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恩列斯毛都是眼神催眠大师

《一个眼神就能治百病 被抓的催眠大师有什么神通？》（2018-07-20 新京报）报道：

不仅文宣方案十分酷炫，邱瀚民老师还写书、拍电影，是一名全能型选手。

如果有人跟你说，一个眼神就能包治百病，还能“传递宇宙能量”，那这个人想都不用想，一定是个大忽悠。
昨天，央视就起底了这么一个大忽悠。
一个名叫邱瀚民的所谓女大师，自称是全球眼神催眠的创始人，能够把宇宙能量瞬间植入人体医治百病。在女大师高超的医（pian）术之下，哑巴能说话，植物人能当场复苏，还能让人返老还童，分分钟把华佗秒成渣的节奏。
但正如《我爱我家》里傅明老人说的那样，“假的永远都是假的”，邱瀚民大师终究还是栽了。
今年五月份，接到受害人报警，江苏泰州警方将以邱瀚民为首的骗子团伙一网打尽，彻底收了大师的神通。

跟所有的江湖大忽悠一样，邱瀚民团队最擅长的就是包装，不过在吹嘘程度上，他们达到了新高度。
看看下面这几段介绍——
“她,是唯一一个全球眼神催眠第一人;
她,是唯一一个女性眼神催眠人。
她,是唯一一个不拜师自创的眼神催眠人;
她,是唯一一个小学文化，17岁被拐卖，曾被三个老公抛弃的眼神催眠人;
她,是唯一一个潜意识催眠，30秒钟不用睡着就把人催眠成人桥钢板的人。”
一连串气势磅礴的排比，一代大师的形象跃然纸上，拉不拉风？
接着往下看，
“顶尖中的顶尖，大师中的大师，NO.1当中的NO.1。”
嗯，都这样了，称其为宗师那都是贬低。但我还是想请教一下：NO.1当中的NO.1，到底是第几名？
还有，“宇宙为何偏偏选择我呢?因为我前面经历了应该说是九九八十一难，至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去骗人，您受委屈了。
“现代女性的领军人物，更是其中一位永不停歇、多年如一日，始终为健康中国奋斗的典型代表。”
百忙之中还要抽身操劳家国大事，也是十分辛苦啊。
不仅文宣方案十分酷炫，邱瀚民老师还写书、拍电影，是一名全能型选手。
来自自媒体的消息显示，今年五月，以邱瀚民为原型、且由其本人亲自披挂主演的电影《神眼穿梭》在上海“举办盛大的电影发布会和开机仪式”，“一个将引爆电影院线，改变别人命运的大电影拍摄正式拉开序幕。
但中国影迷是没这个眼福了，开机不到一个月，邱瀚民团伙便被一窝端。一部“旷世巨作”与我们擦肩而过。
她还著有“畅销书”《宇宙慈爱真经》和《下一位世界第一已经诞生》，光看名字，就是出手不凡的大著作。但很遗憾，搜遍全网，我也没找到这两本书的购买信息，再次无福消受。
之所以罗列这么多邱瀚民的“光辉事迹”，其实是想简单勾勒她的忽悠技巧。总结起来，无非就是“编”与“演”。
这么多苦心经营的光环，漫无边际的吹嘘，其实都是那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骗局，不仅不精致，而且十分粗糙。但邱瀚民们乐此不疲，而且屡试不爽。
生活的幻觉可能就是，你拼命加班却只能窝在出租屋里吃泡面，而有些人却能靠粗鄙到极致的骗术站着把钱挣了。但牛皮吹得越大，忽悠的人越多，终究也会等来法律的制裁。
类似的例子还有丁璇的“女德班”。丁璇在演讲视频中讲到，“三精成毒”，“女孩最好的嫁妆就是贞操”和“女性穿着暴露会克家庭、克父母、克子女”。
看似是谆谆教导，为广大女性考虑，但有网友扒出来，它所依托的辽宁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他们靠着兜售这种毒鸡汤理论赚得盆满钵满。
还有各种所谓灵修班，成功学班，这些人压根不具有什么导师的能力，不过只是抓准了他人的虚荣心或求生欲，把自己包装一通，接着就等着信众的智商税落袋为安了。

他们的钻研精神主要体现在歪门邪道上。邱瀚民除了把牛皮吹上天，可谓是深谙媒介传播的规律。一方面，她会通过一些自媒体或者一些小的媒体公司将拍摄好的视频散布在网上或者微信群里面，骗取受害人的信任。
另一方面，她在视频或传播稿件里打上权威大媒体的logo，因为不少人缺少信息核对的能力，这些平台也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们形成背书，由此进一步促进骗局的传播。
到底该怎么防这种骗局？我总结了一下：凡是乡土风味儿的文案里提到“超能量”、“超能力”、“女德”、“灵修”之类的词，那百分之百就是骗局了。看到之后赶紧跑吧。
关于邱瀚民的通稿里还有以下这些奇葩言论，让人看完惊得下巴都要掉落了。
《神眼穿梭》电影将开启中国生命正能量电影的先河，颠覆电影业，整合中国电影文化共同体，把中国精神中国正能量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界听中国的声音，集团同时将开启一带一路中国文化传播，帮助中国企业家走出去，奉献世界，更好地造福人类，实现更伟大的中国梦想。
我在2015年5月12号凌晨4点，我就跟自己说，我的目标不是成为世界第一，而是成为世界第一当中的世界第一，我的目标不是成为大师，而是成为大师中的大师，我的目标不是要破纪录，而是要成为破纪录中的缔造女神，我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世界，拯救全地球的人。
我的中国梦是要把眼神催眠推向全球，因为眼神催眠它是无所不能，眼神催眠在三年内会横扫全球，眼神催眠在三年内会成为中国最牛的品牌，眼神催眠会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人是最牛的。
你只要注意看就会发现我的眼睛跟所有人的眼睛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的眼睛是宇宙那天告诉我它赐予我一双神奇的眼睛，我的眼睛里有两个很大的黑洞，神秘就在那两个黑洞里面。
通过我的眼神催眠能把人灵魂里的毒素通通排出，我的眼神催眠不需要语言沟通，但是我可以用眼神30秒解决人的心理、灵魂里和脑子里所有的问题，之前我也说过我的眼神催眠可以瞬间穿透人的灵魂，直接对准人的潜意识，就把人改变了，让他(她)脱胎换骨，改头换面。
邱瀚民，上海瀚民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全球神眼穿梭创始人，一位富有传奇色彩、历经坎坷却从不向命运低头的女人，她是励精图治、舍我其谁的信念和对成功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的斗士，她是无数女性追捧的对象，也是全球销售缔造女神。

谢选骏指出：这简直是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升级版。

《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治百病？ 揭底“催眠大师”的超能骗局》（央视新闻客户端 2018年07月19日）报道：

脑瘫患者能够快速康复；植物人能复苏；聋哑人能讲话，这些连现代医学技术都很难破解的专业难题，有人却高调宣称自己行，只要一个眼神就能医治百病，功效神奇。前段时间江苏泰州就出现了这样一位所谓的大师。
今年22岁的江苏泰州小伙小于从小患有脑瘫，多年来一直四处求医治疗，始终未见任何效果。

前不久，小于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叫邱瀚民的所谓女大师，她自称是全球眼神催眠的创始人，能够把宇宙能量瞬间植入人体医治百病，小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加入了女大师的微信群。热心的邱瀚民很快给小于发来了很多现场治愈患者的小视频。

受害人 于某：当时她给我看的那个视频里面，有个哑巴本来不能说话，后来能说话了，经过她的治疗。我就被这个视频打动了，当时相信她啊，因为（我感觉）她说的很真啊。
在所谓女大师的治疗下植物人也能当场复苏。看到她提供的一个个现场治愈患者的真实案例，久病不愈的小于对此深信不疑。按照约定的时间，小于在微信上缴纳了6000块钱的治疗费后，只身前往上海进行所谓的眼神催眠治疗。
受害人 于某：她把我带到（房间）里面去，里面有两个助手，然后她先是眼睛盯着我看，看了大概三十秒左右，就是说这个催眠的过程，后来她两个助手就把我抬到两个椅子中间，头在一个椅子上，脚在一个椅子上，她站在我肚子上面，大概两三秒的样子，然后她就跳下来了，你有什么感觉吗？这个时候感觉自己的身体比较僵硬。
第一次去上海治疗并没有什么疗效，接着这位所谓女大师告诉小于，他的病是先天性的，要想产生效果，彻底治愈，必须要增加疗程。小于又给她转去了13900块钱，去上海接受了一次特别的单独治疗。
女大师：说，我可以断气，但是绝对不可以放弃。不要动不动叫你喊一下，就放弃放弃，你再这样我就懒得救你了，你就是一个烂人，你要是烂泥扶不上墙，我就不管你了，知道吗？我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经过多次治疗，小于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这才意识到是一场骗局。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小于，受骗的患者众多，他们来自全国多个省市，在这个所谓女大师的背后还有一个成员众多，分工明确的团伙。那么他们是如何行骗的呢？记者发现为了达到欺骗的目的，诈骗团伙在前期做足了功夫，他们首先将邱瀚民包装成一个具有超强宇宙能量的“大师”，开着法拉利跑车，入住高级酒店，再假冒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邱瀚民进行专访，对邱瀚民的超强能力进行吹嘘和无限放大，然后在网络上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还不定期地让这位所谓的大师举办各种讲课活动，雇请一些人充当粉丝进行疯狂的追随，制造轰动效应。
对伪“大师”的包装完成之后，诈骗团伙开始吹嘘伪“大师”的治病疗效，他们会雇请一些人当托进行现场说法，并制作成视频蒙骗公众。
进行包装和铺垫之后，诈骗团伙建立了许多微信群，通过在微信群中散发大量的虚假治疗视频蒙骗患者，以此拉人头做营销。一旦有患者上当，团伙成员便会乘机索要各种治疗费。
这些所谓的听课和催眠治疗费用也高得离谱。在群里面听课是298元，到听课现场去买门票是888元，如果集体催眠的话每人收取2980元，需要单独催眠的，一对一的普通催眠价格是12980元。据了解，全国各地上当受骗的患者有近千人，被骗资金已经超过500万元。许多贫困家庭为了给亲属治病，也相继上当受骗。

“超能大师”疯狂敛财 警方果断出手
近期，随着受骗人数的不断增多，受害人纷纷向警方报案，当地警方开始介入调查。
警方发现，诈骗团伙之所以屡屡得手，主要是看准了患者病急乱投医、急于治病的心理。警方查明，这个名叫邱瀚民的所谓大师真名叫邱翠云，在上海市注册成了一家网络传媒公司。警方随即对其身边关系人展开进一步摸排，并很快锁定了与该案相关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高翔：她们公司总共团伙成员大概有三十多名，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专案组又获取了一个信息，也就是在5月的29号、30号，该公司，也就是以邱翠云为首的犯罪集团将要在昆山的维景国际大酒店举办对外发布会，也就是所谓的讲课会。
为了将该诈骗团伙成员一网打尽，泰州警方调集160多名警力，对正在昆山某酒店内行骗的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经现场查证核实，警方当场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22名，仅当天现场就发现受害人40多名。
警方还查实，用来给邱瀚民做宣传的治病案例和所谓的中央电视台、凤凰网、腾讯等媒体专访都是专门造的假。
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高翔：她这些视频一部分是由她的员工自行拍摄的，散布到网上，另外一部分是花了十几万，通过一些自媒体或者一些小的媒体公司拍摄散布在网上或者微信群里面，为了骗取受害人的信任。
之前诈骗团伙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吹嘘邱瀚民通过催眠治疗让山东的一名聋哑人开口说话，办案人员前往山东荣成找到了视频中的当事人吕某。
办案人员：你当时怎么想的，觉得有没有效果？
当事人（哑语翻译）：没有效果，应当是上当受骗了。
受害人的姐姐说，她们曾经两次前往上海找邱瀚民治病，没想到被邱瀚民利用了，她的妹妹当时并没有开口说话，是邱瀚民身边的人起哄说妹妹开口说话了，并把她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这完全是一场骗局。
自我包装 招摇撞骗迷惑患者
记者了解到，诈骗团伙的头目，能说会道的假大师邱翠云实际上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那么她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具有超能量的大师，让众多人趋之若鹜呢。邱翠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今年45岁的邱翠云来自湖北恩施农村，几年前前往江苏打工，曾经搬过砖、卖过货、做过销售员。辛苦打拼的间歇，颇有上进心的邱翠云频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提升自己的生存技能。
在生活上逐步出现起色之后，邱翠云的婚姻却遭遇了不幸，先后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内心多次受伤的她曾为此暗暗发誓，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犯罪嫌疑人 邱翠云：其实一开始我不是讲催眠的，我一开始就是从几年前被老公抛弃以后，我自己就背着我的小儿子，每天从早上4点钟到晚上11点钟，拼命地工作，赚钱要养活三个儿子。
邱翠云有一个特长就是能说会道，曾经加入过传销组织，为了达到自己快速出人头地的目的，她选择了走极端。从2016年开始，邱翠云开始招摇撞骗，宣称自己能够通过眼神瞬间将宇宙的能量植入人体内部，帮人治病，邱翠云随后开始游走全国各地，四处宣讲推销自己。
随着受骗的人越来越多，邱翠云在社会上物色了30多名闲散人员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通过网络宣传自己、迷惑患者，疯狂地敛财。邱翠云为自己的每一场活动都进行了精心设计。
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高翔：授课之前她会有灯光、音响，包括背景都设计得很好，同时播放一些视频来迷惑人，在讲课之前，她会给受害者一些心理暗示，同时让她的员工在下面煽风点火，添油加醋，以此来迷惑更多的当事人。
目前邱翠云团伙以涉嫌诈骗被警方抓获。警方提醒，这些所谓的超能量、超能力都是明显有悖自然科学和医学原理的，是精心编织的骗局，患病的病人和家属切不可为了急于治病而掉进了骗子的陷阱。

谢选骏指出：我看了看眼神催眠的大师，发现她的眼神和马恩列斯毛的眼神十分相似！这时候我惊觉，马恩列斯毛原来都是眼神催眠的大师！这只要看看他们的标准像就知道一二了。而且不仅如此——有个亲眼见过毛泽东的文革造反派“上海潘司令”在纽约的时候亲口告诉我：“你不知道毛主席，和照片上的完全不一样，他的眼神很毒的，不像照片上那么柔和，而是一眼就能刺穿人的那一种，让人看了后背发凉！”我当时就大笑说：“你一定是被他催眠了！”他心有余悸地说：“不是不是，那是真的！”

谢选骏：胡鞍钢成了坏人的名字

《胡鞍钢再现 中国不看新闻联播是下等人》（2018-08-19 1号时务局）报道：

下面这位介绍显示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兼职教授，飞象网ceo、北京3G产业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外加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中国电视台评论员的专家——项立刚，昨天即8月18日在其微博中说：不看新闻联播的一般是下等人，他们是不需要知道天下大事，他们也不会做大事，做大事的人在中国得看新闻联播。

随后，项立刚该言论遭到不少人的抨击，其也几乎一一进行了反击。微博显示，项立刚拥有83多万粉丝，算是一位大V。

虽然该言论很争议，但19日上午13时许，项立刚再次在微博中说：跟孩子聊了聊说看新闻联播的帖子，告诉她们，下等人不但不看新闻联播，还玻璃心，最怕下等人这几个字，但他们永远就是渣，再玻璃心也是下等人。

事实上，项立刚发表的惊人观点并非这一次，如刚发生的有毒疫苗事件时，项立刚表示：疫苗苗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大事，必须要由国企来做，私有化的结果除了涨价就是弄虚作假。

检索发现，项立刚算得到一位业界专家了，因为，他几乎天天都在媒体采访，并发表各种观点。所以，局长处长科长们一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去了。

谢选骏指出：项立刚这个怪物被人叫做“胡鞍钢再现”，如此看来，现在“胡鞍钢”几乎成了一个“坏人的名字”。不仅现在如此，而且过去历来就是如此。为什么胡鞍钢过去历来就是坏人的名字呢？因为这和万恶的“鞍钢宪法”有关，而且不仅是“鞍钢”，还是个“胡”鞍钢，胡乱的鞍钢，能不是个坏人的名字吗？还宪法呢，大约是共产党的宪法吧？

万维《鞍钢宪法》报道：

所谓“鞍钢宪法”指中国鞍山钢铁公司于19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基本内涵是：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历史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3月22日的批示中认为这些做法“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高度评价鞍钢的管理办法。
1961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俗称《工业七十条》）。到1967年，《工业七十条》被批判。鞍钢宪法则被凸显，在当时的宣传中成为《工业七十条》的对立面，受到推崇。
直到1968年，人民日报才首次出现以鞍钢宪法为主题的文章。
鞍钢宪法的内容曾在1972年被总结为《鞍钢宪法五项原则》，发表于《鞍钢革新》。
目前，对鞍钢宪法的创始者、内容、和《工业七十条》的区别、实行范围、实行效果等问题，都未有较统一的意见。

从1954年开始，作家草明深入鞍钢体验生活，曾担任鞍钢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1959年他出版了以鞍钢为背景的小说《乘风破浪》，成为毛泽东时代工业题材小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杨发表文章全面分析《乘风破浪》这一文本。

评价
1996年，崔之元（时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将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相提并论，认为鞍钢宪法“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并认为其“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21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汪丁丁则对此发表负面意见。

谢选骏指出：这些新左派大多出身于共产党家庭，许多新左派本人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和他们自己的爹妈甚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等都是好人而不惜修改历史，所以也被叫做“修正主义者”。

谢选骏：没有皇帝，哪来帝师

《再来闲说王沪宁：是师爷不是帝师》（lancaser2018-08-16）报道：

中美关税大战以来，海外中文网站纷纷关心起王沪宁来，有人说他应该对中共误判特朗普负责，有人说他掌控的宣传系统要对挑动美国的神经负责，还有人兴冲冲地揣测王沪宁会作为贸易战的牺牲品，甚至煞有介事编出王沪宁已经失宠的“核爆”。我要说的是，这些人想多了，王沪宁和中美之间的关税大战无关，更不会因此被用来当做牺牲品。共产党历来伟光正，习主席英明睿智几百年未见的统帅，怎么会犯错——被妖言迷惑也是错，所以王沪宁铁定没事。北戴河王沪宁没去看望专家，是因为他不分管组织工作；近段时间没在媒体露面，是因为没有需要他露面的场合。不懂中共的政治规矩，瞎猜只会被打脸。不过很多所谓的“中共政治问题专家”并不在乎被打脸，他们其实跟中共的宣传部门是一路货，都是以煽动、抹黑对手为己任的。

我在上一篇关于王沪宁的文章中说过，认为王沪宁是习近平背后“扯袖子、咬耳朵”的高参，是高看了王沪宁，或者低看了习近平。王沪宁这个上山下乡的逃兵、一天基层工作经验都没有的秀才，在曾经“扛两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习近平眼里，就是一个废物。而且中共的干部政策，历来讲究的是“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培养干部苗子的第一步，就是下放到县市“挂职”实习，习近平本人也是这么走过来的。王沪宁以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身份直入中直机关，从江泽民起就没有放他到地方“挂职”，说明其实江泽民也不把他当回事，没有要重用他的意思，只不过看重他会包装“理论”的本事，留他在身边当师爷罢了。后来的胡锦涛是个佛系领导人，反正萧规曹随，不嫌王沪宁是先帝旧臣，人事一概照旧，王沪宁也不在乎“贰臣”名分、不谋封疆伟业，继续干师爷行当。到了习近平，他身边有的是三老四少出主意，自己当年也是个写“之江新语”豆腐块文章的高产写手，并不把王沪宁当回事，但是这个人已经到了这个位置，还真不好安置，好在他看王沪宁的“不争”是优点，刘云山让他头疼，王沪宁不会，所以王沪宁顺势就上了位。王沪宁上位名正言顺，各系人马都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什么好说，习近平多了一个打酱油的人帮他卡位，算是意外收获，所以习近平和王沪宁，内在没什么共同语言，实质没什么利益关联，就是东家和师爷的关系。所谓“三代帝师”之说，明显溢美，也只当是个特征概括而已。

当然既然身处高位，王沪宁不可能一点影响力没有，作为“班子成员”，习近平还是要和他单独谈话，就国家大事听取他的意见。王沪宁会在哪些方面影响到习近平？不多，两个：一是称帝，二是要当世界领袖。

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或者说第一届任期的前半段，走的是亲民路线。“两会”闭幕，习近平谦逊地等到李克强一起离场，曾让很多媒体交口称赞，习近平破天荒地挽着老婆到农村看望老乡，排队吃包子，容许媒体出现他的卡通形象，这些都让人耳目一新，以为中共领导人也重视个人形象包装了。可是后来画风变了，习近平突然变得英明伟大，除了出国访问还牵着老婆之外，原先的亲民形象一扫而空。这是什么原因？那就是王沪宁进言了，他认为中国需要威权领袖，“集体总统”各怀鬼胎，耽误事。王沪宁在89风波以后被上海帮看上，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社科院被一帮自由派占据，垮掉了，所以需要他这个没有沾染自由化、内心推崇威权主义的上海人来挑理论大梁。习近平其实是个没主意，容易听信谗言的人，身居高位当然从感情上很容易接受威权主义的理论。在王沪宁看来，“美国反对美国”是体制上的弊端，像中共这样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当然不能走“中共反对中共”的危险道路，所谓“一锤定音，定于一尊”，虽然从栗战书口里说出，但是王沪宁的潜移默化不可低估。于是，修宪延长任期，学俄罗斯、德国，领导人干上二三十年更有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理论立马成型。王沪宁这个师爷，出这个主意当然正合上意，理所当然被采纳并付诸实施。

至于中国突然厉害起来，要和美的分庭抗礼，则是习近平身边国防大学、清华大学一帮智库的主意，王沪宁充其量起到的只是方案的修饰完善作用。王沪宁虽然并不了解美国，但他在别人眼里还是美国和国际政治问题专家。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内一盘散沙，政党互相拆台干不成大事，是王沪宁坚定的认识。中国应当和美国瓜分世界，形成中国领导“一带一路”的地缘格局，王沪宁也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至于讲述中国故事、推广中国模式，虽然是清华大学一帮“鹰派”的鼓噪，也深合王沪宁的胃口，他掌控的宣传系统除了被动实现领袖意图意外，也有主动推广的动机。后来中美关税战开打，中共昏招迭出，进退失据，很明显是习近平已经把专业人士排除在外，由他领衔的外事委员会根据“智库”出的主意在瞎整。王沪宁不是外贸专业人士，也不分管这一块，外事有习近平亲自做主，他才懒得多嘴。所以把中美关税大战的帐记到王沪宁身上是不对的，如果说王沪宁要对此负什么责任，就是他的地缘政治格局理念促成了习近平要当世界领袖的雄心，如此而已。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现代中国没有皇帝，哪来帝师可用？皇帝地位稳定，可以拜师求学；首长朝不保夕，只能唯我独尊，还要创作理论系统，证明自己堪当大任，吃力而不讨好，相当辛苦。

《闲言碎语漫谈王沪宁》（lancaser2018-07-13）则说：

中美贸易战打响，中共对局势大失水准的误判和拙劣应对让人大跌眼镜。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薅全世界羊毛得心应手，从无败绩，这次被特朗普搞得狼狈不堪，史所未有。眼下事务部门放风，坚决不背锅，导致对中共智库的质疑声四起，而“三朝帝师”王沪宁立刻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其实，把王沪宁视为习近平背后“扯袖子、咬耳朵”的军师，那是高看了王沪宁，或者说低看了习近平。王沪宁在党内作为政治局常委、委员，书记处书记，一杆子下来，掌管的是党内事务系统，相当于地方上的专职副书记，但管事显然没有地方上的副书记具体，大约和秘书长或者军队里面的参谋长相近，对党务以外的事务性工作基本上不能过问，最多也就是在政治局会议或者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点意见。按习近平和王沪宁的风格，我们都可以猜到，王沪宁在会上肯定是不顾不问，不会主动揽事，何况对外贸易本来也不是王沪宁的专业，更不是他的分管领域，所以中美贸易战局势的演变，应该和王沪宁没什么关系。
我和王沪宁只有过两次交道，一次是他还在复旦大学当系主任的时候，一次是他已经到了中央政研室当主任。我感觉王沪宁是那种典型的上海小知识分子的作派，表情冷漠，沉默寡言，握手无力，互动敷衍。这种冷淡不是学者那种沉稳，而是心机很重那种阴森。而且这个人内心很傲慢，因为一般来讲，像王沪宁这种纯文科出身、资历很浅、履历简单的官员，在和理工科出身、有丰富业务工作经历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种尊重，但是在王沪宁身上看不到他有丝毫敬畏的表现。我想这种傲慢应该和他的人生履历、学历缺陷所带来的自卑有深刻的关系。王沪宁当年为逃避上山下乡，从上海跑回山东老家，连高中都放弃了，后来以学徒工的身份，通过家庭的运作成了工农兵学员。这个事虽然在官方履历上回避了，但就和在美国逃避服兵役又竞选总统一样，是政敌可以用来攻击其人生的一大污点。习近平以他知青生涯自豪，“梁家河大学问”都成了显学，他对王沪宁这个上山下乡运动的逃兵，内心一定是很不以为然，所以不可能视他为知己，而王沪宁还要推动“梁家河大学问”的深化，也是非常尴尬的任务。
王沪宁的专业是政治学，这是一门死学科。借用《围城》中赵辛楣的说法，在我们这些工程师出身的人看来，就相当于什么都没学。一个文革中的初中生，加上一个相当于没专业的外语专业、一个大而无当的政治学专业，其知识体系的完整程度可想而知。我不搞政治学，所以王沪宁的书，我只是翻了翻他送我的那本《美国反对美国》。这是他在美国做完访问学者，用课题经费出版的一部札记类图书，谈不上学术性。但由于是札记，反而更能体现他的思想组织和文字表达能力。从这本书我感觉王沪宁是一个看事情很表面、很刻板的人。“美国反对美国”这个他自己为得意的充满辩证法的书名，刚好表达了他对多元化的无知和无感，他不认为“美国反对美国”是美国活力的机制保证，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混乱，所以必然会被败给中共这样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当然这本走马观花的作品，对美国的认识即使在现象层面都有许多错误，更别说深入到文化、传统的层面了。书是会上发的，搬了几次家，现在也不知哪儿去了。
复旦大学是中共建国以后从一个野鸡大学成长为江南名校的暴发户，毛泽东培植的学术打手。当年，复旦大学是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写作组的骨干力量，直接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文革”当中，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简直就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复旦大学和中共政治有此渊源，政治学系当然足以雄霸一方。王沪宁虽然学养不咋样，但是内裤改乳罩，位置很重要，处在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这个位置上，就决定了他在政治学界有出头露面的许多机会，这就是他学问不咋样人却有名的原因。
那么学样平平的王沪宁为什么会成为“三代帝师”？难道真是中共党内无人，或者是学者不屑于和中共合污？都不是。王沪宁有他的强项，就是“造词”。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过，中共的历代领导人都很重视提炼自己的政治遗产，以便后人“断代”。毛主席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在中共是不能动摇的，那么领导人之间的思想怎么区别呢？造词！用不同的关键词来区分不同领导人的治国理念，给领导人莫名其妙的治理思路披上马列主义的理论外衣。从我跟王沪宁的接触，发现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造词的能力很强，他可以把一些很寻常的的想法“升华”为理论体系，把同一只的鸡蛋贴上不同的标签出售。一般的学者受制于学术思维框架，不擅长做这样的事，所以难出新意，而这刚好是王沪宁的强项。遗憾的是，王沪宁由于自身缺乏理论深度，其全部能耐仅限于整理包装，所以中共自胡锦涛以来口号层出不穷而理论日渐苍白，王沪宁其实要负很大责任。
中共近百年来，以幕僚而进常委的，王沪宁是陈伯达、曾庆红之后的第三人（张春桥、姚文元是打手不算幕僚）。曾庆红本来有“红色基因”，是合伙人身份，王沪宁不能引为同类，比较相似的就只有陈伯达了，而陈伯达因为称“天才”站错了队，被毛泽东遗弃，“批陈批孔”成为“批林批孔”的先声，下场凄惨，但愿王沪宁不要步其后尘。

谢选骏指出：看来这位作者是位“理工男”（或女），对“文科生”不屑一顾。但她不懂，历来的“帝师”都是文科男，从来没有理工男——不仅中国如此，各国亦然。或许笛卡尔是个例外，但他是文理兼备的师爷，并非工程师一类的师傅。可就这样，最后笛卡尔还被瑞典女王折磨死了，可怜这个独身男。但他的思路，迄今四百年无人超越，当然，是除我以外。
【勒内·笛卡尔（法語：René Descartes，拉丁語：Renatus Cartesius；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
至于现在中国，没有皇帝，何来帝师？

谢选骏：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是建立现代国家的第一步

《"第二代民族政策"天生畸形 内蒙人再不当"模范生"》（2020-9-7 德国之声）报道：

摘要: 中共在内蒙古强推汉语引发当地群体抗议。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蒙语教学风波：模范自治区不再，北京不要朋友，宁要敌人？》，作者田沙指出，在新的民族政策模式下，把汉族视为现代的、优等的群体，认为少数民族要学习如何像汉族一样生活的那种汉族中心主义或曰大汉族主义，一定会得到更大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少数民族个体如果在这个体制中受挫，就一定会转向更抽象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寻求安慰。第二代民族政策是天生畸形，后天不足。

墙外文摘： 内蒙古人再也不当“模范生”
有文章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天生畸形，后天不足，可能将内蒙古从“模范自治区”推向抗议新地区，和维吾尔、哈萨克、回、藏一样，成为“民族大熔炉”中再无差异的一个数字和“治理对象”。

中共在内蒙古强推汉语引发当地群体抗议。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蒙语教学风波：模范自治区不再，北京不要朋友，宁要敌人？》，作者田沙指出，在新的民族政策模式下，把汉族视为现代的、优等的群体，认为少数民族要学习如何像汉族一样生活的那种汉族中心主义或曰大汉族主义，一定会得到更大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少数民族个体如果在这个体制中受挫，就一定会转向更抽象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寻求安慰。 "第二代民族政策"是天生畸形，后天不足。文章认为，这样一来，内蒙古的蒙古族就被推向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历史渊源和对北京权威的接受，曾经让蒙古人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如鱼得水，也成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极度讲究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灵活"制度下生存得最好的少数民族之一。而如今，仿佛1990年代东北国企工人被经济剧烈改制的国家抛弃，下岗，蒙古族是否也要面对被施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家抛弃的命运，一夜之间从"天之骄子"变成时代的弃卒？和维吾尔、哈萨克、回、藏一样，成为"民族大熔炉"中再无差异的一个数字和"治理对象"？

台湾《上报》文章指出，香港本土文化的特色正面临极大威胁——消灭地方文化，香港不能幸免——台湾《上报》发表文章《蒙藏维族再无分别，也没有香港人》，作者颜纯钩认为，专制独裁者不能让少数民族依照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去生活，来源于中共的大一统思想。不只少数民族文化如此，中共对任何一个省市的地方特色，都持敌视的态度，千方百计要弭平扫除。早前奥语、沪语都遭受压力。林郑政府正在香港大中小学推广普通话，又强行修改教科书，大力推动国教，其目的也就是取消香港文化的特殊性，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作者说，大陆改革数十年，受香港文化的影响，为封闭窒息的中国文化输入一股活力，影响至今，中国文化已不是当日僵死的共产文化。但随着习近平的文革回潮，中国文化正加速走回头路，种种专制的禁制正卷土重来，文化商品的规条越来越多，歌颂党歌颂领袖的歪风死灰复燃，中国文化又重回窒息的老路。这种共产文化的侵蚀正以空前的速度压迫香港，传媒被收买，学校教育被规范，文化商品自我审查日趋严重，香港本土文化的特色，正面临极大威胁。

三权只许分工，不许分立？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中共的独立分立恐惧症》，作者李平，香港是否有三权分立的争议早已有之，所谓《基本法》行政主导论，习近平三权合作论，张晓明超然特首论，哪一次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今时不同往日的，一是习近平如今是党国核心，二是国安法已在香港实施。就像"讲独"不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一样，三权分立也不再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范畴，而是不容存在的政治实践。文章说，中共港共在香港DQ区议会、立法会参选人，推翻三权分立原则，只不过是把在中国演过的戏搬到香港再演一次而已。中共既然拒不接受民主、法治的普世药方，其独立、分立过敏症恐惧症就无药可医，只能用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麻醉自己，结果是连党内都不许三权分立，只许分工、不许分权，岂能容忍政治体制上的三权分立？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不是2011年写作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天生畸形，而是它试图救亡天生畸形的中共——只是“第二代民族政策”不懂，需要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不懂得“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建立现代国家”！

《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胡鞍钢等2011年12月29日《新华文摘》2011年第24期）报道：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并充分吸取其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在一些群体中得以快速发展，因民族因素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在一些地区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复杂，使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成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妥善应对的一个特殊紧迫、特殊重要的战略问题。

2010年1月和5月先后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针和要求，[③]这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开始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家园、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

我们如何促进国内各民族更加主动交往、更加深入交流、更加自觉交融，成为交融一体的中华民族？我们一定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着眼，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特殊重要性，与时俱进地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确保中华民族一体化得到不断巩固和繁荣发展。

一、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国族认同的特殊重要性
从政治学原理看，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是靠认同，一是靠强制，两者缺一不可。强制主要依赖于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强制机器，在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成为国家进行强制的基本工具。认同是一种自觉的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是人们将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行为规范的自觉濡化行为。认同比强制更为重要，就连强制机器的运用也需要最低限度的认同，虽然认同(当然也包括强制)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是，认同又高于物质基础，只有解决了认同问题(特别是从制度上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④]

认同有多种类型，其中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又称民族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公民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认同。从历史渊源上看，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对国家的最自然的朴素情感，具有国族认同的某些原初成分。“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中生长、接受教育，并仍在其保护之下生活的政府或国家，便是我们的好行为或坏行为对其幸福或不幸有极大影响的最大的团体。因此，它生来即受我们高度的关注。通常来说，在这个团体内，不仅我们自己，而且还有我们最善意感情的所有对象，我们的孩子、父母、亲戚、朋友、恩人，所有那些我们自然要对其表达深切热爱和崇高敬意的人，他们的繁荣和安全多多少少依赖于这个团体的繁荣和安全。所以，我们生来就热爱这个团体”。

[⑤]“正是由于我们与这个团体有这样的关系，因此，它的繁荣和光荣似乎也给我们带来某些荣誉。当我们把它与其他同类团体做比较时，我们就会为它所具有的优势而自豪，而若它在什么方面不如其他同类团体时，我们则会为此而感到几分屈辱。”[⑥]但是，必须看到，一个人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不等于其已有国家(国族)认同。严格意义上讲，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在人类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才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国族)认同，这就是民族国家认同。因为，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人们与其说是忠于国家，不如说是忠于王朝或政权统治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还谈不上是民族国家，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只能算是朴素的情感，特别是实际上很多臣民往往是忠于他的家庭、宗族和地方政权，而对国家中央政权的忠诚则往往是很弱的。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实际上民族国家的建构不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过程，而是“从政治到文化”的过程。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得到了一个最广泛的意义，特别是在官方的用法中，亦即无论个人的出生地或起源，它是所持国家护照的公民身份。但在另一方面，这也象征着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旧文化遗产，因此，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乃得以发生。这种情形在英、法与欧洲其他国家已普遍可见，在美国尤其如此”。[⑦]但是，在东欧与其他地区，“‘民族’却还是那个老词，指的是某个特定的族群，是各自拥有的文化特质，但民族的政治地位却还是未变”；“这些族群的界定，是根据地域、语言与宗教。在波兰，没有一个犹太人会因为拥有‘国籍’而成为波兰人；在俄罗斯，没有一个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或日耳曼人能够成为‘俄罗斯人’”[⑧]；在奥斯曼帝国，“各个族群享有地方分治的权力，在纯属内部的民事事务上拥有极大的司法权……这种各自为政的‘国中之国’终于衍生出各自的民族主义，将一个老朽不堪的帝国弄得分崩离析，进而各自分家组成新的国家。”[⑨]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能否适应“民族国家”的“国族(民族)”与“国家”同一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建立起国民的不分原来的民族出生的共同的国族(民族、民族国家)认同，是近现代国家面临的最基本任务。“在打造每个的族群认同上，‘国家’的政治性最强烈也最排他”；“如果‘族群归属感’是人格的避风港，那么在一个族群具有国家的形式时，那也正是这种归属感最强烈的时候。人世间，最能够持久的政治组织非国家莫属”。[⑩]


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建构起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强化其爱国主义情感和凝聚力，是现代国家治理社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内在的本质要求。“如果国家可以成为个人身份的延伸或源泉，那么国家权力就可以被自愿地接受。于是，国家成为民族的体现，那些将自己的身份首先视为国民的人会将自己的福祉与国家的福祉视为不可分割的。”[11]现代国家不仅仅是施加于其中所统治的个人之上的特别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如税收、不反抗与私人和社会行为方面的要求等。“国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所带来的影响，在所有其他人之上要求集体意识，也就是要求民族身份。”[12]“通过符号和制度，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再造的中心。”[13]“现代民族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语言政策、正规教育、集体仪式以及大众传媒来整合公民，并确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14]无疑，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建构起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没有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任何国家的制度外壳都是不稳固的，国家也就难以对其人民进行有效的治理。


实际上，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长治久安，根本在于从制度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族)，强化国族认同，淡化族群(民族)认同，通过制度安排使族群(民族)问题非政治化，不给任何人声称是某一“地方民族利益”代表和领导者的机会，重中之重在通过制度安排来保障官员始终做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积极领导力量，防止其在政治大气候变化时成为分裂国家的领导力量。从国际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国家开展反恐怖斗争的关键应是防止草根阶层成为亡命徒式的恐怖分子，而一个国家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关键应是通过制度安排使所谓“地方民族精英”无法宣称是本地区本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和领导者，无论政治大气候如何变化都无法成为分裂国家的“领头羊”，无法煽动草根阶层成为搞分裂搞恐怖的“马前卒”。


中国人素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汉族也是一个很具包容性的民族，融合了大量原来不属于汉族的其他民族；中华民族之各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包括汉族的文化成份；中华民族各成员民族的人员、物资、信息和文化交流特别是相互通婚，有力于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为保障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框架。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特别是由于我国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统治，又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一些人的臣民意识仍未完全肃清，公民意识、国家意识还比较弱；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一些人狭隘的民族(族群)意识强烈，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却比较弱，民族分裂主义仍然潜滋暗长，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原因和基础性原因。特别是在新疆，“大量事实表明，民族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新疆地区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 [15]因此，与时俱进地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各族人民的国族(国家)认同感，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亟需解决的一个特殊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出发，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国族认同的特殊重要性。


二、善于借鉴和吸取国际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世界各国处理民族(种族)问题的方法，各国不尽相同，各有其特点，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大熔炉模式和大拼盘模式(或称马赛克模式)。通过近代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种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虽然其间由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强调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身份的权利和义务平等而难免会产生一些民族磨擦和民族冲突，但是却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最突出的典型是美国、巴西、印度等大国；大拼盘模式则是处理民族问题比较失败的方法，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一体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最突出的典型是(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


从民族大熔炉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美国，虽然估计有来自世界各国、国内各地的大小族群(种族)1500多个，但是政府不对族群(种族)实体进行法律、政治等实体方面的认可和标识，不给予族群(种族)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只在社会生活中可把国内具有不同国家或地域来源、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等特点的群体称为“族群”(ethnic groups)，特别是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国籍法、移民法、英语教育、立法、司法、行政、传媒等公共政策和法律，着力构建一个不分来源、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统一的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和美国人(American)身份，美国任何族群的成员(印第安人有所例外)都只能是一个公民，不得以种族身份为理由在政治任命、选举、教育、工作机会等方面给任何人以优待或歧视，绝不允许“种族(民族)自治”；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中也没有“民族”(种族、族群)的内容；不管人们原来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加入美国国籍，就成为且只能成为美国人和美利坚民族的一员。从美国族群政策的演变历史来看，早期的大熔炉政策(第一代大熔炉模式)是一种强力的盎格鲁—撒克逊化的政策，主要是把其他族群的人同化为盎格鲁新教群体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初以来，随着来自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东欧、中国、日本等世界各地大量新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的族群政策变成了典型的大熔炉模式(第二代大熔炉模式)，即促进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域、具有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具有美国核心文化特质的美国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美国的族群政策演化成了第三代大熔炉模式，即在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统一性的同时，又承认和容忍族群的“文化多元性”，允许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传统。但必须看到，“尽管近年来(文化)多元主义准则变得很是强势，事实仍然是族群差异正趋于消弥。这样，尽管族群坚称保留族群文化的必要性，但社会趋势仍然是这些文化差异正被消蚀。” [16]总之，不管是哪一代的大熔炉模式，美国通过二百多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熔炉政策，有力地建构了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身份和身份认同，今天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比以往更接近于现实”。[17]这种强调国族身份的建构和统一、强调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而不是族群的集体权利平等)、避免把公民的财富、权力、声望、职业、就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联系起来，既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又有利于激发公民的个人平等竞争，促进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时也有力地防止了公民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当然，由于存在实际上的个体差异和族群差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个体矛盾和冲突，有时也可能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但是由于在法律上不允许族群身份和族群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特别是不允许任何族群有自己的历史地域范围和特权，因此，即使发生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也不会演化成民族分裂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早期的族群政策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特别是残杀印第安人和对黑人进行种族隔离和制度性排斥。今天的美国，虽然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族群实际问题，但总体来说，其族群政策上是比较成功的，有力地保持美国的国家统一、发展活力和社会秩序。又如，在巴西这个被誉为族群融合相处“天堂”的拉美地域和人口大国，也推行着类似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政策。在巴西，尽管人口的原初血统有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尽管欧洲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种族血统的特征都是明显的，但是今天巴西人的身体特征已经完全混合了，以致难于准确判断大部分巴西人的种族出身。”[18]这是因为巴西虽然有着数量较多的种族和较大的地区差异，但是巴西政府着力建构“巴西人”和“巴西民族”的共同身份，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平等和个人上升流动，着力推进种族融合，“在以种族融合为己任方面，在现代社会它是罕有先例的”，“巴西是一个最明确主张同化的社会” [19]；巴西的种族区分也不是很固定的，公民的种族分类往往是以身体特征(肤色、发质、面部特征等)甚至社会因素(如经济状况)而不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如巴西流行“富有的黑人是白人，而贫穷的白人是黑人”的说法，这实际上也鼓励着人们通过阶层流动来改变种族身份)，政府历来鼓励不同种族的融合，鼓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融合，族际通婚比较普遍。“无疑，不同人种的混合——融合——在巴西几乎比在现代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要深入。” “巴西身体和文化同化的程度，显然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多族群社会。”[20]当然，应该清醒地看到，巴西族群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同时，巴西这个多族群融合相处的“天堂”也客观存在一些族群歧视、黑人地位较低等族群问题。[21]再如，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大力推行类似美国、巴西的民族大熔炉政策，中央政府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是着力把上百个传统的部落和土邦建构为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和印度人。为建构“印度民族”和“印度人”，印度政府不搞民族识别，强调全国只有一个“民族”(即“印度民族”)，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人人平等，并千方百计通过语言政策(规定印地语为联邦官方语言和国家语言)、历史教科书、音乐、电影等工具和政策来建立和强化国民对“印度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因此，虽然仍然客观存在一些部落和宗教矛盾，但印度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已经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印度民族”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印度国的统一和安全稳定。

从民族大拼盘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前苏联，国家因民族而分区域、分界别治理，以民族划界成立联邦主体和不同层次的自治实体，突出和强化民族性，特别是长期以来，斯大林等苏联中央领导同志未能理解列宁同志关于联盟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思想，未能实现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巩固政权的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而把以民族为单位建立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区)和边疆州(区)组成的联盟形式固定化，人为强化民族标识，特别是强调民族是“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给每一个公民都贴上一个低于国族的“民族”标签，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使各民族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看作是“本民族领土”，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的资源看作是“本民族资源”，认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应由“本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应由“本民族”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并在宪法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由退出苏联。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各地的民族领导者往往被认为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在联盟的框架内成为代表和争取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虽然如此，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由于在全苏联范围内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大力普及俄语、努力建构“苏联人”的国族认同、强化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保障军队的统一领导，“民族精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被抑制、压制和掩盖了，国家还是保持了表面的平静安定和统一。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大力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尤其是1990年通过公开合法方式取消了宪法赋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各地的民族意识和分裂主义思想日趋高涨。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从制度上使民族(族群)意识与地方意识相互叠加强化，各地(如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一直有着强烈的本民族(族群)意识，把本民族(族群)意识置于国族意识之上，因此，大气候一变、时机一到，各地的“民族精英”(一些在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民族(族群)就摇身一变成为民族分离主义的领头羊。也由于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反而成为分裂国家的急先锋，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富裕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反而在1989年率先宣布独立；到1991年底，苏联更是彻底解体，至此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前苏联也一分为15个国家。又如，在前南斯拉夫，虽然在集权程度上与苏联有较大差别，但在民族政策也属于典型的民族大拼盘模式，是一种团体多元主义体制，通过制度设计使各个民族共存于一个联合体制中，而各个民族则也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区域，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矛盾的制度安排，使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等都与民族身份、民族分界紧密挂钩，使民族矛盾与地区矛盾一体化，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民族为分界线、垒加强化线；一旦中央政权(联邦政权)权威不再，“这种联合就分崩离析，而每一个族群(民族)都将谋求政治独立。” [22]具体从经济根源来看，前南拉斯拉夫1991年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最富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01.8%，最穷的科索沃自治省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27%；两者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65年的5倍扩大到1988年的7.5倍；而与此同时，中央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中央财力过小，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2年的20.7%下降到1989年的5.6%，而地方财力过大，且在各共和国之间分布极不平衡。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央财力下降使得中央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地区和民族均衡发展，导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地区和民族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援助经济落后地区，不愿意背“经济包袱”，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23]同时更应从国家政治体制因素看，这就是由于南斯拉夫以民族划分治理区域，片面强调各民族的团体上的形式上的平等，实行“轮流坐庄”，规定各“共和国是主权国家”，自治省是“享有主权的联邦宪法实体”，联邦政府规定各民族都可在政治、商业和学校教育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并规定了三种官方语言，导致整个联邦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权力过于分散，联邦政府缺乏必要的集中和权威，国家的安危系于铁托一人的个人威望上。铁托死后，民族矛盾日益浮上台面，到1989年，南斯拉夫政局突变，决定实行多党制，民族分离主义政治势力的活动甚嚣尘上，结果在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两国的主张民族分离主义的反对党上台执政，公开反对社会主义，1991年6月25日两国退出联邦宣布独立，11月20日马其顿宣布独立；1992年3月3日波黑也宣布独立，加剧塞族、穆族、克族矛盾，引发了多年的内战。2003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2006年，黑山共和国公决独立；2006年塞尔维亚、黑山分成2个独立国家，2008年科索沃等几近独立。这样，最初意义上的前南斯拉夫也就从1个国家分裂为7个国家。[24]再如，(前)捷克斯洛伐克也实行民族大拼盘政策，它虽然重视从经济上缩小民族地区差距，但由于未能从政治体制上解决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因此也仍然无法阻止国家的分裂。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捷克(民族)的近50年，但随着国家对斯洛伐克地区投入大量的资金，帮助其发展经济，到1990年时两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基本平等程度，但是到1993年国家仍然被分裂。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国族认同问题，特别是缺乏保障国族认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在民族隔阂基础上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不断加剧：捷克人瞧不起斯洛伐克人，认为联邦国库的钱都让斯洛伐克人花了，影响了捷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斯洛伐克人虽然对国家拉平两地区的经济水平的政策感到满意，但总觉得捷克人欺负他们，不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在这种背景下，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不断凸显，特别是两民族的政治精英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两民族的政治精英发生分裂，都对原有国家政治架构的民族权力制度安排不满，认为本民族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反映，都在追求本民族政治上的独立和建立国家的权力，遂在1993年1月1日和平宣告联邦共和国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独立。

三、与时俱进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当代世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加速发展，不但民族国家内部正在经历空前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化过程，而且世界国已日益成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的“地球村”，特别是欧洲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包含27个成员国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朝着交往交流交融加深加快发展的客观潮流。当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实现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长期是国际社会的活动主体和单元，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长期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不二法则。因此，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以更好地全球化过程中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乃是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现实任务。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还相当大，所以，促进国家内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特别是应清醒地看到由于西方国家在民族政策上搞双重标准，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强力甚至强制推进本国的民族融合，“西方国家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取得这种语言和体制的融合：国籍法和归化法、教育法、语言法、有关公务员雇用、兵役制度和国家传播媒体的政策，等等”[25]，有的甚至对少数民族赶尽杀绝；而在另一方面，却利用民族问题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民族交流融合，以所谓“人权”、“民族自决权”等为籍口插手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或明或暗地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始终面临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压力。“近年来，国际敌对势力从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出发，更加注重利用民族分裂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妄图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打开缺口。”[26]鉴此，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时俱进地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

一是要从政治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民族问题无疑含有政治性，在一些国家也已通过制度强化成为一个复杂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处理民族问题必须要有智慧和策略，应善于采取“非政治化”的方法，从保障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而不是强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集体身份和集体权利)的角度，按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来处理，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来处理，不宜把涉及不同族群(民族)的个人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当作族群(民族)问题来处理。要善于和坚持把国内族群(民族)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来依法处理，防止把族群(民族)问题做政治化的特殊处理，以利于强化每一个公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和法治意识，消除地方民族主义滋长的一切土壤和可乘之隙，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分属在汉族和各少数族(族群)身份的族群(民族)意识，所有公民不论族群(民族)成份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包括加强官员的异地交流任职，加强学生的异地就业等)，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份上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任何族群(民族)声称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族群(民族)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不允许以各族群(民族)成份来要求在国家享有或在特定区域内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各省级行政区、各地级行政区、各县级行政区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民族)因素而在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形势需要，及时开展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的改革研究，积极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适当增加省级行政区(含直辖市)数量，科学划分明省级行政区管辖面积和人口，使各省级行政区的行政管辖地域面积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适度均衡，更好地统筹辖区面积、人口、族群(民族)之间的关系，减少行政管理层级，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地区级行政区划，以利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便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繁荣发展。要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使公民强化中华民族身份和意识，不允许因少数族或汉族身份而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保障任何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把对以族群(民族)成份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调整为对处于贫困弱势处境的公民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以不断淡化各族群(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要按国际通常用法谨慎地使用“民族”(nation、nationality)一词，只在讲中华民族等国家民族时才使用“民族”一词，对汉族和各少数族仍可基本保留原称呼，称为某某“族”，或改称为某某“族群”(ethnic)，但不再使用某某“民族”的称呼(实际上，国内很多同志没有注意到，我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的英语译法，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由原来的nationality一词悄然改为ethnic)，以利于淡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所谓“民族意识”特别是“民族主义情绪”。要与时俱进以“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族群(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不在身份证明、升学、就业等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为强化公民的族群(民族)属性，只强化公民的国家属性或中华民族属性，把“三个离不开”的民族团结要求更好地升华为“三个分不清”，使公民自觉消除身份和心理上的分界线，增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同一性；同时把目前处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以公民救济和帮助的形式促进其发展。总之，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包括法制建设和法制创新)保障国内各公民的权利平等，不使任何公民因族群(民族)属性而享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从政治上保障和促进每一个公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增强个人的公民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归属。
二是要从经济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经济因素在民族问题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促进国内各民族(族群)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国内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对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我们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统一、全国一盘棋、民族交融、多元一体的最大受益者。首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都高于除中国之外的世界所有高增长国家。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库将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168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在1978—2008年30年期间，内蒙古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69%，新疆为10.35%，广西为9.86%，西藏为9.79%，云南为9.72%，宁夏为9.61%，贵州为9.36%，青海为8.44%。这八个少数民族地区同期增长率都比自然地理条件更为优越、区位优势更为有利、经济基础更为雄厚的国家，例如居世界经济增长率第二的博茨瓦纳(为7.59%)、第三位的新加坡(为6.92%)、第四位的马来西亚(为6.26%)，第五位的韩国(为6.25%)，第六位的泰国(5.71%)，第七位的印度(为5.65%)和第八位的伯利兹(为5.57%)(见表1)。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中华民族大家庭优势”，包括统一的国内市场，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明显的经济外溢性和外部性全国设施网络，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

其次，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类发展指标变化率不仅在中国是最快的，在世界也是最快的。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将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157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1982-2008年期间，全国HDI指数从0.558提高到0.793，提高了0.235，是同期世界HDI指数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而同期少数民族地区的HDI提高幅度都高于全国平均幅度，也是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幅度提高最大的地区；1982年时，云南、贵州和西藏的HDI都低于印度，内蒙古低于蒙古，但到了2008年，内蒙古已率先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并明显高于邻国蒙古；到2008年，西藏的HDI和人口预期寿命都高于比它自然条件更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社会主义大家庭优势”，包括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特别是国家财政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改善民生、投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平等，实现了社会进步的大跨越。

第三，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进入缩小阶段。根据我们按各地区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1978-1990年期间，全国地区差异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达到最低点0.59；1991-2003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上升趋势，达到0.70，确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相对差距扩大；2004-2010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逆转，并持续下降，达到了0.58，也真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优势”，包括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着力统筹各地区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鼓励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保护少数民族特色、优秀文化和传统，保护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一定要顺应经济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特别是要促进民族地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下大气力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保障商品和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大力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抓紧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改变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的问题，提高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促进东中部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促进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要完善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准入、公平经营的市场环境，保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国内企业与境外企业有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反对各种歧视行为，促进一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创造物质文化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选择作用的发挥，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的发生，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创新者的利益；要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进一步利用好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的同时，要促进民族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相互开放，通过发展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组织、引导东中部地区到民族地区进行投资和经济合作，组织、引导民族地区到东中部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帮助民族地区开拓国内市场，利用东中部地区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要着力培育和壮大以创新为职能的大批企业家队伍，既注意培育民族地区本地的企业和企业家，又注意引进外地的企业和企业家，更注意促进民族地区本地企业、企业家与外地企业、企业家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地各类企业家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原材料的新来源、特别是创造企业新的组织方式，创造有利于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创新活动的良好社会环境，增强民族地区经济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动力；要特别注重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把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能力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大幅增加民族地区的科技研发经费和比例，增强民族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推广应用能力，同时大力推动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科技支援，加强相互交流合作，促进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在相互交流合作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我国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从外延式数量扩张型增长到内涵式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从要素积累到集约管理再到知识创新的转变。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强和东中部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援和合作力度，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的加快发展，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

三是要从文化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不断兼容并包各地区、各族群文化的过程。这种开放包容性也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和力量所在。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越发重要，交化交往交流交融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进而对于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日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我们一定要顺应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需要，既充分尊重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又不人为强化、固化公民的文化差异属性，要更加重视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对一切族群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化、共通共融的宣传，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族群(民族)主义和大族群(民族)主义，不断强化各族干部群众的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各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不断增强抵御民族分裂主义的免疫力。要特别注意正确认识和妥善对待现代化进行中的民族意识复兴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方面要承认客观存在的族群(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其进行改造，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的民族主义)，坚定不移地贯彻“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27]；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特别重视语言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大基础作用，深刻认识没有共通的语言，就连人们之间沟通都很困难，而要建立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就更加困难，从而更进一步地自觉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贯彻落实，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和普通话)，不断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要辩证客观科学地认识宗教的消极和积极作用，按照《宪法》的要求，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善于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28]，限制其消极作用，把人们对宗教的认同纳入对国家的认同之下，并始终居于国家认同感之下并支持国家认同感，促进各宗教的交流沟通，有效整合各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道德规范作用，用宗教中的温和向善思想引导信教群众，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俘虏信众，特别是着力防止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恐怖主义尤其是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的思想武器，最大限度地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民族各宗教的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国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共同致力于创造现世的美好生活。要高度重视仪式特别是集体仪式在形塑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中的作用，包括要重建优秀的传统仪式，利用国庆、春节等各种有意义的节日及其仪式来强化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要高度重视通过各种为群众喜闻乐队见的形式引导人们自觉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忠于职守、各尽其责，自觉为增进全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而努力奋斗，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各族公民的力量。要高度重视发挥新闻传媒在培养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掌握话语权，引导公民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中国的认同感。要特别重视各少数族群(民族)文化元素的保护、发掘、整理和整合工作，充分认识各少数族群(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从而更好地增强各少数民族公民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更加自觉积极地把各少数族群(民族)元素更好地整合进中华文化，更好地为中华各族儿女所知悉所传承，更好地凝聚中华各族公民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四是要从社会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29]离开人们的交往，就无所谓社会。我们一定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客观实际，适应国内外民族交流交流交融的客观实际，包括适应一些外国人才(如美国的各族群人、加拿大的各族群人等)自愿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客观实际，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促进国内外各民族人员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趋势，不再强化中国是由56个民族(族群)组成的观念和做法(比如，假如有一个美国的墨西哥族裔人和一个美国的西班牙族裔人因在中国工作自愿加入了中国籍，那么按原来的公民民族归属划分，这时的中国公民民族类别则应变成58个民族；如果考虑到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强大，已经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人有意自愿加入中国籍，那么，如果批准这些公民自愿加入中国籍，中国公民的民族类别还会增加。这就说明这种固定有多少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刻板化民族组成称谓是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而是强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接纳国内外一切民族人员的大开放、大包容的开放理念(如不得把汉族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民族文化，也不得因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而排斥汉族文化，不能简单地对外国民族文化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等)，采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择优并蓄的开放态度，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积极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实际上，民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公民的文化属性，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促进各民族公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不要人为地把这种差异和属性固定化和强化。要高度重视促进国内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和国，国内各地都是中国所有公民的领土，国内各族公民都可以自由流动，自由确定在任何一个地方学习、生活和工作，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在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优化配置的时代，促进国内各族公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平等的流动，促进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一种自然和法律权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各族公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一定要顺应这种客观形势的需要，改革和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以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为出发点，为各族公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更好地适应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平等保障各族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更好地促进全国各族人口的自由有序流动，更好地解决各族人民的就业问题，创造更加有利于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要高度重视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在大中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出售中，研究相应的办法，尽可能地使不同族(族群、民族)的居民混居在一起，防止居住区明显分区、泾渭分明。要高度重视保护和引导族际自由通婚。不同族群(民族)人口的相互通婚，既是不同族群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交融一体了，人们都是亲戚、难分难解了，民族的团结、民族的交融一体和社会的交融一体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在一些民族地方有一种不利于不同民族族际通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措施，一些族(族群、民族)与其他族的通婚率很低，有的族际通婚率甚至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离国际上衡量族际关系良好的标准要求两族之间通婚率达到1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从制度上引导族际通婚，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改革和完善高考加分、公务员招考、就业升职等方面的政策，坚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原则，不得歧视或优待不同族群通婚者及其子女(如有的地方规定，父母双方都是少数民族的子女高考加分大大高于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这明显不利于民族通婚，明显是对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不公平歧视；同时，也有的地方，对已经融入城市实际上与汉族家庭并无教育差异的少数民族家庭(如父母双方或一方是侗族、满族等)的子女给予高考加分政策，又明显是对于同一城市父母双方都是汉族家庭的子女的一种不公平歧视)。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平等对待各族(族群、民族)，同时着力提高各族人口素质，切实帮助一切处于困难处境的各族公民提高素质，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要大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逐步在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事务活动中普遍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对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公民提供语言帮助和培训，不断提高各族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增加对各族公民的教育投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律推行双语教育、民汉合校、混班教学，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强对各族公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各族公民的科技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增加各族公民在受教育过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增强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力，增强各族公民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能力，共同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总之，我们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吸取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实现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协调发展、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谨对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魏星博士在有关统计资料方面提供的协助表示谢忱。
[②]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
[③]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17页；《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2010年1月23日。
[④] 胡联合、胡鞍钢：《繁荣稳定论：国家何以富强和谐》，第257—34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⑤]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等译，第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⑥]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等译，第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⑦]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2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⑧]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2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⑨]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2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⑩]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2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299—3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3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3]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303页，第3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3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第7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16]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36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17]参见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122—36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18]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401—40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19]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430、4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20]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423、42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21]参见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400—4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22]参见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51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23]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第270-27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24]参见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509-5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第365-37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25]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第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第70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27]参见《列宁全集》24卷，第130、136—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2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谢选骏指出：只有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建立现代国家意义的中国。但是仅仅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即使因此消除了“民族问题”，也是无法建立一个公民社会。

《谢选骏：对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009年7月23日博讯首发）报道：

如果许倬云真的说过，清帝国的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

——那就是许倬云昧于历史事实了。

首先，这个二元体制起码在辽、金、元那里都已经十分成熟了。而先前的北魏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个二元结构、一面倒地推行汉化政策而亡国的。所以我个人一向十分关注北魏历史，关注北魏与中共在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相似性质。（参见谢选骏《邓小平改革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比较研究》）

结果唐朝吸取了北魏灭亡这样的教训，这个二元体制在唐朝已经出现了萌芽——所以唐太宗号称“天可汗”——在汉人的皇帝身份之外，兼任“草原民族的最高可汗”。

不过这可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大一统专制。同时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这个二元存在进行一元化的领导，后来的辽金元清都是沿着这个“唐太宗思想”继续前进的。

其次，在欧洲历史方面，别的不说，突厥人组建的奥斯曼帝国，其实也具有这种二元帝国的性质——苏丹一人分别统治农民为主的的基督教民族与牧民为主的伊斯兰教民族。所以苏丹也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直到民族主义支配的“青年土耳其党”起来革命，才改变了这一“二元政策”。

最后，综上所述，二元帝国基本上是草原牧民社会的军事贵族所发明的一套管理办法，其作用是在维持对于草原牧民社会的秩序之外，同时有效控制农耕社会的平民政治。在这种意义上，北齐的高欢可以算是李世民的先驱。而有效统治平民社会的政治方式，在中国后来体现为科举制度，在拜占庭帝国体现为教会政治，其形式都是官僚制的，不问出身贵贱。

中国汉朝以后之所以屡屡被“外族征服”，近八百年来之所以三度亡国（一次亡于蒙古，一次亡于满洲，半次亡于日本，半次亡于苏联），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其实质，就是“平民社会亡于军事贵族”。其实质，不是“外族好战、汉族懦弱”，而是汉唐以后统治汉族的，只是一帮文学或科举出身的文官，而统治五胡、鲜卑、辽、金、元、清、日本、苏联的，却是军事贵族。文官统治造成了“一盘散沙”的民族性格——谁也不会从内心真的服从权威人格。结果唯有外来的军事贵族能够“凝聚”、“振作”一盘散沙的汉人社会。所以中国不得不定期遭到不同形式、不同方向的外来征服。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中国进行“有效统治”的秘诀也许就在于此：中共的本质，是苏联军事贵族集团（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力量延伸。不仅如此，连改组后的国民党（1924年）也是如此（是苏联军事贵族集团在中国的力量延伸）。换言之，北洋军阀之所以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不是由于他们缺乏武力，而是由于他们的出身，毕竟不是日本人、苏联人那样的服从军事贵族的社会，而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这些“儒将”，这些缺乏军事贵族性质的军事首长。北伐军、红军、解放军所拥有的战斗力，则是来自于苏联的政治训练和组织方法，其结果就是军事贵族对于平民社会的征服和改造——“社会主义”改造。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化就是中国的“准军事贵族”（太子党）向平民政治的转化。但是根据中国历史，这种转化是异常艰难的，甚至是危机重重的。因为，外来的军事征服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后患就是：汉人已经丧失了古代的规矩（包括汉服、汉魂、汉官威仪）和内在权威，不尊重规则，倒玩弄诚信，因此无法形成和平的秩序。看看西方各国的唐人街之脏乱差，我们就不由得联想到：即使专制瓦解，中国人是否真的具有自治的能力？

其实答案很清楚，中国人特别是汉人，如果真的具有自治能力，那么早在一百年前，在推翻了军事贵族的满清统治之后，就能像美国在推翻了“具有军事贵族传统”的英国统治之后，比较迅速地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哪里需要到现在花了一百年时间，还遥遥无期呢？

“自治能力”不是空洞的，而是十分具体的：例如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不随地吐痰，在拥挤的地方不去触碰别人，具有公共空间的意识，尊重别人包括开会时严格遵守发言时间等等“生活小节”……

如果连这些“生活细节的自治能力”都不具备，“公共事务的自治能力”当然无从谈起。“不自觉的人”如果变成了大多数，“法不责众”之下的社会秩序将不得不通过强力予以维持——这就构成了新一轮专制制度的起源。

历史在辛亥革命以后，给了中国人二十年时间来建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制度”，可惜中国人错失良机，民众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导致议会政治瓦解，一切诉诸武力。这一乱局诱使日本军阀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在这以后，中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阀建国”的道路。在这之后，中国人的自治能力不是增强了，而是进一步衰退了。

在这之后，枪杆子之下的所有“制度”和“法律”，已经证明不过是装饰性的。

鉴于现在的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治能力比较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治能力反而进一步衰退了，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将显而易见是漫长的、艰难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推翻一个专制政府容易，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艰难；因为民主政府的基础，是建立在民众的自治能力之上。而中国的现实是，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连社会精英也缺乏基本的自治能力。投机取巧、见风转舵、三心二意、做事缺乏分寸、不按牌理出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等习惯，成为“聪明”、“识相”的代词，成为多数人的选择。

在这种现实里，“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容易，“实现多元共治”艰难。因为连“一元自治”（汉人自治）都属子虚，不同民族之间的“多元共治”便是“乌何有之乡的消息”了。而“乌何有之乡的消息”最终只能把“善良的人们”引向古拉格群岛？

200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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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取消民族自治这种观点（见刘军宁：《中国应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元共治》），我早在今年西藏事件一周年时就写文章批评了，见下。

取消民族自治这种观点本来是由于去年的西藏问题而引起注意的。按照这种观点，达赖喇嘛要求真正自治，其实质就是要独立，所以共产党骂达赖喇嘛是搞独立是符合实际的。那些支持达赖喇嘛中间路线的人其实也就是在支持藏独。

有趣的是，那些坚决反对民族自治的人，对香港澳门却保持沉默。特区就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可以对内地移民设立门槛。为什么他们不反对特区的高度自治呢？这显然是双重标准。另外，这也说明他们认为港人治港只是暂时的，以后还是要京人治港的。最近，中共已经有人提出京港共治了。

胡平

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胡平
北京之春2009年4月号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西藏问题的关键是民族自治。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中共当局指责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是没有根据的。今日西藏实行的是中共党治，并没有实行藏人自治。在达赖喇嘛与中共当局的争端中，显然是中共当局不占理。

不过，最近我们又听到另一种意见。按照这种意见，民族自治制度本身就是问题。若真正实行起来，很容易助长分裂主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前两年就提出这种观点。在今年2月号的《领导者》双月刊中，马戎又发表了文章《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进一步阐明他的见解。马戎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采用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民族成分”，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且实行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强化了各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这就催生和助长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独立思潮。马戎建议中国应该学美国学印度。美国和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人家不搞什么“民族自治”那一套，他们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马戎的观点看来在知识界已经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知识界也有其他人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发表文章《西藏问题有解吗？》，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的观点就和马戎很类似（其他观点上有区别）。李大同也认为，中国搞的民族自治这一套是跟苏联学的，“只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在李大同看来，搞民族自治等于自挖陷阱，因为它逻辑上就包含着民族独立。这是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的。李大同的结论是，“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

上述观点在学理上不是没有它的部份道理，但失之片面，失之笼统，实际上不能成立。

首先，尽管中共学习苏联，人为制造出若干少数民族。但是这些人为制造出的少数民族，由于缺少深厚的历史根基，倒并没有什么闹分裂闹独立的。

其次，那些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意愿的少数民族，如藏族，都是自古以来就以其鲜明的不同于汉民族的民族性而著称于世的，而导致他们要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而是出于他们的不自治，或者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被干涉。

再者，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民族自治，并非中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共照搬苏联斯大林那一套的产物。类似的制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例如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中央王朝在各少数民族首领辖地设置羁糜州，册封原少数民族首领任都督或刺史，并世袭罔替。中央王朝祇要求他们向朝廷称臣进贡，并不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也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谈到西藏，远的不说，就说清朝吧。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这本书在大陆也很流行）一书里的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种体制下，西藏即便不是相对独立甚至事实独立的，起码也是高度自治的。至于到了民国时期，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明文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

说到学美国学印度，那么，美国和印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不错，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并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制度，然而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所谓不实行民族自治，那是对作为移民的各族裔美国人。在美国，作为原住民族的印地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印地安人保留区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在西藏的藏人当然是原住民族。即便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权。事实上，对原住民族实行自治制度的国家很多，例如加拿大、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等。

再说印度。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印度没有主体民族，第一大族的印度斯坦人也祇占总人口的20％而已。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主要按语言和民族划分。每个邦有自己的主体民族，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样，各个民族就可以在自己占主体地位的邦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坚持以我为主。所以他们不大担心被某一强势民族给同化掉，以至于在自己的家乡反而成了少数民族成了边缘人。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

民族与民族不一样。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小，有的差异大；有的少数民族比较容易和汉人同化，有的很不容易。另外，和汉人同化也有两种情况，有主动同化，有被动同化。满族人当年入主中原，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人是主动汉化的。藏人则不然，藏人主要是被动汉化的问题。由于藏人和汉人差异比较大，在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上又特别顽强（这和藏人的宗教传统以及西藏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他们对被动汉化就更较为抵触排拒，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呼声就特别高。如果同意藏人自治，藏人多半会愿意留在中国，如果不同意他们自治，那就等于把他们往独立的方向推。

我们知道，2007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第3条、第4条、第5条都肯定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说“原住民族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原住民族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分对外自决权和对内自决权。对外自决，意味着可以独立建国；对内自决，意味着可以建立自治制度。我们这里讲的是对内自决权。

不消说，原住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对《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也有很多争议或解释上的分歧。我这里无非是说，不能把中国现有的民族问题都归结于前苏联那以套民族理论和民族自治制度。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民族自治制度不应该一概取消。相反，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自治制度应该真正落实。在中共一党专制没有改变之前，真正的民族自治固然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在未来民主宪政的中国总是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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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中国应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元共治

最近中国发生的两起事件分别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引起全中国关注的是考生家长通过改变考生民族身份获得加分的重庆高考加分事件。另一起不仅引起全中国而且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是七月五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流血事件。

如果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都与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关。

重庆加分事件反映的是民族划分所引发的问题。根据四九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民族划分政策，中国被划分成56个民族，同时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行差别待遇，高考加分就是其中的一项。

中国政府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行差别待遇

新疆暴力事件反映的是民族划分之后实行民族自治所诱发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从1954年起却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在上述两起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这两项做法长久而言是缓和消融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还是不断地累积呈现爆发的态势？不认真回答这两个问题，发生在重庆和新疆的事件，以后还将发生，并且以更大的规模，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民族划分制度的渊源

就像阶级成份划分一样，中国的民族划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遗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他的这一定义是中国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官方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斯大林根据共同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等四个要素来确定一群人是不是能够构成一个民族。但是这样的定义没有可操作性。这个定义没有说明多大范围、多大程度叫"共同"，它排除了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权利，不能回答同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区分不同民族的经济形态，没有涉及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如何处理。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四标准，"中华民族"完全称不上是一个民族。按照这一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就应该重写。

不仅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问题。而且"民族"这个概念本身语义不详，含混不清。我们甚至无法为中文的"民族"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最接近的就是"Nation"，但是这个词多指"国家"。如此翻译，在不懂中文的人看来，五十六个民族同样可以指五十六个国家。

如果说"民族"的概念含混不清的话，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则名实不符。在中国还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因为这个制度根本没有可行性。中国的五大自治区都是有多个"民族"构成的，怎么能指定某个"少数民族"来"自治"这个地区呢？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排他性的，不是包容性的，是静止的，不是动态的，不能适应该区域人口的变迁。况且，中国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管理体制同样贯穿"民族自治"地区。但大一统与"自治"却是不能并存的。换句话说，有大一统，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自治"。

民族划分与民族自治制度没有解决预期的问题。相反，自实行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反而呈现出加速恶化的态势。

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在不同族群间划出只有作弊才能逾越的界限，在各族群之间实行差别待遇。这样不仅造成了族群之间的鸿沟，而且还区分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这就把族群间的差异与隔阂固定化、永久化，造成族群的敌意与对立，并最终从摩擦走向冲突，促使民族间的矛盾不断的升级。从1954年到今年约55年以来，民族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发恶化、激化。我们不能不问，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吗？

其实，中国历史上是不划分民族的。在古汉语中，"民族"不是一个正式的概念。"民族"作为一个正式的术语是近现代从日本引进的。不仅在中国古代没有民族的概念，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对民族做法律的划分。在香港澳门、台湾，也不实行民族划分的制度。易而言之，中国的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五十年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斯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

两边不讨好

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满意，但是被执行者都不满意。它做到的不是让相关各方都满意，而是都不满意。尤其是新疆事件大大激发了汉人的不满。不仅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而汉族人和汉族地区却得不到这一权利。其他"民族"都能自治，唯独汉人不能，是汉人能力低下，不配自治吗？这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所必须回答的追问。造成各方都不满的政策不可能是有效、成功的政策。

因此，为了中华大地上各个族群的民众共融共处，应该在政治和法律上取消"民族"的概念，并相应取消民族身份划分，取消户口、身份证和个人档案中的"民族"栏，取消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划分与称呼，实行人人平等，把保留和守护各族文化传统的权利还给各族群民众。政府的职责就是尊重并保护这一权利。

应该取消名存实亡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代之以全国各地一律实行地方自治，由各地的公民，无论哪个族群，自主管理地方事务。唯有充分自治基础上的多元共治，中国才可能有一个和平安宁的未来！

谢选骏指出：刘军宁和胡平都不懂得——即使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治理难题——因为那样最多只是达到了西方式的专制（德意）或民主（英美），没有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我认为，中国的独立自主，不仅要摆脱苏联模式，也要摆脱美国模式——那样才是建立一个中国现代国家的第一步。至于接下来如何走，那就需要未来中国人的接力赛了，绝非我们这个时代可以“一劳永逸”地“一锤定音”的！

谢选骏：第二代民族政策需要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内蒙古新双语政策反弹：步新疆后尘的担忧与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BBC 2020年9月8日）报道：

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强化民族融和的新政策可能取得相反效果，招致世界各地一些蒙古社区的抗议——内蒙古新双语政策推行激起强烈反弹，加强同化的民族政策受到多方质疑：中国内蒙古会成为下一个“新疆”吗？

近日，加强汉语教学的新双语教育政策在内蒙古引发蒙古族民众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同新疆、西藏相比，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素以民族关系和谐而为人称道。但这次除了双语教育的学生和家长抵制入学和街头抗议外，蒙古族民众普遍在社交媒体发声抗议。

中国内蒙古爆发反汉语教学示威后，当地警方悬赏通缉上百名居民——中国内蒙古双语教学新政引发少数民族权利争议——蒙古国秋季开学那一天，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同学生讲话互动，许多人认为他委婉地表达了对内蒙古蒙古语教学新政策的态度——9月1日在蒙古国秋季开学当日，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发表鼓励学生吸取知识、热爱民族的讲话。蒙古学生在同他的对话中朗诵了内蒙古诗人的一首诗。

这被蒙古人认为是蒙古国总统对内蒙古双语教育调整的委婉表态。视频显示，蒙古学生在蒙古包里对总统轮流朗诵了内蒙古诗人仁钦·斯琴朝克图的诗：“鱼儿为什么不会哭，因为大海是她的眼泪。鸟儿为什么不会迷路，因为她的翅膀在天空。为什么我们不会跌到，因为我的文字是竖立的。”内蒙古语言危机引发抗议波及世界各地的蒙古族社区，许多人都在社交媒体上更换头像，表示支持内蒙古地抗议——保留蒙古语言文字的抗议已经成了跨国界的表达，充斥微信、脸书和推特等多种社交媒体平台。

广泛表达的抗议和不满舆论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中国内蒙古一些旗县当局已经发文威胁要对参与抗议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地方的公安也发文要“依法严厉打击涉国家统编教材使用违法犯罪行为”。与此同时，有关官员试图要民众消除顾虑。

内蒙古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乌力吉巴特尔在电视采访中强调用汉语教授语文、政治、历史三科目是全国统一部署的行为，内蒙古的双语教学没有改变。中国内蒙古家长学生不满加强汉语教学，令蒙古语言生存陷危机。

内蒙知青呼吁

许多1970年代曾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草原“下乡”的“知青”纷纷发公开信对内蒙古的局势表示担忧，并呼吁当局取消引起蒙古族公众不满的新措施。一些“知青”在联署的公开信中中指出，汉语统编教材已经“引起蒙古族同胞的广泛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做法非常不认同和抵触”、当局一意孤行会破坏民族团结的局面。

几名上海“知青”在致内蒙古党委、政府的联署信中指出，新的三科教材完全可以译成蒙语教授。他们说，新双语政策“破坏了建国以来的内蒙古民族关系教育的良好状态”。他们呼吁内蒙古教育机关考虑专家学者和蒙古公众的呼吁，撤回决定，“化解矛盾”，“不要破坏内蒙古得来不易的局面”。公开信还说，当局一意孤行“会把好端端一个内蒙古生生搞成第二个新疆的局面”。

有近百万粉丝的著名左翼学者杜建国在微博上说，“这次三科教科书事件，（当局）纯粹是给境外反华势力送助攻。”杜建国在2012年在北京闯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记者会进行抗议，之后成为广受关注的公众人物。他在那次抗议中申斥世行是骗子，反对世行在中国推行私有化的建议。杜建国认为“没有必要用汉语的一个版本，完全可以用少数民族语言教授统编教材，自上而下推行三科汉语统编教材没有必要，画蛇添足，是没事找事。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为什么积极支持祖国大家庭，为什么积极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风俗、历史得到了尊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套老皇历是败事有余的…”

第二代民族政策

新政策引发争议后，内蒙古地方当局发出的通知中强调要“筑牢中华人民族共同体意识”，呼应了之前引起争议的要求强化民族融合的政策建议。中国学者胡鞍钢和马戎曾提出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建议。这派人主张强化单一民族意识，通过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不让任何一个族群封闭地生活在一块自己认为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淡化中国56个民族的族群意识。

胡鞍钢2011年撰文说，2010年中共中央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民族区域自治被这派学者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即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规定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主张加强民族融合的学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做法损害了大多数汉族人口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他们主张让公民逐渐与其民族身份脱钩，取消针对少数民族的所谓特殊。马戎认为，建立在列宁的民族理论之上的民族政策模式能够导致国家分裂，并说苏联解体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在中国民族问题专家和学者当中引起反弹，他们认为加大同化力度违反了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主张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人不了解中国复杂的国情，缺乏民族问题知识。

内蒙古的蒙古语请愿者使用了内蒙古历史上“独贵龙”运动的签名方式，把名字签成圆圈并按手印，显示抗议者平等承担责任，没有首要领导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撰文说，第二代民族政策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各民族“真正的平等”。

中共前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曾建议要淡化少数民族意识，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统战部原研究室主任黄铸撰文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急于实现民族融合和由此提出的一套政策并不可取。黄铸认为，“民族问题是关系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又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搞不好就可能引起民族动乱，并给外部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以可乘之机。那将造成我们国家的大灾难，千万不可玩火。”

旅居德国的蒙古学者霍尔察博士说，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讨论和非议民族区域自治已经推波助澜，引发许多反对现有民族政策，指责少数民族优惠过多，甚至汉族人口受歧视的舆论。他特别举了中文网络流传的所谓“两少一宽”的讨论。

1983年中国开始所谓的“严打”（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后，中共下发文件说，“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避免激化民族地区的矛盾。霍尔察博士说，“两少一宽”这个特定时间条件下的做法并没有成为法律，当局早就发文废止，但它却成了对少数民族网开一面、歧视汉族的例子，不断被引用。他认为，这种误导性言论不仅伤害了民族关系，客观上成了推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舆论准备。

在涉及内蒙古双语教育新政争议的社交媒体舆论中，既有蒙古族不满和抗议的表达，也有其他民族支持新政策的舆论。甚至还有少数发言说，如果蒙古族不满意国家的政策，可以离开这片土地。

在海外流亡的内蒙古活动人士特木其勒图（席海明）说，内蒙古蒙古语言生存面临的新危机令他深感忧伤。但是，目前的广泛抗议说明民族意识再次被唤醒，让他看到了蒙古族文化能够薪火相传的希望。

谢选骏指出：上文对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起源，叙述不清。实际上，我在2007年发表了电视访谈节目《小国时代》（后来结集成书名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就已经提出了“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非自由民主化运动的相关看法，到了2009年，则专门发表了《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文章——

《谢选骏：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苏联与中共的比较研究》（万维新闻 2009-07-13）报道：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弄假成真

问：那么你如何看待俄罗斯的未来？

答：俄罗斯开始对外扩张的时候，不过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比四川还小；经过三百年的侵略战争，到1890年代，达到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之后花了一百年时间，完成第一步解体，失去四分之一领地。如果再过一百年呢？我认为现有的俄罗斯联邦会进一步解体，分成二十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

问：为什么俄罗斯以后可能会不多不少正好分裂为二十一个独立国家？

答：因为先前的苏联就是按照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的模式来进行分裂的。我们发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盟共和国制度”，是弄假成真——本来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用来欺骗被压迫民族的幌子，最后却真的变成了民族独立的平台和行政分离的现成构架。回顾一下历史好了：早先，当西欧人向海外扩张到世界各地时，俄国人在陆上进行横贯欧亚大陆的扩张。对西伯利亚和中国边境的控制，可与美国向太平洋岸的西进相提并论。不断向前推进的疆界给俄国留下了如同它给美国人留下的类似标记。1895年，中亚最后一个穆斯林汗国被俄国征服。俄国全盛时期比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加在一起还大。当东欧剧变，俄罗斯剥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这第一层外壳，随后苏联解体又剥去了第二层外壳，如今俄罗斯幅员不仅远不及帝俄全盛期，而且仅为苏联时期的76%；但即使如此，剩下的俄罗斯联邦本身还有八十九个“联邦主体”：二十一个共和国、六个边疆区、四十九个州、两个直辖市、一个自治州和十个自治区。姑且不论这些边疆区、州、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区，那二十一个共和国显然都有资格获得独立。

问：俄罗斯的走向，大家都很关心；但它到底如何发展，确实包含着巨大的未知数，而现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十五六年，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原来同为超级大国、现在是唯一超强的美国如何发展。美国自己是主张单边主义，而其他地区大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都主张多极社会。那么我想直接问一个问题：像美国这么一个超强也会解体吗？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夏威夷有些人示威游行说“我们要独立！我们要独立！”但我们目前似乎看不到美国的解体迹象。确实，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战争中陷入了泥潭，但是从整体上讲，你觉得它会按照你的理论趋于解体吗？

答：不错。我们知道，当俄罗斯人口落到苏联人口半数的时候，苏联就走向瓦解了。苏联解体和苏联的政治改革其实没有关系，所以东欧其它共产党国家除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和苏联一样的“联邦制国家”以外，都没有瓦解，而无论南斯拉夫的战争解体，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体，都是民族问题的发酵造成的，不是米洛舍维奇的残暴和哈维尔的无能造成的。冷战解体了苏联体系，现在美国体系也面临这样的危险。本来人们拿海外扩张的英国和大陆扩张的俄国对比，认为英国失去殖民地但俄国不会，结果苏联还是崩溃了。苏联不仅一分为十六，而且俄罗斯联邦还在继续分化中。现在俄国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来打击车臣共和国的独立势力，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因为很明显，俄罗斯人口在持续下降，五百年的殖民扩张彻底损坏了它的民族精神，尤其俄国男人，酗酒成风，早夭，而且不生育。主要因为“区域小国——殖民大国”的游戏玩过头了。英国、法国也有这个问题，表现为殖民地居民的“内住”即逆向殖民。俄国最近驱逐中国移民，但是却不敢阻挡前加盟共和国也就是殖民地的移民。

2、“中共”和“苏联”

问：好的。有几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在苏联瓦解的过程中，其人权和主权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共“经济改革但不政治改革”的模式下，其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又是什么？二者有无可以比较之处？

答：我觉得中共和苏联的命运之所以不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的差别，也不是基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谁先谁后的次序问题。中共和苏联的命运之所以不同，是民族关系的差别造成的。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在苏联人口中的比例日益下降，几乎不到一半了，所以帝国维持不住了，而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幷没有造成国家分裂，德国甚至还通过民主化走向了民族统一。俄罗斯民族几百年来殖民扩张过度，从一个小小公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结果俄国人民再也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俄罗斯男人的寿命现在很短，为什么？酗酒、吸毒、艾滋病、大量意外事故……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崩溃，结果俄罗斯人的人力资源不够，少数民族也要独立。相反，中国不是这样。汉人不是从小民族扩张出来的，而是很多民族混杂出来的。几百年来汉人又是苦大仇深的被压迫的亡国奴，所以汉人的原始生命力是被压抑住的，而不是消耗过度如俄国人。再加上汉人总数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要中国崩溃是很难的。民主化以后的中国也很难像苏联那样解体的。

问：中国少数民族占有的区域超过了汉人，大概达到了百分之六十。这不会导致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

答：但是现在的民族自治区域，如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广西等，其内部汉人的比例已经不小了，许多地方已经超过了一半。如新疆一共1963.11万人口，其中维吾尔人口897.67万，汉人人口780.25万；内蒙人口2300多万，蒙古人只占14%，汉人占84%；宁夏人口595万人，汉族人口为381万人，占64.02%；回族人口为210万人，占35.31%。广西汉人为2861万人，占61.46%，壮族人反而只有1518万人，虽然壮族的人数是少数民族中的第一，但汉化程度也是最高的。满族和回族也是如此，分布广、人数多，但汉化程度高，基本没有母语了。中国全部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语言的约有4764.5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8％。当然，这些数据都是中国官方提供的，不一定准确，但无论如何，再过几十年，如果民族区域的汉化程度再深一点，汉人在民族区域成为更大多数的多数民族，那么民族区域的“自治”很可能就名存实亡了。

汉人和俄罗斯人不一样，不是起源于区域性国家，而是起源于世界帝国，类似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是很多民族杂凑在一起的、混合性的“民族”。这也造成汉人对异族人的包容性要比俄罗斯人强得多。说汉语的，写汉字的，就变成汉人了，就像满人也变成汉人了，回民也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没有民族语言的算什么民族呢？所以要中国像苏联那样瓦解是不太现实的。俄罗斯人排他性很强，光头党横行霸道，导致其他民族的反抗；因为俄罗斯人是军事性扩张的民族，一旦停止军事扩张就会瓦解，但是汉人不会，汉人文治强于武功，习惯于逆来顺受，在亡国时代都可以通过逃难来“扩张”。汉人又是一个腐蚀性很强的“民族”，很多民族和汉人在一起就被融合了或叫腐化了，结果就都“混”在一起了，所以许多汉人很喜欢用

“混”这个字，来说自己的生存境况。

现在舆论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其实导致苏联解体的是叶利钦和他的继承人普京这帮人。普京现在企图扮演俄罗斯的捍卫者，真是可笑，因为正是他们首先宣布俄罗斯从苏联分裂出来的，然后其他加盟共和国才敢于效法。按照俄国人自己开辟的这条独立路线走下去，俄罗斯联邦本身还应该继续按照民族区域，分裂为不同的主权国家。对照看一下中国，就应该理解：如果汉人自己不分裂，少数民族是没有机会独立的。

3、中国的关键演变在2019年

问：最后我们花点时间总结一下人权问题。

答：平面化的全球时代是个人争胜而非国家崛起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大国蚁民”、国富民穷的政策，正在受到日益强烈的质疑和挑战。本来，民主政治幷非奢侈的摆设，而是社会动员的需要；互相竞争的列国环境下，各个主权国家为了对外争胜而实行内部妥协。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东欧和苏联的道路，不完全是领导人的选择不同，而主要是因为时间还不到。类似八九民运的事件，匈牙利和波兰在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都发生过了，所以八九民运之后二十年到三十年间，民主化在中国还是可能实现的。再说苏联也是成立七十多年后，在第四代领导人身上才开始民主化的，这里有个生物性的“代沟”存在，跨越代沟需要时间，而中共建国七十年是2019年，按照苏联的先例，我认为关键性的演变将在2019年那时开始完

成。

僭主国家的民主化是必然的，僭主国家的瓦解则是偶然的。苏联各族人民的解放，既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功绩，也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失误，而是一种历史的反作用力：是遭受俄国殖民统治的各族人民的解放。我认为，原先沙俄打着“保卫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的旗号，走私推行俄罗斯民族的殖民扩张，但是在沙俄解体后，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为了控制这片土地，就制造了一个“苏联”的共产主义神话，来苟延残喘俄罗斯帝国的遗产，但斯大林的黑暗时代一经曝光，这个新沙皇的帝国就摇摇欲坠、必垮无疑了。

苏联的瓦解就是基于各加盟共和国人口增长的差异巨大，例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斯拉夫民族，从1926年到2000年人口分别增加1.6、2.1、1.7倍；而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等中亚穆斯林民族，从1926年到2000年人口分别增加5.2、4.3、4.5、6.1倍。穆斯林的高生育率使得其人口增加快、年轻化程度高，不仅所占苏联人口比例越来越高，而且由于年轻人多而更具扩张性，其民族就更加具有分离倾向。现在中国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汉族更为严厉，长此以往，很可能重演苏联的瓦解。

4、全球人口问题面面观

问：全球人口问题最为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值得警觉的动向？

答：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因此推广到欧亚大陆，计有玉米、马铃薯、番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辣椒、西红柿、菜豆、利马豆、菠萝等近30种，这使得世界人口得以快速增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命运是不同的，就拿法国和英国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人口消长对于综合国力的直接影响。中国自然也逃不出这个规律。

公元1500年法国人口1600万，到1800年增加了1.7倍。1500年英国〔包括爱尔兰〕人口400万左右，到1800年却增加了4.1倍。结果在英法的长期角逐中，英国胜出，法国败退。英国胜出，连英国殖民地爱尔兰都顺带沾光，其人口从1672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再到1846年的830万。公元1500年，伦敦的人口不过5万，1600年人口增至20万，1700年增至70万。

从1800年到2000年，英国本土人口增加速度也比欧洲大陆要快，幷且英国外移人口也远比其他西欧强国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要多。1800年美国530万人口中19%是黑人，80%是白人，白人中80%是英伦三岛的，只有20%来自他欧洲国家，其中的法国人只占白人中的2%左右，因为法国人民增长缓慢，缺乏殖民动力，结果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战争中全部败给英国。

2006年英国和爱尔兰人口共有6470万，美国人口2.98亿，加拿大3300万，澳大利亚2000万，新西兰400万，美国、加拿大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此外南非还有160万左右英国后裔，那么最为保守估计，英伦三岛人数为6780万，人民现在的后裔有2.15亿。根据这一估算，500年来，1500年当初400万英国人，到现在增加了53.5倍，其中英国本土人口增加到16.2倍。

就算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10%是法国移民〔只有加拿大超过20%，其它国家都远少于10%〕，那么现在全球的法国后裔的人口也只有9640万。

而仅仅估算从1800年到2006年的人口增长，英国人口增加到10.7倍，法国只增加到3.5倍。结果英语成为世界主要语言，英语国家成为世界主要霸权。法语再优雅完善，也不得不让位给相对原始粗鄙的英语。由此可见，人口的长期增长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

人口优势使得英语国家在产业革命中担当主角。据统计，1901年到2006年，美国共获得了228次诺贝尔奖，英国获得了75次，排在第三的德国只有65次，而近年诺贝尔奖得主越来越集中到美国，美国囊括2006年的诺贝尔化学、物理、医学奖。如果欧洲人口继续萎缩而美国人口继续增长，今后欧洲与美国在科技上的差距可能日益扩大。

问：英国与法国在人口消长方面的数据，给了我们中国什么启发？

答：中国以前盛行祖先崇拜，其宗教鼓励人们生育，认为多子多福。汉人聚餐就好像是在履行某种宗教仪式，而不完全是因为贪吃的恶习，所以红白喜事、庆功结盟、商谈事务、引见朋友，都要吃饭，因为中国传统认为亡灵也会饥饿，所以不仅需要生前多吃一点，死后还要有人贡献饭食，这个贡饭者，就是自己的儿孙，所以中国人的人生目标就是要生儿子，“传宗接代”的目的是给亡灵贡饭，免得灵魂饥饿。女儿因为要出嫁，所以不能执行贡饭的任务，所以被看作“赔钱货”，女婴往往还因此惨遭杀害，而长子却可以摆放祖先的牌位，传递祖先的“香火”。

这些祖先崇拜的迷信虽有变化，但幷未消失，其造成的生育文化留存至今，相当顽强，结果使得中国的人口数量得以凭借这一“祖先崇拜”的宗教力量，成为世界第一。尽管中国资源贫乏，人们普遍营养不良，但还是三妻四妾、拼命生育，就是因为担心死后沦入饿鬼的地狱。宗教信仰的力量如此强大，结果使得“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人口长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19世纪初全球人口10亿，中国有四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0%，但清朝这个世界大国的解体过程使得中国人口增长萎缩。到1900年，中国还是四亿人口，但是下降到只有全球人口的25%左右，1949年是22%，1980年是22%，现在2007年只有19%。要是继续实行现在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在100年后将不到5亿，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300年后将只有2800万。当然在这之前很久，中国早就被外敌入侵毁灭多次了。停止增长的中国人口，将使中国再次成为别国联军的跑马地、演兵场。

5、计划生育是民族自杀

问：如此看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呢？也就是说，不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生一个，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所谓纯劳动型的阶层的生育数量。

答：可以这样推论，但事实刚好相反。

问：为什么呢？

答：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恰恰落实为控制城市的、发达地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的人口出生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越是对农村的、边远地区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越是失去控制。这一是因为统治的管道深入不了那么远，二是因为这些人群的生育能力本来就比较强。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得农村的、边远地区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基本上不受计划生育的影响。我看过一些资料，知道有些农村的、边远地区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二十几岁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这些人号称“超生游击队”，处在脱离社会管制的边缘状态。

问：但是如果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下层社会的繁殖率就会更高？

答：参照其他国家和中国以前的情况看，幷不见得，因为他生得出来，但未必养得起。相反，计划生育政策倒是禁止了养得起的人去生孩子，限制的都是城里的精英人物，这些人的生育能力本来就低，再加上人为限制，出生率就雪上加霜，结果中国的总人口中质量好的比例越来越低，形成了“倒金字塔”。这种逆淘汰制度下的“倒金字塔”，也就使得中国社会更难文明化，因为文明人口在中国本来就是一小撮，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现在再加上计划生育的扼杀，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两个文明人才可以生一个小孩，本来有十万个文明人，到了下一代就剩下五万个了，再下一代就剩下两万五千。再下一代即使可以生两胎，也剩下不到五万人，因为这里面还有生不了的、生一个的、早夭的。

问：按照你这种说法，是不是最好取消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

答：对。我觉得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结束了，否则中国的未来会越来越小，现在执行的“强制节育”无异于“民族自杀”，无疑会使得中国在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不够文明的时候，就走上了空洞化的不归之路。当然纵观全球，连天主教国家都很世俗化，法律规定可以堕胎杀婴了。结果生育率最高的就是伊斯兰教国家，因为他们还恪守禁止杀婴的古训，所以他们可以向西向北扩张到欧洲，向东扩张到东亚，向南扩张到非洲，这个趋势若不改变，再过一百年，全世界都信伊斯兰教了，汉人也不敢公开吃猪肉了，就像现在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样。现在马来西亚都在限制养猪了，明显歧视华人。在伊斯兰世界以外，再过二十年，中国的人口可能还比不上印度，因为印度没有强制绝育，而中国却强制执行“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优势丧失以后，文明水平又如此低落，还有什么本钱立足于世界呢？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人海战术，因为人口便宜；但是再过二十年，这个优势就没有了。强制绝育的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后，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个老人，家庭没有人气，社会没有活力，而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到那时进入一个技术创新的社会吗？就像现在的日本？没有。远远没有。中国现在盗版猖獗，社会无视创新人格，大家宁可上馆子也不买书，有了钱狂嫖滥赌也不提升自己的品位，这种浇薄恶劣的民俗很难在二十年内脱胎换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最为简便的保持竞争力的解决方式就是：放弃强制绝育，延续人口优势。这虽是懒惰的解决办法，但适合懒人社会，所以有人现在开始批判马寅初，为毛泽东的人口政策翻案。

问：事实上有些学者已经重新思考计划生育政策，至少在中国国内也已经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

答：一个不能思考问题、讨论问题的民族，也就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注定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直到消亡。如果中国走向俄罗斯人口萎缩的道路，国家解体才会成为恶梦，而强制节育就是通往这一恶梦的不归之路。希望“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不要再度成为对于中国的诅咒。种种迹象显示，下一次的诅咒，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幽灵，而是由于人口危机的蔓延。

网文《第二代民族政策》报道：

第二代民族政策是胡鞍钢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提出来的民族政策思路，倡导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封闭地生活在一块自己认为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

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倡议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加强国家认同：

1、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平等的向每个民族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2、经济上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

3、文化上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每个民族进行文化改造，推行双语教学，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促使人人争当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培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学界解读

潘志平(新疆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是让公民逐渐与其民族身份脱钩。优惠照顾总是一定时间和一定阶段的政策，不能永远万岁。也就是通过一定时期的特殊政策，扶助处于相对劣势的少数民族，达到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共同发展。其趋势应是缩小优惠照顾的尺度而不是扩大尺度，高考分数线现在是优惠一百分，然后是七八十分，五六十分，逐渐缩小到少数民族自强自立而不再需要优惠照顾，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国外也有对处于劣势群体的照顾。美国自1961年实行的“扶持行动”，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它针对处于劣势的种族族裔，如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与我们不同的是，不是对这些族裔身份登记自动安排，而是必须自己申报，申报者必须承认是处于“劣势”，这是美国政治家们的智慧。在美国那样的竞争社会，凡有点能力的是不会甘心自认处于“劣势”而被另眼相看

吴楚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由于移植苏联做法并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我国一部分民族政策逐步偏离政府初衷。首先是把确认民族身份和享受民族优惠“绑定”的做法。其次，把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划等号，自我束缚。第三，人为地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当作唯一的“民族性”，民族文化的“经济化”甚至“商业化”演绎成民族符号而强化了与汉族的“区别”，这是对民族平等的真正伤害。当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在想方设法固定、创造自己的“族源特征和文化传承”时，将必然导致“趋异”而不是趋同。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新疆“7·5”事件后，国内理论界有人主张废弃“中华民族”，把民族定义为56个民族。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必须坚持“中华民族”，而56个民族改称“族群”，使它与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分开。中国在21世纪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国家分裂。按照民族自决权理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而在我们的身旁，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决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这一腐蚀剂注入并流淌在甲板的各个结合部，在人们不知不觉间降低了船体的整体稳固性，使大船无法经受起巨大的风浪和暗礁的撞击。在21世纪，解体的苏联应当一直是中国的“前船之鉴”。

由于只依据少数民族人口达到30%这个指标就建立自治单位，忽略占人口比例高达70%的世居汉族的民族感情，仅仅只是大力宣传所在地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使得很多地方汉民对自治州县的建立非常抵触，民族自尊心受挫。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得不少少数民族民众有了“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错误观点。实际上民族区域自治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少数民族的自身权力，依据的只是人口比例30%这个指标，实际上几乎各个自治州县都有更多的世居汉民族人口，而不是所谓自己认为的历史归属，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建立是因为50年代时当地朝鲜族人口比例非常大，但是朝鲜族是移民民族，1949年之前中国只有朝鲜人移民而没有朝鲜族，历史上半岛居民也从来没有控制过延边，历史归属无从谈起。而广西壮族自治区汉族人口更是高达63.82%，壮族人口占31.39%。人口比例汉人是绝对多数，但是因为落实少数民族自治权利而建立了自治区和壮族之外的各个其他民族自治州县，并无不妥。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不肯正视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认同意识，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国民当成敌对势力，是撕毁和废除国家宪法条文。

李维汉的前秘书、中央统战部原研究室主任黄铸撰文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急于实现民族融合和由此提出的一套政策是不可取。因为按照马列主义，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最后是民族消亡。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政策和其他一系列特殊政策，少数民族地区得到超越发展，充分享有中国先发规定的各项权益。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载，从1952年到2005年，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合计财政收支差额达2000多亿元，都要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给补。但是也有些民族自治州县出现了靠吃“救济粮”过活的不好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违反宪法规定的各民族“真正的平等”。

官方新闻评价

“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成效显著的，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下去，并不断加以完善，绝对不能轻易搞什么“第二代”，另起炉灶。民族问题是关系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又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搞不好就可能引起民族动乱，并给外部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以可乘之机。那将造成我们国家的大灾难，千万不可玩火。”

第一代民族政策

前苏联的民族大拼盘模式被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又称为民族区域自治。它源自列宁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是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防止工人被民族文化分化，防止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教唆互相残杀的根本制度。因此列宁指出“凡是国内居民生活习惯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主和和自治，其机构则用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并由当时党内主管民族工作的李维汉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个纲要的内容载入了1954年的新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从此成为基本民族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国家领导人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领导并完成了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于1984年与第四部宪法一同颁布实施。此外，还有行政法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了自治条例139件，单行条例777件，根据本地实际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和补充规定75件，13个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都先后制定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或意见，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137个自治条例、510个单行条例、75个变通和补充规定。民族自治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64%，截至2003年底，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1173个民族乡。

前苏联的模式在中央财力下降使得中央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地区和民族均衡发展,导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地区和民族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援助经济落后地区，不愿意背“经济包袱”，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

谢选骏指出：2007年的电视访谈节目《小国时代》（后来结集成书名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2009年的《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出了中国需要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此之后，才出现了胡鞍钢2011年撰文说，2010年中共中央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民族区域自治被这派学者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即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规定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相关的思想终于开始“修成正果”了。这正合乎我早先的一个观察和判断——在网络时代，一个思想从开始到流行，一般需要十年的时间。

谢选骏：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真是一个吸血鬼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80岁在瑞士病逝》（2018年8月18日 转载法广RFI 呢喃）报道：

安南基金会今日证实，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本周六在瑞士伯尔尼的一家医院当中因病去世，享年80岁，死时有他的妻儿陪伴。安南的死讯传出，国际社会进行哀悼。其中，科菲-安南的祖国加纳宣布举行为期一周的国家级哀悼。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安南冷静坚定的目光和他的战斗力量将永远不会被世界遗忘”。
   
    科菲-安南1938年出生于西非国家加纳，曾在1997年到2006年之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是该职位的第七个担任者，也是第一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2001年，安南与联合国组织一道，因“朝着更有秩序，更和平的世界而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0年之间，安南的名字一直在国际外交界十分亮眼，但也和国际组织对于卢旺达，波黑，达尔富尔，索马里，伊拉克等问题的调停失败紧密联系在一起。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之后，科菲-安南曾成功阻止了肯尼亚2007年大选之后的血腥暴力事件，并在2012年以联合国特使的身份前往调停叙利亚战争，但是在两个月后因不满“联合国安理会的组织瘫痪不力”而终止了这一任务。

　
谢选骏指出：2004年，安南宣布美国对伊拉客（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都是非法的，但在此期间媒体爆出安南的儿子利用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贪污的丑闻。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真是一个吸血鬼吗？

科菲·阿塔·安南（英语：Kofi Atta Annan，1938年4月8日－2018年8月18日），加纳库马西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2001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生平
科菲·安南是双胞胎之一，孪生的姐姐在1991年去世。
1961年至1962年，安南在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学习。
1962年，安南留在日内瓦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之后得到了晋升。
1972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
1993年安南当选为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的副秘书长。1997年1月1日开始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个任期，是第一个出任此职位的黑人，2002年1月1日获得连任。他的连任在某种程度上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一般来说，秘书长一职每两任就会在各大洲的代表之间做变更。来自非洲埃及的加利从1992年便当选，而来自非洲加纳的安南接替了他的工作，本来安南只会任职一届，但安南依然获得了安理会的推举。
2001年12月10日，安南因协助创建全球基金会和联合国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们为“一个更有组织和更和平的世界”而作出的努力。该基金会以专门为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为成立宗旨。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安南呼吁英美两国不要在没有联合国的同意下出兵。2004年，安南宣布美国对伊的入侵和占领都是非法的，但在此期间媒体爆出安南的儿子利用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贪污的丑闻。
安南支持派驻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往苏丹，他也著手推动一些关于女性权利的工作。于2006年12月31日任满退休，之前的同年9月，安南发表离职宣言，当中提到当今世界两项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非洲的暴力屠杀和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种族冲突。
2012年2月23日，他出任联合国与阿盟联合特使，到叙利亚等国展开斡旋行动，以解决叙利亚危机，并提出了安南六点和平计划。2012年8月31日任期结束。
2018年8月18日，安南于瑞士联邦首都伯恩逝世，享寿80岁。

个人生活
1965年，他与尼日利亚女性Titi Alakija结婚，两人育有一个女儿Ama和一个儿子Kojo。1970年代后期，两人离婚。1981年，他与在联合国工作的律师Nane Lagergren相恋[7]。1984年两人结婚。安南通晓英语、法语及非洲多种语言。

谢选骏指出：加纳是一个极其贫困的黑非洲国家，其人均GDP美元计算，2017年只有1641，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不到美国的三十分之一，接近瑞士的五十分之一——就是这么一个穷极的黑非国家，其国民安南竟然可以到比祖国富裕五十倍的瑞士生活，还可能准备全家都死在瑞士。这样看来，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的确确是个吸血鬼。其任内不知聚敛搜刮了多少财富，可以供其家族长期挥霍。

附录

加纳（英语：Ghana i/?ɡɑ?n?/）是非洲西部的国家，首都阿克拉。加纳西邻科特迪瓦，北靠布吉纳法索，东边是多哥，南边为几内亚湾。

国家名称
英语正式名称为“Republic of Ghana”，简称“Ghana”。
汉语名称方面，中华民国称为“迦納共和國”， 简称“迦納”；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加纳共和国”，简称“加纳”；香港、澳门、马、新与中国大陆相同。

历史
3—4世纪起，为迦纳帝国的一部分；13世纪，阿肯人、莫西人等先后在南北各地建立王国；147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掠夺黄金；沿岸被称为“黄金海岸”。1595年荷兰、英国等纷纷侵入，贩卖奴隶。1844年沿岸被英国占领，1901年全境沦为英国殖民地，名为“英属黄金海岸”。
加纳于1957年3月6日宣告独立，由原英国殖民地“黄金海岸”和“英属多哥”合并建国，成为非洲英属殖民地中首个独立的国家。它的首任总统恩克鲁玛是泛非主义主要倡导者之一，曾经备受毛泽东推崇，对推动泛非独立和整合起过历史作用。
加纳独立后，经历过多次政变。1981年宪法撤销，而且禁止组成政党。1992年新立宪法，再次准许多党制。不少部族依然生活在“无国家社会”状态。另一些加纳人的效忠对象，是一个已经失去实质权力的阿散蒂土王（称为“赫内”，Asantehene），相信世上只有“阿散蒂民族主义”，而没有“加纳民族主义”。
阿散蒂位于加纳中南部，原为西非大国，首都位于库马西，曾为西方白人提供黑人奴隶。后来被英国纳为殖民地，逐步北上征服阿散蒂，形成今日加纳的雏形。英国人的行动激起阿散蒂人激烈反抗，阿散蒂土王亦于1902年被逐，但加纳一带变得更难管治，英国人于是在1924年恭迎土王回国，1938年举行“阿散蒂复国仪式”，恢复“阿散蒂酋长会议”的间接管治。
当加纳在二次大战后独立期间，英国多次要求阿散蒂另搞独立，并不成功，但阿散蒂土王至今在加纳具有崇高地位。阿散蒂王位一脉单传到今。现任土王奥通富沃·纳纳·奥塞·图图二世在1999年继位，拥有美国博士学位，被称为“现代所罗门王”。

地理
沿海与沃尔塔河沿岸为平原、盆地，海滨多沙洲、潟湖；西南部和北部为高原，东南部和中部有山地，海拔600～700米。
加纳离赤道很近，拥有典型的热带气候。大部属热带草原气候，年降水量800～1200毫米；西南部属热带雨林气候，年降水量1200～2200毫米。南部有两个雨季，5月-6月，和8月-9月。在北部，这两个雨季连成一个。1月-2月时会刮很干的东北风。
加纳东南部的沃尔特水库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从Yapei城到Akosombo大坝，长达520公里。这个湖现在主要用来发电和内陆水运，也可以用于灌溉和渔业。

政治
加纳是英联邦成员国之一。它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是选举的总统，拥有行政权。议会只有一院，由二个主要党组成：新爱国党和全国民主大会党。

经济
加纳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他的人均产出是西非更贫穷国家的2倍。尽管如此，加纳仍然有些依赖于贸易和国际援助，以及海外加纳人对本国的投资。大约有28%的加纳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日收入仅为1.25美元。而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加纳在过去45年里人均收入仅仅增加了1倍。
加纳在殖民时代以他们出产的黄金而闻名，而现在它仍然是世界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非洲第二大产金国)。其他的出口产品包括可可、木材、电力、钻石、矾土和锰，它们是该国外汇的主要来源。在2007年一个据报告称储量接近30亿桶（480000立方千米）的轻质油油田在该国被发现。石油开采正在进行中，石油的储量也在继续增加。
Akosombo大坝，1965年建于沃塔河之上，为加纳及其邻国提供水力发电。
加纳政府出口的主要农产品是像腰果、可可、豌豆和落花生一类的坚果，以及色水银这样的引申产品和黄金。出口活动由加纳国家农业出口管理局管制，该部门由Antoinette Efua-Addo领导。加纳政府建立这个农业出口机构是为了使非法的黄金、色水银以及可可交易最小化，并且已经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2008年加纳的劳动力总计有1150万人。经济仍然主要依靠农业，其产值占GDP得37.3%却提供了占劳动力总数56%的就业岗位，农业人口主要以小块土地拥有者为主。制造业在加纳经济中只占很小一部分，2007年其产值只占总GDP的7.9%。
过去军事政府效率低下的经济政策以及未兑现的保持区域和平的承诺使加纳继续出现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加纳塞地的贬值，以及人们日益加深的对财政紧缩政策的不满。尽管如此，加纳仍然算是全非洲经济结构比较合理的国家之一。
2007年7月，加纳银行开始着手实施重新划定货币面额的试运行阶段，从塞地转变为新的货币：加纳塞地。兑换率为1加纳塞地可兑换原来的1万塞地。加纳银行使用强力媒介去教育民众关于重新划定货币面额的益处。
新加纳塞地相对稳定。2008年与美元的汇率基本维持在1.1：1。增值税在加纳是作为消费税来收取的。税收制度在1998年刚建立时还是单一汇率，而到2007年9月时已经实行多种汇率制了。
在1998年，税率是10%，而到2000年时上调到了12.5%。然而随着2007年第734号法案的通过，3%的增值统一税计划开始在零售和配送行业实施。这就允许零售商的在出售第546号法案下的应征税商品时，可以收取3%的边际成本费，在增值税服务项目上也可以按3%的比例报税。这项措施旨在简化税务系统和加强税务系统的灵活性。
加纳还是一个农业国，全国有60%的农民人口，出产40%的国民生产总值。
加纳还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回收国家，其回收污染之大为一般国家的三倍。 加纳目前的黄金开采量超过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5倍。

谢选骏指出：加纳产出了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这样一个吸血鬼，其国家的未来是无法光明的了。

谢选骏：日本不对慰安妇道歉因为没有基督教化

《联合国认为日本没有对慰安妇真诚道歉》（2018年8月19日 转载法广RFI 东京特约楚良一）报道：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日审查会议当地时间17日举行了最后一天的审查。原日军随军慰安妇问题继2014年的上次审查后再次成为焦点，日本政府代表大鹰正人对于2015年日韩政府间共识无法解决该问题的质疑进行了答辩。

在16日的会议上，担任委员的美国著名人权活动家麦克杜格尔指出“无法理解为何日本政府不能以让原慰安妇满意的方式进行道歉和补偿”，比利时委员马克·博叙伊对于日本政府有关2015年的日韩慰安妇问题协定，“最终且不可逆转地解决了慰安妇问题”的主张提出质疑，他指出：“有人指出（日本）缺乏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态度”。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签约国进行定期的人权状况审查，这次对于日本的审查是在2014年以后相隔四年再次举行。

2014年审查时，该委员会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劝告，敦促日本“对有关安慰妇问题进行综合性的、永远地解决，并进行诚实的谢罪与补偿”，“并对慰安妇问题的负责人进行惩处”。

为此，日本政府2016年向该委员会提出意见书指出：安慰妇受害者的补偿，在1965年《韩日求偿权协定》中已解决完毕，与韩国政府也于2015年签订了韩日有关安慰妇的协议，并指出该委员会再调查当时的事情极为遗憾。

日本政府代表大鹰正人在17日的会议上对于2015年底日韩政府间共识无法解决该问题的质疑进行答辩。对于被指并未进行充分道歉和补偿，大鹰正人反驳称“为表明道歉和反省，一直致力于补偿”，并强调将切实履行为国际社会所肯定的日韩共识。

围绕对于在日外国人仇恨言论，委员会提出日本对于仇恨言论对策并不充分，大鹰反驳称“采取处罚措施等严格的管控有可能使正当的言论自由萎缩”，认为目前没有必要。


谢选骏指出：欧洲国家不懂日本为何没有对慰安妇真诚道歉，因为日本因为没有基督教化。没有基督教化的日本，举国上下信奉的是邪教神道，这种原始的萨满教嗜血残暴，所以日本的行为与同样信奉萨满的蒙古满清一样嗜血残暴。在这一点上，多少有点基督教化的韩国民众最不服气了，所以比共产党中国和民进党台湾国家更加积极手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在日本驻本国使馆前面示威抗议。由此可以想见，什么时候中国基督教化了，日本就会像服从美国一样地服从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