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绝龙峪与帝制的灭绝

《珍妃被杀细节：慈禧太后传话处死》（2014年12月19日  海外网）报道：

距离北京120多公里处，河北省易县城西永宁山下的清西陵，是清代自雍正时起四位皇帝的陵寝所在。末代皇帝溥仪逝后也安葬于此，但不再有皇陵。陪伴这些帝王长眠地下的，还有他们的皇后、嫔妃。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妃子，应该就是光绪帝的宠妃——珍妃。

珍妃的一生只有短暂的25年，她被光绪帝宠爱，她被慈禧太后下令投井。爱情、政治、宫斗、谋杀……诸多戏剧性的强烈冲突交织在这个女人身上。在晚清历史舞台上，珍妃也许只是个微末角色，但她的生前身后事，无论是在档案记载、民间传说还是文艺作品中，都构成了晚清的一幕大戏。

清西陵墓葬中的珍妃也不安宁。1938年，八个当地村民盗掘了珍妃墓，举世震动，其影响甚至不亚于另一起著名的皇陵盗案——孙殿英挖开了慈禧和乾隆的陵寝。

上世纪80年代末，电影《夜盗珍妃墓》把这起盗墓案搬上银幕，阴森恐怖的故事场景，创造了当时中国恐怖片的巅峰之作，甚至有该影片上映时吓死观众的传闻。

然而，比对档案资料和盗墓者的回忆，有清史研究者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当年的盗墓者和后来拍成的电影，都搞错了盗墓的对象，被盗的并不是珍妃墓，而是她的姐姐——瑾妃之墓。

是耶，非耶？

直到去年，探地雷达在瑾妃墓上探测出了一个清晰的盗洞，珍妃墓却完好如初。珍妃墓上笼罩的重重迷雾终于被拨开。

珍妃之死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的北门——贞顺门内，有一眼水井。尽管井水早已枯竭，四面八方的游人还是不住地向井底探望。
这眼井淹死过清朝光绪皇帝的宠妃珍妃，故称之为珍妃井。在井畔的东墙上，挂着一块说明牌： “珍妃是光绪帝的宠妃，她同情并支持光绪帝的变法维新的主张。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变法后，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珍妃则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行前命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次年后打捞出尸体葬于西直门外，1913年移葬清西陵之崇陵(光绪帝陵)妃园寝。后人重新制作井口，不再使用。”
不过，“被投井”只是珍妃之死几个版本之中，最广为人知而且最可信的一个。而关于珍妃投井具体情形的描摹记叙，更是林林总总。珍妃之死，也是众说纷纭的谜团之一。
有关珍妃的记载，关于她生前的部分倒是简单而确定的。
在《清史稿后妃传》、《清皇室四谱》等有关书籍中，对珍妃生平都只略提过几笔，概括起来就是这样几句：珍妃，镶红旗，满洲，他他拉氏。生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三日，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女。
1889年，珍妃两姊妹入选宫中，13岁的她被封为珍嫔，15岁的姐姐封为瑾嫔。
在清朝的后妃等级中，嫔为九等嫔妃序列中的第五等，下面是贵人、才人、常在等级别。直至1894年，因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加恩，她俩得以晋嫔为妃。
妃之上还有皇后、皇贵妃、贵妃三个等级，包括她们姐妹在内，光绪帝一生仅有一后二妃。光绪帝的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也就是后来发布退位诏书、结束满清封建统治的隆裕太后。
根据历史记载，珍妃因为生性单纯活泼，略通西学，深得光绪的宠爱，光绪也因此日渐冷落慈禧的亲侄女隆裕皇后，令慈禧十分不悦。后来珍妃因为支持光绪进行戊戌变法而触怒了慈禧太后，被打入冷宫。也许，慈禧早就动了对珍妃的杀心。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西逃的这一天，也成了珍妃生命的最后一天。
最初，《清列朝后妃传稿》这样记录：“妃有宠于帝，光绪二十六年各国师入京师，帝西狩，妃仓猝不能从，于宫中殉焉。”
按照这个说法，珍妃是“贞烈殉节”，投井自杀。在慈禧的有生之年，清廷的公开记录一直是这样记载的。甚至在回銮之后，1902年11月，慈禧还下旨： “上年京师之变，仓猝之中珍妃启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洵属节烈可嘉，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哀恤。 ”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即1908年11月14日，太阳落山的酉时，光绪皇帝驾崩，终年38岁；十多小时之后，十月二十二日未时，慈禧太后逝世于中南海之仪鸾殿，终年74岁。
24小时之内，皇帝和皇太后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这奇特的历史一幕之后，关于珍妃之死的档案记录也有了变化，由投井自杀，改成了“被崔玉贵投入井中溺死”。
指示做出这个改动的，是溥仪的生父载沣。后人在载沣的传记中记载，载沣亲眼见珍妃死时的情景。
清东陵管委会副主任于善浦上世纪80年代曾发表一篇文章《珍妃与珍妃之印》，补充了这一说法的一些细节——
关于珍妃被杀之事，颇多记述，一般传说由内监总管李莲英奉命执行。动手行凶的是二总管崔玉贵。
当时城外枪炮声隐隐传来，宫中人心惶惶。慈禧太后在忙乱中传话处死珍妃，一时间左右太监面面相觑，不敢前往。只有崔玉贵攘臂而出，口说：“都是怂小子，看我去。”
随后，崔玉贵凶神附体似的进入幽禁珍妃的院落，把珍妃连推带提拥到井口。珍妃跪地求见老佛爷一面，崔厉声说：“没有那些说的。”一脚把珍妃踢入井中，还投下了几块大石头。
这是关于珍妃之死具体情形比较权威的记录，而在很多描摹处死珍妃的文字中，慈禧就在现场。
1929年，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推出了《故宫周刊》，该刊第30期曾出版了“珍妃专号”，也是该刊的唯一一次专刊。
《故宫周刊》的编辑找到了当时在世的太监唐冠卿，按他的描述，有了这样的记载：
少顷，闻珍妃至，请安毕，并祝老祖宗吉祥。后曰：“现在还成话吗？义和团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继语言渐微，哝哝莫辨。忽闻大声曰：“我们娘儿们跳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罪名。后曰：“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么？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恳，旋闻后呼玉桂(崔玉贵)。桂谓妃曰：“请主儿遵旨吧！”妃曰：“汝何亦逼迫我耶？”桂曰：“主儿下去，我还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予聆至此，已木立神痴，不知所措。忽闻后疾呼曰：“把她扔下去吧！”遂有挣扭之声，继而砰然一响，想珍妃已堕井矣。斯时，光绪帝居养心殿，尚未之知也。这个版本中有慈禧和珍妃的直接对面冲突，更富戏剧性，因而在野史和文学作品中流传甚广，虽然多假借不同人物之口说出，但仍能看出是源自唐冠卿之说。只是，这个版本一直因为是一家之言而备受质疑。
且不论那些或真或假的细节描述，故宫贞顺门的那眼井是珍妃的殒命之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多数人对珍妃的了解，大概就以投井而死为止。实际上，她死后的事情，像生前一样跌宕。

迁葬西陵

珍妃死后一年多的时间，遗体就一直沉在井内。这时，慈禧带着满清皇室避祸西安，连自己的宫城都保不住，更不会顾及那个被弃之井下的珍妃。
珍妃后来被捞出来，据说是因为慈禧的噩梦。
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宏伟告诉记者：“传说慈禧在逃跑途中，晚上睡觉经常作噩梦，梦到珍妃来找她算账，这让慈禧非常焦虑。1901年回到北京前，慈禧就下令，让珍妃的家人把她的遗体从井里打捞出来，安葬在恩济庄。”
恩济庄墓地实际上是一处宫女墓地，珍妃虽然被掌权的慈禧太后幽禁、处死，但毕竟是妃子，安葬在宫女墓地不合礼制。她本应葬在光绪陵寝之侧。
当时光绪帝尚在人世，但这并不是珍妃没有葬入光绪皇陵的原因。在封建社会，皇帝一般在登基之后就开始为自己寻找“万年吉地”、修建陵寝。一些先于皇帝离世的皇后、嫔妃，会被安葬在已经修好的皇陵之中。但珍妃投井而亡，乃至她的尸身被捞出，葬于恩济庄宫女墓之时，光绪的陵寝连一砖一瓦都还没有。
光绪这个一直被慈禧操控于掌中的皇帝，在位33年，不但皇权虚掌，他的陵墓直到死后才开始修建。反倒是慈禧，虽然逝世仅比光绪晚十几个小时，但位于清东陵的陵寝早已建好，而且又按她的旨意经过了扩建大修，直到其豪华程度超过了东宫皇太后慈安，这才满意。
从慈禧崩亡到棺椁抵达东陵，其间将近折腾了一年，最后总算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将棺椁葬入菩陀峪定东陵地宫。整个殡葬共耗费白银达120多万两，为大清历代帝王后妃葬礼之最。
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是清入关后不久就划定的皇家陵园，第一帝顺治和第二帝康熙先后葬在了那里。第三帝雍正改弦易辙，把他的陵寝建在了易县泰宁山下，从此出现了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园。这就为以后的清帝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以后陵寝应建在东陵，还是建在西陵？
第一个面临这个问题的是乾隆，他也为后世立下规矩：“昭穆相建”，也就是东陵安葬一位皇帝之后，继任者要葬在西陵。也正因此，他为自己在东陵建造了裕陵。
不过，“昭穆相建”的规矩并没有被严格遵守。道光帝的陵寝原本应该建在东陵，但陵已经修好，逝世的皇后已经入葬那里，却发现陵寝漏水。于是道光拆了东陵的陵寝，改在西陵重新修建自己的慕陵。
按照清朝皇帝陵寝择址的制度，光绪本应和咸丰一样安葬于东陵。那样就会出现他和慈禧这对“冤家”比邻长眠的局面。但现实情况是，慈禧葬于东陵，而光绪葬于西陵。
这一次破坏“昭穆相建”规矩的是慈禧。同治是慈禧的亲生儿子，也是咸丰唯一的儿子。也许是不愿与儿子分开，慈禧把青年暴亡的同治帝的陵寝安排在东陵，确定陵名为惠陵。于是，光绪只能在西陵为陵寝选址。
关于光绪葬地的选择，多半认为是直到他驾崩后，才由新登基的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派人在西陵界内找了一块叫金龙峪的地方，兴建陵寝。但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资料显示，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光绪帝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位于金龙峪的墓地，许多史料确认光绪皇帝生前拜谒西陵和选定万年吉地的史实。
据传说，金龙峪此前的名字叫绝龙峪。为光绪陵寝选址的堪舆人员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但“绝龙”二字太不吉利，遂把这里改成九龙峪。碰巧的是，光绪皇帝是清入主中原第九代“真龙天子”，联系到此地的前名，“九龙至此，绝无后续”，更不吉利了。王公大臣再三商讨，最后定名为金龙峪。
“万年吉地”虽然选好，但光绪帝没有实权，修不修光绪陵全由慈禧说了算。于是，直到慈禧死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寝才得以开工。邢宏伟介绍，光绪的崇陵是1909年溥仪登基后才开始修，同时修建的还有崇妃陵。光绪的一后二妃，此时只有珍妃已逝。隆裕皇后还在世，给刚登基的宣统垂帘听政，死后要与光绪合葬。瑾妃也在世，崇妃陵不但有珍妃墓，也是将来瑾妃的安葬之地。
皇陵工程浩大，晚清又国力羸弱，光绪的崇陵迁延日久。直到1912年，光绪的皇后、已升格为皇太后的隆裕替宣统发布退位诏书，满清的封建统治宣告终结，崇陵和崇妃陵的基础工程尚未过半。满清政府一倒，1912年整个工程又停工了一年。
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1913年，民国政府接手了崇陵的修葺工程。到了1913年11月初，崇陵和崇妃陵的地宫部分基本建好了。
1913年11月16日，光绪和珍妃于同年同月同日安葬于清西陵。
珍妃的姐姐瑾妃(时为兼祧皇考瑾贵妃)参加了珍妃的迁葬仪式。在故宫里，珍妃井北侧门房也为她布置了一个小灵堂以供奉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诚”。
珍妃的悲情故事，到此应该终止了，谁也不会想到，25年后8个盗墓人的到来，彻底扰乱了崇妃园寝的宁静。

为“干大事”盗墓

清西陵附近散落着不少村庄，华北村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30年代，清政府虽然早已覆灭，不少八旗后裔，尤其是守陵人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里。
盗掘珍妃墓的主要发起人有两个：关友仁和鄂士臣，他们当时都住在华北村里，关系要好。
“我们家祖上是东北长白山的，镶黄旗，跟着顺治帝进的北京，开始一直住在蓝靛厂一带，后来易县开始修清西陵，我们就迁过来了。”关友仁的儿子关虎军，到现在仍然住在清西陵一带，他在泰陵旁边盖了个农家院“瓜尔佳山庄”。
“瓜尔佳”是关友仁的满族祖姓，后来清廷垮台，瓜尔佳氏放弃了满姓，取“瓜”的谐音“关”为姓。
谈起多年以前父亲参与的那场轰动一时的盗墓案，关虎军说，他的父亲和鄂士臣之所以盗墓，是为了筹资拉队伍抗日。
实际上，清西陵和清东陵这两个被视为“风水宝地”、“万年吉地”的皇室陵区，在上世纪初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早就成了侵略者和军阀横行无忌的天地，葬入皇陵地宫的无数奇珍异宝，更让各路土匪和盗墓贼垂涎三尺。
清东陵被盗掘得最厉害，几乎所有的皇陵都被盗墓者洗劫过，清西陵的情况比东陵要好一些，大的皇陵中只有光绪的崇陵被盗。
崇陵被盗案至今仍是一起悬案，是何人所为没有定论。目前能够获知的资料，多数都是从盗墓现场遗留的痕迹推测而来。
盗墓者对崇陵的结构很熟悉，盗掘起来亦很内行。他们不像孙殿英那样，遇到石门和阻碍用炸药硬崩，而是用松杆木片拨开各道石门的自来石，进入金券。
光绪帝梓宫正面被砍开一个直径约3尺的圆洞，尸体拖到棺外。棺内随葬品被洗劫一空。隆裕太后的梓宫是从上面打开了盖子，盗走随葬物。而且，把册宝箱也打碎了，盗走了里面珍贵的玉册和宝玺。
“清西陵一些小的王爷、公主园寝也已经被盗空了。”邢宏伟说，其中有些盗墓者就是当地守陵人的后代。
守陵人为什么会监守自盗？这和清东陵护陵队伍的成分构成有直接关系。
给皇家园陵护陵的，都是后迁来的满族人，而且人数众多，都是吃皇粮的八旗子弟。
清西陵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清西陵最大的官儿，是西陵守护大臣，一般都是由贝勒和贝子担任。整个清西陵，七品以上的官员有两三百个。
清朝时清西陵工作人员的分工很细，人数众多。每个陵都有自己的内务府、礼部、八旗等等一套班子，“皇帝陵的内务府有120人左右，妃子园寝的内务府50人左右，整个下来，清西陵陵区的护陵人有几千人。”邢宏伟说。
在清帝退位前，皇家陵区是没有任何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所需的所有东西都靠外面供给，以至于八国联军来到清西陵的时候，对完全没有生产能力的陵区评价是“非常不方便”。
清朝覆灭，陵区的供给线被打破了，民国政府决定分地。
政府把清西陵周边的土地划成不同的区，分给护陵人。但是这些护陵的八旗子弟世代吃皇粮，养尊处优，不会种地，分到手里的土地，他们要么出租，要么转售给了当地的农民。
“护陵满人的后代日子过得非常拮据，缺少生活来源，有些人就动了盗墓的心思。”邢宏伟说。（本报记者米艾尼）

谢选骏指出：据传说，金龙峪此前的名字叫绝龙峪。为光绪陵寝选址的堪舆人员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但“绝龙”二字太不吉利，遂把这里改成九龙峪。碰巧的是，光绪皇帝是清入主中原第九代“真龙天子”，联系到此地的前名，“九龙至此，绝无后续”，更不吉利了。王公大臣再三商讨，最后定名为金龙峪。但是似乎命中注定，绝龙峪与帝制的灭绝还是连在了一起。在1988年播出的《河殇》演播室里，我就曾经指出过了，“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为龙，也就是打扮成为一种不是人的东西。”呜呼哀哉。——绝龙峪与帝制的灭绝可以作为一个神秘的旁证。也许珍妃太可怜了，以至于冥冥之中得到了保护，连盗墓贼都不得其门而入。相反，恶毒的慈禧虽然削弱了帝制，死后却被弄了个底朝天。

谢选骏：为什么“主席不如君主”

《习近平之谜在加深》（2018年7月18日 转载voa）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媒体中一度被宣传得风头直逼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甚至赶上毛泽东的中共现党魁习近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眼下，这个问题成为众多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密集关注和极其感兴趣的话题。

引起他们极大兴趣的原因是，在过去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两度名义上是他掌控下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的大标题当中神隐。

这种情况跟先前《人民日报》头版的全部新闻标题全都包含习近平的名字的壮观景色反差太大，导致人们纷纷猜测习近平是否出了什么状况。还有许多人甚至猜测习近平是否已经被下课或正被下课。

在中国政治极端不透明的情况下，外界只能依据这样的蛛丝马迹来揣测对中国政情异动。

政治学学者普遍相信，独裁国家的独裁领导人必须时刻彰显自己的存在才能显示自己依然大权在握，他们的大权旁落的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其存在彰显的消失或减少。

7月15日，在习近平的名字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在《人民日报》头版新闻标题中神隐引起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们的密集注意和大量猜测之后，星期一7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新闻标题又出现了习近平的名字，“习近平向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致慰问电”。但这条新闻在头版没有习近平的图片。

星期二7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有四条新闻以习近平的名字打头：

——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习近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习近平向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仪式致贺信

其中，头三条新闻配发了习近平跟外国来宾的图片。

《人民日报》过去两天的头版新闻标题和图片安排，似乎是中共当局对外界有关习近平神隐的种种猜测的回应，是一种间接的辟谣。

然而，这种辟谣只是引起一些观察家和分析家对习近平究竟是否失势乃至被下课的问题产生了更大的疑问，因为《人民日报》的这些新闻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一个多星期来有关习近平的大量传闻，那些新闻包括中共上层已经决定让习近平下课，并开始剥夺他的实权，让他只是承担作为国家主席的礼仪性活动。

这些观察家和分析家们持有上述这种疑问的理由是，在此之前，《人民日报》以及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所有的媒体对习近平进行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宣传，习近平每天都很忙，忙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工业、农业、科研、文学、艺术、法律、哲学、历史、哲学、航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厕所建设等问题发出重要讲话或指示，习近平被宣扬为无所不通、无所不精、无所不能的超级天才。然而，近两个星期来，中国官媒中环绕习近平的这种超级天才的光晕似乎是消失了。

早些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王春翰做了一个统计，从今年起，《人民日报》共有11天没有在头版的大标题刊登习近平的名字，也没有刊发他的照片。他说，这并非如近来一些猜测暗示的那般罕见。但是，王春翰似乎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没有将相关的其他重要信息充分纳入考虑。

在对中国新闻更为敏感的中文世界的观察家对习近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揣测之际，国际媒体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7月15日，日本共同社发表报道说，“有观察家说，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大权独揽的习近平国家主席的统治手法的不满喷发。中国国营媒体以暗示的方式批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冠以习近平名字的思想教育也突然中止，相关异象相继发生。也有观察家指出，有一种可能性是，习近平穷于应对美国对中国攻势，影响力衰退。”

目前，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以及中国国内网民对习近平有可能在中共最高层失势乃至被下课的猜测很多，他们的猜测主要是依据他们所认为的一系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的不可争议的事实，其中包括：

——习近平上台以来所推行的不讲法治的选择性反腐，以及所采用的毫无先兆突然抓捕的方式在中国官场和公众当中引起强烈的恐惧和反感；官员们为此感到人人自危，不知道今天出门上班晚上是否还能回家，公众则对习近平对自家人和红二代的巨额来源不明资产假装看不见感到强烈不满，认为他的反腐败只是幌子，其目的是借用反腐败来清除政敌，为自己大权独揽扫清障碍；

——习近平上台以来虽然反复宣扬他关心弱势群体，关心生活困难的群众，但在他亲自提拔的酷吏、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以防火安全为理由下令将成千上万的困难群众和移民工在冬天的黑夜里扫地出门驱赶到大街上的灾难发生之后，习近平不发一言，却转而大谈厕所革命，好像是厕所问题比百姓的基本生计问题更为重要，导致原本支持他的许多中国下层民众对他丧失好感；一位被驱赶的移民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斥责说，“习近平的脑子进了水”；

——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掌控的中共媒体对他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夸张不实的个人崇拜宣传；宣传他如何虚心好学，学养深厚，知识丰富；但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重大场合频繁闹出笑话，在阅兵典礼上错误地用左手行军礼，将“通商宽农”读成“通商宽衣”，读错之后却不认错，而是全网封杀一切有关的议论，导致他本人和中共的宣传部门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习近平上台以来改变邓小平所确立的在国际场合保持低调、避免挑起国际麻烦以集中全力发展中国经济的外交路线，频繁对外发表好勇斗狠的言论，并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海湾海峡周围海域炫耀军力；高调鼓吹“中国制造2025”不切实际地宣扬中国要在近期内占领世界技术行业的霸主地位；这高调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反弹发生后，习近平又一筹莫展，缺乏应对的预案，使中共政权成为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的笑柄，在国际间损害了北京的公信力。

现在外界还不清楚习近平是否是在中共上层激起了愤怒导致他的权力被剥夺或是被削弱。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近来对习近平的宣传使许多分析家倾向于认为，习近平至少是在个人崇拜宣传方面显然是受到了来自中共高层内部的阻击，导致他不得不在这方面有所后撤。

不过，对习近平的后撤究竟意味或预示着什么，观察家和分析家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预示着习近平大势已去，宣布习近平下台的日子指日可待。但也有许多分析家认为，截至目前有关习近平在中共高层失势的传闻都是传闻而已，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后一派分析家进一步指出，早些时候，习近平通过中共权威媒体新华社鼓励中国公众称他为“习大大”，并以此大力推进对他的个人崇拜宣传；但在这种个人崇拜宣传引起普遍的不满并成为笑料之后，习近平被迫后撤，下令不准再叫他“习大大”；然而，与此同时，习近平加倍努力攫取权力，并最终以美国《纽约时报》所说的偷袭的方式迅速修改宪法使他获取了任期终身制，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随即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潮。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家们眼下正在密切习近平在个人崇拜宣传方面的后撤是否意味习近平已经失势，还是意味着这是今后更高潮的宣传的过门。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主席不如君主？因为主席必须不断证明自己过硬，否则就要下台，这样十分累人，结果反倒难以持久；而君主则不必证明自己是硬的，却依然很硬，这样才能持久。例如，日本比德国更早地挑起了世界大战，其元首为何不被吊死呢？因为那是一个君主而不是人民出身的领袖！

《提防美政治手段　曝光华官资产》（东网2018年07月18日）报道：

张宏良认为，美国或会以曝光中国官员在海外的资产状况作政治手段，以打击中国。

近日网络传出，美国威胁曝光中国官员在世界各地的亲属状况，声称这是比任何军事手段更有效的手段。大家都知道，早前美方威胁曝光和没收中国银行界十几个高管的资产，中国就出台了全面取消外资控股比例的负面清单。如果这次名单不是十几个官员，而是几百几千甚至更多，将会带来甚麽结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且无所顾忌的人，往往做出常人无法想像的事。一旦他拿出这麽一个名单，哪怕纯粹是中情局编造，在今天各地贪官不断涌现的情况下，肯定会对中国社会带来巨大震动。对中美这样的核大国来说，可怕的不是军事手段、经济手段、外交手段，而是政治手段。中美较量，中国不会在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差别上吃大亏，要吃亏的将是政治方面。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时，曾用这方法对付俄罗斯，宣布过制裁几批俄罗斯官员。但因美国没能抓住俄官员的贪腐把柄，结果美国没打到狐狸反而惹一身骚，把自己搞得十分狼狈。

如果特朗普对中国动用这个手段，中国又有没有俄罗斯的胜算？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把一个国家引上腐败道路，再用腐败手段来颠覆这国家，已经成为廿一世纪美国颠覆其他国家的主要手段。从中亚的“颜色革命”到中东的“阿拉伯之春”，美国都是利用这手段。

一旦美国把对付中亚和中东的办法拿来对付中国，后果将相当可怕，有可能给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大概正是因为后果不可预测，所以历届美国总统从来没有以此来对付中国。

但中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特朗普是个声称为了美国底层民众和国家利益而要干到底的人，根本不顾规则和底线，从不按规则出牌，总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地方下手。一旦他在贸易战等经济方面受挫受阻，而又不能动用军事手段，便很可能动用政治手段，用对中亚和中东的做法来对待中国，利用腐败作武器打击中国，特别是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

总之，特朗普绝不是一般的对手，他领导的美国政府可能超出以往历史上国家之间的斗争手段，不再是以军事和经济手段为主，而是以政治手段为主。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否则我们将会犯颠覆性的根本错误。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授张宏良”——他为何替主子担忧呢？因为，共和制不比君主制，国家元首也没有豁免权，因此无法反贪到底。共和制不比君主制，国家元首也只是一个官员，和其他官员的处境其实一样，因此无法反贪到底。共和制不比君主制，国家元首的最大盘算是自己的地位而不是国家面临的问题，因此无法反贪到底。为什么主席不如君主？看看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死亡下场，再看看裕仁天皇的继续富贵，就明白一二了。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虽然没被吊死，但都承受污水、遭到泼墨——因为，主席不如君主，主席成了粪桶。

谢选骏：法国的胜利还是黑人的胜利

《法国队捧杯凯旋而归 巴黎六处地铁站改名》（2018年7月17日转载法广／德国体育通讯社）报道：

凯旋的法国队乘坐巴士通过巴黎香街受法国民众英雄欢迎——德尚率领的球队在世界杯取得两连胜后第二天，全队于7月16日巴黎时间16点49分飞抵巴黎戴高乐机场，机场自发迎接国脚“英雄”的球迷想先睹为快。从巴黎戴高乐机场，主教练的球员们乘坐蓝色专车驶向香榭丽舍星形广场。法国体育部长洛拉·弗莱塞勒（Laura Flessel）亲自到机场接机。警察摩托队一路护送。
法国民众一路欢呼，欢呼“高卢雄鸡”凯旋而归。从电视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车上的安东尼·格里兹曼（Antoine Griezmann）手中捧着世界杯冠军的奖杯。
快抵达香榭丽舍大道之前，运动员们换了一辆敞蓬蓝车；他们都换上了白衬衫球衣向前来的民众挥手致意。空中的战机喷洒出蓝白红法国国旗三色烟雾，场面十分壮观。
法国各大电视台现场直播。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香榭丽舍大道两旁，有的人从远郊和外地特地赶往现场，亲眼目睹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
前往爱丽舍宫前，所有的球员都在白衬衫上穿上了蓝西服。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在爱丽舍宫台阶前热烈欢迎前来的主教练和每个球员。
随后，马克龙会在爱丽舍宫向每位球员颁发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并宴请每一位嘉宾。近千名的年轻体育爱好者和300多名立过功的运动员也一同受邀。
向法国队致敬 巴黎六处地铁站改名
在法国世界杯夺冠后，除了举国狂欢外，为了向法国国家足球队致敬，巴黎六处地铁站暂时改名，把教练、球员和“两颗星”都融入了站名中。
据巴黎公共交通公司（RATP）周一（7月16日）称，巴黎著名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香榭丽舍-克莱门梭地铁站（Champs-Elysees – Clemenceau）为了向法国主帅迪迪埃·德尚（Didier Deschamps）致敬，把站名暂时改为”德尚-榭丽舍-克莱门梭站”。原来用于纪念大文豪的维克多·雨果站（Victor Hugo）被暂时融入法国门将雨果·洛里斯的名字，改为了”维克多-雨果-洛里斯”（Victor Hugo Lloris）站。
另外，凯旋门的夏尔·戴高乐-星形地铁站（Charles de Gaulle – Etoile）被直接改名为”我们有两颗星”（On a 2 Etoiles）站，满满的自豪感。巴黎公共交通公司希望通过改名，用这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迎接世界冠军们。在昨晚的决赛中，法国队4比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第二次举起大力神杯。
按照计划，香榭丽舍大街在周一晚些时候举行冠军庆祝活动，迎接国足。球员和教练德尚将在一辆旅游车的上层迎接他们的球迷–就像98年那次一样，当时近150万人来到这条大道上参与庆祝。周一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爱丽舍宫招待法国国队。

谢选骏指出：法国不仅穆斯林化了，而且黑人化了——法国人民习惯精虫上脑，竟然把黑人的胜利当做了法国的胜利。

《为什么世界杯法国国家队的黑人那么多？答案告诉你》（散寒苏 2018-07-03）报道：

今年的法国队进入了世界杯8强，大概2002年开始的，当时就注意到法国队里黑人很多了，到后来基本清一色的黑人。黑人的运动能力的确没得说，再加上多年在法国接受了纪律性和组织性的训练，黑人就成了运动场上的大杀器了。
法国为什么又这么多黑人？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移民大量涌入。非洲的政治环境一直不太稳定，流向欧洲的难民很多。相比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法国的经济状况比较好，福利待遇很好，自然吸引了大量的移民。
其次，法国曾经在非洲殖民，二战之后从殖民地招了很多劳工。二战之后，法国损失了大量的人口，为了发展经济就要招募大量的劳工。法属殖民地的劳工因为从小就接受法语教育，所以成了法国的首选。这些劳工到了法国之后，就留下来了。
（法国殖民地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喀麦隆等等。嗯，这几个都是足球强国）
其实在法国，黑人比例并不是很高。法国宪法规定不能针对种族进行人口统计。但是各式各样的推测的数据还是有的。纽约时报推算法国的黑人在300万-500万之间，其中80%是非洲移民后代，还有一些是来自加勒比地区。
还有数据显示，黑人主要集中在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小城市因为经济发展不如大城市，黑人很难找到工作机会。
法国巴黎占法国人口的六分之一，法国人口6689.6万人，巴黎1100万人，总的来说，法国巴黎是法国的核心。而黑人主要集中在法国巴黎等大城市，国人到法国首先会到巴黎。加上许多黑人擅长体育运动，大量黑人有机会出现在镜头上。自然觉得黑人特别多。下图为法国黑人新生儿比例。
二战后高福利和政治正确把法国黑化了。一二战后，由于战争和战后重建等因素，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缺乏劳动力，开始了进口劳动力。由于福利好，生活安逸，自然许多非洲人移民欧洲。加上二战后欧洲白左风盛行，任何反对移民都被打上歧视标签，加上加入欧盟以来，签订申根协定，各地人员可以自由流动，边境管控又松弛。自然导致了大量非洲移民的到来。
法国国家队的黑人那么多，以至于有网友调侃，法国队其实是非洲国家队。哈哈

谢选骏指出：其实不仅黑人和穆斯林，就是“地道的法国人”也有非洲背景——看看法国人的手势和肢体语言，就和中东人非常相似；再看看他们的面部，明显具有阿拉伯人的轮廓。这个问题，在西西里人和西班牙人身上更为突出，意大利人、希腊人、东南欧人，也是如此。所以这些国家对于来自中东的犹太人也比较宽容。中东人，其实就是中国的“新疆人”。

谢选骏：俄罗斯真会冒充白人

《俄媒：中阿合作威胁俄美利益》（2018年7月17日 转载RFA）报道：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被俄媒体关注，俄媒体评论称，北京的“马歇尔计划”将威胁俄美利益。

中国将向中东阿拉伯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的消息近日成为俄罗斯媒体关注和评论的焦点之一。这个消息是在7月10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上，由中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对外宣布的。

官媒央视在报道中称，习近平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将为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习近平表示：“经过中阿双方友好协商，中阿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有俄媒体评论称，就在美、俄在中东派出武装力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博弈的时候，一直保持了“置身事外”态度的北京，此次却以巨额贷款的许诺轻松成为了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伙伴”。

俄罗斯“真理网”在7月12日的报道中，更是直接用“北京的‘马歇尔计划’威胁俄美利益”为标题做出评论称，在中亚获得了成功的扩张之后，北京的“马歇尔计划”又有了下一步的目标：中东。

文章介绍说，在第一批的贷款援助清单中，巴勒斯坦将获得1500万美元；叙利亚、也门、约旦、黎巴嫩将获得9千万美元。除了贫穷国家之外，北京也没有忘了中东的富裕国家。中方已经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供应30架“彩虹-4”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协议。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修建从沙特阿拉伯到以色列的高铁建设等等项目也在进一步磋商之中。

文章评论说，北京的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一系列举措的长远目标，要远比表面上的重建通往中东的“丝绸之路”要宏大，其目的是要把俄美势力挤出中东，但不是用军事力量，而是通过建立庞大的金融网络，使得中东在经济上对北京产生依赖而达到目的。

在石油方面，北京抛出的诱惑是大量进口中东的石油，比如，沙特阿拉伯对华石油出口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5%。北京称可以更多的进口沙特的石油，但条件是需要人民币结算，放弃美元。

俄罗斯政经评论人士艾登?迈赫季耶夫对此评论说，北京经常是用不引人注意的小步子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他评论：“比如，最近一个新闻，北京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向德黑兰出口了一千吨葵花子。该新闻的实质不是伊朗人是不是喜欢嗑瓜子，而是一条通向中东的新的物流大动脉的建立。”

俄罗斯媒体总结说，目前，俄罗斯和美国都没有对北京在中东的金融扩张做出任何回复和反应，但几年之后，当北京完成了在波斯湾的金融网的建设，俄美都将不得不面临选择，或者承认北京在该地区的金融领导地位，或者再花费巨额财力，以确保中东不会脱离俄美掌握的轨道。

“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遭受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宣称中阿合作威胁俄美利益，他们以为俄美代表了白人，而中阿合作只是有色人种的勾当。但实际上，俄罗斯是比阿拉伯好不了多少的混血杂种，而美国白人也日益稀少，即将落到半数以下——这就是苏联解体时俄罗斯人在苏联的比重。相对来说，比俄美更加白人的欧洲已经没落了，这就给了俄罗斯人一次冒充白人的机会。但实际上，俄罗斯要想变成白人国家，就要退回到白俄罗斯境内，让亚洲人全部独立。

谢选骏：中国没有社会何来独立声音

《天则研究所院长盛洪: 中国社会需要独立的声音》（2018年7月17日 转载RFA）报道——

美中贸易战，暴露出中国内部诸多经济问题。但当局却监控网络相关经济评论，删除分析文章，甚至打压民间经济智库。遭查封的“天则研究所”院长盛洪向本台表示，中国社会需要独立的声音。

上星期被当局查封的天则研究所，院长盛洪周一（7月16日）接受本台记者电话专访。他表示，在中、美贸易战关键时刻，中国社会需要独立的声音。

盛洪：假如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那么我们就是第二种声音，有两种声音就比只有一种声音好。我们是否应该有多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这些年的一些研究确实谈了一些社会上非常重要，而体制不谈的问题，譬如国有企业的问题。这次的贸易战我们也提出我们的看法：实际上，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则，我们和美国没有什么冲突。

盛洪表示，他们是不会妥协，早几日已按非法拘禁和破坏生产经营罪报警。但北京公安当局反应消极，现时研究所职员只能改在家里办公。

盛洪：我们不想以我们的私利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依靠法制，社会建立起来的这套法治体制去解决。如果我们现在去拆（门），我们完全是有权力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这样去做。实际上，我们仍然是在期待着当局来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在于当局会给这个社会一个信心。

“天则”周五的“双周论坛”也一波三折。原定场所的负责人怀疑受到压力，拒绝让“天则”使用该场地，论坛一天内3度“搬家”，最后改为在街头露天举行。盛洪计划就连串事件直接致函中共高层反映。

盛洪：我们会用尽所有合法的方法，包括行政上的请愿，包括司法诉讼，甚至直接跟（中介）公司去谈判。

面对外界质疑资金来源，谴责“天则”实际上依赖美国的资金支持，盛洪这样回应：我们肯定获得过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们获得过2笔总共不超过20万（美元），报告都放到网上。福特基金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到中国，当时获得中国国务院批准，它挂靠在中国社科院下面。这个钱相当于我们收入的不到1%。

近年敢言杂志“炎黄春秋”和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先后受到打压，独立学者章立凡忧虑，“天则”将成为下一个失守的自由派阵地。

章立凡：不一定是由于某件事触怒了谁，而是长期来讲是既定方针，就是要打压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我觉得，这是长期方针。

“天则研究所”上世纪90年代由茅于轼和盛洪等自由派学者共同创立。年近90的茅于轼目前仍然是“天则”的名誉理事长。茅于轼多年来一直向外讲述文革真实的历史，因此也经常受到极左派人士围攻。

谢选骏指出：自由派的错误之一，不懂“中国没有社会”，只有“军阀党阀全面专政”；中国既然没有社会，只有党国体制和群众专政，何来独立声音？最多只有冒充独立声音的随声附和——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连随声附和也被禁止，一切都要像军营那样，号令分明，违令者斩！自由派的错误之二，以为中国可以和平过渡，不经过一次手术就可以结束百年革命。自由派像哈巴狗一样地鼓吹“告别革命”，但其主人并不领情。因为革命只能结束、不能告别，这就是战场经济的顽固性。连这个都不懂，还开什么研究所，难怪会遭到拳打脚踢。再不听话，大刑伺候——威武！要想活命，赶紧跪下——磕头！中国没有社会，何来独立声音。

谢选骏：马列化与土著化都在“去中国化”

《中国人的台北故宫 也要“台湾化”》（2018-07-16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新院长要让台北故宫“台湾化”。

台北故宫新任院长陈其南16日正式上任。他宣称重要任务之一是“故宫台湾化”，在岛内引发关注。

台北故宫新任院长陈其南，昨天下午举行媒体茶叙。

陈其南16日称，因为历史的转折与巧合，保存故宫文物变成“台湾人的责任”，故宫要像大英一样，“做古文明的继承者”，替后代、全世界保留“世界文明的资产”。“不管你认不认同中华文化，都能够欣赏故宫文物。”

至于怎么把故宫变成“台湾人的故宫”，陈其南称首先是把故宫“土著化”，通过博物馆“塑造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有没有可能让每个来故宫的人都以台湾为骄傲？”陈其南还称，“要让人即使主张台独，也可以重视中华文物”

台北故宫副院长李静慧举例称，以往看待翠玉白菜只会专注于它的玉及做工，顶多再讲一下这是清朝瑾妃的嫁妆，但现在陈其南希望“台湾化”，未来可以用社会情境的脉络把它跟嫁妆有关的文物一起展出，借此连结人们的情感。

“中央社”称，今年71岁的陈其南是美国耶鲁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其“本土”色彩及论述能力深受李登辉器重。陈其南本人16日谈到，担心对岸看到他的政治色彩，不愿意合作。

谈到是否与北京故宫合作，陈其南称，“只要他们不排斥，我们愿意继续合作”。他表示担心对岸看到他的政治色彩，“不愿意跟们合作”。他想藉此次茶叙告诉对岸“没有不爱中华文物”。
“联合新闻网”称，台北故宫近年来在与北京故宫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而陈其南的政治色彩浓厚，掌管“政治敏感度高”的台北故宫，未来恐怕争议不断。

谢选骏指出：“台湾化”是一种“去中国化”，“马列化”也是一种“去中国化”——马列化在前，台湾化在后，台湾化就是一种“土著化”。现在台独这样一来，海峡两岸就都先后完成了“去中国化”——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中国，已在“现代南北朝”的分裂夹击下彻底灭亡了。这样也好，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创造中国”的绝大机会了——那就是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第三中国！那就首先体现为一个基督教化的中国！

谢选骏：市场经济、官场经济、战场经济，不能混为一谈

《蔡慎坤：经济海啸正从大洋彼岸席卷而来》（2018年7月17日 转载博讯）报道：

所谓掠夺式的增长，就是通过制度的陷阱，想方设法的把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又掠夺回去。有些是悄悄地拿走，比如滥印货币、增发债券、滥发股票以及负利率；有些是公然掠夺，比如高税收、高房价、高收费以及高罚款；有些则是通过暴力手段野蛮掠夺，比如暴力征地血泪拆迁以及垄断性地抢夺占有自然矿产资源等等。

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这个社会不知不觉被利益集团垄断和绑架，社会财富也不知不觉被各种利益集团掠夺和瓜分，所谓的“利益博弈”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社会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弱势群体。

当更多弱势群体被这个时代所抛弃的时候，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就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保增长保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各种利益集团的政策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政策举措，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立。

英国女王的家底积攒了1000年，才3.8亿英镑。欧洲各国的实业家族经营二三百年，不过几十亿英镑。而中国的富豪们仅凭占有几座矿山囤一块地盖几幢楼甚至倒几张批文贷几笔款就可以一夜暴富甚至富可敌国。与此同时，还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人过着衣不遮体饥不择食的穷苦日子，杨改兰式的绝望家庭在中国不是孤例，从北京城驱车几个小时就可以见到大批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的贫困家庭贫困人口。

今年博鳌论坛上，哈继铭博士说：“中国的货币增长速度太快了，中国货币1月份（M2）增长14%，那么快的增长速度汇率还不贬值天下没有，按这个逻辑推下去要不了几年，中国可以把全世界的资产都买下来了，多么荒唐！所以要么货币增速下降，但是货币增速下降可能对稳增长不利，要么货币就得贬值，两者之间必须取一项。”

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货币M2发行量是1.53万亿，截止到2018年3月，中国的货币M2发行量达到173.99万亿元 ，这意味着28年的时间，人民币的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自2007年1月以来，中国货币供应总量M2连续超越日本、欧洲和美国几大经济体，目前相当于欧洲和美国的两倍，日本的三倍。而中国的GDP和国民人均收入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惊人的增长水平。

货币超发必然导致债务猛增，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到2017年年中，中国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256%，这不仅超过了新兴市场国家190%的整体水平，也超过了美国的250%。高盛的研究报告也披露，中国总债务占GDP的比重2017年保守估计在284%以上。

央行2017年对外公开的负债表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总债务244万亿元人民币，另外还有至少1.5万亿美元外债。也就是说，截至到2016年底，中国合并债务保守估计是255万亿人民币。而2016年中国的GDP为74.4万亿，这意味着中国的负债率为GDP的342.7%。如果算上其他隐性债务，债务规模应该更为庞大数字也更为可怕！

由于地方债务门类繁多，数据更不透明，地方债务实际上已经处于无序失控状态，地方财政也蕴酿着极大风险，但风险到底有多大，仍然莫衷一是。目前中国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标准来统计各种债务，各地融资平台前些年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且呈现多样化、隐蔽化的趋势，导致很多资金来源和数量根本无从知晓，负债规模更是难以精确统计。

正因为一部分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是个未知数，更加剧了财经界对债务危机的担忧。尽管官方数据显示，全国政府性债务负债率低于国际相关条约规定的风控参考标准，但不少地方政府过去几年债务规模迅速膨胀，甚至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不少地方政府其实己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破产边缘，即使土地价格越卖越高，依然堵不住庞大的债务窟窿。
过去10年，国企负债膨胀的速度，也远远超过利润增长的速度。过去10年，国企负债增长了395%，而利润仅仅增长了60%，这是什么概念？有人戏称，以前说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现在倒好，国企吃进去的是牛奶，挤出来的却是尿。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灏有一个统计，中国每年宏观形式上的利息负担（12万亿人民币左右），已经超过了每年名义GDP的增量（8-9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每年新创造出来的财富，还利息都不够了，中国经济早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中国家庭债务目前已超过40万亿！爱存钱的中国人，开始拚命举债，支撑中国庞大经济体的不是令人骄傲的实业，更不是高科技，而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房地产业！14亿人坐拥450万亿存量房产，而净存款只有26万亿，这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随时会破灭，经济海啸正从大洋彼岸席卷而来，或许每个家庭或许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强烈的阵痛。

从新世纪开始到现在，中国演绎了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而房价暴涨的推手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又几乎是完全照搬香港地产大佬为香港量身定制的开发模式，把财政收入跟土地出让牢牢捆绑在一起，其结果除了高价卖地培植一批超级富豪之外，坑苦害惨了高达十亿的中国人。香港的财政收入一半来自土地，如土地预付款、房产开发商上缴的税收及房产税等等。

香港为数不多的几个富豪牢牢控制了整个香港的政经体制，香港富豪与港人之间的关系类似封建时代的地主与佃农，港府不过是地产富豪的马仔而已。香港这种扭曲而变态的土地政策，根源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政策，换而言之，在于其殖民地经验。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大英帝国租借接管。从法理上讲，香港的所有权从来不归英国所有，一直属于中国，英国只是租借而已。殖民地的本质造就了香港的殖民地土地批租政策，而殖民地政策又造就了香港的高房价与高地价。

可悲的是，本该拥有土地主权的劳苦大众，在革命成功后并没有拥有土地，新政权在一番艰辛探索后，突然发现土地是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于是照搬殖民地的成功经验，把土地出让的最长时间定为70年，这种对未来毫无信心毫无把握的土地政策，只是让地产富豪凭空崛起一夜暴富，让本该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沦为更为悲惨的房奴，终生或在痛苦中挣扎呻吟。

即便如此，香港殖民地也有40%的港人居住在港府提供的保障房中，这个比例在新加坡更高，近80%的新加坡国民住在政府提供的高标准组屋中。而主张平等均富的新政权，在初级社会主义阶段，却把数亿人的居住问题完全市场化，近些年甚至廉价征用农业用地，把一批又一批农民呼悠进城或驱赶进城，导致城市房价轮番暴涨。

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压低拿地成本，通过规划调整、土地变性，以“画大饼”和“挤牙膏”式的供地方式，从银行置换出贷款，滚动开发，如此循环往复。土地增值数十倍甚至上百的倍财富效应幻化出巨大能量，而这一切都都以巨量货币超发作为燃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以土地货币互相循环，直接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增。

这些年来，野蛮强拆从逼人自婪到直接用车碾压再到直接动用各种黑恶势力，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大打出手！为了所谓的城市建设，为了所谓的GDP，一些地方的拆迁大军早己丧尽天良！拆迁大军也变成了“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的硬邦邦的机器，他们眼里只有上级的命令，没有生命的体温。

野蛮强拆看上去是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GDP发展谋求所谓政绩，但隐身其后的，是贪腐官员和贪婪开发商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巨大利益，也是私有财产得不到尊重和保护的铁证。无论是早期的“嘉禾事件”，“宜黄自焚事件”、“巧家爆炸事件”、“钱云会事件”、“乌坎事件”，还是刚刚发生的谭嗣同祖祠被强拆，背后都有一双双贪婪的罪恶之手。

野蛮强拆在各地已演变成为赤裸裸的抢劫和掠夺，在野蛮强拆面前，不知有多少民众居无定所，不知有多少人伤心绝望！人们或许还记得，八年前江西宜黄官员投书媒体为野蛮强拆做了最好的辩护，这位官员旗帜鲜明地表示：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崭新的中国”，“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几乎每一个落马的腐败官员，除了持续刷新贪腐数额的纪录之外，都有众多房子的罪证一并罗列，在让人们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更多人黯然伤神！在全国各地房价高企的今天，千千万万老百姓一辈子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房子，而许多腐败官员却在城市里拥有不计其数的房子，这无疑给老百姓深重的无力感和挫败感。
这些动辄坐拥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腐败官员，在现实中只不过冰山一角。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不经意间曝出374套房子，按每套100平方米计算也是37400平方米，以北京四环内不低于8万元的单价来计算，其价值就高达30多亿！知名VC人士查立曾爆料称：在北京至少有5、6千个这样的大佬，查立在《不要误读移动互联网投资》一文中写道：“当创业者告诉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

今年1-5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2%，其中税收收入增长15.8%，在国家大力实施减税降费在GDP艰难增长的大背景下，财政税收持续高增长绝不值得喝彩！中国目前共有19项税种，除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烟草税、关税、车船税等等，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流转税的比重占税收收入的七成以上。这意味着，民众需要缴纳的很多税，是看不到的流转税。

中国税制与国外税制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收入主体：包括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等。把这些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之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以及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实际税率加起来，中国税负超过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

高税收低福利是中国模式令世界瞩目的致胜法宝，无论是中国企业和个人对高税收都具有强大的承受能力，试想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有如此庞大的低保人口，仅凭每月不到100美元而能够活下来。中国也不像欧洲全民享受高福利，享受高福利的人不到人口总数的5%，所谓财政压力不过是因为挥霍过度外援过多而造成的。

有媒体说：“美国贫困人口达到4000万人，贫困率超过15%，而中国的贫困人口只有2%！”事实上，美国所谓的贫困人口每人月均6500元人民币，中国贫困人口每人月均275元人民币。按照美国标准，中国至少有60%的贫困人口。

中国和美国也是世界上贸易最为极端的两个国家，前者长期保持着对海外市场的高顺差，后者则完全相反，长期对外高逆差。按理说，中国人应该很有钱了，美国人应该穷得一贫如洗！可结果是，美国八成以上的人过得年收入5万美元的日子，而中国只有一成的人过上了所谓的美式生活！如此之多的贸易顺差财税收入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全世界都在寻求这个问题，而中国人自已却浑然不知。

掠夺式的增长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加入WTO以后，得益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经济蓬勃发展，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活力。但是，掠夺式的增长隐患很快就凸显出来，不仅在国内产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贫富分化，经济泡沫，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而且把这种经济不平衡传导到了国外。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表面上看是美国问题，实际上是贸易不平衡问题，当大量的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把美国的物价压低到90年代初期的水平。同时华尔街的金融寡头通过对新兴市场的投资，也获得了暴利回报，美国资本市场流动性充裕，利率水平降低，对风险偏好加大，随之产生了大量的次级贷。

但是随着制造业向新兴市场转移，美国自身的工作岗位不断减少，中产阶级的机会也相应减少——其中一部分人恰恰就是次级贷的主体，最终美国金融市场的泡沫爆了，酿成了08年整个世界经济的大衰退。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21日表示，美国有必要让贸易伙伴更加难以高筑贸易壁垒，从而实现特朗普总统的最终目标，即降低壁垒并获得公平的竞争平台。“我们必须创造一种环境，让那些通过关税或非关税手段，设置大量贸易壁垒的贸易方吃到更多苦头，必须让他们觉得，保留这些壁垒要比取消它们更为痛苦，”“特别是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网络安全漏洞，让情况更加复杂。”

中美此前在北京的贸易谈判，官媒只是选择性公布了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减少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却未公布美国给中国开出的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在中国开办高质量学校、医院以及投资服务业，逐步使中国由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美元与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不再对中国进行301调查，取消对中国数码产量的限制，承认中国WTO成员资格、放宽中兴的准入等等。这些举措显然有利于社会转型有利于国人福祉，但显然也会触动垄断利益集团和官僚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

谢选骏指出：上文洋洋洒洒，似乎面面俱到，但可惜没有说在点子上——结果把市场经济、官场经济、战场经济，混为一谈了。作者不知中国属于战场经济，不能用落后国家的官场经济标准去衡量它，更不能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标准去分析它。否则，就会让人一头雾水，还是不得要领的。市场经济、官场经济、战场经济，千万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