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皇帝制度的弊端及其不能匹配现代文明

《你们还在等什么！此时不反更待何时？》（2018年2月27日 转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条新闻一发布，举世哗然。论者纷纷对中共当局的这一倒行逆施大张挞伐，指出此举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终结，意味着毛时代极权政治的回归，比当年袁世凯称帝还丑恶，是没有帝制之名的帝制复辟。这些批评都很正确。我这里要补充的是，习近平要建立的无限期个人独裁，是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独裁，是共产专制特有的独裁，是比传统的帝制更坏的独裁，是最坏的一种独裁。

第一、传统的帝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在理论上就是独裁的。但是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靠那套君权神授的神话。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是可以批评的，这就为臣民发表异议留下一定的空间。共产党伟大领袖却不同。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这一点是写进党章、写进宪法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不同于伟大领袖的观点见解，按定义就是错误的。谁要是坚持不同政见，按定义就是反党，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第二、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神话、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因此皇帝犯了错误可以承认错误，可以下罪己诏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共产党伟大领袖则不然，因为伟大领袖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也就没资格继续当伟大领袖了。这就是说，伟大领袖犯了错也绝不敢认错，因为一旦认错就会下台，所以伟大领袖永远不认错，永远不下罪己诏；而为了维护永远正确的谎言，伟大领袖必须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因而必然会犯更大的错误。

第三、传统的帝制是终身制，皇帝一辈子不需要定期改选。伟大领袖却不然。认真说来，取消任期限制并不等于终身制。所谓终身制，是指从制度上明文规定终身执掌最高权力，不需要定期改选。伟大领袖没有任期限制，但是在名义上在形式上还是要定期改选的。皇帝从不担心自己被别人改选掉，伟大领袖却不能不时时担心被别人选下台，因此伟大领袖必然比皇帝更多疑寡恩，更妒能害贤，更热衷于不断地搞清洗。

第四、最高权力的继承，制度化的方式无非两种：要么选举，要么世袭。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独裁制，既不要真选举，又不敢明码实价地搞世袭，因此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解决接班人问题，因此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必定少不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少不了血雨腥风。

第五、传统的君主，由于有神话有传统做支撑，故而其地位相当稳定，其权力可以弱化乃至虚化，传统的君主制可以转化为君主立宪。历史上不乏先例。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独裁却必须实权在握，不能成为虚君，也不敢成为虚君，因此比其他专制制度都更难走上宪政之路。

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毛泽东实行无限期个人独裁，给全国人民、也给中共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才有了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限制的这点小小的、效果很有限的改革。如今的习近平硬是要在惨痛教训血迹未干的情况下，连这点小改革都抛弃，全面恢复毛泽东式的独裁制，因此它势必比先前的毛泽东独裁更无耻更骄横，更蔑视民意更蔑视普世价值，因此更具危害性。而习近平的独裁又是建立在经由四十年改革而拥有了远比毛时代更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极大的威胁。

有人说，如今中国的事，只有坏透了才会好转。然而我们不可忘记，所谓物极必反，所谓否极泰来，都离不开人们的抗争，等是等不来的。我们需要的是抗争，而不是等待。

谢选骏指出：虽然上文说了皇帝制度很多好话，但我知道皇帝制度的弊端——它远远不如先秦的天子文明，所以必然不能适应现代文明。不仅清朝如此，明朝也失去了吸收欧洲文明、像俄国的彼得大帝那样及早变法图强的可能。这都是由于皇帝制度不及天子文明，相比之下，日本反而比较贴近先秦的天子文明，所以能够变法成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早在1988年，我就在《光明日报》上呼吁，要“回归祖辈的文化”，而与父辈传统进行切割。未来的中国，所实行的制度，既非传统帝制（明清帝国），也非共产专制（国共两党），更非西方民主（民国初年），而是一种综合上述几种的混合性制度。但其精神趋势，则是基督教化。因为共产专制和西方民主，都与基督教化脱不了干系。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回归祖辈的天子文明，就可以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格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