尸，此时在父亲口袋中，搜出遗嘱一封，并现洋四元四角。验尸毕，即由校中员生及家族护尸至颐和园西北角园门处之三间空屋中，于此正式入殓。棺木运来甚迟，直到九时，才正式运柩至清华园南边之刚秉庙（太监们敬仰的鼻祖神仙，类似关帝里的关公）停放。

校中员生来者均执灯步行送殡。麻衣执拂，入寺设祭。众人行礼毕，始散，已6月3日晚上十一时矣。是日送殡者有清华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马衡教授、燕京大学容庚教授，研究院学生均前往送灵。

父亲死后，法医在父亲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因为当时大哥已逝，二哥又在外地工作，所以写了三哥的名字。遗书内中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日）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

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记叙不难看出，王国维是被北伐军的暴行给吓死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不想受辱，所以像后来毛泽东的文革里的老舍、傅雷等人一样选择了自杀。所以我说，“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国民党的文革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相当广泛的。

（二）

谢选骏在《国民党曾经发动的“文革”》里指出：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记载： “北齐北周之雕刻，由历史眼光观之，实可为隋代先驱。就其作风而论，北齐北周为元魏（幼稚期）与隋唐（成熟期）间之折冲。其手法由程式化的线形的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法；其佛身躯渐圆，然在衣褶上则仍保持前期遗风，其轮廓仍整一，衣纹仍极有律韵。其古风的微笑仍不罕见，然不似前期之严峻神秘；面貌较圆，而其神气则较前近人多矣。此时期可称为过渡时期，实治史者权宜感兴趣之时期也。北齐时代虽同，然地方之区别则极显著。北周遗物，今见于陕西一带者，率皆肥壮，不似北齐河北所遗玉石像之精巧。今山西天龙山所存此期遗物最多，然前数年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其受损害如何，不敢设想。”

《中国雕塑史》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一九三○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编辑而成的，所以“前数年”当在北伐的“联俄容共”时期，那时，“山西国民党党部以打倒偶像号召，任意摧残”古代文物，明显与四十年以后发生的“文革”，一脉相承。

不论国民党发动的“文革”还是共产党发动的“文革”，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算——在这种意义上，蒋介石和胡适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帮助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争议，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共产党就无法在中国获得合法性，也不能获得漂白、上台执政。

即使反共义士蒋介石本人，也是靠联俄容共起家的，他的儿子蒋经国不但是共产党徒，而且一手提拔同样是共产党徒的李登辉，这个“三连炮”决定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体两面。

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或说是现代南北朝的两个巴掌。

读书至此，献与诸君。
 
（三）

国民党发动的“文革”，后来体现为“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公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最后因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内战失利“暂停办理”。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之一种混合物。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他提出“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500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之乐群电影院，参加扩大之总理纪念周。刚从南京过完春节回到南昌行营，蒋在会上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讲演，正式揭开新生活运动之序幕。“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如狂风扫荡社会的落后状况，并以柔风鼓吹社会的生活力与正当精神。”宋美龄则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

其实，与新生活运动有关准备，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迹可寻。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重要思想，这是蒋介石对挽救中国危亡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由是，中国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权威。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上，融合了中国传统礼教等级思想、国家主义，以至基督教价值观元素，这可见于蒋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

有谓蒋介石在巡视时看见一个吸纸烟小孩，有感国民生活不堪，萌生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意念。对蒋介石这件“轶事”的说法甚多，这事道出了新生活运动出发点——从国民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到全面社会风气革新。

蒋强调新生活运动之基本要求是生活革命。即通过生活层面之革新再造，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礼义廉耻之精神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更高目标，找到“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食衣住行”各方面。“礼义廉耻”（四维）是新生活运动中心思想。新生活运动想要做到，不仅是表面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蒋理想化地希望新生活运动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行动指引，在各篇演讲中强调务必达到军事化严格标准。规矩、清洁活动，“三化”原则（“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及劳动服务运动是蒋为新生活运动规定之要求，但是蒋发起此运动，目标并不仅止于此。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介石即有这样的陈述：

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致同样的标准。由此可见，提倡军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内攘外”，借此提高国民政府动员人民之能力，一方面与中共抗衡，同时也为准备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

1936年，蒋介石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新生活。

总括而言，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新生活运动总会曾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 ，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由于新生活运动力图直接干涉物质生活与经济，有学者如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讥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战前曾说：“中国有三件不可轻视的大事，就是整理军备、整理财政和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萧纯锦任副主任干事，李焕之任书记。次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定新生活运动推向社会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逐步推行。3月1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20馀万市民中有10万人被要求参加大会，这在南昌城中前所未有。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出席大会，蒋发表《力行新生活运动》演说。统领全国各地新生活运动之工作。3月18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又组织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

1934年6月，蒋介石亲自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7月颁行全国。7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蒋仍任会长，熊式辉、邓文仪分任主任干事和副主任干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

1935年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新生活运动已发展至全国，新生活运动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生活运动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

1936年2月，在新生活运动总会下增设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3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任总干事，负责实际工作。此后，新生活运动组织仍在扩大。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歌曲作为新生活运动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即与抗战前有明显分别。

思想方面，抗战前以“四维”规范人民日常生活，战时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不忘抗敌。蒋介石曾将“礼义廉耻”口号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1939年新生活运动五周年时，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这都是为了鼓励军民奋力抗战。

此外，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抗战时迁到汉口，到后来迁至重庆，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着抗战需要，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生活运动模范区等，都成了新生活运动工作范围。虽然新生活运动成效于战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生活运动组织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服务提供方便，对抗战作用正面。

抗战胜利后，中国旋即内战，国民政府无力兼顾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总会因此面临经济困难。1946年2月，新生活运动总会迁回南京。

1949年，蒋介石指令：目前暂时把新生活运动一切活动，停止办理。蒋悄悄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后来更消声匿迹，再没有恢复，历时15年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因此有人声称“这个运动已经走到尽头了”。

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生活运动延续。

谢选骏指出：国民党的文革不像共产党的文革那么残暴，正如国民党的土改不像共产党的土改那么残暴。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有迹可循甚至充满互动的。1927年王国维死于国民党的文革，预兆了千百万知识分子1966年死于共产党的文革。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