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9月2日星期三
谢选骏:中国没有社会何来独立声音
《天则研究所院长盛洪: 中国社会需要独立的声音》(2018年7月17日 转载RFA)报道——
美中贸易战,暴露出中国内部诸多经济问题。但当局却监控网络相关经济评论,删除分析文章,甚至打压民间经济智库。遭查封的“天则研究所”院长盛洪向本台表示,中国社会需要独立的声音。
上星期被当局查封的天则研究所,院长盛洪周一(7月16日)接受本台记者电话专访。他表示,在中、美贸易战关键时刻,中国社会需要独立的声音。
盛洪:假如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那么我们就是第二种声音,有两种声音就比只有一种声音好。我们是否应该有多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这些年的一些研究确实谈了一些社会上非常重要,而体制不谈的问题,譬如国有企业的问题。这次的贸易战我们也提出我们的看法:实际上,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则,我们和美国没有什么冲突。
盛洪表示,他们是不会妥协,早几日已按非法拘禁和破坏生产经营罪报警。但北京公安当局反应消极,现时研究所职员只能改在家里办公。
盛洪:我们不想以我们的私利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依靠法制,社会建立起来的这套法治体制去解决。如果我们现在去拆(门),我们完全是有权力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这样去做。实际上,我们仍然是在期待着当局来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在于当局会给这个社会一个信心。
“天则”周五的“双周论坛”也一波三折。原定场所的负责人怀疑受到压力,拒绝让“天则”使用该场地,论坛一天内3度“搬家”,最后改为在街头露天举行。盛洪计划就连串事件直接致函中共高层反映。
盛洪:我们会用尽所有合法的方法,包括行政上的请愿,包括司法诉讼,甚至直接跟(中介)公司去谈判。
面对外界质疑资金来源,谴责“天则”实际上依赖美国的资金支持,盛洪这样回应:我们肯定获得过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们获得过2笔总共不超过20万(美元),报告都放到网上。福特基金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到中国,当时获得中国国务院批准,它挂靠在中国社科院下面。这个钱相当于我们收入的不到1%。
近年敢言杂志“炎黄春秋”和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先后受到打压,独立学者章立凡忧虑,“天则”将成为下一个失守的自由派阵地。
章立凡:不一定是由于某件事触怒了谁,而是长期来讲是既定方针,就是要打压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我觉得,这是长期方针。
“天则研究所”上世纪90年代由茅于轼和盛洪等自由派学者共同创立。年近90的茅于轼目前仍然是“天则”的名誉理事长。茅于轼多年来一直向外讲述文革真实的历史,因此也经常受到极左派人士围攻。
谢选骏指出:自由派的错误之一,不懂“中国没有社会”,只有“军阀党阀全面专政”;中国既然没有社会,只有党国体制和群众专政,何来独立声音?最多只有冒充独立声音的随声附和——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连随声附和也被禁止,一切都要像军营那样,号令分明,违令者斩!自由派的错误之二,以为中国可以和平过渡,不经过一次手术就可以结束百年革命。自由派像哈巴狗一样地鼓吹“告别革命”,但其主人并不领情。因为革命只能结束、不能告别,这就是战场经济的顽固性。连这个都不懂,还开什么研究所,难怪会遭到拳打脚踢。再不听话,大刑伺候——威武!要想活命,赶紧跪下——磕头!中国没有社会,何来独立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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