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

《天堂里没有肝癌——悼念李柏光弟兄》（2018年2月28日 转载微信公众号“范学德”）报道：

导读：“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李柏光就是这样一个清心的人，他已经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

昨天是礼拜天，从教堂回来后一直在忙，文章写到礼拜一凌晨四点才结束。睡觉前看朋友圈，一楞，说是李柏光因患末期肝癌，于2018年2月26日凌晨3点在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骤然离世。

李柏光弟兄死得太突然了。2月11日他从参加美国总统早祷会后回来还没有事。他的表弟兼律师事务所的合夥人刘培福接受海外电台采访时说，表哥身体一向没有甚么病痛，是挺健康的。……他之前没去医院检查过，所以不知道有这个病，是因为身体不适，才送到医院的，是这两天在医院检查才发现的（末期肝癌）。

但我太累了，看着看着就睡过去了。

四个小时后醒来，人又有点精神了。立即想起了李柏光，但怎么搜集印象，发现的依然还是，我没见过他一面，也没说过一句话。看来，我们只能在天堂上见面了，那时，没有苦难，也没有肝癌，上帝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我仔细地看关于李柏光的文章，主要是三篇，一篇是——“李柏光信仰历程，“小驴磨坊”于2018年2月26日转载在“尥蹶子书斋”这个公众号上，这其实是李柏光弟兄自己写的见证。 另一篇是焦国标写的： “从属血气到属圣灵——李柏光律师的维权道路”，分上、下两篇。

最初打动我的是李柏光从小时家里就穷，他告诉焦国标说：“一年12个月只有两三个月能吃上米饭，其它时间就是以红薯充饥。至于吃肉，一年有两三顿已经很不错了。兄弟5个，大哥很早就出去当煤矿工了，在家的哥儿4个就住在关猪关牛的地方——下面是猪圈，上面搭上木板，4兄弟就睡在上面。冬天盖的是那种几块棉花拼凑起来的棉被，身子下面铺的是竹席。凉得不得了！我们弟兄几个就是在这种困苦中长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那时的成长环境实在太苦了！”

这一切跟我的童年到青少年都很像。我们也是哥四个，也是没得吃。但我们比他们幸福的是，我们是挤在一铺热炕上。不过，东北的冬天外面也真没法子睡。

长话短说，他读大学了，湘潭大学哲学系。我也是哲学系毕业的，吉林大学。他大学毕业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博士生，但家里人并没有为此而高兴，反而是越来越不高兴，因为家里人希望他大学毕业后，赶紧回乡政府当个干部，好给家里来点实实在在的物资帮助。

而他想的却是﹕要以自己的学识帮助中国最困难最没有关系的农民。办法就是﹕“送法下乡”。用另外的词，维护法律赋予国民的权利。

可他自己却陷入另外一种痛苦之中，那是心里没底。他说从19岁：“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民众拥戴他当皇帝，他都不愿当，两届总统任期届满就回到自己的农场当平民百姓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把仁慈和宽容渗透在政治生活每个细节的美国总统林肯；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以受苦受难的勇气和耐心去消解暴行与仇恨，用行动去切断仇恨、恐惧与邪恶之间的衍生链条，并发出“要么去爱，要么受害”，最后把敌人转化成自己弟兄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什么在我们中国这片号称‘神州’的土地上，无论是平民阶层还是统治阶层，两千多年来，直到今天，还一直产生不了具有上述精神品质的标杆性人物，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还一直在仇恨、恶毒、压制、蔑视生命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啊？”

这段见证文字非常精彩，我没有他想得那么早、那么多、那么深刻，但也从二十多岁一直想到了四十岁，直到来到美国后亲身进了教会才渐渐明白了。

从十九岁到三十岁（1998年），李柏光花了十一年的时间阅读和思考，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性答案。1998年7月，他应邀为一个朋友校对名为《亚洲的新路》一书，因此接触到了十九世纪英国基督徒、励志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的作品，在翻译和编辑校对《南特赐令废除后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一书（正式出版时他将书名改为《信仰的力量》）的过程中，他说：“看到胡格诺教徒面对残酷迫害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精神品质，我的灵魂受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震撼！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和勇气啊！我多次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的心也不断地为胡格诺教徒作为个体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而流血、而颤抖！”他终于找到了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却没有找到的真理：“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来自基督的仁爱是塑造近现代西方文明精神品质的真正的、唯一的源泉！”

《信仰的力量》一书里记述了四百多年前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教徒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故事！“书中描写了胡格诺教徒在火刑、车裂（五马分尸）、断头台砍头、流放服苦役等残酷的刑罚面前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慷慨、热情、乐观地赴死，有些男性胡格诺教徒甚至长年累月裸体被铁链捆绑在当时法国军舰的凳子上，白天划船，夜晚喝点海水和发霉的黑面包，然后就在凳子上过夜。他们中有的被捆绑几年，有的十几年，最长的达二十多年！每天，都有国王派来的天主教神父劝这些被捆绑的胡格诺教徒改宗归信天主教，胡格诺教徒只要口头答应说改信天主教，他马上可以获得自由，回到家乡，回到妻儿子女的身边！然而，这些被捆绑的胡格诺教徒没有改宗归信的，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

于是，1999年7月底，李柏光到海淀教堂买了一本《圣经》，并认真地开始阅读《圣经》，当他读完《四福音书》和《罗马书》后，他说：“神的福音使我的灵魂苏醒了。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自己是个罪人，必须悔改，必须时时刻刻悔改。我认识到天父派他的独生子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的罪遭受刑罚，被钉十字架。神派无罪的独生子来为我这个有罪的人赎罪。我发自内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救主。”

就这样，李柏光在1999年信主了，但他说，这之后的六年，“我由于信心软弱，一直很少时间参加教会团契生活，也很少读经、祷告。以至后来信心越来越软弱，灵命越来越枯竭。感谢主，就在我的灵命就要枯竭的时刻，主引领我到主的肢体方舟教会，经过半年多的读经、祷告和教会生活，主重新赐给我强大的信心，让我彻底匍匐在主的脚下，使我的心彻底归向主的怀抱。”

这和一些知识分子的经历很相似。

因此，直到2005年7月31号，李柏光才在怀柔的一个水库正式受洗。在受洗那一天，他宣读了自己的见证：“爱的见证——一个大陆律师信主的经过。”他后来补充说：“2005年7月30日，我在受洗的河边站立宣读这份见证。就在我宣读了不到三分钟后，我突然感到身体遭受了电击似的，我的身体，特别是我的四肢开始震颤和麻醉起来。随着我宣读的继续，我四肢的震颤和麻醉也越来越厉害。当时我周围没有丝毫的风，可在场的弟兄姊妹事后告诉我，他们看见我的裤管晃得很厉害，好像有一股风在吹拂我的裤子。最后，在宣读快要结束前，我四肢，特别是手的震颤和麻醉达到了最猛烈的程度，我的喉咙差点冒烟，我差点站立不住而倒下，幸亏在场的北村弟兄迅速走上前去递给我一杯水，我一口而尽！宣读结束，我回到座位，我的手还是在继续麻醉状态下震颤了十多分钟才平静下来。感谢主，这是神的灵大大充满了我身体的又一见证！感谢主！在场驻足聆听的两个游人[从事电视和营销工作的]也被这份见证感动了，向我索要这份见证稿并产生了信主的冲动。”

一年后，2006年5月11日，他同余杰、王怡一道，在美国白宫受到了布什总统的接见。他同布什的有段对话特有趣，布什总统问他：“家里人知道你所做的工作后，会担心吗？”李柏光回答：“那当然，肯定会担心。但我从来不告诉家人我所做的事情。”

当年我看到这句话就笑了。因为我回国时也从来不告诉家里我去哪里了，干什么了？以至于侄儿侄女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像风一样的男人。”我则回答：“是疯了！”

李柏光在那次会面中最后以一位美国朋友的话作为他的结束语：“很少有人能够伟大到使历史折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这些行为的全部将谱写我们当代的历史。”

这些年来，李柏光就是这样尽我所能地努力。但他人不一样了，对自己有了深刻的反省。他说：“为什么我们追求自由、民主总不见效果呢？我们到处去为这些农民维权，可为什么公平、正义很难实现呢？通过《圣经》我找到了答案。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很多做法和选择的道路可能是没有按照上帝所教导的方式去行，而只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

他跟焦国标讲了一个故事，云南的一个农民被打死，李柏光等去帮助打这个官司。“我们跑了三趟云南，官司打赢了，帮他们拿回来240万。按照口头协议，他们应该给我们20％的律师代理费。可是农民拿到赔偿金后就完全反悔了，一分钱都不给，手机、电话全部停机，我们再也联系不到他们。那个地方在云南边境很偏僻的山区，路太远。算了，我们也没再去要（代理费）。“从这一类的案件中李柏光发现，很多村民对自己有利时就讲规则，不利时就不讲。

看到这个故事和总结我苦笑，岂止是村民，看看城里这些年，相当的一些人不都是这样吗？

李柏光说：“虽然现在我维权的内容没有变，可是方法上比以前更加低调、更加温和，也不再轻易写文章攻击、谩骂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也在更大程度上容纳我了。他们觉得我信耶稣之后变化很大，不像过去那么激进，总想推翻他们。我现在只想把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落实到实际生活中，为那些被损害者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和自由。我说我现在就是一只蚂蚁，今天背一块砖，明天背一片瓦——这一块砖一块瓦就是每一个个案，在办理的一个个具体案子中脚踏实地建立中国的法治框架。我这么讲，国保很高兴，说：你这样做我们就能够接受。我说我信耶稣之后基本上就不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而完全是立足于现有法律，努力解决问题。我说我要把你们自己颁布的法律中开列给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落实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

李柏光与同是基督徒的徐寒梅结为夫妻，有一子，今年八岁，名清心。看到这孩子的名字：我知道这出于圣经耶稣所讲的“八福”之一：“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李柏光就是这样一个清心的人，他已经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

2018.2.26下午3：20完成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因为——云南的一个农民被打死，李柏光等去帮助打这个官司。“我们跑了三趟云南，官司打赢了，帮他们拿回来240万。按照口头协议，他们应该给我们20％的律师代理费。可是农民拿到赔偿金后就完全反悔了，一分钱都不给，手机、电话全部停机，我们再也联系不到他们。那个地方在云南边境很偏僻的山区，路太远。算了，我们也没再去要（代理费）。”从这一类的案件中李柏光发现，很多村民对自己有利时就讲规则，不利时就不讲。除非有枪杆子顶在他们的脊梁骨上。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因为他们是暴君或曰“权威人格”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