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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4日星期五

谢选骏:江浙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是因为道德高尚吗



网文《土墩墓》报道:

土墩墓的建筑特点,不挖墓穴,只在平地堆土起坟埋葬。随葬品多为印纹陶器、原始瓷器和带地方特征的青铜器。研究者多认为是吴越文化的葬俗。

建筑特色
良渚文化有60%左右的遗址属所谓的“土墩遗址”,这种土墩系人工堆造而成,一般高约六米,也有少数高度在两米左右。许多土墩上发现有由祭坛和墓葬组合而成的所谓祭坛墓地,由以早期的赵陵山、张陵山,中期的瑶山和反山,晚期的寺墩和福泉山最为典型。

历史
浙江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的反山遗址,是一座高约5米,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的人工堆筑的土墩,墩上发掘清理了7座良渚文化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发现的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居民,在当地崧泽文化遗址和墓地的高地上面,专为建造墓地而堆筑起土墩,其上共发现10座墓,在早期文化层内发现3座平地堆土掩埋的墓葬,可能是菘泽文化葬俗的遗风。其余7座墓均发现于晚期人工堆筑土墩之上.由此推测,堆土墓和土墩墓在长江下游一带先后出现,他们之间可能有承袭、演变关系。

《汉代土墩墓的南北差异与族属的推测》(2015-05-08 中国文物信息网)报道:

土墩墓一般是指商周时期江南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主要分布于苏南、皖南和浙江、上海等长江下游一带。“土墩墓”在上世纪50年代即有发现,70年代以来,随着资料的增多,1978年由邹厚本先生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由于这类墓葬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因此一般“土墩墓”指代的就是“商周土墩墓”。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长江下游,甚至湖南、山东等地发现了一大批时间在汉代,甚至延续到魏晋时期的土墩墓遗迹。

最早的是1986年湖州杨家埠汉墓的发掘,首次采取了以墩为单位的发掘方式,对每一个土墩划分地层,分清每座土墩内墓葬的开口层位。

这类墓葬均埋葬在人工堆筑的土墩之内,土墩有些是沿用商周时期的土墩墓,有些是汉代人工堆筑而成的。之后在土墩上开挖墓穴,墓葬形制包括土坑竖穴墓、砖椁墓和砖室墓等,不见商周时期平地堆土掩埋的埋葬形式,以一墩多墓为主,随着时代的推移,土墩堆积越厚,墓葬数量越多,土墩的体量也越大。

目前土墩墓主要集中发现在环太湖流域,此外湖南常德、安徽广德和胶东地区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汉代土墩墓。不同地区的土墩墓之间存在差异,随葬品方面普遍具有当地特色,例如浙江湖州杨家埠汉代土墩墓群的随葬品与山东曲海汉墓群的随葬品在器形上有明显的差别。

山东日照曲海M106是属于西汉中期的墓葬,采用了南方地区土墩墓的葬式,将墓葬营建在大型人工堆筑的土台之上,是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从随葬品可以看出与南方地区汉代土墩墓的区别,墓中不见长江下游地区流行的高温釉陶而是多漆衣陶和漆器,缺少南方土墩墓中流行的瓿、罍、罐等具有越族特征的器物,同时陶壶均为长颈内束的造型,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位于二号土墩的M218、M222均为土坑竖穴木椁墓,年代为西汉中期,椁室分厢,棺呈长方匣形,与长兴七女墩的船形葬具区别明显。随葬品以陶器和漆木器为主,陶器包括数量最多的灰陶以及硬陶、漆衣陶等,不见高温釉陶,壶的造型也不同于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壶,墓内不见越文化因素。西汉晚期的M217发现了施釉硬陶壶,在口沿及肩部施一层黄釉,与南方壶的造型不同。在东汉时期的墓葬M206、M203内,发现了施釉硬陶,出土南方地区造型相同的盘口壶。

从山东日照曲海汉墓出土的随葬品可以发现,山东地区汉代土墩墓的墓主人仅仅是接受了南方地区的土墩墓葬式,在葬具的选择和随葬品方面更多的是受到楚文化因素和当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非越文化因素。有学者曾经研究过南方类型的陶瓷器(鼎、盒、壶、瓿、罍、罐)在北方汉墓的出土情况,由此分析南北间物质文化的交流,其基本情况就是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多,特别是武帝统一南方后到东汉初期,这种趋势在海曲汉墓中也有反映。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山东地区没有发现烧造高温釉陶和硬陶的汉代窑址,这说明曲海汉墓出现越式陶器的原因在于渐进式的文化交流,西汉时期采用土墩墓的做法可能是受到早期吴国土墩墓的影响,之后随着越式器物在北方地区的流行而逐渐被接受,即山东地区汉代土墩墓随葬越式陶器的时间是在采用土墩墓葬法之后。

山东沂南县宋家哨汉代墓地发现5座埋葬于同一封土之下的竖穴墓,分南北两排,北边3座,南边2座,并穴合葬、一棺一椁,椁外填塞青膏泥,椁室分厢,随葬品多放在边厢和脚厢,随葬的陶器有罐、壶、钫、盘、樽、鼎、耳杯、碗、盒、豆、釜、匜、熏炉、甑、灶、井等。从陶器种类看,并没有发现南方流行的瓿、罍和弦纹罐等器物,这种采用土墩墓的做法却不见越式器物的情况与海曲汉墓是类似的。

墩类墓葬与普通的汉代非墩类墓葬表现出了相同的地域性,也许可以由此推测,汉代采用土墩墓这种埋葬形式的群体并不具有某种特殊的种族倾向,或虽然早在西周时期这种墓葬形式是源自于某些特定的族属,但之后逐渐由于汉化、文化的杂糅等各种因素,土墩墓成为了一种“并不具备某种考古学文化和某个古代族属的意义”。

汉代土墩墓在长江下游地区、东南沿海一带和山东地区均有发现,其中的原因应当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很多学者推测应与防潮和汉代聚族而葬的需求有关,或者是这种埋葬习俗迎合了汉人崇尚高坟大冢的葬俗。这些地区地下水位偏高或容易遭受洪水侵袭,因此抬高墓基尤其实用,而高大的土墩也满足了汉人聚族而葬的需求。

汉代土墩墓的葬式和随葬品中反映的是越、楚、汉等各种文化互相融合,而土墩的做法是基于其功能的考虑,因此不能武断的以商周土墩墓多属吴越文化而认为汉代土墩墓与之一脉相承。

谢选骏指出:土墩墓在地表之上,很容易盗掘但却较少受到盗掘,是否说明江浙地区道德比较高尚?这种风俗是否促成经济文化较为发达?

《重大发现:中国最早土墩墓竟在宜兴!》(2018年05月16日)报道:

在日前召开的江南土墩墓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首的与会专家结合对江苏宜兴下湾遗址前期现场踏勘与无锡市文化遗产与考古保护研究所(下称市考古所)的发掘成果,认定该遗址“一墩多墓”形制鲜明,是对家庭、家族墓葬最直观的反映,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中国土墩墓遗址。
土墩墓是江南地区青铜时代分布最广、保存最好、最为典型、最具特色的特有墓葬形式。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即开展了相关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以往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土墩墓与良渚文化、崧泽文化遗址中的高台墓地存在联系。宜兴下湾遗址的发掘为土墩墓的起源增添了新的线索,使专家学者们眼前一亮!
该遗址位于宜兴南部潢潼地区,占地1万多平方米。2016年,在宜兴市人民医院建造前期考古勘探中发现墓葬群遗址。在遗址B区发掘的13座土墩中,清理了崧泽文化墓葬160余座,其规模形制及随葬器物种类数量等方面未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仅发现个别墓葬随葬有玉器,种类有玉钺、玉璜等。这批崧泽文化墓葬垒筑的馒首形土墩,平地堆土、聚土成封、层层堆土的营建过程和埋葬理念,与两周时期的土墩墓存在很多共同点。

这是在新石器时期首次发现的崧泽文化土墩墓葬,为探讨两周时期土墩墓的来源提供了材料支撑,由此推断,江南地区以人工堆筑土墩作为墓地的理念更有可能源自崧泽文化时期。

谢选骏指出:土墩墓在地表之上,很容易盗掘但却较少受到盗掘,相形之下,中国北方的大墓深埋地下却屡遭盗掘,这是否说明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落后,与当地人们的懒惰贪婪喜欢掠夺有些关系?北方民族即使开发产业,也是掠夺性的,结果雾霾遍地。这种风俗是否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达?而偏偏不巧,多数中国政权又在北方建立的,难怪中国社会经常呜呼哀哉。研究发现,这种野蛮风俗最为猖獗的就是蒙古,因为他们的墓葬都是秘密的,因此他们的经济也是最为落后的

谢选骏:中西时间观念的差异——中国为何不能实行时区制、夏时制



为什么中国实行夏时制不久就取消了,而美国这么多年能够一直实行夏时制?
夏时制在中国取消的原因多解释为,利不抵弊:省电效果不及调整适应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那美国是怎么能避免每年两度调整时间带来的种种适应不便呢?最简单的,航班得修改时间表吧。美国现在还坚守夏时制,也不仅单纯是为了省电吧?

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么?譬如在美企工作,每年都要配合他们夏令时来修改开会时间,发email时间,如果中国也用夏令时就会简单很多了。

网文《中国八十年代实行夏令时的来龙去脉》(蒋怀仁)这样认为:

初提夏时制

1983年春节前,成立于1979年、北京市科协所属的北京能源学会,召开了以“能源与环境”为主题的年会。作为全国首个能源方面的学会,北京能源学会集中了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的能源专家200余人,理事长是能源界最有影响的赵宗燠院士。
学会常务理事谢行健找到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徐寿波,希望一起提出在中国实施“经济时”(即夏时制)的建议。
从改革开放之初,谢行健就注意到了节能的问题。当时,北京乃至全国都经常停电,每周“停三保四”,对经济和民生影响极大。他查阅资料,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夏时制,甚至中国在解放前也短暂实行过三年,节电效果非常明显。
他调取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年历,研究了各地夏季的日出时间,认为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完全可行。他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每年实施夏时制6个月,可节约21.3亿度电,按照当年照明电价每度0.14元来计算的话,可节约人民币3亿元左右。这些节约的电量如果全部用于工业生产,每度电平均工业产值按2.54元来计算,工业产值将提高50亿元以上。最后能源学会达成共识,应该撰写一份调查报告,寄给中央。
7月15日,由谢行健起草的《关于建议在我国使用“经济时”的报告》,以北京能源学会的名义,以平信的形式寄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委、计委、科委等相关机构和北京市政府。
1985年末,一位“通天”人物、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看到了这份报告。这位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老红军,看到与自己的工作相关的课题,十分感兴趣。他来到清华大学,四处打听,找到了谢行健的家,一直等到他下班回来。谢行健很感动,详细向马宾介绍了情况。马宾听完后表示,此事意义非常重大。
这次会见后,马宾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实行夏令时。国务院总理作了第三次批示:“这项建议值得重视,为什么多次议过而不能实行?只迁就习惯恐怕站不住脚。如有充分理由,也应向建议者说明。”
198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应实行夏时制的问题。会上大家纷纷发言,都表示赞成。最后,胡耀邦提议,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实施。
夏令时的实施
1986年5月4日凌晨两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三点。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三点整。”
这是中国实施夏时制的第一个清晨,亿万中国人都把钟表向前拨了一个小时。“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中国的时钟加快了运转”,这样的用语在媒体上随处可见。
9月14日,是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凌晨两点,时针回拨一小时,夏时制结束。
各地实施夏时制的情况被反馈回来。好消息是,全国的运输系统没有因为夏时制的推行而发生重大事故。坏消息是,水电部的数据显示,当年西南的成都、昆明、南宁、柳州和西北的乌鲁木齐等城市,基本没有达到节电效果。这是因为,西部本来就跟北京时差较大,夏时制实行后,还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早上需要开灯。
其他问题包括,南方城市三班倒的早班职工反映,夏季天热睡得晚,早晨上班还要提前一个小时,影响休息。有的地方对夏时制的认识不清,钟表往前拨了,上班时间却推迟了一个小时,等于没有实施夏时制。还有的地方,各单位自行其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作息不同,互相干扰。
谢行健、窦莘元等专家再次被召进中南海,跟各部门一起研究对策。
窦莘元提出,西部地区可根据当地日出时间,调整上班时间,以收到最好的节电效果。至于三班倒的早班,可以由工厂内部做调整,将各班上班时间延后即可解决。
相比这些问题,当年节约的能源才是最重要的。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86年实行夏时制的133天,节约照明高峰用电6.27亿度。这一成果,虽低于最初的预期,但也很可观了,且仍有增加的空间。
1989年2月,在夏时制实施三年后,徐寿波执笔写出了《我国实行夏时制问题的研究》的结题报告。报告称,实施夏时制以来,至1989年,中国已经节约用电共计30亿度。到2000年,预计经济效益将累计达到534至713亿元。鉴于中国的夏时制效益尚有潜力可挖,报告建议,将实行夏时制的时间延长至6个月,从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到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徐寿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们曾邀请时任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智盛牵头为此项研究成果做鉴定。李智盛认为,这个报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表示将在报告鉴定会上提出建议,授予这项研究国家科技进步奖。
但鉴定会因当年的八九风波而中止,国家科技进步奖自然也无缘了。虽然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是北京交通大学的“镇校之宝”之一,但82岁的徐寿波至今感到遗憾。
夏时制的叫停
夏时制实施的几年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不断。
广东省代表每年上全国两会时,都会提出取消夏时制的提案和议案。“广东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夜生活已经很发达了。如果提前一个小时睡觉,他们的作息不适应,也影响当地的经济。”徐寿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两会代表的意见,相关部门必须给予答复,但夏时制的实施没有专门的国家部委牵头,此类意见只能交由国务院办公厅处理,而国务院办公厅只能年年请窦莘元、谢行健等人加以答复。
“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非常多,不可能专门处理夏时制的问题,难免有疏于应对的时候。”徐寿波说。他认为,夏时制最后的停止,跟此事没有专门部门负责不无关系。
而在学界内部,夏时制也引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
1990年,中国地理学会年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江西抚州师范学院的地理教师甘本根提出,夏时制是一种更适合中高纬度地区、低纬度地区效果并不明显的时间制度。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大多集中在低纬度的南方;中高纬度地区面积虽大,但多为草原、荒漠和农田,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不管什么夏时制,就算农民愿意实行夏时制,牲畜也有自己的生物钟。这一意见在地理学会上引起了共鸣。
在大家的鼓动下,甘本根于1991年9月将发表后的发言稿以挂号信寄往国务院办公厅,未收到回复。
但就在第二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通知:
我国自1986年起实行夏时制以来,在一些地区收到了节约照明用电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南北温差大,东西时差大,全国又统一执行北京时间,因此,实行夏时制在西北、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收不到节电效果。而且,实行夏时制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铁路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带来许多不便。根据这种情况,国务院决定,从1992起暂停实行夏时制。各地区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合理调整作息时间,以达到充分利用日光、节约照明用电的目的。
消息出现得很突然,能源学会在3月才得到风声。徐寿波特地起草了一个报告上呈国务院,希望夏时制能继续实行,但没有收到效果。
夏时制就此戛然而止。
1998年,朱镕基就任新一届国务院总理。徐寿波之前在工作中与朱镕基比较熟识,他给朱写了一封信,希望国家能考虑再次实施夏时制,但没有收到回音。
再次被否决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能源供应日益紧张。2005年夏,北京发布“重度紧缺”的电力供需橙色指数,多个大城市用电紧张。7月,国务院就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布通知,强调节约能源。
2006年,国家发改委研究员刘学义和时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秘书长鲍云樵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重提夏时制的机会。他们和另外几位专家一起,在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上发表了《建议我国尽快恢复实施夏时制》的文章。
刘学义还找到谢行健,希望他作为前辈给一些建议。谢行健非常支持,还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推动此事。
这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王兆国要求国家发改委研究此事,发改委综合办公室找到了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要求他带团队落实此事。
姜克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咨询了多位老科学家,并走访了全国各地。和多年前一样,西部的反对意见仍然很大,反对的理由也相同。

(来源:实行夏时制的“六个夏天”)

谢选骏指出:显而易见,中国试行夏时制失败,是因为中国不能实行时区制。那么,中国为何不能实行时区制呢?

(二)

为什么中国只用一个标准时,而美国本土用四个标准时?
中国横跨五个时区,但是却使用统一的标准时间「北京时间」,而横跨四个时区的美国本土则使用四个标准时间,这原因难道只是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说到在美国时区出现是火车的作用,基本思路是对的。
美国时区的出现,的确是火车公司决定的。但是并不全是。
在四大时区出现前,美国有几百个地方时间。
本质上这是一个从地方时间向标准时间转的过程,这个过程总体上是有利的,但是获利最大的,是铁路公司。因为当时的铁路公司是最早也最大的跨时区运作的公司,并且对时间要求很高。所以最后是它们制定的标准,并被大众所接受。
但注意,这里用的是“它们”。因为美国当时有很多铁路公司。
正如罗德岛事故这样的事情对铁路影响很大,尤其是,当时这些事故和新泽西的一起事故间隔只三天,所以有点激起民愤。最后表慢了的那位司机算是 manslaughter 罪,重要的是民众认为铁路公司也有责任,因为那位司机属于新手,却开这样复杂的路线。《纽约时报》用“wholesale slaughter by Railroad trains”来形容。
之后铁路公司就自然改革了。到 1880 年代初,美国铁路有大约50 个时区,基本上按公司来划分(铁路公司在地方一般是垄断经营),到了交接地再调表。
这时候有人一直在推简化时区。其中一个人叫 Charles F Dowd。他认为如果用一个时间,那地方时间和新时间如果差别很大,就很难被地方所接受。所以他提出时区之间相差一个小时,这样新标准时间被推出时,最多只会有半个小时的差别。同时,也允许地方保留当地时间。他的另一种方案是再设立一个半小时间隔的铁路时区。但他的方案都被铁路公司认为太天真:没有什么铁路公司会放弃自己的时间,民众也不会。既然绝大部分人只坐短途旅行,那小的地方时区就足够了。
后来 Dowd 被火车轧死了。
他死了后,一些相关的科学组织开始发现他的方案不错,就开始研究。于是铁路公司外的压力开始增加。到 1882 年,在耶鲁大学一天文学家的推动下,康涅狄格州通过了州法,为全州设置了一个标准时间,把几个铁路公司自己的时间都废了。
同一年,美国总统也出来,呼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建立国际标准时间(这个最后在 1884 年搞成)
这下子铁路公司就慌了,意识到自己如果不快点动作,就会输给政治家了。
于是铁路公司找了一个叫 William Allen 的,负责设立一个标准时间。这个人手很快,在 1883 年 4 月 11 日,铁路公司的 General Time Convention 上推出了现在的美国大陆四时区,和加拿大的一个时区。时区转换点都是铁路公司常用的时区转换点。于是皆大欢喜,全国 600 家铁路公司赶快通过。
接着 Allen 找了一批说客和搞营销的,在全国宣传。到 1883 年 11 月 18 日,正式开始新时间。几周后,全国几乎所有的铁路都按新时区运营了,而且平安无事。到一年后,有 85% 的城镇接受。
也有些地方不接受。
著名的案子,发生在波士顿。1883 年 11 月 19 日(就是新时间开始实施的第二天),有个负债人 Horace Clapp 去法院。头一天,波士顿市议会已经通过了新标准时间(波士顿是最早接受标准时间的 75 个城市之一),但州里还没有正式接受。如果按旧时间,他迟到了一分钟,按新的标准时间,还早了 15 分钟。但法院算他到期未还。案子打到州高院,主审是 Oliver Holmes。Holmes 说,民意已在新时间,所以就按新时间算。
就这样,慢慢的,各州各地都要么自觉的,要么通过法律,接受了新的四时区的标准时间。

中国不是彻底的单一时区制国家,1970年以前名义上至少有两个时区,而新疆全区官方和民间则长期使用“乌鲁木齐时间”。
名义上的标准时
首先,我国目前并没有针对时区划分或者标准时的定义颁布法律,因此名义上的时区划分,只能以官方天文台组织编印的天文年历为准。
实际上最晚到1952年,民国划分的五时区制名义上仍在继续使用。1952年南京紫台编印的《天地年册》明确,新藏、陇蜀、中原时区分别与东六、东七和东八区对应。而自1954年《天文年历》起,则指出“全国除新疆、西藏外,都暂用东经 120°标准时,即东八标准时区的时间”这一表述沿用至1970年代。自1974年《天文年历》起,则改为“现在我国各地都以东经 120°的时间为标准”。
由此可见,在名义上,至少到1970年,中国都没有实行单一时区制。
官方实务中的标准时
如前文所述,新疆全区长期以东经90°经线地方时为基准的“乌鲁木齐时间”为标准时间,直到1969年新疆自治区革委会发文,决定统一使用北京时间。
但这一境况仅仅维持了5年,1975年、1977年、1986年区革委会(人民政府)相继发文,重申全区工作作息执行乌鲁木齐时间。
这一政策至今仍没有变化,不管是自治区还是兵团,政府公文对时间的表述基本都是乌鲁木齐时间。
当然这与民间实际采用的标准时无关,其他知友的回答多多少少也提到了这个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谢选骏指出:中国在民国时代可以实行时区制,后来却不能实行时区制;和中国一度实行夏时制,但后来又遭到废除,原因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中与西方时间观念的差异——在西方,时间只是一个工具,是用来规范生活的,属于科学领域;在中国,时间则是一个神秘,使用来测算命运的,属于宗教领域。因此,西方可以分割时区、推行夏时制;中国不可分割时区、推行夏时制;否则中国就会陷入混乱甚至分裂了。难怪支持夏时制的胡赵体制完蛋了,实行时区制的中华民国也完蛋了。

对于时间的科学态度,使得西方人和西化的日本人十分守时;但对时间的宗教态度,使得中国人不必守时,甚至还把时间当做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来予以使用——尤有甚者,还故意把迟到当做抬高自己身份的手段来予以使用。所以,中国很难现代化。

谢选骏:无产阶级为何无法阻止帝国主义战争


网文《无产阶级》报道: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the proletariat)一词指不拥有生产资料,单纯靠出卖劳动力获取收入的劳动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无产阶级划分为普通无产阶级和下层无产阶级。在实际使用的含义中,近似的等同于近代以来出现的,主要受雇于资本家,依靠雇佣工资生活的工人群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是被资产阶级透过剥削其生产价值和工资之间的差异(剩馀价值)以获得利润的对象,因此,其大多在生存水平线上挣扎,教育相对低落,直到难以生存时,便容易铤而走险,当人数够多时,便会起来革命,尝试推翻现有政府及资本家。

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
在十九世纪,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有的手工业和农村经济破产,因而出现了大量的贫穷人口涌向城市,他们除了向工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收入以外,便无法生存下去。由于机器的改良,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因而工人间为了工作机会出现了激烈的竞争。资本家通过压低工资、使用女工和童工、延长劳动时间和减少劳动保护条件来降低在人力方面的成本。所以工人的生存状况降低到人道的底线以下。很多工人失业时候被迫以乞讨、卖淫为生;而有工作时,则被迫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才能勉强糊口。
在二十世纪晚期起,这个无产阶级的词语,有人使用草根阶层取代指更广义的各业基层人员。

无产阶级专政 (英文: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又称“工人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相结合的,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必然过渡阶段。

基本理论

无产阶级指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工人阶级已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无产的“产”,指的是生产资料,而不是个人财产(生活资料等)。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联。
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作了表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在阐明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方面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的历史任务。
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1852年3月5日,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随后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时,又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并进一步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面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局面,列宁曾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使用革命暴力,使用铁的手腕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但是,列宁并没有因此把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归结为镇压,而是在强调镇压反革命破坏的同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列宁着眼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即国体,指的是这个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仍然非常重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任务:“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主要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形式,依据各国的情况、历史特点和革命发展过程而有所不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巴黎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尝试。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以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也是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任务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主要是: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破坏;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此基础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将随着自己的历史任务的完成而逐渐消亡。

考氏言论

考茨基引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接着考茨基写道: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
“他在这里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地方都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
“但是这个专政并不同时就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这个政府的权力应该服从普选制。”
“马克思在这本书(《法兰西内战》)里一再谈到全体人民的普遍选举权,而不谈一个特殊的特权阶级的选举权。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防止把这种作为状态的专政同那种作为政体的专政两者混淆起来。只有后者的倾向才是我们队伍中的争论的问题。作为政体的专政,同剥夺反对派权利的含义相同。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在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
(摘自《考茨基言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1966年5月内部发行。)

发展延伸

基于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祖国统一的现实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中国已将原先的无产阶级专政表述修改为更加求真务实的“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使得除了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外,广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谢选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其实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就破产了,因为所谓的无产阶级完全无法阻止帝国主义战争。那么,无产阶级完全无法阻止帝国主义战争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其实就是一群羡慕资产阶级但却没有能力变成资产阶级的乌合之众——无产阶级不仅完全无法阻止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各个都希望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大发横财,挤入富裕阶层甚至上流社会!原来,无产阶级就是一群下流的、贫贱的、愚昧的资产阶级的后备队(而不是什么先锋队),无产阶级因此比资产阶级更加穷凶极恶,一旦上台掌权,注定文明倒退百年,而根本无助于社会公正。后来的百年事实证明,确实如此。那么,既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其实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就破产了,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反而是在那以后建立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列宁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其实不是出于理论的逻辑,而是出于权力的需要——是为了建立政权而寻找的强盗借口,所以其中掌握实际权力的,并非无产阶级,而是地痞流氓。这些地痞流氓,可能来自无产阶级,但也可能来自资产阶级,还可能来自军官士兵、知识分子、富裕农民、城市游民——后来的毛泽东总结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些地痞流氓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夺取权力,趁火打劫,抢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谢选骏:柬埔寨的今天就是“亚洲民主国家”的明天



《黑暗!这一天是柬埔寨民主的死亡》(2018-07-30 美国之音)报道:

柬埔寨的执政党表示,他们赢得了国民议会的每一个席位,这样柬埔寨实际上变成了一党国家。
人权组织抨击这次选举虚假,因为主要的反对党去年被最高法院下令解散。柬埔寨人民党说现在该党控制了国民议会所有的125个席位。人民党的数据显示,选民最热衷的第二个选择是让他们的选票作废,尽管政府对那些考虑运用宪法权利抵制这次选举的人做出威胁。

柬埔寨人民党的发言人宋恩山(Sok Eysan)被问到他是否认为这一结果破坏了选举的合法性时表示,该党毫不在意有关批评。他说,“选举结果显示柬埔寨的民主取得进展,因为人民行使了他们的权利决定国家的未来。”

柬埔寨首相洪森已经执政了33年,现在他将在没有任何真正反对党的情况下继续再执政5年。19个小党角逐这次选举,赢得了些微票数。
根据人民党的数字,这次选举的废票占9.11%,保皇派政党奉辛比克党 排名第三,赢得5.82%的选票。
人民党的数据和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一上午公布的初步数据有出入。选委会的数据显示人民党将赢得每一个席位,但是8.57%的选票无效。
不论如何,清楚的是,正如普遍预期那样,相当多的选民选择作废他们的选票。
人民党这次选举的真正对手-柬埔寨救国党去年被解散,该党领导人金速卡(Kem Solha)被控谋求国际支持图谋推翻政府而入狱。普遍认为这一指控荒诞无稽。
上次选举中,柬埔寨救国党几乎击败人民党。 作为回应,救国党发起“干净手指”行动,呼吁选民抵制这次选举,
洪森政府于是做出报复,对推动这项行动的人罗织入罪,同时警告选民要是放弃投票就要承担后果。
美国政府认为这次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说可能考虑采取惩罚性手段,包括加大限制柬埔寨政权高级官员的签证。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对柬埔寨政府选择剥夺几百万选民权利的做法感到极度失望。这些选民对25年来该国的发展感到骄傲。这次选举之所以蒙羞是因为全国和地方领导人威胁惩罚那些选择不去投票的人。这使得柬埔寨人民在决定自己国家前途时无法发声,无法做出选择。”
上星期,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制裁法案,制裁对象是洪森的核心人员,包括他的子女和其他家人,以此对柬埔寨退回极权做出回应。
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拒绝派员观察这次选举。柬埔寨政府于是转向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家,以及民间观察员,以期让选举结果显得合理。
昨天投票结束后,这539名观察员对媒体讲话时对投票结果几乎一致高度认同。
他们对很多有疑虑的指称全部避不讨论。例如禁止反对党参选,在投票前屏蔽10多家媒体网站,或对考虑抵制选举的人进行威胁。
只有一位观察员提出关切,他是和解与发展基金的执行官约翰·麦克奥利弗。 他说这次选举的背景“不完美”。
他说: “计票过程中很明显的是,柬埔寨的第二大党是选票被作废的党,每一个投票站有至少20%的选票作废。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个投票站被作废的选票更多,几乎有 35%。”
星期一在雅加达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柬埔寨救国党副党魁莫淑华 (Mu Sochua)说,柬埔寨的民主已经被彻底的独裁统治所取代。莫淑华是众多的反对派人士之一,目前流亡在外。她说:“7月28日标志着柬埔寨民主的死亡,这是现代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在选战的最后几天里,有10多家认真关注柬埔寨政府的媒体网站被屏蔽。

谢选骏指出:我早就说过了亚洲民主是美军占领的结果;只要美军一旦撤出亚洲,“亚洲民主国家”就会原形毕露,恢复霸权政治甚至军事统治,最文明的也不过就像战前的日本那样。柬埔寨的今天,就是“亚洲民主国家”的明天。

谢选骏:中国大陆薪资水平不及欧美百年之前



《生活成本比20年前涨30% 美国中产渐凋零》(2018-07-28 世界日报)报道:

由于教师等常被视为中产阶级的职业,薪水追不上持续升高的生活成本,造成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缩小。图为西维吉尼亚州教师今年初示威争取调薪,右边的标语牌写着:“我真的需要从事副业吗?”(美联社)

金融海啸十年后的今天,一般民众是否还能实现美国梦?根据新书“榨干:为何家庭负担不起美国”(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的说法,答案为否定的机会愈来愈大。

这本新书的作者艾丽莎.夸特(Alissa Quart)指出,由于律师或教师等常被视为中产阶级的职业,薪水追不上持续升高的生活成本,造成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缩小,美国梦的达阵机会自然愈来愈低。

夸特引用居住、教育、医疗与托儿等生活成本的数据写道:“现在中产阶级的生活,比20年前贵上30%。有些情况下,过去20年来的日常生活成本已经倍增。”在2008年金融海啸前,只有四分之一美国人自认是低收入阶级或低端的中产阶级。但是2008年的经济衰退后,整整40%美国人认为,自己处于金字塔的底部。

夸特接受访问时说:“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美国家庭在21世纪缺乏安全网。”

以托儿成本为例,加拿大蒙特娄的托儿中心有政府补助,每天费用7元至20元。若以一周5天、一年50周计算,就是1750元至5000元。但是在美国,托儿中心平均一年要1万0486元,若请保母更要2万8905元。

华府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估算,纽约州平均每年的托儿成本为1万4144元。夸特说:“我访谈过的许多家庭,看起来应该是中产阶级,但收入20%至30%都花在托儿。”

律师向来被视为有相当地位的高薪行业,但2008年经济衰退后,很多律师失业。在阿拉斯加州,56.7%拥有法律学位的人,工作并非当律师。夸特说,即使幸运找到律师工作,仍可能需要从事优步司机之类的副业贴补家用,因为目前律师所赚的钱只有2008年以前的四分之一。

谢选骏指出:其实,美国的生活成本比20年前上涨绝对不止30%,例如邮票、地铁票价等等都上涨了将近一倍。相形之下,居民收入却相应降低了。美国中产渐凋零,是因为中产阶层的财富都转移到了新型国家的劳工那里去了。欧美跨国公司虽然通过产业外移大发利市,但欧美社会却趋于凋敝。相形之下,中国大陆的薪资上涨超过了十倍,尽管国内物价上涨不菲。但即使如此,中国大陆薪资依然不及欧美百年之前。何以见得?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薪资只有欧美的六分之一左右,而据纪录片《天启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1集》透露,欧美百年之前的薪资,按照物价这算是现今的一半,而其工时则是现今的一倍。换言之,欧美百年之前的薪资,是现今的四分之一,这仍然高于现今中国大陆的薪资(现在中国大陆薪资只有欧美的六分之一左右)。再看看毛泽东时代,薪资收入只有现今中国大陆的百分之一(中国国内物价虽然上涨了十几倍,但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却相差不大),由此可见,那时的国人,真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谢选骏:暴君的惩戒——秦始皇的后代都被肢解



《秦始皇渴望大秦千秋万代 没想到子女却被肢解》(趣历史 2017年10月1日)报道:

秦始皇,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因为秦始皇虽然有很多污点,但是瑕不掩瑜。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书同文,车同轨,推行郡县制等一系列功绩,千古一帝,当之无愧。

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希望自己的江山一世,二世,三世,……千秋万世的传承下去。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秦始皇没想到不光大秦二世即亡,自己的所有子女,无一善终,皆死于非命。

据史学家研究,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广纳全国各地美女于宫中,一生育有33个子女,其中儿子23个,女儿10个。

长公子扶苏,扶苏本来可以继承皇位,然而赵高伙同李斯篡改诏书,杀掉扶苏,把始皇帝的第18个儿子胡亥立为皇帝。胡亥上台后,在赵高的指使下,对他的兄弟姐妹进行了残忍的清洗。
胡亥对他的兄弟姐妹,使用极刑成批的杀。据史书记载,他先是"将六公子戮死于杜",戮死在古代是十分残酷的极刑,就是肢解的意思,可以说这肢解比五马分尸还可怕。

而这只是刚刚开始,随即胡亥把另外十二位公子集中在咸阳的闹市区,用极其残忍并带有侮辱性的手段屠杀。据说理由都是去给先皇陪葬,秦始皇想他们了。而且几乎是斩草除根满门杀绝,而且都是肢解酷刑,可见这胡亥真的是狠毒啊!这18位应该都是秦始皇子女中较为年长的。

史书记载,杀了18位之后,公子高很是害怕,想逃跑。但是又怕胡亥会祸及自己的家人,于是主动请死,请求主动去给秦始皇陪葬,希望能够饶了自己的家人。胡亥答应了,将其肢解,以后没有再杀他的家人。
紧接着,胡亥又对他的十个姐姐举起了屠刀,将“十公主戮死于杜”。残忍的胡亥一共肢解了28个兄弟姐妹。这还没完,他又逼着他的三个弟弟自杀。
至此,嬴政的子女尽数被杀。真不能理解,是怎样的一种心境,胡亥会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下如此毒手。权力使人疯狂,最是无情帝王家。
这些虽然是记载,但一直没有被证实,直到在1976年10月,在秦始皇陵东侧发现大量的陪葬陵墓,从里面的佩戴品来看都是皇家专用,而且,里面尸骨杂乱无章,全是一块一块,专家研究确定是秦始皇子女陪葬坑,里面凄惨无比,这也说明史书记载的准确性。

至于胡亥本人,自然也没有好下场,胡亥只当了三年傀儡皇帝,就让无比信任的赵高被逼自杀,胡亥死前曾央求说,“我愿意和妻子儿女去做普通百姓,跟诸公子一样。”没能得到应允,最后自杀身亡。或许胡亥在听信赵高谗言,残害兄弟姐妹之时,就该想到自己的结局了,而相比之下,胡亥只是自杀,不得不说,已经很幸运了。

谢选骏指出:秦始皇渴望红色江山千秋万代,反倒促成其子女全被肢解!这就是“暴君的惩戒”。事实胜于雄辩——秦始皇的后代都被肢解一事,无异于警告后来的皇帝不要轻举妄动、以身试法。相形之下,现代中国革命之所以百年未结、分裂涂炭、不断流血,就是因为还没有一位国家元首受到审判,对于中国的灾难负责,把自己的脑袋交待出来,以谢天下——以至于后来者居上,继续轻举妄动,不惜以身试法。因为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其入门条件,就是前任领袖必须要上一次断头台。

谢选骏:列宁是个玩猫的女人


网文《列宁是一个怎样的人?》(蚂蚁国民 2018-05-03)说,如果仔细看看关于列宁的影像资料的话,你会发现列宁其实是个非常有趣味的人。他很懂生活情趣,会在会见客人的时候撸猫(无意中的撸猫居然让列宁看起来更有魅力,不知道马龙白兰度拍教父的时候是不是也参考了列宁的这个镜头),很注意对方的感受和想法,并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恰恰相反,列宁喜欢喋喋不休的说服对方,喜欢写各种小册子宣传自己的观点,这一点其实和毛泽东很类似,婆婆嘴,很有童心童趣,但是在演讲的时候又富有激情,怼天怼地怼对手,尽管舌头不会打卷发不出颤音,但是并不妨碍列宁练就高超的嘴炮技能。“我即真理”是很多政治强人的共同特点,这一点列宁也没有例外,但是列宁的嘴炮技能足以把他的对手怼的落花流水。(谢选骏指出:“我即真理”=“朕即国家”。)
1910年法国巴黎,列宁在去参加一场社会主义集会活动的途中跟人撞车了,肇事方的车毫发无损,列宁的车则严重损坏。列宁对身边的同僚说:“那个车可真好,等革命成功后,我给你们一人买一辆。”而当时撞到他的正是一辆劳斯莱斯。列宁这时候其实更像一个迷恋玩具的大男孩。(谢选骏指出:更像一个黑社会老大。)
苏联时期对列宁的宣传,剥离了他生活情趣的一面,却一味的突出他的伟大,实在是对列宁最大的扭曲。(谢选骏指出:这是在制作木乃伊干尸,蚂蚁国民哪里会懂。)

我说句大白话,中国如果有一天富强了,不管实行什么主义,不管和俄国(如果这个国家还存在的话)什么关系。似乎都有必要给列宁个人留一点敬意。
很多东西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今天“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这都是烂大街的普世政治正确。甚至“难民危机”以来很多人说政治正确变成了“你弱你有理”。可惜列宁崭露头角的时代世界不是这样的。那个年代不知多少科学家用“最新的科学”从各种刁钻的角度为白人大爷证明他们的种族、人种、文明高贵,或者他们的社会先进——我是说有权恣意支配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那个意义上的“先进”。
说句不好听的,欧洲很早就开始有提各种所谓社会主义(不仅限于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包括马恩在内,《共产党宣言》有亚非拉国家半毛钱关系吗?没有(就一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事实判断),因为你连资本主义都还没有,哪里配玩儿什么白人大老爷高贵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在恩格斯去世以后更加强烈,晚些时候产生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早有社会基础的:
很多人不反对搞人人小康的“社会主义”,或者换句话说“福利主义”但是只限于我们本民族(国家),对本民族内部实施“福利”(实际上一些语言里,“社会主义”的社会二字,就是福利),对外实施灭绝,这是坠吼滴!

恩格斯去世一战前后各国“社会主义者”开始互相狗咬狗,那个时候亚非拉民族啊,别说什么“和平发展”、“独立主权”,连生存权都要听人摆布,搞不好白大爷不高兴你这个民族就灭种了。哪里还配姓“社”。这个时候,列宁却写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现在看看,
有一个人给我们这些“劣等民族”说,
——这让我想起很多人学生时代,你也许学习不好,家里贫穷,各方面都被人压制、欺负,抬不起头来,更别说胆敢站起来和那些高富帅+好学生+学生会主席比量比量,一个老师拍拍自己——别听他们瞎bb,那些人也就那样了,你们承受的苦难多,进步的潜力和空间大,听我的,你们将来才会成为我最骄傲的学生。(感动哭了我都,滑稽)
——这个人,就是列宁。
然后才有孙中山文的感慨,叫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有了毛狗狗那段回忆:我们一直拿西方当先生,怎么这些“先生”们却老欺负我呢。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许,或许、这个老师自己不争气的孩子也是曾经“欺负过我”的坏学生之一;也许,我们早晚要毕业离开的这个破学校有一天也会关门倒闭,也许,甚至我们成才以后终将忘记过去那些无聊的人。也许。
但是,这个曾经在我们最弱势最痛苦最卑微的时候给我们尊严和鼓励的人。也许很久很久以后——只要我们还愿意严肃的回顾自己过去——我们可能会怀念他。记起曾经我们刚刚站起来的时候给过他一个无与伦比的称号: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革命导师。

谢选骏指出:列宁为何如此导师?因为他不是欧洲人,而是俄国人、犹太人、蒙古人的多重混血,所以他才会从骨子里反对西方和沙皇,所以他才表示要归还俄国从中国掠夺的一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是,列宁身上毕竟还有欧洲血统,所以他是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的。一般来说,男人爱狗,女人爱猫,但列宁是个例外,居然玩猫,像个女人。所以我说了——多重混血的列宁,其实就是个玩猫的女人。就像毛泽东的没有胡子,像个太监。女性化的列宁,他后来死于女人之手也是理所当然了。女性化的列宁,就像女性化的希特勒,其实就是一个查理卓别林的粪丝(粉丝),类似一个不成功的喜剧演员。看着希特勒检阅他的机器人部队,我就想起了格林兄弟所写的德国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样的人也想统治世界,真是太太太可笑了。

From Idea to Conviction to Assertion to Sovereignty: The Four-Volum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of Thought

書名主標題(Book Title) From Idea to Conviction to Assertion to Sovereignty: The Four-Volum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of Thou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