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略论中国大陆的台湾化进程

《俄专家：中国将出现一个新的政权分支》（2018年3月2日 转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中共中央所建议的宪法修正案的重要部分是往基本法中补充设置一个新国家机构的条款，这个机构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国事实上将出现一个由宪法定义的新的权力机构分支，也就是监察分支。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对此向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进行了评论。

外国专家在最初回应中指出，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应该成为一个超级反腐败机构。但是如果严格按照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修订案文本，那么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权限范围要比预防腐败和调查腐败案件宽泛得多。修订案中建议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增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建议宪法第125号条款中增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修订案中指出，“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活动章程将由单独法令或者现行法令修订案决定，但有意思的细节现在就已经流传出来。据悉，国家监察委员会将有权在查办期间留置职务犯罪嫌疑人最高6个月的期限。这是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张硕辅27日告诉记者的，其中包括俄罗斯媒体代表。他解释说，在严重职务犯罪的情况下，当监察机关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犯罪证据，但仍像过去一样需要进一步调查时，就可以采取留置措施。

北京成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率先启动的首批城市之一。试验被认为是成功的，现在这一体制将推广到全国。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建议，内容包括对宪法第三章进行修订和增设新的国家机构。令人好奇的是，监察机构体制被摆在法院和检察院之前：宪法第三章第七节将整个论述监察机构，而关于法院和检察院的章节则顺位成第三章第八节。监察机构体制的职责权限将相当宽泛。监察委员会还将监督法官和检察官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其中包括法官和检察官。

监察机构被列为单独体制的主张本身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他建议政权下设五个分支（立法分支、行政分支、司法分支、监察分支和考试分支）。国家监察机构被单列为一个政权分支就沿袭了这种政治传统。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宪法修订案将在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上讨论。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晚年哀求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不果，于是在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回台，企图打破两岸僵局，重启中国统一议题。结果被台湾一概拒绝这些战败投降的渣男入境，热脸贴了冷屁股。从那时开始，我产生了“现代南北朝”的概念，明确了“两个中国”的存在，不是一个政治分裂的短期事变，而是一个文明重组的漫长过程。果然，此后两岸民间交往的表面上越走越近，但在政治愿景上却越走越远。台湾的军事北伐失败了，但是文化北伐却成功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台资台胞台湾腔台湾风充斥大陆——北朝在文化上逐渐南朝化了。现在，大陆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在翻拍台湾的监察院——这是最高级别的“政变”，是“中国大陆的台湾化进程”的最新证据，当然也是谢选骏“现代南北朝”理论的最新证明。我相信，中国大陆的大趋势，是正在走向文明，而不是走向野蛮，因为野蛮的顶峰在1971年林彪死亡的时候，就随着毛泽东的心脏病发作而结束了。

网文《监察员院》报道：

监察院（Control Yuan），依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弹劾权、纠举权及审计权，现为台湾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由委员二十九人组织而成，监察委员之中一人任院长，一人任副院长，任期六年。宪法第七次修正后改为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审计部是监察院下级机关，负责审核全国各机关之财务与总决算，审计长任期六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基本概况

“监察院”为现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其设置取法于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其监督功能类似西方国家国会，但又与西方国家的国会不尽相同。“监察院”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及审计权。“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出。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曾选出第一届监察委员180人，至台湾后因无法改选，第一届监察委员留任至90年代的“政治革新”时。“政治革新”后，经修“宪”规定，从1993年第二届开始，“监察委员”由“总统”提名、“国民大会”同意任命。同时“监察院”的政治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由民意机关转变为准司法机构，“监察院”不再行使同意权，不再享有对“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权。“监察委员”不再享有言论免责权与不受逮捕与拘禁权。

组成
“监察院”由“监察委员”组成，按“宪法”规定，分别由“各省市议会、蒙古、西藏地方会议及华侨团体选举产生”。“修宪”后，“监察委员”（包括监察院长、副院长）改由“总统”提名，经“国大”同意任命。
根据有关“法规”，“监察委员”必须年满35岁以上，并具备下列资格之一： （1）曾任“国民大会代表”或“立法委员”6年以上，或者省（市）议员8年以上，声誉卓著者；（2）曾任简任司法官10年以上，并曾任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检察署以上司法机关司法官,成绩优异者；（3）曾任简任公务员10年以上，成绩优异者；（4）曾任大学教授10年以上，声誉卓著者；（5）国内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及格，执行业务15年以上，声誉卓著者；（6）清廉正直，富有政治经验或主持新闻文化事业，声誉卓著者。 “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所谓公职，包括各级“民意代表”、政府机关公务员及其他依法从事公务者，如公营事业机关的董事、经理。所谓执行业务，是指民营公司的董事、经理以及医务人员等。从“监察委员”的任职资格与条件可以看出，其要求比较高且需要专司其职。 1948年选出的第一届“监察委员”180名，任期6年。1949年随蒋介石去台的“监委”104人。去台后，它和“国代”、“立法委员”一样遇到不能改选第二届“监委”的危机，于是采取如下“变通办法”：（1）“释宪”。1954年1月，“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以释字第31号解释，使第一届“监察委员”仍继续行使其职权，成为“终身监委”。（2）“补选”和“增选”。依“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规定，于1969年12月，增选“监委”2人。以后又从台湾和侨居国外的华侨中增补“监委”，如1973年12月增选15名，1980年12月，又补选32人。1991年4月通过的“宪法增修条文”重新规定52个名额中台湾选出45人，侨选2人，“余国不分区”5人，取消了大陆地区蒙藏等少数民族、职业团体、妇女团体的名额。但规定妇女有一定的名额。

机构设置
“监察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监察委员”互选产生，选举时由全体“监察委员”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以出席人数过半数以上者当选。“修宪”后，“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其中1人为“院长”、1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院长”、“副院长”改由“总统”提名，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院长”的职责有：担任“监察院会议”主席；提请任命秘书长；综理“院务”及监督所属机关。 “监察院”设审计长1人，负责审核“全国”会计事务，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审计长职责是在“行政院”提出决算后3个月内，审核结果，编成报告，提交“立法院”，供“立法院”下年度预算参考。 “监察院”设秘书处，置秘书长1人，另有会计处、统计室、人事室，负责院内事务。审计部，掌握“政府”及其所属机关财务的审计事务，为院直属机构。“监察院”还设10个委员会，包括“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教育、交通、“司法”、边政和“侨务”委员会。当今社会，边政委员会和任务委员会实际上合并为1个委员会，各委员会的职权是，对“行政院”及其所属机关的施政工作进行调查、审议，注意有否违法及失职；对其违法或失职之处，提出纠正案，由“监察院”移送“行政院”或有关“部会”，促其注意改进。 此外，“监察院”还设立下列委员会：“监察院”会议程序委员会、整饬纪律委员会、经费稽核委员会、纠弹案件委员会、决议案办理进度监察委员会、法规研究委员会及公报编审委员会等。

组成人员
院长：张博雅
副院长：陈进利
监察委员：王建煊、陈进利、尹祚芊（女）、沈美真（女）、李炳南、李复甸、杜善良、吴丰山、余腾芳、林钜锒、周阳山、洪昭男、洪德旋、马以工（女）、马秀如（女）、高凤仙（女）、陈永祥、陈健民、程仁宏、黄武次、黄煌雄、葛永光、杨美铃（女）、叶耀鹏、赵昌平、赵荣耀、刘玉山、刘兴善、钱林慧君（女）
秘书长：陈丰义
副秘书长：许海泉

地位职权

“监察权”为“治权”之一，是孙中山根据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而创建的。“监察院”，按“宪法”规定，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为“中央民意机构”之一。“修宪”后，其性质改为“准司法机构”。
依“宪法”规定,“监察院”的职权包括:“同意权、调查权、纠正权、纠举权、弹劾权,审计权和法律提案权”,而主要的是“同意权、纠举权、弹劾权和审计权”。
“同意权”，即由“总统”提名的“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大法官”，“考试院”“院长”、“副院长”、“考试委员”，必须经“监察院”同意后才能任命。“修宪”后，此同意权移转给“国大”。
“纠举权”，是指“监察院”有权对“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提出纠举案。
“弹劾权”，指“监察院”有权对“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司法院”和“考试院”人员，乃至“总统”、“副总统”的失职或违法行为提出弹劾。“修宪”后，已将对“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权”赋予了“立法院”，并将“弹劾权”的行使范围适用于“监察院”人员。
“审计权”，是指对政府各级机关财务收支的稽核权。
“监察院”还有巡察和监试权。所谓巡察权，即由监察委员若干人组成小组，分区巡回监察。所谓监试权，即“考试院”在举行考试时（除监核外）应咨请“监察院”派员监试。
“司法权”为五个“治权”之一。按“宪法”的规定：“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握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惩戒”,此外,它还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
“民事诉讼审判权”。即关于民事上法律关系的纠纷，目的在于确定私权关系界限。民事诉讼的审判权，属于“司法院”所属各级普通法院。“刑事诉讼审判权”。刑事诉讼适用的范围是凡人民行为触犯“刑法”及其他一些特别刑事“法规”的行为。刑事诉讼分为公诉和自诉。审判权属于“司法院”所属的各级普通法院。
台湾的审级管理制度分三级三审制。所谓三级，台湾方面定之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所谓三审依其规定，不服地方法院判决者，得上诉于高等法院，不服高等法院判决者得上诉于“最高法院”，是为终审。由此可见，民事和刑事“审判权”，实际上是由其各级法院行使。
“行政诉讼审判权”，指人民因受“台湾政府”的违法处分，致损害其利益，经依“诉愿法”提出再诉愿，而不服其决定，或提起再诉愿逾3个月不为决定时，而向“行政法院”提起的诉讼。
“公务员惩戒权”。指公务员有违法、废驰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由“监察院”或各院“部会”首长或地方行政长官，提出惩戒案于“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对其审查并作出决议，决议案由“司法院”呈请“总统”转令有关机关执行，或由“司法院”迳函被付惩戒人所在机关执行。
对其所谓“宪法”的解释，以及“法律命令”的统一解释，实际上是由“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对申请解释案，由“大法官会议”接受审查，并做出解释决议，由“司法院”公布。

历史渊源
根据台湾“宪法”规定，该院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
1948年5月在大陆选出“监察委员”180人，任期6年，于1954年5月期满。国民党去台后，蒋介石利用“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名义，决定“在第二届委员未能依法选聘与召集之前”，“第一届委员继续行使其职权”。
从大陆随蒋去台的“监察委员”共104人，后陆续死亡或去职者泰半。1969年“补选”2人，1972年“增选”15人（内含华侨5人），后于1980年、1986年进行两次“增额监委”改选。1986年选出“增额监委”32人（其中“侨选监委”10人）。截止1988年1月，共有监察委员67人。
依据第二届“国大”第一次会议（1992年4月）决定，“监察委员”由选举产生改为由“总统”提名，经“国大”同意任命，任期6年。1993年“总统”任命第二届“监察委员”29人；1999年“总统”任命第三届“监察委员”28人。[3]?

重大事件
“监察院”迁台后曾弹劾的两名最高官员是前代总统李宗仁与前行政院长俞鸿钧。曾透过调查坚持反对行政部门意见，影响较大的案件是1955年的“孙立人案”。当时的“院长”都是于右任。
以下所称“行政院”、“监察院”、“总统府”、“国防部”、“总统”、“副总统”、“内政部”、“司法院”、“交通部”等，均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当局所使用的名称，而非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之称谓。

弹劾“李宗仁案”
1952年1月“监察院”通过弹劾“李宗仁案”，由于1949年停止行使总统职务的前总统蒋介石当时已“复行视事”，1954年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是罢免李“副总统”，理由是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期间违法失职。

调查“孙立人案”
1955年与“总统府”组织陈诚“副总统”领导的“九人小组”调查原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孙立人部属涉及匪谍案及兵变的同时，“监察院”陶百川等五人自行发动调查。其结果与“总统府”方面极为不同。“监院”报告认为孙立人案子虚乌有。该报告由于过于敏感，与当局意旨不合，事后列为机密封存，于1988年才重见天日。孙立人由于九人小组报告，遭到“国防部”的“管束”行动达三十余年。

军公教待遇问题纠正案
1957年“监察院”通过纠正案就军公教待遇问题纠正“行政院”，“行政院”逾期答复后，“监察院”又决议约询“行政院长”，遭到俞鸿钧拒绝。“监察院”于是通过弹劾，将俞鸿钧送“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议处。“司法院”公惩会最后也议决记俞鸿钧申诫一次。此一惩处虽属轻微，但对“行政院”声望打击甚大，俞鸿钧随后辞职，由“副总统”陈诚兼任“行政院长”。当年前“总统”蒋介石对于“监察院”此举颇为不满，曾威胁开除弹劾提案的十名国民党籍“监委”，也引起学界论战，但当时公意倾向认为，“行政院长”无权拒绝监院约询。不过另有看法认为，当时国民党内存在的派系CC派是弹劾案主角。

2004年“监察院”缺位
2004年底，陈水扁“总统”提名之“监察院”正副“院长”人选与“监察委员”遭到国亲联盟于“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冻结，无法排入议事程序，导致监察院“正副院长”与“监察委员”至今都处于缺位状态。2008年中国国民党重新上台，“监察院”又重新得以运转，当前院长为王建煊。关于“立法院”不将此案排入议事程序是否“违宪”，正提付大法官解释中。
“立法院”国民党与亲民党搁置总统提出“监委”名单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是认为“总统”为提名适当人选组成的审荐委员会组成似欠公正。第二是认为正式提名名单包括审荐委员会委员张建邦，萧新煌等，且居“正副院长”提名人。而其他提名名单似具有较强的党派偏向，与“国会”朝野结构不尽呼应。第三是针对台湾股市上市公司--大陆工程公司董事长，也是台湾高速铁路(台湾高铁)公司董事长殷琪(女)亦担任审荐“委员”表示不满，认为殷琪女士于2000年“总统”大选涉入较深，担任陈水扁“总统”候选人的“国政顾问团”成员，党派色彩强烈。国亲联盟之意见是否足以正当化搁置该案，现亦由“司法院”的大法官会议进行审查中。
被搁置的被提名人名单如下：
提名张建邦任“监察院长”，萧新煌任“副院长”，另，提名李伸一、赵荣耀、吕溪木、黄武次、谢庆辉、黄煌雄、邱清华、洪昭男、叶金凤、张富美、林志嘉、吴丰山、高秀真、杨平世、林筠、黄惠英、黄尔璇、刘玉山、蔡明华、刘永斌、吕新民、尤美女、颜锦福、陈宏昌、洪贵参、周慧瑛、郭吉仁等人。
审荐委员会名单如下：
召集人“副总统”吕秀莲，“委员”前“监察院长”钱复，前“交通部长”与淡江大学校长张建邦，“总统府国策顾问”萧新煌，“总统府”秘书长苏贞昌，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等人。
2006年初由于若干当年受提名者已经出任苏贞昌重新组成的内阁成员，担任“行政院”部会首长，依照“宪法”不得兼任“监察委员”，因此该项人事同意案又更形复杂化。
“监察院”地址在台北市中山南路与忠孝东路交叉口，比邻“行政院”，“立法院”。办公建筑是日治时期的台北州厅，于1915年增建完成，于1998年7月30日被内政部指定为“国定”古迹。

存废争议

监察院行使弹劾权、纠举权及审计权，但弹劾权已经由“立法院”及全民公投机制承担，纠举权由“立委”及“司法院”承担，审计权可独立置于“行政院”之下。故岛内有学者建议废除监察院建制，同时废除“考试院”建制（因“行政院”下已有管理公务员之机构），通过修宪实现三权分立，裁汰不必要之官署。

历任院长

蔡元培
（1928年10月8日至1929年8月29日，未就职）
赵戴文
（1929年8月29日至1930年11月18日，未就职）
于右任
（1930年11月18日至1931年6月14日）
于右任
（1931年6月14日至1931年12月28日）
于右任
（1931年12月28日至1935年12月7日）
于右任
（1935年12月7日至1943年9月13日）
于右任
（1943年9月13日至1947年4月17日）
于右任
（1947年4月17日至1948年6月4日）
于右任
（1948年6月9日至1964年11月10日）
李嗣璁(代理院长)
（1964年11月10日至1965年8月17日）
李嗣璁
（1965年8月17日至1972年5月15日）
张维翰(代理院长)
（1972年5月15日至1973年3月19日）
余俊贤
（1973年3月19至1981年3月24日）
余俊贤
（1981年3月24日至1987年3月12日）
黄尊秋
（1987年3月12日至1982/02/01
黄尊秋
1987年3月12日至1993年2月1日）
陈履安
（1993年2月1日至1995年9月23日）
郑水枝(代理院长)
（1995年9月23日至1996年9月1日）
王作荣
（1996年9月1日至1999年2月1日）
钱复
（1999年2月1日至2005年2月1日）
王建煊
（2008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

谢选骏指出：台湾比美国还要“民主制衡”，因为台湾比美国多出了两个“院子”，把“三权分立”变成了“五权分立”。但是台湾比美国治理得更好吗？并不见得。因为“五权分立”与“三民主义”并不匹配。为了台湾的民主制度的成熟运作，也许需要把“三民主义”改为“五民主义”，这样才可配套实施。至于共产党的的理论和实际，本来就是混乱脱节的，再怎么改也是没用的了。

谢选骏：日本为何倾向终身制

《日本政府为何对中国主席“终身制”不置可否？》（2018年3月7日 转载法广RFI东京特约楚良一）报道：

就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九大三中全会（2月26日-2月28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曾发表消息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删除宪法中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不得连任多于两届”的规定，舆论认为习近平是为其终身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铺平道路。

就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地时间2月28日说，美国“密切关注”中国打算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消息，美国认为，“强健的制度比个别领导人更重要”，诺尔特还强调，促进人权及民主治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这也是一个稳定、安全的社会运作的必要根基，美国在全世界推动个人自由、人类尊严及全球繁荣的承诺，仍然坚定不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明显是不赞成个别领导人终身执政，与此相对，日本对此的态度却是不置可否。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2月26日上午的记者会上指出：对他国的内政不想发表评论，但是我们十分关注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议论。

在想办法延期现任领导人的执政期限上，日本最近的做法也与中国有相近之处，这也可能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方面试图修改宪法延长现任领导人的统治期限的做法做出不置可否的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先，说中国当政者在这一点上可能受到日本的启发也是言之成理的一种推测。

为了今年秋天将进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2017年3月5日，日本自民党大会上正式决定修改党章，将总裁任期从“最多2届6年”延长至连任“最多3届9年”，为首相安倍晋三挑战超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在今年秋天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后的国政选举中若能连续获胜，安倍很可能刷新首相任期的最长纪录。在缺乏有力的“后安倍”候选人的情况下，安倍3选似乎已成定局。

日本的政权构成是议会制，又称内阁制，其特点是议会对政府首脑（总理或首相）的支持，而这种支持通过两种途径落实：第一是议会改选后的多数议席支持；第二是政府首脑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因此，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多党联合的议会多数势力有组阁权，通常是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首脑担任国家元首，所属政党如未能赢得议会大选的多数席位，政府首脑连同其内阁必须提出辞职，而未能通过议会信任投票的政府首脑，连同其内阁也必须辞职，由议会重新在席位居多数的党派中协商选举产生新的首脑与内阁。

而从现在的日本来看，日本自民党是在日本议会占有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因此只要是以自民党为中心组阁，自民党的总裁自然就是首相，如果安倍希望长期担任首相，不需要修改宪法，只要修改党章就可以了。

1955年自民党建党时，总裁的任期是“1届2年”。1971年延长至“1届3年”，但1977年又恢复为2年。1980年，自民党引进了对连任设限的规定，禁止3届连任。这是由于连续4届担任总裁、在任天数达7年8个月（1964年至1972年），创战后在任天数最长纪录的前首相佐藤荣作被批“在任时间过长”、“权力集中”的缘故。2002年的自民党大会上，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将总裁任期从“1届2年”变为“1届3年”，但是到了2006年，小泉总裁任期到期后，小泉不顾党内元老们的挽留，坚决退任辞职。

安倍一直为修改党章，延长总裁任期明里暗里在做工作，并对三选总裁多次表示出积极的意向。他的亲信、干事长二阶俊博出面发言对此事进行舆论引导，另一位亲信副总裁高村正彦担任“党政治制度改革执行总部”总部长，从2016年9月就开始为修改党章，实现安倍连任在党内进行讨论, 并由该总部提出了将总裁任期从“最多2届6年”延长至连任“最多3届9年”的提案。

但是他连任三期总裁的企图却遭到多数国民的反对，共同社在2206年10月29、30两日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到2018年9月的首相安倍晋三的自民党总裁任期，51.8%的受访者认为“不延长为好”。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1月20、21两日实施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在问及对安倍3期连任的看法时，认为“应该连任”的回答为37%，而认为“应该换人”的为47%。

虽然民意如此，但是自民党修改党章，把“最多2届6年”延长至连任“最多3届9年”，这本身就是为安倍量身定制的，因此即使多数民意反对，恐怕也难以阻止安倍连任三届首相，而三届期满后，安倍等会不会再次谋划修改党章，不得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也就难以对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发表像美国那样的不赞同的言论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完全不对。因为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而不是政府首脑，日本的自民党魁最多只能巴上政府首脑而永远无法成为国家元首——日本的国家元首是世袭的天皇。所以，日本倾向终身制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君主国家，它怎么可能反对中国的国家元首实行终身制呢。它甚至会支持中国的国家元首也变成世袭的，这样就和日本配套了。不信大家看看，英国等君主国家也大概不会就此发言的。这也是一种“思想决定主权”的形式吧。

谢选骏：李大同不知费拉民族没有历史感

《法新社：习近平成终身主席民间恶评多》（2018年3月7日 转载法广RFI安德烈）报道：

习近平再过几天就可获得终身国家主席的地位，但法新社报道说，在中国，到处可以听见批评“开倒车”，“恬不知耻”的骂声。远非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向外界所介绍的那样：人民群众一致拥护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

最有代表性的反对人物是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予以谴责，他表示，“我没有想到他敢于公然如此行事，但是他做了”。李大同认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将播下混乱的种子。

这位媒体人在一家咖啡馆对法新社表示，“如果没有人出来发声，别人以为我们全体同意他们这样做。”

法新社注意到，尽管官方称“人民群众一致拥护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但在中国，许多人私下表示反对，尤其在社交网络最为突出，导致官方昼夜加班删减屏蔽。

一位音译黄学琴的女生因为转发了李大同的公开信，她的微信账号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被关闭。黄女士说，“即使在我家中，老人们也在对我讲这件事情，他们给我打电话问我‘习近平怎么要变成新皇帝吗？’”。

有微博帐号的年轻的韩先生不希望披露自己的全名，他表示，他在微博拥有25000多订户，当他公开表示“由衷地反对取消任期制”，他的账号很快被废除。

甘肃省一位阿訇对记者说，“有种回到文革的感觉”，那一阶段宗教信徒受到严酷迫害。他说：“好像邓小平白白经历了那个阶段，中国没有存在过一个开放阶段。”

当然，人大代表的想法跟老百姓不一样，一位来自广西的音译为唐农的代表说，“现任领导人为小老百姓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完全拥护习近平一直担任主席”，他向记者保证，他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对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批评。

李大同对星期天的投票结果毫无幻想。他表示，“我只是希望这些代表投票时清楚，历史将会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审判。”

谢选骏指出：李大同不知费拉民族没有历史感，所以才会鸡同鸭讲。费拉原意为“阿拉伯农民”，鲁迅借用过来塑造了中国农民“阿Q”的故事。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其实就是一群“21世纪费拉—阿Q”——你要他们不投赞成票，难道要他们在地上画圈、等待死刑降临吗？

谢选骏：英国联苏抗德的结果竟然如此悲惨

《英国警方：前俄罗斯间谍和女儿被神经毒剂所害》（2018年3月8日美国之音）报道：

在英国居住的俄罗斯前双面间谍斯谢尔盖·斯科利帕（Sergei Skripal）和他33岁的女儿尤利娅（Yulia），3月5日突然神秘中毒，事件触发英俄新一轮紧张局势。英国警方7日确认，二人被人针对以神经毒剂施袭，是一宗涉及企图谋杀的重大事件。

在警方发表这番评论之前，英国政府星期三召开所谓“眼镜蛇”(COBRA)高层紧急会议，听取了有关中毒事件调查的最新汇报。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助理局长马克·罗利说，父女俩仍处在病情危重状态。罗利没有具体说明究竟是哪种神经毒剂以及这种毒剂是如何释放的。

马克·罗利还说，一名第一批到达现场的警官也病倒，并且病情严重。

斯科利帕和女儿中毒事件星期日发生在通常很平静的索尔兹伯里镇。这起事件有可能在英国引发一场全面的安全与外交危机。议员们要求政府对英国最近十几起可疑的死亡案例展开紧急调查，这些死亡都可能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

66岁的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儿尤利娅生命垂危。星期日，人们发现他们倒在一处购物中心外的长椅上不省人事。警方检查了闭路电视图像，据报道已把目光对准曾出现在附近的一男一女。

星期二，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的表态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驳。约翰逊向英国议员保证将彻底调查这起疑案，并说，如果发现克里姆林宫对此负责，英国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他说，此刻他并不指责任何一方，但他形容俄罗斯是“恶意和破坏性的力量”。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形容约翰逊胡言乱语。驻伦敦的俄罗斯外交官指责约翰逊“妖魔化”俄罗斯。

这起事件令人联想起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之死。他曾是俄罗斯克格勃特工，后来为英国情报机构效力。他还高调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2006年，利特维年科在伦敦一家酒店喝了被放入钋-210辐射物质的茶，几天之后痛苦地死去。英国医生当时很难查明致死物质。

斯科利帕曾为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总参情报总局效力，后来为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刺探情报，在俄罗斯监狱里被关了四年。2010年，在一次带有冷战风格的交换被捕间谍行动中，斯科利帕在维也纳机场的跑道获释。俄罗斯释放了他和另外三名俄罗斯双料间谍，换回被美国驱逐的10名俄罗斯深层卧底特工，包括曼哈顿社交名媛、外交官之女安娜·查普曼。

当时，克格勃军官出身的普京在电视上威胁要杀死那些背叛了俄罗斯的人。他说：“叛徒会蹬腿死掉的。相信我。这些人背叛了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战友。不管他们当犹大换来了什么，他们会噎死于他们得到的那三十块银币。”

2006年，俄罗斯通过一部新的法律，允许在海外对被俄罗斯当局视为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的人实行法外处决，俄罗斯总统一人就可以下达诛杀令。

在交换间谍一年后，斯科利帕用36万美元在索尔兹伯里购买了一栋房子。他似乎一直与妻子柳德米拉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妻子五年前因癌症去世。不过，一名亲戚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从第一天起，他就知道结局好不了，他不会被放过的。”

在英国调查人员调查斯科利帕中毒事件的同时，英国资深议员们说，过去二十年来其它与俄罗斯有关的可疑死亡事件也必须重新调查。

这是连续两年来，第二宗涉及神经毒剂的刺杀行动。朝鲜韩领袖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去年2月在马来西亚国际机场身中VX神经毒剂身亡。

谢选骏指出：英国联苏抗德的结果竟然如此悲惨，不仅大英帝国寿终正寝，而且英伦三岛变成无人之境，听凭苏联残余势力横行无忌——机关算尽的丘吉尔要是知道了，会不会以他的秃头撞墙，并把他那把斯大林的烟斗塞进自己的喉咙呢。

谢选骏：思想主权的时代已经降临

《<人类简史>作者：我们是最后一代智人》（2018-03-07 综合新闻）报道：

导读：我们应该是最后一代智人。再过一两百年，世界将被完全不同的实体统治。它们和我们的差距，也许比我们和黑猩猩的差距还要大。未来几代人会学着改造人体、大脑、思维。这是21世纪经济运作的结果。21世纪经济的产物不是工厂、车辆、武器，而是人体、大脑、思维。

这个星球未来的主人会是什么样呢？这完全取决于今后拥有数据的人。控制数据的人，不仅控制了未来，也控制了生命的未来。因为数据会是未来世界上最宝贵的资产。

在古代，土地是最贵重的资产。因为太多的土地集中在太少数人手中，所以人被分化为平民和贵族。在前几个世纪，机器取代了土地变成了最贵重的资产。太多机器又被集中在太少数人手里，人类又被分化为阶级，于是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TED演讲

现在数据取代了机器，成为了最贵重的资产。如果太多数据又开始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人不会再分化为阶级，而是被分化为不同的物种。

为什么数据会如此重要？

因为我们即将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不仅可以Hack电脑，也可以Hack进活生生的人，以及其他生物。很多人今天在讨论Hack电脑、手机、邮件账户、银行账户，但实际上我们正在获得Hack人的能力。

想要Hack人需要两个东西：一是大量的计算能力，二是大量的数据，特别是生理相关的数据。不是关于你买了什么、去哪儿了的数据，而是关于你的体内、大脑内发生了什么的数据。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拥有足够的算力和足够的数据来Hack人。即便是苏联的克格勃、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跟随你到天涯海角，一天24小时观察你的行为、记录你的言论，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算力，足够的生物学知识，来理解你这个人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也就没法搞明白你感受到什么、思考到什么，以及想要做什么。

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因为现在有两种进化在同时进行：

一方面，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赋予我们足够的计算能力。同时，生物学的进步，尤其是脑科学的进步，又提供给了我们足够的生物学数据。

达尔文之后100多年的生物学研究其实可以总结为三个词：生物即算法。这是现代生命科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不管是病毒、香蕉，还是人类，生物其实都是有机化的算法，而我们正在学习如何解析这些算法。

当信息科技与生物科技一起进化，你就得到了Hack人体的能力。这种趋势最重要的产物或许就是生物传感器，能够把大脑和身体发出的信号转化为电脑可以存储分析的电讯号。

当这样的生理数据足够多，算力足够大，就可以创造出比人本身更了解自己的算法。说实话，我们人类对自己的了解真是相当有限。所以说算法在了解人上非常有胜算。

举个例子，我到21岁才发觉自己是个同性恋，之前曾否认了好几年。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一旦涉及到自身，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想象一下，在10到20年里，算法可以清楚地告诉任何青少年，他或她的性取向到底是什么。算法可以追踪你眼球的移动、你的血压、你大脑的活动，然后告诉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或许你个人不喜欢这样。但是想象一下，如果你去了某个无聊的生日聚会，有人突发奇想，说我找到一个很酷的算法可以测算你的性取向。等所有人都跑过去测试自己，都在评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走开还是躲起来？即便你躲开同学，不正视自己，你也躲不开亚马逊、阿里巴巴，也躲不开秘密警察。

1、最伟大的革命

尤瓦尔·赫拉利表示AI将是21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这次革命将在宇宙范围内带来极大影响，权威会从人类身上转移到算法上。固守在地球四十亿年之后，生命将第一次能离开地球并开始在银河和宇宙中散播。但人工智能革命影响最迅速的不仅仅是银河系，还有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人类转向算法，是权威的转移，越来越多的决策会由计算机和大数据算法做出。尤瓦尔·赫拉利表示“一个拥有足够多的关于我的数据、也有足够算力的算法能理解我的欲望、情绪、想法、决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我、操纵我。”人类慢慢会失去自主决策能力。

人工智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它会彻底改变经济，尤其是就业市场，因为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的任务上表现的比人类更为出色。随着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超过人类，人类会面临更多的失业，并且我们可能会见证一个新的全球阶级的诞生——无用阶级，无用阶级的人类在所有方面都无法超越人工智能。随之而来的是，大多数人手中的经济、政治力量会转移到少数控制并拥有算法、计算机和网络的精英手中。

因为人工智能没有情感和身体，所以不会犯人类精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生气等错误，它们只会根据看到的数据做出决策。所以在未来几十年，很可能越来越的金融决策会由人工智能而非人类来做，而金融市场的竞争由人与人的竞争转变成算法之间的竞争。事实上，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速度要比任何人类都快得多，也高效得多。

2、新的阶级兴起

尤瓦尔·赫拉利指出，这些过程的最终结果会导致一个新的阶级兴起——无用阶级。就如同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新阶级——城市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也许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将是数亿无用的人该怎么办。

人工智能时代所有车辆驾驶、服装生产、甚至医药或金融领域的工作会消失，新的工作很可能会出现、被创造出来。但现在无法确定将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工作。另外还有两个很大的障碍可能会使这些新工作无法解决无用阶级的问题。

在尤瓦尔·赫拉利看来，即使出现了新的工作，人们也将需具备非常高的技能才能胜任。大多数专家认为流水线作业的工作，如衬衫生产或出租车驾驶将会被机器人或电脑接管。新的工作将要求人们善于创造，心灵手巧，灵活善变。新的工作则可能是软件工程这类的工作。更糟糕的是人工智能革命将不会是孤立的分水岭事件。人工智能革命的浪潮将一浪高过一浪。

其次，所以不管什么新的工作出现，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内，这些新工作本身也可能消失，被新版本、新一代的计算机和算法取代。想要拥有能做一辈子的工作或者专业，将变成过去时。

3、生命也会被改造

Hack了有机生物，精英们或许有机会重新改造未来的生命形态。因为一般来说，能Hack就意味着能改造。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就不只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革命，而是生命诞生40亿年以来最大的革命。

在40多亿年里，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能跳出生命的博弈法则。恐龙、变形虫、西红柿、人，所有生物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所有生物都听从生物化学的法则。

但这一切即将发生变化，自然选择驱动的进化，将被智能设计的进化所取代。这里的智能，并不是“站在云端的上帝”创造出来的，而是我们人类设计的，是微软云、IBM云设计的。进化的驱动力就此改变了。

谢选骏指出：上述作者并未意识到，所谓“数据”其实不过是思想的一种体现。新人类由人类创造的数据所缔造，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思想主权的时代已经降临。也就是说，思想主导一切的时代，而非资源主导一切的时代，已经降临了。

谢选骏：美国之音不知道毛泽东经历过长征的非人岁月

《疑点急速扩大！习近平有白手套！竟是他》（2018-03-06 美国之音）报道：

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准备在今年的年会上按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国共产党指令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方便中共党魁习近平终身执政之际，纽约时报3月5日（星期一）发表一篇背景报道，其英文标题是，“在公开场合展示的形象背后，真正的习近平是一个秘而不宣的秘密”。

然而，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和观察家看来，假如说习近平在上台之初还是一个谜的话，现在他早已经不是谜，也不是秘而不宣的秘密，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亲民形象打折扣/习近平如今登上大位已经5年多。

在上台之初，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竭力宣传他如何亲民，到各地去视察不封路。这种宣传使中国公众一度对习近平产生了好感，以为他可能会给中共官场、尤其是中共政权上层视出行扰民为理所当然的官场多少带来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然而，观察家们说，随着在位时间的增加，习近平出行的派头越来越大，出行扰民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在很多人看来不可理喻的程度。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6名常委到上海去朝拜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导致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陷入交通动脉梗阻和瘫痪的局面，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和公司不得不为他让路而停业。

来自中国的报道说，为了确保习近平以及他率领出行的中共领导班子的安全，上海市公安局发出通告，声言10月31日及11月1日有重大政治安保工作，习近平等人经过的高架桥一带的窗户不得打开，习近平乘车使用的高铁沿线300米两侧所有企业于中午12点放假半天，办公场所内不得有人办公，所有场地地面不准停放车辆，所有客户地面车辆全部驶离。如果不配合，后果自负。

习近平上台之初所进行的亲民宣传一度使不少中国人满怀期望，以为他曾经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受过苦，他亲身品尝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辛，因此有可能会比中共以往的党魁较为善待底层劳工阶级。

然而，事实发展使一度对习近平抱有期望的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人大失所望。

2017年12月初，习近平的亲信和他火箭式提拔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突然以“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的铁腕手段将成千上万的北京移民工及其家属在寒冷的冬夜驱赶到大街上，然后再将他们合法租住的住所夷为平地之后，习近平对这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生活困难不置一词，同时大谈“厕所革命”和“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习近平的这种做法，招致无数中国人抱怨说，他说话的完全不接地气，好像是厕所问题比住所问题更重要，好像中国的移民工不属于人类成员。

善谋私利

但是，在赢取自己的利益上，许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十分精明，善于谋划。

例如，有批评者指出，他一方面一直大力提倡中国的教育应当遵循传统的中共教育方针，要把中国学生培养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或者叫“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美国名牌大学接受最鼓励自由和独立思想的教育。

再例如，他上台以来打出反腐大旗，动辄以贪污腐败的名义抓捕人，但在他即将上台的时候，外媒彭博社曾发表有关他家族财富接近4亿美元的报道。对此习近平未做解释，而中共网管当局则一举在中国屏蔽了彭博社的网站。

在习近平正式执掌大权之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表报道。列出中国在海外隐藏巨额资产的中国权贵名单，习近平的姐夫名列其中。之后中国当局不但全力封杀有关的报道和网民评论，而且还将“姐夫”一词长期列为不能发布或搜索的禁忌词。

有中国网民和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指出，习近平虽然做事看似莽撞，但从来没有莽撞地损害他自己和他自家人的利益。有批评者指出，习近平刻意模模仿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以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心态来统治中国；毛泽东当年为了坚称自己的经济政策没错，宁可让几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遇到“自然灾害”活活饿死；现在习近平则为了他自己方便终身担任国家主席而坚持修改直接涉及14亿人的中国宪法。

对于中国领导人倒退回终身制的问题，今年全国人大年会发言人辩称修宪的目的是使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跟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一致（后两者任期没有明文规定的限制）。对这种说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科学家说，“中共一直宣传说宪法是最高的权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是跟随宪法使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跟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一致，反而要强改宪法服从中共的需要呢？”

与李书福关系的迷

习近平操控的中共向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提议修改宪法，使习近平可以成为终身国家主席，这种做法被许多中国网民称作习近平“称帝”。

在习近平即将“称帝”之际，纽约时报在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的接班太子但还没有上台的时候，也就是在2011年1月24日发表的一篇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再度引起一些读者和观察家的注意。

当时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共政权最高领导人的既定接班人，但还没有接掌大权。

那篇报道说，“（习近平）的升迁建立在政治敏锐、家族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灵巧相结合的基础上”；“ 习近平（1970年代）靠家里的关系入读清华大学”。

然后，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显然是称许习近平能干肯干的口吻写道：“他在2002年末上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不久后，就参观了当时浙江省唯一的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Geely)。该公司不屈不挠的创始人李书福刚开始从国有银行获得一些资金。习近平评论道，‘像吉利这样的企业，如果我们不加以大力扶持，那我们还去扶持谁呢？’”

然而，习近平与吉利汽车的老总李书福的关系眼下成为中国国内外众多人关注的焦点，因为吉利汽车的快速发展跟习近平官职升迁有明显的连带关系。

观察家们注意到，李书福的公司从一开始就获得雄厚的国有资金支持，最近更是在中国当局大力收紧中国公司海外并购政策之际逆势而上，从国有公司得到92亿美元的融资，投资德国著名汽车制造厂商戴姆勒集团，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中国媒体也对李书福及其公司给予了大量的正面报道。

李书福到底是谁？

有中国网民发现，李书福妻子的名字与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的名字是一样的。于是，在许多中国网民看来，李书福为什么能得到习近平本人大力加持的谜底一下揭开。

面对中国国内外的纷纷议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一直保持着沉默。这种局面导致一位网民通过推特发出无奈的疑问和感叹：“习（近平）和李（书福）是不是连襟，一从来没见彭丽媛出来说话，即使她知道这传言对习多么不利；二从来没见李书福出来说话，即使他知道（假充习近平妻妹的丈夫）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三从来没见彭丽娟出来说话，即使她知道只要简单露个脸就是对姐夫的莫大支持。巧合的是这都没有。最有动机最有证据出来说话的人都没说什么，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在另外一方面，习近平与李书福的关系也引起国际主流媒体的注意，其中包括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Mike Forsythe）的注意。3月5日，傅才德发表推特贴说：“这么说，我们如今也知道了李书福的妻子的名字了吗？这有文件证据吗？假如真的，必定是二婚，因为为什么这婚姻关系的结成发生在习近平到浙江任职的2002年之前？”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大惊小怪的，显然不知道不知道毛泽东的残暴根源，多少来自其经历过长征的非人岁月。那时毛泽东和广大红军将士一样，吃皮鞋、喝马尿，大难不死，竟有后福。另外一面，这也就注定他们掌权之后，必定要把那些没有经历过长征磨难的所有人头，都要一遍一遍地投入“尝尽超过长征若干倍的苦楚”。长征饿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红军士兵，所以后来就有了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大饥荒饿死了几亿人口连同他们的灵魂。而且还有“干部下放”“知青下乡”……轮番XX！这么一个简单的算术，美国之音的雇员都不懂得，难怪严重误导了美国朝野几十年。而蒋介石之所以相对温和，就是由于他没有长征逃难过，一直在上海混的，他当然预测不出毛泽东死里逃生的愤怒和狠毒，那是包裹在正义的复仇里面的绵里藏针和步步为营。

谢选骏：三角债终于要还了

《阎王爷低调登场！官场人人自危 苦不堪言》（2018-03-06 神州观察）报道：

新一届国家副主席热门人选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连日公开露面，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联播节目，可见王岐山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同排而坐，座次排序也紧跟七常委之后，曾令贪官胆战心寒的王岐山再成各界关注焦点。

从官媒的直播画面可见，镜头拍下七名政治局常委后，再近距离拍摄王岐山。第一次露面，王岐山一旁是常委排名第七的韩正，第二次则坐在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左边，且新闻画面依序播出与会六名政治局常委镜头后，紧接着播出的就是王岐山的镜头，排位层级分明，证实王岐山在中共高层名次已列第八位。

以退休常委之身位居正式常委之列，王岐山显然是将出任新职，被提名国家副主席一职已无疑义，今后或将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外界因此戏称其为“第八常委”。其实，从中央对王岐山信任的程度来看，王岐山的角色或远不止于所谓“第八常委”。

救火队长 铁腕反腐

国家副主席是国家副元首，职能是协助国家主席工作，代行国家主席职权，并协助分管国防、外事以及港澳事务。在中共人事编制内，国家副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相同级别，同属正国级。虽然国家副主席目前仅是虚职，但由王岐山出任，却可能享有很大实权。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外交事务日益繁杂，需要一位具国际视野及前瞻性的强人进行统筹，以王岐山的资历、能力和经验，都足以胜任这一角色。特别是他曾多次与美国政府交手，未来由他协助运作的“大国外交”，或会有新亮点。而在全面管治港澳事务上，亦需要强势决策者，由王岐山担纲或是不二人选。

此外，内地官场曾传有“宁见阎王，不见老王”的说法，足见官员对王岐山的惧怕。因此，有“反腐沙皇”之称的王岐山出任副元首，不但可协助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反腐，更可对官员形成强而有力的震慑。

作为民望极高、能力极强的政治人物，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具有多个领域才能，经济金融是其专长，拥有宽广国际视野和外事经验，屡屡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尤其是过去五年铁腕反腐，可谓功高卓著。

实际上，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党内外慰留王岐山留任政治局常委、继续主持反腐斗争的呼声就一直高涨，但王岐山为遵守中共“七上八下”的政治规矩，维护党内团结，决意求去。如今归来，既是对其反腐工作的肯定，也是呼应了民意的要求。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六十九岁的王岐山今次虽然低调登场，但以其行事风格和政治影响力，相信将连任两届国家副主席，驰骋政坛多十年。

谢选骏指出：从清末以来，中国就流行一个“大三角债”——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只有在文革那一年（1967年），百姓不怕官府了，官府不怕洋人了，洋人不怕百姓了。1968年开始，毛泽东动手消灭造反派，百姓又怕官府了，官府又怕洋人了，洋人又怕百姓了。六四屠杀之前，百姓不怕官府了，官府不怕洋人了，洋人不怕百姓了。六四屠杀之后，百姓又怕官府了，官府又怕洋人了，洋人又怕百姓了。现在三十年快过去了，阎王爷低调登场！官场人人自危苦不堪言——三角债终于要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