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网络主权与信息孤岛

网文《信息孤岛》报道：

信息孤岛（英语：information island）又称信息烟囱（英语：information silo），指孤岛式信息系统或者烟囱式信息系统，指的是一种不能与其他相关信息系统之间进行互操作或者说协调工作的信息系统。

一般认为，所谓的“信息孤岛”，是指相互之间在功能上不关联互助、信息不共享互换以及信息与业务流程和应用相互脱节的计算机应用系统。应当看到，在整个信息技术产业飞速发展过程中，企业的IT应用也伴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前进。但与企业的其它变革明显不同的是，IT应用的变化速度更快，也就是说，企业进行的每一次局部的IT应用都可能与以前的应用不配套，也可能与以后的“更高级”的应用不兼容。因此，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信息孤岛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从企业的自身原因分析，前期的信息化建设大多缺乏长远与统筹规划，不同阶段只考虑各种局部需求，造成了各种不同应用系统的盲目引进，如其中有上级部门下发推广的，也有自行开发或合作开发引进的等渠道。由于大多数应用系统之间没有统一的技术和数据标准，数据不能自动传递，缺乏有效的关联和共享，从而形成一个个彼此隔离的信息孤岛。

信息孤岛的弊端
信息孤岛的存在所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导致信息的多口采集、重复输入以及多头使用和维护，信息更新的同步性差，从而影响了数据的一致性和正确性，并使企业的信息资源拆乱分散和大量冗余，信息使用和管理效率低下，且失去了统一的、准确的依据。其次是由于缺乏业务功能交互与信息共享，致使企业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脱节，结果造成账账不符、账物不符，不仅难以进行准确的财务核算，而且难以对业务过程及业务标准实施有效监控，导致不能及时发现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问题，造成计划失控、库存过量、采购与销售环节的暗箱操作等现象，给企业带来无效劳动、资源浪费和效益流失等严重后果。再次是孤立的信息系统无法有效地提供跨部门、跨系统的综合性信息，各类数据不能形成有价值的信息，局部的信息不能提升为管理知识，以致对企业的决策支持只能流于空谈。同时由于企业信息孤岛的存在，还将影响信息化的集团化、行业化应用。

信息孤岛的类型
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存在各种类型的信息孤岛。大体可分为数据孤岛、系统孤岛、业务孤岛、管控孤岛四种类型。
(一)数据孤岛
数据孤岛是最普遍的形式，存在于所有需要进行数据共享和交换的系统之间。随着企业计算机技术运用的不断深入，不同软件间，尤其是不同部门间的数据信息不能共享，设计、管理、生产的数据不能进行交流，数据出现脱节，即产生信息孤岛，势必给企业的运用带来信息需要重复多次的输入、信息存在很大的冗余、大量的垃圾信息、信息交流的一致性无法保证等困难。
(二)系统孤岛
系统孤岛指在一定范围内，需要集成的系统之间相互孤立的现象。原先各自为政所实施的局部应用使得各系统之间彼此独立，信息不能共享，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有条件的企业投入资金将以前的系统重新升级、设计，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信息的共享，业务可以跨部门按照流程顺序执行。经过一段时间后，又有新的系统要上，又发现这些系统所需要的数据不能从现有系统中提取，仍然要从现有系统统计打印出来再输入到新系统中，又出现了信息孤岛。
(三)业务孤岛
业务孤岛表现为企业业务不能通过网络系统完整、顺利的执行和处理。在企业内部网络系统和网络环境的建设中，以企业发展为目标的信息化要求日益迫切，企业的业务需要在统一的环境下，在部门之间进行处理。企业里经常遇到的头痛问题是“产供销严重脱节”、“财务账与实物账不同步”，其实质就是生产流程、供应流程、销售流程和财务流程都是孤立运行，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信息孤岛的要害就是割断了本来是密切相连的业务流程，不能满足企业业务处理的需要。
(四)管控孤岛
管控孤岛指智能控制设备和控制系统与管理系统之间脱离的现象，影响控制系统作用的发挥。企业需要向其上级主管部门上报企业的经营情况、接收上级的各种指令和计划，同时管理层也需要通过信息系统了解和掌握现有信息做出明确的决断，然而由于信息孤岛的存在不能满足信息共享需要。信息孤岛的问题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整体进程，使企业在进行新一轮投入时，难于决断。

信息孤岛产生的原因
(一)信息化发展的阶段性
企业信息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欧美等信息化启动比较早的国家来看，信息化的实施和应用都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步建立起来的。企业信息化有一个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再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在计算机应用的初级阶段，人们容易从文字处理、报表打印开始使用计算机。进而围绕一项项业务工作，开发或引进一个个应用系统。这些分散开发或引进的应用系统，一般不会统一考虑数据标准或信息共享问题，追求实用快上的目标而导致信息孤岛不断产生。
(二)认识误区
长期以来，许多机构把现代化建设看作是拥有大量计算机设备即可，经费投资方向自然而然地偏向于计算机基础设备，而忽略信息资源的建设，造成购置的信息基础设施闲置、资源浪费、信息化建设进入重硬轻软的认识误区，导致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滞后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有路无车，有车无货”现象。
(三)需求不到位
信息资源是为了服务企业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支持普通员工的业务操作。当前企业信息化建设一方面缺乏对企业内部员工的信息需求的了解，另一方面企业员工还没有形成主动的信息需求意识，缺乏将自身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显性需求的动力。即使提出较明确信息需求，但由于信息共享度差，信息价值低，这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缺乏信息需求动力是信息孤岛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四)标准不统一
信息化起步早的企业，10年前甚至20年前就开始实施面向业务操作层面的部门业务计算机应用，这些企业的部门主要从部门内部的业务出发，开发满足部门业务操作的管理系统，每建立一个应用系统就单独建立一个数据库，这样不同的应用就拥有不同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可能来自不同的厂商、不同版本，各个数据库自成体系，互相之间没有联系，数据编码和信息标准也不统一。
(五)管理体制问题
若从深层原因看，是管理的条条框框阻碍了信息的畅通。企业的职能部门分管了企业的各项业务，无意中也分隔了企业内的原本应该统一的信息数据。因为管理信息化需求的不同，提交者关心的重点缺乏全局观，企业统一的业务流也未能反映到全部的信息系统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孤岛也是企业管理——尤其是企业管理上的“孤岛”的映射。

信息孤岛解决对策分析
(一)理顺企业的数据流
信息系统的实施是建立在完善的基础数据之上的，而信息系统的成功运行则是基于对基础数据的科学管理。企业信息化作为一个严密的信息系统，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可靠性是以各业务环节数据的完整和准确为基础的。理顺企业的数据流是企业信息化建设成功的关键之一。信息化建设利用技术的手段将先进的企业管理思想融人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在这个过程中将最终实现对财务、物流、业务流程、成本核算、客户关系管理及供应链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科学管理。
因此要明确部门间哪些数据需要共享，哪些数据要上报企业领导，哪些部门需要获取外部的知识或信息，企业的哪些数据需要对外发布和宣传，哪些数据需要保密，子公司要与总公司交换哪些数据等等。当数据流理顺后，相应的业务管理流程也就一目了然，管理流程也就理J颐了。
(二)统一进行信息资源规划
建立信息资源建设统筹协调机构，对信息资源建设进行整体规划及统一部署，建立各部门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改变各机构各部门自行其事现象。机构内部的各种资源的配置要从整体优化的角度考虑，资金、设备、技术、人员、信息等要素的投入要达到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率的可持续使用。这样有助于解决信息资源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及开发利用效率低等问题，有助于管理者通过对系统内外界环境的分析，从全局上把握信息资源建设的方向及目标，采用有效手段配置信息资源，使信息资源在时间、空间上分布合理，通过制定信息战略目标、重点和策略来协调各部门、各单位的活动，使之形成合力，实现组织高效率运作及长远目标规划。
(三)通过集成平台实现系统应用的集成
集成平台是可以适应于不同系统之间信息共享的通用工具，就是通过企业应用集成技术将企业的业务流程、公共数据、应用软件、硬件和各种标准联合起来，在不同企业应用系统之间实现无缝集成，使它们像一个整体一样进行业务处理和信息共享。当在多个企业系统之间进行商务交易的时候，集成平台也可以为不同企业之间实现系统集成。当前随着信息系统的集成技术的发展，由系统集成观带动信息集成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集成范围由企业内部逐步扩展到企业外部。信息系统一般通过分类、归并和汇总等操作实现信息和数据的深度集成，数据仓库的数据深度集成技术还包括切片(slice)、钻取(dril1)和旋转(rotate)等，而关联分析、聚类分析、系列模式分析等都是信息深度集成的高级应用技术。信息的深度集成目的是为了得到对企业管理者和决策有价值的信息。信息集成广度一般可以从集成的时间、地区、职能部门等多个侧面进行描述。对信息适度范围的集成可以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信息孤岛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对现存的信息孤岛采用集成的方式，对个别无法集成的旧系统采用替换升级的方式实现信息共享，必要时从规划开始对现有系统进行全面的升级和改造。通过统一的信息化规划，保证信息标准的统一和来源的唯一性，在满足目前信息化需求的同时为将来实施新的系统奠定良好的基础，确保实施新系统时遵循统一标准实现系统之间的集成和信息共享，避免出现新的信息孤岛。

谢选骏指出：上述仅指“小孤岛”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信息孤岛，那就会形成“大孤岛”，就像现在的中国，情况极其危险。

“网络主权”不是“国家控制网络”，而是“网路独立于国家”，正如“文化主权”不是“国家控制文化”，而是“文化独立于国家”，“思想主权”不是“国家控制思想”，而是“思想独立于国家”，“科学主权”不是“国家控制科学”，而是“科学独立于国家”，“艺术主权”不是“国家控制艺术”，而是“艺术独立于国家”……

那么，如果反过来呢？

如果“网络主权就是国家控制网络”呢？

显然，那就会自我封闭了，后果就是造成“信息孤岛”，并把自己困在岛上，坐困愁城，日益萎缩。

根据地缘政治学说，世界分成几大板块，谁控制更大的板块，谁就最终获胜。中国虽大，毕竟不及世界其余部分的总和；如果中国变成了信息孤岛，就无论怎样也抵不过世界的其余部分了——因为人家是连成一体的，日益走向全球化，中国自外于世界，怎么行呢？

看看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明朝和清朝，“国家控制文化”、“国家控制思想”、“国家控制科学”、“国家控制艺术”……结果呢？日益僵化衰败，最后不堪一击。

而唐宋就不是这样，“国家控制不了文化”、“国家控制不了思想”、“国家控制不了科学”、“国家控制不了艺术”……结果呢？这样，文明就会日益发达，可以创造历史的辉煌。

谢选骏：新的算法——共产党中国的人均产值已经超过美国

一般认为，中国的总产值正在接近美国，按照购买力算法大体持平，按照汇率算法大约还要再过一二十年。至于中国的人均产值要想超过美国，可能是遥遥无期的。

《中国人均GDP赶超西欧和日本？专家解迷思》（2017年10月09日程静）综合报导：

最近，有大陆网络作家撰写文章称，中国一线城市2025年人均GDP将赶超西欧和日本，消息很快上了中国各大媒体网络的头条，引起广泛关注。有学者质疑，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怎样才算是发达国家？

人均GDP赶超西欧和日本？

这篇来自微信公众号 “宁南山”9月初发表的题为“2020年，人均GDP赶超西欧和日本时代来临”的文章说，在深圳，官方统计常住人口比2010年增长15%的情况下，2016年深圳人均GDP比2010年增长77.5%，平均每年增长逾9%；若按人均GDP6%的增幅计算，并考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到2020年，深圳人均GDP将达3.5万美元，2023年则将达到4.16万美元。

而发达国家过去数十年人均GDP成长一直停留在约1.5%。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英国人均GDP为3.99万美元、法国为3.69万美元，日本则是3.89万美元。
2016年，深圳人均GDP为2.52万美元，高于广州的2.1万美元，北京的1.73万美元和上海1.71万美元。但是中国的人均GDP，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只有8123美元，比最高的要低约1/3，居世界第66名。
文章预测，从深圳人均GDP2020年超西欧和日本开始，中国各个地区人均GDP将陆续超过西欧和日本，到2025年中国将有20个以上大城市人均GDP超过西欧和日本。
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已大幅减速
不过，对于这种中国经济持续GDP高企的乐观推算方法，早有专家提出质疑。《经济学人》曾发表署名文章说，如果发展中国家保持每年比发达国家高4.5个百分点的增长势头，能继续以惊人的甚至失之常理的速度追赶着发达经济体，那么就像人均工资一样，其它的东西也会在30多年后与美国慢慢接轨。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希望现在正在溜走。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2014年4月发表的人均GDP数据（已考虑到新的生活成本的改变）分析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已经大幅减速。”
报导解释，2008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回落到了发达国家的程度。新的世界银行的数据出来后，建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速度在2013年只比发达国家高2.6个百分点。
报导说，在这种速度下，如果还想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那么就不是一代人那么简单了，很可能需要的是一个世纪。如果囊括进中国，平均也需要超过50年的时间。
中国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
即便相信中国经济会持续高速发展，不论各方揭露其中隐含的巨大风险，也不论各方对官方数据的质疑；问题是，人均GDP高企就算是发达国家？
去年，有大陆学者撰文提出“能为弱者付出的社会，才是文明的社会”。文章开篇说，从上海浦东机场到纽约纽瓦克机场，似乎是从第一世界到了第三世界。三十年前到美国和现在相比，原来的那种“先进”的视觉冲击感已荡然无存。
但是，文章说，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如同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
“短板”即最低收入是多少？。几年前“茶叶蛋事件”曾披露贫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有网友2011年在大陆天涯社区发帖，指有台湾教授说中国人消费不起茶叶蛋，吃不起冷冻水饺等言论，引发两岸网民网络大战。
“中国人真吃得起茶叶蛋了？”2016年底中国作家黄童超撰文引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指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刚过1万元人民币，可是同一年农村贫困人口却有7,017万，他们每天人均收入不到7.67元，收入的53.5%用来购买食物，人均每天食品消费支出为4.1元，低于贫困线。
在2015年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参与的一项中外联合研究中，选取了陕西南部11个国家级贫困县，调查1808名6-12个月的婴儿后惊奇发现：48.8%的被调查婴儿患有不同程度的贫血，大约有20%的婴儿存在认知发育迟缓，将近三分之一的婴儿表现出运动发育迟缓，贫血和发育迟缓高度相关。
只不过在中国农村，数不清的穷人没有能力到网上现身讲述穷困遭遇。《经济学人》曾报导，对于中国要在2020年消除所有贫困人口，山西大应寒村的村民被问怎么看这个雄心勃勃的脱贫计划时，都面面相觑，然后笑了。
黄童超还引述官媒新华社的报导称，在四川大凉山地区生活艰难的民众，“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何况是茶叶蛋。文章称，这样的数字，恐怕会让“不食人间烟火的城市人感到错愕”。他批评大陆网民“似乎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到底有多穷”。
发达国家的标志：三个付出
而在发达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做出三种付出。上述大陆学者指出，首先是为弱者付出；例如在德国汉堡，公交巴士到站后会利用液压侧倾车身，方便腿脚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上下车；在东京，所有地铁车门上都刻有盲文告知盲人所在车厢位置；在美国纽黑文，政府补贴令当地穷困人群得以和耶鲁医学院博士生住相同的公寓。
其次，为细节付出；注重细节品质，而非宏大外观，或许是发达国家的共性。而吹嘘高楼大厦硬实力，忽略生活品质软实力，不是发达国家心态。例如，东京成田机场或许不如北京首都机场现代化，但新宿街头的公厕设施，绝对堪比北京五星级酒店。虽然中国一座三线城市的高楼大厦都不逊大阪，但在日本，即使偏僻小城都可以放心直饮自来水。
再者，为未来付出；例如，德国一所名为“未来之屋”的公寓改造项目，改造的目的是令建筑更加环保节能，但改造成本通过租金回收却至少需15年。面对如此不经济的方案，投资者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未来。这些类似很多没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实则都是为未来付出。
文章解释，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但是，面子易学、里子难补。文章说，如果一个国家只斤斤计较眼前经济利益，只愿为廉价的服务和商品买单，不意为未来做长远规划和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很难从“跟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升级成“引领发展”的发达国家。
文章最后表示，对于德国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的建筑颇为感叹；不过“什么叫发达？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海宁·埃勒曼如此反问。发达的建筑、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这些都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值得追求的目标本身”。
最后的问题是，一个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实实在在为广大民众的现在和未来着想，还是为表面博得喝彩赚业绩？这决定施政的方向根本不同。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种观点吭哧吭哧半天地较劲，却没有说清楚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发现，按照一种新的算法，中国的人均产值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是一种什么独门绝技的算法？

这是一种“把低端人口刨除”的算法。

也就是说，如果把那些“不具充分人权的低端人口”排除掉，中国现有的人均产值就已经超过了美国。

那么，按照什么标准就可以把那些“不具充分人权的低端人口”排除掉？

按照“党的标准”。

现在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大国”，不如说是一个“大国之中的小国”，这个小国就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控制中国，不是中国控制共产党——所以，共产党以外的低端人口，不应被计入“人均”范围。不信？

如果单纯统计一下共产党员的人均收入，我想一定会超过美国的人均收入了。

请看这一算法：现在的中共党国（“大中国”里面的“小党国”），人口不过八九千万，而美国却有三亿人口；中国现有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60%，显然，中共党员的人均产值已经超过美国的人均产值。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印度。

印度的低端人口比例和中国类似，只有10%属于“党员”，也就是“高等种姓”。如果刨除低端人口，仅仅计算高端人口，印度的人均产值也将提高十倍。

显然，在统计学上，正是低端人口拖了中国的后腿。因为这些不配享有民主权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具有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和可能——把他们计算进来，只能徒增烦恼。而且，除非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充分的公民国家，否则，他们的处境永无改善的希望。

谢选骏：影射史学异曲同工

影射史学的意思就是在文章或影视戏剧作品中，表面上说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或是古为今用，说的和历史上的那个事件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实质。这是一些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士、主要是历史学家，对抗现实社会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由来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中国历史中的儒法斗争”的主旋律遭到摈弃，而且对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调。在“四人帮”控制下(特别是从1973年到 1976年)，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已完全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帮”的“那伙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并无兴趣，他们是用历史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孔子先是与周恩来挂钩，接着是邓小平，最后是华国锋。秦始皇与毛泽东，汉代的吕后和唐代的武则天与江青，法家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儒家与部分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划上了等号。因此，“影射史学”一词被用来描述“四人帮”直接影响下所出版的“历史”著作的特征。

发展

后来人们写作，凡是遇到不能正面去揭露的历史，就用一些影射的方式写。这样明眼人一看就出来了，又不得罪权贵等等，能逃过一劫。后来这一写作手法演变为一种很通用的手法。去揭露历史和现实，但是又不说的过于露骨。

相关人物

1、一位中国作者披露，“儒法战线的斗争”这一论题最初是由杨荣国提出的，1972年底杨在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了题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从此这个论题被极度引申，以至于“文革”被解释为儒法斗争的延续。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初学集》等早期著作的质量看，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三流的普及者和综合者。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在钻研原著的基础上，从事过专题性研究。1973年他突然近乎神话似的成了国内(乃至于国际)中国史方面最富权威性的人物。在“四人帮”时期，由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975年修订版)比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而且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安徽、北京等许多地方邀请他去群众大会上作反孔演讲。然而，公允地说，杨后来的一些观点可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渊源。例如，春秋时期“礼”、“法”斗争的问题，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和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提法，都出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唯一的区别是早期这些论题没有因服务于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到极点，可能因为他强烈反孔和赞成法家，所以“四人帮”选他充当官方史学家。据可靠消息说，他死于 1978年，那时他已名声扫地。

2、赵纪彬与杨荣国不同，他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在反孔运动中，他尤以他的“发现”出名。他发现了历史上儒法路线斗争的最早证据—孔子在公元前498年杀了少正卯。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专题论文中，他试图大胆地证实最初出现于《荀子·宥坐》中的这个故事。通过多种形式的文献学歪曲和对原文的曲解，他声称已确证“史实”:孔子任鲁国司寇时，处死了少正卯，而少正卯是“法家先驱”。还有意思的是，在讨论此问题的众多作者中，赵称赞杨荣国最接近问题的真相。最近曝光了一些内幕，据说在反孔运动早期，江青和姚文元觉得需要找一个反孔的法家人物，以便全面展开从孔子时代到现代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论题。法家直到战国才出现，时间太晚，无法适应政治需要。赵对少正卯问题的研究恰好填补了.‘四人帮”政治空论上的缺口。出于同样目的，1974年赵还修改了他的《论语新探》。正如他在修订本的后记中所讲，他抛弃了较早的看法。以前他认为孔子思想中有“进步”一面，也有“反动”一面。后来他得出结论，孔子思想完全是反动的，所有方面都趋向于“复辟”。这里，政治上的暗示和赵的评论中与现代的关联，都太明显了，不会被忽略。然而，由于赵的著作总是采用语言和原文分析的形式，所以可能从未得以流行。幸运的是(现在看来是不幸)，他在“四人帮”团伙的青年人中发现了一个叫唐晓文的有力普及者。基于赵的“学术发现”，唐写了许多争鸣文章，借孔子攻击周恩来。例如，他对赵《论语新探》里的一个章节作通俗翻版的文章《孔子是全体人民的教育家?》，显然是把周的教育方针当作活生生的靶子。赵也是由唐于1973年6月引荐给江青的。

3、周一良是哈佛培养的史学家，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他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5年卷八上发表的《中国密教》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充分显示了他渊博的学识。他是最受江青信赖的主要学术顾问之一和“四人帮”在北京的写作班子(即臭名昭著的梁效)里的重要成员。1974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诸葛亮的法家路线，另一篇关于柳宗元的《封建论》。据最近一位作者说，后一篇尤受江青赏识，因为文章正好包含了针对军区司令的信息，即他们必须服从“四人帮”的集中控制。对诸葛亮的研究也是为 “四人帮”的政治需要服务的，他得出的“教训”是:一群人只要遵循“法家路线”，就可以很快创建一个统一帝国，而他指的“法家路线”就是“四人帮”的“革命路线”。显然，在质而不是在量上，周的文章为“影射史学”的兴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4、刘大杰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文革”以前，他一直是受人尊敬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因为借武则天颂扬江青，他犯了影射的错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二册是以儒法斗争的观点来系统阐释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第二章第二节则全部留给了武则天时代。很大程度上，作者将初唐的文学成就归功于女皇的法家政策，并且在唐代文学史上为她保留了极高的位置。在论述古文运动的第七章里，作者希望采用的理论框架是，“进步的法家”柳宗元(773-819)是运动最重要的领袖，而“保守的儒家”韩愈(768-824)只能被排斥在外。然而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作者采取歪曲事实的手段，企图证明柳宗元在一些政论文中声讨过周公。在这种情况中，周公无误地是指周恩.来。最近，刘大杰的著作作为“影射史学”的典型而受到严厉批判。

评析

影射史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和理论中，中国共产党内部派别之争的激烈化使历史成为政治的武器。于是吴晗为彭德怀将军辩护，写了《海瑞罢官》。戚本禹借反对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投降，攻击刘少奇和所有那些遭国民党逮捕后写“自白书”的党员。无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或者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历史被用作党派斗争的武器，显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正如荷兰历史学家格尔讲17世纪的西欧:

在那些政党分歧凌驾于公众生活之上的国家里——在英国，在荷兰共和国，确实是为了欧洲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斗争的目的—人们翻来.覆去地查找历史，以获得支持己方的材料，或怀疑对方过去的所作所为，或败坏对方已故领袖的名声。可以想到，没有一件事后世会不知道;但17世纪党争的政治混战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历史影射、阐释所占的比例，今人看来仍似乎感到惊讶。

当然，如果格尔能活到见识“四人帮”控制下的中国历史被当作武器的情况，他也许一点也不会认为17世纪的事情值得惊奇。


思想根源

影射史学的思想根源在于古为今用的观念，事实上，前者是由后者的实用方面产生的直接后果。但不幸的是用过头了，步入了歧途。另一方面，也应指出的是，古为今用的观念从1950年代产生以来，就未得到明确的解释。总的来说，为短期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动机，促使史学家直接选择有用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将历史的学问转变为政治的宣传。

“四人帮”控制下的历史革命与美国1960年代新左派激进的史学非常相似，注意到这点很有趣。新左派激进的史学家也搜寻有用的历史，“但其结果既不合用，又违背历史”，费希尔的这个评论很恰当。费希尔关于美国新左派激进史学家的看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四人帮”手下的那些“革命”史学家。

总有许多史学家，他们更关注真理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他们和真理在一起。这种态度不是任何流派或任何一代人的专利。但无论它出现在历史学术活动的什么地方，其内容都是可恨的，后果都是可怕的。将史学衍变成宣传工具，简直就是在毁灭它。利用史学的问题不解决，就将颠覆史学，因为由此产生的根本就不是历史……而且，“新左派”史学家现在出产的“有用”的历史不讨人嫌，因为它内容上是激进的，尽管其方法论上极其保守……许多新的好程序设计现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这些设计会更接近于客观现实的理想。但在激进史学中很少看到它们，因为激进史学是印象式的，技术上不复杂，概念上也无原创性—旧概念只在细小的方面得到调整。

唯一的区别是，古为今用的观念在中国遭到如此无情地扭曲，以至于产生了影射史学。

史学运动

反“影射史学”的运动大概要占用中国学者几年时间和精力。为了在中国史领域中开始新的耕耘，必须首先清除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的影响既深且广。关于孔子、荀子、秦始皇、董仲舒、武则天、柳宗元、韩愈、王安石、苏轼、宋江、王夫之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换言之，中国学者用大量时间只是为了清除“四人帮”时期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

反“影射史学”运动中，不难看出中国历史学家的热诚和严肃，他们把从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就丧失了的理性带回历史研究中。所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史学家已开始重新意识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应该始终保持一段适当的、有利于彼此健康发展的距离。把历史上的孔子和现实联系起来，不仅危害历史学科，而且对于历史所服务的社会事业也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已得到证明。

影响

但是，此项运动仅处于万里长征的开始阶段。多年来的实践使得影射或多或少地成为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种思维习惯，某些历史人物已和某些现代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花时间去消除这种妄加比附的习惯。譬如，当人们读到某些作者批评秦始皇和洪秀全因患老年痴呆或偏执狂而犯错误时，不自觉地会怀疑谁是真正受批判的人。

最近对武则天在初唐的作用进行再评价时，也有一些人倾向归咎于她年老多病的丈夫，并对她淫荡的个人生活提出严厉的批评。暗示太明显了，用不着解释。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学家反“影射史学”是发自真心的。但是只要作为“影射史学”前提的基本意识形态未经检验，就恐怕不能说取得了完全胜利。因为“古为今用”的观念不充分厘清，就很容易导致用过去比附现在的谬误，而“影射史学”只不过是其表现形式之一而已，虽然可能是最恶劣的一种。

东海一枭(余樟法)《刘瑜的蠢话》说：

有人推来《刘瑜：成圣又如何》（选自《观念的水位》）一文，略为浏览，不觉齿冷。作者是个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的三昧分子，短短千余字，蠢话连篇。例如，将曾国藩的道德自律等同于“斗私批修一闪念”的“思想改造”；认为曾国藩、海瑞、方孝孺们是“玩志丧智”，认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认为儒家成德成圣的追求就是不承认人的局限性，就会“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所以“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云云。

特别愚蠢的是下面这段话：

“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穷困潦倒不是作恶犯罪、杀人放火的理由，不是参加极权主义、恐怖主义邪恶事业的理由。老百姓参了军，就是军人；加入邪教，就是邪教徒；加入恐怖组织，就是恐怖分子。

所谓的太平天国，就是邪教作乱，是集政治极权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为一体的双重恐怖主义恶势力，是百姓之大敌，文明之大敌，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征伐的对象。面对“太平天国”和“同治回乱”这些反中华、反人类的邪恶势力，清朝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都有一致性。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与左宗棠镇压同治回乱一样，是保卫清朝，更是保民卫道、保卫中华的必须，具有高度的正义性。

谢选骏指出：上述论辩双方，其实都是影射史学——借古讽今。只是他和她所运用的讽喻工具正好相反，但是他和她所表达的意思，其实是出奇地一致。一个批评暴政，一个批评邪教，加了起来，岂不就是在批评现在流行的“暴政邪教”或“邪教暴政”吗。

谢选骏：抗战旗帜蒋介石不容于台独

《陵寝被泼漆后的政治报复行动》（2018年3月9日转载法广RFI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报道：

三月七日中午，位于台北市庆城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大门口的大理石招牌被人泼洒红漆，再度引起台湾社会高度关注；事实上，从228纪念日当天，蒋介石陵寝被泼洒红漆以来，整个台湾社会就陷入一连串政治报复的行动！

前几天，位于台北市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突然被泼洒红漆，这个事件，和228纪念日当天蒋介石陵寝被泼洒红漆有关吗？

表面上看起来，两件事似乎没有关联，但如果熟悉台湾的政情，就会知道，骨子里仍有脉络可循。

三月七日当天中午，中华统一促进党霸先党部主委陈清峰，一个人带着红漆来到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把一桶红漆泼洒在大门口的交流协会黑色大理石招牌上，红漆把所有字样全部掩盖，到处漫流，显得怵目惊心。

但他并没有离开，在现场透过youtube网站开直播，向社会公布，警员很快来到现场，他告诉警员，他是要为台湾人民出一口气，因为日本军舰越界攻击台湾的海钓船，但蔡英文政府却懦弱无能，姑息养日本奸，欺负台湾人，让他忍无可忍，因此特地从彰化北上泼漆抗议，就是要伸张台湾长期被日本欺凌的怨气。

事件发生后，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表示遗憾，希望尽速查明真相。台湾外交部也表达遗憾，并连系警方，加强对交流协会的巡逻及维安，并呼吁台湾民众不要对外国驻台机构采取暴力或不理性的举动，以免影响国际形象，并强调对肇事者都会依法究办。

日本军舰为什么攻击台湾的海钓船呢？

这个事件令人愤怒。以前台日双方经常因为渔船在钓鱼台群岛附近捕鱼，发生纠纷，所以双方在2013年，也就是马英九任内签订了「台日渔业协议」，这个协议主要是排除钓鱼台群岛两座大岛周边12海里以内不得捕鱼，但附近画出很大一块海域，双方可以自由捕鱼，以维持东海和平。

但这次，台湾苏澳籍渔船「东半球28号」，在本月三号到这个海域捕鱼，照日本的说法，这艘渔船是「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作业」，所以日本水产厅的公务船追赶取缔；第二天，这艘台湾渔船再度进入，没有捕鱼，日本水产厅又开始追捕，而且发射水炮，追了两小时，几乎追到台湾，所以事发后，台湾外交部认为日本取缔过当，向日本政府抗议。

但日本所说的「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作业」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有协议吗？台湾渔业署调查认定，三日那天，这艘渔船曾在「台日协议海域内」及「海域外」捕鱼，在协议海域内捕鱼本该事先申请而没有申请，要罚钱，但这属于台湾内部的管理事务。在协议海域外捕鱼，台湾渔业署说，因为位处双边主张的重迭经济水域，超出政府划设的暂定执法线，台湾渔船在这个水域作业会惹出争议。

这就是说，双方重迭的经济海域，只要不是在台日协议的海域内，日本都认定是「日本专属经济海域」，日本方面从头到尾只说渔船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从来不提「台日协议海域」，这就是台湾民间认为日本欺负台湾的原因。

台湾民间更认为，由于蔡英文政府走台独路线，对日本姿态太低，更从来不曾像马英九任内一样派军舰到钓鱼台护渔，因此日本对台湾渔船到东海捕鱼的态度愈来愈强硬。牵扯到政治立场，也是泼漆的主要原因。

蒋介石陵寝在二二八纪念日当天被泼红漆之后，台湾当局后来如何处理？

这个事件发生后，桃园地检署检在三月四日晚间对八个人发出拘票，其中六人在三月五日被逮捕。检察官到现场勘验，发现红漆已渗透到大理石棺木，遗像和地毯也已经毁损，这部分依毁损罪办理，另外当天现场有人冲撞宪兵，依妨害公务罪处理，检察官侦讯后裁定3万元到5万元交保。

蔡政府当局在事件发生后，本来是漠不关心，但后来事情演变，让民进党政府不得不认真处理，因为已经开始冤冤相报。

首先是，蒋介石陵寝被泼漆之后两天，国民党青年军按捺不住了，到发动泼漆的「自由台湾党」门口抗议，高喊「捍卫国家」、「拨乱反正」，国民党青年军甚至一度冲撞楼下铁门，最后被警察排成人墙挡住。

又过两天，三月四日，统一促进党捍卫队队长李承龙带着四个人，到新店山区蔡英文总统父亲蔡洁生的墓园，趁管理员打扫墓园，铁门没关的时候，闯入第一道铁门，管理员立刻报警。 警方抵达时，五个人已经进入墓园约400公尺，走到第二道铁门前，管理员向警方说这是私人土地，不能擅闯；但捍卫队员认为，是在公有道路上，并没有擅闯私有地，双方爆发口角，而且推挤冲突。最后警方将五位捍卫队队员请到派出侦讯，墓园没有被破坏。

六日中午，以「独派政治工作者」自居的行政院长赖清德终于在社会压力下，在立法院公开表示，不管是破坏铜像，向陵寝泼漆，社会都不能接受，他也不赞成，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

但已经撕裂的社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抚平，就在当天傍晚，国民党青年军不满蔡政府纵容台独份子向蒋介石陵寝泼漆，把肇事的「自由台湾党」违法架设在立法院前好几年的抗议用帐篷，同样泼红漆之后全部捣毁，警方来不及制止；看来，陵寝泼漆事件对台湾的伤害和影响，恐怕不是短期间能够化解。

谢选骏指出：看来蒋介石确实是一面抗战旗帜，否则，就不会发生上述事件了。蒋介石虽然是日本人培养的，但是却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感谢日本的侵略，因为他的江山是被日本人夺走的，毛泽东则相反，他是靠着日本侵略才夺权成功的，所以这厮才会感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再看，台独的后台以前是共产党，现在是日本人——以前，镇压台独就需要反共的白色恐怖；现在，镇压台独就需要反日的红色恐怖了。但是等到台独的绿色恐怖上了台，恐怕就是遍地红漆了。这就是华人的出息。

谢选骏：吴稼祥误解了习近平

《中南海智囊：习近平上台用力过猛，遭反弹后「打太极」》（综合新闻 2013年9月15日）报道：

十八大后，中共政治风向明显左转，从七不讲到反宪政，再到目前的封网、禁言、大抓捕，新政备受外界诟病，矛头纷纷指向习近平。近日，被外界视为中南海智囊人物的独立学者吴稼祥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左倾形象是被对立面刻意打造出来的，缘于其上台伊始表现过于锋芒，引发中共保守派的强烈反弹。

吴稼祥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于中央办公厅，在赵紫阳时代曾操刀起草被视为最具改革特点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六四」后被囚于秦城监狱，曾撰书披露不少中南海高层内情。

对于近期习近平突然出现左倾的姿态，吴稼祥分析认为，习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只是一种「假动作」，甚至指习的左倾形象是反对他的人伪造的。

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过于锋芒毕露，动作过猛，用力过猛，引起反弹。这是习近平突然转向左倾的主要原因。

吴稼祥指出，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刚刚过后的一次讲话中，没有提及马恩列斯毛，江都没有提，而只提到邓小平。

还有习近平的深圳之行，由于深圳是邓小平南巡的重地，过程中他特意拜访了当年和邓小平一块南巡的四个人，更被外界认为是给江泽民出洋相。因为当年邓小平南巡意在把在位的江泽民换掉。

还有就是，为了让汪洋接待他，推迟了广东省委书记的交接班，派汪洋去深圳给他打前站。汪洋是谁？万里推荐的人。他这样就很容易得罪保守派系，和江泽民本人。

吴稼祥指出，习近平曾参加宪政讨论会，并发表讲话说要依照宪法来行政。而南周事件、反宪政事件、七不搞事件正是习近平的反对者们给习施压，让他讲出一些话，打自己的耳光，反过来说习搞反宪政，让习出洋相。

吴稼祥坚信习近平是改革者，他分析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是赵紫阳的人，也是曾是在处理胡耀邦的问题上唯一表示反对的人，就是说习仲勋曾是赵紫阳和胡耀邦的盟友。同时习仲勋又是深圳特区的创造者，这恰恰是保守派元老陈云和李先念最为深恶痛绝的。

按照中国父子相承的关系，父子情深，习近平不可能站到保守派一边。从中共体制内规则来看，选择你是选择你的父亲，而不是选择你，这是一个政治势力、政治派系，背叛自己的父亲就等于背叛整个派系，这无异于自杀。所以，习近平的左倾表现，应该是在打太极，找体制内的政治平衡。

另据报导，此前传出，习近平在政治局会上向刘云山等人开火，党媒公开报导习近平关于政治局带头维护中央权威，有重大事情要按规定请示报告的要求。

有北京消息人士披露，刘云山故意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让习近平难堪，使得习的改革形象在国际上受到很大影响，令习非常恼火。

《华尔街日报》今年早期的评论指出，习近平在维持改革和保守派左右平衡的过程中将发现，他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呼吁更大开放和自由的人，而是他的同事小圈子。

《吴稼祥对国内形势的最新看法》

问题1：目前大家普遍对习李新政有些失望，您如何看？

Wu：今天我来跟大家交流，先给大家8个字，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对目前这个领导人组合，我个人认为是迄今最好的组合，都是从基层上来的，问题看得准，有能力有魄力。问题可能主要出在路况上，就好比二人驾驶一辆车，你在市内开开可以，出了市区，道路混乱，有些地方必须停下来清理路障，有些地方必须减速。毕竟目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形势，都非常棘手，所以迂回和暂时的停顿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新领导人上台后，对改革的努力不曾停止，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过去时。比如习上台后直接去了深圳，跟随邓路线，深化改革的姿态非常清晰。目前大家觉得困惑的原因，可能是听到了一些反宪政的声音，这些声音未必就是目前的领导人首可的。大国政治比较复杂，美国政治也常常有不同的声音啊，以后要习惯这个。要听习的声音可以有一个渠道：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政治信息要从多角度去判断。

问题2：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需要改变吗？

wu：本届政府外交上相当有作为。方向也很清楚，不跟老跟孤儿交朋友，要走利益和价值观外交路线。从言辞上，韬光养晦可能不会改变，但在实践中，咬狗不叫，这是中国智慧。一是朝鲜，朝鲜是个凶恶的狗，目前已经低头了，为啥低头，应该是被咬了。怎么咬的，大家有心的可能也知道一些，公开场合还是很客气的。二对印度，帐篷对峙，有利有理有节。在李克强访印前夕干这个，就是表示决心，我想干就干。三对钓鱼岛，日本目前已经吃亏了，中国舰船不间断巡逻。四是菲律宾，黄岩岛已经占领，菲二世退了。对越南要有点小心，但对方真挑衅估计真会动手。五是美国，习访拉美，进入美国后院，美国想在南海制造事端，习先访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反美的，所以国内左派也没话说，委内瑞拉又连着特立尼达多巴哥，最后是整个拉美。在这个外交里，美国比较被动。应该说习李团队目前在外交上着力不小，软硬兼施，上下其手。其外交理念，对近距离小国，唇齿相依战略；对大国远交近攻，比如俄罗斯，始终是要防一手，但矛盾没激化之前，不可闹僵了。比如东亚一体化，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亚元问题，上世纪日韩热心，中国不热心，现在中日交恶，没这个机遇了。但这个课题将来要捡起来。最大的韬光养晦就不应该四面树敌，不应该老和孤儿交朋友，要把过去的朋友外交、兄弟外交、意识形态外交，转成利益外交，也就是普惠外交，另一个是价值观外交，就是要以正义为原则，天安舰之后，中国成为国际敌人，就是因为你支持非普世价值。我们最近制裁了朝鲜，高规格接待了缅甸总统，跟美国有利有理有节，这都是价值观外交。

问题3：请问＂七不准＂的背景是什么？

Wu：七不准的背景。首先，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保守派与市场经济派经历了长期争夺，从目前看好像市场经济派暂时领先，但保守派守住了政改这个门。这个门被守住，市场经济就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畸形儿。而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一旦时辰已过，畸形儿长成权贵资本主义，则尾大不掉，后果就很难说了。其次，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弱势群体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这里甚至也包括一些政治上有分量的官员，他们有权但不贵。理性分析，造成这些状况应该是改革不彻底，市场力量不够深入，左派太顽固，那应该继续深化改革啊？但实际上不是，在政治上，这些对现状不满的弱势群体有可能更同情左派，甚至支持用文革方式清算。所以对于这些不满声音，左派是乐观其成的。第三，这么大一个党，内部有方方面面的力量，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宪政，支持普世价值观念。从政治操作上，一定的制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改革派当权，那保守派掌握宣传机器，互为制衡，历史上也有过。现在的宣传系统，从五不搞到七不准，为啥20年前不搞10年前不搞现在搞，就是这么个情况。

问题4：看现任领导人公开的言论似乎偏左，其核心的理念会是什么？

Wu：我一直觉得邓小平是个非常伟大的人。邓小平伟大的地方，在几乎所有高层反对的情况下，毅然开展改革。他把党内左派右派都平衡的不错，要做整个党的领袖，必须平衡。胡耀邦的悲剧就在于，他旗帜羡慕，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那只做半个领袖，自己成了反对派，这个不适合做领袖。习上台后发出了改革的强烈信号，去了深圳，走邓路线，那也必须平衡和保守派的关系。七不准，某种程度上是善意提醒现任领导人，要做全党领袖必须平衡，不要做半个领袖。目前底层不满，有文革复发思潮。开左灯向右拐，这是由上层政治决定的，要做全局的领袖，消失争论，应该这样做。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团队亲自发表过反改革的言论。这本身就是态度。

问题5：除十八大报告外，国家是否有一览子具体管理规划，或具体改革方案？

Wu：本届政府有一个顶层设计的倾向。他应该是放权的思想，地方能做的，中央不干预，他上去后放了很多权。不管效果怎样，目前看是个放权的政府，更加注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自治精神。比如最近，安徽铜陵又开始基层选举试点了，做海选，效果非常好，没有一点混乱，很有小国寡民的味道。我去看过，达到很高的水平。目前为止没有被叫停，各部委还去调研过了。内政上，经济改革还剩3个大问题，1土地改革，2国有企业，3金融自由化。3已经部分做了，2国企改革，目前已经不宣传国企就是好了，第一刀是铁道部，欢迎民资进入。这事目前看阻力有点大，我的看法，能维持住盘子，就是最大成绩。1，土地，各地正在探索，给农民土地确权。

问题6：请问当前领导人的执政风格？

Wu：要了解习总的核心理念必须首先了解他的父亲。习是个孝子，有报恩之心。习仲勋是个知错必改，理念非常开放的人。他的执政理念：政治上，赞同宪政，支持民主。经济上是支持市场化的。外交上，欧美外交为核心，维护国家利益的全方位外交。文化是多元的。我认为他是个和蒋经国很类似的人。所以，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中国近代所有灾难都来自于过于着急，光绪上台28天就要改革，再等等不行么。从目前国内政坛看，不会有习的对手，他很有自信。习从基层一级一级做上来，处理各种矛盾的经验是丰富的。

问题7：安徽铜陵的情况是否可以敞开讲细些。

Wu：铜陵是内地的移民城市，理念并不保守。1988年汪洋当过市长，曾题字：解放思想，黄金万两。铜陵当地公认汪是近年最好的领导，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种子，历届书记都沿袭。最近的市长，是个北大的，以前在体改委工作。去了后做了许多方面的探索，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同名同权，城乡里外都一样，农民权益得到很大改善，城市居民表面吃亏，但也不反感，获得老百姓拥护。二是割肉平权改革，把所有非公务员机构，凡是社会能提供服务的，统统承包，政府没有车队，要建设有限责任政府。三，土地产权改革，欢迎开发商改造棚户区。这件事情据说老百姓口碑特别好。把土地财政变成土地民生。四，搞社区自治，社区能办的，政府都不管。社区医疗，医保，补贴，搞得风风火火，卫生部也去考察了。五，跟广东学习，村搞理事会，民主讨论，各方出一点钱，带一点股份化的感觉，村民也很高兴，有点像董事长，股份制，民主化，和历史上的乡村自治，都结合了。六，直选，两个社区的直选，这个彻底反驳了中国人不能做，素质不够的谣言。三线城市也可以以搞。

问题8：怎么看邓的后代，叶的后代，胡的后代进入政界？

wu：这个很正常，发达国家也这样，政治世家，他有这人脉，为什么不让他做？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让不让他做，而是怎么做的好，怎么做的可持续。还是改革要继续深化，走民主化道路，制度要足够成熟，社会要足够稳定，如果没有这些，这些人自己安全都未必能保证。如果民主化了，这些人会是国家之福。

问题9：关于王沪宁？

wu：王沪宁，他对西方政治学比对中国更了解。他在理念上，跟大家都没有分歧。未来可能对宣传系统有影响力。

Wu：总结陈词，目前最大不确定性在于权威分裂，最高名义权威和最高实际权威不是一个人，这种政治不稳定态将来要改变，会把中国逼上民主化道路。二目前常委这个团队是综合性、能力、团结性很好的。这个团队如果再干不好，那中国也走势不妙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多中心治理，实行中华联邦宪政民主，获得内部活力。我认为我能看到这一天，中国可望重回世界之巅，成为亚洲盟主。因此，第一，要关心，二，要有信心，三，不要着急，有耐心。谢谢大家。

【2013年9月14日《亚洲周刊》报道：吴稼祥坚信习近平是个改革者。他甚至认为，习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只是一种“假动作”，甚至指习的左倾形象是反对他的人伪造的。年前的中共十八大期间，他就对亚洲週刊表示，习近平、李克强的习李组合是中南海施政的“最好组合”。一个月前，吴稼祥携新书《公天下》参与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演讲中他提到中国未来改革历程。他说，据他了解，习近平是个“合格的改革者”，希望民众要有信心和耐心。他称，改革者需具备三特点：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而习近平就具备这三个特点。日前，针对人们对习近平所谓“左倾”的疑虑，他接受采访而作了回应。吴稼祥从三方面作了剖析。第一，习近平是改革派盟主，他正是因为这个才上台的。第二，他有父子相承关系，是最改革派家庭出来的，按照中共和中国历史传承来说，他不可能背叛包括他父亲所在的派系。第三就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他的动作过猛，用力过猛，引起反弹，这个反弹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希望列车不开的团队。】

谢选骏指出：2013年，吴稼祥可能误解了习近平，正如1989年吴稼祥曾经误解了邓小平。吴稼祥的上述评论使我想起了1989年六四屠杀前的一段往事：一次会议上吴稼祥对我说，他准备给邓小平写一个上书，力陈不可开枪杀人，否则就将沦为千古罪人。他是来征求我的意见的，问有没有用；我对吴稼祥说，“二十年后，人们会说，要是邓小平当年听了吴稼祥的话，中国历史就不会这样而会是那样的了。”吴稼祥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认为这没有用是吗。”我说，“有用啊，这就是用，立此存照，彪炳千秋。”

吴稼祥曾于1980年代任职于中央办公厅，在赵紫阳时代曾操刀起草被视为最具改革特点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六四大屠杀之后却被囚于秦城监狱。

这都是由于吴稼祥这位忠贞的共产党员一再误判中南海的诡谲风云。

吴稼祥似乎不懂，假扮观音菩萨的阴阳人毛泽东，却是残害忠良的雷霆杀手，即使如此，毛的“如来智慧”也无法阻挡其家族的迅速覆灭。

至于我，是这样看待习近平的：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2013年，北京时间6月18日，报载“习近平亲自上阵，中共清党整风大幕开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京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七常委再次共同亮相。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出席主会场会议，出席人员级别之高近期罕见。

习近平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并言辞激烈地表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并称“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措辞之严厉也让舆论震惊。对党内“整风”推进最让中国民众记忆深刻的是曾在延安进行“整风”树立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以及经历过1980年代自由化思潮、“六四”运动的邓小平，而此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罕有触及“整风”，甚至有所避讳。如今，多年之后的习近平如此大张旗鼓搞党内整风肃清，足见其欲建“毛邓习”政治传承的自信。

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还有人问到：“变革时代，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那么一定会被人认为“这个问题好蠢”。日益左倾的习近平，怎么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确实，习近平不可能自觉地成为戈尔巴乔夫，但是习近平却可能被迫地成为戈尔巴乔夫。

此话怎讲？

因为我们知道，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是民主派，戈尔巴乔一开始也是主张强化控制的，只是后来他的治理整顿受到全民的抵制，没有办法了，才被迫从民主改革中寻求突破口的。

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不在于习近平本人，而在于中国的公众是否愿意配合他的强化控制措施。

政治斗争不是“良心之间的博弈”，而是“实力之间的博弈”：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愿意改革，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有良心”，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无实力”——例如，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可能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混日子了，尽管他上台之初并不想推行民主改革，而想强化劳动纪律，但后来发现苏联的社会弊端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按照既定方针有效地治理整顿，于是才被迫走上了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

对此，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无怨无悔的，他现在还活着，大家看看他现在想法，就知道他后悔苏联的完蛋，就知道他当初的民主改革并不打算瓦解苏联，也不是出于良心的悔悟，而是出于强化管理的考虑。

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戈尔巴乔夫起初强化管理的老路，如果全国人民不再配合他，他就只有被迫走上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了。

具体分析一下，习近平之所以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习近平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良心，而是因为他没有邓小平、毛泽东那样的实力，所以他要真正和毛邓比肩，就只有推行民主改革，才能在毛的“建国”、邓的“经改”之上，树立“政改”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胡耀邦、赵紫阳的良心，也主要是在他们失势之后体现出来的，即使邓小平、毛泽东在他们失势的时候，也都体现过一定的良心——这种良心是人类的本能，只要没有被权力和金钱腐蚀的时候，任何人多少都会有一点的。

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政治良心，其实也是为中共的继续专政，寻求合法性与最佳方案，所以他们到死都没有脱离共产党，到死都没有回归中国民族。

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相同：

1、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太子党、高干亲戚；习近平通过父亲得到升迁、戈尔巴乔夫通过妻子赖莎的叔叔葛罗米柯得到升迁；

2、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在政权年满六十岁的时候继任的，习近平是在毛泽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是在斯大林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

上述两点决定了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具有类似的内政压力；而且，由于中国现在也是“世界老二”了，代替了1980年代苏联“世界老二”地位，因此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也具有类似的外交压力。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无论他表现得左还有表现得右，那都是他身不由己的，那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他自己的权力；这一点和二十多年前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什么不同。至于说到“民主思想”，现在的习近平也只会比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更多而不会更少，习近平毕竟在美国待过。所以，习近平究竟能否成为“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完全在于中国的公众对他的作为如何反应。

如果中国公众屈服于习近平强化纪律的高压措施，那么即使在美国待过的习近平也会放弃民主改革；如果中国公众像1980年代的苏联公众那样拒绝戈尔巴乔夫的高压措施那样拒绝习近平的高压措施，那么习近平就将作为“中国的民主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中国。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习近平都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带来的是福是祸，并不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和他互动的各个方面。

谢选骏：略论中国大陆的台湾化进程

《俄专家：中国将出现一个新的政权分支》（2018年3月2日 转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中共中央所建议的宪法修正案的重要部分是往基本法中补充设置一个新国家机构的条款，这个机构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国事实上将出现一个由宪法定义的新的权力机构分支，也就是监察分支。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对此向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进行了评论。

外国专家在最初回应中指出，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应该成为一个超级反腐败机构。但是如果严格按照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修订案文本，那么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权限范围要比预防腐败和调查腐败案件宽泛得多。修订案中建议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增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建议宪法第125号条款中增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修订案中指出，“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活动章程将由单独法令或者现行法令修订案决定，但有意思的细节现在就已经流传出来。据悉，国家监察委员会将有权在查办期间留置职务犯罪嫌疑人最高6个月的期限。这是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张硕辅27日告诉记者的，其中包括俄罗斯媒体代表。他解释说，在严重职务犯罪的情况下，当监察机关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犯罪证据，但仍像过去一样需要进一步调查时，就可以采取留置措施。

北京成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率先启动的首批城市之一。试验被认为是成功的，现在这一体制将推广到全国。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建议，内容包括对宪法第三章进行修订和增设新的国家机构。令人好奇的是，监察机构体制被摆在法院和检察院之前：宪法第三章第七节将整个论述监察机构，而关于法院和检察院的章节则顺位成第三章第八节。监察机构体制的职责权限将相当宽泛。监察委员会还将监督法官和检察官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其中包括法官和检察官。

监察机构被列为单独体制的主张本身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他建议政权下设五个分支（立法分支、行政分支、司法分支、监察分支和考试分支）。国家监察机构被单列为一个政权分支就沿袭了这种政治传统。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宪法修订案将在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上讨论。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晚年哀求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不果，于是在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回台，企图打破两岸僵局，重启中国统一议题。结果被台湾一概拒绝这些战败投降的渣男入境，热脸贴了冷屁股。从那时开始，我产生了“现代南北朝”的概念，明确了“两个中国”的存在，不是一个政治分裂的短期事变，而是一个文明重组的漫长过程。果然，此后两岸民间交往的表面上越走越近，但在政治愿景上却越走越远。台湾的军事北伐失败了，但是文化北伐却成功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台资台胞台湾腔台湾风充斥大陆——北朝在文化上逐渐南朝化了。现在，大陆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在翻拍台湾的监察院——这是最高级别的“政变”，是“中国大陆的台湾化进程”的最新证据，当然也是谢选骏“现代南北朝”理论的最新证明。我相信，中国大陆的大趋势，是正在走向文明，而不是走向野蛮，因为野蛮的顶峰在1971年林彪死亡的时候，就随着毛泽东的心脏病发作而结束了。

网文《监察员院》报道：

监察院（Control Yuan），依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弹劾权、纠举权及审计权，现为台湾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由委员二十九人组织而成，监察委员之中一人任院长，一人任副院长，任期六年。宪法第七次修正后改为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审计部是监察院下级机关，负责审核全国各机关之财务与总决算，审计长任期六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基本概况

“监察院”为现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其设置取法于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其监督功能类似西方国家国会，但又与西方国家的国会不尽相同。“监察院”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及审计权。“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出。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曾选出第一届监察委员180人，至台湾后因无法改选，第一届监察委员留任至90年代的“政治革新”时。“政治革新”后，经修“宪”规定，从1993年第二届开始，“监察委员”由“总统”提名、“国民大会”同意任命。同时“监察院”的政治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由民意机关转变为准司法机构，“监察院”不再行使同意权，不再享有对“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权。“监察委员”不再享有言论免责权与不受逮捕与拘禁权。

组成
“监察院”由“监察委员”组成，按“宪法”规定，分别由“各省市议会、蒙古、西藏地方会议及华侨团体选举产生”。“修宪”后，“监察委员”（包括监察院长、副院长）改由“总统”提名，经“国大”同意任命。
根据有关“法规”，“监察委员”必须年满35岁以上，并具备下列资格之一： （1）曾任“国民大会代表”或“立法委员”6年以上，或者省（市）议员8年以上，声誉卓著者；（2）曾任简任司法官10年以上，并曾任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检察署以上司法机关司法官,成绩优异者；（3）曾任简任公务员10年以上，成绩优异者；（4）曾任大学教授10年以上，声誉卓著者；（5）国内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及格，执行业务15年以上，声誉卓著者；（6）清廉正直，富有政治经验或主持新闻文化事业，声誉卓著者。 “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所谓公职，包括各级“民意代表”、政府机关公务员及其他依法从事公务者，如公营事业机关的董事、经理。所谓执行业务，是指民营公司的董事、经理以及医务人员等。从“监察委员”的任职资格与条件可以看出，其要求比较高且需要专司其职。 1948年选出的第一届“监察委员”180名，任期6年。1949年随蒋介石去台的“监委”104人。去台后，它和“国代”、“立法委员”一样遇到不能改选第二届“监委”的危机，于是采取如下“变通办法”：（1）“释宪”。1954年1月，“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以释字第31号解释，使第一届“监察委员”仍继续行使其职权，成为“终身监委”。（2）“补选”和“增选”。依“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规定，于1969年12月，增选“监委”2人。以后又从台湾和侨居国外的华侨中增补“监委”，如1973年12月增选15名，1980年12月，又补选32人。1991年4月通过的“宪法增修条文”重新规定52个名额中台湾选出45人，侨选2人，“余国不分区”5人，取消了大陆地区蒙藏等少数民族、职业团体、妇女团体的名额。但规定妇女有一定的名额。

机构设置
“监察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监察委员”互选产生，选举时由全体“监察委员”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以出席人数过半数以上者当选。“修宪”后，“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其中1人为“院长”、1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院长”、“副院长”改由“总统”提名，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院长”的职责有：担任“监察院会议”主席；提请任命秘书长；综理“院务”及监督所属机关。 “监察院”设审计长1人，负责审核“全国”会计事务，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审计长职责是在“行政院”提出决算后3个月内，审核结果，编成报告，提交“立法院”，供“立法院”下年度预算参考。 “监察院”设秘书处，置秘书长1人，另有会计处、统计室、人事室，负责院内事务。审计部，掌握“政府”及其所属机关财务的审计事务，为院直属机构。“监察院”还设10个委员会，包括“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教育、交通、“司法”、边政和“侨务”委员会。当今社会，边政委员会和任务委员会实际上合并为1个委员会，各委员会的职权是，对“行政院”及其所属机关的施政工作进行调查、审议，注意有否违法及失职；对其违法或失职之处，提出纠正案，由“监察院”移送“行政院”或有关“部会”，促其注意改进。 此外，“监察院”还设立下列委员会：“监察院”会议程序委员会、整饬纪律委员会、经费稽核委员会、纠弹案件委员会、决议案办理进度监察委员会、法规研究委员会及公报编审委员会等。

组成人员
院长：张博雅
副院长：陈进利
监察委员：王建煊、陈进利、尹祚芊（女）、沈美真（女）、李炳南、李复甸、杜善良、吴丰山、余腾芳、林钜锒、周阳山、洪昭男、洪德旋、马以工（女）、马秀如（女）、高凤仙（女）、陈永祥、陈健民、程仁宏、黄武次、黄煌雄、葛永光、杨美铃（女）、叶耀鹏、赵昌平、赵荣耀、刘玉山、刘兴善、钱林慧君（女）
秘书长：陈丰义
副秘书长：许海泉

地位职权

“监察权”为“治权”之一，是孙中山根据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而创建的。“监察院”，按“宪法”规定，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为“中央民意机构”之一。“修宪”后，其性质改为“准司法机构”。
依“宪法”规定,“监察院”的职权包括:“同意权、调查权、纠正权、纠举权、弹劾权,审计权和法律提案权”,而主要的是“同意权、纠举权、弹劾权和审计权”。
“同意权”，即由“总统”提名的“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大法官”，“考试院”“院长”、“副院长”、“考试委员”，必须经“监察院”同意后才能任命。“修宪”后，此同意权移转给“国大”。
“纠举权”，是指“监察院”有权对“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提出纠举案。
“弹劾权”，指“监察院”有权对“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司法院”和“考试院”人员，乃至“总统”、“副总统”的失职或违法行为提出弹劾。“修宪”后，已将对“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权”赋予了“立法院”，并将“弹劾权”的行使范围适用于“监察院”人员。
“审计权”，是指对政府各级机关财务收支的稽核权。
“监察院”还有巡察和监试权。所谓巡察权，即由监察委员若干人组成小组，分区巡回监察。所谓监试权，即“考试院”在举行考试时（除监核外）应咨请“监察院”派员监试。
“司法权”为五个“治权”之一。按“宪法”的规定：“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握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惩戒”,此外,它还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
“民事诉讼审判权”。即关于民事上法律关系的纠纷，目的在于确定私权关系界限。民事诉讼的审判权，属于“司法院”所属各级普通法院。“刑事诉讼审判权”。刑事诉讼适用的范围是凡人民行为触犯“刑法”及其他一些特别刑事“法规”的行为。刑事诉讼分为公诉和自诉。审判权属于“司法院”所属的各级普通法院。
台湾的审级管理制度分三级三审制。所谓三级，台湾方面定之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所谓三审依其规定，不服地方法院判决者，得上诉于高等法院，不服高等法院判决者得上诉于“最高法院”，是为终审。由此可见，民事和刑事“审判权”，实际上是由其各级法院行使。
“行政诉讼审判权”，指人民因受“台湾政府”的违法处分，致损害其利益，经依“诉愿法”提出再诉愿，而不服其决定，或提起再诉愿逾3个月不为决定时，而向“行政法院”提起的诉讼。
“公务员惩戒权”。指公务员有违法、废驰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由“监察院”或各院“部会”首长或地方行政长官，提出惩戒案于“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对其审查并作出决议，决议案由“司法院”呈请“总统”转令有关机关执行，或由“司法院”迳函被付惩戒人所在机关执行。
对其所谓“宪法”的解释，以及“法律命令”的统一解释，实际上是由“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对申请解释案，由“大法官会议”接受审查，并做出解释决议，由“司法院”公布。

历史渊源
根据台湾“宪法”规定，该院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
1948年5月在大陆选出“监察委员”180人，任期6年，于1954年5月期满。国民党去台后，蒋介石利用“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名义，决定“在第二届委员未能依法选聘与召集之前”，“第一届委员继续行使其职权”。
从大陆随蒋去台的“监察委员”共104人，后陆续死亡或去职者泰半。1969年“补选”2人，1972年“增选”15人（内含华侨5人），后于1980年、1986年进行两次“增额监委”改选。1986年选出“增额监委”32人（其中“侨选监委”10人）。截止1988年1月，共有监察委员67人。
依据第二届“国大”第一次会议（1992年4月）决定，“监察委员”由选举产生改为由“总统”提名，经“国大”同意任命，任期6年。1993年“总统”任命第二届“监察委员”29人；1999年“总统”任命第三届“监察委员”28人。[3]?

重大事件
“监察院”迁台后曾弹劾的两名最高官员是前代总统李宗仁与前行政院长俞鸿钧。曾透过调查坚持反对行政部门意见，影响较大的案件是1955年的“孙立人案”。当时的“院长”都是于右任。
以下所称“行政院”、“监察院”、“总统府”、“国防部”、“总统”、“副总统”、“内政部”、“司法院”、“交通部”等，均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当局所使用的名称，而非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之称谓。

弹劾“李宗仁案”
1952年1月“监察院”通过弹劾“李宗仁案”，由于1949年停止行使总统职务的前总统蒋介石当时已“复行视事”，1954年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是罢免李“副总统”，理由是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期间违法失职。

调查“孙立人案”
1955年与“总统府”组织陈诚“副总统”领导的“九人小组”调查原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孙立人部属涉及匪谍案及兵变的同时，“监察院”陶百川等五人自行发动调查。其结果与“总统府”方面极为不同。“监院”报告认为孙立人案子虚乌有。该报告由于过于敏感，与当局意旨不合，事后列为机密封存，于1988年才重见天日。孙立人由于九人小组报告，遭到“国防部”的“管束”行动达三十余年。

军公教待遇问题纠正案
1957年“监察院”通过纠正案就军公教待遇问题纠正“行政院”，“行政院”逾期答复后，“监察院”又决议约询“行政院长”，遭到俞鸿钧拒绝。“监察院”于是通过弹劾，将俞鸿钧送“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议处。“司法院”公惩会最后也议决记俞鸿钧申诫一次。此一惩处虽属轻微，但对“行政院”声望打击甚大，俞鸿钧随后辞职，由“副总统”陈诚兼任“行政院长”。当年前“总统”蒋介石对于“监察院”此举颇为不满，曾威胁开除弹劾提案的十名国民党籍“监委”，也引起学界论战，但当时公意倾向认为，“行政院长”无权拒绝监院约询。不过另有看法认为，当时国民党内存在的派系CC派是弹劾案主角。

2004年“监察院”缺位
2004年底，陈水扁“总统”提名之“监察院”正副“院长”人选与“监察委员”遭到国亲联盟于“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冻结，无法排入议事程序，导致监察院“正副院长”与“监察委员”至今都处于缺位状态。2008年中国国民党重新上台，“监察院”又重新得以运转，当前院长为王建煊。关于“立法院”不将此案排入议事程序是否“违宪”，正提付大法官解释中。
“立法院”国民党与亲民党搁置总统提出“监委”名单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是认为“总统”为提名适当人选组成的审荐委员会组成似欠公正。第二是认为正式提名名单包括审荐委员会委员张建邦，萧新煌等，且居“正副院长”提名人。而其他提名名单似具有较强的党派偏向，与“国会”朝野结构不尽呼应。第三是针对台湾股市上市公司--大陆工程公司董事长，也是台湾高速铁路(台湾高铁)公司董事长殷琪(女)亦担任审荐“委员”表示不满，认为殷琪女士于2000年“总统”大选涉入较深，担任陈水扁“总统”候选人的“国政顾问团”成员，党派色彩强烈。国亲联盟之意见是否足以正当化搁置该案，现亦由“司法院”的大法官会议进行审查中。
被搁置的被提名人名单如下：
提名张建邦任“监察院长”，萧新煌任“副院长”，另，提名李伸一、赵荣耀、吕溪木、黄武次、谢庆辉、黄煌雄、邱清华、洪昭男、叶金凤、张富美、林志嘉、吴丰山、高秀真、杨平世、林筠、黄惠英、黄尔璇、刘玉山、蔡明华、刘永斌、吕新民、尤美女、颜锦福、陈宏昌、洪贵参、周慧瑛、郭吉仁等人。
审荐委员会名单如下：
召集人“副总统”吕秀莲，“委员”前“监察院长”钱复，前“交通部长”与淡江大学校长张建邦，“总统府国策顾问”萧新煌，“总统府”秘书长苏贞昌，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等人。
2006年初由于若干当年受提名者已经出任苏贞昌重新组成的内阁成员，担任“行政院”部会首长，依照“宪法”不得兼任“监察委员”，因此该项人事同意案又更形复杂化。
“监察院”地址在台北市中山南路与忠孝东路交叉口，比邻“行政院”，“立法院”。办公建筑是日治时期的台北州厅，于1915年增建完成，于1998年7月30日被内政部指定为“国定”古迹。

存废争议

监察院行使弹劾权、纠举权及审计权，但弹劾权已经由“立法院”及全民公投机制承担，纠举权由“立委”及“司法院”承担，审计权可独立置于“行政院”之下。故岛内有学者建议废除监察院建制，同时废除“考试院”建制（因“行政院”下已有管理公务员之机构），通过修宪实现三权分立，裁汰不必要之官署。

历任院长

蔡元培
（1928年10月8日至1929年8月29日，未就职）
赵戴文
（1929年8月29日至1930年11月18日，未就职）
于右任
（1930年11月18日至1931年6月14日）
于右任
（1931年6月14日至1931年12月28日）
于右任
（1931年12月28日至1935年12月7日）
于右任
（1935年12月7日至1943年9月13日）
于右任
（1943年9月13日至1947年4月17日）
于右任
（1947年4月17日至1948年6月4日）
于右任
（1948年6月9日至1964年11月10日）
李嗣璁(代理院长)
（1964年11月10日至1965年8月17日）
李嗣璁
（1965年8月17日至1972年5月15日）
张维翰(代理院长)
（1972年5月15日至1973年3月19日）
余俊贤
（1973年3月19至1981年3月24日）
余俊贤
（1981年3月24日至1987年3月12日）
黄尊秋
（1987年3月12日至1982/02/01
黄尊秋
1987年3月12日至1993年2月1日）
陈履安
（1993年2月1日至1995年9月23日）
郑水枝(代理院长)
（1995年9月23日至1996年9月1日）
王作荣
（1996年9月1日至1999年2月1日）
钱复
（1999年2月1日至2005年2月1日）
王建煊
（2008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

谢选骏指出：台湾比美国还要“民主制衡”，因为台湾比美国多出了两个“院子”，把“三权分立”变成了“五权分立”。但是台湾比美国治理得更好吗？并不见得。因为“五权分立”与“三民主义”并不匹配。为了台湾的民主制度的成熟运作，也许需要把“三民主义”改为“五民主义”，这样才可配套实施。至于共产党的的理论和实际，本来就是混乱脱节的，再怎么改也是没用的了。

谢选骏：日本为何倾向终身制

《日本政府为何对中国主席“终身制”不置可否？》（2018年3月7日 转载法广RFI东京特约楚良一）报道：

就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九大三中全会（2月26日-2月28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曾发表消息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删除宪法中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不得连任多于两届”的规定，舆论认为习近平是为其终身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铺平道路。

就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地时间2月28日说，美国“密切关注”中国打算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消息，美国认为，“强健的制度比个别领导人更重要”，诺尔特还强调，促进人权及民主治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这也是一个稳定、安全的社会运作的必要根基，美国在全世界推动个人自由、人类尊严及全球繁荣的承诺，仍然坚定不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明显是不赞成个别领导人终身执政，与此相对，日本对此的态度却是不置可否。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2月26日上午的记者会上指出：对他国的内政不想发表评论，但是我们十分关注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议论。

在想办法延期现任领导人的执政期限上，日本最近的做法也与中国有相近之处，这也可能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方面试图修改宪法延长现任领导人的统治期限的做法做出不置可否的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先，说中国当政者在这一点上可能受到日本的启发也是言之成理的一种推测。

为了今年秋天将进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2017年3月5日，日本自民党大会上正式决定修改党章，将总裁任期从“最多2届6年”延长至连任“最多3届9年”，为首相安倍晋三挑战超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在今年秋天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后的国政选举中若能连续获胜，安倍很可能刷新首相任期的最长纪录。在缺乏有力的“后安倍”候选人的情况下，安倍3选似乎已成定局。

日本的政权构成是议会制，又称内阁制，其特点是议会对政府首脑（总理或首相）的支持，而这种支持通过两种途径落实：第一是议会改选后的多数议席支持；第二是政府首脑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因此，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多党联合的议会多数势力有组阁权，通常是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首脑担任国家元首，所属政党如未能赢得议会大选的多数席位，政府首脑连同其内阁必须提出辞职，而未能通过议会信任投票的政府首脑，连同其内阁也必须辞职，由议会重新在席位居多数的党派中协商选举产生新的首脑与内阁。

而从现在的日本来看，日本自民党是在日本议会占有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因此只要是以自民党为中心组阁，自民党的总裁自然就是首相，如果安倍希望长期担任首相，不需要修改宪法，只要修改党章就可以了。

1955年自民党建党时，总裁的任期是“1届2年”。1971年延长至“1届3年”，但1977年又恢复为2年。1980年，自民党引进了对连任设限的规定，禁止3届连任。这是由于连续4届担任总裁、在任天数达7年8个月（1964年至1972年），创战后在任天数最长纪录的前首相佐藤荣作被批“在任时间过长”、“权力集中”的缘故。2002年的自民党大会上，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将总裁任期从“1届2年”变为“1届3年”，但是到了2006年，小泉总裁任期到期后，小泉不顾党内元老们的挽留，坚决退任辞职。

安倍一直为修改党章，延长总裁任期明里暗里在做工作，并对三选总裁多次表示出积极的意向。他的亲信、干事长二阶俊博出面发言对此事进行舆论引导，另一位亲信副总裁高村正彦担任“党政治制度改革执行总部”总部长，从2016年9月就开始为修改党章，实现安倍连任在党内进行讨论, 并由该总部提出了将总裁任期从“最多2届6年”延长至连任“最多3届9年”的提案。

但是他连任三期总裁的企图却遭到多数国民的反对，共同社在2206年10月29、30两日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到2018年9月的首相安倍晋三的自民党总裁任期，51.8%的受访者认为“不延长为好”。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1月20、21两日实施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在问及对安倍3期连任的看法时，认为“应该连任”的回答为37%，而认为“应该换人”的为47%。

虽然民意如此，但是自民党修改党章，把“最多2届6年”延长至连任“最多3届9年”，这本身就是为安倍量身定制的，因此即使多数民意反对，恐怕也难以阻止安倍连任三届首相，而三届期满后，安倍等会不会再次谋划修改党章，不得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也就难以对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发表像美国那样的不赞同的言论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完全不对。因为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而不是政府首脑，日本的自民党魁最多只能巴上政府首脑而永远无法成为国家元首——日本的国家元首是世袭的天皇。所以，日本倾向终身制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君主国家，它怎么可能反对中国的国家元首实行终身制呢。它甚至会支持中国的国家元首也变成世袭的，这样就和日本配套了。不信大家看看，英国等君主国家也大概不会就此发言的。这也是一种“思想决定主权”的形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