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白求恩也是个白人优越论者

《罕见 中国大使痛批加拿大白人优越论作祟》（2019-01-10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9日在当地报章撰文，指责加国处理拘捕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案采用双重标准，是“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作祟。

孟晚舟上月初被加拿大拘捕以来，据称已有1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其中8人获释，惟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佛（Michael Spavor）仍被扣押。加拿大及其盟友指责中方做法是“任意拘押”，要求立即放人。

卢沙野9日在国会山庄时报(The Hill Times)发署名文章，以“不要让傲慢与偏见蒙蔽双眼和灵魂”为标题，指控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势力一贯对中国采取双重标准，法治只是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所做所为是对法治的嘲弄和践踏。

对于外界指称中国抓了两个加拿大人，以报复加方拘捕孟晚舟，是“中国对加拿大的霸凌”。卢沙野写道：“在一些人眼里，中国的任何自卫行动都是对加拿大的侵犯。人们对我们说，‘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你要把右脸伸过去’。然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自己这样做过。”卢沙野在文中还表示，加拿大拉上美英等个别国家就以国际社会名义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放人。难道屈指可数的几个西方国家就能代表国际社会吗？在动辄以国际社会自居的某些人眼里，非西方国家都不是国际社会成员，国际事务也只有他们几个国家说了才算。卢沙野批评，当中方要求加方释放孟晚舟，切实保障她的合法正当权益时，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人士口口声声称加拿大是法治国家、司法独立，要依法行事。但当加国公民在中国涉嫌违法被拘押，他们完全不顾中国也有法律，蛮横要求中方立即放人。在他们眼中，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法律才是法律，需要遵守，而中国的法律不算法律，不值得尊重。文末，卢沙野强调，某些人之所以习惯傲慢地采取双重标准，归根结柢，还是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作祟。在这样的语境下，法治只不过是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是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的遮羞布罢了。他们所做所为不是对法治的尊崇，恰恰是对法治的嘲弄和践踏。

大使痛批在驻国 西方外交圈罕见——这是卢沙野第二次以大使身分在加国媒体痛批在驻国，在西方外交圈来说是罕见。去年12月13日卢沙野另曾在《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文，批评孟晚舟被拘押“是美国政府有预谋的政治行动”、“加拿大是美国猎巫同谋”、“不希望看到加拿大走上背离公平正义的道路”。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发言人劳伦斯(Alex Lawrence)重申，加国深深关切上个月被中国“任意拘留”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史佩佛(Michael Spavor)，要求中方立即释放。前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安省布罗克大学副教授柏顿(Charles Burton)表示，卢沙野的言论扭曲事实，进一步损害中加关系。他指出，卢沙野的公开声明武断指控加拿大政府的中国政策有双重标准、受“白人优越感”干扰，令人担忧。柏顿强调，卢沙野在公众外交方面似是而非的企图，再次放大加拿大人的担忧未来中加关系重建是否还有信任与和解的基础。

谢选骏指出：“中国大使”痛批加拿大白人优越论作祟，也是贼喊捉贼，因为共产党中国供奉马列主义，也正是“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的作祟。还有，中共推崇白求恩，也是“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在作祟。为何如此说呢？因为中国的抗日者如此之多，毛泽东这个秃驴不去推崇，独独推崇白求恩。岂非“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在作祟！

《加拿大议员访华，莫忘81年前的今天白求恩到中国》（补壹刀 2019-01-08）哀嚎：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句话在中国家喻户晓，连小学生都知道，它说的是白求恩。他大概是在中国最为知名的外国人之一。也正因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老百姓对加拿大颇有好感。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带着大批医疗药品和器械经香港到达武汉。“巧合”的是，2019年1月8日，加拿大议员团正在中国低调访问。报道称，他们将“谨慎行事”，向中方解释孟晚舟案。

壹

《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著名的“老三篇”之一，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学教材里的重要课文。

短短千余字，几乎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白求恩的全部认知。但白求恩的人生，还有许多的传奇。出身医学世家，其祖父是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加拿大上层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从没有人怀疑过，白求恩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他也没有让家族失望，拿了很多高大上的头衔，还自己发明改进了一些医疗器械，其中有一些至今还在使用。

甚至在30多岁，白求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拥有一家私人诊所、豪华别墅和汽车，还加入了高尔夫俱乐部。但一场结核病改变了他的一生。肺结核虽然并非不治之症，在当时却有极高的死亡率，尽管白求恩一度万念俱灰，所幸他最终逃过一劫并顺利康复。出院后的白求恩决定要尽全力救助更多的结核病患，他前往蒙特利尔学习。

19世纪 20年代的蒙特利尔有着世界上最顶级的肺外科专家，但讽刺的是，蒙特利尔所在的魁北克省肺结核死亡率也高居全加拿大之冠，而大多数病例就集中在蒙特利尔。很快，席卷资本主世界的大萧条到来了，蒙特利尔也没有幸免，许多原本过着体面生活的人不得不被迫挤进狭小公寓，甚至流浪街头，而当时的“按服务收费”的医疗服务，成为压倒患病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康复而穷人死亡。”

贰

白求恩认为自己看到了人类最“丑陋”的一面，“医疗”被当做了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生意来做。为此他在1931年1月愤怒地发表了《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言辞激烈地批评说：“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此后蒙特利尔多了一名“志愿医生”白求恩。由于30年代的加拿大被全球性的大萧条席卷，很多穷人根本拿不出钱治病，白求恩的无私奉献因此挽救了“千千万万”的人。这个时候的白求恩已经意识到，肺结核病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疾病，更是一个社会阶级问题。

1935年，白求恩前往苏联开会，亲眼见到苏联全民医疗福利制度的优势。回国后，顺理成章地，他成为加拿大共产党的一员。但白求恩的想法在当时的北美难以被主流社会接受。在1936年的一次演讲中，白求恩说：“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更多地讨论医疗事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这一职业对人民的责任，讨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和科学问题。”

然而他是这次学术讨论中唯一呼吁社会化医疗的人。最终，白求恩决定放弃拥有的一切财富和社会地位，先赴西班牙建立战地输血队，最后来到了中国。

叁

白求恩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一共只有665天。但他做了很多。一抵达武汉，白求恩便在宋庆龄的联络安排下见到周恩来，紧接着3月底到达延安，跟毛泽东见面，这次交谈持续了数小时，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白求恩并未在延安久作逗留，一个月后就进入战况更加激烈的晋察冀边区，被聂荣臻任命为军区卫生顾问。

尽管拥有丰富的战地医疗经验，但白求恩还是被边区恶劣的医疗环境震惊了。但他脑筋活络，还是工作狂，他发明出一种“卢沟桥”木架，可以很快在野外搭起简易手术站；据说战地输血在中国野战外科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就是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县实现的。专业医护人才的欠缺让白求恩最感头疼。努力克服语言不通的问题，他快速训练出了一批年轻人接手急救和基本外科手术，再让他们把所学到的知识传播出去。

在延安关于白求恩的传说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从1938年2月抵达武汉开始为伤员手术，在韩城、延安、贺家川、晋察冀、冀中，施行手术上千例，检查伤员无数。仅齐会战斗一次，他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69小时做手术115例。他还经常写信、写文章，甚至写小说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形势，并大力呼吁为中国抗战提供经费、物资和人员援助。

长期的过度疲劳，加上营养不良，白求恩的免疫力逐渐下降。他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自己的视力变差，牙齿也不太好，还有一边耳朵似乎也听不到了。他越来越疲惫，据友人回忆，不到50岁的他看起来已经十分苍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

在一次紧急的撤离中，白求恩坚持为一名战士做手术，在紧张和焦急中，一颗碎骨刺进了白求恩的手指。两天后的另外一次手术中，白求恩的伤口受到感染。1939年11月12日，年仅49岁的白求恩永远长眠于中国的土地上。

肆

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心里，他一直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外国志愿者。在中国，白求恩也成为一个专属名字。在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中，他的英文名字“Norman Bethune”成为专有名字，特意翻译成人们熟知的“白求恩”，而其他“Bethune”翻译为“贝修恩”，不译为“白求恩”。

如今在中国和加拿大日益密切的交往互动中，白求恩成为难以忽视的关键词。加拿大人来到中国时，常常会听到中国人热情地赞美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甚至邀请他们去石家庄烈士陵园参观白求恩墓。而中国人去加拿大旅游，白求恩出生地往往成为必游景点之一。但一开始，加拿大并不重视，甚至不认可白求恩。

二战期间，加拿大政府宣布加拿大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在这种背景下，白求恩的家人担心受到牵连，他的侄女甚至烧毁了所有信件。冷战期间，由于两个阵营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白求恩的名字在加拿大无人提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加虽未建交，但民间活动已经破冰，直到1972年，加拿大才正式承认白求恩是中加交往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时任加拿大总理的老特鲁多命政府买下白求恩故居，并改建为纪念中心，并在3年后对外开放。1990年，为纪念白求恩诞辰一百周年，两国还联合发行纪念邮票。

伍

自两国建交以来，加拿大对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比较友善，哪怕是战后美国极度反共的那些年，白求恩成为二者交往的一个重要情感纽带，尤其在民间。加拿大奉行友华政策的其中一个考量是，二战后美国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加拿大是谁”成为许多加拿大人思考的问题。而与美国在外交上适度区分，是加拿大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独立性的重要途径，中国和加拿大也各自受益于彼此的善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上个月发生的孟晚舟事件中，加拿大的独立性似乎不复存在。孟晚舟事件两周后，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在官微发了一条关于白求恩的消息，介绍他作为一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战斗经历。但这一次，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表示，“白求恩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永远怀念和感谢的加拿大人”，这个时候把白求恩抬出来，是一种消费。中国老百姓对白求恩的感激是真诚的，它值得加拿大珍惜。“白求恩是一面镜子，我们都应该多照一照。”有人曾经这样说，为的是让中国人以白求恩为榜样自勉。如今，这句话，我们与加拿大共勉。

谢选骏指出：表面上白求恩是个人道主义者，其实是个白人优越论者，他到中国来替天行道救苦救难，扮演了完美的基督徒，但是他却不信耶稣，反而相信敌基督的魔鬼卡尔马克思——既然如此，那么支撑白求恩的到底是什么？很可能就是白求恩心里的白人优越论。因为只有在共产党控制区，他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土共，甚至不惜严重违反医疗规程结果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只有这样，他才能体会到当家作主的皇帝感觉，难怪土八路毛泽东崇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