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智囊:习近平上台用力过猛,遭反弹后「打太极」》(综合新闻 2013年9月15日)报道:
十八大后,中共政治风向明显左转,从七不讲到反宪政,再到目前的封网、禁言、大抓捕,新政备受外界诟病,矛头纷纷指向习近平。近日,被外界视为中南海智囊人物的独立学者吴稼祥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左倾形象是被对立面刻意打造出来的,缘于其上台伊始表现过于锋芒,引发中共保守派的强烈反弹。
吴稼祥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于中央办公厅,在赵紫阳时代曾操刀起草被视为最具改革特点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六四」后被囚于秦城监狱,曾撰书披露不少中南海高层内情。
对于近期习近平突然出现左倾的姿态,吴稼祥分析认为,习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只是一种「假动作」,甚至指习的左倾形象是反对他的人伪造的。
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过于锋芒毕露,动作过猛,用力过猛,引起反弹。这是习近平突然转向左倾的主要原因。
吴稼祥指出,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刚刚过后的一次讲话中,没有提及马恩列斯毛,江都没有提,而只提到邓小平。
还有习近平的深圳之行,由于深圳是邓小平南巡的重地,过程中他特意拜访了当年和邓小平一块南巡的四个人,更被外界认为是给江泽民出洋相。因为当年邓小平南巡意在把在位的江泽民换掉。
还有就是,为了让汪洋接待他,推迟了广东省委书记的交接班,派汪洋去深圳给他打前站。汪洋是谁?万里推荐的人。他这样就很容易得罪保守派系,和江泽民本人。
吴稼祥指出,习近平曾参加宪政讨论会,并发表讲话说要依照宪法来行政。而南周事件、反宪政事件、七不搞事件正是习近平的反对者们给习施压,让他讲出一些话,打自己的耳光,反过来说习搞反宪政,让习出洋相。
吴稼祥坚信习近平是改革者,他分析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是赵紫阳的人,也是曾是在处理胡耀邦的问题上唯一表示反对的人,就是说习仲勋曾是赵紫阳和胡耀邦的盟友。同时习仲勋又是深圳特区的创造者,这恰恰是保守派元老陈云和李先念最为深恶痛绝的。
按照中国父子相承的关系,父子情深,习近平不可能站到保守派一边。从中共体制内规则来看,选择你是选择你的父亲,而不是选择你,这是一个政治势力、政治派系,背叛自己的父亲就等于背叛整个派系,这无异于自杀。所以,习近平的左倾表现,应该是在打太极,找体制内的政治平衡。
另据报导,此前传出,习近平在政治局会上向刘云山等人开火,党媒公开报导习近平关于政治局带头维护中央权威,有重大事情要按规定请示报告的要求。
有北京消息人士披露,刘云山故意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让习近平难堪,使得习的改革形象在国际上受到很大影响,令习非常恼火。
《华尔街日报》今年早期的评论指出,习近平在维持改革和保守派左右平衡的过程中将发现,他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呼吁更大开放和自由的人,而是他的同事小圈子。
《吴稼祥对国内形势的最新看法》
问题1:目前大家普遍对习李新政有些失望,您如何看?
Wu:今天我来跟大家交流,先给大家8个字,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对目前这个领导人组合,我个人认为是迄今最好的组合,都是从基层上来的,问题看得准,有能力有魄力。问题可能主要出在路况上,就好比二人驾驶一辆车,你在市内开开可以,出了市区,道路混乱,有些地方必须停下来清理路障,有些地方必须减速。毕竟目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形势,都非常棘手,所以迂回和暂时的停顿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新领导人上台后,对改革的努力不曾停止,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过去时。比如习上台后直接去了深圳,跟随邓路线,深化改革的姿态非常清晰。目前大家觉得困惑的原因,可能是听到了一些反宪政的声音,这些声音未必就是目前的领导人首可的。大国政治比较复杂,美国政治也常常有不同的声音啊,以后要习惯这个。要听习的声音可以有一个渠道: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政治信息要从多角度去判断。
问题2: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需要改变吗?
wu:本届政府外交上相当有作为。方向也很清楚,不跟老跟孤儿交朋友,要走利益和价值观外交路线。从言辞上,韬光养晦可能不会改变,但在实践中,咬狗不叫,这是中国智慧。一是朝鲜,朝鲜是个凶恶的狗,目前已经低头了,为啥低头,应该是被咬了。怎么咬的,大家有心的可能也知道一些,公开场合还是很客气的。二对印度,帐篷对峙,有利有理有节。在李克强访印前夕干这个,就是表示决心,我想干就干。三对钓鱼岛,日本目前已经吃亏了,中国舰船不间断巡逻。四是菲律宾,黄岩岛已经占领,菲二世退了。对越南要有点小心,但对方真挑衅估计真会动手。五是美国,习访拉美,进入美国后院,美国想在南海制造事端,习先访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反美的,所以国内左派也没话说,委内瑞拉又连着特立尼达多巴哥,最后是整个拉美。在这个外交里,美国比较被动。应该说习李团队目前在外交上着力不小,软硬兼施,上下其手。其外交理念,对近距离小国,唇齿相依战略;对大国远交近攻,比如俄罗斯,始终是要防一手,但矛盾没激化之前,不可闹僵了。比如东亚一体化,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亚元问题,上世纪日韩热心,中国不热心,现在中日交恶,没这个机遇了。但这个课题将来要捡起来。最大的韬光养晦就不应该四面树敌,不应该老和孤儿交朋友,要把过去的朋友外交、兄弟外交、意识形态外交,转成利益外交,也就是普惠外交,另一个是价值观外交,就是要以正义为原则,天安舰之后,中国成为国际敌人,就是因为你支持非普世价值。我们最近制裁了朝鲜,高规格接待了缅甸总统,跟美国有利有理有节,这都是价值观外交。
问题3:请问"七不准"的背景是什么?
Wu:七不准的背景。首先,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保守派与市场经济派经历了长期争夺,从目前看好像市场经济派暂时领先,但保守派守住了政改这个门。这个门被守住,市场经济就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畸形儿。而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一旦时辰已过,畸形儿长成权贵资本主义,则尾大不掉,后果就很难说了。其次,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弱势群体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这里甚至也包括一些政治上有分量的官员,他们有权但不贵。理性分析,造成这些状况应该是改革不彻底,市场力量不够深入,左派太顽固,那应该继续深化改革啊?但实际上不是,在政治上,这些对现状不满的弱势群体有可能更同情左派,甚至支持用文革方式清算。所以对于这些不满声音,左派是乐观其成的。第三,这么大一个党,内部有方方面面的力量,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宪政,支持普世价值观念。从政治操作上,一定的制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改革派当权,那保守派掌握宣传机器,互为制衡,历史上也有过。现在的宣传系统,从五不搞到七不准,为啥20年前不搞10年前不搞现在搞,就是这么个情况。
问题4:看现任领导人公开的言论似乎偏左,其核心的理念会是什么?
Wu:我一直觉得邓小平是个非常伟大的人。邓小平伟大的地方,在几乎所有高层反对的情况下,毅然开展改革。他把党内左派右派都平衡的不错,要做整个党的领袖,必须平衡。胡耀邦的悲剧就在于,他旗帜羡慕,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那只做半个领袖,自己成了反对派,这个不适合做领袖。习上台后发出了改革的强烈信号,去了深圳,走邓路线,那也必须平衡和保守派的关系。七不准,某种程度上是善意提醒现任领导人,要做全党领袖必须平衡,不要做半个领袖。目前底层不满,有文革复发思潮。开左灯向右拐,这是由上层政治决定的,要做全局的领袖,消失争论,应该这样做。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团队亲自发表过反改革的言论。这本身就是态度。
问题5:除十八大报告外,国家是否有一览子具体管理规划,或具体改革方案?
Wu:本届政府有一个顶层设计的倾向。他应该是放权的思想,地方能做的,中央不干预,他上去后放了很多权。不管效果怎样,目前看是个放权的政府,更加注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自治精神。比如最近,安徽铜陵又开始基层选举试点了,做海选,效果非常好,没有一点混乱,很有小国寡民的味道。我去看过,达到很高的水平。目前为止没有被叫停,各部委还去调研过了。内政上,经济改革还剩3个大问题,1土地改革,2国有企业,3金融自由化。3已经部分做了,2国企改革,目前已经不宣传国企就是好了,第一刀是铁道部,欢迎民资进入。这事目前看阻力有点大,我的看法,能维持住盘子,就是最大成绩。1,土地,各地正在探索,给农民土地确权。
问题6:请问当前领导人的执政风格?
Wu:要了解习总的核心理念必须首先了解他的父亲。习是个孝子,有报恩之心。习仲勋是个知错必改,理念非常开放的人。他的执政理念:政治上,赞同宪政,支持民主。经济上是支持市场化的。外交上,欧美外交为核心,维护国家利益的全方位外交。文化是多元的。我认为他是个和蒋经国很类似的人。所以,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中国近代所有灾难都来自于过于着急,光绪上台28天就要改革,再等等不行么。从目前国内政坛看,不会有习的对手,他很有自信。习从基层一级一级做上来,处理各种矛盾的经验是丰富的。
问题7:安徽铜陵的情况是否可以敞开讲细些。
Wu:铜陵是内地的移民城市,理念并不保守。1988年汪洋当过市长,曾题字:解放思想,黄金万两。铜陵当地公认汪是近年最好的领导,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种子,历届书记都沿袭。最近的市长,是个北大的,以前在体改委工作。去了后做了许多方面的探索,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同名同权,城乡里外都一样,农民权益得到很大改善,城市居民表面吃亏,但也不反感,获得老百姓拥护。二是割肉平权改革,把所有非公务员机构,凡是社会能提供服务的,统统承包,政府没有车队,要建设有限责任政府。三,土地产权改革,欢迎开发商改造棚户区。这件事情据说老百姓口碑特别好。把土地财政变成土地民生。四,搞社区自治,社区能办的,政府都不管。社区医疗,医保,补贴,搞得风风火火,卫生部也去考察了。五,跟广东学习,村搞理事会,民主讨论,各方出一点钱,带一点股份化的感觉,村民也很高兴,有点像董事长,股份制,民主化,和历史上的乡村自治,都结合了。六,直选,两个社区的直选,这个彻底反驳了中国人不能做,素质不够的谣言。三线城市也可以以搞。
问题8:怎么看邓的后代,叶的后代,胡的后代进入政界?
wu:这个很正常,发达国家也这样,政治世家,他有这人脉,为什么不让他做?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让不让他做,而是怎么做的好,怎么做的可持续。还是改革要继续深化,走民主化道路,制度要足够成熟,社会要足够稳定,如果没有这些,这些人自己安全都未必能保证。如果民主化了,这些人会是国家之福。
问题9:关于王沪宁?
wu:王沪宁,他对西方政治学比对中国更了解。他在理念上,跟大家都没有分歧。未来可能对宣传系统有影响力。
Wu:总结陈词,目前最大不确定性在于权威分裂,最高名义权威和最高实际权威不是一个人,这种政治不稳定态将来要改变,会把中国逼上民主化道路。二目前常委这个团队是综合性、能力、团结性很好的。这个团队如果再干不好,那中国也走势不妙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多中心治理,实行中华联邦宪政民主,获得内部活力。我认为我能看到这一天,中国可望重回世界之巅,成为亚洲盟主。因此,第一,要关心,二,要有信心,三,不要着急,有耐心。谢谢大家。
【2013年9月14日《亚洲周刊》报道:吴稼祥坚信习近平是个改革者。他甚至认为,习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只是一种“假动作”,甚至指习的左倾形象是反对他的人伪造的。年前的中共十八大期间,他就对亚洲週刊表示,习近平、李克强的习李组合是中南海施政的“最好组合”。一个月前,吴稼祥携新书《公天下》参与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演讲中他提到中国未来改革历程。他说,据他了解,习近平是个“合格的改革者”,希望民众要有信心和耐心。他称,改革者需具备三特点: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而习近平就具备这三个特点。日前,针对人们对习近平所谓“左倾”的疑虑,他接受采访而作了回应。吴稼祥从三方面作了剖析。第一,习近平是改革派盟主,他正是因为这个才上台的。第二,他有父子相承关系,是最改革派家庭出来的,按照中共和中国历史传承来说,他不可能背叛包括他父亲所在的派系。第三就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他的动作过猛,用力过猛,引起反弹,这个反弹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希望列车不开的团队。】
谢选骏指出:2013年,吴稼祥可能误解了习近平,正如1989年吴稼祥曾经误解了邓小平。吴稼祥的上述评论使我想起了1989年六四屠杀前的一段往事:一次会议上吴稼祥对我说,他准备给邓小平写一个上书,力陈不可开枪杀人,否则就将沦为千古罪人。他是来征求我的意见的,问有没有用;我对吴稼祥说,“二十年后,人们会说,要是邓小平当年听了吴稼祥的话,中国历史就不会这样而会是那样的了。”吴稼祥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认为这没有用是吗。”我说,“有用啊,这就是用,立此存照,彪炳千秋。”
吴稼祥曾于1980年代任职于中央办公厅,在赵紫阳时代曾操刀起草被视为最具改革特点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六四大屠杀之后却被囚于秦城监狱。
这都是由于吴稼祥这位忠贞的共产党员一再误判中南海的诡谲风云。
吴稼祥似乎不懂,假扮观音菩萨的阴阳人毛泽东,却是残害忠良的雷霆杀手,即使如此,毛的“如来智慧”也无法阻挡其家族的迅速覆灭。
至于我,是这样看待习近平的: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2013年,北京时间6月18日,报载“习近平亲自上阵,中共清党整风大幕开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京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七常委再次共同亮相。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出席主会场会议,出席人员级别之高近期罕见。
习近平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并言辞激烈地表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并称“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措辞之严厉也让舆论震惊。对党内“整风”推进最让中国民众记忆深刻的是曾在延安进行“整风”树立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以及经历过1980年代自由化思潮、“六四”运动的邓小平,而此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罕有触及“整风”,甚至有所避讳。如今,多年之后的习近平如此大张旗鼓搞党内整风肃清,足见其欲建“毛邓习”政治传承的自信。
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还有人问到:“变革时代,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那么一定会被人认为“这个问题好蠢”。日益左倾的习近平,怎么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确实,习近平不可能自觉地成为戈尔巴乔夫,但是习近平却可能被迫地成为戈尔巴乔夫。
此话怎讲?
因为我们知道,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是民主派,戈尔巴乔一开始也是主张强化控制的,只是后来他的治理整顿受到全民的抵制,没有办法了,才被迫从民主改革中寻求突破口的。
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不在于习近平本人,而在于中国的公众是否愿意配合他的强化控制措施。
政治斗争不是“良心之间的博弈”,而是“实力之间的博弈”: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愿意改革,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有良心”,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无实力”——例如,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可能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混日子了,尽管他上台之初并不想推行民主改革,而想强化劳动纪律,但后来发现苏联的社会弊端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按照既定方针有效地治理整顿,于是才被迫走上了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
对此,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无怨无悔的,他现在还活着,大家看看他现在想法,就知道他后悔苏联的完蛋,就知道他当初的民主改革并不打算瓦解苏联,也不是出于良心的悔悟,而是出于强化管理的考虑。
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戈尔巴乔夫起初强化管理的老路,如果全国人民不再配合他,他就只有被迫走上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了。
具体分析一下,习近平之所以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习近平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良心,而是因为他没有邓小平、毛泽东那样的实力,所以他要真正和毛邓比肩,就只有推行民主改革,才能在毛的“建国”、邓的“经改”之上,树立“政改”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胡耀邦、赵紫阳的良心,也主要是在他们失势之后体现出来的,即使邓小平、毛泽东在他们失势的时候,也都体现过一定的良心——这种良心是人类的本能,只要没有被权力和金钱腐蚀的时候,任何人多少都会有一点的。
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政治良心,其实也是为中共的继续专政,寻求合法性与最佳方案,所以他们到死都没有脱离共产党,到死都没有回归中国民族。
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相同:
1、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太子党、高干亲戚;习近平通过父亲得到升迁、戈尔巴乔夫通过妻子赖莎的叔叔葛罗米柯得到升迁;
2、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在政权年满六十岁的时候继任的,习近平是在毛泽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是在斯大林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
上述两点决定了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具有类似的内政压力;而且,由于中国现在也是“世界老二”了,代替了1980年代苏联“世界老二”地位,因此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也具有类似的外交压力。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无论他表现得左还有表现得右,那都是他身不由己的,那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他自己的权力;这一点和二十多年前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什么不同。至于说到“民主思想”,现在的习近平也只会比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更多而不会更少,习近平毕竟在美国待过。所以,习近平究竟能否成为“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完全在于中国的公众对他的作为如何反应。
如果中国公众屈服于习近平强化纪律的高压措施,那么即使在美国待过的习近平也会放弃民主改革;如果中国公众像1980年代的苏联公众那样拒绝戈尔巴乔夫的高压措施那样拒绝习近平的高压措施,那么习近平就将作为“中国的民主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中国。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习近平都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带来的是福是祸,并不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和他互动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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