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美摊牌的时间早了一个世纪

《美中关系空前紧张 正面临四大陷阱》（2018-07-25 美国之音 ）报道：　　

美中关系因为贸易战而陷入空前的紧张。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向受日益升级的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紧急援助，表明美国做好了打这场贸易战的长期准备。有台湾学者认为，美中两国在战略博弈的过程中存在四大陷阱。

美中关系处于临界点？

在一些学者看来，笼罩在贸易战阴云之下的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


美国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日前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他不会用临界点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他说，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得到清晰的体现。

他说：“我认为，我们目前关系的本质，竞争性的方面超过了合作的方面。但是我们当然对今后增加合作的方面持开放态度。我们有兴趣与中方一道找到利益趋同的领域，发展这些领域。但是就像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所说的那样，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者。”

曾经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的薛瑞福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访问北京时对中方表示，美方非常清楚，北京会很仔细的阅读这份文件，所以文件里面的用词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很显然，川普总统决定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超越了贸易问题，而是有其战略考量。在中国国内，美中这场贸易战被看作是一场国运之争。

秦亚青：三大兴衰陷阱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2015年提出了中美之间要避免三个“兴衰陷阱”。他所说的三个陷阱包括修昔底德陷阱、肯尼迪陷阱以及奥尔森陷阱。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指出，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双方不可避免的会爆发战争。

肯尼迪陷阱指的是强权过度扩张，结果导致它自然的衰败，像前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过程中由于国力消耗过度而导致国家的解体。这个说法来自出生于英国的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他在1987年出版了《大国兴衰》的著作，研究了世界500年来大国的兴衰。

奥尔森陷阱指的是集体行动逻辑陷阱。美国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家曼苏尔·奥尔森(Mansur Olson)1965年撰写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他指的是，在自然状态下，一个国家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大型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只考虑自我利益，只谋求自身在总财富中获得份额的最大化，努力寻求搭便车的机会，而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奥尔森利用这个逻辑在1982年撰写了《国家兴衰探源》一书，认为国家内部集团林立，各谋其利，难以协调，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衰退。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卢业中指出，中国国内目前有一个争论就是，国际上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是否是一个捧杀的策略。就是说，国际上希望中国对国际社会贡献更多，但实际上这种贡献可能反过头来会拖垮中国，或是至少阻碍了中国本身的发展。

卢业中：中国不能回避‘迪恩陷阱’

除了这三个陷阱以外，卢业中还提出了一个中国不能回避的第四个陷阱，即詹姆斯·迪恩陷阱。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詹姆斯·迪恩陷阱，我个人认知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位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他最受大家瞩目的电影就是Rebel Without a Cause，就是‘养子不教谁之过’。在这部电影里面，他饰演的是一个他认为他一直没有得到大家认同的青少年。目前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或是一个心理的认知，可能跟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有一点点类似。”

在这位学者看来，中国现在崛起了，国家实力有很大的增长，但是同时，由于仍然背负着历史上的包袱等原因，中国在看待国际事务的心态上，包括看待西方国家或是与其他国家进行互动时，都抱持着一个负面的、比较怀疑的态度。

卢业中：中国的心态不利于决策

卢业中说，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是非常重要的，建立互信的前面一步就是彼此不要刻意的恶意解读对方的作为。在他看来，尽管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规范可能对于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限制，但是它可能从长远的发展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而中国对国际社会所持的负面心态对中国并不利。他说：“中国如果抱持着大家都不懂我、大家也都不愿意懂我的心态，可能只会造成负面的对国际社会的观感一直不断的在持续增加。这样子增加的负面观感实际上是不利于中国的领导人做政策决定的。”

鉴于美国把中国界定为长期的战略竞争者，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美中之间这种长期竞争的关系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谢选骏指出：我一再指出，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二十一世纪不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二世纪才是中国的世纪——如此看来，中美摊牌的时间提早了一个世纪。这就使得中国的胜算相对较小了。本来，由于中国相对落后，时间是属于中国的，可惜中国内部不能团结，只能借助外力获得发展。

谢选骏：中国“#Meetoo”运动碰撞政治壁垒

《资深记者自曝 曾和100个姑娘发生关系》（2018-07-25 多维）报道：　　

从7月23日起，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就开始分裂成两大群体，一群人对“疫苗之王”继续穷追猛打，而另一群人调转枪头，把目光投向了公益圈。那一天凌晨，一位23岁姑娘在网上叙述自己3年前被性侵的经历，性侵者是一位公益人士——雷闯。由这件事引发的一些波澜，让那些对疫苗事件“无感”的人们再也找不到沉默的理由。

根据涉事女子的描述，这像是一次有预谋的性侵活动。而雷闯事后也承认错误并表示愿意接受全部惩罚。但在第二次向媒体公布的“相关情况”里，雷闯认为自己和涉事女子是“恋人”，两人的关系是以“恋人”身份展开的——这是雷闯单方的判断，但从女方的叙述看，显然不是这样。

雷闯涉嫌强奸的举报还在争议之中，与此同时，又一起发生在中国公益圈的性丑闻被曝光：民间公益组织“自然大学”创办人、环保卫士冯永锋被曝性骚扰。冯永峰随后在声明中承认有侵犯行为，却强调那是自己酒后乱性犯下的错误。

反性侵风潮终于刮到了中国，那些被曝光的案件会否不了了之还有待观察？

公益圈 人治还是法治

显然，一个两个或更多性侵犯都不能摧毁一个有足够自省、自净能力的公益圈，但是这两起同时被曝出的性丑闻证明了中国公益界是一个清流与浑浊并存的“圈子”。

有评论认为，近些年，中国公益行业内部已形成不同的“势力范围”，公益“山头化”明显。在公益与社会筹款的连接位置，常有丑闻曝光，但公益界内部的自我反省能力、自我更新的程度都不如人意。发生性侵事件，雷闯和冯永锋显然起到了恶劣影响，也给原本脆弱的中国民间公益生态带来重创，撕裂公众和公益原本就弥合得不牢固的信任关系。

有专家指出，声誉是一个公益组织的“灵魂”，个体声誉与集体声誉的相互关系以及声誉与法律机制的互动都影响公益组织制度的策略选择。因此，如何提供激励和约束引导个体发挥正效应是制度选择的应有之义；声誉机制的有效性需要制度基础，法律制度提供强制力的制度框架，直接影响声誉机制的实际效果。“因此法律制度的结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中国现有的两部与公益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慈善法》和《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都直接把监管目标指向“钱”，即财务公开化，但对人依然强调”自律“和行业“自洁”。虽然上述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加快调研论证，适时启动社会组织法的研究起草工作”。但时至今日，有关如何制约”公益人“权力的法律并未问世。

“很多情况下，一个公益组织都是负责人‘一言堂’，如果碰上一个不负责任、私心较重的负责人，机构名声有可能会毁于一旦。这种伤害几乎是不可弥补的。而负责人还可以去另外一家机构再去应聘，换个地方，重头来过”。北京一位公益机构的从业人员这样表示。而公益机构在招聘过程中，并没有财力像商业机构那样聘用专业背景调查公司，对一位高管或负责人进行详尽背景调查。所谓的“个人信誉”仅可靠口口相传，根本无法将风险进行前置控制。

有媒体已经呼吁公益圈的主流认知能站在公平公正一边，用道义切割性侵者，但显然，靠行业自我反省和更新显然是不够的，治理公益圈的种种乱象还需法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是当务之急。

一些公益从业者竟对受害者进行了无底线的荡妇羞辱，言行让人失望！

对于性犯罪 既要防范于未然更要严惩不贷

随着越来越多的性侵事件被揭露，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Meetoo”运动的漩涡里：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南风窗》公益年度人物袁天鹏被曝涉嫌性侵女学员；网剧《套路》女导演林淑贞发声明指出自己在海口拍摄期间曾遭海航受训飞机师白某性侵；南京大学支教社团中多名女队员被当地游民骚扰；资深媒体人章文被多位女性和女作家指控涉嫌强奸和性骚扰……等等。

人们终于意识到，性侵害事件可能远比想象中更普遍，当中的细节也让人细思极恐——比如在曝光媒体人章文的爆料文里，他宣称自己曾和100位女生发生过关系，这位曾在2012年被某媒体誉为“年度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深记者到底有何“神通”还有待调查。

而就在部分受害者鼓起勇气说出一切时，我们也看到，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仍然在压制着受害女性，使得她们被羞耻感压得喘不过起来。而可能的解决之道，与其说寄希望于个体的私德不如说是结构与制度的保障。

有评论认为，预防性骚扰发生的关键，是加强机构管理。这不是说个人行为因素不存在，而是说，严格管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有效阻止潜在的骚扰者。

被认为是性骚扰案高发区的高校，用制度来防范性骚扰，也应有可操作性。当务之急是对教师的权力有所制约，应该出台场景化、可操作的教师行为准则，以保护学生权利。一些操作细节应被规定下来，例如容许教师与异性学生关门独处在任何密闭空间里，一经发现，不论有无后果，都应视为不端行为；如果教师与异性学生独处而被举报性骚扰性侵，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不能自证清白就视为指控成立。

然而，制度设计再完美，也不可能毫无漏洞，更遑论复杂的人性。所以，对犯罪者严惩不贷应该是的全民的共识。美国的“梅根法”要求各州司法机关登记并公布性侵案犯资料。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通过司法部的网站，轻松查询到自己居住的区域登记有哪些有性侵案底的危险分子，包括他们姓名、照片、住址和所犯罪行等详细资料。

当时，本以为有人会以“人权”为由反对梅根法，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多数的批评只是认为某些具体的条款严格到难以执行。大多数美国家庭其实并不关心妇女和未成年人的人权与性罪犯的人权孰轻孰重，关心的是妻女的安全。他们会说：如果你不想让你的照片出现在搜索结果中，很简单，别作案就行。对家有妻女的人来说，梅根法至少让他们在充满陌生人的社会里，多一个被证明在熟人社会有效的保护家人的方法。

在过去的半年里，中国社会曝出诸多性侵和性骚扰案，这些案件能激起民众的义愤，但一时的义愤总会烟消云散，催生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免受强奸犯、性侵犯的侵害的制度才是关键。

法治何解？任何权利和自由都是有边界的，法治就是适当的划定边界。

美国自去年蔓延至今的反性骚扰运动，以个案和公共教育弥补了反性骚扰法律制度的不力，而又正在相当实用地促进制度的改良。而现在，一场洗礼也正要开始，所有为之出代价的女性，仍在等待被偿还。

谢选骏指出：“#Meetoo”运动可以在美国展开，却无法在亚洲“民主国家”展开。为什么？因为遇到政治壁垒。我早就说了，亚洲的民主国家都是美军占领的结果，必会随着美军的撤出而消失——何况是像中国大陆这样连装装样子都懒得为之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Meetoo”运动碰撞政治壁垒，所以只能在演艺界、新闻界、教育界里面展开，而无法触及党政军商界——因为在一个“政权决定一切”的“国家”（或曰“匪区”/“革命根据地”）里，谁敢触动政治壁垒！

《央视主持人朱军被爆猥亵女实习生 女方报警无果》（2018年7月26日 转载新浪）报道：

朱军被爆性骚扰女实习生，当事人称曾报警被拒绝了事。

中国疫苗问题尚未解决，又曝出公益圈延伸至公知圈的性侵丑闻。继资深媒体人章文被爆性侵后，网上掀起了一个METOO活动热潮，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藉此唤起社会关注。

7月26号，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被网友爆料曾猥亵女实习生。该网友贴出的长文中，女生自曝当时朱军在化妆室隔着衣服猥亵她，幸亏阎维文进来了才中断。随后，女生报警，但是此事还是不了了之。随后陈砺志、王志安、罗昌平纷纷转发了此消息。
长微博文字：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这几年最让我震撼的一本小说，林奕含有满溢的才华，《初恋乐园》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全是一个伟大文学创作者的雏形。按照惯常的编剧思维，这本书的出版，将是一个热血故事的开启：舆论震惊社会、罪人受到惩罚、林奕含则一举成名，就此收获世俗意义上的幸福。
然而至今我尚不能接受的是，这本书不是故事的开始，而是收哨——林奕含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幸福与之后可能创造出的文学作品，本是理所当然的存在，但一切就此停止，再无反转的可能。
这件事的走向太不符合惩恶扬善的故事主题与欲扬先抑的创作手法了，然而这二者经过其他文学与影视作品的渲染，已经成为大众的信仰，一旦被打破，人们宁可让自己变得钝感，也不愿去细想“好人没好报”这背后的某种必然性。
我也曾经变的钝感，但从去年开始，女性平权运动一直如星星之火，虽微弱却给人指引。直到今晚看到很很多女生站出来陈述自己的遭遇，我觉得确实应该做个记录，告诉大家，虽然很多人因为幸运，并不曾遇到，但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
大三，电视编导课老师分配我去她作为制片人的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这个节目组以主持人朱军为核心，他权利巨大、享受众人讨好，组里有个惯例，每次节目录制前，实习生会去他的化妆室送水果饮料并陪聊打发时间。我个人对电视台丝毫无兴趣，加上性格懒散，工作态度很傲慢，从不参与节目组的这类行径，和朱军毫无交流。
导创作业是拍摄实习纪录片，那位老师明确提出，采访工作人员是重要环节。在一期节目录制前，一位关系很好的实习生说朱军在化妆室，让我一起去送水果，我知道这是节目组惯例，又觉得实习即将结束，纪录片素材还寥寥无几，或许可以采访朱军，就跟着去了化妆室。
没多久，另一位实习生有事先离开，剩下我单独陪着朱军，央视旧楼的化妆室在演播室外围，紧靠走廊，观众和工作人员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当时是大白天，化妆室门也只是虚掩，因此我毫无戒备，正准备套话采访，朱军开始提到自己的各种权力，包括“让你留在电视台”，在我毫无附和的情况下，他越说越兴奋，隔着衣服开始试图猥亵，丝毫不顾及我的推阻。幸运的是，事情发生得很快，我还没来得及大喊大叫，那一期的嘉宾阎维文进来了，我得以离开。
离开化妆室后，我整个人脑子，但在和最亲近的一位老师（不是那位编导课老师）通过电话后，我意识到朱军如此猖狂，必然是惯犯，于是选择了报警。
这之后是一整晚的笔录、取证环节，警察带着我从央视提走了走廊监视器录像，发现我在离开化妆室后存在可以作为证据的下意识动作，同时还在我的衣服、头发上提取了指纹，并进行了抽血（不知道为什么）。
那晚，室友与那位老师一直陪着我，负责我案子的是一位挺年轻的警察，非常和善，开车将我和老师室友送回学校。
我回宿舍睡了一觉，第二天被编导课老师找到，她在确认我不曾受到实质性伤害后，立刻当面和台里领导打电话报告小姑娘没事，同时展开大段苦口婆心的劝说，让我不要坚持报警，因为这件事影响巨大，已经对她的事业产生毁灭性打击。
再次来到派出所时，那位年轻警察告诉我，这个案子已经不由他负责。之后接待我的是两位中年警察，级别似乎很高，谈话内容则完全变成对我的“规劝”，对方要我考虑到朱军作为春晚主持人、cctv作为央视，对社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力”，不应打破公众对二者的印象；同时还告诉我，他们已经连夜派同事去武汉向我父母通知此事，我父母都是公职人员，为了他们考虑，我也不应该将此事曝光发酵。
总之，我后来在派出所唯一能得到的就是警告与规劝。由于心情抑郁，也不愿让父母为我心急如焚，我对“立案”与惩罚朱军的诉求逐渐变的非常消极，甚至不愿意再和警方有任何接触。确定我不会曝光此事后，警方再也没有通知我任何调查进展，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在程序上是否立案。很久之后，我在微博上看到朱军在国外为妻子补办了一场婚礼，或许是这件事的唯一余波。
从此，我对说出“朱军对这个社会有很大正能量”、“你是一个女孩子，这件事被别人知道、被媒体利用，最后会伤害到你”’、“你父母都是党员，这件事闹大对他们工作也很不利”的公权力机构彻底失去了信任感。
坦然的说，这件事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一年前，一位知悉这段往事的朋友在朋友圈表示我对性骚扰事件的一贯态度过于偏激，他的话倒是给了我震撼，直到打下这些字的同时，我都在反复反省：我是否太小题大做？我是否太常提起性骚扰相关话题？我是否试图利用受害者的身份，在潜意识中为自己搏取并不必要的同情？
一直到去年，许豪杰一事沸沸扬扬时，我与一些豆瓣网友发现色情交易链，向朝阳区派出所举报有人贩卖恋童癖视频，并向警方提供了视频证据、对方的各种联系方式。报案之后，我每次询问警察情况，获得的答复都是案件毫无进展，而交易网也未曾受到影响。我隐约意识到，这件事和几年前那次报案一样，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我删除了一切和此事有关的联系，开始强迫自己不再关注。
我发现，当意识到自己并不能改变社会环境时，人们会开始强迫自己切断与外界的共振，让自己变的钝感、漠不关心。

谢选骏指出：你看看你看看，中央电视台虽然仍属演艺圈，但由于成了“高官的后宫”、党政军商的玩物，所以就可以逃避肃清惩罚了。不仅朱军如此特权，赵忠祥之流更始畅行无阻，呜呼哀哉！

谢选骏：辛子陵胡说八道

《三大老虎威逼习近平下台 企图再夺天下》（2018-07-26 看中国）报道：

辛子陵认为，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等代表的权贵集团意图借贸易战逼习近平下台，再度抢夺天下。

中美贸易战正打得难解难分之际，网络流传不少针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利的传闻，有分析认为这是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导致体质内有不满的声音有关，甚至可能是“倒习势力”所为。沉寂近一年的体制内挺习派学者辛子陵表示，引发贸易战的根源，与江派宣传口刘云山“高级黑”的舆论宣传有关，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等3个“大老虎”所代表的权贵集团，意图借贸易战逼习近平下台，再度抢夺天下。

辛子陵认为“大老虎”要推翻习近平

辛子陵提供给《看中国》的文章标题为《老虎党要借助美中贸易战推翻习近平》。文章的一开始便写道，“面对毛泽东祸乱中国30年颠覆性的罪错，面对邓小平“六四”镇压反官倒、反贪腐的学生永不愈合的创伤，面对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和活摘人体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中国需要一位元压得住毛邓江的政治强人，彻底扫除政治改革道路上处处挂着‘改革禁区’标志的路障，在中国进行犁庭扫穴式的改革，推动国家的民主转型”。
辛子陵在文中提到：“习近平虽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矛盾，但主要矛盾依然在国内，主要危险也在国内。‘老虎党’（这是指以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为代表的党内权贵贪腐集团），以拥戴习近平的‘笑面虎’姿态出现，但在舆论宣传上，却把习视之为‘毛二世’，将习包装成毛邓江的捍卫者。”
文章称，中共十八大后，在刘云山的导演下，以“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国内外宣传的主调，现任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部王沪宁为政治导演《厉害了，我的国》的纪录片，在央视播放，党媒出现了“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等文。
辛子陵表示，由刘云山负责的中共宣传口的大吹大擂，从根本上破坏了（2017年4月6日）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达成的和解和谅解，也理所当然地引起美国和欧盟等民主国家的警惕和反对。中美双方目前在贸易问题上的争端，实际上超越了经济领域范畴，凸显出双方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对立。
他强调，尽管两国在短期内也许能够避免一场大伤元气的贸易战，但是美、中关系的长期走向，可能导致一场全面的冷战。当全世界民主国家视中方为敌人，习近平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搞不下去的时候，老虎党将利用形势，组织力量，逼习近平下台，夺回他们失去的天下。
辛子陵告诉《看中国》记者，美国进出口贸易逆差，是近40年美中贸易的积累，不是习近平主政的五六年造成的。川普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说人家不对。我相信，党内有声音，不希望习近平和川普“因为前一段习近平与川普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走得比较近”，担心习对美国态度软化，因此鼓动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逼习强硬应对。不能说他们是贸易战的根源，是逼现政府强硬应对的幕后力量。
辛子陵公开习近平被刘云山封锁的一次对军队高干讲话
在文章结尾，辛子陵公开被刘云山封锁习近平在2014年3月在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摘要）：
“重新认识二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美国。战后、特别是我们执政后一个很长时期，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未能处理好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我们遇到诸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美国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战的历史进步作用之所以比一战更为显著，是因为有一股人类的进步力量加入到战争进程中来了，这股进步力量，除了苏联，还有美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对战争性质演变的作用要大于苏联。1941年8月1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大规模闪电战已经一个多月，而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美英首脑罗斯福、邱吉尔在纽芬兰湾的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上秘密会晤，并共同发表了一则声明，史称‘大西洋宪章’。此声明很简短，共列出八条内容，大家可以看看。正是这所谓的大西洋宪章，加上苏联的被迫参战，彻底改变了二战的性质和走向：一场新强盗反对老强盗的二战，变成了世界文明进步人类反对野蛮、落后人类的二战。
自此，一直到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发布《联合国宪章》，基本上就是沿着大西洋宪章的思路走来的。西方世界因为美国取代英法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游戏规则变了，过去数百年来凭借武力通过掠夺殖民地资源谋求经济、政治霸主地位的旧游戏规则，被自由主义的在各国独立自主基础上通过自由贸易增长财富的新游戏规则所取代。美国是这一新游戏规则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五十多年来，不仅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且还造成了20世纪后五十年的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游戏规则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
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决定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默认这一游戏规则，根据中国国情实行这一游戏规则。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游戏规则的正确。所以，二战的伟大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了几个法西斯战争机器，更在于战后有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也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战争胜利的一方是否秉持正义，不看他宣扬的如何，而是看战后他是否能给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进步、文明和发展。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美国是秉持正义的国家，这是没有异议的。我们的宣传部门在制作节目回顾二战历史时，不应该回避这一事实。
我们为什么要反美？是美国要侵略我们？不是。是因为美国反共，是的。美国不赞同共产主义学说……更是竭力反对共产主义者在各国的‘社会革命’实践……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它自己国内，就是在政治上极力压制共产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清楚，反对共产主义，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执政者的诉求，也是那里的多数学者和普通民众的诉求……这种诉求在二战前和二战中也并不怎么强烈，但在冷战期间，尤其是苏联彻底崩溃之后，共产主义几乎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的糟糕实践，为反对者提供了有利且有力的证据。
我们通常将冷战的双方称作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说得再直接一点，就是苏联跟美国的对抗。苏联挟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声势，在上世纪50年代，确实是咄咄逼人，四处出击，大有横扫全球的架势。但是，人们忘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新游戏规则。反对这一新游戏规则，实行另一套游戏规则——共产体制，这就是冷战的实质。……于是就有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现在看来，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两场战争意义不大。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之后，我们已经认可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社会游戏规则，而且获得了很大成绩，回过头来再审视那两场战争，真的意义不大。

谢选骏指出：辛子陵胡说八道，竟然咧咧“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现在看来，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两场战争意义不大”！众所周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使得中国大陆自绝于文明世界，把中国社会带入了野蛮化的深渊。结果现在竟有人说它“意义不大”，岂不是“视人命如草芥”嘛——看来辛子陵确实是一位享受“特供”的狗官，没有经历大饥荒的磨难。因为大饥荒，就是“抗美援朝”的后遗症！

狗官辛子陵1935年生于中国河北省安新县。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助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出版社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退休前为正师级大校军衔。

谢选骏：中国精神病人为何世界第一

《中国缘何成了精神病大国？》（2010年5月31日 联合早报）报道：

您有精神病吗？如果有人这样问您，您一定会勃然大怒，断然否定；甚至觉得人格受到侮辱，非让人道歉不可。
且慢。
昨天中国各大网站转载了一篇《瞭望》新闻周刊的记者报道：“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也就是说，中国精神病患人数相当于一个日本或墨西哥总人口，相当于两个英国、法国、意大利或泰国的总人口，也相当于中国三个中等省份总人口。光重症人数（中国俗称的疯子）就相当于一个荷兰国家的总人口。

数字触目惊心。岂不是中国人13个里面就有一个精神病吗？
这篇关于精神病的爆炸新闻，在各大网站首页新闻显著位置转载，迅即在中国网民中炸开了锅。短短几个小时，新浪网浏览量超百万，评论达18000条；网易跟帖8000多条，腾讯网留言4500条。网友拍砖众说纷纭，我归纳起来大致有八类：
一是质疑型，不相信中国精神病这么多，认为报道哗众取宠，荒唐之极，“这个新闻报道记者才精神病呢”；还有的认为“统计局又犯病了，整出这么个吓人的数字”。
二是揣测型，一部分揣测这是政府造舆论“为以后抓人进精神病院埋下了一大伏笔，这一招确实够绝了”，一部分揣测这是富士康公关造势为十几连跳的悲剧事件找借口解围。

三是嬉笑型，“怪不得吃三鹿、地沟油都没事，原来是有精神病。”“我是精神病1号前来报道。”调侃、幽默，是网友跟帖最拿手的。让人喷饭的帖子，俯拾皆是。
四是怒骂型。认为这是政府把社会问题转移到精神病问题了。“人吃人社会，没精神病才怪”。“容忍高房价、容忍乱收费、容忍贪污腐败、容忍欺瞒拐骗、容忍不公平、容忍不公正、容忍失业、容忍拆迁等等，忍无可忍，忍成精神病。”“当下的中国不是精神病人多，而是牛鬼蛇神多。”“神奇的国度呀，全民皆为精神病。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让人成为精神病。”犀利之言，力透纸背。
五是思辨型。最被力顶的是网易相关新闻这段跟帖：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 陈丹青 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强行精神病”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六是忧虑型。一部分忧心“病态的国度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上访的人多了，精神病人自然就多”。一部分忧心“文章有问题，还嫌社会不乱，足心不良。”
七是认同型。认为报道真实，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
八是专业型。认为新闻标题不应该用“精神病”字眼，而应该用“精神疾病”，也有个别网友对报道内容提出一些独到见解。
这八类声音中，网友质疑、批判和戏谑的占绝大多数，表示忧虑、认同新闻事实的极少数，提出专业性观点的更是凤毛麟角。
一个关于中国精神病患的深度报道，何以在网络引来一片哗然，没有得到网络舆论正面认同和应有的理性思考，而只成为一个批判政府和社会的武器呢？
透过这条新闻的网络舆情，我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普遍的焦虑感，看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病入膏肓，更看到了积习已久的中国精神病认识偏见。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精神病偏见和精神病患一样，都是文明社会的沉重负担。
从维基百科的精神病定义，可看到：精神疾病（或称做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俗称精神病，主要是一组以表现在行为、心理活动上的紊乱为主的神经系统疾病。社会学家亦认为重大事件和情境会导致心理疾病。在社会运动、战争、、贫穷、无常、社会腐败不公和缺乏资源援助的地区有易得心理疾病。
翻开中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精神病学》，查阅到精神病(psychosis)的定义：指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显得古怪、与众不同；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有程度不等的自制力缺陷，患者往往对自己的精神症状丧失判断力，认为自己的心理与行为是正常的，拒绝治疗。
维基百科的精神病定义是广义的精神疾病，包括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而中国高校《精神病学》定义是严重的精神病，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概念里的“精神病（或疯子）”。
不难分析，《瞭望》这篇“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的报道，其“精神病患”当指广义的精神疾病；“重症人数逾1600万”的重症者才是我们理解的“精神病”。
那么，中国精神病患是否真超1亿呢？我们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不愿相信，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一、我们主观不知晓，不意味着客观不存在。
正如报道所述，中国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也就是说95%网友对精神疾病的知识不了解，以为精神病就是“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赤裸狂奔或者打人砍人的疯子”。其实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凡是有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的，都列入现代精神疾病学的范畴。

二、精神疾病发病率高涨，是全球普遍现象。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在第10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全世界共有15亿人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紊乱和行为紊乱病症，但其中仅有50%的人承认自己患有这种疾病，而且只有1%的人接受了精神病治疗。以世界总人口68亿计，全球精神病患者平均约占22%，比中国1亿患者的比例8%高得多。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断言，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

三、从发达国家精神病患比例，可见报道真实性。
美国：根据美国总统心理健康新自由委员会在2003年的报告指出，主要的精神疾病和其他的疾病相比(如癌症或心脏病)，才是在美国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另据美国精神病人联盟报告，23%的北美成年人在一年内会经历一次可被诊断出的心理疾病，但不超过半数的人会有严重到影响他们日常机能的症状。大约有9-13%的十八岁以下孩童会体验到持续性机能缺损的情绪不安，5-9%会因此而导致心理疾病。大多数的年青人会在他们成年之前由疾病中恢复，然后继续过着不被疾病卷入的正常生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调查发现，美国有4400万成年人患有抑郁、不安等精神失常病症，400万9岁到17岁的人得过精神病；在5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间，大约有20%以上的人经历过精神失常；精神病例在以后数十年内还会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增加。美国每年要为治疗抑郁症付出437亿美元”。

日本：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日本警视厅统计，自1998年以来，自杀人数已经连续3年超过3万人。近10余年来，日本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精神疾病而死于自杀（每天70多人）。自杀，已成为导致日本人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大杀手。
欧盟：2005年10月17日，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每年平均有27％以上的成年人出现焦虑、压抑、消沉等精神危机症状。每年欧盟有5万人自杀，57％是因为精神方面的问题，其中27％是成年劳动力。精神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给欧盟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整个欧盟生产总值的3％至4％。
俄罗斯：目前俄罗斯的精神病人数位居世界前列，患病使人失去就业能力，从而造成许多家庭贫困不堪。目前在俄罗斯有20％至22％的人需要得到精神和心理疾病医生的帮助。

四、精神病造假数字毫无意义，旨在呼吁政府高度重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作为卫生权威机构，此次所公布的全国精神病患数字建立在缜密调查基础之上，数据应该可信。不像统计局，察言观色，指驴为马。疾控中心造假精神病患数字，不会带来任何功利，毫无必要。当前中国精神病患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一旦救治不及时和看管不严，很可能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这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校园血案、富士康十几连跳等等，都已经暴露了严重社会危害性。《瞭望》正是因此刊发报道，呼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减少和避免类似悲剧。

五、中国精神病患实际数字远不止1亿，目前有1600万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在国家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
中国著名精神病科专 家江开达 教授披露，中国一半失眠患者伴有精神疾病。全国妇联的调查表明：中国目前3亿多家庭中，有8000万个家庭中存在家庭暴力。在辽宁抽样调查表明：50%的中小学教师有心理障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千八百多名家长近三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当，造成孩子存在各种心理问题。
资料表明：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已由1989年的占总生病率的20.23%上升为1998年的27.03%；天津市对5万名大学生所作的调查中，有心理障碍的占16%以上。北京大学近十年来因心理疾病休、退学人数占总休学、退学人数的1/3左右。杭州市科委从7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抽取2961名大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有心理障碍的占25.39%。
2002年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公布，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在15至34岁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原因。中国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为什么中国成了精神病大国呢？
中国人口基数大，精神病患总数也就大，此其一。
现代化进程越深入，人类的焦虑越严重。传统中国人悠游于“理性不足，情理有余”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并不容易产生明显的焦虑感。进入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后，中国社会处于汤因比所谓“挑战与应对”态势中，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集体焦虑。焦虑从而往往导致精神疾病。此其二。
整个社会信仰丧失，道德沦落，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社会公众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民主和法治有待完善，社会环境恶化，不公平、不公正现象频发，官民矛盾时常尖锐对立，劳资双方时常不对称博弈，大批毕业大学生、下岗工人找不到工作，贫困农民生活惨淡营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此其三。
中国精神病患突破1亿，的确是一个很震撼的号外新闻，给执政者敲响醒世警钟。虽然精神病患问题具有世界普遍性，但是，如果中国政治文明，社会公平正义，不让特权腐败肆意妄为，让百姓有房住，有工作，不受压迫和欺凌，心情舒畅，那么谁会无事生非发神经病呢？治疗精神疾病，高明之道是在于治“未病”。
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从当政者开始转变对精神疾患的偏见。长期以来，某些执政者已把精神病作为扣帽子的常用手段，配套精神病院作为政治批斗工具。“精神病”也作为一种侮蔑性用语存在，缺乏应有的社会人文关怀和人格尊重。一般人也很怕自己患有精神病。就算没有精神疾病的人，只要行为不容于大众，也会被扣“精神病”的帽子。

真正的和谐社会，是老百姓心理的和谐。不能再把“精神病”污名化，就如同过去污名化“艾滋病”一样。不要让精神病患者，哪怕已治愈患者也得面对社会的巨大压力。同情和爱，永远是治愈一切精神疾病的首选良方。

谢选骏指出：中国精神病人为何世界第一？出了社会压力过大之外，还因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迷信多子多福，连傻子都要传宗接代，导致正常的自然淘汰和社会淘汰受到阻挠。尤其是，奉行人海战术的国家，是绝对不能接受优生学观念的。

谢选骏：华人为何喜欢分享口水和强迫进食

《外国人：吃饭时如何阻止中国人给我夹菜？》（2018-07-26 中国）报道：

中国的餐桌文化，有时会让外国人无所适从。

因为文化差异，中餐礼仪和西餐礼仪截然不同。外国人吃饭的习惯是，即便很多人在一起用餐，也是自己吃自己的，不分享食物；如果在餐厅里吃饭，吃完也会AA买单，这能体现出外国人一贯独立的生活作风。而中国的餐桌文化，有时会让外国人无所适从。

最近一名身在大陆的外国人在网上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吃饭的时候，我怎样才能礼貌的拒绝中国人用筷子把食物夹进我的碗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这个问题下面，就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外国网友回答说：“他们用筷子给你碗里夹菜，纯粹出于好心，一点也不坏。中国人的餐桌都比较大，他们会聚在一起吃饭，这是饮食文化。别人帮你夹菜，这意味着他们尊重你。”

另一位外国网友也回复，“首先这意味着他们非常尊重你，其次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是主人，必须确保客人的碗总是满的，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获取食物方面有些困难，但只要招待客人，主人就会确保客人先吃到美味的食物，自己后吃。”

还有外国人说道：“因为中国人习惯在一个盘子里吃中国菜，所以他们不会介意别人用筷子把食物放到自己的碗里，这是不同的饮食文化，人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示他们的好客。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用筷子给你碗里夹菜，拒绝他们可能会导致一些敏感的人思考。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不要犹豫表达你的意见，告诉他们真正原因，这不是你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我建议你尽量多吃，这代表主人的饭菜很可口，他们会很喜欢。

也有人提出建议：“首先，看看你的朋友是否正在用公筷为你服务。如果他知道，那么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或者聪明的要一些勺子，但你注意观察他们是否真的用筷子挖来挖去。然后你也可以观察你周围的朋友是不是用牙齿咬着筷子。如果是，当他们准备用筷子把食物放进你碗里时，要迅速地用你的手盖住你的碗，同时说不，然后他就自己吃了。”

乐在其中的外国人说道：“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喜欢你，他们想让你快乐，他们照顾你！如果我是你，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阻止他们把食物放进我的碗里。相反，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享受每一秒，我被当作国王对待。不要担心卫生，它们都是健康的。然而，你更严重的挑战是，当你在中国待一段时间，他们把你当作朋友时，他们可能会强迫你喝大量的高酒精。这才是你应该提问的。”

也有外国人是表示理解：“中国人用筷子把食物放到你的碗里这是好客的，这是爱、尊重、荣誉的表现。中国的父母通常会挑出最美味的食物，然后把它们放在自己喜欢的孩子的碗里。”

外国人的担心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毕竟我们很多人在一个大餐桌上吃饭很少有使用公筷的习惯，用自己吃过的筷子给别人夹菜难免会不卫生。而且如前所言，外国人对自己的私人空间非常在意，吃饭的碗就是绝对的私人空间，一旦被“侵犯”，自然不舒服。其实这不仅是两个国家饮食文化的差异，也是生活态度上的不同。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外国人”大概是外国国籍的华人，他们通常出于卫生考虑而觉得互夹食物等于分享口水。至于真正的文明人，他们不会如此“单纯中国”的，他们还会把这看做是强迫进食和人身侵犯，文明人会直接把野蛮人夹过菜的盘子放在一边，不再进食，因为那是令人作呕的——强迫进食和分享口是一样，都是野蛮人的举动，就像劝酒和灌酒一样。那么，华人为何喜欢分享口水和强迫进食呢？我想这大约是大饥荒时代养成的“美德”，表示相濡以沫的涸辙之鱼的垂死交情吧。

谢选骏：科学迷信是一种更为危险的迷信

《97％美国人中枪！不沾锅铁氟龙污染饮用水致癌？》（元气网 潘怀宗 2018年07月26日）报道：

美国最高公卫行政机关--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ealth & Human Services, HHS)暨有毒物质与疾病登记处(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 ASTDR)今年6月公布了一份有关全氟烷化合物(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毒性概况的草案（Toxicological Profile for Perfluoroalkyls），使得用于不沾锅表面涂层化学物质的毒性问题又再度浮上台面，成为美国媒体健康议题的焦点。
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ene，PTFE)商品名为铁氟龙 (Teflon)，当然是全氟烷化合物。这种材料具有抗酸抗碱、耐高温及抗各种有机溶剂的特点，所以成为不沾锅和水管内层的理想涂料。其他的全氟烷化合物还有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以及全氟辛烷磺酸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 PFOS)，PFOS 具有防油、防水的特性，故亦广泛应用在纺织品、地毯、 鞋材、纸张、影印涂料、消防泡沫、影像材料、航空液压油等制造领域中。PFOA 常用于生产高效能氟聚合物如铁弗龙等之加工助剂。甚至像披萨盒、微波爆玉米花纸袋与速食店汉堡、炸物等各种防油纸袋也都曾发现含有PFOA。
美国2017年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Letters）期刊的一篇研究甚至指出，全美市面上将近三分之一的食品包装中都含有PFAS这种成分，因为PFAS的隔绝性超好，可以有效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
目前，全球对于PFAS之动物实验均已证实，此类化合物会造成肿瘤，提高实验动物罹患肝癌、胰脏癌、肾脏癌、乳癌及睪丸癌的机率，但人类是否如动物一样会致癌，尚须进一步研究。除癌症之外，其他可能的风险还包括体重增加、血中胆固醇浓度提高、甲状腺功能异常、免疫系统功能失调等。怀孕期间，还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导致新生儿体重下降；或者可能会干扰女性荷尔蒙，增加妇女提早进入更年期的风险等等。曾有研究显示，血液中全氟辛酸的含量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呈正相关。另有研究发现，血液中全氟辛酸的含量大于71.9 ng/ml，将会提高42％罹患关节炎的机率。另外，2010年9月，美国西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佛利斯比（Stephanie Frisbee）博士发表在《儿科学及青少年医学期刊》（Archives of 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的研究报告也发现，血液中全氟辛酸含量超过全国平均值的儿童和青少年，其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都比较高。
有鉴于此，美国环保署针对饮用水中PFAS（亦即PFOA加上PFOS）的浓度制定了健康公告数值(health advisory levels)，不得超过70 ng/L。
2011年4月美国西维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公卫学院的莎拉．诺克斯（Sarah S. Knox）教授发表在《临床内分泌学及代谢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的研究指出，妇女若长期暴露在高浓度含有PFAS的家庭用品下，可能会提早进入更年期。
研究共收集25,957位年龄在18~65岁女性的血液样本，这些人曾饮用过在2005~2006年被杜邦工厂污染过含PFAS的饮用水。研究将受试者血中全氟辛酸浓度分为五组，在浓度最高的前20%的女性较最低的高出40%提早进入更年期的机率。
而依据恩主公医院内科部主任林建宇医师等人依据全美食品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 NHANES）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发现血中低剂量的PFAS浓度与成人肝功能异常、血糖代谢、高密度脂蛋白浓度均有相关，此研究2010 年6月也已发表在《美国肠胃病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研究团队收集分析1999~2000年以及2003~2004年间共2,216名18岁以上成年人的血液样本，测试血清全氟辛酸的浓度与肝脏酵素---血清转胺酶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又称为GPT (Glutamic-Pyruvic Transaminase)之间的相关性。当肝脏细胞死亡、发炎或受损时，血清转胺酶会自肝细胞释出至血液中，造成肝指数升高，所以可由血中测得此酵素，临床上常是用来评估肝功能之指标。
研究结论指出，血液中全氟辛酸的浓度增加，肝脏发炎指数升高，且容易引发脂肪组织代谢异常，研究还发现，若是受试者过于肥胖，全氟辛酸对其肝功能的危害将更加显著。
根据美国环保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的说法，在不沾锅、防水衣物和防污地毯中的PFAS，已经污染河川并进入人类饮用水系统。估计全美从纽泽西州到加利福尼亚州已有33个州的饮用水沦陷，受到PFAS的污染。
另外，2015年5月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卫学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路易斯（Ryan C. Lewis）博士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的研究报告指出，根据2011~2012年全美食品营养调查（NHANES）的结果，共有1,887名受试者，结果发现竟有97%的血液样本检测到PFAS，美国人几乎全部都中枪，受到PFAS污染。
联合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及欧盟 (EU) 分别于2002及2006年，将全氟辛烷磺酸、其盐类及全氟辛基磺酰氟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its salts and perfluorooctane sulfonyl fluoride, PFOS) 认定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质」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也就是说除了致癌性外，它们还是一种环境荷尔蒙。2009年5月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 (Stockholm Convention) 会议，正式将PFOS归类为 Annex B (Restriction)－限制其制造与使 用。
此外，欧盟食品安全局 (EFSA)于2008年7月公布PFAS之每日建议耐受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s, TDI)，其中PFOS为 150 ng/kg/d，而PFOA则为 1500 ng/kg/d。
我国食药署过去曾针对民众血液中PFAS进行检测，研究结果显示，民众血液浓度检验结果并无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之情形。若是食入PFAS，其中PFOA及PFOS在人类血清中的半衰期分别为3.8 年及5.4 年，可潜藏在人体内非常久，会缓慢经尿液及胆汁排出体外。PFOA对实验动物具有致癌性，但尚未有研究证实对人体有致癌性，目前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列为2B类可能致癌物质。据此，全世界有识之士，提出以下建议，帮地球人类存活下去：
1. 只购买不含PFAS的产品，例如一般布料的外套、不锈钢锅等，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
2. 美国纽泽西州建议下修饮用水标准，由现在的70 ng/L （=0.00007ppm）调降到13~14 ng/L，逼迫水公司必须外加去除PFAS这种毒性物质的过滤装置。根据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的资料，我国饮用水水质标准目前并未对PFAS订定管制标准，而台北自来水事业处2017年检测北部自来水中PFOA极限值为6.37ppt（=6.37 ng/L），结果为未检出。
3. 为考量国人食安事件，避免厂商违法添加有害化学物质于食品或饲料，依据我国环保署2009年「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将PFOS列管为第一/二类毒性化学物质（见注解），并于2018年3月新增列PFOA为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注）。PFOS及PFOA的管制浓度均为0.01%，等于100ppm（也就是1＊108 ng/L），这数值蛮高的。
4. 美国纽约州禁止厂商使用含PFAS的灭火泡沫，来降低全世界PFAS的使用量，并告上法院，求偿6家生产厂商，赔偿3千9百万美元。台湾相关政府机关则没有任何动作。
5. 美国多州立法机构建议，全面禁止PFAS使用在食品包装的材料上。
6. 在PFAS制造工厂的工人，以及工厂附近住家的居民，显然风险最高，必须加强稽查其环境及饮用水系统，美国杜邦公司已被法院判赔其在维吉尼亚州工厂附近3500居民健康损害金，6亿7千万美元。
7. 美国加州选出的民主党众议员Phil Ting，要求所有含PFAS的产品均需明显标示，给人民知的权利和购买选择的权利，台湾也没有此相关规定。
注:
第一类：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积、浓缩、转化），致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者。
第二类：慢毒性（致肿瘤、生育能力受损、畸胎、遗传因子突变、其他慢性病）。
第三类：急毒性，经暴露将立即危害人体健康或生物生命者。
第四类：疑似毒化物，有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虞者。

谢选骏指出：看来，不仅“宗教迷信”是迷信，“科学迷信”也是迷信——而且，在当今并非宗教统治而是科学统治的时代背景之下，科学迷信是一种比宗教迷信更为普遍的迷信，并且因其普遍而变得更加危险，具有更大的社会杀伤力。

谢选骏：新反右运动的靶子还是光荣革命的先声

《清华教授发最强音：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2018-07-25 转载 许章润）报道：
　　
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

2018-07-23

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

【编者按】本文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新作。许章润教授2005年曾被官方机构中国法学会评为“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现为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以及中国大陆多所高校客座或兼职教授。自2013年以来，许章润教授陆续发表《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重思中国立国之基》《保卫“改革开放”》《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等一系列演讲和文章，批判中国当下政治和社会运行模式在歧路上渐行渐远。本文尤其对2017年冬以来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倒退趋势进行了系统性批判，明确指出要警惕“极权回归”的危险，并提出“个人崇拜”剎车和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诉求，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为数不多直击时弊的声音。端传媒经作者授权，首发全文无删节版本。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盖因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线原则，倒行逆施，而这曾是“文革”后执政党收拾合法性，并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为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全体公民和平共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共识，本不该动摇，千万不能摇撼。四条底线

那么，是哪四项底线原则呢？

第一，维持基本治安，明确国家愿景。

结束连年“运动”，中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範，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尽力实现社会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众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条件，是四十年里现有政体的底线合法性，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亿万国民拥护“改革开放”的原因所在。虽说从治安到公正，自就业而尊严，公共产品的内涵缺一不可，而且时移世易，诉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产品阙如之际好歹有底线保障，对于历经动乱和苦难的百姓而言，总是好事。毕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愿景不过是安宁生活，期期於温饱小康，而以世道安靖为前提。虽说此种治安格局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维稳”路径，反过来滋生出新的问题，暴露出政治统治正当性不足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却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宁唯是，三十多年里，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后，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专心致志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二十年不变，则官民互动之下，几个回合下来，一般国民认为不管谁上谁下，他唱罢你登场，反正发展经济、专心国家建设这一条蔚为基本国策不会改变。有此预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体安排，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谋出此刻这一社会治安格局。换言之，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於国家建设，別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於国家建设，別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产权，容忍国民财富追求。

从废除私有制，声言私产为万恶之源，到有限保护私有产权，容忍亿万人民对于财富增长的追求，并且诉诸立宪，所谓“私产入宪”，释放了发家致富的普遍人慾，给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应。在此情形下，不仅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并以此支撑了科教文卫与国防武备，特別是庞大的党政费用，而且，一般国民亦多获益，生活水準多所提升。此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法制缘由，同时说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获得全民容忍的经济原因。毕竟，动什么，別动大家的钱袋子，是硬道理。其实，此为一切正常人类社会的通则，近世产权理念与人性观念为此特加张本，“改革开放”以“拨乱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实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

几十年里，公民社会不见成长，稍有冒头即遭整治，严重阻滞了国民政治心智发育与公民人格养成。政治社会更是不见踪影，导致中华国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见肘。但是，伦理社会基本恢复，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确乎多所发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早成生活事实。所谓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领域的有限生活权利，着重于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別是对于自家生活方式无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发型服饰无需看官家脸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脚，旅游宴飨婚外恋，小资麻麻，这世道才有烟火气。较诸毛氏极权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铁桶生活，连裤裆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国民暂弃公民身份追求，而满足於市民幸福，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无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体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为柄，实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虽於一案一事得计，可丧失的却是普遍的市民预期，反而得不偿失。至於北京市以整治市容为据，而将好端端便民商铺酒肆一律封拆，彰显的是“光荣政治”对于市民社会的为所欲为，一种权力的美学恶趣。——就是香港、伦敦与巴黎，超大规模国际大都会，不还都容忍并规划街市交易嘛。至於市场经济之下，笑贫不笑娼与娱/愚乐至死，忸怩作态、无德无识无耻却大富大贵，亦为普通众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逻辑，讲述了一个不得不为了市民常态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价的现代喜剧与后现代闹剧。

第四，实行政治任期制。

三十多年里，究其实质，虽说社会多元与政治容忍度明显增长，但整个政治体制未见任何具有实质进步意义的变革，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陈腐而残忍的敌我斗争与专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贪婪丑态。但因立宪规定了包括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在内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权入宪”，并经2003年以还的十年任期后实现党内和平禅让，终于兑现了最多连任两届、最长十年这一宪法规定，纸上的宪法规定至此似乎积习而为“宪法惯例”，好像立法与实践均双双尘埃落地，这便总算给予国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政治。不妨说，三十多年里嚷嚷政体改革而政体岿然不动，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来，不管你如何，不过就是十年的事。诸位，百姓无辜，小民蝼蚁，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分散如沙，为养家餬口而劳生息死，根本无力抵抗任何组织化强权。此刻终于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觉也还算是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约，这便随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油米柴盐也。

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準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在提供治安这一基本公共产品层面，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準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特別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更加强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此危机似乎还有所警醒，而近年来对此严重缺乏敏感，却自信膨胀，类如“扶贫运动”和“打黑运动”这种準运动式政经操作方式再度登场，令国家愿景的确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对于私有产权的有限保护与一般国民发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满足，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提升了亿万国民的生活水準，但却终于遭遇所谓“国进民退”与实际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公权力肆意剥夺私有产权恶性案件的证伪，倒逼出“私权神圣”这一国民诉求，而背后的逻辑不过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一公民认知。本来，“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为古今政治的基本内涵，今日於此必得过关而后安。而最为世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这才引发出下列全面恐慌。

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

八种担忧

在此，总括而言，大家的担忧与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产权恐惧。

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法定的产权关系还能获得立法所宣谕的保障吗？会不会因为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包括村委会主任）就企业破产、家破人亡？凡此种种，最近几年间，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缺乏确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冲击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规模富人移民现象作为应对之道。一般中产阶级中下层，温饱有余，但却同样为生老病死进程中随时可能降临的任何意外而担惊受怕，尤其害怕通胀通缩钱不值钱。当然，富人移民的原因复杂，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也不乏洗钱赶紧溜的，更有权贵携款逍遥法外的，但普遍缺乏产权安全感则为通例。官商一体权贵的巧取豪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赢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体。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间传说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时不时演奏个“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之过门，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嚣，更且加剧了此种不安全感。恐慌之际，高峰居然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两位年轻天才的轻狂之作，其予全体国民的负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真切解释。

第二，再次凸显政治掛帅，拋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

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导致出版业遭受重挫，舆论界钳口日甚，中国与外部世界勾连之阻力加剧。甚至出现了鼓励小朋友举报告发父母这类官方宣传品，违忤基本伦理，既反传统又违现代，活脱脱一副极权政治嘴脸，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经的野蛮“文革”岁月，实在匪夷所思。影响所及，大学教师连连因言获罪，因为担忧党政宣传口子找麻烦与课堂上学生特务告密，而战战兢兢。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僚基於政治担忧普遍不作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有赖於地方官员基於政绩观而认真干活的发展观。那边厢，“重庆模式”那帮余孽与高校中曾经的“三种人”联袂一体，今日摇身一变，滚雪球，构成“新极左”，喊打喊杀。

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

本来，一般国民对于“政治运动”之苦记忆犹新，新生代汲汲於市民生活，已然习惯於常态经济社会与市民生活，对于人为的“政治掛帅”与毫无逻辑的极权泛政治化倾向，了无兴趣，也不关心，硬逼他们，只能徒增反感。实际上，几十年来，上下一心，这个政治体制还能获得国民容忍，就在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不再天天运动式“讲政治”，停止或者减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会上演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这类荒唐闹剧。终究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转向以宪政建设为中心，而於政经两面次第推进建设现代国族，为现代中国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却依然应该是固守前者，再谋他图，岂能背道而驰。

第三，又搞阶级斗争。

前几年官媒与官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屡提阶级斗争，早已让大家一阵恐慌。这几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怀疑会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阶级斗争那一套。犹有甚者，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別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将全体公教人员悉数划入，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於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而再度引发重回过往阶级斗争岁月的阵阵恐慌。因而，对于“斗，斗，斗”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国民记忆，及其是否重回华夏大地的普遍担忧，使得政治疏离感日增，和合与祥和气氛日减。本来，“私产入宪”与“人权入宪”，伴随着两任到顶这一党内禅让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个常态国家渐行渐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用“斗”字诀，可这几年的做法却仿佛与此背道而驰，大家自然心惊胆战。

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別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於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

第四，再度关门锁国。

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却与朝鲜这类恶政打得火热。中国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进步，循沿的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固有逻辑，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在中国落地后之发育成长，并非外力所能主导。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是在重启“改革开放”而与西方世界关系改善之后，以进步主义为导向，以“与世界接轨”为目标，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场经济快车实现的。没有“开放倒逼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与朝鲜、委内瑞拉这类失败国家、极权国家打得火热，违背民意，忤逆历史潮流，实在不智。虽说民间调侃，鉴於中国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于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担心两国交恶，但明暗之间一闪失，倒霉的是这个据说全民所有的国族，而必然落在每个具体的百姓人头，摇撼的是他们的口粮与衣衫。在此，究其缘由，就在于以政党理性代替国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国家理性压制公民理性，不思进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后于时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对外援助过量，导致国民勒紧裤腰带。

据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国，动不动“大手笔”划拉几十亿几百亿。此就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不少地方还处在前现代，实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扩张性“光荣政治”逻辑作祟，蔚为主因，而公子哥心态与做派亦且难辞其咎。现有的国家财富，包括那三万亿外储在内，是四十年里几代人血汗累积的，更是远自洋务运动以还数代中国人奋斗的善果，怎能随便乱花。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终有结束之时，则如此慷慨，类如当年无原则“支援亚非拉”，导致亿万国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甚至於饿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官媒以“共克时艰”号令，傥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刻遭遇百姓无情嘲讽，“去你妈的，都哪儿对哪儿呀”，正说明人心所向，早已非当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识分子政策左转与施行思想改造。

虽然早就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他们当外人，甚至当敌人，已成国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达。教育部一再声言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教育，网传必须重点防范海归教师，以及高校中的极少数文革遗左纷纷如打鸡血般跳将出来喊打喊杀等等，都令人担忧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临，特別是伴随着政策左转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运动，乃至於不排除更为严重的态势。“妄议”大棒挥舞，人人噤若寒蝉，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而无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则探索未知、学术精进与思想创发云乎哉。本来，历经这四十年的积累奋斗，再好好干一、两代人，中华文明有望迎来一个思想学术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种钳口政策再延续下去，甚至日益趋紧，则此种可能性无望变成现实性，中华国族终究只是精神侏儒与文明小国。

第七，陷入重度军备竞赛与爆发战争，包括新冷战。

短短十年间，整个东亚其实已然陷入军备竞赛，但所幸爆发战争的概率依旧尚处可控层面。问题是，不能由此打断中国的常规发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后水落石出的伟大现代转型。两年来，在“阻止中国陷入全面内战”与“保卫改革开放”两文中，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於“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此刻随着内政紧绷与外贸纠纷日甚，经济下滑可能性加剧，则其进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范其不至被迫走向战争状态，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绝非杞人忧天。坊间舆议提醒中美贸易争端不应再引向意识形态之争，更不要进行政治模式之争，亦为同此忧虑而发，还算靠谱。

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於“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

第八，改革开放终止与极权政治全面回归。

虽说“改革”一词已然多少污名化，毕竟，恶政亦且假尔之名而行之，但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置身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临门一脚的现状，较诸爆炸性革命与极左式的倒退，改革依旧是最为稳妥的路径。改革空转，抑或不进则退，早已非只近几年的事了，实已延绵一届任期。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说是极权回归，就在于胡温任期，仿佛出现极权向威权过渡趋势，故而称为“后极权时代全能型威权政制”。但这两年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引发“极权政治全面回归”的恐慌。中国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抗战爆发，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的现代事业因而被迫延宕。今日这一波延绵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转型已到收尾时段，有待临门一脚，切切不能再因战祸而中断。倘若中断，下次历史机遇何时再来，恐伊于胡底矣。

八项期待

当此之际，针对上述担忧与恐慌，从内政着眼，无涉经贸（包括大幅度减税），也不上纲上线到民主法治层面，仅就下列八项而言，具体而有形，允为时务。

第一，杜绝援外撒钱“大手笔”。

非必要的无谓援外大撒把，砸钱，最令一般民众反感寒心。中国尚处发展爬坡时段，无论基础设施还是民生福利，均难题如山，任重道远。且不说养老、就业与教育，但就乡村凋敝而言，就压力山大，而需公权力多所措意。否则，半个中国仍处前现代，等于现代中国只是个半拉子工程，谈何文明覆兴。近日中阿论坛期间宣布拨银两百亿美金，设立所谓阿拉伯国家“重建专项计划”，并且“探讨实施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力建设”。可我们知道，海湾国家个个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亿未曾脱贫国民的中国在此充当冤大头，让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肠何在，还把自家国民当人待吗？——纵便此间涉及“战略布局”，但难免搅入既有大国博弈，而导致战线过长，亦嫌稍早。而且，凡此支出，完全无视既有预决算体制，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库司库宪法职权撇在一旁，在实质性瘫痪既有官僚科层建制化之际，等于向宪制与法制开战。

第二，杜绝主场外交中的铺张浪费。

开个平常的会，就使劲折腾，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其实既无里子也无面子。此为“光荣政治”，而非“实利政治”，更非“实力政治”，亦非什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非徒谋虚荣者不为。照此思路，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峨冠博带，岂非天天戒严不可；全球性组织最多的日内瓦和巴黎，衣香鬓影，还不夜夜都要放烟火？就国家自助体而言，概需以实力立世，而旨在谋取实利，同时不废道义心肠。两项既存，三者并立，沾溉国民，荣光不求自来。无此维度，汲汲於光荣政治那一套，当事者出头露面好像挺风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头，实则招人鄙夷，也会激发民愤。连举世嫌弃的隔壁独夫胖墩来，居然大阵仗迎送，那文图俱在、传闻中酒席宴上128万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说实在的，一下子令亿万国民离心离德。——还中国梦呢，做梦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

国朝体制，高干生养病死全赖国库，而享受超国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医疗标準与度假休养诸项，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闻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说明见不得人。此种体制，承继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养传统，既违忤曾经自诩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现代公民立国原则。若说什么“封建残余”，此为典型。国民痛恨不已，可毫无办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这边厢普通人民住院难，那边厢高干病房巍哉峨兮，隔离於一般病区，让多少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每一丝仇恨都可能在某个时刻于心田中成长为惊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制度。

七十多年里，其实早从延安时期就已开始，无论是在国民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还是此刻亿万百姓为婴儿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胆之际，特供制度供养着这个号称人民政权的高层权贵，提供着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像的诸种特权，除开几个极权政体之外，举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谓豪奢之至，而无耻之尤。社会恒有差等，贤愚贫富实为自然，但那是结果，而非抹煞起点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国库供养少数权贵。此制一日不除，“第34号”依旧，中国食品安全就一日没有保障，两方同样无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

有关于此，民间早已呼吁多年，居然毫无动静，说明其间猫腻最大，最见不得人。现有官员升迁程序中对于子女玉帛的说明，只限内部掌握，存见於干部档案，而一般国民无从知晓，遂使一切迷雾重重。而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技术手段，早已成熟，正为施行此制，并经由全国联网，用十四亿双眼睛施行有效监督，铺垫好一切基础。反腐而腐败不止，就在于搞成了内部的事，而非基於政治公开原则的法制作业，缺的就是阳光法案这一环。你们若非心虚，那就施行此制，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吧！你们要是正心诚意，那就加入大多数国家均在其中的国际反洗钱组织“艾格蒙联盟”（Egmont Group）吧！何必云山雾罩，将亿万国民当二百五。

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別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

第六，“个人崇拜”亟需赶紧剎车。

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想到神州大地再度兴起领袖个人崇拜。党媒造神无以复加，俨然一副前现代极权国家的景象。而领袖像重现神州，高高掛起，仿佛神灵，平添诡异。再者，官员讲话，本为秘书手笔，不过等因奉此，居然汇编刊行，精装亮相，全球免费赠送，徒耗纸张，令人喷饭。此间不仅需要反思为何当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检讨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论家”“研究者”，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却不乏舔痈吸疽之徒。而亿万人犹如虚无，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几个马屁精大员，正说明所谓启蒙是一个未竟事业，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临而砥砺前行。而且，它更加说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世俗理性的常态国家境界，而有待接续奋斗矣。

第七，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

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此间作业，等于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翩而顿生恐惧。因此，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別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宪法》既立，无论是何种质量的宪法，本不宜改来改去，无奈这是大转型时段过渡政体下的一部临时宪法，只好频繁修订。但愿转型落地之前，这是最后一次修宪。

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

第八，平反“六四”。

今明两年，适值“改开”四十周年、“五四”百年与“六四”三十周年，一连串所谓敏感节点纷沓。而中美贸易战的后果，亦将延时第次显现，增加了所谓的不确定性。在此，既有的“维稳”思路是“以治安对付政治”，叠加上“用政制钳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应政治”这一常态政治之道。当年给“四五”平反，从此每年四月五号不再成为敏感节点，就在于“以政治迎应政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於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不仅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而且，从此每年六月四号无需再如临大敌，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扫清障碍，既裨益于民心舒畅，更有助於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诸项，均为现代政治的一般常识，也是刻下国人的普遍诉求。此番“冒着杀头的危险说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于举世滔滔，若无此说法，就无此立法，从而吾侪百姓没个活法，其奈也何，呜呼哀哉！

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於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

过渡时段

两年多来的世界进入政治调整小周期，无需惊恐，远未到分晓时分，更须也唯有稳健推行内政改革，健全国族身心，方能应对过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这艘世界大船持续扬帆於和平与发展的常态政治航道。冲突与战争是人类这个残忍物种的常态，但是身处历史机遇关头而推延或者避免其发生，则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对于肉食者政治智慧与德性的大考，而人类恰恰就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为世间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纵便事态已如今日，也还未能根本偏转“和平与发展”这一大势。而这就是历史机遇，就是所谓的“机遇期”，唯智者方能攫获，而不至於东怼西怼，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也。

至於太平洋沿岸东西两大国均不期然间先后步入“老红卫兵执政”状态，是而且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现象，实为每临历史危机关头就会出现的那种一再上演的乱象之再现而已。就此岸言，其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於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昧於时势大道，却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虚骄之下，允为干才而用力过猛却用错了方向，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岂止折腾，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实为一群依旧生活在列强时代与冷战政治中的老不死幽灵登台，虽不乏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与文明变局的现实判断，却同样缺乏历史感，短视而贪婪，根本开出了误诊处方，反将早年裙带资本权贵的重商主义国策与基於唯我独尊、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式傲慢偏见与粗鄙蛮横，赤裸裸的讹诈，尽兴抖露无遗，展示了一个文明衰败的疲惫帝国狗急跳墙式的晚期症状。而自大爱国狂适成祸国害人精，所谓爱国贼，中外古今，史不鲜见。同时，它还说明，如同“坏人变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体系的产物，此后无所用心，了无自省，便难以挣脱羁绊。以旧知识应对新事物，却又自信爆棚，遂刚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过是“发霉的旧货”。

此时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舆议心态与脉络来看，基於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觉已然充沛发育，更不缺昂扬正大的道义立场，但少见基於国家理性意识的文明自觉，特別是未能梳理清楚适用于“国家间政治”的国家理性与适用于“国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际，而混战一团，指东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红卫兵来，将自己降格到铁锈州红脖子们的水準，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谓“土样土尿泡”。同时，也是政体感召不足，导致认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国民身份与公民认同两相悖逆之怪象。毕竟，“大清”与“中华”，虽纠结缠绕，还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让大家“共克时艰”来“保江山”，这不扯淡吗！有舆议感慨，一些人说话办事，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而处处倒为对方设计着想，实在是怪而不怪，正为向心力凝聚力这一软实力不足国族常见的景象矣。再者，撇开究竟何为“中国人”等等认知争议，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两边各说各话，越是昂扬正大，越可能将话谈死，而无转圜余地。凡此再度说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识精英的心智作育为先导，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众口喧哗却又紧扣人生与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于一尊的愚妄与傲慢，要求当局不要再钳口日甚，而把言论自由还给读书人——毕竟，“子产不毁乡校”——从而，在几代人的接续用功磨砺中，涵养保育中华文明思想母机，护卫其功用，强化其势能，这才有望清醒观势，冷静应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来看，当局一再重申绝不会因为贸易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动摇在开放交往中发展经济的既有路线，并决心协力捍卫多边体制。与此表态相呼应，并有相应开放措施出台，仿佛尚有定力。其於证明“开放倒逼改革”这一中国式发展路径依赖的同时，却又似乎未见任何实质性内政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则不免令人失望，而对其诚意和实效，采取游移观望态度。故而，上述八项，允为时务，先做起来再说。

都说你能干肯干，这八项你只要干一件，我们就欢喜。你要是干三、四件，我们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干了，则普天同庆。

年初高官曾经宣示今年还要陆续放大招，以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时间过半，宁信其有，且翘首以待矣。

最后，顺说一句，陕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户人家，常驻百十来口，居然在上海设立联络处和农副产品展示馆，一望可知非淳朴乡民所能为，毋宁，官商勾结的媚上双簧，於各怀襟抱中各逞其图。还有，最高检开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层峰邀约与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梁家河村支书共同揭牌，同属太监姿态，希图借此创造勾兑机会，拍马屁不要脸。至於陕西省社科联的招标项目“梁家河大学问”，以及近年来各类所谓社科项目之造神运动与领袖崇拜，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丟人现眼，更不论矣！凡此种种，太作了，太过分了，而过犹不及，只会把我们带回那个人人觳觫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谈的深入浅出，面面俱到，但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质——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形成“国家”，依然是一块“革命根据地”。因为中国大陆近来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其实是入于情理之中的——那就是“中国革命尚未结束，中国国家尚未成形”。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一切“政治现代化”显然都是梦遗，因为现在的中国大陆不要说“政治现代化”，就是连“政治古代化”也做不到，显然大大落后于“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尚未结束百年革命的噩梦。中国需要采取实际行动结束革命，而不是空喊几声告别革命——革命是无法叩头告别的，只能用“光荣革命”的方式予以终结。否则的话，上文作者的口惠，只能招致“新的反右运动的靶子”这一实际。这也许就是法学教授的职业局限吧。因为说到底，“改革开放”本来就是先富集团的骗局，从来就没有真正开始过；同样，极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何须回归？中国现在就需要一场结束革命的光荣革命，否则，就不要怪极权政治凶残无情地把你当做新的反右运动的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