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是走向世界帝国的基石

《美国国家紧急状态啥样？总统有136项权》（2019-01-10 中国经济网）报道：　　

一边美国联邦政府持续关门，一边特朗普在美墨边境移民墙经费问题上坚决不松动，甚至放出话来要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若真的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会有哪些权力？就能“修墙”了吗？

国家紧急状态通常是指危机之下，政府采取一系列特殊举措，在全国或地方实行的一种临时性的严重危急状态。

1976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签署了《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该法界定了美国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明确了国会对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制衡机制。不过该法对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只是做了程序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说明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

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美国总统拥有至少136项法定紧急权力，包括没收财产、调控生产方式、没收商品、向国外派兵、实施戒严令、控制交通通讯、管制私人企业运营，甚至可以中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管制法等。

针对特朗普威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落实边境墙建设资金，《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8日报道称，法律专家对此意见不统一。虽然对国家紧急状态下总统拥有的法定紧急权力有明确规定，但要实施某项权力，要看总统援引具体哪一项法定紧急权力，以及援引该法定紧急权力在法理上能否说得通。此外，若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国会有权否决总统使用其法定紧急权力。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博比·切斯内在其法学博客中分析称，美国法典中有两条法令分别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下，修改国防部建设资金和陆军民用建设工程资金用途，这两条法令适用的前提是证明“需要或可能需要军队介入”。即便真的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要“修墙”，特朗普可能还需要证明为此事动用军队的合理性。(甄翔)

谢选骏指出：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制定以来，并非实际运用——这次如果开始实际运用，则是美国走向帝国体制的一个分水岭，是我所说的“第四美国”的标志性事件！据此我说，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是走向世界帝国的基石。美国如果能够完成“从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化”，则可以有效整合全球世界。否则的话，时不我与。留待他人了。

谢选骏：共产党中国正在学习如何整合世界

《美专家：十九大报告暴露中共称霸野心》（2019年1月11日 转载RFA）报道：

不少人觉得，中共党代会报告体量很大，文字通常枯燥无味、生涩难懂，而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党代表在会上公然打瞌睡的原因。但一位美国专家却在精读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后，发现了中共称霸全球的野心。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10月向与会党代表做了中共十九大工作报告。这份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工作报告长达三万多字。习近平面对两千三百名代表逐字逐句地发表了近三个半小时的讲话。《纽约时报》把这次报告比作一场马拉松，还提到它耗时如此之久，以至于在结束时，前任领导人胡锦涛在主席台上指了指他的手表。

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近日在外交政策网“岩石上的战争”（War on the Rocks）上发表评论说，不少中国通出于不明原因，时常忽略中共党代会的报告。马蒂斯提出，为了更好地判断中共的执政意图，这些中国通必须从消化中共十九大工作报告开始。他在文章中写道，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对中共的意图产生误判。他举例说，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教授梅惠琳（Oriana Mastro）在新一期的《外交》杂志上发文说，中国并不想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北京当局的最终目标只是把美国赶出印太地区，并在全球范围内与之抗衡。换言之，马斯特罗认为中国只想称霸亚洲，借此影响世界格局，但并没有称霸世界的意图。马蒂斯表示，如果马斯特罗仔细分析十九大工作报告，就会发现这样的结论站不住脚。

马蒂斯还特意对报告做了一番统计。他说，“人类”一词在报告中出现了14次，“全球”和“世界”二词总共出现了54次。相比之下，“区域”一词和它的衍生词出现了33次，但只有一次是在指代中国以外的地方，而“亚洲”一词出现的两次也只是在专有名词中提到的（分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他说，这表明中共的视野不只局限于亚洲，而是在全球。报道中国时事的新闻网SupChina主编金玉米（Jeremy Goldkorn）赞同马蒂斯的主要论点。他表示，尽管很多人批评中共党代会报告“假大空”，但它仍然打开了一扇洞察其执政方向的窗户。“中共的宣传文件当然不是万能的，但它们确实传递了一些信号，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思考它们的含义。这就像天主教会用烟雾的颜色传递选举信号一样。”

马蒂斯补充说，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词，这些提法环环相扣，无不体现了中国的全球野心。他在评论文章中还指出，中国通在研究中共的某个意图时，应该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党代会工作报告上对此怎么说？”他表示，这样的思考方式可以被称为“党代会测验”(The Party Congress Test)。本台记者周四多次试图联系马蒂斯，但并未成功。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时政评论人士胡平并不完全赞成马蒂斯的看法。胡平表示，他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党代会报告。据他观察，报告的重要内容通常会以精神文件、摘要报道、学习心得等方式进行传播，而报告的发布只是在万事俱备的基础上所做的一场表演而已。“中共领导人发布的各种文件和会议公告非常多。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所谓‘小会解决大问题，大会解决小问题’，所以在特别大的会议上提的报告通常就没有太多的新意和重点。”他还说，马蒂斯提出回归一手中共文件的初衷没有错，但他也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国通对此并不感冒。对于外国人来说，阅读汉字并不简单，倘若再加上官话、套话之后就更难懂。同时，一些西方学者过度依赖于中共体制内的学者为他们答疑解惑，认为这些官方人士代表中共立场，这不免对他们的判断产生误导。

2015年，马蒂斯曾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文说，华盛顿应该为中共即将垮台的可能性做准备，引发热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随后回应说，西方有人幻想“中国崩溃”上了瘾，而他们的“政治意淫”会在多年后被历史嘲弄。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没有理解到的历史内涵，就是十九大报告不仅“暴露中共称霸野心”，而且是体现了共产党中国正在学习如何整合世界——这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2004年）一书发表十几年之后的事情了。而整合世界，显然比称霸世界，更为深刻。

谢选骏：白求恩也是个白人优越论者

《罕见 中国大使痛批加拿大白人优越论作祟》（2019-01-10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9日在当地报章撰文，指责加国处理拘捕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案采用双重标准，是“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作祟。

孟晚舟上月初被加拿大拘捕以来，据称已有1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其中8人获释，惟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佛（Michael Spavor）仍被扣押。加拿大及其盟友指责中方做法是“任意拘押”，要求立即放人。

卢沙野9日在国会山庄时报(The Hill Times)发署名文章，以“不要让傲慢与偏见蒙蔽双眼和灵魂”为标题，指控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势力一贯对中国采取双重标准，法治只是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所做所为是对法治的嘲弄和践踏。

对于外界指称中国抓了两个加拿大人，以报复加方拘捕孟晚舟，是“中国对加拿大的霸凌”。卢沙野写道：“在一些人眼里，中国的任何自卫行动都是对加拿大的侵犯。人们对我们说，‘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你要把右脸伸过去’。然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自己这样做过。”卢沙野在文中还表示，加拿大拉上美英等个别国家就以国际社会名义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放人。难道屈指可数的几个西方国家就能代表国际社会吗？在动辄以国际社会自居的某些人眼里，非西方国家都不是国际社会成员，国际事务也只有他们几个国家说了才算。卢沙野批评，当中方要求加方释放孟晚舟，切实保障她的合法正当权益时，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人士口口声声称加拿大是法治国家、司法独立，要依法行事。但当加国公民在中国涉嫌违法被拘押，他们完全不顾中国也有法律，蛮横要求中方立即放人。在他们眼中，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法律才是法律，需要遵守，而中国的法律不算法律，不值得尊重。文末，卢沙野强调，某些人之所以习惯傲慢地采取双重标准，归根结柢，还是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作祟。在这样的语境下，法治只不过是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是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的遮羞布罢了。他们所做所为不是对法治的尊崇，恰恰是对法治的嘲弄和践踏。

大使痛批在驻国 西方外交圈罕见——这是卢沙野第二次以大使身分在加国媒体痛批在驻国，在西方外交圈来说是罕见。去年12月13日卢沙野另曾在《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文，批评孟晚舟被拘押“是美国政府有预谋的政治行动”、“加拿大是美国猎巫同谋”、“不希望看到加拿大走上背离公平正义的道路”。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发言人劳伦斯(Alex Lawrence)重申，加国深深关切上个月被中国“任意拘留”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史佩佛(Michael Spavor)，要求中方立即释放。前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安省布罗克大学副教授柏顿(Charles Burton)表示，卢沙野的言论扭曲事实，进一步损害中加关系。他指出，卢沙野的公开声明武断指控加拿大政府的中国政策有双重标准、受“白人优越感”干扰，令人担忧。柏顿强调，卢沙野在公众外交方面似是而非的企图，再次放大加拿大人的担忧未来中加关系重建是否还有信任与和解的基础。

谢选骏指出：“中国大使”痛批加拿大白人优越论作祟，也是贼喊捉贼，因为共产党中国供奉马列主义，也正是“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的作祟。还有，中共推崇白求恩，也是“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在作祟。为何如此说呢？因为中国的抗日者如此之多，毛泽东这个秃驴不去推崇，独独推崇白求恩。岂非“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在作祟！

《加拿大议员访华，莫忘81年前的今天白求恩到中国》（补壹刀 2019-01-08）哀嚎：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句话在中国家喻户晓，连小学生都知道，它说的是白求恩。他大概是在中国最为知名的外国人之一。也正因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老百姓对加拿大颇有好感。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带着大批医疗药品和器械经香港到达武汉。“巧合”的是，2019年1月8日，加拿大议员团正在中国低调访问。报道称，他们将“谨慎行事”，向中方解释孟晚舟案。

壹

《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著名的“老三篇”之一，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学教材里的重要课文。

短短千余字，几乎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白求恩的全部认知。但白求恩的人生，还有许多的传奇。出身医学世家，其祖父是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加拿大上层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从没有人怀疑过，白求恩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他也没有让家族失望，拿了很多高大上的头衔，还自己发明改进了一些医疗器械，其中有一些至今还在使用。

甚至在30多岁，白求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拥有一家私人诊所、豪华别墅和汽车，还加入了高尔夫俱乐部。但一场结核病改变了他的一生。肺结核虽然并非不治之症，在当时却有极高的死亡率，尽管白求恩一度万念俱灰，所幸他最终逃过一劫并顺利康复。出院后的白求恩决定要尽全力救助更多的结核病患，他前往蒙特利尔学习。

19世纪 20年代的蒙特利尔有着世界上最顶级的肺外科专家，但讽刺的是，蒙特利尔所在的魁北克省肺结核死亡率也高居全加拿大之冠，而大多数病例就集中在蒙特利尔。很快，席卷资本主世界的大萧条到来了，蒙特利尔也没有幸免，许多原本过着体面生活的人不得不被迫挤进狭小公寓，甚至流浪街头，而当时的“按服务收费”的医疗服务，成为压倒患病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康复而穷人死亡。”

贰

白求恩认为自己看到了人类最“丑陋”的一面，“医疗”被当做了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生意来做。为此他在1931年1月愤怒地发表了《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言辞激烈地批评说：“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此后蒙特利尔多了一名“志愿医生”白求恩。由于30年代的加拿大被全球性的大萧条席卷，很多穷人根本拿不出钱治病，白求恩的无私奉献因此挽救了“千千万万”的人。这个时候的白求恩已经意识到，肺结核病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疾病，更是一个社会阶级问题。

1935年，白求恩前往苏联开会，亲眼见到苏联全民医疗福利制度的优势。回国后，顺理成章地，他成为加拿大共产党的一员。但白求恩的想法在当时的北美难以被主流社会接受。在1936年的一次演讲中，白求恩说：“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更多地讨论医疗事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这一职业对人民的责任，讨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和科学问题。”

然而他是这次学术讨论中唯一呼吁社会化医疗的人。最终，白求恩决定放弃拥有的一切财富和社会地位，先赴西班牙建立战地输血队，最后来到了中国。

叁

白求恩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一共只有665天。但他做了很多。一抵达武汉，白求恩便在宋庆龄的联络安排下见到周恩来，紧接着3月底到达延安，跟毛泽东见面，这次交谈持续了数小时，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白求恩并未在延安久作逗留，一个月后就进入战况更加激烈的晋察冀边区，被聂荣臻任命为军区卫生顾问。

尽管拥有丰富的战地医疗经验，但白求恩还是被边区恶劣的医疗环境震惊了。但他脑筋活络，还是工作狂，他发明出一种“卢沟桥”木架，可以很快在野外搭起简易手术站；据说战地输血在中国野战外科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就是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县实现的。专业医护人才的欠缺让白求恩最感头疼。努力克服语言不通的问题，他快速训练出了一批年轻人接手急救和基本外科手术，再让他们把所学到的知识传播出去。

在延安关于白求恩的传说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从1938年2月抵达武汉开始为伤员手术，在韩城、延安、贺家川、晋察冀、冀中，施行手术上千例，检查伤员无数。仅齐会战斗一次，他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69小时做手术115例。他还经常写信、写文章，甚至写小说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形势，并大力呼吁为中国抗战提供经费、物资和人员援助。

长期的过度疲劳，加上营养不良，白求恩的免疫力逐渐下降。他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自己的视力变差，牙齿也不太好，还有一边耳朵似乎也听不到了。他越来越疲惫，据友人回忆，不到50岁的他看起来已经十分苍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

在一次紧急的撤离中，白求恩坚持为一名战士做手术，在紧张和焦急中，一颗碎骨刺进了白求恩的手指。两天后的另外一次手术中，白求恩的伤口受到感染。1939年11月12日，年仅49岁的白求恩永远长眠于中国的土地上。

肆

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心里，他一直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外国志愿者。在中国，白求恩也成为一个专属名字。在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中，他的英文名字“Norman Bethune”成为专有名字，特意翻译成人们熟知的“白求恩”，而其他“Bethune”翻译为“贝修恩”，不译为“白求恩”。

如今在中国和加拿大日益密切的交往互动中，白求恩成为难以忽视的关键词。加拿大人来到中国时，常常会听到中国人热情地赞美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甚至邀请他们去石家庄烈士陵园参观白求恩墓。而中国人去加拿大旅游，白求恩出生地往往成为必游景点之一。但一开始，加拿大并不重视，甚至不认可白求恩。

二战期间，加拿大政府宣布加拿大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在这种背景下，白求恩的家人担心受到牵连，他的侄女甚至烧毁了所有信件。冷战期间，由于两个阵营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白求恩的名字在加拿大无人提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加虽未建交，但民间活动已经破冰，直到1972年，加拿大才正式承认白求恩是中加交往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时任加拿大总理的老特鲁多命政府买下白求恩故居，并改建为纪念中心，并在3年后对外开放。1990年，为纪念白求恩诞辰一百周年，两国还联合发行纪念邮票。

伍

自两国建交以来，加拿大对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比较友善，哪怕是战后美国极度反共的那些年，白求恩成为二者交往的一个重要情感纽带，尤其在民间。加拿大奉行友华政策的其中一个考量是，二战后美国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加拿大是谁”成为许多加拿大人思考的问题。而与美国在外交上适度区分，是加拿大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独立性的重要途径，中国和加拿大也各自受益于彼此的善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上个月发生的孟晚舟事件中，加拿大的独立性似乎不复存在。孟晚舟事件两周后，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在官微发了一条关于白求恩的消息，介绍他作为一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战斗经历。但这一次，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表示，“白求恩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永远怀念和感谢的加拿大人”，这个时候把白求恩抬出来，是一种消费。中国老百姓对白求恩的感激是真诚的，它值得加拿大珍惜。“白求恩是一面镜子，我们都应该多照一照。”有人曾经这样说，为的是让中国人以白求恩为榜样自勉。如今，这句话，我们与加拿大共勉。

谢选骏指出：表面上白求恩是个人道主义者，其实是个白人优越论者，他到中国来替天行道救苦救难，扮演了完美的基督徒，但是他却不信耶稣，反而相信敌基督的魔鬼卡尔马克思——既然如此，那么支撑白求恩的到底是什么？很可能就是白求恩心里的白人优越论。因为只有在共产党控制区，他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土共，甚至不惜严重违反医疗规程结果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只有这样，他才能体会到当家作主的皇帝感觉，难怪土八路毛泽东崇拜他。

谢选骏：失主的的确确选择了窃贼

《不是人民选择共产党专政 /张三一言》（2019年01月08日张三一言）报道：

【绝对不是人民选择共产党专政；是共产党把一党专政强加给人民】

这一篇谈的是民主ABC，只供大陆一些被共产党洗脑，不知民主为何物的朋友、小学生们阅读；有识之士无需读。

[一] 普世民主和共产党专政

甚麽是民主？民主，其本义是“人民的统治”，即“主权在民”，是一种现代的国家制度，国家权力由公民直接或间接行使。 民主有时被称为“多数的统治”，与极权统治、独裁统治或寡头政治相对立。(维基文)

甚麽是专政？

人们常见的是与民主对称的专制；专制的极端是专政；专政是全能的、无所不管的政治。

常见的专政有军人专政和政党专政两种。军人专政是赤 裸裸使用暴力压服和统治。政党专政则虚伪作假得可以，总是披上人民、阶级、民族、国家外衣进行统治；共产党一党专政是古今中外专政的表表者。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赉是共产党谋取一党权力、权利和利益；最终是党阶级、党当权派，尤其是党头子的权力、权利和利益。

反民主者用这样的逻辑反民主：民主是人民的统治，即主权在民，是多数人统治，也就是多数人专政，所以，民主也是专政。专政是普世公理，民主只是专政的特定形式而已。

说民主程序是多数决：正确；说民主是多数人专政：错误。

正确界定是：民主是全民统治。民主程序多数决之外的少数不是被专政对象，而是准统治者，候备统治者。加上民主必须附加条件是尊重少数；这尊重就包含不被多数侵犯的内容。现实正式的(成熟的)民主制度没有多数人专政少数人的事实。

必须指出的是反民主者偷换概念：把管治、统治偷换成专政；说成民主是多数人专政。民主与专政水火不容；绝不能说民主是多数人专政。专政是专制独裁的独有统治形态；民主只有被授权管理，也可以说被授权统治，不能说专政。

识别专制与民主。

专制与民主反动与进步的三个明显识别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有没有法定当然统治者；任期有没有限制。没有法定统治者的可能是民主，也可能是专制；有法定当然统治者的必定是专制，而且是极权，绝不是民主。

第二个标志是有没有任期制；一般民主制度都实行有限任期制，不是所有有限任期制的都是民主制度；专制制度也有有限任期制的。没有任期制的一定是专制制度。在任期制制约下，统治者不断冲向无限任期制；大多数不成功，少数成功。习近平是成功的近例。

第三个标志是期力来源。

权力源於打江山坐江山，及其後续是专制。这个权力是私权力，是保护自己镇压异己的权力(中国权力姓党，共产党姓习就是这一权力性质的表现)。所有皇权党权国家都如此。

权力是由人民授予，人民授权是法定程序的民主选举授权；这个权力的性质是公权力，是为国民服务的服务机构。人民授权的必要内容是选举自由而且有竞争，定期选举更换掌权人；这是民主。所有民主国家皆如此。

[二] 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实质

共产党专政和古今中外皇权有不同之处：对敌人专政。

共产党存在的前提是对敌斗争，消灭敌人。对地主富农、官僚资本家、民间资本家、小商财、帝国主义、封建立义、修正主义、台独、港独、分裂分子、亡党之心不死的国外势力、维权的低端人口、民运人士……斗争，并消灭之。共产党就是为此斗争而生而存；共产党一旦不斗争、不杀人，就不成其为共产党。

共产党斗争的内容是：消灭敌人和罪人。

谁是共产党的敌人：不服从党、反党的民众；这是头号大罪。

其它，社会上出现的打杀抢抄奸淫掳掠虽则也是罪，但它是次要的罪；只是个人犯小罪，不是侵犯党国大罪。只要拥护党奴忠党重罪变轻罪，轻罪变无罪，无罪变有功。

谁有权力决判定敌友我？

掌握共产党权力的不只是这个党的组织，更是掌握这个党实权的党头。可算是党头者，屈指可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仅四人而已。

共产党专政实质就是共产党头子独夫专政。

[三] 人民自由民主地选择了极权专制独裁制度的谬论

共产党把它的一党专政、毛泽东做皇帝，说成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其逻辑是：专政是民主决定，是民主的结果；所以有人民民主专政之谬说。

甚麽是强奸民意？以上是毛泽东、共产党给出的答案。

人民的选择只能是人民自己作主，即民主。

民主制度由两个基本要素组成：人民主权+人民统治 (人民指一国内全民) 。制度由程式权利和事实权力确定。民主制度是人民授权委托统治，这一制度由民主程序决定；极权专制独裁制度是打江山夺权，坐江山统治，由事实权力确定。

根据这一界定，没有人民依法定程序授权统治的不是民主制度；主权在极少数的极权统治者、独裁统治者或寡头的制度都不是民主制度，全是专制制度、极权制度。

毛泽东、共产党发谬论说：人民自由民主地选择了极权专制独裁的一党专政制度 ；它的实质内容和逻辑意义是：人民选择民主死亡、人民选择做奴隶。

不论从情、从理、从历史和眼前事实都证明，人民的本性和主流不会选择某一党专政，都会选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民主制度是人民主权+人民统治，根据这一界定：人民行使程式权利得出丧失人民统治权力的行动不是民主；因为没有了组成民主制度要素中的人民统治。正如，一个人自杀了，他就不是活人而是一条屍体。

人民自由民主地选择了极权专制谬论。

谬在逻辑上或事实上不可能：自选无权、自选为奴、自选贫穷、自选死亡都违反逻辑，违反人性，也违反事实。

谬在事实上不可能。还没有见过“人民自由民主地选择了极权专制独裁制度”的事实；这是说在竞选时，如果有一个政党或个人标明：我要专政人民；在这样情况下，人民自由自愿地个选择了专政党或个人，这才可以说是人民选择了极权专制独裁制度。

历史和现实曾经有过这种选择吗？

就是说，人们没有见过一次性终极性选举，选了之後没有权利再选的民主制度。

或有专政党或个人打着服务人民的旗号欺骗得逞，但是，这只能说人民受骗，不能说成是人民择专政。

“人民自由民主地选择了极权专制独裁制度”是极权专制独裁真理部、御用文人、五毛炮制出来的谬论；因为它逻辑不通，事实不存在。

“人民自由民主地选择了极权专制独裁制度”是假民主真专制独裁的托辞。共产党就是在这一假民主下的100%全票当选的民主；所以胡锦涛大言不惭地向世界宣布：“全国人民选了我当主席”。

谢选骏指出：上述匿名网文，罗嗦半天讲不清楚。因为作者强词夺理，推卸了人民的责任。其实，对于共产党专政，人民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失主被盗，自己确实需要负起主要的责任！因为窃贼以此为生，无法苛求他改过自新；否则他的生路就会断绝了。而失主被窃，只能怪他自己不小心，甚至可以说他自己选择了被盗的命运！所以，被抓的不该是窃贼，而应该是失主，抓紧公安局电刑伺候着，因为你不该报案，不该鸣冤叫屈，不仅把责任推卸给小偷，而且给警察老爷增添了麻烦！所以可说，的的确确失主选择了窃贼。否则你为何没有声明挂失？否则你为何没有上报处理？否则你为何没有讨还血债？你不反抗，等于选择了窃贼。

谢选骏：中国人亡了国所以缺乏安全感

《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2019-01-09 刘云枫）报道：

西方艺术三剑客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以绘画为核心；中国艺术三剑客是：诗书画，以诗为最。从古罗马时期撰写《建筑十书》的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巨匠达·芬奇，再到现代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西方建筑师享有和中国诗人一样崇高的地位。以高迪为例，他设计的神圣家族教堂，从1882年建设至今，还没完工，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上，中国没有建筑师。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中国建筑千篇一律，不需要设计。清末曾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到：中国宫殿和民居建筑风格缺乏创意，世世代代都沿用一种款式，只是出于建筑位置的需要或者建筑面积的局限而稍做修改。

为历史上中国是否有建筑师，我和一位律师发生争执。他以律师的口气告诉我，他要是找出一位中国著名建筑师的话，我就如何如何。他说的建筑师，是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紫禁城建设的主持者蒯祥。我和律师朋友说：蒯祥不是建筑师，他是包工头。为什么说蒯祥不是建筑师？包工头和建筑师有什么区别呢？

建筑师的职责，是设计满足功能需求的建筑。关键是设计，设计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有自己的创见。中国的宫殿，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礼制规定的；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皇帝钦定的。蒯祥只是按照礼制的规定和永乐帝的旨意，把纸上的蓝图变成现实。说他是建筑师，言过其实；说他是建筑师，也混淆了建筑师和包工头的概念。

在西方，建筑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业。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建筑师，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在中国，除去明代的蒯祥、清代的雷氏家族为皇家营造宫室、陵寝留在史书上之外，再没有其他建筑匠人，留下痕迹。再则，文人主导的价值体系中，土木营造乃匠人所为，不登大雅之堂，熟读圣贤书的文人士大夫是不屑为之的，甚至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这就使得所有建筑从业者，将营造纯粹当作一种谋利行为，很难有职业自豪感、成就感并获得社会的尊重。要获得尊重，只有一途，就是科举，并取得功名，那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没有建筑师参加的中国民居，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保持着千年不变的稳定性。典型的汉族民居是一串“糖葫芦”，三间房子一字排开，一明两暗。明则为堂，暗则为室。堂居于整个建筑的中心地位，并领导着左右两室；左右两室是从属的，如左膀右臂。“三间房”是标配，也有五间和七间的，但，必须是奇数，而不是偶数。因为，只有是奇数，中间的堂，才能成为中心，才合礼制。

堂是一个家庭的活动中心，也是对外开放的，迎来送往、家庭会议以及祭祖拜佛，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室是私密的，闲杂人等，概莫能入。堂正中开门，室有窗无门，进入室内，须经过堂，“登堂入室”，就是这个意思。堂和室，在后墙上都没有门，也没有一扇窗户——所以，汉族民居的室内，采光和通风都不好，非久留之地。

一字排开的正房，坐北朝南，但正房只是中国典型四合院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四合院之房屋沿四周而建，同时，充当围墙。院子在正中，四面有房屋围着。因此，家人在院子里活动，外人是看不到的。门和窗户只开在朝向院子一侧，房屋的外墙没有窗户，更没有门；如果房屋不足四面，其余方位则以高墙补齐，将整个院子围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是也。可以说，每一个中式院落都是封闭、独立和内向的。

西方民居的平面构成，恰与中国四合院相反。西式房屋建在庭院中间，周围是院子。这样一来，房屋门窗面向四方，而且，窗户都是落地式的，可以发挥和门一样功能。因此，西式民居，是非常开放的，联通性非常好。加之，围墙都非常矮，决不高过人头，很多人家甚至用冬青一类植物、或者象征性的木栅栏充作院墙。这样，如果家里不关窗帘，路上行人便可将室内一举一动一览无余，春光乍泄，就不可免。

西式民居的另一特点，是在开门和开窗上。房屋前后，都有门有窗，既便于自由出入，也保证了通风透气和充足的阳光。由于，房子前后开门，所以，欧美房子处于住地的中心，前后有院。和汉族院子不同的是，没有壁垒森严的围墙，只是以低矮的篱笆和木板为界，或者，仅以种植的蔬菜、水果和树木限定区域。邻里相望，一目了然。

综合言之，中国的四合院，和欧美的房子，各有特点。

第一，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

第二，四合院像堡垒，北方的四合院自不待言，徽派建筑的四合院，更加局促和封闭。闽南的土楼，则与堡垒毫无二致。欧美民居，则是休闲放松之地，像苗圃，房子的主人则是养花种草之人。欧美也有城堡式建筑，但，那不是民居，而是一地诸侯或贵族的豪宅。

第三，中国人崇尚深宅大院，欧美则是疏篱矮墙。

第四，中国人重风水，欧美人重风光——通风和采光。

第五，中式民居，四面合围，是封闭的、孤立的和内向的；欧美民居是开放的、联通的和外向的。

如果，民居是一定的民族心理的具体反映的话，则大体而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戒备和抵抗心理。

汉民居四面环伺，形成一个高墙重垒的封闭性建筑。它与外在环境有非常鲜明的界限，未经内部人允许，不得擅入，并有非常坚固的院墙阻止外部“侵入”。它是内外有别的，对外来者充满冷漠和与生俱来的敌意，它城府深沉，隐藏着不可外泄的秘密。中式民居，只在一个方向开门，指向性非常强。只有与华夏文化同质的文化元素，才被引入，否则，则视为异端而拒之门外。这或许就是霍夫斯泰德先生所说的风险厌恶。

与此相对，欧美民居，前后开门，左右逢源。一所房子孤立在住地中央，无所依靠，也无所隐藏。院子周围的篱笆，十分低矮，只有美化和象征性的分割作用，并无阻隔外来“入侵”的功效。在他们的民族心理中，没有歧视性的内外。也就是说，对外来文化，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取其所长。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这是现象。那么为何如此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安全感，因而觉得只有躲在大墙后面才是安全的。以致移民到了欧美，还是比较抱团取暖，躲进“唐人街”拥挤着。在欧洲历史上，也有缺乏安全感的时代，例如蛮族入侵的中世纪，城堡林立；现在的美国，也开始建立大墙了。所以，问题不是“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的区别，而是缺乏安全感与充满扩张力的区别。例如，现在轮到印第安人扩张到白人领地的时候了，缺乏安全感的白人开始向往住在院子里了，而且是要住在北美这个大的院子里。

谢选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来不及断子绝孙

《新生儿惊人减少 中国面临空前危机》（2018-12-29 观察者网）报道：评论 

　　

2018年即将过去。虽然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卫健委尚未公布今年全国累计出生人口数据，但根据各地已公布的数据推算，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与上年相比，降幅惊人。下面是部分地区已公布的累计出生人口数据：

江苏省：今年上半年出生38.3万个婴儿，同比减少5.6万人，减幅为12.8%；

浙江省金华市：今年1-5月，全市出生21879人，同比减少4779人，减幅为17.93%；

福建省南平市：今年上半年出生14834人，同比下降17.23%；

山东省德州市：今年上半年出生35564人，同比下降21.9%；

山东省烟台市：今年上半年出生26902人，同比下降16.2%；

山东省潍坊市：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64428人，同比下降21%；

山东省青岛市：今年1-11月份，全市户籍出生81112人，同比减少21737人，减幅为21.1%；

山东省聊城市：今年1—11月份全市出生64753人，同比减少23179人，减幅为26.36%。

可以看出，上述地区的出生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12%到27%。相对于2017年的1723万的数据，这种降幅意味着出生人口分别减少207万和465万，分别对应于1516万和1258万的全年出生人口。

不过，将上述地区非全年的降幅推演为全国的全年降幅依然需要谨慎。特别是，上述地区很多是山东省的地级市。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山东被称为“最爱生二孩的省份”，而在此之前山东可能是计划生育执行最严厉的省份。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全面二孩政策在山东导致的生育堆积反弹力度也更大，因而堆积释放后的降幅也可能更大。

但即便降幅没有上述公布地区那么严重，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已成定局。这种下降幅度与之前的官方预测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下表是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针对2017-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数的预测。该表格来自于前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

由上表可以看出，2017年实际出生的1723万人比国家卫计委的最低预测2023万少了整整300万。而对2018年的误判要更为严重。 即便2018年出生人口能达到相对乐观的1500万，那也比国家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要少582万，比卫计委认为不放开二孩的预计出生人口还要少225万。

近年来，我们一直警示中国出生人口面临雪崩。在全面二孩政策宣布之初，我们于2015年12月18日在财新网发表的《十三五规划需要何种人口政策》一文中就提到，“随着全面二孩堆积势能的释放，中国出生人口在2018年之后将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 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出生人口在2017年达到高峰，在2018年之后开始雪崩。但现实却比我们预料的更加严峻：2016年就达到高峰了，而雪崩在2018年就开始了。

不过，由于最大跌幅往往出现在高峰过后，而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高峰这一两年已经过去，2019年出生人口的降幅有望趋缓。但由于堆积生育意愿在未来几年会基本释放完毕，再加上育龄高峰期女性在十年内将减少30%以上，而生育意愿更可能继续走低，出生人口在未来十年将持续快速萎缩。尽管在这轮雪崩之后，出生人口的下降速度可能会平缓十来年，但除非大力鼓励生育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接近更替水平附近，出生人口的长期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其后果是中国人口将极度老化，而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将轰然坍塌。

即使未来生育率能维持到现在看来过于乐观的1.4的水平，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将以每代人，也即每27年时间萎缩13的速度减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计划生育部门似乎一直把1.8当作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生育率，但在我们看来，要维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将生育率最终提升到2.1以上的更替水平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尽管经济放缓、贸易摩擦、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在短期内更引人注目，但长期来看人口坍塌却是远比所有这些问题加起来都更严重的危机。过去40年来，虽然经历各种挫折和不时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社会始终能快速发展，这背后的基础驱动力，正是被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相对年轻，特别是数量众多的人口所蕴含的巨大潜力。然而，如果无法大幅提升生育率，那么长期来看，人口坍塌将会对经济社会的产生巨大的下行惯性，导致整个国力乃至中华文明的全面衰退。要应对这一空前危机，全面放开生育并通过减轻养育家庭负担来大力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生育意愿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这种昂贵的养育模式与少子化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这样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父母还面临越来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机构普遍稀缺。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

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是常态。对生育家庭的经济奖励，往往是累进制，特别是奖励第三个及以上的孩子，金额可让新生儿父母维持体面的生活，产假和育儿假甚至长达一年半，而雇主也被要求对育儿母亲甚至父亲提供再就业保障和育儿便利。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注重规划托儿和育儿的设施和服务，确保义务教育，为家庭解除养育的后顾之忧。在这些措施下，西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但迄今还没有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的先例。相比而言，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全球垫底，甚至只生一个孩子当成默认选择。可以预料，要大幅提升生育率避免人口坍塌，将是中华民族未来最大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临死的时候，布下了种族灭绝中国人的毒计，因此他们还来不及断子绝孙就一命呜呼了。但是他们不懂报应循环，不懂得这个报应迟早有一天会轮到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的头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恶有恶报，时候未到而已。

谢选骏：汉族人真的该死

《中国镇压新疆穆斯林 引发回民忧虑》（2018-12-29 美国之音）报道：

随着中国当局对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的镇压加强，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也感到威胁。美联社28日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说，回族诗人崔浩新（笔名安然）就是这样的一个回族人。　

今年39岁的出生于疯狂的文化大革命（1966-76）之后。在文革期间，作为中国第二大穆斯林群体的回族人也受到红卫兵的折磨。自那时以来，回族基本上是支持政府的，因此也基本上没有遭受中国最大的穆斯林族裔群体维吾尔族人所遭受的那种迫害。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崔浩新担心历史可能正在重演。在他试图让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承担责任时，他也担心自己的安全。”

早些时候，崔浩新公开表示了他对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命运的关切。中国警方随后对他进行了骚扰，包括将他抓捕拘留，并警告他不得再对新疆问题以及宗教问题发表意见，包括在国外的媒体上发表意见。崔浩新担心会出现暴力。他说：“人是有尊严的。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他的底线。如果迫害太不可容忍，如果出了事，那就可能是一场灾难。”

目前在新疆据信有多达一百万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被关进集中营。中共当局称那些集中营是职业培训中心。但维吾尔族人以及外界许多观察家称，中共当局的这种说法是明显谎言，因为被关押在里面的人许多人是教授、护士之类的专业人员，还有80多岁的老翁，人们难以想象那些人在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究竟是接受什么职业培训。

外国媒体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在“新疆化”，包括开始实施新疆已经实施的大规模监控。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12月24日发表社评称，“西方、尤其是一些美国媒体近来又出现一轮对新疆治理的攻击。更有甚者，一些媒体宣称，宁夏等西部穆斯林人口较多的省区在‘复制’新疆的做法，对穆斯林实施大规模监视，”“  历史将证明他们这样做是可耻的。”

《环球时报》的社评说，“美媒把宁夏扩大安装摄像头、设立便民警务站都牵强附会地解读成‘控制穆斯林’，那些人不知道会怎样解释中国沿海地区对安装摄像头的大量普及。另外不知道他们对‘朝阳大妈’现象怎么看。”

谢选骏：中国镇压新疆穆斯林，引发回民忧虑，中国沿海地区安装摄像头的大量普及……环球日报怎么看，事实胜于雄辩——汉族人该死！因为镇压是从汉人头上开始的，然后才扩展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解放以后”一贯如此，从元明清就是一贯如此了。可是没有人为“汉族人”讲话，而且出了许多特大汉奸，因为汉族人真的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