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国家主权压榨网络主权

国家主权压榨网络主权，不仅有共产党的防火墙，还有民主国的断头税。

《全球互联网巨头害怕的数字税 就要来了？》（国是直通车 2019-11-23）报道：

目前，全球互联网巨头最关心的一件事，恐怕就是数字税了。大型科技公司通常利用在爱尔兰、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国家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避税，这一做法恐怕很难再行得通。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1月18日，捷克政府批准了一项7%的数字税提案，旨在通过对谷歌和Facebook等全球互联网巨头的广告服务征税来增加国库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年中，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土耳其等国家已相继宣布各自的“数字税”征收方案，税率从2%到7.5%不等，主要征税对象是全球互联网巨头。其中，法国已率先行动，今年开始对全球数字业务年营业收入超过7.5亿欧元且其中至少2500万欧元来自法国的企业征收数字税，税率为营业收入的3%。

截至目前，各国还没有就数字税问题达成共识，随着各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全球经济治理权的博弈慢慢展开。

为何征收数字税？

就欧洲而言，各国的税收制度主要针对企业主体所在国的盈利。企业主体所在国是根据企业在某个国家是否有员工、工厂、设备、场地有形资产等而定。在此背景下，网络公司倾向选择在税制宽松、税率偏低的国家落脚，交纳大部分税收，比如爱尔兰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税收不公的现象出现。

以亚马逊为例，2017年，亚马逊英国业务的收入较上一年增长3倍，至19.8亿英镑，而缴纳的公司税却从2016年的740万英镑下降至456万英镑，降幅近40%。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欧盟传统行业企业需要缴纳的有效税率达23%，而大型科技企业平均只有9.5%。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立法提案，拟对大型互联网公司征收3%的数字税。根据立法提案，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均可对发生在其境内的互联网业务所产生的利润征税。

然而，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如爱尔兰、芬兰以及捷克等对数字税持反对意见。对于如何定义科技公司营收中的“数字服务”内容，各个成员国也无法达成一致。欧盟的数字税提案被搁置后，法国决定先行一步。法国指责互联网巨头们在法国赚大钱，然后运用巧妙的运作，把盈利转移到了爱尔兰等低税率国家。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直言，科技巨头交的税这么少，“我们在教育、医疗、环保方面的开支从哪里来呢？”除了法国，其他一些国家也蠢蠢欲动。

英国计划在2020年4月推出针对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税率为2%；意大利已宣布计划在其新的预算草案中引入数字税，并于2020年生效；当初反对征收数字税的捷克，也效仿其他欧洲国家推出了数字税提案……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南翔指出，互联网企业公平缴税是全球性的议题，但法国、英国等国试图以单边行动对互联网企业开征数字税，意图改变全球数字经济的税收规则。

为何难以达成共识？

当多国推出自己的数字税计划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全球还没有统一的数字税。尽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致力于在2020年推动达成数字税的全球协定。然而，由于国际税收规则协调的进程缓慢，OECD仍面临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快速发展以及税基分配分歧的问题。

本周，在巴黎举行的2019年财富全球论坛上，OECD秘书长安吉尔·古里亚表示，经合组织希望在明年1月之前出台“对数字公司征税”的新规定。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蔡昌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表示，数字税实际上是对当前全球利益分割格局的反映，各国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不同，导致在经济上存在利益的纷争。尽管OECD给出了自己最后的期限，但是部分国家仍然选择推出数字税计划。

不久前，土耳其公布了一项引入数字服务税的法律草案，并将其提交土耳其议会批准。数字服务税的税率是7.5%，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提议税率。该法律草案称：“技术的发展允许国际数字服务公司在一个没有实体存在的国家开展商业运营。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做法，该草案旨在对提供此类服务的企业收入征税。”

有分析指出，土耳其的例子很有可能会被其他新兴国家的政府效仿，长期以来，多边体系对他们对不公平全球化后果的担忧无动于衷，土耳其的征税提议重新引发了关于全球化公平性和国际治理作用的辩论。经合组织负责税收政策的帕斯卡尔·圣阿曼斯说：“现行制度正面临压力，如果我们不消除紧张态势的话，现行制度就无法维系了。”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数字税的威胁，代表谷歌、脸书等科技公司的华盛顿游说团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警告称，数字税可能导致双重征税，“对所有行业的公司构成切实而重大的威胁”。在Google的书面证词中，该公司的贸易政策顾问Nicholas Bramble表示，法国的数字税有可能破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程序。

Facebook在声明中说：“我们继续支持像经合组织那样采取的多边方法。我们欢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真研究有歧视美国公司并可能扼杀创新的单方面措施的方法。”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也对此表达了关切，并敦促外国同行在OECD框架内制定全球计划。BDO国际税务服务集团的全国业务主管Monika Loving表示，如果各国对数字税没有达成共识，人们就会对单边措施感到担忧，“我们可能会看到时间线可能超出已经声明的期限”。

蔡昌也表示，世界的多极化导致各国对数字税观点不一，OECD达成统一协议的难度比较大，可能等国际税收规则形成之后，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谢选骏指出：互联网络是超越国界的，但是裂地为王的主权国家却要拦路抢劫、横刀抽头……这真可笑，活活凸显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封建性质”。同时，也凸显了国家主权压榨网络主权的基本状态。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没有国家主权的干预，网络主权将如何运作呢？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国家主权的干预，网络主权将自行其是，直到从中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那就是全球政府的雏形了。

谢选骏：台湾只需要一个邦交国

《断交风云突变 台湾怒宣首与所罗门断交》（2019年9月16日 法广RFI 小山）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今天宣布，中华民国与南太友邦所罗门群岛自即日起断交；对于索国政府内阁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对此至感遗憾。台湾邦交国数量降至16国。台湾官方还谴责中国以此影响台湾明年总统大选。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吴钊燮宣布台索断交，并谴责中国影响台湾大选。据吴钊燮说，中国政府透过金钱外交手段，目的就是在打击台湾，伤害台湾人民，一点一滴压缩台湾主权，这次更刻意在大选前进行攻击，影响选举的企图昭然若揭，政府予以强力谴责，呼吁台湾人民坚持主权，自由民主理念，坚持走向国际。

    

    该报道说，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嘉瓦瑞（Manasseh Sogavare）今天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中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建交。中华民国与索罗门在1983年建交；索罗门人口约60万人，是台湾在南太平洋的最大友邦。

    

    吴钊燮晚间临时召开国际记者会表示，索国政府内阁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对此至感遗憾，强力谴责，并终止与索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画，立即撤离大使馆、技术团、台湾卫生中心，也要求索国驻台人员立即撤离。

    

    中央社报道说，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决定与中华民国断交，熟悉国安事务人士指出，从索罗门断交事件可以知道，来自中国的挑战，并不会因为台湾在两岸关系上屈服就可化解，相反的台湾只要退一步，最后就是落得香港现在永无翻身机会的地步。

    

    中国近年扩增在太平洋势力，近半年来，索罗门邦交频亮红灯，索国4月组成新政府后，就成立跨党派小组评估外交转向。政府积极巩固邦交，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斯俭在邦交传出松动之际前往索国，但最后仍宣告断交。

    

    据该名人士认为，国安单位年前即已评估，北京可能在美中贸易、香港情势日益窘迫下，选择对台湾出手，一来干预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二来展现北京在相关区域议题上的实力，对抗正在警惕并集结中的国际力量。

    

    据他还举例指出，如同过去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后，布国医疗状况恶化，社会陷入分歧混乱，这些情况恐怕也会在索国复制。尤其这几天外媒才传出中国将派出有黑心疫苗污点的“吉林帮”组成的医疗团队取代台湾的医疗团，还有近期以来引发不满的中国商人剥削索国劳工的状况，都是可以预见的隐忧。

    

    据他也表示，所罗门群岛位居区域战略要冲，中国伸手进去，预期会冲击区域稳定。特别对澳大利亚的安全以及南太平洋地区未来的稳定。这将会是目前多国包括美、澳及太平洋区域各国所忧心的地方。

    

    中央社说，就索罗门内阁会议决定与中国建交，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今晚宣布与索罗门断交，他表示，面对中国从来没有示弱，外交团队勇敢奋战到最后一刻，他已向总统蔡英文表示会勇敢负起政治责任。

谢选骏指出：台湾官员发怒了，是因为他们不懂台湾只需要一个邦交国，那就是美国。事实上，台湾的外交困境都是由于和美国断交引起的，因为其他国家都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的。当初蒙古独立的时候，半个世纪之间只有苏联承认；伪满独立的时候，只有日本承认——所以只要美国承认，台湾就没有困境，只要美国不认，台湾就无法具有国家地位了。至于像所罗门群岛这样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少一个好一个，不仅减轻了财政负担，而且有助于推广环境保护的工作。至于像法国那样首鼠两端的国家，1940年惨遭德国覆灭以来就再也没有回复过元气来，在决定世界命运的事情上早就无足挂齿了——向他们买军火，还不如做些玩具送给美国作为儿童的生日礼物呢。

谢选骏：一个半蓝色方案的战争

《中共“一带一路”的天敌出现了 美日澳联手出新招》（综合新闻 2019-11-22）报道：

中共旨在渗透和经济扩张的“一带一路”项目，已经让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不堪重负。本月初，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曼谷举行的一次峰会上宣布了三国合作推出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该计划有望取代中共的“一带一路”，并且确实保证项目的质量。

《日经亚洲评论》（简称《日经》）报导，“蓝点网络”计划无意成为筹资渠道。而是根据政府机构、发展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标准，评估基础设施项目。对于值得一做的项目，该计划将被授予其“蓝点”奖，旨在将全球优质的基础设施项目整合在一起。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U.S.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缩写为OPIC）、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及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将担任指导委员会成员，其它成员将在未来几周内出炉。

OPIC发言人说，“这就像是‘好管家’印章。”显然，该发言人将“蓝点”荣誉比作美国《女性杂志》授予优质家居产品的“好管家”印章。

OPIC总裁大卫·波希根（David Bohigian）表示，到2020年，有望在全球看到获得蓝点认证的项目。

“蓝点”有望成为“一带一路”替代方案——根据一年前的宣布，这三个机构还在印度太平洋的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建立了三方伙伴关系。新生的“蓝点”系统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已经进入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

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正在给斯里兰卡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带来无法承负的累累负债，而这可能正是“蓝点”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缩写为CFR）亚洲研究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C.Economy）说，“要想扩大合作规模，使其成为中国（中共）‘一带一路’的重要竞争对手并不容易。但是，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仅日本就已经是东南亚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

CFR的经济报告说，“许多国家目前正在审查和质疑其‘一带一路’项目的可持续性，这将让他们有机会考虑寻找‘一带一路’替代方案。”

谢选骏指出：什么叫做“一个半蓝色方案的战争”？那就是“一个蓝色方案与半个蓝色方案之间的战争”。那么，什么叫做“一个蓝色方案”？什么叫做“半个蓝色方案”？“一个蓝色方案”就是“蓝点网络”；“半个蓝色方案”就是“一带一路”了，因为一带一路是水陆并进，当然只是半个蓝色方案了。《河殇》1988年倡导海洋文明、面向蔚蓝色的蓝海战略，1989年就变成了“反革命暴乱的蓝图”，直接促成了东欧的解放、苏联的解体。现在三十年过去了，共产党中国也学习了蓝色，虽然还只能弄出“半个蓝色方案”，但已经可以激发并且对阵“一个蓝色方案”了——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成为一个蓝色强权而不是半个蓝色强权，那时，全球的格局就将重新洗牌了。至于现在，一个半蓝色方案的战争，将会走向那个未来。

谢选骏：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共产党中国宪法一样都是废纸一张

《中共党媒火力全开反击：香港人权法案是废纸一张》（2019-11-21 中央社）报道：

香港抗争越演越烈。美国联邦参议院19日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中国官方和官媒火力全开反击，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评论文章痛斥美国政府，并称"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就是废纸一张"。

这篇代表当局立场的评论员文章篇幅千余字，刊在头版左下方，显着的标题写着：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就是废纸一张；4版则几乎全版刊发了各相关部门的回应。文章严词抨击美方"公然为暴徒张目打气"，以美国国内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强盗嘴脸和霸权本性，是对包括港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

如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昨天的发言，这篇文章以高姿态"正告美方，收回在香港问题上的黑手"，并指美国政客根本不关心港人的利益福祉和民主人权，只是企图借香港乱局，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企图借香港问题趁火打劫，遏制中国发展。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示威和警民冲突升级之际，美国联邦参议院19日一致通过保护香港人权的民主和人权法案。中国外交部首先表态批评美方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该案成法，否则中方必将采取反制措施。

随后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等机构和部门也纷纷表达坚决反对的立场；中央电视台也在晚间新闻联播以近半时间报导中方对此事的回击。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意思似乎是，香港人权法案和共产党中国宪法一样都是废纸一张。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1990年代前期，美国一年一度对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的审查”，热闹了不过短短几年，就寿终正寝了！然后再过几年，共产党中国还被奖励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又过了十多年，共产党中国已经坐二望一，世界第一的桂冠即将从美国头上拿走了。

《丁一夫：现在，是认错的时候了》（议报 2018.02.25）报道：

1989年六四事件后，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的注意和关切空前提高，很多中国政治异见人士流亡欧美，海外民主运动一度人多势众，也有了一定机会向西方社会讲述中国政治状况，表达改革意愿。九十年代前期，美国一年一度对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的审查，是影响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杠杆。1995年，美国总统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在以后的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2000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对华正常贸易关系法案。2001年11月11日，在多哈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议，一个月后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进入了世界多边贸易体系。

在美国政界辩论是否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脱钩，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以及是否允许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领袖和异见人士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在报纸和电视上，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支持将人权问题和贸易脱钩，有些人强烈表示反对。二十多年后，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和它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及加入WTO的条件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治状态的演变却出乎所有人的期望和预测。中国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反而借助其庞大人口和经济体量，向自由世界摆出了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美国政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没有兑现它加入WTO时的承诺，没有遵循WTO的规范，当初支持中国加入WTO或许是一个“错误”。

我不知道在辩论人权问题和贸易脱钩，以及允许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海外民运领袖和异见人士参与的见证和游说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至少应该看得清楚，西方世界放弃了对中国政治变革施加压力的手段，是一个错误；那么，我们更应该承认，海外民运人士当初支持人权问题和贸易脱钩，支持让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错误。现在，是认错的时候了。

在当初支持和反对的知名人士中，都有我的朋友。我在此丝毫不打算批评和指责什么人，也不愿意赞扬什么人，因为这都毫无补益。但是，流亡海外，致力于中国民主变革大半辈子的朋友们，如今应该有一种反省的意识，应该回顾与思考，当初为什么会错了，并且能够说出，We were wrong，terribly wrong！

“中产阶级理论”的失效

在当初辩论人权和贸易是否应该脱钩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理论影响很大，那就是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动力。根据这一理论，所有的民主国家无一例外都有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的支柱，出于自身利益的保障，有最清晰的权利意识，最稳定的民主要求。他们有较好的生活状态，较高的教育水平，所以也有较高的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中产阶级纳税，投票，参与社区和国家事务，既有实力又有意愿，是天然的民主派。这一理论还有反证的证据，凡是不民主的国家，都缺乏有一定体量的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太少太弱，就缺乏民主实力，民众缺乏民主要求和民主意识，也缺乏实行民主的能力。最后，这一理论还有“转型证据”，根据对六十年代后从专制国家、威权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的转型过程的研究，当经济增长导致中产阶级力量增长时，民主政治的动力就产生了。台湾、南韩、西班牙等国家的民主转型，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例子。

我记忆犹新的是，这一中产阶级导致民主转型的理论，至少对我影响很大。中产阶级导致民主转型的理论，是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如果不是充分条件，那么还必须有什么别的条件才会促使民主转型，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曾经产生过疑虑。六四事件后的中共政权，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行将灭亡的腐朽政权，而最惠国待遇和经济发展，是这个政权的救命稻草。帮助它发展经济，是不是帮了中共的忙，是不是为中共延命而绝了民主转型的路？

和中产阶级理论相呼应的，是美国政界的一种engagement的观点，这是依据苏东变化而引出的策略，为了促使共产主义政权变革，应该和共产主义国家交往，而不是封锁隔离，engagement或导致变革，苏东波就是一个证据。

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变，是鸡和蛋的关系吗？在鸡和蛋两者都还没有的情况下，能不能先养一只乌鸦，乌鸦长大了或许会生出一颗鸡蛋来？

二十年后，乌鸦快速长大了，变成了一头秃鹫。现在，事实证明，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民主力量同步增长的理论，在中国失效了。中国人民用血汗创造的经济实力，没有成为民主的力量，反而是专制政权向世界进攻的力量。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要求民主，不是民主政治的动力？我们应该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

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代价

当初支持将人权问题和贸易脱钩的理由中，有两项现实的考虑。其一是美国本身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态势，当时的认识是，经济全球化也是美国经济的需要，如果美国一味对抗全球化，就会让美国的竞争者欧洲日本等获得额外优势，长此以往美国就会在经济上失利；其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而这是积贫已久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我相信在支持脱钩的中国民运人士中，这一思路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不仅是现实考量，而且满足了我们自身的道德感。

与此对应的，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实用主义哲学。六四事件后，中共的镇压遭到全球谴责，邓小平要求中共政权在世界事务上进入一种防守姿势，这就是所谓“韬光养晦”的方针。我们还记得，那个时代西方民主国家和中国的贸易与人权问题的game rule是，在欧美有求于中国的时候，比如要中国买飞机的时候，中国就挑逗美国和欧洲竞争；在中国有求于欧美的时候，中国就在人权问题上做个姿态，给欧美领导层面子，释放若干著名政治犯。这样的人权和贸易交易，中国做的是无本买卖，它根本就不打算从根本制度上改善人权状况，它如果不抓人反而会缺了筹码。

当时支持脱钩的人都以为，苏东波以后全球共产主义进入了一去不复返的临终弥留状态，已经不可能养成冷战时期共产阵营的实力，再也不会有力量和自由世界对阵。西方人和中国民运人士，就是这样来理解“韬光养晦”的。现在，二十多年后，我们应该能看清，“韬光养晦”根本不是认输投降的意思。如果说，西方人从字面上看不出邓小平提出这一方针时的内心世界，从中国文化中过来的海外民运人士，理应听得到邓小平要全党“韬光养晦”时那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切齿之声。可惜，民运人士没有让美国政界了解，中共是不会放手他们打下来的江山家业的。毛泽东的“宁可死几亿人”的话不是说说玩的，他真的会那么干，而从邓小平江泽民到今日习近平，在这一点上一脉相承。

在中美经济关系上，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后，中国不仅没有走上民主转型道路，反而转向了对自由世界的进攻，而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原有的绝对优势却已不再。今天，你即使重新把人权问题和贸易挂钩，中国也不会给你面子释放政治犯了。

We were wrong，terribly wrong！

我其实并不十分悲观。人只有吃了亏，才会变得聪明。从人权问题和贸易脱钩，到WTO，美国和西方世界事实上是上了一个当。中国在进入WTO的时候就没有打算恪守承诺，对于它来说，任何规则都只是用来寻找漏洞，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独有优势。它只不过是在卧薪尝胆，等着君子报仇。到了习近平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有力量了。而美国在连吃哑巴亏之后，终于意识到，当年的一厢情愿，原来是一个“错误”。

而海外民运人士，是从中共的炼狱里过来的人，是熟悉中共性格和中国文化的人，本来可以比西方人看得更清楚。迈阿密的古巴流亡社区从来就坚决地强烈地反对美国政府和古巴共产党政权作出任何妥协。为什么中国的海外异见群体会有那么多人看走了眼？

现在，是认错的时候了。我希望，当初你用什么方式支持了脱钩，现在就用同样的方式来指出脱钩的错误。当初你在国会作证支持脱钩，现在就争取到国会作证说明脱钩是错误的。当初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支持了脱钩，现在就再在电视上报纸上证明脱钩是一个错误。我希望，当初你有勇气支持脱钩，现在就拿出勇气来说：We were wrong，terribly wrong！

谢选骏指出：“现在，是认错的时候了”——这样的呼吁似乎很好。可是，这个句子连一个主语都没有，真不知道谁该认错？既然不能追究责任，历史还会重演的啊——所以近代中国既然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为自己的食指负过责任、献上人头，中国的事情就始终无法走上轨道，由此革命永远不能结束，宪法就只能是一张废纸。

附录

《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

为修改《1992年香港政策法》及其他目的。（To amend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 and for other purposes.） 

制定者

第116届美国国会 

立法历程

美国参议院提案：S. 1838， 马尔科·鲁比奥， 2019年6月13日

委员会审核：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美国参议院通过：2019年11月19日（一致同意）

美国众议院通过：2019年11月20日（417–1）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英语：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是一项现正审议中的美国国会法案，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联席主席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分别提出。美方指出立法目的是为重新履行对香港自由民主的历史承诺，以及建立惩罚机制针对在香港或中国内地压制基本自由的政府官员；而中方及香港亲建制派则认为法案是以香港作为棋子来牵制中国，及维护美国及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安全及自身权益。

该法案自2014年11月提出至2019年9月提交国会表决期间经历四次修订，由于该法案与1997年生效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均为美国国会草拟的对外政策，因此该法案属美国国内法及美国内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于2019年9月25日分别通过各自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连同限制向香港出口防暴装备的《保护香港法案》一起提交国会表决，众议院在美国东岸时间10月15日下午（香港时间16日凌晨5时）以口头表决方式一致通过该众议院版本法案。同年11月19日，参议院审议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一条限制向香港警察出口弹药的法案，在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先后发言后，两法案在无须表决下取得“一致同意”通过。11月20日，众议院以417票赞成、1票反对大比数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待总统特朗普签署后方可正式生效。

基本背景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早于2014年11月雨伞运动中期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第一版，内容仅有要求国务卿恢复每年就香港情势向国会提交《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 以及要求总统向国会保证香港享有足够自治来支持给予特殊待遇。惟因接近会期届满未能审议。

香港社会运动人士黄之锋在2016年11月到访美国国会，并会见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联席主席马尔科·鲁比奥、参议员汤姆·卡顿等国会人员会面要求重提法案。会议后鲁比奥和科顿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惟同样因接近会期完结而无疾而终。 

审议过程

提案背景

2019年6月12日：香港有群众包围立法会，强烈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警方被指使用过分武力驱散示威者。国际特赦组织表示掌握警方滥用武力证据，并发表了公开报告。

2019年6月15日：有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政府及警方被指因为顾忌正在进行中的G20峰会，没有采取武力行动。翌日，马克罗·鲁比奥再度重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2019年7月8日：有网民发起白宫联署，要求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联署于六日内超越十万人。

2019年7月23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就香港局势发言，表示“世界正在看着”。

2019年7月30日：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参议员帕特·图米表示支持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2019年8月6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表示国会内民主党和共和党会继续站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港人身边，承诺日后国会复会后，跨党派议员将开始推进《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立法工作，以保障香港的法治和民主自由。

2019年8月12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就香港连串示威发表声明，表示国会会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损害香港自治的官员。

2019年8月13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谴责针对香港人民的暴力持续升级，并将推动通过国会两院和两党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重申美国面对北京的镇压致力于民主、人权和法治。

2019年8月16日：马克罗·鲁比奥对于中国持续威胁香港发表声明，承诺游说国会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排入议程及举行听证会

2019年9月1日：美国共和党海外事务组织副主席俞怀松则在推特发文说，联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已计划在参院本月复会后，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排入议程。国会复会时，安排表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而法案已经获得共和民主两党支持。

2019年9月8日：二十五万人参与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集会”，其后则自发流水式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请愿通过该法案。

2019年9月16日：美国国会议员马克罗·鲁比奥接受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访问，表示已经亲身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达成共识，并认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没有受到任何阻挠，预期法案将会在白宫与国会轻松通过。

2019年9月17日：美东时间周二（9月17日）上午10点，黄之锋与何韵诗等人对于香港现况在美国国会华盛顿举行听证会作证。

2019年9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联合两党议员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国会将于下周审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2019年9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分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期间众议员史密斯提出修订要求美国定期点名、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人。

2019年9月26日：早上10:45，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有关“香港紧急局势：确保自由，自治和人权”的听证会。

2019年10月14日：十三万人参与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集气大会”，促请美国国会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参众两院表决

2019年10月15日（香港时间10月16日），美国众议院以口头表决形式一致通过众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通过《保护香港法案》禁止向香港出口催泪气体和橡胶子弹等人群管制装备，避免被香港警方利用作残酷镇压抗争者。同时又以口头表决形式一致通过决议“承认香港与美国之双边关系、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预香港事务和支持香港人示威权利”。

虽然法案于10月15日在众议院获一致同意通过并转交参议院审议，参议院却被指罕有地对众议院一致同意的法案迟迟未定出表决日期，至11月初更传出法案要延至2020年春天才能通过，但在11月11日发生西湾河开枪事件后，香港的局势及人权状况均出现急剧恶化，其后香港警方围攻大学校园先后触发香港中文大学冲突及香港理工大学冲突，参议院因此加快审议相关法案，参议院版本的法案获正式提上议程，并于11月14日启动“热线”机制，按机制当有关法案通报予各参议员后，只要在指定时间内没有任何参议员提出反对，便可跳过辩论及投票表决的程序，有关法案将被视为获参议院全体议员一致同意通过。随后在11月19日的参议院会议上，参议院版本的法案获一致同意通过。

因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了不同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因此在提交总统签署前，参众两院须要通过“和解程序”协商一个合并版本再进行表决。由于众议院和参议院正分别由民主党及共和党掌控，在通常情况下，两党分别控制的两院在协调法案时，常存在政治角力并导致时程延迟，但在本法案却罕见地出现迅速及有效的跨党派合作，众议院决定采纳参议院的法案版本以节省合并法案版本的协商时间，令法案的表决时程加快，以便赶及在国会长达一周的感恩节假期前完成两院的立法程序。众议院随即于翌日（11月20日）就参议院的法案版本进行记名表决，并取得417票赞成、1票反对的大比数通过。

11月21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跨党派议员的见证下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文本随即由国会送往白宫并递交给总统特朗普，由总统签署生效，或在10天内使用总统否决权，并将法案发还国会再次表决。

法案内容

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权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包括继续被视为独立关税区（已改列入《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并已通过）；如果香港日后就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相关”的法例立法，美国总统及国务卿会审视相关法例，是否抵触《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市民及外国居民的人权会否受到限制；如果有香港市民因为参加抗争而被政府拘捕，美方不会以此为由拒绝批出学生或工作签证，美国方面会指令领事馆，维持一份活跃名单，纪录一些被中港政府扣留、拘捕和针对的人，而美国官员会与想法相似的国家合作，呼吁他们采取类似的行动，对待被捕人士；方案提及香港的政改进程，希望确保香港选民可以有权利透过普选选出行政长官和所有立法会议员。草案内容明确指出，会支持香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选项”，即是香港选民可以“自由和公平地提名及投票”，并在2020年能够公开直接选出全体立法会议员及行政长官；美国商务部会在180日向国会委员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是否足够地执行美国针对敏感军商两用出口管制法例，以及美国或联合国对朝鲜或伊朗所实施的制裁。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相关部门会检视有没有相关产品，经香港转口，以及用作大规模监控及“社会信用”系统。草案特别提到，中国可能利用香港作为独立关口，可能会以大湾区之名，利用香港成为中国输入敏感技术的管道；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一份制裁人员名单，这些人被指打压香港基本自由，有可能被冻结在美国的资产或拒绝入境。这份名单列明的是针对那些有份参与，把个别人士引渡到中国大陆被监控、掳走、扣留、虐待或被迫认罪的人。草案提出的例子包括铜锣湾书店的桂民海、李波、林荣基、吕波、张志平以及以香港为基地的《新维周刊》和《脸谱》创办人王健民和呙中校。

美国国内意见

众议院

民主党 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国会内民主党和共和党会继续站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港人身边，期待美国国会迅速推进《法案》立法工作，承诺复会后将开展跨院跨党派法案的立法工作，以重新确认美国对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承诺。又补充指当香港面临北京打压时，美国会捍卫香港民主、人权、法治，也会着眼禁止向香港警察出售弹药和控制人群的设备。

民主党 民主党籍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及众议员麦克高文：于2019年6月在Twitter表示，将重新提出《法案》。

共和党 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版本的主要起草人，他指中国违背承诺已经是“常规”，这个情况亦在香港上演，通过《法案》能够让美方作出有意义的作为。

共和党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马西：在2019年11月20日众议院417票对1票的表决中，他是唯一投反对票的众议员，不过马西向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国会记者伯德（Haley Byrd）发出的Twitter称“我90%同意法案，但不曾投票支持制裁一个主权国家。”

参议院

共和党 共和党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2019年11月18日表态推动《法案》，并促请总统特朗普为香港示威者发声，认为全世界都应该从特朗普的口中，直接听到美国与这些勇敢的男女站在一起。他又称特朗普政府不须等到《法案》通过，都可以用现有的工具，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人。

民主党 民主党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参议院应尽快讨论法案，要求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国会9月复会后尽快提出相关议案，指一个获跨党派支持的议案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明确信息。

共和党 共和党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在11月19日的参议院会议上批评北京称《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已是不重视法治。

共和党 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参议院版本的主要起草人及推动者，他在9月初敦促中共坚持对香港自治的承诺，停止暴力威胁，避免局势恶化，再次呼吁国会通过《法案》。鲁比奥在11月19日的参议院会议上称《中英联合声明》保障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香港的自治及自由在过去几年不断遭受蚕食。他并举例称部分反修例示威者受到黑社会人士袭击；香港法院裁定《禁蒙面法》违宪后，却被北京质疑无权裁决；特区政府并威胁取消即将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均显示北京正将香港由“一国两制”推向“一国一制”。

美国国外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出该法案的条文意图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内政和挑战国家主权及一国两制的底线，并对此表示不满。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重推《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的态度。耿爽表示如法案最终通过成为法律，将会影响中美关系，亦会影响中方和美国自身的利益，中国会采取措施去反制美国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指出，威胁在美国国会推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严重违反法治精神，“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美方通过该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表声明，就通过该法案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再次发表谈话，认为该法案罔顾事实、混淆是非、违反公理，玩弄双重标准，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负责人均发表声明，亦就此议案通过表示反对。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柯有为，就此议案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及建制派

Regional Emblem of Hong Kong.svg 特区政府：香港政府发稿回应，批评外国议会没确凿证据证明内地机构曾跨境执法，就提出草案，“旨在干预”香港事务，港府不能接受，并表示极度遗憾。

建制派发表联署声明，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受理《法案》并无必要，只是为响应“祸港代理人的号召”， 作为粗暴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及为其代理人在香港争取政治筹码的手段。

36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联署声明，批评美国“打着 ‘人权’和‘民主’的幌子，以香港作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打击中国和平发展的错误做法。”

新民党 新民党叶刘淑仪：美国国会立法程序与香港不同，程序较复杂，不担心《法案》在短期内通过。

自由党锺国斌：《法案》是无必要，指出《法案》会否获通过要视乎香港未来一个多月的变化和能否解决当前风波。

民建联曾钰成：《法案》未必可以威胁中央，更有可能招来反效果。

民建联李慧琼：《法案》过分紧张、没有必要，若法案通过后，相信中国大陆和香港政府会有反制措施。

商人何柱国：指香港几名“港独分子”，游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是极其荒谬和是非颠倒的事情”，指驻港领事若支持暴力活勤，“就如同支持港独”，不应在香港伤口上撒盐，或试图火上加油。

民主派

 公民党陈家洛：有关立法程序冗长和涉繁琐修订，要获参、众两院通过，再交美国总统签署确认。即使通过《法案》，亦未必落实制裁中共高层，港人不必太高期望。

Demosisto Logo.svg 香港众志黄之锋：黄认为今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联手提案，证明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是跨党派共识，希望尽快完成审议。中秋节当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座谈会上呼吁各界关注香港人的抗争，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公专联莫乃光：要求香港在2020年前普选立法会，程序上难做到，但美方仍把条文写入草案，反映关注香港民主发展情况。

 教协叶建源：美国对港关注现时一定是有史以来最高，相信美方不少议员亦希望有所行动，相信《法案》通过机会较大。

民主党 民主党涂谨申：美国国会很大机会将有至少三分之二议员，赞成通过《法案》。

媒体

亲政府媒体或支持政府媒体

香港01发表评论称不少人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寄予厚望，除了因对法案内容认识不足外，也因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香港文汇报社评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视为是2019年中美贸易战为美方增加一张强而有力的谈判牌，誓要将香港卷入大国博奕的棋台上。还忠告香港人不要再给一些政客煽动去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这些行为只是用石子扑自己的脚，最后受伤只是自己，最后，还警告一些反中乱港的港独份子，不断透过美化暴力，将暴力英雄化，时辰一到，也会车毁人亡。

反对政府媒体或思维较接近泛民主派媒体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正式在2019年11月19日下午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法案，代表了2019年全香港人的整年抗争、示威、集会没有白费，赢得自由世界的掌声，法案通过代表港人追求真正民主、自由、公义是全世界人民一起追求的核心价值，只有独裁社会、威权社会的地区或国家才害怕这条法案的出现。

谢选骏指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面光鲜，但是关键在于如何落实执行。如果“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20多年前的“最惠国法案”一样无法落实甚至无疾而终，那它就和“共产党中国宪法”一样都是废纸一张了。

谢选骏：政治包养与海外民运

《政治包养冲击中共执政之基》（乌友之声 2009-4-21）报道：

最近几年，官商勾结日益严重，一些势大财雄的商人，已经不满足于与官员的勾勾搭搭，开始寻找一些能力出众、形象较好的年轻官员，进行政治包养，出重金找关係暗助这些年轻官员升官，从而进行政治控制，获得更大的利益。西方国家通过有计划的培养培植，已在中共内部培育了一批政治代理人，这些人佔据要津，表面上为国为民，实际上处处为西方说话，向西方输送利益，这在金融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来大力提倡提拔年轻官员，并特意指出，一些年轻官员不重视道德修养，沦为别人豢养的「家奴」。习近平所指，实际上另有深意。

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大将面临大换班，不仅最高层要换，而且省部级都要大面积更换。目前距中共十八大只有三年时间，省部级官员的调配，实际上已摆到议事日程。事实上，近期已有一大批省部级官员年龄已届退休，比如地方上有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内蒙古区委书记储波、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等，而中央机关有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这些位置都需要新人顶替。

习近平作为下届中共领导核心，自然希望将年轻干部的选拔工作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藉机组建自己的班底，在接班时能够保驾护航，所以，习近平三番两次提到选拔标准是要思想过硬，本领过硬，道德过硬，目的就是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真正能找到一批治国理政的能人。

酒色财气 投其所好

当然，最近几年中共官场的风气每况愈下，官商勾结日益严重，一些势大财雄的商人，已经不满足于与官员的勾勾搭搭，开始寻找一些能力出众、形象较好的年轻官员，进行政治包养，出重金找关係暗助这些年轻官员升官，从而进行政治控制，获得更大的利益。习近平亦曾指出，很多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官员，往往也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士关注乃至苦心经营、倾心「投资」的「潜力股」。这些别有用心者往往利用年轻官员缺乏社会经验的特点，「对症下药」，用「酒色财气」包装的糖衣炮弹对付他们。

当年厦门远华案的赖昌星对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便是如此，庄如顺还是一个副处长的时候，赖昌星便积极与其结交，并且一路助其升官，送车送女人，投其所好，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赖昌星之所以能出逃成功，也是庄如顺的通风报信。

而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黄光裕与郑少东的关系，也是同出一辙。当郑少东还是一名局长时，黄光裕便发现郑少东前程远大，凭藉老乡关系拉拢，并花重金帮助郑少东打通仕途的各个关节，使其官运亨通，两人终成莫逆之交，郑少东也心甘情愿为黄光裕所驱使。

政治家奴 政治汉奸

商人如此，一些官员也是如此。很多地方官员为了权力能够世袭，任用私人，用人唯亲，甚至将自己的子女提前安排到各级团委进行「卡位」，以方便今后进行火箭式提拔。较早之前就有媒体揭发，辽宁有一个城市的团市委班子成员，其父母亲多是该城市的市委班子成员，也就是说，团市委的职务，由市委领导的子女们集体接班了，这种政治世袭制，恐怕也是中国特色了。

当然，政治家奴纵然可恨，但政治汉奸却更加可恶。实际上，西方国家通过有计划的培养培植，已在中共内部培育了一批政治代理人，这些人占据要津，表面上为国为民，实际上处处为西方说话，向西方输送利益，这在金融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西方一直寄希望在中共第四、第五代，盼能颠覆中共政权，如果这些政治汉奸进入高位，西方的图谋恐怕真的要实现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担忧国内官场的政治包养，不知海外民运其实也有政治包养——因为海外民运主要就是从国内官场分化出来的。

《金坚：官商勾结？官商结盟？政治包养》（阿波罗新闻网 2011-12-11）报道：

自十月中旬起，中国各大媒体纷纷披露山东青岛市警方大地震的消息。因牵涉青岛“黑老大”聂磊案，青岛警方已有数十名处级以上警官被捕、被双规，包括两名公安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团委书记和三名大队长、副大队长，普通民警涉案者更多达百余名。这些涉案的警方人员，或与聂磊一夥是“铁哥们”，或乾脆就是在聂磊的直接“关照”下被提拔重用的。这么大的一个国际知名城市，黑社会与公安警察相勾结，“烂”成这样，中国民众在震惊和心有余悸之余，无不对自身安全、社会安定乃至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因为青岛市警方的“烂掉”，是整个中国现状的缩影。 

自十月中旬起，中国各大媒体纷纷披露山东青岛市警方大地震的消息。因牵涉青岛“黑老大”聂磊案，青岛警方已有数十名处级以上警官被捕、被双规，包括两名公安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团委书记和三名大队长、副大队长，普通民警涉案者更多达百余名。这些涉案的警方人员，或与聂磊一夥是“铁哥们”，或乾脆就是在聂磊的直接“关照”下被提拔重用的。这么大的一个国际知名城市，黑社会与公安警察相勾结，“烂”成这样，中国民众在震惊和心有余悸之余，无不对自身安全、社会安定乃至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因为青岛市警方的“烂掉”，是整个中国现状的缩影。

官商结盟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在手握经济决策权、主导权的同时，也直接、间接参与经济活动。中国各级政府这种“裁判兼球员”的身份在西方先进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各级政府不仅拥有制定经济法规的权力，更有任意解释和随意废除经济法规的权力，即“政府就是法律”。在中国，纯私人的资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参与经济竞争的权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双轨制”的长期存在，私人资本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必然极力巴结拉拢手握经济生杀大权的各级政府官员，官员们更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官、商一拍即合，“官商勾结”成为“中国国情” 下的必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商勾结进入了“官商结盟”的更高级阶段。从仰融案到杨斌案，从赖昌星案到陈凯案，从逆宏观调控而“顶风作案”的戴国芳案到金融大盗国洪起案，再到金融大鳄冯明昌案，“官商结盟”操作的规则是：资本家以钜额贿赂打通权贵之门，权贵们又以国家资本为资本家制造“亿万富翁”的品牌。

官商结盟利益丰厚，但处处漏洞，且官员周围眼红者、欲取官位代之者更比比皆是。於是，每个出事富翁的落马都会卷起巨大的漩涡，吞噬掉众多高官，这已成为中国商场与官场共有的一条铁律。与其说这是资本的原罪，不如说是制度的原罪。

官商结盟的另一大特色是：官对商的保护和庇佑并不仅仅停留在利用手中的权力上，而是已向政策和法律层面拓展。黄光裕被拘押一个多月后，查明的涉案人、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的郑少东，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帐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郑的这番话显然是意有所指，希望他的“慎拘论”能同样适用於黄光裕案，或梦想用“慎拘论”对黄光裕案施加影响。

无独有偶的是：黄光裕案的另一涉案人──前全国政协委员、前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是二 ○○九年“两会”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实行特赦的建言者之一。中国公安系统的高官都是在毫不留情地打击罪犯的环境下成长并得到提拔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慎拘论”和特赦建言，不是为黄光裕及他们自身开脱，又是为了什么？

政治包养

官商联盟的更高“境界”是“政治包养”。中国一些财雄势大、眼光长远的商人资本家，深谙“足球从孩子抓起”的真谛. 他们寻找年轻且能力出众、形象较好的官员，出重金暗助这些官员升官，曰“长期投资潜力股”，以便在将来获取更大的利益。以“政治包养”的方式爬上权力高峰的官员，有把柄被人攥着，形同台上牵线的木偶；加上感恩戴德心态的驱使，只能处处维护已对他先期投资的商人资本家的利益，不然他的官位可能在一夜之间失掉。

当年厦门远华案主角赖昌星对时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就是如此暗中资助的。当庄如顺还只是一个副处长时，赖就积极主动与庄结交，送钱送车送女人，投庄之所好无所不用其极；并一路用金钱暗助庄升官。赖昌星在案发后能成功出逃，就是因为庄如顺及时通风报信。

黄光裕与郑少东的关系也是如出一辙.当郑少东还是一名局长时，黄光裕便看出郑少东前程远大。黄凭藉老乡关系积极拉拢郑，并花重金帮助郑少东打通仕途上的重重关节，使郑官运亨通，黄郑两人也最终成为莫逆之交，郑也心甘情愿为黄所驱使。

就连习近平都知道“政治包养”的危害。网上曾报道过习近平的一段话：“很多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官员，往往也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士关注乃至苦心经营、倾心‘投资’的‘潜力股’。这些别有用心者往往利用年轻官员缺乏社会经验的特点‘对症下药’，用‘酒色财气’包装的糖衣炮弹对付他们。”

制度的缺陷，体制的原罪

官商勾结、官商结盟、政治包养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包括美欧日这些先进国家。但在这些国家的国会、强大的舆论和严格的法律法规规范下，官商勾结、官商结盟、政治包养都被控制、局限在可控可忍受的范围内。而在中国，橡皮图章人大和政治花瓶政协均无真正的监督权、监察权；公检法这些国家公器都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自然在处置同党同僚上；舆论、人民的知情权更是受到种种钳制，以致官商勾结、官商结盟、政治包养的坏事丑事，绝大部分都被隐藏在层层厚厚的帷幕下。有很少一部分因某种原因（如分赃不均）被揭露出来，举报者或遭杀身之祸，或被国家机器以“泄露国家机密” 之罪堂而皇之地打入大牢。直到纸实在包不住火时，造成的损害损失早已是瞠目结舌了。

中国现行制度的缺陷或曰体制的原罪也毁掉了一大批原本不错的人。在上述的聂磊案中，涉案的各级公检法人员如此之多，以致青岛的公安系统要重起炉灶。很多涉案的警方人员或是破案高手、业务骨干，或曾是“青岛十大傑出青年”。如此之多知法犯法的公安人员涉案，固因人性的弱点，更因“大环境”所迫。当你周围的人或被黑社会买通收受了黑钱，或是在黑道“大哥”的关照下提拔起来的，只有你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周围的人会防范你、排挤你，你在这个圈子就呆不下去。你要么选择离开，要么选择同流合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一党执政长达六十余年的中国“国情”是：中国始终徘徊在世界贪腐国家排名的前列，官商勾结、官商结盟成为中国人似乎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噩梦。以太子党为代表的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早已拥有强大的势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他们早已编织了一张从中央到地方盘根错节的巨网，胡温政府对他们束手无策、无可奈何（讽刺的是胡温自己的子女就是太子党）。中国的政治现实是：谁若胆敢真正拿既得利益集团开刀，即使权威如党总书记，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暗杀或发动政变赶下台。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势力可不是当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可以比拟的。

谢选骏指出：多年事实证明，海外民运经常配合国内官场起舞——他们事实上组成了里应外合的联合舰队！因为二者的互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包养的产物。

谢选骏：全世界独裁者控制了美国之音

《川普似乎暗示会否决<香港法案>引发强烈反响》（2019-11-22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早些时候似乎暗示他将否决国会两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很多国会两党议员立即强烈反弹。不过，也有舆论反应慎重，提出应看到美中共存和共生的现实。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11月22日星期五发表的声明说：“不要搞错。川普总统的话不代表美国人民或国会对习主席对香港人民压迫政策的想法。川普总统一如既往地对习主席毕恭毕敬，对一个许诺要对中国强硬的人来说，这显得更让人匪夷所思了。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强硬也将帮助我们打赢贸易战。”

新泽西州民主党籍众议员比尔·帕斯克莱尔的声明说：“川普重申，他不会因中共暴力镇压勇敢的香港抗议者而批评中共。这种说法真是难以置信。”

俄勒冈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里（Jeff Merkley）说：“国会共和与民主党人同声明确表示，香港（政府）压迫其居民人权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川普需要签署这项立法（《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成为法律，川普应该骄傲地采取这样的行动，公开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

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 （Rick Scott）表示：“这将是一个错误。国会大声和明确地表示，我们与香港站在一起。我们大家应当团结在一起，异口同声地支持香港人民，反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人权的践踏。这比贸易协议更为重要。” 他表示，川普拒绝签署将铸成大错。

在美国的时事评论员冯胜平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基本上代表的是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益。华盛顿基本上是一个右派集团，鹰派占据上风，以国会和一些智库所代表。川普和他们不是一个路子的。和中国有亲美派、反美派一样，美国有比较亲中的华尔街金融集团，以及国会的右派集团。川普在两院无异议通过香港法案的这种压力下，他更多的是在代表华尔街的利益。”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资深编辑詹姆斯·帕尔默发表的题为“川普背叛了香港抗议者”的文章说，“作为个人，川普对人权和言论的兴趣是零，川普的个人本能就是独裁，这在他反复支持酷刑、赦免战犯、攻击媒体等方面可见一斑。他甚至都不假装在乎这些。他和中国过不去，完全出于其保护主义的本能，而不是什么政治原则”。文章还说，“川普的政治观对北京非常有用。他沉溺于别的领导人对待他的方式，对他越加献媚就越好。这就使川普感觉，同习近平这类独裁领导人打交道，要比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舒服得多”。

不过，冯胜平强调，要以现实的眼光认识美中两国独特的地位，并以这种眼光看待类似《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美中贸易协议这类当下具体问题，不能反复“误判对方”。针对如何看待美中关系，他说：“我没有什么立场。我想中美之间最后能够找到一条最适合这两个国家发展的路，这就是一个共生的路，没有谁能够灭掉谁。也可以说，谁也离不开谁。中国现在实际上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民族主义。美国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叫声中，也不愿意失去老大的地位。”

美国之音还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盛顿军界人士，他表示，此时总统如何思考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川普使人感到他会否决这项法案，但是也不排除，川普在巧妙处理眼前局面：“如果站在总统的角度，川普也许会对中国说，‘我会否决这项法案’，然后要求参众两院对法案做某种‘装饰性修改’，接着就签署这项香港法案”。

谢选骏指出：从美国国会的角度看，现在全世界独裁者事实上已经控制了美国之音——因为，它竟然和代表美国民意的两党一致的国会意见大唱反调！这是因为地皮川普总统作为全世界独裁者安插在美国的一根搅屎棍，正在从自由民主的堡垒内部攻破美国——通过这位逃避军役的花花公子，全世界独裁者变相控制了美国之音。

《川普否决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几率有多少？》（2019-11-22 看中国/唐柏桥）报道：

川普总统今天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节目《Fox & Friends》的直播访问时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没有就会否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态，却同时表示：“我们要与香港同行，但我也与习主席同行。”（We have to stand with Hong Kong,but I'm also standing with President Xi.）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很多主流媒体将此解读成，川普可能会否决该法案。我并不这样认为。

那么，川普为什么会说出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话来呢？因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不会同时在站对立的两方。他这番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最后会不会否决该法案？以下是我的解读：

首先，我不认为川普最后会否决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理由有二：一，如果他不希望该法案出台，参议院不会如此快速通过。因为参议院目前是共和党控制的，同为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该法案发起人卢比奥参议员不可能不事先跟川普充分沟通而冒然加速审议和通过。事实上卢比奥也已透露，他在推动参议院通过热线快速通过该法案前已经与川普联系，他认为川普不会反对该法案。很显然卢比奥从川普那里得到的信息比这些对川普充满偏见的媒体分析得出的结论更可信。

二，川普明年的选举至关重要，现在可以说是步步惊心，前有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的弹劾案调查，后由中共在背后通过他们在美国的代言人使梆子。他稍有闪失，就可能前功尽弃，甚至输掉明年的选举。目前对他来说，明年的选举是最重要的考量。输掉明年的选举，他要从根子上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理想就可能泡汤。而否决该法案就会让美国两党都感到不满，尤其是美国中间力量。在香港问题上，美国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香港人争民主的。美国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一半以上美国人认为香港应该独立。可想而知，美国人对中共在香港的肆意妄为多么不满。川普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信息。因此，此时公开高调否决该法案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我认为川普为了给习近平留一点面子同时不影响贸易谈判的进程，最保守的做法就是最后让该法案自动生效（注：根据美国法律，如果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了法案，而总统十个议会工作日内不反对，就自动生效）。

其次，我们来看看川普今天的重要讲话。他在谈到香港问题时，首先表示他必须（have to)站在香港人一边，然后才说他也站在习近平一边。请注意这前后的顺序和用词，前者用的是必须，后者用的是事实陈述。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情况下，他都会站在争民主的香港人一边，这是由美国人的价值观决定的，是不可动摇的。而站在习近平一边只是现在的态度，随时都可以改变。而综合他之前的数次表态，（注：希望习近平通过人道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不可以出兵镇压，否则就不会签署贸易协议。）已经明确告诉中共，如果中共军事镇压，他就会改变对习近平的态度。

川普这样说的目的是，一方面表明自己的立正立场，坚决跟香港人站在一起；同时牵制习近平，让他不铤而走险派军队直接镇压重演“六四”悲剧。正是因为川普及其川普团队的一些高参对中共邪恶本性非常了解，他才不得不采取这种边打边安抚的策略。现在中共在香港虽然也非常凶残，但跟直接军事镇压不是一回事，否则他们就不必偷偷摸摸让军人冒充香港警察了，警察开枪也不会成为特大新闻。了解“六四”大屠杀的人都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川普今天也把话挑明了。他说如果没有他的有效阻止，中共早就出兵镇压了，而且能在14分钟夷平香港。（注：我分析这个时间是中共告诉川普的，是为了表示他们很容易镇压香港，只是看在川普的份上没有这样做而已）事实上他将贸易协议与香港问题挂钩以及跟习近平的“朋友”关系，有效地牵制了中共，使得中共不敢冒然出兵，才得以让香港人争民主的运动能以持续。否则，如果美国不高调关注此事，手无寸铁的香港人是无法跟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暴政对抗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

总之，川普现在处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川普之前的几届总统让中共在国际社会坐大，同时几乎是敞开大门任由中共对美国各方面进行渗透和破坏。现在他要领导美国人阻止统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对外扩张和对内镇压，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在很多事情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随时做出调整。过程中也无法避免不尽如人意。希望大家尤其是反共人士能更多地给予理解和支持，而不是用放大镜不停地挑毛病。如果没有川普对中共的有力地牵制和打击，我们无法想像今天香港、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面对的局面。

谢选骏指出：也许全世界独裁者尚未控制了美国之音？也许川普总统不是一条完全彻底的搅屎棍？这到底是苦肉计还是连环计？到底是曲线救国还是沆瀣一气？一切都有可能。不过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其实早有前戏了，而且劣迹斑斑了。）

谢选骏：支付宝的“扶老人险”本身就是一个诈骗

《十万人投保背后，“扶老人险”扶得起道德吗》（《中国青年报》2015年11月13日）报道：

 

继彭宇案后，屡屡风传的“扶老人被讹”情节，一次次将“扶不扶”的拷问推到公众眼前。这一原本极为简单的选择题，如今成了一个涉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艰巨考验。有网民哀叹：“扶起了老人之后，谁来扶一扶社会道德？”

近日，支付宝上线的一款名为“扶老人险”的保险产品引发舆论关注，其究竟是为好人撑腰，还是借机炒作？舆论众口纷纭。

逾十万人投保“扶老人险”——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看到，“扶老人险”于2015年9月16日在华安保险天猫旗舰店上架，10月15日晚间在支付宝平台推出。据了解，该险种只需用户支付3元就能享受一年期的“扶老人险”。支付宝对该保险的介绍是：保障因老人等摔伤撞伤等意外，被保险人提供帮助后导致被误认为是肇事者，而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法律诉讼费用，赔偿限额2万元。保期一年，并赠送全年的法律咨询服务。

此保险一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刚一面世，网络舆论就议论纷纷。部分网民对“扶老人险”持欢迎态度，认为此险种的存在，是帮助人们规避被讹诈的风险，降低可能带来的物质损失，也让人们重新正视“扶与不扶”的问题；另有部分网民则认为，“扶与不扶”，体现的是人们的道德水平，无需保险保障，支付宝推出这类保险，不过是一次商业炒作的行为；更有甚者认为，此举“哗众取宠”，反而扩大了社会上的“扶老人阴谋论”，不利于道德标准的提升。

面对质疑，“扶老人险”的承包方——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记者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宣传人员表示，其第一反应是“没想到”：“可能由于支付宝这个平台的客户比较多，所以（该险种）一下子火了，一开始并没有预想到有这样的发展态势。”

“‘扶老人险’是一个责任险的产品。”这位华安保险品牌宣传人员向记者介绍道，由于近几年发生不少“扶老人被讹”事件，推出这个保险的初衷，是想让大家免除一些后顾之忧，让更多人安心扶人，提升对社会的信任度。“支付宝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支付宝除了这一险种，里面还有其他十几款险种。与支付宝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很普通的做法。”华安保险天猫旗舰店负责人沈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华安保险在1996年成立，也是一家比较老牌的保险公司，在成立二十年之际，才来做品牌炒作“根本就不需要”，造成这样的社会反响也是在意料之外。

对于部分网民提出“扶老人险”合法性的质疑，沈瑛也做出了回应，她说：“我们销售的保险都经过了中国保监会报批报备，没有经过保监会报批报备，我们不会上架销售。”同时华安保险天猫旗舰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购买该保险的人数已突破10万。

3元保一年，被讹后投保者该怎么办——尽管华安保险方否认“炒作”，但不少网民不这么看。其中一条理由便是，质疑此保险的可操作性。中国青年报记者随即联系了支付宝官方，其客服解释道，“‘扶老人险’如果不发生诉讼，就不会得到赔偿。”华安品牌宣传人员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若报警无法解决争端，则投保人需要有讼诉费的单据、证据材料、保单信息以及赔款接收账户等材料。材料齐全后，保险公司才给投保人相应赔偿。

同时，该品牌宣传人员也承认：“这个险种难以将’扶人’的是非曲直弄清楚。”其实，被讹，也不一定查无实据。据10月16日《人民日报》新论《九成真相率如何突围“扶人困局”》一文披露，截至今年10月前的149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件，80%左右的案件真相最终被查明，而最近两年，随着探头等设备的普及，真相查明率已超过九成。2014年以来的21个案件，有20个案件的实施真相通过监控或证人证言得以发现。而不少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被讹后，因担心不菲的诉讼成本而息事宁人。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认为，华安公司在支付宝上推广该险种，是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试图给扶老人行为一种支持的机制，让大家首先“敢做”这种救助的行为，做了也不至于因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设想是没问题的。”他说，支付宝通过保险的形式免去了“好人”们的后顾之忧，能够鼓励群众培养起健康的公德观念。杨伟东进一步补充，尽管如此，“现在个别‘扶老人’事件是非模糊，只有借助摄像头或者复杂的过程才会还原事实，令人叹息。所以，支付宝的尝试，不应仅止步于‘和稀泥’。如果想对社会道德起到更大的激励作用，就应把更多精力放在‘分清是非’之上。”

“扶老人险”，能否为道德保驾护航？——“扶老人险”是否涉嫌炒作暂且不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扶老人险”是否为社会道德保驾护航？“老人摔倒没人敢扶，去扶却遭到讹诈，如果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惯式，将会助长恶劣的社会风气，对良好社会公德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诸葛蔚东说。“该险种的出现，正是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人与人信任的缺失。”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谢立中在接受采访时说，“扶老人险”虽然不一定有助于人们提高道德境界，但也不至于会让大家的道德水平降低。“目前在社会信任较为缺失的情况下，‘扶老人险’作为一种不得已的应急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从长期来看，‘扶老人被讹’这种现象应该从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角度来解决，但从短期来看，具体到个人而言，确实存在风险。”北京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教授郑伟认为，这个保险的购买者多数为年轻人，从潜意识来说，他们还是有热情想去帮助老人的。“如果铁了心不扶，少惹麻烦，那也不必投保，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道德败坏现象没有想象中那样可怕。”

郑伟表示，“扶不扶”是道德问题，扶了被讹是法律风险问题，“这个保险产品就是为可能面临的风险，提供了一个风险管理和转移的工具”。最后，诸葛蔚东对媒体放大“扶老人被讹”事件表示担忧，认为易造成跟风效仿。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更认为，“老人倒地扶不扶”、“用保险来解决对不对”这些问题，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在他看来，“个别‘老人倒地没人扶，扶了就被讹’的事件，代表性并不强，属于个案道德问题，与经济、保险无关。”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傻瓜没有料到的是，扶老人险本身就是一个诈骗的设局——一人一年三元好像不多，但却被骗去了个人资料，支付宝里的窃贼偷着乐了。至于索赔，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已被交通警察成功陷害的人，又如何证明自己是“扶老人”而不是“撞老人”呢。

《支付宝推出"扶老人险" 为社会道德"投保"靠谱吗？》（2015年10月22日 新华网）报道：

近日，支付宝推出了一款名为“扶老人险”的险种。截至２０日晚间，投保人数已超过５万，“８０后”和“９０后”是绝对的主力，其中“９０后”在所有投保用户中超过５７％。

“扶老人险”的推出迅速引发网民热议，对于这一为社会道德“投保”的保险产品，有人点赞，也有人拍砖。专家认为，要真正弘扬社会正气，还需从营造社会氛围和完善保障制度入手。

支付宝推出“扶老人险”出于什么目的？

【网友提问】“扶老人险”一经推出，网友便大呼新鲜，除了对“保什么”感兴趣之外，最关心的就是支付宝为什么要推出这款“另类”的保险。

【记者调查】记者采访了解到，“扶老人险”保费为３元，保期一年。投保后，如果不幸发生“好心扶起受伤老人反而被讹”的意外状况，投保人最高可获得２万元的法律诉讼费用赔偿。除此之外，“扶老人险”还会赠送给投保人全年的法律咨询服务。

支付宝方面介绍，“扶老人险”属于个人责任险，而个人责任险是保险中一种比较常见的险种。由于该保险设定了触发保险的具体场景，并且通过互联网的渠道触达用户，所以保费比较低。

支付宝方面表示，此次和保险公司合作推出该保险，主要看重其社会价值，而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近年来不时曝出好心助人反而被误认为是肇事者的新闻，一些人甚至因此不敢再做好事。而数据显示，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此类纠纷较为有效，查明真相的概率超过九成，而且这一概率近几年一直在逐渐提高。但是，很多普通人对于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类事件并不了解，诉讼费也是他们担心的问题之一，“扶老人险”便是针对解决这些问题而推出的。

对于网友提出的“支付宝借社会问题炒作”的质疑，支付宝方面回应称“绝对不是”，推出此保险的初心在于立足于法律，这种方式他们认为是正确的。而宣传、教育等其他方式，支付宝也愿意在能力范围之内，和社会各界一同努力。

“扶老人险”该不该买？

【网友热议】“扶老人险”上线后，支付宝官方微博发布相关内容，在上线当日转发超过４０００条，网友的态度也鲜明地分成两种。

一部分网友认为，“扶老人险”的推出是好事，可以减少人们做好事时的顾虑。网友“踩花踏浪＿５３８”说：“果断买买买，有保障当然愿意做好事。”网友“艾传杰”说：“有人买这个保险证明善念依然存在，为买的人点赞。”

另一部分网友却认为，善行要靠保险来保障，感觉有些讽刺，该保险有污名化老人的嫌疑。网友“昵称不能太文艺”说：“孩子如果问大人为什么有这个险，该如何回答？这是何等的可笑。”网友“温泉冷水＿５４２”说：“这是在用扶老人这个社会话题来扩大知名度！”

【记者调查】“扶老人险”引发了社会热议，记者发现目前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有人支持，也有人表示不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市民们对该保险的看法也有很大分歧。在北京工作的“８５后”孔女士正考虑购买一份“扶老人险”，她认为支付宝的这种做法是鼓励美德回归的一种尝试。“鼓励大家做好事，不能只是嘴上说说，支付宝起码有尝试解决问题的姿态。”孔女士说。

但在深圳工作的李先生却表示明确自己不会参保。“做好事这种事情，主要跟品德有关，有了利益保底再去扶老人，总感觉事情变了味。而且我相信大部分老人并不会讹人，没有保险我也会去扶。”李先生说。

为社会道德投保到底靠不靠谱？

【网友提问】争议中，有不少网友发问，“扶老人险”推出后，对重塑社会信任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为社会道德投保到底靠不靠谱？

【专家解读】专家认为，扶不扶老人并不是简单的金钱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道德和公义的问题。

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可达认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扶老人险”可以鼓励人们在遇到事情时勇于站出来并伸出援手，这一点值得肯定。“但这种鼓励是以‘如果打官司’的心理提防为前提，一部分人即使买了保险，却将心思放在可能面临的官司上，真正遇到老人跌倒的情况也未必不会退却。所以‘扶老人险’对于社会公德的建设作用是有限的，这方面不要过分解读。”周可达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俞强在接受采访时说，之所以会有人买这个保险，是因为他们心里已经相信扶老人就可能会被讹诈，这至少说明他们对这个社会已经不信任。“一个对于做好事心存芥蒂的人，他还会去做好事吗？有了这个保险也未必能起到推进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俞强说。

俞强表示，希望支付宝这样的企业能够更多的致力于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发挥自身的社会效益，为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有社会学专家认为，金融产品为护航善举提供了一个途径，但要从根源上弘扬正气、增强互信，还需要多方努力，重建社会信任，营造一个互帮互助、充满真善美的社会氛围，同时通过制度的完善来保障好人好事，传播正能量。

谢选骏指出：扶老人险本身就是一个诈骗，新华社对此展开讨论，貌似公允，但其实是为此骗局做了广告。这正如1989年的口号所说——“新华社，说谎者！人民日报，天天造谣！”