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

《天堂里没有肝癌——悼念李柏光弟兄》（2018年2月28日 转载微信公众号“范学德”）报道：

导读：“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李柏光就是这样一个清心的人，他已经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

昨天是礼拜天，从教堂回来后一直在忙，文章写到礼拜一凌晨四点才结束。睡觉前看朋友圈，一楞，说是李柏光因患末期肝癌，于2018年2月26日凌晨3点在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骤然离世。

李柏光弟兄死得太突然了。2月11日他从参加美国总统早祷会后回来还没有事。他的表弟兼律师事务所的合夥人刘培福接受海外电台采访时说，表哥身体一向没有甚么病痛，是挺健康的。……他之前没去医院检查过，所以不知道有这个病，是因为身体不适，才送到医院的，是这两天在医院检查才发现的（末期肝癌）。

但我太累了，看着看着就睡过去了。

四个小时后醒来，人又有点精神了。立即想起了李柏光，但怎么搜集印象，发现的依然还是，我没见过他一面，也没说过一句话。看来，我们只能在天堂上见面了，那时，没有苦难，也没有肝癌，上帝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我仔细地看关于李柏光的文章，主要是三篇，一篇是——“李柏光信仰历程，“小驴磨坊”于2018年2月26日转载在“尥蹶子书斋”这个公众号上，这其实是李柏光弟兄自己写的见证。 另一篇是焦国标写的： “从属血气到属圣灵——李柏光律师的维权道路”，分上、下两篇。

最初打动我的是李柏光从小时家里就穷，他告诉焦国标说：“一年12个月只有两三个月能吃上米饭，其它时间就是以红薯充饥。至于吃肉，一年有两三顿已经很不错了。兄弟5个，大哥很早就出去当煤矿工了，在家的哥儿4个就住在关猪关牛的地方——下面是猪圈，上面搭上木板，4兄弟就睡在上面。冬天盖的是那种几块棉花拼凑起来的棉被，身子下面铺的是竹席。凉得不得了！我们弟兄几个就是在这种困苦中长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那时的成长环境实在太苦了！”

这一切跟我的童年到青少年都很像。我们也是哥四个，也是没得吃。但我们比他们幸福的是，我们是挤在一铺热炕上。不过，东北的冬天外面也真没法子睡。

长话短说，他读大学了，湘潭大学哲学系。我也是哲学系毕业的，吉林大学。他大学毕业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博士生，但家里人并没有为此而高兴，反而是越来越不高兴，因为家里人希望他大学毕业后，赶紧回乡政府当个干部，好给家里来点实实在在的物资帮助。

而他想的却是﹕要以自己的学识帮助中国最困难最没有关系的农民。办法就是﹕“送法下乡”。用另外的词，维护法律赋予国民的权利。

可他自己却陷入另外一种痛苦之中，那是心里没底。他说从19岁：“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民众拥戴他当皇帝，他都不愿当，两届总统任期届满就回到自己的农场当平民百姓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把仁慈和宽容渗透在政治生活每个细节的美国总统林肯；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以受苦受难的勇气和耐心去消解暴行与仇恨，用行动去切断仇恨、恐惧与邪恶之间的衍生链条，并发出“要么去爱，要么受害”，最后把敌人转化成自己弟兄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什么在我们中国这片号称‘神州’的土地上，无论是平民阶层还是统治阶层，两千多年来，直到今天，还一直产生不了具有上述精神品质的标杆性人物，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还一直在仇恨、恶毒、压制、蔑视生命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啊？”

这段见证文字非常精彩，我没有他想得那么早、那么多、那么深刻，但也从二十多岁一直想到了四十岁，直到来到美国后亲身进了教会才渐渐明白了。

从十九岁到三十岁（1998年），李柏光花了十一年的时间阅读和思考，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性答案。1998年7月，他应邀为一个朋友校对名为《亚洲的新路》一书，因此接触到了十九世纪英国基督徒、励志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的作品，在翻译和编辑校对《南特赐令废除后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一书（正式出版时他将书名改为《信仰的力量》）的过程中，他说：“看到胡格诺教徒面对残酷迫害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精神品质，我的灵魂受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震撼！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和勇气啊！我多次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的心也不断地为胡格诺教徒作为个体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而流血、而颤抖！”他终于找到了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却没有找到的真理：“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来自基督的仁爱是塑造近现代西方文明精神品质的真正的、唯一的源泉！”

《信仰的力量》一书里记述了四百多年前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教徒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故事！“书中描写了胡格诺教徒在火刑、车裂（五马分尸）、断头台砍头、流放服苦役等残酷的刑罚面前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慷慨、热情、乐观地赴死，有些男性胡格诺教徒甚至长年累月裸体被铁链捆绑在当时法国军舰的凳子上，白天划船，夜晚喝点海水和发霉的黑面包，然后就在凳子上过夜。他们中有的被捆绑几年，有的十几年，最长的达二十多年！每天，都有国王派来的天主教神父劝这些被捆绑的胡格诺教徒改宗归信天主教，胡格诺教徒只要口头答应说改信天主教，他马上可以获得自由，回到家乡，回到妻儿子女的身边！然而，这些被捆绑的胡格诺教徒没有改宗归信的，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

于是，1999年7月底，李柏光到海淀教堂买了一本《圣经》，并认真地开始阅读《圣经》，当他读完《四福音书》和《罗马书》后，他说：“神的福音使我的灵魂苏醒了。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自己是个罪人，必须悔改，必须时时刻刻悔改。我认识到天父派他的独生子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的罪遭受刑罚，被钉十字架。神派无罪的独生子来为我这个有罪的人赎罪。我发自内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救主。”

就这样，李柏光在1999年信主了，但他说，这之后的六年，“我由于信心软弱，一直很少时间参加教会团契生活，也很少读经、祷告。以至后来信心越来越软弱，灵命越来越枯竭。感谢主，就在我的灵命就要枯竭的时刻，主引领我到主的肢体方舟教会，经过半年多的读经、祷告和教会生活，主重新赐给我强大的信心，让我彻底匍匐在主的脚下，使我的心彻底归向主的怀抱。”

这和一些知识分子的经历很相似。

因此，直到2005年7月31号，李柏光才在怀柔的一个水库正式受洗。在受洗那一天，他宣读了自己的见证：“爱的见证——一个大陆律师信主的经过。”他后来补充说：“2005年7月30日，我在受洗的河边站立宣读这份见证。就在我宣读了不到三分钟后，我突然感到身体遭受了电击似的，我的身体，特别是我的四肢开始震颤和麻醉起来。随着我宣读的继续，我四肢的震颤和麻醉也越来越厉害。当时我周围没有丝毫的风，可在场的弟兄姊妹事后告诉我，他们看见我的裤管晃得很厉害，好像有一股风在吹拂我的裤子。最后，在宣读快要结束前，我四肢，特别是手的震颤和麻醉达到了最猛烈的程度，我的喉咙差点冒烟，我差点站立不住而倒下，幸亏在场的北村弟兄迅速走上前去递给我一杯水，我一口而尽！宣读结束，我回到座位，我的手还是在继续麻醉状态下震颤了十多分钟才平静下来。感谢主，这是神的灵大大充满了我身体的又一见证！感谢主！在场驻足聆听的两个游人[从事电视和营销工作的]也被这份见证感动了，向我索要这份见证稿并产生了信主的冲动。”

一年后，2006年5月11日，他同余杰、王怡一道，在美国白宫受到了布什总统的接见。他同布什的有段对话特有趣，布什总统问他：“家里人知道你所做的工作后，会担心吗？”李柏光回答：“那当然，肯定会担心。但我从来不告诉家人我所做的事情。”

当年我看到这句话就笑了。因为我回国时也从来不告诉家里我去哪里了，干什么了？以至于侄儿侄女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像风一样的男人。”我则回答：“是疯了！”

李柏光在那次会面中最后以一位美国朋友的话作为他的结束语：“很少有人能够伟大到使历史折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这些行为的全部将谱写我们当代的历史。”

这些年来，李柏光就是这样尽我所能地努力。但他人不一样了，对自己有了深刻的反省。他说：“为什么我们追求自由、民主总不见效果呢？我们到处去为这些农民维权，可为什么公平、正义很难实现呢？通过《圣经》我找到了答案。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很多做法和选择的道路可能是没有按照上帝所教导的方式去行，而只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

他跟焦国标讲了一个故事，云南的一个农民被打死，李柏光等去帮助打这个官司。“我们跑了三趟云南，官司打赢了，帮他们拿回来240万。按照口头协议，他们应该给我们20％的律师代理费。可是农民拿到赔偿金后就完全反悔了，一分钱都不给，手机、电话全部停机，我们再也联系不到他们。那个地方在云南边境很偏僻的山区，路太远。算了，我们也没再去要（代理费）。“从这一类的案件中李柏光发现，很多村民对自己有利时就讲规则，不利时就不讲。

看到这个故事和总结我苦笑，岂止是村民，看看城里这些年，相当的一些人不都是这样吗？

李柏光说：“虽然现在我维权的内容没有变，可是方法上比以前更加低调、更加温和，也不再轻易写文章攻击、谩骂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也在更大程度上容纳我了。他们觉得我信耶稣之后变化很大，不像过去那么激进，总想推翻他们。我现在只想把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落实到实际生活中，为那些被损害者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和自由。我说我现在就是一只蚂蚁，今天背一块砖，明天背一片瓦——这一块砖一块瓦就是每一个个案，在办理的一个个具体案子中脚踏实地建立中国的法治框架。我这么讲，国保很高兴，说：你这样做我们就能够接受。我说我信耶稣之后基本上就不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而完全是立足于现有法律，努力解决问题。我说我要把你们自己颁布的法律中开列给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落实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

李柏光与同是基督徒的徐寒梅结为夫妻，有一子，今年八岁，名清心。看到这孩子的名字：我知道这出于圣经耶稣所讲的“八福”之一：“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李柏光就是这样一个清心的人，他已经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

2018.2.26下午3：20完成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因为——云南的一个农民被打死，李柏光等去帮助打这个官司。“我们跑了三趟云南，官司打赢了，帮他们拿回来240万。按照口头协议，他们应该给我们20％的律师代理费。可是农民拿到赔偿金后就完全反悔了，一分钱都不给，手机、电话全部停机，我们再也联系不到他们。那个地方在云南边境很偏僻的山区，路太远。算了，我们也没再去要（代理费）。”从这一类的案件中李柏光发现，很多村民对自己有利时就讲规则，不利时就不讲。除非有枪杆子顶在他们的脊梁骨上。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因为他们是暴君或曰“权威人格”的土壤。

谢选骏：自然规律是谁创造的

《张又普：进化不是随机过程》（2018年3月1日 转载华夏文摘）说：

神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说，并且必将与人类共存。随着自然科学的产生，越来越多的神秘现象，如刮风下雨，得到了合理的解答，很多神学问题就转换成了科学问题。最近且最有名的问题就是地球是否是宇宙中心的问题，500年前，这是神学与科学斗争的焦点。神学家们曾经为此把天文学家布鲁诺处死，以示神学的伟大、光荣、正确。而在今天，所有的神学家和宗教派别都承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科学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近年来，神学与自然科学斗争的焦点转到了进化论。神学家们指出，进化过程是一个随机过程，每繁殖一代，都会产生随机的变异，而有益的变异少之又少，繁殖代数充分多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概率充分小的事件，而小概率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因此，人类的产生必定是由某种充满智慧的超自然神灵所创造。本文想用神学家们常用的语言来说明一个科学论点：进化过程不是随机过程，它的确是在一个充满智慧的力量的指导之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方向的变化过程，神学家们的论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首先请允许我讲一个轮船航行的例子。

有一艘轮船要从上海开往旧金山，两地之间存在着一条理想的大圆弧线。船上有一位充满智慧的船长，他知道这条理想曲线，并希望他的轮船能沿着这条理想曲线航行。然而实际航行时，由于狂风巨浪等不可预知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轮船航行的方向是一个随机函数，不知不觉当中，轮船就偏离了理想航线。当偏离大到一定程度时，智慧的船长可以观测到这种偏离，并且采取行动订正航向，使轮船返回到理想曲线处。这种偏离和订正的过程反复循环，使轮船沿着一条锯齿般的路线，弯弯曲曲地前进。当轮船到达旧金山时，让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轮船的航行轨迹。如果我们只观察一公里左右的距离的话，可以肯定地说，航向是一个随机函数。如果我们观察一百公里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轮船基本上是沿着理想曲线航行的，只是左右略有偏差。如果我们观察一万公里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与漫长的距离相比，这些微小的偏差是微不足道和可以忽略的，轮船是一直在沿着理想曲线前进着的。在这里，智慧的船长其实并没有干什么智慧的工作，他只干了两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一是观测轮船的偏离，二是订正轮船的航向。

下面开始讨论进化过程。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最早期的简单生命，到今日五彩缤纷的生命世界，其间存在着一条理想的进化曲线，一位充满智慧的船长知道这条曲线，他希望他的轮船能沿着这条理想曲线进化。生命的基本特点就是隔一段时间就要繁殖出新的一代，而新一代与母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基本上是随机的，并且大多数变异都是有害的。当变异和偏差大到一定程度时，智慧的船长就能观测到这种偏差，然后采取行动订正偏差，使进化过程回到理想曲线处。这种偏离和订正的过程反复循环，使进化沿着一条锯齿般的路线，弯弯曲曲地前进。当我们到达今日时，让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进化的航行轨迹。如果我们只观察一两代的变异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进化方向是一个随机函数。如果我们观察一百万年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进化基本上是沿着理想曲线前进的，只是左右略有偏差。如果我们观察35亿年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与漫长的距离相比，微小的偏差是微不足道和可以忽略的，进化一直是在沿着理想曲线前进着的。在这里，智慧的船长其实并没有干什么智慧的工作，他只干了两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一是观测进化方向的偏离，二是订正进化的方向。

现在我们要问，这位充满智慧的指导生命进化的船长是谁？答曰，他不是任何具体的个人，也不是什么抽象的神人或超自然的神灵，而是一条顺应环境的自然规律。当生物有害的变异大到一定程度时，那些生物个体就无法顺应环境继续生存下去，它们就会被大自然所灭绝，而只留下那些顺应环境的有益变异，使其可以继续繁殖后代，沿着理想的进化曲线继续前进。这个过程就是观测偏离和订正航向的过程，每繁殖一代都要进行一次，接受大自然的选择，其实控制非常简单，并不需要什么大的智慧。自然规律是物理学的公理，它遍布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指导着整个宇宙有条不紊地进化，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可以被观测到，可以被我们利用，然而却不可能被修改。复杂的进化过程就是在它的具体指导之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方向、有智慧地进行的，不是随机过程。自然规律有智慧吗？那要看你观察多长时间，如果只观察一两代，没有智慧，如果观察35亿年，那它充满了智慧，它指导着地球上的生物，从最简单的单细胞出发，构建出了极为复杂的人类。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感谢自然规律这一伟大的造物主和超智慧的神灵吧。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解释什么是“自然规律”——因为它不知道自然规律是谁创造的。这样一来，“自然规律”就还是神秘的，和“神灵”没有区别了。其实作者还是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那就是不说不可知的东西。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人类天生就对不可知的东西好奇，天生想对不可知的东西发言并结论，这就是神学的起源。哪怕这人是一位“科学家”。

谢选骏：21世纪的毛泽东是一个诅咒

《要做21世纪的毛泽东，还有两大派系阻力》（2018年2月27日 转载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时政评论人以及《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的作者林和立认为，习近平为了继续巩固权力，会进一步实行思想的箝制，公民社会的自由度将会越来越收紧。

中共中央即将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其中提出要废除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成为全球关注焦点。拥有40年研究中国经验的政治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林和立接受专访，剖析修宪取消任期限制，让习近平2023年后继续任国家主席；源于习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帝皇思想浓厚，希望成为“21世纪的毛泽东”。林又分析自习近平上台开始，已经部署中央集权的道路、要作“中国式的普京”。林又预计修宪取消任期限制后，习为了继续巩固权力，会进一步实行思想的箝制，公民社会的自由度将会越来越收紧。

记者：为什么中共中央会在即将举行的人大提出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的建议？

林和立：事实上习近平他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从政开始，他就希望成为21世纪的毛泽东，个人帝皇思想浓厚，他希望权力可以千秋万世。过去五、六年，习近平的中央集权可说非常成功的，在党的领导层成立了许多新的领导小组、如改革经营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十九大之后，习??功地把自己心腹及爱将，主要是在福建及浙江工作时的亲信、亦包括解放军的人马安放在党政军的高位。目前尽管他的政治敌人也不少，例如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或以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然而，习已经成功地把权力转移到自己为首的习近平帮派。因此相信他认为时机成熟，所以进一步修改党章及宪法，来巩固他的长治久安的地位。

照目前来看，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后，毫无疑问，本来他当国家主席的任期由2013年至2023年，看来他似乎最少会多做一至两届。换句话说，他合共会当国家主席10年至20年。同一个逻辑显示，他担任含金量最高的位置，即党的总书记和党的军委主席，也是不会甘于担两任便退休，所以他至少会担任至党的21届大会，即2027年。假设他健康的话，他甚至会当总书记及军委主席至2032年。

记者：你认为习近平是否一开始便积极部署这个长治久安的方向？

林和立：其实在2007年召开的17大，习近平意外地击败了劲敌即胡锦涛系李克强，作为总书记的接班人，李克强只得到总理“安慰奖”。2007那年，习做了六个月上海书记晋身排名第六名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已经部署中央集权的道路，部署高度集权于一人的政治同谋。当然，他在十九大时候已经修改了党章、把习近平思想放在党章内；而即将在3月5日举行的人大也会修改国家宪法，把习近平思想放在国家宪法之内。当然，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他是不需要向人民解释的。但是，根据亲政府的知识分子解释说，习近平在18大2012年上台之后，引进了一些新的思维、定调了一些跨时代的大方案：如“中国梦”、“一带一路”、在十九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庞大计划是要横跨二三十年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达标年是2049年或2052年，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所以他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他倡导的新政策需要他在未来继续亲自督导的。

而习近平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帝皇式领导，他应该是充分相信，中国缺了他是不行的，即是中国需要一个这么有远见、有能力的人，类似中国封建时代帝皇人物才可以达到一些如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宏图或大政策。所以无论在公开场面或心底里，他毫无疑问地认为可以作一个“中国式的普京”，在他执政的年代，起码他主观愿望是可以与普京总统媲美的。

记者：你认为这个修宪取消任期限制的建议，习近平是否已经胜券在握，还是会受到很多阻力？

其实在几个星期前，中共中央召开的二中全会第二次中央全体委员会会议时，主要的主题是讨论这个修改的宪法，当时对于是否取消主席及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是有争议的，所以二中全会结束时新闻稿并没有提出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可能的解释是二中全会在国家主席任期方面是有争论的，并设有达到共识。但是二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大权在握，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克服了一些阻力，在今天二中全会后几过星期才宣告这个举世瞩目的新举动。

记者：你认为修宪取消任期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一方面？

我们不要忘记，习近平权力的积累，包括习近平帮派在党政军占据重要位置，只不过是4、5年间的事，直至到十八大开会的时候，党外两股最大的势力，以前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及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习近平上台后，把这两股势力打散了，目前上海帮及共青团都是靠边站的，然而，这班和习近平矛盾比较深的所谓反对派仍然建在的，虽然目前他们因惧怕习近平强大力量而不敢公开反对或挑战习的决定。

习目前大权在握，若回复毛泽东时代的执政基制，即是一言堂治国，一个人在政治、经济、外交说了算。这个政治体制模式是非常危险的，例如在毛泽东时代，毛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一个天才，但正正因为没有制衡，在1949年上台之后屡次犯了滔天大祸，包括三年饥荒，全中国起码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所以没有制衡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目前习近平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蹈覆彻的危险，他可能心里认为自己是“21世纪的毛泽东”，作出的重大决策亦是他一个人负责，而就是他的心腹、非常信任的智囊也只会向他说一些他喜欢听的说话，绝对不会挑战他的权威。

这种统治决策非常危险，等于恢复毛泽东时代。将来偌若习无论在经济上内政或外交上犯了重大错误时，他的党外敌人如现在几近消声匿迹的上海帮，可能会利用机会去挑战他，甚至粉碎习近平的权力。因为他犯了重大错误，他一定要付最大责任，可能被迫宫或甚至下台的。

记者：你认为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是否会获得通过？是否会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林和立：当然国家宪法修定议案毫无疑问是会在三月的人大通过的，因为人大是一个投票机器。我相信，97%、98%甚至99%的人大代表都会举手通过的。但是全中国，尤其是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甚至企业家，他们都应该会认为，于21世纪2018年推行封建复辟行动、恢复毛泽东基制是一个大倒退。当然目前没有人走出来公开反对，但实际上知识水平较高的、认识西方世界或曾经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对这个大倒退，相信反对的人数是不少。然而，表面上习近平大权在握，所以在公开媒体上不会听到明显的反对声音。

记者：你认为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会对习近平执政中国的政策有什么影响？

林和立：当然习近平作为21世纪的“帝皇”，为了继续巩固权力，他一定会实行一些思想的箝制，无论中小学，对于年轻一代，灌输个人崇拜的思想，一些所谓奴化的思想；而公民社会??，包括宗教、维权律师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人士，相信他们会受到非常严苛的打击。其实打压及噤声的运动早在习执政没多久已经开始了，如2014年在浙江把千余所敎堂强烈破坏、2015年发生维权律师大搜捕；以及最近大这几年大规模的大学讲师敎授，只要他们思想上支持西方改革或稍为同情西方制度的，便受到开除或甚至逮捕。因此，这种类似警察国家的制度会越来越收得紧，在可见将来，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自由度是会越收越紧。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21世纪的毛泽东”是一个诅咒？因为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处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主角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的侄子。他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后来又通过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也即拿破仑三世。但是，这位皇帝的结局有点可悲可笑，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不懂军事的“21世纪的拿破仑”御驾亲征，并亲自指挥作战，结果屡战屡败，自己被敌军活捉了去，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在马克思看来，路易·波拿巴虽然借用老拿破仑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像一个初学外语的人那样“勉强模仿”着拿破仑，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幅“拿破仑的漫画”。所以，波拿巴特·拿破仑在历史上演出的是正剧或悲剧，而路易·波拿巴上演的却是喜剧、笑剧，甚至闹剧。现在，德国之声称呼习近平为“21世纪的毛泽东”，除了诅咒之外，还有什么意思？作为战胜了拿破仑三世的德国人，自然深知其中之味——看来，德国真的巴不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蹈法兰西帝国的覆辙。

谢选骏：日本不会退出精品行列的

《“日本制造”为何走下神坛？》（2018年2月8日 转载华尔街日报）报道：

日本在二战后打造的制造业模式帮助该国经济成功转型，被全世界的企业奉为教科书式的典范。日本品牌也成为“优质”的代名词。然而随着高田、神户制钢、日产汽车等一众名企接连曝出质量丑闻，曾经被竞相效仿的“日本模式”如今黯然失色。

在日产汽车去年爆出质检丑闻后，该公司首席执行长Hiroto Saikawa在11月份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鞠躬。 图片来源：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精湛的制造工艺和生产效率曾帮助日本经济在战后成功转型，不仅颠覆了全球商业行为，各种大谈日本制造业的管理手册和经商宝典也应运而生。然而现在，曾经的典范正在崩塌。

最近几个月，神户制钢所(Kobe Steel Ltd.)、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和斯巴鲁(Subaru Corp.)均承认存在质检造假行为，不过也都表示没有出现过安全问题。去年高田(Takata Corp.)宣布破产，此前该公司承认在美国供应了超过5,000万个存在缺陷的汽车安全气囊。三菱汽车(Mitsubishi Motors Co.)则承认瞒报汽车隐患并篡改燃油经济数据。

去年9月份，全球第五大汽车企业日产汽车(Nissan Motor Co.)披露，其日本工厂让无资质人员对出厂前部分新车进行最后的质量检查，这个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存在。日产汽车称，遇到审计时，领班通常会让培训生佩戴持证检查人员的工作徽章。

一名熟悉流程的知情人士称，新车的质检结果被记录在纸上、然后装订起来保存在文件夹中，所以要搞清楚究竟有多少辆汽车涉及质检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日产汽车在日本召回了120万辆汽车，几乎相当于截至2017年9月份的三年里生产的所有汽车。日产汽车表示，从未在安全问题上妥协。

公司行为失当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日本的公司丑闻破坏的是该国产品畅销不衰的核心秘籍，以及支撑日本自我定位的根基。日本品牌曾是优质的代名词，在很多质量调查中得分很高，但在过去两年J.D. Power的《Initial Quality Study》被美国汽车制造商超过，其它产品制造商也在赶超日本。

这些丑闻有可能加剧日本制造商品全球市场份额的流失，为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再添动能。日本的管理和制造理论的影响力在全球数一数二，然而也因为日本公司的丑闻而受到质疑。

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社长Akira Takeuchi（左三）在去年1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鞠躬。该公司此前承认一家附属公司篡改了质量数据。 图片来源：AKIO KON/BLOOMBERG NEWS

被《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等刊物称赞的日本模式主要依赖kaizen法（意为持续改善），在实践中即为取消不必要的活动，降低过剩库存，发生问题时利用团队精神解决问题。

日本模式把日常经营管理和创新的巨大责任放在车间现场的生产线工人身上。这些工人被很多日本人视为匠人，传统上享有终身铁饭碗，作为回报，工人对企业目标全力以赴。

人们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无论何时发现严重问题，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Co.)的工人都有权拉动警报停止生产线运行。车间螺丝或工具乱放被认为是重大违纪，必须纠正。

当前的问题在于，工厂技术工人终身雇用制成了许多日本公司负担不起的奢侈品。据了解情况的管理顾问和公司律师称，过分放权给生产线工人不仅让公司容易出现欺骗和偷工减料的现象，也让高管有了推卸责任的藉口。

东京律师Hideaki Kubori的专长是处理公司丑闻，他说，现场(genba)已经沦陷，由于公司失去了对现场的掌控，日本产业已经陷入某种危机之中。

总部位于大阪附近的神户制钢所生产用于火车、汽车和火箭的高端钢制品。该公司近期承认伪造了质量认证文件，事件涉及为500多个客户提供的数十万件产品。

据去年10月份完成的内部报告显示，为了保持盈利水平，该公司要求生产线工人超时工作，高管也不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

24岁的Takashi Ueda在神户制钢所一家分包公司工作，负责对用于汽车发动机弹簧的金属线进行最终质检，他称，上述问题在旺季更加严重。他说，在交货压力大的时候，尽管他指出有些产品可能无法满足质量要求，但神户制钢所员工还是批准发货。他说，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为快速交货牺牲质量。

神户制钢首席执行长Hiroya Kawasaki在去年10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鞠躬。一位在神户制钢供职30年的员工称，车间的压力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开始加大的。该员工既担任过该公司工厂的经理，也在该公司总部工作过。他表示，质检员成为首批被裁员的对象之一，因为他们似乎不像生产线工人那么忙碌。这位员工称，生产线工人被要求自己检查质量，而在公司暂停招聘后，一些质检工作被外包。他说，参与数据造假的工人感到别无选择，因为他们需要维持生产，而一些有紧急订单的客户有时也会接受未达到技术指标的产品。

神户制钢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管理层对实现利润的要求以及赶工期的压力是造成不当行为的根本原因之一。该公司称已委托第三方展开一项独立调查，以便为该公司提供改革建议。

神户制钢在去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承认，导致这场丑闻的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工厂工人经常在没有公司高级管理人士参与的情况下自己处理问题。而公司的管理人士则否认在问题曝光之前知情。

神户制钢首席执行长Hiroya Kawasaki在去年10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问题的普遍性超出了他的想象。

神户制钢去年12月21日将三位业务部门主管降职，称他们早在2009年就察觉到数据造假。神户制钢称，多数已发货产品尚未发现安全问题，但仍在调查。

斯巴鲁让无资质人员对在本土销售的车辆进行出厂前最后的质量检查。日本仍是制造业大国。据联合国数据，日本制造业产值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但高于德国。

日本每年出口价值约7,00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机械、汽车和零部件，例如iPhone的屏幕和存储芯片，以及为波音公司(Boeing Co.)制造的飞机机身。日资工厂在美国也是一股制造业力量，这些工厂在肯塔基州、得州及其他地方为日产和丰田品牌制造产品。

支撑日本工业的力量源泉是二战后打造的一种制造模式，当时日本企业设法通过提高面向全球客户的产品质量而崛起。日本企业高管采用美国管理大师Edwards Deming的理论来提高产品质量，Deming建议企业通过让车间工人时刻集中精力解决问题来提高产品质量。这种办法与日本人勤奋工作和注意细节的职业精神十分契合，得到广泛采用。

1980年丰田时任董事长Shoichiro Toyoda称，他没有哪一天不在思考Deming建议的含义，Deming的建议是丰田管理的核心。

从1950年到1990年，日本的出口价值增长逾130倍，如此巨大的成功令美国公司艳羡。

围绕日本公司如何智胜美国对手所进行的各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考察了禅宗佛教、武术以及日本推崇共识的文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 F)等美国公司曾试图复制日本模式的某些方面，比如强调压低存货水平以控制成本。但日本模式也不乏缺陷。管理咨询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1981年刊于《哈佛商业评论》的专栏中写道，日本公司的高管在运营事务上投入的时间甚少，他们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管理与客户、银行家还有政府官员的关系上。

时至今日，也鲜有日本制造业高管接受过正式的管理培训，他们出身一线，严重依赖工人来解决一线车间的问题。东京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管理学教授Atsushi Osanai表示，制造方面的问题很少会上升到管理层层面解决。

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已经吞噬了日本在船舶和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市场份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日圆走强也减少了出口产品的收入。

日本制造商开始用临时工替代正式的一线员工。正式员工有带薪假期和退休金等福利，但临时工不会像正式员工那样为了企业的长期成功而努力。松下电器产业公司(Panasonic Co., PC)表示，目前家电部门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一线员工为正式员工，希望这一趋势能够逆转，否则可能有损其长期业务前景。

旭硝子公司(Asahi Glass Co.)首席执行长Takuya Shimamura曾表示，过去10年间，该公司每年都会进行一项调查，询问员工是否会按照其负责人的指示帮助掩盖产品缺陷。他称，给出肯定答案的员工数量之多令人意外。Shimamura表示，减少招聘终身雇员的代价正在显现，并称他会定期视察该公司的工厂，要求雇员遵循正确流程。在Shimamura作出这一表态数周之后，旭硝子宣布旗下一家子公司在未进行必要检测的情况下，为一种玻璃管提供质保证书。该公司为此致歉，并表示将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一些业务被海外对手抢占，一些日本制造商转向了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塑料、化学及其他工业产品生产商Toray Industries Inc.的利润创下纪录水平，得益于其高端产品，包括用于汽车轮胎的纤维制品等。

东京附近的文教大学(Bunkyo University)日本制造业专家Hiroshi Osada表示，对于这些特殊产品的需求使得车间一线工人面临压力，需要加速创新并提高质量控制。

去年11月底，东丽集团(Toray)称旗下一家子公司修改了用于汽车轮胎的纤维还有其他产品的出货质检数据，修改数据的做法最早可追溯至2008年。该公司称其做法并不违背任何法律，也不会引发安全问题。该公司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评论。

此前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一家子公司发生超过15年修改某些产品检测数据的事件，该公司在后来发布的报告中称，当时员工难以满足公司为汽车电子系统新产品定下的质量标准。这份报告称，由于开展不切实际的业务，致使许多产品在质量上无法达标，这或许是本次事件中不当行为的根源。该公司不予进一步置评。

Nicholas Benes是日本董事培训学院(Board Director Training Institute of Japan)的联席负责人，曾协助撰写日本的公司治理章程，他认为，全盘否定日本的制造业模式并非解决之道。他说，办法在于加强公司治理，包括规定业务部门负责人必须为丑闻承担法律责任。

近期在承认质量检查作假时，日本企业管理人士一再声称不知情。斯巴鲁管理人士和工厂经理表示，他们不知道工人此前创建了一套针对质检人员的非正式训练体系，其中包括有意将有缺陷的汽车放入生产线来考验新手能否发现问题。

企业律师们表示，一项2004年制定的举报人保护法律确保让所有举报工作场所不当行为的人得到保护，但该法律的成效有限。日本的车间文化强调在员工团队内部应对问题，而不是将问题上报。

一位已在神户制钢供职数十年的72岁员工称，这就像与其他人一道闯红灯并不感到难堪一样。

日本2015年制定的首部公司治理法要求，在日本主板市场上市的公司至少需有两名外部董事。大部分公司都遵守了这一规定。该法规定外部董事须满足东京证券交易所关于外部董事独立性的规定，但在一些情况下，新任命的外部董事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关联。

一些研究日本工业的专家把该国近期的系列丑闻视为一个积极迹象，因为这意味着问题正在浮现和得到解决。另一些人士指出，日本的一些质量标准也许高得不切实际。早稻田大学教授Osanai称，制造企业的员工自信公司产品足够优质，他们也许觉得让一些没有完全达到技术规格的产品发给客户没有问题。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会长Sadayuki Sakakibara曾敦促企业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准，但在东丽集团最近自曝质量造假丑闻后，Sakakibara道了歉。Sakakibara在东丽集团披露的造假问题发生期间担任该公司总裁。他表示自己当时不知道工厂车间里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日本制造”必须走下神坛，因为它本来就不在那个上面。但是日本不会退出精品行列的。因为这个民族很踏实，小孩从小自己背书包，不会耍赖要大人抱，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垮掉的。中国人只要学了日本人的一半，中国就将是两个美国那么强大，就将真正“无敌于全球”了。但是我悲哀地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就会羡慕嫉妒恨，进而自相残杀，这样的行为是天理不容的。但是话说回来，也许正是因为中国的生存环境如此残酷，迫使中国人不断逃亡，所以中国都在亡国期间反而得到了扩张的机会。盛世只会让中国人腐化堕落。这就是“黄河心理”的奇妙作用。中国的黄河心理、延安精神，一种典型的受虐狂。

谢选骏：皇帝制度的弊端及其不能匹配现代文明

《你们还在等什么！此时不反更待何时？》（2018年2月27日 转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条新闻一发布，举世哗然。论者纷纷对中共当局的这一倒行逆施大张挞伐，指出此举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终结，意味着毛时代极权政治的回归，比当年袁世凯称帝还丑恶，是没有帝制之名的帝制复辟。这些批评都很正确。我这里要补充的是，习近平要建立的无限期个人独裁，是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独裁，是共产专制特有的独裁，是比传统的帝制更坏的独裁，是最坏的一种独裁。

第一、传统的帝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在理论上就是独裁的。但是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靠那套君权神授的神话。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是可以批评的，这就为臣民发表异议留下一定的空间。共产党伟大领袖却不同。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这一点是写进党章、写进宪法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不同于伟大领袖的观点见解，按定义就是错误的。谁要是坚持不同政见，按定义就是反党，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第二、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神话、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因此皇帝犯了错误可以承认错误，可以下罪己诏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共产党伟大领袖则不然，因为伟大领袖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也就没资格继续当伟大领袖了。这就是说，伟大领袖犯了错也绝不敢认错，因为一旦认错就会下台，所以伟大领袖永远不认错，永远不下罪己诏；而为了维护永远正确的谎言，伟大领袖必须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因而必然会犯更大的错误。

第三、传统的帝制是终身制，皇帝一辈子不需要定期改选。伟大领袖却不然。认真说来，取消任期限制并不等于终身制。所谓终身制，是指从制度上明文规定终身执掌最高权力，不需要定期改选。伟大领袖没有任期限制，但是在名义上在形式上还是要定期改选的。皇帝从不担心自己被别人改选掉，伟大领袖却不能不时时担心被别人选下台，因此伟大领袖必然比皇帝更多疑寡恩，更妒能害贤，更热衷于不断地搞清洗。

第四、最高权力的继承，制度化的方式无非两种：要么选举，要么世袭。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独裁制，既不要真选举，又不敢明码实价地搞世袭，因此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解决接班人问题，因此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必定少不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少不了血雨腥风。

第五、传统的君主，由于有神话有传统做支撑，故而其地位相当稳定，其权力可以弱化乃至虚化，传统的君主制可以转化为君主立宪。历史上不乏先例。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独裁却必须实权在握，不能成为虚君，也不敢成为虚君，因此比其他专制制度都更难走上宪政之路。

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毛泽东实行无限期个人独裁，给全国人民、也给中共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才有了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限制的这点小小的、效果很有限的改革。如今的习近平硬是要在惨痛教训血迹未干的情况下，连这点小改革都抛弃，全面恢复毛泽东式的独裁制，因此它势必比先前的毛泽东独裁更无耻更骄横，更蔑视民意更蔑视普世价值，因此更具危害性。而习近平的独裁又是建立在经由四十年改革而拥有了远比毛时代更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极大的威胁。

有人说，如今中国的事，只有坏透了才会好转。然而我们不可忘记，所谓物极必反，所谓否极泰来，都离不开人们的抗争，等是等不来的。我们需要的是抗争，而不是等待。

谢选骏指出：虽然上文说了皇帝制度很多好话，但我知道皇帝制度的弊端——它远远不如先秦的天子文明，所以必然不能适应现代文明。不仅清朝如此，明朝也失去了吸收欧洲文明、像俄国的彼得大帝那样及早变法图强的可能。这都是由于皇帝制度不及天子文明，相比之下，日本反而比较贴近先秦的天子文明，所以能够变法成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早在1988年，我就在《光明日报》上呼吁，要“回归祖辈的文化”，而与父辈传统进行切割。未来的中国，所实行的制度，既非传统帝制（明清帝国），也非共产专制（国共两党），更非西方民主（民国初年），而是一种综合上述几种的混合性制度。但其精神趋势，则是基督教化。因为共产专制和西方民主，都与基督教化脱不了干系。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回归祖辈的天子文明，就可以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格局了。

谢选骏：现代中国是八国联军缔造的

《八国联军睡了慈禧的床还在床上刻了句话》（2018-02-27 悟空问答）说：

因为这句话李鸿章听了会害怕，外国人听了笑开花，老佛爷听了会恼火或自杀。这是一句意大利语，出自这一个外国当事人回忆录记载，还是有点靠谱的，有图有真相。

1900年5月，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很快打到北京，慈禧太后一熘烟跑到西安。

八国联军进城后，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不但抢劫百姓，还大肆偷盗劫掠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圆明园的奇珍异宝。

进入紫禁城的联军强盗中，有一个意大利军官，他在大抢一顿后还嫌不过瘾，还在慈禧老佛爷的凤床上美美睡了一大觉，并在床上用尖刀刻下一行意大利文字：

Voglio violentare l'imperatrice Vedova Cixi（绝不是“某某到此一游”的意思）。

后来，满清拿出终极杀招——砸钱谈判，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终于送走了这个国家的大爷们，慈禧老佛爷也返回北京。在紫禁城睡了一晚，老佛爷就觉得浑身不对劲，一看自己睡的是张旧床！

老佛爷脸一沉，问太监：我的新床哪里去了？

太监们可不敢欺骗老佛爷，只好如实讲了有人在老佛爷床上刻外国字的事。

次日早朝，慈禧太后拿着拓下意大利文字的宣纸，问李鸿章等人文字的内容。

李鸿章常年跟老外打交道，精通各国语言，一看那串意大利文，打死也不敢告诉慈禧太后，只好搪塞说：“老佛爷，那是洋人炫耀自己的武功，没啥具体意思！”

慈禧太后也不傻，退朝后找来命一个名叫埃蒙德·巴恪思的老外帮忙翻译。

此人是英国人，担任外英国外交官，据说和慈禧太后关系暧昧，后来还写了一本《太后与我》的书，自称是慈禧太后的外国情人，刻字之事就记录在这本书上。

巴恪思一看这字，彻底傻眼了，因为那句话写的是——我要强暴慈禧！

巴恪思不愧见多识广，思来想去，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委婉地说：“尊敬的太后，这句意大利文的意思是：呈太后尊前，请恕我占了您的凤床，只可惜不能与您共寝。”

据说慈禧听后没有动怒，反而故作大方地说：“孩子总是孩子，我猜他此刻已在家中与妻子共枕同眠，谅他万万不敢在自己女王床头刻下如此不敬的字句。”

靠着外国情人急中生智，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一向牛气哄哄，无人敢惹的老佛爷，面对老外的调戏（实则是侮辱），竟也一点脾气也没有，只能聊做自慰，足见她的臭脾气也就在奴才们面前发飙，在洋人面前是发不起来的。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却生动总结了“现代中国是八国联军缔造的”这一事实。不论是慈禧的宪政改革、孙中山的军政府、蒋介石的北伐，还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邓小平的先富改革……都是八国联军的强暴所致。所以我把八国联军比作五胡乱华，其重要在于“破旧立新”，其顶点在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日寇的烧杀抢劫，也是从八国联军和英法联军开始的。

网文《八国联军》报道：

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及扩大在华特权，以军事行动攻入满清中国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的八国联合军队。

八国联军军队的人数最早是三万人，后来增至约五万人。八国联军把北京分成不同的占领区，东四南大街四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日占区设立“安民公所”，德占区设立“华捕局”。八国联军直接造成义和团被消灭，以及京津一带清军的溃败，迫使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陕西西安；最终清廷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付出庞大的赔款，并条约允许各国在北京驻军及构筑永久要塞。

历史
1894年满清甲午战争战败，1895年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除了巨额赔款，更向日本开放通航通商，各国工业品、传教士借机大量涌入，对中国传统的手工经济形成冲击。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钜野县发生曹州教案，虽未查明凶手，但1897年11月14日德军借此强占胶州湾，其他列强（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日本）也随即武装争夺殖民地，驱逐当地清朝官员，发展中国基督教徒以巩固殖民地，清政府未有强烈反应。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1899年10月17日，朱红灯率团民在山东省西北的平原县发生民教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18日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民团首次开始自称为“义和团”并广为接受，开始“扶清灭洋”活动，大举进京“勤王”，杀害外国人及恐吓中国基督徒，攻击外国使馆和机构，烧教堂破坏捣毁洋行与售卖洋货的商铺，并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1900年5月31日，“义和团”波及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大使馆多次要求“加强保护使馆”，并借此要求在北京驻军。清廷要求各使馆人员暂离京回避，各国不允，清朝被迫允许，英、俄、法、美、义、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6月3日，德、奥又派兵83人抵北京。

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在清朝许可的军队之外，组成约2000人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此时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三千人，当中二千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英使馆内更有小马150匹可供食用。

6月11日，前往接应西摩尔的日本驻清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开腹剖心并遭马蹄踏尸。

6月11日，西摩尔率领之联军二千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欲进军北京。6月12日，义和团为保护北京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包围擅自闯入的联军。数千团民及二千名清军（聂士成指挥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联军死伤三百余人，义和团死伤人数不详。

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率士兵攻击围聚在使馆周围的义和团拳民，下令见义和团民杀无赦，打死约30人。

6月15日晚，天津义和团决定以400余人开始攻进天津租界“紫竹林”。

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17日留守大沽口清军击沉六艘军舰杀敌两百余人后，守将罗荣光中弹死亡，大沽口炮台失守。同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

6月17日，慈禧太后收到一则情报，其中表示洋人不肯离京暂避，而以保卫使馆名义向北京大举派兵，亦为逼她归政光绪帝；于是太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命留守派载勋任步军统领，会刚毅、载漪、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

6月20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去清廷总理府衙门要求保护使馆区的情况下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

6月21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公布“宣战诏书”，战争真正意义上爆发。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者；同时，还以银两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官军（主要为荣禄手下之甘军）开始围攻使馆区。

清政府宣战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进攻，义和团投入天津保卫战。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500余名（一说112人），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

7月9日，八里台一战，聂士成身中7弹，血竭而亡。

7月14日，联军伤亡900余人（一说882人）的代价，在发射毒气炮后攻陷天津。守将聂士成曾镇压义和团，一直与义和团有矛盾，认为义和团无组织纪律是拳匪，而义和团则被聂士成派上前线，遭联军机枪扫射，撤回时又遭聂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导致义和团在聂士成阵亡后偷袭其部后方。

8月14日凌晨，联军两万余人来到北京城外，发起攻打北京，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袁世凯为了保存实力避而不战。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由印度人组成，还包括香港及威海卫华人）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主要由越南人组成），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董福祥率甘军在广渠门与英国军队作战，下午2时，广渠门被攻占，董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继续顽强抵抗，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法国人佛甫爱加来、施米侬所写的《庚子中外战纪》记载，董福祥是保卫北京最为奋勇的一支部队。董福祥亲自提刀在正阳门督战，正阳门四层箭楼被大炮长时间轰击为两层。董福祥部分嫡系部队在保卫正阳门时战死，包括马福禄及其堂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马兆图，汉族、回族、撒拉族兵勇共三百余人。最后董福祥从彰仪门撤走，余部有人纵马劫掠。

8月15日，联军进抵北仓，受到清军马玉昆、吕本元等部及李来中所部义和团阻击，再次施放毒气，攻占北仓。联军付出死伤635人（一说400余人。其中日军近300人），毒气炮（“列低炮”）也被击毁。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4日，北京失陷。至15日当晚，联军已占领全城；在董福祥护卫下，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途中慈禧太后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

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出任联军总司令赴华。德军在北京陷落之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

此后，俄军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但法、德联军在侵犯井陉、娘子关一带时，受到清军刘光才部的阻击后败退。八国联军大军增兵，全力清剿义和团，清军配合清剿。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

12月22日，英、俄、德、美、法、日、义、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于27日同意接受。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2月21日，清政府接受了列强要求处死的十二人名单，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等；到4月，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共达142人之多。

1901年5月11日，奕劻、李鸿章照会列强公使，接受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总额的要求。5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电召瓦德西回国，并转告各国政府取消他所担任的联军总司令职务。5月26日，清政府照准各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四厘息。

1901年8月8日，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

1901年9月7日，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十二款及其十九个附件……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对洋人组织等。

俄国入侵

海兰泡惨案中，俄军绑缚中国人准备屠杀！
八国联军进攻期间，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如同德国强占胶州湾，在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被沙俄军队杀害，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跳入黑龙江，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军攻占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1900年11月，俄国要求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要求把军事占领合法化，把俄国独占东三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遭清政府及列强反对而作废。俄军得到大量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

组织

影响政治
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国家主权，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汉族权臣抬头，客观而言，八国联军加速清朝的灭亡，后来美国向清政府减少约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退款主要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跟美国的脚步，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一方面间接促进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另一方面，加强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另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联亦在1920年宣布放弃 。

经济方面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
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样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之后，可谓雪上加霜。中国这时战争不断，内忧外患，早已国库空虚，国民总产值低落，要付清4.5亿的战争赔款只有分期偿还，并且还向有关各国银行借债还贷用以支付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为了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赔款共分39年才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翻一倍多，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了身，经济实力极度落后。 《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比较特别，列强要求赔款4亿5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用意就是要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又被要求一律停止科考五年。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中国因而彻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给东北亚影响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战争也引起了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利益上矛盾的激化升级，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给各国影响
1900年，亚非拉各英属殖民地政府响应英国召唤，协同八国联军北伐中国。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因此，中国之战不仅是澳大利亚殖民军的首次亚洲之战，更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次海外军事行动。

谢选骏指出：八国联军不仅缔造了现代中国，而且缔造了现代世界——十几年后，这个瓜分了中国的八国联盟就自相残杀起来，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帷幕。而中国也在这个过程中，沦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极权主义怪胎。

谢选骏：平反六四需要一位终身皇帝

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公开期待中国出现一位“英明的、开明的、还是向历史负责的君主”。

现在一位终身领袖终于出现了——

《费加罗报：习近平准备成为终身皇帝》（2018年2月27日 转载法国报摘/法广RFI流芳）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建议废除国家主席连任两届的规定继续引发密切关注。2月27日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刊出各自驻京记者的文章，揭示了中共的相关决定进一步加强了习近平把中国带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以及中国主席安插亲信人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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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费加罗报》在报道中指出：为习近平无限期地执掌政权打通道路的修宪计划，在互联网引发了激烈的抨击。周一开始，政府当局发起了支持国家主席的运动，并加强了对网络的监管。将于3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将批准中共年会提出的建议。作为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一位领导人，习近平从此将可以长久地统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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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指出：宪法修正案标志着中共政权自邓小平去世之后所一贯遵循的领导人继任原则的一次重大突破。遵循最高领导人的继任原则，一是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二则是为了避免毛泽东时代出现过的导致整个国家陷于混乱局面的派别之争、以及新的独裁无限期地掌控政权的局面。习近平之前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前任，分别在治理国家十年之后卸下国家、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位。报道引述北京独立历史学家章立凡的观点指出：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措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出现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此一事件引发了政权内外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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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担心，由于缺乏反制权利，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日益增多，中国将向独裁方向偏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林和立认为：如果回到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时代，将会是一场“灾难”。香港浸会大学的汉学家高敬文教授也表示：期盼习近平能够听取周边人士的意见，否则中国将面临“严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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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指出：然而，反对一位掌握了大部分国家权力的领导人的做法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况且，这位领导人已经获得与毛比肩的地位，并已将其“思想”纳入党章。这位“红色皇帝”已在去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一反其前任的做法，明确表示：不指定继任人选。但是，高敬文指出：在反腐运动中树敌颇多的习近平“除继续留任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他甚至认为：习近平是使用铁腕掌控政权、从而避免或管理社会不满情绪的唯一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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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习近平击败了对手，这些对手却寄希望于一场社会或地缘政治危机以削弱习近平的势力。对每天受到洗脑宣传的百姓而言，他们普遍支持的，是一位能够引导中国走向强大、使其成为一个“现代化超级大国”、并拥有一支“世界级”军队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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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高昂的。自2012年底掌权以来，习近平加强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部分观察人士担心，习近平会利用手中强有力的大权进一步加紧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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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报》驻京记者在今天的报道中，突出了中国国家主席准备任命重要人物的消息。该报记者指出：在中共十九大上展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四个月之后，习近平再次证明：他仍可做出惊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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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有可能成为终身主席的消息自周日晚间开始，便在社会网络引发批评和嘲笑，不过，这些不满之声很快便受到清理。官方媒体随后立即发动了支持国家领导人的宣传运动。同时转移了人们对将在周一开幕的下届全会上可能获任命的领导人的注意力。尽管去年十月已经任命了一些关键岗位的领导人，但未来数天内召开的人大会议将正式批准其他一些重要人物掌控关键职位。如总理和央行行长人选。报道指出：目前的情况显示：李克强将继续出任总理，不过，他的影响力有可能随着经济智囊刘鹤的崛起而进一步削弱。另外，关于王岐山的传言也不胫而走。作为习近平的亲信人物，王岐山极有可能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从而再次扮演重要角色。

谢选骏指出：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2012年六四前后就公开期待中国出现一位“英明的、开明的、还是向历史负责的君主”。
现在一位终身领袖终于出现了——至于他是否能够向历史负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2年六四前后王雁南表示，她和家人当然希望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中共领导人能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就六四事件作出正确决定。她说：“我觉得他如果要做，那是很英明的。他最后还有一次机会。还可以跟全中国人民、跟全世界人民讲，他还是一个英明的、开明的、还是向历史负责的君主，不是君主，叫什么？是对历史负责的领导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