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Meetoo”运动碰撞政治壁垒

《资深记者自曝 曾和100个姑娘发生关系》（2018-07-25 多维）报道：　　

从7月23日起，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就开始分裂成两大群体，一群人对“疫苗之王”继续穷追猛打，而另一群人调转枪头，把目光投向了公益圈。那一天凌晨，一位23岁姑娘在网上叙述自己3年前被性侵的经历，性侵者是一位公益人士——雷闯。由这件事引发的一些波澜，让那些对疫苗事件“无感”的人们再也找不到沉默的理由。

根据涉事女子的描述，这像是一次有预谋的性侵活动。而雷闯事后也承认错误并表示愿意接受全部惩罚。但在第二次向媒体公布的“相关情况”里，雷闯认为自己和涉事女子是“恋人”，两人的关系是以“恋人”身份展开的——这是雷闯单方的判断，但从女方的叙述看，显然不是这样。

雷闯涉嫌强奸的举报还在争议之中，与此同时，又一起发生在中国公益圈的性丑闻被曝光：民间公益组织“自然大学”创办人、环保卫士冯永锋被曝性骚扰。冯永峰随后在声明中承认有侵犯行为，却强调那是自己酒后乱性犯下的错误。

反性侵风潮终于刮到了中国，那些被曝光的案件会否不了了之还有待观察？

公益圈 人治还是法治

显然，一个两个或更多性侵犯都不能摧毁一个有足够自省、自净能力的公益圈，但是这两起同时被曝出的性丑闻证明了中国公益界是一个清流与浑浊并存的“圈子”。

有评论认为，近些年，中国公益行业内部已形成不同的“势力范围”，公益“山头化”明显。在公益与社会筹款的连接位置，常有丑闻曝光，但公益界内部的自我反省能力、自我更新的程度都不如人意。发生性侵事件，雷闯和冯永锋显然起到了恶劣影响，也给原本脆弱的中国民间公益生态带来重创，撕裂公众和公益原本就弥合得不牢固的信任关系。

有专家指出，声誉是一个公益组织的“灵魂”，个体声誉与集体声誉的相互关系以及声誉与法律机制的互动都影响公益组织制度的策略选择。因此，如何提供激励和约束引导个体发挥正效应是制度选择的应有之义；声誉机制的有效性需要制度基础，法律制度提供强制力的制度框架，直接影响声誉机制的实际效果。“因此法律制度的结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中国现有的两部与公益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慈善法》和《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都直接把监管目标指向“钱”，即财务公开化，但对人依然强调”自律“和行业“自洁”。虽然上述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加快调研论证，适时启动社会组织法的研究起草工作”。但时至今日，有关如何制约”公益人“权力的法律并未问世。

“很多情况下，一个公益组织都是负责人‘一言堂’，如果碰上一个不负责任、私心较重的负责人，机构名声有可能会毁于一旦。这种伤害几乎是不可弥补的。而负责人还可以去另外一家机构再去应聘，换个地方，重头来过”。北京一位公益机构的从业人员这样表示。而公益机构在招聘过程中，并没有财力像商业机构那样聘用专业背景调查公司，对一位高管或负责人进行详尽背景调查。所谓的“个人信誉”仅可靠口口相传，根本无法将风险进行前置控制。

有媒体已经呼吁公益圈的主流认知能站在公平公正一边，用道义切割性侵者，但显然，靠行业自我反省和更新显然是不够的，治理公益圈的种种乱象还需法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是当务之急。

一些公益从业者竟对受害者进行了无底线的荡妇羞辱，言行让人失望！

对于性犯罪 既要防范于未然更要严惩不贷

随着越来越多的性侵事件被揭露，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Meetoo”运动的漩涡里：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南风窗》公益年度人物袁天鹏被曝涉嫌性侵女学员；网剧《套路》女导演林淑贞发声明指出自己在海口拍摄期间曾遭海航受训飞机师白某性侵；南京大学支教社团中多名女队员被当地游民骚扰；资深媒体人章文被多位女性和女作家指控涉嫌强奸和性骚扰……等等。

人们终于意识到，性侵害事件可能远比想象中更普遍，当中的细节也让人细思极恐——比如在曝光媒体人章文的爆料文里，他宣称自己曾和100位女生发生过关系，这位曾在2012年被某媒体誉为“年度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深记者到底有何“神通”还有待调查。

而就在部分受害者鼓起勇气说出一切时，我们也看到，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仍然在压制着受害女性，使得她们被羞耻感压得喘不过起来。而可能的解决之道，与其说寄希望于个体的私德不如说是结构与制度的保障。

有评论认为，预防性骚扰发生的关键，是加强机构管理。这不是说个人行为因素不存在，而是说，严格管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有效阻止潜在的骚扰者。

被认为是性骚扰案高发区的高校，用制度来防范性骚扰，也应有可操作性。当务之急是对教师的权力有所制约，应该出台场景化、可操作的教师行为准则，以保护学生权利。一些操作细节应被规定下来，例如容许教师与异性学生关门独处在任何密闭空间里，一经发现，不论有无后果，都应视为不端行为；如果教师与异性学生独处而被举报性骚扰性侵，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不能自证清白就视为指控成立。

然而，制度设计再完美，也不可能毫无漏洞，更遑论复杂的人性。所以，对犯罪者严惩不贷应该是的全民的共识。美国的“梅根法”要求各州司法机关登记并公布性侵案犯资料。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通过司法部的网站，轻松查询到自己居住的区域登记有哪些有性侵案底的危险分子，包括他们姓名、照片、住址和所犯罪行等详细资料。

当时，本以为有人会以“人权”为由反对梅根法，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多数的批评只是认为某些具体的条款严格到难以执行。大多数美国家庭其实并不关心妇女和未成年人的人权与性罪犯的人权孰轻孰重，关心的是妻女的安全。他们会说：如果你不想让你的照片出现在搜索结果中，很简单，别作案就行。对家有妻女的人来说，梅根法至少让他们在充满陌生人的社会里，多一个被证明在熟人社会有效的保护家人的方法。

在过去的半年里，中国社会曝出诸多性侵和性骚扰案，这些案件能激起民众的义愤，但一时的义愤总会烟消云散，催生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免受强奸犯、性侵犯的侵害的制度才是关键。

法治何解？任何权利和自由都是有边界的，法治就是适当的划定边界。

美国自去年蔓延至今的反性骚扰运动，以个案和公共教育弥补了反性骚扰法律制度的不力，而又正在相当实用地促进制度的改良。而现在，一场洗礼也正要开始，所有为之出代价的女性，仍在等待被偿还。

谢选骏指出：“#Meetoo”运动可以在美国展开，却无法在亚洲“民主国家”展开。为什么？因为遇到政治壁垒。我早就说了，亚洲的民主国家都是美军占领的结果，必会随着美军的撤出而消失——何况是像中国大陆这样连装装样子都懒得为之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Meetoo”运动碰撞政治壁垒，所以只能在演艺界、新闻界、教育界里面展开，而无法触及党政军商界——因为在一个“政权决定一切”的“国家”（或曰“匪区”/“革命根据地”）里，谁敢触动政治壁垒！

《央视主持人朱军被爆猥亵女实习生 女方报警无果》（2018年7月26日 转载新浪）报道：

朱军被爆性骚扰女实习生，当事人称曾报警被拒绝了事。

中国疫苗问题尚未解决，又曝出公益圈延伸至公知圈的性侵丑闻。继资深媒体人章文被爆性侵后，网上掀起了一个METOO活动热潮，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藉此唤起社会关注。

7月26号，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被网友爆料曾猥亵女实习生。该网友贴出的长文中，女生自曝当时朱军在化妆室隔着衣服猥亵她，幸亏阎维文进来了才中断。随后，女生报警，但是此事还是不了了之。随后陈砺志、王志安、罗昌平纷纷转发了此消息。
长微博文字：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这几年最让我震撼的一本小说，林奕含有满溢的才华，《初恋乐园》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全是一个伟大文学创作者的雏形。按照惯常的编剧思维，这本书的出版，将是一个热血故事的开启：舆论震惊社会、罪人受到惩罚、林奕含则一举成名，就此收获世俗意义上的幸福。
然而至今我尚不能接受的是，这本书不是故事的开始，而是收哨——林奕含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幸福与之后可能创造出的文学作品，本是理所当然的存在，但一切就此停止，再无反转的可能。
这件事的走向太不符合惩恶扬善的故事主题与欲扬先抑的创作手法了，然而这二者经过其他文学与影视作品的渲染，已经成为大众的信仰，一旦被打破，人们宁可让自己变得钝感，也不愿去细想“好人没好报”这背后的某种必然性。
我也曾经变的钝感，但从去年开始，女性平权运动一直如星星之火，虽微弱却给人指引。直到今晚看到很很多女生站出来陈述自己的遭遇，我觉得确实应该做个记录，告诉大家，虽然很多人因为幸运，并不曾遇到，但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
大三，电视编导课老师分配我去她作为制片人的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这个节目组以主持人朱军为核心，他权利巨大、享受众人讨好，组里有个惯例，每次节目录制前，实习生会去他的化妆室送水果饮料并陪聊打发时间。我个人对电视台丝毫无兴趣，加上性格懒散，工作态度很傲慢，从不参与节目组的这类行径，和朱军毫无交流。
导创作业是拍摄实习纪录片，那位老师明确提出，采访工作人员是重要环节。在一期节目录制前，一位关系很好的实习生说朱军在化妆室，让我一起去送水果，我知道这是节目组惯例，又觉得实习即将结束，纪录片素材还寥寥无几，或许可以采访朱军，就跟着去了化妆室。
没多久，另一位实习生有事先离开，剩下我单独陪着朱军，央视旧楼的化妆室在演播室外围，紧靠走廊，观众和工作人员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当时是大白天，化妆室门也只是虚掩，因此我毫无戒备，正准备套话采访，朱军开始提到自己的各种权力，包括“让你留在电视台”，在我毫无附和的情况下，他越说越兴奋，隔着衣服开始试图猥亵，丝毫不顾及我的推阻。幸运的是，事情发生得很快，我还没来得及大喊大叫，那一期的嘉宾阎维文进来了，我得以离开。
离开化妆室后，我整个人脑子，但在和最亲近的一位老师（不是那位编导课老师）通过电话后，我意识到朱军如此猖狂，必然是惯犯，于是选择了报警。
这之后是一整晚的笔录、取证环节，警察带着我从央视提走了走廊监视器录像，发现我在离开化妆室后存在可以作为证据的下意识动作，同时还在我的衣服、头发上提取了指纹，并进行了抽血（不知道为什么）。
那晚，室友与那位老师一直陪着我，负责我案子的是一位挺年轻的警察，非常和善，开车将我和老师室友送回学校。
我回宿舍睡了一觉，第二天被编导课老师找到，她在确认我不曾受到实质性伤害后，立刻当面和台里领导打电话报告小姑娘没事，同时展开大段苦口婆心的劝说，让我不要坚持报警，因为这件事影响巨大，已经对她的事业产生毁灭性打击。
再次来到派出所时，那位年轻警察告诉我，这个案子已经不由他负责。之后接待我的是两位中年警察，级别似乎很高，谈话内容则完全变成对我的“规劝”，对方要我考虑到朱军作为春晚主持人、cctv作为央视，对社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力”，不应打破公众对二者的印象；同时还告诉我，他们已经连夜派同事去武汉向我父母通知此事，我父母都是公职人员，为了他们考虑，我也不应该将此事曝光发酵。
总之，我后来在派出所唯一能得到的就是警告与规劝。由于心情抑郁，也不愿让父母为我心急如焚，我对“立案”与惩罚朱军的诉求逐渐变的非常消极，甚至不愿意再和警方有任何接触。确定我不会曝光此事后，警方再也没有通知我任何调查进展，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在程序上是否立案。很久之后，我在微博上看到朱军在国外为妻子补办了一场婚礼，或许是这件事的唯一余波。
从此，我对说出“朱军对这个社会有很大正能量”、“你是一个女孩子，这件事被别人知道、被媒体利用，最后会伤害到你”’、“你父母都是党员，这件事闹大对他们工作也很不利”的公权力机构彻底失去了信任感。
坦然的说，这件事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一年前，一位知悉这段往事的朋友在朋友圈表示我对性骚扰事件的一贯态度过于偏激，他的话倒是给了我震撼，直到打下这些字的同时，我都在反复反省：我是否太小题大做？我是否太常提起性骚扰相关话题？我是否试图利用受害者的身份，在潜意识中为自己搏取并不必要的同情？
一直到去年，许豪杰一事沸沸扬扬时，我与一些豆瓣网友发现色情交易链，向朝阳区派出所举报有人贩卖恋童癖视频，并向警方提供了视频证据、对方的各种联系方式。报案之后，我每次询问警察情况，获得的答复都是案件毫无进展，而交易网也未曾受到影响。我隐约意识到，这件事和几年前那次报案一样，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我删除了一切和此事有关的联系，开始强迫自己不再关注。
我发现，当意识到自己并不能改变社会环境时，人们会开始强迫自己切断与外界的共振，让自己变的钝感、漠不关心。

谢选骏指出：你看看你看看，中央电视台虽然仍属演艺圈，但由于成了“高官的后宫”、党政军商的玩物，所以就可以逃避肃清惩罚了。不仅朱军如此特权，赵忠祥之流更始畅行无阻，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