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新双语政策反弹:步新疆后尘的担忧与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BBC 2020年9月8日)报道:
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强化民族融和的新政策可能取得相反效果,招致世界各地一些蒙古社区的抗议——内蒙古新双语政策推行激起强烈反弹,加强同化的民族政策受到多方质疑:中国内蒙古会成为下一个“新疆”吗?
近日,加强汉语教学的新双语教育政策在内蒙古引发蒙古族民众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同新疆、西藏相比,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素以民族关系和谐而为人称道。但这次除了双语教育的学生和家长抵制入学和街头抗议外,蒙古族民众普遍在社交媒体发声抗议。
中国内蒙古爆发反汉语教学示威后,当地警方悬赏通缉上百名居民——中国内蒙古双语教学新政引发少数民族权利争议——蒙古国秋季开学那一天,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同学生讲话互动,许多人认为他委婉地表达了对内蒙古蒙古语教学新政策的态度——9月1日在蒙古国秋季开学当日,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发表鼓励学生吸取知识、热爱民族的讲话。蒙古学生在同他的对话中朗诵了内蒙古诗人的一首诗。
这被蒙古人认为是蒙古国总统对内蒙古双语教育调整的委婉表态。视频显示,蒙古学生在蒙古包里对总统轮流朗诵了内蒙古诗人仁钦·斯琴朝克图的诗:“鱼儿为什么不会哭,因为大海是她的眼泪。鸟儿为什么不会迷路,因为她的翅膀在天空。为什么我们不会跌到,因为我的文字是竖立的。”内蒙古语言危机引发抗议波及世界各地的蒙古族社区,许多人都在社交媒体上更换头像,表示支持内蒙古地抗议——保留蒙古语言文字的抗议已经成了跨国界的表达,充斥微信、脸书和推特等多种社交媒体平台。
广泛表达的抗议和不满舆论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中国内蒙古一些旗县当局已经发文威胁要对参与抗议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地方的公安也发文要“依法严厉打击涉国家统编教材使用违法犯罪行为”。与此同时,有关官员试图要民众消除顾虑。
内蒙古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乌力吉巴特尔在电视采访中强调用汉语教授语文、政治、历史三科目是全国统一部署的行为,内蒙古的双语教学没有改变。中国内蒙古家长学生不满加强汉语教学,令蒙古语言生存陷危机。
内蒙知青呼吁
许多1970年代曾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草原“下乡”的“知青”纷纷发公开信对内蒙古的局势表示担忧,并呼吁当局取消引起蒙古族公众不满的新措施。一些“知青”在联署的公开信中中指出,汉语统编教材已经“引起蒙古族同胞的广泛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做法非常不认同和抵触”、当局一意孤行会破坏民族团结的局面。
几名上海“知青”在致内蒙古党委、政府的联署信中指出,新的三科教材完全可以译成蒙语教授。他们说,新双语政策“破坏了建国以来的内蒙古民族关系教育的良好状态”。他们呼吁内蒙古教育机关考虑专家学者和蒙古公众的呼吁,撤回决定,“化解矛盾”,“不要破坏内蒙古得来不易的局面”。公开信还说,当局一意孤行“会把好端端一个内蒙古生生搞成第二个新疆的局面”。
有近百万粉丝的著名左翼学者杜建国在微博上说,“这次三科教科书事件,(当局)纯粹是给境外反华势力送助攻。”杜建国在2012年在北京闯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记者会进行抗议,之后成为广受关注的公众人物。他在那次抗议中申斥世行是骗子,反对世行在中国推行私有化的建议。杜建国认为“没有必要用汉语的一个版本,完全可以用少数民族语言教授统编教材,自上而下推行三科汉语统编教材没有必要,画蛇添足,是没事找事。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为什么积极支持祖国大家庭,为什么积极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风俗、历史得到了尊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套老皇历是败事有余的…”
第二代民族政策
新政策引发争议后,内蒙古地方当局发出的通知中强调要“筑牢中华人民族共同体意识”,呼应了之前引起争议的要求强化民族融合的政策建议。中国学者胡鞍钢和马戎曾提出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建议。这派人主张强化单一民族意识,通过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不让任何一个族群封闭地生活在一块自己认为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淡化中国56个民族的族群意识。
胡鞍钢2011年撰文说,2010年中共中央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民族区域自治被这派学者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即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规定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主张加强民族融合的学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做法损害了大多数汉族人口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他们主张让公民逐渐与其民族身份脱钩,取消针对少数民族的所谓特殊。马戎认为,建立在列宁的民族理论之上的民族政策模式能够导致国家分裂,并说苏联解体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在中国民族问题专家和学者当中引起反弹,他们认为加大同化力度违反了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主张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人不了解中国复杂的国情,缺乏民族问题知识。
内蒙古的蒙古语请愿者使用了内蒙古历史上“独贵龙”运动的签名方式,把名字签成圆圈并按手印,显示抗议者平等承担责任,没有首要领导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撰文说,第二代民族政策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各民族“真正的平等”。
中共前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曾建议要淡化少数民族意识,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统战部原研究室主任黄铸撰文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急于实现民族融合和由此提出的一套政策并不可取。黄铸认为,“民族问题是关系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又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搞不好就可能引起民族动乱,并给外部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以可乘之机。那将造成我们国家的大灾难,千万不可玩火。”
旅居德国的蒙古学者霍尔察博士说,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讨论和非议民族区域自治已经推波助澜,引发许多反对现有民族政策,指责少数民族优惠过多,甚至汉族人口受歧视的舆论。他特别举了中文网络流传的所谓“两少一宽”的讨论。
1983年中国开始所谓的“严打”(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后,中共下发文件说,“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避免激化民族地区的矛盾。霍尔察博士说,“两少一宽”这个特定时间条件下的做法并没有成为法律,当局早就发文废止,但它却成了对少数民族网开一面、歧视汉族的例子,不断被引用。他认为,这种误导性言论不仅伤害了民族关系,客观上成了推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舆论准备。
在涉及内蒙古双语教育新政争议的社交媒体舆论中,既有蒙古族不满和抗议的表达,也有其他民族支持新政策的舆论。甚至还有少数发言说,如果蒙古族不满意国家的政策,可以离开这片土地。
在海外流亡的内蒙古活动人士特木其勒图(席海明)说,内蒙古蒙古语言生存面临的新危机令他深感忧伤。但是,目前的广泛抗议说明民族意识再次被唤醒,让他看到了蒙古族文化能够薪火相传的希望。
谢选骏指出:上文对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起源,叙述不清。实际上,我在2007年发表了电视访谈节目《小国时代》(后来结集成书名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就已经提出了“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非自由民主化运动的相关看法,到了2009年,则专门发表了《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文章——
《谢选骏: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苏联与中共的比较研究》(万维新闻 2009-07-13)报道: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弄假成真
问:那么你如何看待俄罗斯的未来?
答:俄罗斯开始对外扩张的时候,不过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比四川还小;经过三百年的侵略战争,到1890年代,达到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之后花了一百年时间,完成第一步解体,失去四分之一领地。如果再过一百年呢?我认为现有的俄罗斯联邦会进一步解体,分成二十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
问:为什么俄罗斯以后可能会不多不少正好分裂为二十一个独立国家?
答:因为先前的苏联就是按照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的模式来进行分裂的。我们发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盟共和国制度”,是弄假成真——本来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用来欺骗被压迫民族的幌子,最后却真的变成了民族独立的平台和行政分离的现成构架。回顾一下历史好了:早先,当西欧人向海外扩张到世界各地时,俄国人在陆上进行横贯欧亚大陆的扩张。对西伯利亚和中国边境的控制,可与美国向太平洋岸的西进相提并论。不断向前推进的疆界给俄国留下了如同它给美国人留下的类似标记。1895年,中亚最后一个穆斯林汗国被俄国征服。俄国全盛时期比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加在一起还大。当东欧剧变,俄罗斯剥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这第一层外壳,随后苏联解体又剥去了第二层外壳,如今俄罗斯幅员不仅远不及帝俄全盛期,而且仅为苏联时期的76%;但即使如此,剩下的俄罗斯联邦本身还有八十九个“联邦主体”:二十一个共和国、六个边疆区、四十九个州、两个直辖市、一个自治州和十个自治区。姑且不论这些边疆区、州、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区,那二十一个共和国显然都有资格获得独立。
问:俄罗斯的走向,大家都很关心;但它到底如何发展,确实包含着巨大的未知数,而现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十五六年,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原来同为超级大国、现在是唯一超强的美国如何发展。美国自己是主张单边主义,而其他地区大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都主张多极社会。那么我想直接问一个问题:像美国这么一个超强也会解体吗?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夏威夷有些人示威游行说“我们要独立!我们要独立!”但我们目前似乎看不到美国的解体迹象。确实,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战争中陷入了泥潭,但是从整体上讲,你觉得它会按照你的理论趋于解体吗?
答:不错。我们知道,当俄罗斯人口落到苏联人口半数的时候,苏联就走向瓦解了。苏联解体和苏联的政治改革其实没有关系,所以东欧其它共产党国家除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和苏联一样的“联邦制国家”以外,都没有瓦解,而无论南斯拉夫的战争解体,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体,都是民族问题的发酵造成的,不是米洛舍维奇的残暴和哈维尔的无能造成的。冷战解体了苏联体系,现在美国体系也面临这样的危险。本来人们拿海外扩张的英国和大陆扩张的俄国对比,认为英国失去殖民地但俄国不会,结果苏联还是崩溃了。苏联不仅一分为十六,而且俄罗斯联邦还在继续分化中。现在俄国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来打击车臣共和国的独立势力,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因为很明显,俄罗斯人口在持续下降,五百年的殖民扩张彻底损坏了它的民族精神,尤其俄国男人,酗酒成风,早夭,而且不生育。主要因为“区域小国——殖民大国”的游戏玩过头了。英国、法国也有这个问题,表现为殖民地居民的“内住”即逆向殖民。俄国最近驱逐中国移民,但是却不敢阻挡前加盟共和国也就是殖民地的移民。
2、“中共”和“苏联”
问:好的。有几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在苏联瓦解的过程中,其人权和主权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共“经济改革但不政治改革”的模式下,其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又是什么?二者有无可以比较之处?
答:我觉得中共和苏联的命运之所以不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的差别,也不是基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谁先谁后的次序问题。中共和苏联的命运之所以不同,是民族关系的差别造成的。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在苏联人口中的比例日益下降,几乎不到一半了,所以帝国维持不住了,而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幷没有造成国家分裂,德国甚至还通过民主化走向了民族统一。俄罗斯民族几百年来殖民扩张过度,从一个小小公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结果俄国人民再也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俄罗斯男人的寿命现在很短,为什么?酗酒、吸毒、艾滋病、大量意外事故……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崩溃,结果俄罗斯人的人力资源不够,少数民族也要独立。相反,中国不是这样。汉人不是从小民族扩张出来的,而是很多民族混杂出来的。几百年来汉人又是苦大仇深的被压迫的亡国奴,所以汉人的原始生命力是被压抑住的,而不是消耗过度如俄国人。再加上汉人总数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要中国崩溃是很难的。民主化以后的中国也很难像苏联那样解体的。
问:中国少数民族占有的区域超过了汉人,大概达到了百分之六十。这不会导致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
答:但是现在的民族自治区域,如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广西等,其内部汉人的比例已经不小了,许多地方已经超过了一半。如新疆一共1963.11万人口,其中维吾尔人口897.67万,汉人人口780.25万;内蒙人口2300多万,蒙古人只占14%,汉人占84%;宁夏人口595万人,汉族人口为381万人,占64.02%;回族人口为210万人,占35.31%。广西汉人为2861万人,占61.46%,壮族人反而只有1518万人,虽然壮族的人数是少数民族中的第一,但汉化程度也是最高的。满族和回族也是如此,分布广、人数多,但汉化程度高,基本没有母语了。中国全部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语言的约有4764.5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8%。当然,这些数据都是中国官方提供的,不一定准确,但无论如何,再过几十年,如果民族区域的汉化程度再深一点,汉人在民族区域成为更大多数的多数民族,那么民族区域的“自治”很可能就名存实亡了。
汉人和俄罗斯人不一样,不是起源于区域性国家,而是起源于世界帝国,类似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是很多民族杂凑在一起的、混合性的“民族”。这也造成汉人对异族人的包容性要比俄罗斯人强得多。说汉语的,写汉字的,就变成汉人了,就像满人也变成汉人了,回民也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没有民族语言的算什么民族呢?所以要中国像苏联那样瓦解是不太现实的。俄罗斯人排他性很强,光头党横行霸道,导致其他民族的反抗;因为俄罗斯人是军事性扩张的民族,一旦停止军事扩张就会瓦解,但是汉人不会,汉人文治强于武功,习惯于逆来顺受,在亡国时代都可以通过逃难来“扩张”。汉人又是一个腐蚀性很强的“民族”,很多民族和汉人在一起就被融合了或叫腐化了,结果就都“混”在一起了,所以许多汉人很喜欢用
“混”这个字,来说自己的生存境况。
现在舆论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其实导致苏联解体的是叶利钦和他的继承人普京这帮人。普京现在企图扮演俄罗斯的捍卫者,真是可笑,因为正是他们首先宣布俄罗斯从苏联分裂出来的,然后其他加盟共和国才敢于效法。按照俄国人自己开辟的这条独立路线走下去,俄罗斯联邦本身还应该继续按照民族区域,分裂为不同的主权国家。对照看一下中国,就应该理解:如果汉人自己不分裂,少数民族是没有机会独立的。
3、中国的关键演变在2019年
问:最后我们花点时间总结一下人权问题。
答:平面化的全球时代是个人争胜而非国家崛起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大国蚁民”、国富民穷的政策,正在受到日益强烈的质疑和挑战。本来,民主政治幷非奢侈的摆设,而是社会动员的需要;互相竞争的列国环境下,各个主权国家为了对外争胜而实行内部妥协。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东欧和苏联的道路,不完全是领导人的选择不同,而主要是因为时间还不到。类似八九民运的事件,匈牙利和波兰在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都发生过了,所以八九民运之后二十年到三十年间,民主化在中国还是可能实现的。再说苏联也是成立七十多年后,在第四代领导人身上才开始民主化的,这里有个生物性的“代沟”存在,跨越代沟需要时间,而中共建国七十年是2019年,按照苏联的先例,我认为关键性的演变将在2019年那时开始完
成。
僭主国家的民主化是必然的,僭主国家的瓦解则是偶然的。苏联各族人民的解放,既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功绩,也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失误,而是一种历史的反作用力:是遭受俄国殖民统治的各族人民的解放。我认为,原先沙俄打着“保卫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的旗号,走私推行俄罗斯民族的殖民扩张,但是在沙俄解体后,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为了控制这片土地,就制造了一个“苏联”的共产主义神话,来苟延残喘俄罗斯帝国的遗产,但斯大林的黑暗时代一经曝光,这个新沙皇的帝国就摇摇欲坠、必垮无疑了。
苏联的瓦解就是基于各加盟共和国人口增长的差异巨大,例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斯拉夫民族,从1926年到2000年人口分别增加1.6、2.1、1.7倍;而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等中亚穆斯林民族,从1926年到2000年人口分别增加5.2、4.3、4.5、6.1倍。穆斯林的高生育率使得其人口增加快、年轻化程度高,不仅所占苏联人口比例越来越高,而且由于年轻人多而更具扩张性,其民族就更加具有分离倾向。现在中国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汉族更为严厉,长此以往,很可能重演苏联的瓦解。
4、全球人口问题面面观
问:全球人口问题最为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值得警觉的动向?
答: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因此推广到欧亚大陆,计有玉米、马铃薯、番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辣椒、西红柿、菜豆、利马豆、菠萝等近30种,这使得世界人口得以快速增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命运是不同的,就拿法国和英国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人口消长对于综合国力的直接影响。中国自然也逃不出这个规律。
公元1500年法国人口1600万,到1800年增加了1.7倍。1500年英国〔包括爱尔兰〕人口400万左右,到1800年却增加了4.1倍。结果在英法的长期角逐中,英国胜出,法国败退。英国胜出,连英国殖民地爱尔兰都顺带沾光,其人口从1672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再到1846年的830万。公元1500年,伦敦的人口不过5万,1600年人口增至20万,1700年增至70万。
从1800年到2000年,英国本土人口增加速度也比欧洲大陆要快,幷且英国外移人口也远比其他西欧强国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要多。1800年美国530万人口中19%是黑人,80%是白人,白人中80%是英伦三岛的,只有20%来自他欧洲国家,其中的法国人只占白人中的2%左右,因为法国人民增长缓慢,缺乏殖民动力,结果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战争中全部败给英国。
2006年英国和爱尔兰人口共有6470万,美国人口2.98亿,加拿大3300万,澳大利亚2000万,新西兰400万,美国、加拿大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此外南非还有160万左右英国后裔,那么最为保守估计,英伦三岛人数为6780万,人民现在的后裔有2.15亿。根据这一估算,500年来,1500年当初400万英国人,到现在增加了53.5倍,其中英国本土人口增加到16.2倍。
就算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10%是法国移民〔只有加拿大超过20%,其它国家都远少于10%〕,那么现在全球的法国后裔的人口也只有9640万。
而仅仅估算从1800年到2006年的人口增长,英国人口增加到10.7倍,法国只增加到3.5倍。结果英语成为世界主要语言,英语国家成为世界主要霸权。法语再优雅完善,也不得不让位给相对原始粗鄙的英语。由此可见,人口的长期增长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
人口优势使得英语国家在产业革命中担当主角。据统计,1901年到2006年,美国共获得了228次诺贝尔奖,英国获得了75次,排在第三的德国只有65次,而近年诺贝尔奖得主越来越集中到美国,美国囊括2006年的诺贝尔化学、物理、医学奖。如果欧洲人口继续萎缩而美国人口继续增长,今后欧洲与美国在科技上的差距可能日益扩大。
问:英国与法国在人口消长方面的数据,给了我们中国什么启发?
答:中国以前盛行祖先崇拜,其宗教鼓励人们生育,认为多子多福。汉人聚餐就好像是在履行某种宗教仪式,而不完全是因为贪吃的恶习,所以红白喜事、庆功结盟、商谈事务、引见朋友,都要吃饭,因为中国传统认为亡灵也会饥饿,所以不仅需要生前多吃一点,死后还要有人贡献饭食,这个贡饭者,就是自己的儿孙,所以中国人的人生目标就是要生儿子,“传宗接代”的目的是给亡灵贡饭,免得灵魂饥饿。女儿因为要出嫁,所以不能执行贡饭的任务,所以被看作“赔钱货”,女婴往往还因此惨遭杀害,而长子却可以摆放祖先的牌位,传递祖先的“香火”。
这些祖先崇拜的迷信虽有变化,但幷未消失,其造成的生育文化留存至今,相当顽强,结果使得中国的人口数量得以凭借这一“祖先崇拜”的宗教力量,成为世界第一。尽管中国资源贫乏,人们普遍营养不良,但还是三妻四妾、拼命生育,就是因为担心死后沦入饿鬼的地狱。宗教信仰的力量如此强大,结果使得“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人口长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19世纪初全球人口10亿,中国有四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0%,但清朝这个世界大国的解体过程使得中国人口增长萎缩。到1900年,中国还是四亿人口,但是下降到只有全球人口的25%左右,1949年是22%,1980年是22%,现在2007年只有19%。要是继续实行现在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在100年后将不到5亿,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300年后将只有2800万。当然在这之前很久,中国早就被外敌入侵毁灭多次了。停止增长的中国人口,将使中国再次成为别国联军的跑马地、演兵场。
5、计划生育是民族自杀
问:如此看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呢?也就是说,不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生一个,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所谓纯劳动型的阶层的生育数量。
答:可以这样推论,但事实刚好相反。
问:为什么呢?
答: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恰恰落实为控制城市的、发达地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的人口出生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越是对农村的、边远地区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越是失去控制。这一是因为统治的管道深入不了那么远,二是因为这些人群的生育能力本来就比较强。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得农村的、边远地区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基本上不受计划生育的影响。我看过一些资料,知道有些农村的、边远地区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二十几岁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这些人号称“超生游击队”,处在脱离社会管制的边缘状态。
问:但是如果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下层社会的繁殖率就会更高?
答:参照其他国家和中国以前的情况看,幷不见得,因为他生得出来,但未必养得起。相反,计划生育政策倒是禁止了养得起的人去生孩子,限制的都是城里的精英人物,这些人的生育能力本来就低,再加上人为限制,出生率就雪上加霜,结果中国的总人口中质量好的比例越来越低,形成了“倒金字塔”。这种逆淘汰制度下的“倒金字塔”,也就使得中国社会更难文明化,因为文明人口在中国本来就是一小撮,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现在再加上计划生育的扼杀,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两个文明人才可以生一个小孩,本来有十万个文明人,到了下一代就剩下五万个了,再下一代就剩下两万五千。再下一代即使可以生两胎,也剩下不到五万人,因为这里面还有生不了的、生一个的、早夭的。
问:按照你这种说法,是不是最好取消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
答:对。我觉得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结束了,否则中国的未来会越来越小,现在执行的“强制节育”无异于“民族自杀”,无疑会使得中国在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不够文明的时候,就走上了空洞化的不归之路。当然纵观全球,连天主教国家都很世俗化,法律规定可以堕胎杀婴了。结果生育率最高的就是伊斯兰教国家,因为他们还恪守禁止杀婴的古训,所以他们可以向西向北扩张到欧洲,向东扩张到东亚,向南扩张到非洲,这个趋势若不改变,再过一百年,全世界都信伊斯兰教了,汉人也不敢公开吃猪肉了,就像现在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样。现在马来西亚都在限制养猪了,明显歧视华人。在伊斯兰世界以外,再过二十年,中国的人口可能还比不上印度,因为印度没有强制绝育,而中国却强制执行“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优势丧失以后,文明水平又如此低落,还有什么本钱立足于世界呢?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人海战术,因为人口便宜;但是再过二十年,这个优势就没有了。强制绝育的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后,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个老人,家庭没有人气,社会没有活力,而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到那时进入一个技术创新的社会吗?就像现在的日本?没有。远远没有。中国现在盗版猖獗,社会无视创新人格,大家宁可上馆子也不买书,有了钱狂嫖滥赌也不提升自己的品位,这种浇薄恶劣的民俗很难在二十年内脱胎换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最为简便的保持竞争力的解决方式就是:放弃强制绝育,延续人口优势。这虽是懒惰的解决办法,但适合懒人社会,所以有人现在开始批判马寅初,为毛泽东的人口政策翻案。
问:事实上有些学者已经重新思考计划生育政策,至少在中国国内也已经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
答:一个不能思考问题、讨论问题的民族,也就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注定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直到消亡。如果中国走向俄罗斯人口萎缩的道路,国家解体才会成为恶梦,而强制节育就是通往这一恶梦的不归之路。希望“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不要再度成为对于中国的诅咒。种种迹象显示,下一次的诅咒,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幽灵,而是由于人口危机的蔓延。
网文《第二代民族政策》报道:
第二代民族政策是胡鞍钢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提出来的民族政策思路,倡导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封闭地生活在一块自己认为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
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倡议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加强国家认同:
1、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平等的向每个民族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2、经济上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
3、文化上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每个民族进行文化改造,推行双语教学,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促使人人争当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培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学界解读
潘志平(新疆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是让公民逐渐与其民族身份脱钩。优惠照顾总是一定时间和一定阶段的政策,不能永远万岁。也就是通过一定时期的特殊政策,扶助处于相对劣势的少数民族,达到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共同发展。其趋势应是缩小优惠照顾的尺度而不是扩大尺度,高考分数线现在是优惠一百分,然后是七八十分,五六十分,逐渐缩小到少数民族自强自立而不再需要优惠照顾,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国外也有对处于劣势群体的照顾。美国自1961年实行的“扶持行动”,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它针对处于劣势的种族族裔,如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与我们不同的是,不是对这些族裔身份登记自动安排,而是必须自己申报,申报者必须承认是处于“劣势”,这是美国政治家们的智慧。在美国那样的竞争社会,凡有点能力的是不会甘心自认处于“劣势”而被另眼相看
吴楚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由于移植苏联做法并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我国一部分民族政策逐步偏离政府初衷。首先是把确认民族身份和享受民族优惠“绑定”的做法。其次,把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划等号,自我束缚。第三,人为地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当作唯一的“民族性”,民族文化的“经济化”甚至“商业化”演绎成民族符号而强化了与汉族的“区别”,这是对民族平等的真正伤害。当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在想方设法固定、创造自己的“族源特征和文化传承”时,将必然导致“趋异”而不是趋同。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新疆“7·5”事件后,国内理论界有人主张废弃“中华民族”,把民族定义为56个民族。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必须坚持“中华民族”,而56个民族改称“族群”,使它与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分开。中国在21世纪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国家分裂。按照民族自决权理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而在我们的身旁,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决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这一腐蚀剂注入并流淌在甲板的各个结合部,在人们不知不觉间降低了船体的整体稳固性,使大船无法经受起巨大的风浪和暗礁的撞击。在21世纪,解体的苏联应当一直是中国的“前船之鉴”。
由于只依据少数民族人口达到30%这个指标就建立自治单位,忽略占人口比例高达70%的世居汉族的民族感情,仅仅只是大力宣传所在地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使得很多地方汉民对自治州县的建立非常抵触,民族自尊心受挫。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得不少少数民族民众有了“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错误观点。实际上民族区域自治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少数民族的自身权力,依据的只是人口比例30%这个指标,实际上几乎各个自治州县都有更多的世居汉民族人口,而不是所谓自己认为的历史归属,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建立是因为50年代时当地朝鲜族人口比例非常大,但是朝鲜族是移民民族,1949年之前中国只有朝鲜人移民而没有朝鲜族,历史上半岛居民也从来没有控制过延边,历史归属无从谈起。而广西壮族自治区汉族人口更是高达63.82%,壮族人口占31.39%。人口比例汉人是绝对多数,但是因为落实少数民族自治权利而建立了自治区和壮族之外的各个其他民族自治州县,并无不妥。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不肯正视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认同意识,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国民当成敌对势力,是撕毁和废除国家宪法条文。
李维汉的前秘书、中央统战部原研究室主任黄铸撰文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急于实现民族融合和由此提出的一套政策是不可取。因为按照马列主义,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最后是民族消亡。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政策和其他一系列特殊政策,少数民族地区得到超越发展,充分享有中国先发规定的各项权益。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载,从1952年到2005年,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合计财政收支差额达2000多亿元,都要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给补。但是也有些民族自治州县出现了靠吃“救济粮”过活的不好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违反宪法规定的各民族“真正的平等”。
官方新闻评价
“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成效显著的,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下去,并不断加以完善,绝对不能轻易搞什么“第二代”,另起炉灶。民族问题是关系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又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搞不好就可能引起民族动乱,并给外部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以可乘之机。那将造成我们国家的大灾难,千万不可玩火。”
第一代民族政策
前苏联的民族大拼盘模式被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又称为民族区域自治。它源自列宁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是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防止工人被民族文化分化,防止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教唆互相残杀的根本制度。因此列宁指出“凡是国内居民生活习惯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主和和自治,其机构则用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并由当时党内主管民族工作的李维汉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个纲要的内容载入了1954年的新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从此成为基本民族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国家领导人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领导并完成了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于1984年与第四部宪法一同颁布实施。此外,还有行政法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了自治条例139件,单行条例777件,根据本地实际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和补充规定75件,13个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都先后制定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或意见,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137个自治条例、510个单行条例、75个变通和补充规定。民族自治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64%,截至2003年底,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1173个民族乡。
前苏联的模式在中央财力下降使得中央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地区和民族均衡发展,导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地区和民族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援助经济落后地区,不愿意背“经济包袱”,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
谢选骏指出:2007年的电视访谈节目《小国时代》(后来结集成书名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2009年的《苏联亡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出了中国需要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此之后,才出现了胡鞍钢2011年撰文说,2010年中共中央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民族区域自治被这派学者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即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规定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相关的思想终于开始“修成正果”了。这正合乎我早先的一个观察和判断——在网络时代,一个思想从开始到流行,一般需要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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