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西时间观念的差异——中国为何不能实行时区制、夏时制

为什么中国实行夏时制不久就取消了，而美国这么多年能够一直实行夏时制？
夏时制在中国取消的原因多解释为，利不抵弊：省电效果不及调整适应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那美国是怎么能避免每年两度调整时间带来的种种适应不便呢？最简单的，航班得修改时间表吧。美国现在还坚守夏时制，也不仅单纯是为了省电吧？

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么？譬如在美企工作，每年都要配合他们夏令时来修改开会时间，发email时间，如果中国也用夏令时就会简单很多了。

网文《中国八十年代实行夏令时的来龙去脉》（蒋怀仁）这样认为：

初提夏时制

1983年春节前，成立于1979年、北京市科协所属的北京能源学会，召开了以“能源与环境”为主题的年会。作为全国首个能源方面的学会，北京能源学会集中了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的能源专家200余人，理事长是能源界最有影响的赵宗燠院士。
学会常务理事谢行健找到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徐寿波，希望一起提出在中国实施“经济时”(即夏时制)的建议。
从改革开放之初，谢行健就注意到了节能的问题。当时，北京乃至全国都经常停电，每周“停三保四”，对经济和民生影响极大。他查阅资料，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夏时制，甚至中国在解放前也短暂实行过三年，节电效果非常明显。
他调取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年历，研究了各地夏季的日出时间，认为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完全可行。他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每年实施夏时制6个月，可节约21.3亿度电，按照当年照明电价每度0.14元来计算的话，可节约人民币3亿元左右。这些节约的电量如果全部用于工业生产，每度电平均工业产值按2.54元来计算，工业产值将提高50亿元以上。最后能源学会达成共识，应该撰写一份调查报告，寄给中央。
7月15日，由谢行健起草的《关于建议在我国使用“经济时”的报告》，以北京能源学会的名义，以平信的形式寄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委、计委、科委等相关机构和北京市政府。
1985年末，一位“通天”人物、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看到了这份报告。这位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老红军，看到与自己的工作相关的课题，十分感兴趣。他来到清华大学，四处打听，找到了谢行健的家，一直等到他下班回来。谢行健很感动，详细向马宾介绍了情况。马宾听完后表示，此事意义非常重大。
这次会见后，马宾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实行夏令时。国务院总理作了第三次批示：“这项建议值得重视，为什么多次议过而不能实行?只迁就习惯恐怕站不住脚。如有充分理由，也应向建议者说明。”
198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应实行夏时制的问题。会上大家纷纷发言，都表示赞成。最后，胡耀邦提议，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实施。
夏令时的实施
1986年5月4日凌晨两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三点。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三点整。”
这是中国实施夏时制的第一个清晨，亿万中国人都把钟表向前拨了一个小时。“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中国的时钟加快了运转”，这样的用语在媒体上随处可见。
9月14日，是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凌晨两点，时针回拨一小时，夏时制结束。
各地实施夏时制的情况被反馈回来。好消息是，全国的运输系统没有因为夏时制的推行而发生重大事故。坏消息是，水电部的数据显示，当年西南的成都、昆明、南宁、柳州和西北的乌鲁木齐等城市，基本没有达到节电效果。这是因为，西部本来就跟北京时差较大，夏时制实行后，还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早上需要开灯。
其他问题包括，南方城市三班倒的早班职工反映，夏季天热睡得晚，早晨上班还要提前一个小时，影响休息。有的地方对夏时制的认识不清，钟表往前拨了，上班时间却推迟了一个小时，等于没有实施夏时制。还有的地方，各单位自行其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作息不同，互相干扰。
谢行健、窦莘元等专家再次被召进中南海，跟各部门一起研究对策。
窦莘元提出，西部地区可根据当地日出时间，调整上班时间，以收到最好的节电效果。至于三班倒的早班，可以由工厂内部做调整，将各班上班时间延后即可解决。
相比这些问题，当年节约的能源才是最重要的。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86年实行夏时制的133天，节约照明高峰用电6.27亿度。这一成果，虽低于最初的预期，但也很可观了，且仍有增加的空间。
1989年2月，在夏时制实施三年后，徐寿波执笔写出了《我国实行夏时制问题的研究》的结题报告。报告称，实施夏时制以来，至1989年，中国已经节约用电共计30亿度。到2000年，预计经济效益将累计达到534至713亿元。鉴于中国的夏时制效益尚有潜力可挖，报告建议，将实行夏时制的时间延长至6个月，从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到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徐寿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们曾邀请时任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智盛牵头为此项研究成果做鉴定。李智盛认为，这个报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表示将在报告鉴定会上提出建议，授予这项研究国家科技进步奖。
但鉴定会因当年的八九风波而中止，国家科技进步奖自然也无缘了。虽然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是北京交通大学的“镇校之宝”之一，但82岁的徐寿波至今感到遗憾。
夏时制的叫停
夏时制实施的几年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不断。
广东省代表每年上全国两会时，都会提出取消夏时制的提案和议案。“广东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夜生活已经很发达了。如果提前一个小时睡觉，他们的作息不适应，也影响当地的经济。”徐寿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两会代表的意见，相关部门必须给予答复，但夏时制的实施没有专门的国家部委牵头，此类意见只能交由国务院办公厅处理，而国务院办公厅只能年年请窦莘元、谢行健等人加以答复。
“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非常多，不可能专门处理夏时制的问题，难免有疏于应对的时候。”徐寿波说。他认为，夏时制最后的停止，跟此事没有专门部门负责不无关系。
而在学界内部，夏时制也引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
1990年，中国地理学会年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江西抚州师范学院的地理教师甘本根提出，夏时制是一种更适合中高纬度地区、低纬度地区效果并不明显的时间制度。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大多集中在低纬度的南方；中高纬度地区面积虽大，但多为草原、荒漠和农田，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不管什么夏时制，就算农民愿意实行夏时制，牲畜也有自己的生物钟。这一意见在地理学会上引起了共鸣。
在大家的鼓动下，甘本根于1991年9月将发表后的发言稿以挂号信寄往国务院办公厅，未收到回复。
但就在第二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通知：
我国自1986年起实行夏时制以来，在一些地区收到了节约照明用电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南北温差大，东西时差大，全国又统一执行北京时间，因此，实行夏时制在西北、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收不到节电效果。而且，实行夏时制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铁路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带来许多不便。根据这种情况，国务院决定，从1992起暂停实行夏时制。各地区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合理调整作息时间，以达到充分利用日光、节约照明用电的目的。
消息出现得很突然，能源学会在3月才得到风声。徐寿波特地起草了一个报告上呈国务院，希望夏时制能继续实行，但没有收到效果。
夏时制就此戛然而止。
1998年，朱镕基就任新一届国务院总理。徐寿波之前在工作中与朱镕基比较熟识，他给朱写了一封信，希望国家能考虑再次实施夏时制，但没有收到回音。
再次被否决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能源供应日益紧张。2005年夏，北京发布“重度紧缺”的电力供需橙色指数，多个大城市用电紧张。7月，国务院就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布通知，强调节约能源。
2006年，国家发改委研究员刘学义和时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秘书长鲍云樵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重提夏时制的机会。他们和另外几位专家一起，在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上发表了《建议我国尽快恢复实施夏时制》的文章。
刘学义还找到谢行健，希望他作为前辈给一些建议。谢行健非常支持，还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推动此事。
这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王兆国要求国家发改委研究此事，发改委综合办公室找到了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要求他带团队落实此事。
姜克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咨询了多位老科学家，并走访了全国各地。和多年前一样，西部的反对意见仍然很大，反对的理由也相同。

（来源：实行夏时制的“六个夏天”）

谢选骏指出：显而易见，中国试行夏时制失败，是因为中国不能实行时区制。那么，中国为何不能实行时区制呢？

（二）

为什么中国只用一个标准时，而美国本土用四个标准时？
中国横跨五个时区，但是却使用统一的标准时间「北京时间」，而横跨四个时区的美国本土则使用四个标准时间，这原因难道只是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说到在美国时区出现是火车的作用，基本思路是对的。
美国时区的出现，的确是火车公司决定的。但是并不全是。
在四大时区出现前，美国有几百个地方时间。
本质上这是一个从地方时间向标准时间转的过程，这个过程总体上是有利的，但是获利最大的，是铁路公司。因为当时的铁路公司是最早也最大的跨时区运作的公司，并且对时间要求很高。所以最后是它们制定的标准，并被大众所接受。
但注意，这里用的是“它们”。因为美国当时有很多铁路公司。
正如罗德岛事故这样的事情对铁路影响很大，尤其是，当时这些事故和新泽西的一起事故间隔只三天，所以有点激起民愤。最后表慢了的那位司机算是 manslaughter 罪，重要的是民众认为铁路公司也有责任，因为那位司机属于新手，却开这样复杂的路线。《纽约时报》用“wholesale slaughter by Railroad trains”来形容。
之后铁路公司就自然改革了。到 1880 年代初，美国铁路有大约50 个时区，基本上按公司来划分（铁路公司在地方一般是垄断经营），到了交接地再调表。
这时候有人一直在推简化时区。其中一个人叫 Charles F Dowd。他认为如果用一个时间，那地方时间和新时间如果差别很大，就很难被地方所接受。所以他提出时区之间相差一个小时，这样新标准时间被推出时，最多只会有半个小时的差别。同时，也允许地方保留当地时间。他的另一种方案是再设立一个半小时间隔的铁路时区。但他的方案都被铁路公司认为太天真：没有什么铁路公司会放弃自己的时间，民众也不会。既然绝大部分人只坐短途旅行，那小的地方时区就足够了。
后来 Dowd 被火车轧死了。
他死了后，一些相关的科学组织开始发现他的方案不错，就开始研究。于是铁路公司外的压力开始增加。到 1882 年，在耶鲁大学一天文学家的推动下，康涅狄格州通过了州法，为全州设置了一个标准时间，把几个铁路公司自己的时间都废了。
同一年，美国总统也出来，呼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建立国际标准时间（这个最后在 1884 年搞成）
这下子铁路公司就慌了，意识到自己如果不快点动作，就会输给政治家了。
于是铁路公司找了一个叫 William Allen 的，负责设立一个标准时间。这个人手很快，在 1883 年 4 月 11 日，铁路公司的 General Time Convention 上推出了现在的美国大陆四时区，和加拿大的一个时区。时区转换点都是铁路公司常用的时区转换点。于是皆大欢喜，全国 600 家铁路公司赶快通过。
接着 Allen 找了一批说客和搞营销的，在全国宣传。到 1883 年 11 月 18 日，正式开始新时间。几周后，全国几乎所有的铁路都按新时区运营了，而且平安无事。到一年后，有 85% 的城镇接受。
也有些地方不接受。
著名的案子，发生在波士顿。1883 年 11 月 19 日（就是新时间开始实施的第二天），有个负债人 Horace Clapp 去法院。头一天，波士顿市议会已经通过了新标准时间（波士顿是最早接受标准时间的 75 个城市之一），但州里还没有正式接受。如果按旧时间，他迟到了一分钟，按新的标准时间，还早了 15 分钟。但法院算他到期未还。案子打到州高院，主审是 Oliver Holmes。Holmes 说，民意已在新时间，所以就按新时间算。
就这样，慢慢的，各州各地都要么自觉的，要么通过法律，接受了新的四时区的标准时间。

中国不是彻底的单一时区制国家，1970年以前名义上至少有两个时区，而新疆全区官方和民间则长期使用“乌鲁木齐时间”。
名义上的标准时
首先，我国目前并没有针对时区划分或者标准时的定义颁布法律，因此名义上的时区划分，只能以官方天文台组织编印的天文年历为准。
实际上最晚到1952年，民国划分的五时区制名义上仍在继续使用。1952年南京紫台编印的《天地年册》明确，新藏、陇蜀、中原时区分别与东六、东七和东八区对应。而自1954年《天文年历》起，则指出“全国除新疆、西藏外，都暂用东经 120°标准时，即东八标准时区的时间”这一表述沿用至1970年代。自1974年《天文年历》起，则改为“现在我国各地都以东经 120°的时间为标准”。
由此可见，在名义上，至少到1970年，中国都没有实行单一时区制。
官方实务中的标准时
如前文所述，新疆全区长期以东经90°经线地方时为基准的“乌鲁木齐时间”为标准时间，直到1969年新疆自治区革委会发文，决定统一使用北京时间。
但这一境况仅仅维持了5年，1975年、1977年、1986年区革委会（人民政府）相继发文，重申全区工作作息执行乌鲁木齐时间。
这一政策至今仍没有变化，不管是自治区还是兵团，政府公文对时间的表述基本都是乌鲁木齐时间。
当然这与民间实际采用的标准时无关，其他知友的回答多多少少也提到了这个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谢选骏指出：中国在民国时代可以实行时区制，后来却不能实行时区制；和中国一度实行夏时制，但后来又遭到废除，原因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中与西方时间观念的差异——在西方，时间只是一个工具，是用来规范生活的，属于科学领域；在中国，时间则是一个神秘，使用来测算命运的，属于宗教领域。因此，西方可以分割时区、推行夏时制；中国不可分割时区、推行夏时制；否则中国就会陷入混乱甚至分裂了。难怪支持夏时制的胡赵体制完蛋了，实行时区制的中华民国也完蛋了。

对于时间的科学态度，使得西方人和西化的日本人十分守时；但对时间的宗教态度，使得中国人不必守时，甚至还把时间当做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来予以使用——尤有甚者，还故意把迟到当做抬高自己身份的手段来予以使用。所以，中国很难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